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干预（精选4篇）
司法干预 篇1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 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 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 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 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 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 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 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 而2011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 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 即1100亿元左右, 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 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 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 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 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 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 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 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 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 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 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 (见表一) 。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 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 涉案标的68.59亿元, 同比上升96.61%和250.9%, 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 该院2011年1月到9月, 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 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 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 同比上升了50%。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 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 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 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 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 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 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 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 (包括2分) 的89件, 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 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 占6.44%;5分以上的4件, 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 占51.84%, 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 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 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 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发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上浮) 的四倍, 超过上述标准的, 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 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 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 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 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 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 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 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 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 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 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 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 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 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 将风险后移, 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 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 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 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 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 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 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 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 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 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 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 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 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 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 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 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 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 存在规制空白, 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 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 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 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 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 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 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 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 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 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 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 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 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 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 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 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 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 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 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 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 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 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 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 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 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 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 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 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 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 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 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 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 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 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 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 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 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 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 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 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 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 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 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 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 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 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 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 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代理, 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 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 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 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 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 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 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 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发布统一的司法解释, 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 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 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 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 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 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 符合立法原意, 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 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 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 出师有名, 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高利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 我们要及时注意地方司法审判实践指导意见与司法解释统一的问题。如存在观点冲突, 则地方司法机构应当及时改正指导意见, 做到与司法解释的协调一致性, 从而避免一个问题两种不同观点释明的尴尬局面。
此外, 我们还应当延长司法干预外延, 与金融监管机构搭建良好联动机制, 披露高利借贷市场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当中就存在认定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群体和需求群体, 一时很难从根源上消灭高利借贷活动, 由此, 我们应当做到因势利导, 建立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机构的联动和信息互通, 利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导地位, 延长司法干预外延, 建立起严格的事先借贷风险披露机制, 利用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及时搜集信息, 发布及时消息, 监督资金用途走向。以温州地区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经与司法系统建立良好互通模式, 自2012年5月开始正式向包括司法机关、借贷供求双方在内的社会大众公布温州市民间借贷监测利率数据, 为司法审判提供信息数据支持, 同时更是将高利贷风险尽可能化解在借贷关系建立之初, 力争消灭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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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干预 篇2
（一）严重的家庭暴力状况需要必要的法律干预机制
1、家庭暴力的定义
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条文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且将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步入法律调整的范围。然而法律本身并没有对家庭暴力进行定义。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看法。1993年联合国发表的《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宣言》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我国家庭暴力项目组《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起草的专家的定义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采取了较为客观、严格的标准，没有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打闹、争吵理解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的现状
无论从何种定义出发，对妇女施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对女性施暴的现象，包括乱伦、性虐待、强奸以及殴打残害等已在全球泛滥，在某些国家，l／5至一半左右的女性曾遭到过家庭成员或性伙伴的虐待。美国司法部和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接近25％的女士曾被现任或前任伴侣强奸或殴打过。据估计，美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女子被亲密的伴侣强奸或殴打。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一项调查表明，30％的妇女遭到过家庭暴力；12％的妇女报告过家庭暴力（报警）；8％的妇女受到过武器的攻击；23％的妇女被男性伙伴强奸过。37％的妇女在离开或与实施过暴力的男人分手后仍受过他们的侵犯。在日本，有15.4％的妻子曾遭到丈夫的殴打，在遭丈夫殴打的妻子中，有4.6％的人感到生命遭到威胁。有鉴于此，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的问题引起了世界众多国家的关注。为遏制家庭暴力，维护受害者，尤其是受虐妇女的权利，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挪威等国家通过修改政策、制定法令加强对此类事件的法律干预。
家庭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全国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家庭暴力的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万个家庭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祸起家庭暴力。地方妇联提供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令人担忧的是，家庭暴力的数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消减，与此相反，有迹象表明，家庭暴力的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行为则是对社会细胞的侵害，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影响妇女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干预机制的情况下，家庭暴力的存在，势必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家庭暴力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以来，时至今日，很明显，若没有社会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暴力案件将升级为更严重的事件。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份统计表明，若没有有效干预的话，32的受害女性将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再次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社会发展趋势已不再把家庭暴力视为“私人问题”，在法治社会里，法律制度，对于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给被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严峻的现实表明，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家庭暴力，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对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对家庭暴力作出反应方面，刑事司法体系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1、承担刑事司法职能的机关，尤其是警察机关，具备对家庭暴力事件进行快速反应的天然优势。“人们普遍认为地方警察发挥着轴心的作用且通常最先与有暴力倾向的家庭进行联系，向他们提供免费服务，是高度可见的权利机关。它维持着一种中央派遣系统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个24小时提供快速帮助的公共机构。”在我国公安派出所处于打击家庭暴力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
2、承担刑事司法职能的机关，其依法享有的采取强制措施权、刑事处罚权，如果能够有效运用，对于保护受虐妇女、惩戒施暴者和阻断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级，与其他手段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执法机构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在众多的家庭暴力事件中，虽然有其他社会机构的介入，但并不能阻止施暴者暴力行为的继续和升级。加拿大的司法实践表明，执法机构的有效干预将大大减少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50.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3、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处置的状况，对其他反家暴机构乃至公众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刑法干预的直接影响之外，司法机关还可通过宣布暴力行为不在刑法范围之内的方式来限制允许干预的范围，从而赦免那些不会导致逮捕或起诉的行为。因此，刑法体系不仅充当了最初的响应者而且形成了其他社会机构将来可能作出的反应。
一旦司法机关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及时有效地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救助，则会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政府对家庭暴力持积极的干预态度，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的信息，不仅有利于其他反家暴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援助受虐妇女，亦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积极的反对家庭暴力的健康环境，与此同时，也会鼓励受虐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寻求法律的救济，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相反，如果缺乏必要的刑事司法干预机制，不仅会抑制其他反家暴机构活动的有效性，助长消极的反家暴社会环境，而且会阻碍受虐妇女运用法律手段摆脱家庭暴力的侵害，而被迫选择其他为法律所禁止的手段“自我拯救”，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受虐妇女在无助的情况下，选择“以暴治暴”。
山西省妇联在对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调查时发现，女犯中有46.2％的家庭存在暴力现象；存在暴力现象的家庭中，有52.74％的女犯。
二有关国家刑事司法干预机制
20世纪70、80年代来，对女性施暴现象的泛滥，使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44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了处罚对女性施暴行为的法律。在对的犯罪原因直接和家庭暴力有关。而在内蒙古女子监狱，关押着的“以暴制暴”杀夫的女人们，总数已经从58上升到了60.家庭暴力实施刑事司法干预方面，综合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二）扩大警察对施暴者的逮捕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14个州全部要求警官在执行无授权的逮捕之前需要亲眼目睹一种轻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警察在找到发生重罪的可能原因时，有能力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执行逮捕令。
因为大部分的家庭暴力行为都被倾向于划分为简单的袭击和虐待——一种轻罪，这也就成了一个主要的局限性。在警官在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重复这种行为，则不能进行逮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家庭暴力的轻罪行为的大部分这种法令限制已被消除。实际上，到1992年，有4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已颁布了法令，授权在这种情况下执行逮捕；在这14个州中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当警官判断发生了涉及家庭暴力的犯罪时，就要求进行逮捕。甚至是其他的3个州——特拉华州、弗蒙特州以及西弗吉尼亚州——法庭的规则或许会允许这种做法。
（三）设立强制司法干预制度，增强警方对家庭暴力案件干预的主动性，减轻受虐妇女的举证责任。在加拿大，所有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条文都集中在《刑法》265条上。该款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故意冒犯他人的，不论程度如何，均属违法。此项规定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轻微的接触到引起人身伤害的严重攻击都包括在内。其后果都是刑事制裁。尽管如此加拿大也曾出现这种情况，由于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警方不太愿意介入家庭争端，致使受害者处于求助无门。1981年以来政府开始给警察和法官提供指导性文件，以培养他们的意识，鼓励警方干预家庭暴力问题。许多省份甚至作出硬性规定，必须对家庭暴力案件作出反应。并要求警官无论是否得到受害者的合作，都要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查，提交报告，必要时还要作出指控。在这个过程中，警方也逐渐认识到让受害者自己提供证据是很困难的，因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家庭暴力案件之中。正因为有了执法系统的强有力支持，妇女受害者不像以前那样认为受伤害是可耻之事，而敢于面对暴力采取行动。一旦丈夫的暴力行为严重，很可能被判入狱。在审判过程中，妻子只是作为证人参加，无需提供任何证据。在挪威，1988年，一项重大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的修改出台。该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unconditionaljudicialintervention）的公诉原则。[7]具体来说，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信号，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即家庭暴力不仅是犯罪，而且是严重的犯罪。
（四）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法庭可采证据，保证家庭暴力受虐者可以获得公正的审判。受虐妇女综合症原来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名词。在北美成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证据最早用于加拿大的司法实践，是在1987年。199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琳。拉娃莉案中，九位大法官们一致同意受理此案的上诉。经审理，该有关“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被裁定为可采证据。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们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据有二个可以互补的作用。其
一、证明根据刑法规定，受虐妇女以暴力进行自我保护的行为是合理的。其
二、澄清社会对受虐妇女的误解。可以证明受虐妇女不是因为喜欢挨打而是由于后天无助感才无法离开充满暴力的婚姻或同居关系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后，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不少被迫杀夫的受虐妇女因此得以无罪释放、减轻或从轻处罚。沃柯博士在她的《可怕的爱：受虐妇女为何杀夫，社会应如何看待她们的杀夫行为》一书中提到：作为专家证人，她曾出庭为许多被控杀夫的受虐妇女作过证。在她的当事人中，25的杀夫妇女获无罪释放，2/3的被告妇女没坐过一天牢。为了使所有那些有受虐史的杀夫妇女都能获得司法公正的对待，1990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州长赦免了20位因杀夫入狱的受虐妇女，其中包括一位死刑犯。1991年马里兰州长赦免了8位此类女犯。这些女犯在受审时都没有机会聘请专家证人向法庭证实她们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或曾长期遭受丈夫或男友的殴打和虐待。此后，其他州也纷纷仿效。有报告说，至1990年，赦免此类妇女的浪潮已在美国20多个州掀起。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95年决定彻底复核在该判例之前被判入狱的女犯的案件。1997复核工作结束后，2名女犯获无条件赦免，2位女犯减刑，1名女犯的案子被子移送至上诉法院重新审理，以确定她杀人时是否有犯罪故意。
三、我国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及其不足
（一）法律规定
我国法律中还没有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但并不意味着，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无法可依。恰恰相反，许多法律、法规可以被理解为涉及到了对家庭暴力的问题，甚至可以直接援引作为施暴者的法律依据。
例如，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199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人身权利一章对妇女人身权作了专门具体的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
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1）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2）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等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除此之外，各地也在制定相应的法规。1996年1月，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定。2000年2月，辽宁省有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此后湖南省、四川省、沈阳市均通过了类似条文，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打击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省11市出台了此类规定。
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在一定意义上，为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事件实施司法干预，保护受害妇女的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依据。
（二）主要的问题
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法律、法规较为原则，目前在中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的故意杀人、伤害和虐待罪等条款。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在运用刑事司法手段遏止家庭暴力方面，司法机关的作为，与现实的需要相比，呈明显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任何的刑事法律及其解释或者统一的刑事政策明确地规定，将家庭暴力行为作为禁止的对象。
《婚姻法》在修正后增加了有关家庭暴力问题内容的条款，但是很显然用属于民法范畴的《婚姻法》来规范家庭暴力行为是很不够的。因为民事制裁的主要手段是经济赔偿，在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分割之前，对受虐妇女而言，通常没有实质的意义，不能真正体现对弱者的法律救济。
虽然说，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暴力而导致受虐妇女重伤或者死亡的案件，可以依照其后果，直接援引《刑法》中故意杀人、伤害的条款予以处罚。但对于遏止家庭暴力而言，却远远不够。一是对于大量的尚未达到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家庭暴力，没有赋予司法机关及时介入的义务，从而未能有效保护处于此种困境之下的受虐妇女；二是家庭暴力具有反复性和逐步升级的特点，许多家庭暴力行为并非一开始实施即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后果，而是在经历一定周期之后，逐渐恶化。故意杀人、伤害罪刑法规范的设立，无助于司法机关采取措施，阻止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级，从而有效防止受虐妇女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对家庭暴力犯罪没有明确界定，实际上，司法人员在是否运用刑事司法手段处置家庭暴力事件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任意地拒绝受虐妇女的求助。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男尊女卑”、“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的国家里，更容易形成消极的影响：有的公安机关会认为这是家务小事，不用管；有的检察机关也会认为这是家务小事，无须公诉；有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考虑不到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该从轻时没有从轻，该判刑时没有判刑。而当受害妇女到法院进行刑事自诉时，法官会尽量进行调解，而且调解时往往忽视妇女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劝妇女，“你把丈夫告到监狱里去，对你、对你们的孩子、对你们的家庭有什么好处？至于财产赔偿问题，现在没有离婚，他的财产也是你的财产，你要他赔还不是从你的左口袋拿到右口袋„„”
2、缺乏对受虐妇女予以人身保护的有效措施。我国没有任何针对家庭暴力事件的特别的程序性措施或者强制手段，用以限制施暴者对受虐妇女的接触，从而有效避免受虐妇女遭受进一步的伤害。理论上，行政拘留可以用于足止施暴者的进一步行为，但实践中，极少有因家庭成员间由于轻微的殴打行为而被处以拘留。受虐妇女在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时，往往在人身安全上得不到司法机关有效的保护，甚至遭受施暴者更严重的报复。法律干预的不足，反过来影响妇女寻求法律帮助。调查显示，当女性受到暴力侵害之后，虽然她们迫切需要得到来自社会的帮助、安慰和支持，但派出所治安处罚和通过法律诉讼的选择最低。
3、没有建立家庭暴力案件公诉的制度或政策。对于大量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来说，用以保护自己遭受更严重的伤害的法律武器是《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然而，虐待罪第一款为自诉案件，需由受虐妇女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始终承担指证犯罪的义务。换言之，并未要求司法机关积极主动地调查取证。所以，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可能不予处理、或敷衍塞责；即使出警，也不会像处理刑事、治安案件那样仔细勘查现场、提取证据、询问当事人、证人和制作笔录文书，拒绝为被害人出具进行人身伤害鉴定的证明等。甚至可能责备受害者、对受害妇女造成二次伤害，如在涉及个人隐私或对当事人询问时，对受害人提问的态度、语言和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歧视性、侮辱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没有第三人证明，受虐妇女在没有司法机关的主动干预下，自身难以完成证据收集任务，导致刑事自诉案件定性难、胜诉率低，加之受社会舆论和传统文化影响及资源匮乏的限制，受害妇女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忍受暴力而不能提出请求和告诉。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或情节不够恶劣达不到虐待罪而使受害人权益得不到保护的例子比比皆是。沈阳市一妇女的鼻骨被丈夫打成骨折，鉴定为轻伤害，应受到法律的处罚，但由于其丈夫不承认，即不能认定，致使这个妇女一直上访，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据辽宁省妇联信访反映的情况看，90的家庭暴力事件不能被认定，其原因是证据难取。
4、尚未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可采性证据。对于因遭受家庭暴力而被迫杀夫的受虐妇女而言，在定罪量刑时，考虑其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方能保证其受到公正的审判。然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明确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性证据，致使受虐妇女以“遭受家庭暴力”为由要求减轻处罚的主张，被法庭以“没有证据支持”为由拒绝。许多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难以得到公正的处罚。例如，河北省妇女董俊会因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将其夫杀死。历经三次审判，二次一审均被判处死刑，二审被判处死缓。河北省妇联聘请的专家认为董俊会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症状的意见，董本人提出自己遭受长期家庭暴力的辩护意见，均没有被法庭接纳。河北省另一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刘栓霞，在被迫将丈夫杀死之后，当地数百名村民要求对其从宽处罚。然而，法律援助律师提出对刘进行“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鉴定的主张，同样被法院拒绝。相应地，在法院的判决中，鲜有将遭受家庭暴力作为公开的判决理由的。
四有关建议
（一）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刑事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刑事法律规范或刑事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事件予以司法干预的义务，制定对受虐妇女的特别人身保护程序，建立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刑事公诉制度，保证司法机关能够及时有效地介入家庭暴力事件，对施暴者予以有利地制裁，对受虐妇女予以有效地保护。
（三）修改证据规则，明确“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作为辩护的依据，将此方面专家鉴定或证词作为可采证据引入刑事诉讼，防止司法机关任意拒绝受虐妇女有关遭受家庭暴力的主张和进行鉴定的请求，以保证被迫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能受到公正的审判，避免过重的刑罚。
司法干预 篇3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全文如下。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 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根据宪法法律规定, 结合司法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头遵守宪法法律, 维护司法权威, 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处理案件, 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做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第三条对司法工作负有领导职责的机关, 因履行职责需要, 可以依照工作程序了解案件情况, 组织研究司法政策, 统筹协调依法处理工作, 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环境, 但不得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
第四条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
第五条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 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 做到全程留痕, 有据可查。
以组织名义向司法机关发文发函对案件处理提出要求的, 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司法人员均应当如实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第六条司法人员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行为, 受法律和组织保护。领导干部不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
第七条司法机关应当每季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必要时, 可以立即报告。
党委政法委应当及时研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 报告同级党委, 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领导干部属于上级党委或者其他党组织管理的, 应当向上级党委报告或者向其他党组织通报情况。
第八条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 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 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 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二) 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 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 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 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 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五) 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第九条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 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领导干部对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 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情形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 依纪依法追究主管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 应当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 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 是指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司法干预 篇4
一、司法系统的特点
西方国家一般把公权力干预私法领域的方式分为:行政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所谓行政中心主义是指:由行政机关主动介入私法领域, 保护当事人权利。所谓法院中心主义是指:法院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 对私法领域的当事人合法权力进行事后的救济和保护。而这两者相比较, 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法院中心主义, 如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这与西方制度中, 司法系统的特征有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中, 一般而言, 解决纠纷的系统包括三个:市场、政府和法院。在这三个系统中, 市场是最基础的, 用以解决一般的竞争性的矛盾和纠纷, 政府则主要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 解决普遍存在的且利用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解决的问题。而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系统则解决个别的矛盾冲突以及成文法尚未覆盖的问题。较之前两种系统, 司法系统自身的特点在于:首先, 司法系统相对市场和政府而言, 规模小得多,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相对独立, 每一个司法机构所拥有的资源较少, 而且法院系统不像政府系统一样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性。其次, 司法系统和其他两个系统相比, 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不像政府系统和市场体系那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影响较大。最后, 司法系统的“参与”需要遵循较为复杂的程序规定, 或者说与其他两个系统相比, 更加注重程序。上述的三点直接导致了司法裁判结果存在着以下特征:一是公正性相对较强。由于司法系统的独立性较强, 法官或者合议庭具有独立判决而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力 (至少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 因此, 司法判决一般较为公正。二是影响范围不大。虽然就英美法来说, 一个判决一旦成为判例, 则会影响之后的类似案件的处理。但是毕竟比起成文法来说, 影响力要小得多, 而且能够成为判例的案件本身所占的比例也不大。这就有利于对个案矛盾的解决。
二、司法干预公司清算时能动性的发挥
首先, 非讼案件要求司法机构更加注重能动性的发挥。在传统的争讼型民事纠纷案件中, 法院的处理方式是通过提出请求、陈述理由、双方举证、法庭辩论, 最后做出书面裁决的形式进行。法院所处的位置比较超脱, 权力行使也相对被动。英美法中的“当事人主义”是对此最好的诠释。相比之下, 由于程序设置的目的和实际的功能不同, 非讼案件更加注重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就是说, 在处理过程中, 法官不应在“当事人主义”的窠臼中单纯的、被动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对证据审查后, 作出裁判。非讼程序的法官应当在有关法律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等方面, 主动的有所作为, 进行审查。
公司司法清算案件作为较为典型的非讼案件,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从利益冲突的复杂性来看, 其包含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 而这些利益自身的性质又不同。因此, 其复杂性较高;第二, 从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来看, 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公司财产无法满足全部的债权, 而是因为在利益相关人对清算过程的权利分配不满, 信息不对称等。其中最大的冲突诱因在于公司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 导致公司无法清算, 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清偿;第三, 从法律赋予司法机关在司法清算中的权力和地位来看, 从受理解散申请开始, 到组建清算组, 到最后批准清算方案, 司法权力的运用贯穿始终, 而且均运用在关键之处, 充分体现了司法权力的组织和监督作用。考虑到上述特点, 司法机关应当抓住冲突产生的关键原因, 在保障利益相关人 (尤其是债权人) 的合法权利, 保障各方信息充分、对称, 监督清算组公正公开的执行法定义务方面加大审查的力度, 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权以及主观能动性, 而不能仅仅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其次, 司法机构应当强化与当事人的沟通, 而“言词原则”是首选。为了弄清案情, 必要时可以安排有关当事人进行陈述, 或者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有效的互动是立法、司法的最主要环节, 也是合法性的基础。而有效互动的前提就是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 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愿。要实现这种效果, 言词的表达永远应当是首选, 而书面的表达则是次重要的选择。这是由于言词的即时性和表达的充分性而形成的对书面表达的比较优势, 无法抹杀。在非讼程序当中, 虽然一般情形下不存在对立的原被告当事人, 但是利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而且, 即使没有激烈的利益冲突, 必然也有需要决断的事务, 此时, 如果能够实现言词的沟通, 则无论在最后决断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上, 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撑。因此, 即使在非讼程序中, 也应当设置一些法官与当事人当面交流互动的环节, 以强化沟通, 增强沟通的有效性。
公司司法清算过程中, 虽然清算过程应当以公司自治为主, 但是由于司法权力的介入, 使得公司的股东、债权人等清算的当事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和互动显得非常重要。一方面, 互动可以使得司法机关和参加清算的各个当事方充分交流, 获得足够的信息, 从而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 交流和互动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法治的精神, 是程序正当性的体现。也使得当事方更加乐于接受法院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公司的司法清算过程中, 司法机关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前提下, 在“为”的过程中, 要充分地与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互动, 不能仅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而做出司法决定。比如在是否更换清算组的问题上, 法院在收到相关申请后, 就应当及时地安排申请人与之进行沟通, 充分了解申请人的理由, 必要时, 还要请清算组成员对这些理由进行充分的陈述和辩解, 最后才能决定是否更换清算组。又如对清算方案的审查中, 虽然法院对于一些专业性的技术结论无法做一个深入的掌握, 但是仍然可以要求清算组成员就该方案进行详细的解释, 甚至可以要求债权人代表一同在场, 也进行解释, 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方案是否是合法、真实的, 之后再做出结论。
最后, 对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清算无法进行的情况, 法院更加应当发挥能动性, 加大制约和打击力度。采取必要的手段, 促使清算义务人积极履行法定的清算义务。而且, 法律手段的运用, 除了民事手段外, 还可以动用行政和司法措施, 甚至刑事手段。
三、司法权力干预公司清算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 司法权力在遭遇以下两种争议或问题时, 不可避免的存在局限性。
第一是群体性争议。群体性争议起先主要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 (包括服务) 中产生的由于产品缺陷而造成的复数人的权利损失而引起的争议。为了解决这类争议, 立法者设计了群体诉讼模式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称为“共同诉讼”) 。这类案件突破了原先的单个原被告的诉讼模式, 由于某一方 (或两方) 的人数众多, 案件呈现出与一般案件不同的特征。首先是这类案件的人数众多, 影响较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 这类案件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利益诉求, 但是由于诉求的本质基本一样, 有所不同的只是数额, 因此, 这些诉求很容易汇合成一个力量很大的诉求, 从而增加了案件的处理难度。最后, 这些诉求由于人数多, 反响强烈, 很容易与社会公共利益挂钩, 于是普通的个体权利之争突然演变成了“为民请命”。这样就使得某一方 (一般是原告) 很容易处于道德的高地而徒增司法的难度。西方有学者将这类争议归结为“集合化利益救济”。上述特征, 使得群体诉讼成为了一个对司法能力形成严峻挑战的事物。每个个体的利益都指向一个标的, 但是却又相互交织, 牵一发而动全身。司法机构在考量法律和事实的时候, 必须对各方利益进行衡量和比对, 以确定如何取舍, 甚至还要考虑到很多法律以外的东西, 如社会影响, 判决后的善后工作等等。而这些问题在我国显得尤其突出, 因为其与社会稳定关系最为密切。美国著名法学家考默萨曾经指出, 在人数众多, 复杂程度高的时候, 恰恰是最需要法治的时候, 同时也是司法供给最为不足的时候。这是因为这类群体性争议由于存在多个利益“交汇点”, 各方利益博弈非常激烈, 法院再作决断时候, 必须考虑多个因素, 甚至是案外的因素。因此困难重重, 而且效果不一定显著。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市场机制或者政府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
结合以上论述, 对比公司清算案件, 可以发现公司清算案件虽然不是诉讼案件, 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群体性争议”的特点。其人数众多, 而且权利指向同一个标的——公司财产。更为重要的是, 公司清算案件涉及到的利益方很多, 利益的种类也很多, 既有个体利益, 也有公共利益;既有财产性利益, 也有非财产性利益。因此, 司法机关在处理时, 会面临牵一发动全身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 司法权力不能介入公司清算, 而是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这里的“为”和“不为”都以公司自治为基础, 也就是说, 以市场规律为基础。
在公司清算中, 要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 通过公司内部人员和债权人的充分博弈达到利益的平衡, 不能越殂代疱。如对于清算组的更换问题。司法清算中的清算组由法院指定, 但是如果需要更换, 司法解释规定了两种启动程序:依申请、依职权。但是笔者认为, 依职权更换清算组的方式在一般情形下不宜使用。因为从清算组在清算中的作用来看, 主要是对外作为公司的意思机关处理各种事务 (如应诉) , 对内则是主持各种会议、处理各种技术性事务、制作各类财务报表以及制作清算方案等。结合前述的关于公司治理的有关理论, 这些事务都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从公司清算组的组成来看, 主要是公司董事、股东, 以及中介机构及其技术人员 (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等) , 也就是说, 公司清算组组成也说明了其具有公司自治组织的性质。另外, 由于清算组的工作连接了整个清算过程的各个环节, 成为穿插在公司清算过程中的主线, 因此在公司清算中处于多个利益诉求的交汇点。如果把公司的清算过程看作是一个“多中心任务”之网, 则公司清算组就是扯动这张网的提线。因此对于清算组的人员更换, 不宜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而为。而对于债权人的申请更换, 则是公司清算过程中多方博弈的体现, 是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此时, 法院作为一个裁判者, 虽然也面临着“多中心任务”的压力, 但是却比依职权更换要显得更加公正, 地位相对超然, 结果也易于被各方接受。
另外, 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相对于法院而言, 政府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具有力度大, 更加直接的特点, 因此效率更高。这种高效、直接的解决方式, 其实更加适合于解决一些“多中心任务”。例如在公司非自愿解散领域, 外国立法在法院介入公司解散方面有不同的规定。日本立法中对于法院介入公司解散有两种作法, 一种是法院直接命令公司解散, 适用条件是法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认为公司不应当继续存续的, 可以依法务大臣、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命令公司解散。另一种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依申请的司法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在法院介入公司解散方面, 借鉴了英美法的作法, 直接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解散公司。理由是法院的命令手续繁琐, 效率低下, 而行政权力更加直接高效。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在公司的司法清算中, 司法机关面临的是一个群体性争议, 一个“多中心任务”。因此必须考虑到这一争议类型的特点, 在自身能力的限度内发挥作用。
第二是技术性结论争议。在司法过程中, 存在着大量的技术性问题和结论, 比如刑诉法中的鉴定报告、勘验报告等, 也包括民商法中的各类财务、医学类的报告、报表等。这些技术性结论虽然不是法律, 也不是国家的强制执行的命令, 但是却对案件的最终裁决产生影响, 有时影响还很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技术性结论由于其专业性较强, 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掌握, 因此, 对于此类结论, 司法机构工作人员很难进行审查, 一般的做法就是从技术人员的资质, 机构的资质, 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技术操作, 依据的标准等几方面进行所谓的“审查”。这种审查往往是流于形式的。其实, 目前对于此类结论的审查, 一般都局限于程序性审查。对此有的学者曾经叹息:“也许只有经由程序, 才能防止法与技术之间成为司法无人之境。”可以说, 在技术性结论面前, 司法的手臂受到了限制。
反观公司司法清算中, 也存在着这种技术性结论, 最为典型的就是公司清算组制订的一系列有关公司财务状况和负债情况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这两者的制作一般都是由专门的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主要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会计师) 进行的。这些专业性的报表、数据显然不是司法机构的法官能够完全看懂的, 甚至连编制这些表所采用的标准都很难理解。此时, 司法机关只能从表和清单的制作人的资质、制作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如, 有无会计师签名等) 等方面进行审查。也就是对程序性要件进行审查, 而对实体性的, 诸如这些数据中, 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进行编制, 数据是否真实则无法进行严格的审查。这并非由于法官的法律水准和责任心不足, 而是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因此, 在面对这些技术性结论时, 法官在是否同意或者批准时, 应该充分利用利益各方的博弈, 通过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的利益博弈来考察技术性数据的正确性, 而不是通过法官自己的臆断。
摘要：司法裁判具有公正性强, 影响范围小的特点。公司司法清算的非讼特性要求司法权力更加注重能动性发挥, 强化与当事人沟通, 对于不履行清算义务的人更加主动制约和打击。然而, 如果遇到群体性争议和技术性结论的争议时, 司法权力的发挥却受到局限, 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一特点在公司司法清算中, 也会有所显现。此时, 可以注重发挥政府或者公司清算组织的作用。
关键词：司法权力,公司清算,能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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