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共6篇）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篇1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近年来, 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阶段性多发态势, 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制约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构建最突出的问题, 如何有效预防和妥善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 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带来的震荡, 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与正确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农村群众工作的新路子。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农村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农村区域内 (村、乡、县) 社会矛盾引发, 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 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从根本上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有关资料及笔者对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跟踪调研,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

1.规模由小趋大。20世纪80年代之前, 农村几乎没有群体性事件, 然而, 近年群体性事件激增, 规模上出现新变化:由几人、十几人或几十人参与的小规模群体事件仍是主体, 但由上百人到几百人参与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 并开始出现由上千人到几千人参与的大规模和由上万人或更多人参与的超大规模的事件, 这对于县级区域的稳定造成的冲击很大。据笔者对中原某县的调查, 2006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5人以上占4%, 10人以上占10%, 20人以上占45%, 上百人的占41%。

2.类型由“纠纷型”趋向“抗争型”。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 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纠纷型”事件。如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的群体性械斗等。但是, 自 80年代中期始, 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 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则日益增多。近年来, 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大都是因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人员的侵犯甚至剥夺引起的集体维权行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色彩日益显著化。

3.组织性由弱变强。过去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因某一具体诱因导致聚众闹事、围攻、哄抢或械斗, 一般没有明显的组织领导者, 也缺乏具体统一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而目前的群体性事件, 一般在事前或事中有较为紧密的组织领导, 具有明显的策划特征。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领导和组织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发群体行为为主的农民自我集体行动。这类行动的组织者一般是事件当事人, 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 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另一类是通过正式组织及其领导出现的农民集体行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是正式组织的成员, 他们强调并坚持以合法的组织途径解决问题, 国家的法律、党的政策是这些事件整个行动的基本根据或行动规范, 具有“遵纪守法”的性质。

4.诱发因素由单一趋向多元。过去, 农村群体性事件因山林权属纠纷或宗族、房族矛盾诱发居多。而现在, 主要的是村民选举、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因素诱发见多。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已成为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诱因。农村环境冲突在中国并非新的现象。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 进入80年代逐渐增加, 到了90年代则呈现出剧烈爆发的态势。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根据恩格斯的“合力理论”, 任何事情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也是有多种诱因。

1.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是直接原因

社会情绪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村社会对立情绪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 但主要是基层干部自身的问题较多, 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作风、政策水平不高等。表现在:一是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有的村干部虽然生活在农村, 工作在农村, 却很少到群众中去, 对群众想什么, 做什么, 有什么困难, 根本胸中无数。所以做出的决策很难符合大多群众的意愿, 很难得到大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的村干部对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理不睬, 不做沟通解释工作, 而是简单地生硬地对待群众,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使干群间产生了隔阂, 有的村干部在推行有关政策规定时, 不是耐心地做教育引导工作, 而是靠行政命令压服, 造成群众不买帐。有的村干部摆不正位置, 总以救世主自居, 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群众的幸福生活, 不能主动地去联系群众, 造成干群关系疏远。二是不讲民主, 不接受群众监督。有的村干部民主意识差, 在班子内部不听取成员意见, 个人说了算, 本该由集体讨论商定的事。却个人主观臆断, 盲目决策。在决定大事要事时, 不执行民主决策程序, 要么不与群众商量, 要么减少环节, 降低要求, 要么不反映事实的真相, 不深入调研论证, 使决策缺少群众基础, 缺乏科学依据, 最终给集体造成损失。有的村干部不向群众公开村务, 重点建设工程不招投标, 造成群众反感和猜疑。三是管理混乱, 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有的村干部管理能力差, 不能为群众当家理财, 不能管好职责范围内的人和事。有的干部工作随意性强。做事没章法, 口袋政策多, 口头协议多, 有的即使有协议也不完善, 权利义务不明确, 造成村务管理混乱。如鱼池承包、土地租赁、财务管理等问题都有漏洞, 使少数人随意侵占集体资产, 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 群众与群众之间, 村与村之间纠纷不断。有的村干部不敢抓, 不敢管, 控制能力差,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和事迁就纵容, 造成多数群众不满意, 留下许多隐患。四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不抓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村干部只顾经济工作, 不问党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导致一些村民民主法制意识淡薄, 思想观念混乱, 造成不安定隐患。总之, 民主管理不规范使农民民主权利丧失,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话语权, 无法共享共有社区资源。利益的失衡和长期积压的矛盾冲突无法通过制度化途径在村庄和社区内部得到化解, 就很可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

2.农村利益冲突加剧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占用土地补偿费用和村企矛盾问题。首先是占用土地补偿费用问题。近年来城市迅速向郊区农村扩展, 开发区、工业园区逐步扩大, 新建、扩建道路迅猛增加, 占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尽管各级党政机关和村级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补偿措施, 但是涉及大量的占地补偿费用问题仍然特别突出。由于目前国家缺乏统一的土地补偿标准, 各地对占地费用的补偿标准、补偿期限以及补偿费用管理缺乏严格、具体的规定, 经常出现占地补偿资金不能完全及时到位, 补偿标准差距较大, 导致被补偿农民互相攀比;或是农民对村里的大量补偿款的使用和管理不满意。这些都极易导致农民与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发生纠纷和冲突。同时《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地30年不变, 而大多数村庄的机动地早已用光, 失地农民失去收入和生存的来源, 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次是村企矛盾问题。由于用水、用电、地面塌陷、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这些工矿企业与周边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历史原因, 村民靠矿吃矿靠厂吃厂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总是要求厂矿在赔偿损失之外免费提供用水、用电。而厂矿一方经过经济转轨, 思想观念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认为任何赔偿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来执行, 不愿支付超出规定的赔偿要求。结果往往导致村企矛盾突出, 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

3.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是重要原因

社会转型中产生矛盾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 关键是农民能否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反映意愿和化解矛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增多, 就是由于农民合理利益受到损害、各种矛盾长期积聚, 又缺乏制度化表达或对正式表达缺乏信心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主要表现在“三难”:一是村民自治选举难。村级换届选举中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基层并不少见, 情况也比较复杂, 选举不公正、宗族势力介入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据调查, 目前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在某些村时有发生, 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村民选举中的贿选问题都是只有原则性的规定, 在现实中很难认定和操作;有的村由于某些干部的贿选和不正当干预村民选举, 村民无法实行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正常的村民自治, 有的村在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操纵下选举, 导致选举结果不合民意民愿, 自然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告状难。向司法机关起诉, 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后防线, 是依法处理矛盾冲突的重要办法。然而, 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告状很难, 尤其是民告官更难。正是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 农民在合法的渠道内解决不了问题, 一部分农民就寻找不合法的渠道, 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解决问题。三是农民反映问题难。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干部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求或批评, 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可是一些政府机关和组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严重, 使农民难以接触, 有的甚至打击反映问题的农民。

4.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原因

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 已是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问题。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一般多采取间接插手的方式。他们或是策略支持, 经济资助;或是寻找借口, 法律援助;或是恶意炒作, 造谣惑众;或是征集签名, 施加压力;或煽动闹事, 扩大事态;或是鼓励抗争, 长期对抗。2005 年, 在广东省发生的汕尾“红海湾事件”、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就是典型例子。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本是个别的普通群众纠纷事件, 但随着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敌对分子, 包括国内一些所谓民间维权人士的插手, 通过境内外媒体的大肆炒作, 使事件不断复杂化, 最终演变为具有政治目的、影响海内外的事件。汕尾“红海湾事件”发生后,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也造谣, 称数千名武警至少枪杀 20名村民。一些人组织发动网上签名活动, 向党和政府施压。诸如此类的造谣煽动活动, 成为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和放大器。

5.群众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这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实施村民自治以来, 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 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 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对于如何利用法律、法规来合理解决政策处理问题或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不够。他们认为一般搞搞没关系, 政府拿他们不得, 以致于有的人走上了犯罪道路还不知道。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 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 能较快解决问题, 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三、正确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新思维

针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我们必须大胆解放思想, 转换思维, 用创新性举措正确治理, 为和谐平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1.更新观念、转变思维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 并非中国独有, 也决非仅限于当代。历史上自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群体性冲突, 之后一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到今天, 将来也还会继续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群体性冲突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 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 冲突最基础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 然后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 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上的冲突。冲突产生于矛盾, 矛盾引起冲突。当前我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转型期农村地区各种矛盾交织的反映, 从本质上讲, 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是弱势群体的农民利益诉求的集中表现。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包含合理成分, 他们采取的上访、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 虽然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冲击, 但这些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群体性事件中农民无非是在行使这一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说, 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意味着社会在趋于常态, 以及权利时代和法治社会正在来临。所以, 我们要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首先必须更新观念, 学习接受法治的观念, 逐渐适应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此外, 根据辨证唯物观,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群体性事件有其消极性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比如, 可以有助于农民群体群际关系的整合, 巩固农民群体内的凝聚力和整合度, 也可以以压力的形式迫使领导者反思, 从而不断改进思维方式, 提高执政能力, 促进矛盾的解决, 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对待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科学态度, 也是正确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础

从工作实践看, 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而且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减少出现反复的后遗症。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来治理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它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虽然形式上“软”, 但比起动用警力来效果要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不仅规范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 也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 将法律知识寓教于宣传教育之中, 可以依照法律找出每个参与者行为的合法性和违法性, 发现每个参与者的合理要求和无理要求, 合法、合理的要求应予尽力解决;违法、无理的要求通过对照法律一目了然, 使群众口服心服。同时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时也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 树立起依法行政的风尚, 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二, 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化, 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 提高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利能力。从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 一些源于少数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处理问题不当或不能依法办事, 而一些群众的法制观念也不强, 一旦发生矛盾, 就很容易引发群体冲突。所以, 法制宣传教育是治本之策。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既可以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又可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 还可以使广大群众明白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三条, 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具体而言,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 把公民的权利义务告诉群众, 把即将办的事情告诉群众, 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不因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 从而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 提高了群众分清是非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完善控制体系是关键

(1) 完善预警机制,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建立多层次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系统, 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 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 信息来源多样化, 上下联系一体化, 分析信息专业化, 综合反馈网络化。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二是建立完备的预测系统, 对社会稳定形势状态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势进行宏观和微观预测, 为决策机关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驾驭社会治安局势;三是健全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防范重心下移;四是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防范网络; (2) 健全以社会自组织为主体的消融机制, 真正使社会自组织成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应大力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首先, 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农会与农民工协会, 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发挥凝聚群体利益的作用。其次, 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国中介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 不仅可以凭借其处于一线、贴近民众的优势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 让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声音, 而且能够依靠其与政府机构的特殊关系表达和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 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社会功能; (3) 建立超前联动排查调处矛盾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 准确排查。就是排查工作要主动开展, 并深入到基层面对面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 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的疾苦, 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发现, 早掌握, 及时化解。二是对原来交办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上新出现的突出问题, 定期再进行交办查办, 使这项工作经常化。三是在处理矛盾时要妥善彻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作用, 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 防止矛盾激化。四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 要针对不同的特点, 认真剖析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妥善加以解决。 (4) 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 建立起统一领导、部门协调, 统筹兼顾、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加以解决。当前可考虑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及时解决疑难矛盾纠纷。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在镇乡、街道整合综治、公安、司法行政 (调解) 、信访、劳动等部门的职能, 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按照主体不变、职能整合、联动运作、化解矛盾、方便人民、维护稳定的要求, 理顺和完善以综治牵头协调, 信访接待归类, 司法依法调解, 部门各负其责, 归口处理的联访、联调、联动运作机制,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分析和预测纠纷形势和特点, 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报告重大社情和难点、热点问题, 受理重大复杂疑难纠纷, 组织实施调解。并组织处理辖区群众来信来访, 努力预防和控制集体上访、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等重大信访事件的发生, 维护本辖区的稳定。在组建联调联动服务中心过程中, 党委政府要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不能只流于发一个文件的形式, 要切实解决专门办场所和工作人员, 以真正发挥其作用; (5) 是建立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

4.改革和发展是根本

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相适应。这既有体制转轨的影响, 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多方面需要的因素。因此, 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历史经验表明, 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 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群体性事件。要通过改革, 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始终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是正确处理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当前最关键的举措是健全基层民主管理体制, 完善基层自治功能, 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当前需要建立四个机制:一是知情机制。一方面, 群众能够了解真实情况。集体资产是联系村民的重要纽带, 村民非常关注集体资产的使用状况, 要将村镇规划和建设项目、土地征用及补偿、宅基地和山地流转、债权债务、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等及时在公开栏公开;另一方面, 村干部要对村情具有敏感度, 要收集社情民意, 变村民的“上访”为干部的“下访”, 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 及早发现, 及早解决。二是决策机制。村民参与决策是村民参与谈判和规划自己未来的利益整合过程。要在村务管理中建立民主议事协商制度、民主听证和票决制。对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工程项目资金筹集、招投标方案、上级下拨的补助经费、年度工作计划等, 在决策前必须进行公示并组织民主听证, 提请全体村民公开票决, 真正体现“自治”理念。三是参与机制。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 这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国际经验表明, 参与机制能够为穷人和受社会排斥的阶层提供表达意见的权利。民主是社会有序参与的重要保证, 应努力提高村民的参政意识与参政水平, 提高农村的自我组织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四是监督机制。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党支部是领导核心, 村委会是管理和决策的执行机构, 村民代表会议是决策机构。对村委会事务的监督, 要发挥党组织作用, 形成群众监督、村委会自我监督、上级组织监督的完整体制。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基层自治组织的完善。村委会是社会的自治组织, 维护社会公益, 提供公共服务, 表达公众利益,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 离群众最近, 是政府调控农村社会的重要“触角”。如果村委会的功能和机制发挥得好, 在农民中培养了归宿感和认同感, 一旦群众有矛盾纠纷, 通过村委会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以获得政府帮助, 将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化渠道消灭在萌芽状态,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得到有效控制。这四大机制的建立也就有效地保证了弱势农民的权利均衡、利益沟通和利益表达, 为消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该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2008年社科规划项目前期成果。

摘要：近年来, 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阶段性多发态势, 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制约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构建最突出的问题。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构建和谐平安新农村, 就必须抓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 采取教育、控制、改革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创新性举措进行正确治理。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正确治理,和谐新农村

参考文献

[1]董清民.群体冲突及其预警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5.

[2]胡关禄, 林雄业.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3]陈晋胜.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群众出版社, 2004.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篇2

（2013年9月）

为切实加强学校安全管理，深入开展“平安和谐校园”创建活动，提高在校学生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使全校师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快速有序的逃生避险，特制定我校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疏散方案。

一、学校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疏散指挥部

总指挥长：刘玉东

副指挥长：任友志

成员：刘利民

李利民 刘梦一 梁瑞昌 付振月 高国

柱

各年级组组长

班主任

总指挥长的职责：

负责组织应急疏散方案的实施工作；负责发布启动或者解除应急疏散行动的信息。

副指挥长的职责：全权负责应急疏散现场的组织指挥工作；负责及时向总指挥部报告现场疏散情况，保证现场行动与总指挥部的指挥工作协调；当在疏散过程中突发紧急事件，如踩压等，立即组织救援工作，并通报给总指挥。

学校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疏散指挥部下设行政秘书组、避险撤离组、紧急救援组、后勤保障组四个职能小组。（1）行政秘书组： 主任：刘梦一

成员：赵振玲 刘笑敏 李金辉

[职责]负责学校安全工作，检查学校教职员工到岗情况，与上级指挥部保持通讯联络，及时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教育系统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突发事故情况，并在需要时，拨打110、120、119等相关电话，请求援助。(2)紧急疏散组： 组长：刘利民

成员：各年级组长及班主任、所有上课教师

[职责]

①当听到预警信号时，迅速将在操场上课的学生集中到操场中心。②指导紧急避险和紧急撤离，按照预定紧急撤离路线组织学生有序撤离至安全避险场所。

③维持秩序，保护学生。疏散过程中，各安全出口、楼梯口应有专人值守，指导安全疏散，避免拥挤踩踏，以保证全体师生快速、安全撤离现场；并做好学生的思想与心理帮扶工作。

④将学生组织到操场中央，由教师及时组织看护，保障学生生命安全。

⑤撤离到安全地带后，班主任和当班科任教师要清点所在班级学生人数，统计人员伤害情况，并报告组长。

⑥其他人员迅速到撤离路线上的预定位置，检查并报告所负责指导撤离的路线是否存在险情。没有险情，坚守岗位，指导撤离，并断后随学生撤到临时安全避险场所。

⑦如果发现险情应该立即报告，并视情改变撤离路线。⑧在无法撤离时，被困教职员工应当配合紧急救援组，展开自救互救。(3)紧急救援组

组长：王超 杨柏禄

成员：赵巍伟 张国亮 刘海勇 路印平尹栋佩各班班主任

[职责]负责突发事件检查和救援工作。在外援力量到达之前，主要负责救援被困的师生，临时处理师生创伤；外援部队到达后，协助开展救援和医疗。（4）后勤保障组

组长：梁瑞昌

成员：李秀菊

田国琴

薛志会

[职责] ①主要负责后勤服务，协助紧急救援组检查校舍安全情况，向紧急救援组提供救援工具和设备。

②准备医疗常用药品，按学校应急疏散指挥部的安排，建立临时医疗救治点，抢救、转移、治疗伤病员，及时检查学校的饮水、食品安全等工作。

二、疏散区域：教学活动区（教学实验楼和教学楼）

三、安全避险场所：学校操场中央

四、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程序

（一）加强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宣传教育工作

1、各班应组织学生观看有关的防震避震、防火灾等学校突发性事件和有关安全疏散的专题片，提高学生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紧急疏散方法的认识。

2、让学生了解并熟悉掌握紧急疏散的方法。

3、让学生熟悉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时紧急疏散的集中地点和疏散路线。

（二）紧急避险：

当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如地震）：

（1）在第一时间内，学校各应急疏散职能组人员和所有教师应各就各位，指导学生避险。

（2）在室内的学生，应立即就近躲避，身体采用卧倒或蹲下的方式，使身体尽量低，躲到桌下或墙角，以保护身体，但不要靠近窗口。要保持镇定，切莫惊慌失措，千万不要匆忙逃离教室。

（3）躲避的姿势：在墙角躲避时，把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保护自己，可用书包或其他保护物品遮住头部和颈部。

（4）卧倒或蹲下时，也可以采用以下姿势：脸朝下，头靠墙，两只胳膊在额前相交，右手正握左臂，左手反握右臂，前额枕在臂上，闭上眼睛和嘴，用鼻子呼吸。

（5）如果在下课时间，在室外的同学，应跑到空旷的地方，要用双手放在头上，防止被砸，避开校园建筑物和电线。

在走廊的同学，应立即选择有利的、安全的地点，就近躲避，卧倒或蹲下，用手保护头部，不要站在窗边。

在操场上的学生就地避险，蹲下，双手护头。

（三）紧急疏散：

（1）指导疏散：当学校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时，由学校应急疏散总指挥或副总指挥以广播形式发出紧急疏散信号。听到疏散信号后，学生在紧急疏散组和有关教师的指挥下迅速从教室的不同出口有条不紊地按预定的疏散路线向操场疏散撤离，集中到操场中央指定的位置避险。（2）清点人数： 紧急疏散组：撤离到安全地带后，班主任和当班科任教师要清点所在班级学生人数，统计人员伤害情况，并报告组长，由组长汇总直接报告指挥部。

其他人员迅速到疏散撤离路线上的预定位置，检查并报告所负责指导疏散的路线是否存在险情，是否有人员滞留或被困在建筑物内，并及时层层报告。

如果没有险情，坚守岗位，指导撤离，并断后随学生疏散撤离到临时安全避难场所。

行政秘书组：向总指挥长报告教职工到岗情况。

（3）自救互救：如有人员滞留或被困在建筑物内，紧急救援组接到通知后，迅速组织救援工作。后勤保障组向紧急救援组提供救援使用工具和设备。抢救完毕（或外来救援人员到达之后），由紧急救援组长及时报告给总指挥。

▲ 学校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紧急疏散报告流程：指导疏散撤离

班主任或当班科任教师（清点人数）

紧急疏散组组长（汇总）

总指挥

紧急救援组长（实施救援）

疏散完毕、检查

五、紧急疏散撤离路线及学生分流方案：

1、学生分流方案及疏散路线：

疏散队形：疏散时各班按前后门各一行的队形组织疏散。

[1]教学楼一楼：疏散顺序依次为一（4）（3）（2）（1）各班，直接从教室迅速撤离疏散到操场集中。[2]教学楼二楼：疏散顺序依次为三（2）（6）（5）（4）（3）班，从二楼楼梯撤离教室至一楼经消防通道疏散到操场集中。

[3]教学楼三楼：疏散顺序依次为三（1）二（4（3）（2）（1）班，从三楼教学楼梯撤离教室至一楼经消防通道疏散到操场集中。

2、应急疏散要求：

（1）疏散撤离时，一、二楼要快，三、四楼要稍慢一些，要等一、二楼的疏散完后再撤离。总之，不比速度，做到不起哄，不打闹，不推撞，不拥挤，双手护头，在安全和秩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快速疏散。（2）到操场后，各年级按照指定的位置迅速集中，随后向操场中央靠拢，形成由中间向外围扩展的趋势，所有人员一律听从紧急疏散组的调度和指挥，不得擅自四处乱跑，更不能乱喊乱叫。

六、疏散演练要求

1、学校在突发事件紧急疏散演练前，各班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防止发生谣传或误传，保持情绪稳定。要对学生进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的培训，并作精心的准备和布置。

2、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有素的训练尤为重要，所以必须按要求对本班学生进行认真的训练，反复讲，反复训练，反复抓，抓反复，让学生对应急避险的方法、紧急疏散的集中地点和路线，做到熟之又熟，一清二楚。

3、如果各组主要负责人成员在教室上课，这时就出现了双重任务。因此首先要对所上课的班级学生先进行紧急避险和紧急疏散，待安全到达操场中间后，再履行相应工作职责。

4、突发事件发生在教学时间，各班的安全第一责任人是任课的老师，上课老师应该立即停课并迅速组织本班学生有序快速撤离。办公室的教师，听到疏散信号后，一边做好紧急避险，一边迅速组织学生撤离，在保护学生的同时，注意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5、在教室上课的教师组织学生尤其重要，语数任课教师上课班级较为固定，应该不会有问题；其它学科任课教师上课存在不固定性，所以更需要记住所任班级的疏散路线。

6、整个演练过程要严肃、紧张、有序，达到预期的目的，起到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为今后区域内一旦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安全疏散学生积累宝贵的经验。

迁西县 新集中学

用新思维处理群体性事件 篇3

一、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群体性事件属于“集群行为”的一种，是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的以及在不稳定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和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社会心理机制。

1. 心理失衡。

形象一点说，就是你邻居有宝马而你只有宝莱的那种心酸感觉———产生的“穷人”比绝对贫困的人还多，更致命。意思是说，当人们感知到当前享受到的生活水准低于他们期望自己应该享受的生活水准时，就开始变得不满和具有反抗精神。改革初期，在政府和舆论界的大力宣传下，公众的内心小心翼翼而又充满欣喜之情;改革中期，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公众的心理满意程度也相应上升;而如今，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为什么在绝对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些人依旧不满呢?纵向比较的思维方式对此很难作出解释。事实上，决定个体“满意度”的参照尺度不只一个，而是多个。其中，同一时期中个体自身与他人的横向比较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其他群体的相对多得和自己的相对少得，都会引起相对心理失衡感。随着平均主义生活的消匿，这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就日益强烈了。或许公众对自身和他人生活状况的这种对比及结论难免有失客观、公正，然而，我们却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这种相对心理失衡感的真实存在。

2. 归因偏差。

我们在知觉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时，总是试图对行为进行推断和解释，找出行为的原因，心理学上叫归因。归因是一种可以用来评估人们如何感知他们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过程所进行的因果解释和推论。

每个人的判断以及得出的结论总是与自己的身份、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归因时往往倾向于把有利的结果归因于自身，不利的现象归因于他人。说到底，这些都是心理投射的表现。

从归因偏差的角度看，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往往不是从秉赋、素质机遇等自身内部寻找利益受损和挫折的原因，而是把利益受损和挫折的原因归结为制度不公等客观的环境，因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和挫折感，形成“仇富、仇官、仇不公”等不满的社会心态。

3. 从众心理。

心理学中，从众则是一种群体的规范形式。它指的是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下，个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社会性的人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的，在群体中，为了维护群体的稳定，保护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协调人际关系，群体会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这种群体的舆论、风气和规范等能形成一股催人行动的心理压力。从众这个名词最早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于上世纪30年代在其划时代名著《通论》中提出的，其表现为：当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识别能力的差异而使某个参与人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时，他往往从其他参与人的行为中提取信息，从而采取类似的行为。

很多人进行是否判断的标准之一是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时候。因为“当大家都以相同的方式去思考，就没有谁会去想得太认真”。成员们草率地同意了错误的解决方案，接着互相反馈，使整个群体产生错误，悲剧由此而生。

4. 匿名心理。

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作为该群体的一分子活动，其行为被群体共同行为所“同化”，个体单独行动时存在的对危险的恐惧心理会转移或消失。也就是说，如果是别人知道你的身份，你也知道别人认识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就会更加收敛，自觉抑制自己的攻击念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过来，一旦你确信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你所做的事情别人也无处查处，那么就很容易脱离抑制，你的攻击水平就会提高。于是，自我约束放松，责任感下降，旁若无人，从而导致大量非理性行为的产生。虽然，很多人事后会很后悔，也很懊恼自己当时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呢?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人的行为是疯狂的、盲目的，完全不受个人支配了。正是因为匿名情境的存在，产生了“法不责众”的心理，诱发了大量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

二、用新思维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长期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基本成型的模式和方法。但我们又应当清醒地看到，以往的工作模式的重心在于“堵”，在于“控制”，但这种模式往往会严重伤害群众的感情。事实说明，要适应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根据以上的社会心理现象，用新思维处理群体性事件。

1. 地方政府要明确服务的角色定位，艺术化行使公共权力。

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由于公共行政从统治行政、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历史发展轨迹，使得有些学者对服务行政存在着此误解。他们认为管理是政府产生的本源，管理是政府的本性，如果强调服务则会出现很多弊端，诸如政府权威受损，会增大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等。政府注重服务并不意味着排斥必要的管制与管理，相反必要的管制和管理既是服务型政府的必要职能，也是创造发展环境的必要手段。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再则，服务也不会削弱政府的权威，相反政府通过服务可以摆正位置、提升效率、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因此，地方政府要明确服务角色的定位，将服务的理念贯穿于政府行动的全过程。

2. 让媒体成为公众情绪的减压阀。

媒体要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新闻工作者在发现和摸清当今社会存在的矛盾后，要怀着高度的社会和职业责任感，迅速及时地通过相关渠道，做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对于不适合公开见报的矛盾或问题，要采用内参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对情况进行介绍，实事求是地加以科学分析，剖析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办法以供参考;对于适宜公开见报的，要选择那些典型性强、与群众生产生话密切相关的热点、焦点矛盾或问题，进行解剖麻雀式或剥竹笋式的深度报道，以此引发公众的共鸣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关注，从而形成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与部门监督等的强大合力，最终使矛盾或问题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

3. 消除群体间偏见，建立平等理性的交流沟通机制。

当代冲突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社会系统是整合得十分完美的，包括群体性事件在内的社会系统中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通过释放积聚的不满情绪，可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对社会张力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社会安全阀系统。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安全阀系统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构建理性化的社会沟通系统。

理性交往的通畅渠道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现实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之一。如果没有理性交往的渠道，群众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2）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社会舆论和媒体传播。

言论自由是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监督体系中强有力的因素，有利于社会健康运行。首先要将舆论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舆论监督的范围、程序、被监督人与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义务。其次，保障舆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新闻工作者都可以采访、报道，披露的内容不为法律所禁止，努力减少行政干预。再次，努力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使新闻工作者敢于为人民群众说实话，敢于碰硬。

(3）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虽然我国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 ) ，但是，出于社会稳定方面的原因考虑，并没有赋予公民完整意义上的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国家主要机关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很少作出许可的决定，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这项权利很难得以行使。集会、游行、示威是人们表达共同意愿的一种活动方式，这种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方式，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和破坏社会稳定。相反，从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社会和谐。

4. 控制群体集聚，减少从众心理的助长蔓延。

从群体性事件中的从众心理看，有思想坚定型、借机宣泄型、犹豫仿徨型;从参与群体事件人员的行为结构上看，有组织领导者、出谋划策者、行动破坏者、起哄助威者、一般随从者和同情围观者;从参与群体事件人员的性格结构上看，有强硬派和温和派，冲动型和理智型。因此，可以根据参与群体事件人群的各种特点，采取积极措施，减少从众心理的助长蔓延。一方面，努力缩小群体规模，分化瓦解群体阵营。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削弱群体凝聚力。在制定工作方针上，要采取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争取温和派分化强硬派的原则。对于组织者、谋划者破坏者，必要时采取适当手段依法处置，以平息事态。对一般群众，要通过宣传教育耐心规劝，使之自觉离去。

另一方面，消除“法不责众”心态，不让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受“去个性化”心理的驱使。必要时可使用法制措施，发挥强制措施的威慑作用，使“匿名者”曝光，恢复其个性特征，恢复社会规范的约束力量，并追究其责任。

应对群体性事件，除了把握社会心理特点，最根本的，则是遵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作为统一思想、应对挑战、解决矛盾的重大契机;按照十七大要求的那样，真正落实各项民生和民权保障，不可因暂时的经济寒冬而延缓、停步。

参考文献

[1].刘志红, 王辅贤主编.社会心理学,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2].李文华编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篇4

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中共XXX县委办公室

2004年发生在我县瀑电库区部分移民群体性聚集事件，严重影响了汉源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损害了汉源的投资环境，造成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

劣的影响。新县委班子很快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迅速实现了“两个恢复、一个稳定、一个加强”的工作目标，为了杜绝和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现就如何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创造稳定发展环境，作如下思考。

一、我县近年来群体性闹事事件的特点

1、利益性。受经济思潮和不良习气的影响，或个人利益，或小集体（团）利益，成为引发群众性闹事事件的重要和直接原因。如矿山资源争夺、污染减产、企业改制引发下岗、移民搬迁等问题，直接牵涉到个人利益和小集体利益，个人、小集体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借助各种因素为各自的利益采取非正常手段的行为，甚至邀约、召集亲友为争取个人利益而采取过激行为，造成群众性闹事事件的发生。如我县近年来发生的矿山械斗事件，多数参与的是民工，只是因为他在个别老板的手下打工，可能克扣其工资，老板为了个人利益，要求民工为其扎起，其则不顾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群众性闹事事件。

2、盲目性。引起闹事的原因往往都很简单，多是一般的矛盾纠纷，如在处理某一纠纷时话语稍有闪失，或因某一意外都有可能成为闹事的触发点。有的群众因为涉及个人亲友关系、涉及个人鸿毛利益关系，不顾国家法律法规，认不清形势，盲目跟从，成为个别别有用心者的工具；有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有的甚至为何而闹都不清楚，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以凑热闹的心理参与闹事事件，帮忙起哄或跟着凑热闹，从而使闹事事件升级；有少数心怀不满别有用心的人，唯恐事情闹得不大，从中兴风作浪，想方设法把水搅浑，以此发泄自己心中对某一件事的不满。

3、对抗性。群体性事件不比个人之间的对抗，双方在僵持

中，都有想压制对方、战胜对方的心理，都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怕丢脸的想法，因此，造成事态愈演愈烈，即使政府部门和政法部门出面也难以平息其“面子”心态，甚至造成同政府部门和政法部门之间的强烈对抗，而且这种对抗性在群众越聚越多的时候更加突出。

4、要挟性。闹事群众普遍认为：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容易引起领导、上级机关及新闻媒体的重视，问题更容易解决，因此，闹事群众在个别人的怂恿下，以扩大事态来要挟职能部门、要挟政府机关，以达到个人及小集体的目的。这种要挟性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部分甚至是强加于难的无理要求，以事态的升级迫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承诺其过激要求。如我县“7.5”交通事故中，死者家属就是采用阻断交通的方式要挟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解决赔偿问题。

5、过激性。这种行为一般发生在单方面，单方面拥有一定的理由时，即邀约亲友群众采取非正常手段闹事，动辄就以打、砸、抢等过激方式威胁对方，实现自己目的。特别是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参与协调劝阻时，更是“得理不饶人”，甚至将矛盾转嫁到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公然围攻殴打处理闹事的干部和政法干警，围攻政府和职能部门。

二、影响稳定的群体性闹事事件存在的原因

1、一些单位和部门在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时不顾大局。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趋表面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日趋多元化，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个人与集体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各种利害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来，且日趋激烈。受利益驱动，一些人动辄采取闹的方式，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些单位部门在处理与群众及务工者的利害关系问题时，不以大局稳定为重，不以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而是从本位主义出发，甚至不惜损害群众及务工者利益，导致矛盾扩大，冲突加剧。

2、综合治理的各项具体措施未能落到实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措施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整体联动防范工程流于形式、纸上谈兵。有的单位和基层组织相对软弱，认为治安防范工作只是公安机关或者政法机关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一些可能导致闹事的苗头不能及时调解疏导，久拖不决，一些本可以在基层就能解决的纠纷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结果导致闹事的发生。少数干部参与或带头闹事，是导致群体性闹事事件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个别干部出于局部或个人私利，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暗中作梗，甚至组织、策划或带头闹事，使事态扩大。

3、群众法制观念的更新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差距。在法制建设日新月异的当今，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但在“是与非是、似懂非懂”之间，与法制

建设的脚步存在较大的差异，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普遍存在。一旦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侵犯时，不是依靠政府、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是采取闹的方法求得解决。同时，多数群众仍然保持“法不治众”的心理，认为只要闹的人多，法律及执法机关就无法处理。职能部门和执法机关在依法办事的过程中难免与群众发生分歧，是导致群体性闹事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4、群体性闹事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调处难度大，打击不力。闹事者一般对立情绪很重，错误地认为自己有理，明知有错，也拒不承认。在调查中，基层干部出于今后工作的群众基础而协助配合不力，参与起哄闹事、围观者众多，过后取证难。取证时出现互相护卫，集体撒谎的现象，有的阻挠查处人员的工作。闹事事件往往突发性强，人员混杂，一般过激言行与违法行为、正当要求与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给确定责任人和案件定性带来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对那些利用混乱场面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很难取到确凿的证据，致使打击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妥善处理群体性闹事事件的几点对策

党委、政府在处置群众性闹事事件中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工作，将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其次，充分发挥综合治理力量和公安机关职能部门的作用，使群体性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置。

1、统一思想认识、认真准备、积极预防。紧扣“稳定”主题，成立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机构，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强城镇“平安工程”和农村“四道防线”的建设，及时发现矛盾纠纷予以解决。坚持从维护社会稳定入手，高度重视群众性闹事事件的处置，从思想、组织、装备等各个方面，随时做好处置群众性闹事准备。首先把预防摆在首位，加强情报信息的灵通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掌握发现一切可能导致闹事的线索、苗头，积极主动做好预防、化解工作，及时有效地预防闹事的发生。

2、处置中坚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平息事态。一般的群众性闹事，多数围观、起哄的群众工作并不难作，只要搞清闹事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讲清道理，将政策、法律宣传明白，就能争取多数群众的理解并自行散之，从而使少数顽固人员于孤立无援之地，想闹也闹不起来。

3、充分发挥公安等政法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处置工作。在处置每一起闹事时，党委、政府要发挥公安等政法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多听取政法部门的意见。以教育疏导为主，积极做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工作的原则、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震慑不镇压的原则。在一般性闹事中，把重点放在运用多手段获取信息上，通过政法部门掌握的情况为党委、政府找准闹事的原因，为正确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对缺少处置闹事经验的部门，要让政法部门帮助为其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制定具体处置措施，尽量少用警力，慎用警具，避免与闹事群众直接对立，从而减少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4、制定详尽处置预案，明确各单位责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尽的预案和方案，细化职能部门发现和调处矛盾纠纷的责任，责任到部门、责任到人。继续推行“政法干警联乡包村责任制”，排查、发现该村存在的矛盾纠纷，及时予以解决。先期处置由各乡镇工作人员、村组干部、治安保卫组织和治安积极分子进行，事态进一步扩大或升级，进行应急处突，考虑交通管制、现场秩序维护、应急处置、医疗救护、法制宣传。通过工作事态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进一步扩大，可能酿成严重后果、非强制处置不能制止时，执行强制处置，强制处置后，注重调查取证和现场清理工作，确保事件得到及时、完善的处理，不留后遗症。

5、掌握时机，适时介入，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教育群众，震慑犯罪。在闹事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下，要及时调集足够警力前往现场，以维持秩序、控制事态，对少数在闹事中从事违法犯罪的人员，则坚决予以打击处理，以教育群众，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6、落实综合治理“一把手”工程。党委、政府加强“一把手”工程，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严格纳入年终考核，落实“一票否决制”，加强督查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职能，对各单位、各部门实施有效监督。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保证金制度，以经济利益促使单位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每月例会制，定期通报各单位、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对好的单位予以奖励，对不好的单位予以批评。对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出单位的纠纷实施定量考核，根据实际情况核定一定的数量，超出者一票否决并按规定给予一定的处罚。

群体性事件的的处理机制初探 篇5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是指“一定数量的群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在较短时间内突然聚集起来采取围攻单位领导、冲击党政机关以及游行、静坐、集会等方式破坏公共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 , 究其本质而言主要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以及集体利益和另一集体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已经触及个人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安全, 如果这种冲突带有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 被有关人员组织起来进行诉求, 就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具有群体性、组织性、破坏性、反复性等特点。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问题, 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 也有社会领域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群众心理失衡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 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 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这种差距表现不仅在收入上, 还表现为财富占有、教育资源、社会公共资源上。贫富差距的过大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这种损害的结果导致社会矛盾的普遍增多, 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增多, 进而偏执地认为社会的不公正, 因此, 一旦某些问题的出现就极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2.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狭窄

利益表达渠道是利益表达主体向政府、执政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途径和中介物。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很多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劳资纠纷等往往是在基层就可以得到解决, 而一些干部对群众现实利益问题不积极解决, 又不准群众越级上访, 隐瞒下情, 掩盖矛盾。当公民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 即使能够表达, 但问题通常得不到及时解决, 民意被压制甚至被扭曲。在这些事情未发生之前, 有的群众向政府及其代表机构表达了自身诉求, 有的甚至经过了艰难、漫长的信访, 但是问题很少能够解决, 反而积聚了更多的爆发力量, 正是这种滞后性致使群众利益无法找到协商和维护机制就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

3.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期, 新旧观念交替, 人们思想也出现多元化趋势, 各种不同价值观念、思想认识发生不同程度的混乱。社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同时也塑造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以及宗教文化等, 不断地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大量涌入,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人民思想文化, 价值尺度等诸方面。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公民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另外, 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 在遇到矛盾纠纷时, 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还有一些人, 只要求权利不愿尽义务, 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其过分要求。

4.基层政府管理应对能力不足

透视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虽然发生原因各不相同, 但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大体雷同。那些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性事件, 几乎无不是由群众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部门对群众的合理诉求麻木不仁、有些领导干部违法违规行政甚至贪赃枉法乃至不恰当的使用经历激化矛盾等所造成的。另外一些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 对问题预估能力不足、对群众涉及的切身利益置若罔闻, 缺乏综合应急管理与预警机制能力, 尽管其表现形式各异, 但最终都指向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这都反映了有些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薄弱与不足。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思考

胡锦涛同志曾要求, 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 尤其是“如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 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需要依靠多方的努力共同推进, 但是在社会治理发生的情况下, 更需要倚重制度和机制运作。

1.健全社会舆情预警与防范机制

社会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某些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随着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日益增多。这些因素如果发现不及时极有可能形成群体性事件。要解决这些群体性事件, 首先要做好充分调研, 深入了解掌握社会各阶层情况, 探索群众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 即时了解群众关心的是什么、议论的是什么、满意和不满意的是什么, 对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正当要求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给予解决。通过调研, 了解群众的心声、呼唤, 关注社会动态, 掌握深层次、动态性、预警性信息, 广泛听取民众意见, 从而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其次要建立全面的预防系统。预防系统的建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在防范群体性事件的作用, 形成联动机制、落实责任, 及时发现人们思想问题, 融洽群体间关系, 以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2.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必须要畅通诉求渠道, 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利益表达渠道狭窄或不畅, 往往意味着冲突, 同时利益表达如果缺乏有效途径, 矛盾得不到化解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要建立完善全面的利益表达机制, 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他们的诉求。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 首先, 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当前, 群众在利益诉求的方式、渠道上存在明显不足, 这就需要相关的制度作支撑, 加快制度性平台建设, 如: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谈判协商制度、公开听证制度等, 以制度化方式调整和规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 从而使群众既能规范自己的合理行为, 又能有效解决利益诉求。其次, 要充分发挥工会、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组织的作用。通过工会、行业协会的沟通协调, 传递特定群体的心声, 发挥沟通与协调的作用。第三, 要发挥网络传媒作用。透视一些群体性事件, 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京温事件等, 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公开事件真相, 导致网络谣言迅速流传, 很快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不仅加大了事件的处理难度, 也导致政府的公信力的减弱。因此, 须正确重视网络舆情引导语表达机制。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快捷、迅速的特点即时公布相关信息, 发布正确理性报道。传媒要即时收集大量可靠信息, 倾听群众呼声,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3.健全权益保障与维权机制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大都是人民权益的损害, 因此, 政府必须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处理解决, 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权益保障与维权机制。要正确把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建立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就业权利保障机制、健康权利保障机制、受教育权保障机制等。着力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尤其是农村土地使用、城市房屋用地征收拆迁, 加大协调沟通力度。健全重大决策社会公示制度, 扩大群众参与度。另外群众权益维护的制度与机制的建立完善是一个复杂系统长期的工作, 涉及很多领域与资源的整合。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观念, 发挥职能, 加强领导。另一方面发挥社会团体、组织、机构的作用, 以政府力量为主导, 兼顾多元化主体的维权机制, 从而保障群众利益实现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649.

[2]李永宠, 陈晋胜.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J].晋阳学刊, 2004 (1) :56-59.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718-719.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篇6

一、“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国内外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有一定差异, 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 在不同时期就先后存在过称“群众闹事”、“聚众闹事”, “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 “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 “紧急治安事件”等多种称谓。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 称“群体性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2000年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明确提出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概念, 其定义为: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 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的行为。这一定义其实质是从公安部门自身工作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其结果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忽略了其他重要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在实践中将群体性事件等同于群体性治安事件, 很可能导致武断、粗暴的处理方式。

群体性治安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有时甚至表现形式会完全一致, 但是, 两者有质的区别。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满足其合法利益, 有些群体性事件在形式和实质意义上均合乎法律要求, 是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 而“群体性治安事件”是《规定》明文界定的违法行为;从危害后果上看, 群体性事件有的最终构成了刑事犯罪, 有的却并没有产生危害结果, 事实上, 许多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消亡是有脉络可循的, 只要信息畅通, 是能够及时发现并予以控制的。分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对于政府和公安部门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称的“群体性事件”, 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 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 有部分公众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 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 (可能造成) 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凡已引发为危害公共安全, 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的暴力行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二、“桃源村三期”问题的发生和群体性事件情况

(一) “桃源村三期”问题发生事由

“桃源村三期”问题是桃源村三期经济适用房的装修质量问题的简称。桃源村三期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 项目用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 总计2760套。截至“桃源村三期”事件爆发前, 已办理入住手续2516套, 实际入住1610户, 约6000人。桃源村三期是深圳市启动的第一批保障性住房项目, 原本是市政府的“民心工程”, 但由于房屋装修等质量问题发展演变成政府公共危机事件, 期间发生多次集体上访、集体阻断交通等群体性事件。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 为提高环保、节能水平, 节约装修时间, 减少装修浪费, 降低装修成本, 深圳市按“经济环保”的原则, 将桃源村三期作为全市首个一次性装修的政府投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 力图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广一次性装修。但是, 该项目自2009年元旦入住后, 陆续出现卫生间、墙根渗漏等质量问题。33位牵涉业主多次投诉, 反映装修质量差和个别项目存在实际装修情况与售房合同说明不完全一致等问题, 但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和应有重视。

(二)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

在多次反映, 均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 桃源村三期的业主多次集体在小区管理处聚集, 申述权益和要求, 并多次到深圳市政府上访, 但未能及时得到满意答复。

2009年4月12日上午, 因不满补偿方案, 桃源村三期一些业主在小区管理处补偿协议签约处, 与现场工作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一些业主不理智, 做出了抢夺工作组资料、袭击工作人员的行为, 警方带回两名业主“协助调查”。5月2日, 情绪激动的业主结集了一批群众, 在深南大道科技园路段以堵塞交通的方式进行抗议和示威, 导致该主干道堵塞多时, 这一群体性事件标志着“桃源村三期问题”矛盾达到最高潮。南山公安分局出动了近百名防暴特警, 以盾牌对人群进行阻挡和驱散, 交通部门及相关部门均到场进行劝解和疏散, 防止事态扩大。

(三) “桃源村三期”问题的处理过程

针对桃源村三期出现的问题, 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有关责任单位及其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市政府成立了现场工作组, 包括从南山区、建筑工务署、国土房产局等部门抽调了约40名干部进驻现场处理问题。市政府副秘书长黄锦奎等召集市国房局、规划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业主代表对话, 由业主代表提问题、各部门对应, 这场对话持续近3个小时。双方沟通有时气氛紧张, 但最终达成谅解。相关领导逐个道歉, 市府副秘书长明确指示, 绝不允许推诿, 必要时问题解决小组中还要加入监察审计部门进行监督, 多次表达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在调查期间, 现场工作组主要从维修、检测、补偿、配套等五个方面调查和解决问题, 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矛盾。期间市委书记刘玉浦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指示, 副市长吕锐锋多次召开协调会, 与业主座谈会, 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联席会,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桃源村三期经济适用房的装修质量问题已经列入深圳市民生实事之中。

4月8日, 市府副秘书现场工作组组长黄锦奎就桃源村三期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相关问题及处理情况召开记者招待会, 公布了补偿方案, 并明确允许业主退房或以购改租、先租后买。

针对一些业主对补偿方案仍然不满的情况, 4月28日, 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锐锋带队, 相关市领导和相关部门再次深入基层与33位桃源村三期业主进行了持续四个半小时的座谈, 承诺房子质量问题政府维修到底, 并表示“我们是一个有错就改的政府, 解决这个问题不怕丢丑, 有错认错, 有错纠错”, 对于检测过程和结果, 敢于负责, 可以在国家级报刊上作出承诺, 将结论性意见登报, 扩大知情权。4月29日, 市长许宗衡又对此再次做出强调, 并表示对责任单位和人员要实行问责。从该日起至7月15日, 在全市开展在建保障性住房质量大检查, 期间邀请技术专家、人大代表、社会人士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个处理过程, 深圳主要媒体进行了全程跟踪和报道, 将每一个推进过程都向公众进行较详尽的报道。至此, “桃源村三期”问题维权和处理工作基本回归正常轨道, 群众情绪得到疏解, 矛盾激化一度形成群体性事件的局面得到控制。

四、“桃源村三期事件”给群体性事件处理带来的启示

(一) 应纠正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

群体性事件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 归根到底是群众权益并未得到合法、合理的保障, 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形式的抗争。“群体性事件”多为公民大众基于联合行动机制而实施的“公民集体行动”, 属于公民权的基本宪法权能。从“桃源村三期”事件中就可以看出, 不论利益主体采取了何种抗争形式, 也不论他们属于何种社会阶层, 基于法理而言, 其利益本身的正当性与利益诉求的合法性是不容否认的, 而且在正确的疏导下, 群体性事件完成可以“非事件化”、“去事件化”, 回归到正常的诉求渠道上来。

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 首先需要从认识上明确这一点, 并始终牢记, 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地方政府需要摈弃简单化的“敌情观念”, 不要一开始即归咎于“少数不法分子”、“教唆分子”“危害和谐社会”和“安定团结”, 甚至以“少数坏人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这类政治性字眼来预先界定此类事件, 更不能仅仅着眼于是否有利于“招商引资”, 是否会给政府脸面抹黑等当下利害考量来处置这类事件。

(二) 构建事前化解机制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桃源村三期”问题酿成群体性事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职能部门回应和解决业主所反映的问题不及时。项目入伙后, 业主陆续发现房屋装修等质量问题, 特别是墙体渗水问题影响了业主的正常生活, 但由于维修工人春节放假返乡, 使得维修力量不足、进度缓慢, 给业主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引发业主不满, 进而发生了5月份的堵塞交通群体性事件。

很多群体性事件未能预防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构建“早发现、早处理、早控制、早化解”的事前化解机制。

作为政府部门, 要善于发现可能引发矛盾的问题, 及时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一旦事态呈现群体化趋向要及时控制, 争取通过有效的工作及时化解, 避免陷入无法控制的境地, 导致矛盾升级, 引发群体性事件。

作为公安机关, 一是建立多层次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系统, 把工作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 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二是健全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三是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防范网络。特别是基层所队管理系统化的地方, 要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防范网络,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基层所队化解矛盾的作用, 变被动为主动, 变滞后为超前, 防止矛盾激化, 努力使矛盾不出乡村、不出厂矿、不出街道, 化大事为小事, 化小事为无事, 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 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有助于防止事态扩大化

“桃源村三期”问题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是群众正当要求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正当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而采取的激烈表达方式。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 以人为本, 以民为重, 维护群众利益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化。

一是强化信访职能, 为群众排忧解难。当前, 许多群体性事件是在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诉求无人理会。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信访部门应强化职能, 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 坚持“实事求是, 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为群众排忧解难。还应多层次、多渠道地开辟领导联系群众的途径, 建立领导与群众定期协商对话制度。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 通过有效的信访工作, 把矛盾化解在上访阶段。二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适当批准群众正当的游行示威申请, 让群众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依法反映他们的意愿与要求。这样可以把群体性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 避免出现围攻党政机关、堵塞铁路公路等极端事件的发生, 减少对社会的危害。这样还可以促使有关地方和部门关注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有利于维护群众的利益。

(四) 良性互动的协商机制是化解危机的重要途径

“桃源村三期”事件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 事态得到控制,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市委市政府迅速展开了有效的政府危机公关。政府没有因为怕丢脸面而遮掩、压制, 而是能够承认失误, 作出补救, 敢做承诺, 与业主间进行坦诚、负责的对话, 甚至愿意再三道歉, 从而建立起了良性互动的协商机制, 使群众的诉求有了一个正当的渠道, 有效避免了群众事件的进一步演变升级, 缓和了矛盾, 为政府部门处理群众意见提供了一个范本。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 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 堵不如疏, 要学会用对话化解对抗。深圳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间面对面对话的方式, 所以才较快地使事态平息, 没有造成暴力、犯罪事件。群众中的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 大部分问题仅仅因为社会情绪无法宣泄, 信息暧昧不清, 官民对话缺位。开辟新的官民对话渠道, 保证它的畅通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公安部门对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 凡属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尚未发生过激行为时, 应先行调解, 立足疏导, 慎用警力, 查清引发事件的原因和群众要解决的问题, 提请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当事态发展严重, 已经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特别是对打、砸、抢、烧、杀等现行犯罪活动, 公安机关应依法履行职责, 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

(五) 信息公开, 程序透明是基本处理方法

“桃源村三期”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公众对政府和相关利益单位的信任危机, 而导致信任危机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 是信息的匮乏, 相关单位、政府部门与公众处于不对等的信息地位, 如果不及时对公众作出回应、交代, 很容易给群众造成利益方与政府勾结的印象, 导致谣言四起, 百口莫辩, “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7]。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 不负责任, 推诿扯皮, 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 最终会把小事变成大事。每逢事件发生, 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 就是立即封锁消息, 不让记者进入, 不许消息外传。当今之世, 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 多半跟后者有关。

深圳市政府在处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全程邀请媒体监督、报道, 及时、详细地披露处理情况, 调查结果, 确保信息公开, 程序透明,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交流沟通的机制, 以知错能改的处理方式, 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政府的形象。

路透社评论说, 当政府推行扩大社会安全网和同经济低迷作战的政策目标时, 增加新闻报道的开放性也将对政府有利。大多数矛盾是在时间的迟滞当中发酵的, 及时本身就意味着主动。如果自己的媒体先失声, 那么政府将全面处于被动状态。“谣言止于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