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问题

司法问题（精选12篇）

司法问题 篇1

一、司法会计鉴定业务的性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近十年司法鉴定发展的顶层设计。但《决定》未将司法会计鉴定纳入国家统一登记管理,之后也未根据《决定》授权补充纳入,实践中司法会计鉴定一直由各级人民法院采用对外委托名册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纳入名册的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多为会计师事务所,绝大多数法官和诉讼参与人也认为司法会计鉴定人就是执业注册会计师。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注册会计师承办的业务分为审计业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两类业务,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具有证明效力。学界将前者称为鉴证业务,后者称为非鉴证业务。注册会计师执行的鉴证业务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需要注意的是注册会计师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承接执行司法会计鉴定,属于鉴证业务还是属于非鉴证业务,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对判定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责任和鉴定意见性质具有重要影响。《决定》将司法鉴定界定为“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从这一定义及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社会认知来看,司法会计鉴定从性质上首先不属于审计,也就不属于鉴证业务。根据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鉴定结论也就是《决定》所称的鉴定意见,是诸多证据中的一种,至于该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能否被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由法官结合案件全部证据加以综合判断,所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只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会计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的结论性意见,这项活动服务于诉讼,所以从性质上应当认定是涉及诉讼的一项会计服务,属于非鉴证业务。

二、司法会计鉴定的专业标准

根据《决定》对司法鉴定的界定,司法会计鉴定与其他会计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司法会计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进行的,是一项涉及诉讼且服务于诉讼调查取证的专门会计活动。其作用客体是涉案当事方交易或事项发生或完成引起会计要素发生增减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包括证明交易或事项已经发生或已经完成的原始证明。这里必然涉及会计处理,而会计处理必然又涉及会计处理的规则,即统一会计制度。同一交易或事项,所采用的会计制度不同,其结果也往往不同。

就企业而言,我国目前有三套会计制度在施行,分别是《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这三套会计制度在规范会计业务核算以及会计政策的选择与估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一些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不同。就其适用来讲,《企业会计制度》自2001年1月起暂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执行,从2002年1月起开始在外商投资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执行该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原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准则》自2013年1月起在小企业范围内施行。这里除上市公司必须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外,原来改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内资非上市公司,既可以继续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又可以改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原来改为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内资非上市公司,2013年1月1日后可以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也可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一直执行《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的内资非上市房开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从2015年3月1日废止后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若属于小企业,也可以选择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在成本方面,各类企业可以执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该制度自2014年1月1日起在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大中型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执行本制度的企业不再执行《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

统一会计制度既是涉案当事方会计核算的基本依据,也是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同时也是司法会计鉴定的专业标准。实务中,对诉讼中专门会计问题的认定,由于会计信息不是原始经济信息,是根据统一会计制度经会计处理之后的会计信息,因此对涉案当事方某些专门会计问题鉴别和判断,必然是以涉案企业适用的统一会计制度为标准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会计制度是司法会计鉴定的专业标准,所有会计实体问题的判断都应当依据统一会计制度为标准进行。

三、司法会计鉴定中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估计变更的特殊考虑

考虑到会计制度的普遍适用性,各国在制订统一会计制度时,基于灵活和方便企业执行的原则,都会制定多项会计政策,包括具体会计原则、基础和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发生某项经济业务后,可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会计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中选择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为保证会计信息的横向可比和纵向可比,一般情况下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应进行必要的披露。由于企业经济活动存在不确定性,许多会计项目不能准确计量,只能加以估计,所以日常会计核算中,会计估计不可避免,如估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净残值等。这种估计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利益和义务发生变化时,就需要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资产的定期损耗进行调整,不仅影响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还会对费用、损失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损益。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对涉案当事方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时,必须关注当事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是否合理,当所鉴定事项涉及会计政策变化或会计估计变更时,同样需要考虑这种变化或变更的合理性及其影响,使鉴别和判断建立在充分合理的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基础上。为方便法官综合考虑各种证据,提供鉴定意见时应在鉴定意见书中充分披露涉案当事方施行的会计制度是什么,对某一事项处理选择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是什么,会计政策变化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及对鉴定会计专门性问题的影响,最后提出鉴定意见,供法庭审判使用。

四、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表述

沿用《决定》的提法,将鉴定人完成鉴定工作,依法向委托人提供由本人签名和鉴定机构盖章的书面鉴定结论称为鉴定意见,也就是三大诉讼法规定作为法定证据之一的鉴定结论。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必须满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需要。证据能力是指证据方面或证据资料具有严格证明的资格,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明力是指具备证据能力的鉴定结论对于案件事实的真实存在或不存在所具有的证明效果,也是通过借助于专门知识来判断事实真伪或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而发生的作用力。

在实务中,经常看到用于诉讼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表述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如将正式出具鉴定意见书时,冠以“专项审计报告”、“司法检验报告”、“司法鉴定报告”等不同称谓,而不是规范地使用“司法鉴定意见书”;在意见表述上不是对案件事实发表意见,而是对涉案事实发表法律意见,直接认定是否存在职务侵占或贪污等,而不是说明截止XX年X月X日涉案当事方的某一会计要素项目的账面价值是多少。笔者认为,在鉴定意见的表述方面,一是要体现鉴定意见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鉴定事项进行鉴别和判断后提供的个人认识和判断,在表述语气上建议使用“我们认为”或“我认为”这样的表述,另外在意见书披露内容和架构上,既要遵循《司法鉴定通则》和《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的通用规定,又要根据司法会计鉴定的特点,有所突破。建议应从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更多的是对当事方在采用适当会计制度、选用合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下,对准确会计信息的认定以及对一些会计交易或事项事实及原始证明的认定这一根本要旨,从方便法官和诉讼参与方阅读及法庭质证需要出发,对一些特别事项进行披露,具体做法上可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披露思路。

五、注册会计师执行司法会计鉴定业务的特殊考虑

首先,鉴定责任不同于审计责任。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凭借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会计专门性问题作出的认识和判断,其是否客观准确取决于鉴定人的科学技术水平或实践经验,理应由鉴定人负责。根据《决定》,司法会计鉴定人应独立进行鉴定,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盖章,对鉴定意见负责。鉴定责任不同于审计责任,这种责任既不同一般理解的绝对保证,也不同于审计的合理保证。《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因鉴定人严重不负责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及故意做虚假鉴定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1年以下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鉴定方法不同于审计方法。现代审计最基本的方法是抽样,以样本推断整体。司法鉴定不同于审计,虽然许多审计方法在司法会计鉴定中也能使用,但只能认为是方法具有一般通用性,不能一概地将鉴定方法等同于审计方法。司法会计鉴定方法更类似于详查,整体工作思路更类似于账项基础审计,它要求鉴定人员基于会计专业知识和对证据的正确认知,对所鉴定问题逐一核实,对存在可能事项逐一进行排查认定,是一个专家证人调查取证并作证的过程,而且经法院依法通知出庭作证和接受法庭质证是司法会计鉴定人的法定义务。

第三,更高的独立性要求。注册会计师承办司法会计鉴定业务归属于会计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同于一般的会计服务,其直接服务于诉讼,甚至会影响涉案当事人的身家性命,所以对鉴定人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决定》明确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要求鉴定人独立进行鉴定,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盖章。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既要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又要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设立监督、协调员,由监督、协调员协调委托方与当事人之间的事宜,规定当事人私自向专业机构或专家个人送交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依据;需要调查询问当事人时,由监督、协调员与委托机构共同进行,专业机构不得单独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等规定。对违反规定的机构给予指正、停止资格、通报等处理。

司法问题 篇2

咱们国家是一个具有相当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地域的划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种划分。我们现在思考司法改革时，总觉得一个问题纠缠不清，那就是司法的独立性怎么获得保障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现在一种体制下，我们的司法没有办法得到独立，虽然上面号召我们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但是，我要说，作为基层法院的院长，或者甚至是省级法院的院长，他们怎么能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法院里面几百口子的人衣食住行、生活福利都压在法院领导班子的肩膀上，当本地的领导包括行政领导、党的领导、人大的领导认为案件应当作出对本地的当事人有利的判决时，在我看来，作为院长他很难抵制，与此同时他也不应该去抵制。因为现在的体制规定了你的福利、你的经济命脉把握在人家的手里。美国的国父、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汉密尔顿曾经说过：“就人的本性而言，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也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在制度建设上面，绝对不应该让我们的法官也好，院长也好，冒着杀头或者撤职的危险去追求司法独立，象过去毛泽东倡导的那样“三不怕”-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我认为让他们承担这样过分的职责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

这样的一种对司法不信任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司法地方化，我们的法院完全被地方控制，法院的院长由地方的人大来选任，法院实际上是由地方的党的组织部门来决定，法官们也都非常的地方化。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来去作一个划分呢？我们能不能不要把法院的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最高法院也可以不放在首都，象德国就是那样，而且司法独立要有形地独立。我们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可能都可以考虑这样的思路，能否把这样的分离从基层到最高法院能够贯彻到底，能够使得我们的法官们、法院院长们不需要冒着杀头危险、免职的危险，就可以独立追求公正。说老实话，只要财政方面、人事方面不受地方的牵制，法官的公正、法官的独立根本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来不说军队有什么问题，军队为什么不服从地方党政的领导？我们在军队方面，它的建立就是国家化的思路，而在法院的建设方面我们就是地方化的思路。我注意到肖扬院长也说了：某某法院不是某某地方的法院，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某个地方的法院。我们今后也许要在这个方面走出相当重要的步骤，我希望能够在三、五年内，使得中国的司法区划和行政区划分离。

五、理顺审级关系，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我们国家司法决策的不确定是一个大弊端，最高人民法院现在推行公正与效率，什么叫效率？在于它能够使案件的纠纷获得确定性的解决，从而使人民能够安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司法决策不可以象烙馅饼一样随便地翻来复去。我们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长期的司法观念使得我们的司法决策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确定性。我们建立的申诉制度、审判监督程序、检察院的监督，现在人大的个案监督又使得

这样的一种确定性更加不确定。没有办法。我们试图寻找一种非常的、没有错误的司法体系，而我们人是有缺陷的一种动物，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制度真正能够达到有错必究、完美无缺的程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说的话非常富有哲理性，体现了司法内在的要求，他说：我的判决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不可推翻。说得多好啊！司法决策过程中，的确有许多东西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也可以说一定比例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要为纠正少量的错误而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巨大的浪费，司法是用纳税人的钱支撑的一个机构，它的运作也必须遵循节约的原则，我们所有的这些制度使得司法决策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程序，也因此而激发了人民上访的愿望。我们有错必究，结果败诉方不服气，就要找人去帮忙，人大个案监督好啊，那么，法院必须要对这个案件重新审理，最后翻过来了；一翻过来那边胜诉的就又变成败诉的了，你能找人大，那我就不能找政法委书记来干预？政法委书记一协调、一干预，又翻过来了，那你能找政法委书记，我找省委书记好不好？然后又翻过来。你找省委书记，我找国务院副总理，又翻过来，就是这样。我们就在鼓励着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鼓励着。司法决策不能够搞实事求是，这是由司法的确定性决定的。

八、理顺法院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司法越来越走向公正和独立，传媒也越来越走向活跃，但是传媒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是传媒不断地通过一种对个案的渲染，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伤害，侵犯了司法的独立性。另外一个方面是法院如何保障新闻自由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民法通则》中名誉权条款已经成为我们伤害新闻自由的很大的东西，许多报纸只要批评一个人，最后导致的都是名誉权纠纷，而法院判决的结果往往是那个被批评者胜诉。因为现在的媒体监督机制也是一个地方化的机制，所以报纸经常是异地监督，到外地去监督，比如说《南方周末》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报纸，但你很少发现他揭露广东的坏事，他揭露河南、湖南、湖北、海南的坏事都可以，但是广东他要注意，因为他是广东省委的报纸。等等。如果引起诉讼，对报纸来说都是异地诉讼，都是客场官司，那你客场打官司败诉简直成为必然，这对于我国为数不多又很虚弱的新闻自由从法律角度讲是另外

一种伤害。所以我建议我们能不能重新反思这样的名誉权条款。

六、理顺不同法律机构之间的关系

司法改革触及重大核心问题 篇3

10月27日，早闻其声，不见其文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以下简称“二五纲要”)终于正式出台。“二五纲要”是继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又一个综合性改革文件。

早在2002年4月成立的“二五纲要”起草小组历时两年，数易其稿，在2004年4月将草案下发各高级人民法院征求意见。此后又召开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会议、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等会议讨论了这个基本定型的草案。

但是，为了使“二五纲要”成为贯彻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的具体举措，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按计划于2004年发布这一文件。

2004年底，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出台后，起草小组根据中央的精神又反复对“二五纲要”草案进行了全面修改，使它真正成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系统部署法院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二五纲要”涉及“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改革和完善审判指导制度与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与司法政务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监督与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及“继续探索人民法院体制改革”八个大项，共50条。

其中关于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既要改革，又要稳步前进，这与中央的改革部署是同步的。‘二五纲要’向司法现代化迈进了一步，方向是对的。”参与此次最高院专家咨询会议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二五纲要”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摆脱地方行政部门干扰办案

在“二五纲要”的第48条中提到：“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体制。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

地方法院现行的财务体制是，办案经费归地市一级政府划拨，给法院的独立审判造成了障碍，特别是一些行政案件、涉及当地税务部门的案件更是难以秉公执法。给地方法院穿小鞋、降低预算的事件屡见不鲜。

“如果财务制度的改革目标可以实现，有助于法院审判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陈光中认为，“将财务费用都集中到中央，难度非常大，因为各省之间贫富不均。但若以省为单位，实现中央及省的两级管理，难度将会减小。”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也提出要探索建立人民检察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分别列入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的制度。

最高检在此问题上，显得有些谨慎。10月25日，记者致电最高人民检察院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高检印发的实施意见也仅仅是最高检对未来改革方向的一个思考，目前，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所以，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炒作的价值”。

这一说法在基层检察院也得到了印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位负责人也承认，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收到最高检关于这方面改革的任何正式文件，“我们关于这一点知道的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多，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提供。”

他同时表示，关于这样的改革，检察院方面也一直在讨论，认为这是司法改革的一个内容，学界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但是，未来是不是要这样还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湃对此条目标比较悲观，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财政权是干擾司法的因素之一，更多的干扰还来自领导的“条子”和“招呼”。

“如果中央支持，下决心改革财政保障制度，改革难度会减小，就能逐步实现改革目标。”陈光中表达了他的乐观。

能否在明年下半年收回死刑复核权

在“二五纲要”中的第二条提到：“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有关法律的规定和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并制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司法解释。”

最高院酝酿收回死刑复核权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便已开始。当年，最高院派员到东北和华东地区进行调研，大部分省市的法院都表示希望最高院能尽快收回死刑复核权。但因面临的困难巨大，这一拖就是九年。

在这九年中，由于死刑案件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高级人民法院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而高级法院对部分案件同时享有死刑核准权。同一个法院几乎不可能对同一个案件做出两个不同的判决。这样，死刑复核程序就形同虚设。而各地方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标准可能不一致，同样的罪行在此省不判死刑，换到彼省却要判死刑。

“最终决定将死刑复核权收回，是中央下了决心。”中国人民大学刑诉法教授陈卫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随着对人权保障不断重视，死刑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是我们人权外交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

“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也是我和同事们最近议论的热点。”最高院的一位法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实际的工作不仅书面上一两句话那样简单。”

“收回死刑复核权，意味着增加数百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办案的场所也要扩大，新增规模将相当于一个省高级法院。已经基本能确定的是，将在原来的刑一庭、刑二庭再增加三个刑事法庭，扩大到刑五庭。将从各个省高级法院抽调五到七名法官，总人数可能大大超过100人。现在，领导已经选定，个别人已经来上班子，但我估计最终实现收回目标恐怕要到明年下半年。”

除了硬件上的困难，更大的难点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细化。例如，死刑复核应是书面审理还是开庭审理?复核程序的启动是由高级法院上报，还是被告人上诉?是否需要设定审限、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被告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但还要经过反复的讨论。”陈光中说。

“收回死刑复核权。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收回本身。对一审、二审的工作也提出了高要求。现在一审、二审的审判质量不高，全国的证人出庭率不足7％，这些都将为死刑复核带来巨大的压力。”陈光中说。

前不久最高检检察长贾春旺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检察机关如何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处于什么位置，以什么身份等。会上形成的共识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最高检应当介入最高院的死刑案件复核程序。不过，目前最高检还没有和最高院协商形成最后意见。

审判方式的重大变革

此次“二五纲要”从短期看，热点是

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但若从长期看，则应该是整个审判方式和架构的变革。

在“二五纲要”中“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的部分中提到：这一领域中将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改革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和程序制度，完善审委会审理案件的程序，审委会委员可以直接组成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判案责任制，要求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逐步实现合议庭、法官负责任；健全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

“大部分内容我同意，但将会议制改为审理制的效果，我觉得还要在实践中观察。”陈光中说，“若改为审理制则构成了两次审判，因为审理即意味着要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等于重新开庭。另外，这在法律上也没有依据。”

陈光中在对审理制提出质疑的同时，也分析了最高院将会议制改为审理制的可能动因：平衡控辩双方在法庭中的力量。提到：“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

陈光中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检察院的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有过规定，但是过去一直没有落实。副检察长列席，防止审判不公正，加强法律监督，这没问题。

“我担心的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造成控辩双直接带到法庭，但法院可能不能平衡采纳律师和公诉人的意见。因而，辩方列席的问题就亟待解决，这大概也是最高院将会议制改为审理制的原因之一。”

在“二五纲要”提到的司法改革热点之外，陈光中认为还有行政案件的审判改革、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等内容没有在纲要中体现出来，“人事问题还是比较虚”。

司法改革任重道远

“过去的五到十年间，中国司法确实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法律工作者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高院的这位法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现在，法官已经渐渐接受了现代的司法理念，比如‘司法独立’。这在15年前，甚至五年前都没有得到法院内部的共识，还有人在问司法为什么要独立，而现在，在座谈会上、学术论文中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常见了。”该法官认为，“还有其他一些现代司法理念，比如，司法中立、控辩双方权利平等、司法功能的有限性、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也都是近年才慢慢得到普及和强化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法院的程序意识加强，越来越重视庭审，对于程序上的违法侦查，法院也敢于认定，慢慢地实现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如今，法官改变了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审判工作中渐渐重视人权，更加注意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在认可中国司法有了很大进步的同时，“一五纲要’’也被指出了其部分目标二审多数不开庭，一审多数不传证人。证人的笔录在法庭上念念就算完，即使被告认为不符合事实，也无从对证。而在‘二五纲要’中，这一点都没有再写进去，现在证人出庭还是大问题。”陈光中说。

“综观‘二五纲要’，大部分的改革是法院内部的具体、微观的变化，并没有涉及更宏观的司法体制变化。现在，法院内部对司法改革热情很高，人大则认为稳妥是第一步的。另外，改革所要求的力量与实际所投入的力量之间还有较大差距，评价司法改革成功與否的标准也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这位法官认为。

司法会计鉴定规范问题及其措施 篇4

第一, 司法会计鉴定制度中的问题。

一是司法会计鉴定主体资格规定模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第二条规定, “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根据《决定》规定可以推知, 我国对于司法会计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根据《决定》第4条、第5条, 可以进行司法鉴定的人员主要有:一是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二是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三是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 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从《决定》的规定可以看出, 从事司法会计鉴定的人员较杂, 会计、注册会计师、甚至从业达10年以上的业务相关人员等都可以从事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司法鉴定是科学实证活动应用于司法实践。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法律知识素养及职业道德直接关系着司法鉴定活动能否依法、科学、公正地实施。法律规定的模糊, 导致从业人员的复杂, 最终结果是鉴定结论的权威性降低。

二是司法会计鉴定启动程序规范模糊《决定》第八条规定:“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并不一致。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 有权独立地指派或者聘请司法会计鉴定人进行鉴定, 对于那些会计事实要进行鉴定, 也在于检查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选择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 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进行鉴定, 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 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在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也有类似规定。这就产生了司法鉴定权启动的混乱。后果是导致同一个案件出现多个司法会计鉴定人和多个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作为司法者, 实践中多采用“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重新委任新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实施鉴定。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影响诉讼效率, 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 并导致司法权威性降低。

三是司法会计鉴定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司法会计鉴定是由专业人员依据专业知识、技术经验、方法对专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推断的一种诉讼证明活动, 从本质上讲, 需要鉴定的问题既是法律问题, 也是科学问题。司法会计鉴定人是“科学的法官”, 但无科学的鉴定结论则法律上就无从判断是非。甚至, 相互矛盾的鉴定会令法院无所适从。为了保证司法会计鉴定中的科学性、客观性、公证性, 忠实于事实真相, 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行业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

四是司法会计鉴定人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由于没有明确的鉴定标准, 鉴定人出具鉴定结论留有一定自由空间。另外, 由于司法会计鉴定人员本身专业水平的限制, 也可能产生一些过错, 这样会造成经济犯罪案件错审、错判。在刑事诉讼中, 意图陷害他人隐匿罪证, 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可以按照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司法会计鉴定人员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或过失出具错误鉴定结论的应否承担责任, 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对于滥用鉴定权力进行鉴定的处理大部分停留在行政处罚阶段。

五是司法会计鉴定人出庭制度不完善。鉴定结论是我国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和证明方法,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 做出鉴定结论的人员理应出庭作证, 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而现实中, 绝大多数的司法会计鉴定人都不出庭作证, 法庭仅仅通过宣读书面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 作为对这一极为重要的证据进行法庭调查方式。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受到了质疑, 使当事人对司法会计鉴定人的公正性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难以信服, 以致对法院的公证性产生怀疑。

第二, 规范司法会计鉴定的建议。为了保障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司法会计鉴定进行规范。

一是明确司法会计鉴定资格。司法会计鉴定的实践性和理论性都很强, 是一项复杂且责任性很强的工作, 作为司法会计鉴定主体的鉴定人主导着鉴定的整个过程, 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着鉴定结论的质量, 因此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司法会计人员资格认证制度。鉴定人应该是符合严格的独立专业资格的个人或团体, 熟悉会计和法律知识, 能从专业与司法的角度, 对有关的会计信息或事件作出鉴定。一方面, 建立司法会计鉴定人资格统一认证制度。只有通过认证的人, 才能具备担任鉴定人的法律资格。认证内容包括会计知识与相关法律知识。另一方面, 所有取得鉴定执业证书的人, 都要在国家司法部设立的专门名册上进行登记, 法院以及其他机构只能从司法会计鉴定人登记名册上选择鉴定人。

二是设立独立的司法会计鉴定中心, 组建司法会计鉴定专家小组。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是独立于审判和检察机关之外, 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社会服务性组织。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取得司法会计鉴定人资格的人员进行登记管理, 同时对司法会计鉴定中心名册里的人员名单采取一定的公示方式, 如通过网络、报纸、花名册等等进行公示, 以利于审判机关及其他诉讼当事人选择。案件需要或诉讼当事人需要司法会计鉴定时, 就可到注册登记的司法会计鉴定中心人员名册中选定鉴定人进行技术鉴定。当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受到质疑时, 由司法会计鉴定专家小组出具最终鉴定结论。

三是规范司法会计鉴定程序, 建立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司法会计鉴定是对检验对象的判别和鉴定, 需要会计专业知识、相关的法律知识, 具有科学性和技术性。为了使鉴定活动有序进行, 理应由统一技术标准来规范。笔者认为, 规范司法会计技术标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司法会计鉴定程序。司法会计鉴定程序性规范是司法理性与会计理性的结合, 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身充当证据具有证明作用, 对于司法裁判必不可少。主要内容包括:鉴定的受理、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等内容。鉴定方法。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鉴定采取何种方法, 目前有比对鉴别法和平衡分析法、询问法、核对法、检查法、实务盘点法等。鉴定结论报告标准, 即报告的内容要点和格式要有统一规范的标准。

四是建立合理的司法会计鉴定人法律责任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3款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笔者认为, 为了保障司法会计鉴定的质量和严肃性, 在追究司法会计鉴定人的法律责任时应该审慎。对于责任的追究, 可以从违反司法会计鉴定独立性, 违反鉴定资格准入制度、违反鉴定程序、未履行谨慎义务、故意或重大过失出具鉴定报告等方面进行处理, 对于轻微过失, 则应予以免责。对于故意出具虚假鉴定报告或有重大过失的, 实行职业资格禁入制度。

公司法实施问题 篇5

21.对特定行业(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经纪公司、拍卖企业、旅行社、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和基金管理公司等)企业法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其注册资本(金)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应从其规定(参见附件)。此类企业均涉及前置许可事项，注册资本(金)以许可文件为准。

22.建筑业、国际货运代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典当、房地产开发、投资类、集团母公司、市场专营企业以及名称中不含行政区划、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于表述所从事行业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仍按现有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执行(参见附件)。

(二)出资方式

23.《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总局对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对申请人以《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总局规定以外的方式出资的，暂不予以办理登记注册。对以股权作价出资组建集团母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局将另文规定具体操作程序。

24.除《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的不得作价出资的方式以外，以下实物亦不得作为出资办理登记：食品、饮料、烟草、棉、麻、土畜产品、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药品、中草药及其制品、石油及其制品、煤炭及其制品、木材、建筑材料、矿产品、金属材料、未办理所有权证书的房屋、汽车配件及未办理行驶证的机动车、工艺美术品、字画、图书、肥料、农药、饲料、苗木、花卉、家具、工业用原材料、工业用半成品。

25.公司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总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30%，但不要求每位投资人均应在其出资额中按此比例缴纳货币资金。

26.非公司制内资企业法人、非公司制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中的货币资金比例不受上款规定限制。其中，非公司制内资企业法人投资人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的，其高新技术成果出资额占注册资本(金)比例可由投资各方协商约定。

27.企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其经营范围项下的标注应按照法定的出资方式描述为“实物”、“知识产权”或“土地使用权”，且不再作进一步细化表述(参见范例)。

(三)出资时间

28.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在设立时交付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部出资，其他形式的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非公司制内资企业法人可以分期缴付注册资本(金)。

29.采取分期缴付注册资本(金)方式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及非公司制内资企业法人，其在设立时的出资应不低于注册资本(金)数额的20%，且不得低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注册资本(金)的其余部分可由投资人在企业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

本细则22条中所列企业可以采取分期缴资方式缴付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注册资本(金)最低限额高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的部分。

30.投资性有限责任公司或投资性非公司制内资企业法人，其注册资本(金)可以在设立后五年内分期缴足。

31.投资人分期缴付的次数、每次缴资数额应根据企业章程规定执行，其中，各投资人任意一期缴资的数额均可不按照该投资人的出资总额占注册资本(金)总额的比例设定。

32.申请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项目的企业，办理设立登记时可以分期缴付注册资本(金)。

33.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项下“实缴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金”标注统一调整为注册资本(金)项下的“实收资本”、“实收资金”标注。

34.登记机关不再按照缴付注册资本(金)的期限设定营业执照有效期，但应在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项下标注“下期出资时间*年*月*日”(“下期出资时间”是指本次设立或变更实收资本登记后，章程规定的最近缴资期;“*年*月*日”为章程中规定的最近缴资期的截至时间)。缴资期限的标注可在企业缴清全部出资后删除。

35.内资企业注册资本(金)按期缴付后，应向登记机关办理实收资本(金)的变更登记，提交《企业变更(改制)登记(备案)申请书》及其他有关材料。

36.投资人未按期缴付注册资本(金)(即超过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项下标注的“下期出资时间”仍未缴资)，该企业可以增加经营项目、设立分支机构、投资其他企业或办理其他登记事项的变更登记，但对变更住所、注册资本(金)或出资时间的，应先经监督部门依法作出处理并出具文字处理意见，处理意见应归入登记档案。

企业在“下期出资时间”前申请将注册资本(金)减少到实缴数额，可直接办理减资变更登记。企业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缴付应缴出资，超出“下期出资时间”申请减少应缴出资的，应按上款规定经监督部门作出处理后，方可办理减资变更登记。

企业办理减资变更登记，减少后的注册资本(金)数额不能低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

37.企业增加注册资本(金)，注册资本(金)的增加部分可以办理分期缴付，但应符合以下规定：

(1)变更后的注册资本(金)中，货币部分不得低于总额的30%，但不要求增加的注册资本(金)中应有不低于30%的货币。

(2)增加注册资本(金)时，原注册资本(金)已经全部缴足的，该次变更登记时，应缴纳不低于增加部分20%的出资，其余部分可在变更登记核准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投资类企业可在变更登记核准之日起5年内缴足。

(3)增加注册资本(金)时，原注册资本(金)未全部缴足但按期缴付的，该次变更登记时，应缴纳不低于增加部分20%的出资，并可按修改后的章程规定缴纳原有出资，但新增部分的出资时间不得超过企业设立之日起两年(投资类企业为设立之日起5年)。

38.外商投资企业未按期缴付注册资本申请变更注册资本或变更实收资本的，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四)验证

39.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办理设立登记，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变更注册资本(金)、实收资本(金)登记时，均应提交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40.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设立或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金)、实收资本(金)，投资人以货币形式出资的，应到设有“注册资本(金)入资专户”的银行开立“企业注册资本(金)专用帐户”，并依据入资银行出具的入资资金凭证办理验资手续。

41.登记机关应利用入资核查系统对验资报告中的入资资金凭证进行审查，并下载入资核查情况归入登记档案。

42.投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由法定评估机构对非货币财产评估，评估结果还应经法定验资机构进行验证。涉及国有资产的，还应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国家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投资机构(部门)确认。非货币出资在设立后分期缴付的，应在办理变更实收资本(金)登记时，一并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43.对以技术成果评估价值在100万元以上(含)的，应要求评估机构在评估报告中附上有关专家签署的参考意见，或者政府科技主管部门或相关科研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并对评估报告实施部分实质内容审查程序。

法官与司法公正效率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官;司法公正;司法效率

建设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社会公平正义(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而实现司法公正且有效率是达到社会公正的重要一环。故而,有必要全面探究法官与司法公正、效率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二是正义。所谓司法正义,即公平,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偏不倚,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正义,要求司法活动追求科学和真理,摒除邪恶与反动,实现文明。简而言之,就是司法活动过程中和结果中坚持公平与正义原则。前者体现为程序公正,后者体现为实体公正。效率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效率第一个层次是指时间和速度。即在单位时间内实现最大化的要求;效率第二个层次是指成本,即体现效益意义。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以最简单的程序最大化实现某一目标,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收获;效率第三个层次是指效果,即一定的行为事件或措施等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综合效果。?譹?訛所谓司法效率是指,司法资源耗费最小化,达到最低诉讼成本;加速诉讼的进程,缓和诉讼拖延。

现今中国“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它的基本内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要实现这一主题,法官是关键,法官代表着国家行使审判权,如果法官的素质不高将难以实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正如西方法谚所言:“法官是法律的保管者,是活着的圣谕。”因此,法官判案是否公正、有效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的现实表现

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程序不公正——法官不能平等地对待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云:“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譺?訛适用程序法律是否公正,只能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审理案件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否则,即使裁判结果实体上合法,也可能被指为裁判不公。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在适用程序法律时没有按照严格和正当的标准,对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没有做到平等对待。在适用程序法方面不公正的具体表现有:(1)没有充分保护法律赋予公民行使的诉讼权利义务;(2)为追求客观公正,法官还可能超越诉讼请求范围,自行扩大审查范围并做出裁判,而导致司法不公的后果。

第二,实体不公正——法官不能公正裁判。

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必须并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实体公正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绝大多数法律及条文对如何处罚被告人或者如何处分当事人权益,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非绝对明确、具体。因此,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做出的裁判,就是合法的,以法律标准来判断,裁判也就是公正的。但是在适用实体法方面有些法官对案件的具体处理,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表现。(1)少数法官不能全面准确把握法律规定的本意,而是片面地、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随意做出与立法精神不符的判决,而导致裁判不公。(2)对于个别案件的处理,虽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法可依,但裁判的内容脱离实际,判决内容表述不清,造成裁判文书不能执行,也是实体处理不公的表现。?譻?訛(3)有些法官对个别刑事案件定性不准,罪与非罪分不清,使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从而造成错案。

第三,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成本较高。

例如,由于外部的行政干预和监督干预(特指超出自身职权范围的人大个案监督、新闻监督和无谓抗诉)使案件的裁判结果人为地翻来覆去,个别案子被改来改去。再如,让一方当事人反复多次违法举证,人为增加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诉讼超期问题存在。

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不讲效率的裁判,哪怕结果是公正的,也因办案时间拖得太长失去法律价值和社会效果,而成为实质上不公正的裁判。

二、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现象存在的根源

(一)客观原因

(1)相当一部分实体法对少数法律问题的规定过于简单、概括、抽象、不具体。这就使法官无所适从,法官不得不依靠“自由心证”而自由适用法律极易导致判决的不确定性。同时,我国对程序的立法较实体法更为模糊、期限过于宽泛,给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期限的无故延长;对当事人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期限缺少明确限定。

(2)法官选用不合理、法官整体素质不高、非法律专业人才大量涌进法院。虽然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的大多数法官均已达到大专以上专业水平。但是,“大专以上”这个词是比较含糊的。21世纪初,中国一次权威的调查表明,全国法官接近30万,但本科层次的不到10%,研究生层次不到1%。

(3)大多数基层法院经费少造成了办公条件差、交通和通讯设备落后,再加上甚至在贫困地区法官连工资都领不到,这样就极大挫伤了法官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和审理时间的延长。

(4)一些地方的机关部门干预过甚,影响法官独立公正审判,也使法官在压力下不时中断案件的审理,从而延长了结案时间。丹宁大法官说:“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譼?訛

(二)主观原因

(1)少数法官能力低下、责任心不强,不具备作为一名法官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法学理论知识,不能担当现代社会日益复杂,专业化,国际化的审判工作,这样就使案件的审理有丧失公正和效率的危险。

(2)还有的法官生性软弱,喜欢做“和事佬”,对当事人的威逼利诱和软磨硬缠,不愿得罪,对违法要求不严正拒绝,而要求当事人双方各退一步,一味“和稀泥”。结果是既拖延了审理时间,又丧失了司法公正。

(3)有些领导和法官勾结,送人情,违法办案以权谋私,使法院的判决以领导的意志为转移。极个别法官贪赃枉法恶意不作为,故意使案件延期,使期限无限延长。更有甚者,故意刁难当事人,人为延长时间增加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

三、解决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问题的对策

第一,法官要忠于实体公正。

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应当忠实于法律,追求实体公正。为了追求实体裁判的公正,法官要正确地认定事实,避免主观偏见;要确保证据确实充分,非法的证据必须予以排除;要准确地适用法律,做到定性准确、裁判公平,杜绝滥用职权和忽视法律;要坚持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二,法官要确保程序公正。

在现今司法界“重实体,轻程序”的不正常的司法理念下,程序公正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是把水源破坏了。”法官应当真正保持其主持程序时的中立性、平等性和法定的公开性,应当坚决贯彻宪法、法律和《法官法》的规定,彻底杜绝单独接触当事人,并在执行工作中公正执行。

第三,法官要牢固树立司法效率意识和诉讼经济的意识,并努力实践之。

这就要求法官最大化地利用我国法律规定的合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其自身行为或与其他法官、诉讼参与人、法院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行为来保证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实现诉讼成本的最小化。

第四,法官要严格执行审限,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一位法官不仅要具备能够“谦恭地听,睿智地答,审慎地想,公正地判”的美德,而且还应具有迅速行动的美德。法官只有迅速行动,才能及时、高效地完成各种司法职责,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这就要求法官对于每项司法职责的履行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审慎的关注和高效的快捷。首先,法官应当高度重视司法效率,严格遵守审限。其次, 法官要监督并督促诉讼双方及时完成诉讼活动,保证诉讼程序有序进行。另外,法官要准确、及时地做出司法裁判,并使之得以顺利执行。

综上所述,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而司法不公正、缺失效率是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司法公正及效率提高关键在于法官,这就需要法官忠于实体公正,忠于程序公正,并树立司法效率意识,严格执行审限。因此,中国司法公正、效率提高之路漫漫而修远,中国法官当上下而求索。

[注释]

?譹?訛任群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研究》一文,转摘自《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曹建明主编:2002年4月,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版第97页。

?譺?訛[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

?譻?訛摘自中国司法网,2006年12月7日。

?譼?訛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参考文献]

[1]刘静.司法效率的提高与法官素质.转曹建明.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4(2):248-256.

[2]何勤华.20世纪外国司法制度的变革.法律出版社,2003,149.

[3]陈灿平.司法改革及相关热点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13-17.

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篇7

一、溯本求源———刑事司法公信力的价值来源

启蒙时期的到来,人类以觉醒了的主体的眼光看待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反对国家的专断与任性,在刑事司法方面注重在运用国家司法权力打击犯罪定罪量刑的同时也开始在刑事程序方面限制国家的司法权力以关注保障人权和自由,理性表达了对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审慎, 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渴望。 刑事司法的运作,一方面是以刑法的实体规范为依据进行定罪量刑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定罪量刑的实体公信力;同时定罪的公信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依靠刑事程序限制与规范运作的过程,其公信力取决于程序的公开透明,程序的公信力来自“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人们想象最多的是天平,在西方社会,司法的最著名的标志是一位蒙着眼睛的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剑者,表达法律的威严;天平者,表示执法应当公平。司法女神蒙着眼睛,表示法律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贵贱贫富智愚贤不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屋顶上就塑有这样一尊名为“正义之秤” 的司法女神造像。刑事司法作为剑的意象,历史颇为悠久。剑表达的是对恶的惩罚,它必须是锋利而非驽钝的,象征着人们对于司法效率的追求。“罪人获释,法官就成了罪人。”法官贪赃受贿致使罪犯逍遥法外,当然有罪;若因法官的懈怠, 而不履行查明案件真相的责任而使罪犯逃之夭夭,也是有罪的1。“正义之秤”和司法女神的造像仅仅是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和西方民众的法律意念,但是这种寄托法律理性的法律文化之物已经展现了现代的刑事司法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构建的司法符号体系结构。在司法场域中,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表现有两个方面:(1)一方面是司法程序中刑法实体规范演绎适用的内在逻辑,即“给我犯罪事实,就可以给你法律”定罪量刑的过程以实现惩罚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是司法愈益严格的对国家司法权力的程序限制和不断扩充的对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2)在刑事司法中国家在行使司法权时考量的因素多了,甚至在刑事审判中悄悄的渗进了其他的评估因素,从而深刻的改变了司法判决规则2。在米歇尔· 福柯著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些考量的因素。

“然而,现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插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问题。首先,不再象原来那样简单的问:‘该行为是否已被确认,是否应受到惩罚?’还要追问: ‘这是什么行为?这种暴行或谋杀行为是什么性质?它属于哪一种现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结果,还是精神病反映,是一时的糊涂,还是一种变态行为?’其次,也不再简单的问:‘这是谁干的?’还要追问‘我们怎么确定造成这种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的哪一方面?’最后, 也不能简单的问:‘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惩罚这种犯罪?’还要追问:‘什么措施最恰当?如何评估犯罪者的未来发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些对犯罪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3

二、回归司法正当性———刑事司法

公信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权力制衡和法治三大观念的基础之上。

1.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契约论。按照社会契约论学说,公权力起源于人们的同意,刑法权和以实现刑罚权为目的的司法权是基于社会契约而由全体人民赋予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产生的,其要义是认为人生来是完全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的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的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了立法权,司法权和惩罚权4。国家是基于建立公共权力的需要而以契约组织起来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政府, 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设立的,国家尽这个责任是正当的,不能尽这个责任或者越权,人民有权反抗。卢梭同洛克一样,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帝王的统治权是由人民委托的,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制剥夺,则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5。

2.理论基础之二:分权制衡论。分权制衡论揭示了划分权力和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认为基于人身安全的政治自由是国家自然具有的目的,而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会惧怕另一个公民。为了保障自由,必须防止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断的权力,做到这一点最不可少的是上述三权必须分立,互相制衡。孟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警告“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之手, 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害怕同一个国王或者议会将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被置于专断的控制之下,因为法官是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6。

3.理论基础之三:法治论。现代法治起源于英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标志,法治的涵义有多重性, 正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所指出的:“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具有各种不同的涵义, 难以加以界定”。“法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先秦哲人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经典的政治理论,他认为:“谁说应该由法律逐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可以行驶其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7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以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应该是一个立法者,法律必须是成文的,除了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治不仅是指统治者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本身要服从法律。他认为:“法治应该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精神的弘扬,人们着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探讨法治问题,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约”。

三、刑事司法公信力的内容分析

刑事司法是人类对刑事犯罪认识的深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本能的报复向理智的刑罚演进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刑事实体构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刑事程序制度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本身来讲,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就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与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9。

1.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定罪准确。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重罪还是轻罪的一种确认和评判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具有以下特征:(1) 定罪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们法院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查明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的规定认定行为的犯罪性质,这就是定罪活动。(2)定罪的内容是对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这里的确认又称为认定,指从质的规定上对一定的现象作出分析、认识、判断和确定。在定罪活动中,所谓确认,主要指对某一行为和犯罪的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的认定。这种认定一方面是法律对某一罪名的犯罪要件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定性。(3) 定罪的性质是一种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活动是在实施法律, 它本身不创造法律,而只适用法律,定罪是罪刑关系个别化的重要内容,即罪之个别化,它是量刑与行刑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定罪就谈不上量刑和行刑10。

2.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量刑合理与可接受性。量刑是与定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确认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量刑准确要求罪刑均衡,精确司法。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 制止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贝卡利亚在其 《犯罪与刑罚》中早就论述了罪刑均衡的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现在也称为罪刑相适用的原则,“罪刑越大,绞架越高”。 一旦摆脱这样朴素的罪刑均衡观念,我们就会遇到难题,惩罚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等于或相当于犯罪的恶, 我们不可能有关于痛苦和恶的计算单位,犯罪的恶与某一种类或某一等级的刑罚之间,还不能有数学上的必然联系, 贝卡利亚所设想的“精确,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此, 惩罚与犯罪的危害性相适用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之间完美的适用关系,而是对不同的犯罪的惩罚应当在罚与罪的标准或标度上‘相当于’相应犯罪的恶或严重性12。例如,造成很小危害的轻微的犯罪不能象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那样得到严厉的惩罚。故意造成了危害的犯罪应当受到比非故意造成同样危害的犯罪更重的惩罚。罪刑均衡原则本身是由原始自然感情和朴素公平意识产生的,量刑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作为现在理性的量刑原则,对什么样的犯罪科处什么样的刑罚才算实现了罪刑均衡,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平均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但现在随着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个体和刑罚的谦抑与轻缓化,量刑的时候应该反映出轻刑罚的倾向。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责任相适用。”这就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当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时,既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性,又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确定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13。

3.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程序的公开透明。刑事程序是刑事司法的程序规范,也是刑事司法的外壳,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刑事诉讼本身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犯罪和刑罚问题即定罪量刑的问题,这个在实体理性中予以了探讨, 如果说实体理性是刑事司法理性的灵魂,那么程序理性则是这个灵魂的载体, 确定理性的程序原则能够有效的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程序理性在司法场域中反映的是对国家“进攻”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防御权利的扩张的过程,在限权与扩权之间对刑事司法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一个缺乏理性的程序制度的刑事司法无疑只是主张国家司法权在诉讼关系中的绝对自主,将司法看成一种反映并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工具”14。所以,只有程序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最大公信力。

司法审计实务中法律问题探析 篇8

(1) 未办理委托即开始审计。某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 公安机关委托评估公司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数额进行评估确认。评估公司在工作过程中, 发现相关财务数据需要通过专项审计以进一步明确, 遂在没有与委托单位补办审计委托手续的情况下, 自行安排了与评估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此事被发现后, 审计报告的合法性遭到了当事人的强烈质疑。

(2) 经办人员与签字人员不一致。实务中, 有些会计师事务所会允许无资质的经办人挂靠有资质的审计人员出具审计报告。这一做法有其特殊原因, 但在司法审计中, 如果经办人并非签字人本人, 轻则在法庭上, 审计人员无法回答法官和当事人的质询, 重则直接导致审计报告无效。某经济案件中, 曾有审计人员接受一方当事人委托出具审计报告。然而对方当事人经过反向调查发现, 审计报告中署名的会计师既没有实际进行审计工作, 也没有在审计报告上签过字。其姓名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 由他人冒名签署。这样的审计报告自然不能被作为证据采用。

(3) 审计人员应予回避而未回避。这种情况主要是就司法部门委托审计而言,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0条规定, “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委托人、委托的鉴定事项或者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 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进行鉴定的, 应当回避。”比如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评估公司, 擅自转托有关联关系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而且实际负责审计事项的经办人与出具评估报告的经办人系同一人。这一做法明显属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可能影响独立、客观、公正, 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

(4) 未如实履行核查验证责任。《审计法》对审计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 包括审计人员要审查会计凭证, 查阅相关文件, 履行必要的检查、调查工作程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1号———对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第8条, 也要求审计人员应如实描述已实施的工作。实务中, 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对司法审计合法性的特殊要求重视不够, 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 没有按照报告描述的工作事项逐一履行核查验证责任, 导致审计结论与事实明显不符。某商业侵权纠纷中, 曾有一方当事人委托出具的审计报告, 被对方当事人证实对工作内容进行了不实陈述, 严重影响了委托人实体权利的实现。

(5) 未按申请出庭接受质询。司法审计报告属于证据种类中的专家证人鉴定一类。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审计人员应当应当事人申请, 出庭接受质询, 否则, 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然而在实务中, 相当多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中, 审计人员并没有按照当事人的申请出庭接受质询, 或者虽然出庭接受了质询, 但审计人员却因为准备不足而应对失当, 影响了审计报告本身作为证据的证明力。

司法审计的合法性

(1) 从法律依据看, 普通审计依据的是《会计法》、《审计法》, 以及相关会计和审计准则。审计人员只需要按照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 按照勤勉尽责的精神开展相关审计工作, 通常即能完成审计事项。而司法审计必须纳入到司法诉讼程序中, 以诉讼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开展审计工作。因此, 司法审计除了遵循上述法律, 还需要遵循《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这就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从审计目的看, 普通审计主要是满足日常经济工作的需要而进行。其审查目的主要集中在明确审计对象日常经济状况, 或者分析审计对象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等方面。而司法审计, 往往有着特殊的审计目的。比如在刑事诉讼中, 司法部门需要借助司法审计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 犯罪数额是多少;民商事案件中, 法院与当事人也需要借助司法审计查明经济往来行为的法律性质, 以及在此基础上, 企业和个人所享有的债权, 承担的债务数额。审计目的的特殊性, 也决定了司法审计的要求要高于普通审计。

(3) 从审计资料的选取与审计所采取的方式看, 普通审计中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开展审计调查取证工作, 并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整理资料, 形成结论。但司法审计则不一样, 一方面, 诉讼具有对抗性, 审计人员为了得出公允的结论, 有时候必须向诉讼双方当事人调取审计资料, 如果司法审计是依照诉讼某一方当事人委托而开展, 或者审计待查明事项有可能对诉讼一方构成重大不利, 相关当事人是不会主动向审计人员出示证据的;另一方面, 诉讼案件通常都有一定的期限, 虽然司法审计的期限并不计入案件本身的审理期限, 但实务中, 司法审计也不宜拖得太久, 以致影响案件的实体审理进度。这些因素的存在, 都决定了司法审计不可能向普通审计那样, 有从容的时间, 获取足够的资料, 作出相应结论。审计时间的紧迫性和审计资料的匮乏性, 决定了审计方式的不确定性。普通审计中, 因为审计资料充分, 审计人员在审计方式的选择上, 会有比较充分的选择余地。他们就会结合委托人的需要, 尽量选取最能反映审计需求的审计方式。而司法审计所能够采取的方式往往会比较单一,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由于审计资料严重匮乏, 审计人员有时候会不得不采取重新建账等方法, 以完成审计任务。

(4) 从审计结论看, 普通审计的意见比较单一和程式化, 因为这样的审计结论才符合审计目的的需要。即使审计对象存在一些不尽规范的做法, 审计人员也完全有可能通过提出审计建议的方式, 要求审计对象予以整改, 最终达到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标准。而司法审计则由于审计目的的特殊性, 审计结论也经常不可预见。所以, 审计结论常常会出现保留意见。

(5) 从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看, 普通审计中审计人员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 造成他人损失, 应当按违约、侵权的具体方式承担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 按侵犯的具体法益定罪量刑。而司法审计中, 审计人员除按上述方式承担责任外, 还有可能因为触犯《刑法》关于鉴定人员、证人的禁止性规定, 而构成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刑事犯罪。

浅析司法会计鉴定的问题及对策 篇9

关键词：司法会计鉴定,司法会计技术标准

司法会计鉴定是涉及有关会计专门性问题经济案件中强有力的司法证据, 本身需要有专门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员运用专业的知识去对案件进行甄别和判断, 从而做出结论。刑事诉讼侦查、审判的阶段与民事、行政的司法会计鉴定都包含在司法会计鉴定中。在具体的司法会计实践中, 我们国家的司法会计鉴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影响司法鉴定发挥自身的有效作用, 有可能延长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诉讼周期, 激发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等。我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 为我国的司法公正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认为, 我国的司法会计鉴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鉴定人员资格不够, 素质不高, 难以胜任本职工作

最近, 我国某些公司出现审计造假现象, 原因与我国目前对鉴定人执业资格制度不完善不无关系。鉴定人员资格不够, 素质不高, 不能做出有效的司法鉴定, 为了交差, 只能造假。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 鉴定人必须是拥有专业鉴定知识的人才能够担当, 即“专业知识的人”。但并没有法律或者相关司法部门的有关文件来明确什么才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因此, 鉴定人员应该有怎样的资格, 应该有怎样的专业技术水平,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层次和资历, 这些都没有在现实情况中得到明确, 更谈不上落实。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会计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鉴定人的鉴定资格被当事人双方质疑, 鉴定结果不能令人信服, 也会引发争执。

2 配套追责体系不明确, 评价体系不规范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故意作虚假鉴定的鉴定人员,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我们缺乏相应的工作评价及责任追究体系。很多种原因导致虚假鉴定结论, 如鉴定人员过失, 鉴定技术有限, 甚至可能是鉴定人员人为故意伪造鉴定结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配套的责任追究体系, 规范相应想评价制度, 做了什么事情, 就要明确规定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并且实行责任终身承担制, 鉴定过程需要科学而严谨具体的鉴定责任规范标准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考量。显然这一工作在司法实践中严重不足, 导致不能够及时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三自”现象严重, 司法机关公信力逐渐沦丧

“三自”具体指“自检自鉴”、“自审自鉴”、“自侦自鉴”, 也被公认成为司法鉴定中最严重的弊端之一。某些权利拥有者无视法规法纪, 为谋私利还擅自干扰司法鉴定过程, 导致司法鉴定丧失其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仅危及到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 还会影响到司法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不能发挥司法终结矛盾的作用, 也不能够很好的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司法实践中, 在案件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时, 已经参与刑事诉讼案件侦查活动的某些会计技术人员, 再次去参与相关的鉴定活动, 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也会损害案件中当事人的利益, 显然为法律所不容, 严重违背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让当事人的利益收到损害, 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也会随之沦丧。

4 鉴定资料不完备, 影响鉴定过程和结果

在进行司法鉴定前, 需要具备充足完整且反应客观现实的鉴定材料, 严格且保密的鉴定过程, 细致科学的鉴定分析, 才能有真实可靠的鉴定结论。通常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鉴定过程中会有各项具体要求, 并且十分严格, 但如果要求鉴定的个人或者单位对这些具体要求不熟悉不明确, 对应该提交哪些资料也不是全部了解, 那么被检验的资料很可能不完备甚至根本达不到形成整套的会计事项来龙去脉的标准, 也给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 还需要工作人员多次反复退卷或者填补“自侦自鉴”资料, 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速度, 耽误当事人双方的时间。

以上是我们通过调查研究, 提出的一些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思考怎么应对呢?以下是我们通过研究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 希望可以为完善我们国家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提供有效建议。一共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严格司法人员准入制度, 确保有相应资格的人才可以进入司法界, 成为专门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准入制度是控制的第一步, 第一步都没有做好, 更难保证以后的工作质量。因此, 我们国家必须要个规范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准入条件, 建立配套的执业规范制度, 树立我国的司法会计诚信, 否则, 会大大降低司法鉴定结果的可信性, 司法鉴定结果难以为案件提供有效证据支撑, 必然导致全民对司法界的信任, 诚信一旦沦丧, 就很难建立起来,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国司法会计鉴定事业的发展。因此准入制度必须严格而快速地建立。

二是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错鉴追究责任制度和科学的评价体系需要尽快完善和规范。在司法实践中, 应该严格执行相应的鉴定技术标准, 鉴定前严格使用鉴定依据, 鉴定中按照技术要求科学规范, 鉴定后依据数据分析结果, 后期准确化跟踪, 这一系列都需要制度规范来保障。另外, 错鉴也需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加大惩罚力度, 提高错鉴成本, 降低错鉴率。提高鉴定人工作的重视力度和认真态度, 维护和提高鉴定结果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鉴定人员的责任意识。

三是合理分配鉴定资源。当前, 为解决当前司法鉴定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这一决定也加快了司法鉴定立法的步伐和改革正逐步加快和深入。但配套制度还不完善, 目前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行政管理机关是一个主体, 统一管理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 因而人民司法和法院行政部门就不得设立额外的鉴定机构, 不得“自审自鉴”。同时, 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性质和地位做到对等和匹配,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约束司法鉴定过程, 保证司法鉴定结果, 从而结束混乱无序, 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保证严格管理, 依法遵守规范, 对司法鉴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让更大范围的群众可以受益。

四是整改鉴定结论和依据, 保证司法的公正。司法会计鉴定案件一般都与经济违法案件有挂钩, 司法鉴定的结论是法院进行合理判案的依据, 更是案件当事人用以维护自身财务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的重要证据, 因此, 这是一份有着重大意义的工作, 需要鉴定人员有较强的责任意识, 更需要明确参与鉴定的风险系数, 作为专业的司法鉴定工作人员也好, 作为中介相关的会计审计工作人员也好, 既然选择这一职业, 就要认真做好, 严格对待, 做出客观公正的鉴定结论。必须科学、严谨的进行鉴定工作, 遵守鉴定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规范, 更要遵守法律, 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绝不可跨越这一雷池, 绝不能逾越自身职责范围。以保证鉴定过程顺利进行, 鉴定结果依法公正。

参考文献

[1]王建国.司法会计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3.

司法问题 篇10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准确界定及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准确界定之前, 首先就要对其上位概念司法体制进行定义。迄今为止, 理论界仍然未能对“司法体制”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在这里, 笔者比较赞同谭世贵教授的观点, 所谓司法体制, 就是指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 主要是指司法机关的设置、领导或监督体制、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1]。在此基础之上, 所谓司法体制改革, 就是指统治阶级在相关方针、政策的指导下, 对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所进行的根本性变革。

司法体制改革, 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不仅涉及到司法机关的重大变革, 而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制约着社会和国家的团结、稳定与繁荣。有鉴于此, 无论是局部性的变革还是全方位的变革, 司法体制改革都应当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都应当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根据历届党代会的要求和部署, 并结合笔者在实践中相关经验, 要想做好司法体制改革, 就必须要坚持一下几个原则。

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必须要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法律, 是维护社会第二次利益分配的底线, 司法实践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优先, 既应包含结果公正, 同时也应包括程序公正, 唯有如此, 才能避免法律沦为特权阶级肆意妄为的工具。此外, 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 必须要兼顾效率, 如果单纯追求公正, 就会使法律彻底失去其时效性, 这也恰恰是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简易程序和时限等相关问题的原因。

司法体制改革其次要坚持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司法独立, 是当前世界法治文明的应有之义。“法官除了法律之外不应当屈服于任何人”应当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所应坚持的最基本原则。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法官的独立性, 使法官独立办案, 禁止任何人和组织干预司法,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当然, 司法裁判同样应当接受权力机关和检察院等专门机关的监督, 防止法官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在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才能切实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司法体制改革最终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各级司法机关的根本宗旨, 因此, 司法改革必须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司法体制改革, 必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入手, 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2],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参与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 是一个长期、复杂的重大社会变革, 不仅是司法行政界的任务, 更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结合我国近几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 同时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经验, 在这里, 笔者着重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专业化。专业化, 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最终趋势, 任何一个行业, 只有实现了专业化, 才能集中力量推进这一行业飞速发展的脚步, 作为一个充分以来法律才发展起来的职业, 司法职业自然也不例外。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依靠专门性的法律人才, 在法律的框架内, 进行法律专业化的制定修补, 避免司法体制改革的泛滥化倾向, 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和准确性。

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国情, 是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和历史制度的总和,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 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制度的切实可行性。西方国家的现代法治发展比我国起步要早的多, 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 充分吸收这些先进经验, 可以大大节省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本, 避免司法体制改革走弯路。

三、结语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是法律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 是全面落实“人民司法为人民”原则的重大举措。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要严格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基本原则, 在坚持司法体制改革走专业化的基础上, 充分立足国情并吸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 为全面建设法治中国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中国司法体制若干问题研究[J].法治研究, 2011 (3) :3-11.

司法问题 篇11

关键词：刑事赔偿程序 确认程序 先行处理程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42-01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司法人员在人情、金钱面前经不起诱惑，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徇私枉法，以案谋私；或为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网开一面；或歪曲事实，伪造证据制造假案，作出不公正判决。私放罪犯，暴力取证，泄露机密者也屡见不鲜。

一、司法人员的定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具体来讲，司法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人员：

1.担任侦查职责的人员。主要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分工，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人员。

2.担任检察职责的人员。主要是指检察机关担任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执法监督工作职责的人员。

3.担任审判职责的人员。主要是指在人民法院担任与审判工作有关的职务的人员。

4.担任监管职责的人员。主要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有关机关(监狱)中担任监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职责的人员。还包括在劳动教养场所中担任监管劳教人员职责的人员。

在执行中应当注意，该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不是所有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劳改机关工作的人员都属于该条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只有担负本条规定的四种职责之一的，才能被认定为是本法所说的“司法工作人员”。该条所说的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还包括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劳改机关中负责侦查、检察、审判、监管工作的领导人员也都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二、司法人员渎职犯罪的表现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渎职犯罪的形式很多，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在侦查、起诉活动中，违反关于追究刑事责任、强制措施、立案侦查、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不起诉等法律规定，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

2.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作枉法裁判，把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把无罪的人判为有罪，轻罪重判或者重罪轻判。实践中多表现为法官在收受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好处后将重罪判为轻罪，将有罪判为无罪。

3.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违背事实和法律，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枉法裁判给当事人的生产、经营或者生活造成严重困难、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实践中，故意违背事实作枉法裁判主要是指故意违背案件的客观事实，隐匿、毁弃证据或者故意不予采信客观存在的真实证据，使不应当承担民事、行政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故意将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化轻为重或者化重为轻，作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裁判。

4.负有监管在押人员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监管在押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擅自、非法将在押人员释放，使其逃出监管机关的监控范围。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方式。如：打开监门，押解途中打开戒具，让在押人员逃走；伪造、变造、涂改法律文书或者擅自、非法制作释放证将其放走。二是不作为方式。如：在押解途中或者在狱外劳动作业时，故意视而不见，使其脱逃，发现在押人员脱逃时，能够追赶上而不追赶，让其逃走等等。

三、司法人员渎职犯罪定罪难的原因

司法人员渎职犯罪定罪难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犯罪主体特殊，难以对付。司法人员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法律专业培训，有的甚至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或资深人士，通晓本单位、本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熟知刑法、刑诉法等法律知识，有一定的侦查技能。他们在作案时就预见了后果，想好了退路，订立攻守同盟并毁灭相关证据，使反渎部门的侦查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2.办案机关心存顾虑、办案人员素质不高。检察机关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有密切的联系，在查办司法人员的渎职案件中，领导顾虑多，怕破坏各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有些案件涉案人员就是自己的干部，出于念旧情或保护干部的原因，致使办理该类案件阻力大，使一些案件没到法院之前就被“内部消化”掉了，没有依法定罪量刑。

3.发案单位不理解、不配合。当前，一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估计不足，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渎职犯罪是工作失误，怕查处多了影响工作积极性。一些领导对渎职侵权犯罪特别是对渎职犯罪中的过失犯罪或当渎职犯罪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时，容易忽视、容忍，甚至公开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情。一些发案单位存在部门保护主义，或担心“一票否决”，影响政绩，或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对检察机关办案不支持、不配合，对本部门发生的渎职犯罪案件往往作内部处理，对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消极怠慢，存在着事实上的排斥倾向，因此加大了案件查处工作的难度。

四、突破司法人员定罪难问题的构想

司法人员定罪难问题，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是我国法制发展的产物，在今后一定时期将仍然存在，笔者就自己感受提出一些构想，以供探讨。

1.加强廉政思想教育，将司法渎职犯罪扼杀在襁褓之中。

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之策。保持清正廉洁最终还得靠自身，司法人员均为知法懂法之人，其知法犯法，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上是思想认识不到位，缺乏执法为民的意识，忘记了其手中权力的来源。因此，建议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工作重心前移，抓好政治理论教育，着重抓好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清除特权观念，深化公仆意识，养成执法为民的风范，树立浩然正气。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治上的纯洁与坚定，经受得起执法的考验和金钱的诱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扩大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独立地位。当前，虽然法律已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有独立执法的权利，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干预仍然存在，导致部分反渎职干警在办案中心存顾虑，不敢放开手脚查案，不能及时收集证据，影响了对司法渎职犯罪的定罪。因此，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独立办案地位，并制定相关法规对确保办案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物质保障，解除办案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办案人员能放心去查办司法渎职案件。

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篇12

一、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一)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 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 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

(二) 客观要件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客观要件由三方面构成, 一是滥用职权的行为, 二是发生重大损失的后果, 三是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因果关系的理解, 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 有直接原因, 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 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 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2]

(三)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有学者认为,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突出打击重点, 将滥用职权犯罪的主体限定为依法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这一修改缩小了渎职犯罪的主体范围, 纯化了渎职犯罪的主体, 使渎职犯罪真正成为侵害国家正常活动和信誉的犯罪。[3]

(四)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从司法实践践来来看看, , 对对危危害害结结果果持持间间接接故意的情况比较多见。

二、疑难案件及其判决结果

(一) 案件基本梗概

2012年6月至2013年9月期间, 福州市某房产物业管理公司在管理某区的某小区物业期间, 该公司为获取银行贷款, 其法定代表人张某以七个小区虚假购房人的名义在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市某区支行贷款246万元, 导致房屋实际产权人无法贷款和及时入住。房屋实际产权人从2014年开始上访, 其上访得到了市区两级政府的重视, 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于2014年批示一定要认真办理此事。经多个部门联合调查发现了以上所述情况, 司法部门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城防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林某逮捕。二人供述是某区原副区长王某同意他们这么做的, 于是对检察院对王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而后该区检察院又以王某滥用职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二) 判决结果

此案于2014年8月23日第一次开庭, 后来又续开一次庭。因为双方就王某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争议非常大, 所以未能当庭宣判。庭后检察院觉得案件重大疑难复杂, 经各级检察院多次认真研究。最后检察院向法院申请将案件撤回, 法院于2015年3月19日下达了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的裁定。

三、争议焦点的法理分析

(一) 争议焦点一:城防指挥部有没有批准商品房开发和物业公司贷款的职权?

在本案中, 检察院认为, 王某在任区城市防洪指挥部副总指挥期间, 利用手中的权力, 同意并指使原区城防指挥部工作人员被告人林某为该物业公司提供了贷款所需的虚假购房协议、虚假购房发票等相关材料。因此, 王某在客观上具有滥用职权的行为。

而王某的辩护律师认为, 区城市防洪指挥部是在特殊的时期为实现某一特殊的目的而成立的。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搞好防洪工程建设, 提高城市防洪标准, 确保汛期安全渡汛。所以说, 商品房开发和批准物业公司贷款不是区城防指挥部的法定职权和职责, 既然区城防指挥部没有这个的法定职权和职责, 那么作为区城防指挥部副总指挥的王某就不可能滥用这个职权。所以, 王某的辩护律师认为王某无法定的职权, 更不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笔者认为, 判断有没有滥用职权的客观行为的标准并非是判断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的职权。滥用职权的客观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法定职权之内滥用自己的权力, 一个是指犯罪嫌疑人超出法定职权之外的范围进行的无权处理的行为, 即超出权限范围之外的滥用行为。所以本案中, 王某并无对商品房开发和物业公司贷款进行批准的权力, 但其超越了职权范围对该事项进行无权的处理, 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

(二) 焦点之二:王某的行为是否已经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本案中, 区检察院公诉人声称, 王某等人的行为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 造成银行本息共计2, 478, 903元的贷款无法收回。这显然已经给银行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符合重大损失的标准。

王某的辩护人认为, 此案银行的还款日期还没到, 银行的损失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其主张的理由是, 张某等九人贷款日期均为2012年和2013年, 还贷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和2016年 (这有中国建设银行某区支行出具的借款凭证和中国建设银行某区支行出具某物业公司贷款情况说明为证) 。至2015年7月29日立案还贷截止日期还没有到, 不可能算出具体损失, 更何况自贷款后至起诉止违法贷款人已经暗暗还上贷款近百万元。就是在2015年3月5日起诉前张某把该笔贷款还还上了。还贷日期一天没到就不能计算出银行借贷的损失的。

笔者认为, 行为发生的客观结果可以分为实际产生的后果和可能发生的后果。但是在刑法上的客观结果只能是实际结果, 一项违法行为没有发生实际的危害结果, 我们就不可能去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在本案中, 张某的还贷日期还未到, 即使张某属于违法贷款, 我们也不能说张某已经各银行造成了实际损失, 而去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 张某的还贷日期未到, 我们就无法推导出重大损失这一后果。

(三) 争议焦点三:发生上述违法贷款是谁的行为直接造成的, 即因果关系如何认定?

本案中的检察院认为, 某区原副区长王某在任区城市防洪指挥部副总指挥期间, 利用手中的权力, 同意并指使原区城防指挥部工作人员被告人林某, 为该物业公司提供了贷款所需的虚假购房协议、虚假购房发票等相关材料, 所以该物业公司才能贷出款去。从这方面来说, 是王某滥用职权的行为造成银行被张某的虚假材料欺骗而放贷, 检察院认为王某的行为与银行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王某的辩护律师认为, 某物业公司之所以能贷出款去, 与银行违法放贷有关, 与王某是没有关系的。理由是:某物业公司贷款有些是发生在2012年7月。而这些虚假的手续都是在2013年后才出具的 (检方提供的这些“虚假的手续”的签字日期) 。这只能说明贷款在前, 补手续在后。在没有这些虚假的手续之前, 银行款已经给贷出去了, 如果说银行有损失的话, 也与这些虚假的手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这个损失是由银行违法违规发放贷款造成的。

笔者认为因果关系的认定应该是行为在前结果在后, 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很大的牵连性。在本案之中, 结果发生在前, 手续签订在后, 很难以认定手续与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另外, 王某的授意行为并非一定导致手续的成立, 这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外的, 在这一点上银行是清楚的, 而银行明知该部门并无权办理此类手续仍进行放贷, 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银行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过错。

摘要：在国家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大背景下, 公权力如何运用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 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仍存在很多滥用职权的行为, 如何准确把握滥用职权罪的认定标准, 精确打击滥用职权的犯罪, 在当下司法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疑难问题,司法认定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武汉:北京大学, 2010:724.

[2]薛红.滥用职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与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 2002 (5)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