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共8篇）

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1

浅论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监督的关系

浅论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监督的关系

【内容摘要】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由于与人们合法的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的功能，是公民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的体现，代表着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衡。所以，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是紧密相联的。如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与促进作用，避免其对司法公正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笔者拟对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概略分析。

【关键词】司法公正 审判独立 舆论监督 媒介审判 新闻自由 司法权威

引 言

法谚“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给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呢？新闻媒体和司法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其二者间既存在目标的一致性，又存在矛盾与冲突，即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如何实现两者的协调共存，最终实现社会公众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是司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笔者拟对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概略分析，以期更好的指导工作。

一、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分析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内涵就是司法机关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以司法工作人员的职能活动为载体，以严格依法为基准，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坚持平等、正当的原则，且要在审判结果上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工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诉讼程序正义和判决结果公平等方面 [1]，具体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实体公正。指现行法律分配给人们的权益与其通过司法活动所确认的权益相一致，且这种一致性应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保障。关于实体公正，我国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适用法律。二是程序公正。指在法律适用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位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它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是长期司法实践中对处理各类案件程序、手段、方法规律性的科学总结。三是执行公正。即按法定程序公正、严格地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使纸上的东西得到切实的履行。四是形象公正。指司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除了要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外，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司法人员的身份。只有司法机关形象公正，社会公众才能信任司法，司法救济才能成为社会公众一旦发生纠纷的首要选择，促使社会公众的矛盾和纠纷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消解，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非法律手段解决。

可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执行公正和形象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实体，都要求司法人员忠实地服从和使用法律，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立场，不偏不倚，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和相互间的冲突分析

（一）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一是有助于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当前，不少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旁听需求，加之现代社会中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居住分散，不可能经常以旁听的方式来了解司法、监督司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实现了间接公开，扩大了人民法院案件审判的公开面和透明度，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详细地知悉一些广为关注的案件的审判情况，使法庭审判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人民法院审判公开的原则得到更彻底、更有效地落实。

二是有助于提升审判质效。新闻媒体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审判质效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新闻媒体通过对瑕疵裁判、冤假错案的无情披露，监督司法机关有错必纠，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从而最终使个案的错误裁判得以纠正，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终的维护。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监督有力地促进司法机关发现自身工作存在的缺点和疏忽，从而改善自身工作作风，使司法活动也变得日以文明和规范。同时，新闻媒体的有力监督提高了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司法腐败的机会，使审判真正成为了“阳光下的审判”。

三是有助于改进审判作风和提升执法水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其转变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审判工作经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办案法官的业务水平。新闻媒体对庭审情况进行报道，客观上会促使法官认真学习相关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去阅读案卷，深入了解案情，严格依法审判案件，以更加缜密、严谨的思维进行判决。一方面必将提升办案法官的职业涵养。在新闻媒体的监督下，会促使办案法官按规定着装，开庭程序会更加规范，法庭仪容仪表会更加严整，开庭用语会更加规范，作出的判决会更加缜密、严谨。所以，审判机关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干警素质的同时，强化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它能有效提升办案法官的综合素质，也能有效抑制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是有助于扩大办案效果。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报道，有利于扩大办案效果，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人民法院通过案件审判，惩处犯罪，调处纠纷，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但法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审判工作的被动性、中立性。新闻媒体通过对审判工作的报道，扩大了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预防犯罪和矛盾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依法治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报道，在实现其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也在向社会公众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在全社会培育法治理念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才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新闻工作者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而司法活动具有一定的过程和程序。可见，新闻媒体过早的报道、评论势必会侵犯司法独立的原则，形成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可以说，新闻报道追求的案件往往是具有生动性、重要性、显著性、新奇性的案件，从而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媒体热点，而且，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注重结果，追求惩恶扬善、分清是非为目的的正义，这使得其常常要对司法机关追求的以建立在程序正当基础上的正义构成强大的冲击，对人民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媒体压力，从而产生“媒介审判”的不良效应。

媒介审判这一概念发端于美国，由“报纸审判”演变而来。我国台湾学者尤英夫认为：“报纸审判的意义较为广泛，即任何民、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他方式，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凡足以影响审判者，都可称为报纸审判。” [2]

笔者认为，所谓“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其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新闻媒体报道的对象一般是民愤极大，影响甚广的“非自愿社会公众人物”，在事实的选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所发生的案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一些新闻媒体对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案件报道趋之若鹜，对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这样的情境下，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就不得不考虑公众媒体的压力，从而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这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越位现象，其干扰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两者间的冲突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审判活动追求的“事实”与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两者间存在差异。司法审判活动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就是说审判活动只依据“法定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新闻媒体也有在“全部事实”范围内对案件进行报道的倾向，但是新闻事实的“真实性”要求有别于法律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要求，即新闻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等途径了解到的事实，而司法审判所要求的是能够以确凿的证据来证实的事实。新闻媒体对案件信息的收集也不像诉讼程序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可以报道某些只注明消息来源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而法庭却不能采用这样的信息。由于两者所采用的“事实”不同，因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结果与新闻媒体对所披露的案件所期望的处理结果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性。

2、新闻媒体的介入会给办案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时，对于某一案件，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思维。这些都可能给办案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从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3、“有偿新闻”的出现势必对司法公正造成不良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会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个别法制观念淡薄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在未结案之前，也会做出倾向性的报道，甚至对案件妄加评论；有的为提升网络点击率或阅读量，经案件当事人的邀请，在未全面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歪曲报道以迎合案件当事人的诉讼需求，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也就是说，新闻媒体通过有偿新闻、媒介审判等形式形成“媒体压力”,这必将侵害某一方案件当事人的权益,损害新闻媒体形象,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三、对构建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间和谐关系的建议

新闻是自由的，其对法庭的报道和批评是需要的，但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其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不仅新闻的采集、发布和传送要遵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而且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更要慎重。也就是说，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要采取对法律负责、对真实性负责的态度，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新闻工作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所以，新闻媒体既要发挥披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又要对新闻报道加以规范和引导，以此防止和消除对司法公正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削除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使之达到良性互动与合理构建，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主导性关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权的合理界限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独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一）对司法机关自身的要求

一是提升执法办案水平。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人民法院应积极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确保司法公正是当务之急。法官的法律知识丰富了，业务水平提高了，将会把一个高水平的庭审展现在新闻媒体记者面前，以其闪烁着法律的尊严理性和智慧的专业才能赢得记者的尊敬。同时，办案法官要精心审判好每起案件，认真制作每一份法律文书，保证案件从实体到程序都不出现瑕疵，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是大力开展审判公开活动。公开审判的主旨在于让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具有提示性、感染和教育的作用，并成为今后行为的指向；程序公开还提供了对诉讼过程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3]在审判工作实践中，应根据案件性质，有意识地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阳光庭审”，大力开展巡回审判、法院开放日等活动，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旁听案件庭审，并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全程录音录像等网上信息公开的力度，加强与网民的互动，及时为网民答疑解惑，推进“阳光司法工程”活动的深入开展，让社会各界了解法院、理解法院，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做法院文章的人没有机会。同时，应准予新闻媒体对公开审理的案件进行采访报道，并为其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报道创造便利条件，解释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规范语言，引导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工作中尊重有关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尊重司法事实，尊重司法程序和诉讼规则；

三是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开展审判执行工作过程中，人民法院应通过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与新闻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减少舆论炒作风险。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各级司法机关的的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应及时将群众关心的案件情况公之于众，使新闻媒体可以从正规渠道获取官方消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这样既确保了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防止公众的猜疑和舆论盲目的导向，最终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是强化自我宣传意识。人民法院在抓好执法办案的同时，应充分利用院内外各类宣传平台，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及时上报稿件、编发院内信息简报，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壮大宣传声势，做到审判活动与宣传工作合声合拍，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一方面要抓好法院内部的自我宣传。充分利用法院外宣网站、微博等快捷、便利的宣传平台对审判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及时宣传，不断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外媒搞好对外宣传。进一步加深与各类媒体的沟通，努力与其建立起诚实可信的良好关系，协同做好每一个旁听庭审案件的宣传报道工作，拓宽法制宣传面，形成集中宣传报道的声势。

五是提升面对新闻媒体的能力。面对新媒体出现的即时化、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化新情况，一个涉法的网络事件很可能形成“无利害关系冲突”，形成“网络暴力”从而殃及法院。面对新媒体这柄“双刃剑”，人民法院应与时俱进地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新媒体时代法院工作规律的研究，着力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悉心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公众情绪，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院权威的声音及时传送到微博等新媒体的各个角落，最大限度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工作中，应完善与审判工作相关的舆情收集研判机制、预警机制、危机公关应急处置机制、一站式答复机制等，对突发性事件，应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以抢占先机，把握主动，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权，降低与新闻媒体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避免新闻报道失实，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二）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要求

一是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涵养。新闻从业人员应遵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自身的行为，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正视新闻媒介与独立司法的区别，时刻谨记自身的位置与职责，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树立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要急于做评判、下结论，有效防止“媒体审判”。工作中，应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切实尊重审判独立，遵守法庭秩序，报道案件信息时认真负责，严谨审慎，客观公正，向社会公众报道真实的审判过程和客观的情况，坚决杜绝“有偿新闻”，以新闻从业人员的良好职业形象，与法官一道为实现媒体监督与案件公正审判的良性互动做出努力。

二是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学习。审判活动有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职业特征，从事法制报道的新闻媒体记者和编辑要了解审判规律，熟悉基本的法律知识，尤其要把握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审判工作特点。所以，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对审判过程中的报道要慎重、严谨，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应不偏不倚，避免倾向性，不得充当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不得充当当事人与法官间的裁判员、审判员，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三是强化涉诉稿件的审核监督。新闻媒体应加强内部的审稿力度，对监督司法的稿件进行严格审查，把好政策法律关，确保没有明显的诱导和倾向性的内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避免错误舆论压力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侵害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从而正常有效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结 语

总之，活跃而健康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所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的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4] 新闻媒体的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是现实存在、不可避免的，正确处理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找到媒体监督与司法权威之间的平衡点，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作用，避免其对司法活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保证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又能促进司法审判的公开，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要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应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尺度，需要媒体和司法机构的共同努力。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维护司法的权威。）

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2

1.1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统一性

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媒体报道与监督司法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遵循如下一些原则:一是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新闻报道的每个事实都必须是真实的。二是准确性。要求报道和监督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必须准确,所引用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必须准确。三是客观性。要求报道对所反映的事实在整体概括、评价、分析时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臆测、不偏袒,公平报道。四是讲求时效,要求及时报道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信息,否则事过境迁,不成其为新闻。这是媒体监督司法应坚持的原则。司法与媒体在最终价值的追求方面也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1.2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

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都有发挥自己正当作用的领域,从理论上看,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对方侵入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实际上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表达权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的冲突。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从理论上看二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媒体相对于司法权力而言是一种弱权利。但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媒体只有介入司法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能,才能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2 媒体介入司法的必要性

在西方,公众的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公众有权得到信息和思想,而媒体则应当充当公众的看门狗。”(1)中国政法大学的刘斌教授认为:“新闻自由和媒体的职责要求传媒适时地报道或监督司法活动,以帮助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2)。公民的知情权又称获知权、知晓权,是指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与人民的获知权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和官员有“告知的义务”。知情权是宪法赋予公民诸项表达权利的延伸,是公民以“知悉、获取信息”作为自己实体性的权利要求和目标;义务人应依法主动或应权利人的要求公布、告示、提供一定的信息。媒体主要通过采访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

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的措施

3.1 从冲突中寻找协调性

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媒体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媒体方面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从长远考虑,仅靠平衡报道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平衡的法律框架:(1)界定媒体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主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在报道中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在此前提下,媒体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实,媒体应承担法律责任。(2)明确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协调的制度空间。需要规范媒体介入司法程序的范围、以建立的必要的监督程序。(3)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3.2 司法机关对待媒体监督应持宽容的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主要从下面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为了维护法庭的秩序,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即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司法发言人制度。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观点得以流通、基于知情权而做出选择,以及善于接纳批评的能力……所有这些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沟通与传播而得以实现的。”(3)法院这种专门接待媒体的人员既熟悉法院的审判工作,又了解媒体的特点和规律,能够较好地把握媒体监督与法庭审判之间的“度”,能够在二者之间建起联系协作的桥梁,即使媒体得其所需,又不致于给法院审判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3.3 司法应允许媒体的合理评论

(1)立案前结案后应允许媒体进行合理的评论。这样就可以减少该立案的不立案,司法裁判不公或不当等现象的发生。但在案件立案后、结案前,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只允许依法定程序作客观、真实报道,而不允许评论。目前在司法机关存在着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案件不终审不能报道,称为终审报道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宪法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可以看出:凡法律规定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允许新闻机构采访报道。(2)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中的程序违法及执法作风的问题应允许媒体进行合理的评论,但禁止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发表评论。这是因为:1)法律规定,狭义上独立的司法权是审判机关的专有权力,“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合乎法律的公正裁决是专业的法官的工作,不允许媒体的评论和裁判。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媒体监督与公正司法的冲突与协调的关系,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它的核心内容是:(1)言论自由所内涵的媒体监督彰显了阳光司法,应依法受到保护;(2)媒体对司法活动的不当介入,损害了司法独立和公正司法,应予以限制和规范。

摘要：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这是由他们各自的特性所决定的,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具有天然性,在构建和谐司法中,我们如何才能将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冲突降低到最小,如何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是这篇文章要解决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媒体,司法,统一性,冲突性,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张永明.新闻传播之自由与界限,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2]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4年版.

[3]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3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基本权利。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

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里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其二，将司法案件审裁的过程告知民众，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来衡量司法人员公正审裁案件的水准、司法操作的公平情况，避免“黑箱作业”与“灰箱作业”。其三，将司法审裁的进行过程与结果，通过传媒诉诸社会大众的视听，将控辩双方的司法实践、法官的司法裁决、定罪与量刑等等具体的司法内容，公诸于众。从而，协助司法机构，排除影响独立司法的各种干扰因素，使得司法审裁能够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下展开。正是新闻传媒具有的这种机制和功能，才使许多人把新闻传媒的监督视为医治社会病疾的一方良药。

另一方面，由于媒体与司法各自不同的特性与职业要求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第一，媒体的职业特征之一就是动态报道、刺激见闻；而司法却客观、冷静地消减纠纷；第二，媒体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以新、快取胜；司法审判则有不可逾越的时间过程，并以此冷却矛盾体温；第三，新闻语言难免标新立异，而司法用语却力求严谨；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见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则是凭借证据证明出的事实；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则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由此，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对河南郑州公安干警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处理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该案中，被告人因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最终被处极刑。然而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煽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显然不无影响。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在法庭审判前实际已失去对被告人公正审理的程序保障。本案最终以数罪并罚处以被告人死刑，这在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中不仅显属罕见，而且明显逾越了刑法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为平民愤，法律的天平出现倾斜。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行使媒体的监督权，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界定媒体介入司法的合理界线。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二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三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其次，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司法裁判坚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这与新闻媒体对案件报道的真实性是一致的。当然，由于新闻报道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与裁判者不同，视角和认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这都有可能导致报道者与裁判者判断的差异。司法审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特殊性在于案件本身常常涉及专业技术和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新闻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评论应当谨慎。尤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最好避免主观评论，以免以舆论代替审判。在审判过程中一般也不宜直接采访审判人员，或要求审判人员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意见。对于裁判结果存在学术上的争论时，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时不宜以相反的学术观点去指责审判结果，以免把学术上的差异视为裁判上的不公正。在坚持新闻的客观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当事人个人隐私权、企业、个人商业秘密权的维护。

司法机关又该怎样面对媒体的监督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进一步增加办案的透明度、公开化与说理性，满足广大公民日益觉醒的知情诉求与参与意识，为舆论监督创造更加有效的条件与途径，使新闻舆论成为促进与保障司法公正的一支更加重要的力量，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司法公正无疑是一切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司法公正的实现却有赖于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制度。实践证明，在对司法活动的众多监督措施中，新闻媒体借助公众舆论所形成的巨大监督作用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与手段。应当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及时、全面、客观、公开的报道，杜绝“暗箱操作”，把司法的过程与结果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的评说与检验。

具体可实施如下措施：（1）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言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3）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书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4）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5）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公正，从而真正增强司法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增强司法的权威与尊严。

其次，司法机关应当对媒体监督持宽容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第7项就明确规定法官有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义务。所谓人民群众监督当然就包括了新闻监督。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媒体监督的积极作用，主动寻求与媒体的配合与互相支持。

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的“宽容”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构，掌控国家司法大权，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在与媒体的接触中，司法机关不能以此地位上的优势压制媒体的监督，在正确、善意、合理、合法的监督与被监督的条件下，二者是平等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二是司法机关需要明确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司法机关不能太过严格地苛求报道的真实性，对媒体的一般过失应予宽容。否则，将会使媒体监督成为一种背负风险的行为，进而损伤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的热情；三是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论司法公正与律师的关系 篇4

摘要：律师与司法人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律师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关系着司法公正的维护和权威，良性的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将推动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具有良知的律师和公正的司法人员会相互感染共同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律师与司法人员怀揣法律梦想，心系司法公正是其基本的职业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保障。

关键词：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法律信仰;律师;依法治国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形同虚设。对法律之信仰来源自对国家宪法、法律公正的崇敬，体现在实践中则是对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和法律工作者执行法律的信赖。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建立，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诚然，倡导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同时，行政、司法机关如果不能理智的托起法律天平的公平正义，则会弱化法律的权威，贬损司法公信力。相对而言，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在加强公正司法，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众法律信赖上的作用不容忽视。与此同时，构建律师与司法人员的良性互动和互信是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总体的、迫切的需求。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和特征

我国的司法机关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从广义上理解也可以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负责刑事侦查的机构。司法公正是以人民法院审判权中法官为主的公正，就是指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被司法机关准确地在裁判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过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即实体上的公正)、诉讼程序正义(即程序上的公正)和判决结果公平三个方面，其表现形式是良好的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治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律师在实现司法公正中的地位

任何事物均不可能单独存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离不开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以及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时的辩法析理，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会导致司法程序不完整。所以，律师就成为司法公正中必要的组成因素。律师作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实现司法公正中处于什么地位和角色直接影响律师作用的发挥。

1.在实现司法公正中，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官依法行使侦查起诉权，在实现司法公正中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从律师行使的职责来看，律师的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行使的职责具有法定性和稳定性，象法官检察官一样，律师依法独立行使自已的职责，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律师、法官、检察官职责分工不同，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地位是平等的。

2.律师独立地位

律师执业中不受审判人员意志的约束，不受检察人员意志的约束。公诉人(检察人员)和辩护律师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表现在双方各自从相反的角度提出有关材料和意见;双方都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根本原则，都要追求不枉不纵，既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又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双方经过辩论，通过法院正确的判决达到新的统一，诉讼程序中律师独立与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独立工作。

3.律师在实现司法公正中，律师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特殊法律地位

律师的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他的工作是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一角度出发的，他所代表的是当事人，而法官、检察官履行的职责与律师完全不同，法官是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检察官是依法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他们二者都是从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所以律师在实现司法公正中，他的职责是特殊的。

4.律师的工作具有有偿性，律师的管理具有自律性

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委托交换关系，律师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经营组织，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而法院、检察院不具有这种有偿性。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主要靠法律规章制度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只在宏观上进行指导和监督，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这是现代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方向，而法院、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国家对他的管理则是一种行政管理。

上述律师的地位实为理想化的律师地位，实践中律师地位中独立性、平等性的特点被弱化，的确任何事物无法孤立的存在，正因为事物的相互联结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们不可能在真空下存在。源于公权利至高无上思想的根深蒂固，人治与法治的碰撞仍偶有出现，所以只有真正的体现律师地位和作用，弱化公权利至高无上的思想，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实现。

三、律师在保障司法公正中的作用

人民法院裁判的正确和公正是司法公正最直接的反映，是体现司法公正的载体和形象，一份公正、释法明理、严谨的判决能够反映整个司法公正的全过程，是增强司法公信力的根源。中国逐渐开始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诉讼程序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陆续修改以来，审判方式的进一步改革，都为建立公正诉讼程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律师在此程序中，通过参与庭审的对抗、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庭质证、展开辩论等对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以程序中律师的法律文书而言，代理意见和辩护意见(或辩护词)虽然角度是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根本点，但是这些意见和建议都将为公正裁判和提起公诉提供不可或缺的事实、法律和证据依据，律师“辩法”，法官“释法”，这一辩一释完美结合却能够发挥法律公正之光。

四、构建良性的律师与法官的关系，驾起互信桥梁，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1.保持互信和纯洁的律师与法官的关系，维护司法公信力

如前所述，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公正的表现，社会公众对法律之信赖，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赖，是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基础，作为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两个司法机关承担着除立法和行政执法之外的审判和检察功能，即掌握着所谓“生杀予夺”，所以，公正司法才能真正体现法律之平等的光辉，使人民崇敬法律，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尊严。只有这样从律师执业的角度来说，才能保障律师有安身立命的舞台和当事人的需求，从社会角度说自然才是维护我党执政地位的根基，也是依法治国的根本。

现实中法官不尊重律师抑或是律师不尊重法官，以及律师与法官之间不正当的交往影响司法公信力。

前者表现为三种：一是庭审过程中律师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配合法官调解;二是法官刁难律师，质疑律师能力，训斥律师;三是律师抵毁法官，以法官收取对方当事人贿赂为由推卸败诉责任;四是法官宣扬律师无用理论。等等。归结起来原因为：一是立法上对于公检法相互分工与配合中遗漏律师这一群体，导致律师追求利益同时个别出现有损司法公正的行为;再有律师的权利具有依附性，缺乏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不高，作为维护司法公正的法律工作者，与公权利无法真正的平等，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权利为例，的确存在辩护权利介入提前的依据，但是由于公权利的限制以及律师执业中法律风险的自我保护，无法真正意义的制衡，控辩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无法达到理想中的事实和法律的碰撞，有的只有头破血流，愈加削弱律师的作用;三是法律引导不足，导致各自的信仰和追求目标不一致，形成短期效益主义。法官中立地位与律师忠于当事人利益的价值理念无可厚非，但是共同维护法律信赖和司法公正则是律师与司法人员永恒的主题和追求。

后者律师与法官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官与律师身份混同和交往无度，利益重叠，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徇私枉法，冲击公正底线;再有，收贿赂赂造成天平倾斜，进而为当事人设计更多的回报。在此过程中，造成了司法不公，也有时由于利益落空造成司法人员与律师分崩离析，造成不良影响，影响司法公正。

因此，如果律师与法官均应该洁身自好，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各自利益和权威不会受损，司法公信将更加提升。

2.相互配合工作，提供方便

诉讼活动尤其是庭审活动是体现程序和实体公正的重要活动，必须在合法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律师与法官应该相互配合，耐心倾听，友好的引导当事人进行诉讼程序不激化矛盾。体现在：一是法官诉讼过程中尊重司法分工，尊重双方的职责分工，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和律师意见，释法析理，不偏不倚;二是律师要法言法语，不挑词架讼，维护法官尊严，维护法律尊严;三是对于一方言行不当，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律师和法官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积极，善意的向所在单位反映或者在回避当事人的情况下正常沟通交流，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保证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

3.建立正当的交流沟通长效运行机制

法官、检察官与律师身份不同，但却为同道之人，共同承担着捍卫法律公正与权威的职责和使命，加强律师与司法人员的沟通势在必行。

第一，建立互信这座桥梁和平台，打消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法官与律师之间彼此不信任，司法将失去公信力，公众福祉首当其害。

第二，建立正当的交流沟通长效运行机制，让法官与律师共同参与矛盾化解，增强职业归属感，消除误会误解。

第三，坚持“个人之间少来往，组织之间多沟通”原则，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牵头与法院、检察院对接，或由本地区法学会，政法委组织交流，共同探求依法解决纠纷的最佳方案。

五、树立法律公平正义之信仰，建立良好的事业发展理想，才是维护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

1.司法公正需要司法人员崇尚法律公平之信仰

针对目前律师与法官某些不和谐的关系，究其原因是法官缺少职业保障，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无处不在，工资收入水平与风险、工作压力不配比。法官队伍的来源素质不足，资源困乏，法官队伍断层，法官职业信仰缺失等，均是制约法官队伍发展，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经过不完整调研，以哈尔滨市基层法院为例，每年审理刑民行案件总数达5000件，全市法院审结一审案件42241件，每个法院几百名干警审判队伍的占一半，那么就是每名审判法官审理案件全年30-40件，有的法院甚至更多，也就是每个月需要审结案件3.5件。与律师对比，案件数量计算到律师收入中，按平均代理费计算就是每月3.5万元收入。试问，法官工资收入多少，因此法官工资收入与工作量的不配比，自然形成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另外，现在法官考试均通过公务员招考，年轻化和工作经历使法官不能马上独立办理案件，实践经验没有、日常生活经验不足，人生阅历不足影响其进入角色，而且由于工资收入不足，很多年轻法官进入队伍就会产生不良的工作和人生态度，攀比逐利自私风气盛行，受污染快。这样蔓延下去，不从根本上培养司法人员的法律信仰将扼杀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正。尤其现在某些法院断层严重，中间力量的`法官缺乏，此年龄段的法官法律信仰不足，工作劲头不够，有发展前途的不踏实阿谀奉承，没发展前景的驻足不前，怠于工作。法院内部不和谐、不谦虚、老的不帮，少的不学，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法律工作者的整体形象。律师可以促进司法公正，但是司法本身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是需要法律工作者共同传导正义的能量才可完善的。

2.法律公平正义，需要律师建立良好的事业发展理想

律师队伍也存在此类现象和问题，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以赚钱为目的，不谈律师事业发展，没有整体的律师发展规划，公益事业少，专业性不强，专业技能不足，案件量大案件质量差，导致有些案件之所以法官们对律师产生反感情绪，的确是律师业务素质差，工作态度不认真造成。打铁还须自身硬，提高律师自身素养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基本，只有赢得司法人员的尊重和敬佩，才是律师根深立命之本，过于妥协和奉承有损个人形象和司法公正。所以，在维护司法公正中，要摒弃浮燥思想，必须形成以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要相信以法律能够解决问题，尊重司法程序，不以信访代诉，不以密切关系代辩，不以敷衍行事代理。维护了司法公正，律师才有生存发展空间和作为，当社会对司法公正丧失信任时，损失了司法公正，也损害了律师权益。 六、传递法律信仰，引导当事人正确把握司法救济之信赖尺度和合法的利益诉求

依法治国要求先有良法，再有善治，善治即为公正司法、执法，对于律师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经过逐年的业务学习和工作积累对此能够理解，但是对于普遍公民法律理念仍很淡薄。律师与司法人员共同担负着普法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好当事人合法的利益诉求和对法律的信赖尽度，是维护公序良俗，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公信力，乃至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作用毋庸置疑。

1.进行法律宣传，引导当事人适当的法律信赖尺度

如前所述，首先要信仰法律，信任用法律能够解决所有矛盾，这无可厚非，这是法律的作用。但是法律不同于道义，有些道义没有上升为法律，也不可能上升为法律。违反道义的行为，不一定违反法律。法律也不可能对于所有的损害给予救济，比如精神损害，再如，由于当事人缺乏法律意识，怠于主张权利，典型的是诉讼时效理论，还有，有的当事人在平时经营合作中懒惰行为、过于轻信行为，都会为将来权利和利益埋下隐患。所以，笔者在平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顾问时，笔者经常说，一个上万条的合同，也不如选好一个合作伙伴更重要，一场再漂亮的官司也抵不过一份倾斜的合同。信仰不等于依赖，法律对懒惰人，对愚人，对非理性逐利者无力回天。所以，对法律的信赖和敬畏应该如影随形，让法律进入千家万户，让法律生动易学，这一点法律职业人责任重大，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引导当事人相信法律，但不可盲目依赖于法律或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良法也只能补救，不可能完整救济。

2.引导当事人正确合理的利益诉求

其实律师也好，人民调解组织也好，人民法院也好，应该帮助当事人找到权利义务平衡点，是维持整个司法公正和法制进步的基础。有一起案例，双方的证据不足，但是能够反映案件的基础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很纠结。有时法律事实则存在道德和诚信风险。所以，律师应引导当事人合法、合理、正确的利益诉求，维持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序良俗。切不可为一已之利，调词架讼、搬弄是非。

3.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之外的途径解决纷争

现行立法和司法机制下，审判机关担负起经济发展中重大突出矛盾的解决，征地拆迁、本区域重大项目顺利进行的法律服务，小到民商事婚姻家庭、权属、损害赔偿等案件的审理。这种司法机制下，使很多的社会问题靠法院来解决。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民商式仲裁委员会等没能真正发挥法律体制下解决社会矛盾的作用。将矛盾解决于基层调解组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将民商式案件引入行业自律组织、引导当事人进行民商式仲裁，不但化解司法资源问题，也有助于当事人友好、平和的处理纷争。律师在此问题上责任巨大，也将大有作为。

结语

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5

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之中，是人民法院对已经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而对案件进行再审所依据的程序。在三大诉讼法中对再审的启动、再审的理由及再审程序作了相应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确保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维～院裁判的权威和社会正义。显然它是有别于一、二审程序之外的一种特别司法救济程序，并且应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但这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却依附于三大诉讼法之中，成为三大诉讼法的附属品，在审判实践中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如法院行使监督权自行启动再审缺乏约束；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程序保障；检察机关抗诉权规定的模糊且无制约等。这些问题影响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特别是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其结果是误导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错误理解。这种对司法权威的损害不是因为当事人对法律法规的认识问题，而是这种再审程序制度设立的不合理性所造成的。理论和实务界已认识到这种本源性存在的缺陷，并对此设计了种种重构。笔者以为一项法律程序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它带来的不仅是操作上的困难，重要的是当事人期望的司法公正受到了局限。而司法公正一旦受到局限，必然对国家的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制带来损害。因而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之缺陷必须作全面的检讨，以恢复审判监督程序本身应有的程序地位。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共有5个条文，其中刑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前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由于有204条的规定而变得多余且毫无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7条中对此作出经审查不符合该规定的申诉则按来信来访处理的解释。因而该条规定虽使当事人有行使申诉的权利，由于刑事案件自身的特点，实际该条并不属于审判监督程序范畴，把此类申诉案件纳入审判监督程序审理，仅以此启动再审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刑法第204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的4个方面情形，这4 个方面的情形规定存在申请再审理由的不确定性。其中的1、2项规定及其相关解释由于没有对此予以细化，对什么才是新的证据？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定、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如何理解等没有适度的规范，操作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共有12个条文。民诉法第177条规定对本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的，院长、审判委员会有权启动再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对该条的执行，近年来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一致抨击，其主要理由是由于与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原则相违背，侵犯了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及散失法院应有的中立立场。民事诉讼基本上属于私权范围，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法院自身就没必要启动再审程序。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确有错误的，可通过检察监督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所应具备的几种情形，应该说，其中1、2项同样表现出规定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对于哪些属于新证据？是否是新证据就可以推翻法院的生效判决等，理论和实务界还在不断地探讨之中；“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这种提法本身并不恰当，案件没有事实和证据，何来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只是法官对裁判依据的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和判断的角度不同而已，不存在足与不足的问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处理上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提供，且新的证据必须足以推翻原裁判，否则又如何认定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呢？这本身有无关联？由于没有细化，缺乏规则性，操作上难度较大，一方面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难以实现，同时也易造成再审案件久拖不结。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几种情形，对能引起抗诉的几种情形是否都恰当姑且不论，就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立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逐步完善，其显露的消极作用，同样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抨击。主要表现在对非终局裁判随意的进行抗诉，受政绩利益的驱动进行抗诉，并逐步以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代替抗诉。有人把法院启动再审与检察机关的抗诉同样看作是国家职权干预私权的表现，损害的是诉讼的公平和效益。行政审判监督程序仅在“审理和判决”章节中规定了几个条文。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申诉和申请再审的规定并没有予以重视，有些条文的规定带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规定的宿影，对行政审判本身的特点并未加以考虑，有些规定则含糊不清。如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的申诉无时限规定，而仅在第七十三条中规定了申请再审的二年期限。实践中，由于行政申诉、申请再审案件从案件量上相对较少，但并不等于不要规范。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 使司法公正受到局限申诉不是诉，而是一项权利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公民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给公民造成利益损害的有权依法获得国家赔偿。而当事人就人民法院的裁判提出的申诉，这与宪法规定的申诉虽然具有相同的法律意义，但随意性更大，甚至毫无约束。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在何种情况下可行使申诉权，导致当事人只要对人民法院的裁判不服,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现实也的确如此，当事人可放弃自己的上诉权利，而向法院提出申诉，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甚至向有关监督部门提出申诉。从而导致一部分案件被提起抗诉，一部分案件被有关监督部门督办，领导过问，部门过问。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的既判力随时处在不稳定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影响，把申诉与申请再审这两个本不相同的概念相混同，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再审能被提起再审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以申诉来启动再审的概率则更小。对法院来说，大量的申诉案件涌向法院，其结果几乎是一驳了之，既浪费国家有限的审判资源，同时使法院的司法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对

当事人来说虽然得到了司法回答，而当事人所期望的司法公正很难得到实现。在刑事和行政审判监督程序中申诉与申请再审的不加区分更加明显，当事人并不清楚申诉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诉权，仅是在宪法保护下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体现。申请再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法院受理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并不意味着已启动了再审程序，由于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诉权，必须经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或者说申请再审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实践中，是否是符合再审条件的申请再审案件，都能促使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而进入再审呢？回答是否定的。其根源就在于申请再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权。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除非当事人持有新的证据，且该证据足以能够推翻原审裁判或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才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或者是因为法院自身出现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否则仅凭当事人申请再审而使法院能够启动再审程序的再审案件是极少的。事实上，法院从维护自身裁判的权威性出发，尽可能地维持原裁判。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法院维护了裁判的权威性，但法院司法公信力却并没有得到提高，反复的申诉和申请再审仍然存在。因为在大部分申请再审案件中，当事人认为能够再审的理由，在我们看来仅仅是并不符合再审条件的“遐疵”，仅凭法院一纸驳回通知怎能让当事人信服呢？这不是我们的审判实践和理论水平还达不到当事人的要求，相关法律规定还未被当事人充分地理解的问题。由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权，法院考虑更多地是如何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有时则再次做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工作，对当事人提出的法院原判中存在“遐疵”则极力回避。有时这方面的工作远比审理一件再审案件耗费的司法资源要多得多，由于现行再审制度的弊端，使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导致审理的过程、方式简单化和形式化。这里的管辖不清，并不是说再审案件管辖没有法律规定，而是法律规定的管辖有时使当事人对法院，对承办的法官产生新的抵触和不信任。再审的案件是已产生既判力的案件，是一审法院的案件，再审时按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是二审的案件，再审时按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按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里有两个问题：由于申请再审并不当然引发再审程序的启动，如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是一审的案件，由一审立案，并由一审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于原裁判出自于一审，且当事人对一审裁判有异议才申请再审，从再审程序适用的前提方面考虑对当事人来说，其对法院公正性的评价已经大打折扣，从再审法院角度是否应对与自身利益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采取回避呢？显然现行再审制度没有考虑到这种回避的司法价值；其次，关于申请再审的立案，由于与诉权模式的差异，其审查过程从一开始就误入岐途。表现在审查阶段就对当事人做过多的息诉工作，从稳定出发，并无不妥。但不经过审理，当事人无法信服法院的裁判，有学者认为审查过程也属再审程序，笔者认为实践中从审查到进入再审程序之间还有一个过程。法律虽然规定符合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并不是当事人只要申请，法院就会按再审立案。由于审判监督还处在改革当中，各地的做法并不相同，审查过程并没有被纳入程序规范。对一审法院来说这里同时还表现出有一个立审不分的问题存在。正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在对待当事人的申请再审上，流于形式，且方法简单。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不确定与原判决、裁定随意的中止。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在三大诉讼法中虽有一些规定，但实践中，并未严格按照执行，其原因是已有的一些规定还未被当事人所理解，当事人大量的申诉、上访，以及有关监督部门、媒体等社会～给法院带来的压力，也使其法院在执行这方面的规定时顾此失彼。当事人不仅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还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寻求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机会。一份生效裁判，由于申请再审时限的不确定以及有些监督部门无序的“监督”等方面的原因，其既判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行为时有发生，其后果反而使当事人对法院司法公正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怀疑。这对我们在加速法治进程和对法治现代化的建设是起阻碍作用的。我们试想，不经过法院的审理，只是由于当事人的申诉（申请）或者有关部门的意见或者有关法院自身的书面审查，就简单地认为原判决、裁定存在问题而对原判决、裁定作出中止的结论，这种逻辑推理的荒谬和对法的精神的浅显认识所带来的是法院面临当事人新的矛盾及当事人的不断申诉和上访。这与法的安定性和诉讼经济理论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法学理论和实务界甚至最高法院已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但并没有寻找到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最佳办法。再审理由的宽泛，导致再审程序运转的无序。现行的三大诉讼法有关审判监督程序规定中均有一个统一的法定再审理由，即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同时还有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正当的再审理由。这些均可以作为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引起再审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理解这些正当的再审理由的同时是否要考虑一个引起再审的标准问题。作为检察机关监督引起的抗诉，由于对案件的事实、证据的分析、理解及法律的适用等方面与人民法院的认定往往有较大的出入，抗诉的准确率并不高，但一段时期检察机关似乎乐此不彼。这既损害了检察监督的形象，也导致检法两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分岐日益突出，其根源就在于再审理由的宽泛。司法机关尚且如此，对当事人来说，只要法院的判决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他不是去寻求上诉（因为还存在一个交纳上诉费），更多的是向法院提出申诉，找出任何理由要求法院进行再审。“确有错误”其涵义的极其宽泛，有时也使法院自身在理解和操作上缺乏发现错误的勇气，而对其中一方当事人，如果因为法院追求裁判之精确，再将其拖入诉讼之中，又使原确定了的民事法律关系再次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又与民事诉讼的目的相违背。因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法院裁判必然会进行必要的法律推理和对案件诸多不确定

因素的考虑；二是当事人的再审理由有时也并不影响原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前者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案件有时不一定只有一个结论，而后者则使我们窥见了程序与实体的一种新的辩证关系。审判监督改革与司法公正我们还不能够拿现时的司法公信力与美国及西方等发达国家相比较，但观念的落后，制度的缺陷已使我们目前的司法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突出表现在法院部分生效裁判受到来自社会监督部门和公众的质疑甚至否定。一群庞大的申诉大军穿梭于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之间，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法院现有的生效裁判。这一令人忧心的现象困忧着人民法院，法官们感到困惑的不仅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更是感到我们的司法公信力怎么会如此地脆弱以至于对法院的影响而使法官在公众中的形象下降。于是一大批法律人在反思，更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观念的落后（这里应含法制观念和司法观念），制度的缺陷。笔者持赞同意见的同时，不能不对这种现状的存在对司法公正及法制进程的影响而忧心。因而有人说：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是的，改革和探索是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加快法制进程，促进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经过几年来的探索，理论上的研究渐趋成熟的同时，对如何进行改革，却有着多种声音。有人从既判力理论来认为应取消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有人则另劈溪径主张改现行的二审终审为三审终审等不一而足。应该看到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存在着再审程序制度，只是机构、名称不同而已。我国两审终审制外加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已证明了不论是从节省司法资源，还是从减少诉讼成本上，都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法律观念。由此笔者认为改革并不一定是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诉讼模式，以其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如在现有的制度上尽快革除司法操作上的弊端，使之完善，进而推动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改革的进程。前述笔者只所以认为申诉不是诉，申请再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申请再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权。笔者始终认为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申诉权在司法领域已有了延伸的表现，只是未能以诉权的模式加以定位而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申请再审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已为理论和实务界所共认。应该说将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程序单列并加以完善，是目前审判监督改革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本文要说的司法公正，从法哲学观点出发，是在保持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下，相对地使实体公正得以实现的法律层面上司法公正。笔者前述列举的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种种的弊端使司法公正受到局限的表现就在于当事人申诉的无序，当事人可以以任何的理由随意地到处申诉和上访，相关部门、社会公众对法院的监督以及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法院自身决定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并存的无序的局面。试想一个案件受到这样无止境的挑战被反复的审理或多次的裁判，司法权威被人为的淡化，司法公正又从何淡起呢。因而对审判监督程序本身的改革对树立司法权威，实现和维护司法公正将至关重要。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设想将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统一定位为再审之诉。按照诉权的模式定位当事人的申诉权利。这不是取消当事人的申诉，而是为了强化当事人的申诉，改变以往对当事人申诉权没能足够重视，使其到处申诉、上访而给法院带来的被动局面。而对申请再审的重新定位，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它与当事人起诉有同样的效力，使得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缺乏与起诉同样的重视程度。因而应在民事诉讼中建立独立的再审之诉，将启动再审的权利交给当事人，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程序化，包括再审之诉的统一格式、再审的级别管辖、提起再审的主体、再审的时限、再审的次数、审理方式和审理范围等。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真正做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使人民法院保持自身的中立立场，居中裁判。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不管是否能保持其中立者的地位，就其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及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亦相违背。况且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案件，大都来自当事人的申诉，既然赋予了当事人以申请再审来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利，继续保留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就成为多余和没有必要。一份错误的生效裁判，直接的受害者是一方的当事人，而不是法院。当事人就发现的错判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法院为了追求裁判权责归属之精确，启动再审而将已确定的法律关系再次置于不确定之中，与人民法院裁判的目的又相违背。限制和弱化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抗诉权。对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抗诉的正当性的认识已趋于一致，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对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存有较大争议，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主张取消其抗诉的权利；其二是主张弱化这种抗诉权利。如果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的法律代表人的地位出发，对诉讼中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引起国家资产大量流失等情况，国家公权力能坐视不管吗？显然取消其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利至少从目前国家的法律监督理论上是不可取的。但必须仅限于此，不能涉足纯私人的领域。因而在保留检察机关抗诉权利的同时，对此予以限制和弱化。明确发起再审的法定理由。现行审判监督程序中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对确有错误这一发起再审的理由的质疑和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裁判的正确把握上。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对何为确有错误的理解和分析已告诉我们这一提法的不科学，而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首先是何为法定程序没有明确，相反，影衬的是实体的重要性，而忽视的恰恰是程序公正的价值意义。应该说这是一种表述上误导，而使当事人与法院在对某一案件的理解上出现争执的情况。因而对发起再审的理由从程序和实体上应作出统一的规定：如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作出判决的；未经合法传唤而缺席判决的；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对诉讼请求未予裁判或超过诉讼请求作出裁判的；有新的证据足以变更或撤销原裁判的；就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与另一裁判相互矛盾的裁判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而影响裁判公正的等等。限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主要是针对民事和行政案件这方面的规定。由于法律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应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实践中这样的中止行为极为普遍和随意，并没有考虑法律的严肃性和裁判的稳定性。再审案件的受理并不必然具有中止原判决执行的法律效力，除非确有必要或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担保。明确再审案件的管辖。前述笔者已就再审案件的管辖给一审法院带来的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从司法回避制度来看，一审作出的裁判再自行提起再审纠正原判的错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申请再审的同时，已对原审法院产生了不信任感，而案件仍由原审法院再审，只会加重这种不信任感。因而笔者赞同再审案件由原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管辖，抗诉案件由与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观点。同时从不违背二审终审制原则出发，可取消这部分再审案件当事人的上诉权利，除案外人异议等特殊情况外，再审裁判应为终级裁判，当事人不得以同一理由重复申请再审，避免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情况出现。明确受理再审期限和审理范围。刑事再审应当规定从知道再审理由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自裁判生效之日起满5年的，不予再审。就民事申请再审已规定了二年的时效期间,但实际上部分再审案件均超过这个时效期间，包括二审法院指定再审的一些案件。有些案件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考虑进行再审，确实既能使一些当事人多年申诉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又能提高法院司法的社会公信度，但却使无限申诉成为一部分当事人的借口而困扰着法院。应明确规定从知道再审理由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自裁判生效之日起满2年的，不予再审。对审理的范围严格以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和请求事项为限。明确不得申请再审的几种情形。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明知再审理由而放弃上诉的案件。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行政案件中如果案外人因调解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允许案外人申请再审。明确申请再审应交纳诉讼费用。除刑事案件外，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应交纳诉讼费用。既然以诉权的模式定位当事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就应该按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用。一方面可以控制再审案件的数量，另一方面弥补法院在再审案件审理中的经费支出。根据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有人主张将审判监督程序更名为再审程序，其理由是审判监督程序带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与申诉权直接引发的对生效裁判不服的再审程序的理念相矛盾。笔者认为这不是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关键。审判监督程序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是在最近几年时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要与世界范围内普遍尊重当事人申诉权相接轨而逐步引起重视。应该说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才刚刚起步，不能企望这样重大的改革一步到位，只能是在改革中逐步加以完善。因为还涉及到如理论和实践的检验，改革成果的转化及从事审监队伍的素质和对审判监督的重视程度等许多问题。不管是审判监督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将其上升为一种诉讼制度和程序规范，当事人的再审才能得到保障，公正与效率才不是一句空话。

试论深化检务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篇6

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并以规定的形式加以确定。实行“检务公开“是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重大创新。如何进一步规范和深化这一制度，以适应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要求，实

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司法改革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权力离开了监督必然产生腐败。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中由谁来监督？如何维护司法公正？“检务公开“，彻底解决了检察环节存在的神秘感和“暗箱操作“的不规范行为，使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能够了解检察工作，支持检察工作，监督检察工作。这种来自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监督是检察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有效延伸，也是检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有力保障。但在检察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这项检务公开制度仍处在不断改革、完善过程中，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就深化检务公开这一问题，略谈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借以和同仁们共同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民主和法制的进步，尊重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司法公正，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还有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司法公正也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法制完备的重要体现。如果司法不公正，法治将无从谈起，社会也将陷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更严重的是，由于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使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从而导致公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轻视、漠视、甚至无视法律，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的：“违法行为弄脏了法制的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制的水源，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多次违法行为所带来的祸害更为严重。“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总原则，其含义极其广泛。最早出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论，此后有的学者认为公正即指程序的公正，应公平、平等地对待当事人，于是认为这一原则应包括三种含义：解决争执者应保持中立，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官或陪审团应有公正之心；审理过程中，双方均应提供信息；各方应知道他方提供的信息，并有机会对之发表自己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完善，司法公正的要求和标准也不断提高。在检察环节中，公正执法应包括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结果公正和过程公正两方面。结果公正是指检察机关办理检察事务的裁决公正，包括裁决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过程公正具体指检察机关办理检察事务的程序至作出裁决的整个过程的公正。裁决的公正和裁决过程的公正是辩证的统一体。“裁决公正属于实体公正，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过程公正属于程序公正，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和存在价值。

“检务公开“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决定取保候审、不起诉、申诉，以及在民事行政检察中决定是否抗诉等那些极为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的程序加以制度化、程序化，以保障检察职能活动的公开和透明。这种制度设计，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保障了人民参与检察事务，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就容易接受程序的结果，程序公正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检务公开“不仅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而且能进一步增进程序的正当性，提升法律的公信力。如果说专政机关与人民群众是此岸与彼岸的隔绝，那么，检务公开就是沟通两岸的桥梁与纽带；如果说人民群众与执法机关是大山的南北两端，人民群众了解掌握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需要盘山绕弯，那么检务公开就是贯通大山两端的隧道；如果说司法机关的活动在较长的时间里是暗箱作业，那么检务公开就是开启这只暗箱的钥匙。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肩负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检察机关就是这道屏障的中坚力量。这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和信任之所在。通过检务公开，有效地建立和完善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机制，使人们呼唤、渴望的公正在司法机关得以实现，人们就会信任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才会支持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制度。

检务公开制度自实施以来，已收到了明显成效，既强化了监督制约机制，规范了执法行为，又提高了检察人员的公正执法意识；既促进了检察队伍建设，又密切了检民关系，树立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但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不少不足和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深化。

这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思想认识存在偏差。首先是在“检务公开“的目的上存在模糊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仅是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措施，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检务公开“是上级交给的任务、目标，不管效果如何，只要向群众公开了上级要求的内容就完事大吉；更有甚者，实行

“检务公开“走过场，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也有的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会干扰、影响办案，还有的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阻碍正常的检务活动，有损检察机关的权威。他们担心“检务公开“后，群众眼多嘴杂难对付；人们认识水平不一，会搞乱秩序，增加更多麻烦；而且群众监督的强化，会造成权力旁落，难于推行检令、检务。其次，对“检务

公开“的运作形式也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认为“检务公开“是下放权力，是还政于民，机械地在下放权力上做文章；有的认为“检务公开“是为了解决检务运行中的梗阻现象，一味地检查下级机关的权力运行渠道是否畅通并加以调整；更有甚者认为“检务公开“是赏赐于民，是检察机关授权给被服务对象予以监督检察机关的一种手段，从而虔诚地表白检察机关需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二）内容缺乏针对性，重点不突出。有的地方在实行“检务公开“中，半遮半掩，藏头匿尾，避重就轻。只是选择一些一般的平常事项加以公开，如相关部门的性质和任务、权利和义务、职责范围等程序性的内容，而对决策过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的解决情况，对检察人员的投诉情况，对群众关心的案件进展情况等真正重要、群众要求知道的敏感、热点、焦点问题，则秘而不宣或有意隐瞒；有的存在文字上公开，实际操作不公开，枝节问题公开，涉权问题“暗箱操作“的现象；甚至有的在“检务公开“的内容上弄虚作假，公开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搞半公开、假公开，回避问题，糊弄上级和社会公众。这些现象挫伤了民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导致“检务公开“流于形式。

（三）偏重于形式，轻视内容的落实。目前在实践中存在的检务内容公开而形式不公开，或检务形式公开而内容不公开，或表面公开而实质未公开，或对内公开而对外不公开等现象，使“检务公开“走过场、流于形式。“检务公开“偏重于公布检务执行的结果，而忽视检务执行的程序的公开。有的热衷于搞门面工程，设置豪华的“检务公开“栏，但如何落实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怎样通过“检务公开“促进检察工作，提高执法水平，则思考少、行动少、实效差。广大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四）氛围不浓，制度不配套。“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突破性措施，出台时对公开的内容是什么，公开的范围有多大，公开的程度有多深，在理论上并没有充分的研究和阐述。出台后，后续理论研究工作跟不上，在理论界没有引起共鸣，表现为理论研讨活动少、形式不活，没有形成浓厚的理论研究氛围。“检务公开“的制度建设也不配套。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和《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具体实施办法》规定粗疏，操作性不强，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全由地方边实施边修正，制度之间难免冲突。如对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各地已普遍实行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2001年高检院公诉厅在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试行）》中，对不起诉案件重新界定了公开审查的条件，同时提倡尽量少搞，使该制度基本停止实行。为了规范和深化检务公开制度，各地制订了一些制度，但也存在内涵不清，规定不明的问题。不少基层检察机关在实施过程中瞻前顾后，既怕“触电“，又怕“麻烦“，因而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

（五）责任规定不明确，监督缺乏实效。“检务公开“的各项规定，除了告知制度有明确的责任追究外，其他各项措施均没有规定责任人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实行“检务公开“依靠的是检察人员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的采取了相应措施，如成立监督小组，聘请监督员等，但由于监督小组成员中来自于社会公众、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员为数不多，同样出现监督乏力的问题。检务公开制度的实行仍停留在一般号召和鼓励阶段。“多公开多错、少公开少错、不公开不错“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意识，降低了“检务公开“的实效。

产生这些问题和不足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观念的影响，使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我国司法机关形成了“秘密办案“、“办案神秘化“的思维定势，这与“检务公开“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制度完善问题。“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措施，是现代法治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必然会突破现行的一些规定，推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与现行的一些做法相冲突，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性制度。

针对当前深化检务公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根据其产生的原因，笔者特从提高认识和完善制度这两个方面提出如下的对策和措施：

一、要深化“检务公开“，促进司法公开，必须转变执法观念，通过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检察人员充分认识到，实行“检务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党的宗旨，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执法思想和防止腐败问题的根本措施。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形成各级检察长重视“检务公开“、广大检察人员积极实践“检务公开“的浓厚氛围。

二、树立长远观念，克服短期行为。“检务公开“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度，是现代诉讼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立足长远，把它作为检察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建立科学的诉讼模式和监督机制的基础性制度来谋划、深化和推进。

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减少执法的随意性。深化“检务公开“，是对检察权的规范和监督，防范和矫正检察权运行的偏差，减少执法的随意性。“检务公开“要求检察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

四、树立开放的观念，广纳百家之言。“检务公开“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和开展其他检务活动时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应当转变狭隘的部门主义、本位主义观念，培养开放意识、民主意识和公正执法意识。

五、建立健全检务听证制度。检务听证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裁决前，为使裁决公正、合法，广泛听取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目前有些地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听证范围、听证程序、听证员的聘请与指定、辩论等程序与环节缺乏统一的规范。因此必须制定统一的检务听证程序规则，规范听证程序，发挥听证制度应有的作用。

六、健全告知制度。告知制度是“检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实行保障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及程序的了解权，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充分体现了执法过程的民主精神。但是，由于缺乏法定制约形式而在实践中有的未认真履行告知义务，有的履行方式不规范而引起纷争。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明确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七、建立当事人阅卷制度。查阅卷宗是当事人在检务处理程序中了解检察机关有关资料信息的权利。阅卷权是实现当事人参与检务处理程序，实际影响检务裁决形成的前提条件。检务处理程序中的当事人阅卷的案件范围应当包括：拟作不起诉、刑事申诉、民事行政抗诉等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不包括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阅卷的材料范围限于一般的案卷材料，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以及检察机关内部讨论的记录等秘密性材料。

八、完善检察保密制度。“检务公开“要求向当事人、向社会公开检察信息，检察保密则要求检察人员要保守检察工作秘密，“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是矛盾的统一体。“检务公开“并不是全面公开，而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不公开部分予以保密，是“检务公开“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深化的制度保证。但由于现行的保密制度是在检务公开制度实行之前制定的，有不少规定与“检务公开“的要求不相适应，亟待修改完善。应当明确“检务公开“下的检察保密范围，划清“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的界限，确立“检务公开“保密程序，从制度上解决“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的矛盾关系，促进“检务公开“的健康发展。

九、进一步完善诉讼立法。我国的检务公开制度已实施多年，但目前仍仅仅是检察系统的内部制度，使“检务公开“的推行缺少充足的法律依据。法制化的缺失，使得“检务公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状态下的“检务公开“将因缺乏法制的有力保障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检务公开“的政策连续性也将得不到保障。因此，“检务公开“作为一项全新的现代司法制度，要不断深化和发展，必须把它上升为诉讼法律原则。要确立实行“检务公开“是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和做好其他检察业务工作的基本原则，明确“检务公开“的主体、客体、内容和范围，确定“检务公开“的形式和救济制度，规定违反“检务公开“的法律责任。

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7

1996 年4 月9 日, 原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在呼和浩特市的一间毛纺厂的公厕里发现一具女尸, 遂向该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迅速将前来报案的呼格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当地法院通过进行公开审理并由高级法院核准, 在案发仅仅41 天后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立即执行。原以为此案就此终结, 但时隔九年, 警方抓获了杀人恶魔赵志红,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赵志红交代的第14 起案件正是1996 年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公厕女尸案, 而该案当时的凶手呼格已被执行了枪决, 在负责该案的工作人员感到疑惑时, 赵志红详细的讲述了当时的作案情景, 不仅如此, 赵志红还准确说出了案发现场的位置、被害人衣着等一系列细节。至此, 赵志红是当年奸杀案凶手的可能性已远远超过呼格吉勒图。一时间, 舆论不断, 新华社记者汤计, 更是在九年发表五篇内参, 将呼格案由幕后推向台前, 在舆论的压力下, 相关部门成立了该案件的复核小组, 2014 年12 月15 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时隔18 年之久的呼格吉勒图杀人案终于真相大白。

“舆论是群众就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综合。”在“呼格案”中, 呼格吉勒图经历了从死刑到无罪的宣判, 在他死后的十八年里, 是舆论与司法的共同努力洗清了他的冤屈。同一个案件, 经历了极刑与无罪、生与死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 其中, 我们深深体会到了社会舆论对司法活动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积极影响。

二、促进司法公正, 避免司法腐败

孟德斯鸠指出: “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 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但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 法官的态度更加认真、作风更加严谨, 以高度的责任心来审判案件, 例如, 法庭以更加规范的开庭程序会、严整的法庭仪容会、职业化的开庭用语会以及更加缜密、严谨的判决来处理每一件案件。出于媒体将会对案件公开曝光的压力, 法官必须以高度严格的态度达到廉洁自律的标准。法庭也由一个阴暗的黑屋子进化成为间布满阳光的可视房, 不论是从案件事实的认定、所适用的法律, 还是从法官作出的裁判、判决理由的说明, 最后再到证据的合法性、有关人员的回避制度等相关过程来看, 都变得一目了然, 全程在公众的监督之下, 做不得一点手脚, 那些试图伸向法庭的黑手不得不缩了回去, 因为一切有违法律法规行为都被禁止、被遏制。因此, 舆论的监督强有力的保障了司法的公正, 成为提高国民法治意识、保障公权力正确行使的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

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及时关注使得司法审判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社会舆论的正当监督让司法权远离腐败的侵蚀。因为所有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应处于一定的监督机制的管理之下, 倘若没有了监督, 就必将引发权力的腐败, 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舆论监督作为社会公正的一道重要防线, 使人们对于司法机关正当的行使司法权的寄予厚望, 但是, 人们的期待并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者会积极主动地追求公正。当司法界面对袭来的腐败时, 如果没有制约力量与其抗衡, 也会导致司法的腐败。要提高司法对腐败的抗衡力, 首先, 司法者要有相当高的职业自豪感及自身素质, 这就要求法官在选任时的高标准化;其次, 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 使权力的行使者免于因抵御腐败而使自身利益受损; 最后, 必须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 从而使任何腐败现象都能及时的被揭露, 此时, 舆论监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影响公共决策, 推动民主进程

民主的核心是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 即公民个人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核心内容。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政府的一切权力是公民授予的, 政府只是担任人民代理人的身份。由此可见, 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民与政府互为“主仆”关系, 而人民是政府的“主人”。所以, 对于人民的声音, 政府理不但要听取, 而且应该开辟多个渠道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时, 对于人民的正当评价与监督, 政府要以积极的态度予以接受, 这样, 才能更好的为“主人”服务。“科学技术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力量, 它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源”。随着科技的发展, 网民人数的不断增加, 提高了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 人们的民主意识随之逐渐开化、加强, 并间接的加快了民主进程的步伐。值得欣喜的是, 大到中央小到地方, 都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并顺应社会的步伐, 新增多个“网络问政”的渠道。

一国的执政者处于这个国家的管理阶层, 因此执政者对于舆论的态度, 本质上是公权力对待私权利的态度。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倘若执政者权力有所膨胀, 以一种高姿态来对待舆论监督, 那么, 民意将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沟通, 矛盾必将被激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如果执政者一意孤行, 夜郎自大, 那么, 政府必将走向衰败甚至灭亡。令人欣慰的是, 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执政者均深刻的认识到了“真话”的重要性, 并积极采取举措, 进行政务的公开化、透明化, 增加了多种人民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新渠道、舆论监督的发展掀起了网络问政、问计于民的先风, 尽管政务公开的体系尚未完善, 在其广度及宽度上仍有待加强, 但政务公开已初见成效, 并且, 执政者也正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着, 以谦虚、接纳的态度来对待民意。这让笔者想起了《李新德: 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中的那句话“我不是法官, 无法对冤假错案进行纠正, 但是我可以用笔来说话, 把事实真相告诉人们。”随着舆论监督影响力的逐渐增大、网民行使自主权意识的日益提高, 再加上执政者的倍加关注, 属于人民的声音在逐步放大。

摘要：舆论监督指的是社会公众通过各种途径来发表建议和意见, 对涉及公共事务的个人和组织实行的检查和督促的活动。所以, 正当的舆论监督对防止司法腐败, 促进司法公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如本文所列举的呼格吉勒图舆冤案的昭雪。本文将从呼格吉勒图案入手论述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呼格吉勒图案舆论监督,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1.

[2]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完善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篇8

一、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联系

司法公正分为实体上的司法公正与程序上的司法公正。實体公正包括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与实体法的正确适用以及结果的公正、公平。程序公正是指诉讼流程、诉讼方式、诉讼步骤在具有正当合理性的前提下所有诉讼参与人在法律面前应受到公平的对待。实践证明，权力失去监督就会被滥用，没有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监督，就会出现更多的司法不公现象，表现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办案，滥用强制措施，乱扣押、乱查封、乱冻结、乱没收；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枉法裁判、违法办理“假减保”等等，致使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甚至政治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目前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是程序性的决定权和建议权，尽管只有启动程序的作用，而不能直接对司法活动进行实质的处置权，但检察监督这种功效是实现完全的司法公正的最可靠的保障。如侦查建议、建议移送案件，启动刑事立案程序、抗诉引起再审程序等，检察监督是是对不符合实体公正或程序公正的行为进行制约的权力，作为有效的外部机制促使司法的全面公正的真正实现。

二、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公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一，法律监督范围小，司法不公监督机制不健全。依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保障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从目前检察权的行使情况来看，只是限定于刑事法律从立案到刑罚执行全程监督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方面监督，对民事法律监督范围有限，对其他法律、法规的监督法律规定的微乎其微。与法律规定广义的法律监督规定相差很大。对司法工作中尤其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理解有限、加之缺乏证据和程序意识，案件审期长效率低下及执行难，人民群众对打官司中遇到的司法不公问题怨言很多，严重影响了党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但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法律监督过于笼统，监督程序更难操作，举步维艰。对行政执法监督亦仅限于职务犯罪等方面监督，与行政执法监察未形成合力。

第二，立法规定不完善，司法不公监督缺乏力度。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检察权主要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批准逮捕决定权、公诉权、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及司法解释权等等。但在我国检察实践中，这些权力大打折扣并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行。例如司法解释权是依据全国人大的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作出法律解释，但在实践中主要以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执行，检察机关在监督工作中为了求得合作，与行政机关下级部门以会谈纪要等形式共同制定规定和解释，因为未上升至法律规定，缺乏刚性导致执行困难。对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立法规定一般只限于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对错误的执行案件无抗诉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侦查的案件，经监督并发出通知立案书，但侦查机关接通知后拒不立案，法律无下文的监督规定。对一些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立而不侦、久侦不决和不依法侦查，检察机关因不了解公安机关的受案情况，无知情权，就无监督的来源，只有被动的从来信来访中了解，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三、完善检察工作，促进司法公正

第一，加强立法建议，完善检察监督。应建议立法机关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对检察制度、监督范围、方式和实体处分进行详尽规定。首先规定检察引导侦查，侦查服从公诉的原则；规定立案监督案件侦查机关应在通知立案后限期侦查完毕，对所有受案和刑事立案案件应报人民检察院备案，保证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权、处置权，以确认有无依罚代刑、违法办案的情况。其次立法规定建立侦查活动、民事诉讼活动法律监督调查机制，对危害司法公正的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严肃处理。

第二，在“大检察”格局下，保障法律监督权的独立行使。首先建立“检察工作一体化”工作机制，在人大监督下，独立行使检察权，全国检察系统上下一体，上级检察院向上级负责并汇报工作。实践证明上级院具有业务管理优势，更了解下情，也就更能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人财物资源共享，带动下级院的改革创新发展，从而整体推动检察工作，建立单一的下级只服从上级的垂直领导体制，从而从人、财、物脱离当地的行政机关的束缚，专司国家法律监督工作。其次，在《检察官法》和具体检察工作中，赋予检察官在具体案件上的决定权，保证其执行职务时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依法发挥检察官的个体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