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社情民意案例(精选4篇)
政协社情民意案例 篇1
忠建文„2011‟号签发人:古德明
忠县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县政协社情民意325期第67期处理情况的报告
政协忠县委员会:
您转来的《社情民意.总325期》第67期收到后,我委高度重视,安排市容环卫科、环卫所于2011年6月2日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反映忠县妇幼保健院后侧面原来建成的公共厕所,改修成了理发店,并挂了“内有公厕,收费五角”的牌子,建议撤掉理发店,恢复公厕并免费对外开放。据现调查场核实,该处厕所系黄金建司开发建设黄金花园时建成,黄金建司已将该厕所连同相邻两间门面赔偿给了原被拆迁业主曾庆林,房屋产权系曾庆林私人所有。曾庆林将其门面出租给他人开设理发店,理发店营业时间为8:00-23:00,营业期间厕所保持对外开放使用。现场未发现悬挂收费牌子,对如厕人员也未进行收费。因此,我委要求业主将该处厕所作为公厕使用,全天开放,免费如厕,方便市民。
特此报告。
二○一一年六月三日
主题词:城乡建设环卫报告
忠县城乡建设委员会2011年6月3日印
(共印5份)
政协社情民意案例 篇2
两则案例中的求情信事件引发我们思考: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能不能向司法机关求情?司法机关是否接受求情的内容?求情是不是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预?笔者认为普通民众有权利向司法机关求情。“求情信”只是一种民意的正常表达方式, 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法律并没有禁止普通公民向司法机关求情。司法机关是否接受求情取决于求情的内容以及司法机关的理性判断。“根据民意的表现形式, 可将所有法律民意概括为两大类: 静态法律民意和动态法律民意。静态法律民意是在成文法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意, 即为立法民意;动态法律民意是公众针对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意, 即为司法民意。”[1]求情当属司法民意, 司法机关会在理性分析之后进行取舍和裁决。求情也不是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违法干预司法行为是指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机构内部人员利用其职权或地位, 用打招呼、批示、找关系等手段影响司法办案人员的独立主观意志、损害司法公正的活动。案例中的求情信只是普通师生、当事人工作单位对于个案中当事人工作或生活情况等客观事实的描述、以及对案件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向法院表达的请求减轻处罚的一种观点和建议, 并不具有“权力干预”的特点, 普通单位的公函也并非党政领导机关的“红头文件”, 对司法人员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或危害远远小于党政领导干部的违法干预司法行为。实践中, “民意通过媒体显示出来之后, 引起有关领导或部门的关注, 进而对法院作出批示或进行监督。这是我国民意影响司法的实际运行逻辑。经过这种话语转换, 民意最终体现为特定领导或机构的意见, 民意有可能进一步变形, 也为人为干预司法提供了机会”[2]。
我国存在着 “求情信”这样的民众向司法机关表达意见的实际需求, 但我国法律制度中恰恰缺乏接收和吸纳这些意见的合法渠道, 致使求情这样的行为“师出无名”, 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反对。司法民意表达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司法民意接收机制仍然匮乏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一、民意畅达司法的正当性
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来自普通民众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司法权的运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进行主观判断和综合权衡的过程, 司法人员自身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思想修养以及个人偏好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在适用法律规则和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客观公正性。司法权与所有的权力一样, 失去监督和制约就容易被滥用, 司法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对外隔绝的自控系统, 必须依靠一种外界的力量来防止司法权的臆断和滥用。在英美法系国家, 民众可以通过陪审团参与司法, 直接对争议的案件事实做出裁判;也可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意见书, 表达对相关案件的观点。这些制度在客观上达到了收集、整合和回应民意的效果, 化解了民众对案件的质疑, 也实现了制约法官恣意审判, 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效果。反观我国, 近年来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频频发生, 很多案件的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大量民众的强烈质疑, 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损。司法与民意天生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司法权来源于人民, 民众是司法权行使的受众, 司法公正需要民众的评判与检验。让经过梳理、整合和理性思考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民意有序地进入司法, 使司法机关能够接触到案件当事人以外的民众关于有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的意见, 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客观地参考民意, 消解民众对判决的质疑、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 也有利于民众对司法权不当行使的纠错、控制和制约。
在民意进入司法的诸多途径中, 笔者认为, “法庭之友”制度具有吸纳民意的客观功能和独特的制度价值, 并且能与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实现对接和互补,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
二、民意畅达司法的路径——“法庭之友”制度
(一) “法庭之友”的基本内涵和应用发展
“ 法庭之友” ( 通常缩写为Amicus, 复数形式Amici Curiae, 拉丁语) , 英文为Friend of the Court, 意指“法庭的朋友”, 它发端于公元9 世纪古罗马法中的专家咨询制度,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3]。英国最早将“法庭之友”引入诉讼。1823 年, 美国在涉及肯塔基州土地产权的Green V. Biddle一案中以判例的方式确立了“法庭之友”[4], 20 世纪初以后, 该制度成为美国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美国宪法和环境法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 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开始借鉴其合理因素, 如法国民事法院已经接受个人以“法庭之友”身份参加诉讼[5]。在国际司法机构中“法庭之友”也变得日益重要, 在提供事实和专业协助、加强程序公正、促进国际法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法庭之友”的基本内涵在于由当事人以外的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 应邀请或者经法院允许, 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并提交书面陈述, 帮助法院解决疑难问题、作出公正的判决。现在, “法庭之友”的中立性立场不再着重要求, 也可以是“当事人的朋友”, 在纠纷中支持其中一方的立场。“法庭之友”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保持着其自身的独立性, 不能控制法庭审理的具体问题或利益趋向, 不论是中立或支持当事人一方, 甚至是部分支持原告部分支持被告的, 其介入案件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法官公正审判, 而非单纯的保护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利益[6]。
据统计, 美国近50 年来, 联邦上诉法院85% 以上的案件都有“法庭之友”参与[7]。“法庭之友”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 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利益集团或外国政府都可以作为“法庭之友”, 其中以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作为“法庭之友”的情形较为常见。在2014 年美国微软公司诉美国联邦政府的诉讼中, 因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助理法官 (Magistrate Judge) 詹姆斯·佛朗西斯 (James C. Francis) 签发搜查令, 要求微软公司协助一起毒品案件的调查, 将其一名用户的电子邮件内容和其他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政府, 遭到微软拒绝。此后, 该案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争议。审理中法院接收了多个 “法庭之友”的陈述。苹果、思科、亚马逊等28 家技术和媒体公司、35 位知名计算机科学家, 以及23 家行业协会和组织一共提交了10份“法庭之友”意见书, 支持微软拒绝交出该用户电子邮件内容的立场和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的决定[8]。
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这样的普遍性国际司法机构中, 都允许国家和国际组织作为“法庭之友”提交意见书。欧洲共同体法院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司法机关则允许一些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协会、行业协会、个人作为“法庭之友”。美洲人权法院是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中适用“法庭之友”最多的,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庭之友”进入司法程序, 也允许具有不同观点的“法庭之友”提交陈述。中国在入世后遭遇的第一个案件“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就遇到了“法庭之友”意见, 当时由于对该制度的陌生, 中国并未发表是否接受该书状的意见 (3) 。未来,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贸易的纵深发展, 必然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 要想更好的维护国家及国民的利益, 积极学习和运用“法庭之友”是我们的必修课。
(二) “法庭之友”在传递民意方面的独特作用
1、促进司法民主、形成民意传递的制度化
“法庭之友”可以为司法审判提供有关个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 把富有代表性的民意传达给法庭, 法院在裁判中适度吸纳合理的“法庭之友”意见或观点, 有助于民意在法律框架内及时得到疏通, 让裁判结果更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同。美国的西蒙斯案件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4) “法庭之友”有助于民意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传递, 使民众实质地参与司法决策。任何一个国家, 民意对司法判决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 重要的是民意如何以合法的形式、实质性地参与到司法程序当中。“法庭之友”有助于分散零乱的民意具体化、明确化、稳定化, 是一种实质性的、可控的参与。如果切断民众与司法之间的联系通道, 那些与法院审理的案件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公民或社会团体, 就会通过其他途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片面的信息传递可能会使更多的民众在没有全面了解案情的前提下形成各种评价, 给司法决策过程带来消极和负面的影响。
2、帮助法官开拓视野、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
现代诉讼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 法官必须依靠专业人士的辅助, 利用其在专业领域拥有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 确保在涉及复杂专业知识的案件中做出公正裁判。“法庭之友”往往在其擅长的领域内对特定的案件事实或法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法官视野局限造成的不公平。“法庭之友”还具有弥补对抗制诉讼模式一些内在缺陷的功能。对抗制诉讼构造下, 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可能会向法庭只提交有利于己方的证据而隐瞒不利的证据, 也可能因举证能力所限只收集到部分证据。“法庭之友”可能会提供那些被当事人尚未涉及的、隐瞒或忽略的补充性事实和依据, 帮助法庭解决疑难和疏漏问题, 确保法院全面、客观地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
三、 我国引入“法庭之友”的可行性
(一) “法庭之友”可以实现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对接和互补
第一、“法庭之友”是我国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现实路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法庭之友”可以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抽象权利提供具体的行使途径, 让普通民众通过法律程序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我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 但这一权利还没有落到实处。随着我国公益诉讼的数量逐步上升, 如果允许案外人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公益诉讼, 向法院表达相关利益诉求, 不失为公民关心社会事务、行使权利的良好途径。
第二、“法庭之友”可以与我国诉讼法中的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实现互补。司法鉴定是由不受判决拘束的第三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的鉴别和判断。专家辅助人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 就诉讼中涉及到的专业性问题发表见解, 帮助审判者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人。这些制度都是由案外人帮助法官澄清案件事实及相关问题。但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与“法庭之友”制度在适用主体资格要求、进入诉讼的途径、利益趋向、是否参加庭审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主体资格有一定的要求“, 法庭之友”制度并没有对主体资格的要求, 案外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向法庭提交意见书, 原则上也不需要参加庭审, 只需提交书面的意见书。实践中常常出现在同一个案件多头鉴定、反复鉴定的混乱局面;而专家辅助人又唯当事人的利益为行动指南的弊端;前文的案例中, 很多人指责那些签署“求情信”的师生, 其实正因为现有的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制度无法让这些人走进诉讼程序, 向法庭表达他们的民意。“法庭之友”则可以突破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局限性, 让广泛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多层次主体参与诉讼, 在不加重公民负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法院展示多元而理性的观点和意见。
第三, “法庭之友”可以成为“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的处理”制度的配套措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能再任意过问或违法干预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 否则将被记录、通报乃至追究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 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在部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 一些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公益组织和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提出的参考意见, 对公正、合理、稳妥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价值, 不宜一概将之视为干预”。并且指出借鉴了国外“法庭之友”制度的合理成分, 将条文中所列举的领导或组织机构提供参考意见的行为不作为违法干预处理、不列入外部过问信息专库。因此, 建议领导干部可以通过“法庭之友”的身份向司法机关提交有益于做出正确、合理裁判的意见和观点。
(二) “法庭之友”可以包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尝试
“法庭之友”可以包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专家咨询和法律专家意见书等尝试, 使其走向合法化和规范化。2003 年6 月,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计算机网络域名侵犯商标权纠纷中, 邀请了来自科技、知识产权、大众传播、计算机网络、对外贸易等17 家单位的具有较高专业水平、丰富阅历和一定法律素质的专业人士, 他们在听取控辩双方激烈辩论、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 向法院提交了书面意见。[9]实践中与“法庭之友”类似的“专家咨询”是就一些重大或疑难案件中的问题, 利用专业人员的技术和经验为法庭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它在促进审判公开、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意义。另一与法庭之友相似的现象是“法律专家意见书”。在一些在社会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个案中, 当事人或律师自筹经费聘请知名法学专家, 对诉讼案件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召开论证会, 最终得出由法律专家联名出具的意见书提交给法庭。例如在刘涌案中专家意见书就曾对法院的判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力。 (5) 法律专家意见书不属于证人证言, 也不是鉴定结论, 不具有证据效力, 司法机关仅将其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由于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专家咨询”及“法律专家意见书”, 实践运用中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违反程序公正”“、挟专家权威而令法官”“、干扰司法独立”等质疑和批判。“法律专家意见书”适用主体比较单一, 仅以法律界专家个人意见为主, 无法帮助法庭解决其他专业性问题, 法律专家的资格也没有准确的标准, 可能导致资金雄厚的当事人一方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 从立法上确立“法庭之友”制度, 可以包容“专家咨询”及“专家法律意见书”这两种实践中的尝试使其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立法上对其主体、内容、效力、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使其正名言顺、有法可依。
结语 “现代诉讼可能涉及尖端的技术领域, 可能存在敏感的宗教伦理问题, 还可能关系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 这决定了单纯依靠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是远远不够的”。[10]求情信案例表明民众有向司法机关表达民意的现实需要, 但我国还缺乏让司法民意表达正当化、制度化的法律制度。“法庭之友”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可以让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或组织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进入司法过程, 促进法官更为充分地掌握相关信息, 作出可接受性强的裁判, 也可以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实现有效的对接和互补, 不失为民意畅达司法的可选择路径。
参考文献
[1]吴建国.司法公正的民意之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1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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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ttp://www.techlawjournal.com/glossary/legal/amicus.htm[EB/OL].2015-5-3.
[4]Ruth Colker.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s Friends[M].68 Ohio St.L.J.2007:521.
[5]赵海峰、高立忠.论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庭之友制度[J].比较法研究, 2007 (3) .
[6]See Padideh Ala’l.Judicial Lobbying at the WTO[M].24 Fordham Intern.L.J.2000:80.
[7]张泽涛.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 2004 (1) .
[8]洪延青.数字时代, 美国政府的手能伸多长?[J].中国经济周刊, 2015-2-2.
[9]苏州法院:“阳光审判”出新招[N].子晚报, 2003-6-10.
政协社情民意案例 篇3
一、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必须夯实基础,突出“四个加强” 强化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抓好基础建设,是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前提和必要的保证。从实践中我们感到,要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必须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关键是领导重视,各级政协领导应始终把反映社情民意看作是联系群众、深化和活跃政协工作的一件大事,把向各级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作为参政议政的新的渠道,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形成“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分头抓、工作机构具体抓、专门委员会配合抓”的工作机制。我们石家庄市政协自开展这项工作以来,始终明确一名副主席主管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明确承办部门和专职人员具体负责,真正从组织上形成了网络,在工作中强化了领导。每年主席办公会至少研究两次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并把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年终进行考核评比,切实做到了有研究、有部署、有督促、有检查,保证了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每年都有新发展。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要提高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水平,推动这项工作不断上新台阶,必须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靠强有力的制度推动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深入发展。政协系统开展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已经有七、八年时间,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规范的制度,特别是社情民意信息的办理机制,目前尚不规范。社情民意信息能否得到党政部门的采纳和答复,只能部分地从反馈的党政领导批示件中获得。现在政协系统反映社情民意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办理机制还有待完善。因此,制定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包括社情民意的征集、编辑、交办、批示、办理落实、反馈等内容的规范性的条例已经成为迫切的要求。近些年来,我们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意见》、《反映社情民意工作评比奖励试行办法》、社情民意征集、审核、分类报送、反馈通报以及信息工作座谈、信息调研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推动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方向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比如:在评比表彰方面,我们明确规定,一年一评比、一奖励。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不仅颁发奖牌、证书,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在表彰形式上,我们或者单独召开表彰会,或者在常委会议上进行表彰。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还打算在每年的全会上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三是要加强信息网络和信息员队伍建设。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是一项复杂的、涉及面较广的工作,必须建立畅通的信息网络,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信息员队伍,这是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我们建立了由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县(市)区政协、市政协机关各委办室同志参加的信息员队伍,形成上下联动、横向联合的网络系统,做到信息渠道畅通,不断档,不出现盲点。还配备了微机、传真机等现代化传输设备,建立了信息网络中心,加入了政府互联网,提高了工作效率。四是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宣传发动。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有许多经验需要不断总结,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为了统一思想,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信息员培训班,相互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每年都要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对各县(市)区政协、各民主党派进行辅导讲课,使他们掌握基本工作方法,了解有关工作动态。特别是去年换届后,我们已经先后到10多个单位进行了辅导,培训人员达余人次,并对市政协委员进行了集中培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还把宣传发动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石家庄政协》内刊、编印宣传手册等形式刊登一些理论文章、示范稿件;另一方面,注意抓典型、树典型,靠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工作的深入开展,实现信息工作“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
二、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必须提高质量,把握好“三个度” 质量是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生命,只有不断提高质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紧紧把握好“三个度”。一是要选好角度。在选题上,要时刻注意围绕领导关注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改革发展中的难点以及还没有引起各方面注意的冷点问题,不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求围绕中心、服务全局。比如:我们反映的《各级法院应建立医疗事故法庭》、《企业改制中逃废银行 债务应引起重视》、《妥善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几点建议》、《应建立监控“法轮功”邪教组织活动的网络》等信息,被省政协采用后,都引起了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反映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电磁辐射环保法规》的信息,被全国政协信息中心采用,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视野。二是要挖掘深度。在收集和编报社情民意信息时,特别是建议类信息,要深入调研,深入挖 掘论证,严把质量关。坚持做到重点不突出的不用,措施不具体、操作性不强的不用,分析不透彻的不用,力求不提一般的问题,也不一般地提问题。对一些选题较好,但内容不是很充实的信息,应提出修改意见,让有关委员作进一步调查核实,还可以邀请有关委员和专家进行共同讨论,力求做到反映问题准确,情况分析透彻,建议切实可行。前两年,我们针对农民群众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缺乏市场信息和科技服务等情况,经过深入调研,多方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整理编报了《关于在省电视台、广播电台开设“科技点播台”栏目的建议》,被省政协采用后,省政府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做出批示,省广播电视局立即进行研究落实,很快在河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设了“科技点播台”栏目,受到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三是要把握好尺度。在编辑社情民意信息时,要注意把握分寸,以维护团结、稳定为标准,以统一思想、推动工作为目的。对党委、政府能做到的事情,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对暂时不能做到的,在反映时留有余地;对反面的问题,可改变角度,正面反映,用正面的典型推动面上的工作。比如:我们在调研时了解到某中直企业拟占用厂办学校校舍搞房地产开发的情况后,及时编发了社情民意信息,向市政府作了反映,市长当即做出批示,并责成两位主管副市长,亲临现场,了解情况,采取措施制止了这个单位的做法,随后,市政府还发出通报,就加强全市厂办学校管理问题提出具体要求,避免了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针对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盛行的情况,我们以《县整治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成效显著》为题,从正面作了反映,介绍了其成功经验和做法,并促使有关部门发文在全市予以推广。另外,我们还注意引导委员多了解和搜集一些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提醒党委、政府注意。特别是我们反映的《街头饮食摊点卫生状况令人担忧》、《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亟待加强管理》、《公车接送学生现象应引起重视》等信息,不仅引起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三、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必须拓宽渠道,做到“六个坚持” 社情民意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往往以零碎的、分散的形式存在,表现为群众的呼声、愿望,甚至包含于群众的街谈巷议之中。反映社情民意,就需要对这些散佚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材料,及时准确地搜集上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量的积累,再逐步由“量”到“质”的提升。为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获取更多的信息来源,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坚持定期向委员发放社情民意征集表。这样做,既可以及时为委员反映社情民意提供服务,又可以提醒和督促委员注意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二是坚持与委员保持经常性的电话和信函联系。对一些重要的苗头性问题,及时与委员取得联系,请他们有目的地收集社会各界群众的反应。三是坚持从委员提案、调研、视察、考察中收集信息。这方面可依托各专委会,将委员参加上述活动时的一些重要意见、建议,及时整理、转化成社情民意信息。四是坚持在全会上现场收集信息。政协全会是集中展示委员参政议政成果的重要例会,在每年的全会上,我们有意识地在委员小组讨论、专题座谈和大会发言中,发现和整理一些有分量的信息,会后及时上报。五是坚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收集信息。特别是当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或采取重大举措时,我们主动邀请委员中的代表人士,召开座谈会,共同研究对策,提出有政协特色的意见、建议。如: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组织召开了由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代表人士参加的座谈会,然后通过社情民意信息的形式,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被全国政协信息中心采用。抗击“非典”时期,我们召开驻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等各个层次的座谈会,以社情民意信息的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意见建议100多条,大部分被采纳,受到了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六是坚持利用网络技术快速征集。目前,各地的信息网络建设步伐很快,应充分利用好这一快捷、方便的载体,逐步实现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征集、报送方式的现代化。以来,我们利用机关建立信息网络中心的有利条件,先后开通了委员热线电话和语音信箱,编制了社情民意信息网上提交系统,既方便了委员,又提高了征集速度和工作效率。
政协社情民意案例 篇4
调研情况分析显示,现阶段建设幸福社区,提高居民群 众的幸福感受度,应着重于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个安全 和宁静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有一系列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措施,提高生存质量;有完善的便民利 民的服务设施,造福大众;有公开、公平、公正和求真务实的行政办事机制,惠及百姓。现就人民群众反映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归纳如下:
1.关于有一个安全、宁静的生活环境
面对越来越多的流浪猫狗,车辆为避让流浪猫狗而造成的事故率明显上升,另外它们的叫声也对居民的休息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调查发现,张家港内的流浪猫、狗数量都有扩大的趋势,而为这些动物提供监管和保护的机构、组织,则相对“尴尬”,它们多是由民间爱心人士自发组织的救助活动。很多市民对流浪猫狗的生存状态担忧,比如没有注射过狂犬疫苗和其他卫生处理,对市民的人生安全也有一定隐患。很多市民在身体力行地收养和照顾流浪猫狗的同时,也迫切希望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出面,设立正式的流浪动物救助机构,但张家港内尚无官方的流浪动物救助、收容机构,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了解,目前张家港内的部分爱心人士正在着手对流浪猫狗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查。他们认为,在城市中流浪宠物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而社会和市民都不应对此采取“选择性的忽视”。“我们希望能通过呼吁,引起更多人对流浪猫狗的关注。”其中,一名参与者说。
2.关于有一系列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措施
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商品的供应,满足了 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需要。但是社会上一些不法商人唯利是 图、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甚至在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 须的食品生产、销售上干起了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勾当,特别是肉类问题,据说有很多病死猪肉,鸡肉流向市场,导致很多市民不敢购买这类食品。社区居民说,我们不知道每天吃进去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忧心重重。居民群众迫切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严格履行职责,加强 对食品生产及销售的监督,对所销售的农副产品进行监测,坚决取缔和制止危害行为,严重的要依法惩罚。同时定期在 农贸市场向人民群众公布主要农副产品的监测结果,指导消费。民以食为天,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保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减轻他们的担忧,对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度是很有益处的。3.关于有完善的便民利民的服务设施
随着私人汽车日益增多,居民住宅区内缺乏停车位已成了十分头痛的“难点”问题。在住宅区内停车已经产生很多问题,如噪声、车辆难进出,以及不慎造成的汽油渗漏都将潜伏着更大的危险。人民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已经十分强烈。有代表建议除了政府应立即规划建设较集中的停车场外,可充分利用城市的空地开辟公共停车场,让汽车移出住宅区停放。
近几年,居民住宅区内增添了一些体育运动器材,丰富了居民群众的生活,为创建健康城市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经常使用以及不法分子偷盗,运动器材损坏情况比较严重“缺胳膊少腿”地瘫痪在那。许多器材已经无法使用。对此居民群众意见很大。无偿使用运动器材这本是件好事,但是器材的维修和管理究竟由谁负责,在器材上活动不慎发生事故,该有谁来承担责任,如何鉴别事故,谁来鉴别等等,这些事关财产损失、生命安全、职责责任等方面的规定,完善或制定已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4.关于医保卡变身“购物卡”医保金流失的问题
医疗保险卡简称“医保卡”,用于支付药店购药和门诊医疗费用,是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一环,被称为百姓“救命卡”。然而,在一些药店调研发现,医保卡违规乱象丛生:有人违规购物、套现、骗补、导致医保金的流失,让居民“看病贵”雪上加霜,给国家医保体系埋下严重安全隐患。在多家大型药店调查发现,大部分药店都开设了商品专柜,能用医保卡购物。药架上摆放的除了中药西药之外,还有琳琅满目的生活日用品和食品,包括:洗发水,食用油等物品。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是缓解城镇居民“看病贵”的手段之一。医保卡的违规使用,直接导致了医保金的流失。对于种种医保卡违规乱象,当前对此类违规套现或变相套现行为监管面临三大难题:一是立法不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险最高法律,但未提及基金使用规范,执法依据不足;二是执法力量不足;三是把生活用品“串换”成药品,套现形成现金流,手段花样翻新,查处时需核对进账和出货单,工作量大。
有关人员说,处罚过轻也是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希望医保中心能关注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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