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执行

司法执行（共10篇）

司法执行 篇1

一、非诉行政执行:司法不能承受之重

媒体所谓的“司法强拆”, 实质上是指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 即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 对具体行政行为既不起诉又不履行, 人民法院依据行政机关的申请而对已生效的行政决定书或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强制予以实现的制度。其直接的法律依据在于《行政诉讼法》第66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强制法》第五章进一步明确了此制度, 其第53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 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近年来,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飞速增长, 成为一些法院行政庭的主要业务, 更有学者举出极端的例子, 有一个县三年审结行政诉讼案件仅31件, 但同期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达2008件。[1]有些法院采取“筑坝截流”的方式解决问题, 把拆迁拆违案件等拒之门外;而另一些法院采取了“加强泄洪”的方式解决问题。

无论是“筑坝截流”还是“加强泄洪”, 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效果来看, 都广受各方诟病。一方面, 法院不堪重负, 费力不讨好;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批评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撂挑子”, 因为执行难拒收案件是推卸责任。而新近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来强制执行, 又一次把法院的非诉执行工作推上了风口浪尖。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非诉行政执行是什么性质非诉行政执行的权力应该如何平衡

二、悖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权能错位

(一) 悖论一:角色错位

司法权是一种处理纠纷的权力, “不告不理”是司法的基本原则, 不告不理原则是通过司法的消极被动性来保证司法的中立性, 是司法权区别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司法权是以发生于社会上具体的纷争作为自己审理的主要对象, 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些纠纷, 因此, 司法权的任务就是以当事人的请求, 以超然而中立的第三者的身份, 对社会纠纷依法进行裁决。而行政权处理社会纠纷和社会问题是直接与行政相对人构成矛盾的对立双方, 自己卷入了社会纷争中。”[2]

人民法院承担的主要功能应是居中裁判, 扮演的是一个消极、中立且无偏私的裁判者的角色, 而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的现象, 扭曲了司法权的本质, 导致了权能错位, 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权威。在非诉行政执行中, 行政机关出于减轻自身压力和免遭各方非议的目的, 把自身依法享有的执行权一般性地交给法院, 往往导致因行政决定而引发的各种矛盾转化为司法机关与公民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 司法将不再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反而是处在矛盾的第一线, 法院异化成为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局”。

(二) 悖论二:权责分离

正如权利与救济不可分割一样, 权力和责任也是密不可分的。从理论上讲, 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 若法院拥有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执行的权力, 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没有规定, 司法解释中却可寻着些蛛丝马迹。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诉讼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 由于据以强制执行的根据错误而发生行政赔偿诉讼的, 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为被告。”依此规定, 只要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行政决定错误, 就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责任, 这条规定的理论依据似认为非诉行政执行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延伸, 在本质上仍属行政行为, 因此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但既然如此, 人民法院对非诉执行申请的审查又是何性质呢人民法院又为何需要对行政决定进行审查呢行政机关又为何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来执行呢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不服的, 可以通过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获得救济;若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被认定违法, 受到损害的行政相对人有权提出国家赔偿。但如果行政相对人对法院的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不服, 则失去了诉讼的救济途径。此时, 出现了权力与责任的明显背离。

三、困境求解:职权优化与职能回归

(一) 经验与借鉴:行政模式与司法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核心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 无非是行政模式和司法模式。

所谓行政模式就是行政机关自己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 以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我国台湾地区亦循此模式, 在《行政执行法》中创立了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所属行政执行处”为执行主体的专门执行机关。

所谓司法模式是指有关行政决定的执行, 原则上应依司法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 通过行政机关在法院提起执行诉讼的方式启动。此模式以英美国家为典型。英美国家强调控权, 对于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在内的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予以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 司法权优于行政权, 强调行政机关的决定权与强制权分离, 故形成此制度模式。

应当说两种模式各有其利弊, 各有其形成的文化背景与制度环境。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则被认为是独特的行政司法混合模式。《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二) 职权优化:裁执分离

确立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与分配问题是建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 虽然对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有司法模式, 但为数不多, 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行政执行模式。即使在英美等少数实行司法执行模式的国家, 法院也并不具体负责行政行为的具体执行, 而是专司裁判, 具体执行依然交由行政机关去完成。换言之, 即使实施所谓司法执行, 也不宜由法院直接而具体地承担有关执行任务, 法院的使命在于居中裁判, 在于对行政执行的某些环节加以审查, 并在审查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支持行政机关的某些执行手段或方法。而具体承担行政执行任务实施的, 应该是行政机关。

当然,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 既然法律已然如此规定, 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并遵守执行, 但这也不意味我们对一些制度性的缺陷无所作为, 这就是裁执分离的探索与完善。所谓裁执分离, 即由法院作出裁定, 需要强制执行的, 由行政机关具体负责实施。无论是《国有土地上征收补偿条例》还是《行政强制法》, 都规定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模式, 但对具体的执行方式, 法律法规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这就为实践中探索科学合理的强制执行方式提供了空间。

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 一个行政决定, 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 那么行政机关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 对不符合条件的可不予受理, 申请机关对不予受理的决定可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对于已经受理的申请, 人民法院又有两种处理, 符合准予执行条件的, 人民法院可裁定准予执行, 对不符合条件准予执行条件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准予执行, 同样, 对不准予执行的裁定, 申请机关可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对人民法院准予强制执行的申请, 由行政机关组织实施。

此外, 笔者认为, 既然法律规定了双轨制的强制执行模式, 但对于哪些行政决定行政机关可自行强制执行, 哪些行政决定需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 将来的立法需予以考虑。原则上, 一般的行政决定都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 以保障行政的效率;对于土地、房屋的征收、征用、拆迁等涉及公民重大财产权益的行政决定, 则应由法院先进行审查, 以保障社会的公正。

摘要：2012年1月, 《行政强制法》正式实施, 该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两种模式。笔者认为, 一般的行政决定可以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对于影响相对人重大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决定的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人民法院依法审查通过后仍由行政机关执行。探索裁执分离的执行方式应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发展方向, 也是实现司法职权优化配置和公民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诉行政执行,司法权

参考文献

[1]石佑启.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运作[J].河北法学, 2001, (21) :54.

[2]胡夏冰.司法权:性质与构成的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207.

司法执行 篇2

最高人民法院2月23日发布•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担保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裁决执行规定‣）三个司法解释，并将于2018年3月1日开始施行。

•执行和解规定‣共20个条文，重点区分了执行和解与执行外和解；明确不得依据和解协议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明确指出申请执行人可以就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明确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及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的效力五个方面的问题。

•执行和解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要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或者一方提交另一方认可，就构成执行和解，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中止执行。反之，如果双方没有将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提交给人民法院的意思，那么和解协议仅产生实体法效果，被执行人依据该协议要求中止执行的，需要另行提起执行异议。

•执行和解规定‣明确人民法院不得依据和解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申请执行人可以要求恢复执行。•执行和解规定‣明确赋予了申请执行人选择权，即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申请执行人既可以申请恢复执行，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

•执行和解规定‣还明确规定了恢复执行的条件，首先，契约严守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适用于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不应无故违反和解协议，如果被执行人正在依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或者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申请执行人就不能要求恢复执行。其次，如果债务人已经履行完毕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即便存在迟延履行或者瑕疵履行的情况，申请执行人也不能要求恢复执行。迟延履行或瑕疵履行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主张赔偿损失。最后，出于审执分离的考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主张和解无效或可撤销的，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认定，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执行和解规定‣规定了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的效力，即如果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保证人的财产，不需要申请执行人另行提起诉讼。当然，如果申请执行人选择就履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担保条款依然有效，申请执行人可以在诉讼中主张担保人承担责任。

•执行担保规定‣共16个条文，重点明确执行担保的担保事项、执行担保的实现方式、确立执行担保的担保期间以及明确执行担保的追偿权。

•执行担保规定‣将执行担保明确限定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即为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提供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执行担保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担保期间自暂缓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担保书中没有记载担保期间或者记载不明的，担保期间为一年。” 第十三条规定：“担保期间届满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其申请解除对担保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执行人应当在担保期间内对担保人主张权利，否则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将得以免除。承担担保责任之后，担保人可以通过诉讼进行追偿。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共24个条文，主要涉及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的管辖；裁决执行内容不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及处理方法；拓展申请不予执行的主体范围，统一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标准以及明确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程序衔接五个方面的内容：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适当调整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的管辖明确规定，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仍由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即使案件已指定基层法院管辖的，也应移送原执行法院另行立案审查处理。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明确裁决执行内容不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及处理方法：一是列举了实践中常见的仲裁裁决“不明确具体”的情形；二是为减轻当事人讼累，规定执行内容不明确具体的应首先通过补正等方式解决；三是经补正等方式仍无法明确执行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四是明确当事人对驳回执行申请不服的，可以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五是对于仲裁裁决确定交付的特定物确已毁损或灭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终结执行等方式处理。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对申请不予执行的主体范围予以适当拓展，明确赋予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案外人有证据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恶意仲裁或者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人民法院将严格审查，确认其主张是否成立。而对于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的审查结果，同时赋予当事人、案外人进一步救济的权利，以充分保障其权益。•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进一步予以解释，明确了无权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伪造证据及隐瞒证据的认定标准。

此外，为防止被执行人滥用程序权利阻碍仲裁裁决案件执行，•仲裁裁决执行规定‣还列举了若干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申请不予执行的情形，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此类申请不予支持。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对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程序的衔接进一步予以明确、简化。不予执行审查期间，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受理的，法院应当裁定中止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被执行人同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时，其撤回撤裁申请的，应视为一并撤回不予执行申请。

附件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附件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 附件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附件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5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1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2日

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和解，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

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一）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

（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

（三）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第三条 中止执行后，申请执行人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四条 委托代理人代为执行和解，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第五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执行和解协议，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变更后的协议，或者由执行人员将变更后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条 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

第七条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情形的，债务人可以依法向有关机构申请提存；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给付金钱的，债务人也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提存。

第八条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第九条 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

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间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 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恢复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恢复执行：

（一）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恢复执行的；

（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但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

（四）其他不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情形。

第十二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恢复执行或者不予恢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十三条 恢复执行后，对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执行法院受理后，可以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自动转为诉讼中的保全措施。

第十五条 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

被执行人以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为由提起诉讼的，不影响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

第十七条 恢复执行后，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部分应当依法扣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人民法院的扣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

第十八条 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且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

第十九条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9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2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2日

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担保，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执行担保，是指担保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为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担保。

第二条 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财产担保或者保证。

第三条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执行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担保书，并将担保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

第四条 担保书中应当载明担保人的基本信息、暂缓执行期限、担保期间、被担保的债权种类及数额、担保范围、担保方式、被执行人于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时担保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承诺等内容。

提供财产担保的，担保书中还应当载明担保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等内容。

第五条 公司为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的，应当提交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公司章程、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第六条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执行担保，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同意意见，也可以由执行人员将其同意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申请执行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条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可以依照物权法、担保法规定办理登记等担保物权公示手续；已经办理公示手续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主张优先受偿权。

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担保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担保书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可以暂缓全部执行措施的实施，但担保书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担保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且对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

第十条 暂缓执行的期限应当与担保书约定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一条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或者暂缓执行期间担保人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担保财产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并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被执行人有便于执行的现金、银行存款的，应当优先执行该现金、银行存款。

第十二条 担保期间自暂缓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担保书中没有记载担保期间或者记载不明的，担保期间为一年。

第十三条 担保期间届满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其申请解除对担保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四条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提起诉讼向被执行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五条 被执行人申请变更、解除全部或者部分执行措施，并担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前成立的执行担保，不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

（2018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0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8‟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8年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2日

为了规范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是指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仲裁机构依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的案件。

第二条 当事人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的，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符合下列条件的，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一）执行标的额符合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受理范围；

（二）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在被指定的基层人民法院辖区内。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的，负责执行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立案审查处理；执行案件已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于收到不予执行申请后三日内移送原执行法院另行立案审查处理。

第三条 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执行内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的，可以裁定驳回该部分的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且该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一）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

（二）金钱给付具体数额不明确或者计算方法不明确导致无法计算出具体数额；

（三）交付的特定物不明确或者无法确定；

（四）行为履行的标准、对象、范围不明确。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仅确定继续履行合同，但对继续履行的权利义务，以及履行的方式、期限等具体内容不明确，导致无法执行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四条 对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以及仲裁庭已经认定但在裁决主文中遗漏的事项，可以补正或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书面告知仲裁庭补正或说明，或者向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查明。仲裁庭不补正也不说明，且人民法院调阅仲裁案卷后执行内容仍然不明确具体无法执行的，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第五条 申请执行人对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的驳回执行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第六条 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确定交付的特定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被执行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已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或者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提出不予执行申请并提供适当担保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中止执行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处分性措施，但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除外；执行标的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期间，当事人、案外人申请对已查封、扣押、冻结之外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负责审查的人民法院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理。司法审查后仍需继续执行的，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与执行法院不一致的，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执行法院，保全裁定视为执行法院作出的裁定。

第八条 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或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本条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前，被执行人已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且已被受理的，自人民法院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期限。

第九条 案外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的，应当提交申请书以及证明其请求成立的证据材料，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证据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恶意申请仲裁或者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案外人主张的合法权益所涉及的执行标的尚未执行终结；

（三）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民法院对该标的采取执行措施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

第十条 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同一仲裁裁决的多个不予执行事由应当一并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但有新证据证明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围绕被执行人申请的事由、案外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对被执行人没有申请的事由不予审查，但仲裁裁决可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询问；被执行人在询问终结前提出其他不予执行事由的，应当一并审查。人民法院审查时，认为必要的，可以要求仲裁庭作出说明，或者向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十三条 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

（一）裁决的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

（二）裁决的事项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

（三）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

（四）作出裁决的仲裁机构非仲裁协议所约定。

第十四条 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或者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特别约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决，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当事人主张未按照仲裁法或仲裁规则规定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导致其未能参与仲裁，或者仲裁员根据仲裁法或仲裁规则的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仲裁庭按照仲裁法或仲裁规则以及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送达仲裁法律文书，当事人主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适用的仲裁程序或仲裁规则经特别提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仲裁程序或选择的仲裁规则未被遵守，但仍然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

（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

（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

（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

（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

（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

（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

当事人一方在仲裁过程中隐瞒己方掌握的证据，仲裁裁决作出后以己方所隐瞒的证据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或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仲裁调解书或者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十八条 案外人根据本规定第九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一）案外人系权利或者利益的主体；

（二）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或者利益合法、真实；

（三）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

(四)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逾期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申请。

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经审查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申请。

第二十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又以相同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审查期间，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并被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者决定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并终结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或者申请执行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被执行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或者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申请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者基于被执行人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原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回转或者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原申请执行人对已履行或者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款物申请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原申请执行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人民法院基于案外人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案外人申请执行回转或者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驳回或者不予受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基于案外人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或者不予受理案外人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申请，案外人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关于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申请不予执行的期限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广州市检察机关提升司法执行力 篇3

广州市检察机关乃藏龙卧虎之地。这里有全国十佳检察院、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先进检察院、全国十杰检察官……一些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广州市检察机关办理得既高质又高效。有什么秘诀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广州市检察院的负责人说：“是因为有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在他看来，司法的执行力主要体现在：执法的规范、高效（业务建设）；执法者的水平与良心（队伍建设）；良好的物质技术保障（事物保障）三个方面，借助信息化平台和现代管理理念，三者相互共融，从而实现检察工作的科学运作。这便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三位一体机制。

过程控制：办案更规范

利用网络软件贯彻过程控制理念加强了案件质量的管理，凡出现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系统将不能向下一环节运行，对违反程序的操作，该系统则会自动“拒不执行”，从而规范执法，极大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对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而言，手中的案件好比流水线上的一件件产品，电脑软件设计的规范化流程控制全面把握每一个环节的产品质量，检察官半点马虎不得。

２００５年８月，一封关于某电力行业附属医院院长受贿的举报信出现在黄埔区检察院举报中心的信箱中。按照“三位一体”的办案模式，举报中心检察官收到举报信后，立刻启动举报线索处理系统。系统提示：根据被举报人职位判定，属于非要案线索。检察官点击进入网上普通案件线索分流系统，案件线索转移至反贪局。

反贪局侦查综合科接到信息后立即启动线索审查处理系统，在规定时间将案件线索移交承办检察官邱焕逵。邱焕逵接到案件，立即召集科内骨干商讨案情。由于举报信列明了涉嫌向医院院长行贿的医疗设备供应商的名字，他们决定从外围入手，寻找行贿嫌疑人打开突破口。根据初查程序规定，初查时间有最长时限限制，一旦超过这个时限，电脑系统将毫不留情，案件无法进入下一环节。侦查人员迅速分头行动，争取抢在电脑“卡死”的时间前找到案件突破口。在行贿嫌疑人身上，他们发现了一本“送礼”记录，案件突破口由此打开。

随即，主办检察官决定启动查询犯罪嫌疑人银行账目审批程序，分批传唤犯罪嫌疑人。初查成功，启动一般案件立案系统。一个星期内，立案６宗。随着证据的逐步完善，案情终于柳暗花明，该医院包括院长张某在内的集体受贿案浮出水面。该是把“半成品”送往公诉科的时候了。

公诉科接到案件，开始启动案件受理系统。这时候，专门成立的质量管理办公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他们是专职内审机构，负责对案件质量的检查。此外，每季度还有服务质量考评，以及外审机构每两年一次对整个案件流程情况的质量检查。质量管理办公室对原医院院长张某某受贿一案的法律文书，办案记录进行了检查。

2006年1月，案件判决书下达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获得有罪判决。整个办案流程规范有序，是广州市检察机关运用三位一体机制办理案件的一个缩影。在广州每天有上百个案件正经历着这样的流程，被规范而高效地送往法院。

全方位监督：办案更放心

Ｖ２００４检察业务软件系统是广州市检察机关自行研发的办案系统，其好处不仅仅在于实现无纸化办公，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工作流程透明化，检察长和办案检察官可以根据授权随时查看、掌握诉讼各阶段的工作进展情况，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广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廖荣辉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电脑启动后会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提醒他有多少文件需要及时审批。廖荣辉分管侦查监督处，需要处理的批捕案件数量相当大。过去他的案头文件堆积如山。现在利用广州市检察院独立开发并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广的Ｖ２００４检察软件系统，廖荣辉轻点鼠标就能完成审批。

记者来到侦查监督处，办案人员小刘输入权限密码，进入办案系统。随便点开一个案子，案件编号、案件名称、处理阶段、接收日期、办案期限、剩余天数一览无余。在使用检察业务管理系统前，办案人员的办案期限主要依靠办案人员自己把握和内勤提醒。一位办案人员绘声绘色地向记者描述，她曾梦见自己经办的案件超期了，吓得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直冒冷汗。现在这样的“噩梦”不会有了，因为系统会自动提示办案期限，办案人员也能够随时掌握自己的办案进度，并根据进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内勤通过网络实施办案期限的监控，当案件要超期时，及时告知经办人。

人才打造：办案更专业

检察人员信息库实现了对检察院人员的动态管理。明确了干警的录用、考核、选拔任用、调动、轮岗、辞退等４５项工作流程，从招录、培养到人才的使用均建立在岗位的需要和检察人员的绩效考核上。度身定做的个性化培训使检察人员更加专业化。

在一次搜查犯罪嫌疑人的活动中，一位侦查人员仅在几十秒内就数完了3万元人民币。发案单位的陪同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家属对此惊叹不已。原来，这位侦查人员是广州市检察院特地从银行系统招录的“专才”，他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是赫赫有名的“点钞机”、账目财务方面的业务能手。

检察官素质是公正执法的关键。近年来广州市检察机关全力打造检察官准入制。院领导专程去北大、清华、人大等著名高校物色素质高、有潜力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物色检察专才。如曾办理过“简竹醒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陈招华特大走私毒品”案的主诉检察官就是从外地引进的。据统计，2006年，广州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为22．4％，是全国检察系统平均通过率的两倍。

此外，广州市检察院还借助于信息平台的业绩反馈，针对每个岗位的特征、风格，与检察人员的素质和性格进行个性化 专业培训，一大批学者型公诉人、竞赛型公诉人、攻坚型公诉人、快捷型公诉人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一个个突破型侦查员、侦查预审型侦查员、综合预防型侦查员似蛟龙出海，大显身手，极大地提高了办案效率。

事务保障：办案更便捷

网络化管理平台把检察院牢牢地凝成了一个整体。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能够“上传下达”，方便办案人员协同作战。而且，使原来分散保存在每个案件经办人电脑中的资料，可以统一保存在服务器中，举报、职务犯罪侦查、批捕、起诉、监所检察等各业务部门可根据权限随时查阅和重复使用，有效整合了资源，提高了办案效率。

检察官林兰向我们讲述了信息化建设给办案带来的好处，这是一起她出庭公诉的抢劫案。法庭上，与过去不同的是，林兰的面前除了卷宗以外，还有一部手提电脑。检察院的远程庭审指挥系统把她的电脑和远程庭审指挥中心实时相连。通过这个系统，她的一举一动，坐在监控室的副检察长李润斌和几个主诉检察官能看得清清楚楚。

林兰由于准备充分，在法庭上语速较快。李润斌发现了这一问题，立即通过远程庭审指挥系统向她发出信息：放慢语速。这一信息立即显示在林兰的电脑上，林兰有意识地放慢了语速。在控辩交锋的时刻，面对对方律师的提问，林兰沉着应对。在她背后，几个公诉骨干作为智囊团及时针对辩护意见，为她出谋划策，提供协助。 公诉人在“前线”作战，全院的检察资源在“后方”作为支持，这就是运用网络化管理平台办案的优势之一。

番禺区检察院查处霍某涉嫌受贿一案，已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按照办案程序的规定进入案件质量考评阶段。侦查科人员首先依据系统权限从办案管理系统中调出霍某涉嫌受贿案的系统材料，接着随机调出去年科里办的比较成功的另一起涉嫌受贿案，全科在电脑上对两宗案件进行比较和讨论。案件评议在短短的半天时间内完成了。要搁在过去，内勤先要去档案室查半天，而且材料还得挨个复印到参与讨论者的手中。现在资料在内部网络上，根据权限，输入识别代码，轻轻一点鼠标，需要查找的资料就出来了。

广州市检察院利用网络管理平台成立了线索举报库。过去举报线索繁杂，一封举报信有时涉及多个犯罪嫌疑人，重复举报的情况屡见不鲜，管理起来颇为头疼。现在网上的线索举报库解决了这一问题。举报线索即便因为证据不充分暂时不能利用，也会进入线索管理库，办案人员突破案件遇到“打结”时，可以通过该系统所设置的包括涉嫌行贿人员、单位、行业等60多个项目进行查询，使线索再次被“激活”，突破案件。

司法执行 篇4

(一) 定义

笔者认为, 可以将执行救助制度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上的执行救助制度, 包含了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律援助、国家赔偿、相关诉讼费用的减缓免、执行救助救济等制度。狭义上的执行救助制度, 则特指执行救助救济制度, 即在执行程序中, 人民法院对某些案件中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申请执行人, 按照一定的程序, 对其进行经济补助的制度。本文将着重针对后者进行阐述。

(二) 本质

从本质上讲, 执行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辅助部分, 是国家维护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现实表现。

(三) 对象

执行救助制度的对象应当是民事执行程序中, 因案件不能执行到位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 特定情况下可以延展至申请执行人的近亲属。

(四) 目的

执行救助制度的设立目的, 是旨在人民法院的职能范围之内, 微调社会资源, 保障与执行程序相关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 从而缓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二、执行救助制度设立的内在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7月出台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是制度层面对执行救助制度的第一次规定。但是该规定涉及的救助方式, 仅限于对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实行相关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制度。而在实践中, 单纯依靠“缓、减、免”的方式显然不足以维护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在此情况下, 各地开始自发地探索保障相关人员, 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基本生存权利的救助制度。

(一) 执行救助制度是执行工作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

民事执行程序是一个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将扭曲的财产关系恢复正常的过程, 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 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 执行工作势必无法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是客观规律所致, 无论东西方司法界均无法避免。为了缓解这一“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给案件申请执行人造成的生活困难, 执行救助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

(二) 执行救助制度是法治国家彰显“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2005年, 中共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 要求“探索解决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方法……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 按照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 解决其生活困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先后下发《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要求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 加大对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各类案件的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力度。种种举措, 均展示了法治型国家对于解决最困难涉诉群众的最基本生存权利的意愿。

(三) 执行救助制度是现阶段公民法律意识水平的必然要求

近几年来, 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呈几何级数增加, 导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点, 不可能实现案件的全部执行到位。然而, 大批申请执行人不能认识到债权不能实现的客观原因, 认为胜诉并申请执行之后, 法院自然有义务将案件执行完毕, 一旦债权得不到实现, 往往归咎于人民法院执行不力不公。部分本身生活极其困难的申请执行人, 则往往用上访信访、群体性闹访、甚至暴力冲突等方式发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的平息, 除了加大执行力度, 尽可能地实现债权之外, 保障债权人基本的生存条件, 也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三、当前执行救助制度的不足

当前执行救助制度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救助对象、救助程序三个方面:

(一) 救助资金募集渠道狭窄, 总量不足

目前的执行救助资金基本以财产拨款为主, 极大地受限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同时, 大多数情况下, 资金募集的活动过多地依靠法院领导的个人影响力, 依靠部门领导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和惯例。此外, 囿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财政拨款的数额不能应对现有的救助案件总量, “僧多粥少”的矛盾突出。第四, 不能保证定时定量供给, 审批发放过程耗时较长, 与执行救助的“救急救困”原则不符。

(二) 选择救助对象存在很强的妥协性

实践中, 执行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变质, 救助对象过多地集中在信访人群, 缺少对当事人“生活是否特别困难”的判断和监督。从理论上讲, 执行救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困群体的生活困难, 而不是缓解信访压力。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 执行程序中缺乏对有理访和无理访的甄别, 有可能妥协于信访人群, 使得对涉执行信访人群的执行救助产生了无原则的现象。

(三) 救助程序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

实践中, 执行救助程序存在很多的漏洞, 如在程序启动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对救助申请的审查缺乏调查核实、多以执行法官的书面审查为主, 救助款项的发放流程缺乏监督和管理等等。

四、关于完善执行救助制度的几点看法

如何让执行救助制度发挥其最大效能, 切实地服务于因案件不能执行到位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困难群众, 是一个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结合当前执行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 笔者有以下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 保障资金来源

目前, 我国的执行救助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 但是资金的拨付极不稳定, 影响了执行救助制度的效能发挥。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司法救助情况, 以2008年为例, 英国和荷兰的各类法律援助、救助经费占到了全国财政支出的1%, 丹麦占到了0.5%, 日本则占到了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0.03%, (1) 且均以国家或地区政府的经费预算来运营。所以, 针对目前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困境, 首要的工作是由上而下地确定执行救助资金分级负责的原则, 即将执行救助制度正式列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部分, 由各级地方财政列支, 并由上级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一定的倾斜和帮助, 从根本上稳定救助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 可以由各地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 多渠道筹措资金。例如, 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的形式, 吸引社会捐助款、赞助款;或直接吸引社会人士与特困群众结成帮扶对象;或者与民政部门协调, 分流部分社会救助款项用于执行救助。

(二) 设定一个范围

即明确什么样的案件当事人才能成为执行救助的对象, 这是一个如何将好钢用到刀刃上的问题。执行救助是建立在对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人基本人权的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基础上的, 他不是面向所有案件当事人的普遍救助, (2) 而应当有严格的适用范围。目前执行实践中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执行救助是否及于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对此, 笔者认为, 执行救助制度设立的本意是在执行案件因为客观原因的限制不能执行到位导致申请执行人生活陷入困境之时, 由人民法院对其进行救助以缓解其生活压力。故执行救助的对象应当仅限于案件申请执行人。至于被执行人的生活困难, 则应当由民政部门为其解决。而在确定应当给予救助的申请执行人时, 遵循的原则至少应当包括:1.执行救助的对象必须是生活特别困难, 单纯的诸如案件不能执行到位、信访上访严重等情形, 不应列入执行救助的范围。2.申请执行人若已经得到赔偿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得到了救助, 并且该救助已经使其生活脱离困境, 那么申请执行人不应再得到执行救助。

(三) 设定一个标准

即明确什么样的情况发放多少执行救助金。目前国内的执行救助制度对救助标准的规定, 一是采用比例限制原则, 即以执行程序中未能实现的债权为标准, 确定比例给予救助;二是采用金额限制原则, 即不论执行案件标的大小,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设定救助金额标准。笔者更倾向于适用第二种原则。究其原因, 执行救助的目的在于维持被救助人的基本生活, 而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更多地受限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等因素, 与案件标的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 笔者认为以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保制度的相关规定、以及执行救助基金的实际情况作为标准来确定救助金额的标准更为合理。

(四) 设定一套流程

如前所述, 实践当中在执行救助流程的程序启动、适用方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更多地依赖于执行法官的主管判断和自由裁量, 迫切需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流程加以规范。从目前的情况看, 执行救助制度至少应当包括救助申请的受理、审查、合议, 救助资金的募集、审批、发放, 以及在执行救助之后对案件被执行人的追偿和对整个救助过程的监督等各个方面, 这无疑是一项长期且系统但是又不能回避的工作。

摘要：执行程序中的司法救助制度, 是人民法院探索解决执行难, 化解社会矛盾的一项有益尝试,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执行案件当事人之间、涉执行特困群体与人民法院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由于该项制度缺乏程序运行上的有效规范, 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以下, 笔者将结合执行救助工作的实践情况, 就执行救助程序的现状进行分析, 以期对该领域的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事执行,司法救助,规范

注释

1 涂师铭, 郭海龙《.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07.12。

论民事司法中的“执行难” 篇5

内容提要：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 “执行难”问题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执行难”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问题的综合体现，需要运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正确认识和看待“执行难”。本文通过分析“执行难”问题的发展过程、形成的原因、难以执行的案件类型，来澄清对“执行难”的一些模糊认识，形成一个客观、全面的“执行难”问题的景象，找到治理“执行难”的方法。

关键词：执行难 司法地方化 司法权威 法律缺陷

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 “执行难”问题成为执行机关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给执行机关造成很大的压力。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步伐的推进，执行机关的执行案件数量激增，这对原本就已堆积的大量的得不到实际执行的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执行是指执行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给付内容的一种司法行为。“执行难”是指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给付内容，致使执行不能，权利人合法权益不能实现、社会信用关系和商品交易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法律和人民执行机关的权威遭到践踏的情况。

我国“执行难”问题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执行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地显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执行机关执行工作中，十多年来，大体经历了“无序执行期”、“粗放执行期”和“理性执行期”三个阶段。

“无序执行期”。“无序执行期”突出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前，最典型的行为是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抓人促执行”，即用违法拘留被执行人的办法来逼迫被执行人偿还债务。这里，首先应当明确，对被执行人依法采取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是《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执行机关的权利，是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已执行的必要手段和保障措施，必须依法坚决实施，并且要用足、用好。但，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是必须依法，被执行人得有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依法应受制裁的行为，而不能违法采取。由于大量案件积压，社会反响强烈，执行机关压力很大，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曾有一段时间，有的执行机关为提高执行率，采取过违反法律规定的“以抓人促执行”的办法。相信这里许多人也许还记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过光的某省的一位基层执行机关院长，这个执行机关为执行案件竞为被执行人办“培训班”，把不执行执行机关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传唤到执行机关“集中办班学习培训”，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讲什么“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种办法对于执行案件确实收到过一些实际效果，但却是无序执行的作法，是违法的，以至造成了无序执行局面。

“粗放执行期”。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无所不用其及，常将一些企业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出台一套土政策，限制执行机关执行，规定什么“执行机关执行案件首先得报告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经允许后才能执行”，引起一些执行机关特别是外地执行机关的的粗放对抗。有的执行机关为回避当地党政机关，在执行案件时，采取异地查封扣押的办法，常在半路查封车辆或拘留被执行人，而当地领导就派公安围追堵截，有的甚至按“抢劫”立案，公法两家常常上演“全武行”，一方“粗放执行”，一方“粗暴保护”。为此事，有的执行机关执行人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某省有的法官就被推下了黄河。

“理智执行期”。针对”执行难”及其相应带来的无序执行、粗暴执行的严峻情况，最高执行机关向党中央专题报告了”执行难”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汇报，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1999年7月，党中央下发了11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严肃批抨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职权干预执行机关执行工作的错误作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高度，支持执行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依法治理和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央文件下发以后，形势迅速改观。执行工作从此进入“理性执行状态”，有力地推动了“执行难”和无序执行、粗暴执行问题的解决。

“执行难”的案件类型

（一）农村经济纠纷案件、侵权纠纷案件和被执行主体被撤销的案件“执行难”。主要原因是由于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履行能力。这方面特别表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市中被执行人财产枯竭的企业。很多刑事犯罪者本身就没有什么财产，为财产而犯罪，判处罚金或判决赔偿，往往等于空判。某地有一起爆炸案，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涉及七八个人，宣判后，被告在监狱，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媳妇、孩子跟人走了，不知道在哪儿，根本没法执行。可以说，经济困难，没有执行能力，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

（二）涉及劳保职工的案件上访多、难执行，形成原因多是计划经济遗留问题。目前，涉及企业劳保职工的执行案件较多，劳保职工往往聚众上访，使案件难以执行，起因多是计划经济遗留问题。某一大型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受政府指令上马了农药“8.5”项目，由政府协调向银行贷款500万元，政府对所生产的农药包销，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企业的效益下降，而银行也因走向市场，追求效益，向企业追收贷款本息，不得不提起诉讼，判决后即申请执行，当执行机关执行人员到该企业执行时，执行机关一执行，该厂工人便到执行机关集体上访，至今尚未执行。类似这种情况的执行案件占整个执行案件相当大的幅度，计划经济遗留问题，是造成“执行难”的历史原因。

（三）涉及企业改制的案件“执行难”，造成这方面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些是钻政策空子。前些年，为搞活企业，有的地方提出了所谓“大船搁浅，舢板逃生”的政策，在企业转制中，搞“假破产，真逃债”、“假分立，真逃债”、“假租赁，真逃债”。某企业欠下巨额债务，但亦有财产，就采取先分立的措施，将有效资产变价等投资到新厂，却将老债留在所谓的“留守处”，不予偿还。这样的情况在一些地方甚至可以说较为严重。而由于中间有政府部门行为，并有行政领导参与、干预，执行机关执行中困难重重，致使有些案子久执不果，旷日持久。

（四）涉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案件“执行难”，深层原因是由于司法权力地方化。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上看，执行机关受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人、财、物权全在地方，上下级执行机关之间仅为审判监督关系，相当一部分案件由于受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的影响，应依法及时执行，执行机关及办案法官却不能及时有效的执行。司法权力地方化，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症结所在。

（五）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案件“执行难”，形成原因包含不能依法辩证处理和解决维护稳定与严肃执法的关系。如上所述，一些案件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机关申请执行其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等财产时，被执行人往往聚集职工上访 或直接对抗，一些领导干部和执行机关以及办案法官，对此不能辩证分析，依法处理，不愿碰硬，而是以扶持企业，维护稳定为由，置申请人合法权益而不顾，顺水推舟，简单地不予执行，致使案件不能执行。不善于依法辩证处理和解决维护稳定与严肃执法的关系，不敢碰硬，是造成“执行难”工作方面的原因。

（六）被执行人故意欠债不还、转移隐匿财产甚至暴力抗法的案件难执行，形成原因是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淡泊。由于各种原因影响，目前，许多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法治观念淡薄，不执行审判机关判决，转移隐匿财产，因此而引发的暴力抗拒执行事件也时有发生。当事人法律意识淡泊，隐匿财产甚至暴力抗法，是造成“执行难”法律意识方面的原因。

“执行难”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现行法律的缺陷。社会处于转轨时期所呈现的法律空白与无序状态，造成了许多当事人在经济大潮之后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履行能力。当社会处于轨转或变革时期，由于旧的章程、制度、法律被淘汰或否定，新的章程、制度、法律却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及人们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听命于上层的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及政党或国家政策的引导与左右。于是，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政策迭出、行为超前、法律滞后就成为了转轨时期社会状态的显著特征。由于缺乏法律来约束、调整，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是超前的，而且在经济与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包括公民、法人在内的很多人不计社会后果与法律责任铤而走险、投机钻营，唯利是图。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社会状态就明显地出现了这种法律空白和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序的混乱情形。出现了银行到期收不回贷款；工厂、企业、效益低下，三角债、连环债层层丛生；皮包公司应运而起，许多人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侵吞国有财产，肆意挥霍、挥空公款等不正常现象。当其债权人、请求人诉诸于执行机关，求助以司法手段收回贷款，理顺各自的债权债务关系时，那些业已破产倒闭或资不抵债，瘫痪关门或挥霍公款一空的当事人自然就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了。如民事诉讼法对权利人申请执行规定的期限较短，短的六个月，长的也只有一年。因此，当事人为避免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即使明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得不向执行机关申请执行。

(二)执行机关独立执行的法律问题未解决，执行工作受到各种非法干扰。我国宪法规定，执行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但对于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是否也应独立执行一一包括执行法官的独立执行?对于这个问题，宪法和法律似乎都没有正面与直接的回答。致使司法实践中，独立审判做到了，可是执行工作却受到各种非法干扰，执行机关独立执行的法律问题远未解决。执行工作作为司法权行使的最关键环节，如果它是不独立行使的话，则审判机关依法独立作出的生效的判决、裁定就会在执行阶段因受到各种非法干扰或左右而发生变形变质，从而最终导致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宪法原则受到损害。目前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缺少一部统一的强有力的执行法律来规范及操作。现行的有关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规定，既笼统、抽象、不够具体与不易掌握，又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如执行工作的地位、责职、程序、救济、责任等等，法律均未有明确与具体的规定，执行立法滞后。

(三)司法权威不够，司法价值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司法权威是国家的基本权威之一，它是以宪法确立的原则为基本，专门以执行与适用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法规所确立的意志与规范为内容的权力行使形式。在现代国家，司法权威是不依赖于任何行政权威而出的并为行政权尊重与服从的一种规范性的国家权威。司法权威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是一种绝对和不可替代的权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司法权威不受尊重和被渎犯的情况却普遍存在与出现。这些现象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的，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服从和崇尚的都是人治权威和价值，人们习惯的是政府的号令、政策、领导者个人的指示、指令等，产生了只直接听命于强人指令才能服从与奏效的直悟性的民族心理；另外，几千年来中国，司法权素来都是从属和依附于行政权，人们对司法权的价值知之甚少。于是，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领导者个人的权威高于一切。在这种小农心理的影响下，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即人们惧权而不惧法，畏长官命令而不畏国家法律。

(四).现行执行机关管理体制不完善。首先，执行机关的人、财、物等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里，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经济发展或其他原因，利用职权干预执行机关执法，甚至在严肃的执法活动中弥散着庸俗的社会关系学味道，致使执行机关难以真正地独立行使执行权。现行的地方执行机关管理体制造成了地方各级执行机关服从与听命于地方权力的管理与指挥，地方利益与地方执行机关利益的一致性，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与贯彻。某些经济主体对于同来自外地方的公司、企业或公民个人发生纠纷而被诉之于执行机关时，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利用自己同本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的固有关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或说情或指示或施压，影响、干扰执行机关的审理和执行工作；而某些地方党委、政府从本飞财政收入和地方利益出发，置国家法律不顾，阻碍执行机关依法办案。这种现象在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企业、公司利润同地方税收等利益关系重大或密切时，来自地方党委、政府的非法于扰更为突出。其次，民事执行之所以难，其根子并不在“难执行”，而在于“审执不分”。民事强制执行的体制障碍在于，执行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而司法权的核心在乎中立的裁判。司法权以消极为美德，对于当事人的纷争依“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介入，对于已作出的裁判亦多交由行政机关执行，执行机关也不应多加干涉。

（五）、市场主体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缺失。这一点很突出地表现在我国传统的“赖帐逃债”不良文化上，例如，“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欠债的是爷爷，讨债的是孙子”等民间俗语。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还不够健全，对经济交往中的种种欺诈行为制裁不力，对欠债不还者缺乏严厉的处罚措施，无形中纵容甚至助长了种种失衡观念和行为的滋长、蔓延。比如，对欠债不还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欠债企业破产关闭后，对企业经营者没有实行相应的“行业禁入”和“信用死亡”规则，使之有机会另辟财路。这种观念上的落后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是：执行难”得以孳长的肥沃土壤。

（六）执行机关执行力量不足，执行人员素质不高，执行装备落后等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因素。我国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生活空前活跃，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纠纷日益增多。这样，执行案件的数量、类型和难度也就相应的增加和提高，导致执行工作难度增大。

正确认识和对待“执行难”

“执行难”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问题的综合体现，需要运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正确认识和看待“执行难”。

（一）执行风险是交易风险的继续，也是交易成本的扩大。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不例外。在国外，商事案件判决后执行不了是正常的，能够执行也是少数。有纠纷才有诉讼，而产生了纠纷说明双方在经济往来或者经营活动中有了失误或是其他不正常的情况，执行机关应一方的请求，受理案件并依法采取措施补救，这样的法律补救是事后行为，其效果总有限度的。债权人就是参与经营的人，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经营上的失败，这是商人经营风险的一部分。他们不应将自己经营上的失败怪罪到执行机关头上，而执行机关也承担不了这种执行不了的指责。执行机关的执行不以执结率来衡量工作业绩，而是以其承担多少案件的执行任务来考察工作。至于案件最终能否执行得了或是最终能执行多少，受商人自己此前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与执行机关和执行官没有关系。因经营风险而形成的案件，执行不了是正常的，能够顺利执行的是少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取决于执行机关的执行力度，而是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债权人的取证情况等多种因素，申请执行不一定能使执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这种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不是由于执行机关的民事强制执行行为所导致的，它是当事人在进行商业交易时，自然存在的一种风险，是交易风险的继续。

（二）执行工作是一种公力救济手段，不能包打天下。就象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把死人治活一样，对一些“杀无血、刮无油”的被执行人，执行机关有天大的能力也不能将案件执行。执行机关执行工作作为一种有限的司法救济手段，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的官司打赢了，执行机关就要给我执行到位”，案件能不能执行，关键还是要看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经济困难，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是再高明的法官也无法解决的现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三）程序公正是执行工作追求的终极目的，只要执行机关穷尽了一切司法手段，还不能执行，也应视为公正的执行。司法制度的中立性、被动性，决定了执行机关执行工作的司法价值取向应当是“程序公正在先，债权实现列后。”当事人到执行机关申请执行，要看执行效果，但更重要是要看执行程序，看法官是不是穷尽了一切司法手段来执行债权，如果没有穷尽，就中止执行或不予执行，那是司法不公，如果穷尽一切法律手段还执行不了，则要全面分析原因。

（四）执行工作的成果是当事人的积极性行为和执行机关职权行为结合的结果。过去采取的执行模式是职权主义模式，在整个执行过程中都由执行机关依职权完成，由执行机关调查取证，执行机关寻找被执行人，寻找被执行财产，委托评估拍卖，然后将钱或财物交给申请执行人，整个过程忽视了当事人的参与权利和参与职责，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执行公正性和效率，应采取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执行模式。启动执行程序要由当事人申请，执行中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当事人要积极承担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应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线索，被执行人应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经营情况及负债情况。当事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参与到执行程序中，积极发挥作用，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降低诉讼资源和成本。

（五）合法性是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思维基点。执行是一种公共决策，对于执行机关的行为社会有不同的评价，评价一件案件，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具体说来，党委、政府领导可能从政治思维的角度进行利与弊的权衡，一般学者可能从理论学术思维的角度进行是与非的分析，当事人可能从经济思维的角度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评断，社会舆论可能从道德思维的角度进行善与恶的比较，但作为法律工作者必须从合法性的角度评判，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进行评判。思考焦点是判断这种行为、利益、主张、期待是不是合法。合法的给予肯定，不合法的给予否定。在一个法治社会处理事情，必须以法律思维作为基础，其它的思维方式都应当纳入法律思维的轨道。我们经常提四个效果的统一：即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但真正的效果统一是在合法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内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不能超过法律的临界点，超过了临界点就不是几个效果的统一，而是违法办案。

（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问题。一个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但什么是良好的软环境呢？对被确立为“重点保护”的企业，别人欠它的钱，司法机关要帮助给追回来，而它欠别人的钱，却不让执行，这是良好的软环境吗？这样做，开始企业可能受益，但久而久之，它就可能成为长不大的孩子。真正的经济发展良好软环境应该是“宽松、平等、有序、安全”，是让大家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具体讲，“宽松”是指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鼓励自由竞争，充分搞活经济；“平等”，就指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要依法平等保护，当前更要注意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和民营经济；“有序”，是指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其中关键是有法必依；“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

治理“执行难”问题的对策。

“执行难”的形成多因一果，有内因也有外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一）发展经济，富省裕民，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措施。说一千道一万，贫穷落后是解决不了执行难问题，只会加剧执行难。吉林省白山有一个基层审判机关今年上半年收执行案件159件，总标的额仅115万元，平均不到一万元，最小的案件是20元；但却为了这20元我们的执行法官跑了4、5趟，每次行车往返40多公里。辽源市东辽县未结案件到2003年4月末结的471件案件中，申请执行标的额小于1000元的就有34件，有的人连几百元的欠债都履行不能。执行标的额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分水岭、睛雨表。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执行难的解决才有了物质基础。所以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

（二）还执行权的本来面目。执行权不是审判权的延伸或组成部分，而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把对判决的执行从审判机关中分离出去，划归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性质就是法律执行机关）。执行案件由审判机关审查后，向行政机关发出执行指令，行政机关按照指令执行。目前世界上法治较发达的国家实行的就是这样的体制，比如美国。这样做的好处是维护了司法权威，使得审判机关能够集中精力判案；同时又能有效地利用行政机关在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不再关注审判结果的合法性只关注于执行，避免了案件的扯皮和反复。这样就加大了执行力度和提高了执行效率。

（三）增强公民的司法权威意识。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不敬法等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我国公民之中，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的权威不高。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最高权威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实践而得到全面体现，然而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有人抗法却已成风。在推行普法教育的实践中，必须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抛弃那种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思想，弘扬平等、公平和正义的法治思想，将这种全新的思想灌输到民众意识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走一条上下结合的道路来推进法治的进程。从而使全民普遍养成法治观念和守法习惯，理所当然地服从审判机关的裁判，认识到抗拒审判机关的有效判决是不可接受的行为。要强化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从而使公众的社会心理有更强的承受能力，能够接受在诉讼机制的规律性和科学性指引下所能够得到的结果。“执行难”的顽症才可能真正、有效、彻底地消除。

（四）推进执行工作改革。要做好执行工作，提高执行效率，出路在改革。具体措施：（1）深化执行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执行工作改革的核心任务。在高级执行机关辖区内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的新体制，上级执行机关对下级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动、统一协调、统一管理。（2）推进执行机构改革。为了适应执行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理顺上下级执行机关执行工作的监督和领导关系，要有一个便于实施行政领导和司法监督权的机构载体。（3）加强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建立执行权运行中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具体措施是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应分离，分别由执行员和执行法官来行使，建成裁判人员与执行人员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4）探索执行方式改革。这是提高执行结案率的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利益分配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执行工作应适应这一变化，不断探索新的执行方式，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兑现。同时，要摒弃计划经济时期的执行思维，将债权的实现从现金的支付，所有权的变更扩展至经营权、使用权的转移，债权转股权，返租经营等方面，使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有更大的空间和广度。

（五）破除“司法地方化”体制。我国的司法体制是一个地方化的司法体制，这是现实的体制，也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机关院长由当地人大选举任命，执行机关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以权压法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司法权地方化和“人缘”、“地缘”关系问题，切断执行机关、执行人员和社会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二者之间建立一定的“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

（六）加快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步伐。我国还没有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其他法律有关执行的规定不够详细，使被执行人有不少漏洞可钻。在执行手段上，法律应赋予执行机关更强有力的手段。要制定易科执行制度，比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可改为人身执行并强制劳动，通过劳动收入来偿还债务，直至还清为止（事实上改为人身执行后不久，大多数案件能够得到顺利执行）。执行工作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针对“执行难”的状况，制订独立、系统、完整的强制执行法成为了势在必行的任务。

司法执行 篇6

关键词：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

一、从司法实践中考量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内涵

2011年4月29日，北京市法院推出了20项反规避执行措施。对本市4826件案件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涉及当事人5943人，保全的财产价值53.7亿余元。对17530件案件的18677名被执行人发送报告财产令，对309件案件的312名被执行人采取了强制搜查措施，执结标的1566万元。对存在转移财产可能的12个被执行单位采取了强制审计措施，182名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224名被执行人被限制出境，对29名被执行人予以罚款，对526名被执行人予以司法拘留，对拒不执行或妨害执行情节严重的9名被执行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还在媒体上公开259名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信息，依法追加、变更被执行人180人。这项措施的出台对恶意逃债，非法转移财产的被执行人来说有非常大的震慑作用，下面作者结合司法实践就我国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谈谈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内涵。

被执行人的变更是指在执行程序中，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体，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归于消灭，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无法实现，法院裁定其他人为新的被执行主体来承担义务的司法活动。广义的被执行人的变更包括追加被执行人，即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由于发生了某些特殊情况，依法对被执行人进行变更、追加。然而，狭义的被执行人变更和追加是有严格的界限的。变更指的是在原被执行人法律主体资格消灭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以被执行人的继受人作为新的被执行人承担原被执行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伴随着原被执行人主体资格的丧失而发生的财产、资金流转等法律事实，是被执行人变更的主要原因。如果被执行人主体资格消灭后，财产、资金没有转移，则人民法院只能对其所遗留财产执行，不能变更被执行人，而且变更以后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承担的清偿责任不同，原被执行人以其全部财产为限承担义务既承担无限责任，变更后的被执行人一般仅在受益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是有限责任。被执行人的追加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法院裁定将原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他人追加为被执行人，从而与原被执行人共同承担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司法活动。追加是原被执行人依然存在，但由于法律上的原因（如设定担保、承担出资者责任等）而追加与债权有关联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原债务人依然要承担清偿责任。被执行人追加的前提是被执行人无力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清偿不能）。追加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具有主体的同一性和责任的连带性。主体的同一性是指追加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相当于同一个民事主体，因此权利、义务具有连带性，二者不可分割，如私营独资企业主与该企业的关系、合伙企业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等均属此类。正因为原被执行人与追加的被执行人的关系有此特殊，所以二者是共同被执行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显著的区别之一。

二、现行法律对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规定

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对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做了规定了，为依法正确处理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问题，保护执行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①执行过程中具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事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裁定变更或者追加当事人。②申请执行人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可以变更其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为申请执行人。③申请执行人离婚，其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分割给原配偶的，可以变更、追加该原配偶为申请执行人。④申请执行人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可以变更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的法人、其他组织为申请执行人。⑤申请执行人分立的，可以变更、追加分立协议中约定承受债权的新设法人、其他组织为申请执行人。⑥申请执行人注销的，可以变更其注销时的出资人或作出注销决定的单位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被撤销的，可以变更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法人为申请执行人；其职权无人行使的，可以变更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法人为申请执行人。⑦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原申请执行人对转让协议书面认可的，可以变更、追加其受让人为申请执行人。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经清算或破产程序依法分配的，可以变更、追加取得该债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申请执行人。⑨被执行人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可以变更其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为被执行人，在继承、管理的遺产或者代管的财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被执行人的遗产被第三人无偿占有拒不交出的，可以直接对该遗产强制执行。⑩生效法律文书仅将夫妻一方列为债务人，但有证据证明该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可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离婚的，可以追加其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但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确定该债务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属于个人债务的除外。⑪被执行人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歇业尚未注销的，仍以该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未经清算即注销的，可以变更其清算人或者负有清算义务的人为被执行人，在该企业法人遗留的财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被执行人遗留的财产被第三人无偿占有拒不交出的，可以直接对该财产强制执行。

三、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程序建议

在执行过程中，当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法定事由出现后，以什么方式启动程序，目前有两种观点：当事人申请主义与法院职权主义。笔者认为，执行权本质上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实现的一种介入，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又具有司法权的特征。故执行工作既有一定的主动性，比如法院应主动查询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因此其定位应是职权主义；又有一定的被动性，比如权利人不申请执行，法院一般不应主动执行。建议在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方面应采取职权主义。目前我国的财产监管制度不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社会必要的信息服务和公开机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且债权人调查债务人财产的途径和手段极其有限，又往往得不到有关机关和人员的协助。因此法院应主动调查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并及时采取查封、冻结等相应的措施，此时应以不明显降低该财产价值且法院能掌控该财产为原则。然后向申请人明示相关信息，并做好相关释明工作，充分尊重申请人意思自治和处分自由，强调当事人主义，对于申请人要求变更或追加的，应当要求其提供相应财产担保，对于申请人明确表示不追加的，法院应告知其可能导致本案无法执行的后果，以强调申请人的责任分担、意思自治、执行风险等。申请人提出申请后，执行法院应将相关材料送达给被执行人及被变更、追加当事人，并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审查。变更追加裁定送达被执行人和被变更追加人后，给予当事人一定的期限，如果当事人在该期限不提出异议，裁定即生效；如果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出异议，执行法院应及时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执行财产，变更追加裁定应中止施行。

在处理上述诉讼案件时，首先应明确由执行法院一审管辖，其次应由执行法院的非执行机构的其他业务庭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着查明事实、解决纠纷的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开开庭审理，经双方及被变更追加人辩论等程序后及时作出裁判。对一审裁判结果不服，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被变更追加人等利害关系人均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

经过诉讼程序，裁决文书支持申请执行人追回被转移财产的，应仍由执行法院根据该裁判文书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裁决文书驳回申请执行人追回被转移财产的，执行法院不得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

参考文献：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陈桂明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张卫平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8版

[5]张祖明.《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版

[6]记者申东.法制网银川宁夏高院曝光5起典型反规避执行案例，2011年7月28日电

作者简介：

史云（1973年2月～）男，籍贯：陕西榆林，最高学历：硕士，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司法执行 篇7

关键词：司法执行,账户,法律分析

一、银行贷款账户法律属性分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规定, 金融机构应给予有权机构的协助事项为“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单位或个人在金融机构存款”, 银行贷款账户是否从属于存款账户科目下的子账户性质制约着能否对其进行司法执行。

( 一) 银行内部账户说

我国法律对于存款的概念没有明确定义, 但参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对于“存款人”的定义“本办法所称存款人, 是指在中国境内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 以下统称单位) 、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 可以将存款概括为“存款人将货币存入金融机构的行为”, 而存款账户则可归纳为“金融机构保管该存款人存入货币的载体”。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国内银行存款账户主要分为结算账户和储蓄账户。储蓄账户仅用于个人储蓄业务且不得用于结算, 结算账户则是银行为存款人开立的用以办理日常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的账户。同时, 从银行开立贷款账户的角度出发, 贷款账户一般是银行为收取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而在借款人归还贷款本息时通过其开立的关联银行结算账户由银行批量扣划或现金缴纳的方式直接存入该账户以清偿到期本息的账户。这种账户在客户结清银行贷款后该账户由银行批处理自动进行销户处理, 此期间该账户的主要作用仅为银行开立用以清收贷款人未到期银行欠款的过渡性账户, 并不涉及贷款人用以其他结算的作用。因此贷款账户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日常实践中都是银行开立的用以回收借款人所欠本息的银行内部账户, 并不涉及与存款账户从属性之关联。

( 二) 客户账户说

持此种观点的学说认为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一般通过转账实现并由客户实际支配借款, 而在此时所建立的贷款账户依附于借款而存在, 根据物权从属性相关原理理应归属于借款人所有而不存在银行内部账户之说。特别是目前银行贷款发放主要有受托支付和自主支付两种方式, 无论利用哪种方式发放贷款银行都会通过借款人在银行开立的借款账户对这笔款项进行划转, 特别是可能基于不同合同而将一笔资金划转给多笔账户, 甚至自主支付方式下的资金转移完全由借款人进行自主支配而不受银行限制。所以, 基于借款人对贷款账户的实际使用以及账户的具体结算功能, 贷款账户完全符合隶属于借款人账户的性质, 并不能以其命名为贷款账户而失去客户存款的根本属性。

二、目前对贷款账户的处置模式及探讨

一般而言, 贷款账户历来不被实务界认定为存款账户而予以进行司法执行。2015 年以来, 山东枣庄、日照等地多次出现被执行单位因经济纠纷无力偿付申请执行人欠款而被法院冻结贷款账户的情形。究其原因, 最主要的是因被执行人通常为防止出现征信记录不良而优先偿还银行借款———法院的冻结行为试图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保护多个债权人权益。但是冻结“优先偿还银行贷款”的做法却不仅损害了银行债权的实现, 更会使欠款人征信出现不良而影响其今后信贷授信额度进而累及生产经营。然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却是法院冻结贷款账户的行为是否合法? 法院用征信记录不良迫使欠款人还款的行为是否构成“司法胁迫”?

法院对此的解释主要依据《破产法》第三十二条, 但值得注意的是, 《破产法》里关于“单独清偿之债”撤销权的行使有三个限制性条件, 一是破产申请前六个月, 二是管理人申请, 三是清偿不能使债务人受益, 然而山东发生的冻结贷款事件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但法院以存款账户属性冻结贷款账户却有一定的现实理由: 如上文所述, 部分银行对此类账户的管理并不严格, 借款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利用贷款账户进行结算。这也是法院认定“贷款账户”只是银行的特定名词, 并不包含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之中而受“非存款账户”保护———特别是与贷款账户类似的“保证金账户”明确出现在《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之中时, 贷款账户的属性处境变得更加尴尬。

诚然, 法院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能够平等实现债权, 然而平等却不等于平均, 法院并没有权利要求借款人应当先履行哪项债务的义务, 因此这种冻结行为某种意义上有“司法胁迫”的意味, 法院通过某一债权人的判决文书而限制其他债权人实现债权, 这种通过司法途径直接干涉民事纠纷的行为是否能确保法律的中立性? 特别是利用借款人为防止出现征信污点而被迫还款的司法行为是否超出了法应管辖的范围?

司法执行作为一种强制手段能够有效督促被执行人履行自己的义务, 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部门直接依自己的理解对执行标的做出定义并不尽然符合法的初衷。特别是对于贷款账户的冻结, 影响的不仅是银行信贷资金的回收, 更可能会因被执行人无法按时归还银行贷款而影响其征信记录。目前来看, 由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协同制定出关于银行账户具体的实施和执行措施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司法执行 篇8

司法警察的重要作用是在办案工作区中运用基本警务技能加强安全防范, 杜绝安全事故, 确保案件顺利办理。看管工作是确保办案安全的重要环节。

“看管”具有“看守、管理”之意。依据《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看管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看管工作, 是指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根据办案工作需要, 在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或者其他指定地点,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看守管理, 保证办案活动顺利进行的职务行为”。“看管”就是依托办案区为平台, 在专有区域内实现检警联动、人技互动, 较好地整合和配置检察资源, 实现检察官与司法警察相互配合。

看管涉案人员不是一件易事, 既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又要防止其自杀和脱逃。“看管”是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在惩治犯罪的同时, 强调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安全办案的有效保障。根据《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看管工作细则》的规定, 司法警察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看管工作。

第一, 建立健全警务区的综合管理制度, 坚持依法、规范、文明、安全的原则。

第二, 制定预案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看管场所的具体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数及其危险程度配备警力, 制定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对一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管一般应配备不少于两名司法警察。

第三, 确定对象就是对男性和女性、成年和未成年、同案犯以及其他需要分别看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应当分别看管。对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应当有女司法警察看管。

第四, 安全检查就是应当对看管场所的地点和门、窗、墙壁、厕所及其他设施进行必要的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发现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可疑物品, 要当场制作记录并予以扣押, 由看管对象签字捺指印后, 转交案件承办人处理。应当向案件承办人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疾病、有无异常情绪等情况。看管期间, 应当注意掌握看管对象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和健康状况, 发现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同时报告案件承办人。

第五, 执行看管就是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看管期间享有的权利和必须遵守的规定。未经批准, 不得让无关人员进入看管场所;不得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食品或者其他物品;不得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口信;不得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看管场所;不得允许无关人员在看管场所摄影、录音和采访。应当严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自杀、自残、行凶、串供、传递信物等。不得询问或者随意谈论案情, 不得辱骂、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得从事与看管工作无关的事项。

第六, 详情记录就是应当依据规定做好与案件承办人的手续交接,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出看管场所的时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人数等, 要逐一登记, 准确填写看管纪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管期间交出的与案情有关的材料和物品, 应当及时登记, 做好记录后转交案件承办人。应当适时提醒办案人员遵守办案期限, 发现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体罚、虐待、刑讯逼供时, 应当制止, 制止无效的, 应当及时向主管领导报告。

司法执行 篇9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拘留分为四种: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和行政强制措施性质的拘留。本文论述的是强制执行中的拘留制度, 属于上述四种拘留中的司法拘留。司法拘留是人民法院对于妨害民事诉讼情节严重, 但尚不构成犯罪的人依法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行为人人身自由的措施, 目的是防止其继续实施妨害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在执行难问题日益突出、规避执行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 拘留已成为法院强制执行时所普遍采取的措施。然而, 实践中进行司法拘留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便捷有效, 拘留的效果也不尽人意, 司法拘留在强制执行的使用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

二、当前实践中司法拘留存在的困境

(一) 司法拘留“人”难找

拘留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具有很强的严厉性。尽管民事诉讼法及执行工作规定均对拘留的适用条件做了比较详尽的规定, 但司法实践中, 符合拘留条件的被执行人却往往和法官玩起来了“捉迷藏”, 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情况多发, 限于法官精力及资源限制, 司法拘留“人”难找已成普遍现象。

(二) 司法拘留体检程序繁冗

纵使法官找到了符合拘留条件的被执行人, 《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拘留所收拘被拘留人, 应当由医生对其进行健康检查, 并填写入所健康检查表。第18条规定, 被拘留审查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 不予收拘。体检作为收拘的必经阶段是对被执行人人身权益的保障, 本无可厚非, 但目前体检标准过于严苛, 公安机关对高血压、高血糖等常见慢性疾病患者也常以内部有规定不予接收。拘留体检程序繁冗, 被执行人从体检到关押所需时间较长, 以致要投入更多执行成本, 且体检过程中, 容易使被拘留人亲属、朋友等人到体检医院吵闹、甚至群体抗法, 加大执行风险。

(三) 司法拘留期限过短威慑力低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司法拘留期限最长不超过15日, 且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拘留不得连续适用。笔者经过调查, 发现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 大部分被拘留人宁愿选择被拘留也不愿意履行义务。就笔者所在的法院而言, 该院处于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多, 且涉案标的额动辄上百上千万, 拘留措施真正能起到效果的也是一些标的额较小的案件。这就涉及到违法成本的问题。被执行人经过司法拘留15天以后, 法院不得再以同一妨害执行工作的行为对其采取再次拘留, 违法的成本对其来说只是15天的自由, 用15天的自由换来不用履行成百上千万的债务, 在被执行人看来是“相当划算”的。违法成本低, 被执行人当然敢铤而走险。相对于德国的6个月和台湾地区的3个月, 我国司法拘留期限明显偏短。司法拘留期限过短, 不仅给执行人员根据违法情况选择制裁轻重的范围缩小, 也为债务人提供了可选择利用的空间, 使得拘留措施的威慑力大大降低。

(四) 司法拘留与“拒执罪”脱钩

在被执行人有妨害执行工作的行为时, 除了对其采取拘留措施, 还有一项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但二者之间跨度太大, 缺少一个过渡与衔接, 从民事责任到刑事责任的转化很难掌握, 公检法三机关往往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罪与非罪认识不一, 立法上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 使得该罪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据笔者了解, 大部分法院一年下来也没有一起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案件, 造成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采取一次拘留措施后陷于“无计可施”的尴尬处境。

三、对化解拘留困境之路的建议

(一) 构建执行联动、社会互动形成威慑力

加强与公安机关联动, 借助公安机关侦查力量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充分利用当前网络信息技术, 将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名单在网络、报纸、电视上公开曝光, 将其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尽快建立起全社会的诚信信息共享平台, 使得规避执行的“老赖”受到信用惩戒, 提高其违法成本。

(二) 开通司法拘留体检绿色通道

强化公检法司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指定符合条件的医院为入所人员体检专门医院, 公安机关适当调整拘留收押体检标准, 简化体检流程, 体检过程中谨慎使用戒惧约束, 避免造成拟拘留人情绪冲动或脱逃。

(三) 区别情形设定拘留期限

完善立法, 适当延长司法拘留期限, 执行法官可根据被执行人应履行的义务大小、履行态度的好坏、是否有转移隐匿财产行为等因素决定拘留的期限, 最长期限可提高到三个月。有必要的还可以把拘留记录记入个人档案, 给故意规避执行、不履行义务的老赖造成心理压力, 迫使其履行义务。

(四) 实现司法拘留与“拒执罪”的有效衔接

在适当延长拘留期限的基础上, 实现司法拘留与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有效衔接。畅通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渠道, 达成对拒不履行裁定、判决罪案件判定的共识。修改和完善“拒执罪”的刑事诉讼程序, 提高其可操作性, 使拒不履行裁定、判决罪作为司法拘留的后续措施, 提高被执行人违法成本, 促使其履行义务。

综上所述, 拘留难、拘留效果差作为执行难的一部分, 是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来的司法现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社会诚信体系的进一步建立, 我们有理由相信执行难的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拘留所条例[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2-03-01.

[2]王晓霞.我国〈拘留所条例〉的法理思考[J].东方企业文化·远见, 2012.2.

[3]江海.浅议强制执行中的拘留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12.05 (上) .

司法执行 篇10

关键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障碍,法律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其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 即明知应当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所确定的义务而拒不履行;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审判机关裁判和执行的权威。被执行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直接损害了人民裁判和执行的严肃性, 影响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司法活动, 而且间接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近年来, 执行难问题严重地困扰着法院, 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现象时有发生, 他们为了逃避履行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 有的暴力抗法, 有的隐匿财产, 有的长期躲藏, 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实现。为此, 笔者认为, 在现有机制之下, 应当加大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 在实践运用中, 因现有法律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不尽完善, 难以具体操作而使该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 不能完全达到惩治、警戒的立法目的。为了更有效地运用这一刑事法律武器, 加强刑事威慑, 笔者认为应对该罪的规定在法律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增加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罚。

一、适用本罪存在的障碍

(一) 适用范围太狭窄

根据刑法及立法解释,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包含了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出的裁定, 但未将生效的调解书、支付令、决定书及其他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本罪侵犯的对象, 远远达不到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 缩小了对严重妨碍民事执行行为的打击范围。

(二) 收集证据认定事实难

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刑法规定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列举了十几种, 函盖了各种手段, 包括公开的或隐蔽的, 作为的或不作为的, 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对用暴力对抗执行的要认定此罪很容易, 但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都是消极对抗法律而不执行的情况, 比积极对抗的更广泛。根据目前的规定, 只有在申请人申请执行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后, 被执行人对抗执行的才构成本罪。但在实际工作中被执行人将大部分财物在申请人申请执行前甚至是在起诉审理阶段, 已转移、变卖、隐藏了, 到执行阶段可供扣押、查封的财物, 已经微乎其微。如何查清义务人有条件有能力履行而故意拒不履行的证据是认定本罪的关键, 若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那么公安机关立案侦结率就会大大提高。但在实践中, 对那些消极对抗执行的, 收集证据太难, 现行法律对本罪在事实认定上显得太狭窄, 而使法院不用或少用该罪, 也难以使该罪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发挥其应有的震慑作用。

(三) 罪刑不均衡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最高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罚金多少没有规定。笔者认为, 现行法定刑期处罚偏轻, 在立法上显失公平。因为, 根据生效的判决文书,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有执行内容的, 数额上有多有少, 行为上有轻有重, 案情不一, 特别是聚众围攻冲击型的暴力抗法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不相适应, 不能笼统地统归三年以下徒刑。对罚金刑是多少, 是参照执行标的处罚还是法定限额, 也没有明文规定, 没有体现刑法的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的罪刑均衡原则。

二、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律完善的建议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法律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分析,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罪进行规范及完善:

(一) 适用范围上应以拓宽

笔者以为, 《刑法》第313条中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应作广义理解, 因为从本罪的立法原意看是要通过本罪来保障人民法院的审判权, 尤其是保障执行权不受侵害。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仅体现在判决、裁定上, 也体现在调解书、支付令及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等所作的裁定上, 这些与判决裁定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内容的法律文书若得不到保障本身是矛盾的, 是违反本罪的设置初衷的。虽然民事调解书可能有一部分是在案件事实未能查清的基础上达成的, 但民事调解书具有与民事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只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并经人民法院当庭确认的, 即赋予调解书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人民法院均须受约束。在实践中有一些被告为了逃避判决带来的不利而忽悠原告接受调解, 待调解书生效后, 就是不履行, 如不将调解书纳入改罪的适用范围, 必将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也会极大地损害人民法院的权威。综合上述, 将“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范围仅限定为形式意义的判决书、裁定书于本罪而言是不适宜的。

有人建议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改为“拒不执行司法文书罪”, 还有的将人民法院的决定书, 通知书及命令也列之为拒执内容。笔者认为不妥, 其理由:一是改变了立法的初衷;二是上升至刑法打击的面过于宽泛, 违背了刑事法律政策, 混淆了各种法律关系调整的对象。

(二) 内容应作适当的扩大

笔者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应作扩大的解释, 即:原告在起诉前后、审判前后、发出执行通知书前后, 查明被执行人以逃避债务为目的, 有转移变卖以后可供执行的财产或钱物的, 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 未被法院“保全”或担保的, 应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而不是单一只能在发出执行通知书后转移财产才可认定此罪。笔者认为法院应调整办案思路, 对于可能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案件, 应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协商, 充分有效地固定有关证据, 以便快捷、有力地打击犯罪。在民商、行政案件中,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逐步形成的过程。对此, 民商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自立案之日起, 均应在审理、判决、执行的各个环节, 以败诉方的履行能力为重点, 确实查清财产状况, 并掌握在案。出现隐匿、转移财产, 私自提取银行冻结的存款, 并无法挽回损失等行为, 给法院执行造成困难, 即可认为是犯罪, 应移送立案庭、刑庭以刑事附带民事 (行政) 案件处理。因此, 法院在对除刑事以外的各类案件时, 对立案、审理、执行中, 一定要注重查清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事实, 为后来的刑事审判奠定基础。

(三) 量刑处罚幅度应区别对待

按照罪刑相当的刑事处罚原则追究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笔者建议, 一是量刑方面应根据情节轻重和造成后果大小划分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个幅度。可并处罚金、没收财产刑。量刑除对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环境外, 应结合原案件的诉讼标的一并考虑, 诉讼标的在千万元、五百万元、一百万元、五十万元、十万元、十万元以下等, 分别情况, 拉开档次, 相应科刑。二是在罚金方面可比照执行标的和其它财产刑的幅度而定, 标的大的应当重罚, 标的小的自当轻罚。

参考文献

[1]刘家琛.新刑法条文与释义[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1.

[2]段启俊, 王红兵.刑法司法解释读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