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共8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篇1

目前, 英国伦敦“硅谷”经济特区酝酿引进的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 被美国硅谷研究会称作是对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治理模式, 并呼吁美国硅谷各自治体积极引进这种传统治理模式。

那么, 伦敦城公司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有何特点?伦敦硅谷经济特区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有何制度瑕疵?它的治理模式缺乏输出知识产权制度微创新、集成创新的能力吗?它为何需要引进伦敦城公司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

一、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赋予非居民的商人、公司以选举权的衡平式民主在英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 工党政府在1969年废除了这一历史传统。逃过地方自治区重整“浩劫”的伦敦城却保留了这一历史传统。

与韩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同, 实行衡平式民主制度的伦敦城公司盛行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这种知识产权治理模式起源于1236年。当时, 英王亨利三世把某些技术的专属使用权授予某些商人, 并允许其享有15年的垄断权。很多无法获得国王垄断权令状的商人纷纷转向伦敦城的一些商业公会, 让公会承认其发明权、垄断权, 并向会员宣告。会员通过默认契约承认他人的发明权、垄断权。

由于国王供给的专利令状非常稀缺, 而且品质低劣、难以服众, 商会开始大量宣示各个商家的专有技术, 并敦促竞争对手予以保护, 后者则通过默示协议保护商会“签发的专利”。事后追认的专利权, 只要商会调查属实, 也能获得保护。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下, 商会则是知识产权确权、侵权判定、禁令、赔偿金的主要裁判机构, 以及裁决的执行和监督机构。这样, 公会和契约治理不但覆盖了知识产权制度最初的大部分保护对象, 而且覆盖了知识产权许可、定价等经营问题。即使后来各国出现专利法, 这类经营问题仍无法被法律所触及, 一直是公会和契约治理的专属领域。

例如, 瓦特是一名饱受贫困和失业折磨的英国普通工人。他依靠伦敦城的公会和契约治理获得了庞大的专利许可收入。凭借公会和契约对知识产权的治理, 他的非专利发明、智力劳动给他带来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专利许可收入。这激发无数手工业者加入工业发明人行列, 引爆了英国工业革命。相比之下, 韩国、德国、日本等很多国家已拥有庞大的专利储备, 却一直没有在知识产权经营活动中取得实质性进步, 其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对知识产权资产的经营效率仍然落后于瓦特时代的英国。

目前, 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已开始影响全球工商业的发展。在某些产业, 它的工商协会、企业联盟、商业谈判能左右全球知识经济的方向, 使它成了全球顶级的知识产权规划中心、战略运营中心、制度创新中心。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回忆录中宣称, 纽约和旧金山的企业活动都处于西方制度世界的边缘, 对所有宝贵的制度而言, “我们的巢穴和传统永远在伦敦城”。知识产权制度也不例外, 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已发展近800年, 形成了非常高效的知识产权惯例体系, 可能在全球经济特区、科技园区爆发式扩散, 逐步淘汰各国的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

与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主导英国工商文明的悠久历史相比, 基于法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可能仅仅是世界知识产权法制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二、伦敦城公司的传统衡平式政府治理

伦敦城公司的知识产权治理与其政府治理息息相关。英国是一个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 例如, 它的大城市被分割成一些小型自治市, 享有高度自治权。其中, 伦敦有32个自治市, 以及1个特殊自治体——伦敦城公司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是一家有城市宪章的公营公司) 。后者管辖的地区叫伦敦城, 已存在1000多年, 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长寿”的地方自治体。

实际上, 它是一个仅约9000居民的衡平式民主自治体, 面积仅约1平方英里, 但拥有高度自治权, 有独立的理事会、市长、警察, 不受大伦敦城区管辖。

伦敦城公司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过34万人, 汇聚了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 375家世界500强公司, 500多家外国银行, 是全世界最密集、影响力最大的资本和企业运营中心之一。

为了平衡本地居民与入驻企业的权益, 伦敦城公司向入驻企业开放参与政府治理的权利。例如, 该自治体的选举法规定, 年满18周岁的英联邦、爱尔兰共和国、欧盟国籍的居民有1票投票权;非居民中, 每1个无限合伙企业的每1名无限合伙人有1票投票权, 有限公司雇员10人以下的有1票投票权, 雇员10到50个人之间的, 每5人有1票投票权, 雇员50人以上的, 每50个人有11票投票权, 而且公司的投票权可在居住区另外行使1次。

这样, 企业选票远远超过了居民选票, 使伦敦城公司理事会能被企业牢牢把控。但是, 居民集中的选区产生的理事对环保、交通、治安、特种经营等涉及本地居民权益的重大事务有否决权。

选民通过上述规则推选100名理事管理伦敦城。这些理事每4周开会一次, 决定重大事项。理事们可重复加入不同的委员会, 分管不同的业务, 其中,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中有1人出任市长, 负责全面的组织协调与公共关系运作。

伦敦城公司的政府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 自治体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优惠政策主要来自企业选民, 而不再是上级政府, 更非居民选民;第二, 自治体的管理团队, 包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团队产生于衡平民主治理模式, 全世界的公司或个人都可以获得伦敦城公司的选举权, 并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诉求变成该自治体的公共政策;第三, 自治体未来的制度创新依靠政商合一的治理结构, 使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在政治、经济治理上能协同发展, 与时俱进。

三、伦敦“硅谷”的治理模式非常落后, 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

伦敦“硅谷”是位于伦敦东部围绕伦敦奥运公园的一片区域, 隶属于伦敦的多个自治市。

伦敦“硅谷”的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

第一, 硅谷优惠政策很少, 主要是知识产权政策, 而且来自中央政府。

伦敦硅谷的主要创建者是卡梅伦首相。与创建莫斯科硅谷的梅德韦杰夫总理一样, 卡梅伦也是一个“科技迷”, 也把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看作硅谷发展的主要动力。卡梅伦主要通过三项措施推进伦敦“硅谷”建设:按照Google、思科、微软等互联网公司的要求, 修改英国知识产权法律, 创建一个让全球互联网企业“欢欣鼓舞”的知识产权制度;把奥运会场馆改成企业孵化器, 吸纳创业公司入驻;提出企业家移民法案, 为全球企业家在英国投资、创业、定居、旅行提供方便。

从目前的发展看, 英国中央政府向伦敦硅谷输入的优惠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政策, 不但数量少, 而且往往简单、粗糙、僵化, 不可能支撑知识产权密集产业的长效、稳定、可持续发展。

目前, 美国硅谷创业公司的密度超过伦敦硅谷5.5倍, 而且意图创造100亿美元以上业绩的高科技项目, 绝大部分拒绝选择落户伦敦, 因为这些项目的投资人往往只愿意相信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加盟伦敦硅谷政府推进小组的Facebook公司副总裁乔安娜·希尔兹就主张, 为入驻伦敦硅谷的企业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 这是英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 硅谷政府团队产生于政商分离的民主治理模式, 其政党政治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伦敦“硅谷”地区的大部分自治体仅接受居民民主、政治民主, 侧重居民的政治诉求;而不接受企业民主、商业民主, 往往忽略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例如, 哈克尼自治市 (Hackney) 仅允许本地居民中年满18周岁的英联邦公民、爱尔兰共和国公民参加选举, 当选的市长、市议员等全部是党派成员, 如2010年产生的新议会包括工党议员50人, 保守党议员4人, 自由民主党议员3人。英国工党起源于底层劳工组织, 偏向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该党把控的议会对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一直反应淡漠。

伦敦“硅谷”地区的陶尔哈姆莱茨自治市 (Tower Hamlets) 允许印度、加拿大、斯里兰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56个英联邦国家, 全部欧盟国家的公民, 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和其他15个海外属地的公民参加地方选举, 但没有赋予本地企业选举权。2010年, 该市产生的新议会包括来自17个选区的51名议员。这些议员来自6个党派, 最大的党派仅拥有40%多的议席。由于议会内政党林立, 而且工党势力较大, 这个自治市为伦敦硅谷引进衡平民主制度的阻力也很大。

总之, 传统民主治理模式把自治体的制度创新束缚在政党政治框架内, 很难接纳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 很难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第三, 硅谷制度创新依靠政商分离的治理结构。

如果负责制度创新的政治实体与工商界过度分离, 那么制度创新的效果就会非常差。例如, 在伦敦硅谷的希尔狄地区 (Shoreditch) , 非居民的工商企业被剥夺了选举权, 由全民直选的市长直接行使行政权。这种市长往往是竞选行家, 却普遍缺乏行政管理才能, 更非工商业界能推选或把控的精英, 对自治体的经济振兴没有多大帮助。如2008年, 希尔狄地区犯罪率排名英国前列, 有著名的凶杀一条街, 区内约47%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在这种落后地区建设硅谷, 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硅谷的振兴离不开具有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响应、应变、创新能力的社会治理模式。一个连犯罪、贫困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治理模式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

例如, 思科公司已宣布进入伦敦硅谷, 但是, 其CEO约翰·钱伯斯认为, 除非卡梅伦首相能够推动伦敦科技城 (即伦敦硅谷) 建立伦敦城那样政商合一的地方政府, 否则没有哪家跨国公司会把战略资源部署到那里。作为保守党党魁, 卡梅伦首相曾向入驻伦敦硅谷的各国企业承诺, 恢复英国的古典主义传统是其历史使命;其中, 恢复商人的选举权, 恢复政商合一的地方自治政府, 回归衡平式民主传统, 甚至把这一传统从地方自治体推进到国家治理层面, 这是当时卡梅伦首相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四、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需要给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英国政府通过颁布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 逐步建立了工业化、规模化的专利审查制度, 解决了特许令状供给不足的问题, 大大削弱了传统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模式。然而, 这种脱离企业商会, 不被商会规程、企业契约束缚的知识产权也有很多缺陷, 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而且会产生大量的破坏性创新。

西方金融危机表明, 剥夺法人选举权的西方民主政治塑造了一个让破坏性投资泛滥的政府, 主权债务危机是这种泛滥的必然结果。同样道理, 脱离商会和契约约束的西方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也在让破坏性创新泛滥成灾。

在西方,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已重新通过公会、契约团结起来, 形成了大量的知识产权联盟、研发联盟、技术联盟, 建立了与官方知识产权制度迥然不同的新制度, 而且各个联盟的知识产权制度微创新、集成创新都有较大差别, 属于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这些联盟能抑制破坏性创新的泛滥。

然而, 仅有这类联盟还远远不够。重建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这需要商会的成员——法人们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穿过“立法丛林”回到公会、契约治理的传统时代, 能独立、自由地参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在西方, 随着法人经济力量的兴起, 如何维护法人的权益成为法制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之一。其中, 法人的人格完整化进程侧重给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因为在盛行违宪诉讼的西方国家, 拥有宪法权利的法人在理论上能对抗一切法律, 能用契约造法代替国家立法。

五、美国硅谷积极引进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的若干原由

美国在法人权利的宪法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如美国法人已拥有免于双重危险、大小陪审团审判、政治言论自由等一系列宪法权利。不过, 法人权利宪法化的进程非常缓慢而艰难, 主要是司法诉讼的结果。例如, 随着快递业务的发展, 美国各州推出了不同的损害赔偿制度, 这束缚了跨州快递业务的发展。纽约某快递公司曾起诉两个州的立法违宪, 最终帮助美国法人获得了免于州立法干预的宪法权利。

在选举权方面, 美国一些地方自治体保留、改进或恢复了英国的居民和企业共同选举制度, 实际上也已赋予法人选举权, 但是这种自治体的数量还不多;而且, 法人选举权也没有成为美国的宪法权利。

不过, 罗姆尼的总统竞选顾问考夫曼曾说, 罗姆尼的失败恰恰开启了一个法人权利扩张的新时代。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 奥巴马获得的选票仅比罗姆尼多约300万张, 但是美国90%以上的企业家和2/3以上的白人男性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罗姆尼。考夫曼说, 美国民主制度没有选择一个理解公司、热爱公司的总统来解决这一制度亲手缔造的经济危机, 但是为了对抗危机, 大量地方自治体将被迫开放法人选举权, 帮助公司精英成为地方政治领袖。如果法人选举权在美国地方自治体被广泛推行, 那么它的宪法化就不会太遥远了。

总之, 在知识经济时代, 美国正在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 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多数专家认为,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摘要：英国自称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但是, 其伦敦“硅谷”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已透露出落后的一面, 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则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美国硅谷研究会称其是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治理模式, 并呼吁美国硅谷各自治体积极引进这种传统治理模式。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 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关键词：伦敦城公司,伦敦“硅谷”,企业商会,宪法,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篇2

法人合伙的对内民事责任

1.出资违约责任。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投资，是合伙法人的义务。如果合伙法人未按合伙协议的约定依期如数按约定的方式缴付出资，即构成出资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如约定的违约金不足补偿实际经济损失的，由赔偿金补足。如合伙协议既未订明违约金数额或比例，又未订明赔偿金计算方法的，过错方应赔偿实际经济损失。

2.擅自退伙的民事责任。合伙法人不符合合伙协议约定的条件而中途退出的，退出方应当赔偿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但合伙他方也有过错的，应按各方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退出方对退出前合伙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无效民事行为的责任。法人合伙协议中订立保底条款的，该条款无效。保底条款是合伙一方虽向合伙企业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合伙的盈利，但不承担合伙的亏损责任。在合伙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合伙企业发生亏损的，合伙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如数退出，用于补偿合伙的亏损。如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作为合伙的盈余，由合伙各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投资比例重新分配。

明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伙协议无效。合伙一方向合伙企业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合伙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合伙，实为借贷。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以收缴，对另一方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篇3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即胎儿一经出生, 便取得了民事权利能力, 父母无权剥夺其生命。一般健康的新生儿, 自主地拥有呼吸、心跳以及外观生命特征 (如啼哭等) , 很容易判断其是鲜活的生命。而重症新生儿的生命判断却显得模棱两可:他们一出生便伴随着生命体征上的欠缺——或无呼吸, 或无心跳, 或无肌肉收缩。若判断为人, 则父母不可轻易放弃救护;若判断为非人, 救治与否则由其父母决定。对于重症新生儿来说, 出生的判断标准成为其生命的分水岭, 明晰出生的判断标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关于“人之起点”的各类标准

(一) 出生主义各种学说

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为人的起点”标准是出生主义, 即母体将胎儿产出时, 胎儿才成为了法学意义上的人, 被赋予民事权利能力。但就出生具体的时间点还存在着不同观点:有阵痛说、分娩说、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断脐带说、独立呼吸说、生命体征说。

我国一般主张“独立呼吸说”, 认为出生应为胎儿脱离母体, 独立存在, 并能自主呼吸。以能独立呼吸为基本标准, 而不必计较胎儿完全露出和剪断脐带。[1]现代医学主张“生命体征说”, 认为是否具有生命体征是认定出生的标准, 婴儿出生应有呼吸、心跳、脐带搏动及随意肌收缩四项生命体征之一。[2]

(二) 各时间点之对比

出生主义中, 阵痛说、分娩说存在相同的弊病:混淆了“生物之人”与“社会之人”的区别。其一, “胎儿—孕母”和“婴儿—母亲”的关系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个一元存在, 胎儿完全依靠母亲;而后者是个二元存在, 新生儿虽然依赖母亲的营养和照料, 但至少已可独立获得他所需的氧, 已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成员。其二独立意识有别:[3]胎儿没有独立的意识 (即使是胎动也是母体的肌肉压迫其胎位变动或母体情绪变化引发激素分泌而刺激胎儿) 。而只有完成出生后才可独立的以啼哭、手脚运动表达饥渴、不适等意志。正如张莉老师有言:“意志自由是法律主体的第一标准”。[4]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自我意识。人的个体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行为, 让他人知晓自己的意志, 正是因为尊重每个人平等地表达个人意志的权利, 因而赋予每个人民事权利能力, 赋予每个人为“人”的资格。阵痛说、分娩说中, 婴孩没有独立、自由的意志, 所以应当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

而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断脐带说则只考虑婴儿了“出”未考虑是否“生”。因而, 相较而言, 独立呼吸说与生命体征说更显科学性。我国学者一般也主张, 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以婴儿出生能独立呼吸为起点。

二、重症新生儿出生标准之特殊性

对各种“人之起点”学说的比较, 新生儿出生标准采用独立呼吸说是比较科学的。但对于重症新生儿来说, 独立呼吸说就显露出了不足。

重症新生儿与健康新生儿比较将遭遇不公。即使是普通的新生儿, 也有可能因为羊水量少、羊水污染、脐带缠绕或是孕妇妊娠合并心脏病等的问题, 在出生时有呼吸循环障碍, 伴随着新生儿窒息的现象。[5]一般情况下父母都会同意插入呼吸机, 尽力救治以挽回新生儿生命。但而同样是呼吸障碍, 父母一旦知道新生儿患有重症, 则极有可能以其“不能独立呼吸不是法律上的人”为借口, 选择不进行救治。同样是新生儿, 人为的选择会造成对重症新生儿的不公与歧视。

患不同重症的新生儿比较也将遭遇不公。重症新生儿的病征特征是相当广泛的, 有的是染色体出现异常;有的是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出现障碍;有的是骨骼畸形、肌肉无力……举例来说:新生儿甲患21三体综合症, 严重智能障碍并伴有多种脏器的异常, 但能独立呼吸;而新生儿乙患全身型重症肌无力, 因呼吸肌受累严重至不能自主呼吸。根据独立呼吸说, 乙不被定义为人, 失去民事权利能力;而甲即使有严重智障与脏器畸形, 但因能独立呼吸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同样是患有重症, 法律地位悬殊。相较之下, 呼吸系统出现障碍的重症新生儿父母所承担的责任要远远轻于其他重症新生儿的父母。新生儿是否患“重症”并不是以能否自主呼吸进行判断, 而实际上也并非呼吸出现困难的重症新生儿带来的困苦与花费最大。以“独立呼吸说”评判重症新生儿为人的起点, 会造成新生儿法律地位的不一致与父母责任承担不一致, 违背了人权公平平等的原则。因而, 对于重症新生儿采取与一般新生儿相同的“独立呼吸说”是不适宜的。

三、重症新生儿民事权利能力始期标准

(一) 拓宽重症新生儿出生标准的意义

医疗科学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尽全力用已有的技术或是发展新技术来治病救人。在重症新生儿无呼吸但仍存在其他生命体征时, 由父母或医学界来决定新生儿生死, 这种人为选择的是在扭曲着生命的意义。怀厄特说, 如果一名医生可以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 其目的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 同时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6]这就好比二战时期的纳粹复兴一般, 人类达尔文主义势必打破人类的人文主义理念, 引发现代社会伦理的颠覆, 历史血的教训告诉人类万万不可重蹈覆辙。

在现代法制社会, 对于“弱势群体”如老人、小孩、妇女、残疾人等, 总是给予倾斜性的保护。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完善都应该服务于人类, 让人类平等的有权利去追求幸福, 而不是将人群划分三六九等后, 放弃“拖累”社会发展的那部分人。现代社会强调自由平等, 强调人文主义关怀, 所以即使弱势群体缺乏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能力, 社会依然尊重他们的权利, 让强势者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帮助与保护。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可见一斑。

对于重症新生儿也应如此, 只要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就应当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 给予其生命权、自由权和未来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医学伦理、社会伦理与现代法制理念的多重需要。

(二) 生命体征说为重症新生儿出生之标准

承接上文所述, 笔者认为重症新生儿出生标准采取生命体征说, 更科学、更为人性化。生命体征说是指:胎儿产出有呼吸、心跳、脐带搏动及随意肌收缩四项生命体征之一, 为完成出生。在众多生命体征表现中, 呼吸、心跳、脐带搏动与随意肌收缩是婴儿活产的最重要标准, 不论哪项异常也会导致严重或致命的疾病, 同时某些疾病也可导致这四大体征的变化或恶化。其中任意一项体征都是标志着生命活动存在与质量的重要征象, 是维持机体正常活动的支柱, 最能体现婴儿是否活产。重症新生儿只要是活产, 就应当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 赋予其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资格。

采取生命体征说, 能有效的保障重症新生儿得到与普通新生儿相同的法律地位。采取生命体征说, 即使是伴有了窒息现象的重症新生儿, 只要有心跳、脐带搏动或随意肌收缩, 任何一项生命体征, 他就能成为人, 受到与正常新生儿一样的救治。同时赋予健康的或有残缺的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 不仅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敬重与敬畏, 更体现出对生命平等权的尊重。

采取生命体征说, 能有效的保障各类重症新生儿得到相同的法律地位。若出现上文所述的新生儿甲乙对比案例, 采取生命体征说, 甲患21三体综合症, 只要甲有呼吸心跳就应当救治;乙患全身型重症肌无力, 虽然不能自主呼吸、不能随意肌收缩, 但只要有心跳或脐带搏动也理应对其进行救治。让每一个重症新生儿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同等的救治, 生命体征说更广泛的将重症新生儿的生存迹象包含在内, 更利于重症新生儿生命的维持与延续。

重症新生儿与正常的新生儿一样, 他们应该有权受到相同等的尊重与关爱。这就要求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设定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 既不能漠视重症新生儿的生命价值, 也不能鲁莽地采取所有新生儿“一刀切”的方式。重症新生儿的出生标准采取“生命体征说”, 更利于全面保护重症新生儿的生命健康权, 为残弱的新生儿打开一扇生命之门。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 第396页

[2]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使用《出生医学证明书》的有关说明, 1992年6月.

[3]刘国涛.未出生者和人[J].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192页.

[4]张莉.论植物人的法律人格及补正---植物人法律问题研究之一[J].法律适用, 2006.8.

[5]人民网儿童疾病名医大讲堂:小儿窒息的诊2009-9-3:http://www.022net.com/2009/9-3/42182313309757.html.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篇4

2010）

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

甲方：

法定代表人：

法 定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话：传真：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 定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话：传真：

http://E-mail:

甲方因与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本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立此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及权限

甲方按照《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标准授予乙方委托代理权限。

第二条乙方义务

1、乙方委派律师作为本案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

2、乙方律师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甲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相应判断，提示甲方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

3、乙方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执业规范》，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并

且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依据代理权限，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4、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但国家司法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通过合法方式需要了解的除外；

5、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应当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第三条 甲方义务

甲方应当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原始证据、证明文件及其它事实材料；对本合同及争议的相关事项应当保密；

甲方应当积极、主动、全面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甲方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合法；甲方应当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

甲方指定为乙方律师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委托代理人；

甲方应当对委托代理事项作出独立的判断、决策，甲方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所作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凡纠纷对方向甲方做出给付或承诺给付或其他善意的行为均视为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之成果。

甲方声明，甲方已经知悉乙方告知的委托事项中关于诉讼时效的风险。

第四条 律师代理费

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同意按下列收费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费：

乙方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第五条其他费用

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其他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相关行政、司

法、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由甲方直接向相应机构支付；北京市外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翻译费，复印费，资料费，长途通讯费等；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它费用。按照乙方律师预支、事后实报实销方式报销上述其他费用，上述费用不得在乙方向甲方收取的代理费内列支。乙方律师应当节俭合理使用。

第六条合同的解除

1、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合同。

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2）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3）违反第二条第5-7项规定的义务之一的。

3、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2）甲方有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或者隐瞒重要情节等情形的；（3）甲方逾期5个工作日仍不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相关工作费用的。因上述原因解除合同的，甲方已支付的代理费及工作费用不予退还，未支付的代理费及已经发生的工作费用应当支付。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二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相应的已付代理费。

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或者违反第二条第5-7项规定的义务之一的，乙方应当通过其投保的执业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

甲方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

（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2）乙方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3）甲方作为被告时，乙方律师已经为出庭作好准备，而原告方撤诉的；（4）其他非因乙方或者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无故终止合同的。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

不成。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双方签署，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为止。

第十一条 通知和送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本合同首页列明的地址、传真送达，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电话，应当书面通知对方。

通过传真方式的，在发出传真时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的，挂号寄出或者投邮当日视为送达。

本合同内容中手写文字与打印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代表人：

2010

民事庭审驾驭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篇5

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肖扬曾提出, 我国的全体法官必须秉承“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法治意识。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来提升法官驾驭法庭的能力, 我认为, 要提高法庭的驾驭能力, 需要加强下面两种法律理念。

法官有公平与独立高效的理念。法官的中立是极为必要的, 换句话说, 法官在庭审现场中必须公平、公开、不偏袒, 审案的态度要公平公正。法官能否独立体现着法律的公开性与透明性, 法官持中立的原则也已经深入人心, 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需要得到保证, 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大都确认过的法则, 同时也是现代的法治国家所要普遍遵守的一项基本的法治理念。法官的中立性决定了司法的公正性, 这也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应的权威。

当事人有着平等的诉讼权利和自由对等的理念。当事人根据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 也就是说在民事方面的诉讼中, 当事人可以平等地保有和行使诉讼的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第八条:民事的诉讼当事人有着对等的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应当按照民事案件审查法律的规定, 有效地为当事人行使权利, 为当事人提供保护的权利, 在适用的法律上做到一切平等的规定。

二、提高三种能力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庭审的语言要在整个庭审前后都有体现, 法官要怀有智慧与良知。从长远来看, 更为必要的是, 法官一定要有驾驭法庭整个审判过程的能力。

提高倾听能力。法官通过倾听, 来静静蕴含与表达着这种潜在的权威性和法庭的力量。法官在开庭的审理过程中的这项具有程序价值的能力, 体现了法官的法庭处理能力、审判观念和办案准则。法官不能多说, 应该多聆听, 谨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法官的个人的魅力并不体现在他的语言能力上, 更多的是他的思考方式和判断准则, 法官的威严和能力, 会在恰到好处的沉默表达。

提高应变能力。法律是神圣的, 因为它庄严肃穆、充满力量。法庭中的各种情节布置都是根据具体的审判目睹而诞生的, 但是其正常运行发展需要依靠法官本人的行为与魅力才能体现其直接价值。一名法官在遇到案情时, 应该临危不惧, 这也是其必须拥有的能力。对于一些诉讼者来说, 通过各种方法将自己的权益保持最大化, 在庭审前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 凭借相关法律进行及时办理, 在不影响办案的效率的情形下, 将案件各方都处理好, 需要法官的深厚的法学的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

三、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开庭审理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庭审前相关人员的处理与准备, 这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是基础工作, 对于庭审的效率和裁决的公正性影响均较大。

恰当行使法律解释权。解释权, 可以用来阐述法令规定的权利, 在庭审现场, 法官如果对于诉讼者所表达的意见或提供的信息不够明确, 情况不适当, 可根据相关条令对当事人进行详细地问询或者要求当事人对其所表述的事物来做到澄清与修改的法律义务。法律的解释权是根据审判权利的条约规定, 而产生的一种权利, 属于法官, 同时这也在法庭诉讼与法官的案情指挥范畴之中。

准确分析矛盾焦点。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诉讼环节里, 当事人之间无法调和的, 对案情造成干涉的问题与法律。在案情问题上存在着案件最终结论不相关的争议, 就不应当被列为争论的焦点。法官需要对双方的冲突进行总结, 法院的调查也必须基于矛盾的焦点。只要矛盾的中心足够集中, 法官的审判也将有的放矢, 案情的关键点也才能被大多数人所看清, 这才能顺利地让当事人进行举证, 将案件和事实快速查明, 将庭审的质量和效率提高。

严格遵循司法礼仪。司法礼仪对于庭审的顺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法官对于司法礼仪没有足够的重视, 那么作为庭审的重要内容, 司法礼仪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司法的权威性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法官的尊严与形象会大打折扣, 诉讼者及相关人员对于法庭的程序将产生质疑, 庭审能力的提高也将变得困难。

参考文献

[1]蔡祥.中国法庭的问题:实证研究综述[J].审计研究, 2013 (03) :36-40.

[2]陈冬华, 陈信元.国有企业中的法律与[J].经济研究, 2015 (02) :92-101.

[3]陈炜.我国法庭保护与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 2011 (01) :24-31.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篇6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此项规定是为了弥补我国在划分民事行为能力类型时单纯以年龄划分的局限性, 这样就能够与《劳动法》第十五条的规定:“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享有劳动权”与公民的劳动权相接轨。但是, 此项规定为法律推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现实生活中, 也出现了复杂的法律问题:如法律推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界定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条件;若此类人群给他人造成损害, 责任应当如何承担等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

尽管在1998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意见》) 中进一步对此规定进行了解释:“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 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 并能够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 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是, 并没有在实践中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因此, 笔者就法律推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予以阐述。

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推定的理论基础及界定的条件

(一) 理论基础

首先, 在现实生活中,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后, 不再选择继续上学, 而是进入社会, 以自己的劳动赚取报酬, 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此类人群, 由于心智已经健全, 在日常交往中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 因此, 符合了《民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次, 法律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劳动法》规定的自然人具有的劳动能力的年龄相一致, 避免了与单纯的年龄的划分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局限性。这种做法符合我国的现实。因此, 法律推定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基于以上两个理论建立起来的。

(二) 界定的条件

《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随后的《意见》中对:“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做了解释, 即能够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 但是并没有量化, 也没有提出统一的标准, 究竟是以当地的一年的人均收入作为一般生活水平的标准, 还是以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作为一般生活的标准。

对此问题, 学者提出了以下意见:第一, 具有一定的劳动收入是指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了一定的收入, 如工资, 奖金等。这种收入应当是固定的, 而不是临时的, 不确定的。第二, 其劳动收入构成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也就是其劳动收入能够维持其生活, 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经济上的资助, 也可以维持当地群众的一般生活水平。[1]

笔者认为推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界定的条件应当是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劳动收入应当符合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因为一个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基本能够满足本地区群众的生活, 此类人群能够满足这一条件, 就能够推定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推定之基础消失后的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持续的从事一项工作, 会因为未满十八周岁时就辞去工作, 待业在家。那么, 在其具备本文上述的界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丧失后, 还能否继续将其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值得探讨。

有的学者认为, 由于其丧失了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条件, 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自然就应当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但也有学者认为, 应当继续将其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理由主要是其丧失了经济能力, 而并未发生精神上的疾病, 因此就能够推定其心智上身体上已完全健全, 应当继续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在研究此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界定其行为能力时, 笔者也查阅了很多资料, 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就有相类似的规定:未成年人已结婚者, 亦有行为能力, 立法理由为:盖因已结婚之人, 异能独立组织家庭, 知识当已充足, 故不应认为无行为能力也。但是未成年人离婚者, 应认其已取得行为能力, 不因此而受影响。[2]可见台湾地区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因结婚而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且在被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丧失时, 也继续认为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尽管, 我国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高于成年年龄, 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因此而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 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丧失后, 此类人群仅仅丧失了因劳动而取得经济收入, 精神状况良好, 也应当继续认为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继续视为其为王全民是行为能力人。

四、被推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处分性分析

我国民法中规定,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不得抛弃, 此处应当仅仅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得抛弃其行为能力, 那么对于法律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能否抛弃其行为能力呢?

笔者认为:首先, 从立法目的而言, 民法中之所以规定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能力薄弱之人。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尽管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 但是由于其缺乏社会经验, 考虑问题以及为民事行为时欠缺周全, 会给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失。因此为了保护其利益, 应当允许其抛弃法律推定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权利。

第二:从法律的强制性方面而言, 因为法律强制性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抛弃其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并未明确规定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能否抛弃此项权利。因此, 就法律强制性而言, 此类自然人当然可以抛弃民事行为能力。

五、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承担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侵权的责任承担, 那么, 当法律推定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 究竟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责任还是应当适用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对此, 笔者认为, 对于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 因给他人造成损害, 应当由其自己承担侵权责任, 而这种责任性质仍然属于未成年人责任。

首先, 法律将这一部分未成年人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当其给他人造成损害时, 就应当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看待, 应当对其损害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但是, 尽管法律将其拟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然而并没有改变其未成年人的身份, 因此, 其责任的性质任然属于未成年人责任。

其次, 对于这一部分未成年人, 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为, 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应当独立的承当民事义务。对于这一部分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与在学校及家庭生活的未成年人相比, 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 因此就要赋予其与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 这一部分人因为在经济上完全的独立, 不需要监护人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因此, 也应当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同等的社会责任。

第三, 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以自己的全部财产赔偿的情况下, 监护人也不承担补充责任, 但是并不意味着丧失监护权。因为, 在真正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无力赔偿的情况, 而此类人群已经能够完全的经济独立, 且不需要监护人救济, 因此, 不应当让其承当比真正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更多的义务。因此, 也不需要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中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在给予其一定权利的同时, 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不断完善立法, 细化法律中个别条款的规定, 这样就更有利于在出现纠纷时保护双方当时人的利益。

摘要：自然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取决于自然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是否具有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 以及是否承担法律后果。我国《民法通则》按照自然人的年龄以及精神状况为标准, 成年人以精神状况为标准, 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划分为三种, 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法律拟制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一是法律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理论基础以及推定条件的界定;二是在法律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条件丧失后, 能否继续认为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三是被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能否抛弃此项权利;四是被推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了损害的责任承担。

关键词：民事行为能力,推定,责任承担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尹田.民法学总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第三版, 2010.

[4]徐静.论未成年人侵权的责任承担[D].济南:山东大学, 2012.

[5]朱涛.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及法理研究[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 2010.

培养权利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篇7

所谓权利意识是指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情感、权益意愿、权益价值评价以及权利信仰等, 是人们对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 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 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一种心理反映。在权利时代中, 权利意识是主体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 不仅要使公民和一切组织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 同时要不断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 使公民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 并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它。大学生作为与改革开放同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并进的一代青年, 肩负着国家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提高他们法律素质, 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 对中国社会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一) 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是大学生实现自我维权的前提

大学生实现自我维权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法律素质, 权利意识是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培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就是使大学生具备权利主体意识、实现意识、救济意识, 明白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权利, 明白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利, 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权利意识的培养能够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法律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有利工具, 从而坚定法律信仰和信心, 逐步树立起依靠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 养成依法维权的习惯。

(二) 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校, 全面建设和谐高校, 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校全员懂法、知法、守法, 而大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 其法律意识的高低决定一个学校法治的程度。而权利是法律机体的细胞, 是法律大厦的基本构件, 权利穿透了法的所有领域。可以说, 认识了权利也就认识了法, 有了权利意识也就有了法律意识, 权利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核心。权利意识的培养为法律意识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为依法治校提供了条件。因此, 大学生权利意识不仅是依法治校的思想条件, 也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

(三) 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是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 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是实现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人才基础。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不断推进, 只有不断培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 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 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才能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二、大学生维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一) 受传统思想影响, 学生“不齿”利用法律武器维权

受中国传统观念倡导“忍字当头”、“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 许多大学生权益受到侵害时, 习惯用多种“私力”救济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不愿意选择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更愿意表现为“息事宁人”、“能忍就忍”的态度。

另外“特别权力关系”对中国教育领域的深刻影响, 使得学校与学生之间管理与服从的不对等法律关系长期存在, 当学生发现学校的管理行为时, 学生不敢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担心自己与母校发生争执, 会被老师同学们冠以“不义不仁”的罪名或是认为学校的那些违法侵权行为是学校的正当管理手段。于是学校的一切管理行为均无条件服从, 即使学校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会选择默默接受或是沉默。

(二) 法律知识欠缺, 法律信仰不坚定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目标后, “依法治国”的观念已经深入大学生的心中, 部分大学生有了一定的依法行事, 依法办事的理念, 遇到问题会首先考虑, 这样做是不是合法?法律上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什么?用法律手段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应有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作用还是不够坚信, 部分大学生对国家法制建设没有足够的信心, 对国家能全面依法治国也不是完全认同。许多大学生觉得在社会生活中, 权力的作用往往大于法律的作用, 人治还是大于法治。因此对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足够的信心。

即使部分大学生有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 但怎样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却无可适从。

(三) 维权机构不健全, 维权无“门”

当学生权利受到侵害时, 很多同学没有选择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找不到专门的大学生维权机构或是组织。目前学生维权的主要机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而教育行政机构在实现学生维权职能的过程中主要是接受学生对学校违纪处理的申诉,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专门接受学生申诉机构的信息不是公开的, 是否设有, 设在哪, 如何联系, 学生一般都很难知晓, 学生要想找到这些机构往往是很难实现的, 要想通过这些机构的帮助来维权就更难了。另外, 学生维权的主要组织是一些类似学生会和共青团一样的组织, 这些组织本应该发挥为学生服务, 帮助学生维权的功能, 一方面由于这些组织本身法律素质和能力的欠缺, 另一方面组织性质、所属的原因, 决定其很难实现帮助学生维权的功能, 特别是面对学校侵权时, 学生会和共青团基本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 法律维权缺乏相关法律依据

为维护大学生的法律权益, 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的法律法规, 比如《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 但是在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部分领域仍缺乏相应维权的法律依据。例如, 大学生在参加毕业实习的过程中, 大学生的身份如何定性,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该如何救济?目前, 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学生通常只能参考《民法通则》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非专门法律的维权会使学生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实现。再有, 对于兼职的大学生, 其合法权益如何实现, 其权利如何救济, 目前我国也尚无具体可循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法律条款, 大学生兼职不属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围, 导致大学生兼职遇到劳动纠纷时往往找不到维权的依据, 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不法雇主侵害时, 大学生只能选择承受与沉默。

三、畅通维权渠道实现法律维权

随着大学生权利意识的提高, 权利实现的要求越来越强, 权利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 如何更好的保护好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如何畅通大学生维权渠道, 让大学生维权更有效, 是我们进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予以重视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一) 增强维权意识, 提高维权本领

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 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关键还在于大学生自身。首先, 大学生应该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通过法律学习, 具备法律知识, 才能知法、懂法、守法和用法。其次, 应熟悉基本的维权途径, 掌握常用的维权方法。具体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大学生要积极学习有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常识和本领, 增强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同时, 还应加强防范意识, 防患于未然, 避免在维权时受到不法侵害。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时要做到合法合理, 依照法律程序维权, 避免出现维权中出现违法, 如在收集相关证据时, 避免违法取证。最后, 要掌握维权技巧。面对不同的纠纷与冲突, 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在与学校发生冲突时, 应努力采取合理协商的方式向学校表明自己的诉求, 切不可采取极端手段, 酿成害人害己之恶果。在受到不法侵害时, 要学会采用法律的手段及时挽救损失。例如当财产被盗时, 要注意保护好证据, 保护好现场, 然后向学校或公安机关报案, 尽力减少损失。

(二) 转变教育观念, 规范学校管理

学校必须转变教育管理, 清楚的认识到学校有管理学生的权力, 但是学校的教育管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不得为了学校的利益而牺牲学生的权利。首先, 学校应深化体制改革, 改变其作为管理者观念, 明白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在某些方面学校与学生是行政管理, 学生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学校的管理。但是在某些方面学校与学生是民事法律关系, 教育与被教育是一种合同关系, 在某些特殊时候, 学校是在为学生提供服务, 学校有为学生服好务的义务和责任。当学校与学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时, 两者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 此时, 学校必须尊重和保护学生, 不能为了学校的管理而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其次, 高校教师要教育学生学习法律知识, 减少大学生侵害他人权利或是权利被侵害事件的发生。教师缺乏或淡漠教育法律知识, 认为学生必须无条件服从学校管理的思想, 直接伤害了学生要求公平、公正的权利, 或势必导致学校侵害学生权益事件的大量发生, 从而使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产生很多纠纷。转变教师的教育管理理念, 提高教师的法律素质是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内容。最后, 学校应为学生正常维权打开渠道。学校应该为规范和引导学生正确维权建立相关维权制度, 如听证制度、申诉制度等, 充分听取学生的想法, 让其有机会进行申辩, 保障学校与学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 这样才有助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纠纷的高效解决, 不至于使学生与学校对簿公堂。

(三) 健全维权机构, 加强法律援助

为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学校、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都应积极发挥自身职能, 为大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首先, 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维权机构和组织的建设, 如建立专门的学生申诉机构, 明确职责, 帮助学生维权, 同时提高学生会、社团组织的法律素质, 强化其帮助学生维权的职能, 一方面加强对学生进行维权宣传教育活动, 一方面可促进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和维权能力的提升, 同时也能更多地为学生服务, 反映大学生意愿, 保护大学生合法权益。其次, 政府部门应加强相关维权机构的设立, 强化其维权职能, 如设立更多的法律援助机构, 帮助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熟悉维权的方式与途径, 进而为有各类困难的同学提供援助, 包括有些同学经济困难, 面对严重的侵犯自身权益的事件, 由于考虑到诉讼成本望而却步;有些同学虽然经济比较充裕, 但由于缺乏维权知识, 不知从何下手等。此外, 加强非正式社会组织、团体维权组织对大学生维权的帮助, 如消费者协会等, 也是大学生维权的一种有效选择。

(四) 完善法律法规, 规范学校规章制度

由于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或是学生某些活动领域根本就缺乏法律规定, 导致学校规章制度成为学校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有利依据”, 或是导致学生权益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规范学校规章制度的建立, 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一个前提。首先, 学校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 必须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冲突, 不能侵害宪法和法律赋予学生的基本权利, 确保学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其次, 国家立法机构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让大学生维权有法可依, 特别是与大学生日常教学及生活领域相关法律的规定, 如上文提到的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兼职社会实践活动的权益保护以及大学生实习过程中的人身保护问题也是高校中常见的纠纷之一, 但我国的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再有, 我国就网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存在大量漏洞, 这为各种网络侵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切问题的解决, 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 填补法律空白, 从而使大学生的维权有法可依。

四、结语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篇8

一、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起始年龄的法律规定及学界争议

我国现阶段的民事立法对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是依年龄、精神状态双重标准而定的, 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作了三级制的制度设计。依据我国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 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起始年龄是10周岁。然而, 2002年12月23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就民法典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该草案第一篇第十四条将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定为7周岁。

王利明教授对本次修改持肯定的意见, 他认为:“7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的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所称与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 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2]对于这次修改尹田教授则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都维持了《民法通则》中关于10周岁为未成年人获得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3]

二、各国关于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的规定

各国对于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都有不同的规定, 这些规定是未成年人从事民事活动是否产生效果的依据。

1. 德国

德国民法以成年人为有行为能力人, 满7周岁以上之未成年人及因精神耗弱、酗酒、浪费而被宣告禁治产之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未满7周岁之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及因精神病而被宣告禁治产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

2. 法国

法国采用二分法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分为“有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他们的“无行为能力”是意思能力不完全的总称, 并非绝对的无行为能力, 其内涵及外延应相当于我国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合称。“有行为能力人”是指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 其他未满18周岁的自然人即未成年人均为“无行为能力人”。

3. 俄罗斯

《俄罗斯民法典》第28条规定了关于“幼年人的行为能力”, 即“年满6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年人的行为能力表现在他们有权独立实施小额的日常生活性法律行为, 有权独立实施无须公证证明的或进行任何国家登记的旨在无偿获利等法律行为。可见, 幼年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处分, 即通过实施任何法律行为处分向他交付的金钱。

4. 越南

《越南民法典》第22条:“6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公民在设立、实现各种民事交易时, 必须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旨在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的交易除外。”

三、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重新确定的可行性

1.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在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 许多心理学家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 提出了有关年龄阶段划分的观点, 并提出对不同年龄阶段相应特点的描述。[4]

(1)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既不来源于先天的成熟, 也不来源于后天的经验, 而是来源于主体的动作。他将7周岁划分到具体运算阶段, 认为这个时期儿童的认知能力能够摆脱知觉的局限, 获得概念的稳定性, 达到守恒, 思维具有可逆性, 可以产生逻辑思维。

(2) 列昂节夫以儿童的主导活动发展阶段理论

列昂节夫重视活动过程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也是活动理论的一个倡导者, 他以不同时期儿童的主导活动为依据, 将儿童心理发展划分为6个年龄阶段。而7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归为学习活动的阶段。这说明这个年龄的儿童, 已经具备了学习能力, 足以应对部分情况。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7周岁已经具备了学习能力和逻辑能力, 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具体。因而, 7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2. 从我国现状分析

第一, 7周岁是我国大部分地区规定的入学年龄, 某些地区甚至6周岁就可以入学。入学后必然会进行例如乘坐公交车刷卡、购买文具书本等相应的民事活动, 这时就要求它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 否则将限制其行为自由。同时, 既然未成年人已经入学就说明自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自己行为的能力, [5]将其仍然作为无行为能力人对待是不合适的, 也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 随着改革开放30年, 经济飞速发展, 物质生活改善, 义务教育普及, 信息传媒发达, 使未成年人更早地接触到更多的知识。现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和认识能力与1986年时相比可谓是今非昔比。同时, 随着独生子女比例的提高, 未成年人在家中的地位也在提升。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除父母给的为数不少的零花钱外, 家长对未成年的这些“巨款”可支配往往也是听之任之, 不会干涉。如果仍然按照过去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他们为无财产担负能力, 实在有欠妥当。不能自由处分, 那这些钱对他们有又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所以应该赋予他们合理处理这些财产的行为能力。

四、7周岁适宜作为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

法律作为一门实践的科学。必然要以社会生活为基本前提, 它既要有一定的超前, 更要忠实的反映生活的需要。文章分别从法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等几个角度分析、论证了它的可行性。

民法学方面, 纯获利益行为、日常生活所需的定型化行为和授权处分行为则是两类未成年人都可以为的, 但是调整年龄线, 却对7岁~10周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了完善的尊重和保护, 同时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

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 笔者认为七八岁的未成年人和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从概念的掌握、判断能力, 推理能力、意志力、注意力、个性特征等多个角度并未存在较大差别, 7周岁的未成年人判断能力开始明显提高, 开始提出不同的假设, 试图从多方面去分析问题, 以期作出正确的判断。另外还有很多不可或缺的社会因素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生活, 使之能够掌握大量的信息, 使其独立生活能力增强, 自我控制能力提高, 赋予他们为一些独立营业行为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综上, 笔者认为, 民法典的修正论据充足, 意义重大, 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应调整为7周岁。

参考文献

[1]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49.

[2]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43.

[3]尹田.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44.

[4]孟昭兰.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