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法治价值（通用8篇）
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同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公平正义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 程序公正越来越成为当前中国公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司法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辩证关系
司法公正包括司法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罗尔斯认为, 只有建立正当的程序, 实体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 没有程序公正, 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 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马克思曾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纳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 那么这种空间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
而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的情况来看, 首要问题不是实体不公正, 也不是制度不公正, 而是程序的不公正。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公正的司法程序才能保证司法判决的客观正确。司法程序的不正义, 势必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
实体公正毋庸置疑是司法系统追求的根本目标, 而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因此, 程序绝非实体的附庸, 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在所有的司法活动中, 只有通过法定的程序让公民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在诉讼的过程中, 只有让当事人感受到公正, 才能增强公民和社会对法律裁决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充分体现法律的正义。因此, 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公正是进行程序公正的最终目的和有力保障——这是司法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司法公正在法治社会中的地位:
司法公正的本质是公民正当的、合法的权利能够自由、平等地得以实现。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目标, 也为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基本要求。
司法公正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一方面, 司法公正能够真正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 使公民对由正当途径获取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另一方面, 司法公正能够真正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 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 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得到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维系。尤其当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 很可能采用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纠纷, 以致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转型时代, 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 通过司法途径保持社会安宁尤其重要。
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 当今中国如果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 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 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过程,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法治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重视程序公正的司法价值:
我国当前的司法程序上所存在的诸多不公, 探究其原因, 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现状还保留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程序工具论颇为盛行, 认为既然程序只是一种工具, 其目的在于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只要便于实现实体公正, 是否违反程序均不重要, 只有因违反诉讼程序而影响了实体正确时, 解决违反程序问题才为立法所关注。”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 皆应被视为无辜, 而不是预设有罪。所以, 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
近年比较典型的程序不公的案例就是佘祥林案。荆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佘祥林死刑后, 佘祥林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院经审查已经发现该案在证据上存在很多疑点, 却没有作出无罪判决, 而是发回重审, 导致了冤案的发生。美国的辛普森案则是重视程序公正的极端案例。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辛普森是杀妻凶手, 但由于警察的取证手段不合法, 检方提交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因而即使全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是杀人凶手, 程序违法也只能宣告辛普森“罪名不能成立”。两案相比, “在佘祥林的杀妻案中, 报道说法院反复请示, 内部协调, 先定后审, 采取的是隐性诉讼方式, 而社会看到的是流于形式的公开审理, 人们知道凶犯已被判刑而且报道说‘证据确凿’, 现在又突然释放, 岂不是‘放纵罪犯’?法官当然不敢轻易改判。”而辛普森案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部分人认为辛普森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因此, 虽然程序公正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处理得绝对正确, 但是却可以为绝大多数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制度保障。在程序公正优先的情况下, 即使偶尔出现了不公正的实际后果, 由于参与司法活动的各方主体地位和自主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裁判者也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这种不公正的结果也是可以谅解和接受的, 更何况程序公正本身也为这种情况提供了可行的救济措施, 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 不至于动摇法律和法院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是要让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 而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司法程序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而重视程序的司法价值就在于以制度上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人格与自由权利。
摘要：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 程序公正成为当前中国公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公正是进行程序公正的最终目的和有力保障——这是司法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程序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司法程序公正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读本[P].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2]、丁毅力.程序公正论要[J].人民检察.1999 (6) .
[3]、崔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崔武有话说) [N].江南时报.2006年4月8日第12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第178页。
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2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殷切期待。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包括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等内容。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
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要求广大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执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贯彻这一重要原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要严把证据关。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客观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要坚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特别是在审判环节上，既不能搞有罪推定，也不能简单搬用“疑罪从无”，要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下功夫，在努力提高办案质量上下功夫。二要严把法律关。努力提高法律水平，正确适用法律，确保实现公平和正义。
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要求广大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执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目前，在一些政法干警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只重视案件的处理结果，却忽视了案件的处理程序，违法调查、违法取证;有的在工作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习惯行事，将法定程序放在一边;有的只在口头上重视程序，在实践中却把程序当作可有可无，甚至把程序当作累赘和羁绊。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实现不了实体公正，而且还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损害了政法机关的形象，甚至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要求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公正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效率是实现法律公正的重要条件，公正是评价法律效率的基本尺度。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应当是公正与效率的均衡。政法机关在执法中应努力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而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执法公正为借口，任意延长办案时限，甚至久拖不决，最终损害的是公正本身;以提高办案效率为借口，刑讯逼供，违法取证，任意损害当事人应有的权利，更不可能实现公正。
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要求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增强工作透明度，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执法公开，是防止执法腐败、促进执法公正的一剂良药。实行执法公开，使执法过程和环节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法中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消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执法不公的疑虑，促进和彰显执法公正。同时，执法公开也是保障公民对政法工作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措施。
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3
《法治秩序的构建》(增补版)(以下简称季著)一书是季卫东教授的论文集,几经再版与增补,迄止今日,载文二十五篇。皆为作者二十多年来撰写的有关法治秩序方面的论文或评介。纵观整本论文集,看似散乱不衔接,实则以“社会变革与法治秩序的建构”这个主题贯穿该论文集以及理论、制度、实践等不同的层面。作者在选取这二十五篇论文汇编成书时,将其分为三编。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指出了中国法制在程序上的缺失。
二
中国古代历朝之法典“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已为通说。至于程序的规定,虽不缺乏,但独立的、能够保障人权抑制公权力滥用的完备程序体系依然缺失,且程序法一直没有独立于实体法之外。完备的程序法体系在立法上的缺失与司法实践中轻视程序、认为程序繁琐以试图简化之、过分追求实体结果等观念与行为,导致司法官在侦查与审断案件中往往会恣意使用手中的权力、刑讯求口供,以求达到自己心中所认为的实体结果,不可不谓是造成古代冤狱的一大原因。如邓建鹏教授对《错斩崔宁》案之冤狱的分析,该案“府尹没有遵照法律检验现场,这是一个在当时法制环节中的‘程序不正义’问题。正是它,导向了冤案。”在本案中,若府尹遵守宋代“赴案发现场检验尸体”的程序规定,是不难发现凶手扯走的是被害人用床单包裹的十五贯钱,而崔宁装钱的则是“搭膊”。可见,若能重视程序并践行之,是能避免该冤案发生的。
但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程序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了法律家的关注,作者引沈家本的论述,意在说明程序在保障良民不受懔难方面的重大意义。季著之用力便在程序。季著所谈法治程序或曰秩序,在今天看来,并无稀奇,因为整个法学界都有此共识,“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这样一个口号或曰意识存在于大多数法学学者的观念中。但在该文发表时(即1993年1月),改革开放刚刚进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刚走出校门,在那时便提出程序正义这样的命题不可不谓创新。如其他学者所评价的那般“在中国,真正从抽象的哲学层面探讨程序问题,肇始于季卫东先生1993年发表的《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至于季氏关于程序方面的论述在学界的影响力度,从其成名作《法律程序的意义》所获得的高度评价以及居高不下的引用率可窥一斑。并且该书在论及程序正义的观念时,并非只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列举了切蛋糕的人最后分蛋糕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以说明程序正义对结果正义的保障价值,以突出程序的重要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对当今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的研究不可不谓一大启发。这点与笔者涉猎的法理学论著高度抽象,读之而不知其所云有明显区别。
本书在讲述法秩序时并非单纯的说理,而是旁征博引,涵盖古今中西。从其文献与正文中,可以看到其作为法理学者对《周礼》、《荀子》、《刑法志》等古籍文献娴熟的运用丝毫不逊于法制史学者,且其“认识过去主要涉及真伪问题,是非的价值取向则是第二位”的观点对法史研究过程中考据资料认识历史所应持的态度亦是提点。对西方学说,诸如“波斯纳的实证主义、德沃金的法律解释观及其《法律帝国》、昂格尔”等人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便可看出著者西学功底之深厚与广博。至于对日本法学理论的运用与评介,著者更是轻车熟路,这与著者负笈东瀛并于彼任教多年不无关系。这点给笔者的启示是:要想成一家之言,还得博通古今甚至学贯中西方可。当然著者运用或介绍这些学术理论并非炫耀其学识的渊博,其意还在说明程序的重要性。如其文中所述,程序对法律秩序在“过滤主张与选择可能性、疏导不满以避免激烈对抗、兼顾合理裁量与限制恣意、让失望者更容易接受决定、强化服从决定的义务感、化抽象规范为具体行为指示、通过合理选择以改组法律体系的结构、减轻决定者的责任风险与请示汇报的成本负担”八个方面有具体的、直接的作用。以笔者微不足道的生活经验察之,面对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主张,选择的可能性也如同满天繁星般令人眼花缭乱,这时,运用程序思维分析之,合乎程序的主张纳入其轨道,不合者排除之,如此能减少思绪的紊乱。
当然季著中运用社会学知识分析“关系社会中的法制建设”以及对“促进法制发展外部动因的三种分析”、“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之利弊分析”,在笔者看来亦是季著的亮点。由于笔者主要选取“程序”为该书评的评论中心,所以对其他亮点不加赘述。
三
虽然季教授关于程序重要性的论述全面而精辟,但学术上的争鸣与质疑依然见诸笔端。尤其是其对调解程序、司法主观性、程序化控制的论述,在笔者看来未尽充分便以“总之”结语。可谓惜墨如金。由于这是一本论文集,发表年份有先后,论述的内容虽皆关于法但论点不一,前后矛盾、重复之处便在所难免。试各举一例以佐证,在探讨“应然、大调解、能动司法”时前后出现了重复。在探讨有关民意时,作者在前面“对众愚政治持否定态度”而在其后又倡导“首长的决定以民意为后盾”不可不谓矛盾。不过,出现重复与矛盾都是可以理解的,如笔者在前面所作的分析,该书为论文集,其中收录的论文发表年份不一,且有些发表年份相隔较远,这中间,作者的思想出现了转变或曰成长都是正常的现象,这一转变凝练于笔端,便是前后观点不一甚至矛盾。当然,这与近二十年来政治气候的转变也不无关系,毕竟《中国社会科学》不乏喊口号的法学论文。至于出现重复之处,就如穿衣吃饭说话会重复一样,在所难免了。
摘要：古代中国,关于司法程序的规定并不鲜见于敕令格式律,但完备的程序法体系却未曾建立过。传统法文化对程序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近代法律人对程序的重视。及至季卫东先生发表《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呼吁中国法律界重视程序,程序的重要性才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法律人的共识。该文收录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一书,该书对“法律程序”、“法律职业”、“法律解释”等问题的探讨给我们颇多启示,尤其是加深了我们对程序重要性的认识。
关键词：法治,程序,冤案
参考文献
[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增补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350.
[2]邓建鹏.也论冤案是如何产生的──对《错斩崔宁》、《窦娥冤》的再解析[J].法学评论,2010(5):154.
[3]于立深.程序的多重视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2):75.
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4
关键词：行政回避,行政程序法治,价值目标
作为一个有着千年行政传统的文化古国,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回避制度的雏形。“回避”一词第一次在刑法志中出现是在《元史》中。那时的回避制度已经发展完善。除了诉讼回避外, 还有一种任官回避制度。在汉代, 官员任职的籍贯、亲属回避正式入律, 并出台了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 其规定:不仅州郡长官不能录用本籍人士, 三州人士、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为官.。汉代的回避制度一直承袭至明清。行政回避制度源于人类对公开、公平、公正期待的自然本性, 已为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所采用。作为一项保证公正的事前监督制度, 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国行政法学界、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给予高度重视。
一、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实然分析
(一) 行政回避的概念及基本内容
行政回避是指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 因其与所处理的行政事务具有某种利害关系, 为了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和程序进展的公正性,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请求, 有权机关依法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代理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回避制度大致有三项基本内容。
1. 具有回避事由。
具有回避事由是行政回避制度必不可少的内容。它是指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关系或影响行政的事由, 导致行政相对人有理由认为可能出现不公正的行政处理结果。有关于回避事由的规定, 各国及地区的法律法规对其内容表述有诸如“个人偏见”, “利害关系”等。
“个人偏见”, 根据美国法院的判例的解释, 是指个人憎恶诉讼中作为个人的当事人或者作为某党派的当事人, 或个人喜欢、崇敬诉讼中另一方当事人。这是联邦上诉法院在伯杰诉美国案中对“个人偏见”所限定的内容。在行政程序中,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仅只是解决行政纠纷, 还应执行社会公共政策, 参与行政听证、行政调查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 由于长期在体制内观察思考问题, 行政机关会产生固有的内在个人偏见。
“利害关系”, 是指行政案件的处理结果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负责处理该案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经济、亲情、友情等关联利益。利害关系的内涵复杂、外延宽泛, 是因为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时, 始终是处于各种利害关系中的, 离开了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是无法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当然, 如何明确行政回避制度中对利害关系的种属概念, 也应当考虑特定传统文化和政治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这种利害关系的认知程度。
2. 行使回避程序。
行使回避程序应遵循法定的具体方式、步骤和期限等。它是把行政回避制度付诸实施的具体手段和措施, 主要有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情形。此为大多数实行行政回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所规定。
自行回避, 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为自己与案件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 主动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回避处理本案的请求,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申请回避的行政人员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的决定。自行回避的程序内容大致有:书面请求, 回避审查, 作出决定。
申请回避, 是当事人认为处理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 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处理本案的请求, 由行政机关依法对此申请予以审查后做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申请回避的程序内容大致有:提出申请, 回避审查, 作出决定。
3. 产生回避效力。
回避效力, 是指违反回避制度的各种法律后果。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违反回避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 二是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人员的法律责任问题。
应当承认, 在行政实践中, 违反回避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和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人员的法律问题, 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中的“违反法定程序”, 至今并无相关法律制度规定。这种现象导致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回避制度的轻视, 也使部门行政相对人不能充分借助行政回避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些学者认为, 肯定行政程序法的回避规定有助于避免行政机关预设立场、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的信赖, 但另一方面则担心行政程序法上的回避会产生如诉讼制度中回避制度被滥用的情形而妨碍行政效能。
(二) 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伦理社会, 虽然在古代已建立了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 只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 也不能彻底解决官员处理个案中的回避问题。此外, 由于受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以及长期以来“重实体, 轻程序”的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在行政法制建设中, 没有将行政回避的制度性建构放置在应有的重要地位来对待。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多种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之中, 比如, 2005年4月1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其中第68条至72条规定了有关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内容。其它有关行政回避的内容主要散见于《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单行行政立法中。然则, 从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看, 有关行政回避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了《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但是, 现有单行立法中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却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关于行政回避事由的规定上。例如《行政监察法》将“利害关系”作为回避事由, 而《行政处罚法》则将回避事由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此外, 《行政许可法》也仅在听证程序中规定了回避制度。可见, 我国的行政回避制度只覆盖了个别行政行为, 其适用范围还比较狭窄, 这样一个立法现状, 使得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还无法完全实现行政公正原则。
二、我国行政回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的行政回避立法现状和执法实践中不难看出, 在行政回避制度层面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行政回避适用范围过窄
有关行政回避的规定主要是在《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单行行政立法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回避规定与行政执法中的回避规定的概念和范围都不尽相同。此外, 授权行政、委托行政的出现, 导致行使行政职权的范围不断扩大, 在行政案件处理时邀请的学者、专家和社会代表, 虽然不具有公务员和行政主体资格, 但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往往也会得到行政机关的采纳, 可见, 仅在个别单行行政立法中规定回避制度是有失偏颇的。
(二) 行政回避方式不尽合理
现有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仅规定了两种回避方式, 即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但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仍然存在着这两种方式都不足以启动回避程序的情形。就申请回避而言, 目前我国民众法治理念淡薄, 也不会主动意识到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即使有一定法律常识的行政相对人, 认识到了回避事由的存在, 但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仍有对行政权产生畏惧或知难而退的心理, 加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中也缺少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程序机制。结果出现了客观上虽存在回避事由, 行政相对人却不敢主动申请回避的情形。此外, 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所处环境受制于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 在其行使行政职权时, 由于法律上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回避的程序, 再加上他在履行回避职责和考虑人情因素之间难以权衡利益得失, 也不会主动自行回避。可见, 当存在行政回避事由时, 很有可能出现申请回避和自行回避都不足以启动行政回避程序的情形, 此时, 行政程序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就无法很好的实现, 行政公正原则也就无法落实。
(三) 行政回避主体规定抽象
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规定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尤其是直接办理行政案件的人员的回避。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3款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行政监察法》第14条规定:“监察人员办理的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依笔者看来, 这样的回避主体范围根本不能完全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此外, “利害关系”或“直接利害关系”都是很宽泛的概念, 立法语言含义不清, 导致回避事由模糊, 没有确定性, 从而导致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另外, 对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事由的规定仅用列举方式, 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规定也不明确, 尤其对违反回避制度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 在行政回避事由上, 对“利害关系”或“直接利害关系”界定的模糊性, 很容易让行政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 进而否定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
(四) 行政回避程序规定缺失
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关行政回避程序的规定不完善, 仅有关于回避方式的规定, 对于行政相对人享有回避请求权的主体资格、行政相对人的信息知情权、受理请求回避的机关、回避期限、回避决定等均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另外, 对违反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不明确、不完整, 使得违反该法律制度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实效。比如, 在现行的行政处罚法中, 虽然确立了行政处罚的回避制度, 但对违反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只限于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而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是否合法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三、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价值目标对回避制度的具体要求
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价值目标是要开辟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权力行使的新途径, 为公民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是否合法、正当、有序, 在法律范围内有权陈述理由和提出抗辩, 同时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提供反思的机制。在此过程中, 行政相对人由实体法中所规定的义务承担者转换为程序方面权利的享有者, 行政权利保障得到具体化, 并成为约束行政权的一种外在规范和监督力量, 这种合作与协商是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主要体现。
从以上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价值理念中, 可以洞察出回避制度应然层面的基本要求。这不仅有别于专制背景下的回避制度, 而且从分析中也能找出我国目前回避制度实然中的差距。行政程序法治化对回避制度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回应人的本性需求
这是一个自然人公正对待他人的要求。人类具有天然的公正情感, 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维护公认的公正状态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行政法律关系中, 程序公正应当是行政主体执行法律时首选的法律价值, 在法律位阶中居于最高位置。程序公正预防了拥有行政权的一方利用自己在程序中的优势地位, 促使程序的结果倾向于相关联的利益方。可见, 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中设立回避制度是人们追求法律公正的结果。
(二) 突出体现行政公正原则
众所周知,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行政人员在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 遇见与本人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存在的情形。行政公正性的原则要求是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 行政回避制度将“利害关系”作为回避事由之一, 正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三) 通过善治维持社会秩序
在行政程序法上确立回避制度, 有利于消除行政相对人的思想顾虑, 及时消弥行政争议, 妥善、彻底地解决行政争议, 也有利于减缓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间的对立情绪, 增加公众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和法治的信心, 发展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建立和谐社会。
四、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完善构想
通过对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要求我们将来在行政程序法中应对其进行合理设计, 针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规定。同时, 还应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
(一) 制定行政程序法, 对行政回避制度做出统一规定
行政程序立法是一种必然趋势, 在立法过程中尤其应着重注重以下问题。
1. 扩大行政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将回避制度的相关内容从行政处罚程序, 监察程序和听证程序扩大到诸如行政强制等其他行政行为的程序中, 才能更好地发挥行政回避制度的应有功效, 实现行政程序法的价值目标。
2. 回避方式中增加“依职权决定回避”或“指定回避”。
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人员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如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回避事由, 没有自行回避, 行政相对人也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未申请回避。此时, 负责监督的行政监察人员应及时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或主管领导, 由其责令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人员回避。这一启动回避程序的方式, 可称之为“依职权决定回避”或“指定回避”。
3. 明确列举回避的法定情形。
行政程序实现法治化应当明确“利害关系”的属概念。首先, 要扩大回避行政主体, 将其扩大到参与行政权运作, 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行政行为公正性的所有组织和人员。其次, 将“利害关系”的内容明确化, 详细列举行政回避的具体情形, 同时设置一个弹性条款,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以及救济机关据此作出是否回避的具体判断, 以适应复杂的客观情况需要。
4. 将“偏见”也作为行政回避事由之一。
因为当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对一方行政相对人有喜欢、崇敬等个人偏见时, 这种情感就会支配他或者妨碍他公正地实施具体行政行为, 从而很有可能导致实体结果的不公正。例如, 行政执法实践中, 当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时, 如果一方当事人发现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 私自会见另一方当事人时, 他就有权申请回避。
5. 明确规定违反回避制度的行政行为效力。
违反行政回避作为的行政决定从性质上说是程序违法的行为。然则, 在行政实践中, 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之间存在着不确定的关系, 导致一些未经回避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的被撤销。因此, 建议将“违反回避制度”作为程序违法的一种情形, 从而发生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比如,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就主张, 公务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者, 应当“推定”其所为决定违法, 而构成撤销行政行为的事由。论者认为, “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 法官违反回避制度, 乃判决当然违背法令, 构成上诉第三审、再审与非常上诉的理由。”
(二) 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
任何一种制度的完善和实施, 都与其他制度紧密相联, 行政回避制度也不例外。为了使此项制度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还需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设,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将行政回避制度与国家公务员制度有机结合。
公务员回避制度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区回避三种类型。实行职务回避, 通过限制互为亲属关系的人员在同一个单位或系统工作, 以防止和克服裙带关系, 为行政回避的正常开展创造条件。实行公务回避, 通过限制与某一公务有各种利害关系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影响该公务的执行, 从而保证公务活动依法公正执行, 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实行地区回避, 可以防止公务人员利用职权直接为自己家乡的各种亲属谋取私利的可能, 为实行行政回避制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可见, 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公务员制度, 尤其是公务员回避制度, 比较全面地防止各种关系的不利影响, 从而使行政回避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2. 将行政回避制度与行政信息披露制度和行政资讯公开制度有机结合。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 行政相对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行使行政职权的公务人员与本案存有某种“利害关系”, 但是, 由于行政相对人信息收悉有限, 也很难有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取这方面的证据, 再加上我国行政资讯透明度不够, 行政相对人对回避申请可能因为举证不能回避申请失败。因此, 建议在行政程序立法中增加关于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人员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规定。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对于该人员是否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 (信息) 是绝对不对称的, 如果该人员不予介绍 (披露) , 相对人就很难知道, 只有在具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真实介绍 (披露) 自己的情况之后, 相对人才能据此做出是否申请回避的决定。所以, 为保障回避制度追求的行政公平目的的实现, 解决知情的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人员和不知情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增加信息披露制度和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规定, 以落实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减少其举证困难。
3. 将行政回避制度与行政监察制度有机结合。
要想使行政回避制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必须确立行政监察制度。因为公务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履行回避的义务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自觉, 很多公务人员尚不具备这种自觉性。如果对具体行政行为主体设定在一个严格的监督体系中, 使其在应当回避时不敢也不得不回避。通过完善的行政监察制度可以加强行政回避制度的执行, 更好地监督行政人员公正执法, 以保障国家行政权在法治的轨道上高效运转。
总之, 行政回避制度对于保障程序客观公正有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完善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和行政法治建设, 行政回避制度应当在广泛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成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其总体架构和具体内容, 从而保证在制度上预防腐败, 以适应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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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5
一、“轻程序”传统思想的背景解读
我国传统的“重实体, 轻程序”的思想由来已久, 这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我国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过去又实行了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凡事按领导人意见办理的习惯和作风根深蒂固, 以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相当多的群众法治观念淡薄, 使得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考古发现, 作为国家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制度, 早在公元前21世纪, 就随着中华民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应运而生。然而在古代中国, 法自君出, 专制君主掌握最高司法权, 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 一直被认为是君主治理臣民的工具。在这种封建专制政体下, 司法权由封建君主所总揽, 司法审判权不过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或附属, 并且审判中受其他机构干涉;司法审判缺少理性程序, 忽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 为了案件的妥善解决, 可以运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一切手段[1]。因此, 从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人治大于法治”的传统观念, 制定法律的主要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对于程序所要求体现的维护人权, 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价值无从涉及, 更提不上遵守法律程序了。可见在我国传统的惯性思想中, 人们对于程序的概念和作用是模棱两可的。正如本书所言:“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长期以来只重视实体法, 不重视程序法, 只追求结果, 不重视获得这些结果的程序的合法性。只要结果正确, 无论过程、方法和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有时甚至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以获取于己有利的结果, 人们较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 并在实践中坚持这样的做法。可见, 程序问题至今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这是十分有害的。”[2]“我国法治的建设健全日新月异, 但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发展到现在, 程序和实体的争议似乎更加明朗, “重实体、轻程序”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有了归宿。”作者也因此从观念障碍和制度欠缺两方面阐述了程序正义观念形成的阻碍因素, 并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反思了程序正义的实现, “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树立“权利保障找程序”的法治观念”[3], 这是作者对于程序正义观念形成的深切呼唤。因此, 要实现法律规范向社会的渗透, 主要以程序作为桥梁, 对于法治建设而言, 程序正义是法治由规范状态向现实状态转化的关键环节,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改变传统的法律思想, 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理念。
二、程序正义的法治解读
“权利法案的绝大部分条款都与程序有关, 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距。坚定地遵守严格的程序, 是我们赖以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4]。这是美国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给予“程序”一词的注解。由此可以看出, “程序正义在法治建设中居于枢纽位置, 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义程序, 一个国家和人民共同服从程序的状态和公正度是衡量该国法治程度的标准, 缺乏公正程序的法治, 是失却理性选择自由的法治, 是难以协调运作的”[5];程序正义是衡量罪刑是否相适应的“天平”, 如果缺乏法定程序的“衡量过程”, 公民的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因此要真正赋予程序以实现实体公平与正义的力量, 必须首先赋予程序以正当性, 只有正当程序才能从最根本上保证实体法律的适用之公正, 从而真正实现法律对于人们权力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的保护与监督作用。这也正是本书探讨的问题之一。正如本书上篇冠名“正当程序的法治之理”一样, 它从思想渊源、衡量标准以及对于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影响出发, 解读了正当程序的必要性和法治意义, 强调了程序正当性质对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证实了正当程序在构建法治社会进程中的现实意义, 为中国构建正当程序之路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三、程序正义的价值解读
法律是程序性的, 程序是法的核心。早在本世纪初, 沈家本等人就引用“西人之言”指出过:“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 刑事诉讼律不备, 即良民亦罹其害。”[6]由此看出, 程序对于法律的实施以及保障人民权利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程序法律不备, 何来正义可言!这也正是本书为正当程序在今天不被重视的现实摇旗呐喊的主要原因,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更何况没有程序“监督”的所谓的正义了。本书根据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时期这一特定阶段, 阐述了程序正义在我国依法治国的今天的价值所在:首先, 程序正义能够保障在诉讼中实现实体公正。“正当的程序可以保证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 这就是说, 按照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 根据各类案件的一般情况, 程序公正可以也应该能导致实体公正, 也即人们常说的: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7]其次, 程序正义能够遏制司法腐败, 实现司法公正。“严格的执行法律程序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保障, 程序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克服人的主观随意性, 防止专断, 它要求社会主体的一切行为, 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 集合的或是个体的, 都必须在法定的程序内进行。”“程序正义不仅保证了程序的公正性而且能促进并保障实体的公正, 进而达到过程与结果的双重正义, 以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8]最后, 程序正义能够维护人权, 增强权威, 实现法治。“正义的程序使正义在诉讼过程中得到切实的实现, 而且保障这种实现是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 这就有助于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乃至法律制度的权威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 无论裁判结局与他们有无直接关系。”[9]程序的本质是交涉性。法以权利、义务为实质内容, 所调整的关系往往具有交涉性, 因而就特别需要程序提供交涉方式和途径, 提供制度性协商和对话机制, 以使选择和决定能被交涉中的各方认同和接受。所以程序在今天的现实处境之需要的层面上, 不应该再被视为单纯的工具和形式, 而应该把正当程序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本书在中篇“正当程序的法治之神”中就通过为正当程序的实施提供“交涉的方式和途径”来重点解读了正当程序的这一“应然”目标, 以期其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能被角色中的各方认同和接受”。中篇共分为七章, 是在“程序法治的新视野”下, 在正当程序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以及正当程序中充满的人本主义气息, 一切以人为本, 权利本位, 限制政府权力的追求之下, 通过对正当法律程序的信仰文化底蕴———基督教、思想文化底蕴——自然法、价值观念文化底蕴———人本主义、政治文化底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司法审查制度以及经济文化底蕴——契约自由和法律文化底蕴———法治传统等一系列文化底蕴的解读, 阐述正当程序对“宪法权威的树立、法治的建构、权力的制约和人权的保障”将要达到宪政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的保证;阐述正当程序对“社会主义司法治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完善诉讼程序, 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坚持与时俱进, 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 “尊重和保障人权”, “社会更加和谐”等其所追求的人文精神的追随;阐述正当程序对“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种程序性权利, 确保个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把个人的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延伸到刑事诉讼中;把侦查、起诉权的行使以及各种具体强制措施的条件、期限、程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限定, 对刑事司法机关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动用的权力加以严格限制;以控、审分离和不告不理原则等手段限制审判权的启动, 实行审判中心主义, 以审判程序对追诉机关的强制权力的行使进行终局性的审查, 并通过人事、财政等资源配置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培训程序以及辩论、公开、陪审或参审、直接言词原则等广泛的系统化、制度化的措施, 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等各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 使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及刑罚权本身都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性要求;并结合当前国家的法治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来阐述了在中国语境下正当程序对政治文明的推进作用。从而为“正当程序法治化”以及“程序文明”找到了存在的现实依据, 为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之程序正当性找到了适用的理据。
四、刑事程序的正义解读
“法治既指一种状态, 更是动态的过程, 因为状态必须经过一定动态的过程才能实现。这一动态过程就是指程序。”[10]在本书的下篇“刑事程序的法治之维”中, 作者再次从刑事程序这一具体的视角点出发, 论证了正当程序对于保障和实现在刑事实体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积极作用, “正当法律程序作为现代法治实践的产物, 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 代表了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并且“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 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是规范和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背景出发, 从刑事程序正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方面为出发点, 以刑事程序正当化的观念形态建设和规范形态建设为支点, 为读者解读了正当程序在中国刑事法律发展中的深远影响, “刑事程序正当化作为近现代法治实践的产物, 是对自身价值愈益丰满的刑事程序个性的张扬, 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 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代表了现代法治国家刑事程序改革的方向”。
结语
一本好书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是在缺乏对程序的重视的环境之下, 作者实事求是, 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出发, 结合法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及法治社会的构建, 分析和解读在中国语境之下的正当程序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宣扬法律程序的理念, 以期推动我国法律程序法治建设, 对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加强对程序的重视, 促进我国程序法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做出最详实的理解和阐述, 从根本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确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摘要：2008年, 我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这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与改革又迈出新的步伐的一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随着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 我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也步入新的轨道, 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作者通过孙洪坤所著的《程序与法治》一书, 解读了程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进程中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程序正当性,法治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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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6
一、良好的行政程序的制定应以广大公民的参与为基础,具体行政行为具体适用
1. 良好的行政程序的制定少不了公民的参与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本就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基础。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全国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其制定的各种法律也是反映人民的意愿,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繁多,3000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根本不可能人人照顾好,事事考虑到,因此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迟迟未能设立《行政程序法》也有因可寻。如今,呼吁设立《行政程序法》的民众越来越多,《行政程序法》列入议程也是指日可待。若全国人大设立《行政程序法》,则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
其次,各地方人大也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设立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应根据本地区当年或一定期限内地方发展的相应指标及任务并根据全国人大所设立的《行政程序法》确定与之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虽然《行政程序法》还未立法,但是许多省市都陆续开展了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3)
第三,在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前,政府应该在与此行政行为相关的团体及公民的普遍参与下,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取得与此相关的团体及公民的同意。为破解邻避效应,1991年,美国纽约市施行《城市设施选址标准》,执行“平等共享选址程序”,采纳90%以上来自社区委员会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府为民行政和公众合适参与,纽约市因此成为第一个化解邻避运动的城市。[2]这是行政程序在解决邻避问题上的应用,并非只有具有邻避效应的行政行为适用此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拆迁、医疗改革等多种与民相关的行政行为及行政制度也适用,只是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存在具体的适用差别而已。
2. 良好的行政程序的制定也需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负有领导责任。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社会组织、团体及公民均要接受党的领导,《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同样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统筹、设立。
3. 良好的行政程序的制定需要法学界达成共识,共同推动
法学界作为权威,对推动立法,设立符合民众期望的《行政程序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公民法治信念的培育也需要法学界人士的指导、沟通、协调。
制定良好的行政程序,一定是取得了绝大多数公民同意的,符合绝大多数公民意愿的,即使不符合部分公民的意愿,但也是其可以接受的。制定良好的行政程序既然是取得了公民的同意,那么一定是为其所了解的。这样的行政程序规则既然为公民所了解,那么政府行政行为中哪些符合程序,哪些又滥用了职权、显失公平,公民可以去监督,也就是公民掌握了一种监督政府的方法,而不会出现公民不知监督政府什么,不知如何监督政府,不会因为政府一句‘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公开’或‘符合法律规定’,就满腹疑惑地停止自己的监督权。
二、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应在行政程序合法性标准基础上贯彻落实行政程序正当性标准
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程序法制原则、相对民主参与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程序公平原则及行政民主原则等。[1]程序法制原则体现了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标准,但行政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并非如此简单。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标准主要来源于程序公平原则。立法者通过立法加以限制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保障公民的权利,立法机关所立法律已为民所接受,但当政府的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而使其成为司法机关的审查对象时,其审查过程中则必然受到其他利益因素及不同标准的影响。首先,政府行政行为违法,公民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至法院,但均属事后救济,而《行政程序法》属于事前的预防,在公民只是发现政府的行政程序违法,而政府还未做出相关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公民是否可以针对政府相关行政程序违法起诉至法院?起诉的公民是任何公民都可以还是一定是与政府此次行政行为有利益关系的公民?因此,司法机关针对《行政程序法》的具体实施需要作出相应的解释,以便于公民在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若发现其行政程序存在问题,有渠道可以申诉。其次,行政机关必然会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程序不正当往往表现为程序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程序违法往往表现为程序越权、程序错位、程序缺失、主体不适合,等等。[3]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行政程序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性审查应贯彻正当性原则,使之不失公平正义,符合公意。
三、法治政府与公民法治信念须协同建设,以此形成法治社会的氛围
法治政府的建设与公民法治信念的建设不存在一前一后的问题,两者应该是协同发展的。政府是不是法治政府需要公民来确认,而公民确认法治政府的过程本身就是其法治信念培育的过程。公民的法治信念并不一定与其文化水平相关,法治信念是可以不被自己怀疑而完全确认的。法治政府的建设和公民法治信念的培育需要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的协调配合,同时这也是法治社会氛围形成及持续的必要条件。政府的行政行为只有遵循了被公民所接受的程序规定,其具体的行政决定才能够被公民所接受。法治社会的最终形成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各方协调配合,依照一个普遍接受的规则行事,符合意愿的公民接受最后的决定,不符合意愿的公民至少不会将最后的决定与权力的滥用联系起来。
依法执政必先取信于民。依法执政是法治政府形成后的常态,是普遍的、稳定的状态。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与公民法治信念的培育相辅相成的,因此依法执政必先取信于民。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的保障。《行政程序法》的立法也是建设法治政府、培育公民法治信念,形成法治社会氛围的必经之路。《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需要根据党的领导,以人民主体地位为依托,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尽快实现其立法,并在其相应的实施、司法审查过程中,尊重公众适当的参与,提高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标准,提高行政效率及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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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价值追求 篇7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 通常解释为“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 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 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概念, 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任何人类的造物都是人类一定价值的载体, 法治也不例外, 总是凝聚着人类对国家、社会的愿望, 以及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生活质量改变的希求。在人类寄予法治的所有愿望中, 获得自由和权利处于核心位置。
1 法治的含义
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 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 并不是恒久不变的。所以对其做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 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 但法治本身的根本性质和价值追求却是一样重要的。
笔者认为, 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 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物法律化、制度化, 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其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2 法治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 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 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 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西方, “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柏拉图之后, 其学生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 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可以说, 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时候, 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 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 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里, 人们更多的仍然将法治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遵守法律。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 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 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 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3 法治的价值追求
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 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 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 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 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 即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如果没有政府及管理者对法律的服从, 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 笔者赞成“恶法非法”论, 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 因此法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法律至上最重要的是保证法律高于权力。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 因此在法治国中, 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非统治机构。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 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 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 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 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 也谈不上进行法治。
法律的出现本身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 因此法律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法治的最根本价值则该是人文关怀, 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文精神, 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 并且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 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
(1) 重视终极追求, 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
(2) 高扬人的价值, 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
(3) 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 在肯定人欲的合理, 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 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
(4) 谋求个性解放, 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 实现自身价值, 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
(5) 坚持理性, 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
根据早期自然法思想, 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 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 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 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 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 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 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 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 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
法治并不是单纯治人, 是法所反映的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在法治建构中, 人并非法的对立面, 人永远是目的, 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当法律的制定和运作的全过程反映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时, 法律的至上性便成为这种人类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成为最高权威, 才能保证人类的基本权利不被践踏, 也才能保证人类得以实现对自身的关怀。因此, 从法治所要实现的本质目标上来看, 都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更为根本性的发展, 而人文关怀便成其为法治的本质性的价值追求。法总是体现一定自由, 而以法铸造而成的法治, 自由又无疑是它永恒的主题。所以法治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 自由既是它产生的根源, 又是它始终关怀的目标。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 如果说法治作为社会文明中的成果, 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 那么法治除经济因素外, 人文关怀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法治并非单纯的规则之治, 更多应将其视为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这样也才能克服法律规则本身的僵化与死板。由于法治内在的本质的价值是人文关怀, 则法治所反映出来的法律规则便必须成为至上的, 这样才能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 也使法治得以实现。当法律至上以人文关怀为背景时, 也便成为一个灵活的而表征着所有善的正义的法。只有确定了法治的价值追求, 才能使法治化的道路向着明确而光明的方向前进。因而法治, 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方式, 还是作为信念存在都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类的一种关怀方式。
摘要：法治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各法学家或者政治家们提出的法治的概念各有不同。试从法治的概念及发展历史来简要探讨一下法治的价值追求, 明确了人文关怀是法治的本质价值, 并着重探讨了法治价值的本源和法治的永恒主题。
关键词：法治,价值追求,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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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法治价值 篇8
一、社会管理创新中应用人民调解的重要性
社会管理的概念, 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通常都有不同的定义。从狭义的角度来说, 社会管理一般都被人们看作是政府管理中的一项具体职能, 和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相对, 一般的涉及范围是社会政策的作用领域。从广义的方面讲, 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我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对社会生活、结构、制度和观念等进行的一系列相关的组织、监督、协调、控制和服务等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完善, 人民调解的法制价值越来越明显,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应用人民调解, 可以在社会制度转型的过程中, 对新型的纠纷进行及时的处理, 有助于填补我国的立法空白, 形成新的社会管理规则和习惯。这些新的社会管理规则和习惯, 甚至可能会形成一种的新的法外力量, 对我国社会管理规范和司法制度的制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这一方面讲, 在社会管理的创新中应用人民调解, 可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国的《人民调解法》, 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型纠纷事件, 调解的依据是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人民调解的法治价值
(一) 有效的结合了国家和社会统治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对非诉讼纠纷进行解决的机制,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统治和社会自治在法律的框架下所进行的一种良性互动。人民调解机制是我国在对社会纠纷进行解决的一种有效机制, 属于我国和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半自治社会领域。我国的《人民调解法》中, 第5条明确规定,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对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指导, 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对自己所属的行政区域进行人民调解工作指导, 但是必须是县级以上的司法行政部门。这些规定都体现出了我国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促进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 保证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 有利于社会管理的顺利实施。人民调解成为了社会管理过程中, 对一些独特的纠纷案件进行处理和解决的有效方法。在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 比较适应国情,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形式等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需要不同的管理机制, 实现对社会发展的全面管理。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人民调解体现出了自身的强大生命力, 有效的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统治的整合。
(二) 形成了解决纠纷的多元化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制度的逐渐加深, 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出现的纠纷数量也在逐渐增多, 不同种类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 需要我国政府和社会群体等, 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及时的解决, 保证社会管理的顺利实施。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可能会用到社会冲突理论, 在一开始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反思社会结构的功能理论。因为在社会结构的功能理论应用中, 比较重视社会均衡在社会发展中的有效作用, 并且把社会的均衡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但是, 一些社会管理学家认为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均衡发展的,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社会变迁的现象, 社会的管理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需要看到社会发展的共识面和冲突面。通过调查研究, 社会的冲突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因此,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需要建立对冲突的调节机制, 实施对冲突的解决。而不是, 寻找冲突的原因或者冲突发生的原因, 对此进行控制。人民调解是我国比较独特的一项社会制度, 有利于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和当前的行政裁决、复议、信访、仲裁和诉讼等制度一起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 多元化并不只是简单的理解为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应该在系统的框架下对不同的管理制度进行有机的整合, 避免发生功能重复的现象, 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
(三)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建立法律和法规等规章制度的主要原因, 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我国实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会用到很多相关的管理法规。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独特作用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的社会管理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人民调解法》在第一条规定中, 就明确的指出了立法的目的, 即“及时的解决民间纠纷,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个立法目的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解决了很多的纠纷,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 主要是发挥事后的救济功能。但是人民调解不仅可以发挥事后救济功能, 还可以发挥事前的预防功能。这对降低社会风险和维持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秩序的维护, 仅仅靠一种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人民调解通过对纠纷的解决, 形成了具有亲和性的社会秩序, 属于一种自治秩序, 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总结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 为社会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管理中应用人民调节制度, 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些纠纷, 实现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 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施。
摘要：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需要政府加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 不断的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重要的保障。在社会的管理过程中, 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造成一些纠纷。为了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在社会管理的创新过程中, 积极运用人民调解, 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人民调解,社会管理,创新,法治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