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2024-06-23

小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共8篇)

小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篇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

一、案由、案情及其争议焦点

(一)案由

广东越秀恒和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浚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浚泰百货有限公司、广州市俊豪百货有限公司、广州市浚港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

(二)案件基本情况

1999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恒和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和公司)与宇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投资50万元,于1月11日成立了浚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浚泰物业)。浚泰物业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提取利润的10%列入法定公积金,提取利润的5%列入法定公益金。

1999年5月10日,恒和公司将所持浚泰物业50%股份中的40%转让给香港聪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聪志公司)。2001年,聪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恒和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此诉中,恒和公司的股权因受到查封退出了公司的管理。2004年12月22日,恒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浚泰物业、浚泰百货、浚豪百货、浚港公司提供全部真实的财务文件并由中介结构审计2001年2月1日至2004年12月1日浚泰物业的经营利润;浚泰物业、浚泰百货、浚豪百货、浚港公司向恒和公司支付利润约为1109万元。

对于该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恒和公司作为浚泰物业的股东,享有分取红利的权利,而且在公司利润不确定时,恒和公司对公司经营利润进行审计的申请合理合法。因此,法院依申请查封了浚泰物业从2001年2月1日至2004年12月1日的账册,并委托广东启明星会计师事务所

对浚泰物业这一时间段的利润进行审计。根据启明星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粤启审字[2006]第1534号《专项审计报告》,在查清案件其他事实的基础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第167条的规定,判决浚泰物业向恒和公司支付利润954109元。

但是,恒和公司认为启明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内容不完整,不满判决所确定的利润数额,因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该上诉案件,二审法院认为:恒和公司分取利润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作出利润分配决议的机构是股东会,股东没有决定分配利润的权利。《公司法》也未赋予股东在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前直接向法院提起分配利润的请求权。恒和公司越过股东会直接向法院请求判决分配利润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恒和公司可通过转让股权或者请求公司回购其股份的方式获得救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作出裁定: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驳回恒和公司的起诉。1

(三)争议焦点

在上述案件中,针对恒河公司提出的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恒和公司作为浚泰物业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35条之规定,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并且法院通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确定了恒和公司应得的利润,直接判决要求浚泰物业向恒和公司支付利润。二审法院则认为在股东会作出分配股利的决议前,股东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请分配公司利润,因此驳回了恒和公司的起诉。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司法争议,是因为两级法院在理论认识上的不同和法律规定的欠缺。股东投资设立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利。营利性是公司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司的存在应以营利作为经营活动之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价值取向。2如果股东投资设立公司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那么这种组织就算不得公司,也许只是一个公益组织。另外,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第35条规定了股东有按照实缴的 12案例来源于郑鄂:《商事审判研究》(2007-2008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版,第312页

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第167条第4款规定公司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前述第35条之规定向股东分配。可以说,在投资目的的支配下,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的请求权是其一项固有的权利,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都不能对该项股东权利予以剥夺。而且,法律上也明确了股东享有的分配利润的权利。因此,当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应当予以救济,否则该项权利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的原因在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欺压、排挤时,法律更应该提供司法救济,允许股东越过股东会直接向法院提起分配利润之诉。3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公司股东会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受理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4因为利润是否分配、如何分配是公司的内部事务,而且公司的利润分配涉及到复杂的商业因素,比如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所处行业的情况,需要公司作出商业判断。而法官缺乏商业知识,对公司内部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法院应当遵循“谨慎干预商业判断”的原则,对股东越过股东会提起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不予受理,受理的则要驳回起诉。只有当股东会通过了利润分配的决议而不履行决议内容时,股东才有权提起利润分配之诉,法院也应当予以受理。

对于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在法律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享有分红权或者说资产收益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1条第2款也提到了“利润分配请求权”。但是,对于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也使得法院在受理该种诉讼时出现了不同的做法,比如本文所举之案例,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就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综上所述,当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未能获得应得之利润,而公司股东会又未通过利润分配决议时,法院是该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还是充分尊重公司自治,遵循“司法谨慎干预商业判断”之原则,将其作为公司内部事 3 参见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340页;褚红军:《公司诉讼原理与实务》,中国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03-405页;刘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分配股利之诉的司法应对》,《人民司法》2008年第9期;杨咏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保护的困惑与出路》,《中国民商审判》(第8集),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版,第119页。4 参见陈颖:《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之司法裁判困境与出路》,《商事审判研究》(2007-2008年卷),第129页;王蕴:《翁国平与常州华晨铸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兼论该案所涉公司法的几个问题》,《公司法律报告》(第3卷),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务而不予受理呢?一方面是弱者权益,一方面是公司自治,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本文所述之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争议焦点:在股东会未通过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法院可否受理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股东会未通过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股东能不能提起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第二,法院应不应当受理该诉?

二、法理分析

(一)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

1、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概念

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也称股东分红权,是指股东在公司有利润可分配时,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向自己分配利润的权利。5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股东权之一种,在所有的股东权利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因为股东进行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收益,股东所进行的所有活动,所享有的一切权利,都离不开获利这一最终目的。而公司利润的分配,对股东,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获取收益的途径。在众多的股东权利当中,只有股利分配请求权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目的。如果没有利润分配请求权,其他的股东权利,如知情权、表决权、参与管理权无论受到多么完善的保护,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权利结构,对其性质的探讨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6

(1)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

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指的是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 56 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28页

有的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一种股东权权能。7它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一种期待权。期待权是一种成立的要件尚未完全具备,须待全部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股东最终获取应得的利润依赖于公司是否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以及股东会通过了股利分配的决议等条件,在这些条件成就前,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只能是一种期待权。只有当具备一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时,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才能转化为一种既得权,即是下文所说的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

其次,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股东的一种固有权,具有不可剥夺性。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获取收益,自然享有公司股利分配的请求权,而且不能通过公司章程或其他方式予以剥夺。“不以取得投资孳息为目的的股东,本来就不必成为股东,而可成为非营利社团法人的社员,或成为慈善基金会的主要捐款者;不以向股东分配股利为宗旨的商事公司也不可能至少很难设立。”8

(2)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

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指当公司存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时,股东根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的股利分配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向其支付一定利润的权利。9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有债权性。分配利润的方案一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即享有对决议所确定的利润的给付请求权,而公司负有向股东支付决议所确定的利润的义务。

其次,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是一种既得权。既得权是成立条件完全具备,权利主体已经实际得到的权利。10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作为一种债权,当然是一种既得权,这是它同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区别所在。

再次,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有社团性。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是一种债权,但这种债权具有一种社团性。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际上是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在具备了一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时转化而成的,而后者的产生源于因投资而获得的股东的资格和地位,因此,具体的股东利润分 78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315页 9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10 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配请求权存在的基础在于股东的资格和地位。

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条件

在公司利润分配问题上,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我国的公司法也不例外。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的条件可以分为两方面——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公司只有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才可进行利润分配,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才能得到最终实现。

(1)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现的实质要件

我国《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11

根据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资金必须来源于公司利润。股东利润是公司依照法律或章程的规定,按期以一定的数额和方式分配给股东的利润。12进行股东利润分配,暗含了公司要有可供分配的利润这一条件。如果公司不存在任何利润或盈余,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分配。股利分配的资金必须来源于公司利润,这一条件体现了我国《公司法》所坚持的资本维持原则。因为若没有可供分配的利润,而股东为了一己之利,不顾公司利益,强制进行股利分配,就有可能损害到公司的资本充实。

11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4月,第67-68页

赵旭东:《公司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页

其次,公司利润的分配应遵循一定的顺序。当公司存在利润时,并不能直接、全部地分配给股东,而是应当先缴纳税款、提取公积金、弥补亏损,所余利润才能进行股东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的顺序如下:

第一,公司应当依法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我国《公司法》第167条第1款规定了用于股东利润分配的是“税后利润”,公司所获利润必须先用于缴纳所得税。

第二,弥补亏损。公司存在利润时,应当用利润弥补以前的亏损,维持公司资本。

第三,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法定公积金是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公司在分配税后利润之前,应首先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作为法定公积金,只有在法定公积金的数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时,公司才可以不再提取。对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强制性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提高了公司对债务的承担能力,有利于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第四,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决议,决定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我国《公司法》对该种公积金的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是否提取、提取的比例或金额都是由公司股东会做决定。

第五,股东利润分配。公司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资金来源于公司全部利润扣除去上述五项后的余额。即如果存在余额,公司可以根据利润分配方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或者股东约定的其他方式分取红利。

公司利润不能直接、全部地用于股东利润分配,必须严格按照前面所述的顺序进行分配。如果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了上述顺序,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所获的利润退还给公司。

2、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现的形式要件

公司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除了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利润可供分配,还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分配股东利润的决议。只有当公司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分配股东利润的决议后,股东才能获取其投资回报,最终实现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有限责任公司中有权作出决议的机构是公司股东会。我国《公司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规定了公司股东会具有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的职能,第47条第5项规定了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有权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上述两条规定的内容,明确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在股东利润分配决议方面的职权——董事会制定股东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决定是否批准该方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现的形式要件的规定,即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然后提交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当股东会作出了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时,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就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

不过,我国《公司法》对有权作出股利分配决议的公司机构的规定存在瑕疵。《公司法》第167条第5款规定了“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法律后果,该款规定从反面说明了公司董事会也有权作出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决议,这样就同公司法第38条、第47条的规定相悖。对于此处的矛盾,本文认为应当遵循公司法第38条和第47条的规定,只有股东会拥有决定权,而董事会仅享有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的权力。原因在于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它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状况最为清楚;而股东会虽然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但它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状况的了解程度显然不如董事会。因此,由董事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能够照顾到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照顾到公司的长远发展;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则对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保护有重大意义。如果单纯地由董事会或股东会作出决议,那就会产生诸多弊端。如董事会可能会为了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或者为了一己之利,而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侵害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股东会则由于不了解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在分配利润时可能会损害到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可诉性

股利分配请求权分为两个层面,即具体股利分配请求权和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对于前者,因其具有的债权性而当然具有可诉性。本文所论述的是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可诉性。

1、股东期待权的保护

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期待权,期待权作为民法上的一种

权利分类,与既得权相对应,是指成立要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民事权利,理论界也称其为“生成过程中的权利”。期待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当其受到侵害时,应当由法律予以救济,以保护将要形成的权利,稳定民事法律关系。13

股东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利,也是股东从事商行为的一个原则。因此,当公司成立之时,股东就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期待,期待公司在持续盈利的情况下向股东分配应得的利润。这种期待,落实到股东权利之上,就是股东的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在公司持续盈利,有可供分配的利润,并且利润的分配不会影响到公司长远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公司不向股东分配利润,那么,股东的期待就会落空,最终也会影响具体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形成。股东这种期待权得不到实现,也就是说股东要求获利的目的没有得到实现,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股东有可能要收回投资,退出公司,这样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

其实,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权利规定司法救济,有不少涉及到了期待权的保护。例如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之诉,《公司法》第75条规定了三种情况,当出现这三种情况时,异议股东可以提起股权回购请求权之诉。对于股份回购请求权,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期待权,当股东投资设立公司时,即期待公司具有稳定的经营特征(如连续五年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或者公司的存在保持一定稳定性(如不希望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如果公司不是股东期待的那样,股东的期待权就得不到实现,异议股东因此可以选择退出公司。14另外,有学者认为封闭型公司中的公司解散之诉也涉及到了期待权的保护问题,股东向法院提起强制解散公司之诉,是因为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对公司事务进行控制的合理期待落空。15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作为一种期待权,应当同其他期待权一样,在受到侵害时,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权利义务的对应

权利和义务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对应,一项权利的实现对应着义务的履行。在存在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一方权利的实现往往需要另一方义务的履行。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获利,股东基于其资格和地位享有获取公司利润的权利,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价值取向,1314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王伟:《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证券法律评论第2期,第229页 15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557页

负有向股东分配利润的义务。股东获取利润之权利的实现有待于公司分配利润之义务的履行。虽然利润的分配还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股东会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但这也是公司履行分配利润之义务的一部分内容。股东会没有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并不能说明公司就不承担分配利润的义务了,而且,在公司有利可分的情况下,股东会未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也就相当于公司未履行利润分配的义务,那么,股东的权利也就受到了侵害。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股东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分配公司利润。

(三)司法谨慎干预商业判断原则

公司自治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国家司法权应谨慎干预公司的商业判断,即法院应当遵循公司自治原则,尊重公司的商事行为自由和意思表示自由,尊重公司的选择,对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正常的商业判断不能随意干涉,更不能以司法权取代其正常的商业判断。具体到公司利润分配的问题,一方面,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由于公司利润分配涉及到诸多商业因素,如公司的营利状况、市场环境、行业情况和公司的债权债务等情况,同时也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利润可分以及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对于是否有利可分、是否分配、如何分配等问题的决策,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司章程之规定,就属于公司正常的商业判断。因此,公司利润分配问题实质上是公司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法院也应当以“谨慎干预商业判断”的态度对待公司利润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原则上缺乏对其妥当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正当依据和专业判断能力”。16法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但缺乏商业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在与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相比较之时。公司的利润分配存在着技术性、复杂性等特征,比如公司利润额的确定、现金股利还是股份股利的确定。如果法院不顾“司法谨慎干预商业判断”的原则强行干预公司利润分配问题,以司法权取代公司正常的商业判断,那么“必定要牺牲商事行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并可能造成大量案件久悬不决或司法不统一的问题,既影响交易安全,又增加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司法混乱。”17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多遵循 1617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佚名:《公司股利分配相关法律问题研究》,http:/// [3] 西方法律网:http://。

小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篇2

某巴士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成立,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其中自然人石某入股8.95万元。2001—2004年, 公司连续四年进行了分红, 分红比例分别为10%、10%、20%、20%。2005年以后, 被告未再进行过分红。2008年, 公司召开过一次股东大会, 议程为人事变动。会上石某提出分红, 但股东会未就此进行审议和做出决议。2010年初, 某地方税务局根据群众举报, 对该公司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地方各税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 最终决定查补税款260万元, 其中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38万元, 各年均有应补缴企业所得税, 最低年度为5万元, 最高年度为22万元。2010年6月, 石某认为公司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盈利, 未召开股东大会, 也未对股东分发红利, 故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按《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的规定, 以合理价格收购自己的股份。该公司答辩认为石某的起诉不符合条件, 没有法律依据, 且公司连续亏损, 并未盈利。另外, 石某曾于2007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该公司允许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并分配股利。法院支持了石某第一项诉讼请求, 以公司股利分配属股东大会的决策事项, 在未经股东大会决定分配利润的情况下, 石某请求分配股利没有法律依据为由, 驳回了石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石某亦曾找该公司协商公司收购其股份事宜, 但因该公司只同意按原价收购, 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 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 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 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 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 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 股东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 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 股东取得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自无疑问, 但对像本案中石某一样的无法代表公司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小股东, 在公司根本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虽召开但不将分配利润等事项列入议程致使其无机会投反对票的情况下, 小股东是否可以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直接起诉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则成了摆在司法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及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概述

股东是组成公司并在其中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凡是基于对公司的投资或者基于其他的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并享有股东权利的主体均是公司的股东。一般而言,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指因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投入资金或者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而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1股东的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 小股东相对于大股东, 其持股比例及控股权相对较小。本文中所说的小股东, 特指像上文中所提到的石某一样,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持股较少, 代表的表决权不足十分之一, 合法权益容易受“多数资本的暴政”或大股东控制公司侵害的股东。法律有抑强扶弱的功能, 因此小股东在公司中必然成为法律更为关注的对象。

所谓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又称异议评估权、股份评估回购请求权, 也有学者称其为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 是指当股东会作出对股东利害关系产生实质影响的决定时, 对该决定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公平的价格回购他们手中的股份, 从而退出该公司的权利2。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起源于美国公司法, 它的产生与公司决策原则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公司决策原则的演变则是随着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权利发生严重分化开始的。19世纪早期, 在契约理论的影响下, 美国有关公司结构、财产处分、股东权利和公司章程等重大变化均须经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每个股东都有权阻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收购以及章程修改等公司行为。到19世纪末, 美国法院甚至开始赋予股东对公司合并、资产出售、章程修改等事项上的否决权, 以体现对每一位股东的平等保护。这不可避免导致公司运作严重低效。对于公司效益和效率的追求, 最终迫使股东的一票否决权被资本多数决规则所取代。而资本多数决规则虽弥补了股东一致同意规则过于僵化导致公司经营效率低下的缺陷, 但其负效应却是可能衍生“多数资本的暴政”, 容易出现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 来忽视小股东的意志, 排挤和损害异议股东利益的情形。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 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应运而生, 使得不愿意接受多数或大股东决策的弱势小股东能获得公平补偿, 以达到既满足了大股东扩大或变革公司经营的愿望, 又给异议股东提供了补偿, 从非自愿改变的投资中及早脱身的目的。《公司法》修订前, 我国只有《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这两个规范性文件中对此有零星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或分立时, 公司董事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反对公司合并或分立的股东的合法权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反对公司合并或分立方案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分立的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显然, 一方面这两个文件属于指导性的行政规章, 效力层次低, 另一方面规定只适用于上市公司, 且规定非常原则, 可操作性较差, 这与实践中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迫切需要不相一致。公司是股东投资获取收益的工具, 股东投资后, 有权依照自己的合理判断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影响自己实质利益的事项作出决定。但是, 当股东会被少数控股股东所操纵时, 根据资本多数决规则, 小股东的声音往往十分微弱, 有时甚至根本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为了平衡公司各方面的利益, 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应当允许公司中小股东在特定情况下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从而退出公司。而控股股东只要简单地把持有异议的股东的股份收购, 就能顺利地实施自己的经营方针, 这对公司和控股股东来说, 也是不错的选择。有鉴于此,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对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作了规定。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的价值主要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使异议股东选择以获得合理而公平的股份补偿的方式“走开”, 而不再受“多数决”形成的决议或大股东过度控制公司损害其权益行为的约束。同时, 该制度也有助于公司提升决策和经营管理水平。

三、司法应该对无机会参加股东会或者无机会投反对票的小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进行救济的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既然赋予对公司相关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向法院起诉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的权利, 那么根本无机会参加股东会或虽参加但无机会来投反对票的股东当然也应有此权利。

首先, 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看。当一种民事权利依法存在, 同时又存在被侵犯的可能时, 能否得到司法救济就成了关键。如果不能得到司法救济, 则权利就成了没有救济的权利, 那么没有救济的权利也就不能称其为权利, 正可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无救济则无权利”又作“救济先于权利”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这一为英美法国家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所强调的是, 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 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可以说, 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紧密相连的, 没有救济, 就没有权利。在现代国家, 救济总是与司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公民的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 只有可以诉诸司法裁判机构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该权利的存在才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试错”所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人类的权利自始就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 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 没有救济的权利是虚假的, 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譻) 公司法修订前, 我国公司实践中存在着股东利益保护不平衡, 大股东控制公司, 多年不分红, 强制关联交易, 擅自决定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等情况, 中小股东即使不同意有关决议也没有退出公司的途径, 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为平衡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增加规定了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退出公司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目的, 是使股东通过依法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而退出公司, 以防止出现股东利益被损害而不能退出公司的尴尬局面。总体来说, 修订后的《公司法》更加重视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 也更加注重对权利的司法救济。正如全国人大法工委黄建初先生所言:“由公司法本质属性所决定, 公司法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管制公司相关当事人的行为, 而在于保障他们的权利, 并为当事人提供在他们交往、交易等互动过程中出现纠纷时的权利救济渠道, 化解可能出现的争议和僵局,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譼) 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是一种法定权利, 其权利属性应属形成权, 在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出现时, 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不仅应得到司法救济, 而且应得到充分和有效地救济。因此, 在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依法得到救济的情况下, 对公司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等法定情形出现时, 根本没有机会投反对票的小股东更应得到司法的救济。

第二,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法谚有云:“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德国民法解释学的创始人萨维尼也曾有言:“解释法律, 系法律学之开端, 并为其基础, 系一项科学性之工作, 但又为一种艺术。”譽) 一部法律颁布实施之后, 我们研究的重心主要不是“应然”的问题, 而是“实然”的问题, 也就是说, 要研究该法在实践中如何运用, 如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权利的争议以及保护问题。法律解释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体来说, 确定法律解释之间的位阶关系, 或者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 一般应当是首选文义解释, 在文义解释不能解释问题时, 如不能得出恰当的解释结论, 就需要采取其他解释方法”譾)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如按文义解释, 则会出现只有在公司召开股东会研究并就第七十五条所列三种情形之事项形成决议, 且股东参加了股东会并就决议投反对票才能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 而对于公司根本不召开股东会, 或者虽召开股东会, 但根本不将分配利润等事项列为议题的, 则根本就没有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可能, 这是极不公平的, 也肯定不是立法者的本意。由于通过文义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 则有了考虑其他解释方法之适用的必要。在以上情况下, 笔者认为, 应采用当然解释来对《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进行解释。“所谓当然解释, 是指法律虽无明文规定, 但依照法律规范目的的衡量、事理上或情理上以及逻辑上的关联, 某事项与法律规定的事项比较, 更具有适用的理由, 故将该事项解释为该规定适用范围内的一种解释方法。”譿) 举轻明重或者举重明轻, 就是最为典型的当然解释的例子。按照王泽鉴的观点, 举轻明重或者举重明轻, “二者在论证上, 均属‘尚且……当然’的推论”。讀) 关于举轻明重, 常被学者举例的一个例子是, 公园里禁止攀折花木, 则将花木连根刨走则当然更在禁止之列。回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出现了法定的情形, 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尚且有权依该规定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 举轻明重, 而受公司根本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虽召开但不将争议事项列入议题所欺的小股东当然更有适用之理由。本案中, 公司连续多年不召开股东会 (2008年虽召开一次, 但根本不将分配利润作为议题) , 作为按投资不属“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无法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石某, 在此情况下, 其所受的侵害, 远比有机会参加股东会并投反对票的股东所受的侵害要严重得多, 其更有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的理由, 依当然解释, 类似石某一样遭遇的小股东要求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应纳入《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适用范围。

第三, 从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正当性角度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和人和性的特征, 因此更应正确把握司法审查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深度, 即只有当司法介入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才能启动司法程序来介入公司事务。首先, 司法的介入具有必要性。司法介入的前提是当事人要有诉权。评判当事人是享有诉权, 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所谓诉的利益, 是指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运用诉讼救济的必要性”, 讁) 即法院有必要通过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这是具体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前提。“诉的利益是原告就其私权主张请求法院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 或称为权利保护利益或者权利保护的必要。” (10) 就本文所述的请求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纠纷而言, 要看是否有必要以提供司法裁判的形式对股东进行救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人合性, 如果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 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权益受侵害的小股东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自由转让股份退出公司, 致使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时的小股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弱者, 法律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关怀。其次, 司法的介入具有实效性。对实效性进行分析时, 应重点考量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是否还有其他救济途径;二是能否有效并恰当地解决纠纷;三是能否终局性地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本案中, 公司或者根本不召开股东会, 或者不将分配利润作为股东会的研究事项, 在无法与公司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的情况下, 作为无法代表公司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石某, 既无权依《公司法》第四十条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又无权依《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 同时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一样通过自由转让其股份退出公司而结束权益受损害的状态, 如果不赋予其与对公司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相同的股份收购请求权, 其将可能没有其他可以寻求的救济途径。相反, 如果赋予其股份回购请求权, 其可以通过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后, 来退出公司, 在结束权益受损害的状态的同时, 也解决了该小股东与其他股东间的争议, 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 因此, 这样的解决纠纷方式既是有效的, 也是恰当的。同时, 由于在各种权利救济方式中, 司法是理性地保障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通过司法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也必然成为终局性的解决纠纷方式。

四、结语

小股东在公司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司法在应对小股东的权益时更为人们所关注, 在出现了比法律规定的保护情形更应得到救济的情形时, 人民法院允许小股东直接依该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既是该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 也是人民法院发挥权利救济功能对小股东法定权利进行全面保护之必需。当然, 人民法院在受理小股东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的诉讼后, 如何确定公司盈利情况及收购股份的合理价格等具体事实, 则还有很大的探索和实践的空间。

注释

1 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 :296。

2 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 :305。

3 程燎原, 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7) :368。

4 黄建初.公检法办案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3) 。

5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7) :212。

6 孔祥俊.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11) :560。

7 付子堂.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1) :157。

8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八册)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11。

9 江伟, 邵明, 陈刚.民事诉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5) :165。

股东会及股东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篇3

成长型企业经常发生股东会会议不合法、侵犯股东权益的情形。比如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四名股东中三名股东参加。股东会作出免去未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担任的董事之职的决议,但未说明原因。会议没有专人记录,三个股东各自作了会议记录,却都没有签名。被免职的股东提出异议,认为股东会的决议及结果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而三位股东声称占公司70%股权的表决已超过公司法规定的最高要求,而且三人至今也不否认其决定,因此,这次股东会的表决合法有效。

解决这一争议过程中,有两点必须明确,那就是:第一,股东会的程序是否合法;第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只要有一点不合法,股东会的决议就是无效的。

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股东会会议记录是股东之间发生争议时查阅的重要证据。而本案参加股东会的三个股东都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程序,以致使会议的真实情况及会议的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因此,本次股东会的决议无效。

其次,公司法规定,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本案股东会解除董事职务时没有说明原因,属于无故解除,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决议的内容也是无效的。

那么,股东如何防范和救济这种风险呢?

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千差万别,认定其是否侵犯股东权利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股东会会议的程序是否合法,却有着法定的标准。现在,许多股东不大重视股东会程序的合法性,任意召开股东会。如果股东会程序违法,要么侵犯了自己权利却一无所知或者束以待毙,要么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反而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股东应当特别重视股东会程序的合法性。

由于股东会是股东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权力机关,规范的程序是股东表达真实意思并保证股东会决议公平公正的基础。为此,法律明确规定了股东会及其决议的程序。

这些程序主要包括:(1)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2)股东会会议必须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3)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4)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5)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6)公司章程的其他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与公司法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的股东会会议同样是无效的。

如果发生了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形怎么办呢?这时,股东可以通过如下途径进行救济:第一,召开临时股东会。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就已经决议的事项进行重新审议表决;第二,如果不能召集临时股东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如果造成股东损失的,还可以请求赔偿。

如何使用税收法律救济权利 篇4

税务行政复议

什么是税务行政复议?

税务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据申请进行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行政活动。

对哪些行为可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

申请沐汉寸税务机关的下列具体行为不服,可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1.征税行为,包括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退税、抵扣税款、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和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代征行为等。2.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为。

3.发票管理行为,包括发售、收缴、代开发票等。4.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5.行政处罚行为:‘

(1)罚款;

(2)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

(3)停止出口退税权。

6.不依法履行下列职责的行为:

(1)颁发税务登记;

(2)开具、出具完税凭证、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3)行政赔偿;

(4)行政奖励;

(5)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7.资格认定行为。

8.不依法确认纳税担保行为。

9.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具体行政行为。10.纳税信用等级评定行为。

11.通知出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12.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包括:

1.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规定。2.其他各级税务机关的规定。3.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定。

4.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规定。(以上规定均不包括规章)如何申请税务行政复议? 1.复议管辖机关

对各级国家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上一级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对各级地方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择向其上一级地方税务局或者该税务局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办理。对国家税务总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为最终裁决。2.申请期限和条件

申请人可以在知道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原因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的计算应当扣除被耽误时间。

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应当先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再申请行政复议。3.复议申请审查

行政复议可以书面或者后头申请。书面申请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或者传真等方式提出。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依照规定事项,当场制作行政复议申请笔录,交申请人核对或者向申请人宣读,并由申请人确认。

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以后,应当在5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4.复议决定

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5.纳税人应注意的复议事项

(1)复议不加重原则。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

(2)一级复议原则。对同一申请的行政复议只进行一次即终结,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3)复议不停止执行原则。行政复议期间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①被申请的税务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②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③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④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4)税务机关负举证责任原则。被申请的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5)对下列行政复议事项,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可以和解或调解方式结案:①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核定税额、确定应税所得率等;②行政赔偿;③行政奖励;④存在其他合理性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

税务行政诉讼

什么是税务行政诉讼?

税务行政诉讼,是指纳税人或者其他税务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税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司法活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税务行政诉讼?

1.认为税务机关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2.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 3.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

4.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税务行政诉讼的起诉时限和条件是什么?

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不服的,必须先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巧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之日起3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税务行政诉讼的程序有哪些? 1.起诉

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税务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2.受理

人民法院审查原告的起诉后,认为符合起诉条件予以立案。3.审理

人民法院对税务行政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确认、判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4一审判决

一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清况,分别作出判决。5.上诉和二审裁判

对一审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双方均有权上诉。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二审裁判是终局判决。6.再审

人民法院对已经生效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依法对案件再次审理。7.执行

税务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必须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税务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税务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 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强制、督促税务机关执行。什么是税务行政赔偿?

税务行政赔偿,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税务机关负责向受害人赔偿的制度。

税务行政赔偿

对哪些行为可以请求税务行政赔偿?

当税务机关的职务违法行为给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时,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可以请求税务行政赔偿。主要包括:

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

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纳税人、其他税务当事人或者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

请求税务行政赔偿的条件和时效是如何规定的?

请求国家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的规定。如何请求税务行政赔偿? 1.提出赔偿申请

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2)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3)申请的具体时间(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人笔录。赔偿请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应当说明与受害人的关系,并提供 相应证明。

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申请书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2.赔偿申请审理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3.行政赔偿诉讼

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4.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公司股东的权利范围有哪些? 篇5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的主要范围为:

1、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行并根据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股东会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因此,不论股东大小都有权参加股东会,并以章程行使表决权。如果股东本人因故不能参加股东会议,有权委托他人代为参加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股东在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内拥有了表决权,也就相应的拥有了对董事、监事的任免权,以及体现在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如公司资本的增减、公司的合并分立等。

2、查阅权

股东要参与公司的重大事项的决策,其前提是要掌握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公司法》规定,股东享有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查阅权,包括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等有关资料的权利,而且不能以章程加以限制或剥夺。但是,为了避免股东滥用查阅权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或者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法》对股东的查阅权作出某些限制,例如在查阅的时间、地点和查阅的目的等方面作出规定。

3、优先受让和认购新股的权利

公司的股东具有“人和”的条件,因此,按照《公司法》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即股东拥有的是优先认股权。所谓的同等条件,主要就是价格条件。

4、依法转让出资或股份的权利

按照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股东在向公司出资获得股权后,法律禁止股东抽逃出资。但是,股东为了转移投资的风险或者收回本金,股东可以转让其出资或股份。当然,公司股东出资的转让受到限制――须得到其他股东的同意。

5、红利的分配权

红利的分配权也是股东的核心权利。作为投资者向公司出资的主要目的是得到收益。要分配红利,首先要有可分配的利润,对此,《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公司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在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或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6、公司终止后对公司剩余财产的请求分配权

当公司依法终止清算后,还有剩余的财产,这时候股东才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分配剩余财产。

7、我国的《公司法》也规定股东拥有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的权利、对股东大会的决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及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但是实际的操作性是存在问题的。

相关阅读:股东法律责任问题

一、相关法律规定

股东的有限责任是对于公司的而不是对于公司债务的。股东对公司的有限责任是指认缴出资,而对于公司债务,公司是以属于自己的全部资产为总担保的。我国公司法第2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办理公司登记时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消公司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208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欺骗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209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资金额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以上三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司的股东在有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等行为时,应视其情节轻重,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上行为的股东,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责任承担方式

(一)民事责任

注册资金未到位,或将注册资金打入开户银行临时帐户经会计事务所验过资后又将其注册资金抽回的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例如某有限责任公司拖欠某企业货款200万元无力偿还,某企业向法院起诉,经法院查明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验过资后被抽回了150万元,故经某企业申请,法院追加其股东为共同被告,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行政责任

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股东,由主管公司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用行政手段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一定数量的罚款,进行严厉的行政制裁。

(三)刑事责任

人身损害救济之司法变化概论 篇6

目 录

一、司法变化的引起

二、司法变化的表现方面

1、救济项目、救济数额的困惑与解决 2、史无前例地出台地方司法制度 3、举证责任的倾斜 4、审判公开与判决书论证判决理由 5、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相互拉动与推动 6、初步形成人身损害救济法律制度的新模式

三、司法变化的特点

1、广泛性与普遍性 2、突破性与试探性 3、人本主义特点 4、与道德领域的融合性 5、以我为主的观念性与强大的趋势性 6、与体制改革的互动性 7、专家办案的特点 8、判例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司法变化对相关领域的推动

1、对卫生部门的推动 2、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门的推动 3、对公安部门的推动 4、对餐饮、旅游、客运等服务行业的推动 5、将推动保险业的发展 6、推动基本法的完善 7、推动司法独立与整体排除外来干预 8、引起和推动人身平等权利在法律救济中的实现,完善法律思想体系 9、推动和完善社会评价体系

五、局部谨慎与困惑

(一)局部谨慎 1、刑事司法在人身损害救济上谨小慎微 2、行政赔偿中“间接损失”不赔偿的制度没有发展 3、交通事故损害的司法救济变化较少 4、人身损害司法鉴定程序缺乏应有的细化 5、残后护理费的.救济年限未全面发展

(二)困惑 1、医患关系是否消费关系 2、医疗事故与交通事故在救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3、企业职工受损害与个体雇员受损害在救济上有明显不同 4、对国内、涉外的救济仍有较大的差异

六、律师在司法变化中如何体现自身价值

人身损害的法律救济通常包括协商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三种方式。其中,司法救济由于国家强制效力最高、救济程序最具公正性、救济手段最全面、救济范围最广泛等特点,而对其他方式的救济具有指导和决定意义。

近些年来,尤其是近两年多来,人身损害救济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程度在中国大陆几千年的法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可以说,在中国,正在发生着人本主义的司法变化。这种司法变化适时地,也是自然而然地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又以人们多少感觉意外的速度推动着法律思想体系乃至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这种速度在具有较大合理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试探性。但无论如何,这两方面的特性,在法律界看来,在相关服务行业以外的社会各界看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作为律师,基于法律学人和法律服务者的双重身份,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司法变化无动于衷。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本文的论述,概括性地发表实践体会和理论观点与大家交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法治建设。

一、司法变化的引起

在人身损害救济方面,我国原有的法律制度集中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民法通则》第119条列举了人身损害救济的基本范围,其他条款规定了一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和补偿责任的情形。除此之外,《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适应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社会上首先产生了进一步立法的需要。自198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立法机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消费者权益损害救济方式逐步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法规①。1991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推出现场直播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②,以后每年主办该专题晚会③。199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颁布,同年7月1日实施。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人身损害救济范围除常规的医护费外,有收入损失、出院后护理费、安抚费等费用,规定最高赔偿额80万元。但仅限于涉外。1992年北京出现全国首例消费者诉商场并经协议获赔精神损失的诉讼④。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人身损害救济上实现了赔偿项目的重大突破,规定了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与残疾赔偿金并用、死亡赔偿金制度。其中,《

进口音像制品权利瑕疵的民事救济 篇7

案例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2010) 沙法民初字第2951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中, 原告网尚公司诉称, 其登陆被告千竹网吧网站, 发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擅自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电视剧的有偿播放服务, 侵犯了原告对该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被告千竹网吧辩称:海外的电视剧要在大陆网络上播放, 必须进过行政审批, 涉案电视剧没有经过行政审批, 不能在大陆地区网络上传播, 原告不能因此获利。法院最终评判认为, 根据《伯尔尼公约》, 涉案电视剧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判决被告千竹休闲网吧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网尚公司经济损失。

案例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甘民三终字第025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中, 原告网尚公司认为被告三乐网吧未经其许可, 擅自向在该网吧上网的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电视剧的在线有偿播放服务, 遂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向兰州中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三乐网吧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兰州中院一审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但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取得了涉案电视剧的进口许可和公映许可, 其行为违反了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规定, 并最终判决驳回网尚公司诉请。网尚公司不服该判决, 上诉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甘肃高院维持原判。

两起案件的共同点在于, 当事人通过与版权人订立合同, 取得了在我国大陆境内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而这些作品却并未依照我国相关行政法规取得发行许可, 在被授权人未对该涉案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情况下, 被告人未经许可在通过信息网络对涉案作品进行传播, 并获得收益。不同之处在于, 两个法院通过不同的推理方式, 选择适用不同的法律, 最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甘肃高院三判决认为, 涉案作品未依照根据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的规定, 缺的行政许可, 表现为:一、该影视作品的引入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内容审查, 当然也未得到批准;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未经批准的影视进口作品利用信息网络进行传播;三、该涉案作品因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也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进而, 在没有讨论该网络传播权的合法性的情况下, 得出任何人就涉案作品在我国大陆境内都不得进行网络传播的结论, 否定了尚网公司对涉案影视作品在大陆境内的网络传播权行使的合法性, 并进一步否定了其因此而获利的合法性, 并最终驳回了其相关诉请。

而重庆沙坪坝法院的判决的内在逻辑是:引用了《伯尔尼公约》第五条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 直接裁定该作品应当直接依照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保护, 并进而判决支持了尚网公司的诉请。

要分析比较这两起案件的内在逻辑, 对争议问题给出一个答案, 我们需要逐一分析下列问题:一、未取得进口许可的作品依照我国法律是否具备合法的可版权性;二、未经许可的进口作品即便其权利来源合法, 可否在我国大陆境内公开发行、放映;三、如果该权利存在, 在其受到侵害时应如何救济。

首先, 对于第一个问题, 《伯尔尼公约》第二条规定:“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 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作为公约的缔约国, 应当认为凡符合公约规定的作品均应享有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但是, 尽管“知识是无国界的”, 但作品体现的未必都是知识, 而可能是思想、观念, 人类社会的各个国家, 因为历史、种族和宗教的原因, 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所信奉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 同一作品未必能够为所有群体共同接受, 这也就产生了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 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该规定所保护的法益是特定时期内特定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种利益即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所以, 尽管我国没有实行事前审查, 但无论是否已发表作品, 无论著作权人是我国国民亦或缔约国或非缔约国国民, 只要该作品违背了我国社会的公序良俗, 其实质权利将被我国法律所否认, 这样的规定并没有违背公约所确定的国民待遇, 相反, 这是为《伯尔尼公约》所特别承认的。但同时, 国际公约的直接适用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 国际公约在我国司法审判中是可以作为判决依据, 直接适用的, 但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司法习惯上看, 对未经转让为内国法的国际公约的直接适用还是相当审慎的, 如果处理不当, 所导致的不仅是法律的冲突, 还可能涉及相关的国家责任。

那么, 在不适用国际公约的情况下, 对于该作品在我国国内是否具备可版权性只有通过内国法来确定。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 对于此类作品的版权性的审查实际上存在“双航线”的规定。一方面, 上述国务院行政法规对于该类作品的审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并通过立法规定了违反行政法规所应当承担的相应的行政责任;另一方面, 《著作权法》第四条实际上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作品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并确认其著作权的权利。如果从《立法法》的角度上来看, 《著作权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作为上位法的《著作权法》应当优先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适用, 而且, 在法律位阶不同的情况下, 不存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考量, 所以, 不考虑行政法规关于进口音像制品的审查, 而直接依据《著作权法》来审查其内容, 并确认其著作权利在法律上是没有障碍的。但从客观实际考虑, 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音像制品审核管理的行政机关对于音像制品的内容 (包括政治内容、作品分级) 等的审查确实比法院的审查更加系统和专业。如果说法官对法律负责, 那么, 在涉案作品内容明晰的情况下, 该作品是否具备可版权性则需要法官套用法律来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说, 《著作权法》原则性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法官对于音像制品内容认定所掌握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是现行制度下,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当然, 无论从鼓励和促进知识传播还是尊重国际条约, 诚信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来讲, 笔者都同意对于未经行政审批的进口音像制品在其无相反证据证明其不符合《著作权法》第四条的规定的情况下, 都应当承认其著作权利, 但这种著作权的行使是否是完全的、在欠缺行政审批的情况下其权利行使是否应当受到限制?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如果该作品的可版权性得到了内国法的确认, 那么其权利人则应当享有对著作权的相关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这其中, 毋庸赘言, 其精神性权利是应当得到完全保护的, 对其发表权、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与其他作品等同, 而不应因其未获得相关的行政审批而差别对待, 行为这些权利的存在和行使并不以通过特定的行政审批为前提。但对于附着于著作权的若干经济型权利而言, 其权利的行使不但应当具备著作权本身合法性的实质要件, 而且应当具备其行使其权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可以说, 就起经济性权利的行使而言, 实质要件是其权利能力, 而形式要件是其行为能力, 具备权利能力, 并不必然决定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即便一个音像作品的著作权得到法律的承认, 其公开发行仍然应当满足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 即, 对于进口音像制品而言, 取得相应的审批和放映许可, 未经审批公开发行进口音像制品, 已经构成了行政违法行为, 依照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应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及相应的罚款。但违反行政法规并不必然导致民事行为无效, 对于发行方与发行的受众而言, 二者之间关于音像制品发行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成立且生效, 行政主管机关对于发行行为的否认不能产生否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后果。

在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这样看待第三个问题。未取得行政审批的发行行为具备权利能力, 而不具备行为能力, 因而, 此类权利人的发行权以及因发行而获益的权利并不是不存在, 而是在特定的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无法行使。法律所保护的是著作权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只要该权利受到侵害, 权利人就可以依法进行救济。问题是, 法律裁判赔偿数额的时候需要考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实际获益, 在两者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可以参考相关的许可使用费用和行业标准等依法酌定赔偿数额。在发行权因欠缺条件而无法行使的情况下, 权利人通过行使权利而获利的行为也是为行政法律所禁止的, 而侵权人通过侵权的获益依法亦应当被行政主管机关罚没, 尽管《侵权责任法》关于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的顺序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但这样无疑会过分加大侵权人的责任, 违背公平原则。因此, 笔者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法院适用酌定赔偿应当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对于音像制品, 尤其是影视作品而言, 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用和行业标准时在确定酌定赔偿数额时最可靠的参考依据。例如, 中国影视协会就根据影片的制作成本、档期、时长等情况制定了相关的行业许可使用费用的标准, 人民法院在裁判时可以以之为依据, 进行酌情调整, 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而言, 在该权利的行使存在瑕疵的情况下, 在合理适用费用的基础上适当下调, 确定赔偿数额, 不失为一个选择。

浅析小股东权利的保护 篇8

关键词:小股东权利;保护;新《公司法》

股东是公司成立的基础,保护股东权益是公司法的重要内容。在公司制度中,资本多数决定权原则处于核心地位,它一方面可以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营,另一方面导致了公司大股东滥用自己手中的表决权优势,肆意操控公司运营,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权利。2005年10月修订的新公司法在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程度完善,但仍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与不足。在当代公司法倡导的利益平衡理念中,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是全球公司法改革关注的焦点,也是全世界学者持续研讨,并在现今越发升温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小股东的权利予以保护:

一、完善投票制度,防止“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

第一,大力完善累积投票制度。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度是相对于直接投票选举董事、监事而言的,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使得中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管理有了现实可能性。然而新《公司法》只规定累积投票制度适用于有限公司,并非强行性条款,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并未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因此,应当扩大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对于有限公司而言,应明确规定,以防止该制度成为控股股东排挤中小股东的手段,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加强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表决权和发言权。

第二,因地制宜推行网络投票制度。2004年6月29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上投票系统”在上海测试运行成功,上海飞乐有限公司首次使用该系统召开股东大会。我国地域辽阔,投资者分布广泛,四通八达的网络打破时空的界限,将分散在各地的投资者召集起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弥补了委托代理投票制度的缺陷。与传统的投票制度相比,大大降低成本投入,增加公司经营的透明度,降低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有利于中小股东了解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及长期获利能力,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开、公正与真实性。同时,该制度要本着成本和效率的原则,根据公司的规模自愿进行选择,并且应该限制控股股东的网络表决权的行使,以真正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

二、大股东诚信义务机制,明确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虽然明确规定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但没有规定大股东的诚信义务,只是从权力滥用的角度、以原则化的条款予以规范。在法律的世界里,权力和义务相伴相生,违反法定的义务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股东权也是一种民事权利,控股股东若违反其诚实信用的义务侵害中小股东的权利,理应承担法律上的后果。因此,我国《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侵权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利于引导控股股东履行诚信义务,保证受损股东的权利救济。

三、扩大中小股东实体性的权利

第一,中小股东的知情权。我国新《公司法》中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很不健全,并没有明确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控股股东常常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限制甚至是剥夺中小股东查阅公司相关资料的权利,中小股东的信息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因此,《公司法》应该明确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确定应该无条件公开的公司信息,对于涉密信息,可以要求查阅人签订保密协定,如果查阅人员处于非善意将信息资料泄露给他人,法律可以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二,中小股东的质询权。我国的《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参加并接受质询。当公司内部拒绝履行或不予理会股东的质询权利时,相应股东可以寻求诉讼途径予以救济。该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可操作性差,无法满足实践需要。因此,法律应当对股东的质询权予以细化规定,如具体规定股东行使质询权的方式、程序或障碍排除等实际操作问题,并明确股东质询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必要时可以参考域外国家的法律实践,保证股东合理地履行质询权,从而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

第三,中小股东的发言权。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要求下,控股股东在公司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发言权、话语权也被其牢牢掌握在手中,中小股东没有实际意义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例如股东的临时股东会的召集请求权的规定,股东百分之十的持股比例过高,法律上应予以适当降低,使得中小股东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司决策与管理,防止控股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侵害中小股东的权利。

四、独立监事制度的建立

法律规定上,监事会起到监督的作用,与董事会处于同一层次。但从我国公司目前的状况调查来看,监事会成员在公司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要远远低于董事会成员,甚至低于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已经形同虚设,目前看来只处于“装饰品”的角色。因此,应当确立监事会的真正独立性,破除其与公司或公司的决策者、经营者实际存在的隶属关系,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规则,循序渐进地推进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监事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结语

公司追求的最终价值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也是公司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小股东最为公司结构中人数众多的一部分,其利益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是我国目前公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立法在此问题上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需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努力,以促进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日趋完善,更富时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甘功仁,史树立.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王冰.论我国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J].载《改革与开放》,201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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