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

环境司法（共12篇）

环境司法 篇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得到飞速发展, 特别是重工业等资源、能源型工业增长尤为迅猛, 然而它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现象的日益恶化, 是以环境污染侵权事件频繁出现, 更有甚者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环境侵权已经发展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而司法救济作为环境侵权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对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在此, 我将通过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对比分析我国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环境侵权,现状,司法救济,建议

一、我国的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现状

(一) 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经济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 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发展, 他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 由于较高的经济水平, 他们资金充足、技术条件纯熟, 能够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顾及到社会的长远效益, 并且他们的国家及企业都有这个实力和能力对环境侵权作出有效救济, 而诉讼这一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救济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现今, 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经济建设处在第一位, 很多工厂企业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即使在各项条件具备, 能够达到环境保护标准的情况下, 也要设法进行非法排污以期降低企业成本, 由此致使环境污染、环境侵权现象频发。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大难点。如何改变企业的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现状, 推动其向追求环境、经济复合目标转变, 是国家及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我国环境司法救济的法制现状

在立法上, 无论是宪法, 还是其他部门法, 都未规定公民的环境权。这也就造成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在司法实践中公民站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 什么立场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最有利。环境权的提出最初是在西欧, 1960年, 西德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 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环境的规定, 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由于《欧洲人权条约》中未明确规定环境权的内容, 控告被驳回。但却由此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现今, 西欧大部分国家已经将环境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对环境权仍然没有明确规定, 这对环境侵权受害人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三) 我国公民环境意识淡薄难以积极启动环境司法救济程序

我国人口总数多, 总体文化水平不高, 这也同样导致我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根据调查显示, 公众对参与环保活动普遍不感冒, 同时对环保知识的认知、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处于较低层次。虽然目前环境保护引起了各方重视, 但是公民对于个人在环保问题中的定位和作用并不清晰, “政府依赖性”是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环保意识体现。而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启动则与公民对环境利益的关注程度具有很大关联性, 从当前的现状来看, 成为环境公共利益难以得到有效救济的重要阻碍之一便是公众对可能潜在威胁到自身生存却并没有直接对自身造成损害的环境侵害活动并无强烈的责任感和参与感。

二、关于我国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未来出路

(一) 强化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

面对目前我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利益的状况, 我们必须加强国家和企业的环境责任。对此, 我们可以采取奖惩措施, 对于政府可以将环保现状列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之中, 并制定相应惩处制度, 促进政府环保责任的承担, 避免司法救济中为追求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推动环境保护这一社会利益的长远发展。此外我国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要求, 对于生态环境破坏力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从资金、准入方面进行限制, 提高其企业准入标准, 与此同时对于已经造成严重污染企业加大惩处力度, 达到威慑作用, 从而强化企业环保责任承担。

(二) 建立健全环境法律制度、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要想环境侵权司法救济发挥其有效作用则必然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法治氛围。首先要明确公民的环境权, 只有以环境权为基础提出的诉讼才更具有法律正当性, 才更能调动公民积极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 从而达到以公民环境权制约环境污染行为, 并激发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其次是发挥公众监督的重要作用, 通过法制宣传、主题教育等促使真正形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环境法治氛围。

(三) 促进公民诉讼意识和环境意识的提高

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程序的启动则跟公民的诉讼意识与环境意识有着较强的联系。诉讼通过预设的诉讼程序,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 由法官以居中裁判者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案件事实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 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与其他解决纠纷的方法相比, 诉讼则更加具有权威性。

面对着日益凸显的生存与环境的矛盾, 各种环境侵权事件不断涌现, 环境诉讼将会越来越引起重视。现下, 我们需要做的便是通过司法救济宣传片、相关主题教育以及实现环境侵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公正、效率来提升公民对环境司法救济的信任度。同时也通过环境司法救济案件审理来提升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 促使其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公众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而又推动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家顺, 王广风.“基于生态经济人”的企业利益性排污治理行为博弈分析[J].绿色经济, 2007.

[2]齐树洁.论我国环境纠纷诉讼制度的完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1) .

环境司法 篇2

创优司法环境服务招商引资

近年来，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招商引资和发展城区经济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创优司法环境，为招商引资和发展城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环境保护中的能动司法 篇3

目前在中国，环境问题极其严峻的同时相关法制却还不够健全完善，一些规定还是宣誓性、原则性的，可操作性不强，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情况时有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又过于消极和被动，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使得某些环境问题的危害性不断发展蔓延。要使环境质量真正得到改善，就应该在环境保护中破解困局、积极作为、能动司法。

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了重要进展，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自然环境脆弱、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基数大、发展模式粗放、管理和科技相对落后等原因，中国环境污染的形势十分严峻，资源掠夺式、环境破坏式、民众受损式的环境状况十分恶劣。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

环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

一、环境立法还不健全完善。在污染防治方面，已制定《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法》《环境噪声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在资源保护利用方面，有《煤炭法》《节约能源法》《防沙治沙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等。但从总体上看，保障自然生态的法制仍不十分健全，一些规定还是宣誓性、原则性的，可操作性不强。

比如，《刑法》虽以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其定罪多以“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构成要件，致使一些呈蓄积状态尚未突发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对周围环境及居民健康尚未造成严重影响的污染环境行为得不到刑事责任追究。同时，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中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也有欠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支持，环境违法造成的生态环境赔偿也未能在多数环境法律中得以体现。

二、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不适应环境保护工作需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形比较突出。保证环境的清洁优美，保证生态环境安全，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受GDP至上的政绩观的引导，经济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充当违法企业的保护伞，成为环境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加之政府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和权力保障不足，行政处罚措施不严厉，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定非常有限或过于宏观和笼统，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模糊或缺乏监督，对政府的责任要求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变成一种有形无物的空洞规定。如排污收费制度，规定有排污标准，同时又规定企业可以超标排污，只要你缴纳排污费，就不算违法，这意味着，收费越多，超标排放的情况越严重等等。这样有法不依、难依的情形已经造成了“三不查”局面：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相应地也形成了企业不怕环境监察、不怕环境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的“三不怕”局面。

三、环保法庭有心无处放，有力无处使。虽说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环保法庭，但与每年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环境信访纠纷相比，环保案件的数量微不足道的，导致环保审判庭面临着无案可办、“等米下锅”的尴尬局面。除却案件数量的困境外，环保审判庭的法源依据和程序支撑更是困难重重。立案难、举证难、鉴定难的客观事实依然存在。同时重大环境案件也难以进入司法程序，能进入诉讼程序的，也少得可怜。而完全指望通过法院来制止正在发生的污染或者要求对过去的污染进行赔偿还显得非常困难。

综观这些年来环境保护的法制进程，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备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但从依旧严峻的环境形势看，我们仍然面临诸多法律解决不了的困局：日益增多的环境立法数量伴随的是相当一部分法律条文被束之高阁，需要亟待制定的法律法规又迟迟难以出台。法律上存在空白和盲区，在一个以成文法为指导的国家，任何方法、机制的创新都有可能成为某种阻碍甚至风险。

能动司法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又过于消极和被动。司法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不能主动制定政策，不能主动规范社会，不能造法，只能被动执行法律。今日提能动司法，可能会遇到一定困惑和挑战，容易被看成是违背司法规律的负面的标签，带有了某种贬义的指责。

在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体制中，“消极的司法机关”是相对于“积极的政治机关”而言的，即民选的政府机关不以具体个案的存在为前提，不是依申请而启动，相对于“不告不理”的法院而言是积极的。而在中国，不存在三权分立的制衡，不存在法院制衡行政权的冲动。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本质都是要为民服务，都要以解决法律争议、化解社会矛盾为终极追求，因此，尽管法院是相对比较消极的部门，但片面强调所谓的消极和被动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事件，不符合中国法院的职责和功能。

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主义，中国审判语境下的能动司法，要求法院从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方法上，都要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具体来说，从政治视角看，人民法院要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动、积极地适用法律裁判案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从法律视角看，人民法院要在立足司法职能，遵循司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拓展司法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从社会学视角看，能动司法强调和挖掘法院司法的导向功能，使法官能将自己定位于社会治理的工程师而非单纯适用规则的执行者，成为积极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生力量。

一、“司法权的消极性”有其特定的外延。在普通法系国家，司法权的消极性，主要依赖于对抗式的诉讼结构。以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中心的司法程序，强化了法官作为消极的居间裁判者的形象，法官相对于控辩双方而言是消极的，因而，司法权的消极性强调的是法官的中立角色和对抗时诉讼程序的价值，但作为一个解决纠紛的权威机制，并不表示司法系统可以以消极面目示人，并不否认司法权应该追求高效地、充分地、积极地回应真实的法律纠纷。在中国，虽说法院业务工作是被动的，但不能排除法院主动服务的必要。特别是大多数当事人法律素养不高，难以严格地按照控辩式庭审方式进行举证、质证、辩论，如果一味地坐堂问案、孤立办案、简单执法、机械执法，片面强调程序正义，就很难取得案结事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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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司法的提出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开展工作，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理念、方法去处理工作和学习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此，“司法能动性”不是对于司法权本分的僭越，而是积极履职的必然要求，是为了服务于维护法律秩序、公正高效地解决法律纠纷这一总的目标。面对社会变迁和新型权益纠纷，客观要求人民法院及时调整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合理行使裁判权，积极应对经济社会领域内出现的各类问题。

环境保护中的能动司法，既必要也必须。首先，环境污染案件本身具有较强的长期性和隐蔽性，专业性要求非常高，对环保案件的审理，不论在法律程序还是法律实体上都比传统意义上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的审判更为专业，如果在环保审判方式没有能动的创新，就很难纠结复杂的环境案件。

二、能动司法处理案件时较为灵活。地方政府面对跨区域环境污染案件时，会因地区行政权力而力所不及，这种情况下环保法庭就可在一定的受案范围和职责权限内，以能动司法手段介入，走环保专业化审判的路子，有效地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污染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污染案件的污染原因、损害后果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较为复杂，鉴定、专家证言与普通民事诉讼也都有较大差异。环境保护案件较其他案件的巨大差异，仅凭法官的法律知识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这就亟需创新审判思维，积极推动行政与司法的联动，主动听取环保专家的专业分析意见，主动聘请环保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等创新做法。

法院如何实现能动司法对环境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提的能动司法，既非西方法治语境下的能动司法，也不能违背司法规律随意盲动、任意乱动。如果能动性的发挥最终是止于一种口号和政治主张，那么，中国司法机关原本就孱弱的地位更将被侵蚀得无以复加。如果能动性是为了顺服和配合其他国家机关的政策执行，并为其贴上证据充分、程序正当的标签，那么就有可能把司法机关为社会主持正义、扼守法治底线的功能全部抽空。

恪守司法权的消极性不能带来司法权威的提升，但坚持司法的能动性也未必能加强司法权的影响力。能动的司法，必须是公正的、程序正义的司法，能动性的发挥，不能以牺牲司法机关固有的独立性、公正性为代价。而是说司法應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更加主动地发现、预防和解决纠纷，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综合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推动法律不断向前发展。无论是审判方式方法的选择，还是案件裁判的最终做出，均要高度重视裁判的公正和社会的可接受性，增进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在立法目标上。逐步形成由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或者政策框架法、单项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构成的完整法律框架。应当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所构成的配套体系，强化法律的可操作性。如果说传统的环境法是原则性的禁止、限制和许可规定，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必须突出法律的可操作性、严厉性。我们的立法应当从单一的治污与保护策略，转向对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从注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向注重生产全过程控制；从重视防治单项、局部的环境问题，逐步转向防治区域的和全球的环境问题；从注意防治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转向同时注重防治生活和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二、在法律制度上。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等构成的法律制度框架。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肇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基本是外来引进的，并非基于中国当时的现实需求，且是由政府开始自上而下发生的，过多依赖领导指示和讲话。从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的产生看，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环保运动始发自民间，是民间推动政府，公众参与同政府威力结合。所以，中国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的形成必须要多方发力，使其具有民间性、社会性的特点。

公民是环境效益的享受者，也是环境危机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理应成为绿色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和建设者。在引导和扩大公众参与方面，要逐步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健康权、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等各种权利；完善有关环境状况信息和环境决策信息公开化的制度规定，完善公众参与各种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完善相关民事、行政诉讼和民事、行政赔偿的制度和程序；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合法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和公益活动；推进环境宣传和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健康文明和对环境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三、在法律实施机制上，加强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探索实践。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

第一、超前谋划，提前应对。深入调查研究，增强司法的预防功能。并及时发现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能动司法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出台解决实际问题指导意见，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第二、成立职能全面的环保法庭，明确环境侵权行为。环保法庭集立案、审判、执行于一身，损毁、侵占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生活环境等行为均归为侵权行为之列。在发生可能严重危害环境的紧急情况时，法院可根据公益诉讼人的申请，发布禁止令，对不履行生效禁止令的被告，按民事执行案件进行强制执行。创新适用非刑罚处罚手段，针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在发挥刑罚惩治功能的同时，突出生态修复，尽力弥补破坏环境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实现类型化案件的同类处理，统一法律适用尺度，形成同案同判，维护法制统一。

第三、强化环保审判诉讼职权主义，人民法院需化被动为主动。尝试提前介入到环境污染事件中，争取使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而不是坐堂办案，等待当事人上门诉讼。

第四、整合社会资源，营造大调解格局，形成大调解合力。借用“外脑”，充分发挥环保审判专家咨询委员会及环保专家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案件、密切联系群众、宣传法院工作的重要作用。

第五、积极开展司法建议和环保法律意见书工作，增强司法指导功能。对审判中发现的不规范行政行为和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建议，并力求将建议事项落到实处，警示督促改进社会管理工作，避免或减少因社会管理不当引发的矛盾纠纷。帮助其完善制度、规范执法和依法行政。

第六、延伸司法服务，加强巡回审理、就地开庭、就地宣传的工作力度。使法律进社区、法官下基层，引导民众了解法院司法裁判，培养民众对法院司法裁判结果的合理预期能力。开展必要的法律知识讲座、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发放法律宣传资料，建立法官与企业联系制度和定期服务制度，为企业成功防范经营风险、实现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帮助。实施环保案件执行回访制度，不定期到污染现场进行回访，查看被告实际履行判决的情况，保证环保案件判决不落空。

第七、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和联系。人民法院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来有效进行党委、人大、政府的沟通协调工作，同时，司法与行政需有效联动起来。此外，加大与公安、检察、环保行政等机关的联系，有利于及时获得和共享案件信息，并在联系的过程中加强诉讼理念的沟通和交流，为诉讼的顺利提起和审理做好准备。

总之，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环境质量改善是环境保护的永恒主题，要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优美宜居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就应该在环境保护中，突破难关、破解困局，积极作为、能动司法。

责任编辑：陈永芬

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篇4

1.1 环境保护的案件较少

根据环保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6年因环境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453件,2005年只有1545件,2006年略有上升,但也仅有2146件[1]。以云南省为例,2007-2009的三年,全省环保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分别仅为37件和7件;又如,昆明市官渡区作为主中心城区和滇池流域主要地区,近些年总共只审理了3件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和4件环保行政案件,没有一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案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仅在2005受理过一批关闭养猪场的同类型案件82件[2]。推表及里,在全国范围内的环境司法保护的案件也不多。

针对此现象,我们不得不深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环保案件数量的限制受到了案件受理范围的局限。我国《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第1款第8项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诉讼。但由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复合性,其侵害往往通过环境这个载体作用于受害人;环境损害结果则具有潜在性、广泛性,且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不一定与个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环境民事诉讼在立法上缺乏专门、可行的操作程序,其受理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易受到一定的限制[3]。其次,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虽然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纳入其中,但对环境诉讼的支持力度还微乎其微,有待进一步改善。修改后的《民诉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仍较小,将面临着尽管有新《民诉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许多的环境案件仍会由于主体不适格而被驳回起诉。另外诉讼费用的承担也使得公益诉讼制度的漏洞凸显。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而提起的诉讼,其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但却又承担着败诉后诉讼成本的风险。这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环境诉讼案件数量维持在低谷水平。

1.2 环境诉讼多为调解结案

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院存在的告状难、执行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4]。我国环境诉讼案件受此影响巨大也多为调解结案。调解有力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但对于环境案件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调解的结果多为赔偿一定的金钱,但对于环境诉讼中的直接的“受害者”环境本身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另外，仅以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而调解结案,纵容了施害者的损害行为,一定程度上使得环境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事实上是对公众利益的间接性损害。

1.3 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官的职责要求审判人员司法公正,然而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陆地区法院的经费、人事等重要事项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大障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使审判人员难以依法办案。

当前,在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则无人问责。在有些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涉及地方重大经济利益时,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动辄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迫使司法机关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因为生态环境损害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的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就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或暗或明的保护,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案件起诉难、取证难、鉴定难、审理难、判决难、执行难[5]。

2 环境司法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当前状况是司法实践先行、理论立法滞后,司法保护的现状滞后于司法实践的客观现实需要,故急需对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加以完善和规范[6]。

2.1 完善环保立法工作

2.1.1 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经济建设优先,在中国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种观点是环境保护优先,一切工作都要为环境保护让路。有学者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新时期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是不可动摇的一条原则。但是,环境保护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7]。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应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也是当前《环境保护法》修改的目标方向。

2.1.2 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主要散见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中,这些立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无论是在环保理念、效力位阶或是立法内容上,这些立法都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要求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依靠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庞大的行政法规维持运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效力级别较低、可操作性不强,且这类法律法规中缺乏许多配套的技术性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偏低,影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对现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尽快制定有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制定配套的技术性标准,提高环境保护标准,以求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做到有法可依[8]。

2.1.3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新民诉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相对笼统的规定,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1)原告主体的确定

《民诉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概念相对模糊,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进一步释明。此次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将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予以明确,但介于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待时机、条件成熟,个人并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之中,自己为自己和公众生存环境的保护尽一份心力。

2)诉讼费用的承担

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而提起诉讼,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公众,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因此,可以规定原告起诉时缓交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2.2 加强环境司法的能动性

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立案审查应当限于程序上的审查,而非实体上的审查。否则,既不能实现诉讼效率的目的,稍有不慎还会将应当受理、立案的环境保护诉讼案件拒之门外,以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无法得以司法保护。

司法保护作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途径,不仅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应当得到司法的救济,而且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也应当能够得到司法的救济。人民法院需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受理工作的重要性,不得随意限缩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受案范围或者违法增设受理条件,不能为了防止诉权的滥用就将与当事人具有间接利害冲突的纠纷排斥在诉讼的立案范围之外,而应当按照法定的受理范围和受理条件办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立案工作,依法抓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受理工作，切实解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诉讼难”问题[9]。

2.3 加强环保法制宣传教育

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司法部门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环保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环保法律、法规,破除某些人或单位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与意识,形成人人重视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是做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既可以强化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与观念,也可以加强公民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结合舆论媒体的监督形成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强大合力,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督促环境监管部门依法纠正生态环境侵害行为。

笔者建议,应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警示教育,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使人们逐渐摒弃“先污染,后治理”、“重经济、轻环保”“经济利益至上、经济发展优先”的错误环保意识与观念,进而打破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引导、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把保护环境工作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重任就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拥护，更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才能及时得以发现和制止。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激增和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从前些年的“血铅事件”,到最近的“氟骨病”事件,无一不在对我们发出环境威胁的警钟。然而,我国的环境的司法保护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境,使得在公众们在受到环境威胁时维权举步维艰。因此,我们紧迫的需要找出环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谋出出路。

关键词：环境司法,保护,环境与经济

参考文献

[1]孙文祥.“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J].沪港经济,2009(11).

[2]况继明,沈竞舟.云南法院环境司法保护实践与探索[J].中国环境法制,2009.

[3]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4]齐树洁.论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J].法律适用,2006(9).

[5]孙文祥.“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J].沪港经济,2009(11).

[6]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7]孙佑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环境司法 篇5

根据《刑法》规定，如果要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刑责，需要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但法律一直未明确何为“严重污染环境”。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入刑标准：

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

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超三吨；

3.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4.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5.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6.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7.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8.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9.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10.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11.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12.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13.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环境司法 篇6

关键词：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法庭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44-05

在环境保护和环境纠纷领域，强化环境司法的功能，是当前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现实途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机关要能够充分发挥职能，利用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和权威，对环境违法者进行审判并给予处罚，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裁判和调解，对污染受害者给予救济和赔偿。然而，当前我国环境司法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环境司法资源配置力量较为薄弱，公民环境维权不易。2009年，我国发生几起震惊全国的环境污染事件，为应对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一些地方相继成立了环保法庭。环境司法一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仅法院应当设立“环保审判庭”，有关部门还要积极探索建立环保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新机制，比如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环保警察”，检察院设立“环保检查处”。这些学者意见实际上直接指向我国的环境司法现状，隐含着对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不足的批评。环境司法作为维护环境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法院系统内探索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实践解决路径，是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我国环境司法体制的前提，对于环境纠纷化解和环境保护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环境纠纷专门司法现状的对比考察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制度回应。尽管保护环境的法律制度并非一定为西方国家所首创，但是对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采取司法途径解决的尝试却是源于工业发展现状对环境保护的需求。

（一）国外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表现形式

国外的司法机关在一般意义上泛指法院，因此环境司法专门化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主要存在于法院系统。其环境司法专门化表现为两种具体形式，即设立环境法庭和专门的环境法院。

事实上，设立环境法庭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一般做法。据不完全统计，很多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南非、美国（部分州）、孟加拉国、科威特、瑞典等国都在本国司法系统中设立了较为独立的环境法庭。比如瑞典在1969年出台第一部环境法后，随即就成立了环境法庭，以便对环境违法行为迅速实施处罚，此外瑞典还积极筹建区域环境法庭以及最高环境法庭，以加强对一些复杂活动环境许可的监督与管理。

而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另外一种途径，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同样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推崇。环境法院是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的一类专门法院，其作用是专门审理与环境有关的纠纷案件。设立专门环境法院的首倡者应是1980年建立起来的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其设立一时成为环境立法的中心，而它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此方式给普通公众参与环境许可的权利。该法院具有与州最高法院同等的诉讼管辖效力，并且根据多部不同的环境法律对已经形成的环境纠纷具有排外的管辖权。孟加拉国也于2000年颁布了《环境法院法》，该法对环境法庭的权利、管辖范围以及程序性权利等事项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且认为设立环境法院是一种必要举措，为法院审判环境污染案件和其他有关环境纠纷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各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来看，专门环境法院和环境法庭的设立是环境保护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情势下不得已而为的应对举措。其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用司法途径来处理环境纠纷，使这种纠纷平息方式取得法律上的权威，并给予更多环境违法、侵权者施以法律敬畏感觉，从而有效遏制类似的不法行为发生。事实证明，专门环境法院和环境法庭的建立，使得环境纠纷当事人无需等待太长时间就能进入诉讼程序，而法官也无需分心在其他案件上，从而能够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研究环境法律制度上，以便在各种复杂的环境案件中做出更为恰当和准确的判决。国外的这样一种实践，对于我国环境司法制度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作用的，而且在我国某些地区，环境司法专门化问题已经进入实践性的制度探索阶段。

（二）国内环境司法实践中的探索

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探索起步较晚。随着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各地法院和环保部门都逐渐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合作，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同时成立了不同形式的环境法庭。作为一种并不成熟的实践，当前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常见形式有两种，即设立巡回法庭和环境法庭。

1.设立巡回法庭

为了有效解决环境纠纷，2004年大连市沙河口区在环保局设立了环保巡回法庭，由于并非法院内设机构，因而可作用的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针对的只是环境行政执法问题。但是，巡回法庭的设立避免了环保行政执法和司法间一些不必要环节，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而且通过规范环境执法，提高了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与此类似，2008年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法院通过与环保局合作的方式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该法庭也是设在环保局，其任务主要是依法审理涉及环境保护的行政诉讼案件，审查环保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各类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各类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行政行为等。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尽管巡回法庭的设立对于及时、有效处理环境纠纷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巡回法庭的形式本身往往只是应对个别严重的环境纠纷的临时举措，因而很难为其他地区直接沿用，也就难以形成一种可推广的长效制度。

2.设立环境法庭

与巡回法庭这种临时举措不同，环境法庭是法院内部的常设机构。2007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批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同时还成立了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各种环境违法案件。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将有关环境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进行统一归口管理，对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和法院审判庭设置的制度改革都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当前国内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绝对不能仅通过科技、行政、经济等手段采取过去那种“头痛医头”的个别治理方法，而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促使司法权介入环境保护领域并且发挥更大的作用。环境法庭作为法院的内设机构，其设立本身就表明了国家权力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有效治理的决心。在特定辖区内设置较高级别的环境法庭，使其拥有跨地域的审判权和执行权，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突破地方保护主义，保护环境资源，还能够有效地解决以往环境违法责任追究难的问题。

二、可持续发展对专门化环境司法的现实吁求

环境违法问题的专业性很强，不仅促使我们反思环境保护现状，更是对环境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需要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之外，环境司法从业人员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环境伦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观。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我国当前社会现实对环境司法提出的现实要求。

（一）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环境保护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现实前提。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环保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抓手。有关领导还指出，要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的预见性、主动性和针对性，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优化”、“助推”、“扩容”和“增值”的综合作用。然而，环境资源稀缺，环境资源的配置方式不足，导致环境纠纷频频发生。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我国的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和矛盾冲突的焦点，有时甚至直接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司法在化解环境纠纷矛盾、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应当更加凸显。

（二）环境纠纷的专业性使得普通法庭难以胜任

我国法学院校的招生制度决定了其学员大部分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知识结构单一、社会阅历浅，是我国法学院校学生的真实写照。环境保护问题涉及的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问题专业性较强。法律专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学科专业，在培养方式方面与传统社会科学一样，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塑造，在科学技术方面缺乏甚至无法进行学习。这样的培养模式，直接导致一般法律专业人士缺乏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背景知识，更不用说对专业性很强的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的专业术语、数据、图标等信息载体进行识别和科学分析了。直接导致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目前我国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官并没有特殊的培训，这些法官的环境法素养较薄弱，体现在对环境污染的特点、环境法的立法目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及环境污染防治的特殊性等问题缺少应有的考虑，因而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宏观思维定位不符合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及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权益的需要，与美国法官对环境问题的宏观思维水平相比差距甚远。”[1]法官、律师的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知识储备欠缺，对环境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甚至公正程度均有影响。

（三）环境纠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呈现井喷态势

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我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在东部地区，有些地方已经遍尝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从总体来看，这一发展理念依旧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尤其对于那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环境保护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环境保护现状在整体上仍旧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引发众多环境纠纷。大量尖锐化的环境纠纷矛盾迫切需要得到及时的司法解决，但环保案件呈现地区性和季节性井喷，使得平时常规办案任务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审判庭和审判人员分身乏术。这一客观情况对处理环境纠纷的法院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效率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个体发展与公众环境利益之间协调的需求

毋庸置疑，环境保护已经是一个公众话题。因为环境问题从最初显露之时开始，就被当作一种特殊利益客体受到立法的重视。“环境利益被当作区别于一般利益客体被加以保护，其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环境利益之所以被视为具有公共利益的一般特性是因为：首先，维持高质量的环境被认为符合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其次，环境利益既被作为个人权利又被作为公共福利加以对待的。”[2]因为生态环境本身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事外，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都无法推卸的责任。然而，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公民个体具有自身发展利益膨胀的趋向，如何使个体发展与公众利益并行不悖却是难以把握的现实情由。通常情况下，常常是公民个体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让位于社会利益，任何人都不得以牺牲他人环境利益的行为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环境纠纷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个别公民或者法人将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发展凌驾于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之上，因而在法律上被评价为非法。局部利益如何服从于大局利益，经济利益如何与环境利益协调，是当前我国环境司法中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尽管有时候这种选择本身即意味着艰难和痛苦。

三、我国当前环境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司法途径作为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但是“在当前缺乏针对环境问题的专门诉讼规则的情况下，将司法救济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不现实的。”[3]这一论点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我国环境司法面临的实际障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障碍甚至是不可逾越的。

（一）环境纠纷处理方式衔接不足

依据现行立法，我国对环境纠纷的处理方式呈现多层次和多途径的局面。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它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一个环境纠纷发生之后，既可以通过行政程序，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前者称为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它是指环境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依法对环境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活动。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环境行政调解、环境行政裁决三种方式。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构成了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制度。但是，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往往表现为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环境行政调解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诉行为，而行政裁决属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现行环境纠纷处理机制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往往法律效力的确定力不足。“如果任由无强制执行力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调解决定的大量存在，那么人们就可以无视这种行政调解的作用，甚至怀疑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4]如果不设置相应的制度衔接，那么人们便有理由不再信任行政机关的调解，该制度便难以发挥其制度功能，从而形同虚设。

（二）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使得环境司法处理难

环境污染具有潜伏性、不可恢复和不可再生性以及因果关系举证极其困难等特点，所以最好是做好充分的事前预防，而不能亡羊补牢。如果一旦发生污染损害后再进行救济，由于因果关系很难证明，特别是势单力薄的普通受害者由于科学调查能力的欠缺更无法担此重任。虽然诉讼理论中出现盖然性学说，但解决环境污染的责任承担上还很难满足现实需要。在提起相关诉讼中法院的门槛很高，特别是环境有关的诉讼往往因原告资格的限制被拒之门外。这样就很难保证环境纠纷圆满解决。所谓的公益诉讼理论也是在这样的法律传统的背景下，难以找到理论的突破口。

（三）起诉主体与管辖范围难以确定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人才能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这就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带来了重重困难。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境纠纷案件有10多万件，但真正告到法院的不足1%。[5]而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我国有关环境问题举报的增长速度非常之高，但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6]由于存在着起诉主体缺位的尴尬，致使环境损害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预防和纠正。目前我国在环境污染诉讼中，通常只能由直接利益相关者提起诉讼，这就大大限制了环境污染事件进入诉讼程序。这样就给很多环境违法案件不能得到法律追究留下了伏笔。而充分利用各种民间环保组织、研究机构的专业及资源扩宽公益诉讼的参与面，不但能给予这些受害者更多的援助，也能更好地监督污染者。

四、构建我国专业化环境司法机制的主要内容

专业的环境法庭可以集中受理特定趋于的环境案件，还有利于实现同一类型、相近事实的环境案件统一裁判，尽量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但环境司法的专业化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我国的贵阳、无锡、昆明、玉溪等地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对环境司法保护进行探索，提供了丰富和有益的经验积累。

（一）合理划分职能权限

环境法庭的设立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几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趋向。建议由高院一级统一协调，必要时进行指定管辖，在中院设置环境法庭，由其负责监督和指导辖区基层法院的环境纠纷案件的司法处理。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提升了环境纠纷处理的审级，使得这样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纠纷类别能够得到软硬件条件更佳的高级别法院的支持，确保纠纷处理的法律权威。而环境领域的专业人才，很可能是我国现今很多基层法院都无法具备的；其次，在高院一级设置辖区内的环境纠纷协调处理机构，能够有效冲破行政区划隔离所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阻隔，从而确保处理环境纠纷的司法机关有尽可能无干扰的独立审判空间。

（二）设置专业性职能机构

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置，可以更好地保证环境案件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设立若干审判庭，在传统民庭、刑庭以及行政庭的格局之外，设立其他名目的专门审判庭。这是环境法庭设立的法律依据，但设置环境法庭并非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唯一内容。遗憾的是，从各地的改革实践来看，各地在对环境司法专门化进行制度探索的时候，似乎都误解为设立一个环境法庭就实现了环境司法的专门化。环境司法专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法院均要设置环境法庭或者环境审判庭这样一个名义上的内设机构，但却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司法制度改革尝试，将环境司法专门化工作逐步向前延伸。基层法院可以指定某个法庭，专门审理环境纠纷案件，也可以指定专门的合议庭，专门审理涉环境纠纷案件。

（三）提升专业司法能力

环境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决定着环境司法过程的专门化处理程序的进度和精度。审判质量和效率同样也是环境司法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质量意味着案件处理的正确性，而效率则意味着司法过程对当事人痛苦化解的容忍程度。一旦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发生，受害人往往不堪其损害，痛苦不已，如果再在环境诉讼程序中耽搁太多时间，其痛苦不仅不会被缓解，反而会加重其诉累。这是对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又一次伤害。因此，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要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改善和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是前提。因此，必须加强环境司法从业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要在设置有环境法庭的法院内部设置专门处理环境纠纷的合议庭或者办案组，并且要选用合适的业务骨干，使其接受环境科学方面的专业培训，熟知环境标准和环境责任认定的基本诉讼理论。

（四）环境专业交流机制

环境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常常让不熟悉该领域的审判人员束手无策，转而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与其长期寻求外界帮助，还不如在审判组织中吸纳有关的环境保护专家。因此，有条件的法院可以考虑在设立的处理环境纠纷的专门法庭或者合议庭中，预留人民陪审员席位给环境保护专家，并与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环境科学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不仅能够确保环境案件审判组织中的环境保护专家的来源，而且在案件处理面临环境科学和技术难题时，能够得到专家和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从而确保环境案件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环境保护专家和科研机构的介入，不仅拓展了环境纠纷审判人员的视界，而且能够弥补其环境科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使得在环境纠纷处理过程中能够更加理性、科学地分析引发环境纠纷的原因，对所有证据的采信也要遵循科学的依据。因为，毕竟环境纠纷不是普通的邻里间的拌嘴吵架，并非家长里短的无原则争论，其牵涉面广、影响范围大，在环境标准、环境科学各项指标下，基于纯粹的价值判断将很难推导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环境司法专门化将是我国未来在环境司法领域努力的方向。尽管当前这一努力还将面临着重重挑战，既有制度层面的供给不足，也有诸多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当前我国个别地区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方面做出的制度性探索，有些具备可推广性，有些却需要更加深入地反思和论证。环境司法专门化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地理解为设立一个专门的环境法庭即可，而必须遵循实践先行理论后续突破的传统路径，正视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审慎地分析应对之策。唯有如此，方可确保环境司法专门化之路稳步进入正轨并日益发展成熟。

参考文献：

[1]王彬辉，唐宇红.美国环境侵权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的适用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球法律评论，2009（4）：64.

[2]张怡，王慧.美国现代环境司法价值观演变及其启示[J].河北法学，2007（4）：45.

[3]张璐.我国环境司法的障碍及其克服[J].中州学刊，2010（3）：104.

[4]宋宗宇.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5）：25.

[5]武卫政.环境维权亟待走出困境[N].人民日报，2008-01-22（5）.

[6]宗边.建议设立环境审判庭[N].中国环境报，2008-03-10（1）.

Practice Path for the Profession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Judicature

CHEN Dan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2. Shap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38， China）

Abstract： Including environment dispute into judicial settle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state power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is is an issue not only being explored both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being studied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judicature field. Judicial offices in some areas have made som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which provide precious experience for the speci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dicature. But in fact we have much more to do， nor can we simply think that all that is needed is just a special environment court. We must fac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ak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hus we can improve our theoretical level through the practices.

浅析如何走出我国环境司法的困境 篇7

近年来,国家对环境污染问题越发重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提出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据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2月9日,全国共有20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合计369个。[1]目前,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多个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

不容忽视的是,虽然政府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但是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却依然频发,雾霾天、黑水河、黄沙地事件屡见报端,环境群体性事件与环境纠纷与日俱增。此外,虽然我国成立了300余个环境法庭,但是大多数却面临着“无案可审”的局面,环境资源审判法庭形同虚设,环境司法亟待走出困境。

二、环境司法困境产生的原因

1. 环境法的特殊性导致在传统判案规则的庭审中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大多数的环境侵权案件,主要的侵权行为集中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这些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不仅包括人们的健康、财产、精神,还有环境。这种环境侵权的后果涉及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存在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实际损失与未来风险等多重后果。如果运用传统的判案规则来审理此类复杂难测的环境侵权案件,很有可能导致“案难结,事难了”。[2]

2. 环境保护领域的“执法不力”现象广受诟病

常言道,徒法不足以自行。已经制定的大量环境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的实施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通病。目前中国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30多部,实施的法律涵盖多个特定的污染防治、资源保护领域,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另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自身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说,中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已经趋于完善,环境法体系逐渐建成,能够达到“有法可依”。但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却不见显著改善,反而污染事件频发,这与在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执法不力”的现象不无关系。

3. 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公众与政府沟通度低

纵观近几年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如陕西凤翔“血铅”事件、松花江特别重大水污染责任事件、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政府掌握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开的问题,从而造成公众恐慌。虽然新环保法专章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但是具体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考证。另外,在一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一些群众曾多次上访,联系有关的管理部门,提出治理或者赔偿诉求,但是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较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更会弱化政府的公信力,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三、解决我国环境司法困境的途径探讨

1. 建立环境专门法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

环境污染案件复杂疑难,审判难度较其他民刑案件大,虽然目前已建立大量的环境资源审判法庭,但传统的审判规则已不能适应环境污染案件审理的需要。因此,除了目前已建立的环境审判资源法庭和环境诉讼专门制度之外,还应建立环境专门法院,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审判程序,加快培训法官,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办案能力。针对目前很多环境诉讼案件存在的区域广、案件复杂、涉案人员多等问题,可以参照最高院的巡回法庭设置,实现环境案件的跨区域管辖。此外,积极推进海事法院主管流域污染案件试点,形成符合生态环境规律的案件管辖与审理体系。[2]

2. 完善法律,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立执法追责纠错制度

一方面,完善与环境污染相关的防治法律规范。每个行政区域应根据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就每种具体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将标准尽量细化,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排放标准,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针对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不履行、违法执法和不当执法等行为,建立严格的执法追责纠错制度,将过错追究细化到个人,确保执法得当,减少因执法不力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提高政府公信力。

3. 注重环境污染事件的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参与

在推进环境司法进程中,应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各机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及执法程序,及时公布处理环境污染案件的侦办进度、侦办结果及信息反馈等,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公众监督贯穿政府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另外,政府执法人员需重视群众的信访或上访诉求,保障公众充分的话语权,对公众的合理诉求应当重视,并及时调查和解决,将可能存在的危害社会和谐的环境污染事件彻底根除。

四、结语

目前,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探索,建立了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环保公益诉讼案件也走进人们的视线,取得不错的成效,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仍不容小觑,环境治理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摘要：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形势严峻,虽然我国对其进行了立法规制,但我国环境治理仍存在许多困境。通过对我国环境司法现状及困境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完善法律,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立执法追责纠错制度;注重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参与;结合目前我国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建立环境专门法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等措施才能解决我国环境司法现存的困境。

关键词：环境司法,司法现状,途径探讨

参考文献

[1]杨青.环境司法[N].人民法院报,2015-01-05.

构建司法公信力的制衡化环境 篇8

一、司法公信力概述

在我国, 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本文所指的“司法公信力”仅仅围绕法院展开。笔者认为对于“司法公信力”可以从两方面予以理解和界定。其一, 从公的方面, 司法公信力指的是司法运作的过程及结果是有“信用”的、是值得信赖的、是符合合理期待的。其二, 从私的方面, 指的是司法活动及结果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信赖的程度和状态。

作为一种公共信用, 司法公信力具有四个构成性要素。其一, 司法权威, 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其二, 司法独立, 指司法机关、司法主体即法官的独立、抗衡。其三, 司法公正, 指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实现结果的公正, 即对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 亦即实体的公正, 而且还要实现过程的正义, 即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其四, 司法信仰, 只有信仰法律, 才会接受和信赖法律带来的结果, 从而信仰适用法律并受法律规制的司法。

二、司法公信力的环境化分析

虽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已提出多年, 但司法公信力的态势每况愈下, 而司法环境的愈加复杂也进一步加剧了其面临的危机。可从司法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两方面对其影响因素予以阐述。

(一) 司法的内部环境

1. 独立机制欠缺

法院之间的独立、尤其是法官的独立更是遥不可及。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剥夺了下级法院根据情势独立、自主裁判的权力。案件承办法官对于重要、复杂案件需要向上予以呈报, 听取领导意见和指示。法院的裁判不再是纯粹法律性的, 而是掺杂了指示性色彩。

2. 法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

我国至今仍未形成职业化的司法队伍, 错误裁判成为影响司法公信力的致命硬伤。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虽然错误裁判在总体裁判中的比例或许很低,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由此带来的对法律、对司法的不信任也是百分之百。

3. 审判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司法裁判的终局性是司法权威的关键性标志。受到很少规制的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权, 使得既判力损伤极大, 司法公信力自然无维系之道。

(二) 司法的外部环境

1. 地方化不当干扰

法院的人事、财政等都不是独立的, 又何谈独立的话语权, 而所背负的“大局意识”、“服务地方发展意识”也成为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幌子。法院裁判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行政化、地方化色彩, 顾全的是地方化利益。

2. 媒体的错误导向

部分媒体缺乏行业自律, 故意渲染或剪接案件情节, 甚至在案件审判之前就发表对案件的看法, 而民众据此形成的认知又是感性的, 很容易受到媒体左右, 一旦媒体导向出现错误, 波及面很广。

3. 信访机制存在隐患

其一, 法院作为信访化解机关, 占用了大量资源, 职能由裁判机关错位成维稳机关, 且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否认并改变自己所作裁判, 又何谈司法公信力。其二, 造成了“信访不信法”的恶劣影响, 负责信访化解的相关主体为维护稳定会寻求快速化解, 在该情势下, 事情该怎样解决并不重要, 事情得到解决才是最重要的, 使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濒临崩溃边缘。

三、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建议

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 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堪忧, 为真正实现法治化国家, 必须构建公信力的制衡化环境。

(一) 推进司法内部环境的制衡

一方面, 改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对于承办法官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要主动、充分听取其意见, 并实质加以讨论, 以投票决定, 同时, 签字备案, 实行豁免权制度, 避免一言堂现象。另一方面, 加强职业化建设, 严把入口关, 不断加强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的培训, 为案件的质量提供根本保障。

(二) 推进司法外部环境的制衡

1. 追求外部独立, 排除不当干扰

实现法院体制上的独立, 才能实现话语权上的独立。同时, 要准确定位司法机关, 维护稳定是所有国家机关的职责, 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违背法律, 不应以“维护稳定”的幌子胁迫法院枉法裁判。只有真正维护了法律权威,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 枉法裁判换来的只是某个部门、某个团体的稳定, 并不是真正的稳定。

2. 规范监督机制

其一, 严格检察院抗诉条件, 法院也应建立对抗诉权滥用的制约机制, 如对抗诉质量实行通报制度。只有权力相互监督、制衡, 才能防止一个权力对另一个权力的侵犯。其二, 树立危机意识, 杜绝任何不规范审判行为的出现, 并充分发挥网络评阅员的作用, 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机制, 能动处理。加强与媒体的沟通, 防止报道出现偏差, 如及时提供正面信息, 将最真实的情况通过最权威的渠道发布出来, 从而大大减少网民自发组成群体来对法律施压的几率。另外, 媒体应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 发表评论时要实事求是, 并表明是自身观点, 仅供参考。

3. 司法职能归位

环境司法 篇9

关键词：环境司法案例,指导制度,司法推理技术

1 引言

近年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加强, 社会舆情对环境司法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15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也提到“环保法是杀手锏而不是棉花棒”的论述, 表明了在环境执法、环境司法领域应使环境法律法规落地。为了促进环境司法改革并更好发挥环境法律法规的效力, 笔者认为应该在环境司法领域逐步建立指导性案例群, 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司法过程的指导作用。

2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是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的, 定期遴选、发布指导性案例用以指导我国司法实践的司法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量标准不统一、法律适用差异较大等问题出台的独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以典型案例指导各级法院司法裁判的制度, 它不同于西方的判例法制度, 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制度具有实质影响力, 但指导性案例并不具备法律的地位。案例指导制度也区别于早就存在的司法解释制度, 它是一种独立的司法制度, 与司法解释制度共同规范指导着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

2010年11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截至2015年2月,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10批共52个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对于规范我国司法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信力、提升我国司法队伍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 对于我国疑难案件高发、社会影响力大且广受关注的环境司法领域, 却仍然还没有出现过相应的指导性案例。目前我国环境矛盾较为尖锐, 环境治理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点工作, 环境方面司法案件也会日益增多, 而环境方面的指导案例空白明显与当前的司法实践需要脱节。

3 我国环境司法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发展时间较短, 我国的环境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将从这些现存问题入手探讨, 以期以这些现存问题为起点探讨中国环境司法是否需要案例指导制度的介入。

3.1 环境保护领域法律法规仍需完善

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中, 自1951年我国颁布《矿业暂行条例》开始, 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法规用以保护我国环境开发的有序进行。但是,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 导致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直到在1979年《宪法》中, 我国首次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环境法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立法运行时间较短, 导致环境法规存在着很多问题: (1) 我国环境法规定得较为笼统, 具有很强的抽象性, 行政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难以得到明确无歧义的法律指示; (2)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一些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社会需求, 一些计划经济时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已经脱节; (3) 在很多环境法律法规方面, 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缺乏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而一些法律实施细则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状况, 给环境司法带来很多困难。

3.2 环境类案件审理难度较大

由于环境类往往涉及多方面专业知识, 对于司法经验、知识储备都具有较高要求, 而我国一些基层法官的业务能力还不高, 对环境类案件审理缺乏相应的条件。而环境类案件逐渐呈现出新类型案件频发、案件影响渐大的趋势, 如在渤海原油泄露事件中, 由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错误处理方式, 导致渤海被污染面积840km2, 造成的生态损失不可估量, 极大危害了渔民的生计和渤海的生态, 当法官面对这样的案件时, 审理难度可想而知。由此可见, 对于环境类案件审理难度往往较大。

3.3 司法独立原则受到影响

由于环境类案件影响较大, 且涉及企业往往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当发生环境违法行为时, 地方政府估计地方经济发展, 对于环境司法不支持甚至掣肘就时有发生。法院在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时, 范围、处理幅度都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2]在环境司法过程中, 环境司法行为受到地方行政干预可能处于多发状态。

3.4 环境司法中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在环境司法过程中, 缺乏明确可行的法律, 且法官具有较大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在对同类型案件进行判决时, 会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如2004年2月至4月, 四川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将工业废水排入沱江干流水域, 造成特大水污染事故, 最终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罚。而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偷排钾盐废水, 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 影响恶劣, 最终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判决。相似的案件却得到了迥异的判决, 这对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伤害, 也对公众的司法正义观念带来了重要影响。因此, 对于类似案件做出基本类似的判决, 也应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3.5 我国司法资源的限制

由于环境类案件的复杂、疑难, 一些案件往往需要长期的采集证据、审理, 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投入了巨大的司法资源。一个成功的司法判决, 往往是多位法官智慧的付出。而由于司法制度的限制, 这些成功案件的效力却仅仅及于本案。而一个成功的判决, 对于社会的教育威慑作用也是有限的, 因为在其他案件中, 同类型案件可能会得到一个迥异的判决, 这对环境破坏行为的规制力度也就很难达到应有效果。笔者认为, 一个成功的环境司法判决, 如果得到社会的认可, 应该对后续其他类似案件具有指导作用, 这是对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

4 案例指导制度的优点

在探讨过现在环境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将对案例指导制度本身的优点进行讨论, 对于案例指导制度引入环境司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

4.1 对成文法缺陷的弥补

如上文所述, 环境司法过程中, 由于成文法法规的缺陷, 导致法律漏洞的出现, 或不同法律理解的产生。这是由于成文法的文字依赖性使然。而引入案例指导制度后, 法官面对类似情况时, 不用将主要精力放在模棱两可的法律解释工作中, 而只需要对指导性案例和待决案件之间进行比较, 如果两者具有相似性且属于类似案件范畴, 那么就可以将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判决理由、法律判决结果进行合理映射;如果法官不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判决, 就有可能在上诉中被推翻,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在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缺陷较为明显的背景下, 案例指导制度对环境司法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完善。

4.2 加强对疑难案件的指导

在环境司法过程中, 当面对疑难案件或影响较大的案件, 在原来环境司法模式中, 往往需要对复杂案情进行抽象化处理、寻找大小前提的演绎推理过程。而在案例指导制度背景下, 法官在对疑难案件进行初步加工后, 可以在指导性案例库中寻找是否有类似的案件, 如果存在类似的案件, 法官可以通过区别技术, 判断指导性案例和待决案件之间相同点和不同点何者占主要地位, 如果相同点更为重要, 那么就可以参照案件进行判决或部分参照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法律关系, 其背后实质是通过案例指导制度这一框架使得指导性案例审理时的法官智慧延续到待决案件中, 进而降低了疑难案件的裁判难度。

4.3 提高环境司法的免干扰能力

在环境司法实践过程中, 法院除了面对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扰外, 社会舆论也会给环境司法裁判带来压力。而由于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缺少有效制度规制, 导致司法独立原则屡遭挑衅。在案例指导制度背景下, 法官有足够的理由回应来自外部的压力, 而且有较为具体的指导性案例在前, 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被压缩, 如果没有更强的法律理由, 法官并不能推翻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式。这些因素都使案例指导制度推动环境司法独立的发展。

4.4 利于实现同案同判和提高司法效率

“法律被认为不分轩轾地援用到一切情况, 一切人物, 不论贫富, 无分贵贱。法律能够这样毫无差别地适用, 才可以称作正义的实践。”[3]对类似案件做出类似判决, 是司法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案例指导制度下, 法官可以避免因成文法规则的文字依赖性导致的法律歧义或多义, 也能更为具体地明确对一类环境违法行为应如何定性和适用法律, 这样能够避免前文所说的对同一环境犯罪行为做出了不同定罪量刑的局面。

由于指导性案例的存在, 使得法官在审理待决案件时, 是站在原审法官肩膀上对待决案件进行审视, 原审法官经过反复推理论证得出的法律处理原则和法律使用结果可以映射到待决案件中, 这样原审法官的判决效力就事实性地给予了同类型案件中, 这将节省司法资源, 也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司法效率。

5 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司法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环境司法现状仍需探索。对于基层法官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判决、是否可以突破指导性案例判决等问题仍缺乏权威解释。笔者将对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司法领域的落地进行初步探讨。

5.1 加强对环境司法案例的遴选发布工作

案例指导制度的基础还在于判决合理、覆盖全面的指导性案例, 只有布局合理、数量质量俱佳的指导性案例库才能更好发挥其对我国环境司法的指导作用。目前, 我国指导性案例还没有出现纯粹的环境类案件, 这与环境类案件的疑难性、巨大影响都不符合。因此, 笔者认为, 应该适时对近阶段我国发生的典型环境类案件进行遴选。

在2014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九批指导性案例, 这批案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都涉及国家赔偿, 这与国家赔偿类案件多发且日趋复杂的趋势相符合。而环境类案件涉及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有的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甚至同时涉及刑事、民事、行政领域。针对环境类案件法律客体复杂性, 笔者认为专题式的发布方式具有良好效果。

而案例指导制度也应更具针对性。一件指导性案例由于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宣示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态度, 这对普及社会环境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 对于一类案件已经明确会遭受何种处罚, 也会推动其他环境违法行为自发规制自己的行为, 在此程度上, 案例指导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环境保护行为模式。因此, 指导性案例可适当覆盖社会高发、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 或遴选较为典型的案件。

5.2 引入与案例指导制度相适应的法律推理方法

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制度, 其本身正是为了弥补成文法背景下演绎推理方法的不足。而笔者建议我国在案例指导制度运行过程中, 逐步推行类比推理和案例区别技术。

类比推理是基于处于同等地位的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进行的一种推导, 是一种高度或然性的推理。[4]而对于案例指导制度背景下的类比推理, 我们也可以使用建立一个逻辑模型, 当法官遇到待决案件A时, 发现指导性案例B可能与A具有相似性, 在对比犯罪构成、法律关系、衡平条件等基本属性后, 判定A与B具有相似性, 从而参照B的法律适用结果而对A做出裁判。在法官进行逻辑推理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参照指导性案例检索阶段、案件基本属性对比阶段、法律适用结果映射阶段。在该推理技术指导下, 我们可以判断出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似性, 并判断出是否应该参照指导性案例。

区别技术主要用于排除不具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 并可以据此判断应该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判决。在确定具有相似性后, 法官需要对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进行解析, 将指导性案例分解为若干法律要素, 对指导性案例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部分进行提炼。一般, 裁判理由和裁判要旨是指导性案例的重要部分, 法官要从中找出相应的裁判规则。[5]同时, 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产生条件进行分析, 并将这些条件要素同待决案件的条件要素进行对比, 如果二者相似性占主要地位, 就需要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判罚。

5.3 明确突破指导性案例判决标准和程序

如成文法一样, 案例指导制度也会有不适宜的情况。由于每个环境类案件自身的不同点, 严格参照案例指导制度也可能会对待决环境类案件进行判决, 也可能会导致明显不公平或不合理的结果。此时法官应该可以突破原先确立的指导性案例, 做出适合本案的新判决。

但法官不能无限制地突破案件, 笔者认为应在法官认为确有需改变判决的更强理由时方可突破原指导性案例。所谓的指导性案例应在以下情况: (1) 指导性案件判决时的社会背景、政策、社会观念、法律规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判决所依据判决规则已不适应待决案件; (2) 指导性案件判决所依据的原则具有缺陷或存在错误, 参照其判决会造成明显不合理的判决; (3) 指导性案例审判过程中被发现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 足以影响审判结果的。当法官突破指导性案例进行判决时, 应向上级法院进行备案, 注明未依指导性案例判决的原因, 这样可在程序方面对突破指导性案例判决予以规范。

参考文献

[1]苏昌强, 阮妙鸿.中国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历程——纪念《中国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30周年[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12~14, 23.

[2]李效林, 左秀宏.从司法审判视角探究我国环境司法保护制度[C]//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公正司法与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 (上册)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 2013:8.

[3][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张茂柏,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4]陈锐.法律适用中的类比推理[J].毕节学院学报 (综合版) , 2006 (1) :26~30.

污染环境罪的理论与司法适用研究 篇10

一、环境污染罪立法流变

我国1979年刑法中并没有设置污染环境罪, 鉴于当时立法状况, 对于环境犯罪并不重视, 只是在刑法128条规定了盗伐、滥伐林木罪、129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130条的非法狩猎罪这三个罪名, 并且归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罔顾环境保护, 导致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日趋严重, 有鉴于此, 法律学界长期呼吁后, 立法者首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固体废物防治法》等行政法规, 在行政法角度率先规定可以比照刑法相关罪名类推适用定罪量刑。这些法规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环境保护的困境, 但是随着类推制度在1997年刑法的废弃, 基于保护刑法的统一性、权威性目的, 1997年刑法将分立于各个行政法规中的大气污染罪、非法收集、储存、处置危险废物罪以及水污染罪这三个罪名, 合并为一个具体犯罪, 即第338条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同时, 我国刑法还规定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走私废物罪, 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污染环境罪名体系。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实施过程中, 由于其入罪条件较高、对环境污染犯罪规制不力, 污染犯罪行为的故意和过失不明晰, 法律日益脱离司法实践, 污染环境犯罪仍有进一步修订必要, 终于在刑法修正案八重新修订刑法第338条为“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二、危险犯和结果犯纷争

在污染环境罪修改讨论的过程中, 围绕如何表述污染犯罪的客观要件, 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应当引入环境危险犯的概念, 认为“危险犯的规定能够及时反映污染环境犯罪领域的危害现实, 避免刑法保障措施的滞后、无效”;也有观点认为应当维持现有结果犯罪的规定方式。

笔者认为, 以结果犯来认定污染环境罪仍适应我国环境现状, 同时也可很好地解决本罪的主观罪过之争, 理由如下:

第一, 设置污染环境罪结果犯可以适时介入。有学者认为设立危险犯可以提前介入, 避免出现重大的环境污染后果, 但是, 这种结论是以原刑法规定做出的。分析现行刑法条文可以看出, 出现污染环境的危险和污染环境的结果有几种情形:一是排放、倾倒等足以导致发生环境污染的危险;二是排放、倾倒可能导致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三是已经出现环境污染后果;四是不仅导致严重污染同时污染行为导致人身财产安全损失的结果。针对第一种危险而言, 如若将刑法危险犯的介入提前到此时,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和人类生活活动, 必然离不开生态环境, 而人类的活动对其他动植物和生态环境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危机甚至破坏, 刑法如果在此时介入, 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将成为空谈, 不复存在;第二种危险, 针对旧刑法规定尚可一谈, 但是新的修正案对于造成环境污染即可追究责任, 在时间链条上明显早于对人身财产的危险, 介入时间反而早于危险犯的设置;而对两种结果而言, 现行刑法规定只要出现污染环境结果即可发动刑法, 时间也早于更严重的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后果。所以, 现行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 明确刑法介入时机, 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 适应我国现阶段现状。

其实, 将刑法介入污染环境的时机明确在结果阶段, 并不是忽视环境法益的保护或者放纵危害结果的发生, 我们应该看到在保护环境安全的法律体系中, 刑法扮演的是第二道防线的角色, 是法律救济的最后手段。过分强调刑法的提前介入, 非但不能实现环境法益的保护, 反而忽视了其他法律部门的地位。毕竟整体环境风险的调控并不是只有不断扩大刑法适用的单一路径, 而必须通过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 在环境风险预防方面, 非刑事的、综合性的防范措施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 设置结果犯是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变化的结果。在环境保护类型的罪名中, 对于保护法益的争论一直存在三种学说, 生态法益说、人类中心法益说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说。生态法益说认为, 环境犯罪的法益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本身以及其他环境利益。对包含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环境的保全存续产生影响的所有改变, 都是对环境法益的侵害。人类中心法益论者认为, 法益是人格发展的前提条件, 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换言之, 只有当对环境的侵害, 间接地侵害了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传统法益时, 才是对法益的侵害, 环境并非刑法的独立保护对象。由于环境犯罪只是对人的生命、身体等造成了危险, 故环境犯罪原则上是危险犯。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说承认环境媒体等生态学的法益, 同时认为生态学的法益只有与人类中心法益相关联或者与人类中心的法益不相抵触时, 才能成为保护法益。从污染环境罪的修订可以看出, 在之前人类中心法益说一直占据主要地位, 而现在污染环境罪的客体不仅包括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权, 还包括环境权和生态环境保护本身。只要对环境利益有侵害, 对环境本身有危害造成污染结果, 刑法就可以进行惩处。至于是不是设置危险犯, 都不会缩小污染环境罪的适用范围, 法益保护学说的变化, 导致危险犯不适用于现行立法。

第三, 比较法研究表明一概设置环境犯罪危险犯是对他国刑法的误读。以德国刑法典为例, 第325条规定, “违背行政法义务, 在设备、尤其是工场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 造成空气的改变, 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物品的, 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而其第324条的具体规定是“未经许可污染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的改变的, 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 对比这两款法条可以发现, 针对污染空气的犯罪, 针对的法益是人身或者财产等传统法益而言, 而污染水体罪, 只有对环境利益构成实际损害时, 才有可能成立。这些规定表明, 在德国, 对于危害性最大的污染水体罪, 刑法介入时间是污染行为的结果阶段, 并没有不加区分全部认定为危险犯。

三、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

环境污染罪修改的前提在于不适应我国打击环境犯罪, 维护碧水蓝天, 建设美丽中国的需要,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而这次两高的解释是充分考虑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的常见方式、后果等基础上做出的, 切合实际, 可操作性强, 对定罪量刑的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 严密了法网。

司法解释从几个方面对我国常见的或者严重的污染行为进行了具体的界定。首先, 在特定区域或者使用特定的方式污染环境的。包括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其次, 按照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数量、标准, 次数等情节来认定构成犯罪的。如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或者排放等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或两年内曾违反国家规定受过行政处罚再犯的等情形。最后, 是环境污染行为造成一定严重后果的。如造成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公私财产损失、农地林地等遭受永久破坏的、造成人员疏散的以及造成人身伤害的。

司法解释规定了多种表现形式, 何谓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仍需进一步界定。以德国刑法水污染罪为例, 法典首先对水污染罪等基本犯罪进行规定:“未经许可污染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的改变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是指行为人不利改变水体的品质, 即使水体本身已经被污染或者水质不达标准, 只要水体向更不利的方向发展仍可成立基本犯罪。其后在该法第330条明确规定一般认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1.污染水域、土地或第329条第3款规定的保护区, 致使此等污染不能消除, 或需花费巨额费用或相当长时间之后才能消除的;2.危害公共供水设备的;3.持久损害濒临灭绝的动物或植物的;4.为获利行为而为的。”在我国环境污染更多的是追逐经济利益, 或者不购置降低污染的设备任意处理, 或者低价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污染物处理, 司法解释中对于共犯的规定反映了立法者对于逐利特质的认识。因此, 为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需要,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不宜标准太高。笔者认为,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指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致使大气、水体或者土体造成不可逆的不利改变或者需要环境载体相当长时间的自然恢复或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才能恢复的其他污染情形。甚至可以仿效德国立法, 只要污染行为对环境造成了不利改变, 单纯为了获利而污染环境的不排除可以入罪, 进一步降低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

摘要：污染环境罪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 在罪名结构和入罪门槛上有重大调整, 对环境保护法益的理念也有重大转变。但是, 修改后的法律并没有消弭各种争论, 学界争论较多集中在危险犯还是结果犯那种设置更有利于对污染的防治。通过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认定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研究, 对于危险犯的引入持否定态度, 而在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 分析司法解释的适用情形, 对其他严重污染环境情形进行了界定。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结果犯,司法适用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 (第五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余晓龙.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J].宜宾学院学报, 2010.9.

环境司法 篇11

【关键词】新媒介环境 传媒 司法 媒体审判

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探析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两个重要标志。在西方社会,新闻媒体甚至被看作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理论上,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是紧密相连,又并行不悖的。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它们二者互不冲突。相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比如,独立的司法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的安全秩序;而新闻媒体也借助舆论监督,对我们社会中的负面现象给予曝光,同样能促进事情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

很多时候,司法和新闻媒体携手进行良性互动,还能产生“1+1>2”的合力效果。例如,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法律案件的庭审,法院一般会邀请媒体记者进行旁听,甚至借助电视台进行实时直播。司法和媒体的“联姻”,尤其是媒体正当的舆论监督,有助于促进审判的公平、公正、公开,增加透明度和阳光度,预防和减少腐败,提升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

例如,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湖北青年孙志刚,夜晚出门时,因缺少暂住证,被强制带入收容所,在收容所因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最终死亡。在孙志刚死后的一个多月里,家属向几十个部门申诉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在得知线索后,《南方都市报》介入,通过深度调查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让这一鲜为人知的重大案件披露出来。此后,全国各地主流媒体以及互联网纷纷关注此事,由此引发广东省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相关部门也开始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审理。再后来,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认为“强制收容的制度”是违反宪法的。在媒体和公众的呼吁下,最终收容制度被废除。从这一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和舆论的力量相当强大,其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很明显。

二、新闻媒体影响司法独立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不正当或过度的监督,也可能对司法独立产生不良影响。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对司法独立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与司法两种行业的工作性质有明显差异

尽管新闻也要求客观、公正,但相对于司法的理性来说,新闻的感性特征还是比较强的。从客观层面来说,之所以新闻的感性更强,主要在于记者不是法官。尽管记者也会对事情的真相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但由于新闻报道的截稿时间所限以及自身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素质并非都很过硬,所以在调查案件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个人立场,掺杂个人主观情感或者先入为主地认为事实是怎样。加上有些新闻报道在文字和语言表达上的模糊性,容易造成误解和误读。这样的新闻报道一旦刊发出来,就很可能让广大受众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其实,这里所报道的与现实中的可能产生偏差,甚至相去甚远。而事实上,新闻报道也只能保证相对的客观、公正,而很难做到更高层次或者绝对的客观公正。这是与司法工作一个差别。

2、部分媒体的非正当行为加剧了与司法的冲突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要求媒体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在改革开放以前,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很容易实现目的,因为当时我国的新闻媒体完全归国有,都是事业单位性质,靠国家拨款运行,不从事经济和商业活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近年来,国家要求非时政类媒体进行转企改制,从原来的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法人,从以前的国家拨款到自负盈亏。这也额外增加了新闻媒体的经济压力。为了生存,媒体迫切需要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而炒作就是提高关注度的杀手锏。正是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很多媒体特别是商业化媒体不得不采取一些类似的手段。比如,大量报道凶手、暴力、色情等吸引眼球的事件,进行过度渲染和炒作。而在关系司法的领域,在经济利益和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的驱动下,媒体也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分渲染或妄加评论,甚至是主观恶性的进行炒作。这样造成的结果是,错误地引导了社会舆论,进而也会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3、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增强了新闻舆论的介入能力

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下,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网络民意风起云涌,一方面,新闻媒体可能会被互联网上的声音所裹挟和绑架,丧失原有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另一方面,媒体的声音经过网络的无限制放大和爆炸性传播,会产生强化和叠加的效果,当媒体报道的内容本身有偏差时,势必会产生更严重的不良后果,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理性判断造成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固然可以反映民意,但它同样可能错误引导甚至制造舆论。当法院处于媒体所激起的公众舆论的包围时,强大的舆论可能会对案件的审判造成巨大压力,使法院的审判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而媒体报道对司法独立产生消极影响的典型情形便是“媒体审判”。

三、促进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所谓“媒体审判”又称“舆论裁判”,是区别于“法院审判”的一种方式。媒体审判,一词最早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具体的是指,“媒体在报道一个尚未开始进行司法程序或者尚未审判的案件时,就已经先利用报道、分析、评论的方式,让受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形成‘未审先判’”。现实中最常见的是,媒体在报道时的措辞,例如,某一案件还未宣判,具体事实还未明朗,媒体就给某人贴上标签说是“罪犯”、“犯罪分子”,甚至用“罪大恶极”“一命偿一命”“从严处理”等极端或主观词汇,相反有时也可能为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辩解或要求“从轻处理”等,对司法审判量刑施压。

那如何减少“媒体审判”,以及如何促进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二者关系的协调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尽快制定和出台“新闻法”

众所周知,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任何一部专门的“新闻法”,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新闻法”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早已确立和实施。尽管几十年来新闻界一直都在呼吁新闻立法,但相关法律迟迟未能出台,导致新闻界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没有“新闻法”的现实后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矮化;另一方面就是新闻媒体的话语权被滥用,媒体报道操作手段的不规范甚至不符合法治精神,“媒体审判”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在西方,因为有新闻法,“媒体审判”出现得较少,因为媒体一旦干涉司法或影响司法独立,就很容易被起诉和惩处。所以,对新闻进行立法,约束新闻媒体的行为,使之不回归到法治上来,是处理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一大关键。

2、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法律素养

现实中,很多对法律案件的失实报道或者过度渲染夸大的行为,与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有关。目前,很多媒体的法制记者普遍不是学法学出身,也很少专门对法律进行学习研究,对法律的专业术语不精通,对司法程序不了解,其发表的新闻报道也很容易有失偏颇,造成对舆论的误读和对司法的干预。通过法律培训和法院实践等方式有利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减少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冲突。

3、增强司法审判的透明度

之所以说增加透明度能减少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因为现实情况下,很多法院往往以司法独立为由,对于案件的审判处理以秘密、非公开的方式进行,甚至还可能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由于缺乏司法部门给予的权威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媒体为了报道需要只有对某些案件进行较为主观的揣测和判断,这客观上增加“媒体审判”发生的可能性。司法过程更加透明化、阳光化,不仅能减少司法腐败的发生率,也有利于媒体与司法部门的良性互动。都说“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要促进媒体与司法的和谐关系,司法部门应从自身着手,对日常事务进行公开化、进一步加强推进阳光司法工作,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①龚雪娇,《从“媒体审判”看舆论监督与审判权独立》[J].《成都大学学报》,2011(2):32-34

②张艳,《变动中的媒体角色与司法——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现实分析》[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11-14

③左文盼,《网络时代的司法独立挑战》[J].《法制与社会》,2009(7):172

④向长艳,《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冲突与平衡》[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1):85-87

⑤游雅琴,《浅析我国“媒体审判”与司法独立》[J].《科技信息》,2011(1):365-410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论衡水市外商投资司法环境的优化 篇12

关键词：衡水,中小城市,法律环境,司法

资法律环境。

在河北省委“三年大变样”的战略决策指导之下, 我市加快了“水市湖城”建设, 并已进入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离不开招商引资, 作为中小城市, 衡水的发展依托自身力量和国家支持远远不够, 外资的引入, 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外资注入, 会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和技术, 是衡水市城市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然而, 外资进入地方市场, 必然对地方投资法律环境进行考量, 如何优化投资法律环境是当前亟需关注的课题。

一、投资司法环境现状分析

中小城市中, 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城市, 司法环境的改善不能忽视, 它将直接影响外商的投资决策。目前, 在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不益于外商投资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 司法审判实务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往往体现在外资进入地方市场之后, 政府从最初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转为不适当的维护地方产业利益。对于此种行政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已经有所规制, 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够完善, 在反行政垄断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宪法和诉讼法虽然确立了法院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原则, 审判权不受行政权的干预, 然而, 法院的审判权独立缺乏制度保障, 法院的财政、人事任免都受制于地方政权, 法院的审判权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体现为行政权的意志, 从而产生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由此导致外商投资者对进入地方市场后的争议解决、权利保障问题交给中国法院缺乏信心。

(二) 法官专业水平有限, 司法腐败仍然存在

外商投资的引入, 涉外争议的产生, 会对于水平偏低的中小城市法院的法官提出新的挑战, 从目前我国现状来看, 法官现有的业务素质显然难以承担此种职责, 其业务素质、知识结构、专业水平都有待完善和提高。

此外, 受制于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 司法腐败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地方企业对此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与地方法官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法官的中立地位绝不允许将这种人情思想带入审判实务。这种人情思想在司法中无疑会扭曲为衙门作风、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不仅侵犯了外商投资人的合法利益, 更会破坏中国司法权威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二、投资司法环境的优化

司法环境的优化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构建和谐公正的司法环境, 同时有赖于相关具体法律措施的采取:

(一) 司法独立原则的落实

我国宪法中确立的司法独立在审判权方面体现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是指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 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的非法干涉。受院庭长审批制度及审委会制度等的约束, 法官个人难以实现审理案件中的独立地位。我们需要修改宪法和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 真正确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中立地位, 做到审判合一、权责统一, 确保其不受行政权的影响和干预。

(二) 克服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之中, 国民待遇适用的领域和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是不可回避的, 入世后的中国市场已经真正成为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 政府必须摈弃‘家长必须照顾小孩’的传统观念, 让有能力竞争的企业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服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 企业也必须放弃对政府扶持的过分依赖, 在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1]在外资待遇上, 我们应限制原来的外资引入上的优惠政策, 纠正外资引入后的歧视性做法, 实行普遍的国民待遇, 将外商投资者和地方投资商一视同仁, 真正做到不歧视、不优惠, 公平竞争。司法制度中亦是如此, 我们应将这种国民待遇延伸到作为纠纷解决程序的诉讼之中。

(三) 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提高法官执业水平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在中小城市中培养一批专家型、精英型的法官人才, 考虑确立专职法官制, 专门负责涉外投资争议的处理。对于专职法官, 除需掌握国内经济领域涉外法律法规外, 还要通过法院系统的考试机制和经常性业务培训机制, 精通有关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有关知识产权与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我国缔结和参加的有关双边或多边国际投资协定, 充分尊重国际投资领域的通常惯例。

(四) 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遏制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严重侵蚀司法公正, 使社会公众丧失对法律与司法的信任, 这对外商投资极为不利, 严重影响投资法律环境。对此, 我们首先通过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树立法官司法服务理念, 始终秉承纠纷解决的服务者、法律法规的适用者和法律权威的维护者身份理念, 参与投资争议的处理;此外, 应进一步加强反腐力度, 对司法腐败严肃处理, 加大惩处力度, 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 构建一个清正、廉洁的司法环境。

当然, 司法环境的优化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司法改革、廉政建设、法制完善、业务培训等各个方面加以完善, 还需要地方权力机构、政府部分及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在改革过程中, 我们会面临新的问题, 新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立足本位、坚定信心, 不断优化投资法律环境, 为衡水市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