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权益

群体性权益（精选5篇）

群体性权益 篇1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对于“弱势群体”的内涵,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解释,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保障学等学科从拥有资源多寡、法律保障程度、经济收入高低乃至生理心理等不同的角度对此做出了不同的界定。相对而言,把弱势群体定义为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导致生存困难和发展机会匮乏的那部分人群。弱势群体的共同特点是经济上的贫困,他们往往无固定收入,缺乏自我保障能力,生存权、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不能得到落实和保护。正如英国政府蓝皮书所指出的,“贫困和不平等不仅是指缺钱花,而且意味着你能活多久,你的生活质量如何。”[1]

严格地说,弱势群体是指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指出,“弱势群体”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人、进城务工农民、早退休“体制内”人。显然,政府关注的弱势群体具有片面性,因为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即贫困的农民。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截至2000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为3 000万,占农村总人口3%左右。这是一个连最基本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的群体(依城市弱势群体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众多残疾人也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残疾人中,依靠国家、集体供养、救济或补助者,只占2.7%,其余67.1%由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抚养,大多数生活相当困难。

人权是一定社会或一定国家中受到认可和保障的每个人实际拥有和应当拥有的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基本权利是特指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权利等,其中生存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中国的弱势群体构成中,生存权受到威胁的不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指的“四种人”,而是农村中没有解决温饱的那部分人。和城市贫困者一样,他们最怕的是“三关”即生病关,子女辍学关、年节关,因为无力承受日益加重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开支,其基本就业、教育、发展等基本权利受到威胁。由于弱势群体在知识技能、文化水平、身体心理素质、拥有经济和社会资源等具有劣势,国家和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生活等方面的保障。罗尔斯指出,“最后,政府确保一种社会最低受惠值,这或者通过家庭津贴和对生产、失业的特别补助,或者较系统地通过收入分等补贴的方法来达到。”[1]实际上,罗尔斯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取低受惠值”就是指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弱势群体给予了一定的重视。1949年建立了军人社会保障制度,1951年国家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建立了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救济制度、福利计划也建立起来。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和乡村“五保户”制度等。这套以国家为直接责任主体,以就业保障为核心,劳动分配与福利分配结合,按照城乡二元化方式运作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改革中城市出现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中国政府保障他们的权利,如首先大力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其次建立健全“三条保障线”,即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逐渐向农村延伸,建立起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再次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较大调整;第四扶贫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由最初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

新中国还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制建设。1950—1965年,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依据,国务院颁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及有关工人、职员、国家工作人员退休、退职等方面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一部较为全面成熟的社会保障法规。这一时期是对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法制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期。“文革”期间进入停滞阶段。1978—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办法》等法规。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保障立法取得了辉煌成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从1990年起,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失业保险条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而中国最权威的《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这是中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定,它对弱势群体保障的法律体系建立提供了宪法保证。在国际上,中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工作权,即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谋生的权利。缔约国应采取步骤,提供技术和职业指导和训练,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

古代政府通过若干救荒政策实施对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逸周书·文传篇》主张“天下无常丰子岁,不可无备”,“苟粟多而财有余,和何为而不成?”[3]事后救济措施如实物救助、救济金救助和安置就业救助等。《孟子·尽心篇》记载:“齐宣王亦尝发棠邑之仓,以赈平民”;东汉顺帝下诏由国库出银两对受灾百姓进行救助;宋建炎三年,开仓将10万斛粮食平价卖给江南五府部分因受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3]。以工代赈的方法开始战国时期的齐景公,唐朝时,遇江淮大旱,卢坦就组织灾民去开发当涂县的废田,按时发放口粮;明朝时期,黄河决口,明政府也采用这种方式。

中国古代还有以“施粥”、“居养”等手段对灾民救助。“施粥”从战国时期就已开始,到北宋、南宋更为盛行,明代推行最为广泛,管理上也很规范。“居养”制度起于汉代,到宋代以后成为固定的收容机关。宋代居养机构不仅多,保障范围也较为广泛,这种保障也是对当时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基本生存权的保护,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中国目前对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西方国家以提高全民福利作为目标,它远远超过了目前中国对弱势群体保障的范围。“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仅限于城市中的干部和工人,广大农村中享受社会保障的主要是‘五保户’和军烈属,而农村人口的98%处于社会保障之外。”[4]这明显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滞后,尽管成立了社会保障部,但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方面仍存在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的现象;(2)政府责任太重,社会动员不够充分;(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合理;(4)最大的制度缺陷就是社会对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二元结构,忽视处于绝对弱势众多农民,保障面狭窄;(5)社会保障法不健全等。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在改革完善之中,社会保障制度逐渐由传统的全民保障即所有的城市居民转向有选择性的保障即城市和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对于一些制度可能还会推倒重建,但目前中国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大致框架不会有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66.

[2]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96.

[3]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255-288.

[4]邱本.市场法治论[M].北京:中国监察出版社,2002:315-316.

群体性权益 篇2

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各类新业态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就业群体日益庞大。

新业态就业群体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该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是劳动关系不够规范。由于工作方式、地点、时间等相对灵活，从传统角度难以界定新业态就业者与企业的从属关系。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规避法律责任，甚至不与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劳动权益保障难。我国现行劳动保障法律的适用，以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具备劳动关系为前提，新业态就业群体因劳动关系不够规范，相关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三是发生劳动纠纷维权难。新业态下企业用工模式复杂，一旦发生纠纷，就业者或将面临维权困境。

保障新业态就业群体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因此，要积极探索推进新业态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现实路径。

——规范劳动关系认定，加强企业用工责任监管。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基础。通常，劳动关系的确定以书面劳动合同为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从属性关系。而在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劳动者的这种从属性并不明显。

为此，应在促进新业态行业发展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点，尽快完善新业态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要引导新业态企业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合理约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事宜;人力社保部门应针对新业态企业劳动用工特点，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准，并联动相关部门加强对新业态企业用工的监察力度，督促企业为劳动者缴存社保、提供劳动保护，切实从源头维护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尤其要增强数字化监管能力，依托“互联网+监管”等系统，实现监管数据跨地区、跨部门共享。

——适应新业态用工特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数字化时代全面到来，需要创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适应新技术、新经济发展。

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应新业态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制度灵活性。当前，劳动者可分为传统的强从属性地位劳动者和新业态下的弱从属性地位劳动者。对于前者，应严格按照既有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保护;对于后者，则要在社保模式上推陈出新。比如长沙市在建筑行业推行劳动者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突破了“劳动关系”的捆

绑。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问题，可以探索采用商业保险模式进行保障。

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互联网+公共服务”体系，方便新业态就业群体快捷享受社会保障。应创新社保管理模式，加快信息化建设，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互通，打破市州政策壁垒，优化社保转接程序，使各地社保互联互通、灵活便捷、转接顺畅。

——多举措畅通维权申诉渠道，为新业态就业群体织牢保障网。

一是开通“绿色通道”。整合劳动监察、调解、仲裁力量，构建快捷、便利维权机制，探索“一窗受理”模式，优先受理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劳动维权事宜。

二是简化申诉流程。合理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办在线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申诉成本，减轻新业态就业群体的维权压力。相关职能部门可通过人社系统网站留言、“12333”维权热线和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渠道，充分听取新业态就业群体的诉求并及时予以解决。

群体性权益 篇3

关键词：弱势群体；立法现状

一、我国的立法成就

从建国至今，我国政府始终非常重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也多次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进行规定，不断的通过立法将此问题做到法制化，更加有理有据。

（一）宪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基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也为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33条、第44条、第45条、第46条、第48条、第49条中都有关于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规定。

（二）部门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宪法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更多的是在大方向上的把握，其他部门法则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更为具体。《刑法》中有关于对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在犯罪时可以从轻或减轻的规定，《民法》对于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也有倾斜。《刑事诉讼法》在修订后有了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主要是针对经济贫困、行为能力有限的人。在诉讼程序上也考虑到了弱势群特的局限性。

（三）其他法律规定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加强，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我国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和健全，更加重视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问题，从多角度出发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分别针对儿童、劳动者、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护，

二、我国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对于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关于弱势群体的规定条文，具体内容中很多是没有做出明确规范的，出现了一些难以拿捏准确的程度词。虽然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做出了法律规定，但是没有切实可行的程序性保障，操作起来存在困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达到应有的法律效力。

其次，法律规定系统性欠缺。虽然我国有专门针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律，但是并没有根据群体的特点进行真真正正实在性做出规定，部分规定是对基本法律的重复，没有做到详尽。国家和地方立法存在着交叉，没有层次性，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立法体系，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性，不能做到切实、充分的对弱势群体的权益进行保障和实现。

再次，法律规定范围狭窄。现代社会发展变化快，不断的涌现新的问题，人们对于权益问题的关注度提高，法律意识加强，我国对于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律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弱势群体也不再只是我们传统意识里的界定，例如蚁族的出现，毕业大学生就业难、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出现，并没有对其有明确的规定进行权益保护。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必须根据实际进行完善和充实。

最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我国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有相关法律规定，但是在程序上的规定少之又少，这使得权益保护的实现又缺少了保障。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低等问题没有健全的法律监督机制，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降低。

三、完善我国弱势群体保护立法的建议

我国在立法上不断的努力和完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但内容过于分散，没有把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立法。我国应该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基本保护法，将农民工、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作为保护的主体写进法律，明确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如何进行维权，可以通过哪些法律程序和法律途径都做出明确规定。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制定符合国情需要的社会保障法律，凸显公平和效率，真正的做到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谐。

法律的制定、权利的实现必须去真正的应用，才能体系法律的价值和权威。国家和政府应该依法履行职责，不要超越法律权限，对自身的权利有所约束，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监督，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明确执法部门的职责，减少权力交叉不清的状况，避免做事效率不高的情况出现。健全法律监督机制，确保合法性、公平性，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政府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更好的实现，在立法上要做足功夫，提供法律支持，以法律为依据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并监督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另外，要加大社会的保障的投入，对财政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充分运用财政拨款的优势缩小贫困差距，为弱势群体提供物质支持。社会团体组织也应积极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的生活现状的改善尽力，国家和政府可以运用政策法规充分调动慈善组织的积极性，更好的为弱势群体服务。同时，个人也要有我是国家的主人意识，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先富起来的人，优先享有改革开放成果的人，更应该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国家、组织和个人进行社会责任公担，对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钱再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J）江海学刊，2011，31（6）：163-166.

[2]冯彦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论纲》，（J）当代法学，2008，（3）：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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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权益 篇4

(一) 法治与公平正义的科学内涵

法治, 这个词汇在中国古代里, 是和现代汉语中国的用法, 有着很大的不同, 古代汉语里的法治, 主要指的是垂法而治及圣法之治与法不阿贵。而现代汉语中, 主要强调其依法治国的寓意。这说明, 法治, 在古代和现代, 理解上是有其不同的侧重。[1]社会主义的法治, 是以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来表现的, 其核心是指一个国家的运行, 是通过法律的运行来实现, 任何的权利与义务, 也都是由法律来进行规范和调整的。对于中国来说,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的实现, 才是真正的法治。

公平, 是指利益的合理分配。在不同语境下, 有不同的含义。公平包含这三种公平, 即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包括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的正义。正义和公平是密不可分, 正义是公平的“执行力”。公平正义无论在哪个国家, 哪一个时期, 都是人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因此, 每个国家, 都尽可能的加大其公共服务水平和消除贫富差距。

(二) 实施法治的巨大社会效益

第一, 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方略和手段, 对于社会的调节功能, 是其所有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以其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和权威的地位, 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是非判断的标准, 起到了其预防和评价行为的功能。第二, 法治可以规范政府权力, 可以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当公权力侵犯到公民利益的时候, 往往是以公民利益的妥协为结局。而在法治社会, 政府可以被法律所规定的的条文所束缚, 而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害, 还可以通过制定权利运行机制, 来达到提高政府办公的效率。第三, 法治可以开启民智, 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象征。一个民族如果把法律精神作为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那么其公民必然是遵纪守法的。社会生活的有序, 是一个文明社会诞生的条件和所呈现的基本特点。

二、法治滞后:弱势群体权益不公的原因

(一) 弱势群体权益不公的表现

1. 弱势群体政治地位边缘化

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 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机会少之又少, 往往其表达和诉求并不能很好的被社会大众所了解, 和强势人群相比, 他们的表达能力较差, 同时远离政治的中心, 意味这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时的影响力较弱。简而言之, 就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地位往往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往往需要靠其他渠道的力量使其摆脱困境, 解决问题。这这种其他力量, 就是需要借助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力量去改变, 通过政府给予其政策上的优惠, 来帮助其在社会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和有尊严的生产。

2. 弱势群体经济和生活水平低

弱势群体往往生活贫困, 而且其贫困不仅仅是反映在物质生活上, 还反映在其精神生活上。弱势群体其拥有的物质的数量和质量都较低, 仅仅够其生活的基本维持甚至无法维持。因为受到生活所迫, 就导致了弱势群体中有大量的犯罪行为。其中, 衡量物质生活质量的高低有很多方法, 恩格尔系数研究法是我国较为常用的方法。[2]恩格尔系数法即食品消费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者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49%为小康水平。二是指精神生活的状况。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 人除了生理需求外, 还有文化、娱乐、交往、自我实现等精神上的渴望。因此, 精神生活状况也是衡量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3. 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渠道

弱势群体往往对于贫穷的生活和政治地位的底下表现已经麻木, 往往不会用合法合理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其缺乏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第二, 弱势群体往往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较差, 缺乏主动表达意思, 即使有, 也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达成。除非特别关顾自身生存的利益才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 来增强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大部分的弱势群体都是都采取等待和“靠”来获得其应有的关注和政策待遇。

(二) 弱势群体权益不公的原因

1. 缺乏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部门法

我国对于弱势群体的专门权利过于笼统和不规范。根据各国立法的经验来说, 法律范围规定的越细越具体, 那么其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就越强, 现在关于弱势群体的立法缺少可操作性, 也过于的笼统,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法律中的用语多用是原则性的宣示而并没有规定切实可行的程序, 其具体的操作难以实施。[3]同时, 在适用对象上, 并没有针对弱势群体的准们立法, 表现在立法和实践中对象狭窄, 受法律保护的往往是老年人妇女, 残疾人等, 覆盖面积太广, 而农村缺乏社会保障的劳动力往往没有相应的保障。这主要体现在立法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根据自身国情来划定弱势群体的范围, 导致了相关部门法的失位。

2. 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执法力度不够

执法方面的被动和无责任使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频频的受到侵害, 而且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发展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比如, 我国却热按取消了农业税, 也给与了相应的补贴, 但在市场经济下, 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 贫困农民往往得不到负担的见面, 反而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 生活水平在逐渐下降。农民工的工伤事故频发, 拖欠工资现象普遍。如果执法部门能够积极主动的执法, 改变以往的被动局面, 把不良的后果消灭在初始阶段, 那么可能弱势群体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会直线下降。行政执法中, 权利与责任脱节, 现在的情况是重视政治责任的承担而忽略法律责任, 往往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向领导负责的意识突出, 而忽视了法律富裕的责任, 在执法中简单粗暴, 缺乏正当程序, 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3. 缺乏健全公正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与利益表达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已经初步建立, 但和老百姓的期望相比, 还是有这不小的差距, 还存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憾。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 医疗和社会服务, 养老的问题会日益突出。农村的一大部分人, 他们还没有被社保所覆盖, 农村的弱势群体其工资收入也难以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就业方式的多样化, 导致了很多人无法交社保, 也就享受社会保障。比如, 2006年以来, 中国就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全国的职工中, 有一半以上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没有条件给职工上交社保的单位是负担不起的。所以, 研究如何把这些人纳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是城镇化进程加速过程中必须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利益表达空间是有一定限度的, 从整体上看,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是相互弥补和此消彼长的。在转型时期, 是社会矛盾爆发的高发期, 强势群体凭借其手中垄断到的社会资源, 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空间受到了挤压, 造成了利益表达的真空地带, 弱势群体失去了诉求的渠道, 集体失声。人大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利益表达的最好场合, 而人大代表中大多数人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 却缺少一些真真正正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 这就必然导致了公共政策的制定, 存在不平等的现象。

三、促进弱势群体公平享有权益的有效途径

(一) 制定并完善弱势群体的相关立法

通过对弱势群体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现状进行分析后, 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有了以下建议:首先, 有与导致弱势群体成因的不同, 我们保护的范围和领域也应该有所不同, 保护方式也要求多样化, 在立法中, 应该多出台相应的单行法规和特别法来给予其保护。[4]例如, 对农业的保护, 可以指定《农业产业保护法》, 以促进农业发展, 保障农民的增收, 制定《农民社会保障法》, 当劳动者面临劳动风险的时候, 能够依法的到相应的救助。对于失业人员, 建立起更加完善合理的失业保障制度。当前, 中国已经在实行或者尝试去解决社会保障双轨制, 这就是立法和制度建设越来越合理的一种表现。

对于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躯体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在现行法律中加强其中条文的可操作性来入手, 解决他们的法律权益受损的问题。其中, 需要解决的重点内容为, 对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基本法的修改和补充, 加强和优化对三大弱势群体的法制保障。把模糊性的原则性语言, 改为具有操作性的具体法律规范, 根据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 改变其中的部分, 这种修改要在切实可行的原则下进行, 主要针对当前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 例如, 对医疗康复、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和法律责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增设若干条款与内容, 使弱势群体在接受优惠或免费的社会服务等方面, 得到更多的救助。

(二) 加强执法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第一, 规范执法行为, 主动执法。同样的法律, 在不同的执行力度下, 也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有些情况下, 需要执法机关主动的了解情况, 调查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现状。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机关, 提高服务意识, 切实的把老百姓的权益当做自己份内的事情去做, 做到主动执法, 严格执法, 杜绝散漫的工作作风。而且, 执法者通常拥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力, 在执法过程中, 要严格限制其只有裁量权, 特别是以国家名义形式的权利, 执法中必须坚持“法无授权不得行和法有授权必须行”的铁的规则。

第二, 重视执法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从各国对于公民权利规定上来看, 各个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在实践程度上差距产生的原因来看, 更多的在于对于执法过程中程序规定的不同而导致的。比如,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大量关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条文, 倒是现实中不完善的原因就在于法律制度建设的不完善, 没有吧如何实现及权利救济的主体资格明确清楚, 没有重视其执法过程中的程序问题。

(三) 健全公正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与救济制度

第一, 完善人大、政协的民意代表制度。人大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利机关, 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立法者, 人大代表又是各个群体的代表, 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作为各个群体的重要利益表达渠道, 首先, 就是要实现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多样化, 多选举少推举, 增加基层群众的人大代表比例。努力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 精英化, 真真的代表一定群众的诉求。提升贫困农民、农民工、城市贫困职工在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占有比例, 增加这部分人民的呼声, 使人大代表的数量与社会群体的总数量想均衡。其次加到对于带便选举的监督力度, 对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进行考核量化。人大代表要想选民定期做述职报告, 并且建立起相应的罢免制度和人大代表的退出机制。

第二, 健全听证会制度。听证制度可以很好的做到其沟通政府和公众的纽带作用, 通过听证会制度, 可以反映弱势群体的呼声, 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 对牵扯的群众利益要进行考虑, 要积极的听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呼声, 听过听证会制度, 来讨论一项政策在群众中的认可程度, 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达成利益平衡。[5]首先, 建立听证会制度, 就要广泛的听取各个阶层的呼声,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其次, 在听证会当中, 要保护每个人的充分表达, 避免一言堂和话语权失衡;再次, 就是要建立起听证会表决制度, 对听证会讨论的结果, 要进行监督, 杜绝暗箱操作建立问责制度, 对于错误实行的政策, 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处罚。

摘要：法治是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 弱势群体政治、经济、社会权益享有不公的主要原因在于法治滞后, 主要是缺乏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部门法、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执法力度不够、缺乏健全公正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与利益表达制度等, 因此要从制定并完善弱势群体的相关立法、健全公正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与救济制度、加强执法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促进弱势群体公平享有权益。

关键词：法治,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李景鹏.挑战、回应与变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J].战略与管理, 2003 (6) .

[3]昝剑森.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成因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2 (1) .

[4]张敏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J].浙江学刊, 2003 (3) .

群体性权益 篇5

一、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状况分析

(一) 消费领域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消费者形成明显的强弱对比

利益是人生存的现实需要, 它构成了人的生命的驱动力。人人都讲利益, 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本来就处于对立地位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更加激烈。在这种利益博弈的格局中, 由于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信息极不对称, 且多以个体身份进人消费领域, 很难与实力强大的生产经营者相抗衡, 从而造成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因此, 处于强势地位的生产经营者垄断市场, 频繁侵犯消费者群体权益。

(二) 现阶段我国经济特点加剧了消费领域的利益冲突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利益格局已被打破, 同时, 由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致使在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中, 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程度不相同, 争取利益的能力也不同。这种差异, 突出地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在消费领域, 原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基础, 造就了一批如铁路、银行、电力电信等具有强大市场垄断能力的国有企业, 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利用其优势地位垄断市场, 损害消费者群体利益。这一特殊的国情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尤其严重, 消费领域的矛盾冲突激烈。

(三)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在消费领域, 相当一部分侵权行为所侵害的不只是某个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 而是涉及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利益, 许多侵害对于未来的潜在消费者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规定, 但从诉讼维权角度来看, 依照传统的诉讼理念和司法制度, 案件原被告都是特定的, 权利受到被告违法行为侵害的主体也是特定的, 这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案件, 很难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加以解决, 从而在纠纷解决的社会机制方面形成了相当大的真空地带, 使得消费者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我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的起源与现状分析

(一) 公益诉讼的起源

公共利益是指全社会或某一领域的共同利益。各个国家历来都非常重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古罗马时期, 由于当时的政权机构不像现代这样健全, 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 所以, 就授权市民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可以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 以补救维护公益力量的不足, 这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诉讼即是公益诉讼的最早起源。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 个私行为很容易损害公共利益, 这种利益的损害单靠政府加强管理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救济。作为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诉讼机制, 公益诉讼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采用。近些年来,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很多的领域尤其是消费领域, 出现了一些典型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这使得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和构建成为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 国外立法和司法制度现状

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立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公共利益的保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于是公益诉讼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在现代司法史上, 美国是最先重拾罗马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 美国先后制定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一系列反托拉斯法, 对可能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 除了受害人有权起诉外, 检察官也可以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责任;而且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诉请禁止性裁决。二战后, 美国在社会变革中又出现了许多专门保护女性、儿童、消费者等弱势群体权益的公益机构, 公益诉讼制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现在, 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

世界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都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 赋予诸多主体对侵害公益行为的诉讼权利, 这些制度和经验将为我国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提供重要借鉴。

三、我国消费领域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公益诉讼与我国传统的诉讼制度存在冲突, 所以, 必须转变观念, 构建符合实际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一) 赋予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 在传统诉讼中, 原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法定的主体, 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而公益诉讼权利主体是不特定的, 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 在公益诉讼中, 不应要求原告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而应当突破传统诉讼理论中原告主体“一元化”的框架, 允许更多主体提起诉讼, 实现诉讼主体的多元化。就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而言,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 应将原告资格赋予以下主体:

1. 国家检察机关。

我国宪法规定,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有权对一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进行监督。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检察机关负有义不容辞的保护职责。从现实生活来看, 在消费领域中, 侵害消费者群体权益的行为多表现为行业性的垄断, 消费者处于明显弱势。在这种情况下,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益权力适时地介入其中, 以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显得更加必要。

2.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

在我国, 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 代表着消费领域内众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 这种利益虽不同于全社会的普遍利益, 但也具有公共性质。当消费者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 消协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而且作为固定的组织, 它们有专职工作人员, 有一定的资产和经费来源, 具有较强的诉讼能力。然而, 目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协会仅能以社会团体身份支持消费者起诉, 这对于消费者群体权益的有效维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在维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中, 应当赋予

3. 消费者。

目前, 公民的法律专业水平比较低, 而且作为个体来讲财力有限, 这种诉讼力量的弱小会导致诉讼效果不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生活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当财力并且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人是理性人,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并不等于每个普通公民都会去随意行使这项权利, 导致滥诉。另外, 在消费领域的侵权案件中, 消费者毕竟是直接遭受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受害人, 作为侵权行为的被影响者, 他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更为清楚, 往往能够及时发现违法行为, 作为个体, 他在诉讼意志上也较少受到干扰, 维权时积极性主动性更高。所以, 应当赋予消费者以公益诉讼的起诉权,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 消费者不仅有权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提起私益诉讼, 有权利为了维护消费者群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私益诉讼中提出公益诉讼请求的权利。

(二) 建立胜诉奖励制度

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 鉴于目前社会公益维护不力的现实, 建立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对此, 我们可以效仿英美等国的法律实践, 设立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人是经济人, 理性人, 行事多以利益最大化为其出发点,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对于那些为了维护社会公益起诉并胜诉的原告进行奖励, 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诉讼积极性, 对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广泛监督,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群体权益, 而且也利于惩罚不法经营者, 维护公平竞争, 促进经济发展。

(三) 诉讼判决的适用问题

在消费领域中, 受到公益侵权行为侵害的消费者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所以, 在相应的公益诉讼中, 享有原告资格的主体通常都会有不特定多数人, 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 其他诉权主体则均有可能在其后针对同一侵权行为提起相同的诉讼。因此, 应当建立涉及公益侵权案件的判决适用制度, 使法院所作判决的效力不仅仅只局限于诉讼当事人, 而是遍及所有享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人, 使判决效力具有辐射性。这样不仅符合传统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而且还可以大量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 降低当事人

摘要：从消费者群体权益保护视角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对于我国法制的完善以及消费者群体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状况主要表现为:消费领域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消费者形成明显的强弱对比, 现阶段我国经济特点加剧了消费领域的利益冲突,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目前,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我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原告主体资格, 建立胜诉奖励制度等。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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