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精选8篇）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篇1

试论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司法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公正与效率在法学界和实务界上已备受关注，人民群众对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程序公正更是司法公正的聚焦点，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旋律，确保程序公正更是诉讼监督的重点，诉讼监督特别是对审判的监督尤为重要，因为法官是否公正审判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而且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影响到国家机关的威望。本文就如何加强对审判活动监督、促进程序公正略谈一些浅见：

一、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的关系

程序公正是依照法律开展的诉讼活动，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也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而其具有直观性，即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公正，也是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所在。法律赋予司法者的权力，就是体现在司法活动上是否公正、公开、公平执行法律。在审判活动过程中，法官是否依法作出正确裁判和适用法律，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架起检察官对审判活动全过程的监督职责。

1、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加强审判监督有制约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实不然，强化对审判监督与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我国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是为了保证法院依法公正依法行使审判权。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诉讼程序公正性就难以体现，法律就难以得到正确实施。所以，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2、审判监督是程序公正的前提

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只是检察监督权大小不同而已。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是有法律的依据。审判监督是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以国家监督者的身份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也就是通过以国家公诉人身份的检察官参与诉讼，对有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整个诉讼活动过程是否合法予以监督并提出纠正意见，对认定确有错误的生效或未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使案件在审理中能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确保程序法的正确实施。

3、程序公正的实现需要检察机关监督来保障

目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理论都认同，在诉讼中实现法律的正义，就是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程序公正是指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也是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应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应予以尊重和保护。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庭审过程是在法官指挥下进行的，自由心证的思想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就难以避免产生，因而在实践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司法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公正是无言可谈的。导致这种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的重点和难点。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只有以监督来制衡，才能防止法官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程序的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内部生命。无论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还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任务。加强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合法公正的诉讼程序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审判活动监督的现状

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刑事审判监督的职责，对庭审过程中的每一个诉讼环节是否公正合法的监督，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但是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方面还缺乏立法上的依据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致使监督乏力，收不到良好的法律效果。

1、审判监督在立法上尚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对监督活动是通过公诉人参加诉讼活动对庭审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由于公诉人忙于就实体法的事实和罪名进行指控、举证、答辩，对监督只是流于表面形式。所以，以人民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是用什么方式和程序来操作，对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又如何监督，在法律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是否能被法院接受并执行，也是很难保证。若不接受，应如何处理，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对自诉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如何来实现监督，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是限制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2、公正执法意识不强，监督不力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制约上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力度还相当薄弱，当前还存在着重审查、多配合、轻监督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怕影响关系，怕伤感情，怕以后工作不配合等消极因素，致使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存在于表面，流于形式，出现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力度疲软现象。

3、监督措施不到位

国家权力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手段和措施来保障。没有处分权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仍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使监督权的行使空间有限，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只能对审判人员构成犯罪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对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发出检察建议或口头、书面纠正违法意见，被监督者不答复、不纠正，检察机关就束手无策。因此，对有违法的行为没有给予一定相应处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就难以落实，程序公正也难以得到实现。

4、监督途径与方法简单、抽象

当前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途径与方法是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程序法的大框框规定，对监督的途径与方法缺乏明确的施行细则。当前对监督的内容主要有：a、法院对案件的受理有违反管辖规定的；b、法院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c、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d、法庭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程序的；e、有侵犯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f、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于上述内容，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派员出席法庭，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或是受理当事人和其他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以及庭审外的调查研究监督等。对违反审判活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对有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途径与方法在执行上过于简单、抽象，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和权威性，造成在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监督效果较差。

三、完善对审判活动监督的有效机制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司法公正越来越体现其重要性，而公正不仅要求司法者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还需要对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保证司法权能依法运行。诉讼程序的公正同样需要法律的监督，制约其审判权的滥用，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作为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必须有完善健全的监督体系，才能保障程序

公正和法制的权威。

一是完善审判活动的监督立法。诉讼程序是诉讼活动的准则。只有在立法上保障程序公正，制定出规范的、合理的、科学的法律规定，司法者在实施法律时才有法律依据。负有立法的权力机关应尽快对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活动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加以明确，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或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以补充法律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虽然检察机关拥有检察建议权，但在立法上还不具有约束力，也即是没有强制性，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监督的处分权，使审判监督工作开展不深入，难以付诸兑现。因此，建议增设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处分权，也就是当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不纠正违法行为以及违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时，检察机关应享有检查权、调阅案卷权、审查权、调查取证权、出席庭审权等以及作出其他处理的权利。同时应规定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有权发表和提出建议，进行监督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活动是否合法。所以，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否则就会失去控制，必然产生腐败。笔者认为，只有制定公正、科学的诉讼立法，规范诉讼程序的活动，明确界定审判监督的内容、职权和具体程序，才能体现法律上的公正。

二是转变执法观念，树立检察监督权威。执法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求检察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条件下，突出体现程序公正优先的执法观念，以适应新形势下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行使监督权，应坚决予以履行，树立监督权威，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对于不接受监督的或一切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严肃法纪，予以制裁；对触犯刑律的，坚决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以防止法官滥用职权，妨害程序公正。同时对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案件监督制度，完备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监督权滥用，保证案件在诉讼程序上依法运行。

三是推行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是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所谓量刑建议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而提出的具体要求。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望，量刑建议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采取的新举措，是检察机关发挥审判前一种必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公诉人在审判活动中提出量刑的具体建议，是实现审判监督新的有效的途径。不仅可以监督和制约法官对被告人量刑的偏倚，减少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等现象，促进法官公正行事。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依据，量刑建议的提出，能使法官在量刑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准确适当作出裁判。若量刑建议不被采纳，判决明显失当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所以，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在诉讼程序上不仅能保障量刑的公正，增强刑罚适用的透明度，而且能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需要，对保证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公正永远是法律的灵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因此，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已是时代的趋势。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是法律监督的的一项重要职能，加强和健全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符合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只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法律监督权，强化对诉讼程序监督，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推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

作者：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游常庆

联系地址：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联系电话：0753---6616600

邮编：514300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篇2

一、现行刑事诉讼监督存在问题

(一) 刑事诉讼监督体系不周全

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不仅未能贯彻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 而且在监督制度中缺乏关键措施。

第一, 人民检察院未能针对刑事诉讼实行充分的法律监督原则。在现行刑事诉讼监督体系的设计中, 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保障关于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1]。各种监督手段缺乏相互衔接, 对于各个监督环节缺乏统一思考。

第二, 事后性监督体制。现行刑事诉讼监督体系大多为事后监督, 这一监督形式由于缺乏事前与事中的审查过程, 检察机关只能消极的对刑事诉讼中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督促, 使得监督存在被动性和滞后性, 大部分不能起到刑事诉讼监督的积极作用。现行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设计只能在名义上纠正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 难以真正意义上消除刑事诉讼中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2]。

第三, “事”多“人”少的监督形式。执法者素质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违法行为高发率的关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体制主要是针对可能发生违法行为的环节提出了一系列的监督体制, 而对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出现违法行为的“人”的监督实践运用较少。虽有机关内部的关于党纪、政纪的监督, 实践证明其难以遏制刑事诉讼中违法行为的出现。

(二) 违法监督制度缺乏程序性

程序性作为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继承了列宁创建前苏联检察机关的思想, 列宁在创建前苏联检察机关时指出检察机关必须担负起法律监督职责。对于出现程序性违法的执法主体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监督:即口头纠正和书面纠正。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体系上看, 检察机关进行法律执行监督的重要手段是如果发现执法机关早各类执法活动中出现违法行为, 及时通知相关部门予以不同程度纠正, 相关部门必须将纠正结果通知检察机关。如上监督手段在理论上能够体现监督体制的单向性和指令性, 但是由于保障手段不够具体, 且缺乏强制保障, 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监督作用。所以产生了受监督者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够重视, 检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缺失。

二、完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程序

(一) 检查机关知情权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前提是对执法中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发现和了解。人民检察院若要有效的对刑事诉讼执法过程实施监督, 必须改变目前知情渠道的单一性, 以求得全面客观的了解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所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检查机关的知情权进行完善[3]。

第一, 强制监督对象向检察机关提供相关材料。例如, 在监督刑罚的过程中, 执行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报送各类意见或者向监狱管理机关报送意见的同时, 抄送相关材料送达人民检察院。

第二, 明确予以人民检察院以调卷权。例如, 在刑事审判过程的监督中, 下级人民法院应当配合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卷宗进行调阅。人民检察院有权调阅罪犯改造过程中的案卷材料等。

(二) 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范围的扩大

现代法律程序必须遵循参与原则这一普遍原则。在刑事诉讼中, 参与原则体现在检察机关、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4]。

第一, 贯彻执行参与原则必须要保证检察机关在更大程度上针对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进行参与, 掌握相关执法和司法状况。

第二, 投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有权利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宪法, 所规定的具体制度必须符合宪法这一重要规定, 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建议从法律上明确规定, 当检察机关接到人民针对违法行为进行的投诉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有效处理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投诉人投诉处理情况。

三、结论

综上所诉, 针对现行刑事诉讼监督手段和监督程序存在问题, 刑事诉讼监督手段和监督程序的完善能够明确检查机关的权力, 维护国家法律的执行, 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摘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执行程序性不合法、制裁机制不健全、监督程序不细致等多方面问题。本文为使法律监督职能真正做到维护宪法实施的职责, 建议在刑事诉讼监督法的修订中以刑事诉讼的自身价值为根本出发点, 针对法律监督的特性, 健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程序, 建立多种监督手段相呼应的监督体系。

关键词：检查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法律监督权

参考文献

[1]高景峰, 刘中琦.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1, 08 (02) :14-25.

[2]卞建林, 李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07 (03) :45-51.

[3]邓思清.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02 (05) :17-26.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实体公正；程序公正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实体公正优先、程序公正优先以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三种言论。第二部分综合分析了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缘由，该部分研究了对程序公正优先论的质疑以及实體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由。最后一部分综合研究和分析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包括了坚决反对“重实体轻程序”和“轻实体重程序”两种极端观念、极力杜绝引发实体与程序同时不公的情形发生。

一、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

（一）实体公正优先论

实体公正优先观点认为，刑事诉讼当中的程序公正服务于实体公正，作为一种手段，程序公正就是为了打造实体公正，而当前者不利于后者的情况下，则程序公正也就理应被放弃。从实体公正优先论来看，具有着较早的起源，在历经了多国的刑事实践之后，传统的实体公正优先论才得以被逐渐摆脱。我国法学界对于程序法独立价值的反思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诸多学者对此的研究认为对于诉讼观念的转变需要以明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作为前提，将刑诉法的独立价值澄清，从此之后，该观点逐渐被认同，但受到诸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实体公正优先论观点依然长时间存在[1]。

（二）程序公正优先论

程序公正优先论最初始于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体系中更为盛行。我国理论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便基于对实体公正优先论的反思试图将重心倾向到程序公正优先论领域当中，并有学者提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一旦发生矛盾，则程序公正具有着更鲜明的确定性，有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权威的指导，因此应优先[2]。

（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论

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的当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被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具有着同等的地位，两者的目标也逐渐被一致化。此方向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并不应当一概而论，唯有视具体情况具体协调，才能有效助推我国司法实践的完善。时至今日，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已经成为了理论界多数学者的共识，理论虽如此，但如何深化两者之间的并重实践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3]。

二、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缘由

对于刑事诉讼当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理论的坚持，不外乎是为了将案件进行科学化解决，通过对片面认识的澄清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指导。

（一）对程序公正优先论的质疑

程序公正优先论作为我国部分学者主张的观点，对于程序独立价值的提升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的“重实体、轻程序”极端化现象的改革固然具有着相应的优势，但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可知，司法实践并不会因为程序公正的有限而实现实体公正，并且程序公正的确定性和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也并不绝对，尽管我国司法理论当中有着“救济先于权利”之说，但依然不足以对程序公正论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由

首先，程序的独立价值虽然存在，但难以保证其纯粹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其重要性通常体现于在追求实体公正不成之后的辅助作用当中。结合诸多相关研究可知，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至今，大部分公众对于司法的期待主要在于实体公正方面，而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当中的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程序公正优先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可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并重具有着特定的必要性[4]。

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

（一）坚决反对“重实体轻程序”和“轻实体重程序”两种极端观念

两种刑事诉讼实践针对于实体和程序的两种公正理论长时间以极端化形式存在，要想有效打造两种公正并重的局面，必须要打破传统的重两者的极端观念。突破传统的“不枉不纵”之“愿景”，并摒弃“有罪必罚”的理念束缚，致力于整合两个观点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二）极力杜绝引发实体与程序同时不公的情形发生

对于实体和程序不公现象的发生，应当以科学化权衡两者之间的冲突作为前提，由此也就要求对两者并重的关键点进行减持。首先需要深化形势政策当中的宽严相济原则，以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降低牺牲者所受到的伤害值，确保两者之间公正的最大化；其次，应当致力于推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一致性，着力追求两者之间的统一，以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动态机制构建创设良好的环境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中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并重实为完善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必要对此予以正确认识，应该进一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避免出现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现象，如果存在两者之间的冲突，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实现利益最大化，多措并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完善助力。

参考文献：

[1]张焕霞.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关系[J]. 甘肃理论学刊，2010，03：66-68.

[2]陈光中. 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之我见——以刑事司法为视角[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02：3-6.

[3]冯新华. 在强化程序意识中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J]. 楚天主人，2013，01：44-45.

[4]冀祥德. 程序优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冲突选择[J]. 诉讼法论丛，2012，00：1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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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公正论 篇4

「内容提要」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为标志，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了实践这一世纪主题，深入研究程序公正在我国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价值，改革与健全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采用比较法学、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指导，对程序公正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概括，即法官的中立性、当事人的平等性、程序的科学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及时性、程序的安定性、程序的保障性。接受程序公正具有必要性。但程序公正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具有某种局限性，与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存在一定的矛盾。文章的结论为：我们需要确立程序公正的理念并以此作为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程序公正的实现是一场渐进性的改革，今后诉讼制度改革仍需将重点放在程序的合理设计和遵守上。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为标志，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学理论与实务界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定分止争的实体合法性方面，对程序合法性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没有或没有完全认识程序公正在法治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实践这一世纪主题，深入研究程序公正在我国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价值，改革与健全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一、程序公正的内涵与界说

（一）程序公正的概念

公正也称正义，与英文的Justice一词相对应，是自古至今法学家们极力推崇的法律所追求的最大价值，但要给公正或正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换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正义的理论文献、学说可谓纷繁复杂，但这些正义观念所关注的多是所谓“分配的正义”、“均衡的正义”以及“矫正的正义”，重视的是各种活动结果（result，effect）的正当性，而不是活动过程（process）的正当性。因此这些观念基本上属于“实质正义”或“实体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的范畴。这种局面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变化。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出版了著名的《正义论》一书，在该书中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并着重对纯粹的程序正义进行了论述。2差不多在罗尔斯的理论出现前后的一段时期，在法哲学领域内，一些英美学者从揭示传统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的思想基础出发，对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 due process）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认为法律程序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procedural values）而设计的，这些价值有参与、公平以及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固然会形成正确的结果，但是这种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并不因此得到证明，而是取决于程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换言之，确保法律程序自身价值的实现是法律实施过程的关键所在，只要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从法学的角度看，公正分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程序运作过程中所要遵循的价值标准；实体公正主要是指立法在确立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时所要遵循的价值标准。如果进一步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实体公正是指诉讼的结果在正确的事实认定基础上产生并且符合实体法的要求。总之，可以这样认识程序公正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 篇5

前言

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被称为“再审程序”。当前，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在此，笔者仅就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略抒己见。

一、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重要的诉讼程序。所谓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要准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属性，还应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审终审的案件，审理程序即告终结，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终结，案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终结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再审或提审，就发生了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发生在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有这种程序，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这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开始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与否，当事人申诉未必引起再审，当事人不申诉也不见得不进行再审。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

第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生效的判决、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的地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确定审理对象主要是从案件的表现形式上看，并不是依案件的内在本质内容来定。我们要强调的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并不意味着任何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只有那些既发生了法律效力而又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才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是法定的机关和人员。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只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来源，其本身不是再审的主体，不能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阻止判决裁定的继续执行。

第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没有规定时间上的限制，无论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已经执行完毕，只要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再审。

第五，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的划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之分，只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这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便于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事实与法律的全面审查中发现原裁判的错误，从而彻底纠正错误。因为事实上的错误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断然划开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国的规定较科学、合理。

第六，再审改判可以判处重于原判的刑罚。这与“上诉不加刑”是有区别的。再审后的案件，认为原判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裁定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和抗诉；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失实，或者事实属实，但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如果原判量刑过重，被告人仍在服刑的，可以撤销原判，酌情改判减轻刑罚，原判确属量刑过轻，可以改判加重刑罚。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对生效裁判实施救济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按照中国的主流诉讼理论，建立“审判监督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上的正确，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应当随时提起再审程序。这一论点实际构成中国审判监督程序赖以存在的主要理论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篇6

三、诉讼证据制度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一，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对原则。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相关的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之中，而三大诉讼法对证据问题的规定比较简单，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单独规定仅有8条，民事诉讼法有12条，行政诉讼法有6条。这些条文都比较原则，不能适应审判的需要，即使最高法院对三大诉讼法的证据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审判实践中，操作起来，还是不解决问题。第二，诉讼理念上的偏差。法律规定的原则并没有对司法公正与高效的实现构成障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大部分是我们在旧的思想认识基础上造成的。我们对公正的主流理解是实现绝对的客观公正。表现在诉讼制度上，特别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证据制度的设计是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一个案件的审判，当事人可以在一审期间举证，二审还可以举证，甚至案件终审后，还可提出新的证据予以推翻进行再审。当事人举不了证的，法院也有权、或者有责任进行调查取证，确保案件案情的真实，否则就不是公正。这样一个案件的反复审判，导致社会对司法审判失去了信任感，有的人就质问法院，法院判案还有没有谱？且不说最终结果的公正与否，即使是绝对的公正，但也难以说服社会。最终败诉的当事人会指责法院不公正，有关社会各界及新闻～也会根据自己的公正价值观对生效或未终审的裁判进行评论，甚至指责。其实质是当事人及社会对法院诉讼程序的不认可、不认同。事实上，案件时过境迁，案件的真实情况很难再现，只能靠一种诉讼规则去认定一个强制性社会接受的事实。人们常说，空口无凭就是这个道理。诉讼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恢复案件的客观事实，只能是一种相对性的追求，只能是依据现有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过分强调人民法院必须在查实、查清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下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是违背诉讼规律的。其结果导致让社会实现不了的东西抱有起了过高的希望；特别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当事人常常会将此归于法院裁判的不公。第三，法院职权主义色彩较浓，对当事人的合意尊重不够。诉讼是控辩双方的诉争，法院只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诉讼法的任务不是让程序当事人沦为法院审理活动的客体，相反，应赋予对程序的进行有利害关系的人以相当的程序保障，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充分性，保障其能适时、适式提出证据、陈述意见，或进行辩论的机会。但目前在诉讼证据制度中还存在着法院职权主义，没有把诉讼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形成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第四，法庭审理的证据公开性不够。尽管本市法院采取了一些措施，实行了公开审判，公民可以凭有效身份证明旁听案件的审理，可以查阅有关的法律文书，但是在诉讼过程中，与诉讼结果直接相连的、当事人十分关注的证据问题的公开性相对不够。目前法官有一个心理，认为“这案件我判的没有问题，就不怕你不服”，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存在着较大的随着性，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全部接受，而是按照其主观认为而定，对于哪些证据在法庭上进行质证，对于哪些证据被采信，哪些证据没有被采信，从法庭上没有给当事人以明确的说法，一纸判决下来，对于证据的采信情况也是十分简单的概括，甚至看不出双方当事人举证的情况，更不用说证据采信中的认证与否，常常被当事人或者社会嬉为不讲理的判决。其实并不是法院判决不讲理，而是法官裁判的根据和理由不被当事人所理解。

四、关于改革与完善诉讼证据制度的调研建议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改革和完善诉讼证据制度当务之急是，转变诉讼证据的观念，按照现代诉讼理念，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下，制定本市法院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规范全市法院不统一的诉讼证据行为，改革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与高效的传统做法，通过操作规程，予以调整，确保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根据我们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调研，对相关理论和法律规定的学习研究，现对制定本市法院证据规定提出一些建议性意见：

（一）关于制定证据规定的指导思想问题证据规定应当着眼解决当事人和社会对法院诉讼程序和诉讼结果的认可度问题，主要是转变诉讼证据理念，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从操作上倡导一种现代诉讼的意识：对法院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者地位进行定位，在此定位下对证据问题进行规范和引导，从操作上规范法官的诉讼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诉讼的公平、民主、公开。第一，确立控辩双方在诉讼证据上的平等地位。公正是按照一种科学的诉讼规则得出的一个诉讼结果，其不仅仅表现在诉讼结果上，更重要的是诉讼过程的平等、公平，参与诉讼的各方共同遵守，并获得对等的机遇。在证据规定中，一些证据制度应围绕这要求进行设计，平等在赋予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知情权等。第二，法庭要最大限度地保持中立，淡化职权主义，有限的职权要被动的提起。从诉讼理论上讲，诉讼就是诉讼双方，或者说是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法院只是居中的裁判者。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定位设计诉讼制度、诉讼证据制度，法庭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中立，淡化职权主义，有限的职权将被动的提起。&n

bsp;第三，树立法院审判案件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进行裁判。法院认定的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客观事实，而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恢复案件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来认定一个法律事实，不能一味强调人民法院必须在查实、查清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下判，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背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的。鉴于此，我们在制定“证据规定”时应当遵循现代诉讼证据理念树立了“法院审判案件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进行裁判。”的现代诉讼理念。第四，突出诉讼证据的公开性。在制定证据规定时，公开性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则。突出证据的公开性对法院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抑制法官滥用、懈怠职权，对法官形成约束；另一方面也能树立法院裁判公正的形象。因此，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情况应该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认证。如果在法庭上认证确有困难，则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叙述，给当事人以明白的结果。不透明的诉讼机制使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缺乏可预测性，难免使当事人，包括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裁判顾虑重重，缺乏可信度。

（二）关于制定证据规定的体例问题关于制定证据规定的体例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主张刑事、民事、行政分别制定；另一种是主张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经研究，我们认为宜制定一部统一的诉讼证据规定，理由如下：一是三大诉讼虽各有特点，对证据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要求，但其均拥有共同的诉讼证据属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许多适用规则上也是相通的；二是目前全市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诉讼证据问题还存在着许多认识模糊和运用混乱的地方，分别制定三大诉讼证据规定，有可能会出现基本原理上的不一致或相通问题的重复规定；三是既便于审判人员学习掌握，也便于审判领域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制定“规定”的技术问题上，可以将三大诉讼证据所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要求规定在总则部分，将其特殊性要求规定在分则中，分别适用。这样，可以使全市法院在诉讼证据的基本理念上统一认识。

（三）关于制定证据规定要结合国情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已成大势所趋，现在只不过是处于一个过程之中；我国加入WTO后，又对我们的诉讼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现代国际规则办事，必须在审判工作中充分体现现代理念。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毕竟并不十分发达，国家并不富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进行之中，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公民法律意识还有待加强。从本市来讲，地区社会状况差异较大，在远郊区县，特别是偏远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群众法律意识淡漠，一些当事人能出山“打官司”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的要走上一天的路。因此，我们在制定证据规定时，必须考虑我们的国情，必须坚持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此相适应的诉讼制度，特别是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必须有一个过程，在个别地方，这个过程可能还会比较漫长，有些条款必然具有过渡性质，如我国的证人制度还不能完全与国际接轨，必要限制的人民法院司法调查权还须保留等，这些反映国情的规定在一段时期还必须有所体现。

（四）关于证据规定中几个主要具体问题第一，关于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问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依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和要求，应当明确：在观念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具体的法制环境和审判方式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淡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的职权调查取证活动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已充分举证，对于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法院方可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并且在一般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的内容不得超出当事人申请的范围。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对此条件，应当明确。第二，关于举证期限问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规定”必须明确诉讼双方向法院提举证据应有时间的限制，法院不得因当事人举证而影响审限。在具体操作上，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当事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一是由当事人对举证期限进行协商，法院确认后，由诉讼各方共同遵守，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应在开庭日之前；二是在当事人协商不一致时，或者根据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指定举证期限；三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同时处理好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时的一、二审之间的关系，应充分保护及时举证一方当事人的权益。第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鉴于我国国情和目前法律依据的欠缺，我国的证人制度还很难一步到位。为在全市法院最大限度地解决证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力求确保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目前我们所能尝试的方案只能是尽量增加证人出庭作证的操作性：一是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当事人举证的一部分，规定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当出庭作证，并将“正当理由”予以了明确限定，加重提举证人的诉讼方的责任；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落实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必要费用，证人要求补偿的，由法院审查决定，并计入必要的诉讼费用，由申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当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以判定”。第四，关于鉴定、勘验问题。针对实践中的问题，“鉴于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的管理现状，我们无法真正解决审判实践中鉴定内容正确与否的实质性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侧重解决鉴定的程序问题，增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主要是通过尊重当事人合意意志、减少法院职权的方式实现，规定鉴定机构的确定由诉讼双方共同选择，同时增加对有争议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规定。第五，关于建立证据交换制度，突出证据公开性问题。近年来，全市部分法院积极实践，在知识产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篇7

关键词：劳动仲裁,民事诉讼,司法效率

一、实证考察:南方某市范围内劳动争议收结案情况的数据分析

通过上述表1、2、3可看出, 近三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呈井喷式增长, 仲裁后的起诉率居高不下, 诉讼与仲裁结果也大异其趣, 这些情况反映出裁判劳动争议的尺度和标准不统一, 由此必然导致仲裁机关的权威性难以建立。在一审诉讼结果与仲裁结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 上诉率必然节节攀升, 这就会造成诉讼与仲裁资源的严重浪费, 不仅不利于劳资纠纷的解决, 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更加降低了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所应体现出的效率。

二、问题研究: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程序衔接不当阻碍司法效率的表现

司法效率低下是司法公正之大敌。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不当会使部分案件的判决变得毫无意义, 效率低下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使劳资双方的生活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尤其如此, 他们在仲裁与诉讼的战车上进退两难:退则心有不甘, 代价已付;进则定案无期, 代价尚不知要再付几多。迟到的裁判必然会增加执行的困难, 胜诉的裁判文书往往是一张司法“白条”。这种效率低下的机制必然削弱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劳动者往往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如上访、暴力性事件等。

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制度不能有效衔接从而阻碍司法效率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同一纠纷分多次申请、起诉及随意增加诉求的现象时有发生

司法实践中, 同一劳动者与同一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纠纷, 原本可在同一案件中予以妥善处理的相关诉求, 基于不同的原因, 人为的分成多个案件来起诉, 劳动者可以变换各种请求理由多次行使诉权, 在诉讼过程中随意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司法程序启动及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过于随意都极大的破坏了司法权威。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 使得本就案多人少压力大的仲裁、审判机关难堪重负, 如下表4所示。

(二) 证据规则不统一致纠纷重复审理现象一直存在

法律规范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个人陈述在仲裁与诉讼程序中的效力是否一样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同一个劳动争议纠纷中给了当事人两次重新举证质证、陈述自认的机会, 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趋利避害往往是共同的选择, 在其了解到裁判机构的裁决结果后。部分当事人会改变在仲裁中对己方不利的陈述及变更不利证据的提供。翻证、反言的有违诚信的行为不但破坏了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正常秩序, 更是在有意逃避法律的制裁, 大大阻碍了司法效率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体现, 如图1所示。

(三) 两机构监督机制缺位致劳动争议久拖不决现象层出不穷

劳动仲裁与诉讼是各自独立且相互脱节的, 因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 所以劳动仲裁机构对法院的监督是无从谈起的。当事人不满意仲裁的结果便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法院在程序上与实体上都不与仲裁机构挂钩, 所以案件起诉到法院后, 又进行了一次重新审理, 这就拖延了案件解决的效率, 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

三、改进措施:完善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

(一) 树立劳动争议纠纷一次除尽原则

劳动争议纠纷一次除尽原则是指在一个法律关系中涉及的所有争议事项尽可能的通过一次仲裁或者诉讼予以全部解决的原则。坚持劳动争议纠纷一次除尽原则可避免部分别有用心的当事人利用程序的漏洞拖延案件的处理。如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经常有部分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心怀不轨故意将原本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处理的纠纷分开诉讼。如果坚持劳动争议纠纷一次除尽原则, 人民法院便可以一事不再理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

仲裁机构是处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第一个阀门, 对于部分当事人分开多次仲裁的情形容易掌握, 所以对仲裁机构赋予一定程度的审查权是落实民事纠纷一次除尽原则的必要条件。倘若仲裁机构发现部分劳动者确实存在上述不良行为, 首先对其进行风险告知并释明其诉求应一并起诉, 若当事人不肯听取则依法不予立案。如果劳动者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分别起诉, 仲裁机构应告知其如果存在滥用法律诉讼的行为, 将由此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

(二) 建立统一的证据规则

劳动仲裁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的的第一道程序, 距离争议发生的时间间隔尚短, 矛盾尚未被激化, 双方仍然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关系, 对纠纷的陈述比较客观真实,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双方一旦对簿公党,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会走向破裂, 握手言和的机会很是渺茫。因此, 仲裁阶段劳资双方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至关重要。在此阶段可以尝试利用南方某市人民法院创制的《非诉组织调解前固定纠纷事实工作机制》, (1) 此机制可在不改变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框架内填补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之间衔接的空档。同时该机制也是倡导纠纷处理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不管是在仲裁阶段还是诉讼阶段, 诚实信用都是纠纷双方必须遵守的帝王条款。纠纷主体必须遵守诚信原则, 正当合理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倘若当事人的后续行为与现行行为相冲突, 且当事人的后续行为可能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 经办法官便可按照《非诉组织调解前固定纠纷事实工作机制》及诚信原则否定后续行为的法律效力, 肯定先行行为的效力。所以在劳动争议仲裁阶段实施《非诉组织调解前固定纠纷事实工作机制》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现行处理机制的不足, 进一步促进证据规则的统一, 提高劳动争议处理的司法效率, 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仲裁和诉讼两种处理方式如在证据方面能够实现有效的衔接, 必将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司法实践中,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常是仲裁规则的制定主体, 而法院的证据规则往往是由人民法院制定, 所以因制定主体的不同往往会导致适用的一致性常常不协调。为了提高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的质效, 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实践中较为合适的办法是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根据劳动争议的案件特点依据司法规律一起协商制定, 并由两机关统一适用。如果操作中的难度较大, 可有双方先行制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如诚实信用原则。

(三) 建立法院与仲裁机构的业务沟通机制

通过对南方某市审判与仲裁结果的对比分析可知, 仲裁结果与一审的判决结果仍有相当一部分是不一致的, 这说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诸多方面有差异, 故而就有必要在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建立业务沟通联系机制。设立了该机制, 法院和仲裁机构就更方便的相互进行业务上的沟通和学习, 提高裁判的一致性, 增强可预期性, 减少当事人进入诉讼案件的数量, 提高仲裁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的质效, 从而增强当事人对司法权威的信心。如建立定期业务研讨制度, 定期就业务上的难题进行沟通, 依法确定最优的方案。由此就可增加仲裁与诉讼的结果一致性, 提高劳动争议解决的公正与效率问题。

注释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篇8

关键词：小额诉讼 检察监督 问题 对策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26条正式确立了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诉讼程序的简化设计，节约诉讼成本，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化解更多民事经济纠纷，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快速实现。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现状

小额诉讼通过更加经济便捷的诉讼进入机制，保障当事人的平等诉权，实现司法的大众化和权利实现的经济化。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仍面临一些实际问题。

（一）小额诉讼案件审判主体不统一，审理程序混乱

目前，我国大多数法院还没有建立小额速裁庭，对小额诉讼程序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制度，造成小额诉讼案件分流节点不清、程序转化不规范等多种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小额诉讼操作程序，不同法院的程序操作也不统一。有的法院专门设立了小额诉讼法庭，有的由立案庭审理，有的则由民庭审理。在审理程序上，一些法院同一法官同时需承担审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案件。但在这三种审理程序的设计上，规定粗略，操作性弱，导致适用上的混乱。例如，有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却按普通程序开庭，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却按简易程序开庭，造成“简易程序不简化、普通程序不规范”，而审理小额诉讼案件过程中的程序混用现象也普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0条和第281条对小额诉讼的程序转化做出了规定，但仍然粗略，在审判中缺乏具体指导性。

（二）对案件分流的过分关注和法官职权的强化，使司法实质正义易打折扣

小额诉讼程序的效率与公正历来是民事诉讼学术领域的热点，合理平衡二者的关系也是审判实践追求的目标。我国的小额诉讼更多是作为一种克服普通诉讼程序由于固化的程序和形式导致诉讼成本高昂、诉讼周期长等不利而发展出来的化解途径。由于对案件的分流和快速审结的过分关注，使司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沦为其次，很可能让公众获得的是廉价的司法和打折扣的正义。[1]

通过小额诉讼程序实现司法裁判，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法官职权的行使。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过大的程序主导权和自由裁量权增加了法官权力恣意和当事人权益损害的风险。例如，在小额诉讼中，法官可以通过自由裁量权“以判压调”，当事人需违心接受调解。而且由于当前法官考评制度中的上诉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小额诉讼程序还可能造成部分法官为降低案件上诉率滥用一审终审。也有法官为避免一审终审的错案和当事人信访，利用程序转化的自由裁量权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架空小额诉讼程序。

（三）小额诉讼救济机制的缺陷不能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

相比国外大多数国家各具特色的小额诉讼救济程序，我国还未建立起及时保障当事人权益的有效机制。虽然在理论上，《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的裁判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基于小额诉讼程序节约诉讼成本的价值取向和法院内部错案追究的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小额诉讼案件会被严格限制进入再审程序。即使有证据证明法院判决错误或程序违法，法院启动再审或检察机关抗诉后，再审审查期限长达3个月并且再审期间不停止对生效判决的执行，这也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权益实现。而且小额诉讼的判决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当错案发生后，由于一审终审制直接剥夺了当事人上诉权，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均难以保障，丧失救济渠道造成的风险让当事人不愿并且不敢轻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二、目前我国小额诉讼程序检察监督遇到的难点

对小额诉讼进行检察监督是检察权的应有之义，但基于我国目前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中的现状，对小额诉讼进行检察监督面临着特殊问题。

（一）小额诉讼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不完善，检察机关进行法律适用无规可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虽明确了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类型范围和特定的转化情形，但在小额诉讼审理中，案件类型及转化情形远比现有规定复杂，找不到对应转化依据的情形常有，导致了检察监督中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以下情形都是法律适用中难点：案件受理时标的额符合小额诉讼的条件，但程序启动后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了新的诉讼请求，这使标的额总量突破了小额诉讼程序的限制。案件跨越两个年度时应如何确定小额诉讼标的金额。分期付款案件到期部分不足小额诉讼上限，但加上未到期部分就超过上限。债务在诉讼期间不足小额诉讼上限，但随着时间推移，债务不断增加，又超过小额诉讼的上限等情形。[2]

（二）小额诉讼缺乏系统独立的操作程序，检察机关开展检察监督无章可循

《民事诉讼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仅有一个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小额诉讼的规定亦比较粗略，实践中只能零星参照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关于小额诉讼案件的受理、送达、庭审、程序转化、判决执行、救济机制等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独立系统的操作程序，导致法院在小额诉讼受理、送达、庭审等各环节的处理上各行其是，检察监督无章可循。在无具体操作程序规范下实施的小额诉讼的检察监督，缺乏针对性、规范性，也会失去说服力和有效性。

（三）一审终审案件检察监督机制未建立，检察机关对小额诉讼的检察监督缺乏具体指引

《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诉是申请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只要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检察机关即可以开展检察监督。这种规定是基于当事人可以上诉的前提设置的，意在引导当事人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救济途径，防止检法多头处理浪费司法资源。但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在具体审判中与两审终审的普通民事案件存在许多不同。例如，存在向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转化程序，而发生程序转化所依据的诉讼标的额的确定问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体哪些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检察监督，小额诉讼检察监督的环节，监督的方式和效力，以及法院对小额诉讼检察监督如何处理等问题均未明确。因此，目前检察机关对小额诉讼案件进行检察监督仍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指引规范。

三、我国小额诉讼程序检察监督的完善

基于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在实施中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开展检察监督的难点问题，本文认为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检察监督，应从构建检察监督前提、搭建检察监督平台、开展执行监督等方面加以解决。

（一）构建检察监督的前提

小额诉讼程序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需要由详细的立法提供解决路径。完善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明确的程序规定是检察机关进行小额诉讼检察监督的前提。首先，应完善小额诉讼的案件类型和范围规定，出台小额诉讼金额确定的节点细则，制定小额诉讼程序转化细则，规定小额诉讼申请再审之外的救济机制，通过立法的完善不断增强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引导。其次，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操作程序，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各环节的操作细则。例如，规定法院对当事人起诉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件的案件，一般应在收到起诉材料之日起3日内立案，并于立案当日将案件移送法院业务庭，最迟不超过2个工作日。当事人认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不当的，可在接到开庭通知书后3日内向法院提出异议。在审理期限上，小额诉讼案件应当在1个月内审结。最后，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完善实现小额诉讼审判程序的规范化，明确小额诉讼法官的职权清单及法律责任，建立严格的程序转化监管机制，促进小额诉讼程序转化的规范化。

（二）搭建检察监督的平台

搭建检察监督的平台在一定层级上建立小额诉讼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系统规定检察监督的案件范围、监督环节、监督方式和法律后果，从而使小额诉讼程序的检察监督有章可循，增强监督的可行性和系统性。

1.监督环节和文书报送程序。小额诉讼的检察监督工作机制应参照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对小额诉讼的受理、送达、庭审、程序转化等环节实行检察监督，规定法院在各环节向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报送程序。例如，明确规定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送达《小额诉讼告知书》，并将副本在3日内抄送人民检察院。通过对监督环节和文书报送的明确，使检察监督有的放矢。

2.小额诉讼程序检察监督的方式。检察机关可依当事人的申请和依职权对小额诉讼的审理和判决进行检察监督。监督方式主要是：一是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发现人民法院在诉讼活动中存在一般性的不当审判行为或裁判结果存在瑕疵的，应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及时落实。二是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基层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小额诉讼裁判结果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申请监督并有监督必要的，应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3.检察监督的法律后果。明确规定检察监督的法律后果，对人民法院在小额诉讼中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发现可能有错误或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可依法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并跟踪监督。人民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应积极研究和纠正，并在收到检察建议1个月内作出书面回复。例如，法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构成违法或犯罪的，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的同时，还应依法移送相关部门查处，追究违法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

（三）监督小额诉讼的执行

小额诉讼程序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快速和有效实现当事人诉讼权益，因此顺畅高效地执行是保证小额诉讼程序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目前没有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执行规范，实践中主要参照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执行。小额诉讼案件调撤率居高不下，拖延执行、不完整执行的问题比较突出。法院执行程序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执行缺乏透明度等普遍性问题也是小额诉讼案件执行面对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小额诉讼执行的检察监督既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更是保障小额诉讼案件当事人权益的重要途径。

为顺利开展小额诉讼执行监督，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的支持，在与法院充分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就开展小额诉讼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建议的办理程序、监督的效果、人民法院对监督的处理程序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制定规范性文件。当事人认为小额诉讼执行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向执行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提出，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法院存在执行违法行为的，应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应积极接受监督，及时研究落实责任，并将是否采纳的结果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检察院，如不予采纳，必需说明理由。如果法官拒绝纠正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严重违法或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或刑事责任。

注释：

[1]参见李江蓉：《论小额诉讼制度的司法困境与制度构建》，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