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意

2024-05-28

司法民意（共9篇）

司法民意篇1

民意的监督确实预防了许多司法腐败现象, 促进司法公正、公开和透明, 同时也提高了公民法律意识, 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众存在对案件的看法从道德立场出发, 把司法问题变成道德审判, 甚至混淆法律和案件事实的问题, 因此民意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派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所以法官在考虑民意时, 必须将民意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部分分离, 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独立性和合法性。

1民意与司法的协调

司法追求公平、正义, 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近代以来更突出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因为实体的正义必须通过一定程序和形式表现出来, 程序正义要求程序的公开性。程序公开指司法过程和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程序公开能够发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防止徇私舞弊现象发生, 促进当事人和社会对司法结果的信赖。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 “审判应当公开, 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 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 人民就会说,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受到保护。” 诉讼程序保持公开是防止司法专横与擅断, 发现和弥补司法不公的有效途径。它保证了司法公正, 同时也是司法审判民主化的表征。只有偏私的目的, 才会有程序的秘密配置。民意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二者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也有许多不同。

民意的监督作用与司法独立具有价值取向一致的共性, 这决定了两者总体上是一种协调、包容关系。二者在理论上和事实上不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 民意与司法的关系不应放在对抗模式中认识, 而应从协调社会统治手段的角度加以理解。

1.1根本目的基本一致

民意主要通过新闻、信访等形式体现, 民意和司法最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区别是实现根本目的的手段不同:新闻舆论监督是通过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来实现, 司法独立则是通过公正审判维护社会公正来实现。

1.2目的和信念相同

民意和司法的目的均是追求社会公正。民意和司法都有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功能。民意通过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评论和反馈, 促使审判活动公正进行;而司法独立则通过避免法官以外的个人和团体对其进行约束, 保证法官公正执法, 从而实现公正审判, 维护社会公正。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 而民意体现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公正, 追求道德性的情感公正与评价。

1.3均以行政权和立法权为指向

在某些西方国家, 由于立法权与行政权势力凸显, 需要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寻求抑制其膨胀的手段。体制内主要为司法权, 体制外则可依赖民意。因此, 民意与司法便承担起制约和监督行政与立法权的使命, 这使二者在政治学意义上相同处多余不同处, 在现实中默契多于掣肘。

民意与司法协调的方面使民意在司法权的运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我国, 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社会分工和公共政治事务需要专门知识和才能等原因, 公众无法直接经常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只能实行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此体制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持有与行使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分离, 可能引起政治失控, 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而是按照权力行使者的意志运行, 导致政治权力异化。司法权是重要的政治权力, 只有让公民参与到司法权中, 实施广泛监督, 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司法权异化。

(1) 有利于司法公正, 树立司法权威。

培根曾形容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一次不公正的判决, 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 “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民意之所以能促进司法公正, 主要体现在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对各种非法律因素的排斥上。贺卫方在谈到《水浒传》中高俅陷害林冲一案时曾诙谐地说:“高俅毕竟权高势重, 法官也许有几分畏惧, 会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含糊了事。但是, 法治社会必然是舆论自由的社会。于是, 判断发布次日, 《东京邮报》便发表措辞激烈的社论, 对于如此畏惧权势的司法提出严厉的批评;汴梁电视台采访各界人士, 大家对这等公然违反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都极感愤怒和不安。舆论的压力之下, 上诉法院推翻原判, 发回重审, 结局当然还是林冲无罪”。可见民意参与对司法公正是大有裨益的。

(2) 有利于司法公开, 预防司法腐败。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 而且应当以人民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审判公开作为一项基本诉讼原则和审判制度, 是现代司法程序制度的“核心”, 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司法公开会预防司法腐败的发生。例如在“中国网络第一案”的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中, 媒体以报道形式通过网络影响民意, 在民意的推动下公安机关和法院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案情, 使案件处于民意的监督和“阳光之下”。

(3) 有利于法律宣传, 增强公民法律思维。

公民参与司法活动, 通过法院的判决, 获知法律的价值倾向, 并将自身体验传播给周围的人, 影响他们的观念与行为。这类似于物理学的“水波原理”。“公民将参与审判的经验传播给相互依存体系中的其他人, 从而凸显了法院裁决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意义上的判决的社会作用, 不在于对某个具体案件作出的律方面的陈述, 而主要在于对一种行为或权利、利益的规则宣告, 从而在整个社会推行法律所蕴涵的比较普遍的价值观念。”

2民意与司法的冲突

民意是人民对案件的意思表达, 民意具有道德立场严重和易受引导等特点, 所以民意并非总是正确。“舆论中隐隐约约的反映着本质基础, 但又认为应对舆论不屑一顾。因为在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 所以绝不能把它们任何一个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东西, 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 这种人绝对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本文侧重讨论司法领域中的民意, 即大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通过多种途径所表达的一种民众意愿, 即一种大众诉求。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有时也会异化成“多数人的暴政”。例如在佘祥林杀妻案中, 民意对冤案的结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16邱兴华特大杀人案”中, 全国舆论一致导向判邱兴华死罪, 而无人关注法院是否有充分证据能判以极刑、是否有减刑情节、是否有精神病等一系列程序问题。其次, 由于我国特殊国情, 民众普遍存在移情主义, 即民意在表达时, 为了宣泄的畅快与释放的满足而不自觉地脱离客观, 忽视理性, 例如在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中, 张很大程度是因其公安局长的身份而被长期对公安机关某些不正之风看不惯的民众呼吁判处极刑。通常情形下, 民意的诉求和表达并非都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与全面满足, 于是, 在对特定事件的反应中来表达诉求甚至宣泄情绪。此案就是一定时期以来在民众中形成的对少数警察特权思想和特权作风不满的民意宣泄。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主要源于民意体现的是道德和个人信仰, 当用民意来衡量法的美德和恶行时就会出现分歧。民意有时体现为舆论, “舆论是一种道德化的力量。公众总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去定义事实或理解意义。从卢梭到李普曼, 他们对舆论的定义都与道德文化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也可以经常感到, 舆论对公众事务的评价, 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哲理性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民意的统治就是多数人和普通人的统治, 因此“民意审判”往往体现了民主的弊端:多数人的暴政。远如苏格拉底、耶稣之死, 近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所谓“革命敌人”处以死刑, 聚集的群众对这些少数人的审判都是在民众的呼声中或者以“人民”的名义宣布的, 甚至是在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下进行的。尤其法国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非法化为特征的”, 其间司法的混乱不仅远离革命前关于“公正”司法的种种许诺甚至不如革命之前封建专制下的司法制度。

民意把法律问题基本上转化为一个是否合乎正义的道德问题, 而“正义”本质上又是一个情感问题, 正义感的获得与受信任, 友好情感等心理学法则密切相关。正义往往是被不同的人用来投射自己的情感, 正当化自己欲求的一个工具, 一不小心还会被实用主义者 (当事人往往认为越有利于已的判决就越是正义的结果) 或道德激进主义者借用一下。另一方面, 舆论中的道德评价又是一种基于个体伦理而非制度伦理角度的评价, 人们总是从自我和自我境况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民意具有非理性的天性, 在表现内容上这种非理性主要是道德性的评判。因为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 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例如被媒体热炒的梁丽案, 司法机关对媒体一直采取信息封锁姿态, 这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信息的缺失。即便在如此环境下, 被非理性民意驱动的媒体仍忙得不亦乐乎, 不停地发表偏颇观点, 表达片面看法, 传播非理性倾向。而调查事实真相这一最重要的事情, 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同时, 由于受传统中国道德价值观念影响, 道德立场比法律立场拥有更广泛的认同基础, 更能吸引大众。

与民意的非理性相比, 司法更彰显理性色彩。司法理性最基本的涵义, 是指司法者 (法官) 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和能力。司法实践中, 法官要通过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和把握, 使法律与事实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相互阐明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理性思维活动, 使得法律规范的选择、法律的理解和解释, 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互相融合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司法的理性要求法官从一个专业的、理性的角度去把握法律和事实之间的距离, 抛却个人情感, 完全依据法律和事实对案件进行冷静分析判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对案件进行裁判, 不允许法官抛却法律规则, 仅从自身的喜好枉法裁判。司法过程是具有严格程序的过程, 它不张扬、不膨胀、不温不火, 仅仅是在法律的限度内公正处理各种纠纷。

3民意与司法的和谐

从“躲猫猫”、杭州飙车、邓玉娇案等案件, 可以发现在网络时代, 民意逐渐成为主导舆论和事件走向的风向标。多元社会中, 在尊重宪法、目标一致的前提下, 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包容性, 使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 通过特定平台来表达。但当民意出现非理性、情绪化, 伪民意混迹其中时。司法与民意如何达至和谐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民意表达的自由, 既包括传导正确的、受欢迎的信息的自由, 也包括传导错误的、不受欢迎的信息的自由。

法治社会要求以体现理性的法律规则为司法的核心价值, 同时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开和公正等性质。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都是利益的严重冲突, 当双方当事人无法说服对方服从自己的权利主张时, 必须服从规则。司法具有平等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等固有本质也获得了认可。司法的权能之所以能够确立, 贯穿了一条基本原则, 即摒弃不稳定意志的干涉。这种不稳定的意志无论来自少数的个人还是群体, 网络还是官方。因此民意对影响司法裁判的倾向必须做出一定限制。以新闻报道为例,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3条中规定:“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 应符合司法程序。”即在对案件进行报道时, 必须与诉讼同步, 不超越程序抢先做有罪或无罪、胜诉或败诉等预测和推断, 只能就事实进行报道。

民意与司法的和谐在于如何防止具有主观性、倾向性、道德性的民意危害司法的公正, 其中亟待确立的规范是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如何防止“民意强奸司法”。由于民意影响广泛, 极易误导大众, 使不明真相的公众先入为主地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产生不合理甚至错误的心理预期, 给负责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压力, 导致案件的侦查和审理偏离正常的程序, 既使双方当事人不公平, 又妨碍了司法公正。这种情况在当前的法制报道中尤为突出。舆论监督并不能代替、干扰司法, 否则就损害了司法独立, 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共同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120.

[2]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34.

[3]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70.

在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篇2

8月23日，云南的李昌奎故意杀人案被云南高院改判死刑，从死缓到死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生与死的天壤之别，无怪民意对其特别关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民意不时在一些重要事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司法也不例外，事关公民自由、生命的刑事司法更是一次次地被民意推到风口浪尖上。

法律文化包含着社会整体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与经验体会，立法与司法无不被这种文化所包含。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社会基本正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中刑事司法的基本正义，由此可见，社会共同的情感和需求也是公众考量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

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公平与正义，而公平、正义与民意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民意是公平、正义的重要来源，公平、正义是民意的基本要求。

有人会问，案件中的民意就能代表社会的公平、正义吗？到底民意还是司法官员的观点代表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中有“应然”与“实然”两个层次，公平、正义的含义应该是什么与其实际是什么是有区别的，人类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是不断探索的过程，而实然的公平、正义由于认识不同而具有差异性。

司法机关对于案件所作出的处罚是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案件背后的民意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相对的，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判断孰对孰错。

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案件，如何定罪处罚才符合刑事法律公平、正义要求，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但是，这一自由受到一系列诸如司法方法等内部约束的严格限制，而且，法官的裁量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环境、经验等。因而，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并保持司法的相对独立价值，另一方面，要看到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对一个案件，可能不同的法官会作出不同的处罚，法官与民众之间也如此。由于自身知识水平、专业水准、个人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不同，对不同的案件也会与法官有不同的认识。

那不一致时应该怎么办呢？有人以司法独立为由，认为司法裁判这种专业性极强的活动，必须要由司法机关独立完成，而不应受到民众舆论的干预。

确实，司法应该保证其独立的品质，不受外来的干涉。但是，也应该看到，法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他们的公平正义并非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法律所需的公平正义。

再者，接受包括民众在内的外部监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之一。将法律底线与良知底线绝对的对立不可，法律底线与良知底线并不是在所有案件中都是矛盾的，而法官应该追求的就是二者的统一，不要忘了，法院是人民法院，法官也应该是人民法官。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据可查。

因此，民意参与到司法中，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定罪处罚产生了分歧，我们的司法官员大可不必惊慌。

就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现实而言，司法必然需要回应民意。司法机关在认真听取、回应民意的同时，当然也需要考虑如何正确回应。

论民意与司法审判篇3

( 一) 司法属性的必然要求

( 1) 司法的民主性与尊重民意。我国政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司法的民主性, 必须充分反映和尊重民意。法律固然凝固了民意, 现实社会却更为复杂多变, 司法审判要承担起继续反映和体现民意的职责, 需要在审判过程中不断地把民意吸收进来, 丰富和发展法律的内容, 使法律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 ( 2) 司法的开放性与吸纳民意。司法审判既要诉诸法理又要诉诸事实。诉诸法理要求按照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 诉诸事实则要求在界定法律规则时持开放的态度, 考虑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 包括民意。 ( 3) 司法的沟通性与融合民意。裁判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 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就我国司法而言, 裁判中尽管以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为常态, 然而在疑难、复杂和新类型的案件则需要借助其他资源, 听取社会的反响和呼声, 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

( 二) 自由裁量权的享有

美国学者梅里曼指出, 审判上的自由裁量是指“能够根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 为了实现真正的公正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 还能够不断地解释, 使之更合于社会”的权力。简而言之即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公平正义考虑, 酌情作出决定。因此在社会舆论一片倒的情况下, 法官处理这类社会影响广, 社会争议大的案件, 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将民意纳入裁判依据作出决定。

( 三) 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滞后

一方面固定形态的法律不能完全涵盖社会生活的各种生活动态, 使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无法可依, 法官裁判主要依据的缺失令人左右为难。另一方面现有法律的语焉不详为实际断案增添阻力。以《刑法》为例, 条文中有相当多的“情节严重”等概念模糊的用语。法官只有依据一般逻辑经验定性定量。在无法可依、有法难用的情况, 法官听从民意断案审判也是人之常情。

二、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 一) 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1. 填补公权力缺漏, 有利于实现个案的公正公平。公权力与个人权力相比有其权职方向的天然优势, 却难免失于细节。民意覆盖范围的广泛性, 可以帮助补充法院检察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遗漏或无法获得的证据, 使得案件调查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 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公正。2.监督司法运作,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新闻自由度的增加与媒介多样化的进展使得司法透明度高涨, 司法程序在民众的舆论监督下运行,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不当行为通过曝光敲响警钟, 促使司法程序回归法治本意, 成为司法审判公正的一道有力牵制。3. 推动变革, 有利于法律构建的完善。孙志刚年轻生命的消殒引起民众强烈反响, 加快了《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佘祥林杀妻案在媒体曝光下, 推动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改革。民声的沸腾与民意的反馈, 提醒国家立法机构与司法人员、法学专家专注焦点问题, 改革现有不完备、不合理法律, 推动我国法律构建的完善。

( 二) 民意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1. 干扰司法独立。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正如卢卡斯所言“一个看重正义、法律与自由的国家, 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 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而现实却是司法人员被非法律专业的意志所操纵, 将司法审判沦为迎合民意的工具, 不仅不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 反而是其独立的巨大阻力。2. 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权威要求其具备公信力, 即社会公众 ( 含当事人) 从道义上、思想上对司法的认同与信服。而如李昌奎案一审二审再审, 判决在民意的牵引下改了又改, 公权力的权威沦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追随者。另一方面, 公民心中最质朴的“同态复仇”“杀人偿命”又与刑法“少杀慎杀”思想相对立。在根本思想偏差的情况下民意难免对法意指导下的判决抵触甚至产生“不公”之感, 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如何不言而喻。

三、民意不应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 一) 民意片面多变、非理性的特点使其无法成为司法审判依据

在民意沸腾的案件中不难寻觅到媒体推波助澜的身影, 追求“眼球效益”的大众传媒对案件的报道重在凸显其最具新鲜感和独创性的部分, 甚至很多臆想、夸大情节也会大篇幅的呈现, 真实性大打折扣。民众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 先是被媒体所蒙蔽, 又在解读中加之个人好恶, 经过两重主观解读的事实很有可能已经与真相相去甚远。而随着时间的推演, 又涌现新爆料推翻之前的猜测, 舆论风向再次扭转。随着药家鑫身份由“富二代”到“穷小子”的演变, 舆论从一边倒的必死无疑到杀与不杀两派分庭抗礼。如果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那么对药家鑫的审判不是就变成了一场今天该死, 明天不该死的可笑闹剧吗? 再者网络时代的匿名性与开放性在保障民众隐私的同时又降低了民众言论的道德责任, 此时民意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与倾吐而非理性探究。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换来的或许只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

( 二) 民意与法意判断标准的不相契合

司法审判是通过证据构建出的法律真实进行审判, 而民意则是依据媒体构建的主观真实来进行“审判”。辛普森案中多数被调查民众认为辛普森有罪, 而陪审团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宣告辛普森无罪。诉讼中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 而不可能是事实真实。因而法律事实与民意事实的偏差, 容易导致民意与司法审判结果之间的冲突, 外化为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不同追求。同时, 以个人道德作为评定标准、以经验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民意审判的常态。“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 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民意与法意的根本立足点不同, 使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盲目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 三) 民意与司法审判价值本意的差别

首先司法审判的民主性要求其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民主性并非群众性, 司法审判的专业性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受过专门法律训练具备法律专业素养, 若将其视为群众性事务则导致大量非法律专业人士进入司法部门, 不仅有悖于司法审判的价值本意, 且在实践中造成损害。再者司法审判的民主性不等同于司法屈从于民意。民主性的内涵在于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 而不是以公共利益和民意的旗号压制个人的程序权利。现实中一旦被民意打上有罪的标签, 个人权利极易遭受到损失。司法审判本着公正公开的原则向公众提供相应犯罪嫌疑人情况这本无可厚非,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越过个人正当权利的界限。如果把民意信奉为司法审判的准则, 必将是与司法审判价值本意的背道而驰。

四、结语

无论是法律立意所凝固的当时民意, 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体现的动态民意, 时代的进步离不开民意, 司法审判的法律本质不排斥民意。虽然现实操作中, 存在着“民意审判”、“道德拷问”、不理性甚至冲击司法审判的现象, 但在本质上两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追求的都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而我们无法武断的将民意排除与司法审判之外, 两者密不可分。然而吸纳民意也不意味着一味的“唯民意至上”, 坚守住一条底线———民意不能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协调非一朝一夕即可实现, 唯有正确把握民意与司法审判的本质, 且思且行。

参考文献

[1]张冠楠.“‘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学, 2011 (5) .

[2]孔祥俊.“从司法的属性看审判与民意的关系”[J].法律适用, 2010 (12) .

[3]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浅谈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篇4

关键词：网络；民意；司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13-01

突飞猛进的互联网技术使网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2015年7月23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一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民平均上网时长为每周26.2小时，网络逐渐取代电视、报纸、广播而成为主流媒体，我们从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案到青岛大虾案再到北京的快播案，这几年数不清的大小事件通过网络扩大了影响力，甚至改变案件的最终结果，互联网作为民意交流的平台，如同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将国内国外的大小事件聚集在一起，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和看法，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言论的集散地和网络舆论的放大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要控制程度”的司法。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快播案的最大亮点就是法院采取了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并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被称为2016年“互联网开年第一案”的快播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再加上北京法院院长长达20多小时的庭审直播，使得该案变成了百万人同时在线观看的司法大局。

案件回顾

2013年11月13日，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等数十家视频网站和版权方发起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合行动，对快播等公司提起法律诉讼。2014年5月30日，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批准逮捕王欣，因王欣潜逃，次日，公安部发布红色通缉令，2015年2月6日海淀区法院对此案提起公诉，2016年1月7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经过连续2天的庭审直播，围绕快播案的网络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支持快播无罪占据多数，在当下，类似快播案通过网络公开庭审出现了对司法机关极为不利的局面，超乎舆论预期，同样也吸引了舆论极大的关注，司法机关的审理仿佛一夜之间即可弄得满城风雨。

庭审结束后各大媒体纷纷从道德、程序等不同角度发表评论，人民日报客户端9日发表《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的署名评论，文中这样说道：正如王欣所说，“做技术不可耻，但技术背后的人应该是有是非、分对错。我们都应该尊重快播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过有句话应该明白，违不违法，不是看谁更伶牙俐齿，快播的辩护不配赢得掌声。”新华社客户端随后发表署名评论《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为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真理越辩越明，有了他们在每个环节的较真，每个细节上的挑刺，事情的本来面目才变得更加清晰，就算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暂不论快播是否有罪，尊重程序、尊重辩护，这才是法治。”主流媒体的评论与网民的舆论截然相反，这是民意与民意之间的博弈，究竟孰赢孰输，还是需要司法机关最终定夺。

这场互联网背景下的司法大剧，虽然它的公开庭审不可避免的給司法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这场全透明的庭审是“阳光司法”的催化剂，庭审直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治精神，体现了公检法敢于直面法治的担当，直播将庭审置于公众的显微镜下，先进的传播手段让公众见证了法庭辩论的魅力，也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步。

笔者对案件庭审的情况思考如下：

1.快播案中网络民意呈现一边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网民并非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来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网民们很大程度上被被告的机智辩解以及辩护方精彩绝伦的辩词所吸引，同时，因为公诉方的备战不足以及应变乏力，使得网友将双方的辩论戏谑的称为辩护方对公诉方的花样吊打。

2.令人堪忧的是部分不理性的网友对案件审判结果的反映情绪激动，表现出情绪化娱乐化倾向，使用“吊打”、“拷问”等花式段子来描述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这种负面现象的持续发酵威胁了刚刚试水的司法公开新形式。

3.快播案中民意的表达多带有情绪化、碎片化、段子化，这些噪音在客观上掩盖了真正有价值的专业讨论，从推动司法进步的视角来看，我们不想看到司法在舆论的喧嚣中留下一地“鸡毛”。

且不论案件结果如何，在“依法治国”、“司法独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等理念已成为共识的背景下，为法院创造独立裁决案件的舆论环境是广大网民和媒体的责任所在，正如评论说“法庭辩论不是辩论大赛，成败胜诉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的伶牙俐齿也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掌握的辩论技巧，唯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网络的民意并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快播案的公开庭审是司法在阳光下运行的标杆，以及体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于法治的担当，广大的网民同时也应该给予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独立断案的空间，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去看待这样的审判，而不是企图通过舆论压力来左右司法机关。

最后，笔者坚决的认为，网络民意是不能影响司法裁判的，快播案庭审，使得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情形，这难免给司法审判带来了舆论压力，鉴于此，法院应该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拒绝网络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网络民意往往是网民的个人意见，有时也会形成比较相似的集体意见，尽管这样，网民缺乏专业的事实判断以及正确运用法律的能力，大部分网民都是凭借个人好恶来对案件进行简单的判断，因此，司法是不应该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笔者始终认为司法公开，接受媒体舆论的监督，使权利的运行在阳光下透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民意就可以左右司法，影响司法机关的最终裁决，真正影响司法机关裁判的只能是公正客观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的正确适用。我国法官作为审理案件的专业人员，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忠诚于法律，自觉抵制网络意见以及媒体观点的影响，应该是一项最为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吴丹红：《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人大建设2008版

[5]陈光：《简论司法判决对民意应该持有的态度》，法制与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

[6]王利平：《莫让民意哟涌入法院》人民司法出版社，2006年版

关于司法裁判中法理与民意的探讨篇5

一、司法裁判活动当中对民意反馈的现实考量

通过不断的调查, 我国为了在司法过程能够兼顾民意, 在司法过程当中会有不讲法律、不讲法理的现象, 一般这些现象都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用政治手段解决应该由司法手段解决的问题

部分大法院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不讲法理, 会发生司法不公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 法院调解和法院判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的, 但是, 存在部分法院单纯地为了回应民意而没有按照法理进行工作, 并且在考核法官的政绩时将调解率作为指标, 并且考核法官办案的正确性的指标就是涉案人员的上访率。法院使用政治手段开展工作时, 法官为了保障自己工作开展的顺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追求案件的解决率, 将涉案双方的满意程度作为调解原则, 这就对法院公平、公正的活动造成了影响。

( 二) 裁判规范没有依据法律进行, 导致裁判错误的现象发生

部分法院为了社会层面上人们的价值观, 没有把法理作为寻找和适合法律的依据, 法官为了取得社会层面上人们的满意程度, 违背了法理中“规范导向的理论推证”原则, 没有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进而导致一系列法律的规则不能正确体现, 这会增加法官误判的可能性。很多法官为了迎合民意, 在进行专业地分析评判时没有将法理作为依据, 法官在进行工作时, 往往会按照国家法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常识来进行法理的寻找工作, 导致出现任意裁判和不公裁判的现象发生, 这种问题一般会发生在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当中。

( 三) 法院裁判结果不被涉案人员接受

部分法院的裁判文书当中仅列出了那些较轻的处罚结果, 但是没有根据法律进行处罚结果理由的阐释, 涉案双方的合理目的和合理的法理工具这两个方面是构成法院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主要方面, 但是, 经过调查, 我国的部分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没有将这两个主要方面作为论证, 导致了涉案双方不接受裁判结果。如果法院没有说清楚法院裁判的道理, 那么法院的裁决就不会被涉案双方接受, 涉案双方甚至会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

二、司法裁判中依据法理进行民意回应的理论

依据司法裁判中的民意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广大人民群众按照自己的概念和生活中的经验判断司法案, 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使用舆论的方式, 但是有很多舆论并不能完全地表示民意, 有的人员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也会将谣言以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家应该注意的是, 民意也并不能代表公意, 因为“公意是通过正当的法律城市进行系列的表达、竞争和筛选”, 通常情况下公意都是较为规范的内容, 是法院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实用性。多样性也是民意的特点之一, 民意能够代表各方利益、站在其他立场, 还有部分民意是缺乏主导的, 通常情况下非理性的民意会增加法院司法裁判的负面性, 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理性正当的民意。民意可以分为不正当民意和正当民意, 因此, 在进行司法裁判时, 法官不能一味地将民意全部排斥在外, 而是应该通过正当程序来借鉴正当的民意。

( 一) 依据行政意志和常理进行民意回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通常情况下, 都是通过政治手段直接对司法进行干预, 但是政治手段和司法裁判不相容, 政治手段是结果考量的实质思维的重要体现, 只要是符合民意的政治手段做成的决定, 法制观念对其的约束可以忽略不计; 而司法裁工作中对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较为重视, 在实际工作当中工作人还需要使用法律推理和论证的理论, 为法院进行正当的、合理的司法裁判工作奠定基础。

( 二) 依据法理进行民意回应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我们所说的司法裁判工作就是将法理规范应用到案件事实当中, 工作人员利用逻辑分析和价值判断方法保证裁判规范的正确性, 法官必须将法律作为依据评判涉案双方的行为是否合法, 能够明确涉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法官依据法理进行个案的审判工作需要依据价值判断和词语技术进行, 法官将个案纳入法律框架当中, 并且保证民意回应工作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在司法裁判当中, 法官在进行民意回应工作时必须依据法理, 法理能为法官的疏导、税负和鉴别民意等多项工作提供保证, 有利于在保证法理的同时体现民意, 柔化刚性的法律, 进而能够保证司法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司法活动需要在法理允许范围内进行, 依据法理做出回应民意的法理价值判断和选择工作, 继而保证司法裁判中能够兼顾法理和民意。

参考文献

[1]于晓青.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民意[J].法商研究, 2012, 05:134-141.

[2]于晓青.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J].法学, 2012, 08:76-86.

[3]陈灿.论法治一体建设语境下法理与民意的互动[J].现代交际, 2014, 06:18-20.

[4]孔祥俊.从司法的属性看审判与民意的关系[J].法律适用, 2010, 12:2

法治视野下的民意与司法浅析篇6

一、对立：民意与司法冲突的表象

（一）民意及其特征

所谓民意，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与其有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具体到司法领域的民意则表现为社会大众对司法审判中的法律问题的一种普遍性意愿或诉求。司法审判中的民意具有以下特征：

1. 以道德伦理标准作为主要评判依据

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普遍相对较低，通常依据善恶、错对对法律问题进行评判。民众“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作出回应” (1) 。例如认为刘涌是“坏人”，彭宇是“好人”，许霆很“无辜”。

2. 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并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多数民众能以自身生活经验评判案件，展开理性探讨。然而也有部分民众对案件的评论并非建立在对事实全面了解与深入分析之上，仅凭个人主观感受、情感好恶盲目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一些极端言论更是毫无理性的纯粹宣泄情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等过于偏激的言论在某些案件中甚至成为民意的主流。

3、具有不确定性

首先，民意主要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反映，然而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民意是不确定的。其次，民众所感知的“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了民意的稳定。“许霆案”中，舆论对许霆一直是采取“挺”的态度，而重审时许霆在庭上“我坦坦荡荡有着诚实的品行”、“本意是想把钱全取出来，保护好还给银行”等经典语录，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倒戈。媒体的有意渲染和舆论的以讹传讹，更加使得民意真假难辨或随时生变。

（二）司法及其特性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应用法律审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2) ，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具有精深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司法人员运用法律处理案件。在司法活动要遵循司法法治、司法平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基本原则。

（三）民意与司法的冲突

由于思维方式、评判标准、法律专业素养等方面的不同，在某些案件中，社会公众对案件的期望结果与法官根据法律所作的审判结果不一致，造成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冲突带来的是公众对判决公正性的质疑以及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法院本已不高的信任度。当判决结果与公众预期的不符时，公众少有从案件的本身着眼，以现行的法律规范为依归分析问题，首要感觉就是法院判决不公，而不公的原因往往又会和金钱、权力、身份背景等有关，即所谓“猫腻”。“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3) 。在某些案件中，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结果。民意“胜利”的背后，也让人产生了民意干预司法，民意有损司法独立的忧虑。公众之所以希望通过集体的声音去影响判决结果，主要是由于在我国当前司法备受行政、权力干扰。丧失独立性的司法，其公正性同样会遭人诟病。

二、统一：民意与司法共通的价值追求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之治”，即依靠理性的法律规则来主导和治理国家与社会。首先，法治之法必须为良法，恶法之治不能属于法治，这就需要法律不仅要符合抽象的公平正义，还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其次，法治之法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获得普遍的遵守与贯彻。

司法领域的民意不仅包括对个案判决结果的期许，还有案外更深远的诉求———社会公义。以朴素伦理道德观为基础的民意，体现了公众集体意识中的社会正义感。公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是检验判决公正性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只有法官所作出的裁决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所承认、接受和信任，才能获得公众的遵守与执行，公众才能自觉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司法不仅要求法官正确适用法律，还应关注判决的社会价值，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等方面发现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合法性的同时，追求司法的合理性，回应社会生活的真正需求，使法律价值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因此，所谓民意干预司法，冲击司法，只是公众对判决公正性的质疑，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实质上是公众对法律所承载的社会公义的要求与某些司法现实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点上，民意与司法有着共通的价值追求。

三：和谐：民意以理性同行，司法以公正衡平

民意与司法既不是天然对立，但也不该亲密无间。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以民意的普遍性检验司法，以司法的专业性回应民意，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局面。

民意以理性同行，代表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合理诉求，并以此监督司法、检验司法，保障司法公正。民意需要认真、审慎地加以辩识。一方面，民意应当是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小众、少数人的意见。特别要辨识在公众意见的背后，有无特定利益主体炒作、操作，或媒体煽情、播弄的因素，防止相关利益主体扭曲民意。另一方面，倡导公众科学思考，理性建言。只有剔除那些盲动的民意，直面问题本身，才能保证民意对司法的良性促进。

司法以公正衡平，积极回应民意，追求判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4) ，法官断案的依据只能是法律的规定，法律的精神。法官要坚守法律的良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地作出判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只能机械地照搬法律，执行法律。真正的忠于法律，要求法官把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贯穿在司法实践中，把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依据案件事实，对法律的抽象规则进行解释、推理乃至一定条件下的衡平之后，使既显乎其外又隐乎其内的社会正义得以伸张。

摘要：文章分析了民意与司法对立的表现形式, 也分析了民意与司法统一的表现形式。最后得出了“民意以理性同行, 司法以公正衡平”的结论。

论司法与民意间的博弈与协调篇7

在司法领域内的民意, 往往是根据公平公正等社会价值理念而形成的民众对司法的自然期待。在网络泛滥的今天, 微博、论坛等途径给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平台。民意形成的原因各样, 多为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 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及批判性。如当事人间的贫富差距、官民间纠纷等。这其实是民意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抨击, 将自身期待加诸于司法审判之上, 当司法审判无法满足期待或偏离期待时, 其反响更为强烈。而民意表达的门槛限制较低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往往缺乏责任意识, 不加约束, 且容易被利用。

司法独立, 与民意相伴的一个词汇, 我国现行《宪法》第126条作了简要概述:“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法学理论界, 贺卫方教授认为:司法应该下与民意保持距离, 上和权力保持距离。只有这样, 司法才可以成为沟通这两级的桥梁, 才能真正制约权力, 取得民众信赖。因为法治就是以一种理性的, 而不是情绪化的规则来约束权力, 保障权利的事业。同时, 他认为立法要充分体现民意, 而司法就是严格执行已经制定的法律;在具体的案件中, 法官必须要有一个专业化的视角, 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作出一个合乎法律理性的判决。[1]而何兵教授则认为陪审制度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审判过程, 确保了人民的权益, 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民意, 不断实现司法民主化。[2]

二、当司法遭遇民意

司法是一个国家法治架构的拱顶, 它由一块块坚固的垒石:刚性的制度、正当程序以及公正的法官等构成, 诸部分相互交错、相互契合、相互支撑。从社会调整角度看, 司法又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介入, 它直接代表法的品格。[3]法律是经民主程序产生并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规范, 是对未发生行为的预设, 具有一定确定性。但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依法所做出的判决结果出现了与民意背离的现状。

(一) 法律是民意的体现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 法是事物发展的逐步演进的产物。孟德斯鸠曾这样认为, “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 拥有自己的法律。物质世界的法律是固定不变的, 而在人类世界中, 法律则不断变化, 因为人是具有主观性、任意性的。”[4]在我国,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的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 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司法机关依法执法, 便是对民意最好的反馈。

(二) 法律与民意存在现实的悖离

在司法实践中, 特别在法院审判中, 常常会出现以司法机关依法裁判与民意依主观情感评价的现实冲突, 法律适用及量刑与民意脱节的情形。

1.法律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 法律作为立法者对未来社会行为效果的预设, 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及确定性,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行相适应等原则是规制司法人员的准绳。但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社会关系急剧变化, 各类案件正凸显了其与成文法律稳定性间的冲突与矛盾。另外, 法律本身的不健全, 一些灰色地带的存在, 使得司法机关依法所做的判决无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相适应, 更无法给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如吴英案和许霆案, 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够清晰, 法官的定罪量刑无法与民众的期待相适应, 也无法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应。在民意的呼吁之下, 两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刑。

2.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忽视社会民意的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仅仅成了机械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 其裁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预设, 忽视了社会生活中变化了的情形。民意作为司法判决的局外人监督司法裁判, 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司法审判, 并带着最朴素的正义价值观。司法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节点, 它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司法无法忽视民意的存在和民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蕴含的极大期许, 司法追求的程序正义与民意期许的实质正义也在所难免地发生冲突。

3.法官个人素质的欠缺及司法体制重技术而轻理论的现状

法官作为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其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审判的结果。在我国许多基层法院, 法官大多是退伍的转业军人或是没有深厚法学理论背景的法律工匠。同时, 法官在审判中往往只注重依法所得出的罪名及量刑, 而忽视一个合法、合理的解释。法官的社会表达只应体现在判决书上一份完整、有说服力的判决书应该给出法官适用法律的充分依据、量刑的充足理由及其背后的法理依据, 让广大民众理解及信服。

4.民意被利用

怎样的民意是真正的民意, 民意是大部分民众的情感表达, 我们无法对社会中的各类民意进行一个准确的正误判断。民众的情感是朴素、主观、片面的, 而司法实践中的利益相关方则是自身利益导向型, 他们会利用民意的弱点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这样的情况在药家鑫一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 也就会出现被利用了的民意与司法机关形成较量的局面。

三、司法与民意互动的域外考察:以美国为例

(一) 民意进入司法的正规渠道

1.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既是一种诉讼程序, 又是一种审判方式, 是国家机关吸收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参加审判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制度。其职能主要有两个:认定事实和贯彻社会的价值观念。[5]美国至今仍同时实行大、小陪审团制度, 大陪审团审查案件是否必须提起公诉, 只有超过半数的人员同意才能做出起诉决定, 其活动是不公开的。小陪审团在法官的指引下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法官只能够根据陪审团作出的决定来使用法律。[6]这是一种集体智慧结晶的表现, 弥补了法官因机械化审理案件带来的缺陷, 能根据具体案件充分考虑社会变化等因素, 让审判更全面、更符合民心, 为我国提供了制度上的模式借鉴。

2.“法庭之友”制度

法庭之友制度, 在美国立法上有明确规定, 指非诉讼当事人但对案件实质问题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 主动申请或应法院要求而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为法院提供不同于当事人的观点、补充性的事实和论据, 从不同角度帮助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对于法庭之友的主体资格, 美国法律没有严格限制。律师、其他人或实体可作为法庭之友出庭;法院也可以指定, 但不是律师者在上诉中没有资格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私人必须在其参与对法院有用或必要时才能成为法庭之友。[7]

3.司法中心的价值

在美国, 存在着司法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可谓是民众与立法者之间的桥梁。一部法律的最终形成都是经议案开始, 司法中心的作用就是通过了解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 据此为议员提供议案的素材, 并附上充分的说理, 另外他们还会合理地利用媒体的力量, 将他们的议案想法通过各种媒体形式表达出来, 以获得立法者的认同。这是协调民意与司法的有效途径。

(二) 美国司法与民意间互动的借鉴意义

我国拥有五千年积淀的法律思想, 民众的法律素养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 公权力的影响以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司法与民意的互动实践建立在司法独立和社会基础之上, 如果脱离这样的基础而简单地去照搬美国的实践模式, 只会让我们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只有有选择地吸收美国经验才能让我们在法制上获得真正地成长。

首先, 通过制度架构吸收民意。陪审团制度通过让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到司法审判当中, 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作为民意参与到司法中, 并对案件起重大影响的制度设计体现了民意。让美国民众从内心感受到司法与民众的贴近, 并让民众的价值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这也是美国民众相信司法判决的源动力。我国民众的法律素养尚无法与美国民众相比较, 因而不能简单照搬陪审团制度, 借鉴其制度的内在核心尤为重要。

其次, 充分发挥社会上法律人才的效用。法庭之友为法庭提供补充性的信息、观点和论据, 给法官以启迪, 反映公众关注的社会重点问题, 通过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表达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意见。通过司法中心为人大代表提供更接近民众的议案。有效地利用专业资源将的民意规范化后提供给司法机关。让散乱的民意得到系统、规范、专业化的表达, 并对极端民意进行一定的过滤。

四、司法与民意良性互动的制度建构

在没有合理机制吸纳民意的情况下, 司法在如何吸纳民意间徘徊, 不同的法官有裁量不同。我们不允许烙馅饼式的判决, 如果判决不确定, 就意味着权利不确定, 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中。[8]因此, 我需要创建一个司法与民意间的良性制度建构。首先, 我们要明确一点, 即这样的制度构建是以真实的民意为基础, 同时, 民意不能随意介入司法, 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模式和可操作的程序设计来进行, 不然, 司法将失去其本身的价值。

(一) 健全司法独立制度, 保障司法独立审判

司法权作为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对应的权力, 在解决社会纠纷之中享有重要地位。司法作为法律的适用环节, 纠纷解决的最终裁判, 司法独立是其前提。就制度层面而言, 司法独立要做到:1) 、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 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公民个人及社会团体的干预。2) 、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3) 、法官独立审判, 只服从法律, 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必须杜绝法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 增强审判法官的责任意识。4) 、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地捍卫法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审判的前提条件, 也是司法吸纳民意的前提条件, 二者并不矛盾。只有拥有独立的司法环境, 才能确保民意有效地进入司法, 在一个以法律为准绳、法官为独立裁判者的环境中, 来表达社会民众朴素的道德价值观。倘若司法活动本身就是一滩浑水, 那即便是再完善的民意沟通机制也无法使两者形成和谐互动, 甚至会形成民意凌驾于司法之上的情况, 司法公信力将无从可言。

(二) 完善司法与民意的沟通机制

1.民意沟通机制

民意沟通即在案件发生后, 法院审判之前, 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时, 通过一定的途径将社会民意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到法院审判的过程之中。借鉴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吸纳来自社会各界非法律人士参与到诉讼当中, 表达社会民众的朴素意见。相应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法院审判可依法采取陪审制, 不同于美国陪审团制度, 人民陪审员在我国并没有像美国的大、小陪审团那样的实质权力, 但作为民意进入审判的渠道, 两者存在相似性。在实践当中, 人民陪审员制度却存在着陪而不审的现象, 特别是在社会热点案件中, 人民陪审员似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沟通作用。在寻求司法改革新路径中, 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敢于推行新政, 倡导法官“放下法槌, 脱下法袍”, 深入到群众中去。笔者并不是反对司法应考虑民意, 而是笔者认为司法在吸纳民意的方式中, 仍然应当与民意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此, 那我们是否可以将深入民众进行沟通的任务交由人民陪审员来执行, 一来不会降低司法的权威性, 二来能让陪审员更好地了解民意的表达,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为司法与民意间的沟通桥梁, 也避免陪而不审的现状。

2.民意疏通机制

法院做出判决, 引发社会争议之后, 法院应当健全倾听—回应—引导机制。在判决之后要与民意进行有效沟通, 首先要做到判决公开, 法院可以通过开设官方网页及时公布判决书, 一份有说服力的判决书是司法机关同民意沟通的最好表达方式, 那再强烈的民意也无法撼动司法的权威性, 法官也无需如坐针毡。但社会纠纷的复杂性有时并不如此简单, 不同的因素, 也往往超越法官自身的判断能力。所以, 法院也可以通过在法院官网上设立论坛的形式来吸纳民意对于判决的看法, 统一的平台让民意的表达更为有序且更有针对性。其次, 在民意表达后, 法院应当给予民众及时的回应, 可以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在官网上公布, 及时向民众澄清民众对于案情的错误认识。最后, 对于民众存在的法律盲点, 法院应当在回应中给予适当引导, 提升民众对于法律规范的认识。只有依照倾听、回应、引导民意的程序, 才能让民意在合理的途径内进行自由地表达, 并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意的不合理传播。

另外, 司法吸纳的民意应当是理性的, 所以应当通过设立专门搜集民意的社会机构, 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为合理的民意进入司法程序提供可能。但是由于司法审判的审慎性, 应在制度上规范民意进入司法的途径。 (1) 明确何时进行民意采集;司法不能随意采集民意, 明确规定采集民意的时间、标准并按此严格执行尤为重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确定:一为案件范围, 如规范依据不确定、社会影响较大及严格按照立法进行判决会出现明显不公的案件。二为决定的方式。民意采集的决定应当由合议庭或庭长根据案情需要提出, 交由审委会讨论决定。 (2) 规范民意采集的方法;在民意的调查对象上应当广泛, 选取的样本应当尽量广泛。并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搜集到的民意的数据分析和报告应当具有准确性, 以真实地反映民意的诉求。 (3) 对采集的民意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合理质询后, 再考虑是否予以采纳。[9]

(三) 发挥律师等专业人士的重要作用

精通法律的职业群体中, 只有社会性强的律师最接近普通民众, 律师在为社会群体提供法律服务时, 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公正观, 以尽量减少公民因自身法律素养的局限性而对合理判决产生误解的情形。[10]在美国的法庭之友制度中, 律师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可以借鉴法庭之友制度, 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之中, 法庭可以准许非诉讼当事人但对案件实质问题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如受害人在律师的协助下向法庭提交意见书, 为法庭提供补充性意见, 而不是通过其他不正当途径干预司法。另外, 美国的司法中心也是民意的有效表达机构, 通过在立法阶段就广泛接触民意, 从根源上协调民意与司法。

我国, 除了国家及人民外, 缺少强而有力的中间力量建构来保障人民权利, 制约国家权力, 防止权力滥用。律师协会的力量不够强大, 无法成为司法与民意间有力的协调者。而美国律师界的行业组织美国律师协会, 是美国权势最大、最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之一,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法官都是该协会的成员, 在司法与民意的和谐互动间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律师地位, 发挥律师协会无限的力量。

(四) 增强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

近年来的许多案件中, 之所以会引发争议,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的能力欠缺而造成的审判不合理。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注重了这些, 将保障人权及程序性规范加以明确, 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同时, 维护司法的公正合理。

另外, 在全国一些基层法院中, 基层法官在个人素养、专知识技能等方面都有所欠缺, 而基层法院是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纽带, 因此提高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培养他们的理性裁判思维极为重要。

(五) 加强普法宣传、引导民意合理、合法地表达

司法和民意的和谐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民意本身存在缺陷, 特别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 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刚刚建成, 人民的法律素养并不高。民意本身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情感倾向性、非客观性, 只有不断地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 普遍提升民众的法律素养, 让民众能够用理性思维来进行独立判断后表达看法, 这才是司法与民意能够达到长期良性互动的根本所在。

五、结论

在自然法学派之中, 十分强调法律所代表的正义与道德。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 因为它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而在西方法学理论与宪法学中, “表达自由被看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或第一权利, 是其他自由的源泉, 又是其他自由的条件。”在如今的社会, 言论自由已经被各国写入宪法, 特别是在网络日益发达的现代, 人们拥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 也拥有了更多表达意见的平台。在司法实践领域内,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 民意在司法实践之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 更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进程中将持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民意遭遇司法, 司法不应高高在上, 也不应降低身份迁就民意, 两者间的博弈与协调需要健全的机制来加以规制, 完善的沟通机制必将带领中国的司法走向更为公正、公平的明天。

摘要：近年来, 我国司法实践中几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引起了群众的广泛关注, 司法与民意间展开了博弈。在美国, 司法与民意的互动具有特别的实践意义。在设定存在真正民意的基础上, 将美国作为有益的参照, 结合中国历史及现状进行对比, 有选择性地吸收, 以完善我国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司法,民意,博弈,美国实践,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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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民意篇8

一、舆论影响司法的法理基础

1、舆论的自由性

舆论即公众的意见或言论, 包括公众舆论和媒体舆论。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条赋予公民广泛的言论自由权。社会舆论体现的是民意, 是人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于外, 有着很强的社会导向性, 在营造社会风气方面有着很强的作用。

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 网络、手机、电视的智能化, 使得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更多的了解司法的发生、进程、以及审判结果。因而社会舆论反映的民意与司法机构因自身的职业立场所作出的判断会产生某种分歧, 这种分歧可能表现为案件局部也可能表现为案件的裁判结果等。公众从自身的视角出发会主动评论司法权力所属辖的事实与事件, 同时还能评价司法机构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社会见解。在舆论自由性和扩散性的作用下, 原本的一个纠纷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旁观者”, 具有相同价值判断的“旁观者”会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 并形成几个庞大的拥有各自价值导向的舆论集团, 加之中国传统法官的“大众式”的思维方式, 使得舆论对司法产生影响。

2、司法的独立性

德国学者提出司法独立表现为八个方面, 其中一项即明确规定“独立于新闻舆论”。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法原则, 同时司法独立需要确保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这就要求法官凭借案件本身的事实和法律规则断案, 防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被新闻媒介宣扬的舆论观点所干扰或者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涉, 从而使司法的独立性受到威胁, 法官失去独立的审判立场, 最终使案件结果有失偏颇。由于媒体可能的夸大渲染和影响, 所以在法官对待案件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的过程中, 司法有必要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

二、舆论影响司法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 除了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以外, 媒体会对其进行报道的大都集中于以下几类案件:被害人无处伸冤的;司法、执法机关知法犯法的;行政干预司法的;办案人员非法取证, 刑讯逼供的等等。这些案件通常在媒体的披露下, 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响, 舆论的力量给司法机关以压力, 使之重视案件的处理, 最终纠正错案、秉公执法。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是有利于加速司法改革进程的。

但是,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药家鑫案, 有五位学者联名呼吁免除其死刑。学者王新说:“舆论喊杀声一片, 这不是一个好的社会现象, 大众对一个年轻人的审判, 不能在一个非理性、非平和的心态下去进行, 这牵扯到对一个生命, 对一个人的尊重”。然而有很多网友认为这种说法有炒作的嫌疑,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终结果已成定局, 然而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舆论导向作用, 对案件的处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此外, 在一审时, 法院对在场旁听的500名群众发“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 问卷上有两个问题: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对于此做法, 舆论众说纷纭。笔者认为, 司法本身是一个闭合的系统, 有自己完整的审判体系, 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对“民意”的参考实无必要。

三、中美司法对待舆论态度的比较及思考

1、中国传统法官的重“民意”思维

在中国古代是没有职业化法官, 他们采用平民化的思维方式, 从大众的期待结果出发, 使裁判能够体现民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是一个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刑事判决书中出现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 大众对传统法官的评价更多的是看该法官能否为民“申冤做主”, 他们自身并不了解法律规范, 完全由内心对案件作出是非判断, 并期待法官作出与自身取向相符的判决。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中, 法官的审判过程及其结果需要接受民众各种价值观念的评价, 只有符合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裁判才可能得到社会较高的认可度。传统法官需要在估计地方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基础上, 根据法律规则作出判断, 从而体现法律的权威和正义。所以, 法律程序之外的“民意”会对法官的判案过程以及裁判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

2、美国“民意”的制度保障

在法律职业化程度较高的美国, 舆论与司法是何种关系呢?首先, 美国有普通法遵循先例的传统, 他们会根据之前确立的法律规范和观点对个案进行分析判断。其次, 法学家拥有尊贵的身份, 即法律家的内心有着贵族的高贵, 不屑于听取民众的呼声, 且被独立保护开来。最后,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使之拥有最权威的制度保障。

古老的藐视法庭罪和1789年的《司法法》是较早涉及舆论观点与司法活动之间关系的法律, 即如果干扰司法活动是会被定罪的。一直到1941年以前, 美国法院在此问题上适用两个原则:一是“审而未结”原则, 也就是说, 在新闻媒体在结案之前报道就要受到惩罚;二是合理倾向原则, 即只要法官认定这些批评指责的“民意”具有影响司法的“合理倾向”也会受到惩罚。后来, 美国法院又制定了一些限制媒体自由报道的标准与措施。此外, 完善的陪审团制度, 也保证了美国的司法独立。为了使陪审团不受其生活之中舆论的影响, 美国现代法院通过在陪审团的选任上严格把关、变更审判地点、隔离陪审员、延期审理等办法做了很多的努力。

3、中美对“民意”的差异及思考

一方面, 对待“民意”的态度不同。中国是一个大的“人情社会”。所以在中国, 传统法官的思维离不开, “民意”和公众的认可。民意的正当性也无须经由法律来验证。美国法官通过职业规则来加强巩固对事实的认定, 对大众的看法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防止民意左右其司法活动。

另一方面, “民意”进入司法的方式不同。在中国, 法官允许它“主动”的进入司法程序, 依托于它实现最终正义的检验。而在美国, 法官认为能够成为判决理由的民意, 必须符合并遵从某一条法律原则。也就是说, 民意的正当性必须经过合法性的确认, 比如, 美国通过陪审团制度, 使民意以法律途径得以体现和传达。

就我国而言, 需要一个制度通道使民意得以宣泄。在司法程序中, 法学家们需要坚持司法活动正当化, 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可与支持。仅仅从民意出发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疑虑, 而法律制度的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保证司法活动的精确性, 从而使法治优于人治。

摘要：舆论对于司法有着直接或潜在的影响, 舆论的导向和社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涉司法的行使, 但同时也对司法进行必要的监督。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 法官在对大众舆论的意愿上采取包容并兼的态度。而在中国的传统法官以至于现代法官的心中, 都倾向于平民化、大众式的裁断方式, 让民众的意愿可以在判决中得以体现。中美对此问题上的差异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舆论,司法,职业化,平民化

参考文献

[1]史尚宽.宪法论丛[M].法律出版社, 1996:329.

司法民意篇9

起源于古罗马法的“法庭之友”制度被引入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法庭之友”能够提供不被法院所了解的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 故其既能帮助法院公正的审理案件, 又能将民主的精神引入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来。①现在不仅普通法系国家, 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亦意识到这一制度对司法的积极意义, 开始在立法中借鉴“法庭之友”制度的合理因素, 加之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 “法庭之友”制度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②“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 亦应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一制度与我国司法环境的可兼容性, 借鉴其合理内核,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一、“法庭之友”制度简介

“法庭之友”在拉丁文中意指“法庭的朋友”, 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允许当事人以外的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 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并作出书面论证意见书, 向法官提供尚未知悉的证据事实和与法律问题有关的信息, 帮助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法庭之友”的中立性已不再作要求。

在美国的法律实践中, 可以作为“法庭之友”向法庭提交意见的主体是广泛的, 政府、私人、社会组织或者利益集团都可以作为“法庭之友”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书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作为“法庭之友”提交意见有一定的条件, 或者是一方当事人动议, 经全体当事人同意而提出, 或者是直接向法庭申请提交意见书, 法院经评议可以允许在当事人反对的情况下让“法庭之友”提供意见, 也可以拒绝这一动议, 或者是由法院主动邀请提交。为了避免一些质量不高的“法庭之友”书状增加法院的负担, 对书状的内容亦有规定, 即应当避免重复当事人关于事实和法律上的争议, 要把中心集中未涉及的部分。此外, “法庭之友”还应该在书状的首页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 指出书状是为当事人提供证实还是对当事人进行反驳。不容忽视的是, 除检查总长代表国家或其他经授权的代表州、联邦等提交的书状外, 其他书状都必须指明是否全部或部分由当事人的律师起草, 并披露除“法庭之友”外其他为准备或者提交书状进行资助的个人或实体。对“法庭之友”书状的诸多限制意在于使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法庭之友”有一个总体认识, 这在中立性要求不再被强调的情况下, 无疑具有积极意义。③

二、“法庭之友”制度之价值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以发展与繁荣, 并在许多国家及国际法庭得以广泛的司法运用与实践, 与其积极的司法价值是密不可分的。

(一) 作为“法庭的朋友”以促进司法公正

“法庭之友”制度设立的初衷是通过“法庭之友”所提供的信息帮助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决, 为此早期的司法实践对“法庭之友”提出了中立性的要求, 因为只有保持中立, “法庭之友”才能毫不偏颇地作出判断, 也才能更加有效地保证法庭所作裁决的公正性。故其首要的价值是作为“法庭的朋友”而存在。

在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下, 由于利益驱使当事人很可能故意隐瞒对己不利的证据, 也可能由于举证能力所限, 对证据的收集残缺不全。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法庭之友”提供在当事人陈述中被故意隐瞒或被忽略的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 无疑可以弥补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先天不足, 帮助法院全面的认识客观事实、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并正确的适用法律, 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公平与正义。

(二) 拓宽法官视野以提高司法效率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大爆炸的今天, 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博学家。面对涉及面日益广泛、性质日益复杂的争端, 本来就资源有限的法庭肯定会更加力不从心, 从而严重影响到法官的效率。而“法庭之友”往往在其擅长的领域拥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 对在其专业领域内的事实的判断分析往往包含了很高程度的逻辑合理性。吸收“法庭之友”参与到审判中, 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和资源优势, 发挥其迅速发现问题并及时作出反映的特长, 从而有助于法官拓宽视野, 及时准确的作出判断。

(三) 吸纳民意以体现司法民主

“司法依赖于民众的信赖而生存。任何司法的公正性, 在客观性和可撤销性方面的价值观, 决不能与司法的信任相悖。”④在没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前提下, 在司法还无法实现真正公开的前提下, 在法官选拔机制还存在严重问题的前提下, 如果不允许社会公众对未决案件正常地发表意见, 就等于是在公众层面上强调认可司法专横的正当性, 而排斥了任何司法民主化的制度萌芽。⑤在司法过程中引入民意, 是司法民主的需要, 是司法获得社会认同和支持的需要。司法实践中, 公众和一些利益团体提交的“法庭之友”书状往往能够充分的表达民间的意见, 反映占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他们的参与可以使法庭在某些问题上听到来自社会公众的声音。⑥法庭在判决中引用书状的内容, 实际就是将民意反映到司法中来, 体现了民主精神。⑦

(四) 与民意良性互动以推进司法公开

“法庭之友”以制度化的形式为法官和社会各界之间搭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 社会各界可以通过“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院表达自己的主张, 而一份优秀的“法庭之友”书状亦能得到法官的充分关注与积极回应, 当事人也能通过判决书中对“法庭之友”意见的引用, 了解法官心证的形成。另一方面, “法庭之友”意见通常以书面形式向法庭提交, 从而变得有据可查, 便于社会各界对其进行监督, 可以一定程度上使外界尤其是政府对于司法的影响阳光化。由此可见, 通过这一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可以加强法院与社会各界的沟通, 让群众充分了解法官的工作和诉讼程序内容、同时又便于法院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从而进一步保证了法官的中立和裁判的公开, 推进司法公开。

(五)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以创造良好的司法外部环境

与法院审理案件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公民或者利益团体, 他们总是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以影响法院的判决, 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媒体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 如果切断了公众与法院之间直接的联系, 他们就很可能另辟蹊径, 借助媒体与网络的巨大影响力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以期能够引起法院的关注。然而新闻媒体和网络均具有较强的煽动性, 民众在未能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很可能受其影响无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 由此形成的舆论评价如与法院的法律评价不一致, 司法裁判决策过程就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裁判的尺度就可能无法保持平衡。而“法庭之友”制度恰恰为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开辟了一条畅通的渠道, 民众的意见能够迅速的到达法庭并得到法官积极的回应, 从而有利于社会情绪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及时有序地得到舒解和宣泄, 为法院实现司法独立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构建“法庭之友”制度的本土环境

“法庭之友”制度在美国和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 在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上, 国情应当成为首要的考量因素, 否则, 一项方案即使十分符合工具理性, 也可能因为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持而在实践层面上举步维艰。⑧作为一项舶来之物, “法庭之友”制度在我国是否亦有适合其生长的司法土壤呢?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在我国构建“法庭之友”制度的本土环境已逐渐形成。

(一) 审判模式的转变——存在的空间

众所周知, 长期以来, 我国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强调法官对诉讼的主导作用。近年来通过司法改革逐步削弱法官职权, 强调当事人主义。一方面, 传统诉讼文化下形成的社会大众的“清官情结”及当事人对法院职权行为的依赖心理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从而大量事实清楚却因举证不当导致败诉案件的出现, 民众对司法现状的不满有增无减;另一方面, 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下, 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往往会隐瞒对己不利的证据, 法官对案件事实难以准确的把握, 从而导致不公。而“法庭之友”制度的存在有助于将这些信息带入法庭, 帮助法官正确的裁决。由此可见, 这一发现案件真实的盲点恰好为“法庭之友”的存在留下了空间。

(二) 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社会需求的动因

“同案同判”的朴素公平观念要求判决之间应当是相互协调一致的。事实上, 在划分司法审级的地区, 如果判例是由上级法院所作, 那么下级法院的法官即使对判例的正确性持有异议, 一般也只能遵循判例, 因为他并不希望自己所作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⑨因此, 在单一案件判决对未来有先例效果之前提下, 特定争议案件之判决将直接影响到日后所有相关案例之裁决。⑩随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 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客观上将起到解释法律的作用, 对下级法院具有实质性的拘束力。因此, 法院有必要提供适当渠道, 使案外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准当事人, 能有一定程度参与先前诉讼的权利, 以确保其权益能够充分表达。“法庭之友”制度之设计无疑对这一权益的保障具有积极地意义。

(三) 类似法律规定——重要的制度资源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 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法庭之友”书状的提交正是公民行使这一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 因此, 可以说宪法第41条是我国引入“法庭之友”制度根本法源。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关于“法庭之友”制度的系统规定, 但却有与之类似的司法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支持起诉原则, 都体现着“法庭之友”制度的精神。司法鉴定制度是由不受判决拘束的第三人为法官提供确定案件事实的专业技术参考;专家辅助人虽为弥补当事人自身知识的不足而设计, 但其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而且他通过对案件设计的专门性问题的说明, 对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产生影响;支持起诉原则初衷为保护弱者权利, 支持者在诉讼中为弱者提供支持, 而这种支持的最终目的仍是为帮助法官全面了解案情, 实现公正判决。上述制度与“法庭之友”制度虽有不同, 但与“法庭之友”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都是案外人为法院全面了解案情, 作出公正判决提供帮助, 因而成为构建“法庭之友”重要的制度资源。

(四) 专家法律意见书与专家咨询制度——丰富的实践源泉

“专家法律意见书”是由诉讼当事人单方面聘请知名法学家, 对诉讼过程中所涉及的某些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后形成的提交法庭的书面意见书。它实质是“法庭之友”制度在我国的尝试。据调查, 69%的法官会“阅读并重视专家的意见”, ○ (11) 其对司法的影响可见一斑。但由于其进入诉讼程序缺乏正当性, 且在实践中滋生诸多弊端, 专家法律意见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颇具非议。实践中, 一些法院对“法庭之友”制度的另一尝试就是专家咨询制度, 目的在于就一些重大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重要案件听取法学专家们的意见。○ (12) 例如苏州中院通过邀请了银行、外经委等具有较高专业水平、丰富社会阅历及一定法律素质的专业人员参与开庭, 利用其专业技术和日常生活经验就争议事项做出妥当性的判断, 或提供思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供法官在裁判中作参考。苏州中院的这一大胆尝试, 在促进审判公开, 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应该看到, 法律专家意见书的先天不足及实际运作中积淀的诸多弊端, 无疑堪为我国构建“法庭之友”制度的“前车之鉴”, 而专家咨询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成为构建“法庭之友”制度丰富的实践源泉。

四、“法庭之友”制度本土构建之设想

“法庭之友”制度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但“任何一项法律制度设置和运作都是利弊共生的, 绝不会至善至美, ‘法庭之友’制度也概莫能外”○ (13) 。正如有学者认为, 在法官独立得不到具体制度和相关措施保障的今天, “法庭之友”的存在无疑让法官的地位雪上加霜;而大量的“法庭之友”书状更会使司法资源本来就极其匮乏的法院不堪重负。学者的质疑不无道理, 但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必然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 不能因此就将其拒于千里之外。所以, “法庭之友”制度的本土构建, 并不意味着应该原封不动的移植, 而是需要取舍其利弊, 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才能在中国的司法土壤里绽放奇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的制度设想,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法庭之友”的适用范围

“法庭之友”设计的初衷是任何有利于法庭公正审理案件的意见均可以向法庭提交, 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法官的司法独立品格尚待进一步加强, 为防止“法庭之友”制度成为肆意干涉司法的借口, 应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 应根据参与的不同主体而有所区别。

1.政府作为“法庭之友”主体的适用范围

长期以来, 我国重行政轻司法的观念、司法财政的地法供给等原因导致权大于法, 以权压法的现象频频出现。为避免行政干涉通过“法庭之友”书状的形式以合法身份提出, 给司法独立造成巨大压力, 目前在我国普通的传统案件中不宜引入政府作为“法庭之友”的主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涉及环境、竞争等公益诉讼不断涌现。由于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利益关联主体多, 社会关注程度高, 由此带来的社会监督力度较之普通诉讼的力度更大, 透明度也高, 使行政权难以对司法权进行非法干预。○ (14) 另一方面, 几千年来的“无讼”思想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 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有必要也是有可能作为“法庭之友”参与诉讼的。

2.专家作为“法庭之友”主体的适用范围

有学者认为, 作为“法庭之友”向法庭提供专业知识帮助的不宜包括法律专家, 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应怀有法官本身就是法律专家的基本理念○ (15) , 法律专家向法庭提交法律意见影响裁判, 有越俎代庖嫌疑○ (16) ;二是法律专家利用其学术权威对法官造成压抑。笔者认为, 法律专家的意见对法官并没有强制力, 法官可以本着“兼听则明”的态度, 吸取法律专家正确的法理论证以开阔思路、不断提高办案水平;至于学术权威的压力倒不如说是知识的压力, 但凡一个具备基本法律素养和司法独立品格的法官断然不会屈从于所谓的权威, 他屈从的仅仅是法律的真理。因此, 我们对待法律专家意见的理性, 不是将之拒于千里之外, 而是应该不断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和独立司法品格, 将其为我所用。专家是以其专门技能为法庭提供帮助, 故其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理应仅对涉及其专业知识领域的问题进行介绍和剖析, 而不应涉及对案件本身的评价判断, 不得左右法官的判决。例如法律专家仅得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论证, 而不得提供新的证据事实。

3.准当事人作为“法庭之友”的适用范围

本文所指的准当事人是指基于“同案同判”原则, 可能受前案判决结果影响的人。由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 与法院审理案件类似的准当事人可能在今后的诉讼中受该案判决结果的影响, 而该影响可能对案件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有涉及。故为维护这类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理应赋予其作为“法庭之友”参与案件审理的权利, 他们提交的“法庭之友”书状可以涉及有关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4.其他个人、组织作为“法庭之友”的适用范围

其他获知案件事实证据或对案件相关问题有独到见解的个人或组织可以“法庭之友”名义向法庭提供其获悉的证据事实或发表其对案件独到的见解, 以其裨益于案件的公正审理。

(二) “法庭之友”制度的启动

我国的司法环境下, 针对不同的“法庭之友”主体可采取不同的启动模式。

第一, 政府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法庭之友”, 由于其出于公益目的, 使得他在诉讼中排除了私利的驱使, 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地位, 故其可以主动申请参与诉讼且一般情况法庭不得拒绝。

第二, 由于专家意见往往涉及法官不熟悉的领域, 对法官处理案件的影响较其他“法庭之友”更为明显, 故应对其参与诉讼进行严格的“中立性”限制, 以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有效地保护。可作为“法庭之友”参与诉讼的专家可参照苏州中院的做法, 由法院事先选定相关领域的专家备用,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认为需要专家参与诉讼, 可向法庭申请,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体人员, 如协商不成, 可由法院指定。对于法律专家, 只有法官认为有必要借助“法庭之友”时, 才可以主动邀请出具意见, 以尊重法官独立的司法品格。如此, 专家直接服务于法院, 可确保其中立性、客观性;而专家服务费可借鉴我国司法鉴定费用的承当方式, 由败诉方承担, 可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专家的权威对法官造成不当干预。

第三, 对于准当事人以及获知案件证据事实或对案件有独到见解的个人、组织, 只要其能证明与案件确实有利害关系或其提出的证据事实、法律意见确为法院还未知悉的证据事实和意见, 且对案件审理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经其申请, 一般应予以准许参与诉讼。

(三) “法庭之友”书状的规范

近年来,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 “法庭之友”逐渐偏离其中立的地位异变为“诉讼者之友”○ (17) , 而与日俱增的“法庭之友”书状也使得法庭不堪重负。因此, 怎样对其合理的设定一些限制, 使得“法庭之友”制度在实现其原有价值的同时避免利益异化和形成诉累成为我国构建“法庭之友”制度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书状内容的规范

首先, 当事人已经阐明过的道理, “法庭之友”不应再重复, 否则会徒增法院的负担, 不受欢迎, ○ (18) 所以, 书状必须围绕法庭尚未知悉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其次, 书状的内容应当简明扼要, 避免法官因阅读冗长无用的内容浪费时间;第三, 书状首部应当声明其不受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资助, 其论证经费应该来源于自己或者应该承担费用的败诉方, 以此促使其意见尽量体现客观公正。

2.提交时间的规范

出于司法经济和案件审限的要求, “法庭之友”参与诉讼的时间应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来说, “法庭之友”主动申请参加诉讼或当事人要求“法庭之友”参加诉讼的, 应于法庭辩论终结前提起, 且不得要求延长提交时限和提交追加的意见。法院邀请参加诉讼的, 如需要专家在对事实把握的基础上提供意见, 则应在开庭前确定, 便于专家参与开庭;如果不涉及事实的把握问题, 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时间。

3.提交对象的规范

“法庭之友”书状应直接向法庭提交, 不得通过其他政府部门、法院领导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提交, 以避免上述人员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对法官施压, 对法官独立审案进行不当干预。

(四) “法庭之友”书状的处理

并非所有的“法庭之友”书状都能对案件审理结果有所影响, 除了需要满足上述条件, 确能为法庭提供帮助外, 还必须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 并由法官最终决定其是否被采纳。

1.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

法彦有云:“正义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运送”。由于“法庭之友”书状在事实上可能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决, 法院应当将所有提交本案的“法庭之友”书状向当事人披露, 并给予其质询的权利, 从而确保书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 经过当事人的质询, 法官对书状的内容也会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从而有助于正确的作出决断。

2.法官对书状意见的采纳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法官是司法的唯一主体,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代替法官行使这一职责, “法庭之友”的意见仅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 而不得将其主张强加于法官。故, 法官对“法庭之友”意见是否采纳应享有最终的决定权, 此亦是法官独立的基本要求。

(五) “法庭之友”法律责任的承担

“法庭之友”因其非当事人的身份, 并不受判决拘束力的影响, 但其行为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为防止“法庭之友”提交书状的随意性, 损害当事人利益, 有必要对“法庭之友”提交书状的行为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庭之友”的责任承担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确定:

1.如果“法庭之友”书状系其自身知识或能力有限造成错误, 因“法庭之友”不存在故意或过失, 其引起的误判应由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2.如果“法庭之友”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 或同一方当事人勾结而有意偏袒, 其引起的误判应予以纠正, “法庭之友”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或行政责任。

法律制度的运作离不开良好的司法环境, 除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外, 法官法律素养的提高和独立司法品格的提升亦是“法庭之友”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 “法庭之友”制度将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我国的司法土壤上绽放奇葩!

参考文献

[10]彭心仪著.《论WTO争端解决程序下之“法庭之友”介入问题》, 载《政大法学评论》, 2004年第80期:第291344页。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专家法律意见书”对审判工作的影响》, 载《法律适用》, 2003年第10期:第35页。

于秀艳著.《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程序缺陷》, 载《法律适用》, 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