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精选12篇）

司法监督 篇1

家活动, 尤其是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从而也达到使人民群众了解法律, 遵守法律, 正确运用法律的普法教育目的。

当然, 有学者认为, 法治的关键要素就是法院适用法律而不是某一时刻的所谓民意, 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单位会由于各种原因干扰司法独立性。他们认为司法审判工作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 隔绝各种公共权利、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 使法官真正依据法律和事实审判。而媒体的介入、媒体的报道评论都有可能给法官、给大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影响公正的判决。因为媒体以自己的特定利益为基点发表的社会见解, 包括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见解, 会形成舆论导向, 影响大众对事实的判断。特别是当时媒体评论的内容与法庭审判的结果不相符时, 就可能给大众造成司法机构不可信的错觉, 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认为,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传媒监督必不可少。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 司法权力也不例外。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证明, 运用得当的传媒监督对彰显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遏制司法腐败、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前我们提出加强传媒监督, 促进司法公正,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此领域的正确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 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公正的主要对象是程序的公正性, 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活动一样都是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的。我国的法律体现的是审判公开的原则, 宪法也赋予了公民相关的权利, 那么就应当让新闻媒体真正发挥监督平台作用;第二, 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个别司法人员违法乱纪、收受或变相接受当事人好处等现象, 从而导致了程序上的不合法, 允许并促进新闻监督能够有效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 公开鞭挞这些现象;第三, 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往往能起到代表社会道德良心的作用, 当司法程序不公正现象发生时, 也能为受害的当事人这一弱者起到舆论救济的作用;第四, 允许媒体对司法公正进行独立合法的监督, 更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 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行政、经济等司法外力量对判决公正的影响, 避免过去个别地方法律审判以上级领导说了算的现监督, 新闻舆论的监督也能够起到“双保险”的作用, 既能向公众说明情况, 也能为司法审理提供更多的线索, 并更有效地促进公民学法、守法、用法, 为建设和谐的法治社会提供基础。

传媒监督和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两大力量, 损害任何一方都是社会的巨大损失。而这两大力量的配合恰恰体现在相互制约上, 在制约中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作用, 在制约中将各自潜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媒体和司法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 同时新闻媒体不能侵犯司法独立, 禁止“媒体审判”。而司法机关也要采取宽容、积极、灵活的姿态配合新闻媒体的正常监督。

媒体在监督司法、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应做的努力是: (1) 明确定位, 禁止“媒体审判”。媒体报道新闻时, 只是客观的反映者, 不应该是裁判者。新闻从业人员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分清楚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位置和应当行使的职责, 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责任, 从而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记者不是法官、不是包青天、不是观音, 记者就是记者, 避免客串角色, 越位行事。 (2) 遵循真实、客观、公正原则。对新闻媒体来说, 其生命力最终来自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客观性是监督的基础, 公正性是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 真实性也是法律的要求。在报道司法活动过程中, 新闻从业人员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能捕风捉影, 要坚持“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基本职业准则, 全面了解案件的过程和问题的实质, 认真交代新闻事实的来源、出处, 不作故意捏造事实的歪曲报道。在进行监督时, 就事论事, 不要轻易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评论, 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客观、公正地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 传达真实的司法过程, 不能随意夸大、渲染案件情节。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坚持用客观事实说话, 不要带感情倾向性和片面性报道案件。 (3) 维护司法权威, 遵循法律法规。遵循“与程序共进”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严格按照程序办案是司法活动的要求, 新闻监督不能超越程序予以报道, 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对司法机关施加舆论压力, 损害司法权威, 影响公正审判。 (4) 加强新闻行业自律。1997年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应该成为每位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应人贿赂, 将舆论监督变成实现个人牟利的工具和手段。 (5) 提升自身素质使司法报道专门化、专业化。尤其是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 应当较为专业化, 既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 又具备一定法律知识。

司法机关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方面应做的努力是: (1) 遵循公开、开放原则。司法机关要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提高司法公信。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 严格依法办案。 (2) 坚持新闻自由原则, 采取宽容的态度配合新闻报道。司法机关坚持公开审判制度, 不能给新闻监督设置过多的障碍, 除了法律规定不允许公开的案件、事项、环节外都应当接受新闻的监督。同时, 要尽可能地为媒体提供帮助。 (3) 保障新闻机构的独立人格。新闻媒体、大众传播的监督权如同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一样不容非法剥夺, 司法机关要保障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和从业人员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 (4) 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司法机关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 定期适时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 及时和新闻记者沟通, 以便使记者和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和诉讼的进展, 既可以避免新闻报道失实, 也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5) 建立与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 对于新闻媒体报道中反映的司法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反映审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查证属实的, 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另外在适当时候, 我们也可以制定有关传媒监督方面的法律, 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纳入法制轨道。认识到传媒监督的重要性, 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 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就能相互了解、理解、谅解, 互相支持合作, 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卢勇杰:《论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新西部 (下半月) 》, 2009 (4) 。

[2].刘康复:《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文史博览 (理论) 》, 2009 (3) 。

[3].田茵、钱学锋:《浅析司法和传媒的和谐》, 《法制与社会》, 2009 (14) 。

司法监督 篇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加强人大监督推进司法改革”的话题专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司法室主任李益前。

李益前主任介绍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1]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设立，主任委员由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兼任。这一专门委员会联系部门之多、任务之繁、压力之大，在各个专门委员会中尤为突出，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异常关注。岁月荏苒，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6届任期，工作历经沧桑。李益前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供职20多年，从第六届到第八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作。期间，有两件事情使他难以忘怀：一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其卸任前1年召开的委员长会议部署了3个议题：人大及其机构的内部设置，加强人大代表的工作，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请陈丕显副委员长主持调研如何加强对于法律实施的监督，选调4个工作人员到四川省重庆市、武汉市、湖北省等地调研后拟出了1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有些要点后来写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得以大会表决通过。当时，推动了人大工作，特别是在地方人大工作中注入了一股活力。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委员一当选，就非常重视了解这一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向习仲勋副委员长汇报。二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重视强力部门的职能建设，形成合力抓住对于司法方面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放开手脚尽心尽力不辞劳苦扎扎实实，做好前期准备和后期追踪落实的工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着力推进加强对于检察、审判工作的监督做出了贡献积累了经验，也推动了地方人大的相应监督工作。

李益前主任表示，在立法与监督工作中，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发挥了其自身应该承担的职能。它按照专门委员会的分工联系着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序列中的监察、民政、人事、劳动、编制办以及公安、安全、司法行政等部委办，国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工、青、妇、社团等，范围广泛。不言而喻，涉及这些领域的法律制定、修改及对其实施情况的监督，任务十分重大，工作及其复杂。值得一提的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五年任期的工作报告，获得了常委会的全票通过，这在前五届工作中是一个亮点。

经验与总结

对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工作，每一届都有各自的总结，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引起一般人关心的可能有两点：

1、敢于硬碰硬――对于监督对象中的强力部门与非强力部门，一视同仁、针对性强、敢于监督，收效明显。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如何发挥作用？由其产生并向其负责的政府、法院、检察院实际工作的效率如何，即在司法、执法中做得怎么样？如何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把握住社会动态？又是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于一府两院监督？使这些机关不能懈怠，不敢懈怠，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以追求不断增强我们国家的国力，有力度地改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毋庸讳言，对此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的工作十分重要，需要大胆的工作气魄，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和精细的组织能力。

硬碰硬，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其深入的一层意思包括：敢于对强力部门的工作实施监督，如九届全国人大期间的听取制止刑讯逼供、执行难（法律白条）、超期羁押超审限专题汇报，直接涉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业务工作。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使监督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机关增加经费、增加编制的提议，则是支持其要求的调研，不是这些机关本身职能工作，是涉及预算、编制方面的工作。如从人大立法、决定、监督、人事任免4权划分来看，后者属行使决定权，而不是监督权。再次，每届任期中着力点，有的多是注重检查非强力部门领域的法律实施情况。当然，有关公务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单项法律制定修改实施，也是属于内务司法委员会涉及的重要工作。这三个方面，前任5届中多数在后两个方面，投入精力、花费时间最多。反之，涉及强力部门的法律，虽然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还有组织法，也有单项法，涉及民事、刑事、行政各个领域，而内务司法委员会为常委会行使这方面的监督权力所做的前期工作，着力却较为薄弱。质言之，长期以来，公检法司法行政机关之间主要是依靠其法定相互监督程序来制约，而接受来自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常常仅是每次大会期间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2、自身严守法――对于自身建设，发挥委员会制度的作用，实行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善于监督，威慑力强。专门委员会是委员制，不是行政领导体制。这种制度是人大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的行使是会议决定问题。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运作也是应该坚持集体行使权力、会议决定问题。这一制度坚持好的时候，凝聚力强，专门委员会就能协助常委会做好更多的工作；反之，效力就弱。这一制度坚持得好坏，外因与大气候相关，内因反映着主任委员素质――经历、协调能力、民主法制观念。制度，还是要由人来执行。在人大工作者，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有严格守法的观念。其法制观念强弱的裁判官是时间老人，不是其自身的总结报告。

改善司法环境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院报告失票在500票左右（2983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会议的是2910人）[2]，反映出广大公民对于检察工作、审判工作应严格地依法行使权力，所寄予的殷切期待。司法工作中不足包括依然存在着告状无门，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求助无门反映了一个严峻事实：在正当的途径被堵塞后，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为有权者开启了腐败之门。在一些地区打官司，不去找法律依据，而是靠找人。请律师，不问他尽职不尽职，责任心如何，对法律熟悉的情况怎么样，而是看他与当权者有没有“铁”的私交。公职人员中常常见到的是：要办成事，讲究是哪一个领导批示，不讲依法办事；讲究比较职务大小进退得失，自己在其中能谋到多少利益，不讲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认真工作、在其位谋其事、敢于负责、尽心尽责。越来越庞大的体系中有不少公务员变成官老爷，某些国家机关变成了权与钱交易的商场。这一现象确实不能使人再容忍了，对于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必须铲除！司法改革，首要的是应消除有法不依、滥用权力，肆意扩大自身权力而不受制约的现象。要正本清源，从关键处着力，义无反顾，改善司法环境。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 [3]，也就是说，改革要依法；重大改革，必须立法在前，依法推进。如具体到司法方面来说，这既是对于过去司法改革的科学总结与中肯评价，也是就社会不断提高对司法工作要求的回应，为改革指明前进方向。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严格依法办事而使人痛心疾首。36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做出了国家向改革开放转变的决策，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给了中国人以振奋和期望。人们给这一决策投了前所未有的赞成票！36年来，我们付出了努力，取得了波浪式推进。波浪，即有起有伏、有进有退。总的来看，是在向前推进，但是，与人们的期望值相比较，存在较大的差距。对1978年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推进现状，总体上还难以令人满意：时过境迁，看一看，是不是还存在政令不出中南海，法律不出大会堂的现象呢？比一比，国家机关民主气氛是不是浓了，工作作风是不是好了？还是衙门大了、级别上去了、围墙高了、机构庞杂了、环节重叠了、繁文缛节使人昏昏的东西多了、官僚作风长了？查一查，?w错假案发生几率降低了多少？有些问题或许要等后人去做出评价。

必须提高社会对于司法的信任度，就应该改善司法环境。对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认识必须深化：

1、司法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公民、政府、社会组织、法人通过诉讼活动，追求自身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把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想法可以理解。当前实际情况，法院还不可能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职能只能解决其相关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法院如果想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于一身――外揽立法职能，内用行政运作，恐怕在现有人员基数上、现有资金投入基数上都再翻一番，报告做得再好，也难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更多的赞成票。一个人太胖了，行动难以敏捷。审判机关没有健康的内部机制，混淆审判职能属性，要履行好国家的审判职能，则欲速达而不就。如以下3个方面，法律规定明确，但长期难以变现。

①非立法机关，不能侵犯立法权。现在的情况是，人民大会堂通过的法律好像是一纸空文，没有行政或者司法机关的全面逐一阐述，即“司法解释”，下级职能机关就不能去执行。因此，我国音像媒体、新闻大报往往把“司法解释”出台，称之为新法颁布实施，真是无可指责！比如说，自由刑的幅度与适用只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质言之，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限，其它机关无权分享，有的机关却想绕过去而取代之。司法系统，公、检、法、司法、安全，各个机关都配备着强大的研究力量，难道非要用在逐字逐句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进行阐释的“司法解释”上不可吗？如果致力于从法律实施的具体个案中筛选出典型、认识易出偏差、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进行答复或点评后加以编撰，这种司法解释无论对于立法者进行立法解释、修订法律，还是对于这些机关本身行使职能，以及对于社会、对于案件当事人，都是善莫大焉。

②四级法院坚持审级制，而不要搞成违法的上下级领导体制。现在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具体案件做法屡禁不止，使二审制流于形式。也许这是对经济保障掣肘论的一个悖论，但是，提出来还是有实际意义。

③在某个法院内部，对于审判工作职能行使要适应审判工作的规律，发挥法官的主动性、严格法官的责任心。受诟病的是对判决结果做决策的人不参加审理案件，审理案件的人无权做出自己确信的判决结果。现在，审判运行机制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有人说，有的大法官没有审理过一个具体案件，这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现实。他们却握有对于具体案件如何判决的指导、决定权，其危害性显而易见。

李益前主任说，至于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则可能要从立法方面根据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这其中有法律规定方面应该探讨的问题，也有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合理操作或者违背规定操作的问题。

2、司法公正，就是行使权力合法，科学认定事实，严格遵循法律评判事实。法律没有规定并授予的，任何人任何单位无权行使公权。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强调按照宪法法律规定，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办理案件应该程序严格，使法律事实与事件客观事实的真相科学统一。今天，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可以看到，表面上法律事实清楚，实际上，有可能在割断事实，取其所用，一叶障目。其原因，则是非常复杂。三十几年前，李益前在偏远山区通过录音带听老师讲法律课时说到：“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因此有专家说，讲司法公正，必须讲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很有道理、很有针对性，因为二者间有因果关系。有必要重复的是：司法公正，应该是程序的合法和严密，同时是法律要件与事件真相的高度统一。科学、准确地认定事实，娴熟、严格地适用法律条文。

再审次数与“有错必纠”。有错必纠，无论是过了多少年都应纠错，确实必须。当然，事过时移，会发生不少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证据的灭失，认识的变化，法律的变化，经济态势、政治环境的变化。刑事案件的死刑错判，经济案件的判处不当，确实会造成无法再挽回的损失。对死刑判决，国家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对于经济案件、民事纠纷案件，有些人、有些公司法人借助司法力量将关系人整垮，从中取利，则常见不鲜。有的人不善于去搞企业经营，倒是从打官司中悟出了驾驭司法资源可以发财的捷径。

应该不断推进立法工作改革和权力机关对于司法工作的监督

1、立法调节的度。在立法方面，法律体系形成，只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志，不一定是其全部，不代表法治社会的全部要求。认为法律万能，脱离规律，立法过度、干预过多，不利于社会发展，甚至会窒息社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能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宪法、法律相抵触。立法权，应该由立法机关独享，如果认为法越多越好，行政、司法机关同时享有立法权，必然会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会引起法律之间的冲突、架空法律、法律虚无。一旦法律可有可无，无法无天，社会就走向了混乱的绝境。

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不同于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来看，应该加强对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遵循和实施法律方面的监督，预防其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行使用公权力。对于其行为与法律相悖的情况，不能仅仅沿袭依靠其自身去纠正的做法。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越级向下检查，缺乏法律依据来对下级进行监督――“你有病，我来吃药”，是在做耗费资财和人力资源的无济于事的表面文章。

3、立法要注重可操作性，压缩授权空间，防止非立法机关侵犯立法权的行为。李益前主任指出，对于司法工作的监督，人们常常提及的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六届期间发生并得以依法纠正的三律师案；七届期间的乡镇长选举案；八届期间的沈阳市朝阳区区长“受贿8000元”案；九届期间的听取专题汇报，制止刑讯逼供、执行难（法律白条）、超期羁押超审限；十届、十一届扩充了人大信访机构。应该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于司法不公、没有严格依法办事，完全可以依法得以纠正。监督形式，贵在坚持，不宜一味去追求“创新”。

●注释

[1 ]1988年3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 ]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赞成2425票；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赞成2402票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 篇3

关键词：媒体监督；司法独立；矛盾；解决

一、媒体监督的界定

（一）什么是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面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另一侧面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

二、司法独立

（一）什么是司法独立

就观念层面而言，司法机关应当形成自己的职业化观念，即形成司法职业所共有的某些理念，这些理念保证法官在类似的案件中有可能作出类似的客观的而非纯个人的判断。

就制度层面而言，司法独立要求做到：1.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的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2.司法系统内部的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程序，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預下级法院的审判。3.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法院的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允许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原因基于：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应被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媒体进行报道。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审判进程进行公允和详实的报道，使司法活动公开，是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2.媒体监督对与司法独立的消极影响

然而，一切事物总存在两面性，虽然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媒体监督如果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对审判结果的影响

媒体报道表露出的有倾向性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压力可能对法官、律师和证人产生影响，使得审判结果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不是独立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决定。

（二）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时机不当影响司法程序

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时机不当可能妨碍司法程序。司法独立不仅意味着法院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法官做出判决时不服从于来自各方面命令，更意味着法官思维和判断力的独立。法官思维和判断力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落脚点，是裁判公正的重要保证。司法程序具有特殊性，一起案件的审理是主审法官与律师、检察官以及当事人、证人等细致而严格的合作工作过程，法庭是当事人双方利益相互冲突的场所，律师们需要一丝不苟地展开自己的论证，法官需要全神贯注地对庭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作出及时而权威的回应。媒体监督固然可以，但如果使用的方式具有干扰色彩，则势必会对法庭秩序以及相关程序带来负面影响。

四、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对策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对策

媒体与司法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从根本说，两者都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言，“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

在明确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媒体与司法部门应该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建立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相应操作性制度，从而使得媒体对司法权的监督有章可循：

1.明确采访范围和监督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发生冲突的有效方法。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机制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第二、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第三、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2.建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法院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以便新闻媒体正确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

3.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所以应设置一个机构对新闻机构监督管理，处理新闻腐败问题。

4.通过立法明确新闻媒体的地位。只有明确新闻媒体的地位，才使新闻媒体不至于成为政府机关的喉舌。可以创办由公民或法人投资的新闻机构，使部分媒体独立的发挥公督的功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体现其独立性。

5.促进司法报道的专门化、专业化。应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的记者报道司法活动。媒体还需请法律专家对舆论监督把好政策法律关。在涉及与司法有关的报道评说时，谨慎地处理。

五、结语

由此可见，要协调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关系，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可能地消除媒体大量覆盖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在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冲突中找到平衡，这对我国的新闻媒体改革和司法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必将是深远而巨大的。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M].新华出版社，2003.

[3]瑞士弗雷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M].中国方正出版社，

司法监督 篇4

一、我国司法监督的形式及作用

通常认为,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是避免行政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制衡方式。在我国, 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的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其中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通常被称作司法机关, 但严格意义上, 人民检察院是公诉机关, 行使的是国家公诉权, 而人民法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机关, 依法司职审判。因此, 通常认为我国的司法监督采用的是广义司法监督的概念, 既包括了司法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也包括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和国家公诉权实施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叛国行为、分裂国家行为等严重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行为进行侦查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立场进行监督;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行为中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的侦查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进行监督;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滥用职权行为的侦查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勤勉从业进行监督;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在侦办案件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恶意人身侵害行为进行检查的方式, 对行政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监督是国家公权力对行政权的监督, 是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各种方式中主观能动性最强、监督力度最大的监督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国家机器的“自检”过程, 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 可以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批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机关提起的强制执行申请案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包括撤销行政机关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变更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判决行政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并可对拒不执行判决的行政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监督是一种在主观上相对被动的行政监督措施, 其主要依赖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发起行政监督。尽管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具有被动性, 但这种监督却是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普通民众可以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导致的损失寻求救济的最有效方式。

我国的司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重要形式, 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权的滥用, 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起到了制衡作用, 同时也为国家机器纠正违法、违规行政行为以及公民个人寻求行政违法救济提供了必要的救济方式, 是行政监督体制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我国司法监督机制的局限

(一) 违宪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资本主义国家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 即违宪审查监督和行政诉讼监督。违宪审查监督是指特定的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规章进行合宪性审查。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违宪监督审查机制, 各级法院均没有专门的违宪审查职能, 各级法院职能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显失公正性, 但不能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和裁判;同时, 公民个人也不能就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违宪性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制度缺失, 直接导致《宪法》作为我国最根本的法律, 却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构成有效的制约, 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衡力。

(二) 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不够独立

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三者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 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衡机制。而我国司法机关, 包括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其在组织机构、人事关系、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全依赖于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行使司法权的行政机关。在这样的体制下, 司法机关又怎么能独立地去检查、评价、审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呢?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诉讼案件、刑事诉讼案件相比, 数量是最少的, 原告胜诉的比例也是最低的。司法机关的不独立性,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机关既是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难免导致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公民个人对于司法机关做出的裁决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也导致司法监督的权威性、制衡力和有效性受到影响。

最后, 我国司法监督在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多种监督形式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我国重要的行政监督形式。我国应当加强司法监督领域的立法, 不断改革司法监督体制, 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提升司法监督在行政监督中发挥的作用, 切实起到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我国行政监督中司法监督的现状, 解析司法监督的作用及局限。

人大司法监督调研报告 篇5

人大司法监督调研报告

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加强和改进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是新形势下人大及其常委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县人大常委会致力于促进法治蓬安、平安蓬安建设，不断加大司法监督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和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视察相结合，着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县人大常委会在每年年初制定工作要点时，都要根据平时掌握和了解的情况，选择司法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先后听取和审议了县法院关于民事审判、执行工作，县检察院反贪工作、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情况的汇报，组织部分市、县人大代表深入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及基层队、庭、所等单位，对我县平安创建工作进行了视察调研，提出建议意见。同时，还通过组织代表观摩庭审活动、推荐代表担任法纪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等形式，多管其下，不断加大司法监督力度，极大地增强了司法机关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履行职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县司法机关硬件建设日新月异，队伍素质全面提高，司法行为日益规范，整体形象明显改善，各项工作有效推进。

二是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着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针对群众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量不断上升，要求加大司法监督力度的强烈愿望，县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充实了人大信访机构，健全了信访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对涉法信访案件

进行综合分析、重点通报，实行重点案件常委会领导接待制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组织代表对信访条列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提出了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等意见建议。同时，积极搭建代表和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桥梁，认真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选民群众的“双联系”制度，在部分乡镇、村设立民情信息员，进一步拓宽了常委会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渠道，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健全完善了监督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监督实效。为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我们在反复讨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办理办法，常委会在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报告后，及时梳理组成人员意见建议，形成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以文件形式送交有关部门，并由工委对口督办，督促“一府两院”及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审议意见，限期答复办理结果。如，对关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审议意见，县人

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代表对办理情况开展视察，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有效促进和支持了相关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以上措施的有效运用，使人大常委会对司法的监督过程成为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促进工作的过程，成为了服务经济发展、维护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人大司法监督还存在监督方式滞后、刚性不足、实效性不强的等突出问题，离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这些问题，亟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一要进一步提高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认识。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加强人大司法监督是法定职责, 人大监督的不作为其实就是一种失职。司法机关只有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才能牢牢把握和行使好人民所赋予的职权。没有制约的权力，就容易产生腐败，在依法治国进程中，迫切要求人大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促进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要进一步创新监督形式，提升司法监督实效。要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要充分发挥人大的刚性监督手段，适时运用质询、询问、罢免职务、撤销决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形式，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对违法违纪的人和事，常委会可批转督促司法机关内部法纪部门、监察检察机关和人大常委会自身启动质询和罢免案等进行联动查处，真正做到监督事与监督人，纠正事与查处人相结合，确保司法机关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真正落到实处。要积极开展工作评议，对常委会任命的法职人员开展履职满意度测评，切实加强司法人员的任后监督。要将人大代表有关司法方面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和群众涉法涉诉案件作为司法监

督的重点，确保这些建议、批评和意见得到认真落实，确保群众的合法诉求得到有效维护。

三要进一步深化对典型案件的重点监督，提高司法监督的权威。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制约，其中自然包涵了对重大问题、重大案件的“干涉”。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而公民“申诉”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当事人涉法涉讼的具体案件。由此可见，人大监督“两院”工作涉及具体案件是有法律依据的，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关注一些重大的、有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启动和运用司法内部监督程序，提出纠错追

责的意见和建议，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监督 篇6

一、抓学习，重部署，强化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一是强化学习，深化认识。以学习贯彻《办法》为切入点，教育引导干警充分认识到接受人大监督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方法，不断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强化部署，明确责任。制定贯彻落实《办法》的实施方案，要求对区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决定、审议意见及转办事项，均进行认真研究，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提出办理意见，稳步推进落实。涉及重大工作事项由检察长亲自负责，定期督办。三是强化措施，提高效能。办公室专门负责决议、决定、转办事项等督办、备案，定期检查，及时反馈。加强考核奖惩，把落实情况纳入目标考核，对不予办理、故意拖延的，由检察长责令限期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二、抓平台，重服务，拓宽接受人大监督的渠道。一是搭建定向联系平台。院领导、各职能部门分别与辖区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11个街道人大代表组建立了对口联系，并落实专人与代表保持联络。编发《检察工作动态》2200余份，发放《征求意见函》600余份，及时通报检察工作重大部署和工作成效，认真收集代表意见、建议。二是搭建检务宣传平台。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见面会，发布重大部署、典型事例，及时准确有效地向人大代表、社会群众传递权威信息。完善检察门户网站、检察博客、检察微博、检察微信四位一体的宣传阵地，定期发布工作动态、及时回应代表关心的问题，加强了与代表的联系。三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坚持举办检察机关“公众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活动，先后邀请230余名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贴近检察工作。主动邀请代表参加 “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运行情况专项检查、驻所检察室规范化建设等专项工作视察。

三、抓制度，重规范，健全接受人大监督的机制。一是健全工作报告制度。既实行全面工作定期报告制度，又推行重要工作专题报告制度，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认真研究，制定改进措施。2013年以来，除定期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情况外，该院还主动就职务犯罪惩治和预防、优化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等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对依法提出（请）抗诉的10件刑事案件，积极主动地向人大常委会报备。二是健全执法质量检查制度。采取部门全面自查、案件管理办公室组织评查、领导小组集体评议的方式，按步骤分阶段有序推进检查工作，认真查找办案质量问题，如实向人大报告有关工作情况并抓好整改，规范办案程序，保证办案质量，促进公正执法。三是健全日常工作事项报告制度。凡是上级检察院的重要会议精神、重要工作部署、改革举措和本院的重要事项、检察员等人事任免以及办理的重大案件情况，都及时向区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或汇报。如先后向人大专题汇报贯彻落实全国三级检察长会议精神情况，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内容、进展情况及问题、困难，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及时回应并给予了有力支持。

四、抓办理，重落实，确保接受人大监督的实效。一是加强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征集转化工作。在日常寄送信函、开设网上信箱等多种途径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的同时，紧紧扭住每年全区人大会议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做到会前、会中、会后相结合，系统梳理意见建议，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狠抓督办并及时向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反馈。二是高度重视议案建议办理。在办理人大议案、代表建议过程中，检察长亲自部署、亲自抓，分管检察长具体抓督促、检查和落实，办公室和业务部门两条线督办。健全完善受理、督办、反馈工作流程，实行日常督办、年中检查、年底考核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促进议案、建议办理工作落实到位。三是规范议案建议办理流程。对人大议案和代表建议，及时登记在册，并迅速流转至相关部门办理。同时，加强督办，层层落实，及时反馈。对因客观原因暂时不能解决的，详细说明情况，始终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作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动力。2013年以来，该院及时办结代表建议45件，做到了及时办理，件件回复。

论民众监督司法审判的路径 篇7

人大监督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由此, 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从其本质特征上来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机构, 人大行使监督权在本质意义上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权力、司法审判权力的监督, 我国的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权力, 归根结底是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机构赋予的, 即可以说司法权源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群众意志的产物,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司法权不可能凌驾于民众之上, 成为脱离民众的存在。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体现出司法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原则,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 在行使过程中有必要受到监督。人大对司法的监督, 一是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监督权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也应该在法律的制约下行使。否则, 监督权有可能会转变为不恰当的简单粗暴的干涉, 那对于我国加快推进司法独立的进程是有妨碍的,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对于监督权的行使还欠缺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就要求, 在实践中应该加快推进监督方面的立法。从宪法的相关条文来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其中并不包括人大这一权力机关, 但是否就可以说, 人大可以随意的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和干涉, 目前来看是没有根据的。2005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人大在司法监督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坚持不包办代替, 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既监督又支持, 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执法权等原则。另一方面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要健全人大监督司法组织, 为实施监督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应该配备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从事具体工作, 具体组织执法检查、执法调查、听取法院工作汇报。

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和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 但是从广义上来看,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媒体也应该属于社会舆论监督的范畴, 但是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最为民众所熟知的信息传播方式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新闻媒体的言论往往具有针对性强, 论述深刻, 观点理性的特征, 这与一般社会舆论具有分散性, 表面化的特征不同, 有些学者往往单独地讨论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或者是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没有看到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舆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其实就是民众思想的表达, 所反映的就是一种民意, 即也是人民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一种途径, 新闻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代表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就是全体社会民众形成的集体意志。“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 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 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民意是笼统的概念, 在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过程中, 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派别, 各种观点各不相同, 甚至各自秉持自己的价值观而相互对立。但这并不妨碍司法的进步, 相反会更有力地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运行的良性发展。而“舆论监督通常借助于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及时性, 通过揭露、批评等手段聚集人们的注意力, 造成舆论强势, 从而迫使被监督者接受社会规范。”并且, 随着网络的普及, 许多新的网络传播模式, 诸如微博, 论坛等已日益成为民众参与监督司法工作的新的手段和途径。相对于传统的新闻媒体, 网络所架构的传播平台更容易被民众所熟悉和利用, 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 范围和影响力都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如果说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官方制约的信息传播方式, 那么网络平台的开放则使民众的意愿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更为自由的表达, 虽然相较于新闻媒体来说, 网络上的舆论还是具有不成熟、非理性、分散性等缺点, 但是在信息化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舆论正在通过一种全新的、更加普及的方式去影响着司法工作的开展。具体来说, 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作用, 往往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报道, 讨论来实现的, 这就推动了司法审判的公开化运行。司法权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防止其腐化, 而司法的公开性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舆论监督的强化可大大减少其暗箱操作的几率, 使得司法腐败难以遁形。而且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最便捷的途径, 所谓知情权指的是公众享有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和方式了解政府工作情况及各领域、方面信息的权利。享有知情权的公众有权要求政府公开有关信息, 并享有在法定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知情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首先要了解情况, 才能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 所以说我们不能将司法审判活动封闭起来, 不让民众了解和充分地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去, 这样不仅不利于审判工作的开展, 而且往往还会使司法机关忽视民众的需求, 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在这里所提到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因为既然是群众性, 应该代表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群体, 而个体往往指着是单个的人。其实, 这里所提到的群众性的个体监督主要包含了两项内容, 一是人民陪审员监督, 一是当事人监督。从数量上看, 无论是人民陪审员, 还是当事人指的可能指的就是一个人或者数个人, 属于单个的个体, 或者几个个体。但是要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 我国在司法审判中确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本质上是把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群众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象征。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审判中可能只会以个体的名义发表意见, 但是其象征性还是表达了一种民众监督司法审判工作的用意。而当事人监督, 指的是司法审判中,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依法对审判机关的法官的审判活动或者与审判活动密切相关的其它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当事人可以通过控告、举报、上诉、申诉等方式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里的当事人可以理解为某一案件的当事人, 但是如果放大来看, 当事人参与司法审判也是作为民众群体的一员去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 既有参与, 也有监督, 毕竟普通群众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参与司法活动并不明显或者说不是那么的近距离, 而当事人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参与者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参与司法审判活动, 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群众参与司法活动, 监督司法活动的微观代表。所以给予当事人监督以群众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群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一的监督途径不能够确保司法权力, 特别是司法审判权在有效的监督体系下运行, 要想真正将人民监督司法工作落到实处, 还是需要将几种监督路径有效的结合起来, 并且,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 新的侦查, 审判手段也会出现改变, 民众监督司法工作的手段和路径也必将呈现多样化、技术化、多层次, 全方位等特点。

摘要：司法是国家行为, 它被公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 “两院”无论在司法审判、法律监督、司法改革、还是队伍建设方面,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告状难”、“申诉难”、“执行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 少数执法者违法违纪、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现象还时有发生。如何能够公正司法, 使司法权力能够真正做到为民所用, 司法机关能够真正成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保护者,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够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多渠道、多角度地开展监督工作。

关键词：司法公正,人大监督,新闻监督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张鑫玲.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摆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3) .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8

要搞清舆论监督, 首先我们要知道舆论为何义?古今中外, “舆论”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明确的, 只是在表述方面有所差异。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强烈的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1]那么什么是舆论监督呢?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从范围上给舆论监督做一个大致的划分。因为在我国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有较大的差别, 它实际上是“新闻监督”, 因为大众传播媒介通常被称为“舆论界”。但这里我们要从另外的两个角度来划分舆论监督即广义上的舆论监督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从广义上看, 舆论监督就是指公众监督。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 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 以及社会公众人物 (包括记者) 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2]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即是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 (简称新闻监督) , 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抨击或批评。[3]现今社会上的舆论监督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媒体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无用武之地。

实际上狭义的新闻监督和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首先, 公众监督是媒体监督的力量源泉和坚实的后盾。正因为有广大的公众作为后盾, 媒体的监督报道才能有如此之大的威慑力以至引起拥有国家公权力的机关高度的重视, 才能使各种违法犯罪、贪污腐败的行径无处藏身。其次, 新闻监督能最有力的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汇集也是公众情绪的反映, 公众是其主体。其潜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但社会舆论常常是分散的、自发的, 很难跨越时空, 深入人心, 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强烈效果。它必须借助新闻媒介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意志,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机构利用媒介工具对社会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从而形成新闻舆论。新闻舆论一旦形成, 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舆论。

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比有六方面的独特优势:a.其覆盖面特别大, 只要一经报道全社会就都知道了;b.与群众直接见面, 能更大程度的引起共鸣;c.有预警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d.新闻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一种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监督, 因此其搞暗箱操作是非常困难的。e.新闻监督可以与其他监督形式并行, 使它们的监督作用大大加强;f.新闻监督是各种监督的监督。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4]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5]从党的宗旨和政策来看舆论监督也是允许并且可行的。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意义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国宪法之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判断该国民主政治程度的必要标准。按照洛克的观点:“人类结合成国家, 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下, 其伟大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全他们应有的财产和权利。”[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源于公民的个人权利, 而国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公权力有着本质的扩张性, 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那么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必然的。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公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公民权利的种类、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的行使方式。可即使是拥有最完善的法律制度的规范, 公权力侵犯社会权利的事件也是常常发生的, 这时就需要我们用立法和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来进行救济, 这就是司法权。我们所谓的司法通常是指在社会某种纠纷产生之后, 个人或者社会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进行公正裁断的时候, 而能发挥裁断作用的特殊社会机制。[7]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的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涉法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的解决纠纷, 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断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在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则更多的执行着司法所要求的最终裁决解决纠纷的行为。因此也成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既然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公平的解决纠纷, 做出公正的裁断也就成为了司法的本质要求, 也就是司法公正, 它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 将国家规定的实体法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和合情合理原则来处理司法活动中的人和事的时候, 所体现出的一种公平价值和一种公正的司法实际效果和社会效果。[8]司法公正不仅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切实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 还使司法赢得公信力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反之则会导致国家秩序的紊乱、经济发展的混乱及公民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

司法公正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a.理性化的公正。这是程序公正的最高形式。即在司法过程中, 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所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应用于纠纷的解决。b.形式的公正。这种模式并不考虑所适用的法律的正义价值如何, 而严格地依照现行的法律解决社会冲突。c.主观上的公正。即冲突主体对于冲突事实的真实感受和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与诉讼裁判结果一致。d.过程的公正, 这是最为直观的公正, 其意味着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 保证冲突主体有足够和充分地表达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行为的时空间。

司法公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始终坚持司法公正, 反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固有体制的缺陷和长期的法制不完善, 我国在司法过程中依然是漏洞百出:首先, 我国司法独立尚不完全, 特别是经济和人事上的不独立使得过多的外界干涉扰乱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行使其权力。其次, 我国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素质仍是尚待提高, 司法腐败现象越演越烈。再次, 程序公正的价值在我国仍然没有树立起来, 我国司法系统大多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造成刑讯逼供、诉讼程序走过场等情况时有发生。最后, 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上述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揭露和惩罚, 以致让很多责任人逍遥法外。由于体制上的固有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因此加强监督机制特别是舆论监督是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加强和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

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有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传播, 以此置司法于阳光之下, 使其接受大众的监督, 这也是公开原则的要求, 它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和宣传。“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 反应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

2. 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以监督及提出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9]实际上, 由于法律观念的淡薄及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等原因, 社会公众的监督可谓微乎其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本不接受只有纸上权利的社会公众的监督, 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热情款待”, 人家还未必给你办事, 这又怎敢冒然地批评、检举和控告呢?即使偶有控告、检举, 也往往以事实不清为理由, 置之不理。社会公众监督是促进司法清廉、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不能切实落实公民的宪法监督权利, 司法的权威和法院的正义形象、地位便难以在人民群众心中定位。

三、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 这是不可质疑的真理。同样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韧剑, 如果适当的运用它就能弥补我们现有司法体制的不足, 促进司法公正。从“刘涌案”[10]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报道才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因而依法判处刘涌死刑。辽宁高院二审判决不公的原因我们不得所知, 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去质问。但通过对“刘涌案”整个立案、侦察、审查起诉和一审判决过程的全面而真实的报道, 把一个罪大恶疾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毫不夸张的报道犯罪事实、情节和手段等给了受众最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很显然, 高院对“刘涌案”的审理不乏回应舆论之意, 但综观整个审理过程, 媒体没有大势的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尽力的平息公众的怒气让其相信法律、保持克制。公众也没有刻意的在网络或是其他传媒工具上发表过多的言论。大家都在平静的等待着最终的判决结果。“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准确无误”。最终高院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公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法院也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司法的公正得到了维护。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正面力量。

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因为其威慑力, 但前提是其适度的运用, 如若不然便会诱发一场“媒体审判”从而误导公众甚至是妨害司法公正之实现。“王斌余案”就是最好的例证。王斌余系外出打工的民工, 因讨要拖欠工资不成愤而起杀机, 造成四死一伤的重大后果。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斌余死刑。后者提出了上诉。就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知晓了此事。但在对事件进行报道之时, 记者们普遍存在着对王的同情和对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吴新国的反感。于是大量的报道充斥着王斌余被拖欠工资后的悲惨生活以及其在讨薪过程中的不幸遭遇, 其中不乏失实的报道。一时间群情激愤, 大家纷纷表示了对王的同情与支持, 和对现行刑法制度的不满。甚至有些公众运用网络宣传:“刑法是富人的保护伞, 是专门用来整治穷人的工具。”等不适当的言论。此时公众的一致意见是王不能被判死刑, 甚至根本不犯罪。他是无辜的是被逼的。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正是这些言论给二审的法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几乎形成错判, 但最后主审法官还是顶住压力维持了原判。本案中王斌余的犯罪动机险恶, 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按照法律的规定理应判处死刑。讨薪并不能成为其杀人的借口。定其杀人罪并判处死刑在刑法意义上讲是非常适当的。首先, 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讨回拖欠的工资但其并未尝试。其次, 在讨要过程中对方并没有重大挑衅行为。再次, 即使是王因为被拖欠工资而生活困苦但其杀人行为也不能因此而改变, 定其杀人罪是适当的。其他原因只能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存在。新闻媒体在本案的报道中不仅严重失实, 违反了新闻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而且还在法院终审判决以前发表了自己对本案的看法。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形成了“媒体审判”。给法院及其审判工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妨害了司法公正的实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所谓监督的范围, 而是向着干涉的方向发展, 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在以后的报道监督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四、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且两者都有维护正义与公平的使命, 他们是不应该处于根本对立态势的。但在具体操作中, 也确实出现过新闻媒体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 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 当然也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与工作性质的差异:

a.新闻媒体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动态的东西、超常的现象;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 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解决纠纷。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想报道、愿报道的一些关于司法方面的事件由于法律的规定而未能报道的情况。只能以自己对本案的观点做外行的分析。

b.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 而司法审判的时效相对要宽松得多, 这就造成了有些新闻媒体为抢第一手资料而擅自的对案件的发展做自我推断, 因而错误的引导受众的情况。

c.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 而司法讲究用词严谨, 前后一致。正因为这样有的新闻媒体在报道法律方面问题时由于不懂专业术语因而用自己理解的词语代替造成法制报道失实的严重问题。

d.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 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 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这样的差异往往出现由于新闻记者主观的影响而对案情采用不同角度的报道以致跟案件不符的情况。

e.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和终局裁量权。司法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依照法律解决纠纷的一种行为。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都是由法律严格规制的。其不能越权执法。但舆论监督没有一个适当的度, 而且其监督更多是从道德层面来看问题, 由于不懂或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 舆论监督的主体经常会过分的干涉司法审判工作, 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

出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 关键是要寻找二者之间平衡点, 以更好的发挥舆论监督的优势,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由于中国国民素质的限制, 想要过分的依靠公众的监督近期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平衡问题:

1.在新闻媒体方面为做到监督适度, 正确的引导舆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1) 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提高法制报道的水平。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他担负着报道新近事实, 提供各种信息以及向社会各界传达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等使命。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确定。新闻媒体又多了一种使命这就是对法治进程进行监督。由于我国媒体普遍缺乏法律监督意识, 从以往的报道来看 (特别是一些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报纸) 很少是真正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即使有也是在社会新闻版穿插。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提高媒体法制报道的水平, 增加专门的法制报道版面, 增大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投入。

(2) 法制报道从业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从当前形势来看很多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都没有经过具体而细致的法律培训, 他们对法律事件的认知和报道更多的是从道德方面去观察。但道德和法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们尽量的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和观察事件的发展及最终的结果。但没有经过具体法律培训的人员不会了解立法者制定这条和道德相互冲突的法律的原意为何。他们更多的只会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以致得出不利于判决的结论, 然后用他们的理解去引导大众从而妨害司法活动的进行及其公正的实现。例如在前不久的“见义勇为遭索赔案”中采访本案的记者由于缺乏相关的刑事法律的知识。在报道中过分强调死者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抢劫嫌疑犯, 一味的强调被告是见义勇为, 其行为是正当防卫的一种 (显然其没有请教过相关方面的专家) 。正是这样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纷纷谴责原告亲属“不要脸”、“垃圾就该死等”, 还利用互联网发表了支持被告的宣言书。此举也引起了成都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授予了被告人“荣誉市民”的称号。结果由于压力过大法院裁定驳回了起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因为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 不能正确的对待此次法律事件, 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给司法公正的实现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大力度提高人员的素质, 培养其法制观念也是当前提高媒体监督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3)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时要注意报道的策略问题。司法活动和新闻报道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矛盾。为了不影响司法活动的公正进行, 新闻媒体在报道方式和策略上应该和平常的报道有所不同。

由于司法活动相对于新闻的及时性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新闻媒体所需要的最终结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应该是分阶段连续报道, 而不能适用一次性报道的方式。

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应当尽量接近真实性, 不能对案件内容做过多的渲染和修改, 更不能对案件材料做断章取义的报道。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的时候切记不能在法院做出判决以前, 私自对案件进行分析、对结果进行推断, 造成我们所谓的“媒体审判”等情况的出现。

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要把报道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司法活动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社会的常治久安。新闻舆论对司法行使司法权进行监督是必要而且应该的。通过媒体的报道把我们的司法活动展现在公众面前, 既有利克服“暗箱操作”, 防止“司法腐败”也利于培养公众的法制意识, 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新闻舆论的监督要有个度, 并不是什么内容都能去监督的。例如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法律明文规定是不能公开审判的。这时我们的媒体就应该主动尊重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去煽动群众的“热情”, 干涉审判活动的进行。另外在对一些案件进行报道是要分清主次, 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不能因一己之私或是想扩大影响就盲目的报道甚至是虚假的报道。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不仅违反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也是公众所不允许的。

2.在司法机关方面主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改变态度, 正确对待传媒监督。消除对传媒的成见, 将依法应当公开的案件做到真正的公开审理, 把审判活动置于媒体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确保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和人民的知情权, 并利用其澄清事实, 宣传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 求得媒体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借此机会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 树立法律的权威。

(2) 加强自身建设。司法腐败及司法改革滞后是我国传媒介入司法的社会背景和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对法院工作的某些不理解甚至反感是由于司法部门工作的长期缺陷所造成的。此外媒体的越权报道和虚假报道也是造成现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倍受质疑的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惟有从司法机关自身做起,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严厉打击司法腐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司法活动, 加快司法改革步伐, 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 减少司法公正对外界因素的依赖。

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必须重视。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缺陷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舆论监督, 将司法机关的整个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展示在公众面前。对内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内部工作, 防止“司法腐败”, 对外则给那些妄图通过金钱和权利干涉影响司法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以威慑, 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而使司法独立真正的得以实现。只要掌握好尺度, 把握住策略, 运用好方法, 就能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注释

1[1]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2[2]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3[3]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舟共济》1999年第7期

4[4]文正邦:《宪法学教程》, 法律出版社

5[5]中国宪法第35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6[6]罗素:《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7[7]卓泽渊:《法学导轮》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8[8]程荣斌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9]中国宪法第41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浅析媒介监督与司法独立 篇9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 媒介成为建构法治社会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在实践中, 新闻媒体促进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 比如2009年, 网络热炒的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案件由于有了新闻媒体的介入, 最后都有了比较满意的结局。②无疑, 媒介在这一点上对于推进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重要作用。而作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的媒介监督权更使司法审判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 朝着更贴近民生、更符合民意的方向发展。

但是, 必须认识到媒介可能以其强大的舆论力量凌驾于司法之上, 侵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在我国, 媒介的影响力很大, 而且近年来, 随着信息公开等制度以及公民对言论自由的深刻认识, 新闻媒体对受众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③。媒介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民意, 这一点令受监督者不可对其忽视不理。因此, 媒介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

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媒介和司法对事实的认识是不同的。媒介的“事实”是这些是由媒介从业人员进行选择后的事实, 从媒介角度而言, 越具有新闻价值的案件越容易被报道;而司法上的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 是需要法律和证据两者支撑的。

第二, 价值理念不同。这主要是对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谁更重要的认识上的冲突。在我国的现阶段, 存在着两派学者的对立观点:一派强调媒介监督力度不够, 没有达到现代民主和人权所赋予和要求的标准;而另一派则指出司法越来越多的受到媒介的干预, 甚至出现了媒介审判这一干预司法活动的非法现象。

第三, 越位。新闻自由是媒介的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也必须受到限制, 而不能无限制的扩张。一般而言, 媒介不应该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前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甚至是断言。

针对以上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冲突产生的原因, 建立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机制是解决二者冲突出矛盾的唯一途径。公平合理健全的互动机制, 不但可以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也可以在推动二者各自发展的道路上贡献力量, 规范媒介监督机制。

首先, 规范媒介监督问责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凡是由于媒介报道失实或者不当而给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第三人、相关人员造成损失, 或者对人民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工作造成干扰和阻碍的, 依法应当承担责任。在现阶段, 为了实现这一办法, 可以尽快颁布新闻法或新闻单位工作的指导办法, 来以法律形式对媒介的监督加以规范化。其次, 媒介监督作为一种社会监督, 自然应该担负起其社会责任。也就是说, 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应该基于事实而非商业的考虑。媒介的报道不应该有预设的立场和偏袒性。

加强司法独立原则的践行和司法排除干扰能力的建设。由于不能控制和保证所有媒介的报道都是客观公正, 所以为了防范这一点, 司法权就必须有排除干扰的能力。这一能力应该通过对司法制度的健全和提高法官素质来实现。高素质的司法工作人员不但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巧, 更要谨记司法原则, 并实践与日常审判活动中。只有司法权具有了排除任何干扰而独立审判的能力, 司法才能够从根源上保证在接受媒介监督的情况下保证其独立性。

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价值追求。媒介监督是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的, 也是为了最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管理权等。司法独立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尚处于改革时期, 可以说, 这二者的关系仍然处于较为无序的状态。但是, 正如司德门所说:“法律与新闻自由间冲突得到解决, 绝不能认为某一方面得到胜利, 或某一方面被击败, 而应看做整个社会受益。”但是, 二者均衡发展的实现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要两个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一起努力才可能得以实现。

摘要：从震惊全国的“许霆案”到“药家鑫案”, 在媒介报道的介入下, 法院的判决很难不受影响。这些个案使得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二者的相互关系变得日益突出。本文中, 笔者从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角度详细阐述了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关系, 并期实现司法和媒介的良性互动, 使司法真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大程度上的统一。

关键词：媒介监督,司法独立

参考文献

[1]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

[2]孟德斯鸠著, 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 1994年.

[3]王春福.论科学民主决策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J].求实, 2006年第4期.

浅议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 篇10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 只服从法律, 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标志, 大部分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确认司法独立。我国在法律上也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笔者认为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必须由国家的司法机关来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依据是法律, 不能为行政机关和个人所左右, 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法律纠纷。

“从广义上讲, 所谓舆论监督是指一定社会群体 (公众) 对社会现实普遍的、共同的意见, 其实质是代表公众的意志对社会现实做出强有力的主动回应, 因而在实施社会监督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在狭义上讲, 舆论监督可以视为新闻媒体监督。[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对舆论监督权作了明确的规定。

二、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

实际上, 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和舆论监督权的存在着冲突的现象。舆论对司法的监督远远超过了其应有的范围, 形成了对司法独立的挑战, 而新闻媒体对司法独立的冲击尤为突出。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居中裁判, 摒弃外界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舆论的导向, 不能偏颇一方, 严格依据法律纠纷中的事实和证据依法司法。然而新闻报道因其职业的特点, 其追求的是眼球效应, 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 可能会对事实作夸张性的描述, 变相地误导了民众。在许霆案中, 一审判决为无期徒刑, 而后却变更为五年有期徒刑。这一变化恐怕与舆论特别是新闻媒体报道有重大的关系。舆论监督权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立法的初衷。姑且不论该案判决的更改是否正确, 不可置疑这是舆论对司法独立权威的挑战。客观公正地处理法律纠纷是司法活动的准则, 追求大众轰动效应是媒体的生存法宝, 这是两者存在冲突的根本原因。

三、舆论影响司法的途径

舆论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影响到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 它必须依靠一定的媒介才能达到影响司法活动的效果。在实际的审判实务中, 舆论必然会对法官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这并没有达到能够左右法官审判的程度。当某一案件被舆论炒作得火热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案件。司法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就会有可能变相考虑舆情。笔者认为, 并不是所有的舆论都会影响到司法活动, 只有具备下列条件的舆论才会影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1.舆论所造成的影响引起了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注意。2.掌权者认为如果不对这种舆论做出一定的回应或顺应民意, 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或造成其他影响其执政的负面影响。3.掌权者通过内部的潜规则渠道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四、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冲突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知, 舆论并不是直接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 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我国的政治体制中, 三权中的司法权是最弱小的。比如说司法机关的办公经费必须由行政机关统一从财政中拨给。在地方国家机构组成中, 公安局长一般兼任地方的政法委书记, 而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 遇有疑难案件, 经常要召开由政法委组织的协调会议。由此种种, 足以可见司法权受到体制内多种权力的限制。每当发生一些诸如许霆案、梁丽案等极具当舆论价值的案件时, 新闻媒体的报道会给政府部门带来一定的舆论压力。为了能够缓和社会矛盾, 尽快平息愤怒的舆论, 舆论就可能成为影响司法权独立行使的一根导火索。显然, 有时舆论夸张性和道德性的报道会对法官的审判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舆论监督有缺点就彻底去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 司法权的合法行使离不开舆论的监督, 但舆论监督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总体上来说, 舆论监督对司法权的正确行使是利大于弊的。解决司法权独立行使与舆论监督冲突关键是要剪断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纽带, 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彻底实现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 剪断两者之间的联系纽带, 消除来自于政府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压力。对于法官而言, 没有内部非正常的压力, 法官才能根据自身的专业法律知识, 公正地审视现有证据和事实, 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公正合法的判决。

五、结语

由于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各自的特性, 导致两者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冲突现象。目前, 我国的舆论监督确实已经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两者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解决。随着民主法治化进程的加快,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 司法权必能走上独立行使之路。

摘要：司法独立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 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新闻传媒的快速发展, 舆论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舆论对司法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司法独立受到了舆论的挑战。两者间的矛盾亟待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予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独立,舆论监督,政治体制

参考文献

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平衡 篇11

关键词：新闻监督；司法独立；和谐关系

美国学者司德门曾言：“法律与新闻自由两者间冲突得到解决，决不能认为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是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收益。”因此处理好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之间的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对解决二者矛盾提出如下措施：

一、新闻媒体正确行使监督权

新闻舆论与司法独立两者虽缺一不可，但从建立法治社会角度出发，应该坚持司法优先。我国当下的新闻监督有其不足：首先，“我国的舆论监督仅针对个案产生实质影响，却无法对类似的案件产生普遍影响，司法对民意的妥协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并没有上升到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持续性的监督”；其次，新闻报道不够客观，网络上许多言论都带有偏激情绪，更多是从道德上进行抨击；最后，舆论不一定代表真实的民意，而很可能只是在一时兴起之下被煽动的短暂的情绪要求，另外民意本身也不一定正确，正如卢梭所言：“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绝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到欺骗。”

因此，应加快对新闻监督的立法规制，规范新闻媒体的行为，提高新闻媒体工作者的法律素质，建立责任追究制等，以此促进媒体监督的逐步完善和成熟，从而真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其具体措施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立法规范

1.健全媒体监督的程序规范

加快我国《新闻法》的立法进程，对媒体活动应加强程序规范，明确媒体报道范围，要求报道手续合法。不得采用违反职业道德和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来获得报道内容；采访对象、采访方式也不应该影响法官、审判员、证人等与案件审判有关的人的看法等等；同时新闻舆论对案件介入报道的时间不要过早，在司法程序进行时尽量不要干扰，尤其是在法律事实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不应该发表过早舆论和对法官评判的揣测，更不能超越界限自行侦查收集证据等妨碍司法活动。

2.规范新闻舆论监督内容

法律法规对媒体报道内容要加强对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媒体监督内容的合法性包括：报道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新闻用语要准确得当，要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禁止新闻诽谤、新闻侮辱和揭人隐私等情况；有关评论应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评价，而不是刻意煽动舆论情绪。

（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和法律素质

因为司法活动专业技术性很强，而新闻媒体工作者法律知识有所欠缺时，往往误解司法审判工作，对此可以作出对传媒监督主体的资格要求。新闻传媒不妨吸收一些法律人才加入新闻舆论工作，或是建立对新闻言论是否妨碍司法公正进行监督的工作组，来正确引导新闻舆论监督的方向，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司法活动程序是否合法公正，法官审判法律依据的适用是否正确，法院审理是否受到权力部门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干扰，从而不仅监督司法审判而且有助于确保司法审判工作独立公正。

（三）纠正新闻舆论的监督重心

在司法审判中新闻监督的重心应是法庭是否公开透明审理案件，法官纠问是否做到公平对待双方，而不是代替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判决。司法审判后，可以对案件的判决进行讨论和评论，可以向公众解释法官判决的原因和依据，也可以指出法官判决的问题，提出批评建议，但應做到有理有据。

二、司法机关加强自身建设

（一）司法机关加强自身建设

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除新闻界要作出改进外，司法机关自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司法机关应坚持司法独立公正原则之外，当务之急是加强自身队伍公正廉明的建设，包括加强法官法律知识和职业素质的提高，法官是司法形象的代表，司法人员是法律的操作者和执行者，因此法官和司法工作者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应注重个人形象，严格要求自身的工作作风，自觉抵制腐败堕落，司法检查机关更是应该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工作，对违法乱纪者严格依法处理，坚决维护法律队伍的公正廉明和纯洁性。

（二）司法机关主动协调与新闻舆论的关系

司法机关应主动建立与新闻舆论良好互动的机制，如确立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时段，对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允许记者旁听，及时发布审判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案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对媒体和公众的疑问及时作出解释，使其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排斥新闻采访，无视公众的疑问，更不要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形下擅自限制媒体报道和评论，而是尽量通过在程序制度上的自我完善来防止舆论监督审判。

最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独立受干扰，维护司法公正还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如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影响等。

三、结语

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是我国民主法治、国民权利意识增强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两者虽然存在矛盾，但并非不可调和。重要的是无论是司法独立还是新闻监督，其价值追求是统一的，都以创造和维护文明社会为最终目的，两者当前的冲突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在贯彻司法独立原则，新闻监督权等方面不够彻底。当下学界对两者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一方面有助于引起社会公众的对新闻舆论和司法独立的了解认识，另一方面也会有助于推动新闻与司法关系的改善进程，有利于借鉴各方经验，集思广益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总之，合理协调司法独立和新闻监督的关系，使得两者良好互动，最后真正受益的是社会大众，是公民自身。

论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的促进作用 篇12

一、帮助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推动司法进程

一个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建立, 不仅需要立法体例的完善、司法执法工作者的严谨与恪守法律, 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新闻媒体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报道, 势必会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参与, 对量刑轻重、是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而加深了民众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 加强了对于立法工作的关注, 提高了民众的法制意识, 提高了社会的法律氛围, 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司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司法环境。

二、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

每一次对案件的广泛关注必然会引起一次对立法的深入思考, 正如在2007年开始一审的“许霆案”中, 一审“无期”的宣判之所以会引起强烈反响, 就是因为人们在“量刑与罪行”是否相称的问题上发出了质疑, 民众对于“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以及在目前经济水平之下“17.5万元是否属于巨款”的讨论正是人们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条款发出的疑问。

比如在讨论“17.5万元是否属于巨款”的问题时, 一些专家和法律学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并未不当, 因为《刑法》第264条明文规定, 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特别巨大的, 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制定、1998年生效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说, 盗窃3万元到10万元以上, 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然而对于媒体与民众来讲, 无期的判决不免重了些。因为任何一个法律条文的制定都是和当时经济历史条件相关联的, 1997年, 在城市内10万元便可买下一套98平米的房屋, 而对于现在而言, 10万元或许在农村也只能买下一间瓦房。

对于这两种态度, 本身都是没有错误, 其产生分歧的原因便在于旧时的法律条文与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

各法学家与民众通过各个媒体表达自己对于立法体制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质疑和讨论, 这也正是新闻舆论推动立法体制完善的进程。

三、宣扬社会正义, 促进司法公正

社会正义代表着民众最朴素的价值, 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诉求。司法是社会正义最坚实最有力的保障, 而新闻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 其根本的宗旨也是追求与实现社会正义。

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正是在于把违背公意、违背正义共识的言行公之于众, 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 产生众意沸腾的社会影响, 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 对违背正义原则的监督对象造成社会舆论压力, 从而使评价对象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行, 使之符合社会的正义规范。

四、监督司法体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将权力放置于公众之下, 是对权力最好的制约。“阳光”的普照性不仅表现在监督执法者的腐败上, 更重要的表现在监督司法体制上, 这是一种更理性、更深层的监督, 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媒体与社会舆论的此种“阳光讨论”, 以及执法机关的“阳光审判”才能发现法律制度存在不足与缺陷, 也才能从司法的源头——立法上进行根本的彻底的监督。若立法源头的监督是阳光的, 那么对于执法而言就是为其提供了“阳光的大伞”, 同时也对监督执法层面上的腐败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而更好地促进司法体制的完善, 推动司法进程。

在今后的新闻工作中, 笔者认为:

首先,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监督应更深层、更理性。法律监督职能是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能之一, 同时也是民众表达民意的重要舆论平台, 推动社会的法治建设, 不仅是立法工作者与司法执行者的责任, 更是作为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的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而且对司法工作的法律监督, 不仅应积极履行其监督职能, 而且应更理性地思考, 深层思考司法工作的不足与缺陷。

新闻工作者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 不仅应对作为公权力象征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而且也应积极履行对社会制度和立法体制的监督。我们知道若制度是完善的, 对于约束权力的滥用来讲则是容易的, 对于社会危害性相对于制度的缺陷而言也是较小的, 然而若权力的滥用上升为一种制度, 或是制度的不足为不公正提供了一个“生长环境”的话, 这样对社会的危害就是长期且严重的, 根治起来也是困难的。

更理性地履行作为主要新闻媒体主要职能的法律职能, 不仅能使自身得以受益, 也是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的体现, 向整个社会灌输社会正义的观念, 提高公民的自觉权利意识, 推进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 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新闻监督”不同于“新闻审判”。司法裁判是理性的, 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裁判的过程是法官依据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 法官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做到有法可依。网民或是新闻媒体在表达各自的观点与看法时有可能忽视法律程序和证据的问题, 而只关心事情本身的善恶, 但对于法官而言, 善与恶并不是光看表面就能断定的, 它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还原事实真相, 从而最终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 对于民意而言, 新闻舆论至多能起到的是影响作用, 却不能对审判的结果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只要新闻媒体人员做到恪守媒体角色, 尊重事实, 客观地进行报道或是评论, 那么就不会出现“新闻审判”, 而只能称之为“新闻监督”。故我们应当对新闻媒体履行新闻监督职能抱以正确的态度。

再次, 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应形成良好互动。司法公开是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 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渠道, 而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主体, 有权也有责任履行监督职责, 因此司法机关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不仅有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而从司法机关本身来讲, 也只有将司法工作放置于社会监督之中, 才能保障司法工作的公正透明, 保障社会的正义。

此外, 从公开效果而言, 倘若司法机关不能及时透明的向新闻媒体公开案件, 反而会引起反作用, 引起社会公众的疑虑。与许霆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时期的“邓玉娇案”中, 由于司法机关不能及时公开案件信息, 加之“官员”、“娱乐场所”、“性服务”等字眼触动着民众的道德神经, 公众对司法机关开始了任意的猜测, 最后导致了司法机关的“舆论危机”。从两起案件的对比可以看出, 司法机关公开信息不仅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防止司法腐败, 而且对于树立司法权威, 培养社会公众尊重、遵守法律的意识, 增强对法律的信任也大有裨益。

最后, 新闻媒体应恪守角色, 避免“新闻审判”, 正如前所述,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属不同概念, 却也是一步之隔, 新闻媒体不能恪守媒体角色, 主观臆断, 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 利用民众的情绪也必然会对司法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 新闻媒体应该恪守媒体角色, 客观报道, 避免“权力”越权, 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应自始至终谨守自己行使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边界, 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

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有一定的限度, 其基本要求是“必须公正和准确地报道”。新闻媒体在审查新闻行为时, 要判别维护新闻自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大小, 如果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的利益, 就应该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而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行业间的互相监督, 接受民众对新闻媒体的监督都是避免“新闻审判”的重要举措。

摘要：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 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从孙志刚案到吴英案, 新闻媒体通过对案件的跟踪报道, 与网民进行互动, 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这其中无不展示出新闻舆论的法律监督职能, 促进了社会法治进程与法律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