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精选11篇）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 篇1

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一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

（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司法鉴定文书类别的标题：一般2号或者小1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司法鉴定许可证号：000000000（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号：3号仿宋体，居中排列）

声

明

（2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1、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司法鉴定人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

3、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声明内容：3号仿宋体）

地址：× ×市× ×路× ×号（邮政编码：000000）联系电话：000-00000000（司法鉴定机构的地址及联系电话：4号仿宋体）

共 页 第页 标题（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小2号黑体，居中排列）

编号××司法鉴定中心[200×]×鉴字第×号

（编号：包括司法鉴定机构缩略名、年份、专业缩略语、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号；年份、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年份应标全称，用方括号“[ ]”括入，序号不编虚位。5号宋体，居右排列。编号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钢印）

一、基本情况（3号黑体）

委托人：××××（二级标题：4号黑体，段首空2字）

（文内4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段首空2字，行间距一般为1.5倍。日期、数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1.”等顺序排列。下同）

委托鉴定事项： 受理日期： 鉴定材料： 鉴定日期： 鉴定地点： 在场人员： 被鉴定人：

二、检案摘要

三、检验过程

四、分析说明

共

页 第页

五、鉴定意见

六、落款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

二○○×年×月×日

（文书制作日期：用简体汉字将年、月、日标全，“零”写为“○”，居右排列。

日期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

说明：

1、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作为骑缝章。

2、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需要添加附件的，须在鉴定意见后列出详细目录。

3、法鉴定意见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正文的落款后另加附注予以说明。（附注为4号仿宋体）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 篇2

一、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属性分析

文件物证检验是司法实践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新刑诉法吸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 (规定 (一) ) 中的规定, 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司法机关审理任何案件做出最终结论时必须要以能客观真实反应案件事实的证据为支撑, 因此, 司法实践中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具有重要的地位。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在英美法系国家归属为专家证言, 在我国通常被定位为鉴定结论。根据其最终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检验报告、鉴定书、鉴定意见书等, 这归根结底都是对案件相关的文件物证进行检验甄别, 得出结论, 来证明案件本身的客观真实情况。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在我国的各项诉讼程序中, 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从证据学的角度上说,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不是直接对案件本身起证明作用, 而是对证据材料进行检验, 不随意作延伸解释, 可见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只能对文件证据或实物证据本身起证明作用, 经过对文件物证进行检验后得出的结论证明所检验的证据材料与案件有关, 这对案件来说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文件物证检验意见证据效力的审查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证据效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明能力, 证明能力指证据是否有提出、证明案件的法律资格, 即证据的程序价值, 反映的是证据的合法性。二是证明效力, 在对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证明能力进行考察时, 侧重点往往放在它的合法性、客观性与关联性上。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在符合上述合法性、客观性的条件下, 还需同时考察其与案件是否相关, 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只有程序合法, 鉴定手段客观真实, 并且对案件能起到证明效果,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才具有证明效力。

(一) 文件物证检验机构合法

文件物证的检验是指运用语言学、文字学、生理学、物理化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诉讼中涉及的可疑文书, 进行分析鉴别, 借以确定该可疑文书与案件事实的关系及其与一定的人的关系的技术科学。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运用其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手段, 针对案件专门性问题检验分析后所做出的鉴别与判断。由此可见, 对鉴定机构和文检技术人员必须有严格的要求。

1. 机构资质

鉴定机构依法成立必须要达到国家司法部规定的要求, 鉴定机构必须具有营业执照, 机构内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具有鉴定资格的文检技术人员, 办公场所中的检测仪器等专业设施必须具有资质证书等等。鉴定机构的成立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考核、审批, 方能取得相应资质。

2. 鉴定人资质

从事文件物证检验的技术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技术能力, 还需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文检技术人员即使掌握着很高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 但法律素养不高, 文件检验过程中则可能会弄虚作假, 作出错误的检验结论, 这会造成司法不公, 激化社会矛盾。

(二) 文件物证检验程序合法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是对存疑证据进行鉴别判断的结果, 但其是否都具有证明能力, 这就需要依据其是否是经过合法程序来判断。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 协商不成立的, 由人民法院制定。在诉讼中对存疑的证据, 首先要依据上述法规来确定鉴定机构, 再根据其规定的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 委托鉴定的材料”来进行具体实施操作。只有经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取得的和依法审校确认的鉴定结论才具有证明能力。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获取文件物证必须合法。由此可见, 鉴定资料的获取手段上要合法, 在该文件物证的产生过程和产生根源上也必须要合法, 并且需要严格审查。依据非法手段获取的文件物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即使是经过合法的鉴定机构作出了合法的鉴定结论, 它也只具有证明能力, 不具有证明效力。

(三)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质证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即使经过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了证明能力, 但不一定在案件诉讼过程中能取得证据效力。在民事案件诉讼中,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是对某一文件物证的本身证明力的鉴别判断, 此结论是否具有证明效力, 有多大的证明效力,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 鉴定结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当庭出示, 并由当事人相互质疑、辩论。根据我国现有立法和司法来看, 质证就是指诉讼当事人在法庭审核过程中就出现的证件进行对质和核实的一种活动方式。《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由此可见文件物证检验意见要想具备证明效力, 就必须依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当庭进行质证、认证, 否则不具有证明力。

1. 对鉴定程序的质证

文件物证检验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 程序的合法与否决定了文件物证检验材料是否具有作为证据使用的准入资格。根据程序正义原则, 文件物证检验的每个环节的合法性都必须进行审查, 检验程序的合法性是检验结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检验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步骤, 如委托程序、受理程序、检验步骤、检验结论的文书格式、内容等存在着不合法的情形, 那么检验结论就不具有证据效力。

2. 对鉴定机构及人员的质证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有对具备法定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的规定, 也明确了鉴定人法定资格的取得方式, 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 因而, 法官在审查检验机构、文检技术人员的资格时, 相应地也就有章可循。文检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从业经历和、进行检验时的步骤、程序等就对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 检验人的主管倾向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所以, 我国法律还规定了检验人在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等情况下需要进行回避, 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检验结论应该予以排除。

3. 对鉴定时所依据的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的质证

任何一项成熟的检验技术, 都必须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及实践印证。鉴定人对鉴定客体进行检验所利用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学术界没有争议的, 通过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当是有说服力的。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是落后的, 或依据未得到行业内普遍认同的新技术, 其科学可靠性则会受到质疑。

三、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对文件物证检验的关键在于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客观性, 不论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还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批捕、提起公诉过程中, 或是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都必须对任何涉案证据进行审查。

(一) 为刑事侦查工作明确方向

公安机关在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现场获取及侦查缴获的一些可疑文件物证可以证明作案过程, 揭露犯罪事实, 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明确方向。一份正确的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是人的个体认识与科学技术和知识理论的统一结合, 它能让事实真相很直观地展现出来, 让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快速地分辨出是否与案件事实相关, 是否是嫌犯故意损毁或污损, 从而分析出嫌烦的犯罪手段、犯罪目的和犯罪心态, 为侦查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 为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及侦查工作提供判断依据

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抗诉及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中, 对某些存疑的文件物证必须要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文检技术人员的检验鉴别, 再针对案件的情形, 作出定性决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工作的便利实施了贪污行为, 在本人拒不承认的情况下, 只有通过搜集证据并对相关证据进行鉴定来判断其是否为嫌疑人。如果不经过文件物证检验程序, 仅仅依据搜集到的证据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是很难判断嫌疑人的。

(三) 为诉讼案件提供证据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无论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 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必须重视对案件中存疑的文件物证的检验鉴定, 但这不代表要完全依赖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我国《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程序法都有明确的规定, 所有证据都应该经过诉讼双方的质证,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①。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质证涉及多个方面, 包括对检验机构的质疑和认定, 对分析方法、检验人员的主观性进行质证等。除质证外, 还应综合其他证据来分析确定证据材料的客观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和与案件的关联性, 最后才能将之作为最终的定案依据。定案根据都是法定证据;但是法定证据不一定都能成为定案根据。鉴定结论不享有当然的证据力, 其有无证据能力以及证据能力的大小与强弱必须经过质证后由法官依职权审查认定。

(四) 完善文件物证检验意见体制的几项措施

1. 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我国的法律制度也将与国际接轨。制定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能从根本上解决文件物证检验的问题。针对我国目前的文件物证检验现状, 除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外, 还需要建立工作人员的道德考核制度, 通过道德的考察提升整个行业领域的风气。另外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 要求各个环节严格遵守, 并且设置有效的监督机制, 由内而外地提高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权威性。

2. 完善检验人员出庭的制度

在文件物证检验中, 文检技术人员的出庭具有必要性。案件评判者往往对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深信不疑, 这可能会增加出现错案的概率。因此, 对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质证制度要更加科学, 以保证案件评判者采信的是足够可靠的证据。在对文件物证检验意见进行质证的环节, 应该建立完善的检验人员出庭制度。检验人员出庭接受质证仅仅为了解释说明, 是具有客观性、中立性的。为此, 可以在这一环节设立相应的专家辅助人制度, 帮助解决质证时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

3. 重视人才培养

文件物证检验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与现代科学技术运用联系紧密。我国在发展科技上将人力、物力以及资金大量投入到尖端领域, 而文件物证检验方面的人才储备少, 设备投入少, 技术手段相较国外落后, 发展上也相较缓慢。在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得出上, 它的理论往往容易受到质疑。国家应加大对文件物证检验的技术设备的资金投入, 重视文件物证检验的人才培养, 在已经接受了足够的专业教育的前提下, 多进行国内外的交流合作, 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并且需要定期进行思想道德宣传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后备军的专业素养。

四、结论

在我国司法实践体系中,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证据效力上。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在案件的侦查审理过程中, 无论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 都对文件物证检验意见越来越重视, 对文件物证检验过程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只有不断完善文件物证检验机构的体制, 文件物证检验意见才会具有公平公正性, 才会让司法的公平公正更加得以体现。

摘要：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和“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以及以客观证据为基础, 还原案件本来面目的角度, 本文论证文件物证检验意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体系中的价值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通过分析我国文件物证检验制度现状, 发现制度中隐藏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建议, 力求充分发挥文件物证检验意见的证据价值, 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 更好地实现我国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关键词：文件物证,检验意见,证明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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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丙友.质证规则研究[J].证据学论坛, 2001 (2) :258-292.

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篇3

一、基本案情

1998年被害人罗某某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e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1999年被害人罗某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12年被害人罗某某在当地办理精神残疾壹级证，经全村公示后，获得残疾人补助金。

2014年4月份至5月份，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其家中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两次性行为。2014年10月24日，被害人罗某某的丈夫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行为的事实。2014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监视居住。2014年11月4日，第一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2015年8月18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为如何认定，鉴定意见采信问题产生了以下分歧：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一方面，结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本案的发案过程也是基于他人发现而发案，即系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第二次性行为数月之后，其丈夫李某某在家中发现其他人丢弃的烟头产生怀疑，经询问被害人罗某某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报案不及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系违背被害人罗某某的意志而为。

另一方面，第一份鉴定意见中显示出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但是从该鉴定意见中显示被害人罗某某对性行为的性质有一定的认知，知道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是强奸，其精神问题并不足以否认其无性防卫能力。第二份鉴定意见中引用的证据材料更加完整、全面，同时又对被害人进行了住院观察，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有性防卫能力。

综上所述，鉴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那么认定犯罪嫌疑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是被害人罗某某不具备性防卫能力，本观点倾向于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性防卫能力，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强奸罪。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认定强奸罪时，考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根据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予以考察是妥当的，但是不能仅仅只看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或者仅仅看被害人有无反抗表现，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只是佐证，而是根据行为人的手段结合当时被害人的心理、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1]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不具有自主保护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决定能力和控制能力，其虽然对性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具备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就鉴定意见而言，事实上，本案中两份鉴定意见作出前，在1998年、1999年、2012年都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且经过全村公示，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第一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距性行为发生时7个月左右；第二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距性行为发生时15个月左右。第一份鉴定意见出具日期接近性行为发生之日，更能接近并反映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份鉴定意见被采信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对被害人的住院观察。但经过仔细查证得知，被害人之所以住院观察原因恰恰是鉴定人员当场作出鉴定意见后，被害人家属因为鉴定时间过短，才强烈要求住院观察；在被害人住院期间，鉴定人员并未近距离观察被害人，已经做出的鉴定意见并非必然更加客观、全面一些。此外，被害人有精神病经过了三次鉴定意见的佐证，第二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也曾鉴定被害人为精神病人。有鉴于此，同样当场作出的第二份鉴定意见并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份鉴定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三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做出后的时间推移，被害人的精神状态并未有所好转，相反，结合其日常表现，被害人的精神病状态为全村人所共知。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被害人为精神病人的情形下，与之发生性行为，被害人的自愿无法成为其辩解理由。结合案件证据材料，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十分随意，随意时间段、随意地点。据此可见，被害人罗某某的心理防卫并未达到正常人的判断。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后，并未告知别人，仅说明被害人有基本的性羞耻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害人具有支配、控制与决定性行为的能力。从本案鉴定意见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性防卫能力并不健全。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为故意，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综上，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建议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罗某某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成立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及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属于八种法定证据之一。鉴定意见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我国并未将鉴定事实分类划分，但对于凭借专业知识做出的鉴定意见，例如DNA鉴定、尸检鉴定、药物鉴定、毒物鉴定等可以直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对需要结合案情或者其他案件材料等加以辅证才能做出的鉴定意见在适用时还需结合案情审查其鉴定意见内容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就是属于此类鉴定意见。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一致的鉴定文书该如何审查和认定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力强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及证据效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相关性的大小，[2]这属于事实问题范畴。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也即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强弱程度，是指鉴定意见的质量、说服力或者证明价值。[3]就本案而言，两份鉴定意见都是由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所作出的，所不同的是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第一份鉴定意见时间较为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时间离案件事实发生之日较远。而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需审查鉴定意见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4]此外，评价鉴定意见还需根据其内容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围绕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本案中除了这两份鉴定意见外，对被害人罗某某的精神病鉴定已经做了三次，分别有三份诊断或者鉴定，足以说明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病。只有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证据效力而言，第一份鉴定意见更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结合案件其他材料，被害人罗某某说话颠三倒四，日常行为异于常人，且经过全村公示被害人有精神病，作为同村人的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有精神病这一条件是符合的。

有精神病是否必然等同于无性防卫能力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法规就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行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评断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第5条第4款中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较轻微的痴呆症，也未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经本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强调行为人主观方面为明知，也着重表明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常识常情出发，我们不能“当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无性防卫能力，这样对犯罪嫌疑人的资质要求过高，也不利于保护此类特殊被害人。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员对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都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犯罪嫌疑人“明知”的内容不应指代为性防卫能力，取而代指为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明知被害人罗某某是精神病患者，这一事实无容置疑，审查两份鉴定意见中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都予以了佐证，只不过就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有了分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得到了确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被害人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的审查。

（二）强奸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强奸罪的法益是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其基本内容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5]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有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管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这是对性权利无自主决定权与意志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的特殊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对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类强奸罪的特殊犯罪人予以了严惩。[6]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病人同幼女一样缺乏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即使能认识到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强奸行为，但是其并不具备对性行为的决定和控制能力。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缺乏正常的意志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明知被害人罗某某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还应充分考虑到妇女是否知道反抗、是否能够反抗，精神病患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行为人明知是精神病患者而与之性交的，即使征得被害人同意的，也应当成立为强奸罪。因为虽然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可以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就像罗马法彦中“不可能对承诺者实施不法”所表示的那样，但具体到强奸案中幼女及精神病妇女的承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7]原因在于有效的承诺必备要件之一是需要具有承诺能力的人基于真意作出的承诺。而事实上，无论是幼女抑或是精神病妇女在强奸案中并不具备承诺能力，即使作出承诺，也是无效的。

虽然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确实不知道妇女患有较轻微的痴呆症，在女方自愿或者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本案中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无论在第一份鉴定意见还是第二份鉴定意见都予以了描述，不同的是第一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是精神分裂症，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精神病妇女的被害人即使作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更遑论被害人的供述中曾提及自己对发生性行为进行过反抗。

至此，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的论证已然完成。

（三）有利于实现案例释法说明功能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容忍那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每一件案件中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公、检、法机关办理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引领与指导社会公众如何沿律循法的导向作用，在具体个案中向社会民众释法说理，形成良好的释法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并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同村生活，全村人周知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倘若对余某某强奸精神病人罗某某的事实不予以处罚，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导向：与精神病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不受刑法评价和处罚的，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罗某某的人身权利尤其是性权利受到威胁和侵害是可以明确预见的。正如笔者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作为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本案中依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强奸罪，具有案例指导作用，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说理的功能。

（四）余论——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84条、85条、86条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其他法定证据的认定均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8]虽然有学者认为，认定证据应属于法官的特有职权，检察机关只有审查证据的权利。[9]但是对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等活动同样也是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过程所从事的活动。因此，撇开审查证据与认定证据之间的概念界定之争，毋庸置疑，检察机关有义务也有权利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并选择认可的鉴定意见。笔者赞同眼下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10]也同样觉得与其批判司法实践及立法解释中对于证明力规则限制的现状，不如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而发现此现状出现的原因及条件。[11]不得不承认，当下我国证据规则中注重证据的真实性，也正是在这种优先考虑证据真实性的理念推动下，促使了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规则的形成。故此，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即使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还是要依据法定的客观证据规则作出评价。这个法定的客观证据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即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规则。

不言而喻，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重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审查。在案件审理阶段，英美法系国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鉴定人出庭要求较为严格，但规定了可行性的方式允许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予以说明。我国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证据专章中第五节也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其中第86条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九章第八节专门就鉴定意见的处置方式有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审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鉴定意见的审查除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质、鉴定方式是否客观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具体来说，首先询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作出鉴定的依据和原因，其次询问以前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对现在鉴定意见作出的影响，并比较两份鉴定意见，将两份鉴定意见中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具备性防卫能力问题询问鉴定人员，请其解答性防卫能力鉴定是如何作出的和包括的内容，询问其精神病与性防卫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向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询问清楚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不仅能更好地判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还能更加准确地审查证据材料，作出精准的判断。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拜荣静：《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同[3]。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6]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德国刑法中规定“利用他人因病例性精神错乱而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为犯罪”；日本刑法中规定“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为犯罪”；意大利刑法中规定“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者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关系为犯罪。”

[7][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8]何家弘：《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9]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 篇4

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是指司法会计鉴定人针对委托人提请鉴定的事由，通过对财务会计资料和相关证据的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论证后所做出的结论性意见，是通过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活动所取得的一种诉讼证据，通常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或司法会计鉴定检验报告书的形式提交，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

(一)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种类

在司法会计鉴定实践中，无论结果如何，都应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如果证明材料充分，通过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数学方法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应出具结论明确的鉴定报告，如损失、赔偿的数额，贪污财产数额等;反之，则出具无法做出明确结论的鉴定报告。根据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可以将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分为确定性结论、限定性结论、倾向性结论三种。

1.确定性鉴定结论，是指不附带判定条件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在司法会计实践中，通常只有在鉴定资料和相关证据能够充分满足鉴定需要、且鉴定结果能够满足鉴定结论的需要时，鉴定人才能做出确定性的鉴定结论。由于确定性鉴定结论没有附带的判定条件，因而在诉讼中只要经过审查，证明其结论是真实的，就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2.限定性鉴定结论，是指附带一定条件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在司法会计鉴定实践中，如果鉴定资料和相关证据不能完全满足鉴定要求，或检验结果不能满足鉴定结论需要时，鉴定人应出具限定性鉴定结论。其中，对鉴定资料和相关证据不能满足鉴定要求的，应附带说明鉴定结论所依据的证据资料范围;对检验结果不能满足鉴定结论需要的，应附带说明结论所包含或未包含的检验范围，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由于限定性结论含有附带的判定条件，因而在诉讼中，除需要审查结论的真实性外，还必须结合其他相关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3.倾向性鉴定结论，是指只能确认某种可能性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在司法会计鉴定实践中，有时会遇到因鉴定材料不充分或有质量问题，而无法得出确切的鉴定结论的情况，此时应当停止鉴定，并出具倾向性鉴定结论。停止鉴定后，如果送检人能够补充鉴定材料，可以继续鉴定并出具确定性或限定性鉴定结论，如果不能补充鉴定材料，则应终止鉴定工作。

(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内容与格式

我国司-法-部门对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了统一的规范，报告书统称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具体标题为“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包括声明和正文两部分内容。声明部分包括委托人责任、司法会计鉴定人责任、鉴定原则，以及鉴定书的使用要求等。正文部分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基本情况：包括委托人、委托鉴定事项、受理日期、鉴定材料、鉴定日期、鉴定地点、在场人员、被鉴定人等。

2.鉴定摘要：简要说明鉴定内容和目的。应当与委托人具体的委托内容一致。

3.检验过程：说明鉴定依据、方法和程序，根据鉴定资料以及检查和测试结果，阐述其因果关系，围绕鉴定目的进行综合性分析、辨别、判断和推理。

5.检验结果：是在分析论证基础上自然得到的结果和对该鉴定结果的客观描述，也是对提请鉴定的会计问题所做的结论性意见。应该注意的是，检验结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完整地表述财务会计事实。

6.落款：包括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号码、鉴定机构名称并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报告日期等。

应该说明的是，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是协助法庭判案的重要依据，为了保证其在诉讼中的客观公正性，提高证明力，在撰写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符合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要求，即，它只是一种诉讼证据，而不是法庭判决，不能带有法律性结论，不能使用法律上的定性概念，要避免出现贪污、挪用等法律上的定性词汇。二是由于判案法官一般不具备会计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应通俗易懂，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以提高鉴定报告的有用性。

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司法审查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 篇5

浙江省司法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浙保监发﹝2011﹞16号

关于做好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

工作的意见

温州保监分局，各市司法局、义乌市司法局，各保险社团，各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宁波分公司：

为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保险行业理赔服务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做好我省涉及保险理赔（以下简称涉保）司法鉴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浙江省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规则》等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做好我省涉保司法鉴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省涉保司法鉴定工作快速发展，案件呈逐年增多趋势，涉案赔款金额总量巨大。涉保司法鉴定已成为司法鉴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保险理赔也越来越倚重司法鉴定意见。2010年，我省涉保司法鉴定案件共计14435件，同比增长22.67％；涉及保险赔付金额91159.75万元。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保司法鉴定工作，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保险机构依法理赔，共同树立司法鉴定行业和保险行业的社会公信力意义重大。

二、依法开展鉴定执业活动，提高涉保司法鉴定质量

（一）坚持司法鉴定中立性原则。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开展涉保司法鉴定活动，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做到不偏不倚，确保鉴定意见不受当事人和保险机构的干扰。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保持中立，不得与保险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严禁收受保险机构好处费、礼物或接受请吃等可能影响公正执业的行为。

（二）禁止司法鉴定行业不正当竞争活动。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不得以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司法鉴定机构应加强对机构工作人员管理，防止本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禁止机构工作人员直接从事协助、代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等活动。司法鉴定机构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投资设立从事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赔等保险中介业务单位的，应当书面告知所在司法

鉴定机构。

（三）认真履行司法鉴定通知义务。司法鉴定机构办理涉保司法鉴定时，应当将相关保险机构视为一方当事人，按照《浙江省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履行通知义务：当事人委托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通知或直接通知保险机构在进行司法鉴定时到场，经办案机关同意委托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申请办案机关通知保险机构到场。保险机构经通知不到场或无法通知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司法鉴定文书中载明，并留存已履行通知义务的证明材料。

（四）严格执行司法鉴定程序、技术标准。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从事涉保司法鉴定时，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章制度,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要遵守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严格执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和《浙江省首届法医临床鉴定业务研讨会会议纪要》等三个会议纪要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与保险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规定实行回避。

三、规范保险理赔工作，保障涉保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有序开展

（一）严格遵守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保险机构通过司法鉴定机构开展涉保司法鉴定活动时，不得与司法鉴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不得

有支付好处费、赠送礼物等可能影响司法鉴定公正执业的行为。保险机构作为一方当事人，应当遵守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不得有在司法鉴定活动现场拍照等影响司法鉴定活动独立性的行为。

（二）切实规范保险理赔工作。保险机构应进一步完善理赔服务承诺内部考核和评价机制，完善理赔标准上墙公布、索赔须知发放等工作，不断提高保险理赔工作的透明度。禁止机构工作人员代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等活动。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投资设立从事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司法鉴定、索赔等中介业务单位的，应当书面告知所在保险机构。

（三）提高对司法鉴定意见审查能力，认真做好司法鉴定意见采纳工作。保险机构原则上应当按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予以理赔，同时对存在异议的司法鉴定意见应当进行认真审理。保险机构委托重新司法鉴定以及采用司法鉴定意见时应优先考虑通过认证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保险机构应当通过内部培训、人才引进、业务交流等手段，提升医疗审核人员对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能力，逐步建立医疗审核岗位人员的评级考核机制。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 篇6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决定是否准许。该规定指出，申请重新鉴定一方有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鉴定机构以外的列入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的其他鉴定机构进行，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一般应当高于原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当然，如果委托人同意的，也可以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由其指定原司法鉴定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了补充鉴定的情形：

（一）委托人增加新的鉴定要求的；

（二）委托人发现委托的鉴定事项有遗漏的；

（三）委托人在鉴定过程中又提供或者补充了新的鉴定材料的；

（四）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

司法文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篇7

(一) 传统教学模式过于僵化

司法文书课程采用“概念-格式-写作”模式进行教学, 不利于激发教师的教学激情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不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那这门课程的教学是失败的。有人认为, 司法文书课程只需要教授学生相关文书格式, 然后学生套用各种格式, 其实这样的教学模式是不可行的。若只注重格式, 而忽视了对案件法律关系的分析、对文书逻辑机构、语言表达能力、语句通顺流畅、文字错误等方面教学, 学生只能是死板的照搬格式, 不能应变不同案件的文书写作, 则达不到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目的。

(二) 讲授内容繁杂

一般高校对司法文书课程开设18周, 每周2学时, 共36学时, 但司法文书涉及的文书种类繁多, 涉及公检法、公证、仲裁机关以及律师等主体制作的文书, 用36学时学习50多种文书的制作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教师能够讲授完所有文书种类, 那必然导致只能是照本宣科, 简单地跟着课本的安排走, 不能真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 课程开设时间不合理

司法文书的写作与法学理论、实体法和程序法密不可分, 只有在学生学完了法学大多课程后才具备进行司法文书写作的条件。大学本科前三年会对法学理论、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进行系统学习, 而现在大多高校都将司法文书课程安排在三年级第一学期, 在学生还在进行一些实体法和程序法学习的阶段开设该课, 不利于学生厘清法律关系, 达不到学习目的。

(四) 讲授课程顺序过于拘泥教材

司法文书的教材通常都是按照文书制作主体的结构进行编排的, 这样的编排有利于学生厘清不同主体制作文书的种类, 但也存在一定不足, 比如对于刑事案件的文书而言, 在没有讲授辩护词、上诉状的情况下先讲授一审、二审判决书, 这样的讲授顺序分割了案件本身的连贯性, 不利于学生对文书的掌握和学习。

(五) 师资队伍单一

司法文书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 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是绝不能胜任该门课程的教学。有的教师虽一直从事该门课程的教学, 但总有学生不满意教学效果, 原因肯定是多种的, 但其中不乏教师缺乏办案经验的因素, 这样一来, 教师的教学更多的是死板、僵化的格式教学, 激发不了学生兴趣。抑或教师没有机会参与到司法实践, 或者学校限制教师参与实践, 这些都将导致教师不能很好的胜任教学工作。

(六) 考核方式单一

学校大多对司法文书课程还是采取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 导致学生不重视平时的学习, 不利于激发学生在课堂、课前或者课后的学习激情。

二、司法文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一) 教学模式设计

第一, 选择实践中法律关系简单、清晰的案例, 将整个案件的所有材料不进行删减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学生, 这样一来, 既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同时也能促使学生真正厘清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

第二, 教师对案件进行简单介绍后, 让学生们进行讨论, 整理出案件的法律问题。以民事离婚案件为例, 男方要求离婚, 女方不同意离婚, 男方将基本情况进行了陈述, 如前案例材料所示。接下来, 教师以提问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在本案中, 男方如要通过诉讼方式离婚, 请问应当弄清楚哪些法律问题。通常情况, 民事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如下:1.案件性质即法律关系;2.确定案件诉讼主体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3.法院管辖;4.证据材料;5.法律依据等。采用提问式教学能够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能够让学生把所学的法学理论、实体法、程序法等知识结合起来运用, 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第三, 引出司法文书主题。教师先通过启发方式引导学生提出涉及案件的司法文书种类, 接着由教师进行补充。接下来, 教师再逐一介绍文书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对于文书的写作要求, 基本都是分为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 首部和尾部比较简单, 重点是介绍正文部分, 不仅介绍格式, 更要注重对文书逻辑机构、语句表达、用语规范等问题的讲授。

第四, 学习司法文书的目的在于学生能够写出用语规范、结构合理、格式正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书, 因此, 必须要求学生亲手动笔进行练习。只有勤加练习才能掌握文书写作要领。对学生写作的文书, 可以通过教师批改或者同学互评等方式, 查找文书写作错误, 在不断地写作与纠错过程中, 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第五, 教学中可采用佳文欣赏和病文分析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长时间的写作练习过程会使教学显得相对枯燥、烦闷, 也会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 因此, 可选择一些佳文让学生进行欣赏, 引导学生将好的写作方式运用到自己平常写作的文书之中, 同时选择一些病文让学生进行纠错分析, 既能加强学生对文书写作要求的掌握, 又能提醒学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第六, 将模拟法庭运用到司法文书教学活动中。在讲授代理词、辩护词、上诉状以及法院一审和二审判决书等文书种类时, 写作者必须要实际参与到庭审过程中, 才能真正领会文书要义, 否则教师只能照本宣科, 学生也只能被动地学习。因行政案件诉讼程序与民事案件诉讼程序差异不大,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等因素, 教学中选择民事和刑事两种类型的案例进行模拟法庭教学, 先让全体学生在课下对案情进行分析, 确定审判人员、原告、被告、公诉人、犯罪嫌疑人、律师和证人等角色的扮演学生, 在课堂上进行现场的模拟法庭教学, 对于切身参与到庭审过程中的学生, 有利于文书写作。但对于没有参与进来的学生, 作为旁听人员, 实际上他们也耳濡目染了整个庭审过程, 对文书的写作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采用模拟法庭方式进行教学, 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相关文书的写作, 更让学生对文书写作有更直观的感受, 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们可以在课堂下自发组织和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二) 精减讲授内容

一学期36学时进行50多种司法文书的讲授是不太现实的。对于公安机关制作的受理案件登记表、立案报告、破案报告等填空式文书, 以及公证机关制作的文书, 课堂中就没有必要进行讲授了。另外由于仲裁相关文书与民事相关文书的格式和写作技巧基本相同, 也不用在课堂教学进行介绍。法学学生毕业后通常会进入公检法机关工作, 或者从事律师职业,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的职业教育目标出发, 重点介绍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文书种类, 例如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抗诉书、判决书、调解书、起诉状、上诉状、代理词、辩护词等。

(三) 合理安排课程开设时间

在大四第一学期较适宜开设司法文书课程, 理由为:1.司法文书课程需要学生具备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 大一到大三阶段学生主要学习法学基本课程, 这三年都不适宜开设该门课程;2.司法文书课程需要学生花一部分课余时间进行写作练习, 但大三阶段多数学生都在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国家司法考试的准备, 没有时间进行司法文书的课后学习, 待9月份的司法考试结束后, 学生有充足的课余时间可以进行司法文书的学习, 为该门课程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3.有利于学生进行大四第二学期的实习任务, 由于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间隔短, 学生也不容易遗忘知识,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四) 调整教材顺序

根据教学需求, 适时调整讲授顺序, 更有利于学生对文书的掌握。笔者建议按照办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需要的文书种类进行教学, 刑事案件按照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辩护词-一审判决书-抗诉书-上诉状-二审判决书;民事案件按照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一审判决书 (调解书) -上诉状-二审判决书的顺序进行讲授。

(五) 培养师资队伍

教师应加强自身的专业素质, 通过司法考试后取得律师执业资格, 从事律师执业, 积累办案经验运用到教学中, 学校也应加强对教师的培养, 协调教师到公检法机关进行挂职锻炼, 鼓励教师从事律师执业, 让真正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胜任司法文书课程的讲授工作。

(六) 完善考核方式

对司法文书课程按照平时和期末7比3的比重进行考核。平时成绩结合课堂回答问题、文书制作、模拟法庭积极参与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激发学生平时的学习兴趣。期末成绩采取根据所给案例制作司法文书的质量等方面进行考量。

参考文献

[1]郑小玲, 喻靖文.&lt;司法文书&gt;课程教学模式探讨[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6月第9卷第2期.

[2]王喆.司法文书课程教学改革略论[J].经济视角, 2012年第4期.

医疗鉴定意见与责任判定 篇8

我碰上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有一些法律问题不大清楚，想向专业的医疗律师请教一下。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大致情况如下：

2005年5月我就读大学时，感觉下腹坠胀，至某医院就诊，经检查，除彩超显示右侧隐睾外，其余均正常，且精液报告中精子数量和质量均正常。医院告知我，今后不会影响生育，但是左侧腹股沟疝气、右侧隐睾、包皮过长并有阴囊新生物均必须手术治疗，术后告诉我手术顺利。2006年9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表示恢复很好，不会影响生育，但冠状沟里的珍珠疹有癌变可能，需涂药治疗，并开具了相应药物。我使用药物后感觉非常疼痛，遂至华山医院就诊，该院专家称珍珠疹是正常的，不需要医治，过度治疗反而会导致病变。

2012年2月，因婚后无法生育，我和妻子至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做孕前检查，发现精液中无精子，该院医生告知是2005年氙气手术导致。后来我到上海国际妇幼保健院检查，结果依旧，医生也认为是疝气手术导致。我于2012年2月至原医院，手术医生表示我是梗阻性无精，只能做试管婴儿才能繁衍后代。基于此，同年我将原医院起诉至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某区医学会对涉案医疗纠纷进行鉴定，认为：1.患者右侧隐睾、左腹股沟疝气等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符合诊疗常规。2.术前精液的检查结果对本次鉴定并无重要影响，无精症原因很多，2005年至2012年已经长达七年，期间有众多可能会引起无精症。3.根据目前提供的鉴定资料无法证明患者的无精症与2005年6月3日手术有关联。4.医方的病史记录存在不足，如病史修改无注明日期及签名，但与病情无关。鉴定意见为：我与某医院医疗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

我对上述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再次鉴定，后上海市医学会接受法院委托再次鉴定，分析认为：患者因左腹股沟斜疝、右隐睾至某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经精液检查发现精子密度为0。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医方诊断“左腹股沟斜疝、右隐睾”正确，行左腹股沟斜疝修补及右侧睾丸固定术有指征。但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术前准备不充分。2.手术操作不慎不能排除。鉴定意见为：1.本例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2.某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术前准备不充分、操作不够谨慎等医疗过错，与患者左侧梗阻性无精症的人身损害结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3.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的人身损害等级为三级丁等，对应九级伤残。4.本例医疗损害医方的责任程度为对等责任。

上海市医学会另出具三期鉴定意见：休息期为30日、护理期为15日、营养期为30日。

虽然最终结果要等待法院的开庭审理判决，但是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在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法院对责任大小的认定只能依据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吗？

区医学会鉴定意见与市医学会鉴定意见的效力和证明力上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不一致的话如何处理？

在医疗活动过程中，院方及其医务人员除了履行注意义务外，是否还应履行其他相关义务（例如风险告知义务等）？

求助人：何先生

A：何先生，你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我国，目前医疗损害鉴定实行“双轨制”：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判断医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过错鉴定，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行为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无论是之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过错鉴定，还是现在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其本质上都是法官为了解决医疗纠纷中涉及的医学专业性问题，借助鉴定专家的意见，明晰医方的责任。因此，并非每一个医疗纠纷都必须经鉴定程序，若依案件审理需要，不涉及超出法官认知范围的医学专业性问题，则医疗损害鉴定无须进行。而且，根据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鉴定意见只是法定证据中的一种，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应该是综合考虑各項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鉴定意见的采纳须经严格认证、审核其相关效力。因此，法院对责任大小的认定不仅仅只依据医学会的鉴定意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八条的规定，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

区医学会与市医学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区医学会鉴定意见与市医学会鉴定意见的效力和证明力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其效力的确定取决于是否合法鉴定机构经过合法程序做出的内容规范、依据充足的鉴定意见，其证明力的确定取决于法院是否采纳。开庭审理后，如果法院认为上海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分析合理，会予以认同。

关于第三个问题。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必须遵守医疗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同时必须遵守诊疗护理常规，这也是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对于医疗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的义务，因有明确规定，比较容易判断其是否遵守。如医务人员有在紧急情况下不得拒绝诊治的义务、不得任意终止治疗的义务、有请会诊的义务等等。

医务人员在诊疗常规中的义务可归纳为“注意义务”、“预见义务”、“告知义务”及“取得同意义务”等四项义务。

1.“注意义务”是指在诊断、治疗、病情观察等过程中，用现代医学标准衡量，应注意的医学事项注意到了没有。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2.“预见义务”是指按照医学科学的规律及医务人员应该掌握的医学知识，在疾病的病程发展过程中或者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应当预见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避免或者做好预防准备工作。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告知义务” 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对病情、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方面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4.“取得同意义务”是指医务人员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进行手术、特殊治疗、特殊检查等时，必须取得患者或者其家属的同意。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司法局双创整改意见 篇9

县双创办：

2012年是全县“双创”工作的关键年。为了认真贯彻全县各项“双创”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创建国家级园林县城和国家级卫生县城目标，全县司法行政系统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积极作为，狠抓责任区（信联巷）卫生日常清扫工作，积极落实各办公室绿化和创卫标识上墙措施，努力实现责任区各项卫生清洁化和人居环境优美化。

为了迎接省上卫生检查验收，在下一步的双创工作中，我局将针对责任区（信联巷）卫生实际情况，落实工作经费，计划专门雇人12小时（早9时—晚9时）对卫生区进行卫生清扫和监控，严格禁止乱贴野广告、乱倒垃圾的行为发生。在落实“双创”工作经费雇人的基础上，我系统将积极深入社区居民家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努力提高社区居民的双创意识和主动性，从根本上营造和落实全民总动员搞“双创”的氛围。

司法局全员招商引资工作意见 篇10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推进会议精神及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注，紧紧围绕“11231”发展蓝图和“14641”工作思路，突出“1+5”发展定位（城市经济+现代物流、高新技术、都市农业、文化旅游、大健康），聚焦“四大主战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现代农业园区、南部新城），强力推进重点项目“221”工程，用开放的眼界和思维方法，谋划招商工作，布局招商项目，落实招商措施，确保项目签约率、履约力、资金到位率大幅提升，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高潮，为建设“文明和谐富裕的幸福新”打牢基础、提供支撑。

二、目标任务 以“结对子、解难题、广招商、促发展”为目标，按照“五个一”（每人交一个企业家朋友；每人提供一条招商信息；每个单位帮助企业解决一个难题，达成一个项目合作意向；全区签定一批招商合作项目）

活动的要求：一是各科室科长带头招商，科室每人都承担具体招商任务。每个科室每月都要提供一条有价值的招商信息；二是副科级以上人员，每人每个月至少提供一条有价值的招商信息。三是窗口服务科室要面向企业开展法律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三、措施保障（一）加强组织领导。局机关成立由局长汲振林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局办公室兼）具体负责报局信息的收集和上报工作。局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重点工作，努力以大开放促进大招商，以大招商推动大发展。

（二）强化调度。局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集局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员就招商引资工作进行调度。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司法行政,意见书) 篇11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 鉴定意见 实质性审查 对抗性审查

一、鉴定意见审查的误区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原来“鉴定结论”的表述改为“鉴定意见”，隐隐打破了此类证据原有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地位。[1]笔者认为，虽然鉴定意见较一般言词证据，更具有科学性，但其本质仍是专家的主观意见，鉴定意见应属于言词证据。

伤情鉴定属于法医类鉴定中的一种，伤情鉴定所形成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以下称“鉴定意见”），在以往存在着“鉴定意见必采信”的审查误区，公诉人在审查案件事实时，往往只审查鉴定意见中的结论部分，对应定罪量刑的标准加以采信，对基本情况、检案摘要、检验过程的审查敷衍了事。甚至一些公诉人在认识上仍然存有误解，认为鉴定结果就是科学上的定论，不可能出现错误；还有的公诉人对存疑的鉴定意见不敢提出质疑，生怕会发生“外行指导内行”的笑话，一般只是程序性的问询鉴定人，对鉴定人的解释不加判断和筛选，在审查报告中原话摘录，以此结案。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公诉人对鉴定意见从鉴定主体、鉴定程序、特别是鉴定文书的审查，应从程序性审查转向实质性审查，从论证性审查转向对抗性审查，以契合证据裁判原则，接受庭审实质化质证。

二、鉴定意见审查的实证分析

公诉人在审查起诉中应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以审慎的态度排查证据中的矛盾点，尤其注重防止个别鉴定中因流程、方法、甚至字眼的纰漏而导致证据瑕疵甚至证据排除情况的发生，下文以T市H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的案件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一）对鉴定主体的审查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鉴定机构的高度垄断化的现象，以笔者承办的故意伤害案件为例，几乎100%的鉴定意见都为一家鉴定机构所出，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案卷材料时，都没有该鉴定机构和相关鉴定人员的资质证明类的证据，认为这是无需证明的客观事实。但是笔者认为，公诉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从而对其是都具有法定资质进行实质判断。

（二）对鉴定程序的审查

在我国由于诉讼结构属于职权主义类型，为保障鉴定意见客观真实，鉴定人由官方聘请，没有私鉴定人的制度设计，因此鉴定人必须由公安司法机关聘请或指派。公诉人在审查时，要注意卷中是否有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单位是否为公安机关，还要审查公安机关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卷中是否有送达回执类证明。

（三）对鉴定意见文书的审查

1.对基本情况的审查。在对基本情况的审查中，其中除了对基本情况中委托单位、事项、日期等内容进行文字校验，对被鉴定人主体信息比照卷宗中的户籍证明材料进行核对以外，还应着重对鉴定日期进行审查，以确定检验时机是否正确。

[案例一]2014年11月18日，犯罪嫌疑人董某因家庭矛盾殴打被害人李某，导致其右眼部受伤。经鉴定（鉴定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被鉴定人李某某右眼视神经挫伤，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经审查，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之规定，以组织器官功能障碍为主要鉴定依据的，应在损伤90日后进行鉴定。本案的李某某右眼视神经挫伤，属于组织器官的功能障碍，受伤时间是2014年11月18日，鉴定意见书在基本情况中记载的鉴定日期是2015年1月20日，间隔时间不足90日，不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对鉴定时间的要求。该鉴定意见鉴定程序违反相应专业技术要求，无法作为定罪依据。由此可见，该案仅仅是因为鉴定时机不当，导致鉴定意见无法作为定罪依据，从而只能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2.对检案摘要的审查。一般认为，检案摘要的内容只是根据司法鉴定委托书的记载进行描述，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时，此部分的审查意义不大。但是往往就因为这些细枝末节的疏忽，可能影响案件走向。

[案例二]2015年7月7日，犯罪嫌疑人宋某因债务纠纷殴打被害人胡某某，胡某某当日被送往医院救治，2015年7月10日，胡某某在住院期间报警，后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在审查起诉阶段，该案宋某的辩护人认为鉴定意见中写到的“2015年7月10日，胡某某在案发地点报警”与卷中其他证据证实的胡某某在2015年7月10日在医院住院的事实发生矛盾，认为7月10日正在住院期间，又能在案发地点报案不合常理，案件事实不清。公诉人经审查，通过询问公安机关办案人、鉴定人，认定该鉴定意见检案摘要属于表述瑕疵，要求鉴定机关更正并加盖专用章，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实现瑕疵证据补强。以上问题看似很小，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补正，在庭审阶段，该部分就会成为鉴定意见的薄弱环节，易被辩护人利用，甚至会影响法官的内心确认，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

3.对检验过程的审查。一般检验过程主要是对被害人的医院诊断证明、就诊记录进行摘要总结、分析说明，公诉人在对检验过程的审查中，除了审查其分析说明是否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的规定，还应对照鉴定诊断摘抄内容，与证据卷中的原始就诊记录比对，审查内容是否一致，以查明检材是否客观真实。

[案例三]被害人郭某被犯罪嫌疑人张某打伤，经鉴定：郭某血气胸，伴一侧肺萎陷85%，鉴定为重伤二级。经比对，鉴定机构得出郭某血气胸，伴一侧肺萎陷85%的结论依据是在检验过程中摘录的郭某在医院就诊时的一份CT报告，其中描述“左侧未压缩肺组织占左侧胸腔约15%”。然而经过查找证据卷，却未发现描述有“左侧未压缩肺组织占左侧胸腔约15%”的CT报告的原始证据，那么该鉴定意见的检材是否真实存疑，后经过实地走访被害人就诊医院，调取原始记录，证实存在该份CT报告，由于侦查机关的疏忽在移送案卷时将该份重要证据遗漏。由此可见，对检验过程的认真比对，不但可以对鉴定意见本身的进行全面审查，有时甚至可以对其他证据的审查起到印证作用，一举多得。

4.对鉴定结论的审查。鉴定结论部分往往是公诉人作为定案的直接依据，应该作为审查的重点部分。一是要审查结论的客观性，有时在结论部分会出现“犯罪嫌疑人流窜”“犯罪嫌疑人不法侵害”等主观判断字眼，因为这些存在极强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在作为定案依据时应该予以排除。二是要审查结论的严谨性，由于汉字文意丰富，如果结论部分文字表达存在歧义，就会有导致整份鉴定意见无法作为定案依据的风险。

[案例四]2016年6月18日，犯罪嫌疑人许某因其在贩卖蔬菜时与被害人魏某某抢占摊位而发生争执，后殴打被害人面部致其受伤。经鉴定：魏某某头面部受伤后造成两颗牙齿损伤，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经审查，该份鉴定结论的依据是《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4（q）“牙齿脱落或者牙折2枚以上，构成轻伤二级”的规定，但是由于该份鉴定结论表述的为“损伤”，损伤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损害、挫伤、缺损等，但如果本案的被害人牙齿受伤情况是缺损的情况下，那么被害人的伤情只构成轻微伤，而非轻伤，犯罪嫌疑人则有无罪的可能。后通过调取被害人的证言、查阅鉴定意见的检验过程、问询鉴定人，证实被害人的牙齿实际损伤状态为脱落，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发现文字表达有瑕疵，但不影响司法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补正”的要求，鉴定机构出具了补正说明书，将鉴定结论部分更正为：“魏某某头面部受伤后造成两颗牙齿脱落，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5.对附注照片的审查。附注照片直观反映被害人的受伤情况，有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鉴定人的鉴定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甚至有时能直接作为鉴定结论是否正确的佐证。

[案例五]犯罪嫌疑人李某因琐事与被害人秦某发生争执，后李某持菜刀将秦某砍伤，经鉴定：被鉴定人秦某右侧额顶部可见纵行长约5.0cm缝合后伤口瘢痕，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经对鉴定意见的附注照片审查发现：被害人秦某的伤口瘢痕5.0cm是从发际线之内的头部进行测量得出，而从所附标尺测量的发际线外额部的瘢痕长度（即面部的瘢痕长度）并不足4.5cm，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4（a）款的规定，面部单个创口或者瘢痕长度4.5cm以上，构成轻伤二级。原鉴定意见书鉴定轻伤二级的依据不足。后该鉴定机构重新出具审查意见认定，被鉴定人秦某右额顶部的瘢痕总体长度为5cm，其中发际内的长度为1.2cm，额部的瘢痕长度为3.8cm，去除瘢痕挛缩的因素，其面部的瘢痕未达到4.5cm，未达到《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5.2.4（a）条款所规定的长度，被鉴定人秦某的伤情评定为轻微伤。因而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的故意伤害他人结果未达到轻伤以上标准，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符合起诉条件。

三、鉴定意见审查的思维路径确立

南宋法医学家宋慈在《洗冤集录》里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错案的发生，往往都是在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出现了一点误差，一开始的检验或鉴定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失误。[2]通过以上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对鉴定的主体审查、程序审查、特别是文书审查，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纰漏，一些几不可察的错误可能在庭审的“聚光灯”下都有可能会让公诉人陷入被动，而鉴定意见的证据排除往往直接会割断证据链条，导致案件证据不足，带来无罪的后果，给公诉工作带来较坏影响。即便是在审判环节启动重新鉴定程序，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法院以及当事人的负担，同时，损害了法律权威，造成司法公信力的降低。[3]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公诉人应当及时转变观念，清醒认识到鉴定意见的言词证据属性，正确定位“鉴定意见”的证据地位，[4]笔者认为，公诉人在对鉴定意见的审查思路要做到两点转变。

一要做到从程序性审查到实质性审查的思想转变。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52条的规定，对于鉴定意见，检察人员应当进行审查。这说明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是检察人员的义务，要想对鉴定意见做到全面审查，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仅仅满足于审查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形式要件是否完备等程序性、表面性工作，还必须对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规范要求进行实质性、细致性审查。

二要做到从论证性审查到对抗性审查的思想转变，“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的关键就是用证据说话，让证据定案，庭审过程将更具对抗性和不可控性，鉴定意见在人身伤害案中，特别是轻微人身伤害案中，往往作为罪与非罪的关键界标，更会在法庭的“聚光灯下”被强化质证，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在对鉴定意见的审查时，要树立对抗性的审查思维，这种思维不是为了排除证据而对抗，而是从辩护人的立场上，从辩护的角度审慎的对待鉴定意见，重点审查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是否有矛盾，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矛盾。[5]在此条件下，鉴定意见得到充分审查而没有问题，才能获得资格，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接受庭审的考验。

注释：

[1]参见冯宗美、陈玉林：《鉴定意见审查问题探究》，载《中国司法鉴定》2013年第3期。

[2]参见王霞：《谈侦查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3]参见李洁：《鉴定意见的可靠性问题研究》，燕山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16页。

[4]参见沈臻懿：《〈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为视角》，载《犯罪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