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精选9篇）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1

摘要：本研究立足于危机传播理论,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研究个案,从报道形式、主题框架、事件归因、新闻来源、报道基调、危机传播模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媒体在农村群体性事件议题上的媒介表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深度效能的策略路径:应注意进行事件潜伏期的环境监测和危机预警报道;加强危机蔓延期的沟通协调功能和恢复管理期的社会反思功能;注意把握报道分寸、建设性地进行舆论监督;尤其是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等。最后对媒体建构下的施工方和地方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策略问题作了一定反思。

关键词：危机传播,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媒介表达

一、引言

近年来,农村突发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其中,尤以征地拆迁引发的危机事件为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我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其中,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1]。搜索媒体报道可以发现,从云南晋宁到广东乌坎,从甘肃陇南到江苏邳州,从河北定州到河南安阳,因征地拆迁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可以说,呈频发态势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当然,从风险社会及转型期矛盾凸显、多发的角度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加强危机事件及其所暴露问题的有效治理或解决,尤其是在面对冲突事件时的危机沟通和传播管理却是群体性事件能否成功治理的关键。威廉·班尼特认为,媒体作为沟通协调一个组织和公众的中间因素,在危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独特功能。[2]那么,媒体有关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功能尤其是“深度功能”[3]如何?在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媒体的报道策略是怎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往往关涉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纠纷,媒体有关报道是如何应对甚为复杂的媒介表达难题的?其建构下的施工方与地方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策略又如何?为探析这些问题,笔者立足于危机传播理论,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危机传播理论

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大多从管理学视角把危机传播当成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往往集中在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上。1982年,美国强生公司对“泰诺”危机事件的成功处理引发了学术界对危机研究的一次井喷,真正揭开了有关研究的序幕。近年来,基于传播在危机管理过程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强,危机传播在实务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兴盛的产业[4]。随着传播学的兴起和传播学者的介入,危机传播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目前,日益发展起来的危机传播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一是斯蒂文·芬克的危机阶段分析理论;二是以威廉·班尼特为代表的战略分析理论,亦称形象修复理论;三是由托马斯·伯克兰始创的焦点事件理论;四是由J·格鲁尼格和汉特开发的危机传播“四种模式”。

管理学者斯蒂文·芬克在1986年提出了危机阶段分析理论,也称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第一个阶段是危机潜在期,该阶段是危机管理最容易忽视的时期,要求决策者树立一种危机意识,做到“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第二个阶段是“危机爆发期”,这一阶段也许时间最短,但冲击力最强,事态最严峻,要求危机管理者及时通报危机情况,传递最新消息,以满足媒体及公众的知情权;第三个阶段是危机蔓延期,这一阶段要求危机管理者继续向公众公开有关信息,提出有关应对方案,接受媒体及公众的反馈意见,及时纠正错误行为及信息等,努力控制危机事态,避免危机蔓延可能造成的进一步损害;第四个阶段是危机解决阶段,这一阶段虽然组织已从危机影响中完全解脱出来,但是危机管理者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总结反思和恢复管理工作,以防危机卷土重来。[5]

在危机传播研究中,威廉·班尼特形象修复理论的核心假设或观点是,声誉是个人或组织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因而应从战略高度最大限度地去维护声誉或公众形象。据此,班尼特提出了恢复形象、维护声誉的五大战略方法:否认、逃避责任、降低危机冲击性、道歉、修正行动。此外还有其它14种战略战术等。[6]

托马斯·伯克兰在1997年提出了“焦点事件理论”[7]。伯克兰认为那些突发的、不可预知的事件,也即焦点事件在促进公共政策讨论、制定或改变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媒体的密切关注。媒体对焦点事件的议程设置过程,往往是该事件凸显的焦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得到公众和政府注意的过程。这无疑有助于促进政府采取行动或措施,为有关问题的解决,制定或改变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

不同的危机处理机构在面对不同的危机事件时,也许会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但这些传播方式一般是异中有同,或有规律可寻的,即可以大致概括为几种传播模式或模型。目前比较完善的危机传播模式是1984年由J·格鲁尼格和汉特开发的,后来在1992年由J·格鲁尼格和L·格鲁尼格进一步完善的“四种模式”[8]。主要有:单向的、没有信息反馈,也不必进行调查研究的新闻代理/宣传模式;虽是单向的,但却注重调查和澄清事实、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公众信息模式;旨在说服或通过科学的理论及研究来论证观点正确性的科学劝说模式;旨在促进传受双方的理解、交流,从而形成一种共识、达到双方利益表达均衡的“双向式对称模式”。以上几种理论及模式是笔者探析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重要理论依据或视角。

三、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人民网站内搜索和百度等综合搜索,以“晋宁事件”或晋宁“10·14”事件为关键词进行正文搜索,除去内容关联度低、转载或重复的新闻,最终获得有效样本为81篇(搜集的媒体文本主要来源于《京华时报》、《新京报》、《南方周末报》、《法制日报》等报纸媒体以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权威媒体网站)。经阅读后归类统计,而后进行内容分析。本文类目建构涉及报道形式、主题框架、事件归因、新闻来源、报道基调、危机传播模式等六项指标。

1.报道形式:(1)消息;(2)通讯;(3)评论;(4)深度报道;(5)其它。

2.主题框架:(1)事件爆发及初查情况通报;(2)事件蔓延期真相情况调查;(3)针对冲突事件的质疑、争议或批评建议;(4)查处结果及善后安置情况报道;(5)恢复管理及有关问题反思。

3.事件归因:(1)地方政府渎职失职或错位越位;(2)补偿安置不合理;(3)涉嫌违规征地;(4)农民权益保护不足或忽视农民利益诉求;(5)基层治理法治化欠缺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6)历史积压问题;(7)维稳和群众工作能力不强;(8)冲突双方法律意识和沟通理性不足;(9)其它,如原因不明、有待调查或不良的发展理念及政治生态等。

4.新闻来源:(1)政府机构及官员;(2)农民;(3)村委会及村干部;(4)记者媒体(媒体自采或转载其他媒体);(5)专家及专业人士;(6)开发商或项目机构及负责人;(7)政协官员;(8)公检法机关;(9)律师;(10)其他,包括不可辨识或未交待。

5.报道基调:(1)负面;(2)中性;(3)正面。

6.危机传播模式:依据J·格鲁尼格和L·格鲁尼格有关危机传播的“四种模式”[8],本研究为这一变量建构以下类目:(1)新闻代理/宣传模式;(2)公众信息模式;(3)科学劝说模式;(4)双向式对称模式。

四、研究发现及分析

(一)报道形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晋宁“10·14”事件报道中评论占总量的42.0%,是用得最多的一种报道形式,明显高于其它几种文本形态。其次是消息,占总量的25.9%。排在第三位的是通讯,占总量的16.0%。相比之下,深度报道为数较少,有11篇,占总量的13.6%;其它的占2.5%。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深度报道的媒体来源多为《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这样的专业主义取向的媒体。此类媒体不仅以深度报道见长,而且其针对晋宁“10·14”事件跟踪调查、连续发表的不少通讯及评论,也往往更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消息类报道大多分布在事件的爆发期和解决期,媒体来源多为昆明日报、云南日报、云南网等地方党报或官网。

(二)主题框架

从危机阶段分析角度看,有关晋宁“10·14”事件的报道基本集中在危机爆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未发现危机潜在期的预警性报道。排在第一位的是“针对冲突事件的质疑、争议或批评建议”(29.6%),多采用评论形式;排在第二位的是“事件蔓延期真相情况调查”(24.7%),多采用通讯和深度报道形式;前二者合计共占总报道量的54.3%,说明这两大主题框架是报道量相对较多的议题,占总量的一半多。排在第三位的是“查处结果及善后安置情况报道”(23.5%),比率相对不低。排在第四位的是“恢复管理及有关问题反思”类报道(17.3%);与前几者相比,危机紧急事态得到遏制后的恢复管理情况及总结反思类报道相对偏少,主要从“征地矛盾的积压和沉淀问题”、“项目运作过程中的权钱交易问题”、“土地征收的法治化问题”、“村民的长远生计和发展问题”等方面给予了深层次的反思。排在最后的是“事件爆发及初查情况通报”,虽然篇数较少,但转载量较大。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地党报或官网有关报道,多集中在事件爆发期情况通报和解决期善后安置情况报道上。在事件蔓延期真相情况调查阶段,地方媒体通报更新不仅显得有些滞后,而且存在用词不够中立、偏袒项目方、缺乏深刻反思等问题,一时引发媒体热议,使地方政府在舆论场陷入“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等困境。在恢复管理期总结反思方面,当地媒体发表了《昆明市委书记及市长与晋宁村干部座谈,剖析事件原因》、《维护群众利益坚持依法办事》、《响应群众盼望实现长治久安》等报道或评论。这些代表官场立场及视角的表态性或反思性文章,虽减少了当时舆论声讨的力量,但这些文章因对事件涉及的争议性问题缺乏有效的澄清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缺乏实质性的法律问责及措施出台,致使有关表态、反思或官方活动类宣传流于不痛不痒、抑或“官话”“套话”层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舆论对官方的不信任和征地矛盾的累积埋下了隐患”[9]。

(三)消息来源

由于一篇报道的新闻来源有时不止一个,或报道采取多元消息来源,因而在数据统计时会出现消息来源引用的总次数126次多于晋宁“10·14”事件报道篇数81篇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晋宁“10·14”事件报道的消息来源分布很不均衡,最多的消息来源是政府机构及官员,占总量的30.1%;其次是农民或村民,占24.6%;可见,政府官员和村民在此次冲突事件报道中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频次差别不大。排在第三、四位的是记者媒体和专家及专业人士,分别占18.2%和11.1%。相比之下,比率较低的是公检法机关、村委会及村干部、开发商或项目机构及负责人等。以“公检法机关”为消息来源的6个频次,皆采访的是警方人员或公安官员,没有发现以检察院、法院为消息来源的报道。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事件蔓延期真相情况调查阶段,由于当地政府及媒体有关信息通报更新不够及时,一时出现“失语”或无语现象,这反而给不少媒体留下了挖掘新闻的时间,或将媒体推向了村民,致使“事件蔓延期真相情况调查”和“针对冲突事件的质疑、争议或批评建议”报道大多以村民为主要消息来源或立场视角。当然,这一过程中《京华时报》等媒体也曾就村民反映的焦点问题采访当地有关部门人员,但他们多以“事件还在调查之中,所有调查情况统一由官方发布”为由拒绝采访。这显然不利于政府主动抢占信息源和话语权,也不利于真相的澄清、舆论的引导及争议问题的有效解决。

(四)事件归因

由于一篇报道的事件归因有时不止一个,或报道采用多元归因框架,因而在数据统计时会出现事件归因分布的总频次154次多于晋宁“10·14”事件报道篇数81篇的情况。从表4可以看出,将事件归因于“补偿安置不合理”的频次最高,共31次,占总频次的20.1%。其次是“地方政府渎职失职或错位越位”,占总频次的17.5%,主要涉及“政府监管不到位”、“缺乏危机预警意识或相关预案”、“未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与民争利”、“忽略了矛盾的积压和沉淀”、“个别官员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等。再次是“涉嫌违规征地用地”,如“征地手续不公开”、“村民未见审批文件及补偿标准文件”、“非法占地、暴力开工”等。排在第四位,但频次却并不低的是“农民权益保护不足或忽视农民利益诉求”,占总频次的14.3%。排在第五位的是“基层治理法治化欠缺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这一类归因涉及“地方政府缺乏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法治机制被弃用”、“现有的制度安排难以满足基层群众表达诉求”、“土地产权包括收益权的权属模糊”、“未将利益冲突纳入法治轨道”。归因于“历史积压问题”、“维稳和群众工作能力不强”、“冲突双方法律意识和沟通理性不足”和其它原因的频次相对偏低。在对事件归因与媒体来源进行相关分析时发现,“维稳和群众工作能力不强”多分布在昆明日报等晋宁地方媒体对当地领导善后处理工作的宣传报道或评论上。

(五)报道基调

从表5可以看出,媒体对晋宁“10·14”事件的报道以负面报道居多,占总报道量的一半还多;其次是中性报道数量,占总量的25.9%;再次是正面报道,占总量的23.5%,略低于中性报道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负面报道主题框架多为“事件蔓延期真相情况调查”、“针对冲突事件的质疑、争议或批评建议”以及“恢复管理期有关问题反思”,以通讯、深度报道和评论形式为主。其中,占相当多数量的评论,基本以危机事件凸显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渎职失职或错位、越位行为的批评监督为主。中性报道多为事件爆发期初查情况及解决期查处结果通报。正面报道基本为当地政府安抚及善后处理工作报道,媒体来源多为地方党报或官网。值得深思的是,以往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往往被视为负面信息,被严加掌控;媒体也大多自我禁锢,为了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常常采取慎言、不言或以“地方政府”之命是从的策略,不敢擅自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新闻信息。此次晋宁“10·14”事件报道从总体上看明显以负面或批评监督类报道居多,不少媒体勇于深入实地揭示真相,直面热点、焦点或敏感问题,敢于批评监督,倡导法治化的治理方式,呼唤更深层面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可以说,晋宁“10·14”事件报道体现了我国群体性报道标志性的进步。

(六)危机传播模式分布

从表6可以看出,旨在说服或针对有关事件和问题发表意见及主张的“科学劝说模式”明显居多,占总量的38.3%。此类报道多采用评论的形式,表达了媒体对冲突事件及有关问题的态度或看法。自上而下的或立足于官方立场视角的“新闻代理/宣传模式”排在第二位,多采取消息形式,占总量的28.4%。自下而上的、倾向于公众立场视角的“公众信息模式”排在第三位,多采取通讯及深度报道形式,占总量的24.7%。从总体上看,前三者的报道量相差不太多。差距较大的是“双向式对称模式”,该模式是基于传受双方的主权平等、旨在促进传受双方的理解、交流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传受双方、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形成一种共识、达到各方利益表达或媒介表达的均衡。然而,此类报道仅有7篇,多采用深度报道形式,主要围绕征地冲突涉及的一些争议问题,逐一呈现了当地村民的陈述和官方做出的回应,虽在双向互动及深度上还有待加强,但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体现了“双向式对称模式”的理念及特点,值得肯定和推广。

五、结语

(一)媒体有关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效能与框架选择

从伯克兰的焦点事件理论来看,焦点事件或危机事件往往能促使新闻媒体及公众的大量关注,从而会对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讨论、制定及完善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0]。那么,媒体对晋宁“10·14”事件的报道能否产生这样的深度效能或纵深的积极影响呢?从此次危机事件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看,媒体的有关报道可谓可圈可点。以《京华时报》、《新京报》、《南方周末报》等为代表的专业主义媒体不仅在危机的爆发期及时给予报道,而且在事件的蔓延期、恢复管理期也一直深入实地进行现场调查、真相探索及问题反思;以《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青年报》等为代表的党报、行业报或机关报,以及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为代表的权威网站也针对冲突事件暴露的问题进行了切中肯綮的批评监督或总结反思。

大量有关晋宁“10·14”事件的调查、批评性报道以及诸多媒体的转载转发,容易产生“递增回馈效应”和“扩音效应”[11],使一些深层次问题或有关质疑、争议等很快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从框架选择和报道的价值取向看,在媒体对晋宁“10·14”事件成因问题的大量探讨中,虽然从表层次上多数媒体对该事件报道采取了多元归因框架,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些看似多元的归因框架往往终融合为几乎一致的法治框架,即根植于法治视野的反思或落脚于农村法治缺失及基层法治建设问题的报道占绝大多数。此类法治价值取向的大量报道及其产生的议程设置效应,往往使该事件凸显的涉农法制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得到公众和政府的注意。这无疑有助于促进政府采取行动或措施,为有关问题的解决,及时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

当然媒体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深度效能发挥及策略优化方面,尚存在一定的欠缺或有待提升的空间,如还应注意进行群体性事件潜伏期的环境监测和危机预警报道;加强危机蔓延期的沟通协调功能及恢复管理期的社会反思功能;注意把握报道分寸、建设性地进行舆论监督;尤其是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以及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思维路径分析等。

(二)群体性事件涉及的危机相关方媒介表达失衡与均衡

从危机传播“四种模式”看,“新闻代理/宣传模式”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官方立场视角的媒介表达;“公众信息模式”则更注重调查和澄清事实、立足于公众立场视角、旨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科学劝说模式”主要针对有关事件及问题发表意见或主张,“引导人们改革弊政”[12]。这三种模式各有其现实意义及功能特色,然而毕竟都是单向的、缺乏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容易造成多元利益主体或利益相关方媒介表达的失衡。相比之下,旨在促进传受双方相互理解、平等交流的“双向式对称模式”,是较为理想的、能够有助于促进双方或利益相关方形成一种共识、达到媒介表达均衡的传播模式。但从晋宁10·14事件报道来看,此类传播模式的数量,以及在双向互动、对话交流及深度等上还存在一定缺失或不足。当前农村因土地征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关涉村民、开发商和政府等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纠纷,他们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冲突升级或矛盾激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源于相互之间平等沟通、互动交流的对话机制的缺失。

有研究者认为,“对话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是一个多元介入、整合力量的社会协商过程。只有对话得以展开,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挺立,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才能得以培育和成熟。”[13]作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的媒体,应通过群体性事件报道担当起农民群众、政府和开发商等相关方之间的理性沟通平台,促使各方通过对话与讨论充分了解彼此的立场或诉求等,从而消除存在于各方之间的误解,避免冲突事态的升级。从这一意义上,旨在促进各方平等对话、理性沟通的“双向式对称模式”,更有助于促进危机事件相关方的矛盾化解,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讨论、制定和完善,也有助于传媒多元利益表达和沟通协调等功能的充分发挥。因而,“双向式对称模式”类报道及深度报道形式有待加强或优化。

(三)媒体建构下的施工方与地方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策略

从危机相关方———开发商或施工方来看,他们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几乎没有任何回应,对媒体不利于施工方的报道也不做任何解释或澄清。这不仅令某些采访他们遭拒的记者感到奇怪,也使公众大为困惑,个中原因也许不仅仅是“危机意识淡薄”或“危机管理策略欠缺”等所能解释的。《京华时报》一篇题为《云南晋宁村民3年信访未见征地批文,不满情绪积聚》(2014-10-20),采访到涉事开发商的一位律师。该律师称,在建项目的三家投资商均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他们皆认为自己是合法的,不是一个非法占地的项目。据该律师了解,“每家都交了至少1个亿的保证金”。若果如其言,不难理解施工方或开发商为何一直隐退在政府之后未公开发声,甚或“不敢讲话”了。毋庸讳言,这里涉及作为利益相关方也是主要危机处理机构的当地政府的传播管理策略问题。

如前所述,声誉是个人或组织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应从战略高度最大限度去维护。那么,地方政府是如何进行声誉管理、形象恢复或危机管理的呢?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地方政府在事前不仅缺乏应急机制,更缺乏危机预防机制或相关预案。征地矛盾冲突作为多年来历史积压问题由来已久,此次事件可以说是前期多次强行征地事件包括2013年晋宁广济村事件的进一步延续。然而,晋宁当地政府及警方却没有加强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体系,以尽早防患于未然。从晋宁“10·14”事件爆发后的应急处置来看,当地政府在事发后当晚即通过官方微博最早通报了事件消息,没有遮掩或回避,值得肯定。然而在危机事件进入蔓延期后,官方的通报更新就显得较为被动或不够及时,有关部门包括施工方皆以“事件尚在调查中”为由拒绝媒体采访,致使不少媒体记者纷纷转向村民或只采信村民的话以探求真相、挖掘新闻。这难免导致公众舆论一时愈发倒向村民一边,当地政府的公信形象也因而愈益受损。

此外,地方政府在涉事方各持一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即在通报中将事件定性。这一做法被不少媒体及网民解读为“官商勾结”的典型证据,招致各种质疑、争议乃至嘲讽等。从危机过后的恢复管理及总结反思情况来看,地方政府虽也采取了一些安抚及恢复管理举措,这些措施及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时舆论压力,但由于缺乏深层次的问题反思和实质性的法治性问责及切实的跟踪机制出台,致使有关措施及表态流于不痛不痒层面,或给人以一种处置完当下事件就束之高阁之感。正如《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报纸在批评反思性评论中所言,地方政府如何立足长远,深入挖掘征地冲突的根源,总结此类问题处置的得与失,建立并完善危机预警体系,畅通村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改进沟通和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尤其是加强法治化思维和治理方式,真正将利益冲突纳入法治轨道等等,的确值得深思和高度重视。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2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利益的调整，一些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群体性事件在一些地区呈上升势头，在农村尤为突出，不仅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容易使人民丧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甚至使群体性矛盾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演变为政治性矛盾。当前，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社会稳定面临着新的形势，及时解决好群体性事件，化解社会矛盾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一、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形成一定规模，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干扰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事件。

（一）因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

主要是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在开展各种税费的征收、计划生育罚款的追缴、义务工的摊派等工作中，不注意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善于做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遇到个别一鸣惊人对立升格，造成多数人参与，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因农村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所酿的群体性事件

当前有相当部分群众认为二轮土地承包前村集体所发包的土地承包期过长，面积过大，价格过低，在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的煸动下，认为可以随意更改合同，而乡、场一级政府无权解决从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因农村金融组织不规范经营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

主要是农村合作基金会大量吸收群众存入人股金，而基金会在经营中不规范或违法经营，导致股金单到斯不能兑付。群众手持股金单却不能兑付为现金，也存在强迫农户入股现象或变相强迫农户入股，即不入股者不发放贷款等手段，从而侵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群众则往往聚集在一起上访，甚至冲击基金会或有关部门闹事，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四）因企业转制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部分乡镇企业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存活的能力，大量职工下岗，生活没有保障，特别是离、退休的老职工失去生活依靠，加上个别企业负责人违法乱纪、挥霍浪费，使得许多职工聚集起来上访，遇到煸风点火的或有关部门处理问题方法简单化，也极易使工人集体上访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五）因行政执法不规范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违背程序或滥用行政执法权，使本已趋于紧张的干群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

（六）司法机关采取措施不当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

司法机关在处理某些群众上访案件中，没有经过周密的组织和安排，盲目采取强制措施，也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一）多发性

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

（二）组织性

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

（三）利益性

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极易引起社会同情，如农民负担过重、职工下岗、离退休人员无生活来源等。共同的利益目标把大多数人维系在一起，又极易吸纳相同利益者，使群体逐步扩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非政治性

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五）难处理性

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

三、农村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原因

（一）基层组织工作薄弱

村队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组织对群众的约束能力削弱，少数村干部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一旦群众对立情绪升格，极易引起共鸣，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二）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

近几年虽然通过“三五”普法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但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在农村由于法律教育得不到及时普及，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群众不知道去用法律手段解决，只想一味蛮干，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聚集起来上访、闹事。

（三）群体性事件初期处理不及时

有关部门对群众的上访不够重视，对群众的过激行为，不能及时纠正和制止，失去了最佳处理时机，待到形成气候后，往往又束手无策，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

（四）政策宣传不到位

国家、地区的政策调整虽然影响了群众3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整体利益的。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遇到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煸风点火，很容易形成群情激奋，酿成群体性事件。

（五）执法机关执法盲日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某些执法活动中，不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不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然没有违背法律，但由于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也会发生群体性事件。此外，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的隐性加重等因素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因。

四、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由于大多数农村群体性事件系人民内部矛盾，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应当多采取教育疏导，少采用强硬措施；多进行法制教育，少动用警力、警械。应按照“区分性质、讲究策略、严格依法、稳步推进”的要求，坚持“抓早、抓小、抓细”。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分工负责的责任机制

对群体性事件往往在事后才引起重视，给工作增加了难度，影响了群众性事件的及时解决。因此，各级党委应把这项工作纳入到整体工作之中，要与各部门领导的责任制考核相联系，不能满足于一般号召，开会发文件。领导要亲自动手，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政主要领导要直接决策指挥，带领有关部门到一线做工作。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对出现的问题党政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要分头抓，要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使事件发展严重的，对部门解决问题力度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而使事件发展严重的，对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要坚决予以处理，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立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网络

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准备期和暴发期，如果在事件发生的准备期就把矛盾化解，就完全可以把整个事件在前期解决下来，这就需要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早发现、早警觉、早日掌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因此，要建立起迅速、灵敏、畅通的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信息网络。要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民调、治保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积极收集、寻找信息，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和各个角落。每年要进行两至三次的社会矛盾排查，对收集到的信息要进行认真梳理，逐条研究，一旦发现不稳定因素或闹事苗头，马上逐级上报。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信息网络也要马上行动起来，迅速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发展状况，以便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赢得主动权。

（三）司法机关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正确适用法律武器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人民法院要依法行使民事、经济审判权，通过集团诉讼的形式化解纠纷，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以案释法，对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打击少数、教育多数”的原则，对少数组织者、策划者，个别别用心的首要分子要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对绝大多数蒙骗的群众要进行思想疏导、法制教育，对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一般违法问题，要先掌握证据，待事件平息后再依法处理。检察机关除及时对个别打击对象移交起诉、做好法制宣传外，要对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干部贪污、受贿、滥用取权等问题进行深挖细查，要严格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司法机关在参与处理过程中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群众是愿意安心生产、生活的，只要切实保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宣传违法犯罪的后果，他们是会由对抗、抵触转为理解和支持的。

（四）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处置机制

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危害大、影响面广，因此，事件一旦发生，就要马上处置，把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除要有正确的决策外，还必须要求参与解决事件和各部门要听从指挥，协作配合，整体作战。要在对以往群体性事件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好处理群体性整体的方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处理方案，以便解决事件取得明显效果。

（五）加大政策、法制宣传力度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阻断机制

中图分类号：F318；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1-0016-06

在过去几年间，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农村和整个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如何正确认识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趋势及其造成的危害，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本文试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及源头性因素分析

转型期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是指与农村或农民有关，但事件发生地点不一定在农村的，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者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经过长时期积淀而积累、激发，由一定数量的公众参与，有一定的组织和目的，采取静坐请愿、群体上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围堵打砸党政机关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严重对峙状态的群体性事件[1]28。自2008年陕西发生府谷事件、2009年凤翔血铅事件以来，陕西农村群体性重大事件呈多发趋势。经网络媒体报道的就有十余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何在，源头究竟在何处？

（一）陕西农村社会正处于改革深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激化这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原因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社会正处于改革深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的整体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及农民群众的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农民群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利益纠纷增多；群众维权意识增强，利益诉求趋同趋众，聚合效应明显。但同时社会转型中新旧社会管理制度转换间出现制度性欠缺，保障农民权益的政治体制和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法治还不够健全，导致觉醒的权利主体找不到行使和救济的通道，往往被逼采用过激的手段表达不满或寻求自我救助。

（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陕西农村群体性重大事件多发的根本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正在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变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伴随着农村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就经济方面而言，因征地搬迁补偿偏低及补偿不到位、林木矿藏产权纠纷、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农村金融组织不规范经营、农村农民之间民事纠纷等引发多起群体性抗争，比如 2010年咸阳市秦都区政府无国家审批文件私自强征强拆双照镇南上召、北上召等村上千亩耕地及宅基地引发当地农民与镇政府严重对抗。而据笔者调查，Z县D村因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征用农民土地每亩2.5万元，山阳县政府在法官庙乡僧道关建设酒店式豪华农家山庄征用农民土地每亩1.8万元，再未给农民任何补偿，也没有为村民办理养老保险[2]。2010年5月，府谷县境内的神府高速公路七标段接连发生两起因讨薪引发的冲突事件，农民工被打伤住院；2011年11月西安培华学院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堵校门。2012年2月14日发生陕西杨凌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怀疑村干部疑私分土地承包款烧毁村支部办公室，直接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3]。就政治方面而言由于村官“贿选”、暗箱操作等导致农民民主权利受到损害。2011年年底村官选举中Z县D村两个候选人一个给村民100元现金外加80元购物券，一个给村民100元外加一袋面粉，选举当天动用了170名警力维持秩序。至于在选举过程中请客送礼、发短信拉票甚至大打出手的村子不在少数，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平公正和正常进行。就生存发展而言，主要是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农民生存，2009年陕西凤翔县因部分儿童血铅超标引发农民冲击企业，而2011年又传出泾阳云阳镇声威水泥厂污染多、噪音大，引发村民不满[4]，凤县温江寺铅锌冶炼企业污染百余名儿童血铅严重超标事件[5]，至于像彬县小章镇坡头庄村因河北中达煤矿挖煤造成地陷房裂，村民有家不能住的现象还有多起[6]。这其中有些虽未造成严重群体性冲突，但都有可能为群体冲突事件发生埋下隐患。

（三）农村基层政府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直接原因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软弱无力，对农村存在和农民中反映的矛盾和问题，不愿管，不敢管，从而导致农民的正常利益无法实现；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干部不给好处不办事，收受贿赂，腐败严重，引发农民不满；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通过正常途径和合法渠道反映问题，久拖不决，使一些原本极小的事情演变发展成群体性大事件；一些地方基层干部胡作为、乱作为，使本来极小的问题激化，引发群体冲突。这时的农民群众极易将矛头指向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往往成为民众冲击的对象和攻击的目标，极易演变成为重大群体性事件。

（四）转型期相关法律制度衔接不上，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制度原因

首先是相关法制不健全，对社会转型期农村新发生的事件处理起来无法可依。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造成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难以找到相关法律作为解决依据[7]。其次是政府部门相互推诿，农村中产生新问题后找不到相关政府负责部门和机构解决，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导致问题积聚，最后爆发冲突；再就是司法不公、执法困难等问题，使农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疑虑，对诉诸法律解决矛盾的信心不足。当法律不能成为农民信赖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时，当打官司的成本高居不下时，当上访闹事能够解决问题而带来示范效应时，农民自然而然会放弃法律来选择集体上访等群体性闹事的方式找政府解决。

（五）农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村官选举或按上级意图或被宗族和金钱操纵， 金钱势力或村霸等进了村委会，这些人只会侵占农民的利益，只顾自己掌权捞钱，对于农民合理诉求不能及时回应，农民寻求上级政府解决问题的努力也被一拖再拖，甚至置之不理。当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多次反映解决不了情况下，就容易成为矛盾爆发点，2012年2月14日杨陵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烧毁村支部办公室事件，此前农民因怀疑村干部私分土地承包款，曾多次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但都未引起重视，直到事件发生，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时，政府才组织多个部门进驻该村联合调查。而与此相联系是，近年来随着农业税及各种乡统筹、村提留的废除， 农民对基层组织的经济依赖减少，基层政府对农民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力严重弱化，而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由于不能依法公平公正调处村民事务，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在农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长此以往，自然就会疏远民心。由于政府公信力严重丧失，基层政权自然难以化解矛盾纠纷，驾驭复杂局面。

（六）基层政府和农民法治意识淡漠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主观原因

首先是基层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当农民提出要求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政府往往不予重视，一拖再拖，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为稳定局面，担心事件闹大累及自身前途，往往不是按相关法律程序来办事，而是以行政手段解决冲突，一味满足处于激愤状态的农民的诉求，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一些农民“集体上访来得快、有人管”、“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民这种群体性行为。其次是一些农民群众法治意识淡漠，法律知识模糊，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善于通过合法途经主张权利，参与民主管理，当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懂得用民主、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缺乏用民主、法律方式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耐心，当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短期内得不到满意的解决的话，头脑发热冲动，产生对立不满情绪，错误认为“法不责众”，搞起群体上访、群体闹事，采取激烈的、甚至违法的手段向政府施压。

二、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的特点、趋势、性质及功能 近年来在陕西农村发生的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尽管在现实中的表现不尽相同的，但大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和趋势：

1.由于偶然突发因素导致，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陕西农村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较小事情引起，而又没有得到相关政府部门领导足够重视，在长期积累后因一些偶然因素突然爆发。

2.由于自身诉求未及时满足，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陕西各地农村发生的群体性重大事件多是因为部分农民群体利益受损害。包括经济政治生存等各方面利益。所以在事件的起初他们往往要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迫切希望获得自己未得的利益，因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性。

3.由于情绪激动失控，具有过程中破坏性。群体性事件中不少群众大多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闹得越大，解决的越快”的思想，因而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往往借机对基层政府各类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进行破坏，借以发泄个人情绪，有的甚至公然袭击处置事件现场的民警，焚烧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砸、打过往行人、阻断交通要道等，借以制造社会混乱，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暴力性。

4.由于农民诉求的多面性，表现方式具有多样性。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轻者主要表现为群众集结上访、静坐、抗议、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发表不实言论等；重者主要表现为游行示威、围堵、围攻党政机关、攻击政府执法人员等；更为甚者是堵塞高速公路、国道，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打、砸、抢、烧等方式。

5.由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事件呈现多发性态势。陕西农村社会转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社会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相互交织、碰撞和叠加，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使得农村群体性事件短期内难以真正根除，仍将保持多发态势。

6.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见识的增长、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事件出现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以往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出于泄愤或者出于经济方面的诉求，并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诉求。但在近年来陕西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既有提高征地搬迁补偿费，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解决环境污染的诉求，也有维护农民合法民主选举权利，惩罚贪官等方面的要求。而随着农民见识的增长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维权，甚至呼吁外界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给予支持与互动和声援，以把事件的规模及影响扩大，从而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正视和重视。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冲突事件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后得不到赔偿和救济时不得已的选择，是农民维权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虽然形式激进，冲突激烈，后果严重，但它的目的不是推翻党和政府，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所以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陕西农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是社会改革深化中各种复杂因素聚合的产物，是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阵痛，它包含着制度创新中社会矛盾合理释放的诸多因子。因而既具有危害社会稳定动摇基层政权的副功能，也可通过释放积聚的不满情绪，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系统中具有一定正面功能。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国农民维权活动中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方法。它的发生向我们社会发出了及时纠偏的警告，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完善制度，那些地方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只有把社会矛盾压力转变为社会进步动力，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发展。

三、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预防处置策略分析 搞清楚了陕西农村近年来发生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原因，需要我们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这就需要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我们认同学界提出的所谓冲突源头阻断，是在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通过疏导积怨、缓和矛盾、化解冲突等方式，把重大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把冲突阻断在爆发之前。所谓冲突源头阻断机制，是指能够把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阻断在爆发之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及其有效的运行机理。所谓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就是针对群体冲突事件形成的一系列因素链和促使事件形成的各要素及时进行果断干预，防止大规模冲突爆发，或者阻止冲突升级扩散[8]。笔者认为构建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应结合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据笔者在新华网省市领导回复民众诉求栏目中看到，陕西农村农民的诉求占了相当一部分，但各地领导对农民诉求回复率并不高。我们觉得农民向各级领导写信反映自己愿望要求，是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只有政府领导及时回应农民诉求，把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农民也决不会没事找事。因此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受理农民诉求，对农民的合理诉求一一回应.同时完善相关制度，为农民说话，给农民代言，在发挥农村人大代表作用的同时，需要改革民间社团管理制度，支持建立农民协会或者种养植业协会等民间社团，让其发挥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使农民自己有制度性代言人；在乡镇企业政府应引导工人组织工会表达农民工声音，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在基层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公共利益表达。运用政府邮箱、政务微博、QQ群、热线电话等多种现代化手段回应农民诉求。

（二）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是一些地方农村做事情做决策没有经过民主程序，领导干部暗箱操作，个别人决策，把农民蒙在鼓里。一旦事情败露，农民知晓了实情，自然极为气愤，导致群体性行动，要求真相。说到底还是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基层民主没有落实。为此，需要切实完善村民选举制度，用法制来阻止惩罚村官选举过程中的一切违法行为。同时借鉴一些地方的有效做法，把村民代表大会做实，就是在村级组织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可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三）构建重大经济项目监督检查机制

近年来，陕西对新农村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包括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陕西省还将投入1 000多亿元实施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279.2万人将告别地质灾害多发和极端贫困缺水的山区。这是陕西统筹城乡发展，创新减贫避灾实施的一项战略性举措，是大好事。但如何保证工程款的合理公开透明使用，这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予以保障。省市县政府应该成立相应机构，对县乡镇和村上使用情况定期检查，进行工程审计，并公布结果。各村也应成立由农民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进行监督，确保国家的钱真正用在新农村建设上，农民自己的钱花得明白。

（四）完善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机制

要充分发挥县乡村组调解组织的作用，组织人员定期深入到村队户和社区对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对一些重大疑难的矛盾纠纷，要做好应急预案，牢牢掌握调处矛盾纠纷的主动权；要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常态化、规范化，确保各类社会矛盾发现得早、化解得好。基层政府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对重大不稳定问题排查进行研判，把大量社会矛盾及时排查出来，化解在基层。建立健全维稳信访调解工作新机制。建立大调解机制和大接访工作机制，综合调处矛盾纠纷，及时发现突发事件的早期征兆，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科学措施，防止危机扩大，防患于未然[9]。

（五）健全基层政府考核机制

必须推进深化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促进政府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突出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维护社会治安、推进合作医疗、村民自治等方面开展工作，重点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领导为指导，变指示为示范，变命令为协调。要提高基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科学执政的能力，改变官僚作风，真正树立公仆意识。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同时要在农村加强对农民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让农民知法守法。要全面建立领导干部综治维稳实绩考核档案，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把社会矛盾化解情况作为评价一个县区、一个部门政法维稳工作好坏的一项硬指标，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在年终考核中的比重。根据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状况进行奖惩。对因没有搞好社会矛盾化解引发不稳定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一票否决”，同时进行责任倒查。

（六）推进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社会转型期，由于农村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的加剧及表面化，再加上国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致使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健康运行。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利益共享机制。首先要加快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培育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新一代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或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营。对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在财税、信贷政策上都应给予相应的支持；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使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经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变身”，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以此吸引村民关注村庄公共事务；更多地关注农村弱势群体，赋予其更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消除公共资源获取和使用过程中的特权现象，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要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他们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各级政府要投入更多地农村民生项目，建设“全方位、多角度、高标准、广覆盖、可持续”的城乡民生保障体系，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9]。

（七）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机制

要以“超前”意识，坚持“抓苗头、抓小事、抓初期”的原则，把抓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难点问题作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着眼点。切实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进一步完善经常性走访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政务微博、QQ群等方式，着力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新平台，不断拓宽民情表达的新平台。及时了解群众各类诉求，及早排查认真分析各种社会纠纷发生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强预控能力，减少群众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健全应急指挥系统，在冲突大规模爆发之前实行预控，平时负责预防工作，组织理论研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法律法规、组织宣传工作、干部培训工作、物资储备、提高技术水平等。一旦发现大规模冲突征兆，常设应急机构立即转为指挥中心，主要领导靠前指挥，迅速果断予以处置。

只要我们构建好处置转型期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就能及早发现农村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民怨、民愤，就能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努力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 薛辉，胡小宁.山阳县天竺山景区屡现——蹊跷的“度假山庄” [N].陕西农村报，20111027（A4）.

[3] 谈春平，张长贵.杨凌干部疑私分土地承包款 村民怒烧村委会[EB/OL].[20120215].大秦网.http：//xian.qq.com/a/20120215/000292.htm.

[4] 泾王军，王琦.一纸“拆迁通知”惹民怨[N].陕西农村报，20111014（A4）.

[5] 白兆东.陕西再曝血铅村 凤县百余孩子血铅严重超标[EB/OL].[20111201].三秦网.http：//www.sanqin.com/article483771.html.

[6] 于忠虎.地下挖煤致村庄地陷房屋开裂 彬县坡头庄村村民有家不能住[N].西安晚报，20111015（8）.

[7] 杨莉芸.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4.

[8] 黄顺康.论构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阻断机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3）：5256.

群体性事件报道策略探析 篇4

学者张爱军认为:“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 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 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 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 或表达诉求和主张, 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 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同时, “群体性事件”, 也是指社会群体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从事的活动及其表现。如集体冲击党政机关驻地, 拦截交通工具, 罢工、罢课、罢市以及违反规定的集会、游行、集体上访等活动。[1]

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看, 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敏感性、复杂性和不可控制性等特点。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特点给报道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群体性事件报道如何才能做好?本文主要以“瓮安事件”的报道为例进行分析。

二、群体性事件报道的舆论引导

从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可以看出, 群体性事件大都具有比较明显的符合新闻价值的重要性和异常性等要素, 新闻价值都很高。这是群体性事件报道在新闻价值上的先天优势。但同时群体性事件具有敏感性的特质, 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媒体应该慎重, 报道应该使事件能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要注意舆论的引导。

2008年的“瓮安事件”, 在其发生的第五天, 民众与官方的对立几近失控, 出现局部暴力。贵州省委书记则洞察因果, 严肃地指出此次事件“表面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 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 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 一出事, 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这起事件看似偶然, 实属必然, 是迟早都会发生的!”[2]以此认识, 较为果断地对当地相关主管领导做出处理, 进而合理有效地平息了事件。

贵州省委书记指出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 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属于侵犯普通人的权益的事件, 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正当权益没有得到维护, 而由此累计起来的社会矛盾的结果。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它表面上的冲突性和刺激性, 而要对引起群体事件的权益和维权等问题进行回溯性报道。回溯性报道应该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矛盾。《南方周末》2008年7月10日对“瓮安事件”的报道《瓮安溯源》中提到“在李树芬的老家、磷矿丰富的玉华乡, 记者在牛宫村看到, 流经村子的水, 呈灰白的混浊。村民们说, 从2002年开始, 开矿就污染了村子的水源, 并导致人畜饮水困难, 庄稼绝收。但村民们向政府的投诉得不到回应, 矿企则完全不予理睬。”就是从这样角度进行了报道, 这使得对事件的报道显得比较客观, 也很好地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三、选择适当的报道形式

在报道形式上, 根据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可以采取不同的报道形式。对于性质比较单纯的群体性事件, 可以采取消息等比较常规的报道形式。消息一般字数不长, 可以做到快速回应, 使受众能及时地了解事件真相, 从而消除群体性事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2004年10月18日在重庆万州发生了一起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本是一起性质很简单的社会纠纷, 但由于一些人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和另外一些人故意从中作乱, 使其演变成了群体性事件。人民网重庆频道分别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9日和20日分别发出两篇消息报道《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引发群体事件》和《重庆官方:“棒棒”被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平息》, 既简单地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 也表明政府秉公处理的鲜明态度, 迅速稳定了人心,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对性质比较复杂的群体性事件的报道, 尤其是其后续报道最好是用深度报道的形式。这是因为这类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往往都很复杂。只有深度报道的形式才能更深刻而客观地揭示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这样的报道才能使有关方面更好地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 在面对类似事件时能防患于未然。

深度报道理念是一种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新闻本体论。它认为, 新闻事实不仅仅是具体的新闻事件本身, 更重要的是新闻事件与社会、新闻事件与人的关系。“深度报道的指向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

深度报道的报道内容具有广延性的特点。它不仅仅报道一时一事, 不仅仅报道事实的某个方面, 而是全面地、系统地、深度地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 把新闻事实的整个面貌全方位地展现在受众面前。《南方周末》对“瓮安事件”的报道就不仅报道了官民冲冲突, 而且对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 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翔实的报道, 就没有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事, 让读者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了解到了事件发生的原因。

深度报道的“深”同时还体现在理念的“深”上, 著名记者张建伟曾经说过:深度报道“使日常获得的信息, 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 这就是说它要求的是观念的深度, 新闻素材就是为这种深度服务的。[4]发生了“瓮安事件”之后, 一般而言, 受众最初的感受是吃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然后会寻求问题的答案, 负责任的报道就该回答受众的疑问。要回答好这样的疑问, 就必须回到事实的起点, 表现出事实发展的脉络。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报道要呈现事件的历史背景材料, 以今天的事态, 核对昨天的背景, 从宏观上说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其次, 还要提供相对宏观的“情景化环境”, 提供不同地点或人物的故事;除了注意细节外, 还要给予事实一种总体的描述, 使得受众对事件的认识不至于完全淹没到细节中去;搜集多方面的反应性事实, 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多时候是具有争议性, 对事件的看法存在分歧时, 报道要兼容并包, 反映不同的意见, 使得报道客观化。

四、选择适当的报道框架

根据框架理论, 新闻报道即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5]

由于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的特点, 群体性事件报道应该多用解释性框架, 少用和慎用冲突性框架。

首先, 群体性事件就其界定和表现来看, 是以“矛盾”、“冲突”等词作为关键词。在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还原和再现时, 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冲突框架, 即再现对立双方的冲突经过和过程。群体性事件报道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在这个框架之外, 媒体对群体性事件应该还有和解框架。在现行体制格局内, 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只有和解这一条路, 除此以外再无别的出路。因此, 媒体的相关报道应该突出党和政府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 冲突群体之间利益的统一性。党和政府与利益诉求群体的利益不是根本冲突, 而是由内在的一致性。要把这一点重点呈现出来, 要让人民群众看到群体事件的出路何在, 而不只是片面的强调分歧和矛盾。比如在有的地方, 由于地方政府片面地强调GDP的增长, 忽视了该地区全面的发展, 忽视了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了现在, 牺牲了长远。报道者就应该在表面的冲突下, 发现和找到人民群体渴望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这正是政府应真正追求的目标。把这一点呈现出来, 就会使得人们知道,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人民群体渴望进一步发展, 而与现实条件和政策产生的矛盾。把这一点抓住, 就是抓住了“纲”, 就才能正确引导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在痛定思痛后, 把人民群众的干劲和力量集中到科学发展、持续发展上来。

其次, 对于比较复杂的群体性事件, 报道中还应该使用解释性框架。《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7月14日的《瓮安事件调查》中被免职的公安局长申贵荣, 公安的威信的丧失不是一两天的事, “这几年, 针对群体事件, 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从中可以看到事情为何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一步。也让读者明白基础矛盾的根源何在。公安被当作打手在使用, 群众平时对公安就有积怨。“俯卧撑”事件不过是点燃人们怒火的导火索。

运用解释框架, 不但可以解释事件产生的真正根源, 从而为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提供参考, 同时也为找到类似发生的规律提供参考。

解释框架的运用需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群体突发事件的当事人, 更应该有事件的相关人, 比如《瓮安事件调查》中被免职的公安局长。这类人往往对事件具有直接的责任, 同时由于他们的权限, 使得他们的观察和他们的角度都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总的来讲, 由于设定的框架不一样, 报道所涉及的采访对象和报道内容的范畴也不一样。就群体性事件而言, 当然是解释框架所涉及的采访对象要比冲突框架多, 报道内容的范畴远远大于冲突框架。

就《瓮安事件调查》为例, 采访的对象有跳河自杀者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哥哥李树勇、事后作检查的法医、为李家出主意讨说法的人、分管公安工作的县委领导等人。由于采访对象和报道内容的广泛性, 报道也体现出深刻性和开阔的社会内容。当然就更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由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在作群体性事件时, 报道者在坚持客观报道同时, 应该注意把握好舆论导向, 选择好报道形式, 处理好报道框架, 这样才能使得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发挥化解矛盾, 理顺民意, 稳定人性的作用, 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摘要：本文以“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报道为例, 分析媒体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为更好实现媒体的报道责任, 应注意的报道策略, 即注意舆论引导, 选择适当报道的形式和选择解释性框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深度报道,解释性框架

参考文献

[1]张爱军.群体性事件概念之名实辨析[N/OL].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9-09-1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 sInfo.asp-NewsID=157127.

[2]胡舒立.群体性事件求解.财经[J].2009, 14:24.

[3]杜骏飞.深度报道原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6.

[4]高红日.深度报道之“深度”分析[N/OL].青年记者, 2006-08-23.http://qnjz.dzwww.com/xbyk/2004-12-2/200412/t20041231-927645.htm.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5

彭建忠

关键词] 农村群体事件； 原因；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21-0043-0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如果处置不当，这些问题和矛盾就有可能演变为群体事件。当前，农村群体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正常办公秩序以及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因素。必须正确认识农村群体事件的本质特征，剖析其发生的背景，探索正确处置农村群体事件的策略和措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农村群体事件的诱因及特点

1.“三农”问题繁衍出的众多纠纷。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性纠纷。具体表现为土地、山林、水面权属纠纷。二是乡镇村办企业经济纠纷。表现为集体林场、屋场及资产的归属纠纷。三是农民自身的日常生活纠纷。如婚丧喜庆、赡养抚育、分家继承、债权债务、房屋宅基地、邻里关系、边界坟山等纠纷。四是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如残疾、特困户的生活、生产、子女上学等问题。五是政府及部门引发的农民负担不公，权益受到侵害等问题。如“三收”、计划生育、国土执法、教育收费出现的问题等。六是村级财务混乱、不公开，村级班子选举不民主等问题。

2.亏损企业、特困企业、破产企业存在的诸多矛盾。一是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如集资、下岗失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导致职工与经营承包商矛盾加剧，滋生事端。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如亏、特、破产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经济补偿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各种政策性补贴不能落实到位。

3.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中的不少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决策错误或重大失误，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满意。如撤区并乡选址，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地方制定的小政策或机构改革派生出的系列问题等。二是职能部门重收费、轻服务，重执罚、轻管理。三是司法腐败、执法不当而酿成的事态。

从上述诱因而引发出农村的群体事件多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参与的对象混杂。二是参与的数量较多。三是造势凶猛，矛盾冲突升级较快。四是诸多矛盾交织，处置难度较大。

二、对农村群体事件的透视及剖析

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村群体事件产生的原因，并从深层次进行透彻分析，对于防范和化解农村群体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乡镇管理体制不顺。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名义上“七站八所”由乡镇统管，事实上“有权、有钱”的站所实行的是垂直管理，“责、权、利”三者脱节，导致乡镇政府行政功能不全，统筹指挥和协调管理难以步调一致。同时，由于乡镇财政状况不佳，村级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无力下手，使群众失去了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职能弱化，乡镇财政紧张是当前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许多问题产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但从深层次分析，群众相对于政府是被服务的对象，部分群众还是弱势群体，因而，群众有困难找政府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各工作部门及公务员，应该主动作为，提供服务。但往往由于工作责任不落实，有的干部群众意识淡薄，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甚至颠倒主仆关系，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使群众感到难以接近。当群众遇到一些恼火问题时，往往

把小事酿成大事，以求产生影响，引起重视。

2.部分干部作风不实。首先部分基层干部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不到位，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损害了群众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其次，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不强，指导产业结构调整不力，致使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第三，少数基层干部价值观念错位，与民争利，以权谋私，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干部队伍形象。第四，涉农服务型部门工作缺位。群众缺少的是涉农部门的排忧解难、技术帮助和资金扶持，而接受的却是管理部门的批评教育、罚款处理以及强制执行，使群众萌发对抗心理，发泄情绪。

3.参与群众心态失衡。在农村，部分村、支两委班子，选举不民主，群众不服，抵触情绪大，其号召力、战斗力不强，致使宗派、家族势力滋长。群众权益得不到保障，无所适从。在城镇，企业改制后交接管理出现“空档”。对不断增多的下岗待业人员，缺乏有效管理与教育。同时，不同地域、行业、单位干部职工收入上的较大反差，也造成了群众的心理失衡。当部分群众生产、生活、人身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正义得不到伸张，在对基层干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萌发出“小干部”不见要见“大干部”的心理，主张把事情闹大。

三、农村群体事件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处理农村群体事件，要按照“区分性质、讲究策略、冷静稳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的基本方法，正确处置。

1.建立防范机制，落实防范措施，提高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要建立灵敏的覆盖全社会各层面的情报预警信息网络，广泛搜集影响社会稳定的社情动态，及时发现引发农村群体事件的隐患和苗头。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各种不安定因素，要开展针对性的排查工作，对可能酿成农村群体事件的苗头要及时报告，并要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免贻误处置时机。对瞒情不报或虚假报告，导致严重后果的，要从严查处。

2.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落实好各项工作责任制，避免农村群体事件的发生。一是要实行领导接待日制度。主要领导要定期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亲自阅处群众来信，对群众提出的重大问题，要直接督办解决。二是要实行重大问题定期排查制度。一些群体事件的发生，有其规律性和周期性，是可预防的。因而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对容易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前实行排查，就可以避免这些群体事件的发生。三是实行责任追究制度。本着“谁主管，谁负责，谁管辖，谁处理”的原则，各职能部门要努力提高决策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避免因决策失误或执法不当引发群体事件。四是要加强信访接待工作。信访部门，要认真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对信访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根据政策和规定应该解决的要想方设法地予以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转化和稳定工作。同时，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及时了解群众的衣食住行和思想动态，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改善政府形象，密切干群关系，营造互助和谐的社会风尚。一是要加强民主建设，树立民主政府形象。在基层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二是要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树立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要牢固树立勤政为民的观念，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多下基层体民情，察民意，集中力量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三是要加强廉政建设，树立廉洁政府形象。对那些置群众疾苦于不顾，以权谋私的干部要从严查处，纯洁干部队伍，消除群众积怨。

4.突出重点，强化责任，及时调处各类纠纷，尽可能消除各种农村群体事件的诱因。一是要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把农民不合理负担减下来。要确保农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和民主理财等权利。二是要切实解决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积极稳妥改革，落实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落实下岗职工养老、失业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对特困职工和居民，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同时，要通过政策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化解群众的不满情绪。三是要对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如权属争议、治安侵权、环境污染、移民撤迁以及交通、医疗、矿山安全事故等焦点问题，要快速反应，及时化解。

5.把握原则，注重策略，果断稳妥地处置农村群体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6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农村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农村区域内 (村、乡、县) 社会矛盾引发, 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 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从根本上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有关资料及笔者对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跟踪调研,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

1.规模由小趋大。20世纪80年代之前, 农村几乎没有群体性事件, 然而, 近年群体性事件激增, 规模上出现新变化:由几人、十几人或几十人参与的小规模群体事件仍是主体, 但由上百人到几百人参与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 并开始出现由上千人到几千人参与的大规模和由上万人或更多人参与的超大规模的事件, 这对于县级区域的稳定造成的冲击很大。据笔者对中原某县的调查, 2006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5人以上占4%, 10人以上占10%, 20人以上占45%, 上百人的占41%。

2.类型由“纠纷型”趋向“抗争型”。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 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纠纷型”事件。如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的群体性械斗等。但是, 自 80年代中期始, 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 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则日益增多。近年来, 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大都是因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人员的侵犯甚至剥夺引起的集体维权行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色彩日益显著化。

3.组织性由弱变强。过去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因某一具体诱因导致聚众闹事、围攻、哄抢或械斗, 一般没有明显的组织领导者, 也缺乏具体统一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而目前的群体性事件, 一般在事前或事中有较为紧密的组织领导, 具有明显的策划特征。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领导和组织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发群体行为为主的农民自我集体行动。这类行动的组织者一般是事件当事人, 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 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另一类是通过正式组织及其领导出现的农民集体行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是正式组织的成员, 他们强调并坚持以合法的组织途径解决问题, 国家的法律、党的政策是这些事件整个行动的基本根据或行动规范, 具有“遵纪守法”的性质。

4.诱发因素由单一趋向多元。过去, 农村群体性事件因山林权属纠纷或宗族、房族矛盾诱发居多。而现在, 主要的是村民选举、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因素诱发见多。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已成为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诱因。农村环境冲突在中国并非新的现象。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 进入80年代逐渐增加, 到了90年代则呈现出剧烈爆发的态势。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根据恩格斯的“合力理论”, 任何事情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也是有多种诱因。

1.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是直接原因

社会情绪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村社会对立情绪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 但主要是基层干部自身的问题较多, 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作风、政策水平不高等。表现在:一是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有的村干部虽然生活在农村, 工作在农村, 却很少到群众中去, 对群众想什么, 做什么, 有什么困难, 根本胸中无数。所以做出的决策很难符合大多群众的意愿, 很难得到大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的村干部对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理不睬, 不做沟通解释工作, 而是简单地生硬地对待群众,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使干群间产生了隔阂, 有的村干部在推行有关政策规定时, 不是耐心地做教育引导工作, 而是靠行政命令压服, 造成群众不买帐。有的村干部摆不正位置, 总以救世主自居, 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群众的幸福生活, 不能主动地去联系群众, 造成干群关系疏远。二是不讲民主, 不接受群众监督。有的村干部民主意识差, 在班子内部不听取成员意见, 个人说了算, 本该由集体讨论商定的事。却个人主观臆断, 盲目决策。在决定大事要事时, 不执行民主决策程序, 要么不与群众商量, 要么减少环节, 降低要求, 要么不反映事实的真相, 不深入调研论证, 使决策缺少群众基础, 缺乏科学依据, 最终给集体造成损失。有的村干部不向群众公开村务, 重点建设工程不招投标, 造成群众反感和猜疑。三是管理混乱, 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有的村干部管理能力差, 不能为群众当家理财, 不能管好职责范围内的人和事。有的干部工作随意性强。做事没章法, 口袋政策多, 口头协议多, 有的即使有协议也不完善, 权利义务不明确, 造成村务管理混乱。如鱼池承包、土地租赁、财务管理等问题都有漏洞, 使少数人随意侵占集体资产, 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 群众与群众之间, 村与村之间纠纷不断。有的村干部不敢抓, 不敢管, 控制能力差,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和事迁就纵容, 造成多数群众不满意, 留下许多隐患。四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不抓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村干部只顾经济工作, 不问党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导致一些村民民主法制意识淡薄, 思想观念混乱, 造成不安定隐患。总之, 民主管理不规范使农民民主权利丧失,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话语权, 无法共享共有社区资源。利益的失衡和长期积压的矛盾冲突无法通过制度化途径在村庄和社区内部得到化解, 就很可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

2.农村利益冲突加剧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占用土地补偿费用和村企矛盾问题。首先是占用土地补偿费用问题。近年来城市迅速向郊区农村扩展, 开发区、工业园区逐步扩大, 新建、扩建道路迅猛增加, 占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尽管各级党政机关和村级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补偿措施, 但是涉及大量的占地补偿费用问题仍然特别突出。由于目前国家缺乏统一的土地补偿标准, 各地对占地费用的补偿标准、补偿期限以及补偿费用管理缺乏严格、具体的规定, 经常出现占地补偿资金不能完全及时到位, 补偿标准差距较大, 导致被补偿农民互相攀比;或是农民对村里的大量补偿款的使用和管理不满意。这些都极易导致农民与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发生纠纷和冲突。同时《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地30年不变, 而大多数村庄的机动地早已用光, 失地农民失去收入和生存的来源, 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次是村企矛盾问题。由于用水、用电、地面塌陷、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这些工矿企业与周边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历史原因, 村民靠矿吃矿靠厂吃厂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总是要求厂矿在赔偿损失之外免费提供用水、用电。而厂矿一方经过经济转轨, 思想观念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认为任何赔偿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来执行, 不愿支付超出规定的赔偿要求。结果往往导致村企矛盾突出, 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

3.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是重要原因

社会转型中产生矛盾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 关键是农民能否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反映意愿和化解矛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增多, 就是由于农民合理利益受到损害、各种矛盾长期积聚, 又缺乏制度化表达或对正式表达缺乏信心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主要表现在“三难”:一是村民自治选举难。村级换届选举中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基层并不少见, 情况也比较复杂, 选举不公正、宗族势力介入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据调查, 目前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在某些村时有发生, 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村民选举中的贿选问题都是只有原则性的规定, 在现实中很难认定和操作;有的村由于某些干部的贿选和不正当干预村民选举, 村民无法实行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正常的村民自治, 有的村在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操纵下选举, 导致选举结果不合民意民愿, 自然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告状难。向司法机关起诉, 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后防线, 是依法处理矛盾冲突的重要办法。然而, 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告状很难, 尤其是民告官更难。正是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 农民在合法的渠道内解决不了问题, 一部分农民就寻找不合法的渠道, 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解决问题。三是农民反映问题难。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干部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求或批评, 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可是一些政府机关和组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严重, 使农民难以接触, 有的甚至打击反映问题的农民。

4.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原因

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 已是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问题。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一般多采取间接插手的方式。他们或是策略支持, 经济资助;或是寻找借口, 法律援助;或是恶意炒作, 造谣惑众;或是征集签名, 施加压力;或煽动闹事, 扩大事态;或是鼓励抗争, 长期对抗。2005 年, 在广东省发生的汕尾“红海湾事件”、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就是典型例子。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本是个别的普通群众纠纷事件, 但随着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敌对分子, 包括国内一些所谓民间维权人士的插手, 通过境内外媒体的大肆炒作, 使事件不断复杂化, 最终演变为具有政治目的、影响海内外的事件。汕尾“红海湾事件”发生后,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也造谣, 称数千名武警至少枪杀 20名村民。一些人组织发动网上签名活动, 向党和政府施压。诸如此类的造谣煽动活动, 成为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和放大器。

5.群众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这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实施村民自治以来, 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 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 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对于如何利用法律、法规来合理解决政策处理问题或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不够。他们认为一般搞搞没关系, 政府拿他们不得, 以致于有的人走上了犯罪道路还不知道。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 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 能较快解决问题, 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三、正确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新思维

针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我们必须大胆解放思想, 转换思维, 用创新性举措正确治理, 为和谐平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1.更新观念、转变思维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 并非中国独有, 也决非仅限于当代。历史上自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群体性冲突, 之后一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到今天, 将来也还会继续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群体性冲突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 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 冲突最基础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 然后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 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上的冲突。冲突产生于矛盾, 矛盾引起冲突。当前我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转型期农村地区各种矛盾交织的反映, 从本质上讲, 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是弱势群体的农民利益诉求的集中表现。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包含合理成分, 他们采取的上访、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 虽然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冲击, 但这些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群体性事件中农民无非是在行使这一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说, 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意味着社会在趋于常态, 以及权利时代和法治社会正在来临。所以, 我们要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首先必须更新观念, 学习接受法治的观念, 逐渐适应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此外, 根据辨证唯物观,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群体性事件有其消极性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比如, 可以有助于农民群体群际关系的整合, 巩固农民群体内的凝聚力和整合度, 也可以以压力的形式迫使领导者反思, 从而不断改进思维方式, 提高执政能力, 促进矛盾的解决, 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对待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科学态度, 也是正确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础

从工作实践看, 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而且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减少出现反复的后遗症。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来治理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它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虽然形式上“软”, 但比起动用警力来效果要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不仅规范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 也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 将法律知识寓教于宣传教育之中, 可以依照法律找出每个参与者行为的合法性和违法性, 发现每个参与者的合理要求和无理要求, 合法、合理的要求应予尽力解决;违法、无理的要求通过对照法律一目了然, 使群众口服心服。同时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时也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 树立起依法行政的风尚, 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二, 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化, 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 提高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利能力。从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 一些源于少数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处理问题不当或不能依法办事, 而一些群众的法制观念也不强, 一旦发生矛盾, 就很容易引发群体冲突。所以, 法制宣传教育是治本之策。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既可以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又可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 还可以使广大群众明白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三条, 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具体而言,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 把公民的权利义务告诉群众, 把即将办的事情告诉群众, 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不因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 从而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 提高了群众分清是非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完善控制体系是关键

(1) 完善预警机制,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建立多层次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系统, 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 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 信息来源多样化, 上下联系一体化, 分析信息专业化, 综合反馈网络化。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二是建立完备的预测系统, 对社会稳定形势状态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势进行宏观和微观预测, 为决策机关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驾驭社会治安局势;三是健全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防范重心下移;四是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防范网络; (2) 健全以社会自组织为主体的消融机制, 真正使社会自组织成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应大力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首先, 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农会与农民工协会, 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发挥凝聚群体利益的作用。其次, 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国中介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 不仅可以凭借其处于一线、贴近民众的优势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 让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声音, 而且能够依靠其与政府机构的特殊关系表达和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 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社会功能; (3) 建立超前联动排查调处矛盾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 准确排查。就是排查工作要主动开展, 并深入到基层面对面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 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的疾苦, 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发现, 早掌握, 及时化解。二是对原来交办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上新出现的突出问题, 定期再进行交办查办, 使这项工作经常化。三是在处理矛盾时要妥善彻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作用, 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 防止矛盾激化。四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 要针对不同的特点, 认真剖析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妥善加以解决。 (4) 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 建立起统一领导、部门协调, 统筹兼顾、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加以解决。当前可考虑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及时解决疑难矛盾纠纷。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在镇乡、街道整合综治、公安、司法行政 (调解) 、信访、劳动等部门的职能, 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按照主体不变、职能整合、联动运作、化解矛盾、方便人民、维护稳定的要求, 理顺和完善以综治牵头协调, 信访接待归类, 司法依法调解, 部门各负其责, 归口处理的联访、联调、联动运作机制,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分析和预测纠纷形势和特点, 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报告重大社情和难点、热点问题, 受理重大复杂疑难纠纷, 组织实施调解。并组织处理辖区群众来信来访, 努力预防和控制集体上访、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等重大信访事件的发生, 维护本辖区的稳定。在组建联调联动服务中心过程中, 党委政府要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不能只流于发一个文件的形式, 要切实解决专门办场所和工作人员, 以真正发挥其作用; (5) 是建立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

4.改革和发展是根本

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相适应。这既有体制转轨的影响, 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多方面需要的因素。因此, 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历史经验表明, 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 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群体性事件。要通过改革, 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始终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是正确处理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当前最关键的举措是健全基层民主管理体制, 完善基层自治功能, 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当前需要建立四个机制:一是知情机制。一方面, 群众能够了解真实情况。集体资产是联系村民的重要纽带, 村民非常关注集体资产的使用状况, 要将村镇规划和建设项目、土地征用及补偿、宅基地和山地流转、债权债务、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等及时在公开栏公开;另一方面, 村干部要对村情具有敏感度, 要收集社情民意, 变村民的“上访”为干部的“下访”, 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 及早发现, 及早解决。二是决策机制。村民参与决策是村民参与谈判和规划自己未来的利益整合过程。要在村务管理中建立民主议事协商制度、民主听证和票决制。对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工程项目资金筹集、招投标方案、上级下拨的补助经费、年度工作计划等, 在决策前必须进行公示并组织民主听证, 提请全体村民公开票决, 真正体现“自治”理念。三是参与机制。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 这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国际经验表明, 参与机制能够为穷人和受社会排斥的阶层提供表达意见的权利。民主是社会有序参与的重要保证, 应努力提高村民的参政意识与参政水平, 提高农村的自我组织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四是监督机制。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党支部是领导核心, 村委会是管理和决策的执行机构, 村民代表会议是决策机构。对村委会事务的监督, 要发挥党组织作用, 形成群众监督、村委会自我监督、上级组织监督的完整体制。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基层自治组织的完善。村委会是社会的自治组织, 维护社会公益, 提供公共服务, 表达公众利益,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 离群众最近, 是政府调控农村社会的重要“触角”。如果村委会的功能和机制发挥得好, 在农民中培养了归宿感和认同感, 一旦群众有矛盾纠纷, 通过村委会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以获得政府帮助, 将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化渠道消灭在萌芽状态,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得到有效控制。这四大机制的建立也就有效地保证了弱势农民的权利均衡、利益沟通和利益表达, 为消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该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2008年社科规划项目前期成果。

摘要：近年来, 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阶段性多发态势, 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制约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构建最突出的问题。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构建和谐平安新农村, 就必须抓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 采取教育、控制、改革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创新性举措进行正确治理。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正确治理,和谐新农村

参考文献

[1]董清民.群体冲突及其预警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5.

[2]胡关禄, 林雄业.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之研究 篇7

关键词：突发事件,冲突,疏导

一、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动因与分析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形式有:静坐、请愿、游行示威、械斗、聚众阻塞交通、围攻基层干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阻挠建设工程等, 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干部管理违规导致农民负担过重

改革开放以来, 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 农村的变革先快后慢, 曾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领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但随后的全面改革步伐却逐步落后于城镇, 由于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以及历史的、自然条件的、农民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社会规模最大的贫困人群, 而且城乡差别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 某些地方的政府及其领导干部, 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规管理, 从多个方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激化了原有的矛盾。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的“三乱”现象, 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三乱”现象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

2、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

这类矛盾主要发生在城市郊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村庄逐步纳入城市发展的规划当中, 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卷入到城市高速扩展的过程中。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征地补偿中农民所获得比例太低。有资料显示, 土地收益分配中农民只得5%-10%, 村集体得25%-30%, 政府有关部门得60%—70%。二是失地农民身份转换后未能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一些地区己陆续出台了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险等制度, 但由于多种原因, 制度功能并未充分发挥, 多数失地农民未能进入社会保障安全网。三是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当前, 原城市居民就业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失地农民因其教育背景、知识技能、综合素质等原因, 找工作自然更加困难。四是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该问题突出表现为三点:其一, 房屋拆迁补偿太低;其二, 安置房规划滞后大大增加了农民在外过渡时间的生活成本;其三, 安置房质量差、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 严重影响了拆迁居民的生活。不少地区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问题造成村民经济利益的严重损失, 未来生活没有保障, 由此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 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直接诱因。

3、外欠农民款久拖不还

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农民生活总体上是比较贫困的, 一旦劳动所得遭遇拖欠, 很可能产生农业再生产无法进行、病人无钱治病、孩子辍学等严重后果。长期以来总有些地区在高速公路建设、河渠改造等工程中长期拖欠占地补偿费, 由于拖欠时间长, 时间跨度大, 解决难度较大, 农民反映强烈, 经常酝酿大规模到省、市的集体上访:有些地方的农产品经营单位长期拖欠农民出售农产品的应得款, 使农民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其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农民认为上访讨回欠款是唯一的出路;此外, 拖欠最严重的特殊行业, 如在建筑企业发包、承包、转包、分包等整个链条中, 常出现工程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情况, 这是最为突出的现象。

4、农村资源争夺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 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对土地、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又极高, 长期以来由于这些自然资源的归属和使用问题引起的农村群体性械斗在许多地方经常发生, 地方政府往往很难解决。在我国, 由于人多地少一直比较突出, 新一轮农村联产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 各地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理解不统一, 有些地方机械地理解为土地承包后三十年固定不变, 而人口则是动态的, 对于人口增长比较多的农村, 为了生存, 势必采取过激行动要求重新按人口分配土地等等, 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同时, 我国也是水资源溃乏的国家, 尤其在贫水区, 水量的分配与争夺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据水利部不完全统计, 2001年至2005年, 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4万余起。因争夺土地、山林、水等稀缺资源而引发的冲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5、某些领导干部的不作为、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与腐败行为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农民因某种问题或某个矛盾事件向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方式, 有这样“三步曲”的特征:一般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 如派代表上访, 无效后, 才会选择“逼迫式”方式, 如大规模的、情绪激烈的集体上访, 甚至集体围攻基层组织, 还无效, 则有可能实施“敌视性”行动, 如暴力围攻、武力抗争等。这一过程中, 之所以会发展到第二步、第三步, 大部分情况是上级党政组织中有关领导对农民要求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 或拖延敷

“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家乡, 并由长辈、亲戚、朋友或邻居等代为照看, 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儿童[1]。这一现象有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父母为什么要外出打工, 二是儿童为什么不能随父母进城而要留守家乡。第一是因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啊呢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 进而不得不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第二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

在、户籍的影响、高昂的借读费用等原因使儿童只能留守在家乡。

一、研究对象

主要以赣南地区部分农村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大心理系周步成等人修订的《心理健

衍不解决, 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有些则故意偏袒维护一方的利益, 致使矛盾激化。

二、当前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出现以及在新时期下出现的新特点, 已经引起了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当前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路和措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理念层面上, 没有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积极效应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 是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危机, 也是社会发展所必然要付出的社会代价。现实工作和研究中, 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消极影响方面关注过多, 只是看到了由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的现实混乱和造成的一时损失, 而对其积极意义方面认识不足, 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到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 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对中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引导性的积极策略研究较少, 而从缓解现实危机的角度进行疏导性的被动策略研究较多, 影响了制定和选用现实处置策略时长期效应的考虑, 使得处置工作的水平长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上, 难以产生长远效应, 没有合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 造成行政成本的浪费, 与建设节约型的国家理念不符。

2、手段层面上, 消极压制偏多, 积极疏导不够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一些机关往往消极应对, 不召开新闻发布会, 不组织人员沟通, 不进行下面接触。这样的“三不”政策尤其难以适应信息传播网络化、即时化的今天。这种捂盖子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其实, 危机处理的核心在于沟通, 对媒体关系的沟通, 对直接利益冲突者群体的沟通, 是解决问题、化解冲突的真正途径。通过积极地疏导沟通, 获得对事件根源的认识, 可以对工作形成实际指导意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会造成在研究成果和处置对策方面, 战术性的内容较多但理论性差:长效机制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且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 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长期处于涣散和缺乏组织的境地, 长期处于防不胜防, 穷于应对的被动局面。

3、机制层面上, 事前预防不利, 事后应对缓慢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8

近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全国环境质量总体呈好转趋势的同时,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严峻,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增多。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地区已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因此进行防范和疏导成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研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景、产生原因和治理对策,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全面目标。

1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各种历史、现实的原因,目前农村环境形势呈现出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加剧等特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正日渐凸显,如农村集聚化引发的环境问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生态问题、乡村旅游带来的新挑战等。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新老问题呈现出叠加和复合效应。

由于污染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环保纠纷已成为继征地、拆迁之后又一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因为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环境维权问题已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从图1和图2可见[2],在我国的环境形势处于“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污染直接经济损失和污染事故赔款、罚款总额呈增加趋势。多年来,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热点问题,地区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整体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呈上升态势,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才可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注:资料来源于1995—2006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www.sepa.gov.cn/,下同。

2 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

在全国环境形势总体严峻的背景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浙江农村的情况较为典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2年建设“绿色浙江”被确定为该省的战略目标,但是仍发生了多起因环境问题造成的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的4个月中,在浙江省的中部和西北部连续发生了3起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当地和全国都造成了很大反响,这些事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值得认真分析和深入反思[3,4,5,6]。

东阳画水镇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4月10日,东阳市政府出动百余台车辆和千余名警察到画水镇拆除当地农民为抵制污染而搭建多日的占道竹棚,守候竹棚的老农燃放鞭炮示警,四方民众两万多人迅速聚集,将拆除人员围堵于当地的一所学校。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多辆汽车被毁,学校为此停课。东阳依山傍水,素有“歌山画水”的美誉,画水镇的污染始于世纪之交“竹溪工业园”的兴建,陆续有13家化工企业进驻。自2001年起,园区3km2范围之内在空中弥漫的废气使村民们呼吸困难,学校师生被迫关闭门窗上课;蔬菜难以生长,水稻减产,果树只开花不结果,大片水杉和苗木死亡。同时,污水直接排放使画溪水在2002年成了劣Ⅴ类水质,鱼虾绝迹。下游的黄山村因污水不能灌溉田地,20hm2以上良田只能靠天吃饭,3座水泵房业已报废。2003年夏天大旱,守着污水的黄山村民因无水灌溉而绝收。自此“山不再青,水不再美,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生长”,酿成了后来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和抗争。

新昌逾万名农民抗议药厂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7月15日,在新昌和嵊州的交界地带围绕当地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厂的环境污染问题,新昌江下游的嵊州农民与京新药业、新昌警方之间发生了延续多日的冲突。数百村民聚集在工厂门前,并与保安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在“八山半水半分田”的新昌,作为生命之河的新昌江在20世纪就成了没有活物的“死亡之河”。据下游的嵊州市环保局监测,新昌江的入境水质1996年为Ⅱ类,从当年新昌大规模建立化工企业开始迅速恶化,1997年降为Ⅳ类,1998年为Ⅴ类,1999年以后则是劣Ⅴ类。在新昌江抽取的水样中,检验出的有机化合物达22种,鱼虾绝迹。在京新药业原料厂附近,工厂投产不久后多个村庄的井水无法饮用,靠近沟渠的水稻被熏死,稻米无人敢吃,田螺、青蛙甚至生命力极强的蚂蟥逐渐绝迹;工厂排放的气体让村民苦不堪言,一些村民产生了“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的想法。污染后工厂附近的村民疾病频发,黄泥桥村35—45岁的人中患肝病者高达50%,杭州一些大医院收治的癌症患者多来自新昌和嵊州两地。

长兴县煤山镇环境群体性事件:2005年8月20日,在浙江西北部号称“蓄电池之乡”的长兴县煤山镇多个村庄的农民围堵当地的浙江天能电源有限公司,数千群众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两辆警车被毁。在此前的6月26日,由于附近村庄的200名儿童铅中毒被认为系天能公司的污染所致,当地600多村民闯入该厂,要求工厂停产或搬迁,双方对峙5天,造成至少数人受伤,最后在地方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才暂时平息。长兴县污染状况的恶化始于蓄电池行业急速扩张的2003年,在紧靠工厂的村庄,村民喂养的蚕大量死亡,蚕丝产量下降了1/2。林城镇,大量污水导致河里的鱼变成“大头怪鱼”,并逐渐死完;当地的养鸭大户鸭蛋孵不出鸭子,种鸭“奇形怪状”。调查显示,该县煤山镇一带土壤中的重金属镉和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稻谷的含铅量超过国家标准上限的5倍。

3 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原因分析

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农村冲突、群体性事件和维权事件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成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诱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原因。究其根源在于:在我国环境污染背景下,政府、企业和农民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具体利益的考虑、追求等方面产生矛盾和冲突。

主要原因有:(1)法律保障体系不完整。目前我国整体上基本建立了环保法律体系,但涉及农村环保的法律明显不足,农村与农业环保的条款简单、内容分散,没有针对农村和农业环境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未能将农业环境与资源保护协调起来,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规模小而分散的乡镇企业污染排放监控乏力,畜禽养殖污染和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尚属空白,现行法律中一些相关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给农村环保执法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一定困难[7]。普遍适用于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控制模式在应对以面源为主的农村环境问题时适用性不强,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环境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地体现,特别是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处置问题更没有宏观上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定。(2)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较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在政府、营利性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四大社会基本构成单元中,尽管政府代表了整体、长远、全局的利益,但在特定阶段的具体利益上,各主体之间有差别和各自的关切。目前,我国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协会、农民环保组织的影响力有限,难以对抗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观下对排污企业的纵容行为。当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时,由于农民没有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合法要求难以得到保护,合理诉求难以表达。在某些情况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反而使原有的问题更加复杂,更难处理和解决。(3)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有关信息和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程序和责任等进行了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机构主动公开的热情不高,公开内容避重就轻,对公众依法公开信息的申请重视不够,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事前公开不足,对公众反馈的意见特别是与政府部门相左的意见采纳和重视不够等。在农村地区,涉及农民利益的企业项目引进、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信息等公开的力度和效果不理想。在群体性事件中,某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能及时有效地公开事件处理过程、责任主体等方面的信息,造成群众情绪起伏较大,轻信谣言,使问题复杂化。(4)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在城乡二元结构仍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逐步缩小城乡的差距,实施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逐步消除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并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就农村环保领域具体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尚处在探索和试点阶段,在理论和现实操作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关于生态补偿的主体、方式、标准、程序等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在实践上,生态补偿的测算方法和标准、资金来源、补偿方法和途径、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和配套制度、生态补偿的运行管理机制等需要进行深入探索。(5)法律救济途径不畅通。虽然我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对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法律保护还很不够。环境资源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对其保护具有公益性,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这影响到农民对环境请求权的行使和实现。由于经济贫困、法制意识淡薄,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意识提起诉讼,难以维护自己合法的环境权利,也难以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和法律保障。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之初,相关利益主体仍是通过上访、举报、投诉等方式反映问题,表达关切,但当久拖不决、事情无法正确处理时,以及在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补偿、有关侵害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的情况下,受害民众为了生存和自身政绩只能采用群体性事件进行最后抗争。

4 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4.1 建立法律保障体系和科学的考核机制

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明确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环境权,并在相关法律中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中,应确立和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能有效行使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检举权、环境诉讼权等各方面的环境权,并使各构成部分之间在程序上互相呼应和支撑[7]。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防治农村面源污染的技术导则和标准,制订包括农村在内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可操作性法律法规,就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处置一般程序、疏导机制、信息公开、事件调查、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做到有法可依。

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从根本上明确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追求政绩应遵循的根本价值取向。充分发挥科学政绩考核机制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促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绩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改变当前唯GDP主义的政绩观,将资源环境、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处理问责制”,使相关官员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维护群众利益、调解各方利益、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责任。

4.2 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利益表达机制是在承认个体正当利益的基础上,允许社会成员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机制。因此,利益表达的过程就是利益表达主体向政府、执政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和执政党则对各类利益集团进行协调与综合,在政府政策层面上达成各种利益间的高度整合,使分散的特殊利益整合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种过程。根据利益相关主体与相关利益要求,进行公众参与的路径设计,建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平台、争端解决机制,给政府与社会共同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提供具体的合作平台。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信访制度等行政组织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在实现社会利益表达方面的有效性,及时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减少群体性事件的累积爆发力。大力培育代表农民的各类社会团体,发展壮大农民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善非政府环保组织,赋予其利益表达和维护者的权利和义务,重视社会团体在处理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有关信息传递、利益谈判、民众情绪引导、协助事件调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社会团体的管理引导政策,完善对社会团体的支持和监督,克服社会团体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发性和依附性;完善基层自治体系,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正确处理好基层政府与居(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应进行合理指导,而不是运用直接的行政干预方式和强制命令手段,给村民提供自治的发展空间;正确处理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既要坚持党支部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又要保持居(村)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引导利益以理智的方式进行表达,预防和防治利益的情绪性表达,增强利益表达的分量,降低利益表达的成本,提高利益表达效率。

4.3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化解利益各方矛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基本原则,制订实施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除国家法律规定需保密的情况外,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范围、法律责任,保证信息的透明性和公众获得的便利性[8];涉及农民利益的企业项目引进、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信息等公共信息,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网络、张贴等不同媒介向农民公开,对农民表达的意见要充分重视,不采纳的要做出说明,并备案备查。

在群体性事件中,涉及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及时有效地公开事件的事故调查机构和成员的代表性、调查进程、调查结果、责任主体,以及分担、赔偿和善后、事件根源的政策措施等方面的责任,及时疏导群众情绪,尽快平息事件影响;调解各利益主体在具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认清群体性事件的根源,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4.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资源环境公平

生态补偿机制是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市场调配等手段解决享有环境权利的不公正,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农村地区公平的发展机会。深入探索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生态补偿中关于生态补偿的主体、方式、标准、程序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积极探索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从先期试点示范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生态补偿的具体操作细则,解决现实执行中生态补偿的测算方法和标准、资金来源、补偿范围、补偿方法和途径、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扩大生态补偿的范围,逐渐从退耕还林、天然植被保护等工程扩大到流域、区域资源利用和开发、污染治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行为或措施;补偿方式应多元化,逐步建立起资金补偿、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逐步建立国家、集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渠道;开征有差别的生态环境建设税,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征收环境税,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用于农村的环境治理;完善生态补偿的保障制度,从制度和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补偿标准的制定办法,建立生态补偿实施的运行管理机制,强化监督和评估,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度保障体系[9]。

4.5 完善法律救济立法,健全侵权诉讼制度

为了全面有效地保障农民的环境权,现有法律援助制度要向农村环境领域拓展,通过环境法律援助制度,无偿向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解决农民在环境权遭受侵害时因举证能力不足、负担不起诉讼费用而打不起官司的情况。积极推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解决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法律应当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污染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保部门、具有专业资质的其他环保组织以及更广泛的公众主体。同时,考虑到该诉讼制度的公益性,在起诉的资格、举证责任的设置等程序环节应将利益归还于原告[10]。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维护农民合法的环境权益,防范农村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此外,尽早出台群体性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审理的法律规定,使其有法可依。一些污染行为有适法性和不可避免性,在适用排除危害时应采用“利益衡量”原则,即将造成环境侵害的人类活动的社会效益或价值与受害者所受损害的社会负效益或价值进行比较,并对侵害行为的性质、形式、合理性、排除可能性以及被侵害利益的性质和内容进行综合考虑。某些群体性环境公害事件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成为社会性问题。因此,建立各类环境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都是可采取的方式。在群体性环境侵权诉讼中可采取平均计算的方式,即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结合在一起并按原告人数一视同仁地给予赔偿[11]。

解决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对策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使广大农村地区能从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得到实惠。

参考文献

[1]于建嵘.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冲突的主要特征及对策[J].世界环境,2008,(1)∶58-59.

[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5—2006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EB/OL].http∶//www.sepa.gov.cn/.

[3]浙商网.东阳画水镇发生群体性事件[EB/OL].2005-4-16,2010-6-20.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05/04/16/006093288.shtml.

[4]宋元.浙江东阳环保纠纷冲突真相[EB/OL].2005-6-7,2010-6-20.http://news.ifeng.com/phoenixtv/72942748142927872/20050607/563404.shtml.

[5]郎友兴.商议性民主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以浙江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为例[EB/OL].2005-12-5,2010-6-20.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42918.

[6]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EB/OL].2008-5-27,2010-6-20.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8-05-27/5441.html.

[7]陈润羊,花明.新农村建设中环境问题的法律解读[J].乡镇经济,2008,(12)∶4-6,11.

[8]陈润羊,花明.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2)∶21-24.

[9]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环境与发展:世纪挑战与战略抉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10]程雨燕.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19(2)∶46-49.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 篇9

徐勇教授 (以下简称“徐”) :非常愿意。

记者:您是怎么提出“接点政治”一说的?

徐:当今世界在总体和平中局部性动荡不安, 中国也是在总体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 农村群体性事件“由乡入城”, 规模扩大, 烈度提高, 处理难度增大。这样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城乡结合、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 比如贵州瓮安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这些事件, 看似偶然和孤立, 但其中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记者:就是说, 这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是特定的历史-制度背景的必然?

徐:是这样。农村群体性事件向县城扩展, 是历史和体制变迁的结构性问题, 是不同社会和政治要素衔接过程中的“接点”问题。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由突发或者偶发事件引起, 并演化和扩大为参与人数多, 影响大, 并直接针对地方政府的聚众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影响大, 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事件本身, 对其背后的内在联系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当前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中, 这种变革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即不同的社会要素共存同一时空。只有使不同要素有机的衔接, 达到相对和谐状态, 历史变革才能有序进行。否则就会产生结构性社会矛盾、社会磨擦、社会撕裂, 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群体性事件又累累发生在县城?这就需要引入新的解释框架。

记者:这就是“接点”?

徐:是的。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看似一个整体, 实际上它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在个体与个体的连接中就有一个连接点。比如, 电焊工将两个部件焊接为一个整体, 焊接的地方称之为接点, 即电焊接口。为了将两个部件连接在一起, 对焊接工艺的要求十分高。即便如此, 接点部分仍然是一个整体中最为脆弱的部分, 不仅容易锈蚀, 而且容易产生金属疲劳, 因此成为整体构件中最有可能断裂的部位。为此, 在寻找焊接口时, 一般选择在应力最小的部位, 使它不至于应力太大而断裂。

记者:您把这种“接点”现象用于了政治学分析。

徐:一般而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是经济利益的分配者或调节者, 也成为社会矛盾集中反映的领域。但是, 政治体系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整体。在这个体系中, 有力量强大的部分, 也有力量弱小的部分, 有矛盾集中爆发的部分, 也有矛盾相对平和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非均衡状态。

记者:您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就曾写道:“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 ‘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 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徐:您也看过这本书?

记者:那是当然。

徐: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将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 并取得胜利, 就在于找到了统治力量最薄弱的边远乡村。在当今政府治理中, 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治理的“盲区”和“难点”, 就在于其不同要素的“接合”部位。特别是在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当今, 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社会矛盾及其集中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在那些“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发生。

记者:那么, 县域就是这样的政治“接点”?

徐:国家是政治领域的主要组织, 社会由国家治理和组织;而国家组织又是由一个个层级构成的, 县官以上的官都是管官的官, 只有县官才是管民的官。县官亲民, 民众有福, 县官欺民, 民众有难;矛盾激化时, 百姓首先攻打的是县府, 捉拿的是县官。因此, 2000多年来, 县一直是国家与社会, 政权与民众的“接点”部位。“郡县治则天下治, 郡县安则天下安”。国家治理, 成在县, 败也在县。

正因为县的地位重要, 孙中山先生在设计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时, 主张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 将县作为民主政治的底座。新中国建立以来, 国家政权延伸至县以下, 在县以下的乡镇设立基层政权, 在乡镇以下的村庄设立政府指导下的基层组织, 形成了庞大的政权组织网络。“官”一直延伸到了民的家门口。这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重要的不同之处。但是, 县政承上启下, 仍然是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主要“接点”。县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枢纽, 只有通过县, 治理国家的机器才能运转起来。所以, 县政是县域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 也是县域社会矛盾的集聚点, 直接关系到地方治理的成败, 也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部位。

记者:请您结合具体案例谈一谈。

徐:好的。其一, 县政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的接点, 是地方决策中心。进入20世纪以来, 除了中央权力外, 地方的决策权也愈来愈多。一方面是国家上层愈来愈深地渗透到地方基层, 另一方面是地方基层的自主性愈来愈大。县政则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决策中心。从利益关联和政治层级性的角度看, 愈是距离民众远的权力, 愈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愈是距离民众近的权力, 愈与民众的直接利益相关, 也愈为民众所关注。所以, 在整体国家政治体系中, 县政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权力的“接点”, 也是政治应力最为薄弱的部位。一旦县政决策失误, 就会激化矛盾, 形成危机。

记者:江西南康事件的主要原因, 应该是由县政府“红头文件”决策而引起。

徐:是这样。2009年5月初, 南康市以加强家具市场规范管理为名, 部署对全市家具企业进行集中清理整顿, 颁发红头文件《南康市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实施方案》, 并对原有的税收征管办法进行调整, 重新制定了《木 (竹) 材产品成品方单位税额表》。按照这一部署, 南康市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但是, 这一文件引起利益相关人的不满, 认为新的税额加重了负担。6月15日上午, 部分家具业主及家属数百人到市政府上访, 后又扩大到将高速公路南康进出口处和相临的105国道阻断。事件发生后, 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省委书记和省长均作了批示。南康市委、市政府随即下发文件, 公开宣布并立即终止此次家具整治, 事态才得以平息。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平息都源自于该市的“红头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地方的“红头文件”具有极大权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利益关系调整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将会愈来愈多, 因而县政决策就需要更为慎重, 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记者:请您继续。

徐:其二, 县政是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接点”, 是一级完备的基层地方国家政权。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 政府体系完备并实行分级治理。20世纪以来, 国家政权延伸至乡, 政治组织网络也一直延伸到村。但是只有县才是一级完备的基层地方政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县有完整的地方人大和政府行政、司法机构, 可以说是中央及其上级政府在基层地方政权体系的复制。虽然县以下设有乡镇, 但是乡镇历来都不具完备的政权体系。21世纪初, 乡镇改革以后, 绝大多数乡镇的人权、事权和财权都为县所支配, 乡镇的权力更加残缺不全和进一步弱化, 县政拥有治理所辖区域的主要权力。从权力与责任对等的角度看, 权力愈大, 责任愈重, 特别是直接面对民众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直接指向民众, 也直接涉及到民众的利益。因此, 从政权体系的角度看, 县政是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的“接点”, 也是政治应力最为薄弱的部位。从历史上看, 在县政与民众之间需要有一个“政治缓冲地带”, 由半官半民的“吏”或者具有官方背景的“乡绅”作为防护层, 避免县政直接与民众冲突。当下在中国, 由于缺乏乡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网络的蔽护, 县地方政权权威象征更加凸显, 其权力指向更加直接面对民众, 同时其政治责任性更突出, 也会将矛盾直接聚焦于县政。

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都起源于一起县城内的人员非正常死亡事故。作为直接负责案件的县一级公安局未能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复, 由亲属的不满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直接针对对象是作为国家政权支柱的公安机构和人员。如果基层政权组织网络有能力, 就可以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 使矛盾得到化解。

记者:这一点, 是我们在机构改革中应该认真反思的。

徐:其三, 县政是权力运作与权力监督的“接点”, 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末梢”。县政上接中央, 下连民众, 是国家与社会的接合部。相对民众而言, 县政的权力虽然很大, 但是, 在整个国家权力监控体系中又处于薄弱地位。与传统国家相比, 当今的县政权力不断增大。虽然国家建立了完备的权力监督网络, 但对县政的监控仍然是薄弱环节。从政治学基本原理看, 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权力运行需要监督, 否则它就会超越其权力边界, 造成对社会的伤害。愈是接近于民众的权力, 这种伤害的危害性就愈大, 因此, 县政是权力运作与权力监督的“接点”, 也是权力监督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 县一级领导, 特别是县级“一把手”发生腐败的程度最高, 便与我国县级权力监督薄弱的结构性问题有关。近些年, 中央部门将许多部门管辖权力从县一级上收, 将中央转移支付的各类资金直接下拨给农户 (或用户) , 就反映中央和民众对县政权力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则与县政权力监督薄弱密切相关。由于县政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 很容易失控, 从而引发县级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 以权谋私, 随意执法, 甚至违法枉法的现象发生, 积累和激化矛盾, 如遇特殊事件, 则很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

记者:江西南康事件是典型的地方政府与民争利。

徐:是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也与这两个县的社会矛盾较深, 民怨较大密切相关。瓮安近些年来因移民、征地、拆迁等, 矛盾积累甚多, 特别是“瓮安不安”, 治安不好, 破案率低, 黑社会猖獗, 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 县民缺乏安全感并强烈不满。石首市的治安状况也不好, 以往只有大城市才有的涉毒问题日益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员所在的酒店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没有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从而引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如果政府不能及时查觉民情民意, 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偶发事件, 就容易触发规模性的群体性事件。

记者:您以上是从县域政治制度的特点来分析, 那么, 县域内的社会基础又是怎样的呢?

徐:政治来自于社会, 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是社会群体。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县域, 与县域的社会特质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相关。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从未有过的结构性转型中。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 一方面在不断产生新的社会要素, 另一方面, 各个社会要素又极其活跃, 相互冲突, 社会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中国历史悠久, 县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 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的沿袭性。以县城为中心, 形成一个个县域社会。对于一般人的交往来说, 国家和省都太大, 而乡和村又太小, 县域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要素一体的完整地域社会;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的缩小和村庄社会的放大, 是国家社会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一个人达则进入国家宏观社会, 衰则退回村庄家庭社会。因而, 新的社会要素迅速产生, 要素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增多的当代中国县域社会, 就成了整体社会体系中最脆弱的部分, 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接点”。

记者:还是请您具体谈一下。

徐:其一, 县域社会是城市与乡村社会的“接点”。在传统中国, 农业产业是主要, 甚至唯一产业。虽然城市产生的历史相当漫长, 但农业社会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性城市, 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附属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只是居住城墙内的农民, 他们与农村人口没有本质的区别。随着工业的发展, 城市人口更多是从事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市民群体。工商业城市是与农业村庄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由此就出现了工商城市和农业乡村的二元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在这个体系中, 县域则是城市和乡村结合的“接点”。县是现代城市的尾, 是传统乡村的头。改革开放以来, 在沿海地区, 县以下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县的城乡接点部位模糊。而在内地农业地区, 县的接点地位却愈益突出, 特别是县城, 其“结点”的社会特性更明显。以往, 农业地区的县城人口很少, 进入20世纪90年代, 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 县城人口迅速增长, 甚至极度膨胀。但是, 县城人口的增长与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对称。大量在大城市务工的人员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 只有返回原籍, 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从事农业, 而进入当地的县城。还有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人也只能在县城谋生。而这些地方的非农产业却很不发达, 根本无法吸纳进入县城的人口。由此使这部分人口脱离了原有乡土社会的规范, 又没有进入城市体制的网络之中, 形成一个没有稳定的职业, 甚至没有稳定居所而游移不定的“游民群体”。这是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实现了进城的梦想却没有获得梦想的城市生活, 他们满足于进城却不满足于进城后的生活, 他们成了“新市民”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市民社会, 由此产生出各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的日积月累, 一旦出现偶发事件, 就有可能爆发出来, 将具有不满情绪的各种人集聚在一起, 形成突发性群体事件。县城人口相对集中, 事件发生的规模和影响也比分散的乡村要大得多。与此同时, 县城人口的社会分化不足, 只是简单分化为官民、贫富两极, 而不如大城市人口高度分化为相互牵制的多元社会, 干群矛盾一旦激化, 就容易直接对立, 发生冲突性的群体事件。

记者:这种现象在翁安、石首以及南康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非常明显。

徐:其二, 县域社会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接点”。在传统国家, 县域社会实际上是具有高度自治性的社会, 自上而下的皇权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县域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载体, 受农业社会的规则所支配。血缘、地缘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人情、习俗是主要的交往原则。进入20世纪以后, 现代国家体系全面渗透社会, 理性化的现代科层制和法治也延伸到全社会。但是, 传统社会的习惯仍然沿袭, 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和扩展。由此形成传统与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格局。县域正是这一二元社会格局的“接点”。一方面, 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和法治体系下沉到县;另一方面, 自下而上的传统乡土规则又深深地渗透到科层管理和法治体系之中。这种意识一旦渗透到执行公务活动之中, 就会执法不公。而在县域社会里, 现代民主法治意识也在不断萌生和增长, 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强烈。当两种社会意识相碰撞之时, 一旦遭遇偶发事件, 很容易引起众怒, 造成群体性事件。同时, 群体性事件本身也说明县域社会里相当多数的民众仍然是以传统的破坏性方式来表达其不满, 这又进一步伤害十分脆弱的现代法治秩序。在瓮安, 调查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公安警察竟然幕后指使黑帮成员对事主家属进行报复殴打, 由此触犯众怒, 激化警民矛盾。石首非正常死亡事件出现后,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使事态迅速扩大。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们对警方的不信任, 试图以扩大事态获得事件的解决。特别是瓮安事件极具破坏性, 参与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读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在行使破坏行为时, 不仅没有意识到正在严重损害现代法治秩序, 反而觉得极具英雄气概。这实际上是“以暴易暴”政治传统的现代翻版。由此也可看出, 尽管现代中国的“法律下乡”已有多年, 而法治意识却并没有深入人心。

记者:县域政府的职能转变、公务员作风的转变, 法制教育与宣传的实际效果都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徐:其三, 县域社会是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中国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国家是以中心-边缘的方式逐步形成的。发达的中心区域和落后的边缘区域相互并存, 形成地域性的二元格局。一般来讲, 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中心区域的位置更为重要, 治理能力较强, 权力监控也较强。在传统中国, 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浙、湖广处于重要位置, 能够得到有效治理。而在一些非中心的边缘地域, 位置不重, 治理困难, 官不愿去, 民不聊生。许多动乱也因此首先在这些地方发生。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地域二元格局的结构性差异更加突出。在中心地域, 现代城市性、国家性较为明显;在边缘地域, 传统乡土性、地方性更为突出。县域社会, 特别是偏远的县域社会, 国家渗透和治理较弱,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不甚重要, 地方发展的能动性和权力的监控也相对较弱, 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由此成为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在这些地方, 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

记者:这个容易理解。贵州、江西和湖北都属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落后, 治理难度相对较大。

徐:贵州中部的瓮安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近几年由于矿山资源的开采, 经济发展迅速, 但发展结构严重失衡, 积累问题很多, 特别是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和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产业在不断发展, 民众意见很大。全县“低保”人口占总人口的9%。与贫困人口多映衬的是, 黑社会势力大, 仅仅一个“玉山帮”成员便达数千人。湖北石首所在的江汉平原在历史上是富庶地区, 但随着农业的边缘化, 江汉平原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 经济发展不仅在全国, 就是在湖北省的位置也处于下降状态。这种因农业产业落后导致的地区发展落后成为整体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也因此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区。

记者:您的分析很有道理。运用“接点政治”的框架解释农村群体性事件, 能够说明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是孤立的。我们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置于社会结构转变和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背景下考察, 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在处理问题时, 不能只是简单地处理当事人, 而是要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寻求长治久安之策。

徐:是的。中央今年一号文件已经提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决定, 这无疑是一项英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国作中我们仍然要看到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和国家治理的不一致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应该避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毛病, 用“接点政治”的分析框架将县域置于整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认真分析, 找准县的位置和特性, 把握其薄弱环节, 采取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措施, 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

记者:太好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