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正价值

程序公正价值（共11篇）

程序公正价值 篇1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内容, 可见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蓝图, 因为不公正的东西实在无益于人。法治社会更强调公正, 在司法领域中程序正义可以为实现司法正义保驾华航。

一、程序正义的概念界定

对于什么是程序正义, 一句被我们熟知的比奇科默的法律名言似乎是最好的诠释: “公正不但必须做到, 为了令人信服, 它还必须被人看到”。简单地说, 程序正义是追求“形式正义”, 在司法领域中表现为司法过程的正义。

严格说来, 我们所说的程序正义通常应满足几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是参与。第二是中立, 这是对法官的要求, 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 本身应该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严格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坚决拒绝利益诱惑。第三是平等, 在司法过程中, 控辩双方权利义务对等, 杜绝向其中一方多分权利或多分义务的现象出现。法律无法实现绝对的平等, 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 以便实现真正的平等。第四是公开、透明。司法裁判的过程公开透明表明在司法程序中的任何行为和过程都可以经得起检验, 不存在任何操纵司法程序的行为, 这对当事人有一种安全感和对司法的信任感。

二、实体正义价值实现的障碍

我国司法传统做法是更重视实体正义, 这个价值理念本身无可非议, 谁不想还原案件真相, 实现个案公正, 这就如追求真理一般严肃, 但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实体公正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障碍。

第一, 法官裁判所依据的实体法是纸上的法, 它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 给我们展现的是完美的评判标准, 这种看似公平的分配要想实现必须通过法官及各方当事人参与使其“活起来”, 在各方都受自己的自由意识与主观感受影响下, 如何能保证实体法本身被很好的实践? 毫无疑问, 必须与程序相连接。所以, 实体正义实现与否是依赖于程序正义的。

第二, 我们所追求的实体正义, 简单来说就是还原事实真相, 可是案件事实发生了就不可能再现,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有限, 也不可能做到。那么, 根据法律判断出来的事实真相就是真相么? 这无法印证。更何况现实诉讼中对事实真实与否的判断都要求提供相印证据, 没有证据就无法做出有利定论, 在你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又提交不出证据证明时又该拿什么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三, 如果以追求实体正义为目标, 那么法官会认为只要能查清案件事实, 用什么方法都无所谓, 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现实司法案例中, 威逼、利诱、甚至刑讯逼供的取证手段屡见不鲜, 因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多次见诸报端, 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更造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 使一些社会矛盾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郭沫若曾说“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我们之所以要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行为, 目的就是避免这种破环法治的现象, 让正义的实现能够看得见。

三、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所在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非对立排斥的关系, 相反它们经常表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 我们常说,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实体正义折射出的道德倾向在日常生活中更易被社会大众感受, 他们在衡量案件判决结果是否公正时, 总是把自己内心的正义感与良知等道德因素作为评判标准。渐渐的, 除了客观真实的事实外, 实体正义似乎还要考虑很多额外的情感因素, 比如, 民众对判决结果的认可程度。程序正义则不然, 它为法律而生。

程序在司法过程中显而易见的作用是规范司法环节的各个方面, 保障实体权利义务顺利实现, 限制参与司法者的权力恣意, 遏制腐败, 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看得见的正义”所以程序正义有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 实体正义不可能脱离程序正义而单独实现, 二者相辅相成。程序正义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比如法官审理案件如果不经过一个严格, 有序的庭审程序, 那么控辩双方只会杂乱无章的如街头对骂一般随意陈述自己的理由, 法官不可能从双方对骂中搜集证据进行审理, 进而判断责任承担主体, 所以也不会得到公正的案件处理结果。

其次, 由于实体法固有的缺陷, 它与日新月异的时代总是不能达到完美的衔接与平衡, 时常总是事后通过修改进行补充, 为了解决书本上的法律的这种局限性, 通常会赋予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做出决定的权力。这种有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不是随意不受约束的, 可是现实中确实会出现法官滥用权力的现象, 而程序正义恰恰在规范法官行为方面作用巨大, 它能更好地规范与监督法律适用者。

参考文献

[1]张亮.程序正义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2]姜素红.程序正义及其价值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3]宋显忠.程序正义及其局限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4.

[4]振宇.程序正义—不仅是手段, 而且是目的[J].出版参考, 2004.

程序公正价值 篇2

程序公正，它是指在法律适用的具体动作过程中，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力争体现司法过程的公正性。美国著名大法官F？福兰克弗特认为：“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法律程序作为一个按照法定方式，顺序和步骤形成的实体法律决定的过程，究竟应将什么作为其价值目标？对这一问题，一些英、美学者从揭示传统的“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理念的思想基础出发，对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和正当性进行充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程序正义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公平、合理被视为与程序所要产生的结果无关的独立价值，只有这些价值得到保障，那些因利益会受到程序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才能受到公正对待，享有其作为人而应有的尊严和人格自治。

近年来，全国法院都在进行以强化庭审功能为重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性日益增强。这些改革所贯穿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程序公正。当然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有所不同，在工作开展和权力运行规律上各有特色，权力属性也不完全一样，所承担的`功能也有所差别，日本诉讼权威三月章指出：“裁判是法院适用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慎重地作出判决的行为，而执行则是执行机关在裁决及合法债权文书的前提下，追求迅速经济和适当理念而实施的旨在从事实上实现债权人权利的事实行为、实力行为”。但从两者内在的关系来看，执行权与审判权一样，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权力，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强制执行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和发展，民事诉讼是强制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在执行工作中强化程序公正，坚持依法公正执行，是坚持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最直接的司法公正。对比之下，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执行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相对低弱，使得同属一种诉讼程序中两个不同阶段在强化程序公正方面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审判公开，执行不公开，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流畅、充分地贯穿和体现。因此在执行中是否应追求程序公正，其价值如何取向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是不同程序，但就程序公正而言应是两者所应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执行程序中强调程序公正，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下面笔者着重就当前执行程序中存在的一些忽视程序，无视程序的一些现象及解决这一状态的一些思路作一探讨。

二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程序法的价值基本坚持工具主义立场，认为审判程序仅为实体法的形式、手段，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在这种理论的广泛影响下，我国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忽视程序、无视程序，甚至牺牲程序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强制执行中表现尤为突出。

（一）参与不全面。“程序公正最大的要素是参与，即指与案件相关的利害关系人要充分地参与到法院的司法活动中来，其目的是要影响到最后的结论。”程序公正要求裁决者在审判活动中确保有关受判决直接影响的人员必须直接而有效地参与，当事人已被给予充分、平等、有效的机会和手段来保护自己，因此，即使这一裁判使其蒙受了不利结果，当事人也能主动接受。

受计划经济体制塑造出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强制执行程序是一个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程序，很多方面都是执行法官包揽一切，一方面这种包揽一切与法院执行力量、执行装备、费用极不相称，往往提襟见肘，包袱越背越大。同时也违背了司法工作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程序往往成为了申请执行人单方参与的一项活动，缺乏必要的对抗和制约。如在执行程序启动初期，法院依权利人申请而启动执行程序，没有给被执行人一个抗辩的权利。执行法院对该案是否有管辖权；申请执行是否符合主体资格；申请执行期限是否过期；执行依据是否符合发生法律效力等，对这样一些直接涉及到当事人权力的内容，没有规定一个让当事人充分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在整个执行程序中仅仅规定了案外人异议的救济途径，而对被执行人就其执行中的权利侵

程序公正价值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实体公正；程序公正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实体公正优先、程序公正优先以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三种言论。第二部分综合分析了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缘由，该部分研究了对程序公正优先论的质疑以及实體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由。最后一部分综合研究和分析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包括了坚决反对“重实体轻程序”和“轻实体重程序”两种极端观念、极力杜绝引发实体与程序同时不公的情形发生。

一、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

（一）实体公正优先论

实体公正优先观点认为，刑事诉讼当中的程序公正服务于实体公正，作为一种手段，程序公正就是为了打造实体公正，而当前者不利于后者的情况下，则程序公正也就理应被放弃。从实体公正优先论来看，具有着较早的起源，在历经了多国的刑事实践之后，传统的实体公正优先论才得以被逐渐摆脱。我国法学界对于程序法独立价值的反思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诸多学者对此的研究认为对于诉讼观念的转变需要以明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作为前提，将刑诉法的独立价值澄清，从此之后，该观点逐渐被认同，但受到诸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实体公正优先论观点依然长时间存在[1]。

（二）程序公正优先论

程序公正优先论最初始于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体系中更为盛行。我国理论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便基于对实体公正优先论的反思试图将重心倾向到程序公正优先论领域当中，并有学者提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一旦发生矛盾，则程序公正具有着更鲜明的确定性，有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权威的指导，因此应优先[2]。

（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论

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的当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被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具有着同等的地位，两者的目标也逐渐被一致化。此方向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并不应当一概而论，唯有视具体情况具体协调，才能有效助推我国司法实践的完善。时至今日，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已经成为了理论界多数学者的共识，理论虽如此，但如何深化两者之间的并重实践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3]。

二、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缘由

对于刑事诉讼当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理论的坚持，不外乎是为了将案件进行科学化解决，通过对片面认识的澄清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指导。

（一）对程序公正优先论的质疑

程序公正优先论作为我国部分学者主张的观点，对于程序独立价值的提升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的“重实体、轻程序”极端化现象的改革固然具有着相应的优势，但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可知，司法实践并不会因为程序公正的有限而实现实体公正，并且程序公正的确定性和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也并不绝对，尽管我国司法理论当中有着“救济先于权利”之说，但依然不足以对程序公正论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由

首先，程序的独立价值虽然存在，但难以保证其纯粹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其重要性通常体现于在追求实体公正不成之后的辅助作用当中。结合诸多相关研究可知，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至今，大部分公众对于司法的期待主要在于实体公正方面，而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当中的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程序公正优先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可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并重具有着特定的必要性[4]。

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

（一）坚决反对“重实体轻程序”和“轻实体重程序”两种极端观念

两种刑事诉讼实践针对于实体和程序的两种公正理论长时间以极端化形式存在，要想有效打造两种公正并重的局面，必须要打破传统的重两者的极端观念。突破传统的“不枉不纵”之“愿景”，并摒弃“有罪必罚”的理念束缚，致力于整合两个观点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二）极力杜绝引发实体与程序同时不公的情形发生

对于实体和程序不公现象的发生，应当以科学化权衡两者之间的冲突作为前提，由此也就要求对两者并重的关键点进行减持。首先需要深化形势政策当中的宽严相济原则，以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降低牺牲者所受到的伤害值，确保两者之间公正的最大化；其次，应当致力于推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一致性，着力追求两者之间的统一，以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动态机制构建创设良好的环境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中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并重实为完善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必要对此予以正确认识，应该进一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避免出现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现象，如果存在两者之间的冲突，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实现利益最大化，多措并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完善助力。

参考文献：

[1]张焕霞.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关系[J]. 甘肃理论学刊，2010，03：66-68.

[2]陈光中. 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之我见——以刑事司法为视角[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02：3-6.

[3]冯新华. 在强化程序意识中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J]. 楚天主人，2013，01：44-45.

[4]冀祥德. 程序优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冲突选择[J]. 诉讼法论丛，2012，00：163-180.

作者简介：

程序公正价值 篇4

一、司法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辩证关系

司法公正包括司法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罗尔斯认为, 只有建立正当的程序, 实体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 没有程序公正, 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 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马克思曾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纳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 那么这种空间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

而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的情况来看, 首要问题不是实体不公正, 也不是制度不公正, 而是程序的不公正。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公正的司法程序才能保证司法判决的客观正确。司法程序的不正义, 势必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

实体公正毋庸置疑是司法系统追求的根本目标, 而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因此, 程序绝非实体的附庸, 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在所有的司法活动中, 只有通过法定的程序让公民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在诉讼的过程中, 只有让当事人感受到公正, 才能增强公民和社会对法律裁决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充分体现法律的正义。因此, 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公正是进行程序公正的最终目的和有力保障——这是司法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司法公正在法治社会中的地位:

司法公正的本质是公民正当的、合法的权利能够自由、平等地得以实现。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目标, 也为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基本要求。

司法公正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一方面, 司法公正能够真正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 使公民对由正当途径获取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另一方面, 司法公正能够真正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 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 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得到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维系。尤其当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 很可能采用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纠纷, 以致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转型时代, 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 通过司法途径保持社会安宁尤其重要。

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 当今中国如果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 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 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过程,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法治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重视程序公正的司法价值:

我国当前的司法程序上所存在的诸多不公, 探究其原因, 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现状还保留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程序工具论颇为盛行, 认为既然程序只是一种工具, 其目的在于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只要便于实现实体公正, 是否违反程序均不重要, 只有因违反诉讼程序而影响了实体正确时, 解决违反程序问题才为立法所关注。”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 皆应被视为无辜, 而不是预设有罪。所以, 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

近年比较典型的程序不公的案例就是佘祥林案。荆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佘祥林死刑后, 佘祥林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院经审查已经发现该案在证据上存在很多疑点, 却没有作出无罪判决, 而是发回重审, 导致了冤案的发生。美国的辛普森案则是重视程序公正的极端案例。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辛普森是杀妻凶手, 但由于警察的取证手段不合法, 检方提交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因而即使全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是杀人凶手, 程序违法也只能宣告辛普森“罪名不能成立”。两案相比, “在佘祥林的杀妻案中, 报道说法院反复请示, 内部协调, 先定后审, 采取的是隐性诉讼方式, 而社会看到的是流于形式的公开审理, 人们知道凶犯已被判刑而且报道说‘证据确凿’, 现在又突然释放, 岂不是‘放纵罪犯’?法官当然不敢轻易改判。”而辛普森案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部分人认为辛普森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因此, 虽然程序公正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处理得绝对正确, 但是却可以为绝大多数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制度保障。在程序公正优先的情况下, 即使偶尔出现了不公正的实际后果, 由于参与司法活动的各方主体地位和自主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裁判者也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这种不公正的结果也是可以谅解和接受的, 更何况程序公正本身也为这种情况提供了可行的救济措施, 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 不至于动摇法律和法院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是要让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 而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司法程序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而重视程序的司法价值就在于以制度上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人格与自由权利。

摘要：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 程序公正成为当前中国公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公正是进行程序公正的最终目的和有力保障——这是司法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程序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司法程序公正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读本[P].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2]、丁毅力.程序公正论要[J].人民检察.1999 (6) .

[3]、崔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崔武有话说) [N].江南时报.2006年4月8日第12版.

关于程序公正的探讨 篇5

一、程序公正的意义程序公正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它关系到法律尊严和法官形象公正。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既保证实体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在我国，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过程与方式体现司法公平的目的，既做到实体公正，又做到程序公正，并确保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能够有助于提高法官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公正的内容决不仅仅只限于实体的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裁判者只有依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向社会公众昭示其裁判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概括地说，我们在实践中所理解的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项内容，即程序的中立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及时性。程序的上述内在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实体法创制的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因此，正确地理解程序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理解司法公正原则。简言之，司法公正有以下意义：第一、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这是国家设立法院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事人对法院的基本要求。第二、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只有实现司法公正，才能充分维护法律的尊严，长久地保持法律秩序，全面保护个人权利和真正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第三、司法公正是审判机关拥有社会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因此，要通过公正的司法来实现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正义的裁判唤起社会对法律的尊重，这就是司法公正原则对审判机关的全部内涵所在。由此可见，公正裁判既是法官的法律义务，又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义务，而且是法官职业道德规范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二、程序公正的实现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二是程序的公正性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保障作用。无论程序虚无还是程序至上，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诉讼中，程序公正为实体公正服务，不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高度。我们建设程序公正就是要倡导和实现正当程序、尊重人性、审判独立、法官中立、程序安定、充分听讼、程序透明、理由公开，来保证当事人获得或者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公正。同时，只有程序公正才能让当事人和公众相信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公正的。

（一）程序公正以法官为核心程序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司法活动为载体，通过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无数个案的公正构成了司法公正的综合体。而法官正是这个公正行动过程中能动的主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所出现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少公信力等问题，无不与目前法官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独立地位的缺乏有着重大的关系。故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首要问题的解决。

1、法官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开性。诉讼公开是最佳“防腐剂”。对法官来说，只要做到了公开，可以说公正问题的一半已经解决。公开不只是对公众的公开，而且要对当事人公开。审理活动应在法庭上进行，在双方当事人面前进行，当庭做出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详尽的判决理由，这样可以避免给当事人留下法官“暗箱操作”的印象。只有公开，才能消除公众、当事人对公正裁判的怀疑，提高司法公信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官应当公开并且客观地审理案件。”法官应当自觉遵循公开审判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公开。

2、法官应当杜绝单独接触当事人。《准则》第八条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活动中，不得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这项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与法官有过单方接触，另一方则有理由怀疑法官的公正性。因为一方当事人会利用此机会向法官提供一些情况和意见，并可能给法官造成某种印象而另一方没有机会就此为自己辩解，所以，这是不公正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于单方接触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有些偏差。他们认为，禁止单方接触就是要求法官不得“私自、私下、秘密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只要法官不在私下场合单独会见当事人，而是与书记员一起会见当事人，便符合了这一要求。实际上，这种考虑只强调了诉讼活动的公开性，而忽视了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性。这种公开地会见，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仍属于单方接触的范围。

3、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法官如果偏袒一方当事人，势必造成神圣、公正的法律在双方当事人心中丧失权威，因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认为司法腐败导致司法不公，而获利一方会认为打赢官司要靠人情、关系和金钱。作为

法官保持中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的保障，回避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各国将回避制度纳入诉讼制度之中使“符合条件则回避”成为法官的法定义务。《准则》在强调法官应当遵守法定回避制度的同时，规定了酌情回避准则。如果法官隐瞒回避事由，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则职业道德所不容许。因此，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中，除应当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认为自己审理某案件可能引起公众对该案件公正裁判合理怀疑的，应当提出不宜审理的请求：①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具有先前职业联系的；②与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证人在亲戚、朋友关系的；③对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有个人偏见的。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法官认为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时，酌情回避事由才能成立。因为法官作为自然人生活在社会上，也会有各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如果任何社会关系都必然导致回避，法官在任职一定年限后恐怕就无法在当地任职了，因为他可能认识所有的替在的当事人。所以，这种是否酌情回避的判断要由法官自己作出，而其判断的准确程度也恰恰是职业道德素质高低的体现。

4、法官应当保持诉讼过程的平等性。《准则》第十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其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任何歧视，并有义务制止和纠正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的任何歧视言行。”“法官应当充分注意到由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产生差别，保障诉讼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这一规定是有深刻背景和文化内涵的。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法官与其他成员一样，也有个人好恶和主观偏见。但是，这种普通人可以允许的好恶与偏见在法官履行审判职务时却没有立足之地。

（二）建立健全科学的司法体制，确保程序公正妨碍审判权独立行使最直接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外部监督由于其本身不规范而在事实上形成对审判活动的干扰。当然，可以要求所有的监督者不得滥用监督权，但这是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法院而言，就是改革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以此来判断外部监督过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改革法院内部监督体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大内部监督力度。重点是利用内部的优越条件加强案件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的监督，力求做到防患未然。二是规范审判监督程序。重点是对法院审监程序启动主体以及再审的次数作出适当限制，同时规范再审事由、提高再审审级等。由于立法的规定相对笼统，在操作上可以考虑以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1、建立以维护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审判工作机制审判工作的核心在于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合理定位。但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大多数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享有裁判的最终决定权，二是审判委员会在决定案件时审判分离。近几年来。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还权于合议庭（包括独任审判员）。然而，这一改革的成果并不十分理想，此项改革目标的彻底实现还必须从最高法院做起。关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因是法律规定的，故取消尚不现实，但可以进行改革：第一，在审判委员会内设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按案件的性质不同分别由两个专业委员会全体或部分组成或参与合议庭审理，以解决审委会审判分离的问题；第二，对于无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则可以审委会的专业委员会或全体会议直接讨论决定。

2、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法官体制（1）规范法官岗位的设置，合理配置审判资源。首先，应当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确定法官的编制，适当减少院、庭长的副职配备，增加审判员的岗位设置。其次，规范助理审判员的职责，使其责权明确。第三，除少数特殊岗位之外，不再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各级法院的执行人员应单独序列管理。第四，服务性工作应尽可能社会化。（2）建立科学的法官考评机制，对现有法官队伍作进一步优化选择，建立合理的法官职位保障机制，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

（三）修正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修正我国现有的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通过审判程序的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切入点。从审判组织来看，应构建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能够直接指导和参与庭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强化合议庭职责，除重大疑难案件外，均由合议庭审理、判决；加强和充实审委会，设置专职委员，走专业化道路；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凡是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要先期向当事人通知审委会委员名单，以保证其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从调查取证制度来看，要建立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为前提的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调查取证的制度。从证据法律制度来看，当事人收集证据和举证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少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怎样举证缺乏必要的知识。为保证诉讼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法院应积极加强对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并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调查取证，以保证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得到及时公正地实现，提高诉讼效率。&nbs

改。即使是对错案，也只能建议法院按司法程序进行复查或自行纠正，而不能由权力机关直接予以纠正。衡量监督权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应当是权力机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而不能行使司法权，否则，其监督便逾越了应有的界限。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完善司法体制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并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司法体制，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进一步解决法院行政化问题。在司法机关建立分权机构，法官应当按司法规律进行管理，从事司法行政业务的人员应当按行政管理体制管理。

2、提高法官任用条件，实行精英司法。司法精英是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正义感，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并具有深厚的法庭经验、经过精心挑选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从我国现在的司法人员素质看，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极大障碍。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措施提高法官素质改革法官来源渠道，广泛吸收人才。

3、落实合议庭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规定。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确定了法官独立的分权式的结构，并为其提供了宪法保障。联合国的一些文件确认了法官独立作为司法独立的标准并呼吁各国为法官独立提供保障。但在我国（除香港和澳门）至今没有确立法官独立原则，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实践部门也没有认同法官独立原则，法院内部结构没有形成以法官为独立单元的结构。但随着法官法的制定和相关法律的修改，合议庭的独立性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的确认，结构上的分权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得到一定的发展。

程序公正价值 篇6

关键词：体育纪律处罚；程序公正；体育法

1、程序公正的一般规定

程序是指权力运用时所必须遵循的时间、空间、步骤和方式，是运用权力的形式，是体育纪律处罚的保障。纪律处罚程序是体育行会为了更好地管理其所属的会员，保持其制定的规则执行的严肃性而进行的内部程序。

法律可以被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实体法是以“应当如此”的法律关系为内容，是确定权利义务发生、变更、生效与消灭的法；与此相对应，程序法则是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性规范。“仅仅有一些尽善尽美的道德律令和实体法律规范而没有相应程序规则，将难于将所有的人纳入至善之途。人类不仅需要符合人类共同存在发展的实体规则，更需要有避免错误和偏私的程序规则，对于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恐怕更是如此。”“为求客观、理性、公正的决定起见，必须有程序法规制。用以创造团体意识及尊重人性尊严，使人民预见、观测政府行为所受之约束，减少裁量行为之错误，而精确地实现实体法。”

“正当法律程序”作为法治观念产生于13世纪的英国，最初是支配法院活动的一个程序规则，该原则要求裁决者听取双方的陈述，任何人不能不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听取双方意见才能作出判决。

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听证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后各国在制定有关程序的法律、法规时都有所借鉴，欧洲大陆及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听证体系。各国经发展完善，内容虽有差异，但都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大体相同的内容，即都有着告知和通知、公开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法律代理、对抗辩论及制作笔录等共同点。

只有坚持程序公正，才能够促进争端从心理上得到真正解决，并且还能确保各方当事人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这种信任构成了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程序公正可以归纳为：所有规则都应清晰简单地表述，不能有歧义；在未经证实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在纪律处罚前，应对相对人进行合理的听证，越是严重的处罚，对听证的要求越严格；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生命财产安全可以紧急处理，但紧急情况过后一定要立即听证；虽然听证通知形式多样，但至少要让相对人知道被控的罪名；听证通知应给相对人留下足够时间准备答辩}听证要有书面记录，至少应记载违规行为的性质、处罚的内容、参与人、过程、呈堂证据、结论和最终处罚。

国内法学界对法律程序的关注是近十年间的事情。近年来，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法学诸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程序正义、正当程序、程序革命、程序的独立价值、看得见的正义等概念，成为法学理论和诸部门法学的关键词。

国外法律人从保护个体利益出发，指出体育纪律处罚正当程序应包括：相对人有权要求法律代理出庭(Legal repre－sentation)；相对人有权要求公平听证；案件不能在听证前决定；听证者要无偏私}听证机构要在自己的规则和程序下行事；传闻不能作为有效证据I不考虑与案件无关的因素；应提供必要帮助，如翻译等}对证据的要求一般比法院要低；原告、指控人、裁决者身份界限分明，听证者独立于体育管理之外；各方均被告知法定程序；证人有权保持沉默；有适当的上诉权利；听证有记录，各方均能够得到副本；过错与处罚程度相当。

可见，体育组织，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体育组织已经建立了和行政法领域相似的纪律处罚程序，包括：听证者应中立；通知相对人被控情况并被给予公正答辩的机会；法律代理权；传唤证人的权利。严重的纪律处罚程序中的证据责任和证据水平与司法程序接近。

1997年，有调查者对英国10个主要体育组织进行调查，了解纪律处罚规则中的程序问题，8个组织接受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体育组织不仅意识到程序正义之重要，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过法律对正当程序的要求。如在证前程序(Pre-hearing procedures)中，大部分体育组织在它们的纪律手册中都特别强调了相对人得知被控的有关情况，在细节上远远超过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听证的形式上，自然正义对于公平听证的要求是弹性的，公平昕证不一定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答辩的形式。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体育组织都允许各方和证人出庭，所有体育组织都允许交叉质证。在法律代理方面，6个体育组织给予相对人法律代理的权利，律师的技巧将大大提高听证的质量和结果的公正。在诉权方面，调查将诉权细分：一是申诉到体育组织的高一层管理机构；二是诉至法院；三是诉至仲裁机构。在8个组织中，7个允许申诉到体育组织的高一层管理机构；2个允许诉至法院；1个允许诉至仲裁机构(其中橄榄球联盟既允许诉至法院又允许诉至仲裁机构)。

本研究选择了同样为英美法系国家的新西兰，以新西兰橄榄球联盟(New Zealand Rugby Football Union，NZRFU)为例，对体育组织纪律处罚中的程序公正问题进行研究。

2、新西兰橄榄球协会纪律处罚程序

2.1背景

橄榄球是风靡新西兰的国球，是新西兰人精神的象征。1991年以前，新西兰橄榄球运动中的不当行为大多用临时和非正式的方式解决，经常是教练在赛后洗澡时和运动员谈谈了事，即使运动员的不当行为十分野蛮，他们也很少被禁赛。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暴力横行，新西兰橄榄球运动的青少年参与者减少，出现了危机。1990年5月，NZRFU召开了一次纪律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更加正规的法律程序。在1991—1992年间，一些暴力事件招致媒体的强烈批评，谴责NZRFU的纪律处罚是无效率和行业保护主义的。1992年，因在Andy Earl违纪事件中裁决委员会人员组成不当而被批评是“荒唐的”；同时，Richard Loe在测试赛中击打对方队员头部而未被处罚。

1992年，Richard Loe在一次国内比赛肘撞击对方队员眼部，主裁边裁都没有看见这一事故，新西兰橄榄球联盟没有发表意见，但是该镜头被录像机捕捉下来在电视新闻中播放。纪律委员会将其禁赛9个月，Loe对此处罚不服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根据事件对于Loe家庭及其自身的负面影响、因失去法国工作机会的经济损失、Leo对此运动的忠诚及其出色表现，虽然支持了纪律委员会发现的事实，但将禁赛减至6个月。

Leo向高等法院寻求司法审查，他认为该决定是不公平的：1)他认为NZRFU没有遵循自身关于听证的程序。他没有收到关于听证的充分的通知，听证中的材料他没有事先得到，以至于他的律师无法充分准备该案、召集证人和收集其

他和本案有关的材料。媒体对其行为进行指责，但媒体不出席听证，他的律师无法对其进行质证。2)此前的案件都没有这么严厉地处罚，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该案也不应该例外。

法官认为，综合各种因素，NZRFU行事十分公正，当内部裁决机构行事恰当的时候，法院无必要干涉。只有在裁决程序有瑕疵的时候法院才会干涉。NZRFU“有专家知道比赛怎样运作及在比赛中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和可接受的”。即使如此，法官还是指出了本案存在的问题：Loe在听证前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他的案件；他应该得到该事件的录像带；一些程序和规则有些复杂和令人费解，对伤害事件的处罚相对较低。

虽然最后NZRFU在此案中胜诉，但此争讼暴露了处罚程序上的不足。NZRFU认识到建立由独立于NZRFU的人员主持的更加正规的程序的重要性。此后，《纪律听证规则》(又称《黑皮书》，Rules for Disciplinary Hearings，The BlackBook)出台，之后几经修改。

NZRFU的纪律处罚体系的建立是为了确保纪律处罚程序能够适应法律所要求的公平及对证据的要求。它的听证并不是法院程序的缩影，但是确实保证运动员参与听证自己的案子。在听证之外，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救济。

2.2适用范围

《黑皮书》适用于所有NZRFU的会员。法律委员会有权听证和决定所有层次的比赛的纪律处罚，其他国际比赛适用比赛达成的协议。

2.3听证程序

《纪律听证规则》规定，法律委员会有权听证和决定所有层次的比赛的纪律处罚，在下列情况下应该进行听证：(1)当运动员被驱逐出场的时候。裁判员应在48小时内向委员会递交报告，说明处罚情况和原因(第5、6条)，运动员必须被通知听证(第7条)、裁判必须参加(第9条)。(2)收到投诉后联盟和法律委员会都可以听证与裁判无关的投诉。任何人都可以对包括新西兰橄榄球联盟执行主席及其任命的人员、地方联盟、俱乐部、裁判联合会及其他成员投诉(23～30条，96～109条)。法律委员会可以受理投诉，即使该事件比赛官员已经处理过了。关于投诉的书面材料应在48小时内送达相关各方(25、98条)。投诉被投诉审查官员审查(Corn－plaints Review Officer，CRO)，看其是否无聊或是有争议的(28条第1款，101条1款)。如果该投诉是不正当的，则要出具书面警告。如果该投诉CRO认为应该昕证，则相关各方都应接到通知和报告(27～30条，100、101条)。CRO不需要对他们的决定给出理由，对他们的决定不服不能申诉(136条)，受到书面警告的运动员可以申请听证解决该投诉(28条，101条)。(3)裁判的报告提议。当裁判认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不适当或不充分时，可以在报告中提议，CRO像解决其他投诉一样对待该问题(31～36条，110～115条)。(4)不仅限于场上行为。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或俱乐部在赛前、赛中和赛后与橄榄球有关的问题(37条第1款，116条第1款)。

每个委员会都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规定相应程序(11条，92条)，程序必须赋予运动员参与听证的权利，但也可在运动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决定(8条)，听证可以休会或推迟(8条)，可以提供翻译(10条)，所有听证都有记录，受影响各方都能够得到副本。

通常的听证进程是主席解释程序，宣读裁判的报告及运动员和证人的证据，播放证据录像，除非有主席同意否则不能直接询问证人或交叉质证，各方均可由律师代表或适当的权威人士出庭(16、92、104条)。

委员会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做出决定(17条)，各方先被口头通知，然后接到解释决定原因的书面报告，运动员被告知有申诉的权利(18条)，纪律程序可以和法院处理同一事件的程序同时进行，除非法院禁止(141条)。

2.4证据负担

各委员会都可以接受“自己认为合适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一定是法律认可的”(14、105条)。委员会适用“最优证据原则”，在场的人提供的第一手证据优于传闻证据，但传言也不是不被接受，只是证据效力差一些。除非是专家证言(如医学专家证言)，否则带有观点的证据不被采纳。

法律委员会在处理驱逐听证时，委员会不能做出与裁判决定相反的发现，但可以审查裁判做出决定的原因；在因投诉而引起的听证中，法律委员会可以审查裁判做出场上决定的理由。此两种情况规则都规定，法律委员会不能做出和裁判相反的决定，除非有确实证据显示裁判的决定是错误的(132条)。该规定是和《橄榄球比赛法规》第6条第5款相适应的；“在一场比赛中，裁判的决定是不能被法律委员会的规则影响的。”但是，人们意识到，裁判也会犯错误，规则132条就是用来处理裁判的决定错误的情况。

2.5处罚

一些不太严重的危险当作会被处以1～3周禁赛，而像撞击眼部这样的动作会被禁赛24～36个月，对竞赛官员不敬会被禁赛10周，而击打头部可能被终身禁赛。可以并处最大金额为5000新元的罚款(99条)。

适用处罚时要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但也有共同的准则要遵循：(1)一致性的要求；(2)法律委员会和申诉委员会施加处罚的等级；(3)行为应受处罚的程度。

被害人的受伤严重程度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2.6 申诉

2.6.1对联盟纪律委员会决定不满的申诉

每个联盟都有仲裁委员会。申诉方可以是被处罚运动员、俱乐部、被加害运动员、裁判委员会或投诉人(51、52条)。申诉必须在决定做出的7日内进行。仲裁委员会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认定基于纪律委员会的听证的记录，但仲裁委员会有权重新听证全部或部分案子，可以补充新的证据，可以撤消、变更、增加处罚(63、66条)。

如果对仲裁委员会不服，可以在7日内向NZRFU纪律委员会申诉，到这个阶段所有的申诉都被听证，法律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才可以向申诉理事会(Ap－peal Council)申诉。

2.6.2对法律委员会决定不满的申诉

对法律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申诉必须在7日内向申诉理事会提出，该申诉将被听证，决定为终局的(120条)。

2.7律师的作用

有关法律规则是由律师参与起草和修改的。NZRFU相信律师的参与能够确保政策与程序满足法律关于自然正义及公平的要求。律师是法律委员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退役运动员与管理者代表运动员和各体育组织利益)。

律师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代表运动员出席听证。运动员通常雇佣律师，但目前的趋势是运动员自己出席听证或和他们的球队经理或教练出席。在地区一级，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在法律委员会这一层，律师十分普遍。职业运动员如果

被禁赛将失去可观的收入，因此寻求律师代理是较为实际的做法，目前已经有一些律师精于此类事务。

2.8独立性

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主持听证的人应中立，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但是，由于体育的特殊性，只有了解该运动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做出裁决，因此，体育组织纪律处罚听证的主持者无法像法官那样中立。被选为NZRFU纪律委员会成员的人必须与橄榄球与一定的关系或经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该委员会在此情况下还能够被认为像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独立吗?当然，这种选择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人理解比赛的压力和行为可接受的限度。但缺乏独立性会使NZRFU遭致批评，认为委员会的处罚无关痛痒或其程序是不公开或不可告人的。

2.9速度

内部纪律处罚的一大优势就是速度快。听证通常在事发后的一周进行，立刻对运动员进行禁赛，直到听证结束。上诉在很短时间内进行，运动员不需要焦急等待其命运，公众知道正义很快将被实现而感到满意。

2.10受害者

橄榄球的传统不鼓励受害者因伤害向警方或法院寻求援助，但这在法律上存在问题，因为随着职业体育的开展，运动员受伤将导致收入减少或失去工作合同，因此受害人往往希望求助司法程序对其损失进行补偿。司法能否介入目前存在争议。

内部处罚程序没有允许给予受害者补偿。但内部纪律处罚与法院程序相比也有优势：一是时间短，二是证据要求不似法院那么严格。

2.11 费用

内部纪律程序的所有费用由地区或国家联盟承担，在国家联盟，这不是问题，但在地区联盟，对内部纪律处罚程序的严格规定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他们只好为此义务工作了。

2.12司法审查

在新西兰，根据《司法修正案(1972)》。法院可以审查体育组织的裁决。

1994年7月，Johan le Roux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击打对方队员耳朵，当时裁判没有发觉，被害人立刻向裁判投诉。在听证中，击打被证实，法律委员会决定对其禁赛19个月。

le Roux不服向仲裁委员会申诉，认为相比同类案件对他的处罚过重，仲裁委员会解散了申诉。1e Roux向高等法院寻求司法审查，他认为仲裁委员会不应该考虑橄榄球界对此事的反感和处罚的威慑作用，但法官不同意此看法：“每个橄榄球联盟在决定处罚时都可以考虑对该运动的影响，而不管是否直接提及，谴责是处罚的基础。”

leRoux认为相关的情况没有被考虑，如与1992年的Loe案和1990年的JosephVeitayak案相比，Loe击打了眼睛，而他只击打了耳朵，也没有产生严重的伤害后果；Loe和Veitayak都拒绝认错，但他立即道歉和认罪，Loe和Veitayak是蓄意而为而他是瞬间失控。还有一些可减轻处罚的因素应该被考虑：如其家庭的压力、他对橄榄球的贡献、他失去的声誉和收入。

法官未同意以上观点，认为纪律委员会在尽其可能尽快解决问题。

le Roux认为处罚不合理，因为他的处罚是Loe的3倍，Veitayak的2倍。法官认为，NZRFU的法律程序赋予其处罚的自由裁量权，除非极不公正法院才会干涉。虽然和前2个案例比起来处罚“似乎有些重”，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法官解散了该起诉。

3、对中国体育组织纪律处罚程序的启示

听证是正当程序的核心。我国大部分体育组织规则中无处罚程序的规定，也没有建立听证制度。中国足协是我国体育组织中制度建设较为领先的，但对照NZRFU的程序规定，中国足协的纪律处罚程序仍然存在问题。

3.1听证机构过多，职能重叠

足协于2002年开始建立听证会制度，足协负责人指出：“建立听证会制度是职业联赛诉讼制度的补充。如果有的俱乐部或运动员、教练员在联赛中受到纪律处罚，并对裁判工作评议委员会评议结果持有异议，可向中国足协裁委会提出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裁决与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具有同等效力，为最终裁决”。但该听证制度存在以下问题：一，有权进行听证的机构过多。对联赛中的纪律处罚由纪律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负责，而此处却由裁判工作评议委员会举行听证，这3个机构间关系如何?二，中国足协的听证会制度是在处罚决定做出后，对结果有异议才可提出举行，而非在处罚决定做出之前举行，与《行政处罚法》规定和国际体育组织的通常做法不符。三，听证为最终裁决，自设内部程序最高，排除了外部救济。

3.2听证制度未能严格贯彻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工作规范(草案)》第十七条规定，纪律委员会在审理违规违纪事件时“可以适用听证制度”，但此条款为非强制性条款，在实践中也就可以不适用听证制度。在中国足协对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的处罚中，涉及的运动员有60余人，俱乐部5个，处罚的种类有取消本年度升入甲A联赛的资格、取消引进国内球员的资格、降级、停止工作一年、取消注册资格、取消转会资格，都是相当严重的处罚，但处罚未经听证就做出，在程序上有待商榷。

3.3听证和仲裁者身份不明

中立的听证者是听证公正的首要条件，足协纪律处罚听证中听证者的身份不明：

首先，纪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资格、任命程序等在规则中均未明确规定。《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工作规范(草案)》第五条规定：“纪律委员会由一名主任委员，若干名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第六条规定：“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由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确定”。这些人任职资格不明，如果他们都是足协工作人员，其中一些人还参与了对不当行为的指控和调查，又没有外部人员参加，相对人很难相信其能够遵循“独立原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纪律委员会做出所有决议和各项工作由委员会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并报中国足协批准后实施。”由于表决方式非投票通过，即使有独立专家，也很难发挥作用。调查得知，目前纪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完全是来自足协内部，而是来自“足球圈”，主要由地方协会人员构成。

其次，“回避制度”为非强制性条款。纪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则应回避，而《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工作规范(草案)》第十七条规定，纪律委员会在审理违规违纪事件时，“可以适用回避制度”，并非强制性条款。

再以兴奋剂处罚为例。按照《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暂行)》，中国足协要为兴奋剂药检阳性的球员提供听证程序，但是听证专家都由什么人组成，由谁任命，是否中立都无具体规定。通过对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有关人员访谈得知，目前我国体育组织的兴奋剂听证是“只听不判”，即听证中专家只负责调查，提出处理建议，而最终的处罚权仍然在全国性单项协会。可见，我国目前足协的兴奋剂听证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专家听证，而是一个由

专家主持的调查过程，专家无权做出结论，只是为足协的处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帮助和建议，兴奋剂纪律处罚的决定最终是由足协做出的。这样的制度不符合职能分离和听证者中立的原则。

足协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身份也不明确：

首先，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资格、任命程序等在规则中均未明确规定。《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工作规范(草案)》第八条规定，诉讼委员会副主任由有关职能部门的主任或副主任担任；执行秘书由相关职能部门干部担任，委员由足球界能力较强的人员担任。“能力较强”是个含糊概念，任职资格不明。

其次，未对人员重叠做出禁止性规定。《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工作规范(草案)》第十一条规定，诉讼委员会受理“对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或中国足协其他委员会的处罚决定不服，属于允许申诉”的案件，按照法律原则，一案的原审和再审不能有人员重叠，否则违背程序正义原则，但上述文件对于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重叠没有做出规定。

最后，未规定“回避制度”。《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工作规范(草案)》对回避问题未提及。

3.4程序规定过于简单

与NZRFU相比，中国足协对听证和仲裁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使操作的任意性很大，规则仅仅规定了听证处罚和仲裁实施的机构，而几乎完全没有对期间、举证责任、法律代理、费用等程序问题的明确规定，给体育组织留下了很大的自主解释的空间，不利于保护相对人权利。

3.5 自设内部程序最高效力

NZRFU的纪律处罚并未排除司法审查，而中国足协章程中有关纠纷不经过司法解决的规定，成为足协阻挡司法介入的最大挡箭牌。《中国足协章程》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二、诉讼委员会在《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最终决定，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三、诉讼委员会做出的上述范围外的裁决，可以向执行委员会申诉，执行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在实践中，中国足协也将内部纠纷处理机构做出的裁决作为最终裁决，排除法院的司法审查。

我国《体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足协设立诉讼委员会并称争议只能经过其诉讼委员会解决的作法是错误的。

自律是行为主体的自我约束，他律是外部力量对行为主体的监督和制约。自律的形成有赖于他律。行业自律机制的形成及良好运转必然要求外部机制的约束与监督，即他律的存在与实施。为了防止体育组织权力的滥用以及狭隘的行业保护，维护成员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体育组织之上必须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国家司法应义无返顾地承担这一责任。就目前我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我国的行业组织还没有被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在实践中，法院拒绝对体育组织的处罚进行审查，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行政处罚不当案。

足协作为行业协会在符合法律、法规情况下，可以有其自律性规定。但足协对俱乐部及球员、教练的处罚涉及公权力行使。即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4、结论

新西兰橄榄球协会的纪律处罚程序在证据、申诉程序、律师代理、司法审查等方面能够满足程序公正的一般要求，对我国体育纪律处罚程序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关系的思考 篇7

关键词：司法公正,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司法公正, 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是体现社会正义的窗口, 它集聚着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司法公正包含二个方面的内容: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一、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 指司法程序方面所表现的公正, 它深受英美法系的青睐。正如英国大法官基尔穆尔所说:“必须遵守关于审判活动的程序, 即使在一些例外的场合下有损于事实真相, 也在所不惜。”由于英美法系以经验主义哲学为主导哲学思想, 故此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多持怀疑主义, 他们认为人的认识具有非至上性, 不能完全发现案件的真相。也正因此, 才有人说, “人们对司法结果的公正性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另外, 英美国家素有“程序先于权利”的伦理传统, 其所强调的是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或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善性, 而不是看该行为究竟导致了一个怎样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英美法系的, 只要是基于公正的司法程序作出的裁判, 即认定该裁判是公正的。

自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首次引入程序公正这一概念, 程序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其价值也被人们一步步发掘。

(一) 程序公正的价值

⒈ 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

司法程序设计和实施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实体公正, 也就是说程序公正的价值亦在于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 只有完全遵照所设定的程序进行诉讼, 所达到的实体结果才可能是公正的。

⒉ 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

罗尔斯说:“不可能把法规设计的使它们总达到正确的结果。” (1) 就是说不论程序设计的多么完善、执行得多么严格, 实体公正也未必能完全实现, 那么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在于其本身直接体现出来的民主、法制和人权, 它表现在维护利害关系人法益、裁判结果能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接受与认可等方面。

⒊ 程序公正的终局性价值

诉讼活动虽然极力追求实体公正, 但更需要注意司法活动的效率, 否则不仅可能无法实现实体公正, 甚至可能会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所以, 在某些情况下, 会出现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去维持已经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的现象。

(二) 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1. 程序的参与性

即“获得法庭审判机会”原则。其核心思想是权益可能会受到审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主体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价值地参与裁判, 从而对裁判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而不是被动的参与审判或接受裁决。

2. 裁判者的中立性

裁判者本身负有查清事实和维护正义的职责, 因此他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 应当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偏不倚地立于那些利益冲突方之间。

3. 裁判者的独立性

《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或者法官仅仅在法律规定范畴, 依据自己的意志独立的对案件作出判断。

4. 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

这是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 不论当事人身份、地位、性别、种族如何, 在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

5. 程序的公开性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除了法律特别规定不得公开的案件之外, 其他案件都必须依法向公民或社会公开,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司法活动处于被监督状态, 以保障司法公正。

6. 程序的及时终结性

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包含二个方面:一是对审判活动形成裁判结果的期限限制, 二是“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为了使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长期处于不确定的不利状态, 是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表现。

二、实体公正

实体公正, 指案件的处理结果所体现的公正, 被喻为“看不见的正义”。由于大陆法系深受以笛卡尔为代表、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认识论上坚持人的认识能力的绝对至上性。认为通过法定程序完全可以发现案件事实, 得到公正结果。正如德国学者亨克尔说:“刑事程序是为寻找实体真实服务的。”因此, 大陆法系国家极力主张实体公正。当然, 要达到实体公正不仅需要司法者公正判决, 还需要立法者对人们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对待、合理分配。也正因此有学者说:“实体公正是指关于制定什么样的原则和规则来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的问题。” (2)

实体公正追求的是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 它所要求的理想结果无非是以下三种:

(一) 无辜者不被处罚

保障无辜者不被处罚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核心, 失去这一点公正将无从谈起。因此, 必须将“排除合理怀疑”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结合, 充分注重证据的重要意义, 做到谨审慎判。

(二) 有罪者受到惩罚

惩罚犯罪自古就是诉讼活动的目的之一, 也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安慰。有罪者受到惩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威慑力。

(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如果对两种不同的犯罪处以相同的刑法, 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 (3)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以保障无辜与准确定罪的实体公正理念为基础, 要求处罚的性质与强度要与非法行为的性质与危害程度相适应。

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

对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究竟属于何种关系的问题, 以及司法活动中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 法学界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在西方, 大陆法系国家主张实体公正优于程序公正;而英美法系国家多数学者则提出了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的相反看法, 如美国一位著名的大法官这样说:“只要程序适用公平, 不偏不倚, 再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4) 在我国, 法学界亦存在三种主要观点:1.优先论: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他们认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有效途径, 不仅能够有效弥补实体规则的不足, 还使得司法活动更具权威性和尊严性, 有利于社会对司法活动的信任和认同。2.并重论:部分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具有同等重要性, 不存在何者优先问题。有学者曾说:“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相互依存, 相互联系, 不能有先后轻重之分。” (5) 3.阶段论:两者的关系应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侦查阶段程序公正优先, 在起诉阶段两者并重, 在审判阶段实体公正优先。

总结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哪种学说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弊端。诉讼活动的最终目标无疑是实现实体公正, 但在盲目追求实体公正的过程中,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 人们总是处在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之中, 只能获得相对真理, 从而无法获知所有案件的事实;另外由于片面地追求实体公正, 往往会导致刑讯逼供的存在, 从而侵犯人权, 最终损害了正义。而一味追求程序公正虽然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 但往往走向另一极端, 导致结果虚无主义。并重论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司法实务之需要, 因为实体法以发现真相为目标追求实体公正, 程序法则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为主要目的, 这就难免使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产生冲突和矛盾, 当二者发生冲突时, 很难做到兼顾并重。

综合考虑以上各种观点之利弊, 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确定程序公正或实体公正何者优先适用可能更为妥当 (且叫它“对象论”) 。对象论要求将所诉案件分为普通案件与特殊案件。针对普通案件采用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对于特殊案件, 则需要再分类:1.对于权利机关错误认定法律事实或者错误适用法律造成错判错罚、伤及无辜的, 一经发现, 必须及时纠错平反, 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限制。比如佘祥林案, 当其妻子活生生归来的时候, 当地的司法机关必须无条件的还佘一个清白, 以达到真正的实体公正。2.受害方本来需承当某种特定的法律义务, 但是却未尽到完整的责任, 以致使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发生。此时, 需要将同一个案件的不同行为分别对待。比如许霆案中, 许首次从ATM机取款时多得的钱至多算是不当得利, 应当适用实体公正原则判定其无罪;但是, 他明知该ATM机有问题, 再次取款的行为则构成犯罪, 需要以程序公正优先原则保障其诉讼权利。

参考文献

①[美]约翰.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正义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86。

②陈瑞华:《程序正义论》, 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8年6月12日。

③[意]贝卡里亚著, 黄风译:《论犯罪与刑法》,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65。

④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 (C)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375。

晋升程序的公正性研究 篇8

职务晋升制度有两大功能，一是选拔优秀人才，二是激励现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组织从内部提拔优秀的员工到更高、更重要的岗位上，对员工或对组织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职务晋升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相对于其它激励措施(如货币激励)，晋升可以鼓励组织成员的长期行为。晋升前组织需要对被晋升者进行长期的业绩评价，所提供的激励是一种长期的激励，而货币奖励主要是短期的激励，有可能驱使组织成员更注重自己的短期利益而忽视组织的长期利益。第二，相对于外部招聘，内部晋升的员工已经认同组织的价值观，比外部招聘的员工有更强的适应性与融合性。第三，内部晋升不但让被晋升者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在更大的范围施展其才华，也给未晋升者或新来者提供了职业发展的期望，使员工将个人职业发展与企业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忠诚感。但是，对于未能晋升的员工来讲，晋升的愿望得不到实现，为了晋升所付出的努力得不到收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当员工认为与自己条件相当的人得到了晋升，甚至不如自己的人也升迁了，而自己仍在原地踏步时，他们就会认为组织违反了公正、公平的原则，从而产生愤怒的情绪，并重新评价与调整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包括降低对组织的心理承诺、增加离职的意向、寻找跳槽机会或者马上跳槽等。

在现代社会，人们不但关心晋升结果是否公正，更关心晋升程序的公正性。不少研究证明，如果员工认为组织的晋升程序是公正的，即使晋升结果与初衷不符，员工往往也会接受这些结果。

二、目前晋升程序存在的弊端

1职位空缺公布中缺乏科学的职位分析，难以保证职得其人。职位分析来源于人力资源理论，也称工作分析，是指对组织中的某项职位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分析职位本身的各项内容及员工对此职位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具备的素质等。而当前的晋升程序中，并没有真正吸收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没有对每个职位进行详细的工作描述，常常只是简略对于空缺职位的数量、名称等作些交代，缺乏科学的职位分析。因此，这种晋升常常导致以下情况的出现：晋升上来的员工常常并不适合此职位，而适合此职位的员工却没有得到晋升或者晋升到了其他职位上，很不利于员工才能的发挥。

2在晋升人选的提出方面，以领导推荐为主，员工的主动性不够。在现实过程中，往往是领导推荐起主导作用，真正自荐的非常少，群众推荐的就更少了。这就使得员工为了晋升，可能一味取悦领导。结果导致那些善于溜须拍马、曲艺奉承的人往往步步高升，而真正埋头苦干的人才却得不到升迁。

3在对拟晋升人员的考察方面，公开性不够，缺乏群众参与。美国行政学者怀特认为，要确保提升最有效率，最有价值的员工，就应该在考绩加功绩面前公开衡量并选择，贯彻公平处理的原则。公开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只有将全部晋升过程公开，才能使人民群众的监督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有效防止各种后台操作现象的发生。现实中常常是由用人单位或者人事部门负责晋升程序，原则上要求征求群众意见，在实际操作中却极少真正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对于考察过程、考察名目、考察结果等公开化不够，致使考察往往只是一种任用之前的过场，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三、对健全晋升程序的一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很多单位的晋升程序中存在着科学性不高、民主性缺乏，员工的主动性难以得到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得不到保证等问题，为了使晋升制度的激励作用真正得到发挥，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在员工晋升中引入科学的职位分析。科学的职位分析包含与职位相关的各个方面，包括职位的名称、数量、工作环境、工作任务、能力要求、性格要求、知识要求等等。在员工晋升之前的空缺职位公布时，要改变现有的简单公布方式，采用全面、详细、科学的职位分析，不仅要提出职位的工作能力、资格要求，还应当对担任该职位所需的性格特征、身体条件、文化背景等做出具体的要求。这样，有利于员工对照自身的性格气质等条件，分析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该职位，避免单纯的为了晋升而晋升的现象。

2改革拟晋升人员的提名程序，建立员工晋升中的自荐机制和群众举荐机制。领导推荐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免不了存在较大的片面性。通常情况下，员工对自身能力和性格的了解往往要比其他人清楚，群众对品行、能力的了解要比领导更清楚。一方面，要建立有效、完善的自我推荐机制。当职位空缺公布的时候，员工通过对比职位分析中的各项要求，认为自己适合且能够从事该职位工作的，要通过正式途径向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详细陈述自己的年龄、学历、优缺点、工作实绩等情况，并提出对该职位的理解，以及假定晋升后的施政计划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灵活的群众推荐机制。当职位空缺公布时，可以通过临时选举群众代表组成推荐委员会，由推荐委员会负责推荐拟晋升的候选人。考虑到运作过程中希望晋升的员工可能存在游说、贿赂等行为，这种推荐委员会应该是弹性的，即在需要时临时组建，短期内迅速提名，完成提名任务后随即解散。

3完善晋升对象的考察程序。对员工的晋升程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员工的晋升考察了，因为考察的结果往往直接决定了晋升能否顺利实现，考察过程是否客观公正，往往决定了晋升过程是否公平公正。这种考察程序一般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常常在于晋升考核中的群众参与度不够，考核过程与结果的公开程度不够。因此，在考核过程中必须引入群众考核。要改变以往那种以用人单位和人事部门为考核主题，顺便听取群众意见的做法，让人民群众进入到考核主体中来。

4改革结果公示程序。目前的结果公示基本都是在拟晋升人员基本已经决定后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在任用前再最后一次征求群众意见。这种公示常常容易造成一种错觉，群众常常认为晋升已成定局，反对也没有什么用了。因此，要改变这种结果公示制度，从晋升提名开始直到最后任用，实行全过程的公示，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以便随时做出反映。要让群众清楚该公务员是如何被提名的，具有那些优点，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哪些人负责考核的，考核了哪些方面，考核的结果如何等等。另外，这种公示必须注明群众意见的反映途径，并且这些途径要尽可能的便捷，要尽可能为反映意见的群众保密，以防出现因为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

程序公正性保证了晋升程序的公正、公平与公开。因此，如何正确运用晋升这一重要的激励措施，又尽可能减少只有少数人能晋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无法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的情况下，使大多数很不错的员工继续努力工作，保持敬业精神，是管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坚持晋升公正性原则是发挥晋升激励作用，并消除晋升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的重要措施。

摘要：晋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激励措施。晋升结果公正性能增加员工的职业满意度。保证组织内部选拔程序公正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晋升结果的公正性, 真正符合“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这一晋升目的。本文从晋升程序这一角度出发, 分析了保证晋升程序公平公正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并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晋升程序上的问题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职务晋升,晋升程序,公正性

参考文献

[1]陈福寿:《论行政机关内部职务晋升的激励作用与公正性评析》.行政与法.2004 (11) .

[2]孙伟、黄培伦:《公平理论研究评述》.科技管理研究.2004 (04) .

[3]刘强、王波:《我国公务员晋升程序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 (11) .

[4]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第92页.

程序公正价值 篇9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若要维持稳定和平的社会关系，永恒的信念和准则就是做到公平、公道和正义。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和公平，人们会感到自己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之中，自己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久而久之势必通过某种行为达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顾他人的利益，以致整个社会处于更加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法律和道德准则的出现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公正。现在社会中，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处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之中，不仅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极其不确定的会计环境下，应当按照有限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一般情况下，会计信息使用者得到的都是会计结果，而会计结果是否公正是难以衡量和评价的，因此若要判定会计结果的公正就只能借助会计程序公正的评判标准。程序公平指的是程序层面上考察的公平，是一项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只要保证会计程序的公正, 其结果自然就是公正的、合理的和可接受的。可见，会计程序方面的深入讨论是十分有必要的，如何实现程序保证的会计公正是会计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实现会计程序公正的途径

（一）制定会计程序的公正

会计程序是指达到会计结果之前的行为过程，因此制定会计程序的公正应该贯彻到程序的整个流程中去：会计准则制定的公正、会计核算的公正、会计信息披露的公正。

1. 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程序公正

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规范，是达到会计实务处理的科学、合理和内在一致，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而存在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三方面的缺失：各利益主体的参与和配合不够;程序不透明，各利益相关者不了解制定过程及程序。根据这些方面的缺失，应该进一步加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公正性、公开性和民主化，以程序理性为视角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实现会计的公正价值观。在我国，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使会计的政策具有公认力和权威性，因为政府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很少受到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但往往忽略了公正性。公平、公正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遵循的原则，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应当做到如此。

在坚持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变的前提下，划分各界人士的参与比例，加大各界人士的参与力度，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以不断提高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等各种传播渠道，采用问卷调查和论坛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及时调整和改善会计程序的不足，加大了参与制定过程的力度。另外，会计应该进一步提高会计准则制度的透明度，将研究成果等信息利用各种媒体传播公布，形成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准则的制定中来。

2. 会计核算过程中的程序公正

今年来，国内外出现了多起重大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信息虚构的丑闻，大大消减了公众的会计信息的信任度。出现这些弊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会计人员不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弄虚作假，使得社会公众蒙受到利益的损失。会计核算可以看成是对会计准则一系列程序设置的执行。在会计核算过程中，会计程序公正只要保证会计人员严格遵守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准确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就是符合标准的、公正的。

3. 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程序公正

会计信息披露缺乏时效性是会计信息不公的突出表现。会计信息必须完全、充分、真实、及时的披露，并且保证信息是公平地披露给所有信息使用者。应该建立持续信息披露制度调整披露的时间限定，将信息披露渠道网络化，利用多媒体拓宽信息披露的渠道，使更多信息使用者更快获得第一手信息。

（二）坚持会计程序优先的原则

会计程序公正是会计结果公正的前提，只要所采用的会计程序公正，在执行工程中运用公正的会计程序，自然会得出相同的会计结果。只有这样，社会公众才会信任会计结果产生的会计消息。由此可见，只有实现了会计程序公正，才能尽量减少实际工作中由于人为造成的模糊性、可选择性以及主观人为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强会计工作的客观性和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可否认，追求会计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在会计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过程中已经有所体现。任何一个会计结果都是一定会计程序运行的结果，过程一定在前，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会计程序优先的原则。

（三）价值中立

德国社会学家伯认为，价值中立不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完全将价值排斥在外，但他相信在研究过程中，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是可以区分的，即价值中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价值中立是会计公正的核心，作为货币价值评价系统的会计必须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会计从业人员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就必须停止使用自己或者他人的价值观，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或对其他什么人是否有利，他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会计资料和信息中。

（四）积极地不作为

市场经济发展越快，对会计的运用也随之激增。如今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国家、企业面临的会计事项也相应增加。现有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大部分还停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没有程序和规范的会计事项，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水平或着企业需要的硬性进行处理，此部分的会计信息肯定是不真实不可靠的。这样失真的会计信息不仅误导了决策者、投资人和债权人，还极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因此对这些不确定和难以确定的问题，在会计实践中应当积极地不作为，，即除非必要，尽可能地少确认、少计量、少记录、少报告，甚至不确认、不计量、不记录、不报告。

摘要：会计程序公正的缺失, 将直接导致会计结果的不可靠, 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制定公正的会计程序准则, 并严格遵守程序的公正。本文就实现会计程序公正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会计程序公正,实现途径,探讨

参考文献

[1]马欣.对会计程序公正及其实现途径的探讨[C].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9;06;29

[2]霍骁象.实现会计程序公正之我见[J].财务与会计.2009;10

程序公正价值 篇10

一、会计程序公正化的含义

会计程序公正化, 主要是通过企业的会计管理与会计程序实施来体现公平、公正、公允、公道等含义。会计程序, 只是会计实施的一个基本过程, 然而具有公正化的会计程序是针对于会计管理给予的定义。能够确定会计程序公正化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与约束, 所以怎样判定与如实的反映会计程序公正化, 是完全没有参照的。在会计程序公正化的理解上, 我们可以认为是为了正确的反映会计经营周期、会计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披露等而设立的一套固定的会计核算与审查程序。让其所有能够正确的反映会计信息内容的步骤得到具体化、公正化。以此, 给予企业经营者、投资者良好的信息导向, 为未来指引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出谋划策。

二、会计程序公正化的缺失

1、会计准则缺失公正性

我国于2007年全新颁布了一项会计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这标志着我国的会计管理准则与方式又向国际迈出了一步。但是, 在具体的会计准则制定与规定的相应内容中, 还是具有一定的不足性。这让会计程序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不了“公正化”一词的基准。

(1) 利益主体的参与性不足。我国的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流于形式, 根本没有通过与征求过利益主体的意见。在很多时候的公正性缺失, 让整个会计程序都缺少公正化。针对于企业的高级主管层中的问题, 现代企业的经营者一般都不是企业的所有者, 这样会造成企业的经营与财务管理上的系统漏洞。为了片面的追求企业盈利, 而完全不顾企业的信誉、声誉的管理主要是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没有做出明确参与、导向的问题。

(2) 正在制定的程序不透明。会计准则的制定只是在一部分的保障了特别人的利益, 然而相关的很多利益群众都没有确实的认同感。会计程序公正化, 在此体现的十分不明确, 致使在未来的企业经营管理中, 会计程序公正化都很难体现。例如, 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中的会计信息的不透明, 就会严重的威胁到企业的正常经营与管理。供货商、销售商等责任及应承担的风险都会由于会计程序的不透明性而造成经营管理混乱。

(3) 会计核算环节的公正缺失。由于我国现在持续出现的会计信息失真等情况, 致使会计程序公正化受到严重的影响。会计核算的有效环节出现弄虚作假, 没有严格的按照会计准则、制度等进行核算, 让企业的经营信息很难真实的反映其阶段的经营成果。这样的会计信息会严重的造成, 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 这就是是典型的会计不公的表现。例如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为了呈现出高业绩增长, 企业常会在会计报表中进行更改与隐瞒。这样严重的让信息使用者失去判断力与真实信息的分析能力。以此, 大幅度拉动公司股价, 进行套利活动就常有发生。

2、会计信息审计及披露程序环节的公正缺失

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公正性主要存在于, 一、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没有及时、真实、完全的披露会计经营周期内容;二、会计信息的披露面是具有针对性的, 没有普遍、广泛性, 这让信息的使用者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 会计信息审计及披露程序环节缺失公正化。由于信息审计及披露的程序环节出现的公正化缺失, 致使会计程序使用的不公正化, 导致市场秩序的严重混乱, 其内幕交易贫乏, 严重的损害企业投资者的切身经济利益。

三、提升会计程序公正化的措施

1、保障制定会计程序公正性

会计程序的制定会直接影响到会计程序的公正化。其最终的结果也是对会计程序能否直接反应其结果公正性的衡量标准。如果在制定会计程序之初, 就没有考虑到公正、公平性, 那么在未来的会计结果结论中也就不存在科学、合理的会计程序公正化。因此, 在制定与管理会计程序时必须严格按照初始制定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在起初会计核算中就将会计程序公正化与公平性原则考虑并加入其中, 这样才能够保障会计的最终结果的公正性。在制定会计程序时, 参考会计基本准则与审计准则等, 利用专家制定出几套能够适用大多数企业的会计程序公正化的基本套路, 再单独的设计出能够适用于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会计公正化的程序。以此来, 规范、管理企业的会计程序, 让会计程序始终能够保证其公正性。

2、会计程序优先的原则

会计结果是会计程序运行的结果, 会计程序公正化是使会计结果能够公正的基础。但是, 在实际运行中会计程序公正化不一定必然导致最终的会计结果也是公正的;相反的, 结果公正也不一定非要通过会计程序公正化来实现, 甚至程序公正化和最终的结果公正之间还会产生冲突和矛盾。此时, 我们必须正确的树立程序优先的概念与理念, 一旦发生实质冲突后, 要始终保持程序公正性, 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摒弃最终结果的公正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会计结果都是会融合相应的会计程序公正化结果的, 所以, 其最终的会计程序公正化结果的正确性几率很大。在会计领域中, 会计科目的统一、记账、责任、累计成本等程序就具有一定的程序优先理念, 是人们为实现会计程序公正化, 而形成的一套程序核算方式, 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会计程序公正化所作出的基础努力。在日常账务处理中, 我们一定要保证原始票据的真实性, 再进行相关的凭证、账务处理等。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通过会计程序而保障最终的会计结果的正确性。

3、会计程序公正化的运行与监督

只有通过正确的、公正的会计程序核算, 才能够尽最大的努力保障初期的会计程序的正确方向、公正运行。再好的理念和规则, 不按其去执行, 也不会产生公正的结果。因此, 我们只有运用会计程序公正化的运行和监督机制去完善与改善会计程序中会出现的错误, 才能够使会计程序和方法有效于会计结果。在进行会计调整、会计程序运行时才能够检验与避免, 会计程序上出现不公正化的情况。

4、会计程序存疑时要独立核算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当然, 随着企业的业务扩展, 则企业的会计处理事项也就越来越复杂。针对于现在的企业经营会出现的会计程序与会计信息处理时产生疑问的, 我们必须要单独的处理与核算, 以保证不让个别化影响到企业的整体经营, 影响到企业会计程序的公正化。

5、提高企业整体管理人员的素质

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离不开企业内部人员的整体素质与专业文化知识, 尤其是针对于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中的人员管理与应用, 必须做到业务能力强、思想品德高等特点。企业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的素质是直接影响着企业会计程序公正化能否有效实施与运行的关键。

在企业的相应财务管理中, 会计人员影响着公正化水平具有两方面原因:一、知识文化水平低, 则不能够准确、积极的发现与处理会计程序中的环节纰漏;二、思想品德问题, 一旦当会计人员为了某种目的而错记、错报会计程序中的其一环节, 则会直接导致会计程序公正化运行与会计最终结果的正确性。

因此, 我们必须在管理相应的人员上, 做到大力发展会计人员知识基础, 通过提高业务水平与职业道德来减少、缩小会计程序不公正的影响。另一方面, 企业的发展与管理, 同样还会由于领导者自身的原因, 出现不公等状况。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 随意修改、变换会计信息与会计结果, 而会计人员会因为领导者的威慑力, 而最终一起扭曲会计程序、会计信息、会计结果的真实性。因此, 企业为了更好的保障会计程序的公正化, 就必须“从头到脚”的进行思想、素质、知识、法律等再深造、管理、学习, 以此来为会计程序公正化保驾护航。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借助会计程序的含义、理念, 来研究会计程序公正化缺失及如何提升会计程序公正化的措施。在阐述过基本的会计程序公正化的基本含义之后, 通过将复杂的会计应用与弊端转化为理解会计程序公正化的基础。公正分为结果公正与程序公正, 会计公正要求会计的结果与程序都应实现公平。在不能保证结果绝对公正的前提下, 程序是保证会计公正的有效途径。程序公正强调过程, 强调对预先设定的规则、制度的遵循。只要这种公平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地执行和遵循, 由它产生的结果就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恰当的, 会更容易被有理性的人所认可, 从而达到人们心中的公正。

因此, 应在会计领域乃至整个社会树立程序至上的观念, 并且积极创建与应用行之有效的程序设置, 通过会计程序公正实现会计结果公正。从会计的程序公正层面实现会计的公正, 提高会计程序公正化的有效实施。

摘要：我们都知道, 会计信息与会计程序是相互呼应的。只有正确的会计程序才能够确保企业的会计信息真实, 否则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还会让会计程序的公正化失去平衡力。本文通过针对于会计程序公正化进行有效的提升, 让会计程序公正化始终保护会计结果的正确性。通过利用会计准则的相关影响来论述会计程序公正化的真正价值, 通过公正化来保障会计程序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会计程序,公正化,提高措施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刘峰.会计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付磊、马元驹.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公正性特征[J].会计研究.2007 (09) .

[3]、朱小平、马元驹.论会计的程序公正化[J].财会月刊.2008 (07) .

[4]、裘宗舜、韩洪灵.论制定会计准则的程序机制[J].财会通讯.2009 (05) .

程序公正价值 篇11

人民陪审团制度不是我国首创的, 它是“舶来品”, 制度基础非常薄弱。在追求实体正义的大陆法系国家, 程序的存在往往是作为实现结果的工具或手段, 作为体现程序正义的陪审团制度也没有沦为追求实体正义的工具的命运。人民陪审团机制主要可以分为四个环节:第一, 机制启动。由合议庭向所在庭长报告决定启动人民陪审团陪审, 经分管院长批准后方可启动。第二, 人员组成。成立专门的人民陪审团工作办公室, 在确定需组成人民陪审团参与案件庭审后, 从成员库中随机抽取20名左右的陪审团参加庭审。第三, 通知和开庭准备。法院在开庭前日, 告知公诉机关、被告人、辩护人、原告人、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有关人民陪审团陪审案件的情况, 需要时对陪审团成员进行调整和更换。第四, 评议案件。合议团成员在庭审结束后, 及时召开评议会议, 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提出意见, 形成书面报告后提交合议庭。合议庭应在慎重考虑并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予以采纳陪审团的建议。本文正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原则, 打破了常规对于人民陪审团制度的分析, 从它自身的运行机制出发,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为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打下基础。

(一) 机制启动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 陪审团适用范围过小

职权主义的司法模式在我国拥有相当深厚的影响力, 人民陪审团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目前试点主要采取以法院为主导的职权主义模式, 即合议庭在决定启用人民陪审团时要先向庭长报告, 经主管院长批准后方得以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 合议庭还要向公诉机关征求意见。这样的制度设计保证了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权威, 法院拥有绝对选择权, 却忽视了与案件直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权益, 这与司法强调的公平和公正原则相悖。可以作一种假设, 如果当事人选择了人民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 他将主动承受因选择而带来的一切结果, 可是, 如果他没有作出选择, 便是被动地承受着这种可能对他不利的结果, 会使当事人形成对陪审团的不信任感和抵触, 这将严重破坏人民陪审团制度存在的民意基础。可是无论如何, 人民陪审团参与与否, 都不能直接越过当事人, 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严重侵犯。若法院反对采用人民陪审团, 当事人不得采取其他形式的救济手段, 这造成了在法律上无视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此外, 法院要听取公诉机关的意见决定是否采用人民陪审团的审判, 实际上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 没有倾听被告人的意见, 显然无视了司法公正。因为人民陪审团这种特殊的审判制度, 它的事实认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能否实现。

启动陪审团机制后, 关于其适用的案件范围和衡量标准, 在制度实施中的程序性规范仍然有待加强。首先, 邀请人民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类型有限, 多适用于一些社会影响力较大但案情又相对简单的案件, 关注面狭窄, 而且不利于民主的司法观念向普通案件渗透。在人民陪审团制度设立之初, 考虑到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的差距, 鲜有涉及一些当事人反复上访、情节复杂的案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司法改革愈发推进, 民众对于司法公正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 案件选择范围应该合理地有所扩展和深入, 这样才能发挥人民陪审团制度在司法审判中应有的作用。其次, 法律上对于人民陪审团参与审理案件的规定用语模糊, 缺乏统一的标准, 可操作性差。例如河南省规定, 对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或者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谐案件才使用人民陪审团审理, 这里对于“重大社会影响”“、矛盾激化”和“社会稳定和谐”等关键词均没有给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在现实中很难把握, 容易在操作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这便是人为地去界定适用人民陪审团的条件, 显然带有“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特征。反观其他国家, 对于人民陪审团的适用标准有着清晰而具体的规定。例如英国规定谋杀、强奸案件必须适用陪审团治理, 美国规定发生在联邦或者州的案件, 可能判处六个月以上监禁的案件, 被告人可以申请由陪审团参与审理。可以看出, 其他国家对于人民陪审团审理案件的适用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 在实践中利于操作, 能够有效避免因标准模糊不清造成的审判认定错误以及审判程序缺失的发生。

(二) 陪审团成员选任机制不合理, 职权不清晰

关于人民陪审团成员的确定,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选择这种制度, 都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陪审团的素质、地域、信仰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 历史上北爱尔兰曾因为宗教之争而最终放弃了陪审团制度。我国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试点历史较短, 而且考虑到具体社会环境的差异, 选任机制一直被学者所诟病。

首先, 成员的选拔和任用机制不合理。就目前来看, 成员广泛性还需要进一步扩大。陕西省在人民陪审团成员库的构成要件中要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所占陪审团成员的比例不应超过30%, 这意味着, 改革后的陪审团制度无法摆脱“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影响。精英化色彩首先体现在学历要求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 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这意味着, 绝大部分的人口无法进入到人民陪审团成员库中来, 因此所代表的民意极为有限。精英化色彩还体现在选任的程序上, 根据《决定》, 人民陪审员的产生须经过单位“推荐”、本人“申请”、上级“审查”、院长“提出”以及人大“任命”五个步骤, 只要其中一个环节被投了反对票, 那么即便个人素质具备也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过于复杂并且严格的任性程序, 不仅会造成巨大的制度成本浪费, 而且最终有如大海淘金一般, 经过层层筛选和淘汰, 最终评选出来的人民评审员越来越脱离群众。对陪审员较高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寄予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一种良好期待, 希望“精英们”以更高的素质参与到司法中来以更好地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可是这与陪审团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制度设计与制度实施完全无法对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普通民众对于参与法治建设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人民陪审团制度应该让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司法, 揭开司法神秘的面纱, 拉近它与普通公众之间的距离。

其次, 人民陪审员责任和义务不明确, 职权模糊。关于陪审员职责的探讨, 主要集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在英美法系中, 陪审员只负责事实认定, 根据经验和逻辑完成,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 陪审员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职能。这种区别的产生, 既与法律体系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 与陪审员的产生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我国而言, 我国继承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陪审制度赋予了陪审员不限于事实认定的职能。在人大常委会《决定》中就明确规定, 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然而, 具体考虑到国家间司法实践的差异, 我国的陪审团制度施行时间较短, 并没有经过较长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 只是脱胎于一种国家立法的规定。在实践中, 对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强加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践证明并不成功。过于模糊的职权规定, 在实践中甚至形成了“三不现象”, 即“请而不到、陪而不审、合而不议”, 有的陪审员甚至成为名不符实的“挂名陪审员”。从义务的角度说,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依法赋予陪审团成员相应的权利, 这是保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 而明确规定相应的义务能够对他们形成一定的制约, 这两者相辅相成, 不可或缺, 共同在陪审团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是现实中, 我国《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没有对公民逃避承担陪审职责会承担何种法律后果作出具体的规定。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如果只行使权利而不接受监督的话, 很有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或是轻易放弃权利不作为情况的发生。

(三) 通知和开庭准备上不公平, 陪审团作用受限

首先, 根据庭前告知的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之前告知公诉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被告关于人民陪审团的组成情况, 以上人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可是异议是否被通过由合议庭审议决定。在这个过程中, 法院拥有绝对的选择权, 忽视了与案件直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权益, 与司法强调的公平和公正原则相悖。一旦法院反对采用人民陪审团, 当事人不得采取其他形式的救济手段, 这将直接影响到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能否实现。而且, 在当前公民法律意识仍有待加强, 司法改革继续推进的背景之下, 人民对于法官的素质, 包括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存在着一定的不信任感, 若是任由合议庭作出最终的决断, 一来缺乏公平公正, 二来难以服众, 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应当加大当事人意见的权重, 对法官的选择形成一定的制约。

其次, 在开庭之前, 书记员告知人民陪审团的职责及注意事项, 从表述上就可以看出, 对陪审团职能的规定缺乏社会认知力, 对人民陪审团职能的认识没有在社会上形成普遍的共识。根据《决定》, 我国的人民陪审团执行双重职能, 既进行事实认定又进行法律适用, 都对陪审员的基本素质形成了一定的要求。仅仅凭借开庭之前短暂的告知很难使陪审员对自身职能产生深刻的理解, 暂且不论陪审员是否具备一定的经验和逻辑思考能力, 对自己行使的职能缺乏清晰准确的认识, 必然会导致陪审团发挥作用的削弱。这便是导致“三不现象”的一层思想动因, 陪审员既害怕自己缺乏专业素养, 不敢发言或发问, 又出于自身的惰性, 不想发言或发问。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司法观念普及力度的不足不无关系, 当前司法改革推进不仅要使普通民众亲自参与到司法活动中来, 更要求增强法治意识, 进一步推动普法的进行。

最后, 在意见达成模式上, 我国人民陪审团制度规定陪审团成员可以对案件事实认定充分讨论, 对法律适用、裁决事项提出建议, 形成书面意见, 并由全体成员签名。它不同于美国刑事案件中实行陪审员成员一致表决的机制, 在此种机制下, 如果某一个陪审团成员对事实认定持反对意见, 经过协商依然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的话, 该陪审团的意见被判定为无效, 法院需要解散该陪审团并且组建新的陪审团重新认定案件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 司法审判的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在我国, 陪审员可以独立发表意见, 这些意见可以一致, 也可以不同, 都被作为合议庭庭审的重要依据。我国的陪审团制度设计虽然民主意味更浓, 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不统一的意见约束力相对较小, 限制了陪审团在最终庭审中发挥的作用, 进一步巩固了法官主导的地位。

(四) 评议案件上法官主导, 陪审团约束力弱

按照规定, 若人民陪审团上达了统一的意见, 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 合议庭应当予以采纳;当人民陪审团意见不一时, 合议庭应当全面地考虑各种意见, 采纳合理的部分。对人民陪审团意见采纳的结果是, 若陪审团意见与合议庭一致, 则正好采纳, 若意见不一致, 则由合议庭报请审判委员会作出裁定。从中可以看出我国陪审团制度效力约束上的特色。在英美法系国家, 陪审团形成的意见对审判法官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审判法官只有在陪审团所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适用法律的裁判。因此在英美国家中, 司法审判权被一分为二, 陪审团拥有绝对的事实认定权, 是引起法官裁判有效性的前提。在这种模式下, 法官的审判权力实际上被分割了, 陪审团和法官都是案件的仲裁者, 同时, 法官的审判风险性也被合理地分割了。反观我国的陪审团制度则有点不伦不类了, 人民陪审团既能进行事实认定同时能对法律适用提出意见, 可是约束力都得不到重视, 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仍然由合议庭作出。在这种模式下, 法官的司法审判权力并没有被陪审团分割, 职业法官需要承担错误审判的风险。它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协商性质的司法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能够得到保障, 可是在结果上不能形成有效的约束力, 起到的作用是苍白无力的。一个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而只是作为参考的决议, 必将导致我国的人民陪审团制度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将先例作为对具体判例进行认定的依据。而在我国, 成文法是主要渊源, 法官必须要找到对应的法律条款才能够作出判决, 这也是导致人民陪审团的意见不能直接被司法适用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曙光.人民陪审:困境中的出路—河南法院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贡献与启发[J].政治与法律, 2011, (9003) :35-42.

[2]汤维建.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的评析和完善建议[J].政治与法律, 2011, (19003) :2-11.

[3]孙群.人民陪审团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 2014.

[4]石磊.人民陪审团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 2013.

[5]吕洪民.中国陪审制度的困境与重生[D].吉林大学, 2011.

[6]卢磊.论人民陪审团制度[D].中南大学, 2012.

[7]杨小利.人民陪审团制度改革:困境与出路从比较法的角度[J].法律适用, 2012, (31001) :1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