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为

司法行为（精选11篇）

司法行为 篇1

1 问题的缘起

关于对审查强度的基本内涵各国的用语不尽相同, 但这些用语所指的对象及其基本内涵却大体相当。在英美法系国家, 在谈及司法审查强度的时候, 美国学者威廉R·安德森说:“审查范围的规则的作用是告知法院应审查行政工作的深度或程度, 告知法院对相关问题可以以自己观点替代行政机关看法的自由度。”王名扬先生对此的概括是:“法院受理当事人的申诉以后,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受攻击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称为司法审查的范围。”①这里的范围即法院在多大程度的纵向范围内对问题进行审查, 可以是深度的审查, 也可以是表面的审查。在大陆法系国家所谓之司法审查密度, 究其内涵乃是指司法审查之程度而言, 亦即其所为的司法审查的范围或程度而言的。而在日本则使用“审查界限”, 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同, 但是本质含义是基本相同的。

2 连接行政自主性与司法最终性的支点

长期以来, 人们总是围绕着限制行政人员的自主性来思考行政改革的方案, 认为只有限制了行政机关的权力, 才能更好的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实际上, 通过本质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对行政机关的限制是错误的, 因为给予行政机关更好的自主性才能更加灵活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行政部门有着法院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 它的独特性是任何一个机关不可比拟的。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是先有行政自主性的存在才会产生司法审查的强度的, 司法审查的强度作为法院对行政机关的事后监督, 是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专业事项的尊重。在行政领域中, 哪些事项属于行政自主事项, 行政机关对这些自主事项的自主程度如何, 法院又是怎么看待这些自主事项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与审查强度相联系的。司法机构对行政自主事项的审查既维护好行政主体的积极行政, 又防止行政主体的权力滥用。一旦每一个欲要实施的行政行为都有潜在的存在着不合法或不合理性, 一旦出现不合法或不合理性, 则需要司法机关审查作为纠正和救济的手段。传统的观点认为, 法院在法律的适用和解释上, 是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的。所以司法审查的强度是连结行政自主性与司法最终性的支点, 行政自主性的出现并没有淡化司法对行政的介入程度, 而在于区分法院对于行政自主事项控制的程度, 这个度要把握好, 才能使司法不疏于职守。

3 司法审查的强度分析

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做出, 首先要对该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进行解释, 然后依据一定的程序查明事实, 最后把做出的法律事实和存在的事实进行比照, 得出法律结论。这个法律结论就是司法审查的最终归宿, 但法律结论的得出是和是否正确的解释了法律事实和认定相关事实, 以及是否遵循相关的必要行政程序密切相关的。因此, 法院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时候, 这些因素的合法与合理自然构成了司法审查的强度。司法审查的强度是指法院对司法审查的对象 (行政行为) 的审查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司法审查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或争议所涉及的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

3.1 对法律问题的审查

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行政机关的认定和裁决在法律上是否成立, 审查行政机关对法律执行和适用是否错误。行政机关要执行法律必然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法律作出解释, 但由于法律是抽象的, 而语言也是多样的, 因此对法律的解释必然也是不止一种说法。因此法院在面对法律问题的解释上是有着相对于行政机关的优势, 所以在对法律的解释上, 要求法院遵从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似乎是不合理的, 在法律的解释上法院有着最后的权威。

在英国, 法院不审理决定中的纯粹事实问题, 主要审查受审中的法律问题。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法院长期和法律打交道, 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是最具有权威地位的, 而且法院还能深刻理解立法的意图。第二, 从法律的稳定性角度来看, 各个行政机关的机构庞杂, 如果要它们对法律都进行解释, 那么就会各抒己见而没有统一性, 由一个权威的专门机构来进行解释有利于社会法制的统一安定。第三, 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来讲, 事实问题给行政机关解决也是适当的。第四, 行政机关拥有专门知识和经验, 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灵活处理各种问题。

3.2 对事实问题的审查

在英国只有对管辖权事实错误, 法院才可以进行严格的审查, 而对非管辖权事实, 法院一般不进行审查。因此, 英国法院将司法审查中的事实问题区分为管辖权事实问题与非管权事实问题。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某种权利的时候, 必要要规定附加行使的条件。这种附加的条件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利的条件, 同时也会限制行政机关权利的行使, 其中最主要的事实因素构成管辖权事实;其他事实和情况, 虽然也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但因与管辖权无关, 就是非管辖权事实。法院有关权对有管辖权的事实进行全面的审查, 具体审查行政机关作出该管辖事实是否存在, 证据是否充分并作出最后的裁判。而对于非管辖权事实, 法院则是按照“无证据规则”和“错误证据规则”进行有限审查。无证据规则的含义是指行政机关作出事实认定必须有一定的证据支持, 否则行政机关就是越权的, 因此无证据支持的事实认定构成法律错误。英国正在寻求更深入更广泛地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的新理由。这就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院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如果该原则能够顺利的建立, “很明显这将如果没有证据而认定事实或由于误解法律而作出决定一样, 成为越权原则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旧法中关于管辖权事实等问题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它将使司法审查成为全面得制度, 可以纠正所有严重的错误。”

4 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强度体系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律审和事实审全面审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选择理由存主要由于我国存在“重实体, 轻程序”的现象, 没有完整的行政程序。程序上的不公正会导致实体上的不公正, 因此法院必须要对事实问题进行审查。因此, 基于我国的国情, 扩大事实审查是有必要的, 使得公民的权利救济能够更加的完善。但是由于我国存在以下的现象会弱化这种审查模式:一是由于范围的狭窄性。我国并没有确立起一般性的行政合理性审查制度, 而只将其作为合法性审查强度审查的例外情况加以规定, 这种情况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相冲突。二是形式法治的偏好。我国长期就存在着只注重形式上的法治, 认为只要把所有的法律和事实纳入司法审查就可以实现依法治国, 一直居于这种思潮的影响, 必然会导致司法审查的强度不够, 因此对于合理性的行政行为的审查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缺。为了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的强度, 笔者试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4.1 行政合理原则的引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审查的原则, “合理性”的标准就显得尤其重要。由于合理性原则, 既是行政自由裁量的尺度, 又是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将其确立了统一的标准, 才能有利于司法的稳定和公正性。我国学界对合理性标准的探讨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达成的共识是行政合理主要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立法目的, 符合法律的内在精神, 符合正义, 是推行实质正义行政法治的必然结果。法律标准时道德的基本标准, 要求“合理”必须围绕法律, 以立法的宗旨和基本精神作为判断点。

4.2 行政程序功能的加强

任何行政行为都是实体性和程序性的统一。程序正义是当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程序正义是当代法治所追求的普遍价值目标。行政主体具有预定性的特征, 决定了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利的时候必须规范化和程序化, 从而才能保证行政机关在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在英美法系主要通过发挥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上的优势和完善行政程序机制来保证事实认定的正确性, 而司法审查只发挥事后监督作用。从此我们可以看出, 英美在行政程序中就确保了事实的正确性, 这个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2]杨伟东.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审查的比较分析[J].法学研究, 1999, (6) .

司法行为 篇2

一、开展工作情况

(一)制定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市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高检院和市院下发的相关通知规定，以及市院池强检察长在北京市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制定了《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责任分工、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等进行细化和量化。工作方案共分为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重点内容、工作步骤、教育培训、信息报送和舆论宣传工作、组织领导和工作要求八个部分，工作方案紧密联系我院实际，指向明确，操作性强。

(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淑雅同志任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直接负责专项整治工作，其他党组成员和专职检委会委员任副组长，业务部门和相关综合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同时，考虑到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多项整治重点内容涉及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我院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反贪局办公室，以更加突出整治重点，更有力度、更切实际地抓好专项整治工作。

(三)召开动员部署会

2 月13日我院召开全院会，部署专项整治工作。 会上宣读了我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对北京检察机关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以及高检院关于11起检察机关司法不规范典型案件的通报。杨淑雅检察长对我院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要紧紧结合我院实际开展工作，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三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出经验、出做法。

(四)向党委、人大汇报工作情况

杨淑雅检察长就我院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安排、责任分工、目标任务等情况向区党委、人大负责人进行了专门汇报，取得了区相关部门与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五)编制规范司法行为法律法规汇编

为便于部门和干警全面系统地掌握执法办案规范，准确查找司法不规范问题，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更有针对性、更有抓手，我院对整治重点所涉及的78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办案规范等文件进行了整理汇编，以附件的形式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一同下发，作为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参考资料。

(六)创办《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专刊》

为加强专项整治工作的信息报送，我院各部门选派了政治强、业务精，有较强调查研究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干警负责本部门的信息报送工作，确保每周至少报送1篇信息。同时，创办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专刊》，每周编发2期，反映我院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及经验做法，较好地发挥了信息工作在反映工作动态、提炼经验做法、辅助领导决策等方面的作用。

(七)抓好学习研讨

在学习研讨工作中，我院整理汇编了20份学习资料，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精神;曹建明检察长关于规范司法行为的系列讲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北京市检察长会议精神;高检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以及《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年工作规划)》等文件。将学习资料统一发放到各处室，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保证了学习内容的全面性。通过学习研讨，全院干警对依法治国、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司法规范化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后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主要做法

(一)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院党组在部署专项整治工作时多次强调，严格规范司法、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是国家治理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要求全体干警要切实增强规范司法行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认识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适应检察改革新形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扎扎实实地开展好专项整治工作。

(二)紧密贴合实际，确保工作务实、扎实推进

一是整治重点问题贴合实际。在制定工作方案之初，院党组就充分征求了各相关处室的意见，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我院执法办案中暴露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对高检院提出的八个方面的司法不规范突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确定了我院十四项整治重点，包括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低等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和具体执法办案环节中的司法不规范问题，涉及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适用、调取证据及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款物、举报工作、保障辩护人权利、侦捕诉监督配合等内容。通过细化整治重点，使各部门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时能够更有抓手，下一步以工作方案中提出的问题为提领，更有针对性地查找问题。

二是工作方法步骤贴合实际。按照高检院提出的全员参与、不留死角的要求，我院进一步细化工作步骤、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重在突出工作任务的可操作性，明确每一阶段的工作内容、完成时限、完成标准、责任分工，确保每个部门和每名干警都知道各阶段该做什么、怎么做，保证执行效果。

三是工作目标要求贴合实际。树立规范司法理念、构建规范司法机制、提升规范司法能力是专项整治工作的三个目标要求，我院将这些目标具体化，坚持虚功做实，把目标任务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如通过部署各项检察改革工作，保证构建规范司法机制目标的实现;通过开展打基础、抓规范的业务培训，保证提升规范司法能力目标的实现。

(三)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规范责任，坚持立行立改，确保找准问题、有效整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在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时坚持问题导向。根据高检院确定的八个方面整治重点，列出了我院的整治重点问题，为后续查找问题和整改落实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引。将坚持问题导向作为基本工作要求。要求各部门树立找到问题、改正问题就是成绩的意识，要求将坚持问题导向贯穿专项整治工作始终。在学习研讨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学习研讨不走过场，带着问题学习，通过学习相关文件，深入思考当前检察工作的新任务、新挑战，为开展对照检查工作以及开展各项检察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二是坚持规范意识。要求各部门梳理明确各个执法办案环节的法律规定和要求，对每个环节、阶段该做哪些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强化执法办案的规范性，严格落实各项诉讼程序，尤其是一些小的、经常容易被忽略的环节上，如告知程序、换押程序等，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三是坚持立行立改。对于工作中发现的执法不严格、不规范，容易出现程序违法或瑕疵、办案安全隐患等问题，发现后及时改正，并通过建立相关制度规范今后的执法办案活动。如在自侦部门办案中发现法警对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管理不规范，讯问时只有办案人员而无法警看守，容易发生办案安全事故，对此，要求法警队及时予以改正，并制定了《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办法》，明确了法警部门的看管职责;针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运行后出现的因案卡填录错误、不及时等原因导致数据统计错误的`问题，案管部门与各部门内勤共同做好检查工作，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并制定了《 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案卡填录办法(试行)》予以系统规范。

(四)强化制度建设，依托检察改革，形成长效机制

一是突出制度建设，将专项整治工作成果通过整章建制加以巩固。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是进一步规范检察人员的司法理念和司法行为，要保证这一目标任务实现并达到常态化，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工作机制。因此，我院明确要求各部门都要制定执法办案规范制度，要注重总结和提炼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加强调查研究， 将规范司法行为与完善检务公开制度、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等结合起来， 制定保障检察权规范行使的制度机制，从工作流程、责任分工、质量标准、监督问责等方面不断加以规范和完善，为检察权的规范行使建立更加科学的运行机制和更加完备的制度保障。

二是依托检察改革，正确处理改革与规范的关系。今年，我院成立了检察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院各项检察改革工作，要求各部门确定至少一项检察改革重点，明确具体内容、实施步骤、目标任务等。在推进检察改革工作中，按照池强检察长提出的正确处理改革与规范的关系的要求，坚持以“通过改革促进司法规范，以规范来支撑司法改革”为目标，力争通过检察改革推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断合理完备、推动检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我院执法规范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五)注重教育培训，夯实法律基础，提升业务素能

将规范司法行为纳入教育培训内容，在刑检、自侦、民行三个条线的培训和全院综合培训中，都突出了打基础、促规范的内容，如刑检培训中设置了案件汇报实训、繁简分流制作法律文书培训内容;在自侦培训中设置了讯问笔录制作、侦查终结报告撰写等培训内容，都是从执法办案最基础的环节入手抓好规范化建设。力争通过业务培训为干警夯实法律基础知识，提升办案基本素能。

(六)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一是院党组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检察长担任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亲自抓各项工作的部署落实，其他党组成员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检察长抓好各自分管部门的专项整治工作。院党组每两周听取一次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了解前段时间工作情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安排下一阶段工作任务，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通过阶段性汇报，极大地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增进了工作效果，防止出现工作拖沓和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有问题及时解决。

二是明确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专项整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求部门负责人要严格落实领导责任，组织好本部门的专项整治工作，并带头查摆问题，带头落实整改。

三是明确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责任，要求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开展案件评查等工作，对 部门履行检察职能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及时监督整改。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院将按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照检查阶段的要求开展好查找问题工作，同时，将卢希副检察长在全市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上提出的三个方面的要求贯穿到专项整治工作当中，具体工作安排是：

(一)组织各部门认真查找问题

要求各部门和每名干警对照整治的重点内容结合岗位职责和司法档案要求，对照岗位廉政风险点，深挖部门和个人存在的不规范司法突出问题，同时结合市院对口业务部门确定的本系统专项整治重点，实事求是地把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找准，确保不搞形式主义。

(二)充分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将征求意见作为查找问题的重要渠道，认真听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律师和人民团体的意见和建议。按照部门职责性质，合理分组，确保征求意见更有针对性，如向法院征求意见，安排由公诉部门牵头;向律师和人民群众征求意见，有自侦部门牵头。为保证征求意见取得实效，向被征求意见单位递交我院专项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书面汇报材料，使其详细了解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制定征求意见表，提高征求意见工作的规范化程度。此外，我院将提前向市院督导组汇报征求意见的具体时间安排，邀请督导组领导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

(三)组织撰写高质量对照检查材料

在认真查摆问题和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对照检查材料要对详细列明执法办案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深入剖析原因，着重从政治立场、司法理念、职业道德、司法作风、理论知识和业务能力等方面查找原因，提出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领导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由检察长主持起草，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材料要交检察长审阅，部门和中层干部对照检查材料要交主管院领导审阅，干警对照检查材料要交部门负责人审阅。

(四)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加强流程监控 规范司法行为 篇3

该院案管办为落实最高检规范司法行为要求，设置了专门的流程监控岗，负责对本院各业务部门的网上业务办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流程监控员每天上网，对办案程序、办案期限、案卡填写、文书制作、流程操作等业务办理活动，进行检查记录，并反馈办案人；收集网上办案中存在的各类常发、易发问题，列出明细，整理成办案小提示，下发各业务部门，提醒办案人对照检查，防范不规范问题发生。

同时，流程监控员采取不定时巡查方式，对使用业务应用系统业务办理活动进行巡查，特别是对辖区内敏感刑事案件从批准逮捕阶段进行重点监控，发现案件风险评估未及时填写，犯罪嫌疑人未在三日之内被告知权利义务等问题及时向相关业务部门发送案件流程监控通知书，监督各业务部门对相应的问题进行整改。针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业务部门系统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采取口头提示、发送流程监控通知书等方式进行纠正。情节严重的，在发出流程监控通知书的同时，向检察长报告。

为确保案件流程监控真正发挥作用，该院案管部门还进一步细化监管措施，除了流程监控员每日巡查外，还加强了统计导入审核和结案审核，即在统计数据导入交换时，由统计员进行一次检查，在送案操作时，送案管理人员再全面复核检查，通过三个关口的层层过滤把关，减少问题的遗漏，形成全覆盖、立体式的流程监控模式，为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提升执法办案质量和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司法行为 篇4

一、新型受贿行为的分类

新型受贿行为是相对于传统受贿行为的, 由于新型受贿行为拥有更强的隐蔽性, 而且复杂程度更高, 《意见》中严格地进行了新型受贿行为的分类工作, 将主流的受贿行为分为以下六类。

(一) 交易型受贿

交易是市场经济性最常见的行为, 等价交易是买卖双方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交易原则。交易型受贿就严重违反了等价交易的原则, 以与市场价格严重不符的价格进行商品的交易, 从而实现受贿行为, 归根到底交易型受贿就是权钱交易, 只不过是打着交易的幌子而已。

(二) 干股分红型受贿

这种类型的受贿行为指的是股东在没有进行任何出资行为的情况下就占有了公司的股份。众所周知, 股权作为结构复杂的一种权利, 在进行权利转让时必然经历股权转让, 这里所说的转让是实际的转让。干股分红型受贿数额的确定在《意见》中有明确的阐述, 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办案时, 对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使司法实践陷入困境。

(三) 合作投资型受贿

合作投资型受贿是以“合作”作为幌子谋取经济利益, 即“空手套白狼”的受贿行为。

(四) 委托理财型受贿

委托理财指的是单位或者个人把资金委托给相应的投资机构或人员, 使其执行资金的管理权, 通常用于投资证券市场, 双方将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这种类型的受贿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行为人在没有任何出资的情况下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获得收益分配;二是行为人进行了实际出资, 但是获得的利润明显高于出资应得的受益, 分配不合理。

(五) 赌博型受贿

赌博型受贿指的是行为人借职务之便, 以赌博的方式收受财物。通常此类受贿行为人赢多输少, 输钱时对方将所赢现金返还。

(六) “挂名”领薪型受贿

“挂名”领薪型受贿指的是受贿人在不参与任何工作的情况下获得薪酬的受贿行为。我国规定了正常获得工资必须是建立在付出劳动或提供服务的基础上的, “挂名”领薪型受贿的认定必须明确区分非法获益和正常工资领取。

二、新型受贿行为特点分析

(一) 犯罪隐蔽性强

新型受贿行为通常由受贿行为人和若干“身边人”共同完成。目前具有较高权力的领导人员不会直接参与受贿行为, 行贿人员通常从领导的亲人入手进行行贿犯罪行为。领导应当加强对身边亲近人员的监督, 避免“身边人”的违法受贿行为。

(二) 犯罪多以团伙实现

新型受贿行为通常涉及党政机关干部与若干公务人员共同参与, 随着案件的侦破总是会发现案件愈发复杂, 涉及人员越来越多, 案件和案件之间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 犯罪行为“市场化”

部分领导干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 纷纷涌入经济浪潮之中, 拿出大量资金进行投资。不少行贿人员抓住了这些领导干部对投资的热情, 以各种优惠政策间接进行行贿行为, 以合法的市场经济行为作为幌子, 掩盖行贿行为的真实面貌。

三、受贿行为立法缺陷

《意见》中若干条文缺乏科学性、准确性, 使受贿行为的认定难度增加, 这种条款出现的漏洞必须及时指出。

(一) 描述模糊不清的条款

《意见》中认为只有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价格时才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 这个“偏离”的程度是含糊不清的, 实际过程中无法针对确定标准的偏离值进行认定过程。刑法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 对法律条文标准的确定性有很高的要求, 条文中应尽可能将标准量化, 例如高出几个百分点, 或者低于一定值。

(二) 多余性条款

上述第三种新型受贿行为指的是受贿人与行贿者之间以“合作”为表面工作, 实行受贿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以最基本的判断就可以认定为受贿, 这种受贿方式和传统受贿方式唯一不同的就是以股权代替了财务的交换, 该条款显得多余, 特别是如今司法资源高度匮乏, 多余的条款实际效用不大。

(三) 不合理条款

“意见”中针对“干股”形式收受财物的受贿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但是有随意扩大化解释之嫌。

四、司法困境

(一) 非财产性利益问题

犯罪行为人能不能包括非财产性收益是当前一个重要的司法困境, 这种犯罪行为经常发生, 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不利, 应当予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了非财产性的利益, 非法为他们谋取利益。这里所说的非财产性利益只要指的是安置工作、工作岗位的调动、出国调研机会、职称的晋升、荣誉称号的颁发等等。关于受贿行为人包不包括非财产性收益的问题存在较多争议, 意见难以统一。在通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如果希望正确地判断受贿行为人能否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应当按照刑法规定执行, 如果是受贿犯罪中的犯罪对象, 必须是财物。刑法采用这种认定方式是合乎罪刑法定原则的, 即把是否受贿以是否收受财物作为判断依据是执行法律所要求的。所以我们应当认为非财产性的受益应当不作为受贿犯罪对象处理。

既然如此, 收受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就不会受到刑法的约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一些行为人仅仅收受了非财产性利益, 但是也应当根据刑法相应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执行。只有加大法律研究人员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 加大研究力度, 尽快实现理论和思想向法律的质变, 把先进的法学理论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 使问题有法可依。

(二) 房屋性质问题

在一些受贿行为中, 行为人收受的财产为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房产, 目前针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主要的原则:首先是主客观一致原则, 其次是罪责罚相当原则。前者规定了在认定犯罪的时候, 不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而且要求行为人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过失, 否则将不会构成犯罪, 例如受贿行为人如果是主观故意的收受房屋, 并且在客观实际上对房屋进行了使用 (入住) , 这无疑增加了职权的腐败性, 对此应当按照主客观一致原则追究受贿罪, 这也是《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对于后者, 即刑罚的轻重, 应当和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在执行该原则时, 必须充分意识到行受贿的对合关系, 在进行司法实践过程中, 要将行受贿对社会造成影响的程度作为参考因素进行惩处。在处罚受贿人时, 也应当严格追究行贿人的行为, 对案件要求更加全面的认识, 此时应当关注受贿行为人是否具有索贿的犯罪情节, 从而决定惩处的程度, 根据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来定罪量刑。

不同于房产, 汽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动产, 由于其独特价值和特性的原因, 按照行政管理规定应当完成登记工作。按照基本的法律知识不难判断, 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汽车不按照是否过户来判断犯罪既遂。但是以这种论证方法判断房屋不办理过户手续从而构成受贿既遂是不合理的, 从法律和事实上都没有最够依据。

行为人收受未过户的房屋后, 尽管行为人及其“身边人”常年居住在此房屋中, 对房屋仍然不具有实际占有权。但是从行为人自身角度来看, 他是希望实际占有房屋所有权的, 从行贿人角度来看, 要想实际地获得房屋所有权, 则必须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 否则不能对房屋行使合法的权利, 房屋除了基本的使用权以外, 还要更多具有价值的权利。受贿人对于房屋仅仅拥有暂时的使用权, 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仍然在行贿人的手中, 这种情况下, 尽管受贿人居住在收受的房屋中, 但是行贿人依旧掌握着房屋的所有权, 任意时间行贿人都可以无理由地把受贿人驱逐出房屋, 甚至以房屋的使用权作为威胁, 限制受贿人的行为。

有相关研究人员提出, 如果受贿对象是不动产, 应当以不动产是否办理合法手续作为受贿罪认定的标准, 换言之, 只有当受贿行为人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的办理, 才能对受贿行为进行认定。如果收受的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从客观事实角度看待此问题, 则不能对该受贿行为进行受贿罪的认定, 否则和朴素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

五、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 修补法律条文漏洞

针对法律条文中诸如“为他们谋取利益”等限制性条件应当予以删除, 此类限制性条件的存在将会缩小刑法的打击范围, 从而削弱了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从受贿的本质来分析“为他们谋取利益”就会发现, 该限制条件对以权谋私者避开了法律的制裁。由于司法困境的存在, 使得大量受贿行为难以认定, 一些新型的贿赂变得堂而皇之。贿赂对象的范围应当扩大, 从而可以使受贿行为人更多的非法谋取利益的行为得到制裁。考虑到现实中有人通过和领导干部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实现个人利益, 因此“性”是否应当作为贿赂对象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 舒缓刑罚

目前国际上针对废除死刑的运动取得了新的进展, 因此我国针对受贿犯罪也应当进行适当的配置, 尽量限制死刑, 死刑应当只用于“最严重的犯罪”。由于受贿犯罪的危害相比直接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情节轻得多, 因此前者所受报应相比后者要小。笔者认为增添财产刑是针对受贿罪的有效措施, 财产刑可以剥夺犯罪人财产性收益, 对预防受贿犯罪有很强的实际效用。

(三) 制定《惩治贪污贿赂法》

我们并没有完整的《惩治贪污贿赂法》及类似法律, 这与条件不成熟有关。目前社会对这样一部法律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为了将反腐斗争坚持到底, 此类法律的编写有重要意义。

针对受贿犯罪必须有法可依, 才能实现严格执法, 《惩治贪污贿赂法》的制定可以对公职人员起到监督作用, 打消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念想, 该法律的制定可以严格认定违反法律的行为, 任何违法受贿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我国目前针对受贿犯罪有相应专章规定, 但是必须努力完善法律法规, 才能制定出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情况的法律规范。法律相比犯罪有一定的滞后性, 一些具体犯罪行为的认定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进行调整。

六、司法困境解决措施

(一) 不把非财产性收益纳入受贿罪对象

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 要严格地把受贿限制于财务的范围之中, 非财产性利益不作为受贿犯罪对象是合理的, 也是确保执法严格的基本要求。对于收受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人应当给予玩忽职守罪等处理, 这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适应的, 这样可以既保证任何受贿行为得到相应处理, 也能确保司法工作有序进行, 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二) 综合认定收受未办理过户手续房产的犯罪数额及形态

当面对收受为办理手续的不动产的受贿行为时, 严格按照是否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作为既遂与否的判断标准, 对于房产必须以产权转移与否作为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考虑犯罪金额时, 不能仅仅按照房屋的市场价格来决定犯罪金额, 应当鼓励会计算法的核定, 否则量刑过高或者过低。为了减少受贿犯罪的主观恶性, 尽量避免用同类房屋出租年限和金额来计算犯罪金额。按照商品房市场价格对犯罪数额进行认定是更加公平的措施, 犯罪数额的计算需要多种方法核算后进行综合考量, 并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七、结语

《意见》对目前新型的受贿行为有较强的概括性, 但是从法律人角度看待《意见》, 其中不少条款确实存在不足, 只有努力去其糟粕, 弥补漏洞才能准确划分界限, 对犯罪有更强的打击力度。必须加快对受贿行为中贿赂范围的在界定, 尽量加大刑法打击范围, 对一切不正当行为起到监督作用。针对一些新型受贿行为带来的司法困境, 应当尽量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处理问题时要保持公正, 对于一切受贿行为不放过、不冤枉。

摘要：近年来我国受贿行为出现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因为和传统的受贿犯罪有较大差别, 通常隐蔽性更强, 增加了打击受贿行为的难度。我国“两高”于2007年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其中明确定义了几种最为普遍的新型受贿行为, 但是《意见》中部分条款不够严密, 笔者将根据其中的疑难问题展开研究, 希望能为目前司法困难带来新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新型受贿,司法,困境,措施

参考文献

[1]刘林锐.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张小东受贿案”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 2013.

司法行为 篇5

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总结

石龙区人民法院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总结按照中央、省、市、区政法委的统一部署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要求，我院从6月1日至11月30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通过集中整改，健全制度，培训考核三阶段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一、领导重视、周密部署，深入发动。活动伊始，我院成立了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领导小组，院长李光为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活动办公室，负责活动日常工作的开展。我院出台了开展专项整改活动工作方案，同时又召开全体干警大会，予以学习动员，院长李光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全院干警特别是审判一线干警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树立程序公正、实体客观的审判观，要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要结合全市法院开展的“十佳法官”、“十大调解能手”、“优秀裁判文书展评”等一系列活动，搞好“办案百日竞赛”活动，出一些精品案例和优秀事迹典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成为开展活动的受益者。二、查漏补缺，追根溯源，建章立制。院里通过召开全院全体干警会、庭长会、专题民主和组织生活会，以及对一些重特大有影响案件当事人的回访考察、院长接待群众信访日制度等一系列活动，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一些民商事案件判决书论理不透彻、适用法律不准确、裁判文书不规范;某些案件审结时限较长，一些执行案件也存在执行时限较长，未结执行案件原因不明确，委托评估不透明，中止执行理由不充分等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院党组经研究制订或重新修订了有关制度，如《周一政治学习日制度》、《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案件审理执行时限跟踪制度》、《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意见》等规章制度予以完善，并且督促落实。在执行中，坚持执行案件合议制，超期未结案件问责制。院里还组织庭室进行案件互查，开展“周评一卷”活动，通过对所办结的案件各庭室互相评查，指出问题，有力督促提高了广大干警办案积极性，一些有信访苗头的案件以及一些长年执行积案得以顺利审结和执结。另外，院按照“放权、分权、制约”的工作思路，制订了审判流程管理机制、案件质量管理体制等七项机制，汇编成书，人手一本。另外，还对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和各种会议制度汇编成书，人手一本，要求大家时常学习，自觉遵守。三、标本兼治，堵住源头，建立信访接待工作长效机制。在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中，石龙区法院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信访接待处理工作。首先院加强领导和监督，成立了集中处理涉诉上访领导小组，开展经常性的信访问题研究处理工作，同时规定每周一上午开一次例会，听取各业务庭室情况汇报，有信访苗头案件下大力气，责任到人，慎重处理，扎实工作，切实做到效率、客观、公正。其次标本兼治，堵住源头，建立长效机制。一是教育全体办案人员和领导班子成员树立信访忧患意识。通过对当前信访形势的理性分析把握，在提高认识的前提下，强化警觉性、敏感性和堵塞源头的自觉性，从而形成人人重视、关心信访工作的局面，打赢思想意识上的信访仗。二是建立长效机制，立足治本。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信访接待制。我们根据多年来的信访工作实际，采取了全员接待制，即院长、副院长随时接待制。三是结合立案、审判流程管理，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完善了《信访接待制度》、《院长接待日制度》、《信访目标责任制度》、《关于涉诉信访处理预案规定》、《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时限跟踪制度》、《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等等。严格流程管理，抓好时限监督，杜绝超期办案。进一步规范审判监督程序，对再审案件的立案审查实行“听证”制度，让当事人把理说在前头，把证举在前头。该立案的就立案，不该立案的让当事人心知肚明，避免暗箱操作。同时，我们实行严格的信访责任追究制。规定凡在一年中出现一项因工作失误、不负责任或因态度蛮横而致当事人上访的办案责任人，给予信访黄牌警告，取消年终评先资格;两次以上的，该降职的降职，或者停职留用。与目标管理严格挂钩，作为评先、晋职、提拔的重要依据。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该追究的决不姑息迁就。四、健全、规范审判公开制度。公开是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的基本途径，是保证司法公正的监督工作机制。院从立案、庭审、裁判和执行每一个环节入手，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做到以公开促公正。(一)实行立案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各类案件的立案标准以及程序，引导当事人行使好诉讼权利，真正解决群众打官司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二)实行庭审公开，提高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质量，增加庭审透明度。(三)实行裁判结果公开，确保每一起案件都做到事实清，证据明，说理透，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四)实行执行公开，对执行立案、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执行财产的分配、执行中采取的拍卖、评估、鉴定措施等，要求全部公开。五、健全、规范内部监督制约制度。院健全审判流程管理机制，把案件从立案到执行各个环节纳入监控范围，确保案件不超审限，防止案件被随意拖延;健全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对案件质量的评查，确保办案质量;健全岗位目标考核机制，制定责任目标明确、奖惩分明的制度规范，将岗位目标完成情况与评先评优、提职晋级挂钩，做到人人有目标、个个有责任、时时有压力;强化领导责任制，明确院长、庭长、合议庭成员等不同责任主体的权限和责任，努力做到部署工作有人抓、出了问题有人管、追究责任有人担。五、坚持对所办案件催办查办制和评查制，开展执法检查活动，严把案件质量关。我们一是坚持对审理的案件实行跟踪催办制，发现届临办结期限的案件，由立案庭向承办单位发送催办卡;不定期地对所结案件进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早采取补救措施，防患于未然。二是对于拿得准的案件及时下判，防止久拖不决现象发生;对于重大或疑难案件，主动与市中院联系汇报，争取工作上的指导和支持。三是强化案件层层把关制，一级抓一级，坚决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我院的刑事案件全部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四是加强对上诉改判、发回、再审及群众反映强烈、赴京、赴省、赴市上访的以及上级指令查办案件的案件质量评查制，由院监察室案件质量评查小组阅卷找出问题，再向审委会汇报，对确属工作失误的，诫勉谈话，给予警告等纪律处分，对于确属办人情案、关系案或徇私枉法的，给予纪律处分，直到追究刑事责任。五是开展执法检查活动，今年对各庭室所办案件开展自查、互查，针对存在问题限期整改，一、二类卷率达100%。今年，我院共评查案件8件，向庭室提出意见3条，涉及的潜在问题得到及时纠正，没有发现违法审判情况。六、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干警队伍的素质。院党组大力倡导建立学习型法院，争做学习型法官，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对干警教育培训工作常抓不懈，努力提高学历层次和拓展法律知识面。切实加强干警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广大干警的司法理念和业务知识，增强适用法律的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制作裁判文书和调查研究的能力。今年，根据前年制定的45岁以下干警学历达标规划及要求，目前我院实有人员37人，硕士研究生学历2人，大学学历31人，大专以下学历3人。今年共有6人参加法官学院培训，并获得法律本科结业证书，有7人参加成人业余法律“专升本”教育，并顺利毕业。除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种业务培训外，全年我院自行组织全体干警业务培训两次，培训人员90人次。我院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干警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服务大局的能力，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不断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强化司法公正纷争的功能，不断提高有效解决纠纷的能力。今年11月份，通过中级法院组织的干警考试和我院组织的实施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考试摸底、激发干警的学习意识，我院形成了你争我学，追、比、赶、帮的良好气氛。七、加强司法保障，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院党组要求全体干警认真贯彻最高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河南省高级法院《司法便民十项措施》和《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维护司法公正的承诺》，全面落实司法便民、司法利民、司法护民的各项措施，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深入做好涉诉信访稳定工作，上访总量控制在责任目标以内。对于法院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大事项、重要改革措施以及审判和执行活动中遇到的特殊重要问题，及时主动地向党委报告，争取领导、关心和支持。对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要司法事项形成对党委报告制度，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在“主动、经常。深入”方面下功夫，即主动自觉接受监督，又实事求是地反映法院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争取理解和支持，营造出有利于提高司法能力，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的良好氛围。八、对重点信访案件，督办案件的办理情况。今年院抽调精兵强将，对三起赴省、赴市重点信访案件和督办案件予以消化处理，保证了专项整改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一)田石头、马姣玲夫妇赴省涉诉上访民事案件。田石头、马姣玲与同村张二伟、孙召峰因债务合同纠纷起诉，我院受理后，查明事实，判决驳回原告田石头、马姣玲的诉讼请求，田石头未上诉，赴市、赴省多次上访。省高院信访组调卷复查后认为：原审并无不当之处。今年4月8日，田石头、马姣玲到省人大对接待人员围堵、拽胳膊、抱腿，严重影响了省人大信访接待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我院经向省人大、省信访局汇报，经区政法委同意，由石龙区公安局实施，对田石头、马姣玲予以行政拘留15日。后田石头、马姣玲写下保证书，表示不再上访。(二)陈三元离婚、赡养上访案件。从至，陈三元两次到法院诉讼，一起是离婚案(法院判决离婚)，一起是赡养案件(法院判决其亲生儿子承担赡养义务，其继子不承担赡养义务)，两起案件原被告均未上诉。陈三元认为法院对其房产判决不公，多次到区人大、政法委、信访局上访，达两年之久。我院多次复查卷宗，案件判决并无不当，考虑到陈三元已届80高龄，而且身有疾病，行动不便，且家庭困难这一因素，由一主管院长牵头，协调办事处、派出所、村委会有关人员四次深入陈三元家中，对其婚生子、媳进行说服教育，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动之以情，最终使矛盾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法院全体干警共同捐资4500元，为陈某买了房产并予以修缮，化解了陈三元长达两年之久的上访纠纷。(三)朱应杰申请执行郏县体委债务纠纷案。今年我院受市中级法院指定受理朱应杰申请执行案。朱应杰案在郏县法院执行期间，朱应杰多次赴省、市上访，我院在受理后，经多次协调郏县体委不配合执行工作，因郏县体委负责人是人大代表，我院向市人大常委会、郏县人大常委会报告，拟对郏县体委负责人实施拘留措施，经市人大督办，郏县体委写出书面保证还款协议，使申请人朱应杰打消了上访念头。九、活动效果情况。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法院党组班子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增强，全体干警的责任心、进取心进一步提高，审判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全年案件上诉重审率为10%，改判率为零，没有发生一起因法院干警工作不当，态度蛮横，简单粗暴而引起当事人上访的案件。

二00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基层检察机关如何规范司法行为 篇6

关键词：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为；规范

按照最高检统一部署，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规范司法行为，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解决执法司法中的突出问题、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迫切需要。曹建明检察长指出，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必须切实把规范司法行为的要求落实到基层，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把基层作为司法规范化建设的重点和基石，推进规范司法行为与基层建设的深度融合。基层检察院处在法律监督的前沿阵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层检察院是检察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窗口，是检察工作的基础，其行为规范性的不仅体现了检察机关规范执法的总体水平，还直接关系到检察工作的社会公信度和群众公认度。基层检察院如何规范司法行为，笔者认为要在制度管理、信息化建设、自身监督等方面实现深刻转变，才能使检察机关形象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司法公正。

一、强化干警学习。提升队伍素质效能

人才强检，提高司法行为规范性的智力支持。出台相关政策，吸引高学历高水平的法律人才和网络信息技术人才进入西部基层检察机关，为西部基层检察机关提供司法行为规范性的智力支持。加大对在职人员过强化法律学习和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执法素质和水平，采取集中培训和个人指导相结合，学习教育和案例剖析相结合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干警进行法律业务培训。同时，针对不同层次干警的执法需要和实践中遇见的问题，积极开展法律培训和专题辅导讲座，及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交流执法中的好做法和好经验，提高学习效果。积极鼓励、支持干警参加各类法律知识培训，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

资金支持，规范基层检察机关司法形象。仪表是一个人、一个集体外在形象的最直接展示。检察干警的着装，接待当事人或出庭时的言谈举止、目光表情都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传递着检察干警官的职业和职责，传递着对当事人诉求的重视与负责的职业态度。因此，应当明确规范检察干警的穿着、语言、动作、态度等司法礼仪，树立法官司法形象。但是由于西部基层检察机关资金短缺，无法及时的为检察干警配置服装，即使配置了服装也仅仅只有一套，不能满足日常工作更换需求，这些就需要加大对西部基层检察机关的资金支持。

“公生明、廉生威”，检察人员必须始终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才能让群众信服。要把干警不规范司法的行为记入干警执法档案，纳入其个人年度绩效考评。要加大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干警的不规范司法的行为要发现一起，约谈一起，处理一起。对有不规范司法行为记录者年终不得评先评优，对达到一定程度的要坚决调离执法岗位，对违法犯罪的要坚决依法处理，使干警不敢为。

二、强化法律监督。以监督树立检察威信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对检察机关办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侦查、审查起诉所形成的证据材料，都必须在法庭上接受调查和质证，法庭调查前所有的证据证明力都处于待定的状态；以审判为中心，还要求案件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必须统一到与审判相同的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上来，而不是习惯上认为的侦查终结、起诉、审判证明标准依次升高的错误认识。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要求，对检察机关的证据审查方式、把握证据规格和证明的能力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检察办案人员不能沉于以往的“卷宗中心”，积极适应审判中心的新要求，将审查、收集、判断、固定证据作为检察业务建设的核心和重点，既注重审查“在卷”的案件证据，也注重审查其他“在案”证据，通過审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当面提讯犯罪嫌疑人、询问关键证人等方式，加大对关键言词证据的固化，避免在后续环节被依法排除或不予认定。严格把握立案、批捕、起诉的条件，努力从源头上把牢案件质量关口，避免“带病案件”进入后续环节后难以处理。

随着司法改革任务的实施，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外部环境将越来越好。《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刑事、民事、行政监督的法律制度，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制度等等，这些要求为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我们要转变以前重配合轻监督的观念，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一方面，从主观上强化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意识，排除畏难情绪，对诉讼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错误裁判敢于监督，敢于碰硬。加大监督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及违法立案等问题的力度；依法追捕追诉漏罪漏犯，监督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问题；认真监督纠正量刑畸形化等裁判不公问题，特别要加大抗诉力度，以抗诉手段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注重监督纠正超期羁押、侵犯被监管人合法权益，注重审查羁押必要性等问题；有力监督纠正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司法腐败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导致错误裁判的民事行政案件；监督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依法查办司法和行政执法不公背后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保证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另一方面，要善于监督，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理念，在诉讼监督过程中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诉求，正确处理法、理、情的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监督方式，采取事后监督与事前预防相结合，个案监督与综合监督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门培训和实践锻炼，切实提高干警主动发现问题、攻坚克难的能力。

三、坚持规范办案流程，构建信息化检务工作

构建信息化检务工作和监督平台，着力在办案全程动态监督管理上下功夫，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规范，将检察权行使的过程和方式公开化，加大对司法不规范问题的曝光力度，倒逼干警规范司法行为。

一是构建网上检务办事平台，方便当事人监督。构建网上检务大厅限期办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受委托律师等对处于检察环节案件办理情况的预约、查询，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并限时答复。

二是构建检务公开平台，方便群众监督。构建互联网站、微信微博、电子触摸屏、LED显示屏等网络媒体平台，高效合理利用本地报纸、电台、电视台传统媒体公开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申请、申诉事项流程、时限和案件信息、法律文书等检务信息，引导群众监督检察干警的司法行为。

三是构建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动态监管平台，强化办案过程监督。充分发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功用，突出监督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是否依法合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否严格落实，律师执业权利是否依法保障，退回补充侦查等延长、重新计算办案期限规定是否随意滥用，法律监督职责是否怠于履行等办案重点环节。

司法行为 篇7

一、思想理念的偏差:不规范司法行为的认识根源

司法行为作为司法人员从事的具有司法意义的一种特殊行为样式, 总是在一定思想理念的支配和影响下发生的;同理, 检察机关形式多样的不规范司法行为也总是司法人员头脑中某些不正确或者不科学思想理念的客观化、现实化和具体化。

(一) 政绩观和名利观的错位

“政绩观是对政绩总的看法, 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和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1]检察人员实施司法行为、办理案件的过程必然要受到存在于其头脑中的政绩观和名利观的影响和约束。追求政绩和名利本身并没有错, 检察人员通过成就检察事业来实现其自身抱负和追求, 这在道德上是完全正当的。但必须有一个约束条件, 就是在价值观念上不能唯政绩和名利是从, 必须要有底线, 否则就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进而导致司法行为违背法律规定和工作规范而“异化”。

(二) 有罪推定思维的残存

“有罪推定是指一个人一旦被控告犯罪, 就被看成是犯罪者, 因而受到刑讯挎问, 强迫其承认自己有罪;对一于犯罪证据不足的疑犯, 也推定为有罪而加以惩罚。”[2]在有罪推定思维一定程度残存的影响下, 有的检察人员预先就在头脑中为犯罪嫌疑人贴上了“真实犯罪人”的标签, “内心确认”犯罪嫌疑人就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这时检察人员完全以治罪为己任, 对于司法行为不规范或者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不会认识到有所不妥。在这种有罪推定思维支配下, 检察人员会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是“狡辩”, 甚至会认为为了追究犯罪而在一定程度上侵犯或者不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可容忍的。

(三) 程序意识的淡薄

“在司法过程中, 个体与国家、个体的程序性权利与国家的裁判权之间正是通过程序发生关系的, 程序提供了一个使作为被裁判者的个体与代表国家行使裁判权的裁判者之间进行理性交涉的空间和过程。”[3]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人员对程序是否重视, 有时是以程序是否与实体处理结果有直接关联来进行取舍、选择的, 对于和实体处理结果有重大关联的程序以及可能导致重大违法的程序, 检察人员会给予高度的重视, 否则检察人员可能承担错案或者违法的责任;但是对于与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没有重大关联的程序以及没有可能导致程序无效的一般程序, 检察人员有时会不以为然, 予以轻视或忽略, 从而导致司法行为不规范。

二、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关键根源

司法行为是否规范会受到相应司法体制和制度的约束和影响, 尤其是司法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 更是导致不规范司法行为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关键根源。

(一) 规范司法行为的工作机制不够完善

一般而言, 刑事诉讼法律是以规定有关职权和权利、程序和过程等重大诉讼关系的方式来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行为的,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刑事诉讼法律就是检察机关规范相关司法行为的总遵循。然而, 基于立法与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程度差异的事实以及立法所固有的原则性和抽象性, 刑事诉讼法律提出的有关规范性要求还需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具体工作机制予以落实。尤其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 检察机关新增了许多新的诉讼职能, 这些新增的诉讼职能即使在一定范围内的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但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遍规范而推之全国, 大部分检察机关仍需通过一定的探索而形成相应的工作机制才能使之尽可能的符合立法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二) “程序性制裁”机制的相对阙如

总体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具体刑事诉讼制度的规范对于诉讼职权 (职责) 以及诉讼权利 (义务) 和程序过程的规定相对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对于法律后果而言则存在一些模糊或者不明确之处。与实体法律不同, 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法律后果所指涉的重点是“程序性制裁”。“所谓‘程序性制裁’, 其实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程序所要承受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后果。与那种通过追究办案人员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来实施的‘实体性制裁’措施不同, 程序性制裁是通过宣告无效的方式来追究程序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4]

正是由于“程序性制裁”的相对阙如, 某些具体刑事诉讼制度在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则可能出现一些不规范情形。例如,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 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 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如果检察机关未告知或者未在三日内告知相关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会导致怎么的“程序性制裁”则不明确。

(三) 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发现机制不够健全

目前, 检察机关对于办案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司法行为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司法规范化检查渠道来发现的。这种方式是一种事后方式, 当发现不规范司法行为时, 不规范司法行为已经客观发生且有的已经在客观上无法进行整改和补正。在目前的案件管理过程中, 检委会、院领导以及部门负责人在听取案件汇报、审签相关法律文书时对于案件的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基本能够做到监督和把关, 也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一些涉及重大实体和程序的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发生, 但由于汇报形式所固有的缺陷, 对于不涉及重大实体和程序的不规范司法行为则很难及时发现。

(四) 办案责任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在我国长期实践的三级审批制中, 检察官对案件承担承办责任的同时却不具有决定案件的权力, 呈现出承办责任与决定权的完全分离。在三级审批制下, 由于检察官不具有最终决定案件处理的权力, 检察官的职责主要在于通过案件的承办将案件处理意见提交至有决定权的主体, 至于案件最终如何处理, 检察官的承办意见是否得到审批主体采纳, 或者多大程度上得到采纳, 都是由审批主体予以决定。在这样一种办案模式中, “承办责任与决定权的完全分离, 不符合检察权运行规律, 造成一线办案人员缺乏荣誉感与责任心, 一线留不住法律精英, 妨碍了办案质量, 也对检察官队伍建设及检察机关长远建设十分不利。”[5]“妨碍了办案质量”一方面是指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错案, 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指办案过程种种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出现。

三、司法能力的不足:不规范司法行为的主体根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 检察人员的司法能力 (办案能力) 也是决定检察办案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检察人员司法能力的某些不足也是造成不规范司法行为的重要原因。

第一, 检察人员的司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刑事和民事两大诉讼法修改后办案难度进一步加大、规范性和程序性要求进一步增多的变化。随着两大诉讼法的修改, 检察机关新增了许多诉讼职能, 原有职能的适用条件、运行过程等也有了较大变化。对于这些变化, 由于司法能力的不足, 在实际工作中检察人员随意执行、盲目执行、无法执行、错误执行的情况还比较多。

第二, 检察人员的司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反腐倡廉新形势下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增多、难度加大的变化。为了快速办结案件, 有些检察人员因能力不足而不得不采取违规方式甚至违法方式办案。据不完全统计, 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规范性要求至少在一百项以上, 当然并不是每个案件都会涉及到所有的规范性要求。有的检察人员仍沿用一些长期以来不规范的行为方式去办理案件, 从而导致一些不规范情形出现。

第三, 检察人员的司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逐步增强所导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 以及检务公开的推行和舆论环境的变化, 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过程逐步透明, 检察人员的各种司法行为经常会被社会公众置于“聚光灯”和“显微镜”下进行审视和评价。针对这些情况, 检察人员有时会显得无所适从, 无法从容应对。

四、检察保障的不足:不规范司法行为的物质根源

第一, 因工资待遇等原因导致个别地区检察人员尤其是办案骨干有一定流失。检察队伍不稳定, 导致检察人员工作责任心和职业认同感不强, 有的检察人员工作得过且过、粗枝大叶, 觉得案件办起走就行, 对规范司法的要求关注不够。

第二, 部分基层院因编制紧张导致“案多人少”的矛盾还较为突出。在办案任务繁重时, 检察人员的办案精力必然有所不济, 无法做到全面兼顾, 不规范情形相应也会增多。

第三, 部分单位设备落后导致办案规范化水平不高。有的单位由于设备落后, 信息化、科技化程度不高, 依旧依靠传统方式办理案件, 利用“一支笔、一张纸”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现象还较为普遍;有的单位因录音录像设备落后, 导致录音录像质量不高, 影响了对犯罪认定和判决;有的单位办案区建设落后, 仍存在安全隐患。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 既要按照法律监督职责规范其他机关的司法行为, 更要严格规范自身司法行为。检察机关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原因主要为:思想观念的偏差、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司法能力不足以及检察保障不足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认识,体制机制,司法能力,不规范

参考文献

[1]谢撼澜.正确政绩观的学理阐释[J].重庆行政 (公共论坛) , 2013 (4) :39.

[2]李友忠.论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J].云南法学, 1995 (3) :38.

[3]孙莉.司法改革与程序意识[J].法律科学, 1999 (3) :26.

[4]陈瑞华.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J].中国法学, 2005 (6) :151.

司法行为 篇8

自全国人大于2011年启动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后, 关于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呼声日益高涨。通过对现状的考察, 我们看到抽象行政行为立法规定与司法审查之间存在的冲突。

(一) 立法上的不可诉性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和第十二条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只受理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而明确地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立案受理。

(二) 司法中的现实审查

1. 从法律适用上看

一是对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法院原则上必须适用, 无权拒绝。

二是对于行政规章。行政规章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参照, 法院对其进行参酌和审查后, 对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章予以适用, 作为进行案件审理的参照, 并据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 法院有灵活处理的余地, 可以不予以适用。

三是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这就是说, 法院在适用其他规范性文件时, 同样享有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 而且拥有比对待规章更大的取舍权力, 可以直接决定其适用与否。

可见, 法院并不是机械地简单适用抽象行政行为, 而是带有一定的区别性和独立性, 而这种区别性和独立性恰恰取决于法院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

2. 从举证责任上看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理解为,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 规范性文件的诉讼地位类似于相关证据, 都作为被告承担的一项举证责任。而任何证据都必须经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只有经过法院司法审查并对其效力作出判断后,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立法上的不可诉性和司法中的现实审查, 让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陷入悖论。为了改变这种模糊不清的现状, 我们需要探讨是否有完备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必要。

二、建立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直接被纳入《立法法》的调整范围, 因此对于这两类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 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作用有限。而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不完全具有立法的法律性质, 但更需要有严格的上位法依据, 因此法院在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 具有更大的裁量权。基于此, 下文笔者仅围绕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即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展开讨论。

(一) 依法行政的需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如果任何行政机关都可以通过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豁免权来逃避司法审查, 那么, 依法行政将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而当前我国非立法性抽象行为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有二:

第一, 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不规范。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与实施因未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极容易出现片面追求行政管理效果而偏离法制轨道的后果, 往往仅考虑现实需要, 导致违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上目前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主体众多、出台数量庞大, 对依法行政构成威胁。

第二, 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效果欠佳。由于缺乏严格的程序保障和具体运行机制, 监督实际效果并不乐观。特别是在行政机关内部, 基于上下级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且下级行政机关很大一部分规范性文件都是在请示上级领导同意后予以发布的。

(二) 公正司法的需求

公正司法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统一路径, 法院在处理该类问题时表现出审慎姿态。当前法院的做法主要有:

1. 不予受理

当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确认某规范性文件违法并要求撤销时, 法院直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以所起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为由不予立案受理。

2. 间接裁判

即只对依据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裁判。在诉讼实践中, 行政相对人往往提出数项诉讼请求, 除了要求撤销行政机关依据某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外, 还要求确认该规范性文件违法等。审理法院只会对前者进行司法审查, 对后者合法与否则不予表态。这种间接裁判, 虽然对原告也有一定的救济, 但因引发纠纷的规范性文件还存在, 类似纠纷可能再次引发诉讼, 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3. 司法建议

一些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某规范性文件有不妥之处时, 并不是直接作出司法评判, 而是以司法建议这种相对柔和的方式向行政机关提出。

因此, 基于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需求, 在实践中催生、培育、规范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三、构建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 在现阶段, 构建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更为适宜, 既能为法院提供统一而可行的路径和依据, 又不妨碍行政权力的正常和高速运转, 并且为将来抽象行政行为的全面司法审查奠定基础。因此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中, 明确将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 司法审查的启动

1. 启动主体

从理论上说, 有权对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 应是权利受其影响或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因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 所以单个或多个的主体并不能直接代表大多数或者全部主体来享有诉的利益, 因此也就不具备针对该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为解决这个困境, 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新民诉法中的制度设计, 将启动司法审查的主体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里主要是指检察院和公益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 可依法代表国家和人民提起公诉, 具备诉权, 且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同样享有国家公权力, 在诉讼地位上更加平等。此外, 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可能会对某些公益团体或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全体成员造成侵害, 由该公益团体、行业协会通过针对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来保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是可行的。

2. 启动方式

审判权的被动性和中立性, 决定了法院对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只能是事后审查模式。包括单独式和附带式两种途径, 即法院既可以受理直接针对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 也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中附带审查其所依据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对于附带审, 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告在起诉时一并提起;二是法院在审判中主动审查。同时, 出于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相对稳定性的考虑, 对于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启动, 还需要规定一定的起诉时限。这样, 既可以保证司法审查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又体现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权力依法行使的保护。

(二) 司法审查的标准

出于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力考虑, 避免司法对于行政的过度不当干预, 应该明确仅确立合法性作为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 而排除合宪性、合理性等其他审查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权限是否合法。法院首先要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制定相应抽象行政行为, 是否存在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情况。具体包括, 是否越权创设行政行为种类, 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是否增设义务主体, 扩展承担义务的相对人范围;是否给相对人创设法外义务, 免除行政机关责任。第二, 程序是否合法。即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程序是否合法, 是否遵守法定程序, 是否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公文运行程序要求。第三, 实体内容是否合法。具体包括, 是否违反上位法规定, 有无与上位法相抵触;是否合乎立法目的, 有无利用行政规范形式进行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

(三) 司法审查的结果

法院对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应当根据原告的不同诉讼请求, 进行相应的判断、甄别并作出裁判。

1. 认定为合法

在单独式审查中, 如果认定被诉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合法, 则在判决中确认该规范性文件合法, 在本行政区域内继续有效。在附带式审查中, 如果认定所依据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合法, 则在确认该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基础上, 继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其他方面。此外, 为了避免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 建议引入恶意滥诉侵权责任制度。

2. 认定为违法

法律责任作为法律运行的保障体制, 是法治所不可缺少的环节。当某一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时, 法院应如何处理, 能否作出撤销裁判?如果不撤销, 则该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继续有效, 这显然违背行政诉讼的本意或初衷。如果撤销, 则该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自始无效, 这样的结果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但是这种废止权如由法院作出, 则意味着法院过多地干预了其他机关的最终决定权, 并不适宜。因此, 笔者认为, 法院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 不应作出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裁判, 而应参照《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的有关精神, 将不予适用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进一步总结, 当某一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时, 如果在单独式审查中, 法院可作出确认裁判, 确认该规范性文件违法;在附带式审查中, 则在不予适用的基础上, 继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并在最后的判决中, 同时确认该规范性文件违法。对于因适用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 法院可依据《国家赔偿法》, 判决发布该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障行政相对人能够得到合理的行政赔偿。此外, 可通过其他配套机制的建立完善, 如加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废止机关的配合、健全释疑解释制度等, 逐步消除负面影响。

摘要：文章以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为视角, 对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进行检视, 并提出了建立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若干制度设计, 包括审查的启动、审查的标准和审查的结果等, 以期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

参考文献

[1]褚宏岩.论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王林.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及司法审查范围研究[J].许昌学院学报, 2010, (3) .

司法行为 篇9

1997年5月, 万达公司凭借一份虚假验资报告在某省工商局办理了增资的变更登记, 此后连续四年通过了工商局的年检。2001年7月, 工商局以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验资报告为由对万达公司作出罚款1万元, 责令提交真实验资报告的行政处罚决定。2002年4月, 工商局又作出撤销公司变更登记, 恢复到变更前状态的决定。2004年6月, 工商局又就同一问题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关于工商局的行为, 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2001年7月工商局的处罚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B.2002年4月工商局的处罚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

C.2004年6月工商局的处罚决定是对前两次处罚决定的补充和修改, 属于合法的行政行为

D.对于万达公司拒绝纠正自己违法行为的情形, 工商局可以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为由作出处罚

就本案例, 笔者认为:首先, 万达公司凭借虚假验资报告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属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其次, 万达公司实施该违法行为的时间是1997年5月向工商机关提交虚假验资报告的时间, 且行为属于实施终了;再次, 万达公司提交虚假验资报告造成的违法状态, 即公司注册资本不真实的状态持续 (继续) 存在;

关于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 很容易理解, 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 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 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那么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它是指违法行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 持续地侵犯一个客体, 使得该行为与该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存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要成立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这一事实, 必须是该行为与该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存在, 确一不可, 如无照经营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万达公司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时间点是1997年5月, 且行为属于实施终了, 而工商机关发现该行为的时间是在2001年7月, 因此超过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2年追究时效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此该题应当选A。 (司法部参考答案:A)

当然, 有很多同志认为该题应当选D。因为万达公司凭借一份虚假验资报告在某省工商局办理了增资的变更登记, 此后一直没有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 该不法状态一直持续, 造成的不法后果一直存在, 应当视为违法行为的持续性或继续性, 所以工商局在年对万达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违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混同起来, 认为只要该不法状态继续存在就是违法行为继续存在, 违法主体不改正违法状态, 那么该行为就应当始终处于追究时效以内。这样理解无疑是把行政处罚追究时效扩大化、延长化甚至是无期限化, 这是不符合法律本意和立法精神的。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即是以违法行为的状态作为判定追究时效的标准, 而不是以违法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为标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张三与李四不睦, 某日, 张三用钥匙把李四的汽车划伤, 一年以后 (治安管理处罚法追究时效为6个月) , 两者矛盾激化, 李四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张三故意损毁财物, 修补需要500元。

很明显, 张三实施的违法行为已经实施终了, 但它造成的不法状态或者说结果一直存在, 即李四的汽车被张三划伤了。公安机关能够以张三没有主动纠正、消除该不法状态的理由, 对张三进行处罚吗?相信读者都已有答案。

因此, 作为公平交易条线的一线执法人员应正确理解《行政处罚法》有关违法行为追究时效的规定, 严格控制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期间, 不得任意扩大、延长。只有这样, 执法人员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才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真正办成铁案。这也要求我们广大同志, 认真履职、及时履职。

司法行为 篇10

（一）案情

2007年11月6日，杨某南放学回家后跟着其他同学来到长安镇沙头靖海东路一家工厂门口玩起了游戏。突然，其中一名学生听到杨某南一声惊叫，回头发现杨某南已经不见了人影。经过寻找，他们在路旁绿化带和人行道之间发现了一个没有了井盖的排污水渠检查井，杨某南正在井里大声求救。治安队和120救护车到现场后对杨某南实施打捞抢救，大约1个小时以后，杨某南被打捞出井，却因时间过久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杨某南父母将对被盗井盖负有管理职责的沙头居委会告上法庭。

（二）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南身亡时年仅8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某南当天下午放学后已经回到家中，独自外出玩耍，其父母对此显然未尽到应有的监护和注意义务，因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沙头居委会作为涉案道路和排水渠的建设和管理人，在该排水渠的检查井井盖因非正常原因缺失后，未能及时发现并且排除安全隐患，是造成杨某南跌落检查井致死的客观原因，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一审法院遂酌定沙头居委会应对杨某南死亡承担30%的责任，而另外70%的责任理应由杨某南父母自行承担。

杨某南父母不服一审判决，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沙头居委会承认其是事发路段排污暗渠的建设和管理人，理应尽到相应的管理、维护义务，应当对杨某南的坠井死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同时考虑到，杨某南坠井事故具有偶然性，杨某南事发时年仅8岁，其父母没有尽到监护义务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之一。综合考虑各因素，法院认定杨某南父母也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害赔偿责任。酌定沙头居委会与杨某南父母分别承担70%、30%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案件分析

本案是数人侵权类型。即沙头居委会、杨某南父母基于不同的原因，各自的行为的偶然结合，导致杨某南死亡的损害结果。根据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般法理，本案各侵权行为人须为各自的行为对受害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在各行为人之间发生一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由于各行为人侵权行为之不同而在各行为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处理结果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两个关键的问题的妥善解决：一是本案的侵权行为的侵权类型的认定;二是如何比较合理地划分案中两个当事人的承责范围。

（一）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的类型

妥善地解决本案最终体现在合理划分两方行为人的承责范围这一问题上，而划分行为人所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则首先需要确定行为人侵权行为的类型。

就侵权行为的类型而言，根据加害人之多寡划分为单独侵权和数人侵权。其中，数人侵权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行为。数人侵权行为又可划分为共同侵权与“多因一果”侵权。就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而言，我国现行法律将共同侵权行为界定为三种：一是共同故意的侵权行为;二是共同过失的侵权行为;三是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如果各个行为人之间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发生的，则将该侵权形态归类为“多因一果”的侵权类型。

在实践中，由于共同侵权与“多因一果”侵权，这两类侵权行为在构成要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较难区分，因此这两者成为了学说和司法实践关注的重点。依照侵权法的一般原理，笔者认为区分两者的关键，仍需从侵权行为所应具备的责任构成要件的分析上入手。从前述“多因一果”侵权的定义来看，其构成要件有：第一，行为人为二人以上，且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第二，数个行为或条件间接作用的结果;第三，发生同一损害事实。考察上述构成要件，可知仅以不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为标准不足以完全将共同侵权与“多因一果”侵权区分开来。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中，区分两者的标准可以从侵权行为责任的第二个构成要件来考察———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在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中，数个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与之不同的是“多因一果”中的多个原因行为的结合具有偶然性，但这些行为对损害结果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或必然地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其中某些行为或者原因只是为另一个行为或者原因直接或者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其本身并不会也不可能直接或必然引发损害结果。故此，数个行为中只有一个行为与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他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只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共同侵权与“多因一果”侵权还可以从数个行为结合方式与程度作进一步辨析。在共同侵权中，数个行为是直接结合，导致一个损害结果。所谓直接结合，是指数个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紧密，其紧密程度使数个行为结合为一个共同的侵权行为，即行为与行为之间是直接、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数个加害行为的结合对受害人而言是必然的，具有非常强大的关联共同性。对加害后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无法区分。这种不可分性是认定共同侵权成立并适用连带责任的基础。而在“多因一果”侵权中，数个行为是偶然地、间接地结合导致一个损害结果，且通常是几个与损害结果有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与一个同损害结果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但并非每一个单独的行为都足以导致最终的损害结果。若欠缺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则损害结果就不能发生。由此可见，各行为对损害结果之原因力比例是可区分。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数个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之不同，以及数个行为之间的结合方式与程度，使“多因一果”行为与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相区别。

（二）本案应认定为“多因一果”的侵权类型

纵观本案的案情，主要存在两个侵权行为：一是作为事发路段排污暗渠的建设和管理人，沙头居委会没有尽到妥善管理与维护义务的行为。二是杨某南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应有的监护职责，放任杨某南独自外出玩耍的行为。这两个行为人共同造成了本案同一损害结果———杨某南落水溺毙的人身损害事故。本案虽属数人侵权情形，但根据前述共同侵权与“多因一果”区分的原则，本案侵权类型的准确定位是———“多因一果”侵权。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过错的层面来看，本案的两个加害主体之间对杨某南的死亡既不存在共同的故意，也不存在共同的过失。因此，本案可排除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可暂时归类于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其次，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而言，第一，沙头居委会未尽管理与维护暗渠的行为是导致杨某南死亡的直接原因。第二，杨某南父母疏于监管，放任杨某南独自外出玩耍的行为只为沙头居委会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杨某南父母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也不可能直接导致杨某南死亡。因而杨某南父母的行为与本案的损害结果之间是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从上述两个行为之间的结合方式与结合的程度而言，这两个行为并非凝结为一个共同的加害行为而共同造成了杨某南的死亡，且上述两个行为的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及后果是可以区分的。依上述分析可得出，这两个侵权行为并非直接结合造成了本案的损害结果。故此，本案应认定为“多因一果”侵权。

（三）本案两个行为人的责任承担范围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见，“多因一果”的行为，各行为人承担的是按分责任，其中按份责任的基础是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虽然衡量过失程度及原因力比例的大小属于主观范畴，但客观上也存在一个共同的判断标准。对于过失程度判断的基本标准应该是：重过失重于一般过失，一般过失重于轻过失。各种过失轻重程度的判断一般以注意义务的程度高低来确定。原因力比例大小的判断原则一般是：直接原因的原因力大于间接原因，主要原因的原因力大于次要原因，与损害结果距离近的原因事实的原因力大于距离远的原因。由于本案属于“多因一果”侵权类型。案中的两个行为人对各自单独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并依据各行为人的过失程度及各自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划分各自责任的份额，由各行为人按照自己的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两个行为人的承责范围，首先，从注意义务的程度高低的角度来看，沙头居委会作为管理与维护暗渠的公共服务机关，应当保持高度的谨慎，并采取恰当的措施以防止行为人掉落暗井，从而杜绝马路上暗渠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隐患。可以说，沙头居委会注意义务的程度应该是很高的，这种义务应当是善良管理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其次，从行为与结果的原因力角度而言，沙头居委会的行为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行为与杨某南死亡之间的原因力比例最大。因此，沙头居委会应对损害的发生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份额。当然，杨某南父母疏于对幼儿杨某南的监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其原因力比例相对而言是比例较小的。二审法院认为，沙头居委会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及承担赔偿份额的70%，杨某南父母则承担次要责任及赔偿份额的30%，体现了本案主审法官准确地把握了侵权行为法理论关于过错与法律后果的轻重，致害原因力与责任大小的正相关性，最终使本案得以圆满解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摘要：不存在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既包括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 又包括“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这两种侵权行为容易混淆。区分两者的基本路径就是考察数个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侵权行为的结合方式和程度。就“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而言, 责任人对受害人承担按份赔偿责任。划分各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考察当事人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

关键词：“多因一果”侵权,共同侵权,责任范围

参考文献

“内外兼修”规范司法行为见成效 篇11

据了解，该院案管办以今年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对外优化服务，不仅为律师提供便利的预约、阅卷服务，为展现窗口部门的良好形象，还广泛征求律师、诉讼当事人等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由案管办针对收集的意见建议，督促相关部门整改落实。 同时，案管办也充分发挥对内加强业务流程监控的职能，不断强化案件管理，严格把关，对案件办理情况实施全程、同步、实时监控，防止违法违纪等不规范司法行为的发生，规范检察人员司法和执法行为。该院案管办推行“办案期限预警、法律文书报备预警、涉案财物预警”三个预警，对纳入监管的每个案件的每个诉讼节点，及时认真审查。在办案期限预警方面，流程监管员在系统提示预警期限后，再“口头追办”办案进度，主动向承办部门和承办人了解案件情况，争取案件提前尽早结案，防止办案超期、羁押超期行为的发生。

据悉，2015年以来该院案管办受理批捕、审查起诉等案件94件114人，接待律师20多人次，发出预警通知4件，开展案件质量评查6次，不仅为规范司法行发挥有力的内部制约作用，也提高了对外规范司法行为的水平。（文/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