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政策（通用8篇）
干预政策 篇1
1.当前流动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
1.1 流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偏低
流动青少年规模逐渐扩大,而流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偏低。调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61亿,其中流动青少年占流动人口总数近五分之一[1]。研究显示,31.6%的流动青少年存在一定程度心理健康问题,8.9%流动青少年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2]。有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人群死亡案例中,自杀是其中最大的死因,超过了车祸、疾病等。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3]。流动青少年处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地带,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未能及时调适与疏导,正是导致高自杀率的因素之一。
1.2 流动青少年城市认同感、归属感较低
调查显示,流动青少年心理认同感、社会公平感较低。其中近80%的流动青少年对城市生活没有归属感,不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67.3%的流动青少年不认为社会公平。在流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上,研究结果也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城镇子女。流动青少年对城市生活心理认同是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础。身份认同感、归属感的缺失,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平感是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核心。
1.3 流动青少年受困心理、失衡心理导致犯罪率上升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其中流动青少年犯罪又占到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4]。究其原因:首先,流动青少年既是农村的城市人,又是城市的农村人,交织着城市与农村的复杂情感。特殊身份使他们在寻职受挫或境遇不佳时,常产生一种进退维谷的受困之感;其次,城市发展的“经济接纳”、“社会拒入”模式,造成流动青少年主观期望与实际地位相对低下的落差,导致内心失衡。受困心理、失衡心理无法有效排解,积聚到一定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2流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
2.1 流动青少年所受家庭教育缺失
在流动人口青少年中,拥有残缺家庭或父母教育不当的不在少数,这些孩子被过早地推向了社会,过着步履维艰或者放浪形骸的生活。在生存压力面前,流动人口子女家庭的经济功能至上,流动人口家长终日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孩子,家庭教育功能消退甚至缺失[5]。不少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多以埋怨、责备、甚至打骂的方式来对待孩子。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就会认为孩子缺少希望,放任对孩子的积极引导和正确鼓励。还认为孩子上学成绩的好坏、进步与否责任在学校及孩子本人,自己已尽到责任,缺乏对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作用的认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父母文化学历低,对子女的学习辅导困难多,辅导就少。又因学历低就业门路窄,且工资低,影响家庭收入,然而也就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
2.2 流动青少年的父母期望不当
在流动人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有理想的一面,出于对自身的文化水平、职业状况、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满意,多数家长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很高。然而,过高的要求无形中成了流动学生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当孩子发觉自己的目标很难达到时,就会出现感情淡漠、不求上进,甚至仇恨、敌对、自暴自弃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有功利化、现实的一面,对子女的期望值较低,有些家长认为孩子上学目的就是以后只要能喊卖羊肉串就行了,或学好算术免得将来做生意找错钱。较低的期望值导致家长放松甚至放弃对子女的家庭教育[6]。
2.3 流动青少年家庭很难与城市融合
流动人口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虽然为当地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在很多流动人口看来,流入地社会依然是“外在的”和“他们的”,而并不认为是“我们的”。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往往会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状况,如对待外来民工还存在世俗的偏见甚至歧视,使外来民工身心承受着较大的压力,这些压力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另外,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诸如盗窃、拐骗、交通事故等也同样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3加强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的政策建议
3.1 构建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健全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政策法规,推进法律层面的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工作。其次,设立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协调机构,推动制度层面的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工作。再次,完善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实施路径,构建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体系。最后,建立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共享平台,促进各种途径的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整合。从而,构建流动青少年心理干预的长效机制。
3.2 完善流动青少年社会支持
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失去了原本熟悉的关系网络如社区和亲属的帮助,而且他们在脱离了流出地的管理以后,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提供的各种保障和服务。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种以个人社会关系网、流入地企业、社区、政府相结合的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引导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流入地社会事务,促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的良性互动,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减少问题流动人口发生的机率。
3.3 创新流动青少年社会管理
流动青少年的社会管理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化解社会矛盾。当前因流动人口引起的社会基层矛盾,特别是流动青少年的上学、就业以及社会融合等利益诉求等尤为突出。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化解可依托于心理干预,把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理论及方法运用到流动青少年的管理中,构建流动青少年社会管理中的心理干预相关机制,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重要载体。
3.4 促进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合
流动青少年是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他们的迁移和流动使其生活模式、生活习惯等均受到都市生活的极大冲击。由于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合一直不佳。影响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合的因素,除了政策、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因素。有针对性的对流动青少年开展心理干预,以稳定推进人口迁移,增强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合为立足点,整合不同类型流动青少年的学校(企业)、社区、家庭等心理干预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将能有效促进流动青少年在心理上与城市生活的认同和接纳,从而有效促进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合,稳定推进人口迁移,顺利实现城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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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结果和政策干预 篇2
美国南加州大学Eric J. Heikkila教授的文章《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三个问题》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我们如何评估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结果、它的空间形态和特征是什么？我们应采用什么形式的计划或政策干预引导中国的城镇化？文章将经济学中的趋同性和混杂性假设的外延扩大来统摄研究中国城镇化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政策干预；此外，文章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结果—政策干预—结果的逻辑线路。因此，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和评介既具有理论上的求知意义，也富有实践上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城镇化的结果
（一）趋同性和混杂性
大体而言，关于中国城镇化的趋同性假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人找到证据支持趋同性假说，也有人找到其他证据反驳它。学者们的结论是，当前大体上是一个趋同的时代。而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中国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吴缚龙认为中国新兴的空间秩序是独特和与众不同的，过渡期的城市是新兴自由主义城市类型的独特变体。他和合作者主张中国城镇化过渡并不意味着趋同，认为理解中国城镇化的关键是关注“体制的渐变”。正是这些修复的互动效应导致中国独特的混杂性城镇化。
（二）地貌
中国城市地貌是独特的土地利用转换模式的结果。部分学者可能倾向于另一种观点，即不发达农村土地转化成发达城市的土地，事实上这往往是最终结果，但实现这种结果的过程更为复杂。
事实上土地转换过程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比较正式的序列是，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挪用，或被指定的官方城市使用。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发现，以这种方式征用的土地有40%是空置的。另一个普通的土地转换序列是，乡镇集体通过发展农村的土地回应市场机遇，正式被指定为城市土地也许是后来才实现的，这就是农村城镇化现象中的镇、村企业的扩展。
（三）效率
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市场—行政双重土地分配机制。“许多地方干部经常在同一时间拥有两个不同的头衔：是官员，同时也是商人，如本地公司或企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发展利益紧密相连，相互嵌入，提出了中国土地利用分配的效率问题。
双重土地分配制度，即部分通过市场，其余是在行政上分配。由于行政分配（不合理分配）的存在，中国的潜在效率额外增益获得更大。行政分配的不明确产权导致了一部分地方当局的寻租行为和租金耗散。
（四）公平
城镇化在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带来了多少公平的结果？道拉和克雷指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在过去十年还有大量不平等在增加，整个国家20%最低收入者的上升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均收入。”有学者使用泰尔熵度量发现，中国城乡差距占地区差距总额的一半左右，也有学者使用泰尔分解方法发现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但总体不平等现象归因于城乡二元化的份额有所减少。
（五）社会和文化
城镇化影响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冲击。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在性质上是激进的，它贯穿了社会的特有根基。在一个极端，农村或农耕社会还容纳着大多数的中国人；而在另一个极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富人，他们是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心居住的具有全球意识和先进性文化的精英。中国的城镇化将直接影响到文化，而对全球化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它趋向于同质性，破坏了当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六）可持续性
中国四倍于美国的人口规模，其经济全面转型的影响是巨大的。人均可再生水供应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在过去十五年期间，其石油进口量每年正以30%的惊人速度增长着。汽车所有者正以超过整体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加，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毫无疑问，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已经产生庞大的全球影响。此外，中国的可持续性压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口总量，而非城乡共享。
二、中国城镇化的政策干预
（一）与城镇化结果有关的政策
相对于政策目的，城镇化是一种手段。整体而言，很难说当前城镇化进程是严重不当或错误的。相反，中国的城市具有明显的能量、活力和一般意义上的潜力。从宏观上来看，可能整个城镇化结果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可持续性，它不仅是物质资源维度的可持续性问题，关键还是是否能够在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保持社会的连贯性问题。
（二）对城镇化政策干预的建议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它根植于并通过市场力量和政治制度间相互连接、相互作用来表达。从总体上看，下一步的干预措施应该集中于改变城市土地定价的扭曲行为方式，提供更明确的规范和更有效的财产权，或在分担城市的服务范围方面引入市场化的方法，还应仔细审定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更重要的是针对生活方式受城镇化实质性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反馈机制。
（三）对城镇化进行研究的反思
那么，怎样才能研究制定出指导中国城镇化的更好的政策？中国有660多个城市和2万个城镇，人口、产业结构、地理条件、机构设置和其他众多方面不尽相同的因素都会影响其发展轨迹。因此，需要进行系统研究，从中提炼出一些中心城市规划及发展原则，并思考如何将它运用到那些特定的地方。
三、文章的优点和不足
（一）对城镇化结果进行了系统的审视
文章从趋同性与混杂性、地貌、效率、公平、社会与文化、可持续性六个方面对城镇化的结果进行了多维度、系统化的审视。认为中国城镇化当前大体上是趋同的，同样存在混杂的特征；提出了中国土地的特殊利用模式和两种转换方式，这对于我们从资源使用和地理形态上理解城镇化结果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对城镇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考察了城镇化结果之后，文章作者试图分析相关的政策干预以回应前者。结合中国城镇化现状，文章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意见：“改变城市土地定价的扭曲行为方式，提供更明确和更有效的财产权，在分担城市的服务范围方面引入市场化的方法；仔细审定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更重要的是针对国民的生活方式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反馈机制。”这些分析与建议对我国宏观政策制定者、不同行政层级的政策落实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意义。
（三）对城镇化问题进行了连贯的梳理
综观全文，文章作者的逻辑思路严谨，文章脉络清晰，对城镇化的结果和政策干预进行了连贯的梳理。整篇文章遵循“动因—结果—政策干预—动因和结果”的逻辑主线依次展开，为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三个问题建构起了科学、开放、动态的分析框架。抛开文章本身的内容来讲，理论框架的构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是最宝贵的。
与此同时，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对城镇化结果的审视方面存有观点模糊、似是而非之嫌，如在趋同性与混杂性、公平方面的分析只是列出了其他学者的观点，缺乏基于事实和研究的独立判断等。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新时期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12JZD023）的阶段性成果】
干预政策 篇3
关键词：肥胖症,环境,干预性研究,学生
儿童肥胖人数的持续增加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负担[1]。据目前估计,发达国家儿童期的超重和肥胖率波动在12%~30%之间,中国部分发达城市儿童肥胖的患病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2,3]。为此,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儿童肥胖干预进行了研究[4,5]。近年来人们生活方式向高能量摄入和久坐行为转变[6],国外研究提出改善学校环境和政策的干预措施可以增加干预的影响力[6],但迄今为止多数的环境政策干预研究均针对的是成年期的身体活动和膳食[7]。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某小学进行肥胖相关环境政策干预,研究学校环境政策干预的有效性,为制定预防和控制儿童肥胖的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市某小学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三~五年级6个班级进行研究。在排除有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史,以及由内分泌疾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肥胖及发育异常的学生后,共纳入156名自愿参加的学生,其中男生75名,女生81名,平均年龄(10.20±1.03)岁。研究开始前获得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所有参加研究的学生家长都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干预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学校的环境政策干预措施,从制定学校健康饮食运动政策、营造健康饮食运动环境以及开展多种形式健康教育三个方面对所有研究对象于2013年初进行为期3个月的综合性干预。
1.2.1 制定健康饮食运动政策
学校成立肥胖工作领导小组,不允许学生带手提计算机、游戏机等到学校,不允许学生带含糖饮料到学校,提倡喝纯水或者矿泉水。制定保证每天中等或高等强度身体活动1 h的政策,对食堂或配餐公司提供营养午餐指导,鼓励学生自带水果,老师监督学生的午餐摄入量。
1.2.2 营造健康饮食运动环境
在校园、教室、食堂张贴健康饮食运动主题的海报,定期播放广播,新增或更新小的运动器材(跳绳、毽子、乒乓球等),利用课间操或课外活动时间开展1~2项学生喜欢的运动如跳绳、踢毽等,针对超重肥胖学生每天开展小壮壮运动俱乐部并开展1次趣味运动会。项目人员对每个年级体育课各监督1次,评价体育课运动强度和时间并给体育教师反馈意见。
1.2.3 开展多种形式健康教育
发放肥胖科普书、油壶、体质量指数(BMI)转盘等健康教育材料,对学生、家长、校医、教师、食堂管理人员、配餐公司人员进行健康饮食运动主题的健康教育讲座3次,开展肥胖相关的健康小报评比、主题班会活动,要求学生记录饮食行为日记,每周对表现良好的学生予以表扬。
1.3 体格检查
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分别对研究对象进行体格检查。采用校准后的机械式身高测试仪测量身高,要求学生赤足、脱帽、只穿贴身衣裤,身高测量值精确至0.1 cm,测量2次,取平均值,两次测量误差不超过0.5 cm。采用校准后的双标尺杠杆式体重秤测量体重,要求学生赤足、只穿贴身衣裤,体重测量值精确至0.1 kg,测量2次,取平均值,两次测量误差不超过0.1 kg。计算BMI并使用“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BMI超重、肥胖筛查标准”对学生超重、肥胖情况进行判定[8]。采用生物电阻抗法,用Impedimed DF-50体成分仪测定体脂百分比,连续测量2次取平均值。
1.4 统计分析
采用SAS 9.4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s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率进行描述。采用配对t检验和χ2检验比较干预前后各指标差异,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学生BMI变化
干预前学生平均BMI为(18.22±3.40)kg/m2,经过为期3个月的干预后,学生的BMI为(17.89±3.33)kg/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5,P<0.01)。
2.2 干预前后学生肥胖率变化
干预前学生肥胖率为12.3%(18/146),经过为期3个月的干预后,学生的肥胖率为8.2%(12/1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67,P=0.031)。
2.3 干预前后学生体脂百分比变化
干预前学生体脂百分比为(38.07±0.06)%,3个月的干预后,学生的体脂百分比为(35.62±0.06)%,平均下降了2.45百分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4.54,P<0.01)。
3 讨论
超重和肥胖是由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造成的能量不平衡引起的,而儿童期肥胖会导致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罹患风险增加[9]。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方式也逐渐向高能量饮食和久坐行为转变,而高能量饮食和较少身体活动是肥胖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10]。既往研究显示,我国部分大城市的儿童肥胖检出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11],儿童青少年肥胖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主要问题[12]。
预防超重和肥胖的干预方法过去主要是对个体进行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但研究发现采用单一干预措施的效果不是十分显著[13,14],而且面对生活环境及人群生活方式的变化,仅针对个体进行干预的效果有限[9],采用针对环境政策的干预措施可以增加干预的影响力[6,15]。美国医学会报告也提出,基于环境和政策的干预,是未来解决儿童肥胖问题最为有效的措施[16]。国外学者对1991—2010年发表的43篇在学校开展的为期3~48个月的肥胖干预研究进行Meta分析后发现,干预组的BMI平均水平比对照组降低0.17 kg/m2[17]。本研究由于未设置空白对照组,对干预结果的推论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考虑到10岁左右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阶段,其BMI短期内应呈增长趋势[8,18]。本研究经过为期3个月的干预后,发现学生的BMI平均下降了0.33 kg/m2,可以从另一角度上说明综合性的环境政策干预对控制学生的BMI水平有一定效果。
不良饮食结构和行为(如不吃早餐、喝含糖饮料、吃油炸食品、吃高能量零食、不吃或少吃蔬菜水果)以及视屏时间过长、运动时间不足、运动强度不够是导致儿童肥胖发生的环境危险因素[19,20]。本研究充分考虑上述危险因素的作用,采取营造健康的学校饮食运动环境、学校制定健康饮食运动政策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构成系统的基于学校的环境政策干预策略,从个体层面和学校环境政策层面进行综合干预,干预后学生整体BMI、肥胖率和体脂百分比均有明显改善。
干预政策 篇4
近20多年来, 无论在发达国家中, 例如日本、美国、北欧, 还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 例如东亚地区、拉美地区均出现了大量的以股票、房地产价格为主要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现象。是否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目标,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存在很大的争论。目前多数学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 货币政策不应该试图直接对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 其中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观点为典型, 他认为货币政策只需盯住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 实行灵活的通货膨胀制度就可以同时实现挤出泡沫与稳定物价双重目标。
2 我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泡沫响应的实证分析——基于Taylor规则的检验
近年来, 中国的资产价格也经历了一个涨落的过程。上证指数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跌至2000点左右, 指数跌去超过三分之二。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 两三年房价就上涨了三倍, 但进入2008年, 中国楼市也出现涨幅稳步回落, 销售面积下滑这样几个明显特征, 开始进入高位调整期。
为检验中国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 我们运用扩展的Taylor规则来考察出现资产价格泡沫时的中央银行利率操作, 即分别增加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目标的扩展的Taylor规则:
股票市场:it=r*+πt+α1 (πt-π*) +α2yt+α3 (ρt-ρ*) (2-1)
房地产市场:it=r*+πt+β1 (πt-π*) +β2yt+β3 (hp) (2-2)
公式中, it表示当前的名义短期利率, πt表示当前季度和前三季度的平均通货膨胀率, r*表示长期均衡利率, π*表示通货膨胀率目标, yt表示产出缺口, 即yt= (实际GDP-潜在GDP) /潜在GDP, ρt表示股指的市盈率, ht表示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其中, π*和ρ*均表示确定的数, 将其纳入常数中去, 公式的计量形式可以写为:
it=c1+c2πt+c3yt+c4ρt (2-3)
it=c1+c2πt+c3yt+c4 (hp) (2-4)
考虑到深市与沪市的同质性, 本文仅用沪市的综合指数的市盈率。
从表1表2可以发现, 在加入股市因素的情形下, 沪市市盈率P/E的系数为0.051, 其t统计值在5%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在保持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不变的情况下沪市市盈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只引起利率上升0.051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说明, 在过去10年间股价因素包含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内, 但影响程度并不高, 我国中央银行并不以股市为货币政策的盯住目标。
在楼市方面, 房价指数的系数为-0.33779, 其t统计值在5%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在保持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会引起利率下降0.34个百分点, 由于系数是负的, 表明中央银行能够容忍较高的房地产泡沫, 当房地产出现泡沫时, 并没有提高利率以抑制楼市泡沫。这是因为房地产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关乎国计民生, 已远超经济范畴, 对经济结构构建, 对社会安全、政治稳定都至关重要。
可见, 现行货币政策对股市泡沫只做到了关注, 在抑制房地产泡沫上亦无良策, 货币政策在对付资产价格泡沫上存在有限性。然而, 从历史大量的泡沫案例可以看到, 如果中央银行“感觉”到泡沫形成, 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泡沫确实会畸形发展, 进而危害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
3 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中央银行如何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反应,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采取事后适应性的反应方式 (Bernanke和Gertler, 2000) 。第二种是对待资产价格的上涨采取事前积极调整的方法。二种货币政策孰优孰孰劣, 取决于主动戳破泡沫所付出的代价与资产价格暴跌造成经济衰退的比较。为此, Bordo和Jeanne (2002) 在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 构建了一个基于资产价格的信贷紧缩模型, 笔者在此基础上, 将中国更为现实的条件——禁止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加入到资产价格的约束条件中去, 将信贷抽除, 从而建立一个基于资产价格的无信贷模型。
3.1 模型假设
(1) 模型所考察的时间有两期:
即t=0, 1。在第0期, 投资者自有资金 (无法借贷) 投资于资本市场。第1期, 长期的产出水平能够确知。资本市场泡沫可能崩溃也可能持续, 如果长期产出能力低于预期, 资产价格下跌。
(2) 投资者将自有资金投资于股票等风险资产Q。
Q1是t=1时的资产价值。
3.2 模型
描述宏观经济的方程是:
Yt=mt-pt (3-1)
yt=αpt+εt (3-2)
y0=-σr (3-3)
yt是t时期的产出, mt是货币供给, pt是价格水平, r是时期0和时期1之间的真实利率。除了利率, 其它所有变量都以log的形式表示。
经济体中的企业在t=0时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融资数量为D, 利率为r;在t=1时支付债券本息 (1+r) D。因为禁止信贷资金入市, 企业无法以风险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 (信贷资金只能投向生产, 不能资产投资) 。
企业的还款能力取决于:
(1+r) D=E0 (Q1) - (1+r) K (3-4)
其中, K为企业资产净值水平。
3.3 适应性和积极的货币政策
企业无法还本付息的概率是利率的减函数。适应性货币政策与此相反, 它需要对第0期产出与价格的政策目标和第1期泡沫破灭之间做一个权衡。
中央银行的政策抉择在于, 在上述两种政策目标之间做出权衡。设中央银行的福利损失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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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央银行的利率决定
为了更好地描述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应性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区别, 假设在第1期, 资产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在乐观情绪条件下, 最高值为QH, 在悲观情绪条件下, 最低值为QL。在第0期出现乐观情绪的概率是PNE, 相应的, 出现悲观情绪的概率则为1-PNE。因此, 在第一阶段预测的Q1的价值为:
E0 (Q1) =PNEQH+ (1-PNE) QL (3-6)
将上述方程代入方程 (5) 中, 可以得到中央银行的利率制定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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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则表明, 当货币当局面对投资者出现乐观情绪时, 应该提高利率, 当投资者情绪较低时则降低利率。但是在禁止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情况下, 利率比存在信贷借款时更低就可以防止第1期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即在此情况下, 中央银行挤出泡沫相对容易, 成本也更低。
考虑中央银行在适应性和积极的货币政策之间做出权衡, 以最小化其福利损失:
minL2= (pundefined+wyundefined) 约束条件为:y2=γp2-v (3-8)
由此计算出方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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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跨期损失等于经济出现紧缩的概率POE与出现紧缩的损失,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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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央银行按照方程所确定的利率水平在第一阶段提高利率, 以避免在第二阶段出现信贷紧缩的情况, 则第二阶段产出和通货膨胀率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y1=-σr, p1=-σ/α, 中央银行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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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方程 (10) 的数值大于方程 (11) , 则中央银行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
3.5 模型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首先, 在没有银行信贷资金参与的情况下, 投资者利用自有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形成的泡沫一旦崩溃, 亏损只由投资者承担, 并不会波及银行系统。此时中央银行无需提高利率过多就可以实现挤出泡沫的政策目的, 其干预成本较低。
其次, 存在一种可能, 即中央银行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优于采取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当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日益高涨, 中央银行开始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 适当提高利率水平。
第三, 存在一个利率的上限, 当中央银行提高的利率水平超过此上限时, 其承担的风险也可能是较高的, 此时中央银行宁愿采取事后的适应性政策。
4 结论
多数人反对货币政策干预的理由是认为应该让资本市场自行发挥作用, 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了解市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 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资产价格的上涨是不是泡沫, 而是资产价格下跌可以造成的经济后果, 从历史上看, 几乎所有的经济严重通缩时期, 都是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有关的。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转型阶段, 更应该努力维持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避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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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政策 篇5
关键词：唐朝,统治者,商品消费,政策导向,干预
有唐一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高度繁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代。盛唐时期,商品经济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人们对商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商品流转的速度迅速加快,整个市场上的商业氛围十分浓厚。唐朝时期手工业、农业等基础性的产业迅速发展,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与此同时,唐朝时期商品消费市场的繁荣和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与干预具有紧密联系。唐朝统治者善于通过税赋制度和国家征集制度,促进和丰富市场交易行为,促使整个市场上的商品消费呈现繁荣景象。
一、唐朝时期消费行为的市场化倾向
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市场消费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唐朝初期也是如此,消费行为必须在统治者的管控之下进行,消费行为并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盛唐时期,唐朝封建经济迅速发展,朝廷大力推进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商品市场也随之繁荣兴盛起来,这极大地促使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产生了消费的欲望,并且消费欲望逐步膨胀。为了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盛唐时期消费品销售和消费行为逐步市场化,消费品的来源市场化,市场化的商品消费成为城市民众进行消费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唐朝都城长安有众多的不同阶层的消费人群,庞大的官僚队伍及其朝廷军队构成了消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生员、道士、举子、僧尼和城市其他居民也是商品消费的重要群体[1]240。在唐朝前期财税体系下,许多税赋通过实物形式征收,当时盛行的“土贡”制度也是各地上交实物给朝廷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文官体系、军队体系供给,唐太宗曾发布诏令对官员的市场消费行为进行有力的规制。为此,唐朝前期的商品消费并未形成市场化格局。“两税法”改革之后,朝廷主要以货币的形式征缴税收,庞大的官僚群体也以货币形式领取俸禄,形成巨大的商品消费群体。而对于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者而言,需要通过货币形式缴纳税收,就必须将农产品、手工产品销售出去。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居民的商品消费欲望也逐步膨胀。上述诸多方面的条件,促使盛唐时期商品消费行为走向市场化。到唐朝中后期之时,商品消费行为的市场化更加明显,覆盖的范围更为广阔,官僚群体、普通民众均成为市场消费的主体,不仅城市的市场消费较为普遍,广大农村地区也普遍步入市场消费的时代,人们的日常消费越来越依赖于市场。
二、唐朝由“崇俭”到“抑奢”的消费政策导向
唐朝前期统治者对商品消费的政策导向是“崇俭”,即积极倡导人们俭朴生活、控制消费,这和唐朝前期人们的消费观念密切相关,同时也和建国初期遭受破坏的生产关系急需修复、生产力不够发达有关。唐朝中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人们的消费欲望更加膨胀,统治者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及时对消费政策导向进行了调整,将消费政策导向从“崇俭”及时转变为“抑奢”。“抑奢”就是抑制奢侈消费,这和唐朝前期“崇俭”的消费政策导向大为不同,能够及时引领社会消费风气。
1.唐朝社会消费观念的变迁。唐朝建立之初期,在经过隋朝末年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唐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抑制消费,推行封建礼法上的消费等级制度,促使人们在日常消费中“崇俭”。虽然推行的是封建礼法之下的消费等级制度,但是,唐初李渊、李世民等皇帝吸取隋亡教训,均带头厉行节俭,在整个社会营造“崇俭”风尚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唐朝社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民众的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开始逐步膨胀,消费偏好也从“崇俭”到奢侈型消费转变。无论是官僚群体,还是普通百姓“,崇俭”演变为“崇奢”消费风气,尤其是在商品性消费方面更是向奢侈化方向发展[2]15。到唐朝中后期,商品消费行为的市场化倾向更加趋于显著,市场上的各种日常用品、奢侈品琳琅满目,外国货物也充斥商品市场,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奢侈之风成为社会消费风气。
2.唐初统治者“崇俭”的消费政策导向。《论语》中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3]87传统儒家始终将奢、俭和国家的兴亡、社会的治乱结合起来“,崇俭抑奢”是儒家积极倡导的思想主张。唐朝吸取前朝历代立法的精华,依然遵循“礼法合一”的模式管理国家,依然将儒家传统思想作为统治者的主导思想。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重勤俭治国,尽量减少君王和朝廷消费。唐太宗执政初期,其曾经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房屋内,大臣们奏请其营建台榭以供李世民居住,李世民认为“靡费良多”而不准奏。李世民在穿着上“衣无锦绣”、“风俗简朴”,帝王的简朴对形成“崇俭”的消费风气发挥了较好的典范作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前期,李隆基本人生活简朴,锐意进取推进唐朝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统治者上层已经逐步蔓延奢靡之风。为此,李隆基多次下令禁断珠宝玉器、锦绣等奢靡物品“,崇俭”消费政策导向贯穿其统治前期。
3.唐朝中后期“抑奢”的消费政策导向。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玄宗本人亦十分简朴,还通过政策法令惩戒奢靡之风。但是,唐玄宗统治的中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累,奢靡消费蔚然成风,传统礼法等级下的消费等级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奢靡消费的风气上行下效、大肆蔓延。在此情形之下,统治阶层也认识到在物质发展的时代依然“崇俭”是难以奏效的,便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家政策,逐步改变了“崇俭”消费政策导向。但唐朝中后期并非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不闻不问,而是采取“抑奢”的消费政策导向,对奢靡消费的风气依然并不赞同,而是从“打击”转为“抑制”。唐朝中后期,随着奢靡消费之风的越演越烈,统治者从日常物质消费的车舆、宅邸、服装等方面均进行了整肃。开元年间,唐玄宗专门发布敕令,禁止使用珠宝玉器和锦绣,并专门通过法令规制奢丽物质的织造。大历时期,唐代宗颁布“求言诏”,对各级官吏和百姓的侈丽织物予以禁止,力图革除奢靡时弊。唐代宗选择以简朴而闻名的官员杨绾担任丞相要职,朝廷其余大臣的奢靡风气有所收敛,这也是唐代宗试图“抑奢”而发挥用人导向的重要体现。
三、唐朝统治者对商品消费的干预
封建制度下,统治者对经济社会进行强力管控,唐朝统治者对商品消费通过政策形成社会消费导向,除此之外,统治者亦对商品消费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即便是在商品消费市场倾向较为显著的盛唐时期,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消费,官僚群体和民众的消费行为均必须符合传统礼法的规范。
1. 统治者采取干预措施维护消费等级制度。在封建制度体系下,将人们按照经济社会地位划分为不同等级,体现“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4]41。不同等级的人群在经济上的地位有着相应差异,并按照等级制度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唐朝统治者采取有力的干预措施维护消费等级制度,对不同阶层的消费权限予以明确。(1)对服饰消费的干预。唐朝统治者规定,在服饰消费方面实行贵贱有别、等次分明的等级制度。按照出现场合的不同和礼仪的具体规制需要,百官必须按照朝廷的统一规定穿着体现不同级别的冠服。同时还按照不同职业和层次规定了服饰消费权限。比如,着“紫袍犀带”是贵族,着“青袍”是的是小官,而“白衣”则指百姓。(2)对饮食消费的干预。据《唐六典》记载“:凡亲王以下常食料各有差,三品以上常食料九盘,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常食料五盘”[5]128。按照品级的不同,对官员的食料配给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此外,唐朝酒肆业十分发达,但统治者对宴聚活动进行严格管制,避免造成过度奢侈的饮食消费。朝廷认为酿酒会造成粮食浪费,唐肃宗时期曾经发布禁酒令,以此作为保障国家粮食消费的干预措施之一。(3)对住宅消费的干预。唐朝时期,“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对不同品级的官员规定了详细的房屋建造规格,即便再有钱也不能建造过于奢华的居室,否则就构成违法。同时,对民居和商业用楼也进行限制。
2.统治者采取干预措施限制小农生产消费。唐朝时期,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越来越活跃,富裕阶层进行土地兼并、购买奴婢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消费,统治者采取措施对此类消费予以强力干预,以更好地维护小农经济,形成了“抑制兼并、均平占地”的土地制度框架。(1)对土地自由流转的干预。唐朝统治者规定了各级官员和百姓的受田类型及其数额,同时对土地买卖的范围及其条件进行了限定。唐朝法律规定,每丁男受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以传承、买卖。口分田不得买卖,受田人死亡之后须归还朝廷。同时,即便是符合买卖条件的土地,统治者规定了严格的买卖程序,亦对买卖的数额予以限制,通过此举避免土地兼并之风的盛行。总之,唐朝统治者通过采取干预措施,对土地的买卖条件、程序、数额等进行了限制,避免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土地兼并,对维护小农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对奴婢和牲畜买卖的干预。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之中,奴婢和牛马等牲畜同样被人们视为生产要素。唐朝统治者对奴婢和牲畜的买卖及消费作出了严格的限定,国家对此进行有力干预,避免豪强对生产资料的过度掠夺、消费,以此稳定小农经济。为了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唐朝统治者准许买卖奴婢,但严禁非法买卖,禁止各种压良为贱的奴婢买卖活动,对违反规定者处以绞刑。对于自卖为奴婢的,买卖双方处以流刑二千里。同时,统治者亦对买卖牲畜在程序、范围等方面作出严格限定,避免牲畜这种生产资料的过于集中。牛、马是小农经济时最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之一,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禁止民间屠宰牛、马畜力,限制牛、马肉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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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政策 篇6
从2008年起,山西省蔬菜价格持续上扬,至2013年,蔬菜零售价格上涨57.60%,城市平均低保上涨93.40%,从2008年的178.41元/月,上升至2013年的345.04元/月。加之收入分配比例相对不协调,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13年5月,太原市政府推出在全市开展“每日四种蔬菜一元钱”(简称“一元蔬菜”)活动,全市6大连锁超市的59个门店及34家平价商店根据各自情况,每日选取不少于四种蔬菜,以低于每斤一元的价格优惠销售。太原市政府专门调拨1000万元价格调节基金,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
“一元蔬菜”的提供者由于政府补贴没有减少收入,而市民因“一元蔬菜”的推行而降低了生活成本。这种看似完美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是否真的如此对第三方不产生影响?
蔬菜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他同类或非同类商品价格的影响。反过来蔬菜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同类或其他商品的价格。政府以补贴方式干预蔬菜价格,能否消弭由于蔬菜价格变化而带来的一系列供求双方受益的此消彼长所引发的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以及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确乎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1. 基于“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思考。
自古以来就有“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李悝就已明确价格对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基本关系,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因而,在古代即便灾害发生时也不提倡政府控制物价。反观现如今,若将“农“和“民”作为对立的两方,那么如何为蔬菜这一商品进行定价,即如何从中找到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均衡点,才能使得在该点上,任意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方的收益增加而又不使另一方的收益减少,实现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值得我们思考。
2. 理性人与消费人群。
俗话说:“谷贵之时,何人不愿得。”在宋代,当饥馑发生之时,饥民为了自身利益一般都会选择政府提供的无偿赈济,因而非政策性救济的饥民便趁机从中获利。而由于宋代户等制度不实,无法作为赈济的依据,如果重新核实户等,行政投入浩大,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这些都是政府无力支付和救荒所不能允许的,这是北宋救荒活动的一个症结所在。
从上述经济思想进行思考,太原市政府开展此次活动的目标群体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但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而言,都会做出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一元蔬菜”这种远低于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成本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也是中等收入及高收入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若高收入群体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去购买“一元蔬菜”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性有三:
正效应:如果在“一元蔬菜”的投放量足够大,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足够小的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该项政策实施的目的,在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同时,能够缩小太原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负效应:如果在“一元蔬菜”的投放量足够大,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不仅会使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太原市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零效应:如果“一元蔬菜”的投放量在一定临界值以内,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在一定临界值以内的情况下,其对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基本无影响,对于调节太原市的收入分配,缩小太原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作用基本为零。
与此同时,若政府对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一元蔬菜”进行监管,则会使政府的投入增加,这样一来,该项政策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其收益如何则有待考量。
有关于财政补贴特别是蔬菜补贴的制度缺陷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立足新的视角,从财政补贴的制度缺陷进行研究,通过提出合理假设,运用所掌握的有关数据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其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失灵及制度完善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其论证结果值得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参考。
二、消费者与生产者
“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相关经济主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影响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1. 消费者收入隐性增长。
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目标群体主要是低收入消费者。太原市政府希望在物价高涨的现如今,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商家让利,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负担,使其能够购买到价廉质高的蔬菜。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蔬菜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其收入的隐性增加。对此,我们不禁要思考:“一元蔬菜”这项活动最终能否真正实现政府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目的,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隐性增长,其覆盖面能达到多少?
据太原市物价局统计显示,从2013年5月15日“一元蔬菜”活动开始至2013年8月31日,太原市已累计销售大白菜、黄瓜、白萝卜、土豆等“一元”蔬菜1157万斤,直接让利百姓700万元。其中,政府价格补贴约占一半,超市、平价商店等企业让利一半左右。“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三个半月以来的日均销售量为10.71万斤。有资料表明,2010年太原市居民共消耗蔬菜80万吨(160000万斤),全市总人口为420.16万人,那么,太原市人均每日的蔬菜消费量为1.04斤。由此,“一元蔬菜”的日均销售量能够满足10.30万人日均蔬菜需求。
2013年,太原市城镇人口为359.84万人,那么,“一元蔬菜”的日均销售量能够满足的低收入群体数占全部低收入群体的比重(本文按低收入群体总数占全市城镇居民总人口的20%的标准进行划分)为14.31%。由此可见,“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的覆盖面并不大,仅占低收入群体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4年,“一元菜”惠民活动政府补贴增至2500万元,剔除CPI的影响,政府补贴的实际增长额为1469万元。那么,按2013年政府对“一元蔬菜”的财政补贴额能够满足的需求人数计算,2014年政府对“一元蔬菜”活动的实际补贴增长额能够惠及的新增人口数为15.1307万人。
如果政府每年按这一覆盖人口数增加对于“一元蔬菜”的财政补贴,那么,达到能够覆盖所有低收入群体人口时还需要一些时间。
根据自“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以来太原市物价局所公布的推荐优惠蔬菜销售品种以及结合六大超市及数十家平价商店实际优惠蔬菜销售品种,走访太原市蔬菜零售市场进行实地调研。从2013年5月“一元蔬菜”活动开展至2014年4月,太原市蔬菜零售均价为1.95元。那么,在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这一年时间中,若按蔬菜零售价购买蔬菜的太原市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为740.22元。(由于2013年1—4月与2014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差别不大,本文统一将2014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用2013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来取代)若按2013年全年消费“一元蔬菜”计算,那么,太原市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为375.804元。
由此,可以计算出“一元蔬菜”的开展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的蔬菜支出的影响,即购买“一元蔬菜”比按零售价购买蔬菜所减少的蔬菜支出的比重为49.23%。可以说“一元蔬菜”的开展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的蔬菜支出的影响显著。但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惠及面较低。
2. 生产者收入政策性损耗。
参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生产者,是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部分菜农。这不禁让人思考:那些未参与此项活动的菜农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还应做进一步猜想:同样,对于那些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而言,是否正如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在实施此项惠民活动的同时,不会伤及其利益?
通过走访开展“一元蔬菜”活动的多家超市和平价商店进行实地调研可以发现,各家门店的“一元蔬菜”品种的销售量在活动开展前后的变化幅度很大。
根据对太原市十大开展“一元蔬菜”活动的厅店调研数据看出,太原市在“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后,各大超市和门店的“一元蔬菜”品种的日均销售量是活动开展前的15倍左右,涨幅巨大。在调研过程中还了解到,自从“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后,同类蔬菜按市场零售价销售的其他蔬菜柜组前几乎无人问津;而“一元蔬菜”特别是远低于市场零售价的蔬菜品种的销量,在“一元蔬菜”专柜中涨幅最大,远高于其在“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前的销售量。这一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元蔬菜”对于百姓“菜篮子”的吸引力外,也不禁使我们陷入深思:这一惠民政策是否会使得未参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生产者,即未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的蔬菜销量减少,进而利益受损?答案是肯定的。此次“一元蔬菜”活动中的优惠蔬菜品种,是太原市物价局根据季节情况,从市民常用蔬菜中选取而来,以每斤低于一元的优惠价格进行销售。一般情况下,菜农都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和种植,即菜农所种植的蔬菜都是居民常用蔬菜,大多与“一元蔬菜”种类相同。作为市场中的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而言,在蔬菜品种、品质相同的情况下,都会选择价格更低的蔬菜。因而,“一元蔬菜”会热卖,而按市场零售价出售的同类蔬菜则会受到冷落。所以,我们不难得出,那些未参与到此次“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其蔬菜销量会大幅减少,进而利益受损。
那么若进一步思考:“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会对蔬菜市场的零售价格造成多大影响?进而会使得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利益受到多大损失?
我们知道,从2013年5月“一元蔬菜”活动开展至2014年4月,太原市蔬菜零售均价为1.95元/斤,那么,蔬菜零售均价与“一元蔬菜”均价的差额为0.96元。太原市城镇居民每日蔬菜消费量为374.2336万斤。
那么,在已知每日政府和商家对于所供应(销售)的“一元蔬菜”做出的让利的情况下,将其分摊到全市城镇居民蔬菜总需求量(除去“一元蔬菜”的消费量)时,“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使得蔬菜市场零售均价下降的幅度0.028元/斤。
在已知太原市蔬菜种植面积和菜农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下,不难得出太原市菜农总人数,因而,菜农人均日销售蔬菜量为22.91斤。那么,如果“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一年,未参与到此次活动中的菜农人均损失为234.1402元。
那么,在已知2013年太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情况下,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7%。同时,在已知2013年太原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98%。
(由于2013年1—4月与2014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别不大,因而,本文统一将2014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2013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取代)
理论上讲,由于存在城乡差异,使得菜农人均纯收入略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而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近似等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即约等于。由此,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差额为1.09%。由此可见,未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对于收入远不及城镇居民的菜农来说,着实为一笔不小的数额。又由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政府价格补贴金额为1000万元,即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2000万元,因而不难得出,所有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总损失为2000万元。对于菜农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在无形中,该项政策其实是将菜农的利益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因而,这无疑是对菜农收益的削减,使得“伤农”成为必然。
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那么,此时该项活动对于未参与其中的菜农而言,其受到的损失将会达到多少?
假如要使“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那么,政府的财政补贴将达到6988.12万元,此时,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13976.24万元。那么,在已知政府投入增加后每日政府和商家对于所供应(销售)的“一元蔬菜”做出的让利的情况下,将其分摊到全市城镇居民蔬菜总需求量(除去“一元蔬菜”的消费量)时,“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使得蔬菜市场零售均价下降0.24元/斤。
由上文可知菜农人均日销售蔬菜量,那么,如果“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一年,未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为2006.916元。那么,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7.78%。同时,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36%。
同理,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差额为9.42%。由此可见,当政府投入增加,“一元蔬菜”能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时,未参与其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惨重。又由于此时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13976.24万元,即所有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总损失为13976.24万元。对于菜农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而不难看出,此时该项政策严重伤害到了菜农的利益。
当发现“一元蔬菜”活动会使得未参与其中的菜农利益受损时,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菜农,其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虽然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是惠民的同时不伤农,因而选择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但事实是否真能如政府所愿,使得“一元蔬菜”在惠及消费者的同时,不伤及菜农的利益?答案是否定的。“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吸引了广大市民争相购买“一元蔬菜”,这种对部分蔬菜销售价格以大幅偏离市场零售价格所进行的强行打压,势必会波及整个市场同类蔬菜的零售价格,引起同类蔬菜的市场零售价格下跌,进而使得整个蔬菜生产销售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传统蔬菜的运营模式是菜农———小菜贩——大菜贩(批发市场)———分销商(二级批发市场)———终端市场(超市、菜市场、零售店等)。由此反推,当终端市场的蔬菜零售价格不得不下跌时,从分销商手中购买蔬菜的终端商会对分销商进行压价,使其以与在终端市场上蔬菜零售价格下降的同等幅度下调出售给自己的蔬菜价格以弥补自身销售蔬菜的损失。以此类推,为获取与之前相同的利润,弥补自身损失,分销商也会对大菜贩压价,大菜贩又会对小菜贩压价,小菜贩进而对菜农压价。在经过各个环节的层层压价后,最终,菜农不得不以低于“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前的售价,甚至以低于种植成本的价格将蔬菜卖给小菜贩。因而,到最后菜农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与此同时,当仍然存在于传统蔬菜运营模式之中,而未参与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被迫降价出售蔬菜时,其这一举动又会对参与“一元蔬菜”活动,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产生直接影响。当蔬菜售价更低的菜农存在于市场时,作为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超市、平价商店有两种选择:(1)直接与售价更低的菜农进行合作;(2)与现同自己合作的菜农进行谈判,压低价格,若不成,选择售价更低的菜农进行合作。此时,与超市和平价商店进行合作的菜农为尽可能的保证自身利益,势必会做出让步,压低蔬菜价格,最终,使得自身利益受损。因而,我们不难得出,“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不仅会使得未参与此次活动的菜农利益受损,同时,也会使得参与其中的菜农蒙受损失。长此以往,这种违背市场规律,强行以远低于蔬菜市场零售价,甚至低于蔬菜成本价进行销售的“一元蔬菜”活动,会促使整个蔬菜行业陷入不良竞争的恶性循环,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导致蔬菜生产难以为继,而最终为这一惨痛后果买单的却恰恰是消费者。可见,本着“惠民不伤农”的初衷推出的“一元蔬菜”活动,若是长期执行下去,将会是“伤民又伤农”。
三、消费群体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而言,都会做出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一元蔬菜”这种远低于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成本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也是高收入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一元蔬菜”被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购买(低收入户、高收入户)会造成什么影响?
考虑到2013年太原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平均上涨3.1%,因而,2013年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等级划分情况如下。
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考察“一元蔬菜”被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购买(低收入户、高收入户)造成的影响。假设总人口数为100人进行计算,将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户(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人数为20人,即均占总人数的20%。通过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可得:低收入户总收入为17859元,中下收入户总收入为302240元,中等收入户总收入为411540元,中上收入户总收入为552300元,高收入户总收入为861410元,全部人口总收入为2306080元。各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7.74%,13.11%,17.85%,23.95%,37.35%。根据计算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8024。由于太原市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占太原市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与山西省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占山西省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大体相当,因而,本文用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来代替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即2013年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8024。
那么,如果“一元蔬菜”被不同等级收入的群体(低收入户、高收入户)购买,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又如何呢?
1. 低收入消费群体。
如果“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者购买,即相当于将政府与商家共同让利的2000万元作为额外收入均摊给低收入者,则有555.80元分摊给20个低收入者。那么,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7996。由此,当“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者购买时,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山西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减少量会降低0.00028。
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群体购买,即相当于将政府与商家共同作出的让利13976.24万元作为额外收入均摊给低收入者,则有3884.02元分摊给20个低收入者。那么,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7844。由此,当“一元蔬菜”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时,若全被低收入群体购买的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的减少量会降低0.0018。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的效益微乎其微,趋于零。
2. 高收入消费群体。
如果“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计算方法同上,则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8036。由此,当“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者购买时,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太原市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增加量会提高0.00012。
同样,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提高0.28112。
由此,当“一元蔬菜”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时,若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的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太原市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增加量会提高0.00088。
由此可见,“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影响甚微;同时,其对于调节太原市收入分配的作用基本为零。即使该项活动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其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影响依旧微不足道,同时,其对于太原市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依然可以视为零。
四、结语:“一元蔬菜”的政策绩效
太原市政府此次开展的“一元蔬菜”惠民活动,旨在物价高涨的现如今,通过财政补贴来减轻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负担。然而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虽然该政策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获益较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此项政策难以实现政府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初衷,同时,也会使得某些相关经济主体(菜农)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因此,该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则是“伤民又伤农”。另外,该项政策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特别是对于调节太原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为零。因而,总体来看,该项政策的弊大于利,收益为负;换言之,政府财政支出的1000万元最终的效果是成本大于收益。
在分析了“一元蔬菜”活动存在的制度缺陷后,我们也应看到政府此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虽出于惠民的初衷,但却是政府职能的越位,不仅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而且为其指定蔬菜按照远偏离市场价格的价格直接定价,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那么,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如今如何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二者职能?政府此次给予“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财政补贴1000万元,花到什么地方,怎么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惠及低收入群体的作用等问题值得思考。
摘要：为在蔬菜价格高涨的现如今,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太原市政府于2013年5月,对全市6大连锁超市的59个门店及34家平价商店进行直接补贴,推出“一元蔬菜”惠民活动。文章就该项活动切实以及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分析并给予论证,对于政府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一元蔬菜”政策,政府干预,制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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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政策 篇7
在一般经济衰退时期, 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 (减税或增支) 或者货币政策, 可以起到促进总需求, 增加就业, 抑制经济衰退作用。但是, 在经济处于“滞涨”时期, 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显得莫能为力, 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两难选择。此外, 过度支出所产生的财政危机和贸易赤字也使得传统政策的实施变得异常困难。
此时, 一些国家可能会选择调整汇率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是:汇率政策的经济效益最为迅速, 且对国内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影响最小。但是, 由于汇率政策的国内联动性和国际联动性, 效果并不理想。以美国和日本为例, 1985美日签署的“广场协议”造成日元急剧升值与美元间接贬值, 其结果是刺破日本的泡沫经济;受此冲击, 与日本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货币纷纷对美元急跌, 造成亚洲周边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受到严重打击, 另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王艺明、林玢 (2006) ) 。那么, 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纷纷“失效”的情况下, 是否还存在一种潜在的政策手段, 使经济摆脱滞涨, 恢复稳定呢?全球第一经济体美国在这方面似乎走在了世界前列。
美元和黄金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价值存储的两种方式, 即他们是相互竞争的关系。通过市场操作直接压低黄金价格能够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从而降低通货膨胀, 实现在不威胁经济的情况下, 达到稳定货币价值和防止物价上涨的双重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黄金价格波动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以揭示黄金价格干预的效果。通过建立VEC模型模拟以上系统, 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黄金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这种影响的程度。
二、模型描述及数据选取和处理
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方法 (VAR) 需要将非平稳序列进行差分得到平稳序列。但是, 差分后的变量的经济含义与原序列并不相同, 而有时我们仍然希望使用原序列进行回归, 以保留其经济含义。这时, 如果多个非平稳序列之间由于某种经济力量而存在协整关系, 则可以对这些变量作线性组合, 而消去它们拥有的“共同的随机趋势”。这就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 应用的基础。好在通过对本文选取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发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 故本文最终选定用了VEC模型。
本文选取了4个内生变量:美元名义有效汇率AE (2010年=100) , 黄金价格goldprice,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Acpi (an average for the period from 1982 through1984 (inclusive) equal to 100) ,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值Agdp (2009年为基年) 。数据范围是1992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季度的数据。其中, AE来自世界清算银行, 该指数覆盖61个经济体的双边汇率, 权重采取2008年10月的贸易数据, 基年为2010年;Acpi来自美国通货膨胀数据网, 以1982到1984年的平均为基年。由于没有季度数据, AE和Acpi都是在月度数据基础上求季度平均得到的。黄金价格由伦敦黄金市场日收盘价求季度平均得到, Agdp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网站, 以2009年美元价格调整而来。模型所得数据都取自自然对数值。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检验的有效性, 我们采用DF-GLS和KPSS配合检验, 这是目前最有功效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从验证结果可以看出, 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 满足协整的前提条件。接下来本文Johanse协整检验, 首先确定乔莱斯基分解次序, 由于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黄金干预和汇率干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所以, 将黄金价格和汇率放在经济增长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前, 基本顺序如下:ln Gp, ln AE, ln Agdp, ln Acpi;然后根据AIC和SC法则, 以及构造LR统计量的方法, 我们确定VAR模型滞后期为3期, 相对应的VEC模型应该为滞后2期, Trace检验在5%水平上存在2个协整关系, 最大特征值检验也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建立一下VEC模型:
式中, ecmt-1是误差修正项, 表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同时因为本文中有两个协整关系, 因此有
三、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和滞后阶数的确定后的VEC模型的可靠性检验
STATA运行结果显示, 4个方程调整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2447, 0.4136, 0.6540, 0.7699.滞后项系数一半以上显著 (5%水平) , AIC和SC统计量分别为-23.05795和-21.54017, 说明拟合整体效果良好。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 接受“残差无自相关”的假设, 说明滞后阶数选择恰当。表示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向量举证的估计结果显示都是显著的。根据检验结果, 我们还可以估计出黄金价格函数和汇率函数, 分别写为:
其中, 系数表示弹性值, 结合影响黄金价格和汇率的长期因素分析, 以上弹性系数符合经济理论预期。
结果显示, 模型较为可靠, 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2. 脉冲响应
做脉冲响应前, 首先做稳定性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根都在单位圆内, 模型稳定。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识别1单位的黄金价格冲击和汇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见图) 。
图中上半部分表示的是有效汇率的单位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 正单位汇率冲击 (汇率升值) 将导致CPI立即下降, 并持续8个季度 (即2年) 下降, 第9个季度开始, 影响减弱为零;对于经济增长GDP来讲, 从第1季度并持续1年时间汇率升值不利于经济增长, 此后第5个季度开始这种影响变为正的, 并持续上升趋于稳定。
图中下半部分表示的是黄金价格的单位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 正向价格冲击将导致CPI立即上升, 且有持续上升的影响;对于GDP, 黄金价格冲击使GDP在前4个季度 (1年) 又小幅上升, 第5个季度开始出现大幅下降, 且保持持续下降在第15个季度趋于平稳。
四、结论
本文对黄金价格干预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黄金价格、美元有效汇率、美国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协整的基础上, 建立VEC模型,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黄金价格波动及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 (GDP, CPI) 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考察两者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相对重要性。
文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汇率干预 (货币非市场性贬值) 在短期内的确能够提振经济, 但这种以出口拉动催生出的暂时的“繁荣”不仅是无法持续的, 同时会拉高物价, 降低经济增速, 危害经济。
第二, 黄金干预 (压低金价) 对抑制通货膨胀预期, 对抗通胀有显著的作用, 短期内可能会由于不利于黄金相关产业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 从长期来看, 控制通胀所带来的好处逐渐体现, 对经济长期健康运行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滞涨”的特殊时期, 这种好处尤为明显。
第三, 汇率干预和黄金干预似乎都能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并能快速起效。但是, 黄金干预对经济的正面影响要大, 且有方差分解可知, 也更加有效。
第四, 黄金价格的急剧上升, 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都不可忽视。虽然我国外汇储备中黄金储备占比很低, 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但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减少美元增加黄金过程中, 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避免黄金价格的大幅上升, 造成过大的市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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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政策 篇8
一、美国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 货币政策:
一是减息机制。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果断下降基准利率, 从2007—2008年底共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0次, 下调500个基点降至历史最低位, 利率已再无下降的空间。同时降低贴现率, 在2008年将贴现率降至0.5%这一阶段, 美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基准利率和贴现率双双下调到历史罕见的低水平, 表明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1]。二是美联储推出多种金融工具, 如期限拍卖融资机制、主要交易商信用机制和定期证券借贷机制等, 为金融机构提供较长期限的资金、提供援助, 改善其资产负债表等, 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三是货币互换协议, 美联储先后与欧元区、瑞士、日本等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根据协议美联储采取向这些银行提供美元资金, 向金融机构拍卖美元资金、同步降息等举措, 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2. 财政政策:
一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TRAP) , 2008年10月14日, 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将动用7 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2 5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的优先股, 以帮助银行缓解信贷紧缩局面, 此外还对濒临清盘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二是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 包括通过压力测试筛选对受困金融机构进行注资, 设立公共及私人投资基金, 强化对救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和信息披露, 通过提高担保率等方式启动小企业和社会融资等。三是减税刺激计划, 在2007年和2008年,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案》和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 减税总额高达1 680亿美元, 这些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大幅退税刺激消费和投资, 推动经济增长, 以避免经济衰退。
3. 美国救市政策行为绩效:
总体上讲, 美国通过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 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应对机制。在这个机制的框架内, 美国政府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在遭遇经济危机重大事件的时刻, 能够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 为推动美国经济尽快走出衰退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救市政策同样也遗留了很多风险问题。首先, 减息对美国金融市场利率的影响, 美联储基准利率对短期融资市场的利率影响很大, 加上美联储不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短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对长期融资利率和长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其次, 从美国信贷市场的情况来看, 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救助, 并没有导致金融机构信贷市场稳定或恢复, 相反是非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扩大导致了部分融资市场出现恢复的迹象。而且虽然实体经济融资市场已经有恢复的迹象, 但是实体经济真正趋稳和恢复还有待时日。此外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巨大, 7 000亿救助相对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平摊式的救助方式不大可能帮助金融机构脱离困境, 同时救助计划所涉及到的巨额资金来源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现实难题, 美国政府只有通过发行钞票和发行国债来筹集, 这将大大恶化未来国民的收入状况。
二、欧盟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 货币政策:
一是降息, 在美联储大幅度降低利率的同时, 欧洲央行也将利率不断下调, 2009年3月英国央行更将利息降至0.5%, 欧盟主要经济体的基准利率平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的冲击。二是货币互换, 欧洲国家为改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 欧元区、瑞士、英国、加拿大等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先后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美联储向这些银行提供美元资金, 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2. 财政政策:
一是经济刺激计划, 欧盟委员会2008年11月出台了一项总额2 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预算, 其余1 700亿欧元为各国自救计划的综合。此计划中欧盟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工具箱”, 其中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减税和降息等财政与货币政策, 每个国家可以从中遴选不同的政策工具, 形成适合本国的政策工具组合。在统一的政策“工具箱”中既照顾到各国的客观实际, 又能够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下实现各国政策的协同[2]。力图通过综合性的政策措施, 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府和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等各个方面挽救金融危机。二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政策措施, 对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提供债务担保和存款担保等。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相同, 欧洲国家也纷纷对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资本, 或将银行国有化, 或购买问题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债券等方式, 为金融机构解困。在直接对金融机构注入资金的同时, 欧洲国家也对金融机构提供了大规模的债务担保和大规模的存款担保, 并不断提高存款担保的上限。借此一系列的财政政策为欧盟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
3. 欧盟救市政策绩效:
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 欧盟的联合救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遏制的作用, 这对于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稳定金融市场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渡过难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在救市过程中也流露出一些问题。由于欧盟各国具体国情不尽相同, 导致在救市力度和具体的救市措施实施上也都存在诸多差异。在危机初期缺乏整体协调, 各自为战, 各主权国家首先想到的是自保,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难以采取大规模统一措施。欧盟救市政策同美国一样, 同时存在着道德风险与资产负债风险, 为救助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 恢复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 欧盟采取了注资金融机构和多方位提供政府担保等一揽子行动, 然而由于政府担保和注资的强制性以及担保收费的“一刀切”, 这就难保救助资金不被滥用, 也会隐性鼓励金融机构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担保, 可能产生新一轮的道德风险。
三、中国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 货币政策:
一是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为增加流动性, 中央银行还在2008年下半年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二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针对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8年8月初, 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 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 此举可增加约2 000亿元的信贷投放, 进一步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 2008年11月6日, 经国务院批准, 中央财政新增安排10亿元, 专项用于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支持[3]。
2. 财政政策:
一是经济刺激计划,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颁布的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计划, 扩大政府公共投资,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十大产业”。二是减税计划, 从2008年11月以来, 政府经过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 涉及纺织、轻工、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和电子信息产品等多个行业。不断上调的出口退税率极大减轻了出口企业的压力, 有利于恢复出口企业的信心, 同时国内还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此外, 在房产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存款利息税等方面国家也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
3. 中国救市政策绩效:
整体而言, 在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 实体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积极或者回稳信号。但是中国救市政策仍然伴随很多风险。首先对于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 这些资金投向哪里、如何进行监管以及效用如何等就凸现出来,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存在, 中国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情况十分严重。同时还要非常注重大规模投资中出现权力滥用、腐败贪污等现象。其次从整个国家来看, 结构性减税政策和税费改革政策极大地减少了财政收入, 而国家为扩内需、促消费、保民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支出。
四、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启示
鉴于本文对美国、欧盟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救市政策的梳理和分析都是非常初步的, 要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是不易的, 因此试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参考建议:第一, 注意危机中政府干预经济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平衡。政府不是万能的, 其对市场的干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且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时, 需要对时机、规模、范围等进行谨慎地思考和分析, 救市举措一旦不当, 就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更严重地会导致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道德风险的发生。所以在金融危机中, 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第二,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应遵循法治原则并加强政府监管。一方面, 各国政府在治理金融危机中应遵循程序原则和法治原则, 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限于现行法律的规定和授权, 真正体现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危机发生时的政府干预, 但更需要的是在正常有序发展状态下的金融监管, 有效的政府监管, 不仅能够及早发现与准确识别金融风险隐患, 还可及时有效控制与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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