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文明

司法文明（精选5篇）

司法文明 篇1

2012年3月14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这次修改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坚持统筹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 通过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刑事诉讼行为, 彰显了依法治国基本国策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司法文明建设的成果和价值。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侦查、起诉、审判等各项刑事诉讼活动, 无一不是围绕证据的收集、举证、质证、采信、排除等问题展开。因此, 对刑事证据制度的修改, 是本次修改的重要部分, 下面就修改后的刑事证据制度体现的司法文明价值作一阐释。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 进而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同时也是司法文明的精神内核。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有效惩治犯罪, 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维护司法公正,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路径。

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方面的规定较为粗略,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证据的收集运用方面出现规范空白, 导致近年来由于刑讯逼供而产生的冤假错案频频出现, 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也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作了初步的规定, 这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对刑事证据制度作了全面规定, 也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 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明确了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予以无条件排除, 通过严格否定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 避免办案人员为获取言词证据采用刑讯逼供及其他非人道手段,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对于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 则采取相对排除的做法, 因为物证、书证与言词证据不同, 在查明事实真像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一概予以排除, 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 不排除又不利于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因此对于取证中有重大违法行为、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 予以排除。这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实现了价值平衡, 与我国国情相契合。

(二) 明确办案机关对非法证据均负有排除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意味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阶段都负有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义务。如果只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为审判机关的义务的话, 虽然有否定证据能力的不利后果的制约, 但发现真实、侦破案件的首要目的常常使侦查人员对于非法取证抱有侥幸心理, 甚至通过作假来谋求证据的合法性, 这样一方面无法遏制非法取证行为, 另一方面也会因关键证据可能被排除而对审判造成困扰。新的规定从源头上遏制了通过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 也从侦查、起诉、审判等各阶段保证了案件质量。

(三) 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上, 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既为及时启动法庭调查、准确查明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便利, 又防止部分被告人以声称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为手段, 当庭翻供或有意拖延诉讼, 达到不正当目的。在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和证明上, 刑事诉讼法第55条将非法取证的调查权赋予人民检察院, 第57条第1款则规定检察院对非法取证行为负有证明责任。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对犯罪提起控诉的机关, 应当对其据以提起指控的证据的真实、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同时, 依据权责一致原则, 也赋予其相应权力, 便于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警察出庭问题上,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明确了侦查人员的出庭义务, 有利于更准确地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同时提高侦查人员依法收集证据的意识和工作能力。

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 彰显了崇尚法治的思想价值

证人证言是办理案件的重要证据, 因此需要通过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和反询问充分质证来验证其真实性。长期以来,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证人出庭率低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问题, 导致案件的质证、辩论流于形式。这次修改, 完善了证人出庭制度, 对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在我国公民中树立履行法定作证义务、支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理念, 形成崇尚法治的主流价值观具有推动作用。

(一) 明确证人必须出庭的范围

从尽量保证证人出庭和实现诉讼经济二者平衡的角度出发, 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 (1)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2) 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3)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这一规定有条件地明确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保证了证人的重要证言能够充分接受质证。同时该条规定, 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 鉴定人也必须出庭, 以保证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二) 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2款规定, 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况的人民警察, 适用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 这有利于法庭了解案件的侦查过程, 并全面准确地判明案情, 在定罪量刑上作出正确判断。

(三) 明确证人不履行出庭义务的法律责任

任何规范都需要救济程序才能保证执行。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一方面规定了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 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 视情节给予强制到庭、训诫和拘留的处罚, 另一方面给予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免予强制到庭的特权。这种处罚措施, 一方面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贯彻实施, 以利充分验证证言;一方面也考虑到了我国“亲亲相隐”的传统, 维护家庭关系稳定、亲属友爱, 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四) 为证人作证提供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62条对某些特定类型案件的证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情况, 规定了应当采取的五种保护措施, 第63条对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产生的有关支出予以补助, 并规定工作单位不得因证人作证克扣其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 以消除证人作证的顾虑。

三、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的权利, 彰显了保障人权的文明价值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涉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不利处分程序, 必须根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规范解释和适用, 因此, 刑事诉讼法也体现着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当前的控辩式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相比, 在力量上处于显著弱势, 所以, 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防御权, 以维护其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 在刑事证据制度上, 也进一步完善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一) 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得最低限度的保证:…… (庚) 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在修改前, 我国并未明确这一原则, 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 与国际公约相衔接, 要求办案人员不能奉行“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取证指向, 不应当把侦破案件的主要突破口放在集中力量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 而是应当主动收集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各种证据, 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等, 也避免了办案人员用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方法, 为了获取口供而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二) 规定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和讯问场所

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2款、第91条第2款分别规定, 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 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116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 侦查人员对其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这主要是考虑到看守所是羁押的专门设施, 各种设备和人员较为完善, 既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改变了以前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羁押场所不规范、刑讯逼供难以受到监督的做法和情况, 也有利于规范和保护进行讯问的侦查人员, 使其依法行使权力, 免于受到无端的刑讯逼供指控。

(三) 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司法实践, 对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作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 保持完整性。”同样, 这一规定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是对侦查人员的保护。尤其是关于录音录像完整性的规定, 有效弥补了法律漏洞, 遏制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摘要：2012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改, 这次修改通过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彰显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刑事证据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核心, 体现着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 其变化也与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精神一脉相承。本文从研究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主要内容出发, 揭示了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制度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等方面彰显出的司法文明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证据制度,司法文明

参考文献

[1]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2] (日)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 (第五版) [M].5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司法文明 篇2

一、凝聚合力，营造文明创建浓厚氛围。一是整治单位内部工作环境。投入20多万元对办公楼进行维修，更换了门窗及电路设施，粉刷了墙壁。同时狠抓了内部环境卫生，改变了单位内部环境“脏、乱、差”的状况。二是改善机关内部的办公条件，配备了微机、传真、摄象机等现代办公自动化设备。设置具有司法行政文化特色的标牌，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司法行政符号，营造文明高效、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三是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扎实开展了“创先争优”、“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单位、科室中开展了“文明科室”评比活动，形成了全员参与创建、共同创造文明的生动局面。

二、以人为本，提高干警队伍文明素质。一是把干警思想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感恩教育、群众观教育、警示教育作为重点，坚持用正确、先进思想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增强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光荣感、使命感。二是狠抓教育培训。在机关实行“三员”学习法，每名人员轮流讲课，大家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同时还当评论员，通过“一人讲、全员听、众人评”，使每位干警职工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三是健全规章制度，严格督查考评。制定了《司法行政干警行为准则》，对干警的政治思想、执法活动、廉政建设、安全保密、警纪警容、语言举止等方面提出明确的行为规范。出台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规定，保障各项工作行有规范、做有制度、干有约束。同时，积极开展家访、谈话谈心活动，注重干警潜在能力的激发，做到政治上关心、精神上激励、生活上帮助、心理上关怀。

司法文明 篇3

以建设文明单位为目标,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司法局领导班子始终把创建文明单位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使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在班子建设中, 着重突出抓好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廉政五个方面的工作。在班子决策上, 坚持民主集中制, 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 不断完善议事和决策机制, 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重要事项集体研究集体决定。领导班子连续9年被塘沽工委评为“好班子”。

在加强班子自身建设的同时, 以强化干部队伍素质为着力点, 下大力气狠抓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一方面突出抓好中层干部履职能力的提高, 从而保障局里各项工作政令畅通、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实行目标责任制, 局长、分管副局长、各科科长、干部, 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 层层分解工作目标, 层层落实责任制。近两年共有18人被评为市、区级先进个人。

在勤政廉政方面, 全局人员积极学习和执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些廉政规章制度, 制定了《司法行政人员六不准》和《司法干部六项纪律》, 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

以建设文明单位为载体,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

全局按照文明单位创建标准, 认真贯彻实施精神文明建设工程, 全局上下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不断提高对创建“文明单位”重要意义的认识, 使全体干警能够按照创建标准和要求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在律师事务所、司法所和公证处等重点服务窗口开展了执法执业业绩档案制度并进行测评考核活动;开展行风评议, 不断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做到文明服务, 有效地提升了服务水平, 受到了服务对象的广泛好评, 先后收到锦旗、表扬信17面 (封) 。

以建设文明单位为抓手, 司法行政工作成绩突出

以建设文明单位为抓手, 在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经济发展、服务民计民生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作用。

一是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自2010年以来累计组织普法活动150次, 设置宣传咨询点300个, 设置展牌、条幅、板报橱窗等800块 (条) , 发放宣传材料10万份, 受教育人数数十万人次。2010年塘沽司法局获得全国“五五”普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二是以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 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自2010年以来共排查、疏导、调处各类民间矛盾纠纷隐患1407件, 成功率98%以上。帮教安置工作管控有力、措施到位, 刑释解教人员无重新违法犯罪, 实现了帮教率100%, 共安置996人, 安置率98.8%的工作目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稳步发展, 矫正工作覆盖率达100%, 社区服刑人员受到了有效的改造、帮助教育。

三是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再创新佳绩。自2010年以来, 塘沽法律服务中心接待来访群众9001人次, 解答法律咨询12650 (件) 次, 向来访群众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和法律宣传材料1300余份, 受理临床医学司法鉴定6例, 投诉率为零, 被塘沽工委、管委会评为“塘沽区文明服务示范岗”。公证处办理各类公证4898件, 办证优质率98%以上。各律师承办各类诉讼案件1299件, 非诉讼105件, 担任法律顾问123家, 投诉率为零。全年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咨询6355人次, 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及刑事辩护案件共350件, 代书304件,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48件, 当事人满意率100%, 被评为滨海新区建设模范集体。“12348”专线共接待当事人咨询1578件次 (来电咨询412件次) , 基层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47件, 代书115件, 组织开展送法进社区、进工地等主题活动8次, 受到社区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和好评。

柴胡店司法所文明单位创建汇报 篇4

——柴胡店司法所创建文明单位情况汇报近年来，我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自身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了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增强了干警服务大局意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学习领会上级部门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文件精神，积极推进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内容的“四德”建设活动，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为搞好全所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突出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维护社会稳定作用 我所始终把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当作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不断加强司法所的软硬件建设，设有法制办公室、人民调解室、社区矫正办公室等，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施，保证了工作需要。建成了把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法律宣传等职能整合在一起的规范化、制度化、环境优美化司法所；积极参加平安滕州建设，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水平

司法文明 篇5

【记者】草原司法解释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胡伟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同时提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一论述, 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全新的战略高度。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近4亿公顷, 约占国土面积的2/5。草原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草原既是主要江河的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地, 又是防治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主战场;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碳库”, 又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由于受气候变化和人为不合理利用等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天然草原退化严重, 草原生态服务功能降低, 江河上游水土流失加剧, 北方沙尘浮尘灾害频繁, 严重威胁国家生态安全。

依法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草原司法解释的出台, 为依法打击各种破坏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对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非法占用草原二十亩作为定罪标准的考虑是什么?

【胡伟新】主要有这么两点考虑:第一, 统计数据表明, 2008年-2009年, 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十个省区 (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80%) 非法开垦草原十亩以下的案件占非法占用草原案件总数的65.6%, 开垦十亩以上的占34.4%, 开垦二十亩以上的占15.2%。考虑到实践中非法占用草原主要表现为非法开垦草原种植粮食或者其他经济作物, 行为人实施此类行为往往是基于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利益需求, 入罪门槛不宜定得太低, 将二十亩规定为非法占用草原“数量较大”的一般认定标准, 意味着有15.2%的开垦草原违法案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从打击力度和范围看, 相对比较适宜。第二, 为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精神, 体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加大对屡犯不改非法占用草原者的惩治力度, 特别规定, 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十亩以上, 即属“数量较大”。

【记者】请问当前草原执法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草原司法解释的出台对解决这些问题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马有祥】众所周知, 草原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依法保护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 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不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 草原执法工作也相应得到加强。

当前, 草原执法工作仍然面临着执法力量薄弱、执法装备条件落后等问题, 但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来看, 目前草原执法工作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 草原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够完善, 草原法和刑法缺乏有效的衔接, 对破坏草原资源的犯罪行为缺乏量刑标准, 难以追究刑事责任, 草原执法的惩戒和震慑作用不明显。由此造成开垦草原、非法使用草原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统计, “十一五”期间, 我国主要草原省区发生开垦草原案件近万起, 破坏草原面积近80万亩。草原司法解释的出台, 明确了开垦草原、非法使用草原等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实现了草原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 为依法追究破坏草原资源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进一步增强草原执法的威慑力, 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随着草原地区经济开发活动日益增多, 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为此, 草原司法解释专门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滥用职权,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并明确了量刑标准。这对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 促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 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 在草原执法过程中,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现象时有发生, 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为此, 草原司法解释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或者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法规实施的行为, 作出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为草原法律法规的实施和草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记者】草原司法解释与《土地解释》和《林地解释》数量标准为什么不一致?

【胡伟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规定为基本农田五亩以上,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非法占用林地“数量较大”规定为防护林等特种用途林五亩以上, 其他林地十亩以上。本草原司法解释规定非法占用草原二十亩以上的, 属于“数量较大”, 关于这三个司法解释之间涉及数量的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的主要考虑是:非法占用草原与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的方式、目的、危害后果等有所不同, 对三者不能设定相同的“数量较大”标准。首先, 非法占用草原主要表现为非法开垦草原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 行为人往往有生活方面的需求, 而非法占用耕地、林地则多是用于建造商品房, 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 二者主观恶性有一定差别。其次, 经调研了解, 非法开垦草原相对容易, 一旦实施往往开垦的面积就比较大, 如将非法占用草原“数量较大”的标准亦规定为五亩、十亩, 将意味着有大量非法开垦草原案件要作为犯罪行为处理 (据统计, 非法开垦草原十亩以上的案件要占全部非法开垦草原案件的34.4%以上) , 可能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再次, 虽然《草原法》规定了基本草原的概念, 但调研发现, 目前各省区基本草原划定工作进展不一, 大部分省区才刚刚开始此项工作, 因此无法像土地、林地解释那样, 根据草原等级分设不同的入罪数量标准。

对于初次非法占用草原与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 二者所反映出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为其确定不同的入罪数量标准, 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同时也更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主客观相统一刑法原理。

【记者】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 做好草原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工作, 进一步加大对破坏草原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马有祥】草原司法解释的出台, 为依法打击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下一步, 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将把学习宣传草原司法解释作为草原普法宣传的重点内容, 深入开展草原司法解释的学习宣传活动。一是广泛宣传“破坏草原有罪”的观念, 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 特别是在草原上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自觉遵守草原法律法规的意识。二是加大向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宣传力度, 使其切实认识到,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促使其自觉规范权力运行、依法行政。三是组织草原执法人员认真学习草原司法解释的内容, 准确理解和掌握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 并不断增强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的意识。四是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草原犯罪案件, 及时进行通报曝光, 充分发挥典型刑事犯罪案件的警示宣传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