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移送

司法移送（精选2篇）

司法移送 篇1

在种子执法实践中, 常会遇到与司法衔接的情形, 即需要将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情形。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种子案件移送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规定, 但是在种子执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部分种子执法人员仍然存在模糊认识。本文针对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初步研究。

1 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法律依据

1.1 行政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 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 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1.2 刑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20万以上不满50万元的, 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 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生产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 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 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 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 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 但是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 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 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 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3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中‘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 一般以2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 一般以10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 一般以50万元为起点。”

2 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以下简称《种子法》) 第五十九条是关于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法律责任;第六十条是关于未取得或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法律责任;第六十一条是关于在国内销售境外制种及违反种质资源保护的法律责任。虽然这三个种子法律条款中都有“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但是通过研读刑法条文发现, 仅有第五十九条关于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法律责任与刑法条文有衔接点, 即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及第一百四十七条对应, 而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与刑法没有衔接点。

综上, 作者认为, 在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适用范围上, 并非所有案件都能移送司法处置, 仅有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案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移送司法处置。否则, 司法机关没有进行刑事处罚的相关法律依据。

3 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具体操作

在种子案件移送司法处置的具体操作当中, 最令执法人员迷惑的是行政处罚能否与刑事处罚并存的问题。部分种子执法人员认为, 只要将种子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 自己的工作就完成了。但作者认为, 这是不正确的, 行政处罚可以与刑罚并存。

3.1 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

有的执法人员谨记“一事不能再罚”的原则, 所以认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不能并存。其实,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所应遵循的原则, 指的是行政机关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处罚。“一事不再罚”仅是针对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言的, 而实施刑事处罚的是司法机关, 所以并不能以这项原则来进行判断。

3.2 法律法规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这项法律条款已经间接地承认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可以并存, 并明确了并存时的具体操作标准。

3.3 法律责任的不同

《行政处罚法》第七条中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那是因为一个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那么违法行为人既触犯了行政法律, 同时也触犯了刑事法律, 所以其既要承担行政责任, 又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两种法律责任是不同的, 它们源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 所以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不能互相替换。

3.4 处罚的种类、方式不同

以《种子法》第五十九条和《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为例:《种子法》第五十九条的处罚内容是“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 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 并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而《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处罚内容是:“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处罚种类和方式上存在很大不同。相对而言, 刑事处罚更重, 更倾向于人身处罚;而行政处罚还涉及到“责令停产, 吊销证照”等内容, 阻止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继续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危害。所以,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当并存, 这对于充分制裁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维护法律关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司法移送 篇2

1 案件介绍

在张家港市2011年度第二次全市范围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执法活动中，卫生局卫生监督员接群众举报称位于张家港市某镇的卞某在无证行医。经现场检查，在卞某行医场所查见正在接受输液治疗的病人若干，在仓库里查见大量的注射用针剂。经进一步调查查明，他本人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行医场所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卞某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卫生监督员在对其具体违法行为经过进一步询问核实后，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5 000元、没收用于诊疗的药品器械的行政处罚。经查询历年已被处罚过的非法行医者数据库，卞某2007年被卫生监督所行政处罚过，这次是再次因非法行医被处罚。根据规定，卫生监督所将卞某两次被行政处罚的案卷材料移送当地派出所。在公安侦查人员对其询问时，卞某不承认有过第一次行政处罚，因为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上不是卞某亲笔签名，而是他老婆代签的。派出所办案人员认为第一次行政处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卞某不承认并不能否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将案卷材料提交公安局相关科室，如果能够通过审核，则仍对卞某判刑。卫生监督所对案情集体讨论后，一致认为该案卷存在瑕疵，即使公安部门通过，但最终法院判决中将有可能对第一次行政处罚不认可，将对卫生部门的信誉与权威造成负面影响，继而对卞某的刑事处罚不成功。经与经办民警及公安派出所领导的沟通商量，案卷得以顺利移交。卫生监督员对卞某进一步的询问明确了当年的情况。卞某承认现场检查笔录上是他的签名，但在第二天，他因为去外地的原因不能来卫生监督所接受处理，就叫他老婆来的，罚款也是他老婆代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是他老婆代签的卞某的名字。情况至此调查清楚，对于卞某此次违法行为，卫生监督员按照情节严重的情形对其加重进行了行政处罚。

2 案情分析

2.1 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卞某2007年在此地非法行医曾经被卫生监督所行政处罚过, 2010年10月再次违法被查处是第二次行政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第二条第四款“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四) 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 再次非法行医的”按照上述规定应该将卞某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苏州市卫生局、苏州市公安局关于建立市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联动机制的意见 (试行) 》第六条规定:“属《解释》第二条第四项情形的,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两次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执附入移送材料。”, 卫生监督员把对卞某的两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执复印件抄告给当地镇辖区派出所, 由他们按照刑事案件的调查标准立案查处。适用法律法规是正确的。

2.2对第三次非法行医行为是由卫生部门调查还是由公安部门直接调查

《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承办人在调查终结后, 应当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合议并作好记录, 合议应当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 依照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分别提出下列处理意见:…… (五)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 还应当依法提出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按照这个程序规定, 似乎应该是卫生部门将卞某第三次非法行医的违法行为调查取证, 再将这些能证明卞某违反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构成犯罪的违法证据移送司法机关, 对这个问题部分法院人员也有认为应该把卫生部门对第三次非法行医违法行为前期调查取证的资料来补充刑事审判材料完整性的观点, 但是行政调查证据是否适用于刑事案件, 对这个问题卫生部门与公安司法部门曾有不同意见, 最终苏州市以《苏州市卫生局、苏州市公安局关于建立市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联动机制的意见 (试行) 》的形式明确了由公安机关对第三次非法行医行为按照刑事案件标准进行立案查处。

2.3 案件移送后出现的问题

公安机关接到材料后迅速采取了行动，出动警力连夜蹲守，终于抓到现行，卞某再次给病人诊疗、输液，公安执法人员严格按照刑事案件调查的程序，拘捕、询问、当事人辨认，经调查公安机关确定了卞某的违法证据。卞某在刑侦人员的询问中承认了被卫生部门二次行政处罚的事实，对第三次非法行医行为供认不讳。接下来的公诉中，卞某看了公安刑侦人员出示给他的由卫生部门提供的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他翻供了，他不承认第一次被处罚过，理由是第一次处罚决定书不是他签的名字，所以他否认。于是公安机关要求卫生监督所提供第一次行政处罚案卷的全部材料的原件。卫生监督员立即从档案室调出2007年的处罚案卷原件，拿上面的签字笔迹与今年处罚案卷的笔迹作了比较，仔细观察后发现笔迹不同。当时办案的卫生监督员已经调动离开某镇了，对多年前的案情的回忆已很困难，卞某自己也对当时的情况记不清了。但通过笔迹比对，2007年的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和今年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案卷材料上的签字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认定是同一个人的签名，事实上卞某也是承认2007年的笔录上是他本人签字的，只是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签名提出异议。经过双方回忆，卞某承认当年是他老婆去卫生监督所交的罚款，那么这个签字应该是他老婆代签的。

对于这起移送案件的处理，卫生监督所能够迅速拿出合理的处理意见，最终较好地解决了问题，问题最终得以解决，但从中能够总结不少教训，引发一些思考。

3 思考

3.1 程序正确是行政处罚的关键

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当事人本人签名，不能其他人代签当事人名字。《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此案中卞某不承认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当事人签名是他本人签字，就意味着法律意义上讲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送达。此案中卫生监督员认为卞某承认了违法事实，罚款也已经交来，就不去注意程序的完整合法问题，案件处理虎头蛇尾，这是非常错误的。由当事人老婆代签名，这个错误有可能使行政机关的该次行政处罚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如果当事人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认为卫生部门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则无效。这不但给案件移送带来麻烦，卫生部门的信誉也会受到影响，卫生监督员也可能因为处罚程序上犯错误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2 是否可以委托代理人

《行政处罚法》中对于行政处罚程序中相对人能否委托代理人并没有条文明确规定，但在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可以看出其立法本意中是允许当事人有委托代理人参与某些程序的权利的。由此可见，在进一步调查处理时，如果当事人有合理的原因不能到场，可以委托他人来接受处理。《民法通则》第第六十五条对于授权委托书的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所以，当事人可以委托授权另一或另二个关系密切的人，由当事人出具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上面写明对该具体行政处罚相关法律文书的代理签字的具体授权委托事项，并附带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经核对与原件一致的印章) ，双方职业、职务、联系方式等。只有这些要件齐备，才能由被委托人代笔签名 (注意是签被委托人的名字) 。事实上，在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中，已经有这样的尝试，统一设计了授权委托书格式，有一部分案卷是在当事人未到场由授权委托人完成剩下的法律文书签字等程序的。但是，要认识到这其实是在当事人确实不能在短期内到场时采取的对策，非不得已不应采取，因为授权委托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发生纠纷后法律责任的界定都比较复杂，这样就给行政处罚过程的顺利完成带来不确定因素。笔者认为，授权委托并不适合非法行医处罚案件，应该由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等所有法律文书上亲笔签名，一旦面临移送司法机关，材料才是客观完整并有充分说服力的。

3.3 两次行政处罚间隔过长

由于非法行医的隐蔽性，他们往往在经历过一次行政处罚后学得很狡猾，想出很多逃避打击的方法：(1)避开执法部门上班时间，选择在夜间看病，白天休息;(2)看病场所分割，接待患者一个地方、诊疗输液一个地方、药品仓库又是一个地方，每个地方相距很远，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带患者到诊疗场所。这样和卫生部门打游击战，给打击取缔工作造成困难。还有就是周围群众被迷惑，以为他们价格便宜、医术高明，在现场执法时，不配合我们执法人员，却站在非法行医者一边，甚至聚众阻挠执法，非法行医者则借机逃脱。正值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黑诊所也是四黑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打击非法行医网络，由现在村村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各级公安派出所作为基层侦查哨点，发现疑似非法行医者立即举报，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迅速联合出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不让非法行医有立足之地。要坚持中央医改政策不动摇，不断降低药品价格，提高服务水平，把患者吸引到正规医疗机构来。加大对非法行医祸患的宣传，让老百姓真正理解和支持我们打击非法行医的执法活动，让非法行医者没有市场。

关键词：非法行医,行政处罚,移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号.

[2]蔡平, 刘日记, 胡志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实际运用中的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10, 17, (5) :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