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

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通用12篇）

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 篇1

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 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程序, 现拟对其基本制度加以阐述以明确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的积极意义。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共43条, 以修改后的民诉法为基本依据, 结合人民法院审监工作实际, 对人民法院在审监程序中如何正确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申请再审受理、再审事由的审查、再审审理等内容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解释和规定, 进一步将再审法定事由予以细化, 增强了可操作性, 有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 有利于提高审判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完善了我国审判监督制度, 对于解决“申请再审难”、促进审判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 篇2

投稿：法院李斌

日期：2012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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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法制建设也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其运用法律手段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实现和保护也越来越强烈，对同工同酬、受教育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经济权利愈来愈重视，对选举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政治权利愈来愈重视。所以，人们对公正执法能否实现愈来愈关注。司法机关要尽快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和强烈愿望，努力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目前，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趋多元和普遍，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必须要不断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健全对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起作用的是内因。

审判执行工作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个别法官把司法权滥用、合议制度、回避制度执行不力、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限制、人情关系的大肆干扰等等，都可能导致审判管理中的廉政风险，进而影响了公平正义。

健全和完善对审判案件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一）增加公开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司法公正最有力的保证，要进一步拓宽审判公开的范围和渠道。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外，一切可以公开的，均要以不同形式公开。让当事人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比如诉讼收费办法、五条禁令、立案审判执行鉴定的流程图等，要张贴上墙，及时敢于公开，接受监督。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开形式，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努力提高公开审理案件的当庭判决率。公开庭审时，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邀请执法执纪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也可以请进来的方式，主动公开。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争议等案件，邀请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现场报道。建立庭审程序之外的公开听证制度，对监外执行案件、当事人申诉再审案件、疑难信访、执行异议案件及社会关注的案件，均可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实现执法依据、程序、流程、进度的全面公开。对当地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案件，采取新闻发言人的形式，适时对外发布信息，以正视听。针对一些群体性案件，可以选取一些有威信懂法律的当事人代表，参与执行分配等案件；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尽量地使用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和案件处理，以彰显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对案件审限的科学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分案、庭审、合议、签发等审判关键节点的监控机制，完善审限跟踪机制、审限警示机制，加强审限的实时监督管理，强化审限内结案。完善超期羁押、超审限案件的催办督办制度，确保及时结案。完善结案信息录入检查制度，完善案件档案归档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对审限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延期审理敏感的信访案件的管理。一些审判人员不能严格执行审限规定，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些案件审限内不能结案的，简单以“案情复杂”为由进行延期。延期审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

错误认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以当事人下落不明、批捕在逃、羁押服刑等事由中止诉讼的情况较多。有些案件在立案时，原、被告通讯地址登记不明，造成相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对中止事由消失或错误的，要立即恢复审理；鉴定评估过长的，对鉴定、评估等程序性问题，必须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对中止诉讼、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立案庭要严把立案关，对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坚决不予立案。各分管院长在签发法律文书时，严把程序的审批权限。

（三）全面推行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改变一名执行法官“一包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将执行过程划分为执行启动、财产查找查封、财产变现、综合结案等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执行组和执行法官分工完成。一方面加强了内部监督制约，规范了执行行为；另一方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执行效率。

（四）定期进行质量评查，不定期进行通报。对发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先由当事人自查，写出自查报告，交分管院长把关，看是否真查，是否避重就轻。然后交由审监庭人员根据上级法院的内部函，从实体到程序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对于存在的共性问题，统一进行纠正；对个别问题，单独纠正。召开该类案件分析会，制定整改措施。对此进行通报批评。该通报与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量化考核、年终的评先选优相挂钩。对所有已审结的案件开展质量大评查。采取常规评查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全面评查与重点评查向结合。制定科学而详细的质量评查标准，对卷宗中存在的实体、程序及法律文书问题、收费问题进行全面评查，对查出的问题，如果是小问题，交由承包人立即补正，无法补缺补差的，向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要求承办人离岗后，加强业务学习，或者停止办案资格，或者调离该岗位。对存在重大瑕疵的，而且无法补正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

（五）加强审判管理，抑制司法权的滥用。在审判庭层面，对立案审查环节、案件移送审判庭环节、案件审理环节的工作，分别制定出具体时间要求和管理措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明确典型案例对同类案件处理的指导意义，防止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现象发生。为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对于具办法官的受理案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进行分配；合议庭要定期交流或者随机确定，确保每一名合议庭成员都能平等、独立地发表自已的意见，平等独立地履行相互监督的权利义务。特别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不能歧视和排斥，不能自已擅自做主，然后让陪审员签个姓名。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合议庭有分歧的案件，要交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别是刑事案件，牵涉到社会治安维稳、牵涉到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进行把关研究决定。经常开展庭审观摩。以考验法官的驾驭庭审能力，监督庭审过程中法官着装、使用法言法语情况、对当事人的态度，检验其庭审程序是否规范。院领导对庭审是否规范给予现场点评。

加强廉洁自律教育，规范和约束干警司法行为

（一）加强对干警的思想教育，是抓住监督制约的源头。思想教育很重要，可以增强干警的廉洁自律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培养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及各项规章制度，主要靠干警的自觉约束自已，严格要求自已，自觉抵御社会不正之风，不受腐朽享乐思想的侵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靠得是内功，也是多年思想教育的结果。在干警想犯错误的一刹那或向前跨进的一步时，组织、领导能给提个醒，拉拉袖子，是很有必要的，是大有好处的。比如经常上廉政党课、利用正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都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教育形式。思想教育不能放松，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常抓不懈。

（二）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干警行为。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也要结合制度建设更有效果，因为人总是有惰性的，光靠自觉的遵守，力度还不够。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谁触犯了制度，就要追究谁的责任，这对干警也是一种约束，使之不敢轻易去触碰。一是特别要针对有关自由裁量权方面制定详细的制度，这是对干警制约的很重要方面。比如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案件质量评查制度、规范庭审行为及调解制度等；二是要对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上制定制度，这样才能达到有重点地监督，使干警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比如制定执行集约分段管理制度、鉴定拍卖评估制度、财物制度等。对当事人要热情接待，杜绝“冷横硬推”的衙门作风，建立与当事人及代理人之间的“防火墙”。

（三）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司法公正。法官是人民法院的主体，也是人民法院最核心的力量。狠抓执法办案，做好第一要务，关键在法官。要经常利用正反面典型对干警进行警示教育。比如开展廉政谈话、上廉政党课，大力表彰和树立本单位及其身边的先进人物，让大家学有先进，赶有目标。激励广大干警向先进模范人物看起。经常开展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丰富干警的业余生活，陶冶干警高尚的情操。切实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增强干警廉洁自律意识，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增强干警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不但要监督干警的上班执法过程，还要对法官8小时之外的行为进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适时开展明查暗访，检查干警是否经常光顾娱乐场所，是否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甚密，是否干预其他法官办案，是否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私下接触密切等行为。有些干警错误地认为：以上行为是一个生活细节问题，并不严重，不必大惊小怪。其实，小错误出大问题，小瑕疵致大漏洞，小作风惹大麻烦。要时刻提高警惕，决不放松严格要求干警。

（四）建立案件质量问题的发现、纠错机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和信访渠道发现和纠错。本着“围绕案件找问题、围绕问题查原因、围绕原因追责任、围绕责任建制度”工作原则进行责任倒查：倒查审判程序、法律适用、司法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失误、瑕疵；倒查审判执行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枉法裁判、严重不负责任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参与信访案件的接待和处理，从中可以发现案件的存在问题线索，实行首问责任制，让承办人参与信访案件接待和化解，可以让承办法官明白，自已在哪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增强其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对重点案件进行回访，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加强对发回重审、改判、当事人信访等重点案件的监督。对这类案件要登记造册后，交院纪检监察部门逐案回访，看承办人在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吃拿卡要，执法不公、执法不廉形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向当事人反馈而有所交代。要建立案件审理追踪考评机制，将案件审结以后裁判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申诉上访情况以及社会评价情况等亦纳入对法官的考核范围，并作为影响法官评先选优、晋级晋职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将案件质量评查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相衔接，实行案件质量责任倒查制度，对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强化法官对案件的责任心。一经发现问题，查实后给当事人一个交待，还承办法官一个清白。不护短、不包庇、不遮掩，不怕丑、不怕痛。

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之我见 篇3

一、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

在民诉法立法修正时，对再审事由进行了列举的尝试，也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基本事实”、“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各地人民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在下文对第十三条中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六种情形的其中两种逐一进行解读。

二、对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的具体解读

(一)“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

1、允许当事人约定民事责任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

其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内在的含义是要求保障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时的意志自由，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当事人之间合意的契约就是他们之间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4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民法通则与各个民事基本法中，法律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规定，进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民事法律关系应首先适用基于自愿而为意思表示中的具体约定，只有在意思表示中未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才适用任意性规范。现代民法中的全部任意性规范仅仅建立在意思推定原理的基础之上，它们仅为弥补当事人意思不明确而设立。如我国民法规定：在合同关系中，法律承认当事人特约条款的优先效力，而大量的任意性规范仅在“合同中有关质量、期限、地点、价款”等内容约定不明确时，才具有补充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意思自治原则所决定的。

其二、意思自治原则的自由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限制的。当然，意思表示的内容并不具有超越民事强行法和其基本原则的效力，相反，它应受到民事强行法和其基本原则的限制和制约。为了保障当事人设定的违约责任条款的公平合理，法律也要对其约定予以干预。如果约定不符合法律要求，也将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从而适用法定的违约责任，例如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

其三，意思自治受到限制的正当性分析。十八世纪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到：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所以，虽然私法的根本价值在于意思自治，尽管如此，为了体现社会的正义，法律必须对此做出适当的限制。追求实质公平不可否认，私法的意思自治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机会，给个人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但是这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每个个人的基本条件都不是同等的，比如在经济实力、自身因素、社会关系等方面，试想，建立在这种原本就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平等形式是否会得到公平的结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私法没有达到该目的，笔者认为只有事实上的公平才具有社会的正当性，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平等还远远不足以达到社会正当性的要求，需要借助其他规范的调整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

所以如果“当事人的约定民事责任”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旧对其确认，那么法律的尊严何在?权威何在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谈何实现?所以该项司法解释不够严谨不够合理。

2、何谓“明显违背”，实践中如何操作?如何在违背的“量”或程度上给以一种较为妥当的界定，笔者认为仍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众所周知，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便于人民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方便适用法律，而“明显违背”毫无疑问使法官在适用该解释做出判决、裁定时陷入窘境，这与最高院颁布该司法解释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

(二)“明显违背立法本意的”

1、什么是“立法本意”?

什么是立法原意?应该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标准来理解和把握立法原意?几百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有的认为立法原意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意图和目的：有的认为“立法本意”就是立法者立法时为打击某行为或保护某客体的一种本来意愿；有的认为“立法原意是法律条文自身表现出的意思”，有的认为法律条文自身意思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解，所以，实际上是解释者的意思。各种观点均有所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立法原意应是统治阶级通过立法者在法律条文中体现出的意思、愿望、要求和目的。“承认这种一致性，也就是承认在社会法律生活中基于人的自然和社会(或文化)共性进行成功的书面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没有这种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法治和法律的效用就无从谈起”。

2、“立法本意”本身外延的广阔性

法律草拟人员及立法机关往往采用涵盖范围较为广阔的字眼，以避免遗漏。例如“航空器”一词虽然较为生僻，不过却可以避免诸如“直升机、热气球、硬式或软式充气飞艇算不算飞机”一类的问题。然而，含义较广泛的字眼，难免引致律师们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有待法官仲裁。另一方面，草拟和制定法例的人不论如何高瞻远瞩，始终不可能预见所有日后的情况变迁，随着社会及科技发展，法例所用字眼必需被赋予新的意义，才能切合最新的情况。举一个例，在40年前制定的法例中的“信件”一词，是否应该在今天解释为包括电子邮件?该例足以表明“立法本意”自身外延的广阔性。

3、确认立法原意的复杂性

判断、识别、确认立法原意，依据对立法原意的适当理解，以保持与立法原意一致的方式，对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在世界各国的司法解释实践中获得普遍承认和适用，所有国家的司法机关都把实现立法原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和司法目标。现代社会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许多法律都是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立法机关的产物，立法是一个不同观点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所以，有时候立法意图是一个内在不一致的、自相矛盾的概念。即使立法者是一个人，有一个统一的意图，但是如前所言法律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语言的不确定性使立法者原意可以得到准确的表述，但是立法者无法与解释者直接对话，同时存在“只要人在理解，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的可能，那么解释者也很难重现立法者原意图。因为立法者通过和颁布的是法律本身，它不同于未成形的文字——立法者意图。法官们解释法律而不是重构立法者意图，作为执法者的法院和法官，其职责就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以实现立法者的意图。

那么如何确认立法原意呢?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首先，应从法律的自身内容，如序言、总则、条款、甚至标点符号中去探求。宪法和某些基本法律一般在正文之前载有序言

或类似序言的表述，这些内容是确认立法原意，特别是制定该法时的原意。具有重要意义。在以成文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总则是一部法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能使一部法律结构完整、内容和谐、体系统一、严谨科学，又能方便司法机关了解和掌握该法的立法原意。中国的基本法律，均没有总则部分。在法律众多条款中，大部分是实体性条款，但也有一些带有目的性、解释性的非实体性条款。其中的目的性条款。对于法官了解立法原意有直接帮助自不待言。就是解释性条款，不仅对于理解专门术语等具有指导作用，对于确定立法意图也有独到功效。尤其在一些科技法规中，解释性条款对于确认立法意图更显得重要。标点符号是现代书面文字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使用正确与否，对法官能否正确理解立法意图关系甚大。中国在起草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时。曾专门组织语法专家对宪法的语法结构和标点符号进行审查，以确保立法原意正确表达。(2)其次，了解立法原意，经过立法机关同意的有关该法的说明、报告也是重要方面。这些说明、报告往往载有该法的立法背景、起草经过、争议问题、解决方案、处理分寸等，对于明确立法意图，领会立法宗旨，正确执行法律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并未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不溯及既往，而由立法机关负责人在关于国家赔偿法的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本法自施行之日起生效，不溯及既往。本法生效前发生的国家赔偿问题，仍然依照过去的办法处理。本法生效后发生的需要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3)最后，分析和确认立法原意是一项严肃、慎重的科学行为。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实现。这些方法和手段通常有：搜集立法资料，运用逻辑推理，采用类推、比附、扩大、缩小解释的方法等等。在我国虽然立法时也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对立和争论。但是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尚未形成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集团。在党的指导下进行的立法全过程，一般均能准确反映中国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搜集和运用立法资料以确定立法意图。是中国法院和法官做出司法解释时经常采用的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要求在探寻立法原意过程中，必须依据确切而充足的事实，科学命题，合理判断对法律词语的理解，必须意义明确、排除歧义、前后一致。如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此处的子女应作缩小解释，前者应理解为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后者应理解为成年的并具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如果不这样做出司法解释，则违背了婚姻法的立法原意。

从上面论述来看，分析、确认立法本意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而案件的审结期限是有限的，所以该项司法解释是极其不切合实际的，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明显违背”，多大程度为“明显”?这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本来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法院和法官适用抽象的法律，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非但没有达到该目的，反而背离了该目的。

最高院做出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客观实际情况表明，该司法解释部分条文使本来就抽象的法律更加抽象，大大加剧了各地法院和法官在审理、裁判具体案件过程中的难度。笔者期望以后能避免类似的问题，多做一些科学、合理、意思明确的司法解释。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要解决该问题，还要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应该集思广益，制定出科学、严谨、合理、语义明晰的法律。

注释：

①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②[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M]，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③张志铭，“法律解释”，[M]，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559页、559页、562页。

④张志铭，“法律解释”，[M]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9页、562页。

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 篇4

一、我国司法监督的形式及作用

通常认为,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是避免行政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制衡方式。在我国, 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的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其中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通常被称作司法机关, 但严格意义上, 人民检察院是公诉机关, 行使的是国家公诉权, 而人民法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机关, 依法司职审判。因此, 通常认为我国的司法监督采用的是广义司法监督的概念, 既包括了司法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也包括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和国家公诉权实施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叛国行为、分裂国家行为等严重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行为进行侦查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立场进行监督;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行为中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的侦查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进行监督;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滥用职权行为的侦查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勤勉从业进行监督;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在侦办案件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恶意人身侵害行为进行检查的方式, 对行政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监督是国家公权力对行政权的监督, 是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各种方式中主观能动性最强、监督力度最大的监督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国家机器的“自检”过程, 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 可以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批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机关提起的强制执行申请案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包括撤销行政机关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变更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判决行政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并可对拒不执行判决的行政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监督是一种在主观上相对被动的行政监督措施, 其主要依赖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发起行政监督。尽管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具有被动性, 但这种监督却是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普通民众可以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导致的损失寻求救济的最有效方式。

我国的司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重要形式, 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权的滥用, 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起到了制衡作用, 同时也为国家机器纠正违法、违规行政行为以及公民个人寻求行政违法救济提供了必要的救济方式, 是行政监督体制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我国司法监督机制的局限

(一) 违宪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资本主义国家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 即违宪审查监督和行政诉讼监督。违宪审查监督是指特定的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规章进行合宪性审查。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违宪监督审查机制, 各级法院均没有专门的违宪审查职能, 各级法院职能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显失公正性, 但不能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和裁判;同时, 公民个人也不能就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违宪性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制度缺失, 直接导致《宪法》作为我国最根本的法律, 却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构成有效的制约, 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衡力。

(二) 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不够独立

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三者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 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衡机制。而我国司法机关, 包括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其在组织机构、人事关系、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全依赖于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行使司法权的行政机关。在这样的体制下, 司法机关又怎么能独立地去检查、评价、审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呢?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诉讼案件、刑事诉讼案件相比, 数量是最少的, 原告胜诉的比例也是最低的。司法机关的不独立性,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机关既是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难免导致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公民个人对于司法机关做出的裁决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也导致司法监督的权威性、制衡力和有效性受到影响。

最后, 我国司法监督在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多种监督形式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我国重要的行政监督形式。我国应当加强司法监督领域的立法, 不断改革司法监督体制, 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提升司法监督在行政监督中发挥的作用, 切实起到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我国行政监督中司法监督的现状, 解析司法监督的作用及局限。

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 篇5

摘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司法进行监督的目的也在于维护裁判的公平、正义，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因而，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归根结底是统一的。基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人大监督应该能够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人大监督 保障 司法独立

前段时间，关于人大监督司法的争论沸沸扬扬，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本身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也有观点认为为了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必须进行司法监督；还有观点认为某些监督特别是人大的个案监督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形成人大监督应该发挥保障司法独立作用的相关讨论，而本文以为：从应然意义上讲，人大监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独立的内容，而且在诸多监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监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独立。

一 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法治社会，司法独立的价值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形式的肯定，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世界各国之所以以根本大法的高度，将司法独立原则确定下来，正由于司法独立对司法活动的运行、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2(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3(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2(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第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 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鉴于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建立各种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人大监督应该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二 监

督和司法独立的统一

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但司法不公的现象较大范围地客观存在，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的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之中。况且，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仍处于逐渐完善的不发达阶段，要使司法处于没有任何监督的绝对独立状态之中，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并不仅仅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者有其统一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这一争议表明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了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争议前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它就不能发挥这一矫正功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最有效的手段。再者，司法公正有助于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为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对广大公民来说，对法律公正最直观的认识来源于对司法的公正性的认识，相当多的公众甚至把司法公正理解为法律公正的全部。司法不公正，必然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才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司法监督同样如此，其目的归根结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被滥用，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和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谋私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反仆为主”现象。(((权利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滥用权力是可以而且能够抵制的。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比较多，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没有杜绝，加强和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就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合法合理的司法监督应当为司法独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扰、阻碍、破坏司法独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依法治国要求立法、行政、司法活动都要依法进行，特别是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更应该于法有据，按章行事。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也应该合理合法，监督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或者说冠名为监督的非法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监督，而是破坏。这是思考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一种合法权力的行使以不损害另外一种合法权力为前提，根据某一法律规定来办事也不能违反其他的法律规定。对司法的监督有法律依据，司法独立同样如此，不能为了行使监督权就可以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样行使监督权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法了法律规定，成为法所不容的非法监督。从这意义上讲，对推行司法独立原则有任何损害的所谓的“监督”其实并不是监督，只是戴着“监督”的帽子罢了，是披着监督这种合法外衣的对司法进行破坏的阻碍依法治国进程的绊脚石。所以，应该对各种监督进行规范，使监督依法进行，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对维护这种统一性也会大有裨益。

三 人大监督的特殊性

就我国而言，对司法的监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监察的行政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检查的法纪监督，新闻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在这些监督当中，人大监督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由人大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浅析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关系 篇6

关键词：司法公开；媒体监督；法制建设；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司法公开的概念及意义

关于司法公开的具体含义，最高法院明文界定为六个方面，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更加透明的司法显然还需要过程性司法信息公开，需要六大环节的整体化公开。

司法公开是贯彻群众路线、满足群众需求的根本要求；司法公开是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的强力抓手；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实现司法廉洁的有力保障；司法公开是适应司法国际发展趋势的必由之路。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的和谐对立的关系

（一）媒体监督来源于媒体的自由，媒体的报道本身具有感性评价高、崇尚公开的特点

媒体监督又以其所独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从而呼唤起公民的自我监督意识，这样使得司法监督不再向以前那样不可触及，进而搭建起了监督桥梁，使公民对司法的认识和了解更加进了一步。

媒体监督使我国的司法监督体系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媒体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不断的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的和谐关系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所追求的价值是一样的，即都是司法的公正，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现阶段媒体监督促进公开化又有了几个新方面表现形式：

1.媒体监督促进立案公开

社会上的一些事件往往都是最初由媒体热议，而使得司法机关介入，从而进行立案调

查的。这使得大量民众参与，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使司法机关迫于压力不得不介入调查改善了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更加促进了司法立案公开。

2.媒体监督利于审理公开

网络的普及使得部分法院通过网络直播庭审过程的方式公开审判过程。网络直播庭审过程使得大量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监督庭审过程，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使正义能够以一种看的见的方式被实现。

通过审判活动的公开进行，司法公正更加透明度，使得审判权力滥用得以预防，地下交易得以杜绝；同时媒体监督还可以使法院的审判权正当行使，不被滥用，以免其背离公共意识的特性，出现司法恣意的不良现象。

3.媒体监督促使判决公开

2013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正式开始实施。判决上网不仅可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也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而且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对提升法官的素质和办案水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判决上网，是司法系统迈向透明化的重要一步，也是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良好形式，希望判决公开成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成为公众行使权力、监督司法的理性通道，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共同探索优化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之间关系的对策

（一）积极强化司法公开的主动性

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主动推行司法公开，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全方位落实立案公开、审判公开、听证公开、执行公开、程序公开。揭下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成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的华美转型。

（二）人民法院应当切实保障司法权威

各级人民法院及审判人员应加强培养对于来自媒体、大众的舆论压力的适应性，明确自身职责，牢固树立职业独立意识。明确审判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加强审判组织内部的制约和监督，促使审判组织更为权威地行使审判权利。

（三）积极营造良好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健全的监督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的行使监督权利的前提。为了提高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水平，新闻媒体应该配合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积极同司法机关沟通，避免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同时，也可对即将发表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当然新闻机构中的专职人员可以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途径指导对案件的报道活动。与此同时，规范媒体介入司法的行为，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能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对于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时，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只有传媒自身廉洁自律，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监督水平，那将更加有利于营造一个健康健全的有序的舆论监督环境。

（四）积极树立媒体正确价值导向

广大媒体一般都是从自身情感出发，对事件进行道德判断，若判断有误会使司法与民众之间产生误解，树立正确的媒体价值导向尤其重要。我们必须明确媒体监督对象的范围、对报道事件的认定程度、信息来源的合理性等方面，更加规范地引导媒体工作，促进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和谐共同发展。

四、结语

新形式下，群众的司法需求多了，我们要根据群众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提供群众需要的司法服务。但无论什么样的司法服务，本质的要求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定要司法公开、公平、公正。如果背离了这三点，我们的司法服务就会走形变味。司法公开不仅能彰显正义，还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来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公正。希望合理正当的媒体监督能让司法之门向全社会敞开，让更多的百姓感受到阳光的照耀。

参考文献：

[1]2004年12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全国首次在网络上直播了通惠家园噪声污染纠纷案的庭审过程。2013年12月1日，人民法院网还开通了专门进行庭审直播的“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

作者简介：

栗亚楠，女，河北沧州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民事诉讼法2013级硕士研究生。

论民众监督司法审判的路径 篇7

人大监督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由此, 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从其本质特征上来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机构, 人大行使监督权在本质意义上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权力、司法审判权力的监督, 我国的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权力, 归根结底是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机构赋予的, 即可以说司法权源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群众意志的产物,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司法权不可能凌驾于民众之上, 成为脱离民众的存在。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体现出司法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原则,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 在行使过程中有必要受到监督。人大对司法的监督, 一是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监督权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也应该在法律的制约下行使。否则, 监督权有可能会转变为不恰当的简单粗暴的干涉, 那对于我国加快推进司法独立的进程是有妨碍的,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对于监督权的行使还欠缺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就要求, 在实践中应该加快推进监督方面的立法。从宪法的相关条文来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其中并不包括人大这一权力机关, 但是否就可以说, 人大可以随意的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和干涉, 目前来看是没有根据的。2005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人大在司法监督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坚持不包办代替, 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既监督又支持, 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执法权等原则。另一方面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要健全人大监督司法组织, 为实施监督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应该配备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从事具体工作, 具体组织执法检查、执法调查、听取法院工作汇报。

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和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 但是从广义上来看,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媒体也应该属于社会舆论监督的范畴, 但是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最为民众所熟知的信息传播方式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新闻媒体的言论往往具有针对性强, 论述深刻, 观点理性的特征, 这与一般社会舆论具有分散性, 表面化的特征不同, 有些学者往往单独地讨论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或者是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没有看到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舆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其实就是民众思想的表达, 所反映的就是一种民意, 即也是人民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一种途径, 新闻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代表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就是全体社会民众形成的集体意志。“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 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 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民意是笼统的概念, 在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过程中, 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派别, 各种观点各不相同, 甚至各自秉持自己的价值观而相互对立。但这并不妨碍司法的进步, 相反会更有力地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运行的良性发展。而“舆论监督通常借助于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及时性, 通过揭露、批评等手段聚集人们的注意力, 造成舆论强势, 从而迫使被监督者接受社会规范。”并且, 随着网络的普及, 许多新的网络传播模式, 诸如微博, 论坛等已日益成为民众参与监督司法工作的新的手段和途径。相对于传统的新闻媒体, 网络所架构的传播平台更容易被民众所熟悉和利用, 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 范围和影响力都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如果说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官方制约的信息传播方式, 那么网络平台的开放则使民众的意愿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更为自由的表达, 虽然相较于新闻媒体来说, 网络上的舆论还是具有不成熟、非理性、分散性等缺点, 但是在信息化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舆论正在通过一种全新的、更加普及的方式去影响着司法工作的开展。具体来说, 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作用, 往往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报道, 讨论来实现的, 这就推动了司法审判的公开化运行。司法权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防止其腐化, 而司法的公开性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舆论监督的强化可大大减少其暗箱操作的几率, 使得司法腐败难以遁形。而且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最便捷的途径, 所谓知情权指的是公众享有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和方式了解政府工作情况及各领域、方面信息的权利。享有知情权的公众有权要求政府公开有关信息, 并享有在法定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知情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首先要了解情况, 才能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 所以说我们不能将司法审判活动封闭起来, 不让民众了解和充分地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去, 这样不仅不利于审判工作的开展, 而且往往还会使司法机关忽视民众的需求, 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在这里所提到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因为既然是群众性, 应该代表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群体, 而个体往往指着是单个的人。其实, 这里所提到的群众性的个体监督主要包含了两项内容, 一是人民陪审员监督, 一是当事人监督。从数量上看, 无论是人民陪审员, 还是当事人指的可能指的就是一个人或者数个人, 属于单个的个体, 或者几个个体。但是要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 我国在司法审判中确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本质上是把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群众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象征。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审判中可能只会以个体的名义发表意见, 但是其象征性还是表达了一种民众监督司法审判工作的用意。而当事人监督, 指的是司法审判中,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依法对审判机关的法官的审判活动或者与审判活动密切相关的其它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当事人可以通过控告、举报、上诉、申诉等方式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里的当事人可以理解为某一案件的当事人, 但是如果放大来看, 当事人参与司法审判也是作为民众群体的一员去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 既有参与, 也有监督, 毕竟普通群众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参与司法活动并不明显或者说不是那么的近距离, 而当事人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参与者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参与司法审判活动, 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群众参与司法活动, 监督司法活动的微观代表。所以给予当事人监督以群众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群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一的监督途径不能够确保司法权力, 特别是司法审判权在有效的监督体系下运行, 要想真正将人民监督司法工作落到实处, 还是需要将几种监督路径有效的结合起来, 并且,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 新的侦查, 审判手段也会出现改变, 民众监督司法工作的手段和路径也必将呈现多样化、技术化、多层次, 全方位等特点。

摘要：司法是国家行为, 它被公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 “两院”无论在司法审判、法律监督、司法改革、还是队伍建设方面,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告状难”、“申诉难”、“执行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 少数执法者违法违纪、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现象还时有发生。如何能够公正司法, 使司法权力能够真正做到为民所用, 司法机关能够真正成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保护者,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够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多渠道、多角度地开展监督工作。

关键词：司法公正,人大监督,新闻监督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张鑫玲.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摆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3) .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8

要搞清舆论监督, 首先我们要知道舆论为何义?古今中外, “舆论”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明确的, 只是在表述方面有所差异。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强烈的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1]那么什么是舆论监督呢?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从范围上给舆论监督做一个大致的划分。因为在我国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有较大的差别, 它实际上是“新闻监督”, 因为大众传播媒介通常被称为“舆论界”。但这里我们要从另外的两个角度来划分舆论监督即广义上的舆论监督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从广义上看, 舆论监督就是指公众监督。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 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 以及社会公众人物 (包括记者) 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2]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即是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 (简称新闻监督) , 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抨击或批评。[3]现今社会上的舆论监督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媒体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无用武之地。

实际上狭义的新闻监督和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首先, 公众监督是媒体监督的力量源泉和坚实的后盾。正因为有广大的公众作为后盾, 媒体的监督报道才能有如此之大的威慑力以至引起拥有国家公权力的机关高度的重视, 才能使各种违法犯罪、贪污腐败的行径无处藏身。其次, 新闻监督能最有力的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汇集也是公众情绪的反映, 公众是其主体。其潜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但社会舆论常常是分散的、自发的, 很难跨越时空, 深入人心, 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强烈效果。它必须借助新闻媒介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意志,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机构利用媒介工具对社会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从而形成新闻舆论。新闻舆论一旦形成, 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舆论。

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比有六方面的独特优势:a.其覆盖面特别大, 只要一经报道全社会就都知道了;b.与群众直接见面, 能更大程度的引起共鸣;c.有预警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d.新闻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一种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监督, 因此其搞暗箱操作是非常困难的。e.新闻监督可以与其他监督形式并行, 使它们的监督作用大大加强;f.新闻监督是各种监督的监督。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4]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5]从党的宗旨和政策来看舆论监督也是允许并且可行的。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意义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国宪法之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判断该国民主政治程度的必要标准。按照洛克的观点:“人类结合成国家, 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下, 其伟大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全他们应有的财产和权利。”[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源于公民的个人权利, 而国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公权力有着本质的扩张性, 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那么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必然的。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公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公民权利的种类、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的行使方式。可即使是拥有最完善的法律制度的规范, 公权力侵犯社会权利的事件也是常常发生的, 这时就需要我们用立法和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来进行救济, 这就是司法权。我们所谓的司法通常是指在社会某种纠纷产生之后, 个人或者社会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进行公正裁断的时候, 而能发挥裁断作用的特殊社会机制。[7]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的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涉法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的解决纠纷, 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断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在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则更多的执行着司法所要求的最终裁决解决纠纷的行为。因此也成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既然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公平的解决纠纷, 做出公正的裁断也就成为了司法的本质要求, 也就是司法公正, 它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 将国家规定的实体法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和合情合理原则来处理司法活动中的人和事的时候, 所体现出的一种公平价值和一种公正的司法实际效果和社会效果。[8]司法公正不仅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切实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 还使司法赢得公信力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反之则会导致国家秩序的紊乱、经济发展的混乱及公民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

司法公正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a.理性化的公正。这是程序公正的最高形式。即在司法过程中, 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所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应用于纠纷的解决。b.形式的公正。这种模式并不考虑所适用的法律的正义价值如何, 而严格地依照现行的法律解决社会冲突。c.主观上的公正。即冲突主体对于冲突事实的真实感受和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与诉讼裁判结果一致。d.过程的公正, 这是最为直观的公正, 其意味着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 保证冲突主体有足够和充分地表达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行为的时空间。

司法公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始终坚持司法公正, 反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固有体制的缺陷和长期的法制不完善, 我国在司法过程中依然是漏洞百出:首先, 我国司法独立尚不完全, 特别是经济和人事上的不独立使得过多的外界干涉扰乱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行使其权力。其次, 我国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素质仍是尚待提高, 司法腐败现象越演越烈。再次, 程序公正的价值在我国仍然没有树立起来, 我国司法系统大多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造成刑讯逼供、诉讼程序走过场等情况时有发生。最后, 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上述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揭露和惩罚, 以致让很多责任人逍遥法外。由于体制上的固有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因此加强监督机制特别是舆论监督是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加强和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

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有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传播, 以此置司法于阳光之下, 使其接受大众的监督, 这也是公开原则的要求, 它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和宣传。“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 反应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

2. 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以监督及提出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9]实际上, 由于法律观念的淡薄及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等原因, 社会公众的监督可谓微乎其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本不接受只有纸上权利的社会公众的监督, 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热情款待”, 人家还未必给你办事, 这又怎敢冒然地批评、检举和控告呢?即使偶有控告、检举, 也往往以事实不清为理由, 置之不理。社会公众监督是促进司法清廉、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不能切实落实公民的宪法监督权利, 司法的权威和法院的正义形象、地位便难以在人民群众心中定位。

三、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 这是不可质疑的真理。同样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韧剑, 如果适当的运用它就能弥补我们现有司法体制的不足, 促进司法公正。从“刘涌案”[10]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报道才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因而依法判处刘涌死刑。辽宁高院二审判决不公的原因我们不得所知, 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去质问。但通过对“刘涌案”整个立案、侦察、审查起诉和一审判决过程的全面而真实的报道, 把一个罪大恶疾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毫不夸张的报道犯罪事实、情节和手段等给了受众最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很显然, 高院对“刘涌案”的审理不乏回应舆论之意, 但综观整个审理过程, 媒体没有大势的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尽力的平息公众的怒气让其相信法律、保持克制。公众也没有刻意的在网络或是其他传媒工具上发表过多的言论。大家都在平静的等待着最终的判决结果。“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准确无误”。最终高院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公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法院也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司法的公正得到了维护。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正面力量。

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因为其威慑力, 但前提是其适度的运用, 如若不然便会诱发一场“媒体审判”从而误导公众甚至是妨害司法公正之实现。“王斌余案”就是最好的例证。王斌余系外出打工的民工, 因讨要拖欠工资不成愤而起杀机, 造成四死一伤的重大后果。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斌余死刑。后者提出了上诉。就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知晓了此事。但在对事件进行报道之时, 记者们普遍存在着对王的同情和对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吴新国的反感。于是大量的报道充斥着王斌余被拖欠工资后的悲惨生活以及其在讨薪过程中的不幸遭遇, 其中不乏失实的报道。一时间群情激愤, 大家纷纷表示了对王的同情与支持, 和对现行刑法制度的不满。甚至有些公众运用网络宣传:“刑法是富人的保护伞, 是专门用来整治穷人的工具。”等不适当的言论。此时公众的一致意见是王不能被判死刑, 甚至根本不犯罪。他是无辜的是被逼的。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正是这些言论给二审的法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几乎形成错判, 但最后主审法官还是顶住压力维持了原判。本案中王斌余的犯罪动机险恶, 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按照法律的规定理应判处死刑。讨薪并不能成为其杀人的借口。定其杀人罪并判处死刑在刑法意义上讲是非常适当的。首先, 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讨回拖欠的工资但其并未尝试。其次, 在讨要过程中对方并没有重大挑衅行为。再次, 即使是王因为被拖欠工资而生活困苦但其杀人行为也不能因此而改变, 定其杀人罪是适当的。其他原因只能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存在。新闻媒体在本案的报道中不仅严重失实, 违反了新闻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而且还在法院终审判决以前发表了自己对本案的看法。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形成了“媒体审判”。给法院及其审判工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妨害了司法公正的实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所谓监督的范围, 而是向着干涉的方向发展, 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在以后的报道监督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四、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且两者都有维护正义与公平的使命, 他们是不应该处于根本对立态势的。但在具体操作中, 也确实出现过新闻媒体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 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 当然也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与工作性质的差异:

a.新闻媒体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动态的东西、超常的现象;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 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解决纠纷。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想报道、愿报道的一些关于司法方面的事件由于法律的规定而未能报道的情况。只能以自己对本案的观点做外行的分析。

b.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 而司法审判的时效相对要宽松得多, 这就造成了有些新闻媒体为抢第一手资料而擅自的对案件的发展做自我推断, 因而错误的引导受众的情况。

c.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 而司法讲究用词严谨, 前后一致。正因为这样有的新闻媒体在报道法律方面问题时由于不懂专业术语因而用自己理解的词语代替造成法制报道失实的严重问题。

d.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 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 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这样的差异往往出现由于新闻记者主观的影响而对案情采用不同角度的报道以致跟案件不符的情况。

e.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和终局裁量权。司法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依照法律解决纠纷的一种行为。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都是由法律严格规制的。其不能越权执法。但舆论监督没有一个适当的度, 而且其监督更多是从道德层面来看问题, 由于不懂或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 舆论监督的主体经常会过分的干涉司法审判工作, 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

出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 关键是要寻找二者之间平衡点, 以更好的发挥舆论监督的优势,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由于中国国民素质的限制, 想要过分的依靠公众的监督近期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平衡问题:

1.在新闻媒体方面为做到监督适度, 正确的引导舆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1) 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提高法制报道的水平。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他担负着报道新近事实, 提供各种信息以及向社会各界传达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等使命。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确定。新闻媒体又多了一种使命这就是对法治进程进行监督。由于我国媒体普遍缺乏法律监督意识, 从以往的报道来看 (特别是一些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报纸) 很少是真正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即使有也是在社会新闻版穿插。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提高媒体法制报道的水平, 增加专门的法制报道版面, 增大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投入。

(2) 法制报道从业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从当前形势来看很多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都没有经过具体而细致的法律培训, 他们对法律事件的认知和报道更多的是从道德方面去观察。但道德和法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们尽量的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和观察事件的发展及最终的结果。但没有经过具体法律培训的人员不会了解立法者制定这条和道德相互冲突的法律的原意为何。他们更多的只会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以致得出不利于判决的结论, 然后用他们的理解去引导大众从而妨害司法活动的进行及其公正的实现。例如在前不久的“见义勇为遭索赔案”中采访本案的记者由于缺乏相关的刑事法律的知识。在报道中过分强调死者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抢劫嫌疑犯, 一味的强调被告是见义勇为, 其行为是正当防卫的一种 (显然其没有请教过相关方面的专家) 。正是这样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纷纷谴责原告亲属“不要脸”、“垃圾就该死等”, 还利用互联网发表了支持被告的宣言书。此举也引起了成都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授予了被告人“荣誉市民”的称号。结果由于压力过大法院裁定驳回了起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因为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 不能正确的对待此次法律事件, 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给司法公正的实现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大力度提高人员的素质, 培养其法制观念也是当前提高媒体监督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3)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时要注意报道的策略问题。司法活动和新闻报道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矛盾。为了不影响司法活动的公正进行, 新闻媒体在报道方式和策略上应该和平常的报道有所不同。

由于司法活动相对于新闻的及时性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新闻媒体所需要的最终结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应该是分阶段连续报道, 而不能适用一次性报道的方式。

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应当尽量接近真实性, 不能对案件内容做过多的渲染和修改, 更不能对案件材料做断章取义的报道。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的时候切记不能在法院做出判决以前, 私自对案件进行分析、对结果进行推断, 造成我们所谓的“媒体审判”等情况的出现。

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要把报道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司法活动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社会的常治久安。新闻舆论对司法行使司法权进行监督是必要而且应该的。通过媒体的报道把我们的司法活动展现在公众面前, 既有利克服“暗箱操作”, 防止“司法腐败”也利于培养公众的法制意识, 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新闻舆论的监督要有个度, 并不是什么内容都能去监督的。例如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法律明文规定是不能公开审判的。这时我们的媒体就应该主动尊重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去煽动群众的“热情”, 干涉审判活动的进行。另外在对一些案件进行报道是要分清主次, 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不能因一己之私或是想扩大影响就盲目的报道甚至是虚假的报道。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不仅违反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也是公众所不允许的。

2.在司法机关方面主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改变态度, 正确对待传媒监督。消除对传媒的成见, 将依法应当公开的案件做到真正的公开审理, 把审判活动置于媒体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确保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和人民的知情权, 并利用其澄清事实, 宣传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 求得媒体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借此机会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 树立法律的权威。

(2) 加强自身建设。司法腐败及司法改革滞后是我国传媒介入司法的社会背景和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对法院工作的某些不理解甚至反感是由于司法部门工作的长期缺陷所造成的。此外媒体的越权报道和虚假报道也是造成现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倍受质疑的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惟有从司法机关自身做起,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严厉打击司法腐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司法活动, 加快司法改革步伐, 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 减少司法公正对外界因素的依赖。

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必须重视。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缺陷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舆论监督, 将司法机关的整个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展示在公众面前。对内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内部工作, 防止“司法腐败”, 对外则给那些妄图通过金钱和权利干涉影响司法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以威慑, 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而使司法独立真正的得以实现。只要掌握好尺度, 把握住策略, 运用好方法, 就能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注释

1[1]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2[2]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3[3]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舟共济》1999年第7期

4[4]文正邦:《宪法学教程》, 法律出版社

5[5]中国宪法第35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6[6]罗素:《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7[7]卓泽渊:《法学导轮》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8[8]程荣斌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9]中国宪法第41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论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的促进作用 篇9

一、帮助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推动司法进程

一个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建立, 不仅需要立法体例的完善、司法执法工作者的严谨与恪守法律, 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新闻媒体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报道, 势必会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参与, 对量刑轻重、是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而加深了民众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 加强了对于立法工作的关注, 提高了民众的法制意识, 提高了社会的法律氛围, 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司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司法环境。

二、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

每一次对案件的广泛关注必然会引起一次对立法的深入思考, 正如在2007年开始一审的“许霆案”中, 一审“无期”的宣判之所以会引起强烈反响, 就是因为人们在“量刑与罪行”是否相称的问题上发出了质疑, 民众对于“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以及在目前经济水平之下“17.5万元是否属于巨款”的讨论正是人们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条款发出的疑问。

比如在讨论“17.5万元是否属于巨款”的问题时, 一些专家和法律学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并未不当, 因为《刑法》第264条明文规定, 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特别巨大的, 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制定、1998年生效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说, 盗窃3万元到10万元以上, 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然而对于媒体与民众来讲, 无期的判决不免重了些。因为任何一个法律条文的制定都是和当时经济历史条件相关联的, 1997年, 在城市内10万元便可买下一套98平米的房屋, 而对于现在而言, 10万元或许在农村也只能买下一间瓦房。

对于这两种态度, 本身都是没有错误, 其产生分歧的原因便在于旧时的法律条文与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

各法学家与民众通过各个媒体表达自己对于立法体制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质疑和讨论, 这也正是新闻舆论推动立法体制完善的进程。

三、宣扬社会正义, 促进司法公正

社会正义代表着民众最朴素的价值, 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诉求。司法是社会正义最坚实最有力的保障, 而新闻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 其根本的宗旨也是追求与实现社会正义。

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正是在于把违背公意、违背正义共识的言行公之于众, 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 产生众意沸腾的社会影响, 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 对违背正义原则的监督对象造成社会舆论压力, 从而使评价对象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行, 使之符合社会的正义规范。

四、监督司法体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将权力放置于公众之下, 是对权力最好的制约。“阳光”的普照性不仅表现在监督执法者的腐败上, 更重要的表现在监督司法体制上, 这是一种更理性、更深层的监督, 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媒体与社会舆论的此种“阳光讨论”, 以及执法机关的“阳光审判”才能发现法律制度存在不足与缺陷, 也才能从司法的源头——立法上进行根本的彻底的监督。若立法源头的监督是阳光的, 那么对于执法而言就是为其提供了“阳光的大伞”, 同时也对监督执法层面上的腐败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而更好地促进司法体制的完善, 推动司法进程。

在今后的新闻工作中, 笔者认为:

首先,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监督应更深层、更理性。法律监督职能是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能之一, 同时也是民众表达民意的重要舆论平台, 推动社会的法治建设, 不仅是立法工作者与司法执行者的责任, 更是作为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的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而且对司法工作的法律监督, 不仅应积极履行其监督职能, 而且应更理性地思考, 深层思考司法工作的不足与缺陷。

新闻工作者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 不仅应对作为公权力象征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而且也应积极履行对社会制度和立法体制的监督。我们知道若制度是完善的, 对于约束权力的滥用来讲则是容易的, 对于社会危害性相对于制度的缺陷而言也是较小的, 然而若权力的滥用上升为一种制度, 或是制度的不足为不公正提供了一个“生长环境”的话, 这样对社会的危害就是长期且严重的, 根治起来也是困难的。

更理性地履行作为主要新闻媒体主要职能的法律职能, 不仅能使自身得以受益, 也是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的体现, 向整个社会灌输社会正义的观念, 提高公民的自觉权利意识, 推进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 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新闻监督”不同于“新闻审判”。司法裁判是理性的, 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裁判的过程是法官依据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 法官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做到有法可依。网民或是新闻媒体在表达各自的观点与看法时有可能忽视法律程序和证据的问题, 而只关心事情本身的善恶, 但对于法官而言, 善与恶并不是光看表面就能断定的, 它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还原事实真相, 从而最终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 对于民意而言, 新闻舆论至多能起到的是影响作用, 却不能对审判的结果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只要新闻媒体人员做到恪守媒体角色, 尊重事实, 客观地进行报道或是评论, 那么就不会出现“新闻审判”, 而只能称之为“新闻监督”。故我们应当对新闻媒体履行新闻监督职能抱以正确的态度。

再次, 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应形成良好互动。司法公开是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 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渠道, 而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主体, 有权也有责任履行监督职责, 因此司法机关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不仅有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而从司法机关本身来讲, 也只有将司法工作放置于社会监督之中, 才能保障司法工作的公正透明, 保障社会的正义。

此外, 从公开效果而言, 倘若司法机关不能及时透明的向新闻媒体公开案件, 反而会引起反作用, 引起社会公众的疑虑。与许霆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时期的“邓玉娇案”中, 由于司法机关不能及时公开案件信息, 加之“官员”、“娱乐场所”、“性服务”等字眼触动着民众的道德神经, 公众对司法机关开始了任意的猜测, 最后导致了司法机关的“舆论危机”。从两起案件的对比可以看出, 司法机关公开信息不仅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防止司法腐败, 而且对于树立司法权威, 培养社会公众尊重、遵守法律的意识, 增强对法律的信任也大有裨益。

最后, 新闻媒体应恪守角色, 避免“新闻审判”, 正如前所述,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属不同概念, 却也是一步之隔, 新闻媒体不能恪守媒体角色, 主观臆断, 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 利用民众的情绪也必然会对司法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 新闻媒体应该恪守媒体角色, 客观报道, 避免“权力”越权, 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应自始至终谨守自己行使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边界, 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

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有一定的限度, 其基本要求是“必须公正和准确地报道”。新闻媒体在审查新闻行为时, 要判别维护新闻自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大小, 如果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的利益, 就应该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而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行业间的互相监督, 接受民众对新闻媒体的监督都是避免“新闻审判”的重要举措。

摘要：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 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从孙志刚案到吴英案, 新闻媒体通过对案件的跟踪报道, 与网民进行互动, 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这其中无不展示出新闻舆论的法律监督职能, 促进了社会法治进程与法律制度的完善。

浅谈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10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 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三大公民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行为, 在实践中通过媒介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也是落实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舆论监督作为制约司法的手段之一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众所周知, 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 其受众具有很高程度的广泛性和公开性, 新闻媒体能够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到。其次, 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的引导性, 它能够直接反应民意, 并且监督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价。再次, 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虽然舆论监督能够反应民众所想与所求, 但是在现阶段, 舆论监督受利益与道德等因素的驱使, 而对社会各方面, 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如上的几个特点, 导致了它对于司法公正的两方面影响, 首先是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 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 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冲突, 因此司法机关责任重大, 能否做到公正司法,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舆论监督形式, 其对于司法公正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舆论监督使司法权的运作趋于透明、公开, 促使其沿着法制的轨道正常运行, 使司法公正真正得以实现。同时, 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 要防止这种行为, 就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实践证明, 仅仅靠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职能机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因而有人将新闻舆论的影响推向监督层面, 并比之为“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一项有效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 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并对公众权力实施者进行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所当然应能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 并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监督不仅在程序上可以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在实体上防止裁判不公, 成为防止司法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当代社会, 舆论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公民旁听, 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 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 其司法运作过程与结果, 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 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公允和翔实报道, 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 进而使司法活动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避免了“暗箱操作”, 以公开促公平, 以公平保公正。舆论监督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在司法程序中, 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 他常常被与社会隔离开来, 要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心声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新闻媒体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司法活动, 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由此可见, 就从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 媒体监督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 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舆论监督虽然对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新闻舆论监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舆论监督得当, 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 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必须有权威性,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可言, 那么司法公正将不可能实现。新闻媒体往往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 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 而不适当进行正面的报道, 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第二, 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 新闻媒体经常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 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三, 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我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 具有不平衡性, 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第四, 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新闻媒体通常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 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 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 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 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 而将法律问题隐蔽化, 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从而造成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 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应立足国情, 找到二者作用的平衡点。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 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 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要受到监督, 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 一旦没有监督, 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首先, 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起码的权威性, 那么司法公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新闻媒体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 避免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次, 要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程序的时间是否恰当, 直接关系到审判机关的公正审判, 因此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保障。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 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 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 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再次, 新闻媒体不能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新闻舆论监督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媒介审判是指媒体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时, 以自己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对案件进行评判, 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介审判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而且可能会引导公众对案件进行错误的认识, 进而影响司法的判决, 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案件的审判结束之前所作的倾向性报道不仅是越权的, 而且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因此, 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的行为, 避免其滥用监督权, 进行“媒介审判”。

在对舆论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 我们应该适时改革司法, 避免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 减少司法工作人员对外界的依赖。我国处于法制建设的初期阶段, 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还不够高, 他们在审判的时候, 由于专业素质不高, 以致于其底气不足, 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 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 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因此,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 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 真正做到依法审判, 维护司法公正。与此同时, 我们要同步构建起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现代社会既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 又要保证司法公正, 要兼顾二者, 那就要加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交流, 这就需要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机关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 司法机关应该通报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进展以及可报道的程度、范围等等, 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又可以防止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 以便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实现公正的两大重要手段, 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弱化、避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二者博弈中寻求和谐共处、基本平衡与良性互动, 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维护司法公正, 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摘要：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公正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能否运用新闻媒体等监督工具对司法公正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是国内司法界与新闻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对民意有重要引导作用的新闻媒体应当与司法公正达到平衡, 而不应受太多的道德等其他因素影响。新闻等舆论应该客观地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以尊重司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影响,平衡

参考文献

[1]、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J].中外法学, 2000 (1) .

[2]、康为民周泽.“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3) .

[3]、传媒与司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4]、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A].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C].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理性互动 篇11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9-01

一、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含义

（一）舆论监督的含义。目前关于舆论监督的含义，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论述，从新闻界角度分析，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来了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以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从法学界角度分析，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指以新闻记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对司法运行過程中进行间接监督。这种监督方式与公民的直接监督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由此可见，法学界视角下的舆论监督指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务。还有学者结合新闻界和法学界认为舆论监督指公民通过大众传媒对社会各种热点话题以及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揭露、报道、评论、抨击和提出建议。[1]

（二）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是指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被司法机关在裁判活动中准确地加以贯彻和体现，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特定职权处理各类案件时以公道正直的态度对待案件参与各方，严格遵循和依照法定程序，公平公正地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正义效果，是司法机关对纷争解决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是司法活动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价值。

（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社会价值。作为民主与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石——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二者一个代表了“民主”的基本要求，一个则代表了“法治”的基本要求，二者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二者都是同等地位的宪法性的权力或权利。但是二者实现这个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司法的天然职能在于解决民众间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纠纷，它依照民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保护权利；而传媒的力量则在于一旦它认为有谁侵犯了民众的权利，便通过报道与批评迫使侵犯方自动停止侵犯或引发正常的机制将侵犯行为纳入体制性解决轨道。”传媒的“感性”和司法的“理性”使得其间的冲突不可避免。[2]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理性互动之制度构建

（一）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理性审视。

舆论与司法，前者代表了民主的基本要求，后者代表了法治的基本要求，尽管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但网络舆论的“感性”与司法的“理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因此，要理性审视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尽量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意义，克服网络舆论的缺陷性，促进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理性互动。

1.网络舆论是人民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司法活动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就决定了司法活动不能受外界干扰，否则裁判过程以及结果就会失去正当性。但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不接受舆论监督。当前，我国司法领域与其他领域同样存在腐败问题，不可否认司法工作中还存在司法不公、滥用司法职权的行为，舆论可以及时地揭露司法过程中的不公行为，促进司法公正。

2.中国司法国情下司法行为不能排除网络舆论的影响。在我国当前司法国情下，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司法机关尚无法排除网络舆论对案件处理的影响：

一方面，从司法制度设计方面来说，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网络舆论能够影响人大代表对司法工作的评价，这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关注网络舆论并尽量顺应网络舆论。

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司法属性方面来说，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司法的基本属性，司法的人民性要求司法机关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网络舆论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评价。

3.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互动。网络舆论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体现民意，但是，网络舆论产生的基础事实、网民的心态和素质、网络舆论的管理等方面的缺陷，也可能使民意失真、网络舆论监督发生异化，从而使网络舆论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力量。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理性互动之制度构建。目前，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已经引起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为更有效地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更好防止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有必要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理性互动制度。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收集研判机制。[3]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其信息量巨大，及时从海量信息中掌握涉法网络舆论，有助防止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从而对司法形成压力。因此，司法机关要主动建立舆论收集研判机制。

2.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回应机制。网络舆论是对司法监督的重要途径，司法机关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建立健全完善的网络舆论理性回应机制。（1）坚持公开原则，及时将案件的真实情况向网民公开。（2）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客观事实回应网络舆论的异化。（3）要坚持及时回应原则，尽量在最快时间内，在还没有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之前作出回应，以快速回应防止网络舆论的异化。

3.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引导机制。1、建立网络舆论引导阵地，设立权威的官方网络渠道，引导当事人通过官方网络渠道反映问题。2、要坚持以引导为主，一旦网络就个案形成有影响的舆论，就应当通过官方网络渠道、主流媒体、网站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引导网民理性地看待问题。3、加强网上法律宣传，利用官方网络渠道、主流媒体、网站等载体，积极宣传有关法律及相关案例，提高网民法律意识，引导网民依法、理性发表网络言论。[4]

4.建立健全网络舆论依法“吸纳”机制。司法“吸纳”网络舆论，首先要坚持依法裁判原则，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底线，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底线去顺从“网络民意”。其次，建立网络舆论法律评价制度。司法机关通过参考网络舆论的法律评价意见将网络舆论“吸纳”到司法裁判中。

参考文献：

[1]毛祥成.浅谈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2010

[2]尹振国.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研究.2011

[3]刘智丹.浅析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2010

[4]谭学.浅析互联网信息时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2011

有效的司法解释监督 篇12

沈阳嘉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涌, 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 由死缓改为死刑。山西籍的打工青年许霆因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错, 提取了不属于自己的17万余元一案, 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类似上述的案例不胜枚举。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新闻媒体对于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的甚至直接左右了案件的审判。但是,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所依据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 这种道德标准和司法审判活动所应当依据的法律准绳并不总是完全契合的。

二、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一)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新闻监督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当今社会, 新闻媒体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当人或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 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 (马克思语) , 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 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质。要实现司法公正, 一方面固然需要推进司法改革,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而舆论监督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监督。可见, 舆论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需要, 两者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的价值具有一致性。

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都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

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都追求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二) 司法公正对新闻监督的排斥

在我国, 看重“媒体审判”导致司法公正减损的积习甚深。具体来说, 我国媒体监督司法存在以下问题: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新闻监督极易导致负面影响。新闻监督存在政治化和道德化危险。新闻监督往往多是批评报道。媒体有时为达到舆论批评的目的, 报道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或在事实、适用法律上有争议的案件, 并在报道中带有倾向性评论, 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 或多或少降低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

三、国外平衡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有益启示

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对新闻媒体的行为进行规范。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定专门的新闻法, 如法国、意大利、瑞士、希腊、丹麦等国都有新闻法;另一种是虽未制定专门的新闻法, 但有散见于宪法和各种法律中的条文可资援引, 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如在美国, 对于法官、检察官、警官如何处理与公众和媒体的关系作了专门规定。美国联邦司法部也有专门关于“媒体关系”的政策宣言, 内容包括制定的目的、必须平衡的利益、保密的需要、新闻自由和审判公开的需要、一般责任、新闻发言人的指定和责任、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中可以公开的信息和不予透露的信息、协助新闻媒体等, 非常广泛和具体, 使全国的司法机关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 有章可循, 职责明确。总的原则是要求检察官在透露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时, 要实现公众知情权、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和政府能够有效执法和司法这三者间的平衡。这些同样是我国在正确处理大众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时值得借鉴的做法。

四、关于平衡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思考与建议

(一) 允许新闻监督, 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 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并对公共权力行使者进行监督的职能。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进入新闻媒体视野。媒体介入司法活动也是司法部门了解社情民意的有效渠道。有些案件, 通过媒体监督, 可以在社会上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引起更大社会效应, 从而改善法院的司法环境。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更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 不应将司法审判人为地神秘化, 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根据公开审判的原则, 法院的审判过程和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除了法律规定的以外) , 也就意味着对新闻传媒公开, 即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因此, 允许新闻监督, 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必然, 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必然。

(二) 加强新闻道德自律。

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其真实性, 即报道的客观性。司法部门应当与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 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明确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媒体曝光并查明属实的, 及时纠改、答复媒体;曝光失实的, 主动交涉, 澄清事实, 指出错误, 要求补救, 挽回影响;对故意歪曲事实, 恶意损害司法权威的, 应不遮不掩, 义正词严。新闻媒体自身也应积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通过道德自律实现正当监督, 从根本上保障自身利益的长足发展。

(三) 健全新闻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