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路径（共12篇）
法治路径 篇1
近年来,伊宁市作为自治州首府在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宗教和谐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民族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去极端化”维护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委会决策精神,只有把依法治伊作为维护伊宁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才能实现推进新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一、伊宁市在宗教领域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民族宗教领域方面,一是非法宣传品、互联网等媒介传播宗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容忽视。擅自出版、印刷、复制、制作、发行、销售和传播宗教类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利用数字出版和互联网、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等宣扬宗教的;非法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的等。尤其是朝觐活动期间,境内外“东突”势力及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朝觐时机,对本市进行各种反动宣传、政治策反、渗透和破坏活动。二是各类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私带塔里甫由原来的在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伊玛目私带转变为社会上一些有宗教学识的人员私带;非法讲经解经活动由聚集性组织向家中小范围性转变,其隐蔽性更强,发现和查处难度加大;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加剧,“达瓦宣教团”活动隐蔽,范围不断扩大,持有“瓦哈比”派极端思想人员在增多,且大多为年轻人;非法传教和跨寺进行活动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着“吉里巴甫”和蒙面女性、非正常留大胡子等“五类”人员增多。
二、依法治伊是维护伊宁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4年11月23日至2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八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的意见(讨论稿)》就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做出重要部署。《意见》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个关于新疆法治建设的专门文件,它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的总动员、总部署,标志着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迈上了新台阶。
必须把依法治伊作为维护伊宁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伊犁情况复杂特殊。伊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多宗教地区、边疆地区,只有坚持依法治伊,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有一个统一的准绳和尺度,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复杂问题。这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伊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新疆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只有坚持依法治伊,才能最大限度孤立打击极少数敌人,最大限度团结争取绝大多数各族群众。通过依法严打,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而发动群众、争取群众;通过增强各族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反恐意识,坚决与“三股势力”作斗争,进而形成人民战争的强大声势。
三、坚持法治思维,建设法治伊宁的途径思考
(一)坚持法治思维:推动“去极端化”迈入法治轨道
“漫灌式”普法宣传。建立“去极端化”宣讲长效机制,通过干部讲政策、党校讲师讲法律、宗教人士讲正信、“四老”人员讲习俗等形式,在居民家庭小院拉家常、在社区文化大院讲政策,开展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民族区域自治法、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等法制宣传。破除奴役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极端思想枷锁,教育年轻人遵法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公民,引领了社会文明新风尚,增强穆斯林群众对宗教极端错误思潮的政治免疫力。
“滴灌式”法制教育。以严打收押人员及其家属为重点,推行领导干部“一人一组一方案”、“结对子”帮教转化机制。坚持每天入户,对重点人员家庭、特殊群体、被打击人员以及宗教极端思想浓厚的记录在册人员开展面对面“滴灌式”法制教育,讲伊斯兰正信、新疆伊斯兰文化包容并蓄,讲维吾尔族乐舞艺术及服饰文化传统,讲宗教极端主义的现实危害性。不断回头看,及时沟通讲政策,思想疏导破极端,弛而不息,久久为功。
“法治型”干部培训。重点建设一支基层法治干部队伍,增强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运用法治方式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的能力,解决宗教事务“怎么管”的问题。认真开展“两文件一条例”专题培训,培育社区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加强对民族宗教知识的学习,熟悉民族宗教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党员干部民族宗教政策理论水平,增强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使基层干部面对大是大非,态度不暧昧,行动不迟缓,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考验面前敢于斗争担当、敢于发声亮剑。
“引导型”宗教事务管理。深入开展宗教人士争做勤劳致富模范带头人评选活动,组织全市宗教人士进行观摩学习,并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营造勤劳致富的良好社会氛围;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宗教政策法规知识竞赛活动;开办宗教知识和民族风俗礼仪咨询电话及电视专栏,邀请政治上可靠、宗教学识高、通晓民族风俗礼仪的爱国宗教人士,对群众在宗教知识和民族风俗礼仪方面的困惑进行解答。通过定期不定期在电视专栏中邀请各界通晓民族风俗礼仪的人士进行访谈,使广大群众了解正常的民族风俗礼仪。
(二)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严格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称《条例》)和“两项制度”、“五项机制”,保障宗教活动规范有序进行。建设一支“五好”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充分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宣讲伊斯兰正信;每逢主麻日,少数民族领导带领干部下清真寺;“访惠聚”工作组组长与爱国宗教人士、清真寺伊玛目定期谈话、座谈交流,提出宗教领域依法开展宗教活动的新要求。深化宗教领域不稳定因素动态排查,加强宗教活动日常管理。
暴力恐怖是表象,宗教极端思想是根源。不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新疆永无宁日。必须严堵“三股势力”网络渗透破坏;宗教不得妨碍行政司法;未成年人不得参加宗教活动;规范宗教出版物审批程序。要落实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八条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参与宗教极端活动,不得利用宗教活动或者借宗教名义干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干涉婚礼、葬礼等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干涉文化、文艺、体育等活动;不得对未经依法登记的婚姻举行宗教仪式;不得利用仪容、服饰、标志、标识等,渲染宗教狂热,传递宗教极端思想”等“四个不得”防止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依法禁止利用宗教活动场所传播、煽动、鼓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思想,禁止播放非法讲经的音频、视频。
(三)开展司法救助,向宗教极端主义宣战
利用法律资源为各族居民提供宅基地纠纷、家庭财产继承、医疗事故赔偿等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为居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将宗教极端主义粗暴干涉居民婚姻、义务教育、虐待子女、破坏法律实施等罪行诉诸司法,向宗教极端主义宣战,教育居民知法、守法、用法,维护自身权益,维护国家宪法尊严。
(四)保护合法宗教,坚决遏制非法宗教活动,确保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考察新疆时的重要讲话.
[2]张春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3]张春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八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争做具有新疆特色“好干部”、“好教师”、“五好宗教人士”活动的通知>.
[5]<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的意见(讨论稿)>.
法治路径 篇2
上海大学 东方贱人
[摘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较好解决当下阻碍法治建设的种种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化解法治中国建设中诸多问题的重要良方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确立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重要目标的法治改革方案。法治文化建设应从制度建设、观念变革、行为养成等方面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为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牢固树立人人平等的意识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崇尚程序正义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人人树立法治信仰，把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0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阻碍法治建设的种种问题。而针对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许多深化改革的新举措。其中《决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理论基石与内生动力。没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建设法治国家会遭遇诸多障碍。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全新视域与有利契机。本文正以此为背景，从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软环境角度出发，在制度建设、观念变革、行为养成等方面，深入探讨法治文化建设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路径，以期有益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阐释
如同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文化一样，什么是法治文化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 1 念。学界目前对法治文化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本文重点不在于深入剖析法治文化内涵本身，因此不对各种不同的法治文化概念作一一评析。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旨在解决法治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选取在当前法治实践中有现实意义的有关法治文化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法治文化概念的分解阐释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P.199）尽管历史上大家对法治见仁见智，但还是对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认识达成了共识。比如，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是仅有规则之治不是法治，法治还必须是良法之治；若不问法之良善而仅依规则治理，那充其量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明确指出法治之法的价值意蕴，即法治之法必须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之法。本文认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充满人文价值关怀的良善之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依归。
相比较于法治概念而言，文化概念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统计，有161种文化的定义。[2]（P.6）本文认为对分析法治文化概念有参考价值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广义的文化概念，与自然相对而言，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内容；二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精神层面的内容；三是介于两者之间文化概念，包括制度、精神层面的内容。本文取后者来分析法治文化概念。
（二）法治文化概念的整合图景
如前所述，当下学界对法治文化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代表性的观点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从制度、机构、设施、法律心理等方面来界定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二是从法治精神、法律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对法治文化作出广义和狭义界定。广义的“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由法治价值、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治意识等精神文明成果，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狭义的“法治文化是关于法治精神文明成果和法治行为方式相统一的文化现象和法治
[3] 2 状态”。[4] 三是从法治文化的精神、制度、行为、物质承载四个方面来界定法治文化，认为“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制度文化”，认为“建设法治文化，要抓住制度文化这个关键。制度中沉淀着精神和价值观，制度也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有效实施而养成大家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形成稳定的生活习惯”。[5]上述对法治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共同之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本文因关切当下中国法治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故从制度、理念、行为养成等方面来论述法治文化建设的协同推进路径。
二、提高立法质量为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一）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法治中国建设要求我们必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体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为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法治建设本身是“深化改革”的主题之一，而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党建等领域的改革只能通过法律的“废、立、改”进行；所有重大的改革须于法有据，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求，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的衔接和协调。[6]
人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这只是一种对法治的浪漫情怀，不可能是客观实在。法网恢恢，漏洞很多才是立法的真实现状。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决定法律漏洞的必然存在。正因为有法律漏洞存在，在现实中有人不理解现代律师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律师就是在钻法律的漏洞。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无限多样，而立法者的理性又必然是有限的，所以法律不可能将所有应当由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一一规定下来，这是法律与生俱来的不周延性。因此，近代德、瑞等国民法为处理案件需要，在总则编有原则性规定或者开篇就规定法的渊源。《瑞士民法》第1条第2项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审判官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自居于立法者地位时，所应行制定之法规，裁判之。”第3项规定：“前项情形，审判官应准据确定之学说及先例。”我国民国时期制定现在施行于台湾地区的“民 3 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有学者指出该条的国家政策具有一定意识形态及公共政策的意蕴，其功能相当于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的法理，《瑞士民法》第1条第2项、第3项的功能。[7]（P.47）此真乃至理之言。
（二）立法完善伴随法治文化建设始终
因为法律规定永远不敷现实之需，所以法律的立改废释必然伴随法治文化建设过程的始终。由于法律条文永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此如何解释适用法律就显得尤为重要。“将所有的一般法律原则，以明确的文字表现于法条之上，可借简单的推论径予适用。对立法者而言，系一项难以实现的任务，由于社会生活的繁杂与多变，亦非立法者所能完成的工作。解释法律，不宜拘泥法条文字，应发现隐藏于某项规定的法律理由（Ration Legis）或一般法律原则，以适用于法律未明白规定的事项，此系法学与法院的权利与义务，并为促进法律进步的必要途径。”[8]（P.812）因此《决定》提出“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精神治国，不是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治国，这是需要执法者、司法者树立的观念。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相应地有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如何有效提高立法质量、准确解释适用法律是摆在当前的主要矛盾。
提高立法质量必须使法律符合事物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立法应该提高科学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通过平等商谈沟通达成的重叠性共识即为真理。我们知道在判例法系国家有“法官造法”之说。如果我们从立法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法官造法”，就会得出“法官造法”是违反法治基本原理的结论。从权力制衡角度来说，法官不能行使立法权。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的基本原理，如果在纠纷发生之后，处理案件的法官制定法律规范来适用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的案件，这就违反了权力制衡和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理。在判例法系国家，所谓“法官造法”其实是处理案件的法官去寻找法源、发现法律规范——法是蕴含在事物内部规律性的东西，是事物所本然或应然之原理，它客观存在于事物内部，等待法律适用之人去发现——它不是法官创 4 造的。更为重要的是，法官作为“偶尔的立法者”所发现的法律仅对裁判个案具有拘束力，与真正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者创造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规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立法应该是把客观存在的规律（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用法律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传统乡土社会，乡村里有威望的长者调解邻里纠纷，能够收获良好效果，并不是因为他是好的法律专家，而是因为他很好地把握了乡土社会邻里纠纷如何化解这一事物的内在规律。
（三）立法质量应符合法治文化建设的需求
法律并不天然反映人民的利益，法律也不会自动反映人民的利益。立法者应该是民意的良好代表，但是立法者未必能把民意代表好。立法者是人不是神，并不天然代表人民的利益。立法者可能因为缺少智识，在立法时不能使法律法规很好的反映事物规律和人民利益；也可能因为主观好恶而腐败。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
[9]（P.287）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立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源头的腐败。我们无法想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有人搞腐败，立法机关就不会有人搞腐败。既然法律是意志的体现，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立法者偏私的情况呢？有没有自私自利的法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在古代东方君主极权国家，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仅是帝王牧民的器具；再如德国纳粹利用法律将犹太人变成次于人类的物，进行野蛮的种族灭绝。正因为如此，所以《决定》指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这说的正是当前立法的质量尚不符合建设法治文化国家的需求。《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为下位法有可能违反上位法，所以有了《立法法》第78条和第87条的规定。
正因为在现实中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这才彰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奠定法治文化建设的制度基础。
三、尊崇人人平等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一）法治文化建设须摒弃特权思想
我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在长时段内存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等级特权思想在当下社会有些人心中仍根深蒂固。等级特权思想来自于历史惯性，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场域，意欲在短时间内解决实乃一种幻景。新中国的建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成熟的启蒙思想与公民精神的洗礼，传统社会遗留给我们的等级特权思想在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当然也发生在法律适用领域。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
[10]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P.332）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是割不断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拥有特权思想的群体依然存在。
摒弃特权思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在当下社会中拥有特权思想的人，尤其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某些官员，不能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而是典型的对上对下的两面人，在适用法律时对待位高权重者是一个样子，对待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又是一个样子。这样的人不是平等对待他面前的每一个人，而是眼睛要么往上看，要么往下看，丧失平等独立人格而根据每个人地位妄下判断。这样的人自己没有独立人格，也不能平等尊重他人人格尊严，在适用法律时对上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百依百顺；对下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吃拿卡要。在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多这样的人员执法司法，我们离法治中国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二）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坚固基石
《决定》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近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府的铁腕反腐就说明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决定》同时要求“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这就特别要求手中握有权杖的各级官员，应该平等尊重所有人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人人平等要求在法律面前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平等权是指平等的享有其他权利，所以说，它是一项很特殊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的权利内容。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是现代人权的基本要求。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权，但是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存权的要义不在于人能作为一个生 6 命体生存于世，而是人应该像人一样体面的有尊严的活着。人之所以有尊严，就在于每一个人应当将他人作为一个人来对待。现代文明社会实证法明文禁止一个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对待，亦不允许一个人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法治反对特权思想，反对媚上卑下。从人性角度考虑人皆有恻隐之心，都有同情怜悯之感情，也都具有有限的利他性。人人平等是一个人际传承、代际传承的问题。人若无平等之心，法治之路不在。因此，笔者认为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坚固基石，而树立人人平等意识则为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四、崇尚程序正义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
（一）法治文化建设以程序正义优先
如果把正义分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那么法治首先是程序正义。程序法治是一种新型的法治理论，通过程序法治的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彼此互为前提作为一个联合体出现；它为法治各种要素之间，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学研究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论辩都设定了符合实践理性的论辩程序和论辩规则；在当今的法治
[6]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由形式法治经由实质法治到程序法治的“螺旋式上升”。然而，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重实体而轻程序。法治是一项按程序规则治理的事业，本身有其内在规律性。中国的法治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程序法治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法官裁断纠纷，会受到许多法外因素的侵扰，有时案件的处理无法完全做到实体正义，但是对绝大多数案件却能保障达到程序正义。法律适用要求“法”无二解，但这只能是法律适用者应当追求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一种客观实在。法治要求权利必须得到救济，并且必须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得到救济。法谚曰，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因此案件处理有审理期限的要求。法治要求裁判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案件的审理期限有可能让裁判者无法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如果没有额外的激励机制，亦不必考虑其他利害关系，每一个案件的处理对法官而言仅仅是工作而已，大多数法官总是倾向于以最少的时间、花费最少的精力将手中的案件予以裁判，从而更愿意追求程序正义而无额外动力去追求实体正义。
（二）法治文化建设无法确保实体正义绝对实现
在人类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认识的有限理性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导致有的案件事实难以查清，裁判者依据难以查清的“案件事实”裁断必然做不到绝对的实体正义。有的案件在审限内无法查清事实，甚至给予更长的时间也无法查清事实，或者永远无法查清事实，因此做不到绝对的实体正义。“疑罪从无”理念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并不是被指控之人真的未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而是依据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规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指控罪名成立。号称美国世纪审判的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涉嫌谋杀前妻以及前妻男朋友案件的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结论的不同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法院判决指控辛普森涉嫌谋杀的罪名不成立，但是美国法院在民事判决中认定被告对受害人亲属的民事侵权成立。该案民事判决一经作出，当地华人报纸一片哗然，认为美国法院的判决无法让人理解。按照中国普通民众的一般观念，辛普森要么杀人了，要么没杀人，客观事实只能是二选一；辛普森如果杀人了，指控谋杀罪名成立、民事侵权成立；辛普森如果没杀人，指控谋杀罪名不成立、民事侵权不成立。美国法院判决指控谋杀罪名不成立、民事侵权成立——美国法院的判决无法让人理解。其实美国法院的判决对一个法律人而言没什么不可以理解的，法院的判决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不同所致。当地华人报纸的态度很能说明中国普通民众对法治问题的理解，在当下中国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对法治运行的内在规律一知半解，甚至有很多误解。
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杭州的张氏叔侄案，近期媒体高度关注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的聂树斌案等，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可以列举很多，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有关办案机关和相关人员草菅人命。可是我们有没有站在办案人员立场上想一想老百姓能不能认同案子破不了？尤其是受害者亲属能不能容忍警察案子破不了、犯罪分子抓不到？受害者的亲属能不能容忍法院判决杀害自己亲属的人不被判处死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受害人一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法官因证据不足判决指控罪名不成立？有关机关为什么会要求“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命案必破”在哲学上根本就做不到，可是老百姓喜欢听这样的说法。在刑事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如果继续追求“命案必破”，冤假错案可能永远不能消除。[11] 实体正义的实现往往是非圆满性的。如果继续追求“命案必破”，我们每 8 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呼格吉勒图。“限期破案”的合理性也值得怀疑，可是老百姓对此感觉大快人心。实际上，法治文化建设也无法确保实体正义的绝对实现。本文认为“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实际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偏执理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且与秉持实体正义观念有关。
（三）社会利益多元难以达致实体正义的统一标准
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实体正义的裁断标准以谁的理解为准？是以谁家的正义、谁家的合理性为裁判标准？有学者指出，“现在中国社会秩序遭遇的最大问题是根本没办法案结事了、平定纠纷”，目前缠讼现象非常严重，“一个案件可以没完没了地反复申诉和处理，制度成本大幅度攀升，有关部门也手足失措”。[12]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目前上访现象缠讼现象非常严重？当事人为什么会缠讼？缠讼现象严重的社会肯定不会是法治社会，大幅度攀升的制度成本有可能让社会无法承受。
当事人缠讼的原因无非如下几个：法官枉法裁判，案件处理不公，当事人不服——此类案件应予改判；法官裁判案件符合程序正义，但是基于各种原因未臻实体正义，当事人不服——此类案件大部分无法改判；法官裁判案件符合程序正义和一般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实体正义标准，但是当事人囿于自身利益和角度以及对案件事实的把握对判决结果不服——此类案件应予维持。当事人心中的正义标准未必合乎一般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正义标准，有时候那只是他个人心中的正义标准。在社会利益多元和当事人利益截然对立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心中的正义标准有时无法调和。也许有人会说当前司法腐败严重，司法公信力不足，法官权力太大、权威太低，当事人不服从判决，怎么办？那么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不让法院行使终局判断权，那么谁是个案是非最佳的终局判断者？谁做最终判断者更合理？总得有个人或者有个机关给纠纷画个句号吧？本文认为还得由法院来画句号，至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那正是司法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扬弃实体正义、认同程序正义，对纠纷处理结果更容易接受，这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
五、树立法治信仰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心理基础
（一）法律运行需要强制力但更需要法治信仰
迄今为止的人类法治实践中，法律都必须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在法律 9 的运行中如果过多地运用国家强制力，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不稳定和法律运行成本增加。在法治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守法律，法律的强制力也要运用。但是较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法律的强制力备而不用、蓄而不发，或者较少运用强制力，法律的运行要靠人们的自觉遵守。当下中国社会民众遵守规则的意识尚不理想，与依法治国的目标还有差距，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尚未树立法治信仰。
未来的发展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13]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摒弃人治思维、运动思维，“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不能简单依靠国家强制力、甚至国家暴力去压制”。[14]法治之法需要人们遵守，主要不是强迫人们遵守，而是要人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不是要我遵守，而是我要遵守。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对法治的信仰，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纠纷。一般认为，只有良善之法才能树立威信，才能让人们信仰。法治之法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它是民意的体现。人们必定会尊重、遵守自己的意愿。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先生曾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基于长期研究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确保遵从规则方面，其他因素如信任、公正、信实性和归宿感等远较强制力为重要。正是在受到信任因此而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法律才是有效率的；依法统治者无需处处仰赖警察”。[15]（P.20）我们知道，法律需要人们遵守、需要人们敬畏，但是人们不是因为敬畏而遵守，而是因为心悦诚服、心服口服而遵守。虔诚的宗教徒信仰宗教，不需要外力强迫，而是出于内心真诚的信仰。本文认为没有全社会对法治的真挚信仰是建不成法治社会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需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树立法治信仰。“法治信仰，是基于对法治油然而生的神圣情感，是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崇。”[16]要想信仰法治，内心必先敬畏法治，就像宗教徒敬畏教规和神明一样来敬畏法治。
（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要求树立法治信仰
树立法治信仰需要法律实效性为依托。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信仰法治，不相信法律有实效性，相信找人更靠得住些。在司法实践中有“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找人”的说法。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找人”的社会现象？如果双方当事人都不找人，没有外力干预，法官会不会公正裁判？法官 10 应当会公正裁判案件——法官没有理由不公正裁判案件。在此情形下，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有问题，那是法官的水平问题，不是裁判者主观愿意如此。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法律，相信找人找关系更靠得住些，结果就是你去找承办法官，我就去找庭长；你找分管院长，我就去找院长；你找市长，我就去找书记。当然找人的时候是不能空着手去的，这又必然导致贿赂丛生，这种社会环境为权利寻租提供机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民众不相信法律、不信仰法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民众无知，是现实教育民众法律靠不住，不如找人靠得住。过去我们治国理政的方式偏重于人治思维，某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以权废法，导致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17]不改变上述问题，法治信仰无法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要求树立法治信仰。必须认识到，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在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从内心予以认同法治，“少部分人对现代法治有较透彻的认识并积极倡导法治，大多数人虽然口头上认可法治但并不愿意自己在法治中接受约束”。[18]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信仰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反腐肃贪惩治腐败要求树立法治信仰
一方面，在我国科层制的权力结构体制下，领导干部不相信法律，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则更容易从内部助长腐败贪污的气焰。相反，我们国家的依法治理水平和法治化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群体对于推进法治建设的信念、决心和行动；如果领导层在观念上拥有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就必然在行动上做到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19] 另一方面，民众不相信法律，更相信权力能办事，必然导致攀附权贵，导致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树立法治信仰，在两个层面上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第一，民众信仰法治，不去找人找关系，权力寻租的机会减少；第二，官员信仰法治，不滥用权力，权力寻租的事例减少。腐败滋生，有人说是因为对权力监督不力，所以要加强监督。如此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必将陷入逻辑上不能解决的难题，一是监督需要成本，二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如何防止监督者权力肥大导致监督者自身的腐败？谁来做最终的监督者？谁来监督最终的监督者是一个在实践中无法操作的问题。
官员为何不信仰法律？近期查处的周、徐、苏、令等案件，围绕在他们身边 11 的一帮人，是不是依靠领导人不依靠制度的表现？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都是帮派主义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延安整风时期就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20]（P.811~829）《反对党八股》[20]（P.830~846）中对宗派主义的危害有深刻的论述。近些年来，在官场中拉帮结派抱大腿的“圈子文化”有一定市场，其实质是结党营私的帮派团伙，这与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拉帮结派严重玷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它不仅把封建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渗入党内生活，而且也将利益交换的商品关系带进党组织，在帮派团伙中形成人身依附，臭味相投。”[21]形成人身依附的人和团伙不可能信仰法治，帮派主义、山头主义都是典型的依靠人不依靠法律的表现，他们信奉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整天围绕小圈子中手中握有权力的干部打转，心里没有党的事业，眼里没有人民的利益，一切以小圈子利益为取舍。怎样改变这个现象？本文认为用人制度不够完善、法治信仰未树立是上述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重要原因。
（四）强化法治的道德底蕴是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
树立法治信仰，必须敬畏法治，强化法治的道德底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22]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要树立法治信仰必须“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守职业良知与伦理道德，认识到有些事不能做，做人做事都要有公正底线，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真正把法治内化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指南，让法治变成一种行为习惯、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不是外力强加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从“纸上的法律”落实为“行动中的法律”。
国民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能够提升其运用法治的能力。《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我们曾专门撰文论述中小学法治教育应该如何做，从法治教育的内容、师资、制度建设等方面做了论述。中小学法治教育重在法治意识与行为养成的培养，不在于记住几个 12 法律条文。本文认为中小学法治知识教育对树立法治信仰至关重要，谨防中小学法治教育滑入应试教育的窠臼。
法治信仰未树立的社会是建不成法治国家的。只有全社会信仰法治，把法治当作全社会共同的生活方式，那么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便逐渐会从理念走向现实。作为“中国梦”的制度载体，除了法治与民主，我们别无选择。[23]（P.10）法治中国建成之日，便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时。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 [美]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M].高佳，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3]刘作翔.法治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学论坛，2012，（1）.[4]李林.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5]徐显明.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制度文化[N].法制日报，2013-12-18..[6]陈金钊，吕玉赞.法治改革及其方法论选择[J].学术交流，2015，(9).[7]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赵征南.是什么让真相迟到19年[N].文汇报，2015-01-13.[12]季卫东.问题导向的法治中国构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13]孙光宁.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J].学术交流，2015，(1).[14]张文显.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15]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汪永清.法治思维及其养成[J].求是，2014，（12）.[17]姜伟.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J].中国法学，2014，（6）.[18]张恒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1）.[19]邓福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思考[J].学术交流，2015，(4).[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齐卫平.对拉帮结派必须零容忍[N].文汇报，2015-01-08.[22]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23]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Collaboration-propelling path of the rule of law culture construction
Zheng chengyou, Han Zhenwen(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better solve the kinds of problems obstacle to law construction at presen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culture is th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resolv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ule of law.
浅议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路径 篇3
【关键词】法治 文化 兰州
近年来，兰州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通过不断完善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就业、住房保障等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树立法治文化的权威；将普法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打造全体市民共享的法治文化传播平台，组建了市、县（区）两级普法讲师团开展法治巡回宣讲，开办了“警花说交通”、“零距离”、“今日关注”等广播电视和报刊栏目以及“12348”法律服务热线，宣传和倡导法治文化；举办法治论坛、法治书画大赛和开展平安县区（街道、社区）创建活动，激发市民的法治文化创造力。经过不懈努力，兰州初步产生了与法治紧密关联、从城市规划建设到人际关系与活动安排以及人文教育都有衡量标准的法治社会行为方式和法治秩序，并通过地方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执法组织机构、地方政府和市民的法治价值观、法治意识、行为方式等反映出来，继而引领、示范、辐射周边地区。
目前，兰州法治文化雏形除具有法治文化的民主、开放、普遍、稳定、长期等共性外，还具有一些区域性特质：
1、保护民族性。兰州有常住人口360多万人，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近18万人，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已经根深蒂固地内化在兰州各族群众的法治文化心理中，并渗透在当前兰州市民法治思想意识中指导行为方式。如，2012年为纪念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遇难231周年活动的顺利举办，兰州交通管理部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活动举办期间的农民巷进行了交通限行管制，管制区域内的市民对限行予以了很好地配合，保证了纪念活动的圆满成功。可以说,，无论是地方立法，还是群众语言行为，都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给予了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
2、多元交互性。随三线建设迁入兰州的上海、山东、北京、东北等沿海和东部地区的各方面人才，为兰州带来了工业文明之风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为兰州法治文化吹入了平等、尊严等先进思想。尤其是近几年，兰州市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兰州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兰州市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五个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开发区产业布局与园区发展规划、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城镇供热计量管理暂行规定、城镇最低收入家族廉租住房管理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的办法等，对当前兰州法治文化建设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受传统“人治”文化和不良法治环境的影响以及经济因素的制约，兰州市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一些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还缺乏法治文化的建设意识。一些部门及领导干部构建法治、服务、有限型政府的自觉性不够，缺乏依法办事和自觉维护公民权利的自觉性和能力；尽管有中央机关以及高级政府机关相关政策、方针的颁布，但一些部门认为法治文化是软指标，为减少工作投入和工作量将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形式化，缩减工作量，减少工作环节，仅有的工作也只是应付上级检查；在干部与公务员教育培训中法治宣教要求很低，还停留在简单、零碎了解法律规范条文和遵守法律法规上。
2、社会各阶层对法治认识存在偏差、法治权威尚未树立。很多人一说法治，就说依法治市、治县、治乡（镇）、治村……，而没有准确掌握“依法”的意义，仅仅是为“治”而制定一个法律依据，把法律当做权力行使的工具，轻视公民独立人格尊严，忽视群众合法权利的维护；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诉讼意识、公民意识还普遍缺失；遇到涉法问题，人们总是优先考虑如何通过各种关系和人情资源解决问题，而缺少对法律应有的关注和信任；发生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多数人认为“信访不信法”，“法不责众”。
3、地方性立法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存在一些欠缺。为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推动兰州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兰州地方性立法活动增多，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了明显增量。但是，个别地方性立法活动因准备时间仓促，缺乏个体化、细致化思量，导致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与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存在不统一、不协调、清理不及时、法治文化精髓没能很好体现等问题。
4、依法而治在执法、司法中还存在认识与理解的偏差。一般而言，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理性的制度去调整社会，可以减少和避免仅仅依靠人控制社会时因个别人一定会有的缺点和缺陷，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现实中，政府及公务员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由于在法律适用、自由裁量等方面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判决也就容易引起市民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容易使市民对法制的敬畏感和信赖心理发生动摇，继而产生对政府、法治的不信任，法治文化的心理认同感的降低或者丧失。
5、本土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创作传播的力量还很薄弱。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法治文化艺术创作传播，是吸收借鉴先进文化、推动本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虽然，兰州作为甘肃省会，云集了众多法治教研和法治决策实践人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传播机制以及系统的组织构架，致使本土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创作传播的力量还很薄弱，凝聚社会各界法治文化建设力量存在困难。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⑴”因此，法治的精神、理念、思想等精神文明成果和法律规范、制度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政府、公民依法办事的行为方式都应该成为兰州建设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路径主要是：
1、加快转变，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步伐
一是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服务。只有以群众为本、以民生为重、以民愿为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服务缺位问题，才能形成有人管事、有人干事的法治环境。二是从法治宣教转变为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群众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宣教仅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加强地方立法文化、司法文化、法学教育与和研究的提炼工作，搭建法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三是从守法培育转变为综合培育。将以往普及和掌握法律知识为目标的各级领导干部守法型培育转变为全面提高法律素质为目标的综合型培育，破除高官高管特权思想，强化公仆、法治、服务、责任等意识，引导和强化高官高管对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认同，形成良好的法律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上，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2、强化认识，形成法治文化社会土壤
一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在市民心中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市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事物的知识技能和对兰州的归属感、认知感，养成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习惯，自觉遵从和运用法律，并将法律信仰转化为兰州市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二是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使兰州市民把法治作为一种精神从上、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行为方式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指南；三是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仅通过法律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且需要公民充分认知、行使、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四是将法治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兰州建设目标，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同推进，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弘扬兰州法治文化精神，积极担当富民兴陇的促进者、保障者。
3、健全法制，提供法治文化制度基础
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重心在于规范公务员行为和促进兰州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个方面规范公务员行为，有相应的法律监督规定，以从而提高制度的实现程度、限制任意裁量和权力滥用，减少和避免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体现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促进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法律文件，要针对兰州转型跨越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结合兰州新区和兰白经济圈建设以及今后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广开言路，合理规划地方性立法、统一协调地方性法规、及时清理修订规范性文件，并在地方立法中掌控好立法时机、加强立法民意、严格立法程序、善用立法技术、增强可操作性和法规文件的协调发展。
4、依法而治，营造法治文化社会环境
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法而治。为此，必须通过严格执法，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让权力得到保证、损害得到救济、扭曲的利益分配得到纠正。这主要通过两方面工作实现：一是依法行政。通过行政实体法的授权、行政程序法的限权，增强行政的可操作性，防止因行政权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二是完善司法。严格司法职业的准入机制，依法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人员中选拨人才，推行遴选、培训一体化的制度，使司法队伍趋于“专业化”、“精英化”，重树司法队伍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保障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5、鼓励创作，凝聚法治文化建设力量
一方面，要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利用好兰州汇集甘肃省法治教研和法治决策实践人员多、理论素质高的优势，通过法治论坛、专家学者座谈、专家在线答疑甚至学者在执法部门挂职调研等多种方式，深入实践探索具有兰州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路径。另一方面，要加强法治文艺作品的创作，根据时代要求凝聚社会各种法治文化建设力量，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各级专业、业余文艺团体以及文化馆站的作用，鼓励、引导和支持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努力扩大法治文化创作队伍，拓宽法治文化创作渠道，调动全社会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
良好健全的法制影响和塑造着市民的法治价值观念，法治价值观念又决定着市民的社会行为，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在重视健全法律制度的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市民法治价值观的塑造、市民行为方式的规范，从而提升兰州法治文化整体水平，推进兰州转型跨越发展。
注释：
中国共产党法治反腐路径选择 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法治反腐
反腐倡廉关系到人心向背, 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她所建立和领导的人民政权, 与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 比起历史上任何政权, 必然更加注重预防和惩治腐败。法治反腐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习总书记这一论断, 为推进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法治反腐是治本之道
腐败问题, 是困扰古今中外所有统治集团的疑难顽症。实践证明, 只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才能对解决腐败问题起到釜底抽薪、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 唯有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性之“贪”
官员的贪欲有其基本的人性基础。人性有利他一面, 也有自私利己一面。人的利己性就是官员腐败产生的人性基础。古今中外, 能够做到不谋私利、无私奉献的公职人员, 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绝大多数是追逐私利的。腐败之所以成为一个普世现象,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疑难顽症, 其根源就在于人性之“私”。要根治腐败这一痼疾, 必须从人性之“私”这一客观事实出发, 对症下药, 方能药到病除。解决公职人员人性之“私”问题, 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方针, 既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以德自律, 更要加强法治建设, 用法律制度规范、约束公职人员“私欲”行为。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曾提出著名的“无赖原则”, 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 必须持“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无赖原则”表明“人性恶”的思想, 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一个“无赖”, 都可能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这启示我们,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与制度设计上, 一方面要激励、张扬人性的优点, 充分考虑公职人员的利益诉求, 要确保他们合法私利得到实现, 另外一方面, 也要规范、约束、扼制人性之“私”, 防止、遏制公职人员私欲无限膨胀, 欲壑难填, 超越政策、法律、制度界限, 以权谋私。唯有如此, 才能较好地解决腐败问题。
(二) 唯有法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腐败是权力的滥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性之“私”只是腐败发生的人性基础, 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腐败发生的社会根源和制度基础。因此, 用法治规范、约束和监督权力, 才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所在。习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总书记的这一科学论断, 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 用法治来规范、限制、约束、管控和监督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
(三) 法治反腐确保反腐倡廉建设健康发展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反腐, 有利于党的反腐倡廉大业科学、规范、健康发展。首先, 法治反腐突出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强调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彰显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先进价值理念, 保证反腐败工作依纪依法有序开展。其次, 法治确保人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 为人民群众反腐提供了根本依据和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的主体和根本动力, 反腐败斗争,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群众反腐必须纳入法治化轨道, 以法治为保障, 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再次, 法治反腐能够防止和纠正反腐败斗争中各种偏差和错误, 确保反腐败斗争有序、健康发展。
(四) 法治反腐是中外反腐倡廉历史经验之总结
在历史上, 腐败和公共权力是相伴而生的。几千年来, 中外绝大多数统治者, 从巩固自己政权、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出发, 都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 并且采取种种手段和方法, 预防腐败, 打击贪官污吏, 形成了人治反腐、重典反腐、法治反腐三种反腐模式。在这三种反腐模式中, 法治反腐是当今世界一种文明进步的反腐倡廉模式, 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特点, 其实效性、持久性、公正性和普适性, 是人治反腐、重典反腐等方式无可比拟的。当今世界, 政府廉洁指数高的地方, 如芬兰、新西兰、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 无一例外都是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成为亚洲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 主要原因在于有完善的法治体系, 法律严明, 制度严密, 官员不敢贪, 也不能贪。法治国家反腐倡廉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法治反腐的路径选择
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推进法治反腐建设, 必须强化法治理念,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 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是法治反腐的政治前提, 确保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法治反腐, 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确保反腐倡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 是法治的基础和根本目的。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首要目标和任务, 就是发展人民民主, 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 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发展现代民主政治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把法治反腐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基础之上。
(二) 加强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科学完备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
有法可依是法治反腐的前提, 而法律法规的科学、完善和公正, 则是反腐倡廉建设健康发展的基础。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 必须加强立法工作, 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一方面要确保科学立法和公正立法, 杜绝借立法扩权卸责等现象, 警惕并有效防止立法腐败;另一方面, 应当加强反腐治权的立法力度, 建立健全完备科学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目前,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已经成形, 但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一是健全刑法等国家法律。我国有关反腐败的规定主要见于《刑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中, 但部分法律规定上过于宽泛, 不利于打击腐败。二是健全与反腐败基本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反腐败从来不是单一的基本法能做到的, 应加强与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如加快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等法律, 从源头上遏制公权力的滥用。三是健全党内规范。反腐败党内规范是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同正式的国家法律相比, 在适用范围、权威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应当逐渐健全并通过立法程序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内规范转化为法律法规, 增强其反腐的强制性和约束性。
(三) 强化法治思维, 严格执法, 全面贯彻落实反腐败法律法规
法治反腐, 狠抓落实是根本。古人云:“世不患无法, 而患无必行之法”。法律的威严在于严格执行和实施。有法不依, 法律形同虚设, 法律和国家的权威性、公正性荡然无存。因此, 法治反腐一定要狠抓落实, 坚决杜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是要加强现代法治教育, 强化国民的法治思维, 让全体成员树立法律规则至上、公平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 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培养国民严格守法和依法办事的好习惯。二是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办事, 依据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 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三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批权、检察权, 为贯彻落实反腐败法律法规提供司法保障。四是加大打腐惩贪的力度,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 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不仅要提高打击“老虎”、“苍蝇”的命中率, 还要加大财产惩罚力度, 提高腐败成本, 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确保干部清正廉洁。
(四)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法治反腐, 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立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得到正确行使的重要制度保证。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按照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 以突出民主权利的制约监督为核心, 以健全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为重点, 以完善规范权力运行的法规制度体系为保证, 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突破口, 坚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原则, 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控体系。要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 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 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要建立健全监督的立体网络, 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增强监督合力, 从源头上防止和遏制腐败。
(五) 借鉴香港、新加坡反腐败经验, 创新反腐倡廉体制机制
我国目前的反腐机构设置和体制不尽合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不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很难实现, 对当地位高权重的其他人监督查处也会受到种种制约。反贪局是检察院的内设局, 人权、财权都由地方党委政府掌握, 更没有独立性。这种状况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必须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 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香港反腐倡廉成就巨大, 举世瞩目, 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建立了直属特首的独立的廉政公署。类似的经验还有新加坡。新加坡建立贪污调查局, 直属总理公署, 全面负责反腐败工作, 反腐倡廉成效特别显著, 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借鉴香港、新加坡反腐败经验, 整合纪检、监察、司法检察等资源, 设立直属中央的独立的反腐机构, 并进行专门立法确定其地位, 赋予其独立的调查权和查处权, 对涉嫌人员及其亲属的银行存款、财产等情况有权直接调查, 对违法违纪者依照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直接给予制裁, 提高法治反腐的成效。当然, 对任何类似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反腐倡廉组织机构, 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社会公众依法加以制约和监督, 防止其滥用权力。总之, 借鉴香港、新加坡等法治反腐经验, 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 对于我们党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突破反腐败困境, 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 2014 (01) .
[4]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试论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篇5
当前税收法治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立法体制、执法程序、司法保障、税收环境税收监督制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税收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税收执法的强化与规范、税收环境的治理与净化、完善税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法治化之路。
一、税收法治的内涵
税收法治统属于法治范畴。法治是人们对法持有的基于理性和合理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为实现这些价值，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形成制度规范并公正有效地执行这些规范的行为的总和。法治与法制不同，在内涵上，法制是“法律制度”或“法律和制度”的简称；而法治是“依法治理”的意思，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度和过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和法律制约公民权力与保障人权等基本原则。税收法治是指由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所确立的税收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秩序和状态的总和。税收法治既具有法治的一般含义，又具有其独特的内涵。
（一）“公正”与“平等”是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公正”与“平等”是税收法治的最基本要求。首先，“公正”与“平等”要求税收法律调整和适用对象、范围具有普遍性。具体地说，税收法律在其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相关领域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对象上适用于本国全体居民和外国在本国的非居民，即一般的、抽象的人，而非特定的、具体的人。另一方面，依法征税与依法纳税是统一的。作为税收主体和执法主体的税务机关必须以税法为依据，按照规定行使职权，不得变通或违背税法，并在执法上“一视同仁”，消除“税收歧视”；纳税人要自觉依法纳税、诚信纳税。
（二）“税收权力制约”是税收法治的核心。“税收权力制约”是税收法治的核心价值。税收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对税收权力进行制约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税收法治的核心。税收行政权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往往是行政执法环节，如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中的随意裁量、以罚代法、以言代法等。维护税法权威，推进税收法治其核心同样在于对税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制约。应该看到，在税收征纳关系中作为国家或政府代表的税务机关，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主动权和主导性。从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现阶段税收流失严重，税收违法犯罪行为较普遍，并不是因为国家税收权力不足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三）税收法治是实体和形式的统一。税收法治不仅仅是严格执法或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价值判断和理念，这是税收法治的实体价值，也是判断一个税法是否“值得遵从的良法”的标准。税收法治的实体价值要求制定和实际执行的税法应当既能有效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又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公平合理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切实保障公民参与立法的政治权利，并通过一套运行良好的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及执法和救济程序来实现，这是税收法治的形式价值，它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等。可见，税收法治是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的统一。税收法治要求税收立法科学完备，税收执法严密规范，税收司法客观公正，税收服务优质高效，纳税主体依法纳税、诚信纳税，因此，它是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税收服务所构成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
二、我国税收法治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税收立法体制不尽合理。我国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基本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立法体制，立法过程往往是由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待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成熟后再上升到
法的高度，这个过程是较为缓慢的。税收法律形式大多停留于国务院制定的政策法规，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这削弱了国家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影响了税法的权威，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地方税收立法权不足。按照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和征管体制，所有税种的立法权均集中在中央，除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地方政府外，其它税种的管理权也集中在中央。这样既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灵活发展，也造成地方以建立各种基金或收费的形式与中央争税源，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税法体系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税法体系主要是由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等构成。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同时在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中，只有具有通则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方法，税务代理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由此可见，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影响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税收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人治、轻法治。越权、滥用权力与随意处罚的现象同时存在，有的收“人情税”、“关系税”，把个人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致使该征的不征，该免的不免，该罚的不罚。有的擅自变通税法，改变法定的税基、税率、处罚标准，归根到底，是根深蒂固的“人治”问题。
2．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许多税务人员不会正确运用《税收征管法》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税收保全权、税收强制执行权，造成执法过程中出现程序违法。
3．重税收任务、轻征管秩序。目前制定税收计划任务的主要依据是上年税收完成数与计划预计的经济增长速度，税收计划指标的确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与客观经济发展和税源变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地区不惜采取“寅吃卯粮”、“无税空转”等非常规措施，完全偏离了“计划指导税收”的宗旨，背离税收法定原则，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4．税外收费普遍。在我国目前政府收入和分配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大部分收费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府规范性收费，它们的收取、支配和使用在很大程序上已经脱离了财政预算的管理，这样，收费规模的不断膨胀就会侵蚀政府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渠道—税收的基础，导致税收流失的发生。
(三)税收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税收强制执行和保全措施的刚性不强。从税收征管的实践看，税务机关执行税收强制执行和税收保障措施十分困难。一是通知银行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面临困难。金融部门为自身利益，对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很不情愿。二是扣押、查封、拍卖很难操作。扣押、查封的往往集中在一些非生产用车辆，其价值通常与税款相差甚远。而且拍卖机构尚未健全，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必须相当于应纳税款的价值这一限定导致处理难上加难，形成扣押容易、处理难的局面，可能导致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建设比较薄弱。根据法律规定，涉税刑事案件由公安部门管辖，涉税案件普遍存在“立案难、结案难、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税务司法保障体系从总体上看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机构不健全、人员不精干、查办涉税案件经验比较缺乏、税务与公安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查办涉税案件的一些具体工作制度和程序尚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等方面。为有效地制裁、威慑违法犯罪、确保税收法律的刚性，我国税收司法改革应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与国际惯例接轨，完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四)税收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税收环境是指存在于税收征管之外，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税收征管活动整个过程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当前，我国在税收环境方面存在以下儿个问题：
1．行政干预现象仍然存在。近年来，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干预税务部门行政执法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平衡地方级财政预算，不根据税源实际，随意追加税收计划，使税收部门只好违背税法采取“寅吃卯粮”等“超常规”措施，形成虚收。
2．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由于受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传统思想影响，人们的传统税
收观念仍然没有消除，税收环境仍受陈旧的思想观念影响和制约。
3．偷逃骗税难以遏制。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偷逃骗抗税犯罪还难以有效遏制。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盗窃、伪造、盗卖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五)税收监督制约方面存在的问题
1．税收监督尚有缺位。在新旧征管模式转换期间，特别容易出现管理环节的空位和断层，使税务机关失去对纳税人的管理和监控，而出现管不细、查不全、征不足、处罚难、效率低的状况。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征管格局中的四个系列以及职能部门协调不好，多头指挥，不通信息，互相扯皮，导致税收征管全过程运转不正常。
2．监督手段运用尚有缺位。目前管理手段主要是运用计算机管理，但其监控作用尚待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征管软件还不成熟，使用中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满足征管要求，加之有少数微机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不能按规定及时、完整、准确地录入有关部门信息，因此计算机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征纳双方情况。
三、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一)税收立法的改革与完善
1．制定税收基本法，规范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来细化宪法中规定的税收基本规范和原则，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的权限，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法律关系，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以此来规范税收基本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宪法为根本指导、以税收基本法为基础、以税收各单行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为主体，配合以相关税法解释的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建立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税收职能作用的最大发挥。
2．提高现有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级次，增强税法的法律效力。从税法立法级次上看，我国税法多为行政部门立法，级次偏低，随意性较大，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这些长期使用并经实践证明符合我国税收实践的税收行政法规，应按照立法的程序尽早报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提高我国税收法律的级次和效力，改变行政机关“自订法律自己执行”的现状，防止税法的误用和滥用。
3．完善各部门法，健全税收法律体系结构。尽快制定所缺少的各部门法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些法律包括税务机构组织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务代理法、税务争讼法或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对于规范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行为，净化我国的税收执法环境，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税务行政争议，切实保护纳税人及其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税收执法的强化与规范
1．提高执法主体的法律素质，强化执法主体的依法行政观念。在依法治国大环境下，税务人员应树立牢固的依法行政观念，具体包括职权法定观念、法定职责观念、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和尊重当事人程序权利观念。
2．建立税收管理质量体系。根据征收方式和业务流程的需要，科学设置机构，建立起上下协调一致、横向联系紧密、互相监督制约、运转高效有序的组织机构体系，进一步明确征、管、查各序列之间以及各序列内部的各个岗位和环节之间的岗位设定和职责划分，建立起一个科学、严密、高效的岗责监督制约和协作体系。
3．完善税收计划体系。建议采取逐步弱化税收计划的办法，改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弱化税收计划的刚性，根据区域经济税源结构分解落实并适时调整税收指导计划，建立并完善考核税收执法质量指标体系，强化税收行政执法的刚性。
4．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一方面，统一国家财政管理，废除一切不合理收费项目，合理的收费项目必须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将所有的政府性收支集中于国家预算内管理，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另一方面，改革财税制度。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基础上，界定政府征税和收费的边界。在清理、整顿、规范收费的过程中，将部分名义为费实质是税的这部分财政性收入纳入税收体系之中。同时在优化现行税制的前提下，适当开征若干新的税种。再者、改革完善分税制体制。在实行费改税的同时，要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要加大地方税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在科学界定各级政府事权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收支划分范围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保障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5．尽快实行税收信息与社会相关部门信息的联通与共享，以利于全方位的税源监控，提高社会整体协税能力，推进税收法治的进程。一是与海关、外汇管理部门实现进出口报关、外汇结算等信息的交流。通过全国海关各口岸电子执法系统，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彻底遏制利用假出口、假报关单等方式骗取出口退税，重点控制涉及进出口税收的信息，打击偷骗税行为。二是与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联网。监督纳税人办理工商登记，实现全国企事业单位机构编码的信息交流，与银行、保险、建设、土地管理、交通(车辆管理)部门交流纳税人经营、资产状况，从源头控制漏征漏管户，追查“失踪户”，防止利用假报停、假手续的偷漏税行为。三是国、地税联网。交流相关税种申报缴纳和其他经营状况指标情况，为纳税评估、反避税、稽查选案、税收保全和查处“非正常户”提供资料。四是与财政、银行、国库实现联网。实现申报缴纳一体化和自动流水作业，减少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银行户头办理有关部门手续的工作量，减轻一线征收人员的工作量和办税服务厅的压力，为提高申报入库率、信息集中度、实现集中征收奠定基础。
(三)税收司法的改革与完善
建立健全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就是要发挥国家司法力量的强制、威慑作用，对破坏国家税收秩序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严厉制裁，做到违法必究。
1．组建税务警察机构。在我国实际上税收违法现象相当普遍，偷抗税案件屡见不鲜，因此，应尽快建立一支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务警察队伍，并以法律或者法规的形式对税务警察的机构、名称、法律地位、隶属关系、执法期限等予以明确和规范。至于税务警察的模式，可以参照铁路警察、海关缉私警察和林业警察的模式，即在行政上隶属于税务机关领导，在业务方面接受公安部的指导。
2．建立独立的税务法庭。从我国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看，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其中专门人民法院是我国审判机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中，我国除军事法庭外，还设有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专门法院，在沿海港口城市还设有海事法院。因此税务法院的设置完全符合专门人民法院设置的要求。可以按经济区域设置专门的税务法院。
(四)税收环境的治理与净化
1．加强税收宣传。把税法宣传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家教育的长期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大力倡导税收文化，提高公民对税收的认同感。税收宣传应该强调针对性，采取不同形式，使不同的纳税人群都有机会了解国家税收政策，了解税收与自身的密切关系。
2．规范政府管税。为了使各级党政领导支持税收工作，防止各级政府干预正常的税收执法工作，要建立党政领导依法行政责任制。对少数领导继续搞地方保护主义，随意放宽税收政策，干扰税务机关执法的，要坚决查处，追究行政责任。对情节严重，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或者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破坏国家税法行为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从而促进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为税收执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加强部门配合。各级税务部门在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的同时，要积极与工商、物价、银行、经贸、海关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协调合作，在各部门之间达成依法治税的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税收执法刚性，更有效地做好行政执法工作。
4．全面树立现代的税收观念。纳税人应当树立“纳税人观念”。既要依法履行好依法纳税的义务，又要充分地运用监督政府使用税款的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规模和质量。税务机关应当树立“征税人观念”。既要切实履行好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应收尽收的义务，又要依法运用好征税的权力，保证执法的公正性，维护税法的权威。政府部门应当树立“用税人观念”。政府部门必须科学合理地安排使用好税收，增加税款使用的透明度，用好税收，使社会成员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五)完善税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1．建立税收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这既是防止权力失衡和滥用的有效方法，也是净化税收执法环境的有效措施。因此，要建立健全税务机关内部监督检查制约机制，实行管理、检查和监督三分离制度，对税务机关的减免税权和执法权进行有效的制约，规范税务行政行为。
2．建立健全税收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明确税收执法人员责任，解决过去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权力滥用，责任不清，奖惩不利等问题，防止和铲除税务干部执法不公及滋生腐败的土壤，从而净化税收执法环境。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守法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33.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1004106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可见，我国朝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进一步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就是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因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直接影响到领导干部是否运用法治方式治理社会，而一个在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基础上、运用法治方式治理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各项秩序有条不紊的社会；是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保护不受侵犯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一体发展的社会。可见，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直接影响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应重视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培养全民守法意识，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然而，在社会管理实践中，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并不是秉持着法治思维而是人治思维或权力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权力公平、公正的发挥，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那么，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从而引导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表达诉求，推动形成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呢？本文将对我国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进行探讨，分析现阶段我国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存在的障碍及出路。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什么是法治思维呢？它是指各级领导干部在遇到问题时，想办法做决策的过程中，运用法律规则、法律程序、法律逻辑等一系列理性思维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最终形成结论或决策的过程[1]。它在本质上是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的。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法治思维的内涵，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法治思维是基于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法律知识之上的思维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律知识之上的逻辑思维。而法律知识包括规范性的法律知识和程序性的法律知识。规范性的法律知识是指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具有的权利义务的具体明确规定，侧重于实体上的规则和原则；程序性的法律知识是指在司法、执法的实践中，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相对人应遵守的相应程序上的权利义务，侧重于程序上的规则。所以，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需要具备完善的法律知识，才能形成一定的法治思维，才能做出既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的决策，从而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当然，法治思维不代表对法律知识的照搬运用，它的立意更加深远。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在对法律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后，在法律的适用上，不仅要顾全大局，还要依据个案差别做出灵活的判断；不仅要注重法条的实体规定，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还要协调各方利益，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由此可见，领导的法治思维水平建立在良好的法律知识之上，且在运用法律知识时，不能教条主义式地照搬法条，而应高瞻远瞩，顾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出有效的决策，引领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二）法治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追求权利自由不受侵犯的思维
如前所述，法治思维不仅包括“法律思维”，还要兼顾各方利益的权衡。而在兼顾各方利益的时候，就是要本着公平正义为基础，追求公民权利自由不受侵犯的思维根据，才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法治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追求权利自由不受侵犯的思维。虽然法治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考，但是，在遇到具体个案的时候，可能面临着多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的选择不是能够依靠法律规定来决定的，它是一种主观评价的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良好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如果法律只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不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那么这将意味着法律只不过是国家推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法治思维应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维系公平正义在法治国家中的制度形态，同时，引领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崇尚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2]。由此可见，如果法治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思维，那么这样的法治思维将赢得民心，并且促使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同时有利于公平正义、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
（三）法治思维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
如前所述，法治思维不仅是基于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还要秉着公平正义的观念兼顾各方社会利益。所以，它不仅注重权力的有效行使，还注重各方利益的协调，注重公权力与公民个人利益的权衡。法治思维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它不同于人治思维，人治思维更侧重于权力压倒一切[3]。
法治思维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和谐、稳定与发展，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离不开公权力的干涉，但是在权力行使的把握上，如果太过于侧重权力的无限使用，往往很容易形成权力滥用；如果都不使用权力来维稳，又很容易造成权力不作为，社会混乱不堪。所以，在对权力的使用程度的把握上，应该注意其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平衡性。而法治思维作为领导干部的第一道决策门槛，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做出关于权力行使程度的决策。所以，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法律条文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而语言具有模糊性。所以，这就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而解释后就会使法律具有开放性。这就给权力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自由裁量空间越大，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所以更需要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来对权力加以限制。endprint
（四）法治思维是一种讲究法治逻辑的理性思维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法治思维是在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法律逻辑、法律规则和原则、法律解释的方法等一系列逻辑结构得出应对决策，然后运用法治方式途径，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以，法治思维是一种讲究法治逻辑的、理性的思维。
法治思维是一种讲究法治逻辑的理性思维。所谓法治逻辑，包括三个步骤的逻辑结构：首先，要具备法律体系的各项规范和程序作为大前提；其次，要明确案件的事实或待解决的问题来作为小前提；最后，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从以上两个前提中推导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应该根据基础法律知识框架、按照法律逻辑结构来分析、综合、判断、解决问题。注重法律的具体规定、注重法律的程序性要求、并且秉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来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运用法治思维的逻辑结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兼顾各方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可见，法治思维具有逻辑上的严谨性，此种逻辑思维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思维逻辑（如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可以使领导干部做出具体决策时，既高效、合乎法理，又少犯错误[4]。
二、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必要性
通过上文对法治思维的内涵探析可知，法治思维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能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还能高效、有力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其他思维形式无法比拟的逻辑思维。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领头羊，应具有法治思维，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推进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将法治思维写入其中，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水平，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理念。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领导干部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是决策者、组织者、治国理政的领头羊，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决定着其所辖范围内的发展。可以说，领导干部的决策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和谐和稳定。如果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那么领导干部就会很好地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源头。其次，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可以给全民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提高法治意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可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可以带领全民提高法治意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提高法治意识了，反过来会监督领导干部的决策作为，督促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以此良性循环。所以，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
（二）是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决策、文明管理的内在要求
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有利于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决策，有利于领导干部对社会进行文明管理。随着新世纪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全面推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党的执政管理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5]。近代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宪政已经成为人类治理国家的最佳模式选择，民主政治国家已经成为文明治国的价值取向，依法治国是实现民主政治、文明管理的最佳途径[6]。所以，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确立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可以使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更具有科学性，在符合现行立法的前提下，又兼顾各方利益，避免盲干和权力主义。领导干部做出来的科学决策运用到社会管理中，必然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形势、顺应人民的意愿的，从而也就形成了文明管理的良好形势。可见，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日益凸显且复杂多样化的形势下，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有利于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决策，有利于领导干部对社会进行文明管理，解决各种社会矛盾问题，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催化剂
首先，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化解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矛盾关系的良药。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在转型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中面临的三大考验。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可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在“矛盾凸显期”的现阶段非常重要。实践证明，要化解改革、发展、稳定的矛盾关系，最佳的途径就是将这三者统一于法治。因为法治才能使改革中不同利益的博弈取舍无限接近公平合理的最佳目标，进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7]。而法治的实施，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的贯彻落实，如果领导干部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做出民主、依法、科学的决策，做出更加体现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的政府决策，那么，就能为社会环境提供一个和谐稳定且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是化解矛盾的基础保障。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带来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的竞争和博弈，必然带来高风险和复杂化的社会矛盾。所以，领导干部在社会管理中，如果能用法治思维来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能降低矛盾的风险性，而且能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因为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且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促使矛盾合法有效地解决，运用这样的思维模式做出来的管理才能真正做到民主管理和合法管理。所以，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催化剂。endprint
三、目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立法上也有很大的完善，基本实现了各方面有法可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的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尚待提高，在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矛盾问题时不能很好地运用法治思维，人治思维在领导干部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外，也暴露出有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目前，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
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仍然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由于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官员在对待法律的本质和作用的问题上，仍然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中，仍然认为法律的作用是虚无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只是用来约束普通人的，对于权力者来说，法律只是一种管理的工具。所以，这些领导干部就会选择性地使用法律，也就是说，当需要法律法规时，他们就会把法律拿来当挡箭牌，冠冕堂皇地作势说要严格执法；但是，当法律法规阻碍了权力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对法律“视而不见”。其次，一部分的领导干部对依法办事不坚定。他们对于法律缺乏一种信仰，没有足够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只是形式上的认同。所以，当这些领导干部在遇到外界压力时，依法办事的思想往往会稍纵即逝，最终放弃法律，甚至突破法律。可见，领导干部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仍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依据这种思想做出来的决策，很容易突破法律的规定，违背法治的精神，是非常危险的，是不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
（二）权力本位，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权力本位思想。所谓权力本位思想，是指认为权力才是法律的本位，强调法律是以公权力实施社会管理、压制公民自由权利，从而达到他们认为的“稳定”这一目的。权力本位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权大于法。他们认为，上级领导的批示、指示、“条子”最管用，即使这些指示突破了法律，他们也坚决执行。这就很容易造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不良现象。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绊脚石。其次，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利益，只注重对上级领导的迎合，在上级领导面前表现得很积极努力，但是却忽视了对下面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很容易产生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脱离，这样的领导干部做出来的决策通常都是忽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见，权力本位的思想不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应有的，它背离了权力的本质和运行轨迹，是造成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和其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应从根本上予以剔除[8]。
（三）不重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
由于传统法治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都不重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众所周知，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它是实体性规定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另一方面，它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能限制权力机关的权力滥用，规制权力者自由的裁量权。如果没有程序性的规定做保障，那么再正确的决策也只是形同虚设，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领导干部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主要表现在，首先，对于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定想怎么变通就怎么变通，想怎么简化就怎么简化，殊不知被简化的过程往往会造成对实体正义的侵犯。例如，领导干部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该向群众公示，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监督，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并不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习惯于个人说了算，省略了公示这一程序。这就会弱化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影响到真正实体上的内容。其次，对于违反程序性规定的行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注重实体上的具体规定，对于严重违反程序性规定的，也不以为然，以他们“出发点是好的”等理由为自己开脱。但是，违反程序性规定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因为它会在领导干部内部形成一个“潜规则”，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程序性规定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认为程序性规定是一个阻碍，这样的思想危害性是极大的，应受到领导干部们的重视。
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若干建议
通过上述对法治思维内涵的分析，以及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必要性分析，笔者认为，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可以引领全民守法意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通过对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治理思维的问题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重视知行合一
教育是实施任何行为的基础。要想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最重要的是对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教育。而党校教育则是对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教育的最佳来源。在我国，党校教育的宗旨是培训公职人员的政治素养、党性觉悟、工作能力和个人素质等。可见，党校教育对于领导干部的各方面素质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传统党校教育缺乏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的教育。所以，应在传统党校的教育宗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针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训。首先，应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思维的基础性教育，让他们了解基本的法治思维的内涵、性质及其重要性。了解法治的优越性及其重要性，把法治手段放在解决矛盾问题的第一位置。其次，在掌握了法治思维内涵的基础之上，训练领导干部对于法治思维能力的运用能力，设计典型情形，促进领导干部学以致用，注重领导干部对法治思维能力的掌握和实际运用，做到知行合一。切实做到培养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进行治国理政。
（二）弘扬权利本位意识，大力宣传法治文化精神，引领全民守法意识
从上文分析可知，部分领导干部还存在着权力本位的思想，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代表行使权力，不仅要在宪法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行使，还应该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首先，应通过法治教育，让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剔除领导干部中关于权力本位的思想，弘扬权利本位意识。培训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矛盾时，时刻保持着在法治知识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秉着公平正义的思维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其次，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权利本位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宣传法治文化精神。让公务员队伍以及人民群众看到法治方式的重要性以及优越性。培训领导干部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解决群众问题、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最后，由于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在社会上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会引领全民的守法意识也跟着提升。人民的守法意识提升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就更容易实现了，以此良性循环。endprint
（三）程序与实体教育并重，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并不重视程序性规定的重要性，但是轻视程序性规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轻则直接侵犯到实体规定的施行，重则助长领导干部内部轻程序“潜规则”的滋长。所以，应对领导干部进行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教育。首先，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教育的同时，应让领导干部了解程序性规定的重要性，转变传统思想的思维定式。对领导干部违法程序性规定的行为作出严厉的批评，无论其结论是否正确，无论其出发点是否是好的。其次，培养领导干部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思维，有利于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为，法律的程序性不仅限制公权力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民群众对于公权力机关执法过程的监督，有助于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切实做到符合群众意愿的良好决策，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管理模式。可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不仅要注重法律的实体性规范，还要注重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这样，在做出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能更大程度地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使司法、执法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
五、结语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可见，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在现阶段的社会管理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对法治思维的内涵的深刻把握，是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前提。在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中，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权力本位思想、不重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思想等仍具有很大的市场。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弘扬权利本位意识、大力宣传法治文化精神、程序与实体教育并重、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等手段来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培养全民守法意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参考文献：
[1]刘红凛.依法执政的逻辑与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71.
[2]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2012-02-24.
[3]徐光超.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倒逼机制建设[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2）：14-15.
[4]鄂振辉.我国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5）：93-95.
[5]黄洪旺.法治：从意识到思维[J].领导文萃，2013，（3）：13-14.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6.
[7]罗志坚，万高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J].求实，2012，（4）：21-23.
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的路径分析 篇7
一、法治思维的提出
十八大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党代会报告, 昭示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必要性、紧迫性。所谓“法治思维”, 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 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
运用法治思维, 就是运用法理思考问题、进行价值判断, 依据法律逻辑阐释社会现象、校正社会观念。法治思维是在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领导干部只有运用所掌握的法律条文及法律原理把“合法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才能真正做到运用法治思维、采取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二、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缺失的主要表现
当前, 一些领导干部权力意识很强, 仍然习惯于以人治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各类问题,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不在少数。
2012年12月4日, 习近平在各界纪念宪法施行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上指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悖离法律的各种行为的背后, 凸显出法治理念缺失的和法治思维的匮乏。归纳当前领导干部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现, 主要有以下几种:
1.体制层面。司法机关是宪法的守护者。要实现司法公正, 首先要从司法体制层面保证司法独立。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没有排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工作的监督, 宪法规定, 法院对人大负责, 接受人大监督。另外, 法院无疑要接受党的领导, 但党的领导必须超越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党要通过政治、组织、思想领导的方式实现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受到来自于行政机关、政法委等部门不同程度的干涉, 所谓“书记管着帽子, 市长管着票子, 政法委管着案子”。2010年, 陕西发生了“陕西国土厅召开会议否定法院判决事件”,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行政权干预司法, 引发了人们权大还是法大的质问;党组织干预司法, 引发了党大还是法大的质问。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 “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 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 不利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制观念。”民众失去对国家法制的信仰,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传统文化和制度的惯性:政党兼理司法, 国家司法权力地方化。 (1)
2.制约监督制度及机制层面。当前, 制度性腐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2006年以来, 腐败案件呈现出贪官级别高;贪腐金额巨大;群蛀现象严重的特点。2011年后, 腐败案件又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国企腐败行为比较突出;个性贪官现象 (腐败形式特殊性;腐败手段隐蔽性) ;蚁贪;“艳照门”事件多发。河南省交通厅5任厅长相继落马, 成为推动反思中国制约监督制度及机制的重要典型事件。如果说, 一个人出了问题可能是个人的问题, 但一个群体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就是制度性问题。当前, 中国的制约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 存在着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不平衡;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存在利害关系;监督体系的整合程度不高;制约监督的程序资源不足等问题。完善制度机制建设, 是当前亟待强化的一项任务。
3.工作方法层面。应当指出的是, 法治思维的缺失最集中的表现是因运用人治思维而引发的大量的违法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法律虚无主义, 重政策、批示轻视法律;法律工具主义把法律作为赏罚之法, 治民的工具, 法律经验主义, 否认理论的价值;法律实用主义, 徇私枉法, 屈法徇情;权力重于规则、人情重于法理、关系重于秩序;法学教条主义, 将马恩列毛的话当真理。在执法环节, 主要表现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导致的执法权力化;以情代法, 徇私违法导致的执法感情化;以钱买法、贪赃卖法引发的执法商品化;局部利益至上, 法律唯我所用引发的执法实用化;恃权自傲, 漠视公民权利引发的执法随意化等。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领导干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办事, 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
4.个人法律素养层面。由于个人法律素养欠缺, 而引发了的大量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中国先后发生了多起领导雇凶杀人等恶性案件。 (1) 这些案件的发生反映出了一部分领导干部漠视法律、知法犯法, 手段残忍, 影响恶劣。最终还是要归纠于法治理念、法治思维的缺失,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 普通民众表现出了信权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 通过非法律渠道反映问题, 寻求解决问题, 法律被边缘化。
三、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的路径
培养法治思维是各级领导干部践行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提高和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培养法治思维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领导干部主观世界的改选, 而且还需要营造有利于领导干部需要从传统的人治思维转变为现代的法治思维[1]的良好外部环境。具体而言, 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需要完成以下几个系统工程:
(一) 法治环境支撑保障体系
法治环境支撑保障体系目的在于形成正确的系统结构。党的十八大提出,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反映了鲜明的系统论思想, 具体包括如下环节:
1. 科学立法。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必须实现立法由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的转变。应特别要注意立法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实现立法的本土化。
2. 党依法执政。
国家法律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 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党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带头遵守法律法规。
3. 政府依法行政。
要不断“加强政府立法和制度建设、深入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2]。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推进依法行政, 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4. 公正司法。
国家要首先完成总体政治制度的构建, 通过司法机关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 实现宪法作为一国宪政总章程的目标。必须排除各种力量对司法的干预, 通过司法独立地位的维护, 实现司法的公正。
5. 树立法治理念, 建设法治文化。
法治理念是法治文化的内核, 法治思维是法治理念的组成部分, 是践行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法治文化的氛围有助于领导干部形成和运用法治思维法理国家、管理公共事务, 从而带动更多的民众学法、用法、遵法、守法。
6. 公民守法。
公民守法是社会有序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同时, 要引导公民增强公民意识, 形成普遍的守法观念, 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 领导力和管理系统
领导力和管理系统, 旨在形成正确的管理模式。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和工作流程;第二, 上级部门及领导要严格的依法定职权及法定程序履行职责, 遵循法律权威、权责统一的理念;第三, 上级部门及领导要从正确引导下级部门、领导严格依法办事, 并能提供行之有效的法治管理的模式、路径及方式、方法;第四, 要建立对法律制度执行的强有力的上下级之间监督。
(三) 沟通与文化培训推广系统
沟通与文化培训推广系统, 旨在建立正确的心智模式。2010年10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强调, 要把依法行政知识纳入教学内容。但培训的效果需要外部的法治环境予以支撑和保障。
(四) 绩效、评估、奖惩管理系统
绩效、评估、奖惩管理系统通过正向的考核、评估的导向作用以及严格责任追究的事后监督, 保证法律的正确的实施。
1. 把法治思维水平纳入领导干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指标。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特别提出“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 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今后, 要把法治思维水平转化成量化的指标, 作为领导干部选择任用的重要环节, 以此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养成。
2. 把法治思维水平纳入领导干部干部政绩考核指标。
对于在任期间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 应把法治思维水平作为其重要的考核内容。如2008年12月16日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 》, 这些先试先行都为今后进一步全面和规范的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借鉴。
3. 法律监督及问责。
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及问责体系。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监督, 还要加强社会监督作用的发挥。强化行政问责。对违法行政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摘要：十八大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党代会报告, 昭示了这一问题现实性、必要性、紧迫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缺失的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主要表现在:体制层面、制约监督制度及机制层面、工作方法层面、个人法律素养层面。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的路径需要法治环境支撑保障体系, 包括科学立法;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树立法治理念, 建设法治文化;公民守法。此外, 还需要领导力和管理系统、沟通与文化培训推广系统、绩效、评估、奖惩管理系统。
关键词：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
参考文献
[1]罗志坚, 万高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12-25.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法治化路径探析 篇8
1 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随之,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及“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1.1“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狭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唯一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
1.2“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行政力量主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力量又不足以抗衡,这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
1.3“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中,社会事务主要由社会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会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社会治理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比如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全,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1.4“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是指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管理,公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具体事务,政府与社会相对分离。这种模式在早期的希腊城邦模式比较常见,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2 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模式法治化的困境
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开始显现。
2.1“人治”思想和基层治理行政化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想仍然很严重,做工作习惯于讲人情,凭个人经验做决策、下命令。加之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很难博弈,争取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政策简单机械地执行任务,基层治理模式行政化倾向严重。
2.2 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政府公信力下降
公民的社会发育成长,越来越多的公民维权的意识开始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群体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增强,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对政府的政治认同降低,加之网络的普及为公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伴随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伴随着经济改革中权利与资本利益的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老百姓办事难,造成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开始滋生蔓延,自然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的决定和公共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执政陷入困境。
2.3 风险社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现实困境
所谓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我们的市民一窝蜂地哄抢食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能够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怖,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对基层的居住环境和综合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而滞后的公共服务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所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2.4 全民守法与法治意识淡薄的悖论
全民守法,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法律认同的问题,首先就是老百姓要有法律意识,不然即使你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也会内心上抵制这部法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还是相信熟人,所以要求法官必须是与此案无关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当判决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即便判决是公正的,该当事人仍不相信。所以,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要把老百姓几千年的这个惯性思维给扭转过来。当前,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加之司法公信力不足,造成很多老百姓不信法,甚至畏惧法律。遇到事情宁愿私下协商解决或通过行政方式调节,而不愿意诉诸法律。比如:“信访不信法、越法违法维权”现象较为普遍。
3 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与路径选择
3.1 基层网格化治理
基层网格化治理就是将原有的金字塔模式不断地压缩,使之扁平化,形成官民共治的局面。我国目前部分乡村所采用的村两委、村(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增强了基层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实际上这种行政中心下移容易导致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一边倒”,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的局势,增加财政负担。
3.2 能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常见与民国时代的家族村落中;二是当代农村里的致富能人,比如华西村、蒋尚存等,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阜南县、界首市等不少村庄,大多数村两委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致富能人。农村中的能人治理现象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普遍,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庄相对于以前的靠道德权威治理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济能人在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能人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说到底还是人治。一旦这个人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们对他便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崇拜感,在村一级事务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佩服他的能力,无形中就模糊甚至消弭了对他行使权力的监督,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评价村干部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村干部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经济,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管。在村民这样的心态氛围下,许多能人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开始滋长,这是在今后的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加强监督并着力解决的。
3.3 公约典章模式
这种模式下,大到村干部违规如何处理,小到一块荒地的承包等各项村务,都有“公约典章”可循。与传统的村规乡约不同,“公约典章”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主权利的充分依据。以绍兴新昌县一个村为例,通过全体村民公决,通过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根据全体村民授权,典章按重要程度及数额大小将村务分为“重大村务”“重要村务”和“一般村务”,哪一级村务须由哪一个组织研究决定,哪一类开支如何审批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典章形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乡村典章”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让民做主的“服务员”,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3.4 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治理过程互动化,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上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完全地去行政化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另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双方的因素,既要压缩政府的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又需要将公民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内,听民声、取民意。因此,合作共治模式无疑是当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中的政府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既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又通过互动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正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群体性事件蜂起,基层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文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路径选择和积极探析,探讨了如何依法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合作共治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毛万磊,吕志奎.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3(4).
[3]戴燕玲.正确理解市场作用创新政府社会治理[J].中国市场,2015(13).
法治路径 篇9
一、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意义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 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 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 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 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 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 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 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 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 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 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 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 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 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 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 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 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 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 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 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1)
(五) 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 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 人权得到尊重, 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 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 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 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 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 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 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 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 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 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 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 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 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 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2)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 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 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 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 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 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 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 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 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 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 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 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 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 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 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 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 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 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 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 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即“法治GDP”, 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 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 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 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 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3)
(四) 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 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 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 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 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 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 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 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 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 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 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 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 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 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 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 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 而是监督、审级关系, 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 确保司法公正,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 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 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 应予根除。
2. 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 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 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 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 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 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 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 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 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 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 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 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 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都必须积极履行, 不能失职, 不能不作为。同时, 履行法定职责, 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 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 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 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 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 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 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 惟其如此, 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 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4)
(六) 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 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 道德才不会失守, 底线才不会被击穿, 秩序才不会崩坏, 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 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 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5)
摘要：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 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关键词：法治中国,意义,目标,路径
注释
1 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J].2011, (6) 。
2 (5) 袁曙宏.奋力建设法治中国[J].求是, 2013, (6) 。
法治路径 篇10
一、依法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主体
1.分税制实施之后, 财权一级向上转移, 中央和省级财政从地方抽走了大量的税收和资金
统计数据表明, 1993年, 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8.8%, 然2002年却急剧上升到了81%。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 其中中央占52%, 省级占10%, 地 (市) 占17%, 而有着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1%。[1]而在具体的供给与治理过程中, 事权却层层下移, 基层政府往往只有事权而无财权, 且中央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和投入严重不足。这就造成了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推诿现象, 也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并进而导致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失范现象时有发生。[2]为此, 必须通过立法的途径, 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划分, 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做到财权与事权的基本合理。农村公共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 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对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职责, 可采用列举的方式, 明确界定各个供给主体的责任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层次性。这样, 就避免了供给责任主体相互之间的推诿, 也避免了部分供给主体的盲目提供。
2.依法规范公共产品供给程序
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重要保障。国家审计署2004年6月对全国50个县进行审计调查所做出的公告显示:40个县本级虚增支农投入, 配套资金不到位等5.35亿元, 占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10.8%。有的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批复项目和拨付资金不及时, 造成年终大量结转, 名义上的这部分投入实际上并未到位。46个县两年结转财政支农资金分别为3.45亿元和5.74亿元, 占当年应投入资金的15%和18%。50个县挤占挪用财政资金4.95亿元, 主要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弥补经费、出借、经营、建房、买车等, 占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10%。从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到位或被挤占挪用的现象可以看出,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虚假提供的现象相当普遍。所以, 程序的失范导致公共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 而农民没有任何法定的程序去监督各级政府的资金使用情况。
3.依法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多数学者认为,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是失衡的, 认为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不符合农民的需求, 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又不足,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目前地方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有关, 在这种压力体制下,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出现了严重的政绩化倾向。出于政绩的考虑, 工期短、见效快的显性公共产品供给较多;而一些工期长、见效慢的隐性公共产品则被各级官员所忽视。[3]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全部不足, 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结构失衡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误导下, 对于能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 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 反之, 则态度冷漠。
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措施
1.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农村在交通、通讯等与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及城市, 城乡一体化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远没有建立起来。2003年,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7.7台,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9.3平方米, 而农村尚有8%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只有11%左右, 是城市水平的1/3, 而且东部地区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是东部农村的1.7倍, 同比中部为3.2倍, 西部为6.7倍;城市公用设施中用水普及率为86.2%, 燃气普及率为76.7%,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6.5平方米, 每万人拥有公厕3.2座。[4]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56.6%, 卫生厕所普及率为48.7%。而在欧盟,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已经扩展到广大农村, 村镇几乎都有高等级的公路与高速公路相联结。欧盟国家大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 如法国有23个国家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为农民提供了交易场所。加之欧盟国家建有发达的市场信息网络, 这使得欧盟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极其活跃。[5]因此, 要从根本上建设好新农村,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就必须加大农村财政投入力度, 改革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将其纳入公共财政体系, 使农民享有同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共产品。
2.构建多层级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政府的多级供给体制, 划分各级政府供给责任的原则和依据是农村公共产品构成的层次性。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多元的, 各主体参与竞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经济学家萨瓦斯结合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情况, 列出了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政府出售、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自由市场、志愿服务、自我服务、凭单制等10种制度安排。[6]笔者认为, 应根据公共产品的层次和特性, 加快构建政府、市场、社区、非赢利性组织 (也称第三部门) 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结构, 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和技术等优势, 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取长补短, 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地方政府应负责提供那些只与本区域内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区域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辖区道路建设等。省级政府主要提供农村公共道路、供电、供气、公共卫生保障、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等公共产品;农村社区应负责提供村落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 如村内的路灯建设等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或服务;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 如各种专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以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基地等, 负责提供在部分生产环节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和生产信息。该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采用公退民进, 民办公助的方式, 由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品供给;私人或企业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中外部性不强、进人成本不高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要按照市场原则, 对于保证私人资本的产权收益及居民合法的私产以激励私人投入。
3.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重新合理确定县、乡 (镇) 两级政府机构及人员编制, 实行专业管理, 为农民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公共服务, 实现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依法调整乡镇政府的事权, 使乡镇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真正的“有限政府”, 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从而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4.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1) 明确税费改革的主要目标。
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 主要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精简机构人员, 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2) 把握税费改革的主要任务。
在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基础上, 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要围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条主线, 坚持以人为本,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供给
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做为一种准公共产品, 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 必须通过完善和加强农村教育法制建设, 将教育经费的投入重点放在农村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资料显示, 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 除了发达国家以外, 亚洲绝大部分国家, 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中国目前关于义务教育费用的测算, 最高的是845亿元, 最低的是210亿元, 而中国的年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由中央政府为义务教育统一买单, 至少为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义务教务买单,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7]
6.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农村目前基本上是依靠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 农村社会保障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半集体、半福利事业为重点, 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极小范围内惊醒改革试点以外, 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2006年, 全国有1509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增加684万人。如以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基数, 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只占到70.25%, 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居民没有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在养老保障方面, 据民政部门统计, 2006年农村中仅有5373.6万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355.1万农村居民领取养老金, 相对于我国7.37亿农村居民来说, 这两项数据少的可怜。目前, 农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勉强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服务水平的落后与服务设施的不健全也是普遍的。据调查统计, 西部地区农村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卫生院不足1个。且大部分乡村卫生院医疗设备陈旧, 医护人员水平有限, 诊治手段落后, 基本属于“询问”治疗。因此, 最要紧的就是制定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规范, 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 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设立基础养老金, 解决农民的基本养老问题;基本的国民健康保险, 由地方政府承担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运营, 使农民跟其他国民一样, 享有基本的健康保障;农村公共援助制度, 建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制度, 援助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 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保证其基本的生存、生活以及基本人权, 真正做到“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7.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制度
(1)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制度。
要完善对基层的监督,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进行有效的监督, 就必须完善监督立法, 建立健全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相关的监督制度和监督程序。
(2)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体系。
从监督实践经验看, 监督主体的广泛性、多样性、多元化是保证监督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监督也是如此。当前, 要把人大监督、审计监督、法律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监督紧密结合起来, 营造监督的合力和有效性;要完善各级人代会对各级政府制衡和约束的机制;要强化审计监督作用, 及时查处各项违规、违纪行为, 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使用置于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 提高农民参政和监督意识, 提高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 改变其与政府博弈中的弱势地位, 遏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 确保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使用;要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要建立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 对于范围涉及到县或地区的较大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 在决策过程中应建立规范的由专家、农民代表、农村企业代表和农村非营利组织代表等广泛参与的听证制度, 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3)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
要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 将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挂钩, 同时建立行政问责制, 监督与制约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要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执行前的预评估与政策执行后的后评估结合起来, 进一步完善项目评估制度、跟踪检查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监理制等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杨瑞梅.从地方治理角度看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6, (03) .
[3]杨斌.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4)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5]曾业松.新农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6] (美)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研究 篇11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50-2
1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含义
人类社会始终在不断前进，现代化是当前全球各国、各方面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从194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工业、农业现代化问题，到1964年周恩来同志首次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理论（即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再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在这个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不断完善的50年历程之后，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这表明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已经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提高到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从问题的表面现象深入到了实质根源，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在国家治理层面，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也是必然的前进趋势，实现国家治理现代也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1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一个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制度体系。一般包括：司法制度体系、政党体系、社会制度体系。具体到我国，司法制度体系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及如何去实现、贯彻这些法律法规，如何监督司法行为的制度体系。政党体系具体到我国来说，主要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党的章程，并按照党的章程管理党内事务，科学治党、从严治党。社会制度体系主要是指人民依法行驶民主权利的各种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协商制度、自治制度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是合乎科学原理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司法制度体系、政党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
1.2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通过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能力。一般来说，包括国家机关行使职责的能力、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国家制度完善和更新的能力。首先，作为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国家机关要有履行职责的能力，即不同级别、不同地域的政府机构，根据国家治理的目标，分工合作，上下配合，通过履行本部门本机关的职责参与国家治理。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包括两个方面：
①国家要赋予公众充分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保障公众的参政、议政权力。
②公众要有相应的意识、知识和能力来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通过参与国家治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保障自己的权利。国家制度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落后于生产力和公众需求的国家制度必然会阻挡国家的进步，而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否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革新，不断改进，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理念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要求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理念和社会调控方式，法治以民主自由为基础，以良法为根本，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从形式上来说，是指国家治国方式符合依法治国、依法办事，要有相应的制度及运行机制。从实质意义上来说，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两大命题，这表明，法制建设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国家治理需要依循法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法治建设。
2.1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理念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这表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坚持法治在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是统一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2.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理念具有共同的实践要求
纵观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公众的正常生活难以维系，国家治理也就无从谈起。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人民的新思维和新要求也不断涌现。社会多样性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带来了不断的矛盾和冲突。法治通过其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司法运作的常态性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作为平衡杆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国家治理创造基础。
3 通过法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3.1 实现法治，须先有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法治最核心的部分，法治精神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法治精神是立法的基础，没有科学、健全的法治精神做指导，不可能创立科学公正的法律。其次，法治精神是法律法规实施的具体指导，只有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才能理解立法者的意图，从而从立法的角度科学地阐释法律，正确的适用法律。最后，法治精神是调和矛盾、跨越鸿沟的桥梁。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人对于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法律法规的实施也有不同的期待，在立法和法律适用时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只有法治精神才能让不同群体的人消除法律方面的分歧，达成最终的共识。
3.2 实现法治，须有良法
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法律体系有漏洞，也有不适当的地方。
①法律自身存在不足，在一些新领域缺乏相应的立法，已经有法律法规的领域也有涉及不到的层面。例如涉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是近年逐渐提出和完善的，但是因为其提出的时间短，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在实践中仍然有很多情形无法找到适用的法律。
②现行法律中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地方，在某些问题上对于冲突和矛盾的调和效果没有达到最优。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犯罪的判定数额始终变化不大，过低的立案标准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对于犯罪的惩治也达不到公平公正的效果。因此，需要集中立法力量，优化立法程序，提升立法质量，扩大参与群体，突出立法重点，建立科学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3 实现法治，执法须严，司法须正
亚里士多德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仅仅有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注重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如果法律得不到彻底的实施和贯彻，再科学再合理的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执法必严是法治中国的基础，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前提下，保证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保证执法、司法的正当程序，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历史告诉我们，法治国家的治理方式才是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方式，二者相互制衡，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实现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当前需要攻克的重要课题，只有将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参 考 文 献
[1] 薛澜.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J].公共管理学报，2014（4）：1-4.
[2] 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J].中国法学，2014（2）：108-122.
[3] 蔡文成.良治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J].理论探讨，2015（4）：34-38.
[4] 胡鞍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方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4-10.
[5] 刘伶俐.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96-99.
法治路径 篇12
1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内涵
法治思维内涵丰富,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主要应包含四方面内容。
第一,培养大学生的合法性思维。让大学生知法、懂法,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树立守法观念, 养成法治优先的思维习惯,凡事以法律为准绳,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底线。
第二,培养大学生的平等性思维。让大学生摒弃特权思想,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法律的监督和约束之下,同时每个大学生都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运用平等思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培养大学生的程序性思维。让大学生依照程序性思维分析、处理问题,在实施法律行为中要懂程序讲程序,明确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在实现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同时充分体现程序公正的价值。
第四,培养大学生的权利义务思维。一方面树立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懂得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尊重和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要树立义务和责任意识,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2高校在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影响了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养成。
2. 1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
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定位决定地位。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定位存在偏差,没有将法治思维方式作为大学生应当具有的一项基本素质。导致高校没有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作为一项基本培养目标。这点从国内学术界较少对大学生法治思维进行研究可见一斑。
2. 2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路径单一
法治思维方式的养成必然要经过长期的熏陶教育和潜移默化才能逐步树立起来。法治思维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努力、多种方式共同推进。然而,目前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途径主要依靠法治课堂教育。事实上,在依法治校和校园法治文化建设中都应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纳入建设范畴。
2. 3大学生法治教育有待完善
当前,高校法治教育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法治教育的定位不准确。将法治教育定位为专业教育,从而忽视了对大学生法治素质和法治思维的培养。第二,法治教育的手段单一。高校法治教育主要依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进行。该课程内容比例失衡,法律方面的内容较少; 偏重于理论讲授,缺乏对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培养; 师资力量不足,教师专业结构不合理; 以“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主,缺乏实践性; 缺少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
3高校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的路径选择
针对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高校要充分重视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在立足法治教育的基础上,营造法治化的校园文化,倡导法治化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养成法治的思维方式。
3. 1高校要树立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法治思维的养成,就个人而言,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修养; 对一个民族而言,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和历史性任务[2]。大学生的法治思维首先在大学中培育。培育大学生的法治信仰,让大学生养成法治的思维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今后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能否正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成为未来合格的社会公民。法治思维是合格的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关系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因此,高校应充分重视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的作用,树立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3. 2高校要拓宽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路径
高校要不断拓宽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路径,在传统的法治教育基础上,突破法治教育局限于课堂教学的思想禁锢,不断加强法治化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法治校园环境。
1) 高校要依法治校,用法治思维进行高校内部治理。首先,学校管理者要增强法治思维,提高依法治校能力,在管理中厉行法治,依法办事,成为自觉践行法治的表率。其次,要加强民主管理,充分尊重和保障学术权力、教师和学生权利。特别要建立健全学生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学生的权利。对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制订、学士学位授予细则修改等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问题,可以引入听证制度。最后, 高校把法治作为解决校内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式。 高校要做好校内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合法性的审查,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建立一套畅通、公正、 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对在校内发生的纠纷,要积极妥善处理,不拖延,不激化矛盾。校内无法解决的矛盾,也不能阻碍正当的维权行为,要引导当事人采用如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方式解决。
2) 高校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法治化的校园环境。一方面,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推进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培养学生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增强学生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全校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另一方面,营造法治化的校园文化,要充分重视学生通过参与高校治理所带来的强大的教育功能。 要让学生广泛、深入地参与校园民主管理,将学生视为高等教育治理的合作伙伴,积极构建学生参与大学内部共同治理的制度与机制。
3. 3高校要改革并不断创新法治教育的内涵与形式
1) 高校要赋予法治教育更加丰富内涵。这是高校改革并不断创新法治教育的前提。法治教育的内涵不仅限于法律规范的认知,还包括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以及培养大学生对法治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高校法治教育创新必须以此为指导。
2) 高校要丰富法治教育的教育形式,注重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践性。第一,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中,要以基本知识为基础、以法治理念教育为根本。第二,在课堂教学中,不应仅局限于教材中的内容,要根据不同的年级和专业选择有针对性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例如,对毕业生就应当加入《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知识,重点指导学生防范就业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在授课形式上探索多元化的课堂形式,并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创新运用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治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于法治教育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郎代尔就认为: “有效的掌握法律原理的最快最好的途径之一是学习那些包含这些原理的案例。”第四,要发挥课堂教育对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主导作用,还要积极开设法律通识课或公选课。
3) 高校要加强法治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高校法治教育的一大短板。目前,各高校从事法治教育的教师主要是原来“两课”的教师,很多教师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高校要不断充实法律专业的教师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并引导教师认识到法治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法律知识,更是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的教育。 3. 4高校要构建有助于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良好环境
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的积极性,营造有利于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的良好环境。一方面,要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紧密结合; 另一方面,要将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陈金钊.高度重视法治思维的作用[J].环球法律评论,2014(1):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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