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共12篇）

民众教育 篇1

在我国,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每年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20万人, 伤残超过200万人, 经济损失超过6 000亿元。调查显示, 灾害后果如此严重, 与民众的防灾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约有46%的民众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了解十分有限, 26.6%的人甚至根本不了解。

2008年, 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灾害防御的思考。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来临之前, 英国小女孩蒂莉根据在学校里学到的防灾知识, 判断出海啸即将来临, 在关键时刻, 使海滩上100多人化险为夷, 可见防灾教育是何等重要。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民众防灾减灾知识与技能的教育、普及、宣传、培训, 并成为整个防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与学习国外的先进做法, 加强民众的防灾减灾教育, 对提高民众防灾意识与能力, 防患于未然, 减少灾难损失, 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学校和社区

国外民众防灾教育最主要的渠道有学校、社区等。学校是防灾知识教育的主课堂, 幼年、青少年时期也是接受防灾知识教育的最佳时期。国外很多国家都把防灾知识作为一种系统的教育形式对待, 使防灾教育贯穿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在日本, 一般学龄前儿童就已接受过3h的地震安全逃生教育, 并有计划地组织地震应急演习, 这3h往往使他们受益终身。日本从小学到大学都有防灾课程, 防灾教育早已深入人心;在墨西哥, 政府对全国青少年实行地震灾害的义务教育, 让他们知道如何防御地震灾害;1999年, 美国红十字会开发了“灾难演习”培训课程, 该课程面向5~14岁的儿童及他们的家庭, 教师将重要的灾难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核心课程的教学中, 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巧, 让他们学会如何做好防灾准备, 美国已有超过380个红十字分会在各自的社区实施了这一课程, 并获得了4项杰出奖项, 更重要的是, 这已经正式列入美国全国的校园课程;欧美等国的大、中、小学不同的学习阶段也有不同的安全教材或指南;在墨西哥、罗马尼亚、新西兰等国有关自然灾害的教育也是中小学的必修课。此外, 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也非常重视中小学的防灾教育。

另一方面, 社区也是防灾教育的重要场所。许多国家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以推动更加广泛的民众防灾教育工作。在日本, 政府积极鼓励各地区或社区组织、居民自主自发成立防灾赈灾市民团体, 如消防团、水防团、妇女防火俱乐部、少年防火俱乐部等, 这些群众性组织, 平时在所在地区组织防灾训练、普及防灾知识、检查事故隐患、保管与维修防灾器材, 形成了地区防灾及互助的有生力量。一旦发生灾情, 他们便可立即投入初期灭火、疏散居民、抢救伤员、收集和传递信息等工作。本东京的目黑区还专门建立了“目黑区地震知识学习馆”, 供市民防灾教育培训使用。目前日本许多社区都有防灾教育学习设施;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 为强化整体防卫, 积极推动建立以“防灾型社区”为中心的公众安全文化教育体系, 使社区具备灾前预防及准备功能、灾时应变及抵御功能、灾后复原及整体改进功能等3大功能。受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 (1979年, 卡特政府设立此机构) 的推广, 美国还在28个州和波多黎各的社区成立了社区救灾反应队。

依靠传媒

在信息时代, 利用报刊、手册、图书、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推广手段, 来传递防灾知识, 有着便利、快速、直接、有效的作用。日本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 (NHK) 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 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 有许多人不是死于倒塌的房屋, 而是被家具压死, 或是被倒下的家具堵住逃生的出路。据此, 日本的“防灾手册”修改了部分内容, 更强调不要使用高大的家具, 如果不得已要使用, 也要用特制零件加以固定。日本旅馆每一客房的“入住指南”里, 都有一张封塑的“避难路线示意图”, 供旅客在发生灾害时逃生使用。

日本“京都市民防灾教育中心”, 通过发行杂志、录像带出租与销售以及在互联网上介绍防灾知识等方式进行减灾知识宣传;韩国在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 (KBS) 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 (PEMA) 在其官方网站上专门设立了灾害知识版, 可供社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了解相关的知识;德国政府通过宣传手册、互联网、展览以及听众热线介绍如何应对危机, 德国居民保护与灾害救助局出版《居民保护》季刊, 普及防灾救灾知识;在墨西哥, 所有公共场所都贴有如何防范地震的宣传牌, 教育公众如何防灾减灾。

采取措施

提高民众的防灾意识和技能是防灾教育的组成部分, 但采用什么有效的方式尤为重要。为了营造浓厚持久的民众防灾教育氛围, 让危机意识在他们的头脑中永驻, 各国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一些国家把某一特大灾害发生的日子作为灾害宣传日, 开展多方面的社会宣传, 让人们了解灾害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和防灾的重要性, 以达到对民众灾害知识教育和宣传的目的。日本为了纪念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 把每年的9月1日定为全国防灾日, 这一周定为“纪念周”。纪念日当天, 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举行灾害宣传、防灾演习等活动, 向市民介绍面对突发灾难的应急对策, 也提醒市民加强危机意识;在美国, 9月11日因为“9·11”恐怖袭击事件成为美国重要的“防灾纪念日”;作为一个灾害类型多样化的国家, 韩国政府规定每年的5月25日为“全国防灾日”。

将灾害遗址作为教育基地是一种比书本教育和宣传更直观的方法, 其教育“映像”可长久地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在日本, 建于阪神淡路大地震震源附近的北淡町震灾纪念公园是普及地震知识的专题公园。园内的野岛断层保存馆内, 人们可看到由实物再现的高速公路倒塌后的场景和被完整保存下来长达140m的地震断层, 直观地了解到地震蕴藏着的巨大能量。

日本的“京都市民防灾教育中心”是1994年专门为民众用于防灾教育而成立的, 中心用各种图片、文字、影像向民众介绍日常各种防灾知识, 并可看到三维立体震动电影“京都大地震”。

除了培养公民的防灾意识外, 各国政府还积极组织民众参加各种防灾减灾活动, 使他们掌握防灾的技能, 知道面对灾害如何沉着冷静、正确处理。日本“京都市民防灾教育中心”开设面向公众的各种减灾培训课程, 其中面向单位开设消防员培训班, 培训内容包括防火管理的一般知识、防灾人员的责任、设备的使用、综合防灾操作训练等。中心还向广大市民开设外科医护急救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人工呼吸、止血的方法等。

日本在“防灾周”里, 规定民众要参加不同规模的防灾演习, 主妇还要检查和更换防灾背包里快过保质期的压缩饼干与饮料;韩国在“全国防灾日”里举行全国性的“综合防灾训练”, 通过防灾演习让政府官员和普通群众熟悉防灾业务, 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在美国, 逃生演习经常在学校等场所举行, 使孩子从小就懂得人为灾害、自然灾害发生时逃生自救的知识。美国在构建“防灾型社区”时就注重通过防灾、救灾的训练, 来促进防灾、救灾管理水平和个人技能的提高。

日本的东京本所防灾馆、大阪市生野防灾馆、东京消防博物馆等防灾知识学习体验馆, 免费向市民开放。其中有地震体验设施、家庭防灾知识演示、灭火训练设施、暴风雨体验设施、人员逃生演示等等。在这些馆内, 民众能够亲身体验地震等灾害发生时的感觉, 目的是使民众和其他有关人员掌握发生灾害后保护自己及援助他人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能。安

民众教育 篇2

中山市民众新徽学校素质教育超市舞蹈班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1、紧紧抓住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从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高度，着力构建一种开放的、民主的、科学的艺术课程，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建立起坚实丰厚的生产点。

2、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体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意识，促进孩子健康而

二、活动目的：

1、使学生正确的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手位，脚位。

2、对队员们要求基功达到下叉，下腰。软度不好的同学可延长时间。

3、对个别素质好的队员在技巧方面可加深一些，同时学一些简单的儿童舞蹈。

三、培养目标：

1、初步掌握舞蹈的基本动作，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动作技术，养成良好的姿态。

2、学习成套的舞蹈基本动作，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协调性和灵敏性。

3、发展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增强学生的体质。

4、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5、在镇、集团以上比赛中获二等奖以上奖项二项。

四、活动特色：

1、把学生的差异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开设形体活动小组。

2、由培养特长向启发创造延伸。着眼培养学生挑战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

3、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自信。课堂学习活动中一些基础教育，能力较弱的学生，在艺术活动中获得了成功的机会，改变了孩子被动的心态，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功欲。

4、让活动成功孩子享受生命的时空。我们的艺术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气息，一双双高举的双手，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有如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五、主要措施：（拟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教学方法：讲解法、示范法、分解法、完整法、对比法、预防预纠正错误法、练习法等：

2、教学手段：影象教学、个别指导、、分组教学等

六、活动安排：

1、定时活动。

2、活动规划。每次活动前点名，活动中学生积极性高涨，活动后有记载，有成果积累。

3、不断交流和研讨。总结得与失，借鉴成功的经验，不断丰富完善，提升教育与活动的艺术，使特色更鲜明。

七、活动内容安排： 活动内容：

1、第一月教会学生正确地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手位，脚位。

2、第二个月要求全体队员都能在辅导员的训练下基功达到下叉，对个别软度不好的队员可加深练习，训练有基本手位，脚位，一位的擦地，蹲，丁字位的前擦地，旁擦地，腰部的训练、腿部的训练的撩腿、弹腿、踢腿。

3、第三个月要求队员在能够下叉的基础上再加深一步下腰。同时学一些儿童舞蹈中常见的舞步的组合。

4、第四个月训练内容，对个别好的队员进行个人素质的提高，技巧方向可加深一些。例如：虎跳、前后桥、抢脸，同时要学一些简单的儿童舞蹈。

中山市民众新徽学校素质教育超市实施方案之十三

李蒸：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 篇3

１９３０年底，李蒸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得以继续其专业志向。于是，他便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开展全国性的社会教育工作中去。

出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后，李蒸结合师大的特点，制订了民众教育工作的开展计划。１９３３年８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北师大在宛平、昌平、温泉等地组织了乡村教育实验区的筹备工作，继而在实验区开办了学制为三年的师范班，以培养从事儿童与成人教育的师资。这些学员后来成为该区各项实验事业之基本力量。１９３５年，第一批学员毕业，大部分留在该区从事民众教育工作。李蒸的教育思想正是通过乡村教育实验区以实现其“社会教育化，教育社会化”。

当北师大迁至城固，易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后不久，李蒸又在城固郊区开展了民众教育及其社会教育工作。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９日，在城固近郊的邯留乡成立了社会教育实验区，当时称为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施教区是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一项实验，工作组设于荒凉的古庙中，经费少得可怜，只能以国民学校所在地几个村为据点开展活动。工作组除白天进行各项活动外，晚间也对学生进行辅导。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他还组织８０多个学生进入邯留乡，开展教育活动。

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以后，在李蒸的倡导下，继续开展社会教育实验区的工作。实验区以十里店及附近村落孔家崖为据点，充分利用了学校的人力和设备，使学校成为社会教育的中心。其主要方法是，发动大学生下乡研究乡村问题，深入了解民情，并带动本院辅导区内各中等学校兼办的社会教育活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６日，《甘肃民国日报》特辟一版专号，报道了西北师范学院社会教育实验区迁兰成立典礼的情况，并发表了李蒸的题词：“努力唤起民众，提高文化水平。”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５日，该报又刊出“西北师范学院暑期社会服务团社教特刊”，报道了西北师范学院学生５０余人参加了十里店和孔家崖两村为期一个月的暑假服务队的情况，再次刊登李蒸的题词：“普及教育，服务人群。”

民众教育 篇4

一、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特征和对象

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指出:“这里 (指苏区) 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 都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 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为了这个目的, 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总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 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也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的理论, 因此,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就有了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特征。

所谓民族性特征, 即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首先是民族文化的教育,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 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和文化侵略。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所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进行“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殖民主义思想的宣传, 目的就是想要从思想意识上奴化中国民众, 使其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斗志。而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首先要做的正是要弘扬民族精神, 树立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信念。所谓科学化特征, 就是要用唯物主义科学观去教育民众, 使其丢掉封建迷信和落后观念, 相信科学, 按照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战争生活, 同时还要掌握战争中所使用的一些科学常识, 用知识来武装头脑。所谓大众化特征, 是指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 是为了使在封建压迫之下的人民大众彻底摆脱无文化的愚昧状态, 在文化上翻身, 在政治上独立, 并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因此, 中国共产党要用文化教育运动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 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 就必须让广大劳苦大众识字明理, 砸碎精神枷锁, 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 从而自觉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 要求接受民众教育的对象为:“在一定时期 (大约若干年) 及最低限度 (规定课程标准) 的教育, 于40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14岁以下7岁以上的男女儿童。”从这个规定来看,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的对象应当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 (青年、成人) 和半文盲, 还有正在成长中的儿童及少年。而在这项规定里, 特别提出“青年男女”应一视同仁地接受教育的理念, 从而将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与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统一在一起。

二、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内容及方式

据《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民众教育的形式分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班、冬学、民众教育馆等六种方式。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普及识字教育, 要使广大民众具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二是政治水平教育, 要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信心,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三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使民众掌握一定的战场防护知识, 生产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和生理卫生知识, 并通过积极热情的学习, 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更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抗战之中。

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中, 识字教育是最基础的工作, 识字组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组织, 几乎边区的每个村子都成立了识字组。识字组的教育目的是要使民众在掌握文字工具的前提下, 达到“明事情”的精神水准, 所以当时识字组提出了“明理第一, 识字第二”的学习口号。识字组的教育内容为识字、写字和算账等内容, 参加识字教育的多半是民兵和男女青壮年以及村干部们。为了做到生产与学习两不误, 识字组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冬学等半固定的学习组织之外, 还有地头识字组、纺织识字组、运输识字组、变工识字组、放羊娃识字组、作坊识字组、编席识字组和炕头识字组等形式, 也有民兵识字组、妇女识字组、家庭识字组、夫妻识字组等。识字组以识字、计算和读报的方式, 让民众边识字, 边听国家大事, 在识字的同时又吸收了不少知识, 开阔了眼界和思路。识字组里具体的工作方法是由组长带领着组员, 把需要学习的生字写在纸条上, 再由一个组员传给另一个组员, 直到学会。同时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水平和识字效率, 在边区的各交通路口都设立有识字牌, 由儿童团员检查过往行人的识字情况, 小学教员或教育干部也经常深入到各村去实行流动教学, 检查村民的学习情况。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为配合民众的识字教育, 编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 各分区还结合本区特点编有《放羊杂字》、《新百句文》等教材, 用传统的韵文形式和通俗上口的语言向民众普及文化知识。

冬学是陕甘宁边区的一种冬季教育机构, 在冬闲之时, 把民众集合在一起进行文化学习, 是陕甘宁边区的一大特色。1937年10月1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了《关于冬学的通令》, 指出:“冬学是边区的经常学制之一, 是成年补习文化的一种形式, 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重要办法之一。”《通令》规定, 冬学的开办时间是从11月底至次年2月初。冬学的课程分军事、政治、文化三个方面, 教材有新文字和汉字两种。冬学的对象是失学的青年和成年人, 根据地的各级领导运用民主动员的方法, 发动群众来冬学学习, 以迅速提高青年们的文化水平。

技术训练班是为了使群众掌握有关战争或生产的具体技术而开办的学习班, 主要传授各种技能和专业常识。如配合地雷战而举办的地雷训练班, 配合地道战而举办的“地下建设”训练班等。还有向民众传授战争中的防毒气知识的讲座, 埋藏粮食的知识等。在战局紧张的时期, 也设立专门的训练班或学校对民众进行专业培训, 如民兵自卫军训练班, 妇女的纺织、缝纫学校等, 以传授专业的军事技能和军事后勤技能, 应对复杂的战争形势。

宣讲班是提高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教育组织, 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围绕着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及时对群众进行政局的宣传教育, 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激发群众的爱国和杀敌热情, 推动各项抗战工作和任务的顺利进行。宣讲班的教材, 是根据当时抗战工作的形势, 由各级宣教部门编制而成的。如当时边区流行的有《减租减息课本》、《拥军优抗课本》、《生产课本》等, 各地区还根据特殊需要, 编有普及卫生常识的《卫生课本》、《妇婴卫生》、《怎样种庄稼》和普及战争知识的《粮食战》、《毁民沟》、《除奸》等补充教材。这些教材都具有情节简洁生动、语言朗朗上口的特征, 很适合于初学者的学习和记忆。

三、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成果

1938年, 陕甘宁边区创办的《战时教育》2卷9期刊登了吕良撰写的《边区的社会教育》一文, 文章指出, “在抗战急需的形势下, 社会教育成为国防教育中挺要紧的工作。社会教育的形式有识字小组、夜校、半日校、数日校、俱乐部、新文字、戏剧和冬学运动。由于经费困难, 物资缺乏, 所以没有黑板就用大石块、墙壁代替, 没有粉笔就用白粘土、木炭代替, 没有纸笔就用沙盘、土盘代替, 没有桌凳就用砖头、石块代替, 没有课本就用纸条儿抄写。为了解决师资困难, 就采用互救互学的办法, 会的去教人, 不会的跟人学”。正如这篇报道所描述的那样, 在此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中, 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1937年冬季, 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冬学运动之后, 共计开办冬学382处, 有1万人参加了冬学学习。1938年初, 全边区有识字组9000多组, 组员在2万人以上, 占边区人口总数的60%, 比入学儿童还多了3倍。同时, 还出现了许多识字模范人物, 如华池县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 他50天识了530个字, 一举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庆阳三十里铺的黄润, 学习两年之后, 不但能读报纸, 而且还能编写水平颇高的新社火剧本, 带领群众编排新社火剧, 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 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边区群众在新政权领导下的新生活和新面貌, 成了当时的文艺明星。

自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后,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民众教育抓得更紧, 抗日战争的形势也对民众的政治觉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风运动的要求之下, 当时各分区所召开的文教大会进一步明确了边区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思想, 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学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带动了陕甘宁边区冬学和民校工作。至1944年冬, 边区村村有冬学, 人人学文化, 大部分的青壮年都投身于冬学, 积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就连许多长年被封闭在家里的妇女也走进了冬学, 开阔视野, 感受着新生活的气息。

在陕甘宁边区随处可见的“文化岗”是边区群众自我教育的一种创举, “文化岗”是指在村口设识字牌和时事政治的问答牌, 由站岗儿童考问行人, 答对的就放行, 答不对的要求学会才可以通过。利用村头的黑板报宣传文化也是当时边区的一种普遍教育形式, 经济条件差的村子, 就在村口刷出一块黑墙, 再用黄土搓成粉笔, 也可以随时在黑板报上宣传密切联系当地生产、生活和斗争实际的知识, 并且随时更新, 很受群众的欢迎。

参考文献

[1]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2]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M].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6.

[3]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民众的解释及造句 篇5

2、在战争时期政府对民众实行食品定量供应。

3、不要对民众的利益漠然置之。

4、民众不喜欢银行家，尤其是在不得已要救助他们的时候。

5、这是关于美国民众所需要的东西。

6、这些民众面临增加的饥饿和疾病危险。

7、但是，仅仅是在英国国会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这本身就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8、但如果有这些，那么民众们就不会出现在街头了。

9、而民众也对他表明了赞同。

10、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个月来教育民众有关他们已正在享受的`事情?

11、但我还将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是在为民众服务的过程中显示它的用途和价值。

12、实际上，民主政体的民众应该对任命“沙皇”决定谁获得多少薪酬感到不安——当这些决定反映权力政治时更是如此。

13、在这些事上，民众是对的。

14、警告民众注意烟草的危险性。

15、还有，不仅仅是伊拉克军队，国家警察在伊拉克民众中的印象也是很不错的。

16、请允许我解释的是，若想这场婚姻运作，两个国家必须将合作关系转入下一个阶段——版本3.0——这个版本的特征是“民众外交”。

17、问题是，虽然爱国主义可能会减少其公民之间的相互攻击，但它却使一个国家更容易攻击其他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知道他很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18、评估查明，其中一些差距早在冲突之前就存在，但是如同许多民众一样，卫生工作者也逃离敌对行动并且一些人尚未能返回工作。

民众教育 篇6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延安时期 民众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非常重视民众的力量。1936年7月，当毛泽东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在陕北的一间窑洞里彻夜长谈时，斯诺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中，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国民党反动派也陷入了四面楚歌。为什么中国人民变得如此强大？那是因为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人成功地进行了民众教育工作。

延安时期党的民众教育思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任何创造历史的过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加。中国共产党认为，没有广大民众的参加，中国革命便不可能胜利。1919年起，毛泽东就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中大声疾呼:“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在其革命生涯早期形成的思想，并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他明确指出:“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并不是单纯武力对抗的军事现象，而且是从属于政治的，是军力人心等综合力量的竞赛，所以才有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革命胜利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胜利，其根本的动力之源来自于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他们从不认为，民众可以自发地成长为革命力量。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p317）也就是说，要使民众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还须对民众进行教育引导和提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依靠民众，联合民众，同时要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而民众教育又需要从政治动员做起，正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指出的:“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2]（p481）在民众教育中凸显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民众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为什么对民众进行教育需要从政治动员做起呢？从毛泽东的多次论述来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教育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毛泽东讲过，要取得革命胜利，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村群众政治文化十分落后，李维汉曾经这样描述陕甘宁边区初创时期的现状:“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3]（p566）文化落后造成民众的散漫和无知不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当民众表现出这样的不觉悟的时候，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反而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通过政治动员的民众教育，使群众认识真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觉悟起来，才能投入到对敌人的斗争当中。

第二，通过教育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勇气。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如此。人民群众在同强大的敌人斗争的过程中，难免会面临种种困难，从而在一部分群众中产生悲观情绪。为此，需要对民众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去克服消极情绪，化解各种矛盾，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先后遭到敌人的三次“会剿”，革命主观力量的薄弱致使一部分人产生了悲观情绪。毛泽东为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文中充分阐述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和勇气，及时消除了悲观情绪，为革命军队以后的战斗打好了思想基础。

第三，通过教育凝聚民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程度如何，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觉悟程度，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团结程度。“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4]（p1318）要使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就要进行思想上的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动员，使民众明白中国共产党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所有民众的共同努力来实现，从而使民众自觉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朝着同一个目标齐心努力。

延安时期民众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的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此，毕生致力于民生革命事业的孙中山先生深有体会，并留下了“唤起民众”的遗嘱，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5]（p220）然而怎样才能真正“唤起民众”呢，孙中山并未对此进行具体阐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则回答了这一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必须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政治目的告诉全体民众，从而“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6]（p481）。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6]（p48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在民众教育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总结其基本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宣传。在毛泽东看来，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内容很多，比如，爱国主义教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等等，但中心任务是将“革命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纲领”告诉人民，也就是进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进行党的中心任务的宣传教育。《论持久战》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宣传队，动员宣传团，战动剧团和战动青年团等，奔赴各地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每到达一个地方，就散发传单、口号，贴标语，创办报刊，发布文告，召开动员大会及各种座谈会，同时还用公演戏剧、电影，唱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式的思想教育。在对民众进行政治宣传时，特别注意使用群众的语言，如果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人民是不能领会党的决议的。如果说不出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语言乏味，就不能吸引群众。为了让老百姓听懂并爱听宣传鼓动，就得“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激发了民众极大的热情，通过唤醒民众，组织群众，提高民众觉悟，使广大人民自愿地支援和投入到战斗中去。

第二，大众化的社会教育。延安时期，我党在根据地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学校，如抗大、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各根据地的小学、中学、冬学等等。教育的内容丰富多彩，在形式上通过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群众习惯接受的形式，再经过教员的讲解，使民众懂得共产党的政策，一般的战争常识和军事常识。比如自然课要求“懂得防空防毒、救护及日常生活的科学知识”，军事课要求“懂得怎样打游击战争，怎样维护后方，怎样坚壁清野等”。[7]（p31）为了提高民众教育的效果，读报、办板报以及组织群众参加实际的战斗活动成为主要手段。读报是延安地区最普遍的日常活动，读报活动甚至搬到了田间地头，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边区还在市镇和人口集中的村庄创办黑板报进行政治动员，主要内容包括党的政策、政府法令、农作常识、卫生常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等。通过广泛的大众化的社会教育，普及了生活常识，宣讲了战争形势，也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有了很大的增强，投入战斗和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给民众以“物质福利”的引导。在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以当时最简单易行、最直接了当的辅助动员方式，即以实利引导。只有切实地将民众中的生产生活问题解决好了，以事实证明党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才能树立起威信，民众才会真心实意地响应党的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的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的而不是空话的去解决这些问题”。[8]（p467）在抗日战争初期，党就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实行改革税收制度、废止苛捐杂税等政策，以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这一政策的实施受到了广大农民和地主的欢迎，既从而使两者的利益都有所兼顾，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也保障了地主的地权、财权、人权。解放战争时期，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逐步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这就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基础。

延安时期民众教育的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教育的成功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第一，广泛的政治动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动员是全面的全民动员,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使全面的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使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民众教育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现自我取得政治信任的过程,这无疑巩固了党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领导权和权威性,奠定了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民众教育,使占人口90%的工农群众第一次以政治主体的资格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有了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获得了政治发展过程的主体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便巩固了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将事业成功的胜券操握在手。”[9]（p189）

第三，延安时期的民众教育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民众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建设信心，激发执政党的各项政策的积极性，还可以有效地抵御各种不良思想侵蚀并提高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保持全国人民旺盛的奋斗精神和协调一致的良好关系，使社会以和谐的姿态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延安时期的民众教育就已经注重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比如大众化的教育、民众的物质福利等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该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人民群众的作用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对民众进行广泛教育的重大举措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延续，由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延安时期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功绩进行梳理，在继承其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求丰富、发展民众教育思想，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出发点、立足点，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群众答不答应，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为评判标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5]叶匡政编：《孙中山在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8]《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9]萧超然,晓韦,金安平：《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民众教育 篇7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出国留学的人本来不多, 而且, 由于各种原因, 回国之后, 他们大多在东部大都市任职, 因此, 西部地区留学生大量外流, 但抗战的爆发却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

战时, 大批从西部地区走向全国的留学生迁回西部地区, 成为 “飞回鸡窝的金凤凰”。以湘西为例:战争爆发后, 曾赴日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会同县人梁镇携眷回乡, 担任会同县教育局长, 振兴家乡教育。1938年10月, 曾在日本留学七年还与日本前川英子结为夫妻并在多地从事教育工作的辰溪人马公武返回老家辰溪办学。随着日军侵略加深, 曾公费留学英国并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土学位, 回国后历任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教授、江苏省教育科科长等职的辰溪县人向绍轩毅然决定将湖南省立桃源女中迁到辰溪。1940年, 曾留学日本的永顺县人彭婠容回到永顺, 在湖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任教, 1942年春任该校校长。此外, 还有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社会学与法学长达9年之久的泸溪县人黄尊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的会同县人杨汉辉等许多人都在抗战时期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这些教育专家在家乡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 也广泛开展民众教育, 宣传抗日, 唤醒民众。

在迁回西部地区的留学生中, 还不乏一些优秀的民众教育专家, 如雷沛鸿、马宗荣, 等等。雷沛鸿 (1888—1967) , 广西南宁人。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被列强吞食……其重要原因之一, 乃是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于是, 他出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3年, 他留英学习, 1914年转学美国。1916—1921年, 他先后获得欧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 他研究了英国、丹麦、苏俄的成人教育, 立志从事民众教育事业[2]2, 决心“为穷而失教之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 为此一代、后一代, 后数代国民身心之发展而尽其绵力”。学成回国后, 雷沛鸿长期从事民众教育工作。1921年, 雷沛鸿任广西省行政公署教育科长。1922年, 离桂到粤, 后赴菲律宾考察教育。1927年, 他第一次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9月, 赴欧洲考察丹麦等国高等教育。回国后, 他在中央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任教, 讲授《比较成人教育》等课程。 1929年, 他第二次出任广西教育厅长。旋离桂往沪, 受聘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兼研究实验部主任。1930年, 受邀到粤, 参与广东省立民众教育学院筹备工作。1933年夏, 他应邀任广西省政府委员, 第三次兼任教育厅长。在任期间, 提出以教育大众化为广西教育实施方针, 大力推进民众教育。1938年春, 他到徐州担任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青年训练班主任。同年7月, 雷沛鸿再次回省任省府委员, 后第四次任教育厅长等教育行政职务, 积极推进战时广西民众教育。

马宗荣 (1896—1944) , 贵州贵阳人。1918年, 他参加贵州省留日矿业生考试, 被公派留学日本, 初学矿冶, 但他“性耽教育”“, 有见于我国民智之愚浅, 民德之低下, 民众体力之衰弱, 因感我国教育之不能全民化, 社会教育之不振, 社会教育专才之缺乏, 故选择社会教育学为余专攻学科”[3]377。因此, 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社会教育, 获文学学士学位。为进一步深造, 他又进入帝国大学社会学院研究所攻读两年, 获硕士学位。1929年秋, 马宗荣结束11年的留学生涯, 回国从事社会教育。1930年, 他任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 并创办该校社会教育系。之后又出任暨南大学、江苏省民立教育学院、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 他就任教育部简任秘书职及社会教育司司长[4]。受命后, 他不遗余力发展民众教育。1937年, 抗战全面开始后, 马宗荣回到贵阳, 后又赴重庆等地, 大力开展后方民众教育工作。

回迁的留学生不仅有深厚的民众教育理论功底, 而且还有多年从事民众教育的实践经验, 国难当头, 他们把对祖国、对家乡、对民众的满腔热情化为实际行动, 全力推动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

二、西部地区留学生与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

1.回迁留学生呼吁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回迁的留学生都呼吁发展战时民众教育, 雷沛鸿在《教育与民众》1941年第10期发表 《治国的预防医药———民众教育》一文, 大力呼吁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什么是医国的预防医药?这就是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不只是百孔千疮的社会治疗术, 而且是一个文明古国分崩离析的防腐剂”, “当今民族抗战之际, 又当抗战建国并行之际, 我诚恳地祝福本刊———教育与民众——的理想能够继续推进, 发扬光大, 以求教育的大众化。庶几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一个一个的能够享受教育, 又庶几教育从今以后, 不再成为一种特殊利益, 只供少数人的享受, 务使中华民国的人民, 随着抗战的胜利, 建国的成功, 一概成为一群有教化的国民”。

由于形势变化, 战时民众教育的重点一度转向后方。因此, 回迁的留学生呼吁发展战时民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回迁留学生明确地指出战时民众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尤以马宗荣为突出。

马宗荣从培养民众民族主义意识确保抗战胜利的角度认识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此次的抗战, 乃全民族的抗战。前方忠勇的士气固属必要, 而后方民气的坚决雄厚, 亦同样的十分看重……后方民气之养成, 则有赖于一般的教育……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 宜重民族主义教育, 继续彻底实施精神。”因此“, 民众教育要积极推进”“, 民众教育工作人员, 要像前方将士的浴血杀敌一样的拼命, 努力施教, 以完成这个国民基础教育工作”[5]。他还从经济、国防等角度看待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全民抗战, 前方将士之浴血奋战固属必要, 后方民众之努力生产及军需品之供给, 受伤人员之医治, 亦不应轻忽”, 所以, 应该高度重视在后方民众中“养成国防工业及生产、医疗的高等、中等技术人才及熟练职工”。他看到各种职业补习学校“我国提倡虽属已久, 而能了解其与国防关系甚巨之人甚少, 各地已成立者, 其属实不多见”, 因此, 他大力提倡发展后方民众职业教育“, 既可以解决民众个人生活, 改善其家庭生计, 而与乡村生产之增进, 国家富力之增加, 国防力量的充实, 均有关系, 务宜利用此机会广为设立, 努力推进”[6]。

2.回迁留学生致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发展。回迁的留学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 尤以马宗荣和雷沛鸿为突出。

抗战爆发后, 马宗荣随大夏大学内迁, 任总务长, 同时兼任教育系教授, 教授社会教育课程。不久, 他应邀筹办文通书局编辑所, 并出任所长。他以编辑所为平台, 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出版了大量的书刊。他还聘任当时知名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任编辑所主编、主审和撰稿人, 如竺可桢、茅以升、张考赛、欧元怀、章益、冯友兰、罗登义、张奚若、吴泽霖等[7], 为推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助力。

1942年, 教育部在重庆筹建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 并指定马宗荣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受命之后, 马宗荣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他召集筹备委员会委员集会四次, 从馆址的确定、人员的选聘到经费的获取、规程的拟订, 马宗荣等人都精心擘画, 因此, 不到半年, 筹备工作就绪。1942年11月,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正式成立, 马宗荣被聘为馆长。该馆隶属于教育部, 其主要任务有:研讨民众教育馆事业, 编制民众教育教材, 展示示范设施。办理的事业主要是: (1) 研究调查全国民众教育馆概况; (2) 专题研究民众教育馆问题; (3) 编辑民众教育馆指导丛书; (4) 编印社会教育辅导刊物; (5) 编印民众导报; (6) 举办社教讲座等等。因此,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也成为马宗荣推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筹建中央民众教育馆时, 马宗荣根据民众需要, 特别注重直观教育, 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国人士和将领, 制成雕塑, 配合故事和实物, 进行展览陈列, 给参观民众以深刻的印象。他“选择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兴越国的故事, 在馆内开辟一个房间, 陈列塑造的人物形象”[8]。他认真查阅资料, 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对后方民众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为宣传民众教育, 抗战中期, 他还在重庆筹建并举办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马宗荣一心扑在战时民众教育上, 最终积劳成疾, 1944年1月, 正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事业而奔走呼号的马宗荣不幸去世。

1938年, 雷沛鸿回到广西省任省府委员, 后第四次任教育厅长。到任不久, 他就对战时广西省的民众教育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周密部署, 提出《战时民众教育方案》, 勾画了战时广西民众教育的蓝图, 确定了战时广西民众教育目标、原则、实施办法, 等等。他认为: 战时民众教育的重点主要是成年人, 成年人经过教育, 就可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国家分忧。所以, 他将1939年定为“成人教育年”, 在成人中积极培养抗战政治意识、培养抗战生产技能、培养抗战需要的文化。他认为, 国难当头, 必须重视民众教育和训练, 在政治上必须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 在经济上必须增强民众抗战生产能力, 以期达到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目标。“加强民众动员工作, 发挥抗战建国力量”。据1940年统计, 成人教育年全省男女脱盲有188万人, 成年妇女参加学习的占74%。借此, 雷沛鸿掀起了广西民众教育的高潮[9]。雷沛鸿还在教育厅成立电化教育室, 并积极组织电影队、开办全省收音员讲习班, 利用现代传媒, 开展抗日宣传, 教育民众, 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极大地推进了广西的民众教育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鹤.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现代教师队伍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考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 .

[2]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3]马宗荣.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M].文通书局,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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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宗荣.战时教育的目标与设施[J].教育杂志, 1938 (2) .

[6]马宗荣.学校中心的社会教育及战时的社会教育[J].教育杂志, 1938 (11) .

[7]吕春枝.略论马宗荣的社会教育思想及实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6) .

[8]章桢.教育家马宗荣[J].贵州社会科学, 1983 (6) .

民众教育 篇8

一、法律教育的主要内容

《地官·小司徒》记载各级行政组织有责任各帅其职“观教法之象”。乡一级地方行政官吏对民众有教育的职能。曾多次提及象魏之法。乡中之民要定期接受法律教育,将法令、禁令和刑罚等整理出来,书于象魏之上,悬挂于门阙,使官吏百姓了解。每年正月,大司徒和乡大夫都要悬象颁法,州长、党正、族师每年在辖区内也要定期组织民众读法、观法。

对于遂中之民能否接受法律教育,经文并没有明确说明,只说遂大夫“掌其遂之政令”,但在行文过程中有详此略彼、互文见义的特点。柳诒徵认为虽然“《遂大夫》不言施教之事,似乡大夫掌教育而遂大夫不掌,实则遂、乡相等。乡官之职所载者,遂官亦行之;遂官之职所载者,乡官亦行之。特文有详加重,以避重复,故似职务不同”[1]151。因此乡官的职能,遂官也应具有,经文省略遂官的这部分职能大概是为了避免重复。遂中之民也应有接受法律教育的机会,只不过对作为劳动主体的他们来说,接受更多的还是农业技能的培训。据统计一年当中教民读法不下十五六次。“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2]876“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2]876“属民读法”是对民众施以法律教育的主要形式,而教受内容主要包括法条、刑法和禁令。

1. 契约。

契约是常见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借贷契约、雇佣契约、买卖契约及租借契约等。

《天官·小宰》中记录了有关借贷的契约,称为“傅别”。为保证债务的正常履行,当事人要订立契约。傅是附著约束性的文书,把债的权利义务等书之于契券,在简札中间书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札上的字为半文。随着买卖交换活动的频繁进行,也出现了债务契约。解决债务纠纷,要以“傅别”契约为凭证。质人“掌成市之货贿”,“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凡治质剂者……期内听,期外不听。”郑注云:“书契,取予市物之”,也就是质人负责监督买卖契约,保证交易公平,维持市场秩序,对纠纷和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这其中涉及了作为契约形式的“质剂”。

睡虎地秦简对契约关系也有所记载。《法律答问》云:“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赀二甲。”[3]128秦律禁止在庶民百姓的债务中以人质作担保。但按秦简还规定,欠官府债务的,若无力偿还,可以以劳役抵偿。为确保买卖双方的权益,成交后由质人发券书作为凭证。“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买者质剂焉。”“质剂”盖有官府玺印,是法定的凭证,具有法律效力。

借贷契约、买卖契约、雇佣契约、租借契约都是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民众之所以知晓这些法律关系,当归功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法律传播及教育体系。

2. 法条、禁令、戒令。

对百姓进行法律教育主要通过地官司徒和秋官司寇两个职官系统来实现。大司徒十二教之中“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刘青芝认为“中”应读去声,“以刑教之中乎礼、中乎法耳”。“以誓教恤”的“誓”是“戒”的意思,这说明要对民众进行刑和戒令的教育。

秋官司寇士师掌五禁,用来禁止民众为非作歹。“五禁之法”指有关王宫的禁令,有关官府的禁令,有关都城的禁令,有关都城外田野的禁令和有关军队中的禁令。士师摇木铎宣示五禁,通告百官,并书写下来悬挂于各里闾门首,告诫民众,避免民众因不知而犯罪。

五戒对民众所要掌握的禁令作了总体概括,军旅中用誓的形式来告诫;会同时用诰的形式来告诫;都城中用纠的形式来告诫;采邑中用宪的形式来告诫。这一制度带有理想化色彩,以致注疏者们想要做出一番合理的解释都难。“誓”在《尚书》中出现过,可拿来讨论一番,而对于“纠”和“宪”,注者多言“未有闻焉”[4]1349,无法加以注解。基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五禁”可能更多是编撰者的一种设想。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文所载的不少法律禁令,在文字表述形式上带有后人润色的痕迹,在内容上还是有所本的,一些禁令在出土简牍中还能得到证实。

民众应掌握的禁令主要有:(1)猎禁。地官迹人掌王国田猎场的政令。田猎者要接受迹人的安排,迹人为田猎者设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护,禁止猎杀幼崽和获取鸟卵,以及禁止用毒箭射禽兽。(2)木禁。地官山虞掌有关山林的政令。山虞为山里的各种物产设置藩界,并为守护山林的民众设立禁令,规定百姓砍伐树木的时间。(3)关禁。《地官·司关》规定凡是为逃避缴纳关税而从旁道走私货物的,都要没收,并接受进行惩罚[2]1107。(4)市禁和司市。主要掌管市场禁令,司市处理买卖过程中发生的争讼。违犯禁令的,轻者公布罪状,中者游街,重者则鞭打;如果触犯了刑法的,移交司寇处理。司[武虎]禁止扰乱市场秩序,以及在市场里互相侵犯,或者是聚众闲游饮食。(5)火焚。春秋之时宫正以木铎修火禁。导致国中失火或擅自焚烧野草的人要受到刑罚。司爟掌用火的政令,到固定的时间施行放火烧荒的命令。每个季节都要变换取火的木材,防救时气造成疾病。春天三月开始用火烧陶冶炼,秋九月熄灭陶冶的火,民众也跟着这样做。

以上这些禁令,有的已经得到出土简牍的证实。睡虎地秦简中有《秦律十八种·关市律》“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3]42。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阱网,到七月而纵之。”[3]20春二月,不允许到山林中砍树木,不准堵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捉鸟兽幼崽和取鸟卵,不准用毒药捕杀鱼鳌,不准设捕鸟兽的陷阱和网罟,直到七月才解除禁令。这两项禁令与地官《司关》、《迹人》和《山虞》的规定很相似,这说明《周礼》所载之法律制度,虽有作者理想化的成分,但也并非全部向壁虚造。

除以上地官系统的禁令外,还有秋官系统的禁令,如:秋官修闾氏掌城禁,禁止穿越垣墙,携带兵器奔跑,或乘马车在城中飞驰。《秋官·禁杀戮》主要制裁伤害他人至于流血而无法控告的罪犯,还有那些为袒护罪犯拒不受理诉讼的官吏,或阻止被害人告官的,只要有人告官,就要制裁他[5]546。除此之外,还有雍氏掌沟渎之禁、司寤氏掌宵禁、萍氏掌水禁、野庐氏掌路禁、司烜氏掌火禁、修闾氏掌国中路禁、衔枚氏禁喧哗等,因这些禁令接近于刑法性质,故将其列为秋官系统。

3. 圜土之教。

《周礼》还记载有圜土教育的内容,相当于后世的狱中教育。进入监狱者均为触犯法律之人,故我们将圜土教育列为法律教育的范围。圜土即土筑的墙,形圆。秋官大司寇规定要把危害他人的人关入狱城,罚其做工,写明罪行让其背在背上,以示羞辱。《大司寇·司圜》“掌收教罢民”。郑司农云:“罢民谓恶人不从化,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2]2870元人毛应龙云:“民之游惰不能自强于为善,谓之罢民。”“害人者”据郑《注》,指已触犯法律,但属过失犯法,因此不判刑而“寘(置)之圜土系教之”[5]509。指用狱城聚教那些游手好闲的不良之民。“明刑”指“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其背。”[2]2746司圜负责拘禁不良之民,对他们进行教育。能改过的,重罪的拘禁三年能够释放,次一等的拘禁两年释放,轻罪的拘禁一年可释放。要是不能改过的,甚至还有逃出监狱的,抓回来后就要被处死。改过者被放出来,三年之内也不能按年龄和乡民排列尊卑位次。凡拘禁在狱城中加明刑的人,不施加肉刑服劳役的人,不没收他们的财产。

综括上文,法律文书由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逐级传达,要求官吏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将中央政令准确无误地逐级下达,保证政令的畅通。保证国家政令不仅官吏能熟练掌握,百姓也能知晓。百姓只有懂得法律,才能遵守法律。官吏知道百姓懂法,就不敢侵犯其权益。让官吏与其所治理的百姓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监督的机制。

二、法律教育的方式

遒人是负责对民众进行口头传授法律知识的职官。每年春天三月,遒人手中拎着木铎巡行各地传播法令,同时还要进行采风,了解民情。此种做法受到明人丘浚的高度评价,其在《大学衍义补·顺天时之令》中说:“令之木铎,使有耳者所共闻,欲其入于耳而警于心也。”

《周礼》还记载了定期公布法令并组织官吏百姓观看的制度。经文多处记载象魏之法。象魏之法是将法令、禁令和刑罚等整理出来,书于象魏之上,悬于门阙,用民众能够看懂的形式公布出来,使其知晓并遵从。各级官吏组织民众讲读邦法教令,次数不等。闾胥每逢祭祀向民众读法。虽然经文掺杂了作者的主观想象,但所记的读法观法却是事实。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加强了法令的宣传,明法令的政策措施已经逐步在各诸侯国推行。邓析子不仅自己编撰了一部法典,还授徒学法。吏民必须经常读法和学法,使人们在读法学法后知刑知耻,从而遵法守法。《左传·哀公三年》载:“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庄公二十一年传》注云:“阙亦谓之观,亦谓之象魏。”因为“当时象魏悬挂法令使万民知晓之处,因名法令亦曰象魏,即旧章也”[6]1622。哀公三年季桓子所命藏的象魏就是当时的法令文书。朱红林先生指出:“《周礼》中政令法规的传播基本上体现了战国时期国家法律传播的特点,即从上到下,先官后民……”[7]他还指出“以吏为师”说的就是在早期官吏为百姓读法释法的职责。

乡大夫接受法律后,回到乡里向下逐级传达。乡大夫属下的州长、党正、族师、闾胥等都属于乡吏,他们从乡大夫那里领受“教法”传授给治内民众。“这种由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逐级下达的法律教育传播形式,确保了中央法律政令的下达,保证政令不仅官吏熟练掌握,而且庶民也都知晓。”也可以让官吏与庶民双方互相监督。徐复观先生说:“从乡大夫受法、颁法起,通过州长、党正、族师等与大司徒所颁之法紧紧连在一起,是把人民的社会教育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证起来。”[8]285《周礼》所述的官吏考核标准中明法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三、法律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社会,刑法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所载法律教育,一方面强调礼;另一方面也没有忽视刑罚,软硬兼施。礼和刑是法的重要形式和来源。除礼外,刑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与礼不同,礼不是诉诸刑罚的,相当于规矩。礼既是道德规范又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而刑则是惩罚。礼和法以不同的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也。”[9]1166可见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根据礼、刑与法的关系可以总结法律教育的特点。

1. 礼法兼综。

《周礼》所载的法律具有礼的性质,包括相关政令规则和刑罚。但过于强调礼义、德治、教化使得法律过多地依附于礼。礼与法相配合,礼是行为规范,法是制裁的手段,作者希望通过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来治理社会。刑是为礼教服务的。《大司徒》“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刑又为十二教之一。大司徒又以乡八刑纠万民,不服教者方刑之。凡国家禁止的行为,皆反复申诫,防止民犯罪。叶时云:“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施刑之语略而免刑之意详……盖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也。”[10]很显然《周礼》的用刑原则与法家的严刑苛法有本质的区别。宣传是法律教育的一项重要方式。法官一般都是基层知晓法律的官吏,经过逐层推荐后由王批准任命的。法官除审理案件以外,还要加强训练熟知法令,否则就会受到处罚。《商君书·定分》规定:“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辙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法官在审案过程中如果遗忘法令要受到惩罚。“各主法令之人,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罪之口。”[11]141《定分》又载:“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11]142秦国法官不仅要审理案件,还有义务解答难疑,传播法律知识,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法律教育的顺利进行。

综观经文可知,此中的法不像秦法那样严苛,更多的是相当于礼,但有些地方还比礼要严厉,反映了礼和法两种思想兼综的特点。这也说明其创作时代应在由礼治逐渐向法治过渡的时期。虽然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也不是毫无所本。在某些方面秦律与《周礼》中的法律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带有春秋时代的特征。

2. 宽缓刑罚。

大司徒用“乡八刑”教育民众,其中前六刑与大司徒的六行相对应,两者相辅相成,对不服教者进行惩罚,以教为主、以刑为辅。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的目的也是监督民众要遵循礼和法的规定。说明行政官吏集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既要治理人民,又要教育治内民众并参与审理案件。需要强调的是,官吏的执法权也是有限度的,凡涉及墨、刖、宫、杀五刑的,要交由执法官吏来处理,可见在使用肉刑上行政权和执法权是分离的,比较慎重。

在定案时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宽宥某些特定之人。《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2]2775。《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态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2]万民指有德望但不为官者。上服,指墨刑;下服,指宫。三刺指在审判死罪案件时要听询群吏和民众的意见,对于没认清而误杀人的人、过失杀人的和因为遗忘而误杀人的,要从轻发落。

三宥规定过失犯罪的可以减轻刑事责任,这种方法得征求各方意见后方能判决。这与《尚书》中所讲的“明德慎罚”思想类似,此原则注重犯罪的主观行为,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该原则在法律实践中得到了贯彻实施。“三赦”指对部分杀人者要给予宽免,赦免对象包括幼弱的儿童、老人和智力低下者。

孙诒让认为三刺、三宥、三赦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审讯制度[12]48。但这几项制度并不见于先秦文献。据彭林先生据《汉书·刑法志》推测,疑狱和宽宥老幼的制度应是西汉前期建立,这部分内容在西汉前期的法律观念中也有所体现[13]97。汉以后各代的法律都有此规定,减轻过失犯罪者的刑罚成为定制,故意杀人者处死,而“过失杀人不坐死”,可见其影响深远。

据经文所载,服徒刑的目的是受教,寄其能改。郑注《大司寇》云,释放者要“不齿”三年,“怙恶不悛,擅出狱城者,才罪加一等,处以大辟之刑”。可见,处以肉刑以上的重罚以前,还要经过许多程序。在受重刑之前先由司救等对犯罪者进行说服教育,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经过教育总有一部分人会弃邪归正,弃恶从善,或者是有所收敛也好。所谓“以礼防禁而救之”的本意大概不外乎于此。对于过失犯罪的人不轻易处罚,如果屡教不改的才对其施以刑罚,甚至关入圜土。圜土不只是拘押和囚禁犯人之意,也有令人幽闭思过之意。《周礼》设置了严厉的法律处罚犯人,又用一定的措施处置犯过失、又够不上用重刑处分的人,主要以说服教育为主,体现了法律具有宽容性的一面。

3. 缺乏独立性。

《周礼》所载的法律教育缺乏独立性。在教学目的上,由于法律是治国的一种手段,在等级社会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义。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官吏的政务能力。对民众的法律宣传教育多是在官府中进行的,主要是为了威慑百姓,便于官吏的治理。其次,没有系统的法律教育,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职业群体,民众法律知识主要是靠观法读法来获得。最后,没有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法律依附于政治,学校教育中只有“礼、乐、射、御、书、数”六科,并未设法律一科,这意味着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教育的施教者,承担法律教育任务的仍然是在职的行政官吏。这使得法律教育的方法多局限在边实践边学习之上,法律知识的获得更多的是依据实践经验的积累。

通过对《周礼》所载法教内容、施教方式及教育特点的考察,我们发现官吏与民众都要接受法律教育,其目的是使吏民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局面。法律文书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逐级传达,要求官吏要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才能将中央政令准确无误地逐级下达。百姓懂法,才会守法。官吏知道百姓懂法,就不敢侵犯百姓的权益。让官吏与其所治区域内的庶民时时处于互相监督的状态。其实编撰者是想通过官与民在法律上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方式,使整个国家处于法的有效统治之下。当然经文所记载的法教系统未免有些过于理想化,在实际中,毕竟法律的特权更多还是掌握在少数官吏的手中。

摘要：《周礼》记载了官吏与普通民众接受法律教育的情况。经文所记法律教育的若干内容已经得到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资料的印证。为我国古代法律教育和法律文化的研究补充了材料。采用文献比较法和二重证据法对法律教育的内容和基本形式及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得出法律教育具有全民性的特点,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礼法兼综的原则。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使吏民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对《周礼》所载法律教育进行系统探讨,有益于对我国古代儒法兼综的法文化研究。在不断地完善社会法制和改革、改善司法制度的今天,亦可为当今社会的法律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台湾民众为何青睐淘宝? 篇9

近两年到台湾旅游的大陆观光客可能会发现, 在台北西门町一带购物商圈看到的当地商品, 特别是服装、皮包、饰品、鞋类, 与大陆出产的没什么两样。

没错, 它们确实都产自大陆。尽管台当局至今不愿开放大陆商品进口岛内, 或有意设置高关税, 但是借助淘宝这一网购“桥梁”, 很多出产自大陆的商品辗转走进了台湾普通百姓的家中。

如同大陆迅速增长的网络购物一样, 台湾网民通过网络购物的热情也在逐年递增。早在1995年, 即雅虎、亚马逊以及e Bay在美国成立的当年, 台湾岛内便设立了博客来网上书店。1998年, 购物网站PChome (也称“网路家庭”) 及台湾拍卖网站始祖Ubid (后被e Bay购并) 成立, 当年台湾电商年产值达到16.3亿元新台币。此后, 每年以30%的增长率一路狂飙, 到2008年突破2000亿元新台币。而直到2009年之前, 中国大陆电商市场根本还不成气候。

然而从2011年开始, 台湾网购市场成长力道出现疲软, 年增长率大大低于2008—2011年的15.58%平均值, 与过去的跳跃式增长相比, 明显出现分水岭。

台湾网购市场已经饱和了吗?其实不然, 因为电商是零售业的一环。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2012年商业报告, 台湾当年总体商品零售产值3万亿多元新台币, 电商仅占3%, 而与台湾人口相仿的韩国则高达12.4%, 从中可以看出台湾电商产业根本还未饱和。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专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淘宝出现后, 与台湾主打服装、鞋类、箱包的雅虎拍卖、露天拍卖等网购平台形成直接竞争, 抢夺了其市场。目前只有宣称24小时到货以及主打3C产品的岛内电子商务龙头PChome, 暂时和淘宝有市场区隔。

据台湾网劲科技执行长游士逸分析, 目前岛内约有四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的小型卖家是在大陆批货后在台湾地区销售, 而淘宝网同时允许大量的批发议价, 使得岛内大型批发商通过淘宝网购, 可省下亲自去大陆批货的成本费用。

淘宝网渐渗透到台湾电子商务市场, 种类繁多与价格低廉是吸引岛内买家靠拢的主因, 相同商品硬是比台湾卖家便宜20%至40%, 有时候甚至便宜了一半, 而且种类繁多。

“淘宝网什么都卖!”一位刚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女性上班族表示:学生时期她喜欢买文具, 淘宝网上彩色铅笔十几、二十枝只要新台币十几块钱。上班后她仍旧习惯在淘宝网上购买衣服和手包, 也曾买过连身恐龙装, 台湾一件800元新台币, 淘宝卖400元, 甚至还能买到逼真假肚子的怀孕道具。

以台湾最大的拍卖网站雅虎拍卖为例, 其衣服鞋包类流行商品约238万件, 而淘宝网上仅女装种类就有1亿件, 是雅虎拍卖的42倍。整个淘宝上约有8亿种商品, 700万商家相互竞争, 其中不乏大量中国大陆的代工制造商在网上销售。也就是说, 在这里, 消费者可以越过品牌商、经销商和渠道商, 从世界工厂的源头直接进货。

以在淘宝起家的大陆女装品牌业者“七格格”为例。4年前, 创办人曹青在位于杭州西湖畔的电子商务园区成立了该企业, 直接从生产世界名牌服装的代工厂拿货, 包装后, 用名牌服装十分之一不到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他们所卖的服装从单价人民币300元到1000元, 最贵可达3000元。“七格格”共有17位设计师, 每周推出30款新品, 每年营销费用大约人民币2000万元, 通过拍微电影, 聘请专属数据分析师分析销售数据, 聘请视觉设计师与公关经理, 邀约新丝路模特比赛冠军拍摄照片放在网站上, 还受邀到上海时装秀发表新品, 去年营收达到人民币6亿元。“七格格”的顾客中就有不少来自台湾。

台湾最大本土社群网站PTT (也称“批踢踢”) 团购版2万多篇文章中, 几乎有三分之二与淘宝网有关, 每天至少有100多个开团倡议, 每团30到50人, 而且几乎都会成团。一年下来, 估计就有100多万人次通过淘宝团购商品。这些隐形大军数量庞大, 都不在淘宝统计范围。许多长期在PTT开团的岛内买家坦承, 自己就是喜欢捡便宜。

另一位喜欢团购的台湾女大学生表示:淘宝网上的即时通讯阿里旺旺让她可直接和卖家沟通, 举凡产品重量、材质、尺寸、颜色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多数卖家还有小帮手24小时在线回答问题。

除了PTT的团购版, 只要在台湾各大拍卖网站输入“淘宝”两个字, 都能找到上千条代购信息, 而这种代购团集客力量惊人, 一次动辄30至50件, 可以说是应淘宝网而生的另类地下经济, 买家能省下运费, 代买者能赚取汇差。

据淘宝公布, 台湾买家平均每人支付的金额, 有20%到30%都超过新台币4000元。其背后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都属于集体团购, 或者是台湾商家大批下单后, 再拿到岛内网站或商铺门市、路边摊转卖, 获取利润。

2006年起就与淘宝合作的台湾网劲科技执行长游士逸认为, 目前台湾有四分之一的网上卖家, 其商品来自淘宝网。而去年刚刚推出淘宝代购业务的台湾网站My Day负责主管王胜弘估算, 他们60%的客户都是批发商, 其中新竹以南地区的客户占了代购人数一半, 且多是批发女装和手机机壳。

根据台湾民进党“立委”许添财推算, 2012年至少有价值460亿元新台币的大陆商品通过淘宝网到达台湾百姓手上。如果是从实体商店购买的话, 按营业税5%计算, 就能给台当局增加23亿元新台币的税收, 相当于台湾税务部门全年可征收营业税 (1800亿元新台币) 的1.2%, 这也引发了台当局是否应向淘宝征收营业税的激烈辩论。

然而, 由于淘宝并未在台湾设立固定营业场所 (目前仅以母公司阿里巴巴在台湾分公司的办公室为据点) , 且网上商家也大都没有实体门店, 全部交易都在网上进行, 让税务人员不知找谁去征收,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利用淘宝进军大陆市场

台湾网民和商家通过淘宝这个平台, 不光是向大陆买东西, 更多则是希望向大陆消费者推销商品。去年9月, 台湾“经济部商业司”依据淘宝帐户IP地址判断, 推估岛内淘宝卖家约有2000至3000家, 与2006年10月由网劲科技代理淘宝“台湾馆”时仅50到60家商户相比, 增长了50倍。此数字虽然不少, 然而淘汰率也高得惊人, 当年第一批商家能坚持至今的不到20%, 可以想见这个竞争战场的激烈程度。

通过淘宝网, 台湾商家可以直接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有机会与路易威登、普拉达、耐克、百事可乐等国际大企业在淘宝上开设的旗舰店在同一条起跑线竞争。在欧美西方国家, 消费者网购时会到不同的企业网站自行下单, 但唯有在中国大陆, 几乎所有人都习惯先进入淘宝或京东商城等网站查看, 再决定要购买什么品牌的商品。因此, 不管是大品牌还是小品牌的商品, 它们在淘宝上露面的机会都相同。所有人像是被归零后重新开始。只要你学会如何吸引消费者眼球, 不管是多么不出名的品牌商家, 都可能一夜致富。

淘宝的创业家们几乎都是80后甚至90后, 那些在网上帮助商家代管品牌产品销售的总监也都普遍年纪不大, 年收入却可以达到人民币数十万元, 网页设计人员的月薪也都达到人民币上万元, 这对目前台湾就业难的年轻人是不小的诱惑。

要在淘宝胜出, 台湾商家需要什么能力?

以目前台湾最大女包网拍商家PG美人网为例, 该商家是2006年参与淘宝“台湾馆”的首发企业, 第二年就成为淘宝网女包销售第一名。2009年总营收2.7亿元新台币, 大陆与台湾各占一半。但2010年起, 网购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大陆方面冒出越来越多的对手。由于背后有风险投资基金支持, 可以不计任何代价, 甚至赔钱, 用高价把供应商抢走, 再以低30%的价钱销售, 通过大量广告去拼销量。

此外, 淘宝上的广告投入也是不小的成本, 而且连年翻倍上涨, 如今要价已达人民币20万元, 而且只在网页上放8小时, 令PG美人网无法招架。此后, PG美人网逐渐淡出大陆, 重点经营岛内生意, 目前在大陆的销售额只有最高峰时的40%。

总经理庄龙隆感叹:以前做生意是买空卖空, 先在网上挂出样式图片, 有人买, 我再去淘宝买回来交货;现在这样的玩法就不行了, 去大陆, 商品真的要有特色才行, 诚心做生意才可以。另外, 台湾既有购物平台马上要面临很激烈的竞争, 因为淘宝已经杀到了岛内。如今, PG美人网以少量多精致为卖点, 2012年他们在岛内开设了25家实体门店, 总营收3.2亿元新台币, 创下新高。

贴心服务方便台湾商家

在台湾, 影响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另一障碍是第三方支付业务。其实早在2000年, 台湾就出现了与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类似的服务业者。然而2003年起至2005年左右, 由于岛内出现很多预缴费型的消费纠纷, 令台湾“金管会”以防堵网上诈骗与洗钱为名, 开始限制各家银行与此类业者合作。

就这样, 主管机关一声令下, 让台湾网购金流市场就像是被按了暂停键, 顿时失去发展活力。由于严格管制, 台湾消费者与小卖家之间只能采取原始的货到付款或当面交易方式, 几乎回到古代。台湾资策会产业推动与服务处资深研究经理翁堉珊指出:2005年时岛内的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已达到新台币100亿元。这项服务若未被禁止, 台湾网购市场规模可能是现在的3倍到4倍。

当年在扼杀之列的岛内业者绿界科技公司, 如今被游戏公司欧买尬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欧付宝 (All Pay) 并购, 其总经理王建民感慨道:“如果当年不喊停, 搞不好没有支付宝的存在!”

延宕10年, 台湾“金管会”终于在2012年批准放行第三方支付服务。然而, 这次放行也只放了一半, 最关键的储值仍不被允许。例如支付宝有一项内容叫做充值, 这次没花完, 买家可以存起来下次买东西时再用!这是吸引消费者再上门的诱因。而台湾则严禁这类网上金流服务项目, 也因此被岛内业者讥讽为“跛脚的第三方支付”, 丧失了与淘宝竞争的先机。

去年12月3日, 阿里巴巴集团对外宣示, 将加强布局台湾岛内。淘宝网海外业务总监李苋君表示:计划三年后岛内会员人数到达300万, 相当于岛内人口的1/7。这无疑是给台湾电商界下了一道战书。

按照台湾“经济部”预估, 2015年岛内电子商务产业将达到1万亿元新台币的规模, 换算下来, 届时淘宝网的营收将达到新台币300亿元, 等于吃下台湾30%的市场占有率。

如果说, 淘宝网过去几年都在“鸭子划水”, 暗中发力, 那么从现在开始, 它摆明是要大张旗鼓地干一场。

淘宝网的服务如支付宝、阿里旺旺等, 本来是为了解决大陆网络购物存在的信任问题, 没想到, 跨海来台后居然弥补了目前台湾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服务方面的不足, 而且没有出现任何适应不良。

为了更好地服务台湾商家, 淘宝还推出许多贴心服务措施, 如目前正在与岛内各银行洽谈合作, 如A银行同意给首刷满2000元送150元运费的优惠, B银行则是单笔满500元, 回馈刷卡金0.5%。在台湾, 要同银行谈成这些优惠条件, 大概仅PChome有此议价能力。

最近, 台湾市场一再传出“金管会”将开放岛内各银行办理中国大陆银联卡业务, 等同用人民币直接消费, 可以规避汇损问题, 这将对台湾消费者更加有利。

在物流方面, 大陆有关部门也推出新的政策, 让淘宝网降低两岸地域限制, 大陆商品寄至台湾视为境内寄送, 检验通关手续快捷, 1至2天即可送达。这样的速度, 让不少岛内买家赞叹:快得仿佛台湾海峡已不存在!

淘宝还仿照台湾电子商务龙头PChome自建仓储的模式, 计划在岛内数个城市建立自有仓储设施。届时, 淘宝网也能做到PChome现在强调的品质与速度等服务优势。此外, 淘宝网还开放API (应用程序介面) 给物流业者共同开发, 让消费者可在网站上即时跟踪所购买商品的动态, 例如卖家何时出货、货品现在送到了哪里等, 使消费者放心, 这是台湾电子商务平台目前没有的服务。

继去年“光棍节”免运费活动后, 淘宝网又针对台湾消费者推出限量免运费的1212活动、赠送1500元购物金的淘宝达人选拔, 以及圣诞节满200元折50元的行销档期。这些信息通过台湾“脸书 (Facebook) 粉丝团”的传播与分享, 已吸引上万名岛内淘客。

不可否认, 现在台湾已经被大陆的电子商务产业甩在了后面。眼见淘宝网的大爆发, 对照台湾在资金流、资讯流等基础建设方面原地不动的状况, 甚至原有的人才优势也在逐渐失去, 难怪最近从PChome董事长詹宏志到宏碁董事长王振堂都忧心忡忡, 认为岛内电子商务业者的好时光大概只剩下两至三年。

国外如何推动民众创业 篇10

德国:拓展渠道深度帮扶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拥有奔驰、西门子等制造业巨头和中小企业实力雄厚的德国, 为什么没有出现苹果、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究其原因, 三大因素限制了德国人的互联网创业:一是缺乏热情。调查显示, 不到50%的德国人认为创业是个吸引人的想法。二是缺乏资金。小型企业需要投资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德国并没有太多创投资本来源。三是担心失败。德国初创企业联合会 (BVDS) 发布的2014年“德国初创企业监控器” (DSM) 文件显示, 63.3%的创业者认为德国社会对失败的包容度较低。

德国社会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担心会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全面落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并介绍了德国未来发展的10项重要举措。其中一条就是, 资助初创企业。因此, 德国政府决定对2013年之后的天使投资人资助免除征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也在考虑多种可能性, 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渠道。该部拟使用欧洲复兴计划的特别资金、欧洲投资基金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来资助初创企业。此外, 该部还计划在校园里推广创业文化。

10年前开始, 柏林市政府逐渐提高了对创新产业的重视, 如医疗、交通、物流、IT产业、多媒体、能源及光学等等。2014年的DSM报告显示, 德国39%的初创企业集中在柏林, 其次是慕尼黑、莱茵河—鲁尔地区和汉堡;大多数企业从事软件服务 (21%) 、电子商务 (12%) 和移动或互联网消费应用 (11%) 业务;创业者平均年龄为34.9岁, 81%的创业者受过高等教育, 77%的初创企业由团队创立, 团队平均人数为2.3人;约49%的创业者表示, 自己已经创建过不止一个企业。

除了政府支持, 一些新融资方式和新办公方式的出现, 让创业者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例如, “众筹”的融资方式让民众创业成为可能。德国某网站的统计显示, 2014年德国众筹资金增加了870万欧元, 同比增长61%。资助项目1058个, 成功率为62%。

此外, 办公场地也会成为创业者的障碍之一。“共用工作空间”的办公方式提供一种新的解决办法。这种办公方式指的是工作者在共享的办公环境下共同工作, 他们来自不同公司或组织, 大部分是创业者、小型工作团队。柏林有一家名为“水畔大厅”的“共用工作空间”, 坐落在一处城市公园对面。工作室合伙创始人兼总经理黑贝灵告诉记者:“‘共用工作空间’不仅提供优质的硬件办公资源, 如高速互联网、会议室、厨房、咖啡屋以及娱乐设施等, 还提供公共社交平台。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月租之内。目前这里有6家不同的公司一起办公。”“共用工作空间”十分适合创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临时工作小组, 其租金低廉且租用时间灵活自主, 可以选择按天、月或年来计。

英国:重点突破融资便捷

最新数据显示, 2014年英国已经创业和准备在近期内创业的人数占其全国适龄就业人口比重接近五分之一。市场调查发现, 当前雇佣人数在10人以下的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英国私人部门中占90%左右。其中大量创业人员面临的问题集中在资金短缺、管理经验欠缺、市场信息获取困难等方面。

针对这一现象, 英国政府将促进创业政策重点首先置于提供融资便利方面。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创业人群的不同需求, 英国政府也创建了不同的融资便利计划。英国政府针对18岁至24岁的目标人群专门设立了“创业启动贷款计划”, 为青年人提供不超过2.5万英镑、固定利息为6%的贷款支持。针对其他初创企业的资金需求, 英国政府专门设立“商业企业小微贷款项目”, 为能够提供详尽和科学的商业企划书的创业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5万英镑的贷款。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还通过“企业融资担保计划”为商业信用尚未建立的初创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通过“研发拨款计划”向科技领域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商业拓展拨款计划”向处于上升期的初创企业提供人员雇佣方面的资金支持。

英国政府在促进创业方面并不仅仅是提供融资支持, 同时还在技术问题、制造工序、进出口、市场战略、商业创新以及法律事务等方面为创业人员提供支持。针对创业人员尤其是针对青年创业者普遍存在的创业意愿强烈但经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英国政府鼓励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对其进行创业技能培训, 推动其与有经验的创业指导人员开展合作。

此外, 英国投资贸易署和商业技能和创新部合作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初创企业提供包括人员培训、市场咨询、融资促进和出口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建议。与此同时, 为了提升其出口竞争力, 英国投资贸易署在专门为上述企业提供出口保险政策的同时, 还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初创企业参加各类大型海外展会。

法国:鼓励创业提供便利

近年来, 受欧债危机影响, 法国经济始终在低迷徘徊中寻找出路。根据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 2014年法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4%。为此, 法国政府最近两年抛出了多项经济刺激举措, 在这些纾困方案中, 有关鼓励公民进行创业, 大力扶持本土中小企业的政策不仅得到了法国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也使法国政府看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

据统计, 目前最受法国创业者欢迎的领域包括网络产业、餐饮行业、美容业、环保概念产业以及信息咨询服务。在法国, 企业组织形式大致分为5种:个人公司、合伙公司、集体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年初, 法国一项关于投资热情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53%的受访者倾向于独自创立公司, 同时有四成的年轻人表示“正在计划创业”。

法国经济部的官员认为, 对政府而言, 鼓励公民自主创业所能带来最直观的好处便是有效降低社会失业率, 进而减轻国家财政支出压力, 降低社会公共风险。法国就业指导网站APCE在其最新发布的信息中显示, 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的3个月内, 法国登记在册的新生企业数目为178780家。同时, 在法国创业者群体中, 30岁以下人群数量占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80后”、“90后”正在成为法国创业大军中的新兴力量。大量私人公司的开办有效缓解了法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法国劳工部最近一次公布的失业人口数量统计中, 今年1月法国城市完全失业率环比降低0.5%, 减少了1.91万人。

在具体扶持措施方面, 除了精细化的创业之初的帮扶措施外, 法国还尤为注重创业者在实现运营后的“路怎么走”。其政府内部各个部门采取通力合作, 利用政府平台帮助私人创业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则更令人印象深刻。记者近日参加法国外交部主办的第一届法国中小企业国际论坛时发现, 庞大的会场座无虚席, 参加者多为来自法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主。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告诉记者, 他来参加论坛就是想学习一下政府给予这些中小企业的一些国际化建议。法国外贸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菲克尔表示, 举办该论坛旨在帮助缺乏海外运营经验的中小企业主更好地走出国门, 增强法国中小企业的海外竞争力。

虽然法国政府为扶持创业者在诸多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法国创业者依然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在法国, 即使依靠政府或银行等机构发放的贷款, 也有不少创业者很难度过创业之初的“烧钱”阶段。由于法国的整体征税基准高于多数欧洲国家, 因此即使享有优惠政策, 也有不少创业者为相对沉重的税负所苦恼。此外, 也有部分法国的创业者抱怨法国的市场体系较之美国“缺乏了宽容度”:“在美国, 创业者失败了可以较为从容地汲取失败经验, 从头再来;在法国, 一旦失败便很难东山再起, 来自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使得法国创业者背负的负担更重。”但即便如此, 仍然有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在毕业后选择走上创业的道路。

瑞士:营造氛围扶持有力

民众创业精神在瑞士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且受到大力鼓励和支持。特别是近年来, 在作为高科技及医学中心的瑞士, 民众创业就像春天里的雪绒花一样迅速成长, 并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

在瑞士联邦政府看来, 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创业提供最佳环境, 是确保本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瑞士联邦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其口号是“将科学导入市场”, 旨在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让提供支持, 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快速而有效地从实验室引入市场。该委员会实行“低层决策”的原则, 即以遵从私人部门意见为主, 指导为辅。对于主营业务是生产、贸易或服务性的初创企业, 瑞士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提供多种优惠税收计划。

目前, 由研发引导的创业潮流正在瑞士全国蔓延。对于大学教师而言, 创业帮助无时无处不在。不论是瑞士联邦政府、有着学校背景的扶植计划, 还是私人借贷服务, 都为之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瑞士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的资金通常不是直接拨给企业, 而是给那些与企业进行合作的高校,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产学结合。民间的资金也对来自高校的创业项目青睐有加。或许是出于瑞士人传统的规避风险的心理, 来自于瑞士顶级高校, 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或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创业项目更容易获得民间资金的支持。

在瑞士, 有三分之二的青年人在中学毕业后进入职业培训学校。如今, 职业培训学校的学生也正成为瑞士民众创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很多人在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学习如何组建一家企业。瑞士青年企业组织专门为这些学生创业提供指导和帮助。瑞士每年还举办“创业计划竞赛”, 从中挑选优秀的人才, 以奖金的形式为其创业提供起步资金。十几年来, 在“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奖的青年人不少都已经成为瑞士成功的企业家。

在有些国家, 创业者需要为获得种子资金而四处奔走。但是在瑞士, 有大批机构可以为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有些甚至是真正免费的。比如说, 瑞士有着大量的州立银行, 由于同瑞士政府签署有合作协议, 它们在实际运作中就像是地区性的风险投资基金, 喜欢为有想法的企业家们甚至是那些支持创业的种子基金提供资金支持。

瑞士Dominik Wensauer机构从2004年开始对初创企业进行跟踪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 由于瑞士的创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其创业项目的增长曲线也表现亮丽。该机构表示, 在瑞士, “初创企业所处的环境相当好, 它们可以获得大量帮助。如果企业想获得帮助, 那就一定能够获得。”

日本:铺路搭桥多重保障

上世纪80年代, 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大量投资和批量生产的重化工业逐步退出经济舞台的中心, 取而代之的是需要细微服务和个人创意的第三产业和为制造业服务的各种行业, 如软件开发、创意设计、咨询服务、动漫等。所以, 产业转型为日本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活力, 不断培育新的产业、出现新的市场。因此, 针对创业企业的困难, 日本政府分阶段建成并完善了“安全网”。这个“网”由四部分组成, 一是法律保障。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多个相关法律, 保证创业企业的相关权益, 以便于创业企业利用法律的武器打入市场。二是在金融、税收和信用担保方面提供支持。日本政府不仅通过国家银行向创业企业提供低息贷款, 而且还设立了专项基金, 对符合审查标准的企业予以非常优惠的资金支持, 并在一定时期对创业企业实行减免税政策。政府的信用担保机构还为创业企业提供一定范围的担保, 以便于这些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三是培训教育。日本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 聘请专家为创业者讲授开办企业所需的知识、可能面临的风险、如何将技术或创意转变为有效益的商品等。四是为创业企业打入市场铺路搭桥。日本政府近年来多次缓和以至于取消部分行政限制, 鼓励新兴的创业企业进入已经成型的市场, 打破市场垄断。最近, 日本政府又研究设立“特区”, 对创业企业和后进入市场的企业实行特殊政策。在日本政府“安全网”的支持和扶植下, 日本的创业企业成功率较高, 许多企业已经在市场上有了一定名气。

建筑与民众同在 篇11

展览揭幕后便传出了各种声音，尤其是专业范围——建筑圈，讨伐声一片，他们大多对不能认同本届双年展的策展理念，原本期望在业内形成一种团结、包容的氛围而将那些全面自我扩张的明星建筑精英排除在本届双年展之外的做法，换来的是“空洞、枉费气力、令人疲惫、单调乏味”的评价。没有从建筑行业内部提出有建设性的主题也是本届双年展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

不过跳脱出建筑圈，亲民路线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相反更具现实意义。获得金狮奖最佳国家馆的日本馆展现的就是一个应对海啸和地震带来的危机的建筑方案，立足于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也不失为好的设计。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非正式垂直社区的探讨项目荣获了今年金狮奖的最佳项目，展览现场犹如一个委内瑞拉风格的餐厅，来访者可以在这里喝酒吃饭，体味这个社区中的人和事——在这个展馆的墙壁上布满了生活在该社区的人们的照片和故事。

2010年12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北部其他3个州遭到暴雨袭击并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导致多人丧生，上千栋房屋被毁，灾难使得至少14万穷人无家可归。本届双年展上，委内瑞拉馆关于现有的城市和渴望的城市的讨论正是由这场灾难所引发的。

委内瑞拉馆共占据了两个展厅，在展览呈现方面，策展人通过各种资源、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以草图、图形以及彩色笔记呈现出来，以唤起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住所是一个家庭的核心，是人类的庇护所。

在主展厅，设计师Domenico Silvestro所突出的是“可能的城市”，普通民众可以基于自己内心的期望来打造城市。走进该展厅，观众便会被大大小小的图像所吸引，这也正是设计师的用意所在，“这些图像存在的目的不在于设置新城市的或未来城市的形象，而是通过这些片段的、直观的色彩的运用，来吸引每一个观众，激发他们去建立自己愿景的城市，这也是我想要的。”在20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委内瑞拉馆以巨幅数字输出照片来呈现首都贫民窟的现状与问题，相对而言，今年的呈现方式显得更可爱。

另外的小展厅则以试听结合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案——María Sojo在2010年的暴雨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在政府的支持下，她有了一个新家。在暴雨过后，总统查韦斯首次动用议会赋予他的“委任立法权”，宣布成立一个抗击洪灾的重建基金，在短短的一年里，为灾民建造了15万处住所，Sojo正是这一切的见证者。

委内瑞拉馆处于花园展区离入口不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大多数人临走之时的必经之地。到访者通常以法国馆、英国馆、德国馆和日本馆开启他们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之旅，抑或先走进主题展区，参观者一般在这些地段耗尽兴奋感后，再怀着无所谓的心情逛逛其他馆，但如果到了下午5：30分，人们就会赶在6点闭馆前匆匆的看上两三个馆结束此次建筑双年展之旅。

发展民生科技惠及广大民众 篇12

马克思指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指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勿庸置疑。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 提到科学技术, 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核反应堆、卫星、火箭、超导材料、航空母舰等高精尖领域。尤其是普通民众认为科技离自己比较远, 那是科研人员的事情。这是由于我国科技工作长期重视尖端技术研究, 忽视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国家经济实力日渐增强。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技工作应由“国计”向“民生”倾斜。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促进社会和谐,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科技事业应以人为本, 要大力发展民生科技, 让科技造福民众、改善百姓生活。

民生科技是和百姓衣、食、住、行、用等密切相关的科技, 是直接造福百姓的科技、离老百姓最近的科技。它包括节能环保、高效农业、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生活娱乐等诸多方面。有专家认为, 对民生科技的理解离不开对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及民生科学的理解。这3种科学不仅在形成的时序上有先后, 在科学规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本质差别。学院科学作为“最纯粹的科学原型”, 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 遵循美国科学家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 形成的是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后学院科学即产业科学, 基本指向是追求财富, 形成的是追求生产力、追求物质财富的价值观。而民生科学是基于人们现实生活需要、追求群体幸福和谐的科学。民生科技是在民生科学基础上融合了相关的技术。3种科学在价值取向方面体现了从追求真理到追求物质财富, 再到追求和谐生活的历史转变。

发展民生科技就是要发展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 并且扩大这些科学技术在各地区、各领域的推广应用。民生科技不一定是最先进的, 但一定是适用的, 能够为广大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科技。科技部部长万钢说过, 让更多的人在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享受到他们最需要的技术, 这就是最酷的技术。当中国农村的孩子能用上价廉实用的电脑时,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酷的技术;当城市大规模使用电动汽车和燃料能源车, 广大市民能呼吸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时,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酷的技术;在中国西部的高寒缺氧地区, 因气候原因还有一大批农牧民吃不上新鲜蔬菜、用不上电, 对他们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就是最酷的技术。

科技工作要把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使科学进步、科技创新在最大范围内惠及广大民众,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我们应该看到, 有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 人们患病后不到医院救治, 而是讲迷信, 请巫婆“驱灾避邪”;有些人冒充“神医”到处行骗, 有些人谎称可以预测未来吉凶祸福;有的地方私挖滥采, 有的地方乱砍乱伐, 有的地方用最原始的工艺方法从事简单粗放的生产, 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有的企业安全防护设施落后, 安全事故频发。这都是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所致。因此, 发展民生科技势在必行。

当前,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民生科技的发展将促进广大民众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在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示的重点技术项目中, 以“民生”二字为落脚点的项目占据一半以上, 表明民生科技在科研领域的份量越来越重。最新的数码电子产品、网络通信设备、汽车电子技术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 围绕民众安全的各种安防监控报警系统、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智能指纹锁等为民众提供了极大方便。航天技术在地质水文灾害监测、气象预报等方面为人民生活、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各种新能源、新材料的普及推广大大提升了企业生产能力, 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

民生科技在满足广大民众生活需求的同时, 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例如, 推广太阳能技术的应用, 在边远地区和海岛应用独立型太阳能发电设备, 在建筑物表面集成太阳能电池;推广半导体照明技术, 在景观照明、道路照明中大量使用LED灯;大幅提升电池储电水平, 使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汽车延长行驶路程;培植净化作用强的树种来净化空气;提升垃圾综合处理水平, 解决占用土地、污染环境的问题;用科技手段追踪食品原产地, 保证食品安全;利用互联网技术, 大力开展远程教育、培训及医疗诊断等;加强卫生保健研究, 为人们提供个性化食谱指南, 避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形成;提高各种家用电器的智能化水平, 实现远程管理;推广应用新型建材, 使民居更加保温节能;利用网络平台提高信息管理水平, 为鲜活农产品打通销路;利用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 加快各地货物流通;利用通信技术解决环境监测及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民生工程宏伟浩大, 民生科技大有作为。

大力发展民生科技, 一要整合各部门和各科研单位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二要国家科技主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转变观念, 以人为本, 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与人民群众最直接的问题作为落脚点, 调整科技工作布局, 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科技的投入;三要优化完善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 支持引导广大科技人才投身民生科技研究, 关注广大农村, 关注落后地区, 重点解决环境污染、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看病难和看病贵、突发自然灾害等问题;四要在加强物质层面的技术研究、应用、推广和援助的同时, 加强精神层面的思想引导, 使民众的思想科学化;五要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深入农村, 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带到最需要的地方;六要加大科普投入力度, 特别是公众科技场馆的系统筹划和科普演示模型的基础建设水平要不断提高, 要面向广大民众全面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