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违法行为

行政违法行为（精选12篇）

行政违法行为 篇1

随着我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要求检察机关完善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制度。

一、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社会转型期,需要消除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需要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需要提高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从而逐步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其中行政执法涉及工商、税务、质监、城管、环境、卫生、治安、文化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果出现了诸如行政越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政侵权等的违反法律规范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引起行政相对人的不满,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乃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虽然现在对行政行为监督已有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行政复议监督、行政诉讼监督、行政监察监督等多方监督制约机制,但是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力,存在监督范围小、内部监督力度不够、监督不统一等种种情形。所以无论是现实需要还是实际效果来看,检察监督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外部专门监督,既可以克服内部监督的局限性,又可以起到协调和补充的作用,从而弥补其他监督存在的问题。

二、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边界

检察监督权的行使也应遵循法律监督权的基本规律,在不干预、不代替、重程序等权力行使的边界内依法行使检察监督权。

(一)不干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

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行为,发挥其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作用,行政行为涉及面广,要靠检察机关作出全面监督是不可能的,目前也主要是以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形式存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行政行为出现违法的情形时才行使监督。作为一种权力,并不必然凌驾于其他权力,检察监督权要始终坚持谦抑的原则,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干预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

(二)不代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

国家机关职能有区分,作为检察机关行使的是检察监督权,作为行政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只是监督,当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行政行为时,只能以建议或者提请复议等形式提出,依然有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检察机关并不能越权去代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在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时,检察机关还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任何情况下,检察机关都不应代替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

(三)以协同和补充监督为原则

目前我国对行政行为监督已有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行政复议监督、行政诉讼监督、行政监察监督等多方监督制约机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是已经有了一定分工。检察监督还是应该以协同和补充监督为原则,在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政行为已经有其他主体进行监督的,检察机关不应重复介入。但是如果在发现违法行政行为时,没有其他主体的介入,检察机关就应当介入,积极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并提出纠正意见,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更大侵害。

三、完善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方式

检察监督在实践中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上的监督,依法履行监督程序,及时制止、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

首先在程序上,可以参照监督的一般程序。比如说当检察机关发现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时,应当立案审查;然后调取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相应的行政卷宗材料并询问行政机关相关人员和行政相对人,收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也可进行技术鉴定;调查核实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律规定督促行政机关进行纠正。

其次在监督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签发检察建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实践中也是比较常用的,可以向发现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上级或者是监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要求督促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第二,支持诉讼的形式。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依法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第三,移交自侦部门立案侦查。对违法行政行为中发现的渎职、贪污、贿赂等职务类犯罪,可以依法移交给自侦部门进行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要遵循法律监督权的基本规律,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在不干预、不代替、重程序的权力行使的边界内依法行使检察监督权。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赋权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对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法律监督义不容辞。检察机关对司法行为的监督已经有了明确的规范和程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比较来说,检察机关在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方面却还没有明确的规范和程序。如何去监督,怎么去监督,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边界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权力边界

参考文献

[1]唐张.略谈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J].中国检察官,2015(17).

[2]龚晓明,刘明智.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26):3.

行政违法行为 篇2

第二条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决定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第三条 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价格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决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由其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决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二)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

(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的。

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对经营者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行业协会可以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第五条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以及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或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行业协会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可以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第六条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条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

(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

(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七)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八)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十)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

(十一)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其他行为。

第八条 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不执行提价申报或者调价备案制度的;

(二)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率幅度的;

(三)不执行规定的限价、最低保护价的;

(四)不执行集中定价权限措施的`;

(五)不执行冻结价格措施的;

(六)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其他行为。

第九条 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八条规定中经营者为个人的，对其没有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标明价格的;

(二)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

(三)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

(四)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拒绝提供价格监督检查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三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发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同时具有下列三种情形的，可以依照价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其暂停相关营业：

(一)违法行为情节复杂或者情节严重，经查明后可能给予较重处罚的;

(二)不暂停相关营业，违法行为将继续的;

(三)不暂停相关营业，可能影响违法事实的认定，采取其他措施又不足以保证查明的。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经营者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第十四条 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一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

经营者拒不按照前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以及期限届满没有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经营者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价格违法行为严重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二)屡查屡犯的;

(三)伪造、涂改或者转移、销毁证据的;

(四)转移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资金或者商品的;

(五)经营者拒不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

(六)应予从重处罚的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第十六条 经营者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缴纳违法所得的，每日按违法所得数额的2‰加处罚款。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价格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其改正。

第十九条 有关法律对价格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价格执法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经营者的商业秘密或者滥用权力、玩忽职守、徇私作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行政违法行为 篇3

一、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的工作原则和方式

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实施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活动中，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是否合法，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的调查活动。开展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要坚持法律定位，既要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又要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要坚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职务犯罪侦查相分离的原则，正确行使调查权。根据需要，可以采取询问、查询、调取相关资料、查阅案卷材料、勘验、鉴定等方式调查，但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不得妨碍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提出改进工作的检察建议、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建议更换办案人或者移送职务犯罪线索等措施进行法律监督。

二、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的范围

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中具有以下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具有涉嫌违法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案件中违反法定程序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造的：或者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违反规定未调查收集的；(三)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决定、通知等法律文书和具体执行行为可能有错误或明显不当的；(四)审判、执行人员在审理案件、执行阶段进行调解或和解时，涉嫌违背当事人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五)诉讼中涉及的审计、评估、鉴定、拍卖等部门和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六)审判、执行人员在审理案件、执行时涉嫌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损害司法公正的；或者有渎职、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当事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七)其他违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情形。

三、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案件的处理

加强兽药管理严厉处罚违法行为 篇4

一、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按上限罚款, 并没收生产设备:

㈠生产的兽药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或添加人用药品等农业部未批准使用的其他成分的;

㈡生产的兽药累计2个品种以上或5批次以上, 或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的;

㈢生产兽用疫苗的;

㈣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持有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兽药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按上限罚款, 并吊销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㈠生产的兽药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或添加人用药品等农业部未批准使用的其他成分的;

㈡生产的兽药擅自改变组方添加其他兽药成分累计2批次以上的;

㈢生产未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兽用疫苗, 或生产未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其他兽药产品累计2个品种以上或5批次以上的;

㈣生产假兽药货值金额5万元以上的;

㈤兽药经营者未审核并保存兽药批准证明文件材料, 经营假兽药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的;

㈥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兽药生产者未在批准的兽药GMP车间生产兽药, 经限期整改而逾期不改正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按上限罚款, 并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

兽药生产者未在批准的兽药GMP车间生产兽药, 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再犯的, 属于前款“逾期不改正”的情形。

四、兽药生产、经营者将原料药销售给养殖场 (户) 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没收违法所得, 按上限罚款, 并吊销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五、生产或进口的兽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理, 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或者吊销进口兽药注册证书:

㈠抽查检验连续2次不合格的;

㈡改变组方添加其他兽药成分的;

㈢主要成分含量在兽药国家标准150%以上或50%以下的;

㈣主要成分含量在兽药国家标准120%以上或80%以下, 累计2批次以上的;

㈤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兽药产品标签和说明书未经批准擅自修改, 限期改正后再犯的, 属于《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逾期不改正”的情形, 按生产、经营假兽药处罚。

七、有本公告第一、二、三项规定违法情形的, 对生产、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八、兽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条例 篇5

第一条为了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工作，保证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根据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对煤矿及其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首长违法行政要问责 篇6

几年来，省政府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采取积极措施，对依法行政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并认真组织落实，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各级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这对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级行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强不强，直接决定部门依法行政水平。省政府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专门制定了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规划，对省直有关厅（局）长，各市州、县（市、区）政府主管领导133人进行了依法行政培训。各市、州政府也相继开展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其中长春市政府领导不仅带头参加培训，而且还主动参加闭卷考试，从而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的提高。

在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方面，2001～2005年，省政府制定规章48件，同时，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省政府废止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31件，修改完善规章近百件。

对“红头文件”的审查是我省的一项重点工作，几年来省政府审查规章和规范性文件500多件，受理群众举报45起，发现违法和不当的规范性文件50余件，都依法进行了处理。前不久，省政府又责成省政府法制办对两年来部分市、州政府和省直部门的23份违法文件进行了点名通报，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近年来，省政府在规范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行为方面制定了18部规章，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法检查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为避免随意执法，省政府加强了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目前，工商、食品药品监督、地税等部门都在进行细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探索。

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是近年来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全省先后四次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对能由市县实施的全部下放，以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目前，清理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省本级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876项，占执行项目的60％，仅保留590项。

同时，省政府稳步推行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目前，吉林、白城等市都已经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理顺工作，成立了相应机构，较好地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和执法扰民的“几个大盖帽管个破草帽”问题。

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据统计，五年来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0399件，其中，审结行政复议案件10197件。在审结的案件中，依法撤销和变更行政决定的2261件，占行政复议案件的22.2％。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程序更加公正、公开，一些地方复议机关引入了行政复议案件的听证程序，仅吉林市政府2004年就召开30多次行政复议案件听证会。全省行政复议案件“空白县”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报告也对当前政府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些行政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行政立法方面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少数执法部门存在部门利益倾向，少数部门和基层单位在行政执法方面“不作为”和“乱作为”，人民群众对此不够满意，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

针对以上情况，省政府将围绕“建设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政府、振兴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社会”三大战略目标，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创新；继续推进公开立法，全面提高行政立法质量；以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为契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创新执法监督体制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督。通过以上措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实现我省“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浅谈海船船员的违法行为 篇7

关键词：海船船员,违法行为,对策

海船作为一种海上货物和人员重要的运输工具, 在我国海上运输事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处于海上运输活动中心环节的海员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海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 对海事运输安全来说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1海船船员的概念和违法行为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以下简称《海商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海安法》) 对海员的规定, 海员主要是指包括船长在内的一切人员。其主要对象有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电机员、报务员以及船上潜水人员等。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第三条规定:“在中国籍海船上任职的船长、高级船员和值班水手、值班机工应当持有与其所服务的船舶航区、种类、或主机类别和所担任的职务相符的有效适任证书。这些规定都明确对从事海上运输活动的特殊人员都要具备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 否则是不能从事相关的工作的。而海船船员的违法行为从广义上说主要是指海船船员违反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以及未履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为的作为和不作为。

船员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它是一种违反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果是违法的程度很严重而构成犯罪的话, 那么就不仅仅是一种违法行为, 而是一种犯罪行为了;②它的主体是海船船员, 而不是其他主体。如果是海船上旅客或者其他非海船船员违反有关规定就不一定构成船员违法行为了;③它一般是由于船员过错造成的。而过错是指一种主观上的心理状态, 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而船员违法行为必须包括这种心理状态, 否则如果是主观上无意识, 那么就不能认为行为违法;④这种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可对船舶、人身安全、海洋环境等造成一定的威胁或者直接造成了可以观察到的损害, 还包括对海事管理秩序的破坏等。

2船员违法行为的种类

根据有关海事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可以把船员违法行为分为违反海上船员管理秩序的实体性违法行为和程序性违法行为两大类。违反海上船员管理秩序的实体性违法行为主要是指船员本人违反有关操作规程实施的实体性危害行为, 表现为船员在职业行为中实体性行为;而违反海上管理秩序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主要是指违反有关海事程序法的规定, 违法从事海员有关的工作, 或是超越海员职业行为的一种违法行为。

2.1 违反海上船员管理秩序的实体性违法行为

主要表现在违反船舶安全和营运管理秩序、船舶、海上设施检验管理秩序等, 例如, 违反《海安法》第六条的规定, 在船舶上没有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就从事海上运输活动的, 就属于典型的实体性违法行为。还有, 船舶、设施上的船员不遵守有关海上交通安全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影响船舶、设施的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的, 都是属于违反实体性违法行为。一般会给海上交通安全造成实质上的损害或者威胁, 因此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也相较于程序性违法行为要重一些。

2.2 违反海上管理秩序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主要包括船员未持有船员职务证书在船上任职或者违法持用伪造、变造、超过有效期限, 或者通过买卖、租赁等其他非法方式获得的船员职务证书、海员出境入境证件等行为。还有一些海员参加适任证书考试、评估考试违反考试规则而取得各种证书的行为等。这种性质的违法行为, 并没有直接给海上交通安全造成损害或者威胁, 只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通过及时的纠正和处理是能够避免实质危害产生的, 因此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也相对较轻。

3船员违法行为的成因分析

3.1 海事法律法规层次较低、体系不完善

目前对海船海员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目前只有《海商法》和《海安法》等少数法律, 而且也仅仅是在船员资格等方面做出了很粗略的规定。整个海事法规体系对加强船员管理、规范船员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约束机制。另外一方面, 有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层次较低, 对海船船员的违法行为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不够, 缺乏细化、明确的配套追责机制, 从而造成了对一些船员违法行为不能进行有效追究的不良现象。

3.2 海事管理机制落后, 缺乏必要监控手段

例如, 对于船员违反海上管理秩序的程序性规定的一类违法行为, 问题主要是出在对船舶进行签证和安全检查过程中。而一些海事管理机关在内进行船员签证中, 通常只是检查船员证书是否满足配员的要求, 而很少对船员的真实身份进行认真核实。另外, 海事管理机构对船员的职务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和监督机制, 对船员个人的任职、资历、持证、接受培训等信息管理不够系统规范, 这也为一些船员为了短期利益进行违法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3.3 船员法律意识淡薄, 总体素质不高

由于海上运输活动对船员专业技术方面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船员的知识背景一般以理工类和航海类的专业为主, 因此很缺乏法律、法规方面知识储备, 而且在后期培训的过程中一些单位也只重视专业技术、轻法律、法规培训的现象, 致使一些海员法律意识淡薄, 守法意识较差。而且实践中, 往往存在着重业务素质, 轻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不良倾向, 这也是造成海员违法行为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3.4 追责力度不够, 监督不到位

据现有的一些资料显示, 海上海事行政管理机关对于一些船舶的海事违法行为只是对船舶进行处罚了事, 并没有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 尤其是在很多案件中按规定要求对船长进行处罚的执法机关却没有严格执行, 同时对船员做出的处罚也往往偏轻。另外, 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对船员违法行为进行事前防控的可能性降低。可以说船员违法行为的出现, 除了船员在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之外, 较低的违法成本也是造成船员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4减少船员违法行为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海事立法, 加快海事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要加强对海员船员违法行为的管理离不开海事管理法律体系的构建。要尽快出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法》为基础, 以《海商法》以及《海安法》为依托, 以及相关配套具体执行规章和管理规范的整个海事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是有法可依, 因此完善有关海事立法, 加快海事法律、法规建设对减少海事违法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2 提高船员管理水平, 增强海事执法监督力度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帮助船员牢固树立知法、懂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在管理活动中要搞好船员行业准入、培训以及考核工作, 严格船员考试发证程序, 不断加大现场监督检查的力度。于此同时, 还要加强对船员的跟踪管理, 完善船员个人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及时更新船员的任职、持证、签证等相关信息, 采取动态管理技术加强对船员的管理。

4.3 加强船员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船员法律意识

在对船员的教育培训活动中要避免过去重技术培训、轻思想教育和培训走过场现象的发生。船员的素质与船员的后续培训和教育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船员高等教育院校为取得船员考试通过率, 只采用船员统考所用的教材作为日常教学教材, 不利于船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 在培训过程中更应该增强船员遵纪守法的观念, 让其在实际的海事活动中时刻做到“知法、懂法、用法”, 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违法行为的出现。同时要加强船员队伍建设, 提高船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4.4 加大执法力度, 增强执法效果

在对海船船员的管理监督中, 要加大现场执法力度, 对船舶进行监督检查时, 要加强对船员安全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检查, 对船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 要严格执法, 重视对责任船员的处罚, 并加大处罚的力度, 增强执法效果。另外, 对于那些无证、假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船员证书的船员要坚决予以查处, 并采取“禁业制度”, 对于这方面有不良记录的人员要严格限制其进入海员队伍。

参考文献

[1]郭庆祝, 耿希军, 刘安亮.关于船员管理工作的若干问题探讨[J].港口经济, 2009, (2) .

[2]梁华.浅谈海船船员违法行为[J].交通建设与管理, 2007, (6) .

[3]柯响林, 徐振中.浅谈我国海员管理[J].中国水运 (学术版) , 2006, (7) .

处理窃电违法行为的策略分析 篇8

1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在反窃电中的应用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是应用自动监控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通讯技术对电力负荷进行管理和监控的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可分为数据采集层、数据传输层以及数据管理层等。数据采集层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 用电信息采集终端;二是电能计量装置。数据的传送通过系统专网或者公用网络等, 传输到数据管理层的数据中心服务器, 在对数据分析时, 可采用数据管理层的计算机进行完成, 通过对实时数据合理性的分析, 并和历史数据记录对照, 根据电力负荷平衡原则与用户特征, 判断窃电可能性。

对电能表进行远方传输、长时间保存、分时存储、处理以及采取等功能, 是用电信息采取终端做具备的, 它可使电能表数据双向传输、数据管理、转发或执行控制命令以及数据的采集等得到实现。电能计量装置包括多种类别的电能表, 比如计量用电能计量屏, 电流和电压二次回路以及互感器等。时间当量、二次接线的正确性、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互感器的比差和角差以及电能表的误差等, 是对电能计量装置准确性进行决定的主要因素。

2 对于窃电的行为要有所预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供电企业管理上的漏洞以及企业员工的失职, 都会造成窃电者的有机可乘。为了能够更好防范窃电行为以及打击窃电人员, 需要供电企业加强对窃电行为的防御[2]。使其能够建立起保护电力的防御体系。需要对企业内部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加强职员的职业道德以及相应的法制教育。要建立起一个供电健全的管理制度。依照法律的形式, 对各个阶层的管理制度进行加强。企业职员要对企业的各个相关规定进行严格的执行。每天都要对供电的线路以及电量计的安装进行检查。供电企业需要明确的规定出检查的人员以及检查的周期。对于检查的方式以及检查的范围要有明确的制定。这样才能够使得供电系统正常的运行。供电企业要建立一个健全的防御窃电领导层。其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对供电行为进行防御。对一些窃电的行为, 要有着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及对策。要采用现代化的防御手段对窃电者进行反窃电行为。还要积极的配合当地的相关部门, 对窃电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供电企业的反窃电设备改换成先进的设备。要在技术效能上对窃电人员进行力压。能够使供电企业更好地打压窃电者。使得供电企业的电力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不再会收到窃电者的扰乱。使其也不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烦恼。

防止计量回路与装置被破坏, 是防窃电的主要关键。为了防止计量装置被窃电者接触到, 电力企业可选用专用电能表箱或者专用计量箱等进行防止。电能表箱或者计量箱要坚固, 配置防盗锁具, 箱门加封印。对变关闭压器低压出线端到计量装置的导体。这样能使绕越计量窃电得到有效防止, 对通过二次线实施改变相位法、减小电流法以及减小电压法窃电, 能起到良好的防范作用。

3 根据反窃电的经验搜取线索

根据供电企业对打击窃电行为的经验来说, 实施反窃电的行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场着重调查。

第一点:抄表员是作为第一个发现供电被盗的人员。举例:每个抄表员在检测计量装置时, 都会要看好铅封是否完好无缺。外表是否有被动过破损的痕迹。电表的容量和规格与原来厂家是否一样。盗用后的电表是否还能进行正常的运转。

第二点:在对电进行检查的时候, 需要每次查看电量是否与上次有着过大的差异[3]。抄表员需要经常去用户家查看电量。以此推断每个用户的用电量跟以前的是否有所差异。在检查电量多少的时候, 需要看看电量的差异大小。能够在当中找出被盗电的线索。可见, 用电检查也是抓获窃电者的主要人员。

第三点:让广大社会人民群众给提供线索。让每个用户相互监督以及互相举报。不能给那些偷电用户存在一点儿侥幸心理。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盗电。让供电企业动员每一个用户进行互相监督以及举报, 一经核实, 给予相对的奖励以及鼓励每一个用户。

第四点:定期展开用电的调查。供电企业以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用户用电普查。可以全方位的展开用电大普查。在普查的过程中, 如一旦发现有偷电行为的人员, 可以进行严处。如发现有必要的线索, 可以对每一个漏洞进行及时的修补。不给盗电人员留下可乘之机。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偷电人员。

第五点:交由公安部门处理偷电违法人员。让各个部门联起手来一追到底, 不给漏网之鱼有可乘之机。依法处理、严厉打击这类人员。交由执法机关以及行政执法等人员来进行处理, 让窃电人员取得应有的处罚, 并以示警告。

4 总结

窃电跟反窃电的行为, 实际就是需要进行查处窃电行为的过程。反窃电的行为已不是当前一个新的课题。对于供电企业以及整个电力行业来说, 反窃电行为已经成为了当下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对于实施窃电行为的窃电者, 该采应取相应的法律手段来严惩。查点人员也需要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使其不会被窃电者所蒙蔽。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电对于人们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电可以当做一件商品来对待, 也可以作为财产来使用。对于我们每个公民以及企业来说, 依法用电使我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但由于一些不法分子收到利益的蒙蔽, 实施窃电以及违章用电等行为。使得正常供电的秩序收到扰乱。而当今社会也存在了一个新的打击行为, 就是反窃电行为。

关键词：电力工程,窃电行为,策略运用

参考文献

[1]林志坚, 姚伟智, 黄朝凯等.基于用电行为分析的反窃电在线监测及智能诊断系统研究[J].新技术新工艺, 2015 (05) :137-140.

[2]李娜.加强用电检查反窃电工作的方法策略[J].现代企业文化, 2014 (32) :125-125.

关于从重处罚兽药违法行为的公告 篇9

一、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按上限罚款, 并没收生产设备:

(一) 生产的兽药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或添加人用药品等农业部未批准使用的其他成分的;

(二) 生产的兽药累计2个品种以上或5批次以上, 或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的;

(三) 生产兽用疫苗的;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持有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兽药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按上限罚款, 并吊销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 生产的兽药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或添加人用药品等农业部未批准使用的其他成分的;

(二) 生产的兽药擅自改变组方添加其他兽药成分累计2批次以上的;

(三) 生产未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兽用疫苗, 或生产未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其他兽药产品累计2个品种以上或5批次以上的;

(四) 生产假兽药货值金额5万元以上的;

(五) 兽药经营者未审核并保存兽药批准证明文件材料, 经营假兽药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的;

(六)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兽药生产者未在批准的兽药GMP车间生产兽药, 经限期整改而逾期不改正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按上限罚款, 并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

兽药生产者未在批准的兽药GMP车间生产兽药, 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再犯的, 属于前款“逾期不改正”的情形。

四、兽药生产、经营者将原料药销售给养殖场 (户) 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情节严重的”规定处理, 没收违法所得, 按上限罚款, 并吊销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五、生产或进口的兽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理, 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或者吊销进口兽药注册证书:

(一) 抽查检验连续2次不合格的;

(二) 改变组方添加其他兽药成分的;

(三) 主要成分含量在兽药国家标准150%以上或50%以下的;

(四) 主要成分含量在兽药国家标准120%以上或80%以下, 累计2批次以上的;

(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兽药产品标签和说明书未经批准擅自修改, 限期改正后再犯的, 属于《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逾期不改正”的情形, 按生产、经营假兽药处罚。

七、有本公告第一、二、三项规定违法情形的, 对生产、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八、兽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九、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违法行政处分的赔偿问题探讨 篇10

行政处分制度作为行政机关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 在我国早已确立。如:1957年10月26日, 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就对行政处分的种类、适用条件、使用权限以及程序等重大问题作了专门规定。此外, 行政处分这一概念还大量的出现在国家制定的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 这种情况表明行政处分制度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管理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 何谓行政处分?目前我国的相关立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 学术界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如有的学者将行政处分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对于本机关的工作人员或对于行政系统的机关工作人员施行的内部纪律上的惩戒措施。[1]还有人认为, 行政处分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对所属人员中有轻微违法失职行为而尚未构成犯罪的人或违反纪律的人所给予的处分。有时也称“纪律处分”。[2]这种观点的最大特点是认为行政处分的适用对象不限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还包括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可以说, 这种观点反映了我国行政处分制度的实际。

本文认为, 目前行政处分制度实施的现状已大大偏离了行政处分的应有之意, 用行政处分的概念反映对各类人员的惩戒措施, 其合理性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 从理论上讲, 要正确把握行政处分的概念就必须了解行政的概念。尽管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的概念见解不一, 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行政的概念应该是与特定的国家机关即行政机关联系在一起的。其次, 从立法实践上看, 除了行政处分概念之外, 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的几乎所有与行政有关的概念都只是与国家行政机关有关。如《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三) 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 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 并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还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行政法上的一些与行政有关的重要法律概念也都是与国家行政机关联系在一起。[3]

由此可见, 行政处分应当是只适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专有术语, 把行政处分作为反映国家对各类人员予以组织惩戒的普遍概念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所以, 所谓行政处分是指行政公务人员因实施行政违纪行为而承担的一种内部的行政法律制裁。

二、违法行政处分的经济救济现状

(一) 违法行政处分的经济救济途径定性错位。

《行政机关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被撤销处分或者被减轻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工资福利受到损失的, 应当予以补偿。”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将违法行政处分的物质救济途径定性为补偿, 然而这种定位却与行政处分的违法性质不相搭配。我们都知道, 补偿针对的损失是由合法行为造成的, 而赔偿针对的损失则是由违法行为造成的。

虽然《行政机关公务员暂行条例》全篇都没有对造成公务员损失的行政处分行为做一个明确的定性, 仅仅在第六章有些地方将它认定为“错误”或“有误”, 比如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受理公务员复核、申诉的机关应当变更处分决定, 或者责令原处分决定机关变更处分决定: (1)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务院决定错误的; (2) 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认定错误的……”, 但是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由此可见, 如果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处分, 不具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任一要素的, 都应当判定为不合法的行政行为, 即违法的行政处分。这说明《行政机关公务员暂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承认了错误行政处分的违法性, 那么对公务员造成的损失再适用补偿的规定显然就不合适了。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损失适用赔偿而不是补偿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个别字眼的更改, 它首先彰显了行政机关对自己行为认定的态度。将《行政机关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补偿”修改为“赔偿”, 不仅从正面确认了错误行政处分的违法性质, 而且更有利于进一步套用国家赔偿的原则精神对公务员的损失进行经济救济。

(二) 违法行政处分赔偿范围狭窄。

从《行政机关公务员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看, 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处分对公务员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害赔偿, 并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只是在第五十一条规定:“在适当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 然而要实现对公务员精神损害的充分救济, 仅仅为其“恢复名誉”还是远远不够的。从世界范围看, 对国家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第四章赔偿方式的做法正是迎合了这一价值追求,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我们在认可国家赔偿制度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同时, 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国家机关侵害不同的对象时, 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很大的不同, 这有违平等原则。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如果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相对人可以在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情形的条件下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然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处分侵害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导致精神损害时, 公务员却不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大缺陷。

(三) 违法行政处分赔偿程序缺失。

赔偿程序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落实国家赔偿责任不可或缺的必要保障, 是对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公权力的有效约束, 也是对赔偿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保障。

虽然《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被撤销处分或者被减轻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工资福利受到损失的, 应当予以补偿。”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八十四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是两者都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或赔偿的办法和程序。谁是赔偿义务机关?受违法行政处分损害的公务员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后, 赔偿义务机关做出赔偿决定的期限如何设定?以及公务员如果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不满意, 应当在多少期限内提起复核程序等等一系列重要的赔偿程序问题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法律漏洞。

三、完善违法行政处分赔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明确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1.赔偿请求人的范围。

(1) 受到行政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才能以自己的名义, 以赔偿请求人的身份请求赔偿。自己没有受到行政处分, 而是替别人打抱不平的人, 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 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若因为特殊情况, 赔偿请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 赔偿请求人应当说明其与受害人的关系, 并提供相应的证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行为必须以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作出, 代表的是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其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2)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如果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死亡的, 那么该如何认定赔偿请求人呢?本文认为可以参照《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的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 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这里的“继承人”是指依法享有继承死者在财产上的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 分为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法定继承人包括死亡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作为代位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对死者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者丧偶女婿。指定继承人又叫遗嘱继承人, 是指根据财产所有人的指定, 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后继承其财产权的。“有扶养关系的亲属”中的“扶养”一词包括的范围较广, 包括了长辈对晚辈的扶养、晚辈对长辈的赡养以及同辈之间的扶养等。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处分虽然不是针对受处分人的继承人和其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的, 没有直接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 但是他们受到的间接影响最大。如因为行政处分而导致受处分人工资水平降低, 使得其继承人的继承财产减少, 如果行政处分被确认为违法, 继承人的利益就应当因此而得到补救, 决不能因为受处分人的死亡而使其利益得不到补救。因此, 在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死亡之后, 赔偿请求权可以转移为其继承人或者由其扶养的亲属享有。

2.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是作出行政处分决定的行政机关。行政处分决定一般由任免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作出, 因此, 在行政处分违法, 造成受处分人损害的情况下, 应由作出行政处分决定的任免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来履行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费用, 笔者认为应该由国家负担。根据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 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然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为了使赔偿义务机关吸取教训, 财政机关在审核赔偿义务机关的核拨赔偿费用申请时, 如果发现该赔偿义务机关是由于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而造成国家赔偿的, 可以提请本级政府责令该赔偿义务机关自行承担部分或者全部国家赔偿费用。[1]

(二) 明确赔偿程序。

对行政处分的赔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 即附带提起赔偿和单独提起赔偿, 所以赔偿程序也可以具体分为两种:附带式和单独式。附带式是指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要求撤销或者变更行政处分决定, 又要求做出行政处分决定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相关规定, 受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在收到行政处分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申诉, 也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 由受理申诉的机关对其提出的所有请求一并解决。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三)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由此可见,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因此, 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赔偿问题。

单独式是指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单独就行政处分的赔偿问题提出申诉。单独式一般发生在违法的行政处分已被确认或者纠正, 但是赔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 此时赔偿请求人可以根据其受到损害的不同程度, 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应当自行政处分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赔偿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交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申请书应该包含的内容有: (1) 受处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 (2) 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3) 申请的年、月、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 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 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 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进行协商。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 如果决定不予赔偿的, 应当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 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 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且在赔偿请求人申诉和诉讼的过程中, 受理赔偿请求的机关、赔偿义务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其收取任何费用。国家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三) 增加精神损害赔偿。

从法律的宗旨来说, 只要是权利主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产生精神损害, 除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外, 都应当属于可以赔偿的范围。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我国对违法行政处分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只限定于名誉权和荣誉权, 本文认为, 以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以在吸收《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1.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

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什么方式, 依据什么标准等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国家与受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权益。因违法行政处分而导致精神损害, 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 一般应以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为主要责任方式, 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为主要救济手段。

2.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对违法行政处分造成的精神损害的金钱和其他物质性赔偿必须有一定的标准才能使赔偿具有可操作性、现实性和合理性。由于民事侵权和国家侵权的主体不同, 因此国家对精神赔偿的标准应区别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应遵循两个标准。 (1) 数额适当, 不应规定上下限。赔偿的标准过低或者过高都是不合理的, 也不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 原先认为适当的限额会成为充分保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障碍, 设置最低、或者最高数额, 总体上说是弊大于利。 (2) 自由裁量, 综合各种因素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由于精神损害的非财产性、主观性等特点, 对于精神损害所造成的损失, 很难用确切的金钱数额来表现。所以在具体案件中必须依据法律原则、法律精神, 根据一般的法律规定, 并结合经验, 决定是否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并确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 其赔偿具体数额应根据以下因素, 依照自由裁量来确定:①违法行政处分的严重性程度;②受处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年龄、性别等与精神利益相关的因素;③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④违法行政处分的社会影响。

摘要：行政处分制度作为行政机关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由来已久, 但是其正确涵义却一直存在着误读, 笔者通过对其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分析, 力图廓清其本来面目。针对违法行政处分经济救济的现状, 笔者指出了实践当中的几点不足:违法行政处分的经济救济途径定性错位、违法行政处分赔偿范围狭窄、违法行政处分赔偿程序缺失。并提出了完善违法行政处分赔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违法行政处分,赔偿,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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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安明, 沙奇志.中国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2

[4].姜明安.行政法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篇11

关键词：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公共警告；法律控制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63-06

一、行政违法事实公布频繁使用引发讨论契机

行政违法事实公布俗称“曝光”，意指行政机关将其掌握的相对方违法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使违法事实曝于公众视野之下，利用公众的否定评价和自觉抵制来实现对违法者的惩戒。在我国当下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公布行政违法事实业已获得广泛的运用，如下典型事件的发生即可佐证。

事件一：“农夫山泉砒霜门”——公共警告。2009年11月底，海口市工商局发布警示：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的30%混合果蔬饮料与水溶C100西柚汁饮料、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蜜桃多汁等3种饮料总砷含量超标。但数日后，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的抽检产品全部合格，海口市工商局承认之前因程序不当致使检验结果有误。这一事件给商家带来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和品牌形象损失，也使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事件二：“南京曝光醉酒驾车”——处罚结果公开。2009年11月，南京交管部门正式通过媒体曝光醉酒驾车者，首批公布的名单上共有106人，都已被拘留过。交管部门称曝光还将不定期发布。对这种做法肯定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受处罚者包括很多社会公众认为交管部门的这一行为是对违法者的“二次处罚”，而交管部门则坚持认为这是对处罚结果公开原则的落实和延伸。

事件三：“郑州公布卖淫女裸照”——声誉罚。2009年10月28日，郑州警方展开扫黄打非行动，随后在报道扫黄战绩的视频中“公布小姐裸照”，引来公众对卖淫女的同情和对警方高调扫黄做法的诘责，后警方对舆情的回应中把责任推向媒体对视频的“擅自发布”。这一事件引发人们对这种曝光手段合法性的怀疑，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这是对卖淫女隐私权、肖像权等诸项权利的严重侵害。

事件四：“全国网上封堵‘老赖’”——强制执行手段。在重庆、广东、湖南等地，都有公布“老赖”（指不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或逃避责任的个人、组织）名单的做法。行政机关或法院将“老赖”的信息发布出去，呼吁市民在发现被曝光老赖的行踪、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可及时打电话举报，通过发动群众来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以上四起典型事件充分表明违法事实公布手段已经广泛运用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鉴于这一手段呈现运用灵活、功能各异的特点，因而应当从行政法学理层面对其展开类型化研究。本文将就其中一类作为公共警告的违法事实公布加以论述，希冀借此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行为法的研究。

二、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公共警告一词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目前，学理上的称谓尚未统一，有的称为公共警告，有的称为行政警示，还有的称为行政公告。按照德国学者毛雷尔的定义，“公共警告是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对居民公开发布的声明，提示居民注意特定的工商业或者农业产品，或者其他现象”。这一定义是描述性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公共警告是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将其所获得的相对方危险信息向公众公开，提醒公众注意的一种预防性信息公开行为。就本文所研究的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而言，是指行政主体在其权限范围内将所获得的相对方行政违法信息向公众公开，提醒公众注意的一种预防性信息公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公共警告的公布违法事实，所警告的内容是相对方的违法行为。虽然违法行为和危险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但绝大多数情形下，风险的产生正是源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

当今社会风险无处不在。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食品、产品安全事件，使得人们对于各类风险信息极为渴求。然而，公众凭借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往往很难获取这类信息。一方面，在获取信息上行政主体和相对方之间存在不对称性，行政主体具有垄断性地位；另一方面，公众受制于自身的认识，对很多信息的含義难以辨别，如三鹿奶粉事件中三聚氰胺的危害性公众就难以认知。基于上述原因，政府以公共警告等形式公开所获取的风险信息既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公民基本生存权的捍卫。由此可见，公共警告对风险社会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意义非凡。

现代行政法学体系建立的核心是行政行为形式论。形式论以类型化为取向，将行政实践中各种行政活动加以抽象归纳，以形成整体性的系统，将确定的体系定位和相应的法律效果赋予概念化、抽象化后的行政行为。形式论的优势在于对相同类别的行政行为进行属性判断之后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其应该遵循的程序、形式要求、法律效果、行政诉讼类型等问题的答案，实现对这类行为的法律控制。但是，这种“瞬间掠影”式的研究进路却人为地将丰富的行政活动过程裁剪为单一的片段，不仅忽视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而且没有完整地再现行政活动的实施过程。为此，就必须直面行政活动的过程，考察一项行政任务的完成究竟需要调动哪些手段，这些手段的选择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更为合适的手段。通过对行政活动内容的整体检视，不仅能够维系行为结果的合法性，而且能够充分关照行为过程的正当性。

公共警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手段。公共警告产生的理论基础不再是传统的行政行为形式论，而是新近的规制工具理论。规制工具理论的精髓在于规制工具的选择要匹配于所要实现的规制目标，这就要求在行政目标的指导下找寻最适合的社会治理手段。以公共警告为例，它的作出可能存在于一个完整过程的事前、事中或事后。公共警告作出之后可能伴随着处罚、强制执行等其他行为。同样的一种警告，因其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和法律属性也迥然不同。因此，对于公共警告的制度定位就不应醉心于简单的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界分，而应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行政过程，立足功能主义的角度审视其可能的归宿。

三、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在若干监管领域中的运用

当下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建筑安全等重大事故频频发生。为了严厉打击各类社会影响恶劣的行政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年来，一些行政机关大量采用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下文所描述的场域中，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既得到了广泛运用，同时也滋生出相应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一）食品安全监管——“三鹿毒奶粉事件”及“豫花毒面粉事件”

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源于三鹿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致使上万名婴幼儿受毒害，并出现死亡病例，引发奶制品行业的“大地震”。这一事件后，有关监管部门相继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卫生部等五部门公布了乳及乳制品当中三聚氰胺临时限量标准；二是国家质检总局撤销蒙牛等企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并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三是国务院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四是直接催生《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卫生部门的公共警告和新闻媒体的曝光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使得三鹿毒奶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进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不过，公共警告的作用并不总是如此，有时也会伤及无辜。除了前文提及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外，2004年发生在湖北黄石市的“豫花面粉有毒事件”也属这类情形。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抽检样品后，既未与当事人核对，也未向法定权威部门汇报，就擅自发布豫花面粉中增白剂超标，而媒体报道又将检测标准弄错，把超标0.4倍说成14倍，从而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由此可见，缺少正当程序制约的公共警告也可能成为恶的源泉。

（二）产品质量监督——“家乐福售假事件”

家乐福作为国际零售巨头，却频频爆出违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包括假“鳄鱼”皮包、假茅台、假LV提包等。打开各大搜索引擎，输入“家乐福、假冒伪劣”关键词，国内家乐福各种见诸媒体的质量丑闻跃然“屏”上，《中国质量报》、《法制周报》等报都对家乐福售假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定期公布的国家监督检查结果也印证其违法事实的存在。高密度的“曝光”率使这家世界500强的商业巨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其直接结果就是家乐福在中国的整体业绩下滑，部分地区的零售店被迫关闭，甚至出现退出中国市场的危机。产品质量领域的曝光，使得企业违法的成本提高，违法率相应减少。目前，我国在产品质量监督领域的曝光手段十分有力，如中央电视台创办于2003年的《每周质量报告》，就让许多违法商家无处遁形。

（三）环境保护——“康菲漏油事件”

水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污染之一。水污染防治领域中的公共警告可谓是生死关头的救命稻草。但在一些重要关头，政府却收起这把利器，袖手旁观。近期发生的康菲渤海漏油事件即反映出政府在危机关头不能及时运用警告手段，导致危害急速扩大。2011年6月4日，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湾蓬莱19-3号油田发生漏油。该漏油事故最早出现在6月21日，该公司内部人员曾在微博中呼吁相关部门注意控制避免污染发生。直到7月1日，康菲公司才首次回应，并谎称漏油已经得到控制。后在污染扩大到难以控制之时，国家海洋局才于9月2日下达警告，责令蓬莱19-3号油田全面停产。有专家指出，虽然按照《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规定，启动应急预案应由石油公司向国家海洋局申请，但在康菲中国瞒报溢油情况和处理进度等情况下，国家海洋局应该主动启动应急预案，而不是静待康菲公司来申请，这也是一种“不作为”。公共警告手段本身的优势就在于灵活性、及时性，如果缺少了时效性，那么它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四）药品安全监管——“曲美下架事件”

2010年10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专家对西布曲明（曲美減肥产品的成分）在我国使用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借鉴国外有关研究数据和采取的措施，认为使用西布曲明可能增加严重心血管风险，减肥治疗的风险大于效益。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停止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已上市销售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销毁。10月30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叫停减肥药曲美。令人遗憾的是，西布曲明2000年被批准在我国上市，太极集团同年推出减肥产品“曲美”，并发展成为我国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十余年间，药监部门面对这种充斥在药品市场的减肥药，竟从未进行过安全警示。究其根源，是因为2001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71条虽然规定了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对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但对于是否需要进行公共警告法律规定不明，这也给行政机关怠于执法留下了空隙。2010年12月，卫生部通过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该办法中明确规定了通报全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情况，这也许能够改变公共警告在药品监督领域萎靡的现状。

以上四个领域的监管实践表明，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虽然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致使这一手段的运用也面临诸多潜在的风险，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律规范不足，裁量的随意性增大。在公共警告的谱系中，除食品安全警示和不合格产品质量公告等少数警告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外，大多由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设立，而且普遍存在行为定性不明、发布条件不合理、程序缺失、缺乏救济等一系列问题。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行为，其主要依据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对政府公开义务的规定。但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程序、发生危机时的处理机制以及相关责任机制都存在缺失，使得公共警告既可能变成“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中的“乱警告”，也有可能变成“康菲漏油事件”中的“哑警告”。其次，媒体过度介入，可能导致权力被操纵。在上述事件中，人们都能看到媒体的身影，从公共警告事件的公开、发展直至结束，媒体的力量总是如影随形。媒体的参与本无可非议，甚至应该受到鼓励，因为公共警告这一手段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他们。一个完整的公共警告的作用链条是：专业部门发布警示信息——各种媒体传递信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社会公众形成反映——“曝光”企业遭受损失。可以说，一次警告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参与程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媒体对于所获得的信息往往会进行再加工甚至夸张扭曲，如果不能有效规制媒体的传播，公共警告可能会经常伤及无辜。最后，国家政策导向，可能引发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执法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某一特定领域所进行的集中整治。“三鹿奶粉事件”给食品安全行业敲响警钟，中央明确表示要彻查食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从这一角度来看，“三鹿奶粉事件”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然而，“三鹿奶粉事件”也带来了一场食品行业的瘟疫。“曝光”不安全食品的活动一夜之间爆发，随处可见有关食品安全的“公共警告”，可谓是“警钟长鸣”。公共警告本不只限于食品安全领域，但由于政策导向的需要，使它成了“重灾区”。这样的运动式执法带来的后果就是某一领域因遭受过度打击而使发展被抑制，其他领域则由于放纵违法而使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执法是不应大量存在的。

四、对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的法律控制

在社会管理创新之风盛行的当下，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频繁使用值得警惕。为此，应当及时将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纳入行政法的调控范围，防止其游离于法律之外而成为新的侵害手段。笔者认为，根据一般的行政法学原理，对行政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适用条件

公共警告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状态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警告制度，只有少数法律如《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了食品安全公共警示制度。在此前提下，对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为的规范首先就应当解决其适用条件问题。总体来说，公共警告的适用条件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主体要件。公共警告的发生总伴随着监督检查权的行使，规定公共警告的行使主体应限制在具有监督检查权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明确这一要件意义非凡，它有助于厘清行政机关和新闻媒体在发布公共警告中的地位问题。在前述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达到警告效果和造成损害扩大往往都在于新闻媒体的监督报道，有些报道甚至还早于行政机关正式发布的警告。一般来说，媒体报道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发生损害后又难以追究媒体报道的责任。因此，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具有监督检查权的行政机关或授权组织发布信息，其他任何组织不得在行政机关确定消息前擅自发布警告，明确公共警告行使的主体要件，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警告中行政主体和媒体的本末倒置问题。

2.客体要件。客体要件是指公共警告可以适用的领域和情形，即为公共警告行为划定行使的界限。我国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将环境保护、公共卫生、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列为应当重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共警告作为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资讯行为也集中运用于上述四个领域。结合法律规定和实践运作可知，公共警告所适用的领域应当是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生存、生活、生产领域，其所适用的情形是在这些领域中对不特定多数人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重大威胁的危险因素。

3.对象要件。主体要件解决谁发布，客体要件解决发布何事，而对象要件则要解决“向谁发布”的问题。公共警告的运作目的是提醒社会树立预防意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而这一目的的实现依靠着社会对这一信息所做出的集体反应。可见，公共警告所面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即社会大众，而向特定的少数人所发出的信息公告则不属于公共警告。对象要件反映出公共警告的外部性特点，这是其不同于行政系统内部信息通报的本质区别。

（二）程序设置

作为一种公共警告手段，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的运用在事实上将会直接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名誉、隐私、商誉乃至财产。因此，为了防止这一手段的滥用、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必须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设置加以约束。笔者认为，如下三项程序制度的设置尤为必要。

1.听证程序。在行政机关发布公共警告的过程中，被警告的相对方通常处在被处置的弱势地位，而且警告可能会给其带来致命打击。因此，公共警告这一规制手段甚至被视为具有核武器般的“毁灭性权力”。这时，保障相对方享有获得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于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作出公正的裁决意义都十分重大。为此，应当在公共警告的实施中引入听证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当警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公共警告所警告事项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这里的听证应当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作出的。

2.时限制度。时限制度是指经过某段时间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这里的时限分为两种：一种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充分考量的延迟时间限制，另一种是防止行政机关拖延行使产生不作为之虞的催促时间限制。第一种情形是指在公共警告中，法律应当规定行政机关从收到危险信息情况开始，至少经历一段必要的复核时间才可以作出公布决定，这中间就可能包含听证所需的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根据不同领域事件的轻重缓急而作出灵活规定。第二种情形是指在最长的期限限制内，对于需要发布公共警告的事件，行政机关必须及时发布警告，防止危险的发生和损害结果的扩大，否则就要对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承担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类似康菲漏油事件中国家海洋局怠于发出公共警告致使损害扩大却难以落实责任的问题。

3.分级制度。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层层上报、统一发布的安全警示制度。然而，实践中发生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种长链条式的上报形式由于环节的繁多可能使其在较低层级就发生信息的泄露，反而不利于其作用的发挥。因此，笔者建议，在信息的检测环节确立信息的分级制度，根据警示信息的严重程度划分不同的等级（类似于天气预报中不同等级的预警），并且将这种分级的信息运用到公共警告的发布程序当中。不同层级的公布机关对应不同等级信息公布的权限，即低层级的机关只公布低等级的警示信息，高等级的信息则需要上报至上级机关公布。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减轻了上级机关的任务，也控制了下级机关的肆意公布。

（三）法律救济

正当程序的设置虽然能够降低公共警告误用的概率，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公共警告的滥用和出错。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法律救济机制的设立，构建严密的权利司法保护之网。从行政法学一般原理出发，除了提起针对警告发布机关的行政赔偿诉讼之外，如下两项法律救济机制同样不可缺乏。

1.预防性行政诉讼。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未来即将受到一定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的预期侵害情形下，可以依据法律预防性提起行政诉讼，阻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做出以保护其特殊权益的诉讼形态。预防性诉讼给我们提供的是有关权利保护的一条崭新思路。在公共警告中，损害结果通常数额巨大，并伴随着更具价值的企业商誉的受损，传统的赔偿诉讼很难奏效。在这样的情形下，思考法律控制途径时我们就应逆流而上，在源头处找寻控制的手段，在事前将损害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预防性行政诉讼在我国还未建立。不过，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法院不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赋予利害关系人在起诉前有权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诉前财产保全制度，这正是反映了预防性诉讼建立的立法精神。针对公共警告所提起的预防性诉讼需要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件：一是损害的重大性。这种重大性是指损害一旦发生难以用金钱予以弥补，如在“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中企业受损的商誉往往难以估价。二是原告的适格。预防性诉讼旨在阻止行政机关的警告行为，因此只有被警告的相对方才是提起预防性诉讼的适格原告，其他任何可能受到事实上影响的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原告的资格。三是警告发生的紧迫性。正如诉前财产保全所规定的前提是紧急情况下，针对公共警告的预防性诉讼也应如此。如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听证程序等阻止行政机关发布警告，相对方就无权提起预防性诉讼。这里警告发生的紧迫性是指穷尽其他手段也不能阻止行政机关发布公共警告，就认为满足了紧迫性的要求。

2.侵权赔偿诉讼。在实践中，对于很多错误的公共警告和损害事实的扩大，媒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行政赔偿诉讼途径还很艰难的情况下，追究媒体虚假报道的侵权责任是我们可以探寻的另一条救济途径。笔者认为，考虑到媒体在维护公益方面的显著作用，因此，追究媒体所承担的责任时不宜太过严苛。对媒体承担责任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新闻媒体故意夸大或扭曲行政部门发布的公共警告，而此公共警告本身是正确的；二是造成的损害结果巨大，可以一定的金额为标准；三是该报道内容属原创报道，不是转载、转引的报道。符合上述条件的受损害企业，可向发布公共警告的媒体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一种有节制的公共警告

漳州市消防违法行为实证分析 篇12

1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现状和实证分析

自2009年5月1日新《消防法》实施以来,到2011年11月15日止,福建省漳州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办理消防行政处罚案件1 154起,各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分类统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该地区最普遍、最常见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是通道、出口、消火栓、分区、防火间距类违法行为,占总数的31.02%;其次是易燃易爆、三合一场所管理类违法行为,占总数的16.03%;建筑工程程序类违法行为居第三,占总数的14.38%。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制度和责任制类占总数的3.03%,中介管理类和其他类均为0。

为了得出更加精确的结论,对这10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一步分析,看各项具体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在各类违法行为中所占比例(表2～表9)。

从表2可以看出,在建筑工程程序类违法行为中,未进行消防设计备案和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违法行为最多,分别占该类违法行为的38.55%和21.69%;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的案例,消防设计抽查不合格不停止施工、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后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违法行为也比较少,分别占总数的1.81%、1.20%、1.81%。这说明在建筑工程程序消防管理中,未进行消防设计备案和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是行政相对人最容易触发的违法行为,也是今后消防执法的重点环节。对该类违法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未进行消防设计备案、未进行竣工消防备案、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未经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施工这些高发的违法行为,其共同特点是前期无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介入,完全依靠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有关的消防行政许可申报或备案等义务;而有关义务能否得到自觉履行,又决定于相关义务主体是否知道自身具有该项义务。消防设计抽查不合格不停止施工、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后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营业这类违法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前期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介入,如进行审核、验收、开业检查等消防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消防法律法规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因而,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相对人违反建筑工程程序类消防管理法规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消防法律意识,对相关消防法律法规不了解造成的。同时,也可以得出,经过消防监督执法之后,相对人对消防法律法规的意识明显提高,再次违法的概率明显降低。为进一步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观原因,对建设工程程序类违法行为的相对人进行问卷调查(见表3),抽查的100人中有70%对消防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需要履行的义务不了解,只有28%的人了解消防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需要履行的义务,但因经济利益或侥幸心理,故意不履行义务,调查结果进一步论证了以上结论。

从表4可知,在建设工程质量类违法行为中,不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消防设计和违法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违法行为最多,分别占该类违法行为的50.00%和35.71%;而违法要求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的违法行为尚未被查处过,违法监理降低消防施工质量和违法要求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的比较少,分别占该类违法行为总数的2.38%和11.90%。说明在建设工程质量方面,业主的消防安全意识比较高,但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对消防技术标准掌握还不够到位,并且施工单位还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导致不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消防设计和违法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违法行为较多,是该类型违法行为打击的重点。

从表5可以看出,在消防设施、器材、标志类违法行为中,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和消防设施、器材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的违法行为最多,分别占该类案件总数的33.95%和27.16%;而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挪用消防设施、器材的违法行为较少,分别占该类违法行为总数的3.70%、4.32%和4.94%。这说明,大部分相对人由于对消防设施、器材配置、设置标准缺乏了解,同时对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的法律要求也知之甚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相对人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从表6可以看出,在通道、出口、消火栓、分区、防火间距类违法行为中,占用、堵塞或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违法行为最多,分别占该类违法案件的30.17%、26.82%和21.51%;而埋压消火栓的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案例,封闭消防车通道和圈占消火栓的案例也相对较少,分别占该类违法行为总数的0.56%和0.84%。这说明,占用、堵塞、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违法行为是该类违法中打击的重点。同时也说明了,由于缺乏消防安全知识和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导致这些违法行为成为经常性、习惯性违法行为。

从表7可以看出,在易燃易爆、三合一场所管理类违法行为中,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违法行为最多,占该类案件总数的90.81%;而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违法行为相对较少,分别占该类违法行为的5.41%和3.78%。这说明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违法行为是该类违法行为打击的重点;同时也说明相对人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危险性的认识远远超过三合一场所,对三合一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认识不够。

注:违法生产易燃易爆危险品、违法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违法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阻碍特种车辆通行(消防车、消防艇)、阻碍执行职务、违反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强令他人冒险作业、阻拦报告火警、不及时报告火警、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故意破坏火灾现场、伪造火灾现场等16种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的案例

从表8可以看出,在违反社会管理类违法行为中,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违法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和违法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违法行为最多,分别占该类案件总数的38.67%、24.67 %和17.33%;而违法生产易燃易爆危险品、违法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违法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等16种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的案例。今后查处的重点是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和违法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而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主要是行政处罚相对人不知道有关操作规程和场所的火灾危险性造成的,也有的是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造成的。违法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

从表9可以看出,在消防产品、电气、燃气用具类违法行为中,电器线路的敷设不符合规定、电器线路的维护保养不符合规定、电器线路的设计不符合规定的违法行为最多,分别占该类案件总数的62.50%、23.21%和10.71%;而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逾期未改、人员密集场所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逾期未改、燃气用具的安装不符合规定、电器产品的使用不符合规定、电器线路的检测不符合规定、燃气管路的设计不符合规定、燃气管路的敷设不符合规定、燃气管路的维护保养不符合规定、燃气管路的检测不符合规定等9种违法行为都没有被查处过的案例。这说明,电器线路的敷设不符合规定、电器线路的维护保养不符合规定、电器线路的设计不符合规定是这类违法行为的打击重点。而这类违法行为主要是相对人不知道相关的技术规范、技术规程要求造成的。

从表10可以看出,在制度和责任制类违法行为中,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的违法行为最多,占该类案件总数的80.00%;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逾期未改的违法行为相对较少,占该类违法行为总数的20.00%;而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义务的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过的案例。这说明在这类违法行为中,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和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逾期未改的违法行为是今后消防执法打击的重点。同时也说明了相对人消防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而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义务的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过的案例主要原因是该地区人员密集场所火灾较少。

2 结 论

(1)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未进行消防设计备案或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是最常见也是行政相对人最容易触犯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是今后消防监督执法的重点。

(2)消防安全意识淡薄,不清楚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是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

(3)消防法律意识淡薄、不清楚消防相关技术标准是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的间接原因。

(4)经济利益驱动和侥幸心理是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的主观原因。

(5)经过消防监督执法之后,相对人对消防法律法规的意识明显提高,再次违法的概率明显降低。

3 工作建议

3.1 加强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是造成我国消防违法行为比较常见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当一部分人觉得火灾离他们很“遥远”,对自己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意识不到火灾的危害。还有部分相对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火灾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为此,必须加强消防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相对人的消防安全意识。

3.2 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消防法律意识

相当一部分消防违法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人们消防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应当履行的消防安全义务,是由于不知法而违法,并不是故意违法。这在有关建筑工程程序类违法行为中表现尤为突出。为此,必须加大对消防法律法规方面的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切实提高相对人的消防法律意识。

3.3 提高相对人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

加强有关消防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宣传教育,提高相对人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部分违法行为是相对人对有关消防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不了解、不熟悉造成的,比如电气线路、燃气管路的设计、施工要求等。为此,必须加强对有关消防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宣传教育,使普通民众能够了解有关消防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一般要求;使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能够了解、掌握有关消防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特殊要求。

3.4 加大消防监督检查力度,纠正违法行为

通过消防行政处罚,对已经发生的消防违法行为进行纠正。部分违法行为是由于相对人的经济利益驱动和侥幸心理造成的。这在违法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违法行为中最为明显。为此,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必须加大消防监督检查力度,通过消防行政处罚,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以教育和引导相对人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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