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司法认同感

民众的司法认同感（共4篇）

民众的司法认同感 篇1

作为晚清政府预备立宪活动的发端,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清末民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此事件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面对此种严峻的政治局面,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 清政府被迫开始了立宪改革的尝试。1905年12月, 清政府委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锋、戴洪慈、端方五位大臣出访日本及英、美、德、法、奥、比等国, 观其社会风情, 着重考察其政治制度。但清廷统治者选择此种方式开始改革的序幕, 其本质目的到底是什么, 考察国家的侧重到底是如何取舍的, 阻力如何, 考察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如何, 这都是当时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也是民众是否能够真正认同此次考察的出发点。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 分析研究当时国内外社会舆论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看法, 深入探究此次考察的社会历史影响,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进程及其近代化意义。

一、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国内民众的认同

对于五大臣出洋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事件, 贯穿其始终的国内外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考察方案还处在酝酿期时, 也不乏一些知名学者和报刊媒体的关注。当时的分析指出, 清政府之所以着手付诸行动展开预备立宪活动, 原因在于:一是日俄战争中, 代表君主立宪政体的日本战胜了俄国这样的老牌专制主义国家, 这也是最刺痛清朝统治者专制神经的原因。二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在国内外声势的不断壮大, 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秩序, 与其被对方“革命”, 倒不如自己先去顺从其中的一方。此外, 《中外日报》也对清廷有意变化的举动表示了赞同, 报刊中指出, 清政府主动学习西方、开展立宪活动的举动可谓是“择善从之”, 如果全体国民, 上到贵族, 下到平头百姓, 都依据宪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那可比东敲西打的局部改革要有效得多。由上文可知,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导致清廷着手立宪的直接原因。因为在国民眼中, 这次战争之所以引起其极大的关注, 不在于战争本身, 而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专制与立宪的政治模式孰优孰劣。对战争结果的预测便可看出国民的政治倾向, 当时的报刊普遍认为专制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兵戎相见, 胜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日俄战争可以验证, 普法、美西及中日甲午战争都可以验证, 专制与民主已经成为了落后与文明的代名词。而这样一种近似于真理的命题实际就是在提醒清政府和国民要从日俄战争中汲取经验教训, 看到我政府与俄国的相似之处, 与日本的差别之处。综合上述原因, 最终促成了清政府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举措。其实, 从当时国内大环境范围来看,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行为是得到了国民的普遍认同的。在清政府正式宣布出访决定时,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就高呼“伟哉此举”,

立宪派认为清廷的这次出访便是我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开始, 实代表了清廷锐意变法改革的决心。当时的上海《时报》更是发文指出:“今以考求政治之故, 特命重臣出洋。朝命甫下, 固未卜其后效之何如也, 而人人意中皆若有大希望之在前, 以为年月之间, 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 则气象一新。”[1]21此外, 《东方杂志》也对清政府的这次“盛哉之举”进行了赞扬, 指出清政府采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势必有效, 该报认为当时的国民思想落后, 民主意识淡薄, 根本无力承担立宪改革的重任, 而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可以起到雷厉风行, 扫除一切改革阻力的作用,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见, 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国内舆论绝大多数是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 甚至于9月份发生了吴樾暗杀事件后, 立宪派为此进行猛烈抨击, 并指出再严重的暗杀也无非是进一步坚定了清廷立宪的决心, 清政府应该抓住这样的机遇速行改革, 稳固人心, 以断绝革命派妄图夺取政权的希望。此外, 上海的《申报》也是这一观点, 认为吴樾的这枚炸弹更加坚定了清政府的立宪决心, 遂“大声疾呼于政府, 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 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2]1。革命党本来期盼吴樾的暗杀能阻止五大臣出访, 但未曾想到起了反作用, 社会民众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支持反而愈发强烈。

二、革命派的态度

鉴于革命派与清廷专制政府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问题上, 革命派认为清廷的这种“择善”实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是假借考察政治, 向民众表现出一种锐意改革的态度, 来掩饰自己专制的本质, 实为笼络人心。革命派的机关刊物《民报》更是将清廷的这次举动比作变换鬼脸, 称其是为了掩饰之前残忍杀害维新革命派的事实, 其“吃人”的本质永远无法改变。此次暗杀的执行者吴樾更是指出中国实现富强民主的第一阻碍就是清政府, 其在这个时候选择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进行预备立宪准备, 实际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生命, 本质还是为了“扶满”[3]78。当时报刊对吴樾暗杀的报道则是着重于对其种族思想的分析, 报刊认为实为传统汉族民众代表的吴樾, 种族思想一向就很深重, 他素以革命派暗杀陆军部尚书铁良的举动为榜样, 听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消息后, 吴樾担心清政府实行立宪改革后会进一步巩固满洲政府的统治, 削弱汉族民众的有限权利, 于是产生了暗杀的念头。与其说吴樾的这一举动是在为革命派揭露清廷虚伪的真相, 倒不如说是在为汉人保住有限的政治地位, 这与立宪派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

其实, 从整个革命派团体的角度来看, 他们对五大臣出洋的看法也主要是出于民族矛盾的。在吴樾案发生之后, 陈天华就指出考察团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锐意改革, 还权利于民众, 而是为了在缓和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此外, 他还对立宪派吹捧考察团的行为予以了猛烈的抨击, 将其视为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 是一种完全无视汉族老百姓悲惨生活的自私举动。为了能够将自身主张与立宪派主张的区别明显化, 《民报》不仅刊登了多篇赞扬吴樾暗杀行为的文章, 还刊发了吴樾的半身像, 表达对这位革命志士的怀念和崇敬。此外, 为了赢得民众的广泛性支持, 《民报》还否认了吴樾是革命派这一说法, 称其为无数反抗清统治的普通民众之一。

三、民众的忧虑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虽然赢得了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广大民众支持, 但对这次考察的内容与效果, 民众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还是存在各种忧虑。而革命派由于本质思想与立宪派截然不同, 他们对这次考察的怀疑和否定也是极为彻底的。

1. 立宪派的忧虑。

虽然, 立宪派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举动持肯定态度, 但一些冷静之余的改良人士还是对清政府这一举动的效果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凭清政府一向有始无终的行政风格, 这次出访恐怕难以真正领悟到西方宪政的真正精要, 到头来或许又是一纸空文罢了。一些立宪派激进人士更是指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实为民众朝野“竞言立宪”的情势所迫。虽然立宪派普遍认为此次举措为中国由弱变强的时代转折点, 但他们又对出访之人的选择是否得当持怀疑态度, 并提出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真正倾向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代替五大臣。

除此之外, 立宪派还对五大臣归国后, 清廷统治者能否接纳他们的宪改主张, 能对西方政治制度容纳到何种制度, 还是持怀疑态度的。立宪派认为如德日等国一样, 决定立宪改革的权利虽然在清政府手中, 但之后的开议会、预备立宪的各项进程操作实在国民选出的代表手中, 根本上来说还是民权的赋予。但从当时国内环境来看, 缺乏民主意识和开放观念的国民没有资格做拥有真正民权的国民, 如果国民的宪法观念没有树立, 那真正立宪的期限只能一拖再拖。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就实现了完全的宪法政治, 除了政治手段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广泛的国民教育措施的开展, 使民众懂得了参政的知识, 具备了真正立宪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 这些立宪派才对考察团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民主意识有所忧虑, 才对他们归国后清廷统治者的态度有所怀疑。

2. 革命派的怀疑与揭露。

为了进一步揭露清政府政治预备立宪的虚伪面目, 抵制立宪派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一味的支持和宣传, 革命派以《民报》为舆论阵地, 从多个方面揭露清政府此次政治举动的不足与丑恶。与立宪派的一片赞扬声不同, 革命派对考察团参访日本宪政毫无实效的事实做了揭露。他们指出仿学西方民主的清廷五大臣内部本身就是等级差异显著, 载泽作为皇族大臣以立宪忠诚自居, 其他几位大臣对他是又怕又忌。而端方作为典型的排汉份子, 同其他几位汉族大臣的矛盾尖锐。此外, 五大臣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界限明显, 存在矛盾也是自然。《民报》揭露载泽不过是个浪荡子, 端方还在日本买春宫图等丑恶事件, 他们认为五大臣的随员也都是些庸俗之辈, 随行访问只是为了骗朝廷几个花酒钱。虽然, 这些言辞有夸张的成分, 但并非空穴来风, 考察团访问途中难免存在一些奢靡逍遥的情况[4]35。革命派普遍认为考察团对日本宪政的考察限于皮毛, 没有深入到对日本社会改革的认识上, 且都认为中日国情不同, 所以清政府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是有悖人民意愿的。日本之所以能够立宪成功, 主因还是由于民众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的提升, 如果单纯从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 不仅会使宪政改革走入歧途, 更为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博弈与妥协[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赵秉忠.清史新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3]柴松霞.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J].殷都学刊, 2010 (3) .

[4]潘崇.挑战与应对:革命派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回应[J].保定学院学报, 2011, 24 (5) .

民众的司法认同感 篇2

一、怀仁社火节庆活动的形式

怀仁县的社火节庆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有祈福类活动旺火、耍龙, 阁跷类活动抬阁、高跷, 秧歌类活动踢鼓秧歌、大头娃娃, 车船轿类活动旱船、跑驴、车队, 等等, 这些社火形式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

(一) 祈福类活动

1. 怀仁旺火。

“旺火”俗称“火龙 (笼) ”, 最早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除夕时为了驱赶“年”这个怪物而用木材制成的篝火, 到宋代时人们用煤炭取代了木材, 有了现在旺火的雏形。垒旺火作为一种民间习俗, 广泛分布于山西全境, 而晋北地区尤其是怀仁县的旺火最为讲究。怀仁旺火高、大、旺, 在山西旺火中独领风骚, 被称为“中华一绝”。怀仁旺火形式因场合的不同而有细微差别。过大年的旺火最多, 每家一个, 人们期盼旺气冲天, 来年风调雨顺、家人平安、财源广进;元宵节的旺火最大, 一个旺火要用十几吨、几十吨炭, 人们还要正转三圈、反转三圈, 转旺火的人们形成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 大家都希望家人团圆、幸福美满;红白喜事垒旺火, 红事在白天垒旺火寓意着小两口新成立的家庭往后的日子能够过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而白事在晚上垒旺火一是为了取暖, 二是为了辟邪。可见, 旺火在怀仁人的心目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代表我们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追求, 更表现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的生命力。

2. 耍龙。

“耍龙”俗称“舞龙灯”, 最初源于农业社会祭天求雨的活动, 至今仍以各种独特的形式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怀仁当地人们用竹篾、铁丝、木棍、黄色与红色等绸缎扎成形象逼真的龙灯。耍龙表演时, 龙头由身强力壮的当年男子充当, 双手把持龙头, 随着前面武生手中的彩珠, 飞腾跳跃, 嬉戏玩耍, 龙身则由十来个精壮汉子, 撑持木棍, 高举龙灯, 配合默契, 紧随龙头动作, 蜿蜒起伏, 碎步作舞。整个耍龙表演在锣鼓吹奏音乐的伴奏下, 上演着“二龙戏珠”、“虎踞龙盘”、“老龙出海”等精彩片段, 呈现出龙欢狮舞、龙腾虎跃的壮观气势。

(二) 阁跷类活动

1. 抬搁。

抬搁最初源于农业社会劳动人民庆祝丰收的活动, 全家足之舞之手之蹈之, 高兴至极则将孩子扛在肩膀上舞起来, 在怀仁, 这一活动流传至今。怀仁抬搁一般选用优质铁锻制成高达十米、低则四米形式不同的棍、拐、卡, 安装在一个方桌式的木质底座上。棍、拐、卡上的人物由男女儿童扮演, 底座上则安有几根抬扛, 由几个力壮青年抬着, 在锣鼓唢呐吹的伴奏下, 甩手摆舞。在表演过程中, 每台“抬阁”都反映一个精彩的民间故事或戏剧情节, 在景物、道具的衬托下, 构成了一幅幅富有诗意、别有风趣的图画。这样, 在欢声笑语中反映了表演的主题, 达到了与舞台上同样的效果, 有了孩子的参与更添了几分活泼和生机。

2. 高跷。

“高跷”也称“踩高跷”、“踩拐子”。据《列子·说符》篇记载:“宋有兰子者, 以枝干宋元。宋元台而使见其枝。以双枝长信其身, 属其胫, 并趋并驰, 并七剑迭而跃之, 五剑常在空中, 元君大惊, 立赐金帛。”[2]可见, 高跷早在先秦已在汉族民间流行。据说, 高跷原是古人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 给自己腿上绑上两根长棍以方便采摘, 日后逐步演变成今天的高跷艺术。高跷上扮演的人物形象主要有渔翁、媒婆、道姑、和尚、刘备、关公、孔明、孙悟空、猪八戒、济公等人物。他们边唱边表演, 有一字长蛇、交叉剪子、走八字等队形, 表演时动作技巧性强, 既要优美生动, 又要奇特惊险。

(三) 秧歌类活动

1. 踢鼓秧。

歌踢鼓秧歌是广泛流传于雁门关外的一种民间舞蹈, 起源于当地居民的祭祀活动, 到汉唐时期, 已发展成为以广场、街头小表演为主的娱乐活动[3]。怀仁踢鼓秧歌人物众多, 栩栩如生。其中“踢鼓子的”是舞蹈的主要角色, 其动作粗犷豪放, 刚劲稳健。“拉花的”是女角, 动作飘逸轻盈, 优美自然。此外, 还有打棒和尚、算卦先生、疯公子、大脚婆等。“落毛的”是舞蹈中全场的指挥, 全场人员的动作、节奏、阵势的摆布, 全要看他手中的拂尘。他头戴红缨凉帽、黑色虬髯, 一看就是领军人物, 但不是汉族的打扮, 而明显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 由此也可见踢鼓秧歌的渊源所在。踢鼓秧歌的伴奏音乐雄浑刚毅、浩瀚奔放, 显示出浓厚的塞外气势。

2. 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舞俗称“大头和尚舞”, 最早起源于傩祭表演, 到南宋时已有“上元佳节, 装演大头和尚”的记载, 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的主要表演形式是人戴着各式各样的头盔饰演着头盔上所呈现出的人物, 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演达到喜剧效果。发展到现代大头娃娃中, 与时俱进地出现了米老鼠、灰太狼等一些新形象。每到正月十五表演的时候, 人们就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随着锣鼓声秧歌队漫步在街上, 他们可爱诙谐的表演迎来人们的阵阵笑声。

(四) 车船轿类活动

1. 车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展现平台也越来越大, 于是出现了车队这一形式。车队主要用彩带、彩灯、鲜花等装饰。每辆车是一个村、政府或集团的代表, 每到正月十五, 五颜六色的彩车就载着锣鼓队秧歌队, 伴随着锣鼓鞭炮声浩浩荡荡地在大街上游行, 展现农村新面貌, 同时为各单位各集体代言, 被戏称为“活动着的广告牌”。

2. 旱船。

旱船又名“采莲船”, 是一种在陆地模拟水中行船的民间舞蹈。旱船始于我国南方水乡, 其历史悠久, 早在唐代就已流行。怀仁“旱船”一般由一名“艄公”在前头划桨引船, 后面的乘船者则配合着“艄公”碎步前进。表演时既要使船身平稳前进又要增添趣味性, 因此, 往往会安排一名鼻子上抹着白粉的小丑, 手执蒲扇, 在旱船周围来回扇动, 做出各种引人发笑的动作, 令人捧腹。

3. 跑驴。

跑驴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流行较广的一种民间社火形式, 相传这一艺术形式最早起源于《八仙过海》里“张果老倒骑毛驴”的故事, 到现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一艺术形式现仍广泛分布在我国河北、陕西、湖北、山东、山西等地。怀仁跑驴的主要道具是“驴”, “驴”的制作主要用竹子、彩纸或布扎成驴的前后两截, 然后下面用绿色的布围住即可。表演时, 表演者扮成一对农村新婚夫妇, 妻子把驴形道具系在腰间, 上身做骑驴状, 下身用颤抖的小步蹭动, 模仿驴在回娘家的路上跑、跳、颠、犟、踢、过沟、爬坡、驴惊、抢救时的动作和神态, 而丈夫在驴侧模仿赶驴的动作并配合妻子做出夸张的神态。夫妇二人有说有唱有舞, 表演生动活泼、诙谐风趣,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二、怀仁社火节庆活动的民众参与程度

为了深入挖掘怀仁社火艺术独有的文化内涵, 了解怀仁社火节庆活动的民众参与程度, 进一步做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对怀仁县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显示:

(一) 市民对社火活动的关注程度

89.3%的人愿意观看一年一度的社火表演, 其中24%的老年人不愿意出门观看, 是因为社火活动在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间举行, 天气寒冷担心身体不好, 怕出门会感冒。90%的中年人愿意观看社火表演, 但是他们表示这一段时间家里有客人来往, 自己家人也要走访亲戚朋友, 所以没有多少时间观看社火表演, 而且34%的中老年人表示现在的社火跟他们小时候看过的社火是没法比的, 少了很多乐趣。但仍有76%的老人表示如果有时间, 他们还是愿意出去凑个热闹的, 他们最喜欢观看的是抬阁、踩高跷和滑稽的跑驴表演。而对于青年人来说, 84%的青年人表示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意思, 至于过年期间的社火表演, 他们也不太上心, 平时懒得出去看, 最多是在正月十五大汇演的时候, 愿意跟朋友一起出去凑个热闹。他们最喜欢参与的是转旺火, 希望来年工作学习顺利, 最喜欢观看的是扭秧歌, 用他们的话说:“只有扭秧歌的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们, 比较有看头”。

总之, 怀仁市民对一年一度的社火活动关注程度较高, 但其关注动机是被动的, 只是认为社火活动可以增加年味、增添喜庆的感觉, 是人们闲暇时的调味剂。

(二) 怀仁社火的居民参与状况

对于民众的参与情况, 70%的中青年人出于政府的鼓励、单位的福利或单位的要求而参与表演。但其所选择的社火样式是越简单越好, 66.7%的女士们都愿意参加秧歌表演, 26.7%的女士和53.3%的男士愿意参与高跷、舞龙灯或大头娃娃表演, 而只有33.3%的人愿意参与一些其他的表演如跑驴、旱船、抬搁等活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不会, 二是不愿意花时间学, 三是就算会也不愿意“出那个丑”。而剩余的20%的人则表示无所谓。

总之, 怀仁社火的居民参与状况堪忧, 如果不是政府重视支持社火这一艺术形式, 那么社火艺术的未来又在何方呢?

三、怀仁社火节庆活动的文化认同程度

在赵峰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一文中提到:“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文化认同。所谓认同, 指人群内部于理智上达成共识、情感上产生共鸣、意志上达成共同追求, 从而将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的方式。”[4]可见,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 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怀仁县独特的社火艺术, 传达着这一片黄土上生长着的人民的喜怒哀乐及其价值观。久而久之, 在这一地区的人群内部, 形成了理智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共鸣, 意志上的共同追求, 从而使这一地区的人民自觉地与他者区别开来, 形成对这一地区文化的认同感。这样, 怀仁县的社火活动就发挥了它的文化认同功能。

据调查显示:74.7%的人认为怀仁县举办一年一度的社火活动还是有意义的。86.7%的人认为一年一度的社火节日对怀仁县人民而言比较重要, 其中64.6%的人认为重要的原因是周边地区人民汇聚怀仁可以带动怀仁经济发展;35.4%的人认为重要的原因是社火活动是旧一年与新一年的交接点, 是大家对旧一年的总结对新一年的祝福与希望。而有53.3%的人认为社火活动的未来发展前景比较好, 主要是因为大家认为政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会大力发展。然而, 也有46.7%的人认为社火活动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其主要原因在于高难度技艺失传, 现代歌舞增多, 人们更愿意自行娱乐。而当问及大家能否理解社火中演绎的故事时, 则有97.3%的人表示能够理解。另有92.7%的人为怀仁拥有独特的社火艺术而骄傲。由此可见, 社火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认同功能。

因此, 社火艺术的抢救、保护与传承是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小的方面讲, 元宵盛会在怀仁仅次于春节的节庆日, 对于和谐怀仁、促进怀仁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 对于新生一代的主力军,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 将这一悠久的民间节庆艺术送到了“死亡”的边界线。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在他们身上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仍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难题。从大的方面讲, “社火”艺术作为晋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具有很强的地方民俗文化特征, 发挥着维系当地人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聚合的功能。人们通过社火形式对本地文化产生了认同感, 增进了社会和谐。

摘要：“社火”是春节期间汉民族传统的民间文艺活动, 对维系当地人民的文化认同、增进文化聚合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的社火艺术有旺火、抬阁、耍龙、高跷、旱船、跑驴、车队、大头娃娃、秧歌等基本形式, 对这一地区的“社火”艺术进行细致深入的社会学考察, 深入挖掘这一艺术形式独有的文化内涵、民众参与程度及文化认同就变得势在必行, 对保护与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火艺术,文化内涵,民众参与,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李智信.社火溯源.青海民族研究, 2008 (4) .

[2]刘向.列子.中华书局, 1979:89.

[3]史琰琰.浅谈山西民间舞蹈踢鼓秧歌的表演特征及其成因.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 2008 (1) .

论民众监督司法审判的路径 篇3

人大监督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由此, 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从其本质特征上来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机构, 人大行使监督权在本质意义上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权力、司法审判权力的监督, 我国的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权力, 归根结底是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机构赋予的, 即可以说司法权源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群众意志的产物,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司法权不可能凌驾于民众之上, 成为脱离民众的存在。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体现出司法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原则,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 在行使过程中有必要受到监督。人大对司法的监督, 一是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监督权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也应该在法律的制约下行使。否则, 监督权有可能会转变为不恰当的简单粗暴的干涉, 那对于我国加快推进司法独立的进程是有妨碍的,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对于监督权的行使还欠缺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就要求, 在实践中应该加快推进监督方面的立法。从宪法的相关条文来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其中并不包括人大这一权力机关, 但是否就可以说, 人大可以随意的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和干涉, 目前来看是没有根据的。2005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人大在司法监督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坚持不包办代替, 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既监督又支持, 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执法权等原则。另一方面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要健全人大监督司法组织, 为实施监督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应该配备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从事具体工作, 具体组织执法检查、执法调查、听取法院工作汇报。

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和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 但是从广义上来看,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媒体也应该属于社会舆论监督的范畴, 但是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最为民众所熟知的信息传播方式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新闻媒体的言论往往具有针对性强, 论述深刻, 观点理性的特征, 这与一般社会舆论具有分散性, 表面化的特征不同, 有些学者往往单独地讨论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或者是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没有看到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舆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其实就是民众思想的表达, 所反映的就是一种民意, 即也是人民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一种途径, 新闻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代表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就是全体社会民众形成的集体意志。“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 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 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民意是笼统的概念, 在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过程中, 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派别, 各种观点各不相同, 甚至各自秉持自己的价值观而相互对立。但这并不妨碍司法的进步, 相反会更有力地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运行的良性发展。而“舆论监督通常借助于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及时性, 通过揭露、批评等手段聚集人们的注意力, 造成舆论强势, 从而迫使被监督者接受社会规范。”并且, 随着网络的普及, 许多新的网络传播模式, 诸如微博, 论坛等已日益成为民众参与监督司法工作的新的手段和途径。相对于传统的新闻媒体, 网络所架构的传播平台更容易被民众所熟悉和利用, 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 范围和影响力都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如果说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官方制约的信息传播方式, 那么网络平台的开放则使民众的意愿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更为自由的表达, 虽然相较于新闻媒体来说, 网络上的舆论还是具有不成熟、非理性、分散性等缺点, 但是在信息化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舆论正在通过一种全新的、更加普及的方式去影响着司法工作的开展。具体来说, 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作用, 往往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报道, 讨论来实现的, 这就推动了司法审判的公开化运行。司法权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防止其腐化, 而司法的公开性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舆论监督的强化可大大减少其暗箱操作的几率, 使得司法腐败难以遁形。而且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最便捷的途径, 所谓知情权指的是公众享有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和方式了解政府工作情况及各领域、方面信息的权利。享有知情权的公众有权要求政府公开有关信息, 并享有在法定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知情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首先要了解情况, 才能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 所以说我们不能将司法审判活动封闭起来, 不让民众了解和充分地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去, 这样不仅不利于审判工作的开展, 而且往往还会使司法机关忽视民众的需求, 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在这里所提到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因为既然是群众性, 应该代表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群体, 而个体往往指着是单个的人。其实, 这里所提到的群众性的个体监督主要包含了两项内容, 一是人民陪审员监督, 一是当事人监督。从数量上看, 无论是人民陪审员, 还是当事人指的可能指的就是一个人或者数个人, 属于单个的个体, 或者几个个体。但是要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 我国在司法审判中确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本质上是把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群众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象征。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审判中可能只会以个体的名义发表意见, 但是其象征性还是表达了一种民众监督司法审判工作的用意。而当事人监督, 指的是司法审判中,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依法对审判机关的法官的审判活动或者与审判活动密切相关的其它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当事人可以通过控告、举报、上诉、申诉等方式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里的当事人可以理解为某一案件的当事人, 但是如果放大来看, 当事人参与司法审判也是作为民众群体的一员去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 既有参与, 也有监督, 毕竟普通群众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参与司法活动并不明显或者说不是那么的近距离, 而当事人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参与者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参与司法审判活动, 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群众参与司法活动, 监督司法活动的微观代表。所以给予当事人监督以群众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群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一的监督途径不能够确保司法权力, 特别是司法审判权在有效的监督体系下运行, 要想真正将人民监督司法工作落到实处, 还是需要将几种监督路径有效的结合起来, 并且,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 新的侦查, 审判手段也会出现改变, 民众监督司法工作的手段和路径也必将呈现多样化、技术化、多层次, 全方位等特点。

摘要：司法是国家行为, 它被公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 “两院”无论在司法审判、法律监督、司法改革、还是队伍建设方面,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告状难”、“申诉难”、“执行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 少数执法者违法违纪、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现象还时有发生。如何能够公正司法, 使司法权力能够真正做到为民所用, 司法机关能够真正成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保护者,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够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多渠道、多角度地开展监督工作。

关键词：司法公正,人大监督,新闻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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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鑫玲.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摆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3) .

三审终审顺应民众司法需求的增长 篇4

关键词：三审终审,顺应民众,司法需求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院审判公正的实现, 是中国首要的政治。当下的中国首先要切实保障法院审判的公正, 实现社会最后一道防火墙、最后一道关口的公正。

一、司法公信力备受诟病, 民众司法需求增长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看了最高法院2012年的工作报告后说, 法院的报告毫不留情袒露存在的问题难能可贵, 表现出法院下定决心, 追求司法公正司法廉洁。徐委员指出, 现在司法不廉司法不公, 就像报告所说———广大民众深恶痛绝。“不廉”叠加“不公”营造出一个沉重无比的铁球, 一个停留在斜坡上的巨大铁球。目前的状态是, 我们要阻止铁球下滑, 要么用绳索捆住它, 要么人推肩扛顶住它。其实关键的关键是想方设法把这个斜坡改造成平地, 而这个斜坡就是我们当下的“司法体制”。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谈到, 人民法院正在不断拓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 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要求和期待也日益提高, 司法改革要围绕努力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感受到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谈,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民众之根本利益是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7年通过“司法独立宣言”, 其第2条载文, 法官要独立自由地评价事实、理解法律, 不受任何状况的直接的间接的干扰和威胁, 从而实现秉公裁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 习近平同志指出, “关于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 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 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

中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是改造司法体制“斜坡”的有力措施, 是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实行三审制能够督促法官“秉公裁决”, 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让民众进一步感受到法院处理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

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是诉讼主体的司法需求。

注:申诉、申请再审案件同比增长了10.21%。数据摘自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2013年1-9月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统计数据显示, 期间内一审收案6583457件, 其中不服一审二审及生效裁判的案件共计690877件。从统计数据看出, 有大量的“二审”“再审”和“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的存在, 同时还有大量的案件“忍气吞声”未能提出二审、再审。因为相当一部分“错案”的生成, 已经经过“庭长”、“院长”、经过“审委会”, 而且已经电话请示了“中院”等上级法院某庭长等, 当事人以及代理律师实在无力回天。尤其是部分跟地方政府等相关的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案子就更不用说了。相当一部分涉诉案子, 当事人是通过申述、信访、上访甚至群发事件的形式主张“公道”的。通过诉讼处理, 但一审后当事人认定为错判乱判的案件占有相当比例。

裁判存在错误是引起上诉、申诉 (抗诉) , 引起涉诉信访上访的重要原因。民众执着坚持上诉、申诉和涉诉信访, 民众的诉愿强烈地趋向于向高层法院表达, 体现了其对更高司法层级的公正期望, 三审终审是民众现实的司法需求。

二、两审终审制度弊端凸显

从审判实践来看, 两审终审制存在以下弊端。

从法律适用、法官素质分析。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府规章意见办法纷繁复杂, 据“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12) ”所列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 除现行宪法外, 中国有效的现行法律有243件, 有行政法规721件, 有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最高法院有判案指引, 高级法院还有判案指导意见, 加起来多如牛毛;即使有海量的法律法规, 都仍然未能全面周到地规范社会生活的全部环节细节, 法官还得“掌握法律原则精神”而自由裁量。中低层法院法官法律素养相对较低, 职业道德水准不高, 要保证两审终审正确适用法律 (以及认定事实) , 相当一部分法官难以胜任。

从法院设置及诉讼管辖分析。现行法院设置, 一般情况, 基层法院为一审法院, 中级法院为二审法院, 两级法院之间间距较近, 有的甚至是邻居, 法官之间业务的关联, 生活的关照, 其友好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有些案件, 下级法院法官请示上级法院法官答复敲定, 即使将来发生错案, 上一级也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两审沦为一审终审。

再从再审程序频繁启动看, 法院自身启动, 当事人启动, 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 甚至还有人大监督启动, 还有领导批示, 媒体压力导致再审启动, 再审程序不断扩张, 审监程序频繁启动, 两审名存实亡。有学者认为, 抛弃三审而搞多渠道启动再审是中国审判制度设计的一大败笔!据统计仅检察机关的监督, 全国配备检察官近万名从事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的监督, 加上其他各种监督, 其成本实际超过实行三审终审的成本。

三、三审终审制度的价值考量

设置三审终审, 相当于在原两审终审程序后增加了一次再审。此“再审”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保障价值无量, 对于约束一审二审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肯定, 绝大多数一审二审案件不会进入三审程序, 但三审能给当事人一种正向的公正的期望;给一审二审办案法官, 尤其是一审法官一个判案指示———办错了要纠正, 并可能追究错案责任。从二审可能纠错到三审可能纠错, 纠错倍率呈几何级增大, 三审终审程序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普通救济程序的价值。

审级增加, 可以计算审级增加的效益———对于当事人、对于法院、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对于当事人, 要增加三审的诉讼成本开销;但当事人利用三审, 期望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 宣泄其对错误裁决的不满, 展现其维权能力, 进而防止将来潜在的权益侵害, 收获了效益。对于法院, 增加审级要增加司法成本, 但法院增加审级可以实现纠正裁判错误, 吸纳当事人对错判的不满, 能增强司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促进司法统一, 从而收获巨大社会效益。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 笔者认为其消极的收益是次要的, 积极的收益是主要的。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审判的两个重要方面, 公正是审判的生命和灵魂, 效率相对于公正是第二位的;能够更进一步实现公正审判而又不过分损害“效率”的“三审终审制”符合深化司法改革的精髓要求。诉讼效率和诉讼成本是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

实行三审终审制有利于应对“法规繁多, 事实繁杂、法官素质欠缺、人情社会积弊”的现实问题, 防止法官错误, 保障当事人权益;是正确适用法律、统一对法律及其原则精神之见解, 避讳地方保护主义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我国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实行三审终审有利于保障被告权利, 尤其有利于保障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的权利。以增加审级程序达到保障人权、减少死刑的目的, 不仅可以相对减少死刑的数量, 也将必然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 实现裁判结论的公正。实行三审终审将大量减少申诉、抗诉、涉诉信访事件, 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审终审是世界大多数国家 (地区) 选择的审级制度, 美国的法院系统分为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 都实行三审终审。日本及台湾 (地区) 也实行规范的三审制。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实行过三审终审制———“县为一审、地区为二审、边区高等法院为终审”。中国现当代无数法学专家都呼吁实行三审终审制度。

四、三审终审制度的现实设想

笔者考虑, 三审可以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德国、日本等国也有成熟的类似规定。三审实行律师强制代理, 要求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第三审诉讼。三审主要是法律审, 作为拥有丰富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的律师,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和经费开销;有利于减少滥用三审终审, 减少盲目上诉和恶意上诉 (代理律师将全面客观分析案情) , 同时律师收取代理费也让当事人谨慎考虑是否提出第三审 (建议通过相关法规明确第三审代理律师酬金的限额) 。

笔者还考虑几点:1、不宜苛刻地限制当事人的三审上诉权 (笔者设想的是6个大区终审法院来承担审理任务) 。2、不能绝对地狭隘地认为三审只能是法律审, 也应当兼顾纠正程序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3、认为三审只能是书面审, 也未免科学, 建议应该以开庭审为原则, 以书面审为例外。4、对于三审是否限制当事人出庭, 不能一概而论。根据诉权保障原则, 一般情况为诉讼经济考虑, 当事人可以依法特别授权律师代理, 但当事人有出庭应诉的权利;作为刑事被告人 (特别是在押被告) 要参加第三审庭审, 确有诸多不便, 可以授权辩护律师出席庭审, 但可以指定其近亲属旁听庭审。

按笔者设想:法院系统设置社区调解法院、初审法院、普通法院、上诉法院、终审法院和宪法法院。另设其他专门法院。初审法院和普通法院为“一审”法院, 上诉法院为“二审”法院, 终审法院为“三审”法院。具体考虑:

A.在中心乡镇 (片区) 设置社区调解法院, 每个县级单位可设置6-9个调解法院, 管辖各片区普通民事纠纷的调解 (调解不成诉至初审法院或普通法院) , 全部适用简易程序, 调解法院调解案件不计算审级。B.每个县级单位在其政府驻地设置1个初审法院, 管辖辖区内一审民事、刑事“小案”, 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C.每个地区级单位在其政府驻地设置1个普通法院, 管辖辖区内一审民事、刑事类较大较复杂案件和一审行政案件, 一律适用普通程序。D.每个省级单位在其境内较大的地级城市设置3-7个上诉法院, 管辖片区内不服一审的上诉案件, 一律适用普通程序。E.全国范围内设立6个大区级的终审法院, 管辖不服二审上诉的案件, 并设想“被授权对具体案件”进行“违宪审查”, 设想在东北沈阳、华北石家庄、东南杭州、中南武汉、西北兰州、西南贵阳设置6个终审法院。案件审理中遇到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同处一个城市, 终审法院回避到邻近异地终审法院。F.设置宪法法院, 在北京、西安和南昌设置3个国家宪法法院, 称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宪法法院, 实行划片管辖, 承担“违宪审查”、法律解释及“宪法司法化”等司法职责。

五、结语

实行规范的三审终审制度, 即使在目前的法院运行体制下, 也能进一步实现审判公正, 提高审判权威性。实行三审终审制度, 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诉讼主体合法权益, 实现市民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当深化改革, 法院实现了去地方化、去行政化部门化、实行阳光审判后, 再加上规范化的三审终审, 笔者确信公正权威的审判将推进中国全面法治化宪政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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