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精选8篇）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1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

状的思考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2007-02-10 16:50:0

4自年《户口管理条例》颁布以后，国人就被分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城市和农村成了两重天，农村人口再也无法自由迁入城市，也无法享受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待遇。此后多年内，中国改革和建设的重点便一直放在了城市，国家从农村征收农业税，还利用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剥夺”财富。当时几乎只是农村，养活着整个中国。

年前的农村，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汇报，反而陷入了贫困的深渊。

穷则思变，农村开始了自我发展的尝试。改革开放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走上了真正的脱贫路，但是同时仍然承担着超过中国财政收入的农业税和剪刀差。此时，城市似乎觉察到农村开始变富了。实际上，中国的确进行了农村的改革，似的农村在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仍然没有脱离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焕然一新，人均纯收入达到了去年的多元，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真正进入甚至超越了我们想象中的小康社会。此时的农村，也不过是刚刚达到“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到去年也不到城市的。按照目前农村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这可能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土地也会因为无人耕种而荒芜。

城市是财富的集结地。城市的发展是多元化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

等均有相应的部门，各方面都可以协调发展，这些条件除了风木人们的业余生活外，还能吸引外来资金流入，去年中国吸收外资亿美元，绝大部分流入了城市，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也投入城市的建设，使得城市一年一小变，三年大变样，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环境也越来越好，新区林立，郊区城市化，更容易自我发展和吸引资金，城市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而农村的改革到年才发生了大变化，当年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全国大部分县市才放开粮食价格和粮食经营。但是由于农村基础薄弱，种地所得资金有限，绝大部分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少投入到文化等方面，所以农村的文化活动几乎都是在重大节日农民自发组织的，活动一般也只是“敲锣打鼓扭秧歌”。节日的气氛固然热烈，但包含着农民一年的劳动心血，也逃不了下一年的辛苦劳作，还要冒着年终无钱回家的危险，国家加大力度帮农民工索要工资 的确是帮了农民一大把，使农民可以放心外出打工。当然，打工又是在为城市做贡献。这样城市的发展总是比农村快，农村的发展很艰难，固然需要外界资金和技术支持，但必须靠农村自身，因为财富是无暇顾及农村的。

城市是财富的生产者。农村难道不生产财富吗？当然不可能，只是太少了，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城市的资金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财富的产量是惊人的，去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万多亿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但是仅仅上海市的工业总产值就有万多亿元，加上各省大中小城市的生产总值之和至少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以上。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是农村在养活城市，那么现在没人能否认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城市的贡献。相比之下，广阔的农村财富生产方式有限，地里面几乎种不出什么财富来，因为市场是“偏向”城市的。国家减免了农业税，不过是每亩地减了几十元，一家人每年减少几百元就是多的了，这些钱

也许还不足城市人们收入的零头。农民免费种地，但种地所需肥料、灌溉、良种还需要农民自掏腰包。国家花巨额资金投入农村或者扶贫或者让农民“退耕还林”，但对于广大农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扶持农村可行的办法是让农村工业化，沿海许多农村工厂林立，劳动密集型企业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有的企业也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这样的农村何愁不富裕呢！

城市还是财富的剥削者。即使不依靠工农业剪刀差，农村的财富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目前农村人均消费不到元，其中子女的教育消费超过，医疗保健等消费也在以上，除去生活必须消费外，所剩无几的收入还需要储蓄以备教育等费用。而除九年义务教育外，无论是学校和医院，绝大部分都在城市，高校则更是城市的专利，农民子弟除了要交纳高额学费外，还不得不在城市进行各种各样的消费，这几乎相当于农民的几乎全部收入都流入了城市，被城市

“剥削”了。农村不能建立自己大学吗？农村几乎没有建立大学的土壤，以前建立在农村的大学要么消失了、要么搬迁了，很少有大学把农村发展成为城市的。农村不能建立自己的医院吗？但是还有多少人相信农村的土医生呢？政策的约束使得农村许多医疗机构变得“不合法”，发展起来困难重重。扶持农村，恐怕除了资金和技术以外，还需要政策的支持。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出就出在农村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问题出就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建立监督、制度、教育并重的反腐败体制，不仅用在反腐败上，用在中国的农村问题上，同样是一个相当正确而又非常及时的提议。试想，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在严密的监督下，一个合理杂制度下还会出现不合理的事情吗？城市农村，但愿农村不会永远是输家。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2

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土地流转是当前推进土地适应规模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土地流转在农业现代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土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运城市作为山西省传统农业大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因地制宜探索了许多有效的做法。本文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例,通过对盐湖区、新绛县、闻喜县等县区的实地调查了解,梳理概括了运城市土地流转的模式和做法,也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运城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近年来,运城市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按照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关政策,大致形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五种模式。一是项目带动型,以土地整理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为依托,对土地进行综合整理后流转给种植大户,如新绛县古交镇利用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将4个村庄的3230亩旱垣土地整理为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后,农户以300元至500元的价格统一进行流转,建成965座日光温室蔬菜大棚。二是集体引导型,通过县里和乡村组织的统一规划,引导农民进行集约化生产经营,如盐湖区北相镇20多户农户建成了葡萄园种植基地。三是合作社引领型,由农民入股或专业合作社统一运作、 调整土地、制定规划进行流转,如新绛县横桥乡100多户农民加入财钧蔬菜专业合作社,打造了2000多亩的番茄种植基地。四是经营大户带动型,由农户将土地转包给经营大户集中经营,经营者每年支付一定的承包金,如盐湖区三路里村瑞杰农场以每年每亩地500斤小麦的价格流转取得2000亩地发展以设施农业和种植双季槐为主的生态农业。五是龙头企业带动型,由龙头企业统一流转农户土地建起规模种植养殖基地,如盐湖区上郭村迎太农业公司流转土地1000亩,投资5000多万元建设无公害绿色蔬菜基地。

(二)主要成效

农村土地流转到农民合作社或专业大户后,农业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等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流转比例看,目前运城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22.7万亩,其中,盐湖区总耕地面积81.3万亩, 已流转12.8万亩,流转比例15.7%;新绛县总耕地面积53万亩,已流转14.3万亩,流转比例26.9%;闻喜县耕地面积72.7万亩,已流转11.2万亩,流转比例15.4%,三县流转比例均高于全省13.8% 的平均水平。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看,通过规模经营,促进了设施农业、品牌农业、观光农业、循环农业健康发展,运城市已形成粮、棉、果、畜、菜五大产业,运城市粮食总产占到全省的近1/4;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7262元 , 同比增长13.8%,高出全省1.3个百分点,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主要产业。从土地产出效益看,加快土地流转,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过去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年亩收入为600元左右,实施土地流转及土地整理发展设施农业后,亩均收入比原来增长了5倍。从“三农”结构看, 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农村加速了城镇化,种地务农成了体面的职业。如盐湖区三路里村瑞杰农场,农民既拿到土地承包费,又可在农场务农每月收入3000元,吸引了更多在外打工的人回乡务农,近年村里统一规划建设了新村,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集中住上了新楼房,也不再为农机具和粮食的存储、 堆放而发愁,真正实现了就近就业,成为了收入稳定的农业产业工人。

(三)主要做法

1.领导重视,政府引导。运城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起步较早。早在2005年, 就有农民自发相互进行承包地的短期租赁,取得一定成效。当地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反应,顺势而为、试点先行,逐步闯出土地流转的新路子。各县区普遍成立了流转工作领导组,每个乡镇村都明确了土地流转工作机构,为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2.措施有力,服务到位。近年来,盐湖区连续出台了 《土地流转暂行办法》《服务中心建设标准》《流转档案管理》《农村产权交易规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流程》等管理办法,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建立了全省最大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按照“统一管理、分职履责、归口管理”的运作方式,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一站式”服务。县经管中心主任说:“有了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鉴证, 使土地流转双方的心里都踏实了,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也不怕农民反悔收回土地。”

3.操作严格,流程科学。各地紧密结合县情实际,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申请、 信息发布、流转组织、合同签订、鉴证归档、抵押登记、评估担保等服务流程,确保各类农村产权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营。如迎太农业公司董事长张迎太说: “因为流转手续规范,我才敢一次性大规模投入建设服务50-70年的高质量蔬菜大棚。”

4.政策奖补,农民受益。为调动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运城市对农村土地流转期限在5年以上的农户,按每亩5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对农村土地流转期限在10年以上、连片经营面积达3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按每个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特别是2013年新绛县被山西省政府确定为金融支持土地流转的试点县,目前,全县形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抵押、价值评估、风险担保、 银行贷款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已为试点村113户农民发放土地流转贷款913万元,涉及土地2000亩,拓宽了农民融资渠道。同时,该县还从全县国土出让收益中拿出2%,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基金,保障流转土地农民在遇到灾害和风险时利益不受损害。

三、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在运城市调研中发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土地权属不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够完善,致使口头协议、无证流转、一年一价等不规范现象影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以证确权、凭证交易势在必行。

(二)存在流转期限较短的政策障碍

国家对土地承包期限的限制,使得投资者对长期的预期投入造成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比如盐湖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至2024年,而迎太农业公司对设施农业的投入都在50-70年,远远超过剩余的10年承包期限,其他种养大户也存在承包期能否延长、30年的政策界限能否突破的顾虑。

(三)土地流转工作有待进一步规范

一是交易平台服务不到位。现有土地交易平台服务人员属公益岗位,主要靠财政补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面积推开,需要强有力的平台服务与之配套。二是土地流转进展不平衡。有些地方贪大求快,片面追求流转规模,人为垒大户, 违背了农民的意愿;有些地方工作不深不细,农民流转有顾虑,流转土地难以集中连片。三是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有些地方借“租赁”、“流转”农地之机,违规建设非农设施,存在土地“非农化”、“非粮化” 现象。

(四)土地流转融资困难

经营大户没有贷款担保单位,资金周转困难,影响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效益。 一些农户希望能够将宅基地抵押贷款, 用以筹集土地流转和农业投入资金,目前在政策上还存在障碍。此外,农民目前缺乏有效经营载体,参与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主体较少,没有形成应有的带动作用。

四、对有效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点建议

(一)全面加快土地确权工作

按照依法依规、严格程序、民主协商、确保稳定的原则,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在确权过程中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部门职责,密切配合,落实工作经费,搞好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同时建议政府从实际出发,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期,给农民吃上 “定心丸”,进一步增加土地流转的预期性,保障农民权益。

(二)积极稳妥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的水平必须与农民的非农转移相适应,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不能定任务、下指标,更不能搞强迫命令,要因地制宜,正确引导,把土地流转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结合起来,与带动农民就业、加快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积极引导承包土地向农民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流转,发展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特别要选好带头人,培养一批种植养殖大户,带动形成一批农业工人,推动城镇化进程。

(三)健全服务平台,规范流转工作

加强对土地流转的调研,及时收集掌握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鼓励有条件的县区和乡镇村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建设, 设立流转服务平台,建立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网络,指导土地依法、 自愿、有偿、有序流转。要完善土地流转办法,严格土地用途管制,限制“非粮化”,禁止“非农化”,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四)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3

一、农业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

（一）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城市化基本上都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前工业时代，虽然也有城市，但一般只是限于政府部门的集中地和商品集散地，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客观而言，这一时期的城市是以后工业化时期城市的雏形。存在于欧亚非三个大陆上的各种前工业时代的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大致符合上面所说的基本特点。只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特别是西欧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城市化才逐步发展了起来。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质的突变。这一质的突变的标志就是以劳动者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大机器生产的普及。由于分工协作和机器的使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物质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不断膨胀扩张。马克思对生产力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评价极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短短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超越了人类以往任何时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下，或更为准确地说，在这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中，生产的集中必然导致生产要素的集中，进而必然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二）农业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

一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受到的影响方面诸多，本文集中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以揭示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这三个方面分别为：人口、土地、资金。

1人口方面：据统计，如按人口比例计算，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已达到70％，有的甚至超过了90％；不少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50%以上。而我国目前已达到36％，即近45亿人口。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国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水平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同时增长。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更少的农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以满足更多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将成为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

2土地方面：扩大土地占用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对农业的作用还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外延增长必然占用大量耕地。农业在土地问题上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必须在最大可能条件下，为城市化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在逐步减少的耕地上生产出数量和质量仍能够满足一国基本需求的产品。

3资金方面：城市由于不仅是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消费巨大；而且还是一国生产能力的主要集中地域。因而，一国的资金必然主要投入到城市中进行循环流通。即便是农业生产体系中自身积累的储蓄，为了追求更高更确定的收益，也从农业生产体系流向城市。

二、我国农业和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现实状况

（一）城市与农村经济差距拉大，农业劳动力潮水般冲击城市劳动力市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目前，城乡差距还有日趋扩大的苗头，城乡之间在经济分配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农业长期投资不足，而且人力、资金外流，使农村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相对恶劣。这样既对城市的管理造成难以估量的压力，同时又造成农村地区不断走向衰败。我国的现期发展状况虽没有严重到发生直接社会对抗的程度，但城乡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又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中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不相符。

（二）巨大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摆脱了旧的计划体制的控制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以组织管理，即政权建设如何继续下去，成了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采取了一种城乡隔离的制度措施，在户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农民有所歧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旧有的城乡隔离的制度措施以立法形式逐步取消，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农业人口地域空间大规模的迁徙和居住的分散性两种特点，现有的制度措施尚无建立的实践。这时，政权建设作为一种重大问题被摆到重要的位置。

（三）农业面临着加入WTO以后激烈的国际竞争。农业是一国产业中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不仅仅是关系到本国稳定，而且深刻影响着国际局势的稳定。因而如何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农业发展日益处于不利发展状况下，找到一个有效的农业发展的组织管理模式，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又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农村城镇化对农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农村城镇化是较从前农村社区组织形式更优的组织管理模式。

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第一，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设施的社会化建设和使用有了可能，无须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在分散的农村地区建立实际上不可能建立的公共设施；第二，创造原来居住生产分散状态下所不能创造的就业机会；第三，农业生产要素在一个区域内可以相对的集中，从而为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农业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政权建设方面来看，第一，有利于对农业人口的控制，为加强计划生育、国防教育等工作的力度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第二，有利于防止农业人口过分分散所导致的诸如犯罪等社会现象所产生难以控制的不良后果；第三，有利于农场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二）农村城镇化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

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旧有的农业体系的转变。这一过程中，旧有的农业体系中有着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既然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不可移易的发展趋势，那么在旧有的农业体系被迫转变的同时，通过农村城镇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经济在心理上作好准备，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对抗的激烈程度。

（三）农村城镇化有效增强我国农业在未来新的生存条件下的生存和竞争实力。生产力的发展客观要求一切领域的生产由分散走向集中，从低效益向高效益发展。农业的发展也不例外。农村城镇化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集中方式，必将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发展，为未来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作好准备。

（四）农村城镇化对农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缓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压力。农村城镇化可以有效地发挥农村地区的市场中心、货物中心、信息中心和社会公共服务中心的作用；有效地通过农村地区城市化肩负起城市化前现有农村地区可能转移到城市的社会负担，从而有利于城市已有压力的缓解，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宽松有利的环境。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4

发布时间：2011-8-21信息来源：中经专网

[摘要]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的推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两极，意味着人口、资源、经济等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大重组与结构性变迁，两者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可以相互交融。在推进城市群的发展中，要看到它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和支撑。

（中经评论·北京）

一、城市群：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经济现代化，即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人力、资本的集中，城市化正是在生产要素高度聚合的背景下产生的。伴随着产业革命，尤其是新技术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大量乡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1925年前后达到高潮。1980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一般达到70.2%左右。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多种原因严重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只有19.4%。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城镇化成为共识。然而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上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以中小城市为主，抑或是重点发展小城镇，一直存在争议，相当一个时期基本上重点是以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为主。从实践来看虽然一定时期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

一、产业聚集水平较低，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这是对已有的城市化模式的修正。“城市群”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作“都市群”、“都市带”、“大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区”等别称。它是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高级阶段的城市化。为什么在我国当前城市化水平总体不高，实际城市化水平只有20%左右，“三农”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提出“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呢？笔者认为，这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与都市化发展潮流，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与秩序重建的必然选择。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模式迅速变化：一方面城市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使人口、资金和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向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交通高速发展，城市由长期的向心集聚向相对分散的郊区化发展，随之工业、服务业也出现郊区化的倾向，造成郊区集聚扩张，大城市边缘新城镇大量涌现。这种城市集聚和扩散的双向运动推动大城市地域迅速扩张，并与周围小城镇连成一体。同时由于外迁人口仍在中心城市上班，在郊区与中心城市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通勤流。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与周围地区保持密切社会联系的城市化地区，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共同构成内部相互关联，有一定空间层次、地域分工和景观特征的巨型地域综合体，这一综合体即为城市群。如美国的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三大都市群；日本的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都市群等。目前，这些城市群体系成为全球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经济全球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体。如果我们继续像过去那样大力发展小城镇、抑制大城市，会造成人力、资金、资源配置的浪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失。其后果是不发达的城市经济社会与严重落后的农业地区的恶性循环。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应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对应，实现以城市群带动城市化的跨越。

问题在于，相对于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城市群的发展对此意义何在？在笔者所能涉猎到的文献中较少论及。在“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中，人们主要探讨如何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别，以及提倡农村城市化等等。而在城市群的研究中，又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业集聚、如何消除地区壁垒等方面，没有考虑到城市群的推进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由于就城市谈城市，就农村谈农村的研究思路，不仅使城市群的发展受到制约，而且从社会整体看，加剧了农村固有的问题，长期使经济资源不能在城乡之间实现合理配置，其结果使城市群的推进缺乏农村根基，农村发展缺乏引力和来自外部的反哺力量。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因此探讨两者的关系事关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历史任务的实现。

二、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推进的冲突

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推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极，意味着人口、资源、经济等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大重组与结构性变迁，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冲突。

冲突之一是集中爆发式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影响城乡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要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升级，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与演化过程。首先在便利的地理条件上形成商业与物流中心，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吸引来更多的人口，并最终随着手工业、商业、运输、市场的发展，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市镇。而市镇要向更高形态的城市化演进，除了继续强化其中心地的积聚与辐射功能，往往还伴随着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机遇，使其从众多的市镇中脱颖而出成为地区的中心城市，这种城市化过程的特点是，人口总量与流动规模有限、流动频率低、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均衡，使得城乡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对适度的张力与平衡，社会在缓慢发展的基础上稳定有序地前行。都市群进程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农业人口迅速地在城市，特别是数量有限的大城市高度积聚。由此使自然资源与城市环境陷入了过度透支与危机中。中国自2000年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急速”的城市化，导致少数大城市人口膨胀过快，使本就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城市遭遇更加严重的发展问题。在中国每个大城市，都普遍存在着交通拥挤、居住密度增大、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等“城市病”。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大城市自身的增长与发展，也间接影响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就广大农村而言，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迁移，使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受到削弱。我国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青壮年，素质也相对较高，导致长期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和老弱

病残。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统计，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岁～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岁～40岁的劳动力占23%，而且青壮年文化素质一般来说相对较高。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出，对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一是制约农业科技进步与技术推广。由于体力、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的限制，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利用机械和先进技术能力有限，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技术的长期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二是影响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速度。农业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需要一定文化功底的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普遍老龄化条件下，必然会导致种植结构单一，农业结构调整困难，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冲突之二是城乡资源再分配的严重失衡。非农经济要素的迅速培育与发展表现为生产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再分配与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中的重构。一方面，城市资源迅速膨胀，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表现为向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进一步的集中。与之相比，则是农业地区两级政府近万亿的沉重债务。二是城市化进程仍在吞噬着农业地区的各种资源，使自然经济赖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薄弱。如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严重破坏，粗放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对本就紧张的农业用地的大肆侵吞与疯狂圈占。据国土资源部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而且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低效。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共有闲置土地、空闲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计393.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还有工业固体废弃物与城市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和填埋处理问题等等。在未来若干年内，新农村建设、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将使有限的国土资源更加紧张，而竞争也会愈加激烈。

三、城市群的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相互交融

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城市群的发展对中国农村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于此，势必将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的发展对立起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保持一份清醒，在推进城市群的发展中，时刻不能忽视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负面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城市群的推进也给农村改革发展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和支撑。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的推进不仅存在着冲突，同时也包含着相互交融，协同发展。

沃思（L.Wirth）等人将农村和城市视为一个连续体，认为由农村这一极到城市这一极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各种社区形态均可以在这一连续的轴线上确立其位置。加尔平（C.J.Galpin）则将城市和乡村看成一个完整而不可侵害的共同体，二者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可以互为补充和完善。

1.城市群的发展不仅能极大促进我国农村人口的转型，而且更符合劳动力转移的规律。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单一城市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以至于出现前面所谈及的“大城市病”。作为城市发展更高形态的城市

群，其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各城市之间克服单个城市在资源等方面的不足，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一个内部经济发展协调的城市群可以使地理位置、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不同的各等级城市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积累了比普通城市更大的经济与人力资本。这一特有的优势在发达国家表现的十分明显。2003年，美国10个大都市带区域的居民已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从经济规模看，美国三大都市群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都市群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中国的长三角16城市2007年GDP也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18.9%。同时，城市群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多样化。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弹性较小，即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周边的城镇从事制造业或其他产业，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从事制造业，使农村发展成为各具特色、互为分工的卫星城镇。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大量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人大城市，有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更好的锻炼与实践机会，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生存发展的一笔资金，同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改变了生活观念，提高了应对文明社会的能力，在经历了城市化风雨洗礼后，他们即使回到乡村，必然成为推动中西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2.城市群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升级换代向生态型农业转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改革发展任务之一，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虽然城市群的发展给农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循规蹈矩”的城市化更加严重，但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城市群能使乡镇企业，以及以机械化作业、化学化为象征的现代农业生产发生改变。以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使用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我国目前而言化肥年使用量多达4124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400公斤／公顷，远远地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造成污染而设置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但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高达70%～80%。农药的使用量也难以减少，污染隐患大。全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30多万吨，除30%～40%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933.3万公顷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严重威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农药在造成农田污染的同时，必然加剧了农产品污染程度。而要治理农业生产的污染，单靠农村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的，而伴随着城市群的推进，原本污染严重的郊区农业经济就可以依托大城市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向现代生态型农业转型。像北京、上海这些地区生态型农业、都市型农业远远走在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前列就是一个明证。

3.城市群较之“农村工业化”这种低层次的城镇化模式对农业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严重损耗而言，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郁鹏等人通过较为详尽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城市越大，人均占地面积越少，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单位产品能耗越低。同时，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大城市工业由于大而且相对集中，新技术采用起来速度比较快、成本比较低。治理起来也比较有效，监督也比较容易，相应的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都较低。这些说明我国城市群的发展也是生态型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

4.城市群的规模经济与先进产业集群对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表现为：一是城市群的经济功能远远优于普通城市或单体大城市，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尽管城市群发展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压缩了中小城市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城市群意味着人力、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更高层次的集聚，它同时也给中小城市带来一般城市化进程不可能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十强县（市）均分布在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两大城市群中，充分说明了中小城市越接近城市群，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与经济机会。而中小城市的良性发展，则进一步将其所受的辐射与影响传递给与之联系密切的农村与农业地区，从而在大都市、中小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关系。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也为农村经济直接利用国际资源、介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现实契机。据江苏省外经贸厅统计，2007年江苏省农业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亿美元，达13.12亿美元。其中地处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市实际利用外资最多，为2.29亿美元，占江苏省的17%。这些都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已不仅是普通的城镇化或传统的城市化，而是作为城市化高端层次的城市群。

5.城市群的发展对于启动农产品的需求市场从而扩大内需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国际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下降的情况，我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扩大内需。我国有57%的人口在农村，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要扩大内需就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富裕起来，依靠减免农业税收、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由于受恩格尔法则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产值必然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只有推进城市化才能形成有效的农产品需求市场，进而增加农民收人。因为真正有效的农产品市场不是来自乡村内部，而是来自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这是因为，我国农户的农产品自给率在80%以上，真正投入市场进行交易的不足20%，而城市群的推进带来的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则可以绝对地增加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的货币收人。

6.城市文化对农民村的促进作用。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充满异质性与多元内涵的主流文化模式，对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此带来了城市文明的渗透，改变着农村生活方式。城市积累的雄厚的文化资源与发达的文化服务体系，为彻底改变农村地区的文化落后与精神不发达状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四、结语

我们主张加快城市群的推进，并不意味着是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单项突进。城市群的发展是一种城市结构体系的整体演进，其内涵是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层次递进、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网络式、金字塔型的有机“集合体”。因而，加快城市群的推进，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因其强大的积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可以有效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新农村建设。而过多强调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则很难

两者兼顾。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5

我们是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时期三下乡活动的调研员，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农村与城市医疗卫生现状的调查，目的的是为了了解农村与城市医疗卫生的现状以及医改是否给你们提供了方便，同时，本次调查旨在了解您对医疗卫生及其服务的看法和意见，以进一步改善民生。我们对您的回答是完全保密的，希望您能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对于调查要耽误您宝贵的时间，请您谅解。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1．性（）

A．男B．女

2.您的年龄()

A.18—22岁B.22—40岁C.40—60岁D.60岁以上

3.您的户籍是（）

A.城市B.农村

4.如果您生病了，一般选择什么地方看病？（）

A．流动郎中B．村医C．卫生院D．县级医院

5．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您对这一举措（）

Ａ．知道，非常关心Ｂ．听说过，但不清楚Ｃ．不知道Ｄ．无所谓

6．如果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

Ａ．领导讲话Ｂ．广播电视新闻Ｃ上级文件Ｄ．其他途径

7．您认为新型农村医疗合作重要吗？（）

Ａ．重要Ｂ．不重要Ｃ．无所谓

8．您参加了哪些保险？（多选题）()

Ａ．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Ｂ．商业保险Ｃ．合作医疗 Ｄ．什么都没参加

9.关于医改，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多选题）()

A．药价虚高，何时能降B.医保补贴与缴纳标准C.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公

D.立医院水平的提高E.实行全民医保F.其他

10.您认为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多选题）()

A．政府财政投入不够B.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值得探讨C.监管机制不够健全

D.医务人员自身素质值得提升E.公益医疗机构缺乏F.其他

11.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到2011年，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您认为能做到么？()

A．能B.能部分做到C.不能

12．您认为目前合作医疗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 ． 缺上资金B．医疗设施水平差C ． 具体政策实施是否到位

D． 自己认为不划算,不愿参加E ．很好,没有什么困难

13．您认为下列那些医疗服务机构态度最好（）

A．村卫生室B． 私人诊所C．乡镇卫生院

D ．县卫生院E ． 不清楚

14． 您认为目前医院需要改善的方面是(多选题)（）

A．改建,扩建房屋B． 服务态度需要改善

D．医药品种需要增加E ． 医生技术水平需要提高

本次调查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合作！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6

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

随着我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特指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由“村委会”过渡而来的“居委会”）将不断涌现，农村的党员也将逐步进入农村社区，如何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问题，寻找农村社区党建模式和立足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全新的课题。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只有充分认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才能从思想上真正高度重视，才能把这项工作同步列入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才能与加快经济发展等中心工作摆到同等位置，统筹考虑。

1.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发展过程的必然阶段。首先，推进农村城市化是节约利用、严格管理土地资源的需要，是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集体土地“以租代征”、随意挖掘取土、小产权违法违章建设等问题的新措施、新途径、新模式；其次，推进农村城市化是发挥滨海新区核心区作用的需要。塘沽区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承担着发展经济、建设宜居生态新城的重要任务和历史责任，通过农村城市化，可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搭建拓展空间和平台；第三，推进农村城市化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由于多种原因，农民增收困难，“三农”问题呈增多趋势。通过推进农村城市化，可有效促进农民转户、农业转型、农村转制，实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促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有农业无农村、有农地无农民的目标。

2.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特点。农村社区从性质看，是介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区。因此，农村社区党建兼有农村党建封闭性与城市社区党建开放性的一些特征，农村社区的利益格局与原有农村相比，已发生质的变化。农村社区成员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大量的村（居）民从“村里人”向“社区人”转变，他们的心理、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城市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相适应，势必会给农村社区党组织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增加难度，这对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工作、民主政治工作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农村社区党建的固有特点，才能为做好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打牢基础。

3.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在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必须也只能依靠加强农村和农村社区党的领导，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予以解决。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些从前可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的小矛盾，由于没有及时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处理，现在可能酿成大的社会大问题。农村社区党员、农（居）民、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和外来人口管理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会影响中心工作的推进。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重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把它纳入全区总体党建范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要不断研究新情况，借鉴成功经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解决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保证。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

村委会过渡到农村社区后，其社会组织形态将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对农村社区党组织工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我区实际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准备不足的问题。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认识不到位，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框框中，不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加强组织建设的关系，认为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就是农村党支部的简单的翻牌，没有本质区别；个别基层党组织认为经济工作是硬指标，基层组织建设是软任务，只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它工作可以少管甚至不管，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职责；个别基层班子不注意自我教育管理，放松经常性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下降，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个别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简单，习惯于等上级党组织布置任务，对自己所分管的工作缺乏研究和思考，党建工作没有特色和创新，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任务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2.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上的问题。农村社区形成后，由于其固有的特点，很容易出现弱化党组织功能的现象。如一些党组织对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上不进行及时调整，必然影响工作的开展。主要问题有：一是群众自主意识增强与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弱化的矛盾。如果农村基层干部仍然沿用过去那种传统的、简单的工作方法，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二是农民群众要求提供服务与实际服务功能弱化的矛盾。农民群众迫切需要农村基层组织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他们干事、办事创造条件，而实际上农村基层组织因种种因素，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是十分有限的；三是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群众集体观念普遍淡化之间形成的矛盾。个别农民群众存在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倾向，“无事不理你、有事就找你、处理不满意就告你”，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做好新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3.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上的问题。近年来，通过年中和年终民主评议乡镇、村班子的工作，我区镇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队伍的主体上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特别是开展农村党的组织“三级联创”活动和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广大农村党员增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识，为民办实事的成效比较明显，工作作风也有一定的转变，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比较融洽。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个别党员党性观念不强，理想信念不是很坚定、不思进取，对什么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二是个别党员发挥作用不够。一些农村党员，特别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表现出不适应性，缺少发展思路、缺少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缺少带领农民群众致富的本领；三是个别党员工作作风不实。个别党员干部与群众感情生疏，把“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四是个别党员形象不佳。个别农村老党员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大局意识，在城市化过程中，不能起到应有的带头作用。

三、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设想

借鉴先进地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经验，结合我区农村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才能在农村社区党建这个领域取得新的成效。

1.围绕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开展党建工作。通过调研我们充分感受到，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地位、功能和任务是关键。科学定位党组织的地位，要从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社区稳定和推进农村社区健康发展等角度，旗帜鲜明地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是农村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着领导功能，管理着社区内各项组织。同时，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是对农村党建工作的深化和发展，适应我区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一是要充分利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建立维护各方利益的监督协调机制和保障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各种矛盾，让村（居）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成果，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发挥党组织的渗透功能，这也是区别于农村党建工作最显著的特点。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领域的党建工作面迅速扩大，客观上要求农村基层党建要主动向农村社区党建领域渗透；三是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这是农村社区区别纯农村党建，接近城市社区党建最直接的一项功能。

2.围绕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开展党建工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市委、市政府对我区农村城市化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区委、区政府也提出了举全区之力，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并确立了“整体部署、分步实施、建居先行、改制跟进、统筹兼顾、平稳过渡”的工作目标。推进农村城市化，不同于一般的迁村并点，更不同于农村城镇化，全区各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坚持以人为本，整体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解决好农民群众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将最大的优惠给农民，最好的保障给农民，最好的配置给农民，最好的管理给农民，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安居问题、就业问题、社保问题、致富问题、教育问题，城市化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提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

3.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开展党建工作。新的领域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思路需要新的工作方法。适应这种要求，必须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工作推动上，要实现由以运用行政手段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的转变，更加注意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典型引路的方法；在处理村（居）务上，要实现由封闭向公开的转变，全面推进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居）务公开，规范公开时间、地点、程序和内容，做到真公开、常公开；在处理矛盾和纠纷上，要更加注意扩大基层民主和运用法律的手段，通过完善和深化村（居）务办事制度，在长期上坚持下功夫，在解决问题上求实效，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建立以保护和调动村（居）干部积极性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改善（居）干部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工作环境，为加强农村社区工作奠定基础。

4.围绕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开展党建工作。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关键在人、在党员。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解决目前党员队伍存在突出问题作为今后党建工作的重点，以党员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以农民素质的提高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一是抓教育，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素质。要突出重点、讲求方法、注重实效，建立以提高针对性、实用性、开放性为重点的教育培训机制，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要树立一批好典型，用身边的事迹激发和带动身边的人，营造出一个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社会氛围；二是抓培训，加强党员队伍能力建设。培训内容要突出针对性，培训方式要突出多样性，培训领域要突出延伸性；三是抓管理，改善党员队伍形象。党员管理手段要活，针对不同年龄、思想观念有差异的对象，区分层次，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管理；四是抓发展，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主动联系外出务工青年等办法，鼓励优秀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企业能人到村（居）工作，为村（居）级干部的储备人才，努力把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优秀人才选进农村社区领导班子，提高农村社区专业化服务水平。

5.围绕新型农村社区设置形式加强党建工作。根据我区农村城市化工作实施方案，在完成一次性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农民将直接变为城民。在返迁房建设期，适时成立过渡居委会（农村社区），按照城市居委会的要求整体过渡，建立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原村级党组织、村委会将直接过渡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原村党组织、村委会成员将直接过渡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成员，待条件成熟后，将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履行程序，正式成立社区居委会。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有必要提前调整农村党组织的设置，做到农村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建制同步设置，党建工作同步开展，党员作用同步发挥。

与以往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相比，农村社区党组织更需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转变领导方式、改进工作方法。一是促进利益和谐。要大力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从解决农（居）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服务，为流动人员提供维权服务等；二是促进文明和谐。通过开展创建文明和谐社区、特色文化家庭等活动，弘扬文明道德风尚和文化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公民道德知识的学习等形式，营造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三是促进人际和谐。采取“组织救助、社会帮助、家庭互助”相结合等办法，大力开展“一助一”、“党员联系户”等邻里互助、社会帮扶活动，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融洽邻里之间、群众之间互助互爱、和谐共处的关系。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7

1 农村与城市老年人养老现状的比较

要对农村和城市的养老情况进行比较, 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经济支持、医疗服务和日常的生活照料[3]。2006年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结果如下:

1.1 农村与城市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收入水平比较

城市老年人享受退休金 (养老金) 的比例达78.0%, 年平均收入达11963元;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比例为3.5%;认为自己经济有保障的比例达80.5%。

农村老年人享受退休金 (养老金) 的比例已达4.8%, 年平均收入已提高到2722元, 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救助标准的比例为23.9%。绝大多数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收入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2 农村与城市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比较

到2006年, 城市老年人各种医疗保险覆盖率已上升到74.1%, 没有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降至25.9%;农村推行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老年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同期也达到44.7%, 没有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降到55.3%。比较而言, 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仍很显著。

1.3 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比较

到2006年, 城市老年人享受各种社会福利补贴和社会救助的比例已达19.3%, 农村老年人则是19.7%;城市老年人领取老年优待证并享受各种优待的比例是63.9%, 享受到特困救助的城市老年人上升到2.4%, 得到政府救助的农村老年人比例则是8.9%。

1.4 农村与城市老年人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比较

老年人现居住的房屋产权属于老年人自己或配偶的比例, 在城市是75.4%, 在农村是56%;对自家住房状况不满意的比例, 城市已经降至15%, 农村则降至15.1%;居所附近提供家政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 城市是68.2%, 农村是6.8%;附近有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 城市是55.1%, 农村是8.2%;城市社区提供老年人饭桌或送饭服务的覆盖率是19.5%。

2 城市和农村养老问题分析

2.1 城市养老存在的问题

2.1.1 资金上的不足。城市老年人按是否有养老保障及拥有保障的的程度分为:①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老人;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大部分其他所有制成分的企业的退休老人;③原所属的单位已破产、倒闭、兼并的退休人员和没有正式工作或没有工作的老人[4]。从有关国家政策可以发现, 第一部分的老人在养老方面是最好的一种, 其退休后有经济来源, 一般可以拿原工资的80%至95%, 但是这部分人占的比例很小, 不能代表城市老人的养老水平。第二部分的老人是现在大部分城市老人的写照, 他们原先的工资水平较低, 养老金有但是水平不高, 常常有入不敷出的现象, 要想维持正常的养老, 必须靠子女帮助。而最后一种老人在养老方面很被动, 他们到了老年没有了固定的收入, 又没有像农村老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 生活除了子女, 基本上没有保障, 这是我们应改密切关注的老年人群体。

2.1.2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 同时出现了典型的四·二·一家庭模式。这样, 一对夫妇除了下一代, 上面有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要赡养, 这完全超出了处在高压下的现代生活的年轻夫妇的承受能力,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面临挑战, 独居老人越来越多, 这样, 老人的生活、闲暇方式等开始离不开社会服务了, 而现在老年人社会服务功能仍在起步阶段。

2.1.3 城市社区老人的医疗问题。我国现行的医疗社会保险采取的是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 平时的门诊医疗费用基本上靠个人账户, 但是由于没有经过长期的储备而直接进入基本医疗保险, 所以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往往多余个人账户, 如果得了重病, 老人的支付能力几乎等于零, 这对于养老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2.2 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

与城市相比, 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基数更大[4], 这预示着新世纪农村老龄问题将会比城市更严重, 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2.2.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具备“社会保险”的性质[4], 且覆盖面太小, 资金太少, 难以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由国家或政府统一管理, 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单位 (或企业) 和个人三方面, 是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然而, 多方面的调查表明, 绝大多数参保农民及其保金, 都基本或完全是由农民自己交纳的, 这就背离了“社会保障”的根本特征。

2.2.2 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功能正在弱化[5,6]: (1)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造成了农村实际老龄人比例远大于统计数据。 (2) 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和核心化[7], 这使得子女的养老比例下降。这些对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农村传统观念是个巨大的挑战。

2.2.3 有部分孤寡老人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 喜欢农村生活, 宁愿独居也不愿意跟随子女去城里住或者去乡镇养老院。这导致了乡镇的养老院规模和层次上不去, 而老人又得不到应有的照顾[8]。

3 对城市和农村养老的建议

3.1 城市养老的建议

由于家庭养老的功能逐渐弱化和机构养老等的资金、管理困难等社区养老成了改善城市养老服务的最佳选择。

所谓社区养老[9]就是要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 (主要解决经济供养问题) , 以社区为依托, 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各种资源, 使老人住在家里或家庭附近, 接受社区的养老或托老服务, 以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文化、权益保障等多种需求的一种服务方式。据万建强[10]等人在南通的调查中发现, 老人普遍认为政府专门建立养老的场所有点浪费, 也没有必要, 因此, 充分利用社区原有的房子、健身场所、家具和社区里原有的邻里关系, 采取社区养老, 在社区里完成养老工作是社区规划下城市养老工作的最好的途径。这种模式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有利于缓解和弥补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现存的矛盾和不足。

要发展社区养老, 重点在于:①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做好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如低价使用搬新址单位的旧建筑, 与水电等公司或者部门协调养老机构的优惠价格, 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等。②尝试建立福利性和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加快养老事业产业化进程。提高社会养老意识, 加大养老的社会力量。③提高全社会对社区养老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 向社会招收养老护理人员, 加快培训这些社区养老专业人员, 形成人才培养立体格局[11], 将养老事业专业化, 只有这样才能使老年人这支队伍能安心养老。④加大资金的投入, 确保各项措施能落到实处[10]。这是政府要发展一项事业所必备的, 有前期的投资才能开展各项活动。

3.2 农村养老的建议

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 (如我国东部发达省市) 可以适时地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实施全民养老计划, 适时地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资金的短缺, 目前大部分的农村养老模式还是以代际家庭养老为主, 集体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等在农村很难推广。有专家算了一笔帐: 建一个100 张床位的养老院, 约需投资近2000 万元 ( 不包括土地使用转让费、建成后的运行管理等费用) , 若用这些钱去购买服务, 可以支付1000名老人16年的居家养老费用。因此, 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 而采取政府资助下的以家庭养老为主体, 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4]。与有关研究一致的观点:政府不必大兴土木的建养老机构[2], 只需好好利用村里原有的房地, 采取就地培训养老服务人员或者采取相关政策吸引养老人员去农村服务的措施, 把投资硬件的资金放在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上, 使老人能就地居家养老[12]。这不仅是经济而且还是能满足农村老人心理需求的方式。

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政府应充分利用农村的原有房子, 如就地把空置的学校等, 改成老年养老场所, 结合农村老人的需要, 提供不同形式的养老, 比如只提供娱乐的养老场所、提供住宿的养老场所等。 (2) 养老服务人员的投资培训教育, 这在农村的开展需要利用当地的资源, 培训当地年轻人。这不仅可以使老人在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员的照顾下安度晚年,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促进了农村的家居年轻人的就业, 更是宣传养老事业的基础。 (3) 鼓动多方的社会组织筹集养老资金[8]、捐献房屋设备和志愿者等。农村的养老平均经济成本相对较小, 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 单靠政府拨款难以照顾全部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 依靠一些当地的社会组织来提供帮助, 效果会很好。

城市农村--对城市与农村发展现状的思考 篇8

中国农村在25年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稳定地解决了中国农业问题,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通过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使2.25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穷;使2.5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地转移或者流动就业;他们在中国GDP长期增长份额中贡献率平均达46.26%,但是人均年收入水平却只是城镇居民的1/3弱;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更是差距巨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奥秘也可能恰在其中。

在中国非农就业率已达53%,而城镇化率仅41%的现实条件下,数亿实现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的农民工,几乎相当于城镇人口的1/3。尽管被承认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力军。但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地位却并没有如城镇户籍居民那样享有公平的福利待遇。这种制度瓶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已经逐步显现。近年来,农村产值份额、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村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先后出现销售持续疲软等问题,证明单纯靠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靠分散化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多年内需不足的问题。在加入WTO之后所持续出现的国际贸易纠纷,中国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持续超量增加等面临的国际压力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实行转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种种矛盾问题,使原有二元体制架构下建立的城乡关系到了必须调整的阶段。

城市发展的问题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内需发展不足问题,缓解城乡和区域间日益扩大的差距问题,“十五”(2001-2005年)时期,中国政府实施了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战略。5年来城市因行政区划调整,城镇数量减少,城镇规模和质量有所提高。由2000年的663座成2004年的661座,特别是县级市(大多是小城市)减少了26座,基本变成中等城市的市辖区。市辖区数量大幅增加,增加65个,2004年达到852个。表现为中国的大中城市数量虚假上升。小城镇由于乡镇合并,减少521个,2004年总数为19171个,规模和质量均有所提高。

五年来城乡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4000万人的目标基本达到,城镇化水平由2000年的36.2%,提高到2004的41.76%。城镇地区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更加明显。总体上看,一方面,中国加快城镇化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中国城镇化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建设拆迁、流动人口落户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土地城镇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镇化

城镇用地效益高资本投资也大,边际效益变化快,农用土地效益相对较低,资本投入也相对较少,边际效益变化相对平缓,因此,城镇用地远远少于农业用地。而一旦城镇用地过多,则必然会出现土地撂荒,土地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土地配置的不经济。这次宏观调控的起因之一,就是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过热,导致大量城镇征用的建设用地闲置。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对24个省市区的调查,当时中国各类开发区达5658个,开发区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其中开发不足和闲置的土地超过70%以上。这充分说明,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胁着中国粮食安全。

相对而言,中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并没有相应地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理论上讲城乡劳动力边际收入差距越大,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就应当越快。近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43-1.44个百分点,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说明城镇化速度尚没有达到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程度。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许多人为的水分(主要是设区的市将所有的区人口均视为城镇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城镇化速度并没有这样高。

当然,由于中国农村内部的非农产业化进程十分明显(乡镇企业的崛起),而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的程度不够,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大特点。但从长远看,随着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对它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分散、分离、低分工和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二)工业化未能有效地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其就业比重严重背离,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挥得并不明显。据统计,2003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已高达52.3%(其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5.3%),而第二产业产值就业比重仅为21.6%。西方国家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曾高达48%左右,说明中国制造业还有非常广阔的吸收劳动力的空间。事实上,2003年中国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已达50.9%,超过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比重,然而我国城镇化率只有40.5%。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工业化仍处在重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仍然较高,对第三产业的服务要求相对较低。二是轻纺工业以及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所需劳动力相对下降,再加上这些产业外向度高,在国内无法带动后续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不能有效地集中人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非农产业的集中发展和产业群难以形成。许多地方工业布局过于分散,与原有城镇脱节,没有带来应有的人口集中的效果。这既造成土地的过多占用,又不利于集聚和规模效益的形成。中国工业化仍处在中期阶段,新型工业化战略要求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城乡二元的制度差异使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遗留问题多

近年来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国家加快农村社会发展方面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逐步形成了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指导方针:即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但城乡积累的制度矛盾非常尖锐。

(一)土地及农民工权益等制度环境成为城乡协调的突出矛盾

在经济上,主要是城市向农村扩张征地,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保障居民,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和危机。由于中国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国家规定标准低,农用土地的使用者往往无谈判权和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往往又不能很好地代表农民的利益,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在土地实际补偿更低,安置问题日益严重。农民上访事件中80%与土地问题有关。

在社会发展方面,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镇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农民工落户问题突出等。据统计,全国流动人口1.6亿人包括城市间流动人口,他们在异地打工,一方面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由于公共建设和管理方面财政投入不足,使得农民工被排斥在外难以有效地融入当地社会,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根本上看,巨大的流动人口不仅与城乡分置的户籍制度(其背后是许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有关,而且还与各类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数量太少以及布局不均有关。

在生态环境上,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都比较突出。以水体污染为例,东部地区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以及一些小城镇周边的河流与湖泊水体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水质恶化到5类水以下,连农业灌溉的用水标准都达不到;中西部水体污染也日趋严重,而且污染程度及范围成加速扩张的态势,全国除了长江沿岸一些城市水质相对较好外,其他中西部城市附近的水体都存在污染问题。农村环境的“脏、乱、差”也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二)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差距状况

25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城乡体制改革,为城乡居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固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城乡之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有些方面的矛盾开始突出。

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一是在教育方面。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高于城市23.8%和4.0%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无疑是中国城乡之间最大不平等。我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1994-2000年,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57.7%。长期以来,由于义务教育管理层次逐渐下放,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分级办学体制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

二是在医疗方面。改革以前,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但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现在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2000年城市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60%,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到90%。1999-2000年,占中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2000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农村卫生事业费占全国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仅为32.72%,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为城市人均事业费的27.6%占,或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1.0%。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累计只有690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1991-2000年期间,我国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了506.71亿元,而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只增加了63.08亿元,仅占12.4%。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

(三)农村及城市贫困问题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但扶贫开发仍面临着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目前农村还有261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68元以下,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农村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弱,巩固温饱的难度很大。

挑战之一: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当然,由于中国农民拥有个人承包的责任田作社会保障,贫困的概念和内涵与国外有所不同。

挑战之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到2003年底,城镇“低保”项目覆盖了22002万城镇户籍人口。而且农民工流动就业中也有贫困问题,据估计他们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城镇居民达到14%,依此算来,1.5亿农村流动人口意味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在贫困人口相对减少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迅速扩大,贫困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更为突出。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3年为14.12,2004年扩大到14.29。

国外出现城市贫困,更多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贫民区当中。中国目前从防止城市病角度去理解,不允许出现贫民区。但实际中国不少城市中出现“城中村”已然就是变相的贫民区了。于是也有人主张,为防止发展中国家悲剧在中国重演,与其让农民大量流入城市,不如国家投资建好农村,让农民留在田园风光里,免受贫民区之苦。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在城镇,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农村目前基本上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农村社会保障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重点,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小范围进行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自由迁徙,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关于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对策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十五”时期的实践表明,这条城镇化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意见:一是大城市论;二是中等城市论;三是小城市和小城镇论;四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论。本文坚持主张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并着力主张大力发展各类城市的数量,形成完整的城镇群体系,努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改善城市的空间布局,严格控制城镇土地的盲目扩张,实现城镇的高度有序的集约化发展。

由于建设新农村作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新提法,公开的争论虽然不多。但也有突出生产、生活或者建设与改革不同侧重点的种种考虑。不妨在此提出来以供参考。

现分别叙述如下:

——关于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张。其有利的论点主要有三:一是城镇规模效应。城镇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高,大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二是大城市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容纳更多的人口,孕育更大的市场。三是只有大城市才具有国际影响力,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反对的主张也有几条理由:一是大城市带来的城市膨胀病,或称“大城市病”,如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犯罪率高等,成为长期困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难题。二是大城市效益高,但投入也相对较大,只有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建设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城市,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到大规模建设大城市的阶段。

——关于优先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其有利论点:一是城镇化的成本低,投入相对较少。二是城镇化过程平稳,社会转型的震动相对较小。符合大众人口城镇化由农村到小城镇,小城镇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一般规律。三是小城镇市是城乡结合部,大力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小城镇就业机会少,难以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问题。二是小城镇基础设施较落后,如果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投资效益又不高。三是小城镇造成面上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关于优先发展中等规模城市的主张。其有利论点:一是可以避免大城市的膨胀病,又能克服小城镇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中等城市已成为世界性城市化发展的潮流之一。二是如果同时考虑城市规模效益和城市建设投资成本,则中等规模的城市具有最高的投资效率。三是中等城市是大城市的郊区化和小城镇成长的主要归属。反对的理由有:一是中等城市的市场竞争能力有限,不能提供高层次的需求,如大型娱乐项目和国际性的活动空间等。二是对上一级层次的大城市和下一级层次的小城镇,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难以形成自身城市发展的特点。

目前,主流的城镇化道路的思想仍然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既符合城镇按规模大小具有一定的功能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结构合理的城镇群体系的一般城镇理论的原理,又是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对各类城镇都有所需求的客观实际的要求。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数目太少(日本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21座,美国3万人以上的城市1100座),城镇体系不完善,空间布局也不协调。在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的基础上,今后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可以这样考虑:着力发展各类城市的数量,形成完整的城镇群体系;努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改善城市的空间布局,严格控制城镇土地的盲目扩张,实现城镇健康、有序的集约化发展。具体说来,大中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注重数量的增加,以不断增强大城市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大城市起到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同时必须明确,无论今后城镇化如何发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未来2.5亿农村转移的新增城镇人口中将有1/3要靠小城镇发展来容纳。

目前,中国建制镇密度已达21.1座/万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区7.1个,已与发达国家小城镇的密度相差无几,因此,未来中国小城镇应当主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东部地区要率先建立一批实力强大的小城镇,努力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中小城市要增加数量和提高城市功能并重,尽快地形成中国制造业主要基地,承担起沟通大小城镇,协调点与面关系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与国际经验相比较,中国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方针,要特别突出强调都市圈、城镇群和城市带的建设作用,这是确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要积极围绕大中城市,大力发展卫星城镇,鼓励近地城镇形成分工合作有序、经贸关系密切的城镇群,以增加整体区域的经济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是地方政府作为城乡统筹重视“三农”问题的一种倾斜政策比较早就提出了。目前比较普遍的做法,仿照韩国的新村建设:建新村,改造农民的住宅,同时实行“三改”或者“五改”。即改水:建立上下水系统;改厕:建立卫生间;改灶:由烧秸秆柴草为沼气或者是秸秆燃气;改路:村庄里面的道路整修;改电:农用电网改造;也有五改中包括改造住房。还有提“五有”即有篮球场、有垃圾填埋场、有生态小公园、有禽畜饲养栏、有建设规划。当然资金问题,都是各级政府从各个部门支持农村的资金中集中一些,乡村集体也拿出一些,最后农民也要掏出一些。

也有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主要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农村医疗卫生保健问题、农村低保为中心的扶贫救助体系建设问题等。

也有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含了未来农村改革和发展全部内容:如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设;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综合改革的相关内容:如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等。

必须特别强调:城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式都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但唯一不能动摇的是推进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决心,因为过去对城镇化政策的摇摆已经给我们的发展曾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新农村建设历史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经验教训。应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是,现在及将来不可能也不愿意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的那部分农民在农村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无论中国城镇化程度达到多高,总有相当部分人口要留在农村。而不可否认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依然是息息相关,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决定中国决不可能还存在有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了。也就是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这些产业未来选择只能在城市地区集中发展起来才有规模效益。中国的资源禀赋也决定中国大多数人未来也同世界潮流一样,主要生活在城市化地区,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消费问题等等。集中城镇化道路就是必然趋势。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中国走了独特的分散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但也付出了代价。今后就要学会矫正偏差,走集约型的集中城镇化的道路。

中国城市的环境承受力有多大,始终是人们所担心的。一个晚上给所有农民工都解决城镇户籍,让他们都涌到大中城市来,享受目前城镇居民的一切待遇也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非农产业就业率达到53%,高于城镇化率超过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1.3亿非农就业在农村实现,他们的产值税收多数却归了城市或者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另外,还有1亿多农民工已经进城,贡献了积累,但却没有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近几年,各类城市的面貌改善很快,这里面农民工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无形中由于农民工的竞争参与,大幅度降低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成本。尽管有一部分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到了中西部地区(这是城镇化发展作为增长发动机良性互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农民工通过非农就业税收、低工资成本、缺乏各种城市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加上部分农民被剥夺土地所贡献的土地增值收益等,各类城市政府和开发商、外商等从农民工身上贡献所获得的好处,已然大大高于城镇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所付的成本。城市发展已经不可能离开这些农民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依然如此。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已不可逆转。因此经济发展核心,体制改革的重心应该在这部分人身上,哪里是农民工集中的区域,哪里就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也是城乡统筹的关键区域。未来中国城镇化增长的中心,都市圈、城市群或者城市带,就是这样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