中国法治文化

中国法治文化（精选12篇）

中国法治文化 篇1

一、“法治中国”的内涵

“法治中国”是一个上位概念, 它是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的角度, 概括出“法治中国”建设的立体建构体系。

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前提。法治国家建设重点要解决的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宪法和法律的顶层设计以及与法治相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

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和基本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或者主权在民, 坚持宪法法律至上, 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原则;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高质量的立法;政府权力来源于法律, 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和监督制约公权力;公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法治国家建设就是要解决政治国家运行的基本前提和“善法良治”等基本问题, 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供基本的法治前提和法治背景。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角度看, 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部内容应当是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法治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法治建设。其中,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共同推进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二、培育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中, 文化软实力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在国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人民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期盼良好的制度、法治、文化、生态环境。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 文化外交等方面明显滞后。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建设, 其中, 法治是各种文明建设的主线, 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 都坚持法治理念。

法治文化是一种公众共同认同的法治观念和价值判断, 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态度。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准绳的生活方式, 广大的群众通过养成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认同的生活方式。对法治文化的普及, 能将法治理念转化为我们全体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精神情感价值目标, 使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全民形成法治意识、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事理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因此, 营造法治氛围, 通过多种途径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是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途径

1. 执政党和政府首先要革除人治思想,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人民创造, 同时受益者也是人民群众本身。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基层组织还是党员干部, 应该带头守法, 坚持依法执政。政府及工作人员, 要强化依法行政思想, 让权力在法律框架内合理为民行使, 只有党和政府树立法治理念, 克服和革除旧社会的“官老爷”思想, 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党和法治政府, 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有威信的党和政府, 才能有令则行, 有禁则止。

2. 公民树立权利本位思想, 实现普遍守法

真正的法律要铭刻在百姓心中, 因此必须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 普及守法文化。这需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 在法律权利方面, 对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更加尊重, 在立法思想上, 逐渐从强调义务, 转变为权利本位。守法文化的建立, 使更多公民明确自己是法律保护的主体, 守法实际上是对法律赋予的公民自己的权利的维护, 因此这会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民众参与的基石。

3. 尊重和实施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文化

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母法, 因此, 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要严格遵守宪法。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见, 宪法的尊严不在于空谈和法条, 而在于真正实施, 具体落实。我国传统法制史没有宪法, 因此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必须加强对宪法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让群众了解宪法、尊重宪法、相信宪法、依靠宪法、遵守宪法。有关机关应该对宪法具体落实, 一方面制定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依法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的各项制度, 对人民的权利予以保护, 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和实施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文化。

4. 强化以公平正义为目的的司法文化

司法是法律体系最关键的环节, 司法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准则, 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司法就没有了意义, 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民心涣散。社会主义司法文化也必须以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坚守职业良知,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处理好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要明确司法是为了人民, 当人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必须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处理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的目的。要形成良好的司法文化氛围, 改变司法随意性, 加强法官、检察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文化。

总之, 法治文化是综合了一个民族传统和现实文化的精髓,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组成部分, 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 希望我们的国家、集体、大众都携手共进, 积极、科学地围绕发展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同时用法治文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明、进步、法治、和谐, 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法治文化是一种公众共同认同的法治观念和价值判断, 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态度。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准绳的生活方式, 广大的群众通过养成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认同的生活方式。

摘要：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经历了“依法治国”阶段, 现在正努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的提出, 既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在实践上将中国法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法治文化建立在法治化进程基础上, 同时又对法治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法治文化科学、生动, 将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个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途径

参考文献

[1]喻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J].法学论坛, 2012 (01) .

[2]许卫林.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的核心工程[J].社科纵横, 2010 (04) .

中国法治文化 篇2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40分）

1． 法律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这一提法源自管仲，且在(C)学说那里常被提及。A．儒家B．墨家

C．法家

D．阴阳家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A)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A．宪法

B．刑法

c．民法

D．经济法

3．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每年（D）定为国家宪法日。

A．9月4日

B．10月4日

C．11月4日

D．12月4日

4． 在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2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中，把人权的内容以“三大板块”细分为(C)。A．十项

B．十五项

C．二十项

D．三十项

5． “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的规定出自于(D)。A．《宪法》

B．《民法通则》

c．《刑事诉讼法》

D．《出版管理条例》 6． 下列法的形式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经一定立法程序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是(C)。

A．宪法

B．行政法规

C．法律

D．行政规章

7． 不同法的形式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下列各项中，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的是(B)。A．宪法

B．同级政府规章

C．法律

D．行政法规 8．“凭个人的智慧去治理国家，这是国家的祸患。”这句话是(A)说的。A.老子

B．孔子

C．庄子

D．孟子 9．“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此观点的提出入是(A)。A．邓小平

B．陈云

C.彭真

D．习近平

10．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这是(B)提出的见解。

A.商鞅

B．张居正

C．王安石

D．王阳明 11．“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话为(B)所云。A．老子

B．孔子

c．庄子

D．孟子 12．“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此话是(B)说的。A．周文王

B．周公

C．孔子

D．韩菲 13．“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这是民主革命的先驱(A)说过的一句话。A．孙中山

B．李大钊

C．陈独秀

D．廖仲恺 14．“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C)的名言。A．老子

B．墨子

C．孔子

D．孟子

15．在我国传统道德中，概括为“三达德”是指(D)。A．仁义礼

B．礼智信

C．知仁礼

D．知仁勇 16．在道德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区别不同道德类型显著标志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的是(A)。

A．道德原则

B．道德规范

C．道德范畴

D.道德概念

17．在我国提倡的一系列职业道德规范中，属于最基本或者最低层次要求的是(C)。A．诚实守信

B．奉献社会

C．爱岗敬业

D．办事公道

18．按照孔子所说，一个人如果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A）A．愚

B．绞 C．贼 D．狂 19．“道不同，不以为谋。”这句话出自（C）。A．《诗·小雅·大东》

B．《荀子·正名》

C．《论语·述而》

D．《荀子·尽天下》

20．朋友关系在中国古代属于“五伦”之一。在处理朋友关系时，古人讲求的是（C）A．义

B．序

C．信

D.别

二、多项选择（每题3分,共45分）

1.2000多年前，东方的(A)提出“奉法者强则国强”；而西方的（D）则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A．韩非

B．商鞅

C．苏格拉底

D．亚里士多德 2． 下列部门法中，属于私法的有(AD)。

A．继承法

B．税法

C．诉讼法

D．婚姻法 3． 中共十七大就提出保障公民“四权”，也有人把这“四权”称为新公民四权。该“四权”是指(AC)。

A．知情权与参与权

B．知情权与参政权 C．表达权与监督权

D．表达权与批评权

4．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规范解决社会纠纷的诉讼活动与非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包括(ABCD)。

A．刑事诉讼法

B．民事诉讼法

C．行政诉讼法

D.仲裁法

5． 我国刑法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下列选项中，属于附加刑的是(ACD)。A．罚金 B．拘役 C．剥夺政治权利 D．没收财产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遵循(ABCD)等基本原则。

A．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B．意思自治原则 C．公平原则

D．诚实信用原则

7．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对“法治”概念作了最经典描述的当属(ABCD)。A．柏拉图

B．亚里士多德 C．洛克

D．卢梭 8．“新法治十六字方针”的内容是(AD)。

A．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

B．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 C．科学立法和执法必严

D．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9．人事相处，有许多较优或较劣的选择性安排。下列选项中，属于次优类的行为安排是(BC)。

A．以怨报德

B．以德报德

C．以怨报怨

D．以德报怨 10．相对地看，廉洁自律的天敌是(AB)。A．贪

B．欲

C．爱

D．恨

11．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提出“克己、虔诚”等品德内容，并系统地论证了其中的四种基本德性。此即“希腊四大德性”，其具体内容是指(AD)。

A．聪明和勇敢

B．正直和虔诚

C．克己和节制

D．节制和正直

12．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下列选项中，完全契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内涵的是(ABD)。

A．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B．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C．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保全集体利益

D．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13．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历来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下列选项中，符合该题意的是(ABCD)。A．“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B．“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C．“公义胜私欲”

D．“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4．下列选项中，属于道德修养途径有(ABCD)。A．省察克治

B．与社会实践相联系 C．慎独自律

D．积善成德

15.2014年5月4日，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围绕培育核心价值观要在哪些方面去做努力的问题，总书记也为青年人支了三招。这“三招”是(ABC)。A．要勤学

B．要修德

C．要明辨

D．没收财产

三、判断题（每题1.5分，共15分。正确打“√”，错误打“×”）1.凡保护国家公益的法为公法，保护私人利益的法为私法。(√)2.在法律的语境下，权力不同于权利。(√)3.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称作“基本人权”或“人权”。(×)4.专家的伦理义务高于普通百姓。(×)5.按照儒家文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境界高于“贫而乐，富而好礼”。(×)6.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只强调义而不涉及利。(×)7.儒家提出的“省察克治”，说的就是道德自律问题。(√)8.道德是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规范体系。(√)9.我国《宪法》不涉及道德建设的问题。(×)10.任何职业道德都具有强烈的纪律性。(√)《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练习题及答案

一、单选题

1按照孔子所说，一个人如果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A）。A、愚 B、绞 C、贼 D、狂

2在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2 年 6 月发布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中，把人权的内容以“三大板块”细分为（C）。A、十项 B、十五项 C、二十项 D、三十项

3“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 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这是民主革命的先驱（A）说过的一句话。A、孙中山 B、李大钊 C、陈独秀 D、廖仲恺

4“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话为（B）所云。A、老子 B、孔子 C、庄子 D、孟子

5在我国提倡的一系列职业道德规范中，属于最基本或者最低层次要求的是（C）。A、诚实守信 B、奉献社会 C、爱岗敬业 D、办事公道

6“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此话是（B）说的。A、周文王 B、周公 C、孔子 D、韩非

7下列法的形式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经一定立法程序制定颁布 的规范性文件是（C）。A、宪法 B、行政法规 C、法律 D、行政规章

8“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 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这句话出自（A）。A、《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B、《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C、《十八大报告》D、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9根据 2013 年 9 月 10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 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的，将被依法追究（D）。A、民事责任 B、行政责任 C、伦理责任 D、刑事责任

10“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这是十八大后（B）的讲话内容。A、胡锦涛 B、习近平C、李克强 D、张德江

11在实现廉洁自律的有关基本要求中，最重要的是（A）。A、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B、公私分明，不贪不占 C、防微杜渐，过好“金钱关” D、遵纪守法，尽职尽责

12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这是（B）提出的见解。A、商鞅 B、张居正 C、王安石 D、王阳明

13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是（A）。A、爱岗敬业 B、诚实守信 C、办事公道、服务群众 D、奉献社会

14“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出自（C）。A、《诗·小雅·大东》 B、《荀子·正名》 C、《论语·述而》 D、《孟子·尽心下》

15“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名言的发明者是（C）。A、孟德斯鸠 B、卢梭 C、阿克顿 D、托克维尔

16在现代社会，由于权利和义务的构成和内涵极其丰富多样，其中，有人认为，权 利是行动的资格、占有的资格或享受的资格。权利意味着 “可以”，义务则意味着“不可以”。该见解属于（D）。A、主张说 B、自由说 C、利益说 D、资格说

17朋友关系在中国古代属于“五伦”之一。在处理朋友关系时，古人讲求的是（C）。A、义 B、序 C、信 D、别

18“人权入宪”是个值得纪念的事件。我国在（D）的 3 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在第 33 条中增加了“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的内容。A、2000 年 B、2001 年 C、2002 年 D、2004 年

19在道德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区别不同道德类型显著标志的最根本的 行为准则的是（A）。A、道德原则 B、道德规范 C、道德范畴 D、道德概念

20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每年（D）定 为国家宪法日。A、9 月 4 日 B、10 月 4 日 C、11 月 4 日 D、12 月 4 日

21在我国传统道德中，概括为“三达德”是指（D）。A、仁义礼 B、礼智信 C、知仁礼 D、知仁勇

22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包括基本规范和特殊规范。其中，“五爱”构 成了基本规范。在这“五爱”里，首要的爱是（B）。A、爱人民 B、爱祖国 C、爱社会主义 D、爱劳动

23为不同的层次，其中，对我国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C）。A、无私奉献、一心为公 B、先公后私、先人后已C、公私兼顾、不损公肥私 D、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24中国古人对教育的功能作用与学习的意义有很多充满智慧的阐释，如 “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 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这段话出自（D）。A、《论语》 B、《资治通鉴》 C、《孟子》D、《吕氏春秋》

25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此话出自（B）之口。A、美国哲学家罗尔斯 B、德国法学家耶林C、中国清末法学家沈家本 D、英国哲学家培根

26“凭个人的智慧去治理国家，这是国家的祸患。”这句话是（A）说的。A、老子 B、孔子 C、庄子 D、孟子

27“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句话出自于（B）。A、《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B、《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C、《十八大报告》 D、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27“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此观点的提出人是（A）。A、邓小平B、陈云 C、彭真 D、习近平

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A）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A、宪法 B、刑法 C、民法 D、经济法

29下列关于道德的表述中，错误的是（A）。A、在道德体系的构成要素中，道德规范具有统驭全局的最高地位 B、职业道德对一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具有补充作用 C、职业人士负有自觉维护职业荣誉之义务 D、各种职业道德在适用范围上具有局限性

30下列选项中，属于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的内容的是（A）。A、“养心莫善于诚” B、“恭敬之心，礼也” C、“不学礼，无以立” D、“事思敬”，“不居功”

31蔡元培先生认为 “人生学业，无一可以轻易得之者。当艰难之境而不屈不沮，必达而后已，则（B）之效也。” A、责任心 B、勇敢 C、正直 D、诚实

32“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 的规定出自于（D）。A、《宪法》 B、《民法通则》 C、《刑事诉讼法》 D、《出版管理条例》

33“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C）的名言。A、老子 B、墨子 C、孔子 D、孟子 34法律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这一提法源自管仲，且在（C）学说那里常 被提及。A、儒家 B、墨家 C、法家 D、阴阳家

35根据 2013 年 9 月 10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转发次数达 到（C）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A、三百次 B、四百次 C、五百次 D、六百次

下列法的形式中，由国家最高权机关制定，规定国家基本制作和根本任务，具有 最高法律效力，属于国家根本大法的是（A）。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B、《中华人民共和中民法通则》 C、《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37翻异别勘是指犯人审讯结案后在录问时、或宣判时、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 出申诉的，案件必须要重新审理。这项专为防止冤假错案而设计的复审制度始于（D）。A、周朝 B、汉朝 C、三国 D、唐朝

38不同法的形式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下列各项中,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的是(B)。A、宪法 B、同级政府规章 C、法律 D、行政法规

39“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 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此见解出自（D）。A、美国哲学家罗尔斯 B、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C、法国哲学家波普尔 D、英国哲学家培根

二、多选题

38在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2 年 6 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中，把人权的内容以“三大板块”。下列权利中，属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板块 的有（AB）。A、工作权利 B、健康权利 C、残疾人权利 D、知情权与参与权

39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关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根本思想 是什么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有（BCD）。A、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B、正确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C、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 D、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40下列关于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表述中，正确的是（ABC）。A、道德可以用来调节、规范人们的行为，预防犯罪的产生 B、道德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加广泛，它能够调整许多法律效力所不及的问题 C、个体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为法律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D、道德与法律一样，具有“他律”的性质

41下列表述中，符合集体主义原则的是（ABC）。A、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 B、众人所助，虽错必强,众人所去，虽大必亡 C、一滴水如何才能使它不干涸？—把它放到大海里 D、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2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 年）说 “要留心，即使 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作坏事，而要学着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 在中国古语中，与这段话的意思契合的是（ABC）。A、《诗经·大雅·抑》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B、《礼记·大学》载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 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C、《礼记·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D、《论语》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43我国刑法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下列选项中，属于附加刑的是（ACD）。A、罚金 B、拘役 C、剥夺政治权利 D、没收财产 44、2014 年 5 月 4 日，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围绕培育核心价值 观要在哪些方面去做努力的问题，总书记也为青年人支了三招。这“三招”是（ABC）。A、要勤学 B、要修德 C、要明辨 D、要践德

45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历来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下列选项中，符合该题意的是（ABC）。A、“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B、“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C、“公义胜私欲” D、“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6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遵循（ABCD）等基本原则。A、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B、意思自治原则 C、公平原则 D、诚实信用原则

47下列选项中，属于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点的是（ABCD）。A、已成立的法律应当获得普遍的服从 B、“良好的法律”是治的前提 C、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 D、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普遍服从善法

48人事相处，有许多较优或较劣的选择性安排。下列选项中，属于次优类的行为安 排是（ACD）。A、以怨报德 B、以德报德 C、以怨报怨 D、以德报怨

49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 列（ABCD）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A、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B、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 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C、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D、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0、2014 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领 导干部提出了“三严”和“三实”的基本要求。其中，“三严”是指（ABD）。A、严以修身 B、严以用权 C、严以求德 D、严以律己

51中共十七大就提出保障公民“四权”，也有人把这 “四权”称为新公民四权。该 “四权”是指（AC）。A、知情权与参与权 B、知情权与参政权 C、表达权与监督权 D、表达权与批评权

52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ACD）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 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A、权利公平B、结果公平C、机会公平D、规则公平

53以下对社会公德的理解中，正确的是（ABC）。A、社会公德是指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公民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 B、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 C、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层次 D、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最高层次

54下列选项中，属于道德修养途径有（ABCD）。A、省察克治 B、与社会实践相联系 C、慎独自律 D、积善成德

55“新法治十六字方针”的内容是（AD）。A、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 B、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 C、科学立法和执法必严 D、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56下列关于职业道德评价的特点的表述中，错误是（ABC）。A、评价对象限于从业者及其所属行业或单位的职业行为 B、评价标准主要是依据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 C、业界内外的人士均可成为评判者 D、评价不能具主观情感的色彩

57下列部门法中，属于私法的有（AD）。A、继承法 B、税法 C、诉讼法 D、婚姻法

58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规范解决社会纠纷的诉讼活动与非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包括（ABCD）。A、刑事诉讼法 B、民事诉讼法 C、行政诉讼法 D、仲裁法

59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提出“克己、虔诚”等品德内容，并系统地论证了其中的四 种基本德性。此即 “希腊四大德性”，其具体内容是指（AD）。A、聪明和勇敢 B、正直和虔诚 C、克己和节制 D、节制和正直

60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围绕“增强全民 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这一主题，提出的具体要求是（ABCD）。A、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B、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C、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D、健全依法维权 7 和化解纠纷机制

61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宪法从大的方 面提出了需要完善之处。下列选项中，属于此内容的有（ABCD）。A、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B、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 C、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D、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62相对地看，廉洁自律的天敌是（AB）。A、贪 B、欲 C、爱 D、恨 63、2000 多年前，东方的（AD）提出“奉法者强则国强” ；而西方的（）则提出“法 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A、韩非 B、商鞅 C、苏格拉底 D、亚里士多德

64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对“法治”概念作了最经典描述的当属（BC）。A、柏拉图 B、亚里士多德 C、洛克 D、卢梭

65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下列选项中，完全契合社会主义集体主 义内涵的是（ABD）。A、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B、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C、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保全集体利益 D、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65下列事项中，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是（ABCD）。A、犯罪和刑罚 B、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C、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D、仲裁制度

66下列关于道德的表述中，正确的有（ABC）。A、我国“儒商”文化中，具有重视以德为本和修德为先等优良传统 B、有多少种天职，就有多少种道德形式 C、职业道德评价具有教育、监督等作用 D、职业道德评价的主题具有特定性，即只有道德家才能做出此类评价

三、判断题

1社会舆论和传统习俗是外控式的评价机制。正确 2法治政府实质上就是有限政府。正确

3如果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拒不执行。错误 4经济法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正确 5在法律的语境下，权力不同于权利。正确

6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称作“基本人权”或“人权”。正确 7儒家提出的“省察克治”，说的就是道德自律问题。正确 8道德是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规范体系。正确

9道、德、伦、理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因此，绝不能交替使用的。错误

10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 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正确

11依据我国经济生活和人们思想道德状况的实际，可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要 求具体分

12法治的生命线是公平和正义。正确

13凡保护国家公益的法为公法，保护私人利益的法为私法。正确

14是否以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其它社会形态道 德的显著标志。正确

15我国是禁止再次委托授权立法权的。正确 16我国《宪法》不涉及道德建设的问题。错误

17对应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社会领域，道德可分为公德和私德。错误

18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正确

19道德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同步性和平衡性。错误 20社会主义道德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道德。正确

21按照儒家文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境界高于“贫而乐，富而好礼”。错误 22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正确 23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只强调义而不涉及利。错误

24我国现行宪法所倡导和认可的“五爱”是典型的社会公德。正确

35公司等商事主体的活动受商法的调整，并只遵守商法的基本原则。错误 26公民在宪法上的平等，是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错误

27社会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 产生的28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错误

29任何职业道德都具有强烈的纪律性。正确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正确

3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就有关问题做出的规范性决议或决定，同等地位和效力。正确

32专家的伦理义务高于普通百姓。正确

中国法治文化 篇3

关键词：文化；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积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135-02

一、法律文化的概述

英语中的“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为耕耘、培植，最初的涵义为人们对自然界的开拓。中文中文化的含义很广，张文显教授对此所下的定义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法律文化是整个文化构成的一个特殊部分，对于它的含义比较早的有梁治平先生提出的一种，他认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具体地说，广义的法律文化应该能够囊括所有法律现象：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行为、法律的机构和实施、法律制度和作为符号体系的法典、判例，以及不成文的惯例和习惯法等等。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主要指法（包括法律、法律机构和设施等）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包括知识、信念、判断、态度等），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行为模式也应包括在内。”张文显教授所采用的法律文化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国家政权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理论学说的复合有机体。

民族性是法律文化的鲜明个性之一。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同语言一样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这种深奥的思想至少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即法律远不仅是规章准则或司法判例的累积，它反映并展示了整个文化概貌。民族或人民的精神囊括了全部民族史，同时也是社会群体通过追溯它本身生存的进程而获得的集体经验。任何时代记录下的民族或民众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始终在变化着的文化演进过程的静态表象。”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 从战国时期出现的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开始,直至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大清律例》为止,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沿革清晰、具有独特民族性的中华法系。传统法律文化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的土壤之中, 其影响不仅是直接产生了封建法律制度, 而且造就了千百年来民众的法律意识,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心理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

在古代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中，刑即是法。传统社会的公法文化造就了“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千百年来的代表性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呈现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体系与结构。我国历史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共六篇,内容绝大多数讲的就是刑事方面的法律。以后历代官方成文法典的内容也以刑事立法为主,而且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等也大多采用刑事处罚措施。所以,有些学者称中国古代法文化亦是刑法文化,这一点应不为过。

2、追求无讼，崇尚和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通过血缘连接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性、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的统一为一体，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所以当冲突发生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尽量争取公堂以外通过族人、亲友、乡人的调停、仲裁来求得和解，讲求随遇而安和彼此妥协，能息事宁人的尽量不去激化矛盾，以免由诉讼而与他人结怨，由诉讼而被周围的人羞辱。对于这种现象，勒内·达维德这样评说道：“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在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力，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

3、礼法结合,道德与法律完美地统一

“礼法合一”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自西周周公制“礼”起,到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而且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创设了一套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礼'的秩序的伦理法体系。至两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法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创设了一套加强封建专制的法律理论。至唐代时，终于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

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国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具体表现为：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把“三纲五常”、“十义”等血缘宗法伦理变成法律条文,强制人们遵行。儒家伦理学说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司法活动中遵循“礼之所取”、“出礼入刑”、“春秋决狱”、“原心论罪”等；法律“一准乎礼”，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几乎都上升为法律，实现了伦理道德的法律化等等。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苏力在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指出，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性统一的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法律和习惯的变化，而且必然要求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变法和从国外的直接法律移植都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这就要求采用一种不同的法治之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以西方的法律形式、分类和模式为标准进行立法，对我国的传统的商业习惯、民间习惯不够重视。这样的法律制度颁布后，由于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系统的习惯惯例的辅助，不易甚至根本不为人们所接受，不能成为人们的行动规则。当发生法律纠纷的时候，人人往往会规避法律，而借助于一些习惯的纠纷解决方式，结果导致了国家制定法的无力和无效。所以，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依据、借助和利用我国本土的传统和惯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就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需要加强伦理道德的作用，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不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崇尚道德，认为道德是做人之根本，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的精神相一致时，法律才有价值。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因此，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提倡诚信友爱、团结互助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形成人与人之间互信互爱的良好人际关系。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而秩序和谐是儒家的最高价值理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价值追求反映在纠纷的解决上,就是传统的“无讼”意识,即中国人宁愿选择调解来解决纷争,而不愿诉诸法律。也或许正基于此，地域广大、文化多元的古代中国在缺乏法律资源的情况下，才能依然维持着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静止的社会，它承认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和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和要求，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些矛盾中很多是可以通过沟通协调，互谅互让来化解的。中国历来是一个讲人伦、重和谐的国度,若抛开国情不顾,一味地追求一己之私利,势必带来人际关系的破裂,特别是涉及家庭、邻里之间的纠纷。而以现代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以及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作为调解纠纷依据的调解方式既可以为当事人节约解决纷争的成本,减轻诉讼部门繁重的工作,又可以防止矛盾的激化,有利于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在传统法律文化赖以形成的儒家文化中，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仁”是孔子伦理法的价值本体，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孔子“仁者爱人”的观点，即重视人，关心人。同时，孔子要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要“爱人”，要“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发挥表率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则对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升华，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所蕴含的“民主”精神与当代我国法治建设中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通的，当代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由古代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经先进理论的改造和更新而成的，在当代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提倡的义利观和诚信原则对我们今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利有义”，“见利思义”，这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重义轻利”的要求便是诚实守信，诚信是中国古代一向倡导的道德原则。当前，在我们经济活动中大力提倡“诚信”的道德精神，并且在我国《民法》、《合同法》中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以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健康发展。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治化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只有那些与民族习惯相联,并且建立在民众普遍的法的观念之上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文化的发展需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积极挖掘和改造传统法律文化，使其契合于当今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并且不脱离于社会生活的现状，使我国的法治建设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贵阳:贵州人民版社,1992.

[3]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6]付晓梅.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J]. 法学研究,2009,(20).

[7]王婧.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J].法制与经济,2009,(3).

[8]徐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法治的利弊[J].华章,2009,(8).

刑法文化传播与中国刑事法治 篇4

追溯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特质

以刑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法系, 法律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本位的基础上, 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利结构是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宗法制度与集权制度的密切结合。相对于西方而言, 我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基础上以权利为本位的国家权利结构和法律体系, 所以犯罪也不被视为对划分为“公权”和“私权”的权利形式的侵犯, 而是对整体的国家礼法秩序的破坏, 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载:“礼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后。” (1)

第一, 主张以德、刑维护统治秩序。在中国, 很早已有以儒法思想紧密结合形成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以法家的刑赏为手段的强调集体凝聚力以及强调人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国刑法文化体系, (2) 在《汉书·刑法志》中有“文德者, 帝王之利器;威武者, 文德之辅助也”。《晋书·刑法志》中有“夫礼以训世, 而法以整俗, 理化之本, 事实由之”。礼是统治者积极的引导和规则, 刑是保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强制手段, 礼与刑的关系如《汉书·陈宠传》中所记:“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 相为表里。”“礼”是秩序的集中表现, 刑法则是维护家族宗法秩序“礼”的工具。

第二, “诸法合体, 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模式。中国古代刑法文化相当发达, 而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在刑法强大的包容力、渗透力以及统治者对刑法极力追捧的共同作用之下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因此, 中国古代刑法包容了行政、民事、经济等诸法条款, 甚至将儒家的亲亲、尊尊、忠孝伦理思想也引入刑法领域。“家族中长幼尊卑间互相要有礼节, 都有法律正式加以规定, 凡是违反这些法律的, 有时便要遭受严重的刑罚。” (3) 在《魏书·刑罚志》中就有“三千之罪, 莫大于不孝, 而律不逊父母, 罪之髡刑。于理未衷, 可更详改”。

第三, 体现权力本位与人治主义, 主张重刑。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 国家权力主义的色彩极为浓厚, 所有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行为都可以用刑罚来惩处, 而且刑罚残酷, 如死刑一种刑罚在我国古代刑法中就花样迭出, 除了令人闻之胆寒的肢解和凌迟之外, 还有绞、枭首、剖心、腰斩等, 除此之外, 而且可能还要累及诸亲, 即所谓的株连九族。统治者奉行以刑去刑, 以刑的威慑力维护皇权。先秦法家商鞅就有“重刑, 连其罪, 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 故无刑”的法制思想, 这种重刑理念又被汉以后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 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问题透视

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 儒法合流、法学一统, 内圣外王、伦理立法, 以礼率法、家庭本位, 法自君出、效法古圣, 德主刑辅、注重教化, 天人合一、顺天则时等是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特征。 (4) “厚赏重罚”、“以刑去刑”始终是中华刑法文化的主流。透视中国传统刑法价值观, 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刑法文化无法体现平等、自由和权利的人权保障思想。

第一, 以礼入刑使刑法成为实现伦理的工具, 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功能无法体现。从汉武帝时期的引经决狱、以礼释律,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思想法律化, 到了隋唐的一准乎礼, 使刑法的运用受到“礼”的约束。一方面, 在定罪时法官要考量社会对被害人道德方面的评价;另一方面, 在量刑时还要顾及民众的态度, 若属民众反映非常强烈的案件, 法官就要屈从于民众的支持或痛恨, 作出符合大众情感的刑罚裁量。

第二, 重刑轻民, 厚赏重罚, 以刑去刑导致滥刑、酷刑。在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中, 历代法典基本上就是刑法典, 其内容基本上以刑法为主, 其中掺杂着一些民事法规。残酷的身体刑、耻辱刑不仅使受刑者遭受肌肤之痛, 还要忍受心灵的奇耻大辱, 如司马迁惨遭宫刑之辱。滥刑主义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刑法为中心, 而不是以宪法为中心。现阶段, 这种状况虽然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成为我国刑法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5)

第三, 皇帝干预立法与司法, 使法律变得捉摸不定, 难以预测。立法方面, 君王往往依据个人的情感制定或修改法律。如《汉书·刑法志》中记载了孝女缇萦恐其父难耐重刑而代父受刑的生动故事, 缇萦的义举感动了当时的汉文帝, 使其下令废除肉刑。司法方面, 如《新唐书·刑法志》中所记, 唐太宗李世民听到有人检举大理丞张蕴古袒护罪犯时非常气愤, 就下令“遽斩蕴古”, 但“既而大悔”。如此刑随意改、以情代法常常使律令成为摆设, 赏罚赎赦摇摆不定, 导致人治与专权。

刑法文化传播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形成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 在“法自君出”的政治环境下, 刑法只是历史的发展, 而外国先进的刑法文化没有在我国得到有效的传播。推古天皇时, 日本仰慕中国的灿烂文化, 几乎全部移植了唐律中的“五刑”而制定了日本的大宝律。之后, 日本明治维新改行西方法治, 使国家很快从弱到强。这一成功经验, 激起了清末激进的爱国人士对西方法治精神的向往, 同时也开启了修律强国的法治理念。

近代刑法文化传播与中国清末的变法修律

以沈家本为主进行的清末修律, 改《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 编纂了《大清新刑律草案》。该草案删除比附, 采用罪刑法定原则;取消法律适用上的等级特权;仿照德国刑法, 对幼年犯不用刑罚, 而改用惩治教育, 等等。从形式上看, 它采用了近代欧美及日本刑法的编纂体例, 彻底打破了旧律民、刑不分的法律体系, 确立了由总则和分则构成的刑法体例结构。摒弃了分各罪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类的旧意识, 而以较新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三分类方法为各章排列的顺序, 既实现了刑法分则的民族化, 也完成了犯罪类型的现代化。 (6)

苏联刑法文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刑法的影响

从1911年~1949年基本上仿效大陆法系, 特别是德、日刑法基础上进行的刑事立法, 大量翻译、引进西方法律理论, 取得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热化, 从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思想、组织制度、国家结构及立法、司法活动等各个方面, 我们总的方针就是全盘模仿苏联。表现在刑法学领域, 就是全盘否定西方刑法及日本刑法, 转以苏联为师。苏联十月革命后, 西方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中心论”体系和实证学派的“行为人中心论”体系均被苏联刑法学者的社会危害性中心论体系所代替, 而中国师承苏联的这一理论, 并且一直持续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

从清末的全盘西化到匆匆忙忙地全盘照抄苏联, 明确表现出新中国初期刑法学研究的幼稚和肤浅, 同时也使中国刑法学的理论研究因此陷入低谷。但是事物总是两方面的, 这样的情况也更激起人们对法治国刑法文化的期待。

现代刑法文化传播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刑法

从刑法发展来看, 1979年7月1日, 我国颁布了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典。从此, 我国刑法及刑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1年以后, 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 中国参与的国际交往逐渐增多, 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 这些因素都给刑法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有利条件。

在法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 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吸收, 从而逐渐成为一个协调发展、趋于接近的法律格局。 (7) 面对先进国家的刑法文化所传递的“法治”精神, 经过17年的潜心研讨, 并广泛借鉴、吸收日本、德国及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治思想及先进的刑法文化, 我国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了重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的新刑法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使中国刑法向刑法国际化迈进了一大步。

从刑法国际化看中国法治化

刑法文化的广泛传播不仅为刑法的国际化提供了实现途径, 而且法治的理想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认同和追求。刑事法治意味着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 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 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治的基本要求

综观中国的刑法文化史, 从周公制礼所主张的“明德慎罚”, 到西汉中期以后各朝统治者奉行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法家刑赏为手段的治国之术, 从宋明时期刑罚手段的残酷和滥用, 到明清的法外用刑、重刑治乱, 刑法文化都集中体现了国家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中心价值, 这其中, 一个国家刑法文化中本应有的人权保障根本无从谈起。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从其诞生之初, 就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己任, 因而顺应了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但是中国1997年刑法典在确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 未能在法条设置上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不仅存在诸多立法失衡缺憾之处, 而且仍有少数条文的设计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性、合理性、明确性的要求相左, 妨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 甚或也有从根本上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 (8)

因此, 刑事法治不仅要求做到罪刑法定, 还要使犯罪和刑罚的配置合理, 体现刑事法治的人文关怀、形式理性和实体正义。

刑事法治的价值蕴涵

刑法国际化使我们看到“西方”法律所展示的更广阔、更深邃的法律精神。在西方刑法理论中, 虽然存在功利主义和道义报应主义等刑法思想, 但对人权的崇尚与尊重仍然是刑法理念的主旨。如在贝卡利亚功利主义中, 虽然主张追求刑罚的威慑性, 但这种威慑性是受人道性制约的, 并且为刑罚设立理性的限度。同样, 康德的道义报应主义也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 人是现实上创造的最终目的, 要尊重人作为目的的价值。

随着刑法的国际化, 国际刑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追求权利、自由和平等成为人类的共同期待。一个真正法治化的国家,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合法权益被侵害之后, 首先想到的便是法律可能对自己的救助;而一个人治的或者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 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之后, 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自己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能力把这件事摆平。

建立健全我国法治体系

从我国刑法的发展历史来看, 人们之所以谈“法”而色变、见刑法而人人自危, 就在于无法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因此人们不信任法律, 甚至冷落、规避、排斥、厌恶它。要真正达到法治国家的目标, 就要建立健全刑事法治体系, 让民众体会到刑事法治的实际价值和法治精神, 并本能地喜爱与服从法律, 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 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功用。

摘要：法律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奴隶社会, 历经整个封建社会, 一直发展、延续到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在传统法律文化中, 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 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 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刑法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使我们看到, 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 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 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 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

关键词：传播,刑法文化,刑法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许永强、贾爱英:《传统刑法文化的价值蕴涵》, 《法学杂志》, 2001 (6) 。

[2]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699～702页。

[3]黑格尔:《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33页。

[4]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534～542页。

[5]魏克芳:《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及道路选择》, 《法律适用》, 2004 (4) 。

[6]张文、何慧新:《中国刑法学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当代法学》, 1999 (1) 。

[7]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 《法学研究》, 1997 (1) 。

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篇5

作者：刘斌

来源：《法制博览》2014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刘斌，男，汉族，扬州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律硕士研究生。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127 【摘要】二千多年来儒学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法律，更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本文正是从儒学思想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比较我国与西方的不同，了解传统的文化对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便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儒家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法治建设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华夏五千年，源远流长。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思想上，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对当今的中国法律和法治发展影响深远。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也是众多纷纭，莫衷一是。但仔细研究发现各自观点，发现他们之间是有相同因素、共同特征的。没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某些层面，儒家思想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可见，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是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例如三纲五常，就是一种法律。法律赋予家长管理的权利，将束缚人的思想行为从家庭开始。不过，这与我们目前的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相背离：法律应该让人民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必对臣民如家长般照顾。①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来看有如下特点： 1德行并施，以德为主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一直以道德的教育为主，而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社会关系的调整德育才是根本，刑法只是工具。道德的教育从家庭开始，孩子的教育更是以教育做人为开始。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修身、治国、平天下，首先人必须要有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服众，才能出仕为官。有学者甚至认为，无法分清哪是法律，哪是道德。可见，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关系之深。古代有“为政以德”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重视德育，反对苛政。刑法只能处罚已经发生危害的事实，而德育却能够阻止危险行为的龙源期刊网 http:// 发生，即“止邪于末形”。儒家思想坚决主张先教而诛，强烈反对不教而诛的刑法。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但从历史长河发展的演进而看，这种思想限制了法律的发展，使得法律一直就是政治和德育的附随而已。2皇权一统，天下无双

皇权是最神圣的、最权威的。“朕即法律”，古代帝王位于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掌管一切生杀大全，具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帝位。在封建社会能够存留下来的思想，无不以维护皇权正统为要旨，即使不愿意涉及政治的，也只能回避这个问题。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更是极力的维护皇权，通过三纲五常，来束缚人的思想，确保大家对皇权无二心。在法律上更是对处罚皇权的行为处以最重的刑罚。“十恶”罪名，是违反封建皇权统治与纲常伦理的大罪，一旦触犯，便处以极刑，且不适用封建的“议、减、赎、当、免”等减免刑罚的制度。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帝王的“治民之术”而已。从犯罪人的主观出发，考虑行为的主观恶性。法律的出现主要是用于制裁那些不服从教化的人 3以礼统法

中国古代的法律中，以“礼”治国②，更深早于孔子的思想，后来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对“礼”的维护。西周时期，周公制定礼，维护周朝统治，周末以后礼乐崩溃，孔子周游列国希望“礼”能重建。儒家思想对礼进行概述和升华。例如，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③又如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公，类之纲纪也”。④传统礼法主张“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封建宗族制度。在“礼”的作用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保护规范的是整个集体的利益，不重视个人的利益，当个人利益触犯集体时，就必须受到惩罚。当然，“礼”并不排斥法律，儒学重要思想代表人之一的荀子更是提出了“隆礼”与“重法”的主张，到了汉代，董仲舒、贾谊提出了“礼法并用”的主张⑤。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来看，礼与法虽然并用，但礼是主导地位的，违反礼的罪行要比一般违法犯罪受到的处罚要重。“法”必须要以“礼”为纲。后者在定罪量刑上也起着主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在儒家法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

（一）传统法文化对法治发展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形成是经过千年的积累和完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的。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对当今法治的进步贡献是受限的。一方面，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影响着当今很多人的价值评价，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有改观。但是思想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被西方法律思想强行打破和侵入的，距离今天方才百年历史，如果要求中国走上向西方高度民

龙源期刊网 http:// 主文明的法治国家，要求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目前由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才刚刚起步，其中有现代法治思想，有用千年积淀的文化思想，造成了如今导致区域法治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的形态。使的我们难以对付和招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法精神就很难得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认同。因此，传统文化应该放弃，而主动接受基于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方法律。⑥

（二）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击

从汉武大帝北上驱逐匈奴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最富饶的帝国。法律上更是具有先进性。⑦到了近代，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开始了。其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多少有些屈辱的方式中被迫转型，向一个未可知的现代社会过渡，而今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追求市场经济的社会势必要去改变传统法律文化中限制人身束缚的内容，以便利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保护法律权力的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在发达国家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⑧同时经济追求最大化利润，在追求利益上是排除道德的，利益越大，越敢背离道德。因此，市场经济下改造传统并不能全是有益于的改变，有的反而企图毁掉传统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这时候每个立法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懂得何时取舍，懂得如何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思想，不能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外表下，行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当前法治发展的思想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消极不利思想

“礼”和“德”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基于其产生的根本经济基础，我们就不能否定，它在当今对于法治发展消极的一面。

第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重礼轻法，以道德为中心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泛道德主义是指伦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达到自我约束的状态，法律只起到了有限的次要作用。用礼让来调节社会矛盾，调整人际关系，夸大道德教化功能，轻视法律的作用。

第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泛刑主义思想。泛刑主义指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刑法的性质，几乎所有法律关系领域都可以用刑罚手段来调整，甚至在现代人看来完全应由道德来调整的行为，也往往被刑罚所覆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法即刑，刑即罚，法律即暴力，它是且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这样泛刑主义传统在现实社会中也时有体现，直到今日，有些人仍然认为违反法律，就一定追纠刑事责任。

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坚持“人治主义”思想。人治主义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力主“人治”高于“法治”，其核心思想是反对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它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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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积极有利因素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法律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至今对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和深刻的。

传统法律文化追求“和谐”思想，重视“德治”的思想。人应与自然和谐，应与人之间和谐。法律一直追求“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最求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境界。“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和谐根本原因是利益协调的问题”，⑨中国传统法文化将和谐定位为法律的价值，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以严格维护礼确定的和谐局面为出发点，在法律的实施中也以维护礼所确定的“和谐”为目的，“和谐”成为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用礼来分配利益，评判法律的好坏，不是看正义、自由和效益，而主要是看法律在法治国家中，把国家和谐是否安定有序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德治”的思想。古人认为应“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熟敢不正”“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⑩在儒家看来，法治近于霸道，与道德相比是较低一等的统治方式，因为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对惩治的恐惧而起作用的，是对外在力量的屈服，是强迫与被迫的结果。而德治则是人的内心感化，通过道德力量改造和净化，从而消灭邪恶，这才是理想的治国方式。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统美德，对于当前区域法治来说，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是应有之义，而市场经济需要诚实守信。而这就是传统美德的内容。德治思想，其核心是指规范人们在社会中为人处事的法则。是依靠“良心”办事，修身齐家必须有良心，良心好坏是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四、走东西兼采、德法并施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

东西方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传统的差异，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的区域法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提出的“城邦文明”思想这对后世西方法律文明演进有着深远的影响。○11西方法律强调法律的客观，反对主观归罪，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法律的有效性，制定客观标准。它又有消极一面是单一性，只用法律来调节社会的矛盾。无情理性，造成了很多合情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理的问题。复杂性，由于所有矛盾都有通过诉助于法律，使得司法成本很高。中国传统法文化坚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作为价值的主体是很主动、很自觉地”，○12坚信人具有自我觉悟，自我行善的可能，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因而人的行为调节应当主要通过道德的形式而非法律的形式与此不同，西方法文化主张法治在治理国家的依据与标准上，它以法律为唯一的根据，在价值取向上，它强调客观意志，强调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西方文明主张性本恶的理念，西方文化把个体作为社会的本位。而每个个体又是有欲望的独立的，追求利益的个体，人与人之间处于对立矛盾的，在追求个体利益的过程中，人们之间必须发生利益的冲突，彼此利害冲突的个体不具备教化，感化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必须受一种客观意志的规范约束。另外，“自然科学最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13于是，必然排斥德治而选择法治。西方选择法治之路，在某种程度是对人性丧失信心的必然结果。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法律的世界不再单一，有了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的可能。而将道德充分与法治结合起来，才是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真正之路。和谐社会，需要德法并施的历史要求，法治是主导，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

龙源期刊网 http:// 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法治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姜涛人之图像与刑法实质解释[J]政法论坛，2013（3）

②开篇即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及”纯粹是道德的规劝，却视为法律

③

④

⑤[M]徐超，王渊明译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5 ⑥郝铁川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⑦[美]波罗肯尼迪

⑧[美]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治框架[J]陈炜恒译经济学家，2003 ⑨张敏杰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浙江社会科学，2005（3）

⑩

○11姚介厚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的设计[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中国法治文化 篇6

关键词：烟草文化；法治；建设

周所周知，烟草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的特殊性在于：既要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为国家财政收入多做贡献，又要严格控制卷烟生产规模，最大限度减少卷烟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既要坚持烟草专卖制度不动摇，又要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着力破解“三大课题”（改革的红利在哪里，发展的潜力在哪里，追赶的目标在哪里）；既要履行国际控烟组织框架协议，又要提升卷烟结构升级，推动“卷烟上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将行业的特殊性与法治化结合起来，才能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有效化解现实矛盾，确保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多年来，虽然行业通过贯彻实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有力地保证和推动了行业发展，实现了“三大輝煌”，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但行业内部分单位和领导法律意识不强，执法监督不严，依法经营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极个别领导干部知法犯法、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因此，建设法治烟草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因此，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既要注重加强行业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更要重视与行业规范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构建。

第一，注重教育培训，在烟草行业广大干部职工中树立信仰法治、践行法治和维护法治的理念。理念引导行为，思维决定方式。烟草人信仰法治、具有法治理念、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是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关键。因此，加强教育培训不仅要重视相关法律知识的传授，更要强调法治理念的灌输和法治文化的熏陶。烟草法治文化是由每一位烟草人的法治理念与这种理念引导下的实践行为不断聚合、累积、发酵和升华而成，而加强理念教育、观念引导是其前提和基础。

第二，完善考评机制，形成以法治为重要指标的评价体系。当前，烟草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法治文化淡薄，其重要原因是缺乏信仰、践行法治的动力。这要求各级烟草企业要相应地改变考核评价机制，将法治因素纳入人员综合评价体系之中，作为考核晋升的重要指标。比如，实行行业学法制度，定期对行业内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注重在具体工作中考核人员遵法守法、依法行政、践行法治的实际情况。注重将法治意识强、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员选拔到领导岗位、重要岗位上来。

第三，注重引领垂范，发挥行业干部在烟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模范表率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是由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相对于烟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推进行业法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践行者，他们在工作中是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问题，直接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对待法治的态度和信念，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烟草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巩固起着积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第四，加强统筹协调，发挥法制部门在烟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引领、组织和推动作用。法制部门是负责行业法制工作的专门机构，承担推进依法行政的规划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等重要职责。因此，法制部门要承担起作为烟草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重任，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策划、组织和引领行业的法治文化建设，努力使烟草法治文化成为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力载体。

第五，健全法治体系，营造烟草企业良好的法制环境。一要建立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结合业务职能和工作特点，从专卖执法、生产经营、企业内部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组织查找、收集法律风险源、风险点，研究制订符合自身经营管理需求的法律风险识别框架；二要建立普法宣传教育体系。以社会主义法治方略、思维和理念为指针，以法治烟草建设总体目标为引领，进一步明确“七五”普法宣传的方向和重点任务，强化措施，提高水平，注重实效，将烟草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引向深入；三要强化法律保障体系。加强法规机构建设和法规队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部门和岗位职能作用，规范法律顾问管理。

面对近年来烟草行业在行政执法、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法律争议和诉讼呈现出数量增多、案值较大、关系复杂、应诉困难等明显特点，应对挑战、防控法律风险，最有效、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面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按制度办事、严格按程序办事，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水平，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行业和谐，不断激发改革红利和发展潜力，保持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陆晶晶，张茜茜，朱婵婵，高益友.烟草法治文化载体建设的实践和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5（1）.

中国法治文化 篇7

一、晚近三十年以来的文化变迁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坚船利炮的打击, 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进入到中国语词和文化中, 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消化、整合和重构, 经过政治运动的竞争性选择, 与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当代文化观念的底座。改革开放以后, 世俗的理性主义战胜了极左的革命浪漫主义, 这些或远或近、或中或西的文化观念再一次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化, 其变迁具体表现在:

(一) 悲情文化的衰落

近代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 是在西方武力交逼、民族救亡图存的危难形势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系列术语、概念、逻辑、范畴和观点的提出, 都是在“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的宪政文化范式下完成的。这决定了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 不可避免的悲情主义心态。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财富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近年来的“国学热”等一系列传统文化复归的现象, 充分体现了走出物质贫困的国人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热情。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激进的反传统思潮也同样失去话语主导能力, 意味着“悲情文化”的文化共同体逐渐衰落。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构建, 多元文化的逐渐共容, 重新整合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 从而使政治合法性得以续接是迫在眉睫的命题。

(二) 多元文化的长成

在传统儒家为主的一元文化体系中, 对任何差异性文化的强调都会导致文化上的诘问, 为维护威权体制而存在的一元文化, 严重禁锢了人的思想, 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 从而使古代中国的创造力被严重遏制。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家之间与民间的文化交流均日益繁盛, 客观上对一元文化体制构成了冲击。同时, 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与文化交流的繁盛, 促成了文化选择上的多样性, 表现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诉求日益强烈, 亚文化、次文化群体的大量出现, 新兴网络文化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等一系列现象, 提示着当下中国多元文化的共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 物质文化的勃兴

晚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也造就了民众财富的迅速积累。与此同时, 传统中国守信用、轻利重义等基本文化精神在世俗的物质生活面前蘧然隐退,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文化蔚然成风。在经济的高速增长面前, 民众的物质性文化取向固然亦为时代所不可避免, 然而重物质、重休闲享乐的生活面貌, 与精神生活的萧索成截然对比, 亦是令人忧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 晚近三十年以来的改革, 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变革。从高度集权体制中走出来的中国, 文化血统中揉杂了古典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时期、革命时期的种种遗迹, 又同时遭遇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文化转型, 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的复杂机理。与此相适应,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经历了漫长的百年历程, 迄今成为一个揉杂中西方法律文化观念、体现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法律适用中高度强制与法不责众现象并存的复杂样态, 再一次证明“法律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体现”的历史法学派观点堪称经典。

二、文化变迁中隐藏的冲突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的法治建设从晚清开始变革中华传统法制、全面引进西方法典算起, 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大抵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清廷全面改革法制, 由沈家本等修律大臣“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 以“不戾乎中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底线, 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第二阶段是孙中山创制“五权宪法”, 建立起民国的现代宪政体制, 此后, 民国政府又移植和制订了一套“六法体系”齐备的西式法律体系。第三阶段, 从建国初期开始, 全面移植苏联的法律制度, 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典。第四阶段发轫于1978年改革开放, 一套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结构严谨的法律制度又得以重新建构起来, 直至2010年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在这一历时性的建设过程中, 法治文化中既包含了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的价值转换, 也体现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工具理性, 更经历了意识形态立法的宏大叙事, 然而百年法治建设的辗转浮沉, 却一再彰显了文化本身的自主性。尽管经由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体制的强势推动, 意识形态或主义宣教在文化面前所遭遇的无力感却依然显明。诚如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 (F.C.V.Savigny) 所言, 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 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 渊源于该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法律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所决定, 而绝不是立法者可以随意制定的东西。

因此, 对于法治建设的反思必然伴随着对当下文化变迁的重新认识, 尤其是其中所隐藏的冲突构成我们检讨当下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法治建设移植与传承的困惑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法治思想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贫矿, 因此才有了百年来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然而, 西方的法治思想深植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之中,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缓慢变迁方始有今日之成就。即使被评价为以理性建构产生的《美国宪法》, 其历史渊源亦必须追溯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和殖民地深厚的自治传统, 其产生过程与其说是设计, 不如说是妥协——理性建构与既存社会文化的妥协。因此, 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所带来的只是一系列新的语词、范式与逻辑, 其是否能与本国文化相融合才是法律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然而, 中国当下的法治发展所依循的仍然是政府主导, 自上而下的推进体制, 普法运动、普法宣传与教育看似轰轰烈烈, 却在三个层面隐含着悖论:一政府是真理的拥有者与法治的怀疑主义传统之间的矛盾;二自上而下推进体制与法治自下而上成长体制之间的矛盾;三是改革所要求不断试错、不断挑战既有规则的冲动与法治要求的规范性、普遍性与稳定性的矛盾。这种体制本身构成了当下中国法律运行的客观环境, 建构了一种潜在的当代“本土文化”, 并且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如何挖掘传统文化的法治资源, 挖掘哪些传统文化资源,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都必须经过此种“地方性知识”的筛选。可见的后果是法律移植形式多于实质, 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故此, 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法治资源本已有限, 外来文化所能提供的正向资源又被体制所消减。双重夹击之下, 法治建设便只能留于口号, 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二)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对主导法治文化的影响

现代国家之所以不同于古典国家, 其主要的标志在于对国民主权的确认。国民在国家生活中成为主权者, 能够参与国家生活, 判断国家事务, 并以此来行使国民权利以及履行国民义务。然则在人的主体性被发掘, 自由意志被释放的前提下, 每个独立的个体对生活、事务的理解必然不同, 因此, 在国家主导的主流文化之外, 必然出现诸多亚文化、次文化圈, 从而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应该说, 多元文化的形成, 是历史的必然。对之只存在国家是否宽容, 是否允许其共存的问题, 不存在中国当下有否形成多元文化的问题。多元文化的出现, 必然对传统主流文化构成挑战, 但这也是捍卫和扩大民权运动的成果, 同时是对已经出现的经济和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的一种文化上的严肃思考。它改变了对本国历史和传统的认识, 在历史领域内建立了新的知识结构和内容, 强调文化平等, 反对区分文化的优劣, 反对以欧美文化为标准尺度来对各种文化进行优劣排序, 是对普遍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霸权主义理论提出的严峻挑战。

尽管法治表现为一种规则文化, 但是法治的发展始终与自由、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 始终与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所宣称的:“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因此, 基于人的多样性, 法治的文化基础实质在于宽容的文化品格。只有秉持宽容精神, 允许国民决定自己的精神生活, 承认其自由选择的权利, 保护少数人与弱势群体的权利, 尊重和维护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表达自由;只有在真理不是被奉为真理, 而是可以被检省、可以被探讨和被竞争性选择的社会, 未来的文化发展才有空间。然而在中国, 传统社会不宽容的文化历史和体制上不宽容的至上法权安排依然存在, 对亚文化、次文化圈的成长缺乏必要的支持, 这无疑将会扼杀多元文化的发展空间, 窒息民族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最终埋葬法治的生成土壤。

(三) 公民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冲突———法治是谁的信仰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 压制个人的个性成长。近百年的内外交困、国难当头, 更加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观, 以至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被奉为圣经。晚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计划经济的松绑连带着国家在众多领域内放松管制, 对于中国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 这一切, 依然是国家掌控之内的国家“放权”, 只是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逐渐退场, 让位于技术官僚式、经营管理式的公共生活治理方式。置此情形下,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始终以国家主导的方式进行, 立法的正当性未被充分追问, 违宪审查机制依然没有确立, 国家法简单地被认为应当是被信仰的。此种意义上的法治, “放逐了对于公共生活的批评性反思, 消隐了对于‘共善’和‘良善生活’的自由主义政治追问, 斩断了有关政策、法律和国家的德性之维的自然法考察, 甚至于着意模糊民族理想和基于公民理想的政治热情, 满足于让整个社会安于生产和消费。”在公民理性日益发达的今天, 因此产生了公民文化和国家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最典型的例证乃在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媒体和网络语汇, 以虚拟空间的自由言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对国家文化的强势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可见, 国民并没有简单满足于经济、军事与科技的可观增长, 并不是没有声音地生活在执政者所宣称的自由民主的国度中, 法治的信仰依然需要求得理性公民的内心认同。

三、法治文化的形塑:文化之于法治, 法治之于文化

法律之于文化, 是否只能是依变项, 或者可以作为自变项, 向来是法律文化学上的一个重要争论。一方面, 正如哈特所言:“法律的基础不是法律的, 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法本身。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 是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上对法律统治的接受”, 文化构成了法治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 法治的推行, 自身也构成一个新型的文化内容。“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 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当然, 从中国近百年法治发展历程来看, 文化与法治的互动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法治建设必须关注文化的接受度, 并且不断加以调适, 方能改变西方法治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不适应性, 型构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另一方面必须以已经被实证检验为有效的法治文化精神, 来影响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部分, 重构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 中国当代文化与法治建设的共同任务不啻于是整合一个新的法治文化共同体。

(一) 法治文化共同体的基点: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直接来自于追求国富民强的现实冲动, 在中国经济已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今天, 由经济的飞升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尽管仍然相当重要, 但是正如前面所谈道的, 悲情文化已不再是鼓舞民族士气、凝聚民族力量的法宝, 反倒是个人的解放与发展成为现代中国公民的重要诉求。“仓廪实而知礼节”, 作为自然个体的国人已经逐渐脱离了“自然的洞穴”, 而转化为作为公民个体的人。对此, 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充分的肯认。因此, 当代中国文化共同体的整合基点恰在于对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同等尊重的基础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其发展历程恰恰表明:不是国家对个体发展所采取的压制技术的高度发达促成了法治繁荣, 而是国家在保障个体发展的技术安排中促成了法治的繁荣, 而最终形成了国家与个人的双赢局面。因此, 在经济规模日益宏大、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 法治所提供的是一整套稳定和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可以形成文化变迁中恒定的力量, 因而对于当代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支柱性的作用。

(二) 塑造宽容的文化品格

文化的发展史表明, 个体基于对整体的需要将自己“奉献”给一个政治体, 并不意味着他应当被“同质化”, 恰恰相反, 个体只有在蕴含多样性和差别性的整体中才能获得其完善性。现代的法治文化与其说是规制文化, 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在古代自然法 (万民法) 向近代自然法转型的过程中, 自由成为人被发现与被解放的思想原点, 与文化相关联的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思想与良心自由等等都通过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固定下来, 成为个体可以选择的自由;民主体制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所提供的毋宁说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机制, 不如说是肯认了一种少数与多数共存的局面, 以及证成了公民对不同意见的选择权。因此, 文化的宽容品格经由法治得到了确认。反过来, 宽容的文化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贮备、选择机会与发展空间, 从而使良法之治成为可能。

(三) 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作为自主的系统

现代法治主义的理念, 便是要借由一定程度自主性的宪法去维护稳定的国家秩序。宪法所控制的规范体系不尽然只反映社会变动的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基于其自身的正当性与原动力去引导社会的变动。因此, 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必须作为一个自主的系统, 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等国家系统, 方能达到控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否则, 宪法所制定的国家发展蓝图, 其自主性的欠缺, 就未必能对实际的国家生活发生引导的作用, 也使得人民最大可能自我实现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法基本原则保障, 无法实际地从人民本身的思想养成及由其共同生活中所形塑的文化获得落实。

摘要：移自西方的现代法制不适宜于中国的本土环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 在原因的探寻上学界或诉诸传统文化的固执, 或归因于移植者的理想主义, 不一而足。以对晚近三十年文化所隐含的、渐近的变化为切入点, 指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法治建设体制在回应当下文化中所隐含的冲突方面所表现出的困境, 指出应塑造宽容的文化品格, 构建法治文化共同体以弥补原有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消耗, 重构民族文化精神。

关键词：法治,建设,文化,共同体,宽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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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C.V.Savigny, Of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 London, 1831, p.30.

中国法治文化 篇8

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 是做人起码的条件。在西方启蒙时代, 古典自然法学派创建了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 他们认为人类最初处于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 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是天赋的, [1]之后人们出于保护自身生命、自由、财产的需要, 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建了国家, 如果国家不能维护这些权利就丧失了合法性, 人们有权推翻它。自然法学派的这套理论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石。

人们推翻封建统治从而建立一种跟独裁和专制对立的国家制度, 即民主制, 它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少数意见为原则, 以保护人权为首要目的。然而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都有变异的可能, 民主制也不例外, 所以才会有像纳粹这样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出现。因此其必须受到外在法律规则的控制, 法治理念应运而生。

法治不同于法制, 法制是法律制度, 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重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没有民主也可以有法制。而法治则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权利意识和民主精神根深蒂固以后才产生的, 可以说, 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在法治社会中, 权力的来源不是统治者的主观意志, 而是直接来源于已存在的法律;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要在法律之下活动, 任何权力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即法律至上。当国家权力与法律发生冲突时, 法律可以否定国家权力, 这样社会才会稳定。

二、人权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法治以人权精神为前提, “人权”对中国来说, 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 西方人权思想本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但是到了中国, 人权思想就变成了以集体为本位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别

首先, 西方文化重“天人之别”, 把人和自然严格地区分开, 且强调人的尊严, 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 由此想到了人之所以为人而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即人权。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 追求整体和谐, 个人只是家庭、民族、国家这类整体的一部分, 脱离了整体将毫无意义。所以, 中国人很少提出自由, 思考个人应该享有何种权利。人权思想传至中国之时, 正值内忧外患、经济凋敝, 广大国民祈盼着能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富足的统治者的出现, 因此, 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权思想传到中国后, 就自然而然转换成了民族的权利、集体的权利。[2]其次, 人权精神之所以没有发端于中国, 与中国人“重义轻利”的观念也有一定关系。儒家主张“仁”和“礼”, 倡导重义轻利, 这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受“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使得中国人认为人性应以义为本, 追求人与人的和谐, 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此, 中国人很少思考自己应该得到什么, 这或许就造成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萎缩。

三、法治的驱动模式及中国法治化的选择

谈到法治的驱动模式, 就是在讲法治是借助何种力量走上既定的轨道, 有“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推进型”两种。前者指依靠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进行理性设计和战略规划, 运用政府权力制定并推行大量的法律, 以达成实现法治的目标。[3]后者指法治化的要求首先从社会中产生, 公民要求法律至上、限制权力, 从而依靠社会大众的力量逐渐实现法治。英美等国家的法治化就是这种类型。那么, 中国应该依靠何种驱动力来实现法治化呢

“政府推进型”的提倡者认为, 中国社会自身法治资源稀缺, 自古以来社会权利贫弱、国家权力强劲, 因此政府必须发挥权威推进的作用。但在政府推进的过程中, 由于本应是法治主体的人民沦为法治客体, 结果很可能导致权力的异变, 即政府权力扩张、公民权利萎缩, 后果将偏离法治的目标。“社会推进型”的提倡者认为, 中国的法治化不能寄希望于移植,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加入法治元素, 使其成为法治的文化。此模式虽然优越, 但提倡者忽略了以“仁”为中心, 缺少批判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同时, 法治思想是不可能硬强加进入的, 如果一味地沉湎于中国传统文化, 势必会阻碍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因此, 为了避免前两种模式的过分张扬, 笔者认为对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中国, 可以采取“政府社会互动型”的法治化模式, 即兼顾政府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法治因素太少, 单纯依靠社会和人民的经验积累难度太大, 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确认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5]而如果单纯依靠政府, 就有可能走向背离法治精神的道路。在采取政府、社会双重推进的过程中, 首先要打好基础, 在利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 同时, 国家也要积极行为, 促进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四、法治中国之探析

不可否认, 法治思想是随着西方侵略者的炮火传入中国的, 之后中国便开始了法治探索之路。君主立宪宣告失败后, 孙中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但当时内忧外患, 加上某些独裁统治者的野心, 使法治变成了专制。进入新中国, 我们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 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但随后, 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 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全盘否定, 也完全否定了近百年来先进中国人所推动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联系和成果。[6]195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法律虚无主义,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无法无天。经过了十年浩劫, 在对“文革”深刻反思之后, 国家做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心, 从此, 又迎来了法学讨论和法制建设的春天。

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探索多年, 但仍只属于起步阶段, 这不仅要归结到历史原因上, 更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 首先, “家天下”观念深入人心, 认为国家是以统治者家族的宗法关系为核心建立的, 国就是家, 家就是国, 既然全天下都是统治者的, 那还分什么国家和社会呢。然而, 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恰恰是法治理念生成的前提。其次, 宗法人伦思想深入人心, 强调子对父孝、弟恭于兄、妻顺从夫等, 实际上也使得父子兄弟夫妇关系变成了尊卑的关系, 缺少了对平等和人权的意识。

除了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制约法治建设的因素。比如, 我国市场经济欠发达, 国人法律意识淡薄, 政府干涉司法活动时有发生等。但法治作为我们被迫和主动的选择, 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不可逆转的主流。通过对中国探索法治道路的回顾和法治建设的反思, 笔者认为, 要实现中国的法治化, 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 培植法治文化, 加强人权教育。

这样并不是说要抛弃中国的传统, 搞全盘西化, 而是在坚持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 帮助人们增强权利意识, 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普及人权教育, 做到人权思想深入人心。

第二, 维护宪法权威, 做到宪法至上。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 对民主和人权规定的最为全面, “宪法至上”是维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权力最有力的保障。

第三, 维护司法独立, 树立司法公正。

古代中国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官员, 并一同为政治服务;到了现代, 司法权也常常受到行政和政党的干涉, [7]所以我们要努力做到司法权独立, 创新制度, 做到司法不依赖行政并且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第四, 加强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有效互动。

目前中国的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脱节, 一些法学人只顾对实践持批判的态度而未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使得法学理论没有真正为法治实践而服务, [8]所以我们要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 以理论指导实践, 使中国更加顺利地实现法治化。

现在的中国, 正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正处于历史剧变期, 法治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迈向法治化的道路上, 一定要坚持在本土的基础上, 兼取有利的本土资源和西方法治化经验, 不断改革,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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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C].法律和社会科学 (一)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篇9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 但铸鼎未必传世, 勒石未必长存, 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 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 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 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 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 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 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 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 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 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 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 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 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 “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 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 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 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 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 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 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 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陕西 篇10

我国的法制建设宣言和总纲领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问题作出指示并讲话。对于“法治中国”在中国法制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列为四中全会的主体, 构建我国法制国家的宏伟蓝图。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对法治这以为他作出了详细的探讨, 对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作出筹划与部署, 并阐述了一系列的新观念, 带动我国法制社会的提升, 使我国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从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 根植和培育民主、权利、程序等法治文化, 以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陕西改革深化、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陕西法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法治陕西建设路径选择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陕西法治建设存在的障碍

法治文化的形成要经历长期的演进, 然而陕西由于民俗、历史和环境因素, 缺乏政治民主文化意识、法治思想的宣传、法律知识的认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支持等条件也不够优越,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

(一) 人治文化影响深远。

从历史来看, 陕西文化是传统文化代行代表, 一直缺少法治文化的环境。人治核心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追求建立在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和血缘亲情基础之上, 由君主掌控国家大权, 主要依靠理治和德治进行治理, 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 权大于法, 法治只是辅助的治国方式, 即“政教之用”。一个好的领导人是老百姓希望的寄托, 老百姓更愿意是“清官”来治理国家, 在他们眼中法律只适用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而不适用于治理国家。在这种体系下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法治所需的“平等”原则, 更不可能产生“形式正义”, 这对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构成了较大障碍。

(二) 法治意识较为淡薄。

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陕西一些领导干部习惯把法律作为工具, 只考虑如何为“治”理老百姓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以权代法、以权决策, 而没有依法办事的观念, 导致了以领导干部的“思想”为依据的主导思想成为主流, 法律的定制者则是当地的官员, 而老百姓只有服从。反之就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影响法制建设进程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法律本身, 而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认知和法律知识的传播。

(三)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陕西地处内陆, 内部和外部的文化交流受到环境的限制。长久以来, 民间社会自主形成的本土文化, 在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下延伸, 渐渐演变成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 一代代流传下来, 成为社会的主要规范, 极难改变。在遇到纠纷时, 过分讲究克制礼让, “闾里不讼于巷, 老幼不讼于庭”的厌讼思想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屈死不告状”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多, 通过法庭解决问题的人统称是视为异类。多数人往往通过新房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有政府的介入会更直接有效。同时, 官员和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 以至于导致很多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三、推进陕西法治建设的对策建议

对于陕西这一从根本上缺乏民主法治的地区来说, 具体可以从以下4方面着手逐步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形成法治文化共识。

“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建设法治陕西首先应确立法治文化共识, 从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入手, 把提升公民主体意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探讨如何摒弃人治思想, 正确对待发的价值观, 着重强化领导和公务人员的权利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节本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法治的主体, 国家公职人员才是法治的对象, 唤起公民独立的人格尊严意识, 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作用和地位, 使法治成为公民的文化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使人民群众在知法、懂法、守法的法治观念中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

(二) 强化权利的同时进行约束监督。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 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 前者却破坏了水源”。陕西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应从合理配置权力、确定权力范围、明确权力界限等方面入手,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逐步确立权力运行的具体规则、步骤和方法,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 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有法可依、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环境。

(三) 重视法律程序正义。

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程序的权威, 法律实体正义依靠法律的程序正义实现。传统的法律文化对实体法的重视高于程序法的重视。在交涉陕西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要把程序法的权威树立起来。赋予正当程序内在独立价值。把注意力集中在要行政、立法和司法程序上, 司法程序最为重要, 司法是人民权利和实现社会正义最有力的保障。通常权利和舆论会干扰司法机关分析和处理问题, 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才可以更客观的处理问题。

(四) 探索法治建设路径。

陕西法治建设的路径不同于经济发达地区, 应该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文化政治的现状来进行。其中政府推进和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性是它本身的最佳途径。根据现在陕西的社会现状分析, 法制建设是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基础之上, 把其作为主要推手。在进行的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起到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 不能仅仅是制定规则和号召的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参与法治建设, 引导民众自觉守法。同时, 法治文化建设客观上需要一个历史阶段, 甚至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与推进才能形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决定作说明时指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作为托动力的法治文化, 可以让人民群众更深刻的理解法律的要求, 更好的推动立法和执法, 使其能够更好的发展。建设陕西法治社会必须提高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治意识, 提高公职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从而为为营造健全的法制环境, 踧踖全体人民群众法治文化的提高, 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大慧的主题, 大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成为我党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纲领, 并以此为宣言书。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在党和国家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实现伟大的中华名族复兴而努力的关键时期, 如何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深化法治改革, 加快推进陕西法治建设, 是陕西省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影响陕西法治建设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人治文化影响深远、法治意识较为淡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等影响因素出发, 进而提出建设法治陕西的实现路径, 以期为推进陕西省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思维,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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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茵.关于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思考[J].理论导刊, 2006 (04) .

法治文化育人创建和谐校园 篇11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2A-0035-02

一、基础分析

我校从2000年起实施青少年法制教育，“以人为本建设青少年法律特色学校”，“法制教育促特色，法制教育促发展”是我们十年来始终坚持的办学目标和办学举措。

“四·五”普法期间，学校努力探索，建立稳固的、独具岩小特色的“八个一”，“二走进”法制教育模式，树立了学校办学特色。“五·五”普法期间，努力创新，谋求发展，在传承深化原有法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将法制教育与学生的文学艺术创作相结合，法制教育与益智游戏相结合，让学生“乐学法、学法乐”，青少年法制教育特色持续发展。我校成为“全国青少年法律示范学校”、“自治区依法治校示范学校”、“柳州市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学校”。我校青少年法制教育办学特色业已形成，但未能较好实现青少年法制教育特色办学成效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中的扩散，实现“以人为本建设青少年法律特色学校”办学目标。

二、方案制定

通过对自身特色和发展现状的分析把握，经过城区、市级专家组的指导，特别是受到自治区教育厅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共建的“基础教育教师素质提升综合改革实验”“校长管理能力提升”项目组专家提出“学校特色建设需有界定、有理念、有路径”的指导意见启发，我们形成了“立足青少年法制教育特色建设基础，回归行规习惯养成教育，培养和谐思想”的特色建设思路。

有界定：将“法”的内涵界定为行规习惯、法律法规、方法规律；将法制教育拓展至“尊规守法”、“讲究方法，尊重规律”教育。

有理念：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有路子：创新养成教育课程、法制教育课程、书韵课程、学科课程、环境课程，推动以我们对“法”的内涵界定为主题的各课程教育内容的有机联系建构。

2010年10月完成学校“法治文化育人创建和谐校园”特色建设方案制定。

三、工作开展

依照学校特色建设方案，以“统一规范+个性创造”、“内核牵动+团队发展”为工作策略，全面启动特色建设各课程。

(一)扎实基础——养成教育课程全面实施。由德育部门和各年级组长组成专项工作“智囊团”，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要求，结合我校德育常规工作以及学生的实际状况，确立以“微笑问好、卫生保洁、军事化出操、快乐阅读”四项行为习惯为养成教育的主要内容，制定“四大行规”养成教育课程方案。

组织开展奖章设计、展示、评选系列活动，在奖章的设计创作、欣赏评选中，对四大行为规范的内涵要求形成思考和把握。举办隆重启动仪式，将行规要求用文艺节目展演的形式传达给学生。编写出“行规要求”、“名人遵规故事”、“行规童谣”等板块组成的“四大行规”课时教材。将行规要求编成简洁上口的童谣，以《手册》的形式印发给学生背诵学习。制作四大行规规范图解、行规表现教学光盘，实现教学直观化。印制奖章、创作“岩小娃”形象，形成激励引导学生的课程形象符号，让教育生动有趣、富有儿童气息。

设置梯级评价机制，确定目标激励。设置铜、银、金质奖章，每月进行评比，激励学生持续达标；设置阳光少年、形象代言人奖项，每学期进行评选，激励学生深度达标，较好地解决行规养成过程时间长、易反复等问题。学生面貌、校园风貌发生显著变化。

(二)优化核心——打造法制教育课程主阵地。传承活动课程，寓教于乐。继续实施“八个一”(一个模拟法庭、一份法制校报、一个法制宣传室、一节法制班会课、一台法制文艺节目、一个法制主题网站、一节法制课、一套法制教材)，“二走进”(走进家庭、走进社区)，“两结合”(法制教育与学生的文学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法制漫画童谣创编活动；法制教育和益智游戏相结合的法制棋谱创作活动)法制教育活动课程。“法制棋”系列活动获自治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一等奖。

研究课堂教学，拓展阵地。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法制教育也不例外。为此，我们积极开展法制课堂教学研究，首先利用课程方案中的校本课程课时，每周安排一节法制课，调整师资，法制课执教由班主任兼任到由政教部门人员和信息技术小组老师专门任教，更利于保证老师的教学精力，形成研究力量。法制课执教老师参加了市司法局举办的“法制教师培训”活动，定期开展法制课校本教研活动，采用《小学生法制教育》和《法制教育课本》进行教学和相关研究，打造了三节法制精品课，在柳州市司法局的支持和帮助下，录制了教学光盘，逐步向市级推广。探究法制课教学基本环节、模式，着手从我校法制教育新内涵出发，对现有教材进行选取、整编，形成我校法制教育的教材。

(三)追求提升——寻求书韵课程连接纽带作用。书香教师培养以教师“漂书”活动为载体，每学期完成一轮教师漂书活动，简短的阅读眉批、小小漂书交流卡在教师中传递阅读的收获体验。此外，利用学校论坛，开展阅读交流；组织专题总结活动，分享教师阅读收获。

实施“书韵童年”课程，建立班级图书角，通过读书小报制作、读书卡制作、班级读书会等多种方式，组织学生开展阅读活动。学校开展“经典诵读进文庙”、“开学第一诵”、“农历节日经典诗词诵读”等活动。

重新完善“书韵童年”课程方案，对必读和选读书目进行调整，设立与“规”、“法”、“和”教育主题相衔接的书目，发挥阅读在各课程有机联系建构上的纽带作用。每两周设立一节阅读课，为阅读课程的实施提供时间保障。

(四)综合渗透——建构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行为课堂。建立全校层面以一二年级为内核，各年级团队发展；班级层面以班主任为内核，科任老师团队发展的工作模式。通过《学生课堂学习习惯培养方案》，让教师明确需要培养的各项习惯及其达标特征，规范课程内容。以课堂观察、学生访谈为评价方式，以问题追踪、阶段反馈为引导手段，推动教师行为课堂建构水平提升。前一阶段，基本完成课堂教学有效评价引领，促进学生良好“听”、“说”、“读”、“写”习惯培养的研究，进行了教师课堂经典评价语言收集。将工作重点确立为“学习习惯培养与学科素养落实有机结合”的研究，通过优秀课例展示、分析，对“行为课堂”特征进行描述，让教师明确方向。组织开展“行为课堂建构”专题赛课活动，推动有效行为课堂的建构。

(五)全面覆盖——彰显法治文化。组建部门管理人员和普通教师共同参与的各子课程实施项目“智囊团”，参与课程方案制定、活动策划；组织寒、暑期专题培训活动；进行特色建设工作师生问卷调查分析，促使最大范围的学校成员深入思考学习、理解把握学校特色建设的目标、理论、策略。

在校园、楼道建立“四大行规”课程、习惯养成课程、法制课程、书韵课程等特色教育主题宣传板块，营造环境文化。实施“一班一特色”工作，班级文化建设与学校特色文化建设同步。班级环境文化“三角”、“五台”体现四大特色支柱课程内容，并通过指导班主任撰写工作手记，提升教师实施特色课程的能力。

赋予常规工作特色建设主题，全面发挥法治文化育人功能。升旗仪式开设“四大行规”教育小讲堂；班队课进行行规要求学习和评章活动组织；“校长讲坛”进行“习惯成自然”专题辅导；“校长说事”进行特色课程实施案例分析引导；“校长寄语”体现习惯培养、阅读等主题；家长学校进行“良好习惯培养的重要性和方法”专题辅导；红领巾广播站播报学生进行特色课程学习的体会收获。

中国法治文化 篇12

一、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法家在法治方面具有很多优秀思想,纵观法家法治思想,其理论基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好利恶害”的人性观和社会进化的历史观。

法家认为人有一种“好利恶害”的本性,并且这种本性是难以改变的。管子认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有追求物质利益满足自身需要和逃避危险祸患来保护自己的本性。慎到曰:“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对人性持“自为”的观点。”商鞅从人的自然需求角度出发,提出人性是“自利”的。法家把人性总结为好利恶害,并利用这一人性观来对社会进行治理,从而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法家主张面对现实,与时俱进。在法家看来,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历史也是向前推进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二、法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法家法治思想的内容较为丰富,在本文中主要介绍其在立法、执法与变法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立法方面。法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因此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治国方法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完善。法家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在立法方面提出应顺应时代的要求及社会的发展,强调法令要适应形势,因时制宜。同时,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观,法家认为立法应顺应于人民,把握人的本性,以人民的好恶为标准进行赏罚,使法令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此外,法家强调立法还应易知易行,统一固定。法家认为治民之法应该通俗易懂并具有客观可行性,民众只有了解法令才能更好的遵守并以法自律。立法的统一固定是指法令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更改,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保证法的固定性才是法治的关键。

其次,在执法方面。法家的“法治”就是要求一切都“事断于法”,“以法为教”。法家依据“上法而不上贤”的标准来选用官吏,强调法的绝对权威,法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并积极对民众进行法律宣传,坚持法律作为指导人民行为规范的唯一准则。同时,在法家的执法过程中依然体现了赏罚原则,法家用赏罚措施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劝纠,以此来保证法制的实施。此外,刑无等级的观点是法家在执法方面的重要内容。法家高度强调法律的权威性,要求包括君主在内的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不分等级、人人平等,从而维护法的公正,促进法的有效实施。

最后,在变法方面。法家坚持社会进化的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向前发展的。基于此,法家认为变化也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法家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认为“治国无定法”,积极主张变法革新。法家的代表人物都发表过自己的相关见解。管仲曾言曰:“法者,不可恒也。”商鞅认为变法是兴邦之路,强国之道,拘泥古法、不知变通,则是亡国之道。韩非认为治国之道,包括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制度都应随世势变化而改变。

三、法家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家法治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正确认识法家法治思想,吸收和借鉴其中的优秀成分,对于践行依法治国方略,完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科学立法,不断完善已有的法律体系

首先,我国的立法工作应该从我国国情与现实出发,基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当前我国的中心任务及奋斗目标深入开展立法工作,确保立法进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其次,在立法工作中我们还应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落实好群众路线,提高公民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度,从而使法律法规更具有群众基础。此外,立法工作还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既要使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体制相协调,又要使各类法律在内容上达到统一。

2、严格执法,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法家的法治思想启示我们在执法环节中必须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凡是有悖于法律规定的行为都要严格禁止。当前,我国在执法过程中应该坚持依法办事,在领导层面更应该以身作则,从而保证宪法和法律能够更好的实施。与此同时,针对违法行为我们应该做到违法必究,它的要求是不办人情案,不枉法裁判,严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当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我国要全面贯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仅需要人民以及执法者树立起正确的法治思想观念,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从而全方位的确保法制的有效实施,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3、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改革创新

法家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因此在社会治理的方法上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坚持与时俱进与改革创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实践当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变法革新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当前,虽然我国所处的环境与法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坚持与时俱进,注重变法革新的思想对我们当代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还都不够完善,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还需要更深入的改革。结合时代背景与实际进行变革,加入创新元素,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改革进程,实现我国的全面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难免还会遇到各种阻碍,法家不畏强权坚持变法的态度和甘愿为法治理想而牺牲的信念也对推动我国当代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代我国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从传统法家文化入手,介绍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与主要内容,并努力吸收其内容中的优秀成分,从立法、执法与变法三个方面深入探析了法家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1]徐秀梅.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D].山东农业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