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为违法确认申请书

司法行为违法确认申请书（精选6篇）

司法行为违法确认申请书 篇1

确认申请人：姓名，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赔偿义务人)：

被申请人(赔偿义务人)：

确认请求：

1、确认新安县人民法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新经初字第83号案的审理、执行过程中行为违法;

2、确认新安县人民法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确认申请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934590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损害事实及要求赔偿的理由：

一、确认申请人因追索劳务报酬，早已依法取得执行人主体资格

新安县人民法院在[2010]新经初字第83号案，是因为2009年11月13日，申请人作为湖南岳阳双猫植物油有限公司(简称双猫公司)的采购员，在经手办理煤碳采购业务时，造成了11万元押金无法追回而引发的诉讼。案发后至2012年底止，双猫公司为追回押金花费了诉讼费、差旅费等数万元。此后，双猫公司无理追究申请人的个人责任(当初双猫公司在起诉书中为了强调陈碧波的个人责任，亦将其列为“当事人”，详见诉讼卷p1)，将全部债务均转嫁给申请人，自此扣发了申请人此前应得的业务提成款18万余元，并停发了工资，只是授权申请人(作为全权代理人)以公司名义将款项追回后抵付劳务报酬。2010年双猫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进入清算程序，双猫公司出具了书面承诺由申请人享有该案中双猫公司的权利。即申请人已依法取代了双猫公司成为申请执行人(相关证据材料均已提交法院)。在确认申请人2012年8月6日明确以当事人的名义向洛阳中院提交《请求追加段丽霞为被执行人，变更执行主体的申请报告》后，法院没有对执行主体变更等依法作出裁定，可能也正是由于确认申请人“难缠”，宁可继续违法，也不愿意赋予申请人一个有利于主张权利的身份。

由于83号案的申请执行人，自2010年起实际上就已由双猫公司变成了确认申请人，83号案执行错误的受害主体是确认申请人个人，并非已经消亡的法人单位双猫公司，因此确认申请人具有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两级法院未依法变更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本身就是违法的。

二、两级法院在83号案审理、执行过程中的主要违法行为及给确认申请人造成的主要损害事实

1、该案在审理、执行过程中法院不依法采取保全措施、而且使黄金凤、段丽霞在该案审理期间通过离婚方式分别转走的、可用于还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90万元以上(段证实黄借机转走了47万余元财产后才协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段所有)。该案本可以得到足额执行，但从一开始就由审理法院造成了对判决难以执行的局面。

2、该案经向新安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该院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无专人执行、没有执行笔录，即没有实际的执行行动。特别是当黄金凤于1999年7月在商丘涉嫌诈骗被关押在监时，确认申请人多次请求并经新安县人大多次催促新安县法院去提审黄金凤，以便查清财产状况和采取执行措施，但有关执行人员却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并以各种不成立的理由进行搪塞。此后黄金凤又已神出鬼没，找不到人了。再次丧失了执行良机。

对于以上违法行为，经洛阳中院纪检部门根据中央纪委、河南省高法的有关指示精神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于2013年6月11日印发了 [2013]90号通报。

3、2010年洛阳中院将该案提级执行后，2001年3月14日的12.6万元徐州王酒抵债问题，该院执行局有关人员违法拒绝确认申请人 “三证齐全、评估拍卖”的主张，认为确认申请人应无条件接受，而且认为该案不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全额执行，只能以总额16万元了结。因确认申请人坚持依法评估拍卖和全额执行，造成有关人员“了难” 不成，该案被再次撂到了一边，不但一直没有对继续对黄金凤(其在商丘市梁园区京广小区4栋4楼的有住房)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且已扣押的12.6万元徐州王酒也不知去向，从而导致了2013年12月17日送达的(2010)洛执字第366号裁定所称的“被执行人一直下落不明，又无财产可供执行” 的后果。

其实，该案最终到了无法执行的地步，并非裁定书所称原因，完全是法院违法执法所造成的后果。不说黄金凤在商丘的其他可供执行财产，12.6万元徐州王酒就说明了一切。

显然(2010)洛执字第366号裁定所称的原因是臆造的、是与事实不符的欺上瞒下的说法，同时也是试图回避已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违法裁定。但法院违法解除了已经扣押的12.6万元徐州王酒、且与被执行人串通一气继续坑骗确认申请人的事实已无法否认。

洛阳中院此等作法不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46条、第47条、第48条等规定，而且显属徇私舞弊和继而作出枉法裁判的行为。

4、洛阳中院对确认申请人关于《请求追加段丽霞为被执行人，变更执行主体的申请报告》(2012年8月6日)置之不理，没有将段丽霞追加为被执行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77条的规定。因为生效判决已认定黄金凤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且当年其妻段丽霞任该合伙企业会计，即黄金凤、段丽霞以夫妻共同财产入伙、又共同参与经营，且诉讼卷中的工商登记资料表明：该企业“为集体所有制”、“由全体成员集资”(p20)、“从业人数合计8人”(p31)，无疑段丽霞是该企业必然的合伙人，况且该案诉讼期间黄与段离婚由段拿走了全部夫妻共同财产(显然价值在47万元以上)。

5、新安县法院 [2014]新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是两级法院的相关人员在玩弄对付确认申请人的违法手段时所作的枉法裁定，但却再次证明了其必然要承担赔责任。

该裁定虽然是法院试图找出某些法律上不能执行的托词，但适得其反的是，这恰恰进一步证明了法院的违法行为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旨在玩弄法律推卸责任的枉法裁判，难免陷入两难逻辑境地：

假定该裁定合法有效，不仅该院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应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该案在11年以前，新安县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使犯罪嫌疑人进了“法律保护箱”，对此案不会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11年以后的2014年——在10年的刑事追诉期超过了一年后作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定，这意味着新安县人民法院可以既让11年前就已进入了执行程序的民事案件不了了之，又保证了已无法对黄金凤等人再追究刑事责任(更谈不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使得权利人两头落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如及时移送，被铁碗追脏后，就不会有今天的损失(财产不会被非法转移)。

由此可见，若裁定合法有效，则证明原审法院因违法审判、且拒不移送和让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转移走全部财产的损害后果，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表明在超过了十年的追诉时效后再移送，就应追究法院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如果该裁定不合法，如前所述，该院已没有任何理由回避其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同时也是有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枉法裁定。

事实上，无论黄金凤等人的行为是否涉嫌诈骗犯罪，在目前情况下(即已经超过了十年的追诉时效后)，新安县人民法院对[2010]新经初字第83号案裁定驳回起诉，是极端错误的，同样属于枉法裁判。

首先是对审判监督权的滥用。对于2012年已判决生效的案件，在11年后的2014年引用1998年的司法解释作为再审时裁定驳回起诉的依据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一出戏弄法律的滑稽剧。

在民事责任上，黄金凤等人理当承担返还押金的义务。在已经超过了追诉时效不能被追究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情况下，难道也不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吗?!。实际上，黄金凤等人已涉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而法院却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应该说此举既免去了黄金凤等人的民事责任，又不能追究其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玩法者该当何罪?

三、法院违法行为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了巨大的直接损失

根据上述因法院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依照《国家赔偿法》根据上述因法院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最高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2013〕10号)第十一条第九、十、十五项等规定，洛阳中院及新安县法院应对确认申请人的下列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能够得以执行因未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导致未执行的损失(含能够执行到的迟延履行金)为55.85万元(至2013年12月17日收到中止执行的裁定止);

2、差旅费

岳阳至新安、洛阳、郑州、北京至2014年2月底止共88次，1978天(催办执行和抵制、控诉违法行为上访、申诉)，已实际花费差旅费26万余元。

3、误工费

自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底止，误工费总额116090元。

4、违法执行导致确认申请人上访期间，露宿街头、饥寒交迫从而染上和引发黄胆干炎、糖尿病等许多疾病的治疗费等其他费用及其它损失100万元。

直接损失合计在1934590元以上。两级法院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在中央有关部门数十次批办下，直至2014年3月25日，确认申请人才从市政法委拿到了区区11万元，尚不足实际损失的零头。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确认新安县人民法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新经初字第83号案的审理、执行过程中行为违法;并确认两法院对确认申请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934590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此致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司法行为违法确认申请书 篇2

1997年5月, 万达公司凭借一份虚假验资报告在某省工商局办理了增资的变更登记, 此后连续四年通过了工商局的年检。2001年7月, 工商局以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验资报告为由对万达公司作出罚款1万元, 责令提交真实验资报告的行政处罚决定。2002年4月, 工商局又作出撤销公司变更登记, 恢复到变更前状态的决定。2004年6月, 工商局又就同一问题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关于工商局的行为, 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2001年7月工商局的处罚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B.2002年4月工商局的处罚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

C.2004年6月工商局的处罚决定是对前两次处罚决定的补充和修改, 属于合法的行政行为

D.对于万达公司拒绝纠正自己违法行为的情形, 工商局可以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为由作出处罚

就本案例, 笔者认为:首先, 万达公司凭借虚假验资报告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属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其次, 万达公司实施该违法行为的时间是1997年5月向工商机关提交虚假验资报告的时间, 且行为属于实施终了;再次, 万达公司提交虚假验资报告造成的违法状态, 即公司注册资本不真实的状态持续 (继续) 存在;

关于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 很容易理解, 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 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 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那么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它是指违法行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 持续地侵犯一个客体, 使得该行为与该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存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要成立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这一事实, 必须是该行为与该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存在, 确一不可, 如无照经营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万达公司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时间点是1997年5月, 且行为属于实施终了, 而工商机关发现该行为的时间是在2001年7月, 因此超过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2年追究时效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此该题应当选A。 (司法部参考答案:A)

当然, 有很多同志认为该题应当选D。因为万达公司凭借一份虚假验资报告在某省工商局办理了增资的变更登记, 此后一直没有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 该不法状态一直持续, 造成的不法后果一直存在, 应当视为违法行为的持续性或继续性, 所以工商局在年对万达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违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混同起来, 认为只要该不法状态继续存在就是违法行为继续存在, 违法主体不改正违法状态, 那么该行为就应当始终处于追究时效以内。这样理解无疑是把行政处罚追究时效扩大化、延长化甚至是无期限化, 这是不符合法律本意和立法精神的。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即是以违法行为的状态作为判定追究时效的标准, 而不是以违法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为标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张三与李四不睦, 某日, 张三用钥匙把李四的汽车划伤, 一年以后 (治安管理处罚法追究时效为6个月) , 两者矛盾激化, 李四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张三故意损毁财物, 修补需要500元。

很明显, 张三实施的违法行为已经实施终了, 但它造成的不法状态或者说结果一直存在, 即李四的汽车被张三划伤了。公安机关能够以张三没有主动纠正、消除该不法状态的理由, 对张三进行处罚吗?相信读者都已有答案。

因此, 作为公平交易条线的一线执法人员应正确理解《行政处罚法》有关违法行为追究时效的规定, 严格控制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期间, 不得任意扩大、延长。只有这样, 执法人员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才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真正办成铁案。这也要求我们广大同志, 认真履职、及时履职。

论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的司法审查 篇3

关键词：行政过程；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25-03

一、行政行为效力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行为效力的研究都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框架内进行的，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争辩通常限于行政行为所谓的“四元效力”以及其无效、可撤销和废止的层面。然而，这种近乎平面式、静态式的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囿于现今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公权力生活，其形而上的弊病日渐为愈来愈多的行政法学者所省思和批判。

朱芒教授所撰《“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一文就显然迥异于以往大多数行政法学者研究行政行为效力所采取的进路 [1]。该文首先将研究对象—行政行为置于行政过程之中，从行政行为所处的阶段性去具体考察其效力的问题；进而试图通过解剖个案判决的方法达到重新“认识实定的法律规范的内容”的目的。文章中涉及的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在迄今国内的行政法学研究中鲜有学者关注，是行政行为理论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的一块“飞地”，更兼承担我国行政法部分法典化使命的《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因而非常有必要在此领域继续细化研究，进而达成理论上的共识。

所谓继承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基于先前行政行为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律规章所作的能够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亦即继承行政行为是这样一种行政行为：在一个连续多阶段的行政过程中，存在多个行政行为，根据实定法上的规则，这些行政行为被安排有先后之别，后续行政行为的作成须仰赖于先前行政行为的完成并以之为基础，其中，后续的行政行为称之为继承行政行为，先前的行政行为称之为被继承行政行为。

在此值得行政法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一个继承行政行为的作成所仰赖之被继承行政行为违法时，继承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如何？或易言之，在行政诉讼撤销之诉中，原告可否通过主张被继承行政行为（即先行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作为继承行政行为（即后嗣行政行为）的撤销事由问题？如果肯认被继承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会导致继承行政行为违法，则继承行政行为亦将因违法而为撤销归于无效，也即肯定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连带。如果否认被继承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会导致继承行政行为的违法，则继承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或将得以存续，也即主张行政行为的违法性阻却[1]。

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继承行政行为和被继承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中， 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连带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两者的边界问题；二是法院在审判该类案件中，应作哪些具体的考虑。本文将首先通过一些案例来阐述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次后从实体法、诉讼法两个维度出发去平衡和考虑继承行政行为的效力。

二、经典案例表述

在判例中，涉及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的案例较典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判决。该案具体情况如下。

1.案件事实摘要

2000年1月卫生部做出批复，同意第三人建设高级动物实验室项目。2000年9月1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被告）核定《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确定该案第三人针对该案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结论。2000年12月7日第三人就该案项目向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办理环保审批。2001年11月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达建设施工计划通知书。据此，2001年12月10日，被告向第三人就该案项目颁发2001规建字第19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2月21日北京市环保局核发该案项目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1]。

2.原告诉讼请求及理由

沈希贤等182人（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为第三人做出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理由：一是该案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二是该案项目涉及方案不符合GB14925-2001号国家标准和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的要求，因为原告的住宅楼位于该案项目中的实验室北侧，其中一栋楼与该规划建筑的间距为19.06米，因此该案项目涉及方案不符合GB14925-2001号国家标准中关于实验室动物繁育、生产、实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距离的规定，以及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室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的规定。

3.判决内容摘述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第一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01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颁发的（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判决理由如下：《城市规划法》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实施，必须持有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合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作为北京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建设单位的申请，对符合城市规划设计要求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环境保护法》第13条的规定，建设项目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官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另外，根据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室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应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但是，本案中被告核准的动物实验室工程设计方案中，该实验室与原告的住宅楼之间的距离为19.06米，未达到这一距离要求。被告还存在向法院提交证据不充分的问题，不足以证明其审批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合法[2]141。

4.法律问题归纳

“沈希贤案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在于一个被继承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事由是否会连带地导致继承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就具体而言，就是在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尚未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情况下，计划行政机关就作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被继承行政行为），是否会导致城市规划行政机关作出的继承行政行为——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具有了违法性。

依照《城市规划法》第32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环境保护法》第13条的要求，“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书。”可知，从第三人提出申请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到批准颁发这一行政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计划部门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书的行政行为；二是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而前者计划部门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书的前提之一是环境影响报告书业经批准，即环境影响评价得到通过。后者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又基于建设项目设计书得以通过。“沈希贤案判决”的案件事实是在环境影响评价还未通过的情况下，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就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有责任审查第三人在获批建设项目设计书之时，环境影响评价是否业已通过。因此，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尚未获批的情况下，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存在违法性，因而应以撤销。亦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承认了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性连带。

三、实体法考虑

诚如上文所言，“沈希贤案判决”实质上肯认了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的存在，即先行行为之被继承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性时，后嗣继承行政行为亦为违法行政行为。换言之，在行政诉讼撤销之诉中，当事人可以以被继承行政行为（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事由，申请撤销继承行政行为（后嗣行为）。

然而，就现今行政诉讼制度而言，“沈希贤案判决”不无争议。因为在此类撤销之诉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撤销继承行政行为，而提出的事由却是被继承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事由。在沈希贤案，原告提出的撤销诉讼之标的是继承行政行为即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提出的撤销事由却是被继承行政行为即批准建设项目任务书违法（事先未经环保审批）。由于被继承行政行为并非诉讼的标的，法院不可能主动审查其违法性和给予撤销，而按照公定力理论，被继承行政行为在未经法院在撤销诉讼中给予撤销之前就具有被任何人尊重的效力，因此，原告提出被继承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事由以达到撤销继承行政行为的目的在行政行为公定力原理上遭到阻却。

日本的判例与学说也承认：由于行政处分（近似但不等同于我国行政行为的概念）有公定力，所以即使其存在瑕疵，只要未被有权机关撤销，它就是有效的；故而先行处分的违法（瑕疵）原则上不为后续处分所承继。即在后续处分撤销诉讼中，原告可以主张的违法事由原则上限于后续处分本身固有的违法事由，不能扩张至作为另一个行政处分的先行处分的违法事由[3]90。因此，可以认为基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继承行政行为与被继承行政行为的效力关系一般不存在违法性连带的问题。

但是，日本的判例和通说还认为这一原则存在例外：如果先行处分和后续处分分别是同一目的的手段和结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效果，从而构成两个相互连续的行为，则先行处分的违法性为后续处分所承继[3]91。就沈希贤案，其先行行为批准第三人建设项目任务设计书的行为其目的效果应是追求建设工程的许可，后嗣行为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亦是追求建设工程的许可，两者在效果上是一致的。况且，前者其本身属于未完成型的行政行为，因此，承认两者存在违法性连带对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

四、诉讼法考量

在行政诉讼法上，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将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被继承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业已经过，允许原告就撤销后嗣继承行政行为之诉审查先行被继承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将导致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空洞化。行政相对人完全有可能明知先行被继承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不对已做出的被继承行政行为提起起诉，而等到后嗣继承行政行为做出才提出诉讼，在后嗣继承行政行为的撤销诉讼中追究被继承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这有违行政行为效力理论。

除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外，行政行为效力理论还包括确定效力，即行政行为一经最后决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4]324。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由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两部份构成。其中，形式确定力是指在过了行政救济期限，相对人原则上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要求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确定效力宗旨在于使行政法律关系能够尽早的确定下来，使得行政秩序安定下来。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允许行政相对人在后嗣行政行为的撤销之诉中，使法官审查先行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无异于鼓励相对人在权利上睡大觉。因此，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并不符合法安定性的要求和精神，应该严格限制其适用的范围。

在“沈希贤案判决”中，被继承行政行为建设项目任务设计书的批准对原告来说，对其影响并非是直接的、迫切的、重大的影响，甚至还是处于“看不着，摸不到”的阶段；而后嗣行政行为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颁发则对于原告是直接的、紧迫的、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两个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性连带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

如上述所述，被继承行政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并非直接、迫切、重大，此时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纠纷还远远未成熟，法院如果此时就介入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解决，其必要性值得探讨。日本最高法院的态度是：重视纠纷的成熟性和权利变动的具体性，原则上不认定阶段性行为具有行政处分性；但实定法规定可以就该阶段性行为提起行政不服审查的，认定该阶段性行为具有行政处分性[3]48。“沈希贤案判决”中，被继承行政行为即批准建设项目任务设计书并不代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行将批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因为建设项目任务书只是批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一个要件之一。因此，法院在此时，为节省司法资源，尚没有必要介入到远未成熟的纠纷中去。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本文认为，行政行为违法性连带的司法适用边界为：被继承行政行为与后嗣行政行为必须在效果意思上同一；被继承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并不直接、迫切和重大。

参考文献：

[1]朱芒.“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0，（3）.

[2]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4年行政审判案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余凌云.行政法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申请司法确认指南 篇4

一、什么是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确认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诉讼活动。它是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进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申请司法确认应向法院提交哪些材料？

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情形。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或者不属于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2、确认身份关系的；

3、确认收养关系的；

4、确认婚姻关系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2、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3、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4、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

5、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

6、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四、司法确认案件的如何收费？

关于撤销交通违法行为的申请 篇5

卓尼县公安局：

我叫陈拉毛，临潭县羊永镇拉布村人，系甘P75882的白色起亚轿车车主。2017年5月20日，我自临潭前往合作市时，有一起超速违章，本人认为违法事实存在问题，按照公安部105号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现申请撤销，理由如下。

交警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为，2017年5月20日17时29分，在徐合线376公里50米处，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小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记6分，罚款200元。

一是记录不符。违法事实照片上记录的违法地点为S306线386km处，限速60km，行驶速度81km，照片的背景所记录的是一座桥，认定的事实和违法照片地点不符。二是违法地点前后矛盾。我们前往认定的违法地点376公里50米处，此处为红山口朝合作方向下山的位置，所设置的标志牌为取消限速40；而后又前往照片记录的违法地点386km处，此处周边均没有公路桥；又对照片上记录的地点在周边进行了寻找，无法判断准确地点。

根据公安部105号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交警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地点不能如实反映，为此，申请撤销此次违章。

申请人：

2017

年7月31 日

交警部门上网的违法地点徐合线376公里50米处

（朝合作方向）

交警部门上网的违法地点徐合线376公里50米处

（朝临潭方向）

交警部门上网的照片（1）

交警部门上网的照片（2）

徐合线386公里处（朝合作方向）

徐合线386公里处（朝临潭方向）

司法确认告知书】 篇6

调解（和解）协议司法确认告知书

为积极化解矛盾，便于解决纷争，并使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得到有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本院在当事人自愿提出申请时，可依法对辖区内当事人自行达成或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具有调解只能的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确认。经本院作出司法确认的调解书，如一方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权利人可凭《民事调解书》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当事人在提出司法确认申请之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申请司法确认的条件

1、事实基本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标的额不大；

2、有已达成一致的、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和解）协议；

3、协议内容具体确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

4、双方当事人同时提出申请；

二、当事人应提交的材料

5、司法确认申请书；

6、非诉讼调解组织主持调处达成的调解协议原件；

7、当事人的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8、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9、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0、人民法院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