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

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共6篇）

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 篇1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 各种利益关系的分化与矛盾冲突加剧, 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 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不仅反映了现有社会管理体系的疏漏, 同时也警示人们要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方式。如何认识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总体形势, 分析其成因, 把握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规律, 有效预防和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 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课题。鉴于“法治因素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原动力, 而且也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1]我们试图从行政法治的角度, 在剖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成因的基础上, 提出防治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对策建议。

一、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关于何为群体性事件以及农村群体性事件, 我国现行法律均未作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民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 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这种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强调了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同时也指出了群体性事件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性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从中性意义上来使用群体性事件概念, 比如认为它是指由众多人组成的群体所制造或形成的事件。我们也基于中性意义上使用农村群体性事件定义, 认为它是指发生在农村的或者与农民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并非当前社会独有, 实际上它存在于任何社会, 只不过在不同社会, 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

目前,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参与事件的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不仅有众多的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 而且还有那些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群众, 甚至有时还有非农群众及其他人员。一旦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 往往会全家、全族人、全村人卷入。二是涉及的领域广泛。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集体资产的处置以及贪污腐败等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点领域。事件的始发地往往是农村, 但是往往同时存在于城市。三是事件引发原因“更具威胁生存性”。一般而言, 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切身利益遭受到政府威胁侵害而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意见时, 农民不得不以群体性事件方式来引起上级政府的注意和解决。四是行为方式趋向趋于对抗性、暴力化, 往往群体上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围堵党政机关等方式, 甚至采取自杀、自焚、打砸抢烧等极端方式。五是从社会效果看, 一旦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 往往会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 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激化的成因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 从行政法治的角度看, 主要有以下成因。

1.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规范

农村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来看是农民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需求的一种过激行为。农民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其直接或间接根源是政府权力行使不规范。政府权力行使不规范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法规和政策滞后。虽然目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涉及到《治安处罚法》、《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信访条例》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但是, 我国在现有涉及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法规中, 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 尚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的完整体系, 这种法制的缺位使政府行为失去了获得普遍认同的根基。而诸如在农村各地普遍存在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 促生了大量无地又无经济来源的农民, 导致不满情绪。二是政府决策不当。农村许多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往往是由政府错误的行政决策所导致。由于许多决策没有让农民参与、没有进行风险评估, 结果导致一些决策没有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甚至抵触, 比如在“甘肃陇南事件”中, 当地政府若真有搬迁行政中心的意向, 那么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项目, 理应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而不是封闭决策, 结果这种决策成为该事件的导火索。三是行政乱作为、不作为。近年许多农村群体性事件, 其根源可追溯到执法人员野蛮执法、不严格执法或者放弃执法。由于执法不规范, 相对人不守法甚至抗法, 不仅法律实施的效果不佳, 而且引发诸多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中, 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 被指随意动用警力, 群众意见很大, 导致警民关系紧张。

2.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 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不无关系。无论是农民诉求组织, 还是农民利益表达制度, 都存在着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缺陷。比如在云南孟连胶农事件中, 由于广大胶农的合理诉求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结果导致群体性事件。目前, 绝大多数的农民利益表达都是以个人泄愤或小团体的形式自发进行的, 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点, 缺少利益表达的组织依托。在我国, 虽然工人有工会、企业家有企业家协会、作家有作家协会等等, 但是, 农民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群体, 他们既没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 也没有专业化的利益代言人, 甚至没有真正与自己利益基本一致的全国性的行业协会, 这一状况决定了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无效。事实证明, “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团, 或无法通过现存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 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积蓄的不满, 并会通过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2]因此, 当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 无法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表性组织及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农民的利益时, 农村群体性事件便会爆发。与此同时, 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司法权威的现实, 农民仍怀有“拦车陈情告御状, 击鼓鸣冤盼青天”情愫, 遇到官民矛盾纠纷时往往“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 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上级领导的批示上, 而在众多的上访中真正得到领导过问解决的微乎其微, 于是农民往往采取扬言爆炸、自杀等过激方式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结果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无序。而基层政府由于维稳的需要, 往往无原则满足上访人要求, 甚至花钱买平安、不惜采取强制截访、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 进一步恶化了官民关系。

3.基层“官民”关系失范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官本位、权力至上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在基层政府中, 不少官员仍然唯我独尊、高高在上, 无视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甚至动不动对老百姓盛气凌人, 为非作歹, 很容易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 一些基层政府不是平等地与民众交流, 妥善的化解矛盾, 而是动辄命令、强制的做法, 随意动用警察, 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在有些官员看来, 农民低人一等, “农民维权”往往被视为“抗法”, 甚至广大农民被污蔑为“刁民”、“暴民”。一旦出现农民基于利益诉求的偶发性事件, 有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将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多年来我们处理群体性事件时的两个惯用语——‘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少数人操纵’, 也明显体现了将群体性事件刑事化、政治化的重要特征”。[3]在这种群体性事件刑事化、政治化的情形下, 广大农民群众自然会以同样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政府,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由此可见, 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政府官员未能真正以人为本的理念, 未能正确处理官民关系, 角色错位、行为失范, 致使矛盾愈演愈烈,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4.法定救济渠道不畅

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法定救济渠道不畅, 不仅严重影响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引发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指令法院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办, 还规定土地拆迁案件或土地征用案件不许受理、不许立案;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提高“撤诉案件率”, 法院和政府联手动员原告“撤诉”, 软硬兼施, 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由于法定救济渠道难以起到农民权利保障的功能, 政府又违法行政, 侵害农民权益, 如此势必造成官民关系对抗, 引发群体性事件。不仅如此, 目前法院对群体性纠纷的现有审理机制具有的特点是:分别处理模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比例较高、以判决方式结案占主体地位, 此种审理机制导致了群体性纠纷化解上的四个问题与障碍, 即“审判的特殊性质难以消减群体性纠纷冲突的激烈程度”、“简易程序低适用率难以满足处理群体性纠纷的效率要求”、“个案先行难以保证审理质量”、“涉政府因素的存在使得调解比例偏低, 间接影响处理效果”。[4]正是由于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 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公信力不足, 因此, 农民遇到权利救济想到的往往不是提起诉讼维权, 而是走上漫漫信访路, 甚至寻求制度化抗争。

三、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防治对策

笔者在分析了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激化的原因之后, 下面将对症下药, 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防治之策。

1.加强约束公权力的立法, 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

一是要完善对行政权力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 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 在立法内容上, 既要重点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立法问题, 又要考虑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问题, 制定诸如《社会救助法》、《济贫法》等一系列保障农民切身权益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 要修改完善现有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关义务性规定, 增加公民权利保护的完整体系, 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精神, 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群体性事件应对条例》等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在立法方式上, 既要扩大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 创新参与立法方式, 完善立法听证、专家咨询论证以及公开征求意见、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制度, 保证公众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的诉求、合法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又要改革部门起草法律制度, 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法规规章起草工作机制, 完善委托起草和立法机构、专家学者等联合起草的方式, 克服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倾向, 让立法更加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 顺应民心, 反映民意。[5]

二是要加大政府实施法律、法规的力度, 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 要完善地方政府决策制度, 切实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结合起来,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冲突。对与农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意见, 在真正让农民群众充分表达诉求, 充分采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决策方案, 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要依法建立决策风险评估制度, 对于那些涉及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只有经过评估得到大多数农民群众认可的方案才付诸实施, 尽可能减少产生矛盾的隐患。其次, 要严格实施法律、法规。目前, 许多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乱作为、执法不公有关, 也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有关, 不积极化解处置本来并不严重的矛盾和纠纷, 结果引发更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为此, 笔者认为, 要预防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 就要切实推行“透明行政”, 及时公开政府信息, 防止有碍于危机管理的谣言扩散, 保障广大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就要建立健全类似《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执法程序规定, 从程序上规范政府执法行为;就要建立严格的执法责任制度, 对事件处理当中一些行政人员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要进行制裁、追究, 使之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 不敢僭越权力的界限, 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服务。

2.建立农民诉求的组织, 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要有效抑制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就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农民参与、反映农民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鉴于我国不少利益群体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并且发挥了很好的利益表达功能, 我们有必要尽早成立各种类型的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 如农会、农协、农业合作社、农民联盟等等, 以克服农民利益表达的分散化和个体化的弱点, 使农民能够以一个组织整体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有力地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 进而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样,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也应该依照工会法, 成立独立的、完全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组织, 发挥其凝聚群体利益的作用, 以保障他们利益诉求的顺畅。[6]为此, 基层政府应该尽快从政策法规、资金投入、管理方法等方面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 使之承担起代表和维护农村各组织成员不同利益的责任, 从而引导农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防止矛盾激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要正确处理好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村委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组织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和功能, 形成国家、社会组织和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要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 还要慎用信访制度, 健全利益表达平台。鉴于信访制度作为一种人治色彩浓厚、信访功能错位、司法权威消解的制度, 我们需要慎用信访这种行政手段解决包括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社会纠纷。正如有学者所言, 要重新认识信访功能, 严格限制信访范围, 使信访回归到下情上达、了解信息、转交信件的最初定位, 尽可能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 将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剥离至司法救济渠道。[7]只有尽可能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 打破“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局面, 将绝大多数纠纷都纳入司法救济这种高级纠纷解决机制, 才能真正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当然, 信访制度在化解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弱化, 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 实际上, 政府在许多领域可以建立健全农民利益的表达平台, 比如基层政府在规范现有各种利益表达渠道的同时, 还可借助大众传播媒体和现代网络技术等平台来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项, 可组织召开决策听证会制度, 让广大农民理解和认同政府的决策, 从而从根源上防治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

3.理顺地方“官民”关系, 打造官民平权型政府

要有效化解因“官民”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 首先要真正树立官民平等的法治意识, 正确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要让人们特别是官员认识到法治的要义不是官员治民, 而是依法治官。只有把公权力驯服在特定的“牢笼”里, 公权力的界限划定在特定的“疆域”内, 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8]才有可能让公权力行使者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 才有可能真正改善“官民”关系, 切实预防“官民冲突”的产生和加剧。在“权由民所授, 权为民所享”的宪政观念支配下, 我们要建立起新型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真正的“平权型政府”。这种平权型政府意味着在和谐社会环境中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新定位, 表明政府要实现的目标是其与公民关系的平等化, 或者说要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目标。[9]只有政府真正转变角色, 以对等的身份对待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公民, 政府行为才能得到公民的真心拥护, 实现官民和谐。

与传统的压制、管制型政府不同, 官民平权型政府的打造, 需要政府角色和政府行为的双重改变。一是改变传统政府的角色, 实现公私合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 在一个具有积极公民权的社会里, 政府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 公共行政官员将日益扮演一种提供服务的角色——一种调解、中介、申说、裁判的角色。只有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积极性, 各司其职, 协调发展, 合作共治, 才能确保和提高政府的回应性, 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二是重塑政府行为, 增强行为的社会回应性。政府依靠的将不再是管理控制的方法, 取而代之的是促进、当经纪人、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为此, 要建立多元对话沟通机制, 确保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联系的渠道畅通, 通过发挥社区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 对农民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回应, 避免矛盾激化升级。

4.整合现有救济资源, 畅通行政法律救济渠道

农村群体性事件折射出我国目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缺失, 而对群体性事件的积极防治亟需整合现有救济资源, 畅通行政法律救济渠道。一方面, 要整合现有法律制度资源, 充分保障农民群众的权利。首先, 在信访与法定救济渠道之间, 要限制信访在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 集中矫正其不讲程序、缺乏规范、充满恣意的根本弊端, 将信访救济规范和改造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及补充机制, 当然总的方向是要将绝大部分纠纷纳入到诉讼、复议、仲裁等等法定救济渠道之中。其次, 要充分运用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监察、行政仲裁、行政裁决等制度, 并且应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这些制度的重要作用, 从而解决“官民”矛盾、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发生。仅就行政复议而言, 由于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上的偏差等种种不适应等原因, 行政复议制度目前远没有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公民比较普遍存在的对“官官相护”的疑虑也远远没有消除。为此, 必须突出行政复议制度的主导功能, 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行政争议”作为设计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着眼点, 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 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只有充分发挥包括行政复议制度在内的法定救济渠道的作用, 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农村群体性事件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消解。

作为人民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法院的司法审查无疑大有可为, 而且应该成为预防化解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力量。而要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 就要尽快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 尤其是要拓宽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增加诸如团体诉讼类型等新型诉讼类型。譬如, 借助团体诉讼的方式使一些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政行为在初期得到及时纠正,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团体诉讼的方式使民众利益诉求获得妥善处理, 这是对比较传统的由个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一种制度创新, 可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与此同时, 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改变法院“地方化”、“行政化”状况, 从而加强司法独立和权威, 防止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对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一味迁就的做法, 坚决纠正“官官相护”、“权权交易”的行为, 杜绝“结案了事”的不负责任态度。总之, 必须在强化司法功能的基础之上, 增强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吸引广大农民选择法定渠道化解矛盾冲突。只有农民群众充分信任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他们才会走上依法维权的道路, 农民的利益诉求才可在法治框架内得到解决, 农民群体性事件才可能得以预防和化解。

参考文献

(1) 王彩元等.群体性治安事件紧急处置要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2)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 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3) 吴兴民.抗争、表达与秩序重构:论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新思维[J].政法学刊, 2009, (06) .

(4) 陈晓红.群体性纠纷的审理现状及应对方法[J].法律适用, 2010, (08) .

(5) 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J].中国法学, 2012, (02) .

(6) 吴佩芬.群体性事件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J].思想战线, 2010, (04) .

(7) 马怀德.“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N].学习时报, 2010-01-25.

(8)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0, (09) .

(9) 杨海坤.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J].法商研究, 2012, (02) .

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 篇2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阻断机制

中图分类号：F318；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1-0016-06

在过去几年间，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农村和整个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如何正确认识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趋势及其造成的危害，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本文试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及源头性因素分析

转型期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是指与农村或农民有关，但事件发生地点不一定在农村的，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者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经过长时期积淀而积累、激发，由一定数量的公众参与，有一定的组织和目的，采取静坐请愿、群体上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围堵打砸党政机关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严重对峙状态的群体性事件[1]28。自2008年陕西发生府谷事件、2009年凤翔血铅事件以来，陕西农村群体性重大事件呈多发趋势。经网络媒体报道的就有十余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何在，源头究竟在何处？

（一）陕西农村社会正处于改革深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激化这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原因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社会正处于改革深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的整体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及农民群众的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农民群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利益纠纷增多；群众维权意识增强，利益诉求趋同趋众，聚合效应明显。但同时社会转型中新旧社会管理制度转换间出现制度性欠缺，保障农民权益的政治体制和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法治还不够健全，导致觉醒的权利主体找不到行使和救济的通道，往往被逼采用过激的手段表达不满或寻求自我救助。

（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陕西农村群体性重大事件多发的根本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正在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变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伴随着农村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就经济方面而言，因征地搬迁补偿偏低及补偿不到位、林木矿藏产权纠纷、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农村金融组织不规范经营、农村农民之间民事纠纷等引发多起群体性抗争，比如 2010年咸阳市秦都区政府无国家审批文件私自强征强拆双照镇南上召、北上召等村上千亩耕地及宅基地引发当地农民与镇政府严重对抗。而据笔者调查，Z县D村因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征用农民土地每亩2.5万元，山阳县政府在法官庙乡僧道关建设酒店式豪华农家山庄征用农民土地每亩1.8万元，再未给农民任何补偿，也没有为村民办理养老保险[2]。2010年5月，府谷县境内的神府高速公路七标段接连发生两起因讨薪引发的冲突事件，农民工被打伤住院；2011年11月西安培华学院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堵校门。2012年2月14日发生陕西杨凌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怀疑村干部疑私分土地承包款烧毁村支部办公室，直接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3]。就政治方面而言由于村官“贿选”、暗箱操作等导致农民民主权利受到损害。2011年年底村官选举中Z县D村两个候选人一个给村民100元现金外加80元购物券，一个给村民100元外加一袋面粉，选举当天动用了170名警力维持秩序。至于在选举过程中请客送礼、发短信拉票甚至大打出手的村子不在少数，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平公正和正常进行。就生存发展而言，主要是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农民生存，2009年陕西凤翔县因部分儿童血铅超标引发农民冲击企业，而2011年又传出泾阳云阳镇声威水泥厂污染多、噪音大，引发村民不满[4]，凤县温江寺铅锌冶炼企业污染百余名儿童血铅严重超标事件[5]，至于像彬县小章镇坡头庄村因河北中达煤矿挖煤造成地陷房裂，村民有家不能住的现象还有多起[6]。这其中有些虽未造成严重群体性冲突，但都有可能为群体冲突事件发生埋下隐患。

（三）农村基层政府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直接原因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软弱无力，对农村存在和农民中反映的矛盾和问题，不愿管，不敢管，从而导致农民的正常利益无法实现；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干部不给好处不办事，收受贿赂，腐败严重，引发农民不满；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通过正常途径和合法渠道反映问题，久拖不决，使一些原本极小的事情演变发展成群体性大事件；一些地方基层干部胡作为、乱作为，使本来极小的问题激化，引发群体冲突。这时的农民群众极易将矛头指向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往往成为民众冲击的对象和攻击的目标，极易演变成为重大群体性事件。

（四）转型期相关法律制度衔接不上，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制度原因

首先是相关法制不健全，对社会转型期农村新发生的事件处理起来无法可依。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造成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难以找到相关法律作为解决依据[7]。其次是政府部门相互推诿，农村中产生新问题后找不到相关政府负责部门和机构解决，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导致问题积聚，最后爆发冲突；再就是司法不公、执法困难等问题，使农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疑虑，对诉诸法律解决矛盾的信心不足。当法律不能成为农民信赖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时，当打官司的成本高居不下时，当上访闹事能够解决问题而带来示范效应时，农民自然而然会放弃法律来选择集体上访等群体性闹事的方式找政府解决。

（五）农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村官选举或按上级意图或被宗族和金钱操纵， 金钱势力或村霸等进了村委会，这些人只会侵占农民的利益，只顾自己掌权捞钱，对于农民合理诉求不能及时回应，农民寻求上级政府解决问题的努力也被一拖再拖，甚至置之不理。当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多次反映解决不了情况下，就容易成为矛盾爆发点，2012年2月14日杨陵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烧毁村支部办公室事件，此前农民因怀疑村干部私分土地承包款，曾多次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但都未引起重视，直到事件发生，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时，政府才组织多个部门进驻该村联合调查。而与此相联系是，近年来随着农业税及各种乡统筹、村提留的废除， 农民对基层组织的经济依赖减少，基层政府对农民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力严重弱化，而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由于不能依法公平公正调处村民事务，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在农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长此以往，自然就会疏远民心。由于政府公信力严重丧失，基层政权自然难以化解矛盾纠纷，驾驭复杂局面。

（六）基层政府和农民法治意识淡漠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主观原因

首先是基层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当农民提出要求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政府往往不予重视，一拖再拖，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为稳定局面，担心事件闹大累及自身前途，往往不是按相关法律程序来办事，而是以行政手段解决冲突，一味满足处于激愤状态的农民的诉求，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一些农民“集体上访来得快、有人管”、“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民这种群体性行为。其次是一些农民群众法治意识淡漠，法律知识模糊，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善于通过合法途经主张权利，参与民主管理，当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懂得用民主、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缺乏用民主、法律方式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耐心，当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短期内得不到满意的解决的话，头脑发热冲动，产生对立不满情绪，错误认为“法不责众”，搞起群体上访、群体闹事，采取激烈的、甚至违法的手段向政府施压。

二、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的特点、趋势、性质及功能 近年来在陕西农村发生的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尽管在现实中的表现不尽相同的，但大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和趋势：

1.由于偶然突发因素导致，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陕西农村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较小事情引起，而又没有得到相关政府部门领导足够重视，在长期积累后因一些偶然因素突然爆发。

2.由于自身诉求未及时满足，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陕西各地农村发生的群体性重大事件多是因为部分农民群体利益受损害。包括经济政治生存等各方面利益。所以在事件的起初他们往往要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迫切希望获得自己未得的利益，因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性。

3.由于情绪激动失控，具有过程中破坏性。群体性事件中不少群众大多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闹得越大，解决的越快”的思想，因而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往往借机对基层政府各类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进行破坏，借以发泄个人情绪，有的甚至公然袭击处置事件现场的民警，焚烧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砸、打过往行人、阻断交通要道等，借以制造社会混乱，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暴力性。

4.由于农民诉求的多面性，表现方式具有多样性。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轻者主要表现为群众集结上访、静坐、抗议、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发表不实言论等；重者主要表现为游行示威、围堵、围攻党政机关、攻击政府执法人员等；更为甚者是堵塞高速公路、国道，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打、砸、抢、烧等方式。

5.由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事件呈现多发性态势。陕西农村社会转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社会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相互交织、碰撞和叠加，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使得农村群体性事件短期内难以真正根除，仍将保持多发态势。

6.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见识的增长、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事件出现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以往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出于泄愤或者出于经济方面的诉求，并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诉求。但在近年来陕西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既有提高征地搬迁补偿费，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解决环境污染的诉求，也有维护农民合法民主选举权利，惩罚贪官等方面的要求。而随着农民见识的增长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维权，甚至呼吁外界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给予支持与互动和声援，以把事件的规模及影响扩大，从而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正视和重视。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冲突事件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后得不到赔偿和救济时不得已的选择，是农民维权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虽然形式激进，冲突激烈，后果严重，但它的目的不是推翻党和政府，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所以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陕西农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是社会改革深化中各种复杂因素聚合的产物，是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阵痛，它包含着制度创新中社会矛盾合理释放的诸多因子。因而既具有危害社会稳定动摇基层政权的副功能，也可通过释放积聚的不满情绪，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系统中具有一定正面功能。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国农民维权活动中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方法。它的发生向我们社会发出了及时纠偏的警告，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完善制度，那些地方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只有把社会矛盾压力转变为社会进步动力，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发展。

三、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预防处置策略分析 搞清楚了陕西农村近年来发生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原因，需要我们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这就需要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我们认同学界提出的所谓冲突源头阻断，是在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通过疏导积怨、缓和矛盾、化解冲突等方式，把重大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把冲突阻断在爆发之前。所谓冲突源头阻断机制，是指能够把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阻断在爆发之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及其有效的运行机理。所谓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就是针对群体冲突事件形成的一系列因素链和促使事件形成的各要素及时进行果断干预，防止大规模冲突爆发，或者阻止冲突升级扩散[8]。笔者认为构建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应结合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据笔者在新华网省市领导回复民众诉求栏目中看到，陕西农村农民的诉求占了相当一部分，但各地领导对农民诉求回复率并不高。我们觉得农民向各级领导写信反映自己愿望要求，是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只有政府领导及时回应农民诉求，把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农民也决不会没事找事。因此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受理农民诉求，对农民的合理诉求一一回应.同时完善相关制度，为农民说话，给农民代言，在发挥农村人大代表作用的同时，需要改革民间社团管理制度，支持建立农民协会或者种养植业协会等民间社团，让其发挥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使农民自己有制度性代言人；在乡镇企业政府应引导工人组织工会表达农民工声音，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在基层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公共利益表达。运用政府邮箱、政务微博、QQ群、热线电话等多种现代化手段回应农民诉求。

（二）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是一些地方农村做事情做决策没有经过民主程序，领导干部暗箱操作，个别人决策，把农民蒙在鼓里。一旦事情败露，农民知晓了实情，自然极为气愤，导致群体性行动，要求真相。说到底还是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基层民主没有落实。为此，需要切实完善村民选举制度，用法制来阻止惩罚村官选举过程中的一切违法行为。同时借鉴一些地方的有效做法，把村民代表大会做实，就是在村级组织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可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三）构建重大经济项目监督检查机制

近年来，陕西对新农村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包括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陕西省还将投入1 000多亿元实施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279.2万人将告别地质灾害多发和极端贫困缺水的山区。这是陕西统筹城乡发展，创新减贫避灾实施的一项战略性举措，是大好事。但如何保证工程款的合理公开透明使用，这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予以保障。省市县政府应该成立相应机构，对县乡镇和村上使用情况定期检查，进行工程审计，并公布结果。各村也应成立由农民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进行监督，确保国家的钱真正用在新农村建设上，农民自己的钱花得明白。

（四）完善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机制

要充分发挥县乡村组调解组织的作用，组织人员定期深入到村队户和社区对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对一些重大疑难的矛盾纠纷，要做好应急预案，牢牢掌握调处矛盾纠纷的主动权；要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常态化、规范化，确保各类社会矛盾发现得早、化解得好。基层政府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对重大不稳定问题排查进行研判，把大量社会矛盾及时排查出来，化解在基层。建立健全维稳信访调解工作新机制。建立大调解机制和大接访工作机制，综合调处矛盾纠纷，及时发现突发事件的早期征兆，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科学措施，防止危机扩大，防患于未然[9]。

（五）健全基层政府考核机制

必须推进深化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促进政府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突出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维护社会治安、推进合作医疗、村民自治等方面开展工作，重点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领导为指导，变指示为示范，变命令为协调。要提高基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科学执政的能力，改变官僚作风，真正树立公仆意识。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同时要在农村加强对农民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让农民知法守法。要全面建立领导干部综治维稳实绩考核档案，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把社会矛盾化解情况作为评价一个县区、一个部门政法维稳工作好坏的一项硬指标，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在年终考核中的比重。根据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状况进行奖惩。对因没有搞好社会矛盾化解引发不稳定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一票否决”，同时进行责任倒查。

（六）推进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社会转型期，由于农村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的加剧及表面化，再加上国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致使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健康运行。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利益共享机制。首先要加快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培育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新一代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或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营。对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在财税、信贷政策上都应给予相应的支持；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使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经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变身”，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以此吸引村民关注村庄公共事务；更多地关注农村弱势群体，赋予其更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消除公共资源获取和使用过程中的特权现象，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要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他们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各级政府要投入更多地农村民生项目，建设“全方位、多角度、高标准、广覆盖、可持续”的城乡民生保障体系，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9]。

（七）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机制

要以“超前”意识，坚持“抓苗头、抓小事、抓初期”的原则，把抓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难点问题作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着眼点。切实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进一步完善经常性走访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政务微博、QQ群等方式，着力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新平台，不断拓宽民情表达的新平台。及时了解群众各类诉求，及早排查认真分析各种社会纠纷发生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强预控能力，减少群众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健全应急指挥系统，在冲突大规模爆发之前实行预控，平时负责预防工作，组织理论研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法律法规、组织宣传工作、干部培训工作、物资储备、提高技术水平等。一旦发现大规模冲突征兆，常设应急机构立即转为指挥中心，主要领导靠前指挥，迅速果断予以处置。

只要我们构建好处置转型期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就能及早发现农村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民怨、民愤，就能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努力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 薛辉，胡小宁.山阳县天竺山景区屡现——蹊跷的“度假山庄” [N].陕西农村报，20111027（A4）.

[3] 谈春平，张长贵.杨凌干部疑私分土地承包款 村民怒烧村委会[EB/OL].[20120215].大秦网.http：//xian.qq.com/a/20120215/000292.htm.

[4] 泾王军，王琦.一纸“拆迁通知”惹民怨[N].陕西农村报，20111014（A4）.

[5] 白兆东.陕西再曝血铅村 凤县百余孩子血铅严重超标[EB/OL].[20111201].三秦网.http：//www.sanqin.com/article483771.html.

[6] 于忠虎.地下挖煤致村庄地陷房屋开裂 彬县坡头庄村村民有家不能住[N].西安晚报，20111015（8）.

[7] 杨莉芸.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4.

[8] 黄顺康.论构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阻断机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3）：5256.

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 篇3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农村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农村区域内 (村、乡、县) 社会矛盾引发, 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 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从根本上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有关资料及笔者对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跟踪调研,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

1.规模由小趋大。20世纪80年代之前, 农村几乎没有群体性事件, 然而, 近年群体性事件激增, 规模上出现新变化:由几人、十几人或几十人参与的小规模群体事件仍是主体, 但由上百人到几百人参与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 并开始出现由上千人到几千人参与的大规模和由上万人或更多人参与的超大规模的事件, 这对于县级区域的稳定造成的冲击很大。据笔者对中原某县的调查, 2006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5人以上占4%, 10人以上占10%, 20人以上占45%, 上百人的占41%。

2.类型由“纠纷型”趋向“抗争型”。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 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纠纷型”事件。如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的群体性械斗等。但是, 自 80年代中期始, 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 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则日益增多。近年来, 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大都是因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人员的侵犯甚至剥夺引起的集体维权行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色彩日益显著化。

3.组织性由弱变强。过去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因某一具体诱因导致聚众闹事、围攻、哄抢或械斗, 一般没有明显的组织领导者, 也缺乏具体统一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而目前的群体性事件, 一般在事前或事中有较为紧密的组织领导, 具有明显的策划特征。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领导和组织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发群体行为为主的农民自我集体行动。这类行动的组织者一般是事件当事人, 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 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另一类是通过正式组织及其领导出现的农民集体行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是正式组织的成员, 他们强调并坚持以合法的组织途径解决问题, 国家的法律、党的政策是这些事件整个行动的基本根据或行动规范, 具有“遵纪守法”的性质。

4.诱发因素由单一趋向多元。过去, 农村群体性事件因山林权属纠纷或宗族、房族矛盾诱发居多。而现在, 主要的是村民选举、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因素诱发见多。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已成为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诱因。农村环境冲突在中国并非新的现象。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 进入80年代逐渐增加, 到了90年代则呈现出剧烈爆发的态势。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根据恩格斯的“合力理论”, 任何事情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也是有多种诱因。

1.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是直接原因

社会情绪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村社会对立情绪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 但主要是基层干部自身的问题较多, 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作风、政策水平不高等。表现在:一是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有的村干部虽然生活在农村, 工作在农村, 却很少到群众中去, 对群众想什么, 做什么, 有什么困难, 根本胸中无数。所以做出的决策很难符合大多群众的意愿, 很难得到大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的村干部对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理不睬, 不做沟通解释工作, 而是简单地生硬地对待群众,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使干群间产生了隔阂, 有的村干部在推行有关政策规定时, 不是耐心地做教育引导工作, 而是靠行政命令压服, 造成群众不买帐。有的村干部摆不正位置, 总以救世主自居, 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群众的幸福生活, 不能主动地去联系群众, 造成干群关系疏远。二是不讲民主, 不接受群众监督。有的村干部民主意识差, 在班子内部不听取成员意见, 个人说了算, 本该由集体讨论商定的事。却个人主观臆断, 盲目决策。在决定大事要事时, 不执行民主决策程序, 要么不与群众商量, 要么减少环节, 降低要求, 要么不反映事实的真相, 不深入调研论证, 使决策缺少群众基础, 缺乏科学依据, 最终给集体造成损失。有的村干部不向群众公开村务, 重点建设工程不招投标, 造成群众反感和猜疑。三是管理混乱, 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有的村干部管理能力差, 不能为群众当家理财, 不能管好职责范围内的人和事。有的干部工作随意性强。做事没章法, 口袋政策多, 口头协议多, 有的即使有协议也不完善, 权利义务不明确, 造成村务管理混乱。如鱼池承包、土地租赁、财务管理等问题都有漏洞, 使少数人随意侵占集体资产, 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 群众与群众之间, 村与村之间纠纷不断。有的村干部不敢抓, 不敢管, 控制能力差,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和事迁就纵容, 造成多数群众不满意, 留下许多隐患。四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不抓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村干部只顾经济工作, 不问党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导致一些村民民主法制意识淡薄, 思想观念混乱, 造成不安定隐患。总之, 民主管理不规范使农民民主权利丧失,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话语权, 无法共享共有社区资源。利益的失衡和长期积压的矛盾冲突无法通过制度化途径在村庄和社区内部得到化解, 就很可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

2.农村利益冲突加剧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占用土地补偿费用和村企矛盾问题。首先是占用土地补偿费用问题。近年来城市迅速向郊区农村扩展, 开发区、工业园区逐步扩大, 新建、扩建道路迅猛增加, 占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尽管各级党政机关和村级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补偿措施, 但是涉及大量的占地补偿费用问题仍然特别突出。由于目前国家缺乏统一的土地补偿标准, 各地对占地费用的补偿标准、补偿期限以及补偿费用管理缺乏严格、具体的规定, 经常出现占地补偿资金不能完全及时到位, 补偿标准差距较大, 导致被补偿农民互相攀比;或是农民对村里的大量补偿款的使用和管理不满意。这些都极易导致农民与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发生纠纷和冲突。同时《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地30年不变, 而大多数村庄的机动地早已用光, 失地农民失去收入和生存的来源, 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次是村企矛盾问题。由于用水、用电、地面塌陷、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这些工矿企业与周边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历史原因, 村民靠矿吃矿靠厂吃厂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总是要求厂矿在赔偿损失之外免费提供用水、用电。而厂矿一方经过经济转轨, 思想观念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认为任何赔偿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来执行, 不愿支付超出规定的赔偿要求。结果往往导致村企矛盾突出, 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

3.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是重要原因

社会转型中产生矛盾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 关键是农民能否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反映意愿和化解矛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增多, 就是由于农民合理利益受到损害、各种矛盾长期积聚, 又缺乏制度化表达或对正式表达缺乏信心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主要表现在“三难”:一是村民自治选举难。村级换届选举中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基层并不少见, 情况也比较复杂, 选举不公正、宗族势力介入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据调查, 目前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在某些村时有发生, 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村民选举中的贿选问题都是只有原则性的规定, 在现实中很难认定和操作;有的村由于某些干部的贿选和不正当干预村民选举, 村民无法实行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正常的村民自治, 有的村在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操纵下选举, 导致选举结果不合民意民愿, 自然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告状难。向司法机关起诉, 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后防线, 是依法处理矛盾冲突的重要办法。然而, 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告状很难, 尤其是民告官更难。正是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 农民在合法的渠道内解决不了问题, 一部分农民就寻找不合法的渠道, 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解决问题。三是农民反映问题难。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干部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求或批评, 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可是一些政府机关和组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严重, 使农民难以接触, 有的甚至打击反映问题的农民。

4.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原因

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 已是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问题。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一般多采取间接插手的方式。他们或是策略支持, 经济资助;或是寻找借口, 法律援助;或是恶意炒作, 造谣惑众;或是征集签名, 施加压力;或煽动闹事, 扩大事态;或是鼓励抗争, 长期对抗。2005 年, 在广东省发生的汕尾“红海湾事件”、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就是典型例子。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本是个别的普通群众纠纷事件, 但随着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敌对分子, 包括国内一些所谓民间维权人士的插手, 通过境内外媒体的大肆炒作, 使事件不断复杂化, 最终演变为具有政治目的、影响海内外的事件。汕尾“红海湾事件”发生后,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也造谣, 称数千名武警至少枪杀 20名村民。一些人组织发动网上签名活动, 向党和政府施压。诸如此类的造谣煽动活动, 成为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和放大器。

5.群众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这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实施村民自治以来, 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 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 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对于如何利用法律、法规来合理解决政策处理问题或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不够。他们认为一般搞搞没关系, 政府拿他们不得, 以致于有的人走上了犯罪道路还不知道。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 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 能较快解决问题, 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三、正确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新思维

针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我们必须大胆解放思想, 转换思维, 用创新性举措正确治理, 为和谐平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1.更新观念、转变思维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 并非中国独有, 也决非仅限于当代。历史上自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群体性冲突, 之后一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到今天, 将来也还会继续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群体性冲突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 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 冲突最基础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 然后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 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上的冲突。冲突产生于矛盾, 矛盾引起冲突。当前我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转型期农村地区各种矛盾交织的反映, 从本质上讲, 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是弱势群体的农民利益诉求的集中表现。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包含合理成分, 他们采取的上访、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 虽然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冲击, 但这些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群体性事件中农民无非是在行使这一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说, 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意味着社会在趋于常态, 以及权利时代和法治社会正在来临。所以, 我们要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首先必须更新观念, 学习接受法治的观念, 逐渐适应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此外, 根据辨证唯物观,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群体性事件有其消极性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比如, 可以有助于农民群体群际关系的整合, 巩固农民群体内的凝聚力和整合度, 也可以以压力的形式迫使领导者反思, 从而不断改进思维方式, 提高执政能力, 促进矛盾的解决, 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对待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科学态度, 也是正确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础

从工作实践看, 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而且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减少出现反复的后遗症。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来治理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它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虽然形式上“软”, 但比起动用警力来效果要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不仅规范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 也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 将法律知识寓教于宣传教育之中, 可以依照法律找出每个参与者行为的合法性和违法性, 发现每个参与者的合理要求和无理要求, 合法、合理的要求应予尽力解决;违法、无理的要求通过对照法律一目了然, 使群众口服心服。同时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时也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 树立起依法行政的风尚, 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二, 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化, 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 提高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利能力。从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 一些源于少数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处理问题不当或不能依法办事, 而一些群众的法制观念也不强, 一旦发生矛盾, 就很容易引发群体冲突。所以, 法制宣传教育是治本之策。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既可以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又可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 还可以使广大群众明白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三条, 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具体而言,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 把公民的权利义务告诉群众, 把即将办的事情告诉群众, 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不因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 从而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 提高了群众分清是非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完善控制体系是关键

(1) 完善预警机制,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建立多层次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系统, 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 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 信息来源多样化, 上下联系一体化, 分析信息专业化, 综合反馈网络化。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二是建立完备的预测系统, 对社会稳定形势状态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势进行宏观和微观预测, 为决策机关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驾驭社会治安局势;三是健全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防范重心下移;四是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防范网络; (2) 健全以社会自组织为主体的消融机制, 真正使社会自组织成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应大力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首先, 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农会与农民工协会, 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发挥凝聚群体利益的作用。其次, 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国中介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 不仅可以凭借其处于一线、贴近民众的优势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 让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声音, 而且能够依靠其与政府机构的特殊关系表达和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 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社会功能; (3) 建立超前联动排查调处矛盾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 准确排查。就是排查工作要主动开展, 并深入到基层面对面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 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的疾苦, 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发现, 早掌握, 及时化解。二是对原来交办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上新出现的突出问题, 定期再进行交办查办, 使这项工作经常化。三是在处理矛盾时要妥善彻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作用, 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 防止矛盾激化。四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 要针对不同的特点, 认真剖析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妥善加以解决。 (4) 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 建立起统一领导、部门协调, 统筹兼顾、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加以解决。当前可考虑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及时解决疑难矛盾纠纷。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在镇乡、街道整合综治、公安、司法行政 (调解) 、信访、劳动等部门的职能, 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按照主体不变、职能整合、联动运作、化解矛盾、方便人民、维护稳定的要求, 理顺和完善以综治牵头协调, 信访接待归类, 司法依法调解, 部门各负其责, 归口处理的联访、联调、联动运作机制,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分析和预测纠纷形势和特点, 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报告重大社情和难点、热点问题, 受理重大复杂疑难纠纷, 组织实施调解。并组织处理辖区群众来信来访, 努力预防和控制集体上访、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等重大信访事件的发生, 维护本辖区的稳定。在组建联调联动服务中心过程中, 党委政府要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不能只流于发一个文件的形式, 要切实解决专门办场所和工作人员, 以真正发挥其作用; (5) 是建立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

4.改革和发展是根本

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相适应。这既有体制转轨的影响, 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多方面需要的因素。因此, 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历史经验表明, 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 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群体性事件。要通过改革, 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始终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是正确处理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当前最关键的举措是健全基层民主管理体制, 完善基层自治功能, 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当前需要建立四个机制:一是知情机制。一方面, 群众能够了解真实情况。集体资产是联系村民的重要纽带, 村民非常关注集体资产的使用状况, 要将村镇规划和建设项目、土地征用及补偿、宅基地和山地流转、债权债务、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等及时在公开栏公开;另一方面, 村干部要对村情具有敏感度, 要收集社情民意, 变村民的“上访”为干部的“下访”, 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 及早发现, 及早解决。二是决策机制。村民参与决策是村民参与谈判和规划自己未来的利益整合过程。要在村务管理中建立民主议事协商制度、民主听证和票决制。对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工程项目资金筹集、招投标方案、上级下拨的补助经费、年度工作计划等, 在决策前必须进行公示并组织民主听证, 提请全体村民公开票决, 真正体现“自治”理念。三是参与机制。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 这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国际经验表明, 参与机制能够为穷人和受社会排斥的阶层提供表达意见的权利。民主是社会有序参与的重要保证, 应努力提高村民的参政意识与参政水平, 提高农村的自我组织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四是监督机制。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党支部是领导核心, 村委会是管理和决策的执行机构, 村民代表会议是决策机构。对村委会事务的监督, 要发挥党组织作用, 形成群众监督、村委会自我监督、上级组织监督的完整体制。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基层自治组织的完善。村委会是社会的自治组织, 维护社会公益, 提供公共服务, 表达公众利益,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 离群众最近, 是政府调控农村社会的重要“触角”。如果村委会的功能和机制发挥得好, 在农民中培养了归宿感和认同感, 一旦群众有矛盾纠纷, 通过村委会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以获得政府帮助, 将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化渠道消灭在萌芽状态,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得到有效控制。这四大机制的建立也就有效地保证了弱势农民的权利均衡、利益沟通和利益表达, 为消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该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2008年社科规划项目前期成果。

摘要：近年来, 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阶段性多发态势, 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制约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构建最突出的问题。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构建和谐平安新农村, 就必须抓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 采取教育、控制、改革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创新性举措进行正确治理。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正确治理,和谐新农村

参考文献

[1]董清民.群体冲突及其预警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5.

[2]胡关禄, 林雄业.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之研究 篇4

关键词：突发事件,冲突,疏导

一、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动因与分析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形式有:静坐、请愿、游行示威、械斗、聚众阻塞交通、围攻基层干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阻挠建设工程等, 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干部管理违规导致农民负担过重

改革开放以来, 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 农村的变革先快后慢, 曾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领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但随后的全面改革步伐却逐步落后于城镇, 由于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以及历史的、自然条件的、农民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社会规模最大的贫困人群, 而且城乡差别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 某些地方的政府及其领导干部, 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规管理, 从多个方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激化了原有的矛盾。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的“三乱”现象, 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三乱”现象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

2、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

这类矛盾主要发生在城市郊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村庄逐步纳入城市发展的规划当中, 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卷入到城市高速扩展的过程中。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征地补偿中农民所获得比例太低。有资料显示, 土地收益分配中农民只得5%-10%, 村集体得25%-30%, 政府有关部门得60%—70%。二是失地农民身份转换后未能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一些地区己陆续出台了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险等制度, 但由于多种原因, 制度功能并未充分发挥, 多数失地农民未能进入社会保障安全网。三是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当前, 原城市居民就业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失地农民因其教育背景、知识技能、综合素质等原因, 找工作自然更加困难。四是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该问题突出表现为三点:其一, 房屋拆迁补偿太低;其二, 安置房规划滞后大大增加了农民在外过渡时间的生活成本;其三, 安置房质量差、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 严重影响了拆迁居民的生活。不少地区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问题造成村民经济利益的严重损失, 未来生活没有保障, 由此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 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直接诱因。

3、外欠农民款久拖不还

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农民生活总体上是比较贫困的, 一旦劳动所得遭遇拖欠, 很可能产生农业再生产无法进行、病人无钱治病、孩子辍学等严重后果。长期以来总有些地区在高速公路建设、河渠改造等工程中长期拖欠占地补偿费, 由于拖欠时间长, 时间跨度大, 解决难度较大, 农民反映强烈, 经常酝酿大规模到省、市的集体上访:有些地方的农产品经营单位长期拖欠农民出售农产品的应得款, 使农民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其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农民认为上访讨回欠款是唯一的出路;此外, 拖欠最严重的特殊行业, 如在建筑企业发包、承包、转包、分包等整个链条中, 常出现工程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情况, 这是最为突出的现象。

4、农村资源争夺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 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对土地、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又极高, 长期以来由于这些自然资源的归属和使用问题引起的农村群体性械斗在许多地方经常发生, 地方政府往往很难解决。在我国, 由于人多地少一直比较突出, 新一轮农村联产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 各地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理解不统一, 有些地方机械地理解为土地承包后三十年固定不变, 而人口则是动态的, 对于人口增长比较多的农村, 为了生存, 势必采取过激行动要求重新按人口分配土地等等, 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同时, 我国也是水资源溃乏的国家, 尤其在贫水区, 水量的分配与争夺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据水利部不完全统计, 2001年至2005年, 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4万余起。因争夺土地、山林、水等稀缺资源而引发的冲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5、某些领导干部的不作为、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与腐败行为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农民因某种问题或某个矛盾事件向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方式, 有这样“三步曲”的特征:一般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 如派代表上访, 无效后, 才会选择“逼迫式”方式, 如大规模的、情绪激烈的集体上访, 甚至集体围攻基层组织, 还无效, 则有可能实施“敌视性”行动, 如暴力围攻、武力抗争等。这一过程中, 之所以会发展到第二步、第三步, 大部分情况是上级党政组织中有关领导对农民要求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 或拖延敷

“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家乡, 并由长辈、亲戚、朋友或邻居等代为照看, 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儿童[1]。这一现象有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父母为什么要外出打工, 二是儿童为什么不能随父母进城而要留守家乡。第一是因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啊呢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 进而不得不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第二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

在、户籍的影响、高昂的借读费用等原因使儿童只能留守在家乡。

一、研究对象

主要以赣南地区部分农村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大心理系周步成等人修订的《心理健

衍不解决, 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有些则故意偏袒维护一方的利益, 致使矛盾激化。

二、当前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出现以及在新时期下出现的新特点, 已经引起了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当前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路和措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理念层面上, 没有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积极效应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 是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危机, 也是社会发展所必然要付出的社会代价。现实工作和研究中, 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消极影响方面关注过多, 只是看到了由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的现实混乱和造成的一时损失, 而对其积极意义方面认识不足, 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到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 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对中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引导性的积极策略研究较少, 而从缓解现实危机的角度进行疏导性的被动策略研究较多, 影响了制定和选用现实处置策略时长期效应的考虑, 使得处置工作的水平长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上, 难以产生长远效应, 没有合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 造成行政成本的浪费, 与建设节约型的国家理念不符。

2、手段层面上, 消极压制偏多, 积极疏导不够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一些机关往往消极应对, 不召开新闻发布会, 不组织人员沟通, 不进行下面接触。这样的“三不”政策尤其难以适应信息传播网络化、即时化的今天。这种捂盖子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其实, 危机处理的核心在于沟通, 对媒体关系的沟通, 对直接利益冲突者群体的沟通, 是解决问题、化解冲突的真正途径。通过积极地疏导沟通, 获得对事件根源的认识, 可以对工作形成实际指导意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会造成在研究成果和处置对策方面, 战术性的内容较多但理论性差:长效机制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且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 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长期处于涣散和缺乏组织的境地, 长期处于防不胜防, 穷于应对的被动局面。

3、机制层面上, 事前预防不利, 事后应对缓慢

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 篇5

近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全国环境质量总体呈好转趋势的同时,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严峻,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增多。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地区已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因此进行防范和疏导成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研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景、产生原因和治理对策,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全面目标。

1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各种历史、现实的原因,目前农村环境形势呈现出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加剧等特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正日渐凸显,如农村集聚化引发的环境问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生态问题、乡村旅游带来的新挑战等。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新老问题呈现出叠加和复合效应。

由于污染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环保纠纷已成为继征地、拆迁之后又一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因为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环境维权问题已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从图1和图2可见[2],在我国的环境形势处于“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污染直接经济损失和污染事故赔款、罚款总额呈增加趋势。多年来,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热点问题,地区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整体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呈上升态势,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才可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注:资料来源于1995—2006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www.sepa.gov.cn/,下同。

2 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

在全国环境形势总体严峻的背景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浙江农村的情况较为典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2年建设“绿色浙江”被确定为该省的战略目标,但是仍发生了多起因环境问题造成的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的4个月中,在浙江省的中部和西北部连续发生了3起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当地和全国都造成了很大反响,这些事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值得认真分析和深入反思[3,4,5,6]。

东阳画水镇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4月10日,东阳市政府出动百余台车辆和千余名警察到画水镇拆除当地农民为抵制污染而搭建多日的占道竹棚,守候竹棚的老农燃放鞭炮示警,四方民众两万多人迅速聚集,将拆除人员围堵于当地的一所学校。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多辆汽车被毁,学校为此停课。东阳依山傍水,素有“歌山画水”的美誉,画水镇的污染始于世纪之交“竹溪工业园”的兴建,陆续有13家化工企业进驻。自2001年起,园区3km2范围之内在空中弥漫的废气使村民们呼吸困难,学校师生被迫关闭门窗上课;蔬菜难以生长,水稻减产,果树只开花不结果,大片水杉和苗木死亡。同时,污水直接排放使画溪水在2002年成了劣Ⅴ类水质,鱼虾绝迹。下游的黄山村因污水不能灌溉田地,20hm2以上良田只能靠天吃饭,3座水泵房业已报废。2003年夏天大旱,守着污水的黄山村民因无水灌溉而绝收。自此“山不再青,水不再美,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生长”,酿成了后来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和抗争。

新昌逾万名农民抗议药厂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7月15日,在新昌和嵊州的交界地带围绕当地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厂的环境污染问题,新昌江下游的嵊州农民与京新药业、新昌警方之间发生了延续多日的冲突。数百村民聚集在工厂门前,并与保安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在“八山半水半分田”的新昌,作为生命之河的新昌江在20世纪就成了没有活物的“死亡之河”。据下游的嵊州市环保局监测,新昌江的入境水质1996年为Ⅱ类,从当年新昌大规模建立化工企业开始迅速恶化,1997年降为Ⅳ类,1998年为Ⅴ类,1999年以后则是劣Ⅴ类。在新昌江抽取的水样中,检验出的有机化合物达22种,鱼虾绝迹。在京新药业原料厂附近,工厂投产不久后多个村庄的井水无法饮用,靠近沟渠的水稻被熏死,稻米无人敢吃,田螺、青蛙甚至生命力极强的蚂蟥逐渐绝迹;工厂排放的气体让村民苦不堪言,一些村民产生了“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的想法。污染后工厂附近的村民疾病频发,黄泥桥村35—45岁的人中患肝病者高达50%,杭州一些大医院收治的癌症患者多来自新昌和嵊州两地。

长兴县煤山镇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8月20日,在浙江西北部号称“蓄电池之乡”的长兴县煤山镇多个村庄的农民围堵当地的浙江天能电源有限公司,数千群众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两辆警车被毁。在此前的6月26日,由于附近村庄的200名儿童铅中毒被认为系天能公司的污染所致,当地600多村民闯入该厂,要求工厂停产或搬迁,双方对峙5天,造成至少数人受伤,最后在地方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才暂时平息。长兴县污染状况的恶化始于蓄电池行业急速扩张的2003年,在紧靠工厂的村庄,村民喂养的蚕大量死亡,蚕丝产量下降了1/2。林城镇,大量污水导致河里的鱼变成“大头怪鱼”,并逐渐死完;当地的养鸭大户鸭蛋孵不出鸭子,种鸭“奇形怪状”。调查显示,该县煤山镇一带土壤中的重金属镉和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稻谷的含铅量超过国家标准上限的5倍。

3 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原因分析

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农村冲突、群体性事件和维权事件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成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诱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原因。究其根源在于:在我国环境污染背景下,政府、企业和农民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具体利益的考虑、追求等方面产生矛盾和冲突。

主要原因有:(1)法律保障体系不完整。目前我国整体上基本建立了环保法律体系,但涉及农村环保的法律明显不足,农村与农业环保的条款简单、内容分散,没有针对农村和农业环境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未能将农业环境与资源保护协调起来,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规模小而分散的乡镇企业污染排放监控乏力,畜禽养殖污染和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尚属空白,现行法律中一些相关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给农村环保执法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一定困难[7]。普遍适用于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控制模式在应对以面源为主的农村环境问题时适用性不强,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环境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地体现,特别是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处置问题更没有宏观上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定。(2)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较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在政府、营利性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四大社会基本构成单元中,尽管政府代表了整体、长远、全局的利益,但在特定阶段的具体利益上,各主体之间有差别和各自的关切。目前,我国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协会、农民环保组织的影响力有限,难以对抗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观下对排污企业的纵容行为。当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时,由于农民没有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合法要求难以得到保护,合理诉求难以表达。在某些情况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反而使原有的问题更加复杂,更难处理和解决。(3)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有关信息和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程序和责任等进行了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机构主动公开的热情不高,公开内容避重就轻,对公众依法公开信息的申请重视不够,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事前公开不足,对公众反馈的意见特别是与政府部门相左的意见采纳和重视不够等。在农村地区,涉及农民利益的企业项目引进、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信息等公开的力度和效果不理想。在群体性事件中,某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能及时有效地公开事件处理过程、责任主体等方面的信息,造成群众情绪起伏较大,轻信谣言,使问题复杂化。(4)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在城乡二元结构仍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逐步缩小城乡的差距,实施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逐步消除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并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就农村环保领域具体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尚处在探索和试点阶段,在理论和现实操作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关于生态补偿的主体、方式、标准、程序等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在实践上,生态补偿的测算方法和标准、资金来源、补偿方法和途径、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和配套制度、生态补偿的运行管理机制等需要进行深入探索。(5)法律救济途径不畅通。虽然我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对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法律保护还很不够。环境资源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对其保护具有公益性,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这影响到农民对环境请求权的行使和实现。由于经济贫困、法制意识淡薄,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意识提起诉讼,难以维护自己合法的环境权利,也难以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和法律保障。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之初,相关利益主体仍是通过上访、举报、投诉等方式反映问题,表达关切,但当久拖不决、事情无法正确处理时,以及在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补偿、有关侵害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的情况下,受害民众为了生存和自身政绩只能采用群体性事件进行最后抗争。

4 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4.1 建立法律保障体系和科学的考核机制

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明确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环境权,并在相关法律中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中,应确立和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能有效行使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检举权、环境诉讼权等各方面的环境权,并使各构成部分之间在程序上互相呼应和支撑[7]。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防治农村面源污染的技术导则和标准,制订包括农村在内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可操作性法律法规,就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处置一般程序、疏导机制、信息公开、事件调查、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做到有法可依。

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从根本上明确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追求政绩应遵循的根本价值取向。充分发挥科学政绩考核机制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促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绩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改变当前唯GDP主义的政绩观,将资源环境、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处理问责制”,使相关官员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维护群众利益、调解各方利益、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责任。

4.2 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利益表达机制是在承认个体正当利益的基础上,允许社会成员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机制。因此,利益表达的过程就是利益表达主体向政府、执政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和执政党则对各类利益集团进行协调与综合,在政府政策层面上达成各种利益间的高度整合,使分散的特殊利益整合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种过程。根据利益相关主体与相关利益要求,进行公众参与的路径设计,建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平台、争端解决机制,给政府与社会共同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提供具体的合作平台。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信访制度等行政组织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在实现社会利益表达方面的有效性,及时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减少群体性事件的累积爆发力。大力培育代表农民的各类社会团体,发展壮大农民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善非政府环保组织,赋予其利益表达和维护者的权利和义务,重视社会团体在处理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有关信息传递、利益谈判、民众情绪引导、协助事件调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社会团体的管理引导政策,完善对社会团体的支持和监督,克服社会团体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发性和依附性;完善基层自治体系,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正确处理好基层政府与居(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应进行合理指导,而不是运用直接的行政干预方式和强制命令手段,给村民提供自治的发展空间;正确处理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既要坚持党支部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又要保持居(村)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引导利益以理智的方式进行表达,预防和防治利益的情绪性表达,增强利益表达的分量,降低利益表达的成本,提高利益表达效率。

4.3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化解利益各方矛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基本原则,制订实施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除国家法律规定需保密的情况外,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范围、法律责任,保证信息的透明性和公众获得的便利性[8];涉及农民利益的企业项目引进、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信息等公共信息,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网络、张贴等不同媒介向农民公开,对农民表达的意见要充分重视,不采纳的要做出说明,并备案备查。

在群体性事件中,涉及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及时有效地公开事件的事故调查机构和成员的代表性、调查进程、调查结果、责任主体,以及分担、赔偿和善后、事件根源的政策措施等方面的责任,及时疏导群众情绪,尽快平息事件影响;调解各利益主体在具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认清群体性事件的根源,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4.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资源环境公平

生态补偿机制是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市场调配等手段解决享有环境权利的不公正,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农村地区公平的发展机会。深入探索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生态补偿中关于生态补偿的主体、方式、标准、程序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积极探索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从先期试点示范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生态补偿的具体操作细则,解决现实执行中生态补偿的测算方法和标准、资金来源、补偿范围、补偿方法和途径、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扩大生态补偿的范围,逐渐从退耕还林、天然植被保护等工程扩大到流域、区域资源利用和开发、污染治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行为或措施;补偿方式应多元化,逐步建立起资金补偿、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逐步建立国家、集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渠道;开征有差别的生态环境建设税,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征收环境税,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用于农村的环境治理;完善生态补偿的保障制度,从制度和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补偿标准的制定办法,建立生态补偿实施的运行管理机制,强化监督和评估,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度保障体系[9]。

4.5 完善法律救济立法,健全侵权诉讼制度

为了全面有效地保障农民的环境权,现有法律援助制度要向农村环境领域拓展,通过环境法律援助制度,无偿向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解决农民在环境权遭受侵害时因举证能力不足、负担不起诉讼费用而打不起官司的情况。积极推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解决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法律应当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污染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保部门、具有专业资质的其他环保组织以及更广泛的公众主体。同时,考虑到该诉讼制度的公益性,在起诉的资格、举证责任的设置等程序环节应将利益归还于原告[10]。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维护农民合法的环境权益,防范农村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此外,尽早出台群体性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审理的法律规定,使其有法可依。一些污染行为有适法性和不可避免性,在适用排除危害时应采用“利益衡量”原则,即将造成环境侵害的人类活动的社会效益或价值与受害者所受损害的社会负效益或价值进行比较,并对侵害行为的性质、形式、合理性、排除可能性以及被侵害利益的性质和内容进行综合考虑。某些群体性环境公害事件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成为社会性问题。因此,建立各类环境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都是可采取的方式。在群体性环境侵权诉讼中可采取平均计算的方式,即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结合在一起并按原告人数一视同仁地给予赔偿[11]。

解决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对策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使广大农村地区能从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得到实惠。

参考文献

[1]于建嵘.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冲突的主要特征及对策[J].世界环境,2008,(1)∶58-59.

[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5—2006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EB/OL].http∶//www.sepa.gov.cn/.

[3]浙商网.东阳画水镇发生群体性事件[EB/OL].2005-4-16,2010-6-20.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05/04/16/006093288.shtml.

[4]宋元.浙江东阳环保纠纷冲突真相[EB/OL].2005-6-7,2010-6-20.http://news.ifeng.com/phoenixtv/72942748142927872/20050607/563404.shtml.

[5]郎友兴.商议性民主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以浙江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为例[EB/OL].2005-12-5,2010-6-20.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42918.

[6]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EB/OL].2008-5-27,2010-6-20.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8-05-27/5441.html.

[7]陈润羊,花明.新农村建设中环境问题的法律解读[J].乡镇经济,2008,(12)∶4-6,11.

[8]陈润羊,花明.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2)∶21-24.

[9]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环境与发展:世纪挑战与战略抉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10]程雨燕.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19(2)∶46-49.

农村民众的群体性事件 篇6

关键词：商品房买卖,法律风险,法律意识

一、商品房买卖对中国民众的影响

房地产开发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支柱, 进城买房也是大多数人必不可少的生存需要。同时又因商品房具有高价值、不动产、可流转、市场化等特性, 投资商品房亦受到较多人的追捧。商品房买卖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环。

( 一) 积极影响

自古以来, 我们每个人均离不开“衣、食、住、行”。改革开放后, 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完善, 商品房买卖成了我们解决家庭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建筑、钢材、装修行业的兴起, 支撑起了我国实体经济, 并且极大地刺激了金融行业的融资、基金、银行贷款等业务, 为我国GDP每年增长7%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商品房的不动产、可流转性质, 使其成为中国民众投资的一大途径, 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可极大地增加投资人的投资收益。

另外, 商品房的预售实际上使购房者在商品房交付前仅拿到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购买期房从某种程度上是购房者购买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承诺。商品房的预售从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民众的合同意识, 使每一位购房者真切地体会到现代法律社会带给我们的便利。

( 二) 消极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兴盛, 导致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快速上扬, 民众购买商品房的成本随之增加, 房屋银行贷款产生的月供使民众生活成本上升, 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幸福指数降低。

当下社会, 有车、有房已成为家庭富裕的象征, 买房结婚成了年轻人组建家庭的必经之路。社会的普通工薪阶层甚至以“房奴”自居。

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完善, 商品房的价格亦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而出现波动。价格的上涨将增加民众负担, 价格的下降亦使民众的家庭资产缩水, 不理智的民众通过打砸售楼处、银行贷款断供等方式宣泄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压力, 最终导致法律纠纷事件缠身。

二、从购买商品房中的法务事件看民众法律意识现状

( 一) 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仍处于未成熟阶段

自2014 年起, 房地产市场下行, 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降价明显, 最高直降1000 元/平方米, 已购房业主亏损高达十几万元, 商品房贬值近20% 。

以安徽省蚌埠市某一开发商为例。2014 年中秋期间, 该开发商以中秋促销的名义, 大幅度降价。民众一怒之下围堵售楼处三天, 开发商负责人刻意回避, 再加上竞争楼盘的怂恿, 民众的怨气进一步激发, 最终冲击并打砸了售楼处。开发商通过收集影像、声音等证据, 将有过激行为的客户诉至法院。客户最终只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从法律的角度及合同的契约精神来分析, 商品房亦是一种商品, 而所谓商品就不可能只涨不跌。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调控下, 商品的价格随着供给与需求的变动而波动, 这是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老客户因房价下跌而产生的种种诉求必须合乎合同契约精神, 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商品房的预售实际上使购房者在商品房交付前仅拿到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每一位客户在购房时均签署了购房合同, 而房闹正是中国民众视合同为无物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 一方面, 当代的民众在享受着法制社会带来的便利, 一方面又视契约精神为无物, 中国当代民众的法律意识仍未成熟, 中国的法律普及工作仍需投入较多的精力。

( 二) 中国民众法律知识不足, 具有普遍的畏法倾向

自古以来, 尤其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中国的民众均具有普遍的畏法倾向。因封建社会法律的不健全, 民众将法律的权威性与封建社会的官僚权力等同起来, “民不与官斗”、“官字两张口”等均是中国民众对法律官司、法律纠纷有所畏惧的一种表现。

在当下的共产主义社会里, 我党始终贯彻落实依法治党、依法治国的理念, 各项法律、法规日趋完善, 民众亦可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利益, 但民众仍然不愿与法律“官司”等字眼扯上关系。

2015 年7 月底, 某开发商在向业主交付商品房时, 房管部门测绘的面积明显小于合同约定的面积并超过绝对值的3% 。近200 多户业主拒绝拿房, 并聚集在售楼处门口, 树标语“XX欺诈, 退房赔偿”等, 并通过各大媒体、自媒体等途径对该事件进行了扩大宣传及报道。开发商紧急应对, 并给每一户业主递送了律师函, 以追究业主恶意污蔑, 寻衅滋事的法律责任为由, 最终平息了此次交房事件。

200 多户业主无一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并进一步维护自身的权益, 由此可见中国民众仍具有极为普遍的畏法倾向, 始终认为法律更倾向于开发商, 而民众个人将很难通过法律途径从开发商处得到好处。

( 三) 普通民众合同履约率较差, 规避法律风险意识薄弱

某开发商因资金回款速度慢, 为加快回款速度, 将部分未按时办理按揭贷款的客户告上了法庭。部分客户在收到法院传唤后才意识到, 自己未能仔细研读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按揭, 最终只能承担违约责任。

普通民众在购房时, 均将《商品房买卖合同》视为购房的一种手续, 签字、按手印后房子就是自己的了, 却未想到在签字按手印后, 合同已生效, 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均需按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 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对契约精神的不重视, 无视或不愿意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是中国普通民众合同履约率较差的重要因素, 由此亦给购房者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违约责任。

( 四) “违法而不知”现象普遍存在

2015 年新广告法发布后, 某开发商未能充分领悟新广告法的规定, 以“总理喊你来买房”为主题加以宣传。后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发现后, 立即予以处分后, 该开发商快速调整了宣传主题。该开发商有专门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 亦有较为专业的广告公司为其审核投放的广告, 但该违法的宣传主题仍然出现在主干道的宣传大牌中。现今, “买房送‘老婆’”、“买一套送一‘套’”等隐含一定欺诈性质的宣传语屡见不鲜, 而该类“违法而不知”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得不引人深思, 我国普法工作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强化民众法律意识的若干建议

当代中国民众处处享受着法律带来的便利, 无论是智能手机上的一个操作授权, 还是签字确认的承诺或收条, 法律都以平等的理念保护着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当然, 法律不只是权利, 在享有权利的同时, 我们亦承担着相应的义务。民众法律知识的欠缺, 对承担法律义务的逃避心理, 是强化民众法律意识必须跨过的两座大山。强化民众法律意识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法律知识普及工作, 加强普法教育, 将法律学习作为引导和开启民智的康庄大道。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打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民主与文明为根, 增强民众的契约精神; 以富强、和谐为目标, 使民众安居乐业、勇于承担。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994年通过, 2009年第二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