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制度

法治制度（共12篇）

法治制度 篇1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社会矛盾日趋严重, 呈现出了矛盾对象日趋多元化、矛盾反抗方式日渐多样化、矛盾种类日益不确定化等方面的特点。根据资料显示:“1995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公民信访总量为478万件/人次, 2000年达到1024万件/人次,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案件3047件, 而受理的信访案件却多达152557件/人次。2002年又有大幅增加。2003年全国法院受理涉诉信访397万件/人次”这种现象从某种角度上,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 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 必然会在中国相对集中的时间里表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的信访法治曾经历过多次改革, 1963年, 我国制定了第一个信访条例草案;1995年, 颁布了第一部《信访条例》;2005年出台了新的《信访条例》;2007年6月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虽然每次的修改都是针对信访条例存在的缺陷及不足, 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举措, 但目前, 社会矛盾问题仍旧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法治是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 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看, 化解社会矛盾也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信访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窗口, 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不可忽视重要作用, 因此, 如何完善信访制度, 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

2 信访制度的功能阐释

《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中对“信访”的解释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制度。人民群众向国家机关写信或来访, 是人民的民主权利, 也是人民监督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2005年的《信访条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釆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法律理论界对信访的定义存在一些分歧, 但大多集中在侠义和广义之分, 广义的上访包括人民群众的信访, 同时也包括部门与部门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而侠义的只是涉及人民群众的信访。信访包括“来信”和“来访”。

关于信访的功能, 综观理论界的观点, 主要集中下以下几点:第一, 认为信访是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第二, 认为信访将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第三, 认为信访是信访者权利的救济;第四, 认为信访是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从信访的内涵上看, 信访具备这些功能, 但笔者认为, 信访主要集中以下两个功能:第一, 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社会问题引发的种种矛盾, 对于人民群众而言, 如何解决纠纷, 使自身权益不受侵犯, 无非有几种途径, 和解、调解、法律途径, 当这些途径得不到救济, 只能通过信访的形式解决, 如果信访仍旧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 则可能出现非法的途径解决这些纠纷, 例如不正当的示威游行, 以跳楼等相威胁, 甚至打砸抢等违法行为。第二, 为政府和人民群众提供沟通平台的功能。信访制度的建立其实是国家了解人民群众的“晴雨表”。通过人民群众的信访, 可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 把握人民群众存在的思想动态, 了解其政治动向, 诉求表达, 权利需求, 纠纷矛盾等等。完善信访制度, 从某种程度上, 有利于国家的治理。

3 当前信访制度存在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3.1 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困境

第一, 公民法律意识缺位而暴露出的盲目性。我国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维权者认知水平有限, 维护自身的权益, 较少的通过合法程序行使。因此在信访时暴露出盲目性和不理性的特点, 心里上存在对信访部门工作人员抵触心理, 且传统上的“拒诉”和“仇诉”心里导致信访群众的盲目性和不理性。另外信访群众存在法律上的误区, 认为只要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就可以去信访, 而忽略信访的程序性。我国的《信访条例》第14条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 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第二, 信访现象的纷繁而复杂。信访案件这几年出现了急剧上升的趋势, 出现了纷繁而复杂的现象, 例如“乌坎事件”, 其已经不是几个人或是几十个人信访的规模, 是整个村的村民集体信访, 案件涉及不仅仅涉及到了土地问题, 村官贪污腐败问题, 更存在很多社会矛盾问题。此类的案件很多, 极其复杂。

第三, 信访效率低下。信访部门的信访效率非常低下, 信访案件得不到解决, 无法解决, 存在很多原因, 有因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问题, 有因制度的不够完善等。根据资料显示, 如今的信访案件得不到解决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有的地方甚至更多。

3.2 信访困境的原因分析

第一, 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一方面, 我国如今的《信访条例》存在缺陷。例如:信访越级的规定;《信访条例》第33条至35条规定了信访案件的“三级终结制”;对信访部门没有规定解决问题的实权;对信访人数的限制, 《信访条例》第18条规定的集体访不超过5人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在《信访条例》并不少见。另一方面, 信访配套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我国如今依据的只有2005年的《信访条例》, 没有更高层次的信访立法, 且我国其他法律对信访没有做任何的规定。

第二, 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很多,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信访的程序不规范。我国《信访条例》对信访的程序有一定的规定, 即登记、接待、立案、交办、催办、归档、统计。然而, 现实中确有很多是违反这些规定的, 甚至连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熟悉这些程序, 且由于中国存在的“社会关系理念”, 常对某些关系户开后门, 走“捷径”。这些情况导致了信访没有标准的处理程序, 最终使得信访实务处于被动局势。其次, 我国信访机构缺乏整体的系统性。综观全国的政府部门甚至事业单位, 基本上都设立信访部门, 虽然这些机构的存在从某种角度为群众提供便利, 但由于没有系统和规范性, 导致运行困难, 效率低下。再者, 信访问责制度执行不力。信访问责制度执行不力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部门问责不严, 虽然我国《信访条例》有规定信访涉及的职能部门的责任追究, 但实务中却没有严格执行。另一方面, 是对一些过激的群众, 甚至违法信访的群众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给以处罚。

4 信访法治的路径

4.1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

首先, 应当提高信访立法层次, 制定《信访法》。制定《信访法》不但能填补当前我国《信访条例》存在的缺陷, 从法理的角度上讲, 也是维护民主权利的一种体现。且信访立法在我国将是大势所趋, 理论界和社会界呼吁的声音很大。但一部法律的出台如果没有合理的设置, 则可能恰如其反, 如何设置是关键。笔者认为, 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规范。 (1) 明确信访的功能、地位; (2) 赋予信访部门的执行权; (3) 加强信访程序化规定, 明确违法程序惩罚性规定; (4) 规范信访的“问责”制度。包括对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应当对违法信访群众的问责; (5) 放宽信访人数的规定, 同时规定信访代表制度, 对于比较复杂, 涉及的人数众多的案件, 实行信访代表制。

其次, 应当完善地方政府信访法规。在《信访法》的基础上, 地方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 适时制定和完善地方政府信访法规, 且对一些信访工作中有重要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或是实践中有效的制度加以规范, 适当时可以上升为政府规章或是规范性文件。

4.2 健全信访配套运行机制

第一, 应当提高信访部门的效率。首先应提高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 特别是信访接待人员的素质。根据调查, 如今我国的信访满意度是不高, 其中一个原因是信访接待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恶劣, 甚至有因信访而被打击报复的现象出现。其次, 要完善信访程序, 从信访的实际运行来看, 我国信访机构轻视信访程序而过于重视实体。制度化的程序不到位, 在信访的处理过程中, 侵犯信访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第二, 加强信访监督制度。信访制度的完善, 应树立监督理念, 强化信访功能, 结合我国法律的监督体系, 综合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为一体, 设立完善的监督体制, 特别强化公民监督功能, 对于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不作为, 应付了事, 失职、渎职等行为设立监督机制, 设立追究责任的司法程序, 形成信访与司法救济的链接, 保障信访功能的实现, 强化信访作为公民反映自身民情的功能, 为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 使得信访制度更完善。

第三, 应当健全信访工作绩效考核机制。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的信访工作绩效主要是按照信访案件的数量来衡量的, 这样的考核标准, 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信访部门追求信访的总量, 而忽视信访的实际问题, 是极不合理。因此, 健全信访工作绩效考核机制, 应当建立信访的效益机制, 从效益上考核信访部门的运行情况, 包括, 信访的成本, 社会满意度, 信访的工作效果。而不应仅把信访的数量作为考核重点。

4.3 树立正确的信访意识, 加强信访源头预防

树立正确的信访意识, 应提高信访者的法律意识, 不但能更好实现信访者权益, 且因信访的法律化, 程序化, 将减少社会矛盾, 减少公民因缺乏信访意识而作出的违法行为。如何提供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 可以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特别是信访法律制度; (2) 加大信访意识宣传, 通过媒体、网络等宣传, 实行普法宣传; (3) 提高信访工作部门的法律意识, 熟悉法律相关规定; (4) 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要求了解当前社会动态, 提高预防意识, 做到未雨绸缪。另外, 应加强信访源头预防。加强我国的民生建设, 对公民的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医疗保障等问题应当重视, 加快推进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只有不断的完善我国的民生事业, 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我国的社会矛盾。

摘要：通过诠释信访制度的基本理论, 分析当前我国信访制度存在的困境及原因, 认为信访制度的完善必须实现信访的法治化。只有通过实行信访制度的法治化, 健全信访配套机制, 及树立正确的信访意识, 加强信访源头上的预防, 才能解决当前信访制度存在的困境。

关键词：信访制度,法治化,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张宗林, 郑广淼.中国信访[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3.

[2]金国华, 汤啸天.信访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法治制度 篇2

一、学习制度：

法治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每月安排半天时间学习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上级会议精神和业务知识。

二、会议制度：

一月召开一次业务会议，研究法治建设工作，交流工作方法、布置工作任务、总结工作典型、推广工作经验。遇到特殊情况，领导可决定随时召开。

三、报告制度：

按要求及时上报各种统计报表和相关材料，发生重大情况要及时按省、市、区有关规定的要求逐级上报

四、请示制度：

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向乡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和上级业务机关汇报一次工作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每周例会时向主任汇报上一周工作情况和下一周工作安排；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

五、检查考核制度:

每季度对所辖的村委会、单位、部门法治建设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半年进行一次考评，年终进行考核和工作总结，六、奖励制度：

对在法治建设工作中涌现出的工作突出、实绩显著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经报请党委、政府批准后，给予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七、调查研究制度：

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对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好的工作方法、先进典型，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不断探索法治建设工作新方法新途径。

联络员制度：

在法治建设工作中，选拔一批工作能力强、政策理论高的同志作为联络员，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八、督办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开启法治反腐之门 篇3

关键词：权力清单；法治反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一系列关于权力清单制度的阐述，释放出新一届党中央法治反腐的信心和决心。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所以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一、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反腐的基础

何谓法治反腐？那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运转符合规范，既为人民服务也接受人民监督。在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反腐斗争集中于打击个案，一年多来近五十名省部级干部落马，相当于每三周就有一名高官涉嫌腐败被调查。尽管这也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域是腐败的高发、易发地带所致。但是，查处了一个腐败分子之后，相似甚至相同的岗位或领域又出现了腐败现象，以至于公众称之为“前腐后继”。这种尴尬正说明了腐败的根本不是每一个贪官个人，而是权力本身的异化现象所致。所以，目前中国的反腐并不能单单依靠“打老虎”就能实现，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的运作，这才是法治反腐的思维。

既然权力是一切腐败的核心和本源，权力边界不清、来源不明，何时越界、何时不作为，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而正是这个问题，因为直接关系到权力行使及其背后的利益，历来都是一个难题。春秋时期，郑国的相国子产“铸刑鼎”，开启了我国的“成文法”时代。但在当时激起的反对意见可想而知，“把处罚规定都明确告知民众，以后就无法随意处罚他们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这样一个突出特点，对不知情或曰模糊战术的天然掌握，不为人知代表着最大的运作空间。所以，相比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官员们更偏好采取不用示人的“紅头文件”，因为“我在暗里，你在明里，主动权就完全在我手里”。多年来企业和群众在层出不穷的权力面前只能被动服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本不清楚权力部门手中的权力到底多大，边界到底在哪里，那么多的公章是否真有法律依据。制约权力必从明确权力边界做起，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落实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权力清单制度给权力画了一个圈，圈的大小由法律设定，圈内是权力的运作空间，权力部门不得越出圆圈而行使权力，而圈外则是公民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只要不进入法律禁止不能做的圆圈，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而行为。圈子的边界所在决定了权力和权利的彼此关系。所以，权力清单一旦公布，公民对于权力部门的越权行为就有了制约和监督手段：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事项，而权力部门又试图实施行为，公民就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权力部门必须援引相关法律证明自己的权限。另外，“权力清单”的建立作为简政放权的一个关键抓手，也是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因为它明确了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也就是说，权力清单能够清晰地勾画出权力的边界，这就是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的体现，也是彻底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和腐败的机会。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才是真正遏止腐败的正确方向。

顺着这一思路，在权力清单明确之后需要跟上的，一是对于权力部门越出权力清单的行为，有必要的法律和程序进行诉讼，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决不允许出现权力部门再次越界，公民仍无力纠正的情形；二是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权力”，让这些没有法律依据，完全由行政部门自行“发明”并“自我授受”的权力，尽快“清零”。至此，法治反腐将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度，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整治。

二、权力清单更是责任清单

从法律上来讲，权力意味着责任，也就是说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就如同权利和义务是相平衡的：要享有权利，就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要行使权力，就要相应承担对等的责任。这就是权责一致，权利和义务对等。要做一份出色的令群众满意的权力清单，还必须将它做得更像是一份责任清单。例如一个官员，我们光知道他有什么权力还不够，更要搞清楚他有什么责任，以及用权不当的后果。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要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只有将责任义务跟手中的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在行使职权时才会对自己格外严格、谨慎，从而不辜负群众的期待；另一方面要健全针对权力运行的问责机制，一旦权力越位、错位、失位，就施以严肃追责。毕竟，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权力而无严格的追责机制，就会出现职能退化或者权力滥用。这既是一个现代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方式，同时也是法治反腐所要依存的一种理念基础。只有权力透明、干净，权利才有保障。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应是一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确保权力运行不逾规制、造福于民，反腐工作才能彰显法治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反腐工作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永远走在路上，没有尽头和终点。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也让反腐工作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下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唐六典》的行政法治制度探析 篇4

一、建立行政独立立法制度

《唐六典》直接渊源于《周礼》。唐玄宗以《周礼》的“六官”体制, 确立了《唐六典》“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的编撰指导思想, 其目的就是要仿照周公制礼, 创立治国经邦的唐代法制, 这样将行政法与刑律分离立法, 既可以“文饰太平”, 展现唐朝繁盛景象, 也便于征引行政管理, 强化专制统治。比《唐六典》更早一些颁布的《唐律疏议》, 是一部集中华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刑事法典。当时的统治者将《唐六典》与《唐律疏议》分别制定, 笔者认为, 这应该是创新行政法与刑法分别立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从而开创了我国行政法的新纪元。之后的《明会典》、《大清会典》, 也都是承袭于此。

纵观《唐六典》的立法体例, 律、令、格、式俱全, 按照“以类相从”的编撰方法, 以卷、目、小目进行分类归纳, 规定了当时封建国家的行政体制, 甚至细化到每个部门的人员编制, 非常之详尽。同时, 《唐六典》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 如选拔、任用、考核、奖惩、退休等, 也非常之具体。另外, 注文作为当时封建法典的一个重要形式, 在《唐六典》中也得到了展现, 其作用主要是进一步解释说明行政机构的具体规制, 以及职官沿革及职掌要求等。仔细归集这些内容和立法方面的细节, 都属于行政法律制度的内涵。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唐六典》应该是一部典型的“封建国家行政法典”[1]79。

二、严格官吏的选拔制度

唐代的官吏选拔, 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设立了两个通道:一是科举考试, 为天下所有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平台;二是门荫入仕, 迎合了当时皇亲权贵们的世袭利益, 带有极强的封建政治色彩。

在科举考试方面, 《唐六典》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 并予以了完善和丰富。在唐代, 生徒 (各类私塾和学馆的学生) 和乡贡 (参加过地方州县考试过的人员) 是科举考试的应试主体, 礼部是科举考度的主持单位。《唐六典》给科举考试设置了内容比较繁杂的制度, 如将考试科目设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 将“正经”确定为大经 (《礼记》、《左氏春秋》;中经 (《毛诗》、《周礼》、《仪礼》) ;小经 (《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 , 并明确规定了考试的方式, 如报考条件、考试程序等, 给全国应试考生以指引, 这也充分说明了唐代对官吏选拔的高度重视, 表明了统治者相对开明的人才观, 有利于人才的普选和社会阶层的演进。

当然, 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资格考试, 通过者只是获得了为官入仕的资格, 至于是否任实职 (古代有实职和散官之分) , 还必须通过吏部“铨选”这一道关口, 相当于能力测试和实绩考核, 通过者才会给予发展的实际平台。由此可见, 通过《唐六典》的规制,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官吏选拔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能够更大范围、更严程序地选拔优秀人才, 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才能的发挥,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2]卷四。

在此基础上, 《唐六典》从封建专制统治的实际, 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威, 也设置了门荫入仕制度。基于门荫入仕制度从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来看, 远远比不上科举制度, 为此, 《唐六典》明确并严格规定了门荫入仕制度的适用办法, 对父祖的品阶以及其子、孙、曾孙门荫的品阶, 均进行了界定和限制。当然, 也不可否认皇亲权贵的后代从相对优越的教育环境下, 也产生了一些优秀人才, 但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看, “门资取士, 日渐式微”, 科举考试相对来说是当时比较好的官吏选拔手段和方式。

三、明确官吏的职掌制度

封建社会等级非常森严, 唐代同样如此。唐代的官吏主要分有职事官和散官两种。前面也述及, 职事官主要是指有一定实权的官员, 其职务也比较明确, 例如三省、六部、九寺等, 均有实际的权责。而散官则更多的表明一种身份地位, 有品级, 但没有很明确的职权。至于勋官、封爵, 也基本属于散官的范畴, 主要是一种荣誉称号或封赏等级。基于不同类型的官吏均具有一定的品级, 唐代共分为九品三十等, 这些都在《唐六典》中进行了明确规定, 也是源于《唐六典》“以官统典”的立法模式。

在此基础上, 《唐六典》还规定了官吏的编制, 重点明确了官吏的职掌所在,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促进官吏们谨记职责, 防止推诿, 以法行政, 同时也为监察机构提供了监督依据和衡量标准, 有利于监察机构对官吏进行有效的行政监察。

此外, 针对与官吏职掌有关的休假、薪酬、奖罚, 甚至包括升迁, 《唐六典》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这种法律固化的方式, 进一步彰显了唐代以法行政、以法治官的理念[3]153。

四、完善官吏的考核制度

《唐六典》对官吏的考核, 采取的是“四善二十七最”标准。所谓“四善”, 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烙勤匪懈。通俗点讲, 就是要德高望重、清廉谨慎、断事公平、勤劳不懈。所谓“二十七最”, 则是将官吏分为二十七种类型, 根据职位的要求, 分别规定了各自在才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标准, 即“一曰献可替否, 拾遗补阙, 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 擢尽才良, 为选司之最……二十七曰边境肃清, 城隍修理, 为镇防之最。”虽然每个职位的标准均为区区八个字, 但含意广泛而深远。如第一条“近侍之最”, 要求侍卫官在向统治者进言时, 一定要建议可行的方法, 补正别人遗漏的内容, 不可行的方法就不能进言, 更不能进谗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 《唐六典》为了加强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设置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考核复审监督制度。被考核的官吏首先要通过工作总结的方式, 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然后由其上级官吏进行初步考核并初定等级。初考结束后, 吏部考功司作为官吏考核的主管单位, 还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复考。复考的环节主要由各级官吏的长官向吏部逐一解释初考结果的事实依据, 如果吏部发现事实依据不足, 可以直接修改考核结果, 并启动责任追究制, 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同时, 在吏部每年度公开复考时, 皇帝还会派出两名具有很高公信力和权威的大臣, 对吏部的复考标准进行校正, 另外中书省和门下省还会各派一名监考使到现场进行监督, 有时还会邀请普通民众旁听和察观, 其目的就是为了全力保障官吏考核程序的公开性和结果的公正性[4]卷二。

由以上程序可以看出, 《唐六典》在官吏考核方面, 非常重制度, 重程序, 重证据, 重监督, 从而促进了官场的清正之气, 也促进了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

五、强化官吏的监督制度

御史台是唐代的监察机构。《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 对御史台的机构设置及其官吏管理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御史台设有台、殿、察“三院”, 通过各自不同的分工范围, 监察对象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 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官吏, 甚至包括御史台自身。也就是说, 除了至高无上的皇帝, 所有官吏都在御史台的监察视野之下。同时, 《唐六典》赋予了御史台独立的纠举百官的监察职能, 以及专折直接奏报皇帝的权利。为了更好地实施监督官吏的职能, 《唐六典》将御史台的职掌定为“六察”: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 籍帐隐没, 赋役不均;三察农桑不勤, 仓库减耗;四察妖猾盗贼, 不事生业, 为私蠹害;五察德行孝悌, 茂才异等, 藏器晦迹, 应时用者;六察黠吏豪宗, 兼并纵暴, 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六察”既是御史台监察的范围, 更是官吏行为的规范。

在唐代, 还有一种特殊的监察制度, 即谏议制度, 主要是通过直接向皇帝谏议, 纠正朝政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谏官的职能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中规制得相对明确, 即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等“五谏”。谏官 (主要包括给事中及左右谏议大夫、散骑常侍、拾遗、补阙等) 在对政令执行进行监督外, 最难能可贵的是, 也可对皇帝规谏, 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监察制度的外延。唐太宗时期, 魏徵直谏作为一段佳话, 一直传颂至今[5]62。

由以上可以看出, 御史制度、谏议制度, 以及官吏考核制度, 共同构建了一张监督网, 将《唐六典》的行政法治思想展现得相当充分, 并对后世行政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六典》作为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 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也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集中在法典的实际执行方面还远远不够, 尽管有所实施, 但一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正式颁布。但通过对《唐六典》内容的考查, 其严格的官吏选拔、职掌、考核、监督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行政的公平、效率、秩序, 保证了“以法行政”、“行政控权”的行政法治思想。非常可贵的是, 《唐六典》通过独立立法, 开创了我国行政立法的新纪元, 导引着国家行政体系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赵剑敏.开元立法与行政法典阐论[J].上海大学学报, 2004 (3) .

[2]《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3]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鸡泽县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 篇5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

为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和督促检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020 年）》（中发〔20**〕36 号）和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冀发 24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按照《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报告主体

县政府向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报告，乡镇政府向县政府报告，县政府部门向县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

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抄送县政府。

二、报告内容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主要是报告本县、本部门上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部署、制度措施、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等，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情况。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及两清单制度，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社会治理，优化公共服务，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情况。包括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机制，加强重点领域政府立法，提高政府立法公众参与度，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监督，建立规范性文件清理长效机制等情况。

(三)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情况。包括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增强公众参与实效，提高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质量，加强合法性审查，坚持集体讨论决定，严格决策责任追究等情况。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情况。包括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加强行政执法保障等情况。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情况。包括完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和审计监督，完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完善纠错问责机制等情况。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情况。包括健全依法化解纠纷机制，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工作，提高行政应诉水平，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仲裁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等情况。

(七)全面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情况。包括树立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完善政府工作人员法治能力考查测试制度，坚持学以致用等情况。

（八）其他需要报告的内容。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求县政府、上级人民政府要求下级人民政府、县政府要求所属工作部门、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下级部门报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总体情况或者某一方面工作情况的，有关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具体要求提交报告。按照有关规定需要向特定机关报告本单位法治政府建设重大事项的，有关机关应当按照具体要求提交报告。

三、报告时限

县政府于每年 1 月 30 日前提交上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政府所属工作

部门、乡镇政府、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于每年 1 月 15 日前提交上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四、报告形式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附电子文本。报告由本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本机关印章。

五、报告公开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按要求报送后，应当通过报刊、政府（部门）门户网站于***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六、报告审查

县政府接到乡镇政府、县政府所属部门的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后，要在***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发现内容失实的，缺少应当报告的内容或者应当报告的内容表述不清的，应当报告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大事项未及时报告的，要责令报送机关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

七、报告处理

县政府对接受的法治政府建设报告要进行认真分析，全面掌握本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情况，对存在的普遍问题，要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列入县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要点；对于个别行政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责令其限期进行整改，并要求报送整改措施和整改结果。

八、问题整改

县政府、乡镇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要及时总结本单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自觉接受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对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和上级行政机关提出的建议要认真落实，对存在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将其列为法治政府建设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九、组织领导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加强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切实担负起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把健全和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方面要认真履行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义务，自觉接受监督；一方面要通过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加强对本单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建立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工作纳入依法行政考核内容。

网络反腐应走法治化制度化道路 篇6

腐败现象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反对腐败，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查办大案要案、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机关始终坚持依法依纪查办腐败案件，同时，党和政府也充分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依法保护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发挥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监督，与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共同构成立体的问责体系。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

2010年12月，我国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首次肯定网络监督的作用：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加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同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将“网络反腐”一词收录其中，这是网络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中央高层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学者作了专门统计，近8年来，我国内地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过网络反腐事件，共计118起，其中2011年达到近50起。刚刚过去的2012年，网络反腐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掀起了又一轮新的高潮，以至于有网民把2012年称为微博反腐年。十八大以来，至少15位厅级高官被纪检部门公开停职并调查，涉及重庆、广东、四川、山西、山东、新疆等省市自治区。这些都说明了随着网络监督的发展，我国的反腐模式在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后，普通民众的权利反腐成为新亮点。

较之以其它传统的媒体平台，网络在反映民意、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体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借助于网络反腐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首先，网络的公开透明使得许多真实情况和真实心态大白于天下。在反腐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将涉及机密外的一切信息迅速公布于众，引导舆论动向，同时主动将政务透明化，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黑箱操作，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另一方面，网民可以自由在网上公开发表评论，引起公众的关注，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普通人感觉到了公民的力量，让“以弱胜强”成为可能。

其次，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快捷，只要一条反腐的新闻出现，将会迅速地传播至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跨越重洋。这不仅减少了传统信访繁冗复杂的程序，节省了上传下达的时间，降低了中间过程人为因素干扰，而且为反腐工作赢得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三，网络虚拟性的特点决定了通过网络反腐比较隐蔽安全。网民可以拥有自己的网名，也即举报者无需实名制，身份可以隐藏。这使得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变得更加自由，不必担心会被腐败分子知晓身份而遭到报复，其人身安全系数大大提高。另外，网络反腐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举报者不必在现实中耗费精力和财力进行上访，只要在任意时间在某公共论坛上发表信息，网络自身就可以将该意见在网上高度聚焦，进而引起纪检部门的关注，从而达到网络举报的目的。

第四，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网络展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它兼声音、图像、动作、文字于一体，为反腐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全方位地为反腐工作提供更加具体直观的证据，真实地展现腐败分子的罪恶行径，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设立各种平台，公布政府的工作进程，听取公众的意见，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参与新闻报道，自由发表观点与言论，从而实现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大大推动了反腐工作的进展。

实践证明，通过网络这个发达的自媒体平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达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和扩展，坚持人民群众路线，是应对反腐败严峻形势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也是为腐败分子设置的最大和最有效的监督网。当然，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网络反腐也存在着很多弊端和不足，网络上大量不甚严谨的“人肉”、“曝光”，不仅可能伤及无辜，还会伤害网络反腐自身。网络反腐存在泛道德化倾向，甚至出现道德挟持司法、以道德审判代替法律审判的情况，这就会让反腐的积极效果打了折扣，说明了通过网络反腐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首先，由网络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在整个腐败案件中所占比例不大。据统计，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有41.8%来源于信访举报、20.9%来源于公检法和审计机关移送、7.1%来源于办案中所发现、三者相加为69.8%。这一情况说明，作为国家反腐败斗争的专门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仍是主渠道。网络作为线索提供源固然重要，但数量有限。

其次，网络曝光监督存在着代表性欠缺和明显的结构、区域、城乡等差异。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到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这当中，城镇居民中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约六成，而农村地区目前只有23.7%，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仅为27.6%，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网络普及率差距较大，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使得网民队伍良莠不齐。网络言论的匿名功能给一些失去理智、企图发泄不满的人以可乘之机，极大地干扰了普通群众的理性判断，使一些网络舆论严重偏离了舆论监督应有的客观公正。

第三，网络反腐是把双刃剑。一些腐败案件最先在网络上曝光，一些政府官员的不当言行在网上遭受猛烈批评，使得这些官员在网络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威风扫地、狼狈不堪，各级干部则从中受到尊重民意、重视舆论监督的教育，这无疑是网络舆论的正面效应。但同时，网上爆料引发的一哄而起的围攻，往往不经核实、不容辩解、不辨真假，难免会有误伤；网上围观“不雅视频”，使严肃的反腐败斗争娱乐化、低俗化；非法窃听、偷拍成风，会恶化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对此，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认为，网络“能够创造种种新的联系，在迄今不曾有过的公共领域，它也能够肢解现有的公共领域，因而使富有意义的联系化为乌有”。

因此，规范引导网络曝光监督迫在眉睫，网络反腐应走法治化制度化道路，因为最好的制度莫过于法律，应从源头把关防腐败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2月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规范网络反腐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决定》强调“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由以前的“依纪依法”，到现在的“依法依纪”，这个提法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对法律的尊重，反映出各种专门监督机关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公民、官员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网络反腐走法治化制度化道路，首先应尽快研究制定并出台加强网络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在反腐问题上做到有法可依，加强对官员、政府部门的决策权、行政权行使的源头把关，防止决策“一张纸”、花钱“一支笔”、用人“一言堂”等权力腐败。通过健全反腐法律法制体系，提高法律的约束力，确保网络的发展和管理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网络反腐走法治化制度化道路，要因时制宜调整纪检监察机关、审计部门、人大常委会对接民众通过网络等渠道举报的机制安排。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督部门一直在鼓励公民实名举报，但响应程度不高，就是因为现有的受理举报及后续查实处理程序，未能很好的保护举报人。为此应首先通过制度的健全，让受理包括网络渠道在内的各类举报进一步规范化，不会在经手人环节被堵截，不会因领导打招呼而中止，明确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从受理举报之时起，就有义务保障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反腐实践中，我们应注重发挥群众在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反对“运动式”、“情绪化”反腐，更要防止为泄私愤，或有不良企图的人用歪曲、捏造、诬陷等方式去攻击别人，主张制度化组织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将互联网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让群众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积极的政治参与，借助这一渠道自发组织起来监督政府，监督行政权力，揭露腐败分子与腐败行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疏”而不是“堵”的方式正确处理网络反腐与制度化反腐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把反腐倡廉建设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

大学生申诉制度的法治思考 篇7

一、大学生申诉制度建立的法理依据

大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是具有广泛而坚实的法理基础的, 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发展进程的一个必然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受教育者的权力中第四条:“ (受教育者) 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2005年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重申了高等院校大学生具有申诉权的法律权益。教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了“为落实《高等教育法》有关保护高等学校和教师、学生合法权益的规定, 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教育法》和《教师法》的规定, 建立和健全行政复议和教师、学生申诉制度, 依法保护高等学校和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在现代法治理念中, “无救济即无权利”, 这里的“救济”指的是司法上的援助和强制力保障。法律规定了高校学生的申诉权利, 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法律强制力对权利进行保障, 那么在学生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是无法通过申诉获得其权利的有效保障的。因此, 大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成为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必然。以上条例和意见充分肯定了大学生申诉权的法律效力, 也从实际上要求了我们在法律上规定了大学生具有申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大学生申诉制度来保障该权利的实行, 否则大学生申诉权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就成了一纸空文。

二、大学生申诉制度的法律意义

(一) 我国已逐步步入法治化社会, 高等教育法治化是时代的进步,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高等院校必然会逐步推进各项法制的建立与健全, 在法律层面上建立起保障学校、教职工、学生合法权利的制度体系。

(二) 我国目前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 其根源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速度。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支柱, 大学生承载着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希望。在高校生活中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使之尽快地熟悉和理解法律知识, 熟练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这样一是可以切实保证大学生在高校及未来社会上的生活和学习中的合法权益, 二是能够提升我国人民整体的法律素质, 为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 大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节省法律资源, 节省权益维护周期。大学生在学校生活期间所遭受到的权益侵害一般具有不透明性和难以量化性, 比如在对学生学分、绩点进行考评的认定中, 很难通过社会司法途径对其所受到的权益侵害进行完整的量化和行为定性, 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同时也增加了维护学生权益的周期, 不能真正实现学生权益的及时“救济”。

三、我国高校大学生申诉制度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高校目前已经根据国家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学生申诉制度。但根据我们实际的调查与实践经验来看, 很多院校的学生申诉制度存在重大的纰漏和问题, 这在客观上使得学生申诉权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保护或者保护力度不足, 事实上造成了学生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恰当、有效地维护的现状。主要表现有:

(一) 高校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申诉受理机构, 或者该机构不具有及时有效的反应能力。主要表现在校长邮箱、投诉意见箱、申诉受理办公室等没有得到校方足够的重视,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实际上名存实亡。

(二) 高校存在有“暗箱”、“潜规则”、腐败等不良现象, 影响了学生申诉权的效力。

基于目前高校大学生申诉制度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学生申诉权对学生权益的保护作用, 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三) 高校应设立专门的部门、专门的人员来对大学生申诉通道进行维护和管理, 及时受理学生申诉意见及处理, 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

(四) 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需特别注意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在日常的教学与管理过程中不断地实现透明化、公开化操作, 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性, 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五) 高校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帮助其熟练地利用武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总结

大学生申诉权作为维护大学生在校期间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需要完善的申诉制度来进行法律强制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大学生申诉制度既是高校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义务, 也是推进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需要广大教育从业者引起高度重视。

摘要：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学生申诉制度在法制上保障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合法权益, 是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一大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治角度对大学生申诉制度进行探讨, 通过目前高校申诉制度的施行现状为下一步申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申诉制度,高等教育,法治

参考文献

法治制度 篇8

(一) “慈善机构”的概念、特点

慈善机构又称为慈善组织, 关于其概念, 至今仍无明确、统一的说法。从字面意义上看, 慈善机构是指一些个人、企业、或社会团体通过各种方式有组织地无偿地为弱势群体筹集资金, 从事慈善事业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之一。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组织独立性。慈善机构组织独立性是指其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 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能可以立承担其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后果。

第二, 非强制性。慈善机构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性, 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公共群众自由意志的产物。

第三, 捐赠财产的无偿性。此处的财产应做广义理解, 包括贡献时间和技能、捐款和捐物的财产形式, 而且这些财产的捐赠都是无偿自愿的。

第四, 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慈善机构以缓解贫困和提供帮助为出发点, 以社会公益为最终服务对象的, 不进行营利活动的社会公益行为。

(二) 慈善机构监管的含义

慈善机构监管是指慈善事业的主管机关部门对慈善机构的各种行为, 依照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必要的监督和管理, 目的是为了确保慈善机构的行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合法有效。从慈善机构的准入原则到慈善机构的正常运行, 再到慈善机构的不良现象的处理与慈善机构的解体, 我们不难看出, 慈善机构的监管是一个系统的有机工程。

二、建立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 呼吁相关法律规范的出台, 促进慈善事业有法可依

虽然目前我国己经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 但是, 我们还是缺少一部能够支持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性法律。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的精神要求, 慈善机构监管也需要依法进行, 我国慈善组织仅仅依靠自律、依靠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法治社会, 根据人性本身的弱点进行制度设计, 从而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慈善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 有效预防慈善机构失灵,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慈善机构失灵, 是指由于对利益的单方面追求, 而忽略了其本身的社会公益性, 进而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作为对其进行行政监督的, 在监管过程中, 也会因自身的有限理性导致政府的失灵。因此, 法律便成为制止慈善机构失灵的最佳选择。建立完善的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可以将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完全体现于慈善机构的整个监管工作中, 进而很好地预防或者避免慈善机构的失灵。

(三) 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提升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在慈善事业领域,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就是要保障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如何使用公益物资的情况的了解知晓的权利。而且, 近年来社会上一系列的慈善丑闻引起了慈善机构的公共信任危机。慈善机构公信力的重塑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 而是我国慈善事业体制重大改革的过程。慈善机构的法律监管就是为了实现对慈善机构行为的规范, 充分保障相关人士的对其的知情权, 尤其是保障慈善捐赠者的权利得以实现, 从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改革。

三、建设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

(一) 制定一部慈善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法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 慈善机构作为慈善事业的运作主体, 因其本身的特殊性, 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 在选择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立法模式的时候, 集中立法的模式应当是我们着重考虑和采取的, 故制定一部统领慈善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法律也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这部慈善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法律是一部对慈善机构监管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范, 属于慈善机构监管领域的基本法。

(二) 优化慈善机构法律监管的模式

目前, 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削弱慈善机构运行中政府过多的垄断性监管, 加强其法律监管模式的构建。完善慈善机构法律监管模式, 使法律监管体制发挥其最大功能, 关键是要重视司法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赋予社会主体以社会公益的诉求提起慈善公益诉讼的权利。我们也应制定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慈善公益诉讼程序, 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机构的公益效用, 将慈善机构的法律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三) 建立完善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

实现慈善机构透明化运行的前提之一就是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 这也是保障社会公众舆论以及政府司法机关对慈善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我们应当明确慈善机构必须提交公开的信息内容和种类, 制定相配套的慈善机构信息披露制度。此外, 为了避免信息公开流于形式, 在立法中应当规定由独立的评估部门对慈善机构的日常工作进行抽查评价, 进而帮助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

参考文献

[1]周秋光, 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法治制度 篇9

一、实现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制度的实体正义

(一) 完善涉及学生处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校规

法治的核心, 首先应当是在建立起一套严谨、科学的规范体系。针对目前教育立法的不足, 立法者有责任为高校提供一个相对符合现实状况的法律环境, 尽可能使所有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及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和运作规范。进一步明确国家立法与学校制定校纪校规的法律关系, 从而使高校拥有的行政职权应有明确的授权。应制定《学生法》, 明确规定保护学生权益, 将学生的每一受教育阶段的权利以及该权利受到侵害后的保障机制具体明确。应根据具体学生管理行为的特点, 制定配套的程序性法律规定, 明确管理程序的步骤、顺序、方式以及时限。教育部可从法律上明确高校内部规章的制定原则、制定程序和制定范围, 规范和约束学校内部规章的制定权, 限制高校违纪处分权的权限, 将该权利的范围逐步细化。对学校违纪处分权的对象应该将其具体化, 明确“违法、违规、违纪”具体达到什么程度才给予违纪处分。校规作为内部管理规范, 是一种自治规则, 在合法的前提下, 可认为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补充或完善。校规在其立改中必须坚决贯彻以下几点:1.校规的制定以国家法律规章为基础和主要依据, 必须是高校自主办学范围内的事项, 无权超越法律的规定对学生作出更重的处分, 更不能加强学生的义务, 不能侵害学生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2.要密切关注国家立法动态, 保持与法俱进, 提高校规的应变力;3.学生的具体权利在校规中要有充分的体现;4.把简明、标准、规范、可操作作为准则, 尽量克服处分制度相关用语的模糊性, 多用倡导性条款、少用禁止性条款、慎用惩罚性条款。

(二) 创新高校学生处分制度的执行机构

根据程序公正原则和相对人参与原则, 学校可以成立专门的纪律处分机构代表学校行使部分违纪处分权, 负责对学生违纪事件开展调查并作出是否处理的初步意见。该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 由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老师、普通授课老师、学生代表按均等比例组成, 实行逐年换届选举制度, 且选举过程本身应该透明化、公开化。该机构应当制作详尽的纪律处分规则与流程, 并对每届选举进入该机构的人进行培训, 强化他们的程序意识。可以配备一批独立于学校行政单位, 具有法律精神的、处于中立地位的专职人员。这批人员中应保证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学生和法学教育的教师参与, 并且使其成为学生处分制度运作中的主导力量, 这样有利于机构成员在分析问题、解决纠纷时的高效性和合理性。

二、实现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合法合理

(一) 完善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制度的制定程序

处分制度作为一项与学生权益密切相关的重要规章制度, 为确保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和妥当性, 应逐步完善学生参与的制度。学校制定或修改违纪处分制度可以遵循下列程序:首先公布规则草案, 在学生代表参加下举行听证会, 通过认真采纳学生意见、吸收学生参与制定, 经过学生的合议而形成。高校还应当对学生违纪处分制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进行规范, 保障规章制度真正得以实施;加强制度的清理工作, 以保持制度的生命力。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学校的学生违纪处分规章列为行政和司法审查的范围, 从基础和本源上对学校管理加以规范。要以审查学校内部规章的制定权为重心, 作好预防性监督。对《学校章程》应经过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方能生效。对高校制定的条例性规章可进行程度不等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审查, 可视具体规章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程度的轻重采取备案、核定、核准等方式。对教育行政部门经审查被认定违反国家法律的学校内部规章, 可要求学校直接进行修正或者予以撤消。

(二) 建立处分行为实施程序的规则

尽快出台有关学生纪律处分程序的法规是实现高校学生处分程序的法治化的一种现实选择。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有不良行为倾向的学生进行提醒和约束。凡学生的行为已有触犯校纪校规倾向, 并有可能向被处分方向发展的, 应进行预先警示。某一类型的违纪违规行为在达到每一等级的处分之前, 在程度还较轻的阶段进行预先警示。预警用书面告知的方式进行, 并应成为给予处分的前置条件。当学校认为学生的行为违反了规章制度应该给予纪律处分时, 学校应该以处分意见书的形式告知学生, 给学生一个表达意见和为自己陈述、申辩的机会, 充分考虑其合理的要求和意见。高校作出处分决定后, 应当将处分决定送达学生, 学生有权了解自己所受处分有关的情况, 包括处分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并被告知依法享有的申诉、复议的权利。决定书应当由学生本人签字接收, 若学生拒绝签收的采用留置送达方式进行, 缺少该项程序的视为决定书没有送达, 不对学生产生任何效力。学校对受处分学生及其监护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认真复核, 学校不得因受处分学生及其监护人申辩而加重处分。

(三) 建立和完善处分过程中几项重要制度

1. 建立听证制度。

听证是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听取被处分学生的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制度。学生处分听证制度虽然还未在我国高校正式建立, 但个别高校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 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1]。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的听证制度的具体实施应遵循符合公开性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听证细则, 而其中听证范围的界定、听证程序的设定以及听证原则的框定是有效构建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听证制度的关键所在。应当注意, 涉及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这些比较严重的处分决定, 都应当采取正式的听证程序;记过以下的处分决定可以保障公正、正确的前提下, 采用简易化的非正式听证程序。

2. 建立处分先例制度。

高校学生纪律处分“一事不同罚”的案例引起了强烈关注。在各个高校处理考试作弊的事情上, 其处理结果差距很大;更有甚者, 在同一学校, 对考试作弊处理的结果也会出现本质的区别。实际上, 学生违纪情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处分先例”是在高校学生处分制度现行体制的框架内加强对高校行使处分权者的规范[2]。如学校已对其中一位同学因夹带纸条作弊而处以警告的处分, 学校则不应对其他当事人作出大相径庭的处分。高校在行使处分权过程中, 应当遵循先例, 以增进高校规范的确定性、安全性和可预测性。“处分先例”制度具有补充条文不足的价值。各高校作为处分先例的确认主体, 可以汇集一定时间内具有典型性的学生处分个案汇编。各教育部门在处理申诉案件后, 应及时的汇集、整理处理结果, 将处分先例以文件的方式公布于各高等院校。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将处分先例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高校在作出处分决定时应将是否遵循先例以及理由写入, 以便学生行使知情权。

3. 完善证据制度。

高校处分权的运用要受证据规则的约束。对学生的处分是其依授权主动作出的, 在作出处分决定前必须主动收集证据。收集证据要全面、客观、及时, 不仅要收集直接证据, 也要收集间接证据;不仅要注意收集正面证据, 也要收集反证。坚持“学校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原则, 不能要求学生自证其罪。高校不仅要有提供证据的责任, 也有权说明责任。只有把举证责任压在学校身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学校与学生的权力剪刀差, 才能体现“程序正义”的要求。单纯的口头证言在处分过程当中一般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 还要结合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形式, 以便形成一个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 如在学生考试舞弊的查处过程中, 通过监控所获得的论据一般优先于口头证言的效力。高校获得的证据在定案前, 学生有权获悉证据的内容, 并给予学生质证的机会和权利。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成为做出处分决定的依据, 并允许学生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如果学生违纪行为并不能被充足的证据确证, 则处分违法。高校可借鉴《行政诉讼法》中关于采用不同的证据保存规则。

三、完善处分后的权利救济制度

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权利的保障作为基础和中心环节。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中, 应当构建完善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 使学生在受到纪律处分之后, 可以诉求于相应救济途径。

首先, 建立处分后的教育评议制度。处分后的教育评议制度是处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往往又是目前高校所缺少的。要用建立悔过机制的方式激励大学生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从法律层面确立目前部分高校施行的处分解除制度, 既可以严格维护高校学生管理制度, 真正发挥学生处分制度的育人功能, 又能给受处分学生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谓化解高校学生纪律处分实践中尴尬处境的良方[3]。“处分解除”是指受处分学生在一定期限内如符合相关要求, 学校即对其作出的处分予以解除, 解除后恢复处分前的状态。解除是对学生所受处分之后表现的一种肯定, 是维护高校学生管理制度, 真正发挥学生处分制度的育人功能的有效机制。纪律处分解除的方式应由受处分学生申请提出, 学校主管部门审核, 对符合条件的由学校作出解除处分决定书。学生处分解除后则不再具有效力, 但解除学生处分不是撤销原处分, 对于原处分材料、解除学生处分的决定书、学生处分解除申请表等相关材料, 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的文书档案和学生本人档案。为了有效地激励学生改过, 可以按处分后的不同表现给予不予解除与提前解除。针对不同种类的处分, 制定宽严不同且宽严适中的解除条件。

其次, 完善两级行政申诉制度。学生申诉制度的实行在我国还刚刚起步, 还应不断地对其进行完善。要把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落到实处, 这就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及建立一整套科学的运作机制。建议国家教育部下达统一的行政命令, 要求各高校必须根据各自校情制定《学生申诉条例》, 基本内容应当由教育部统一规定, 学校不能作原则性的修改。结合司法实践及国外高校的作法, 笔者认为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应建立制度与机构相结合、制度合理、机构多元的内容体系。首先要保证申诉程序的建立和完善, 做到申诉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公正透明, 避免申诉机构因具有行政性特点而出现“一边倒”倾向, 申诉委员会应独立于处分决定机构, 应明确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问题。在处理学生的重大权益问题申诉的时候,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吸纳法律专门人士、校外知名教育专家共同参与申诉处理;防止学校管理层人员占多数为了维护学校权威以多数压倒少数的结果使得学生申诉制度形同虚设。

应该对目前规定的第二重申诉即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的制度进行修改完善。首先, 申诉受理机关不应当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担任, 建议由国家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个专门处分评价委员会, 各省设立分会, 专门受理学生申诉案件, 该委员会独立于当地行政机关、高校, 其资金、人事等关系由教育部直接管理, 直接对教育部负责, 委员会的成员应该由专业人员担任, 如法律工作者、教育专家、社会学者等。该委员会其独立性高, 在进行处理申诉中立性、专业性更强, 申诉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更高。二重申诉不应仅限于书面审核, 应当吸纳当事人参与, 听取意见, 最后由委员会综合评议, 作出书面申诉结论。从法律上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申述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 该申诉结论对学校有强制执行力。如果学生的复议申请符合条件的, 复议机关就应该受理并尽快进入复议程序, 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进行复议。

最后, 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扩大学生权益的救济途径。当学生穷尽了所有的行政救济途径, 其合法权益依然得不到充分的救济时, 司法救济就成为保护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得以实现其权利的最后也是最有利的途径。因此, 应该将高校行使违纪处分权纳入司法审查范畴, 赋予学生在不服申诉决定或复议决定的行政诉讼权, 使司法适当介入到高校的管理行为中来, 作为对高校管理权力有效的外部监督和保护学生权益的最有力的方式。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将高校管理权引起的纠纷排除出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根据法无明文排除即可诉的原则, 高校违纪处分权纠纷是具有可诉性的。违纪处分权具有被审性, 应当被依法纳入司法审查范畴。希望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正中能弥补这一缺陷, 从而统一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不一致。完善司法救济注意把握有限审查原则。如果纪律处分直接影响教育权, 就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反之则否。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尚不至于改变学生身份, 对受教育权尚未构成重大影响, 故不宜成为司法审查对象。但是, 开除学籍已改变学生身份, 对受教育者构成重大影响, 则应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在将司法审查引入高校学生纪律处分争议时, 笔者建议设立申诉/复议前置制度, 并将之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在教育行政诉讼程序中。学生对学校纪律处分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而应当首先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及教育部处分评价委员会申诉或者教育主管部门复议, 只有经过双重申诉或者复议后仍然不服的, 方可提起行政诉讼。坚持申诉前置原则, 有利于尊重高校的管理自主权, 避免司法权过早干预学校行政事务。教育行政部门本来即负有对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监督义务, 通过处理学生的申诉, 也为教育行政部门监督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一条渠道。

参考文献

[1]胡大伟, 晋国群.论学生处分听证制度在高校管理中的构建[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 (4) .

[2]牛翔.论“处分先例”在高校学生处分制度中的构建[J].丽水学院学报, 2007, (3) .

法治制度 篇10

法律顾问乃至政府法律顾问,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沿海城市诸如深圳是较早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室、并由市政府聘请政府法律顾问的城市之一。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一直是我国政府的目标之一。2004年3月, 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10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改革目标。近年来, 各地方政府积极贯彻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及相关指导文件,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转型服务政府, 政府法律顾问的功能有很大增强, 但总体来看,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的支撑;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比较单一;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上有不足。

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中的问题

(一) 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支撑

1.法律支撑不足

目前我国尚未对各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做出统一的规定,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依靠地方领导的政治觉悟及法治素养高低, 一旦地方政府领导弛于政务亦或者是对法律顾问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则法律顾问制度往往形同虚设。除此以外, 一个地区各个单位标准不统一或者是压根就没标准, 造成了地区内部的不同, 不利于依法行政, 更不利于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在落实相关政策过程中, 常常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现象, 有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往往拉大旗作虎皮, 在文件的起草和规划阶段大张旗鼓, 真正到了落实的阶段却流于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导致了法律顾问制度缺乏支撑。

2.经费支撑不足

经费支撑不足, 致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正常运转。当地政府未把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各项工作诸如法律顾问机构、人员的组建无法完成, 出具法律意见书前所需的谨慎性的调查活动无法进行。现阶段, 政府法律顾问的劳动报酬较低, 有的甚至是无偿劳动, 法律顾问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困难重重。

(二) 法律顾问成员管理评估上有漏洞

1.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单一

政府的法律顾问过于依赖于律师。然而律师自身都有较多的社会业务, 他们不但要参与社会上法律事务, 而且还要应付与政府繁杂的关系,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群体的一员, 在与政府接触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其他的考虑, 这就使得他们顾虑重重, 效果不是很明显。除此以外, 由于财力有限, 政府往往聘用一些知名度不高、业务水平较低的律师, 降低了办事效率。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在组建法律顾问制度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政府偏爱选择那些社会形象好、知名度高的律师, 把大量事务全都交给他们去办, 视他们为全能全才, 其实这些知名度高的律师不可能包办所有事务, 除此以外聘请知名度高的律师费用较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有漏洞

目前, 在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上, 主要方式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初选, 然后征求有关司法部门意见。如此选聘法律顾问, 缺少竞争机制, 有失公平。这样的评选机制不但不利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健康发展, 而且对法律顾问自身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

三、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完善

(一) 积极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014年5月4日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对山东省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级政府法制机构,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机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各县 (市、区)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乡 (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省政府法制办负责对全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 呼伦贝尔市于2014年在全市下发通知, 率先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截至2014年底, 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共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有550家, 同比增长62.7%。其中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政府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156家, 三级政府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320家, 乡镇 (苏木)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74家。2014年鄂尔多斯市在解决湖水污染问题中, 法律顾问深入现场调研, 了解群众诉求。让群众懂得家乡生存环境的中重要性, 要依法依理解决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架起了政府与牧民对话的桥梁, 误会得以澄清。通过这件事, 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在乌审旗政府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地方政府完全可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二) 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不规范, 是导致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在选择顾问成员及选择机制中也有较大不足, 司法行政部门直接推荐的方式不利于选拨高水平有素质的律师参与工作, 而且这又为私人关系徇私舞弊提供了方便。因此地方领导干部思想的重视与否是建设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地方法律顾问方面的宣传, 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 使领导干部从理论上明白建立和施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必要性。海南省自2005年3月建立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制后明确要求, 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报送省长签发之前, 必须有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附署意见。

制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能范围和相应的权利等, 确保法律顾问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责, 主要是其监督权的规范保障。如今的情况是在法律顾问的监督权方面,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更别说行政参与权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救济方法了。因此, 应当完善监督行政规范, 要明确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履行职责的参与权、督促权、评价权, 以及对政府未履行义务的申诉权、补救权和控告权。

(三)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

1.经费保障

《吉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第30条明确规定, 法律顾问“为省政府及其领导决策办理法律事务和提供法律咨询不付酬金”。这种规定对提高律师的积极性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应当调整政府财政关于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方面的预算, 把法律顾问的活动支出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要对所需费用有一个科学的预算安排, 在年初的两会报告上就要对该项款项进行细致规定, 设立法律顾问方面的专项资金。在实行的过程中, 对于法律顾问建设成效显著的地区, 要实行奖励性专项拨款。

在争取上级政府支持的同时, 政府要依据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 将政府法律顾问服务费列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对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项目, 由政府来制定具体费用标准, 依据国家财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法律顾问的费用要科学管理。严格规范法律顾问人员的出差经费和各种活动报销审批, 防止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2.人才保障

政府在对经费方面有了充足的预算之后, 要分批次分情况选聘各层次各领域的律师, 以此来增强法律顾问的规范性。从长远来看, 调整司法行政和法制办的职能, 除了应当畅通执业律师成为政府雇员的通道, 以提高法律顾问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外, 政府还应当积极接受社会的监督, 使有知识有素养的非法律人士参与, 提高法律顾问的透明度及广泛性。

四、结语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固然是责任主体, 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新形势下, 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 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它在内涵上有别于政府法制工作者、公职律师和政府律师, 在功能上立足于规范政府立法行为、提升行政决策水平和促进政府严格执法, 在权能上享有决策介入权、决策审查权和参与监督权等。

要努力推进从“法律咨询者”向“法治守护者”的角色转变,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的建设, 制定类似于《政府法律顾问管理规定》的法律规范,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统一管理模式。明确职责, 进行体系建设。以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总之, 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法规制度上的创新。

参考文献

[1]王琳.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应从深圳走向全国[N].深圳特区报, 2014-11-19.

[2]陈燕.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J].福建法学, 2015 (3) (总第123期) .

[3]罗岸伟.建立刚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治政府建设[EB/OL]中国律师网, 2013.

[4]陈春艳, 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N].内蒙古日报, 2015-3-24.

[5]民革上海市委.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上海法治政府建设[N].联合时报, 2014-1-3.

法治制度 篇11

2015年甫一开始，全国各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创新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本届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在过去的一年里，这项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将做出哪些探索？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蓝皮书（2015）》中，特别对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进行了聚焦。

2014年：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并且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

《法治蓝皮书（2015）》指出，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2014年度，中央政府针对下一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布了大量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尤其是对于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而言，依照中央政府的授意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展开了多个层面的政策试验。

本届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运动在2014年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早在2014年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指出，2014年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要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并决定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三项措施。

这三项措施分别为：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推进审批事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促进规范管理，接受社会监督，切实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清理并逐步取消各部门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由市场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原则上予以取消，确需保留的，要通过法定程序调整为行政许可，其余一律废止；在2013年分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重点围绕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利用网络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网校审批、保险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和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等70项审批事项，使简政放权成为持续的改革行动。

根据统计，2014年，在国务院40次常务会议中，有超过20次会议对于简政放权改革措施进行了专项部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了2014年政府工作的核心事项。

从中央到地方的“革命”

根据中央部署，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以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开展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按照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各地制定权力清单的主要任务在于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各类行政权力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由此实现审批权力的取消、转移与下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各类通知与规范性文件中，纷纷着重强调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三结合要求：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相结合；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与机构改革工作相结合；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与信息公开、电子政府建设相结合。

《法治蓝皮书（2015）》指出，各地政府在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除了依循中央对于简政放权、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府建设的一般性要求之外，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政策创新与试验的方式，开展了诸多具有鲜明地方试验色彩的制度创新。

譬如“一库四平台”制度、权力清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权力清单“三报三审”程序以及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等。围绕中央提出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创设的各类政策试验模式，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模仿与传递，有效实现了权力下放、简政放权与电子政府建设的改革目标。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法学界、政治学界称为是政府自己革自己命的一场革命，简政放权最后要落实到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上，要简化、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法治蓝皮书（2015）》的主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學研究所所长李林表示，2014年的大量数据表明，政府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尚存改进空间

不过，《法治蓝皮书（2015）》在肯定简政放权力度和成效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本届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2013年起，先后四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展开行政审批事项的大规模清理，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在数字管理上实现了政府职能改革的绩效考核目标，体现在中央以及地方层面上各类审批数目的大规模降低。但是，以行政审批改革为核心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在地方层面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首先包括：运动式治理的痕迹仍然较重。

《法治蓝皮书（2015）》称，基于部门利益与地区利益考虑，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诸多手段避免审批权的流失，通过化整为零、虚报、挂靠等诸多方式，将一个审批项目中的几个环节作为几个审批项目予以上报，将早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作为减少项目予以申报，或者把一些存在显著经济收益、寻租空间大的审批项目挂靠到绝对不会取消的项目之上，其运作逻辑便在于，将经济性规制领域中的审批事项尽量掌控在自己手中。

改革过程中缺失严格的法定程序规范，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缺乏相关公众、专家、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并且对于地方层面的权力清单、行政审批改革实践也缺乏法定化的监督机制，使得审批改革的简政放权效果往往仅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后又死灰复燃。

而且，诸多地方政府当前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权力清单运动之际，将大量本应属于政府监管领域的社会性规制事项主动放权。

《法治蓝皮书（2015）》举例称，环保许可领域中，环评审批的减少和提速获得不少地方的青睐，简化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间，成为诸多地区普遍采取的措施，然而环评审批并非审批机关可自由裁量是否豁免的事项。

“很明显的是，诸多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际，为了实现地方层面的GDP竞争，假借简政放权之名，行放弃社会性监管义务之实，使得诸多本应加强规制的领域出现监管真空。”《法治蓝皮书（2015）》称，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放权现象，可以说是“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制度特征在行政审批领域的典型体现。

再者，缺乏事中与事后监管的配套机制。当前运动式的行政审批改革与权力清单制度，短期之内将大量传统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完全寄托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来填补监管真空，但是地方政府的规制治理能力恐怕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法治制度 篇12

关键词：行政回避,行政程序法治,价值目标

作为一个有着千年行政传统的文化古国,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回避制度的雏形。“回避”一词第一次在刑法志中出现是在《元史》中。那时的回避制度已经发展完善。除了诉讼回避外, 还有一种任官回避制度。在汉代, 官员任职的籍贯、亲属回避正式入律, 并出台了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 其规定:不仅州郡长官不能录用本籍人士, 三州人士、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为官.。汉代的回避制度一直承袭至明清。行政回避制度源于人类对公开、公平、公正期待的自然本性, 已为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所采用。作为一项保证公正的事前监督制度, 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国行政法学界、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给予高度重视。

一、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实然分析

(一) 行政回避的概念及基本内容

行政回避是指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 因其与所处理的行政事务具有某种利害关系, 为了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和程序进展的公正性,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请求, 有权机关依法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代理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回避制度大致有三项基本内容。

1. 具有回避事由。

具有回避事由是行政回避制度必不可少的内容。它是指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关系或影响行政的事由, 导致行政相对人有理由认为可能出现不公正的行政处理结果。有关于回避事由的规定, 各国及地区的法律法规对其内容表述有诸如“个人偏见”, “利害关系”等。

“个人偏见”, 根据美国法院的判例的解释, 是指个人憎恶诉讼中作为个人的当事人或者作为某党派的当事人, 或个人喜欢、崇敬诉讼中另一方当事人。这是联邦上诉法院在伯杰诉美国案中对“个人偏见”所限定的内容。在行政程序中,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仅只是解决行政纠纷, 还应执行社会公共政策, 参与行政听证、行政调查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 由于长期在体制内观察思考问题, 行政机关会产生固有的内在个人偏见。

“利害关系”, 是指行政案件的处理结果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负责处理该案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经济、亲情、友情等关联利益。利害关系的内涵复杂、外延宽泛, 是因为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时, 始终是处于各种利害关系中的, 离开了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是无法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当然, 如何明确行政回避制度中对利害关系的种属概念, 也应当考虑特定传统文化和政治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这种利害关系的认知程度。

2. 行使回避程序。

行使回避程序应遵循法定的具体方式、步骤和期限等。它是把行政回避制度付诸实施的具体手段和措施, 主要有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情形。此为大多数实行行政回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所规定。

自行回避, 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为自己与案件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 主动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回避处理本案的请求,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申请回避的行政人员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的决定。自行回避的程序内容大致有:书面请求, 回避审查, 作出决定。

申请回避, 是当事人认为处理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 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处理本案的请求, 由行政机关依法对此申请予以审查后做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申请回避的程序内容大致有:提出申请, 回避审查, 作出决定。

3. 产生回避效力。

回避效力, 是指违反回避制度的各种法律后果。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违反回避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 二是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人员的法律责任问题。

应当承认, 在行政实践中, 违反回避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和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人员的法律问题, 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中的“违反法定程序”, 至今并无相关法律制度规定。这种现象导致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回避制度的轻视, 也使部门行政相对人不能充分借助行政回避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些学者认为, 肯定行政程序法的回避规定有助于避免行政机关预设立场、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的信赖, 但另一方面则担心行政程序法上的回避会产生如诉讼制度中回避制度被滥用的情形而妨碍行政效能。

(二) 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伦理社会, 虽然在古代已建立了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 只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 也不能彻底解决官员处理个案中的回避问题。此外, 由于受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以及长期以来“重实体, 轻程序”的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在行政法制建设中, 没有将行政回避的制度性建构放置在应有的重要地位来对待。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多种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之中, 比如, 2005年4月1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其中第68条至72条规定了有关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内容。其它有关行政回避的内容主要散见于《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单行行政立法中。然则, 从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看, 有关行政回避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了《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但是, 现有单行立法中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却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关于行政回避事由的规定上。例如《行政监察法》将“利害关系”作为回避事由, 而《行政处罚法》则将回避事由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此外, 《行政许可法》也仅在听证程序中规定了回避制度。可见, 我国的行政回避制度只覆盖了个别行政行为, 其适用范围还比较狭窄, 这样一个立法现状, 使得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还无法完全实现行政公正原则。

二、我国行政回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的行政回避立法现状和执法实践中不难看出, 在行政回避制度层面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行政回避适用范围过窄

有关行政回避的规定主要是在《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单行行政立法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回避规定与行政执法中的回避规定的概念和范围都不尽相同。此外, 授权行政、委托行政的出现, 导致行使行政职权的范围不断扩大, 在行政案件处理时邀请的学者、专家和社会代表, 虽然不具有公务员和行政主体资格, 但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往往也会得到行政机关的采纳, 可见, 仅在个别单行行政立法中规定回避制度是有失偏颇的。

(二) 行政回避方式不尽合理

现有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仅规定了两种回避方式, 即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但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仍然存在着这两种方式都不足以启动回避程序的情形。就申请回避而言, 目前我国民众法治理念淡薄, 也不会主动意识到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即使有一定法律常识的行政相对人, 认识到了回避事由的存在, 但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仍有对行政权产生畏惧或知难而退的心理, 加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中也缺少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程序机制。结果出现了客观上虽存在回避事由, 行政相对人却不敢主动申请回避的情形。此外, 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所处环境受制于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 在其行使行政职权时, 由于法律上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回避的程序, 再加上他在履行回避职责和考虑人情因素之间难以权衡利益得失, 也不会主动自行回避。可见, 当存在行政回避事由时, 很有可能出现申请回避和自行回避都不足以启动行政回避程序的情形, 此时, 行政程序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就无法很好的实现, 行政公正原则也就无法落实。

(三) 行政回避主体规定抽象

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规定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尤其是直接办理行政案件的人员的回避。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3款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行政监察法》第14条规定:“监察人员办理的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依笔者看来, 这样的回避主体范围根本不能完全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此外, “利害关系”或“直接利害关系”都是很宽泛的概念, 立法语言含义不清, 导致回避事由模糊, 没有确定性, 从而导致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另外, 对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事由的规定仅用列举方式, 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规定也不明确, 尤其对违反回避制度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 在行政回避事由上, 对“利害关系”或“直接利害关系”界定的模糊性, 很容易让行政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 进而否定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

(四) 行政回避程序规定缺失

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关行政回避程序的规定不完善, 仅有关于回避方式的规定, 对于行政相对人享有回避请求权的主体资格、行政相对人的信息知情权、受理请求回避的机关、回避期限、回避决定等均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另外, 对违反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不明确、不完整, 使得违反该法律制度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实效。比如, 在现行的行政处罚法中, 虽然确立了行政处罚的回避制度, 但对违反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只限于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而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是否合法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三、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价值目标对回避制度的具体要求

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价值目标是要开辟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权力行使的新途径, 为公民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是否合法、正当、有序, 在法律范围内有权陈述理由和提出抗辩, 同时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提供反思的机制。在此过程中, 行政相对人由实体法中所规定的义务承担者转换为程序方面权利的享有者, 行政权利保障得到具体化, 并成为约束行政权的一种外在规范和监督力量, 这种合作与协商是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主要体现。

从以上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价值理念中, 可以洞察出回避制度应然层面的基本要求。这不仅有别于专制背景下的回避制度, 而且从分析中也能找出我国目前回避制度实然中的差距。行政程序法治化对回避制度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回应人的本性需求

这是一个自然人公正对待他人的要求。人类具有天然的公正情感, 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维护公认的公正状态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行政法律关系中, 程序公正应当是行政主体执行法律时首选的法律价值, 在法律位阶中居于最高位置。程序公正预防了拥有行政权的一方利用自己在程序中的优势地位, 促使程序的结果倾向于相关联的利益方。可见, 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中设立回避制度是人们追求法律公正的结果。

(二) 突出体现行政公正原则

众所周知,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行政人员在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 遇见与本人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存在的情形。行政公正性的原则要求是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 行政回避制度将“利害关系”作为回避事由之一, 正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三) 通过善治维持社会秩序

在行政程序法上确立回避制度, 有利于消除行政相对人的思想顾虑, 及时消弥行政争议, 妥善、彻底地解决行政争议, 也有利于减缓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间的对立情绪, 增加公众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和法治的信心, 发展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建立和谐社会。

四、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完善构想

通过对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要求我们将来在行政程序法中应对其进行合理设计, 针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规定。同时, 还应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

(一) 制定行政程序法, 对行政回避制度做出统一规定

行政程序立法是一种必然趋势, 在立法过程中尤其应着重注重以下问题。

1. 扩大行政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将回避制度的相关内容从行政处罚程序, 监察程序和听证程序扩大到诸如行政强制等其他行政行为的程序中, 才能更好地发挥行政回避制度的应有功效, 实现行政程序法的价值目标。

2. 回避方式中增加“依职权决定回避”或“指定回避”。

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人员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如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回避事由, 没有自行回避, 行政相对人也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未申请回避。此时, 负责监督的行政监察人员应及时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或主管领导, 由其责令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人员回避。这一启动回避程序的方式, 可称之为“依职权决定回避”或“指定回避”。

3. 明确列举回避的法定情形。

行政程序实现法治化应当明确“利害关系”的属概念。首先, 要扩大回避行政主体, 将其扩大到参与行政权运作, 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行政行为公正性的所有组织和人员。其次, 将“利害关系”的内容明确化, 详细列举行政回避的具体情形, 同时设置一个弹性条款,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以及救济机关据此作出是否回避的具体判断, 以适应复杂的客观情况需要。

4. 将“偏见”也作为行政回避事由之一。

因为当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对一方行政相对人有喜欢、崇敬等个人偏见时, 这种情感就会支配他或者妨碍他公正地实施具体行政行为, 从而很有可能导致实体结果的不公正。例如, 行政执法实践中, 当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时, 如果一方当事人发现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 私自会见另一方当事人时, 他就有权申请回避。

5. 明确规定违反回避制度的行政行为效力。

违反行政回避作为的行政决定从性质上说是程序违法的行为。然则, 在行政实践中, 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之间存在着不确定的关系, 导致一些未经回避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的被撤销。因此, 建议将“违反回避制度”作为程序违法的一种情形, 从而发生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比如,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就主张, 公务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者, 应当“推定”其所为决定违法, 而构成撤销行政行为的事由。论者认为, “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 法官违反回避制度, 乃判决当然违背法令, 构成上诉第三审、再审与非常上诉的理由。”

(二) 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

任何一种制度的完善和实施, 都与其他制度紧密相联, 行政回避制度也不例外。为了使此项制度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还需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将行政回避制度与国家公务员制度有机结合。

公务员回避制度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区回避三种类型。实行职务回避, 通过限制互为亲属关系的人员在同一个单位或系统工作, 以防止和克服裙带关系, 为行政回避的正常开展创造条件。实行公务回避, 通过限制与某一公务有各种利害关系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影响该公务的执行, 从而保证公务活动依法公正执行, 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实行地区回避, 可以防止公务人员利用职权直接为自己家乡的各种亲属谋取私利的可能, 为实行行政回避制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可见, 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公务员制度, 尤其是公务员回避制度, 比较全面地防止各种关系的不利影响, 从而使行政回避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2. 将行政回避制度与行政信息披露制度和行政资讯公开制度有机结合。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 行政相对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行使行政职权的公务人员与本案存有某种“利害关系”, 但是, 由于行政相对人信息收悉有限, 也很难有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取这方面的证据, 再加上我国行政资讯透明度不够, 行政相对人对回避申请可能因为举证不能回避申请失败。因此, 建议在行政程序立法中增加关于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人员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规定。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对于该人员是否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 (信息) 是绝对不对称的, 如果该人员不予介绍 (披露) , 相对人就很难知道, 只有在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真实介绍 (披露) 自己的情况之后, 相对人才能据此做出是否申请回避的决定。所以, 为保障回避制度追求的行政公平目的的实现, 解决知情的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和不知情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增加信息披露制度和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规定, 以落实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减少其举证困难。

3. 将行政回避制度与行政监察制度有机结合。

要想使行政回避制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必须确立行政监察制度。因为公务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履行回避的义务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自觉, 很多公务人员尚不具备这种自觉性。如果对具体行政行为主体设定在一个严格的监督体系中, 使其在应当回避时不敢也不得不回避。通过完善的行政监察制度可以加强行政回避制度的执行, 更好地监督行政人员公正执法, 以保障国家行政权在法治的轨道上高效运转。

总之, 行政回避制度对于保障程序客观公正有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完善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和行政法治建设, 行政回避制度应当在广泛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成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其总体架构和具体内容, 从而保证在制度上预防腐败, 以适应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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