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治文化

农村法治文化（共7篇）

农村法治文化 篇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保障、公正司法是生命线, 法治建设的成效如何则要看全民守法的情况如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同时强调,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守法意识、法治精神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性。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 但铸鼎未必传世, 勒石未必长存, 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 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 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 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 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 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 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 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 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 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 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 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 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 “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 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 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 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 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 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 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 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摘自《光明日报》2014年10月31日02版)

农村法治文化 篇2

王锡锌

 2011-11-07 23:28:40

来源：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在文化建设中，该如何弘扬法治文化，传播法治精神，推动形成法治的生活方式？在法治建设中，又该怎样加快文化立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制度轨道上发展繁荣？本刊今起开辟“文化与法治笔谈”栏目，邀请相关人士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将法治国家基本原理融汇进了文化建设的科学纲领之中，高度重视为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强调了文化建设的社会性与人民性。

文化生产作为一种特别形式的社会生产，其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而法治本身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得到文化的滋养，并构成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文化的法治需求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在改革开放之前，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系统，对新中国发展初期的社会团结与基本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也逐渐暴露出文化体制缺乏活力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国内文化元素日益多元，来自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来自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逐渐兴起，并提出了改革传统文化管理体制、拓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同时，文化传播平台的结构性变迁也带来了文化管理的挑战，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冲击了传统纸质媒体的影响力和文化塑造功能。网络在带来便利和自由的同时，也给青少年教育、社会诚信、预防与打击犯罪、塑造负责任公民等方面带来了复杂的影响。

当前，我们的文化法治状况远不适应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主要文化领域的立法多以行政立法为主，既不适应保障公民宪法上文化权利的需要，也难以为文化秩序的优化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文化市场上，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俗乃至于色情、暴力文化横行，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压制，这一格局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到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伦理、社会诚信等领域。

因此，文化建设亟须制定基本法律。该法律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民宪法上的文化权利，落实公民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参与权，追求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的平衡，引导社会文化有序发展。经验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就要归功于公众的经济参与，而新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强化对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化保护，使得新时期的文化生产体现出明确的社会性与民族性，形成稳靠有力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文化的法治是否能够深入社会、形成实效，也取决于法治的文化。与30多年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至2010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通过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司法审判乃至于各种普法运动，法治的文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基础。

法治的文化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文化法治本身的“文化”维度，要求我们不能将文化法治理解成简单的规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公民）为本，通过打造法治的文化优势来推动文化的法治建设。

农村法治文化 篇3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乡贤文化;乡村法治;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23-03

2014年9月1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交流会上说：“乡贤文化根植于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①此后全国掀起了弘扬乡贤文化的浪潮：拜访乡贤，整理乡贤事迹，成立乡贤理事会等。然而在大力弘扬乡贤文化的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在城镇化、工业化浪潮下，今日的乡村已经不同于往日，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目标之间存在些许的矛盾。

一、乡贤文化溯源

（一） 乡贤的内涵。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泉根教授在多次访谈中提到，“‘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②与“乡贤”相近义的词还有“乡三老”、“乡先生”、“乡达”、“乡绅”等。秦汉时期，“乡三老”是乡村最高领袖。从宋代欧阳修《章望之字序》：“孝慈友悌，达于一乡，古所谓乡先生者，一乡之望也”中可以看出，“乡先生”泛指乡里有声望、有德行的人。从清代李渔《风筝误·贺岁》：“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可以看出，“乡达”乃一乡贤达之士。而“乡绅”是古时对退职还乡家居的官员和在当地有声望的人的称呼。王泉根教授将其概括为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也有人将“乡贤”的标准表述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二） 乡贤文化源远流长。

在我国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孟子》、《周礼》中就有具体的乡村组织和管理构思的记载。唐朝刘知九《史记·杂述》：“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清朝时，各州县建立乡贤祠，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凡是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

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其自己独特的内涵。自秦朝统一以来，皇权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利用严厉的法律规范社会。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皇权并没有完全渗透到乡村，故有“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教，宗教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③的说法。因此，这一时期的乡贤融入了国家权力和乡村自治权，是国权治理的有益补充，乡贤既协助国家地方政府管理乡村，又代表村民积极表达诉求。

二、新农村建设下乡村法治的现状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我国的城镇化率在不断提升，但是乡村仍然是广大农村人口休养生息的主要场所。乡村治理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成败大局。在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强势冲击之下，原本相对封闭、独立的传统乡村卷入其中，导致了乡村传统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农民传统的农耕方式渐渐被进城务工、经商所取代，静谧的农村生活空间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员的流动而被打破;随着市场经济理性的不断渗透，受经济理性的支配，村民的行为模式逐步超越朴实的传统道德约束，更多的彰显出功利色彩，乡村规范制度对村民的约束力弱化，村民集意识减退，人际关系松散。

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封建传统思想在农村社会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中国人历来憧憬“和谐”，讲求“仁爱”，讲人情，不讲法律。这样的熟人社会即使经历着大量精英外流，农村出现空壳化的情况下，依然没有褪去它以伦理维持秩序的古老面貌。在这种情形下，新农法治建设存在诸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广大农民法律意识薄弱，缺少权利意识，参政议政意识不强;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缺陷，自治主体被歪曲，自治功能被曲解，自治权利被扭曲;农村执法不规范，不少农村基层干部长期习惯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而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农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执法不严、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以乡规代法规、以“人权”代法权现象依然存在，中国农村向来以家庭和宗族为本，制定家法、族规，对涉及家庭和宗族成员生活的所有事情，常常以家法、族规代替国法。遇到矛盾和纠纷，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乡规民约，乡贤仲裁等，而不是法律。

《方圆》杂志与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曾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活动，根据其抽样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村民群众在发生纠纷时的解决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自行协商，私下和解;二是村委干部调解;三是乡镇政府的调解;四是法院调解;五是包括上访在内的其他解决方式。然而，村民除了大部分选择私下和解以外，选择较多的就是上访，而且多是非正规的上访，仅有2.2%的村民会首先选择通过法院的途径来解决纠纷。在乡土社会中，礼俗、习俗、宗法族规、道德成了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对礼俗、习惯的推崇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所以在村民的法律意识中，重礼、轻法意识占据着重要地位，很多村民“信访不信法”，国家的司法资源在农村几乎处于一种闲置状态，新农村法治建设现状不容乐观。因此，有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在农民的心目中，法律是神圣的，但在意向和行为上，他们并非能毫无保留的支持”。④

（注：文中图表数据来源于《方圆杂志》“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抽样问卷样本”）

三、乡贤文化与乡村法治的关系

加强乡村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内在要求，是促进新农村各方面工作开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强农村发展建设，才能推进农村物质文明的发展，丰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加强乡村法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一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想实现管理民主，法治建设始终应当是乡村治理的主线，乡村法治建设应当以法律为中心。然而由于法治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知之甚少，法律离农民的日常生活也是遥不可及。并且大多数农民重视礼教而忽视法律，因此法律在农村长期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而乡贤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乡本土精英，人们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所以乡贤是特别有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最容易得到乡人的爱戴，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乡贤文化也在维系乡村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如今的法治社会，乡贤文化即使发挥着再大的作用也只能作为法治建设、民主管理的一种辅助手段，一种补充而已，切不可本末倒置。

传统的乡村社会具有乡土性，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乡贤利用自身的威望来感染周边的人，解决乡里的矛盾，对重大事项做出决定，同时让村民们自愿接受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并信服于他，缓解了社会矛盾。乡贤文化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柔性评判，充满着人本性和亲善性，能够做到换位思考，体恤对方，进行多次调解以达成合意。从实质上讲，乡贤文化是一种精神上的“法治”，是村民内心的一种信仰。它不代表仅有人治，因为如果没有精神上、道德上这种无形规则的牵制，仅仅依靠人治是不可能化解社会矛盾的。这种精神上的“法治”是需要全社会一起信仰、遵守才能发挥作用的。因此，乡贤文化是内化于心的。然而，法律是一种由国家确认，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社会规范。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而言，法律是刚性的。法律作为制度层面的东西，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依靠的是其外在约束力来规范村民的行为。只要不触犯法律的底线，那么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仅仅只是一种被动的遵守法律，而不一定要内心真正的信仰它。因此，乡村法治相对于乡贤文化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化于行的。

乡贤文化与乡村法治在乡风文明、民主管理等方面都发挥着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的是，乡贤文化在重视家族和伦理的背景下，多多少少带有一丝“人治”的色彩，更加侧重于道德上的管辖。很多传统的乡贤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依靠风俗习惯来评判事实，处理纠纷。很多传统的乡贤缺乏法律知识，处理纠纷时往往轻实事求是，而重主观主义，重伦理道德，重人情，而忽略制度、法律。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明显与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相冲突和矛盾的。因此，在现代乡村法治构建过程中，乡贤文化必须相伴发展，不能光靠内心的信仰，也不能光靠外在约束力，而应当让村民的行为既契合内心的信仰又符合外在制度的约束，刚柔并济，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相结合，内在信仰与外在约束相统一，互补短缺，相互促进，和谐共存。

四、新农村建设下乡贤文化与乡村法治的共存

（一） 二者共存的必要性。

乡村法治强调法治，重视法律的力量。与法治相比，乡贤文化更加强调“贤人之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重视道德的力量。由前文可知，二者是一种主与辅、刚与柔、外化和内化、既冲突又相容的关系。在乡村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乡贤文化与乡村法治共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互相补充有其必要性。

在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大政策背景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乡村法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经过改革开放，虽然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十三亿多的人口中，农民的人数仍然占据半壁江山，并且由于长期的封闭，经济的落后，大多数农民都缺乏法律意识，不了解法律，不相信法律。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乡村法治建设应当以法律为中心。

乡贤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村民内心的一种信仰，有着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在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礼法合治是我国古代优秀治理经验。北宋时期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兄弟等地方乡贤自发制定、实施的《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规定了乡党邻里之间的基本准则，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行为，做出了规范性的要求，引导着当时人们的伦理生活。当下的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重建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和实践中，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展基层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基础，因此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对于新农村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村民自治能力应包含两方面：一是自律能力，依靠乡贤倡导并为村民认可坚持的行为素质规范的内在控制力;一是执行能力，即执行国家、政府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的能力。乡贤文化与乡村法治对于新农村建设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又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新农村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二者不可偏废，应当实现二者的共存共治，把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相结合，提升村民的自治能力，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新农村。

（二） 二者共存的建设路径。

1.完善农村立法，加强法治宣传。

关于农村立法，一方面要加强地方性法规建设力度，通过经济立法或行政立法来反映农民的一些切实要求。同时，可以考虑吸收一些当地有益的风俗习惯，使之更切合当地实际和农民生活，并且有利于执行。另一方面，也要相应地修改一些与农村实际不符的法律规定，对已有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各种村规民约进行清理，不符合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修订。此外，要选择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稳定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

在做到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更重要的还应当做到让农民尊法守法。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然而乡村的法治宣传多流于形式，宣传手段落后，多侧重于发放宣传资料，贴告示栏，然而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而言，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济于事。并且法治宣传多侧重于法律知识点的宣传，而忽视了如何运用法律途径寻求法律帮助的引导。再者，很大一部分乡村干部法律知识贫乏，很难在法治宣传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还要加大农村法治宣传，创新宣传手段，采取贴近农村现实，适用农民需要，通熟易懂，灵活多变的宣传方式，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升农民的尊法重法意识和维权思想。

2.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升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

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基础，而完善和建全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切实提高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农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培育农民的权利本位意识，提高广大农村的法治化管理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二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和管理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由村民按期进行直接选举，真正把群众拥护的、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领导班子，就是广大农民最直接的、最大的政治利益所在。保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民主产生是前提，实现农村事务的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是关键。从中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防范少数人的决策和管理的随意性可能给村民重大利益造成的损害，必须健全和发挥以村民会议为形式的多数人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须提请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以充分实现村民自治。而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内部保障机制，民主监督是最为脆弱的部分。在实践中党支部总是通过与村委会交叉任职来实现对农村的领导。因此，靠支部对村委会进行监督并不可行。有的村村民会议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按时、保质保量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形同虚设，因此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监督，制约村委会的权力往往会落空。因此，要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必须从制度上赋予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从而增强农民的组织程度。

3.传承乡贤文化，弘扬传统民族精神。

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域历代明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是该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价值、信仰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扎根家乡的母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乡贤的嘉言懿行载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引导着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一笔宝贵的道德资源。同时，乡贤文化还是一条凝聚海内外人士的纽带，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

乡贤文化是最接近平民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是一种“草根文化”，它产生于民间，在民众的传播中得到发展，它能对人们的言行进行规范，还能推动新农村建设。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需要通过保护乡贤文化资源，探讨、弘扬乡贤精神来保护乡贤文化的实物载体和精神载体。同时还应当通过联络当代乡贤，凝聚乡亲、乡情，将乡贤文化作为弘文立教的精神资源，传承乡贤文化，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质。见贤思齐，启迪后昆，使乡贤精神薪火相传。

4.培育新乡贤，发挥乡贤的引领作用。

在当下的法治社会，我们要在新农村推进法治建设，且要让乡贤文化发挥作用的话，我们所弘扬的乡贤文化就必须是革新的乡贤文化，我们所认定的乡贤就必须是新乡贤。新乡贤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他们也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周边人，通过乡民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现代知识和新思想。

在寻找现代法治的道路上，还是要回归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上，不能一贯借鉴西方的法治成果与法治思维，不能与我国的国情、民情、传统文化相割裂，要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现代法治治理之路。要构建和谐的乡村秩序，光靠外力干预是很难持久的，最终还是要依托乡村的内生性。目前，乡村普遍面临失血过多，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空壳化严重。然而，现代乡贤扎根乡土，推动新乡贤回乡治理，是对乡村一个补血的过程，可以强化乡村法治的内生动力。

新乡贤，必须是有法治意识的乡贤。法律是最低底线的道德，道德规范固然是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然而新乡贤在品德高尚的同时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这是新时代弘扬乡贤文化，推进乡村法治的前提。因此，要大力培育新乡贤的法治意识，通过新乡贤唤醒乡土社会的权利意识，让乡民相信法律，重视法律，产生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感。新乡贤参与治理可以在乡和村，以及官与民之间起到良好的润滑作用，缓解双方矛盾，弥补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不足。但新乡贤作为一个新培育的阶层，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还需要与乡政府、两委、村民一同协作，通过乡贤的精神引领与法治的贯彻和实施来实现村民自治能力提高和乡村法治的现代化。

五、结语

在新农村战略下，乡村治理关键还是要靠制度，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同时也要遵守乡规民约，并借助民俗、道德、习惯、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共同构筑一套乡村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意义上弘扬乡贤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拓出新的乡村法治建设意义，积极发挥新乡贤的引领作用，唤醒乡村社会的民主法治意识，使乡贤文化绽放出法治的光芒。

注释：

①刘奇葆.创新发展乡贤文化.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9-16/c-1112504567.htm

②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中国文化研究2011（4）.

③秦辉.《传统十轮——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页

④陆益龙.论中国农民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社会学.2003（1）

参考文献：

[1]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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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曦.论法治观念在乡村社会的渗入——以乡贤文化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5.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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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军.弘扬乡贤文化 发挥乡村新乡贤作用[J].文化学刊2015年5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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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建堂.试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J].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陕西 篇4

我国的法制建设宣言和总纲领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问题作出指示并讲话。对于“法治中国”在中国法制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列为四中全会的主体, 构建我国法制国家的宏伟蓝图。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对法治这以为他作出了详细的探讨, 对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作出筹划与部署, 并阐述了一系列的新观念, 带动我国法制社会的提升, 使我国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从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 根植和培育民主、权利、程序等法治文化, 以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陕西改革深化、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陕西法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法治陕西建设路径选择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陕西法治建设存在的障碍

法治文化的形成要经历长期的演进, 然而陕西由于民俗、历史和环境因素, 缺乏政治民主文化意识、法治思想的宣传、法律知识的认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支持等条件也不够优越,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

(一) 人治文化影响深远。

从历史来看, 陕西文化是传统文化代行代表, 一直缺少法治文化的环境。人治核心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追求建立在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和血缘亲情基础之上, 由君主掌控国家大权, 主要依靠理治和德治进行治理, 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 权大于法, 法治只是辅助的治国方式, 即“政教之用”。一个好的领导人是老百姓希望的寄托, 老百姓更愿意是“清官”来治理国家, 在他们眼中法律只适用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而不适用于治理国家。在这种体系下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法治所需的“平等”原则, 更不可能产生“形式正义”, 这对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构成了较大障碍。

(二) 法治意识较为淡薄。

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陕西一些领导干部习惯把法律作为工具, 只考虑如何为“治”理老百姓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以权代法、以权决策, 而没有依法办事的观念, 导致了以领导干部的“思想”为依据的主导思想成为主流, 法律的定制者则是当地的官员, 而老百姓只有服从。反之就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影响法制建设进程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法律本身, 而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认知和法律知识的传播。

(三)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陕西地处内陆, 内部和外部的文化交流受到环境的限制。长久以来, 民间社会自主形成的本土文化, 在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下延伸, 渐渐演变成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 一代代流传下来, 成为社会的主要规范, 极难改变。在遇到纠纷时, 过分讲究克制礼让, “闾里不讼于巷, 老幼不讼于庭”的厌讼思想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屈死不告状”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多, 通过法庭解决问题的人统称是视为异类。多数人往往通过新房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有政府的介入会更直接有效。同时, 官员和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 以至于导致很多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三、推进陕西法治建设的对策建议

对于陕西这一从根本上缺乏民主法治的地区来说, 具体可以从以下4方面着手逐步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形成法治文化共识。

“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建设法治陕西首先应确立法治文化共识, 从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入手, 把提升公民主体意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探讨如何摒弃人治思想, 正确对待发的价值观, 着重强化领导和公务人员的权利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节本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法治的主体, 国家公职人员才是法治的对象, 唤起公民独立的人格尊严意识, 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作用和地位, 使法治成为公民的文化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使人民群众在知法、懂法、守法的法治观念中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

(二) 强化权利的同时进行约束监督。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 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 前者却破坏了水源”。陕西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应从合理配置权力、确定权力范围、明确权力界限等方面入手,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逐步确立权力运行的具体规则、步骤和方法,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 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有法可依、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环境。

(三) 重视法律程序正义。

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程序的权威, 法律实体正义依靠法律的程序正义实现。传统的法律文化对实体法的重视高于程序法的重视。在交涉陕西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要把程序法的权威树立起来。赋予正当程序内在独立价值。把注意力集中在要行政、立法和司法程序上, 司法程序最为重要, 司法是人民权利和实现社会正义最有力的保障。通常权利和舆论会干扰司法机关分析和处理问题, 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才可以更客观的处理问题。

(四) 探索法治建设路径。

陕西法治建设的路径不同于经济发达地区, 应该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文化政治的现状来进行。其中政府推进和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性是它本身的最佳途径。根据现在陕西的社会现状分析, 法制建设是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基础之上, 把其作为主要推手。在进行的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起到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 不能仅仅是制定规则和号召的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参与法治建设, 引导民众自觉守法。同时, 法治文化建设客观上需要一个历史阶段, 甚至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与推进才能形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决定作说明时指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作为托动力的法治文化, 可以让人民群众更深刻的理解法律的要求, 更好的推动立法和执法, 使其能够更好的发展。建设陕西法治社会必须提高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治意识, 提高公职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从而为为营造健全的法制环境, 踧踖全体人民群众法治文化的提高, 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大慧的主题, 大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成为我党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纲领, 并以此为宣言书。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在党和国家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实现伟大的中华名族复兴而努力的关键时期, 如何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深化法治改革, 加快推进陕西法治建设, 是陕西省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影响陕西法治建设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人治文化影响深远、法治意识较为淡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等影响因素出发, 进而提出建设法治陕西的实现路径, 以期为推进陕西省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思维,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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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茵.关于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思考[J].理论导刊, 2006 (04) .

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篇5

我国虽然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基本国情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5%以上。因此，强化农村基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农村基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扩大基层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精神，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和任务。新时期，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建，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重点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府立法工作；继续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

当前，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税法费改革稳步推进，基层党建不断加强，治安局势比较平稳。这为我们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在经济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比较重，有些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还比较大，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土地征用、村委会直选，以及家庭、债务、违章建筑、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这对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我们一定要从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前，农民群众有“四盼”，即盼富裕、盼稳定、盼公正、盼尊重。这“四盼”就是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每一“盼”都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密切相关。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紧抓住“村”这个环节，全面落实民主法制建设的各项措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一、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农村社会稳定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公共事业建设后遗症是新农村稳定的重要隐患，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是新农村肌体的毒瘤。近年，党中央以解决民生为根本，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减免了农业税，实行了种植粮食及油菜补贴，10亿农民群众受益，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但在不断建设的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引发了农村群体性事件，影响着新农村建设及发展。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一是要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我们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大力推行问责制度，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规范干部的行为，做到干部依法办事，不以权利谋私。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犯罪活动，特别是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二是要积极改进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事情的真善美，人起到决定的作用，村镇干部的素质决定着农村经济事业发展，继续解放思想，改变干部作风，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群众的贴心人。大力推行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

二、农村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把“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今后农村工作必须加强的六项制度建设之一。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农民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也是我们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保护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历来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使农村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有利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活跃农村民主生活，保障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党员和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引导农村干部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正确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政策，按章办事，做好工作。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实行民主选举机制，实现村官村民选

实行民主选举，实现群众的愿望，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亲民为民之举，安民为民之道。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实行“两推一选”，即党内推荐、群众推荐、党员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委员、主任、副主任，实行“公推直选”，即由村民公开推荐、村民直接差额选举产生。针对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由不同方式选举产生，两者群众基础各不相同，导致互不“买帐”的问题，采取民主管理的办法，着力理顺村“两委”的关系，确保“两委”协调运转。村干部是老百姓自己选举的，自然信得过，村民就会齐心协力支持村“两委”班子的工作，村级各项事业的发展就能够迅速地步入快车道。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从深化村务决策机制入手，以规范村民代表会议为重点，建立和完善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从制度上保证村民的民主决策权。凡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都实行民主决策。由村“两委”会议商议后，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做到会前向村民广泛征求意见，会后公布表决结果。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前，村民代表主动征求村民的意见，让村民代表真正代表村民。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酝酿是否切实可行。遇有重大事项，根据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提议，随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策，决定重大问题要进行票决，获得应到会人员半数以上赞成票方可通过。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决定的事项，先缓议，待意见基本一致后，再讨论表决或请示上级组织裁决。实行民主决策，村干部能更好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民主决策，体现了民意，集中了民智，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权利，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从根本上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要抓好村级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的落实，实现村事村民管，村情村民知。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上级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要将村务、财务及党务工作中不涉密的有关内容，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救助、合作医疗、土地征用、财务收支状况、农村“两个直补”等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内容进行公开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激发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推进村级组织民主管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只有健全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才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健全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才能在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健全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才能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只有健全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才能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基础。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党员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党建远程教育网络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家庭的创建活动，大力抓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各类宣传方法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充分发挥村级关工委的作用，努力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关心的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所处的环境、背景以及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标志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农村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农村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农民从业方式日趋多样化，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大环境、大背景发生了新的变化。二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党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农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为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三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给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能不能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至关重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人和机制是两大重要因素。党领导下的农村民主治理新机制，经过不断创新、规范和完善，已经成为一套比较科学的治村好机制。有了好机制，还需要有好人，特别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农村支部书记队伍做保障，这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根本和基础，抓住了这个根本，新机制的运行才能有肥沃的土壤。只有好人与好机制实现有机的结合，才能开创出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又概括出“五个好”的建设目标，即：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培养锻炼一支好的队伍；选准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的经营体制；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这“五个好”中，最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班子，尤其是要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有了好班子、好支书，还要选好一条带领群众致富的好路子。这在当前显得很重要。但村级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不少：一是许多后进村一般都地处偏僻地区，条件差，基层干部观点滞后，思想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式，转化难度大。二是党员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村级基层组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工作方法和手段滞后，与村民之间缺泛沟通。三是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存有一定问题，发展新党员任务很艰巨。近几年农村新经济组织大量发展，而党的工作跟不上，有的至今还是空白点。农村基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薄弱的问题，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因势利导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和完善村干部“职业化”管理，建设具有较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我们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乡镇工作发展的整体规划，确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在基层有人抓能落实，要大力加强派出所、法庭、司法办等基层政法组织的建设，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治保调解会等配套组织建设。切实做到组织、人员、工作、报酬的落实，使其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要重点把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班子建好，同时要选准、配好治保会和调委会主任，只要他们“两个人”真正负起责任来，许多治安问题不出村就能解决。

关于加强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 篇6

关键词：新农村；法治建设；问题；对策

一、我国新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法治观念缺失

法治在农村的推进程度，往往取决于广大农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当前我国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理解和运用程度仍处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由于广大农民日常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意识上的欠缺，导致对法律内涵的理解不透，甚至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行为是否违法，他人行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权利，遇到问题往往想不到或者不知道应该如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多年形成的“人治”思想和对法律的畏惧，一些农民在遇到问题时多是采取拉关系走后门去解决，助长了“权力”对“权利”的损害。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由于法律意识的薄弱和法律知识的欠缺，往往觉得权大于法，做决策干工作总是喜欢参照惯例和习惯、传统去衡量是否，评价对错，有意或无意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

（二）农民法律知识欠缺，法律素质不高

当前农村普法教育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很多普法教育停留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形式上，教育内容过于宽泛，对于实际效果缺乏有效的跟踪问效。对于农村法制教育和法治观念的培养，很多地方没有注意把握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教育的内容与农村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的实际需求不协调，使农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对于法治观念养成和培养的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对于农民依法守法、依法维权的指导意义不大，法律素质仍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影响了农村法治建设的步伐。同时，由于农村缺乏通晓法律的专业人才，甚至乡镇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观念缺失，执法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平与公正。因此，农村法律人才的缺乏和执法队伍依法行政能力的缺失也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法制体系建设缺失，没能形成体系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法制包括立法、执法、守法等多个环节，立法占首要的地位，没有立法，便无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无从谈起。我国农村立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体系化不强，许多重要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已制定颁布的法律在科学性和可行性上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农村法制多停留于立法层面，在守法和执法层面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和缺失，因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无法彻底杜绝与根治。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比较科学完善，但村民依法自治程度依然不高，究其原因，有村民自治受行政干预较深的问题，又存在监管失职的问题。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依然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农业生产及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二、加强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策略

（一）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培养农民的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

要依据农村现实条件和农村法治程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是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深远意义有清醒的认，识，明确法制教育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在此基础上明确责任，建立并坚持普法教育制度，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对涉农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要加大学习检查力度，使他们成为学法守法的带头人和引导者。要注意丰富形式、创新载体、精选内容，采取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的炕头，以此使广大农民的法律知识普遍丰富、法制观念逐渐提高、法治意识逐渐增强，最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快速开展。

（二）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建立完善涉农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推进法治化进程的首要条件和重要保证，所以，要求我们国家的立法部门必须大力加强涉农立法工作，尽快填补农村工作中的法律空白地带，保证涉农的各项工作和出现的问题能够做到有法可依。立法部门要更新立法观念，立法工作紧跟时代的发展需要。以农村的改革发展现状作为涉农立法的现实依据，制定既能适应农村发展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能符合中国农村传统礼俗观念，容易为农民接受的涉农法律法规。立法人员要经常到农村调研，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保证立法的科学化；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和法定义务，体现人性化。为保证已有农业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要及时出台相应的解释性条文和配套法规，使这些法律法规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应有作用。

（三）强化法律公平公正，提高依法执政和法律援助的水平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 篇7

法治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在向文明行进的漫漫征程中探索积累而成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想方式，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法治精神则是人们对法治价值的自我理解和主观把握，是人们对法治的认知、评价、信奉等多种情感因素和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过：“法律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唯有历史积淀而成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庄重铜表上的律条，也不是印刷于华美书卷中的文字，而是驻守在全体公民灵魂深处的坚定信仰。这一坚定信仰源于法治理念的形成，基于法治精神的弘扬。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则显得更为重要和尤为紧迫，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前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而在现代社会中，法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作为协调国内社会关系最权威、最普遍的治理模式，作为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纠纷的重要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渗透并作用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追求法治、崇尚法治、健全法治、维护法治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执政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二是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口，可供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允许试错的限度越来越低，不能再拖延的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是什么？对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回答是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只有把改革主张纳入法治轨道，用法治方法降低乃至消弭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序推进、行稳致远。三是伴随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成员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把“合不合法”作为衡量各种活动和行为的重要标准。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治精神缺失的现状令人感到忧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立法数量固然众多，法律制度趋于健全，但在一些领域和方面，法律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法律只停留在口头里纸面上，一些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有法不依、违法办事，甚至规避、扭曲、亵渎和践踏宪法和法律。

二

法治精神是人们对法治的自觉认同并由此产生的敬畏。纵观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不难发现法治精神作为人类理性和政治文明的文化形态，对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在当代中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弘扬法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逐步落到实处，只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牢固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治国理政拥有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弘扬法治精神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手段。法治精神倡导公平正义，主张相互包容，强调和谐共处，是缓解社会压力的“调节器”，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法治智慧疏导社会心理，以法治力量处理社会矛盾，以法治方式整治社会痼疾，才能营造稳定祥和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三是弘扬法治精神是提高公民素养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指出：“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维度，法治精神以其凝结人类对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共同精神追求而体现法治的普适性价值、普遍性意义，是涵育和滋养国民素质的重要源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全民普法开展以来，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和护法的习惯也逐步养成，并将这种理念表现和融汇于每个公民的生活细节之中。

三

法治精神包蕴多元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确立法治理想、贯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对法治价值的尊崇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需要弘扬法治精神，人民需要弘扬法治精神，国际社会也需要一个弘扬法治精神的中国。弘扬法治精神是一个锻造法治内在品质的过程，需要进行不懈的文化累积和人文传承。一是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建设法治文化。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文化是精神的母体，什么性质的文化就孕育出什么状态的精神。要针对法治精神孱弱和缺失这一现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注重加强对法治理论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研判，善于从法治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性，积累法治精神赖以产生的文化资源;要主动继承吸收中国法治传统的优质元素，勇于借鉴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法治文化，结合国情加以修正改造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夯实法治精神赖以滋生的文化土壤;要鼓励支持法治文艺创作，构建法治文化阵地和载体，发挥法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营造法治精神赖以孕育的文化氛围。二是弘扬法治精神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一种现代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在市场经济趋于成熟的当代中国，在政治文明正在成长的现代社会，如果要维系和体现公民的自由与价值，就必须敬畏和尊崇宪法和法律这一现代“国王”。全体公民都要从法律角度审视和考量自己的言行，尊重和遵守宪法和法律，使学法、信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国民的行为习惯和生活常态。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干工作，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做到“法无授权不得为”，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三是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坚定法治信仰。法律只有真正进入人的内心世界，被人们高度信赖和虔诚信仰，才能发挥效用、确立权威、葆有生命。法治信仰，是人们对法治表现出的忠诚意识、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蕴藉着社会对法治的理性推崇，寄托着公民对法治的理想情感。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要把宪法法律视作神圣不可冒犯的戒律，把对宪法和法律的谦恭和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其作为修身理政、立言立行的主要标尺。当然，法治信仰绝非对人类活动的思想统治，而是对社会发展的精神引导。坚定法治信仰，就是要把法治精神融入到精神世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中，实现法治从制度、器物层面向文化、文明层面的升华和演进，最大限度地释放法治精神的正能量。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