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团法人制度研究（通用8篇）
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篇1
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张 芳 财团法人概念和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从罗马法上追溯其起源。财团法人制度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制度，但大陆法系的大多数民法典并未对财团法人这一概念作出很明确的定义。虽然学术界关于此定义的说法不一，但都大同小异，主要都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财产性的集合；二是为一定目的而设立；三是法人。即财团法人是指法律上对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
11.财团法人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1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的区别：
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是以法人成立的基础来划分的，一般认为社团法人是人的集合，而财团法人是财产的集合。马俊驹认为两者在成立基础、设立人的地位、设立行为、目的以及有无意思机关等方面存在不同。另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以下差别2：
一、因财团法人一般以追求公益事业为目的，其设立在多数国家较为严格。社团法人内部形态不一，依法适用不同的设立程序，其中非营利社团在许多国家只需登记即可。
二、两者变更和解散的条件不同。社团法人可以由社员依决议自动加以变更，还可以依决议自愿解散；财团法人的目的、章程及组织的变更、管理方法的修改，或者解散，须由特定机构依职权为之，不存在自愿决议的解散。这些都可以为今后我国设立法人制度所借鉴。
1.2财团法人与公益信托的区别：
公益信托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其和公益性财团法人在功能有相 12 葛云松，《中国的财团法人制度展望》，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1辑，第173页
高庆新，《对构建财团法人制度的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4期
似之处，两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但在法律上两者又着显著的区别3：一，在设立方式上，财团法人必须依照法人的设立方式而设立，而公益信托是依据信托法而设立，只需要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契约或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遗嘱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由此，可见两者设立所依据的法律不同；
二、从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来看，根据法人制度，财团法人所募集和接收的捐赠都属于财团法人所有，与捐赠人和管理人的自有财产相分离。而公益信托财产是根据信托法，与委托人自有财产相分离，但信托财产也不属于受托人，受托人只享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公益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是不特定的公共受益人；
三、从财产的管理与存续期间来看，财团法人为也确保其永续性，法人机关在其存续期间内原则上不得动用基本财产，而公益信托则无此限制，即使是小额资金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比较自由地进行公益事业。
由此，公益信托相比公益性财团法人具有成立方式简约、节约运营成本、不受捐赠规模及存续期间的优点。但章小兵认为，我国民法典采纳财团法人比采纳信托制度更适宜。他认为信托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其飘忽不定，不断变化，从而能够不断适应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更新法律，所以它是英美法系的典型产物。但在大陆法系中，法律的发展主要不是通过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而是由立法者和法学家在法典中进行。如果将信托规定于法规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之中，就会严重削弱信托制度的变异性，阻止了信托的发展。对比两种制度的优缺点，是否我国在未来的民法典将如何设制？4笔者认为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中都应当存在一种受国家控制的并且在名称上受到国家保护的长期性公益性组织，同时，也应存在另一种不受国家监督的长期性的组织。第一种组织能够为那些希望其事业或名誉被人 34 马骏，《对我国公益基金运作模式的法律思考》，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5期
章小兵，《财团法人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纪念的捐赠人提供了最大程度上的保障及动力。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捐赠人，把慈善作为个人事务，他们不希望受到国家的控制，且国家对公益事业进行全面控制，也会降低公众的参与意识。所以，两种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两种相辅相承，共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2.我国未来民法典财团法人制度的立法选择 2.1我国非企业法人的立法现状
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划分是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法人分类。在大陆法系中以法人设立所依据的法律为标准，将法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凡依公法设立的法人为公法人；依私法设立的法人为私法人。私法人可再以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进一步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基础而成立的法人，是人的集合体。公司、合作社、各种协会、学会等都典型的社团法人。财团法人是以财产的集合为基础而成立的法人，是财产的集合体。各种基金会组织、寺院与慈善组织等都是典型的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在我国并没有为《民法通则》所采纳。《民法通则》中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企业法人四种类型，且没有很多的具体规定。尤其是企业法人之外的另外三类非企业法人的法律规定，我国的研究则比较薄弱，相关立法也极不完善。主要是国务院的四个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在这其中，大致相当于财团法人的是由行政法规规定的基金会法人与民办非企业法人。5
为了加强对社会团体法人的管理，国务院1998年通过了《社会 5 高庆新，《对构建财团法人制度的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4期
团体管理条例》。此《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可以作为单位会员加入社会团体。此《条例》第10条有关社会团体成立条件中规定，社会团体成立必须有50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是30以上单位会员。虽然社会团体法人与财团法人有着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例如，社会团体法人是各成员参加本团体事务的管理工作，但财团法人的捐赠人不参与法人的管理工作。
关于基金会的规定，主要有1988年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1988年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由此可见，在此基金会被定性为社会团体法人。从此《办法》我们看不出基金会须以成员为其成立的必然要素。基金会是无成员组织，这与以成员为构成要素的社会团体法人有着本质的区别。鉴于此种情况，曾有学者主张摒弃“基金会法人”一词用语而改采“捐助法人”用语6。在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的有了明显的变化，《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该条例不再将基金会归为社会团体法人，是将其笼统称为非营利性法人。
关于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规定，主要有1998年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2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而《事业单 6 江平，赵旭东，《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1页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到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由此可以得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仅从资产来源上就可以将两者明显区分开来。在民办非企业单位中领取了法人执照的则可以称之为民办非企业法人。
那么，对于非法人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第12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除了可以采取法人形式外，还可以采用个人和合伙的形式。这一制度就遭到了葛云松博士的质疑。他认为这一制度根本是我国的“制度创新”，且没有理论和逻辑上的根据。所谓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就是指不将盈利分配给出资人，在非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不须进行“分配”，单位所得直接为个人所有或合伙共有。7对于葛博士的观点，笔者也赞同，对于个人和合伙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人的财产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财产无明显界线，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无独立财产，对于单位的盈利是否进行了分配根本无法区分，进而无法说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所以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应该取消。2.2基金会与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而且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他们的法律性质，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具备财团法人所必备的特性。即使在法人目的、法人的设立程、法人的章程和法人解散等若干细节规定上有些区别，8但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首先，从财产方面来说，基金会与民办非企业法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基金会的捐助人在将自己的财产捐助之后，这些财产就为基金会享有完全的所有权，由基金会的管理者按照基金会的目的来进行使用和处分。同样，78 葛云松，《中国财团法人制度展望》，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1辑，第171－193页
章小兵，《财团法人制度研究》，2006年硕士论文
葛云松，《中国财团法人制度展望》，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1辑，第171-193页
民办非企业法人在设立人投入财产后即与财产彻底分离，财产的所有权也为民办非企业法人所有。企业法人的出资人虽然在出资后与所出资的财产相分离，但其对财产享有决定权和分配盈利的权利，而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的出资人在财产捐出后，不再对所捐财产享有所有权和支配权，而且了不能分配剩余财产。由此，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都是财产性的集合，没有成员，符合财团法人财产性集合的特性。其次，虽然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虽然没有成员，但其仍然和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但仍可以按自己的名义作出有效的意思表示，符合法人的特性。所以，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虽然没有冠以财团法人的名称，但它们是可以归入国外所称财团法人的范畴。
2.3我国法人制度现行分类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类，对我国法人四分法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的缺陷明显。其主要表现为9:(1)没有明确公、私法人的分类，减弱了民法的社会功能。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是为了推动国家政治架构的健康、稳定发展，促进市民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为了保障这一功能的实施，民事主体制度的作用尤为突出。法人制度只有通过清晰的公、私法人分类,严格设定民事生活领域的准入规则,才能完成对公法人进入私法领域的限制,实现对私法人实施自主行为的保障。(2)我国的四分法，突出不同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特殊性，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法人分类的标准不是所有制的身份,而是法人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3)事业单位法人包含的类型过于宽泛,既有国家拨款成立的兼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公法人,又有依国家行政命令组建的公益法人,还有由自然人或法人组建并办理登记成立的 9 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上)，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私法人。这些法人没有按其特征抽象出同一类别的因素和基础。(4)没有确认财团法人,不能包容我国现有的法人类型,如基金会、寺庙、捐赠财产构成的各类组织等。
2.4学者的态度
在我国民法典起草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围绕是否将财团法人的概念与制度引入立法，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葛云松博士通过比较我国的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国外的财团法人，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财团法人制度，并且在该制度统合基金会制度和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10马俊驹在多篇论文中也力主采纳财团法人制度，主张：“我国未来的民法典首先应将法人划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在严格限制公法人进入私法领域的范围的基础上，将私法人划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同时对社团法人辅之以营利、公益和中间法人的立法模式。”徐国栋教授在其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将有关财团法人的规定放置于法人编第五题。11
梁慧星教授不主张采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划分，而采用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划分。在非营利法人之下，又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捐助法人，其中相当于财团法人的地位定格为捐助法人。王利明教授也没有采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相对 应的划分，而是沿用了民法通则所使用的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法人分类。但他建设在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一节对基金会法人进行规定。
2．5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引入财团法人制度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众多学者建议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该采纳财团法人制度。笔者也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财团法人制度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财团法人制度下，独立 1011 葛云松，《中国财团法人制度展望》，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1辑，第171－193页
章小兵，《财团法人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的财产只追随特定的目的，财产管理人只是按照财团目的来进行管理或者进行经营，管理和经营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财团财产承担而不是由管理人承担，管理人不是财团法人的成员，不能够任意支配财团财产，而只能在法人目的和章程的指导下从事公益事业。12在我国，动员社会公众的力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对于这些组织的规定只是散见于一些行政法规中，无法统一。
其次，传统民法上将私法人根据其是成员的集合还是财产的集合而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在名称上已经非常精当，在法学界已经是一个相当熟悉的概念，并不需要进行替代性转换，其实，新的名称并不一定就能使国人更快接受。所以有学者提出的“捐助法人”、“捐献法人”、“基金法人”等名称并不可取。
第三，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然后把非企业法人再次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在这种划分方法中所处的地位比较模糊。如前所述，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普遍认为属于财团法人的一种法人类型，与此同时，另一些财产性集合的组织也将不断出现，如前述的家族财团，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私人俱乐部，它们都是以私益为目的，但又都是财产的集合体，梁慧星教授所提的捐赠法人是否能够为它们法律地位留在一席之地。那它们的地位又该何去何从？我想，为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采纳财团法人制度。
在引入形式上，有学者主张统一的财团法人制度作为一个有可能将在我国初生的立法制度，设立单行法进行规范，将更加有利于制度的发展和革新。13笔者认为此不可取，财团法人制度的引入，必然也 1213 章小兵，《法人制度分析》，企业家天地，2008年第11期
高庆新，《财团法人制度基础解析与立法模式选择》，经济理论研究
会牵涉到与财团法人制度相对应的社团法人制度的引入，两者作为民事制度的主体，应该在主体篇进行说明，更符合民法典的编制体例。
3.我国引入财团法人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3.1财产性集合
通说认为财团法人是一种财产的组合。但该如何看待财产性集合中的捐资者和人的集合中的发起者，笔者认为，两者有着诸多的相似点：
一、两者都是法人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行为对于法人的成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法人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直接就由其出资多少而决定；
二、他们的出资目的也直接影响到法人成立的目的。但财团法人因其带有公益性质而享有一些公司法人所不享有的优惠政策，为了避免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利用财团法人的这些优惠，不能只是将财团法人限定于财产性的集合，而应作出与此财产相关的规定。比如：出资的形式，是否仅为现金，实物和股权出资可行吗？另外，财团法人的财产该如何管理，如何让这些资金不被挪作它用，避免本该为社会谋福利资金流入的图谋不轨的人手中。
3.2财团法人的目的
通说认为财团法人是以公益性为目的。其实，财团法人源于古罗马，且罗马法系的代表作《德国民法典》是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其它的非营利性法人即我们所称的财团法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德国民法典》中的财团法人并非一定是以公益性为目的，因此，德国的财团法人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性法人之外，还有家庭财团、企业财团等些非公益性财团法人。但在后来西法东进的过程中，《德国民法典》中财团法人可适用于非公益性目的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所摈弃，如日本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都未承认家庭财团，主要理由是税收问题，因财团法人本身享有 9
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为了避免有人利用这种优惠政策来逃避继承税。但有学者提出，民法典应该对家庭财团这一制度应该予以吸收和保护，因为这一制度能有效防止家族后代继承人在短时期内将几代人的辛劳挥霍一空。14笔者也赞成这一观点，任何事物我们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因为因噎废食，对于家族周围制度的的弊端，我们可以通过税法加以调节，将其不利的影响降到最低。
3.3财团法人的机构
通说认为财团法人没有意思机关。因财团法人是财产的集合，所以只有执行任务的机关。15但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是法人都应该有其意思机关，董事或者理事应视为财团法人的意思机关。16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财团法人确有其意思机关，其意思机关即为其捐款者。笔者赞成尹田教授的说法。财团法人最不是简单的履行捐款者的目的，对于一个法人来说，财团法人还有许多别的任务：第一，首先的是让财团法人的所吸纳的资金按其设立之初的目的运作；第二，管理好暂时不用的资金；第三，维系财团法人的正常运营，不断募集和接收社会公众捐赠，经营管理好现有资金。
关于财团法人是否应设立监事会，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财团法人应涉及到公益事业，所以有公权力的介入以帮助实现法人目的，所以没有必要设立监事或监事会，但笔者认为，仅凭政府的监督并不能够很好的运营财团法人，在其内部也需要设立一个内部监督机制，即监事或监事会，以形成一个权利的制衡，同时也可以节约资源，降低成本。这样，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双管齐下，能够更好地实现财团法人极高的社会公信力的要求。
1415 罗昆，《财团法人的设立原则探析》，武汉大学学报，第61卷第5期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16 尹田，《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页
参考文献：
1、郑春梅，《中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葛云松，《中国的财团法人制度展望》，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1辑，第173-191页
3、黄琳琳，《基金会行政管理法律规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袁杏娟，《基金会法律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丁波，《当代中国公益基金会的状况、问题与规制》，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6、武晓新，《财团法人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7、章小兵，《财团法人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8、孟建国，《我国财团法人制度辨析》，法律园地
9、王雪琴，《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划分的局限性及改良》，法学杂志，2010年第4期
10、陈晓军，《论互益性法人》
11、马骏，《对我国公益基金运作模式的法律思考》，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10月
12、高庆新《对构建财团法人制度的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4期
13、罗昆，《财团法人运营中法律问题探讨》，商场现代化，2007年5月
14、罗昆，《财团法人的设立原则探析》，武汉大学学报，第61卷第5期
15、夏利民，《财团法人的制度价值及其影响》，重庆社会科学，总第161期
16、史峰，《财团法人略论》，研究生法学，总第29期
17、章小兵，《财团法人制度分析》，企业家天地，2008年11月
18、高庆新，《财团法人制度基础解析与立法模式选择》，经济理论研究
19、刘忠世，《慈善法人建设与慈善事业发展》，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0、章小兵，《德国财团法人制度研究》，企业家天地，2009年9月下旬刊
21、孙吉吉，《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问题的思考》，人口与经济增刊，2007年4月
22、李怡心，《关于国外慈善事业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2期
23、章小兵，《论财团法人制度的历史发展》，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6年7月
24、黄峥烽，《论基金会法人地位的定位》，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
25、李芳《民间慈善团体的合法性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26、章小兵，《日本财团法人制度研究》，企业家天地，2008年12月
27、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
28、任振兴，江治强，《中外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分析》，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3期
29、丁波，《当代中国公益基金会的状况、问题与规制》，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30、马骏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下），法 12
学评论，2004年第6期
31、马骏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中），法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2、马骏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上），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3、张怡，王慧，《法人制度的历史考察及我国法人制度的应然选择》，南通大学学报，第21卷第2期
34、宋英利，《浅议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35、吴开华，《论建立我国私人学校财团法人制度》，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
36、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7、江平，赵旭东，《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篇2
(一) 财团法人概念的界定
我国及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中均未有财团法人的明确定义, 但众多国家针对财团法人所适用的商事特别法中都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 例如, 《爱沙尼亚财团法》第1条之一对财团法人定义为:为实现章程中所规定的特定目的事业, 对捐助的财产进行管理和使用的无成员私法人;《亚美尼亚财团法》第3条对财团法人的定义为:以实现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 并且以捐赠人自愿捐助的财产为物质基础的、不由任何成员组成的非商业性组织。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民通意见》中均无财团法人制度的明确界定, 只是在《基金会管理条例》中有相类似的制度规定。《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条对财团法人的下位概念—基金会做出相应规定, 即基金会是为了最终实现公益事业之目的、利用捐赠的财产为基础而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其中包括公募基金会 (还可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募基金会) 和非公募基金会。综上, 可将财团法人的概念界定为:为实现社会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 利用捐赠的财产而设立的没有任何成员组成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
(二) 财团法人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1.财团法人以捐助的财产为成立和运行的物质基础, 是一种财产上的集合。财团法人系属于私法人的一种, 具有财产上的独立性, 这部分的财产既不因捐助人意思的改变而改变, 也不因管理人的变动而发生变动, 更不会因为受益人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实现章程中规定的最初的目的。
2.财团法人没有成员。财团法人在组织和构成上具有财产上的单一性质, 它的物质基础仅为捐赠人捐助的财产。即使是财团法人最初的设立人, 也要在财团法人后与法人相脱离, 并不构成所谓的成员, 其具体的法律地位则取决于各种法律的规定。
3.财团法人应当基于一定的目的事业而设立。财团法人仅面向公益事业, 不能为营利性目的。通常, 财团法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科研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体育运动、环境保护或社会福利等。
二、我国有关财团法人的法律规定
在社会转型时期, 财团法人等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为迅速。基金会作为财团法人的下位概念, 其不断壮大与传统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冲突。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两部行政法规, 以及《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和《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中2004年6月1日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规定了双重体制的行政管理模式, 由民政部门和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对我国存在的民间基金会进行管辖。这些法律极大的丰富了民间基金会制度, 保证其正常的发展, 但是民间基金会在地位上的不明确, 加之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障碍, 使得我国民间基金会发展前景堪忧;同时由于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经验尚不完备, 相应的规定在实践中还存在这很大的不足。
三、我国财团法人制度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
我国财团法人制度在法律规定上中存在的不足, 包括立法上对财团法人的规定尚不健全, 财团法人的地位不独立等问题, 下文就该问题做简要论述。
(一) 立法思想存在偏差
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国的立法活动也在不断发展, 并吸收了政治改革的精神与成果。然而, 有关财团法人的立法却相对短缺和薄弱。我国基金会相关法律是在探索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时期制定和出台的, 立法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是当代特征, 体现了国家本位和计划体制的特点, 相关的规定也多以行政管理为出发点和归宿。
我国立法上的指导思想首先表现在立法重政府管理而轻权利保障。当前的立法仍较多地侧重对政府管理方面的规定, 条件和准入机制较为严格。而基金会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 补充国家公权力的不足, 理应在立法上受到鼓励。但是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设立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 原始的基金不得少于800万元, 且该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的实收货币资金, 这无疑为民间基金会的设立提高了门槛。在市场机制失灵、国家权力不足的情况下, 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则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国立法另一特点是, 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我国对民间基金会采取双重的管理体制, 这使得基金会的设立审批程序较为复杂, 条件也较为严格, 以至于长期以来许多基金会无法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而法律对基金会设立后的监督和管理, 尤其是基金会的内部监督控制以及财务体系建设却没有细致可操作的规定。
最后, 我国的对基金会的立法思想还体现在重行政管理而轻法律制约。受历史传统和行政主导思想的影响, 我国对于民间基金会的监管习惯采用行政的手段, 但却因此忽视了法律等其他手段的运用。而这种政府包揽的管理传统, 在面临繁杂的公共事务时, 显得捉襟见肘, 需要其他更为快捷高效的管理手段辅助实施。
(二) 立法相对滞后
近年来, 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国家对民间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给予了较多重视,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与施行, 使得基金会制度有初具雏形。但是, 总体上来看, 我国关于基金会的立法研究相对滞后于其发展的客观实践。例如, 1988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 设立基金会须报请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并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1999年, 国务院又将设立审批的权力转交给了民政部门。2004年, 《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 确认由民政部门负责基金会登记管理事宜, 至此, 民政部门的管理权力才获得法律上的明文承认。长期以来, 国家对民间基金会采取双重的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过于僵化, 不利于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新出台的《条例》并没有改变这种状态, 即仍由我国的民政部门负责基金会的登记管理, 国务院、地方政府以及授权组织构成民间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该业务主管部门规定不甚明确, 使得许多有意向基金会捐赠财产的人士最终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主管部门而中途放弃。
(三) 立法位阶较低
目前, 我国民间基金会尚无基本法律作为其适用依据, 而主要以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主。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民间基金会的立法位阶相对较低, 亟需要一部系统完整的民事基本法律, 对基金会进行统一的规范, 从而明确政府、基金会、捐赠人以及受益人等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关于民间基金会制度的基本法律存在法律位阶上的空白, 而有关基金会的配套法规和制度也未尽健全, 这将对法律规定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联系造成不利影响。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无法适用当前的社会实践, 故民政部和国务院法制部门自2000年起, 开始修订该项行政法规。经过修订部门的大量研究和论证, 于2004年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基金会的规范运行以及加强其自身和外部管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对于发展民间公益事业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该《条例》对于税收优惠这一重要问题则规定的有所不足, 如《条例》的第26条仅做出原则上的规定, 即基金会、捐赠人以及受益人可以依法享受税收上的优惠, 但是对此种税收优惠的范围、优惠的幅度以及申请优惠的程序等具体事项却没有做进一步详细的规定, 而反观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 对非营利性组织也没有较为具体的特殊规范作为法律依据。
目前, 财团法人的立法现状是, 立法位阶较低, 缺乏实施细则或配套法规, 导致在基金会适用法律和管理运行时无具体的规定可依, 对其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财团法人法律体制的缺乏, 有待于立法部门日后加以规定和完善。
四、我国财团法人制度法律规定的完善
(一) 赋予财团法人独立的法律地位
基金会作为一种财团法人制度, 理应享有独立的人格并能独立地进行民事等活动。然而在实践中, 我国的民间基金会缺乏支持其进行独立运作的收款账户和活动公章, 一些基金会被迫挂靠在官方的机构名下, 严重地背离了设立该制度的初衷以及该制度的精髓。
对财团法人的法律地位的界定, 势必会影响对其法律体系的建构。从民法的结构来看, 财团法人, 或者基金会制度应当被规定在法人制度一章中, 并与社团法人制度相区别对应开来, 比较完整的结构是在民法总则部分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同时以财团特别法或基金会特别法作为辅助, 并参照大陆法系等国家的财团法人制度, 在民事立法中给予财团法人明确的界定, 规定其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 可以自己的行为进行民事活动并且独立的承担责任。
(二) 丰富财团法人的其他法律制度
在财团特别法部分, 我国目前现有《基金会管理条例》, 但由于缺少基本法律而使得立法位阶较低, 相关的实施细则和解释性文件缺乏, 导致这些立法在财团法人或基金会的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立法技术亟待提高。有关财团法人的特别法律, 可以继续采纳《条例》的有关规定, 如设立、变更以及注销方面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 内部组织规定以及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 但对基金会的准入条件的规定应当设置较低的门槛, 这样才能更大的调动发展慈善事业的热情, 聚集社会公众或特定团体的力量发展目的事业, 对内部组织方面的规定应当参考公司法方面的规定, 同时借鉴西方国家民法的有益制度, 实现对财团法人的良好的内部治理和有效的外部监管。另外, 明确财团法人主管机关、主管人员以及理事管理人员的权责, 如果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 应当严格适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 合理应对外界的质疑声音。鉴于我国缺乏有关年检方面的法律, 故在财团法人特别法中有必要规定具体的年检制度。年检制度是实现对财团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 为了不使其流于形式化, 应对将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并对没有通过年检的基金会或财团进行相应的公告披露和处罚。
摘要：财团法人制度在我国民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 该制度仅在学说中有具体的论述。在当前社会, 慈善事业已经备受公众瞩目, 它作为公益事业的领军者和公共职能的担当者, 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 财团法人, 或者说基金会的立法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实践, 已经颁布的法规位阶也比较低, 难以树立权威从而发挥其执行的力度, 因此有必要使财团法人制度在立法上得到彰显和承认。
关键词：财团法人,基金会,制度
参考文献
[1]江平.法人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2]梁彗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3]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M].万网, 1986-4-12.
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 人格;能力;否认
公司的法律人格独立,这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内容,严格遵循和确保该制度的执行,对于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和分散股东的投资风险,鼓励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司法人人格的基本理论及面临的问题
(一)公司人格基本理论
公司(company)是数人出于共同目的而进行的组合,常常是为了营利而经营业务,对于合伙难以胜任的联合,常常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公司是一个法人团体,这是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一个完全区别于组成该团体一切成员的法律实体(legal entity),即使公司的成员发生变动,但公司仍然继续存在。
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y)是指法人团体或法人在法律上被视为是能够享有维持和行使权利同时承担义务的实体,有如一个自然人一样。法人团体的人格完全不同于任何作为法人成员的个人的人格,它是与其发起人(promoters)、董事(directors)和成员(股东)(members)的人格截然分开的社会组织。这种法人人格的理论,是公司法的根本原则,其最重要的好处在于公司签署的契约和所欠的债务由公司负责而不是由公司成员承担,公司成员对公司债务承担的是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
有限责任制度是指公司应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场合,尽管会出现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范围上小于债务的情况,但公司债权人仍不得请求股东承担超过其出资义务范围的责任,公司亦不能将其债务转换到股东身上。换言之,股东没有对公司或公司债权人支付超过其股份价值财产的义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只以其所拥有的股票面额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法人人格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即公司依自己的意志并以自己独立的财产承担法律责任、财产责任,不涉及他人的财产。
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即公司法人的投资者(股东)仅在其投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这也就是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性和有限责任性的完整统一,是公司法人制度的两大基石。我们可以看出:法人具有独立人格与社员承担有限责任原则,构成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最基本法律特征。法人具有(独立)人格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
(二)公司独立人格理论面临的挑战
法人制度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法人与其成员的双重分离实现了以法人为中心的法人出资者群体与法人债权人群体的两极利益的平衡,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法人制度之所以在世界各国推行和发展,是因为法人制度建立的公平权益体系赢得了社会不同利益的法律主体群体对法人独立人格的承认与赞誉。法人制度建立的公平权益体系表现为:
1. 法人的出资者通过将其出资的财产移交给法人组织体,并承认法人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换取了法人的债权人群体对出资人仅对法人债务负有限责任的容忍。这是法人与其成员财产权层次上的分离。
2.法人出资者在获得对法人债务仅负有限责任的超然优势法律地位的同时,将其对法人出资财产的经营权让渡给了一个法人债权人相对信任的部门——法人机关,从而获得了债权人群体对与法人的交易安全的信任。这是法人与其成员经营权层次上的分离。
这样就使得分离原则成为公司法人制度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民法中投资人风险自负的责任原则,改变了民法经典中的法律行为应与法律后果等价的公平原则。公司法人与股东的双重分离就实现了以公司法人为中心的公司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两极平衡体系:一方面股东放弃对出资的直接支配和控制权,只享有股东权,同时承认公司对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从而获得对公司只承担出资义务的有限责任,实现了投资风险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债权人虽然不能直接追究股东的民事责任,却因为与公司法人集中进行经济交往而节省了大量的交易费用。
正因为如此,公司法人制度一经确立,就在世界各国推行和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法人制度的深入运行,公司在追逐效率价值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虚假出资,逃避出资义务,滥用公司人格,利用公司人格诈欺交易伙伴,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等。原因在于:(1)表现在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法人制度中潜藏着一种“道德危险因素”,即存在将风险经营所产生的成本转移给债权人的诱因,这在资本不充分而使无辜的非自愿债权人承担出资人风险经营的损失时表现得最为明显。(2)公司运作毕竟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人即股东,公司人格的确立虽然在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筑起了一道法律屏障,但并未割断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联系,股东还享有因出资所派生的各种权利,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会脱离公司法人制度的宗旨,给公司债权人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使公司法人制度下的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失去平衡,向股东利益倾斜。
由此可见,公司法人制度中法人的独立人格一旦确立即在法人成员与法人的债权人之间筑起一道法律屏障,使得债权人不能越过法人直接向法人成员追究债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公司法人人格进行否认的要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应运而生了。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基本理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制度,是指法人人格在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因被滥用、规避法律义务或逃避契约义务,而丧失独立法人人格之特性时,司法机关采取否认法人的独立人格和出资者承担有限责任的一般原则,而直接要求法人的出资者对法人的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以校正失去平衡的法人出资者群体和法人债权人群体之间两极利益体系的制度。简言之,就是对已经丧失独立法人人格的公司,进行一种法律上的确认,直索其背后股东的个人财产,以保护债权人合法债权的实现。
法人人格否认的实质在于公司本身就是为社会经济生活而设立的,如果这种制度危害了社会经济的需要或危害了其他的公共利益,国家当然会利用公法的权利,在某一个案中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存在,让其出资者承担无限责任。这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维护,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是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必然要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不是对公司人格全面和永久的否认,其效力范围仅限于特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公司独立人格在某方面被否认,但其在其它方面仍是一个独立的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实体。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结构的一般规则,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例外。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个例外可以减少有限责任的社会成本。因为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虽然为公开持股公司的专业化功能的有效运作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使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将从事风险经营的成本外在化。如当公司无充分的资产以偿付债权人的请求时,实际上是让从事风险经营的股东享有全部利益而不承担全部成本,债权人承担了这部分成本,这实际上增加了有限责任的社会成本。这种情况下,若在从事过度风险活动诱因最大的地方将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这堵高墙钻一个小孔,则可以给股东等公司成员以震慑。为避免因非法目的而造成公司人格被否认,其也将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经营成本的外在化,从而有效地减少有限责任的社会成本。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体现出了它对社会的效力,其效力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仅限于就该否认的具体法律关系发生效力。它同因公司解散,破产或被行政责令撤销而导致公司法人资格消灭的效力完全不同。
第二,仅就该特定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发生效力。即使在实质上是相同法律关系的其他当事人之间,公司人格存在的效力并未遭到否认。
第三,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在实体法上承认否认了公司人格,而在诉讼法上并不认为其有直接的效力,在诉讼法上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仍是存在的。所以从它的法律效力的角度来分折,就充分理解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
三、实践中我国法人人格被滥用的情形
鉴于我国正在进行以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的情形非常普遍,我们有必要掌握和揭示这些滥用的情形,从而完善在我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制度。
1.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由于我国市场主体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加上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行政指挥的影响,工商、验资等部门监控不力(包括审查上的不能与不为),企业注册资金不实的情况大量存在。企业作为目前以及未来市场经济展中的主要经营主体,其资本显著不足严重损害了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客观上威胁健康、有序、诚信、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的建立。公司义务的承担是以财产的承担来实现的,如果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时,该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任何商务合同都失去了履行的基础和保证,显然将过多的投资风险压在了与之发生商务关系的债权人身上,如此一来,该公司的设立或存在已有悖于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价值目的。因此,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可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公司背后的股东承担清偿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2.虚假公司的情形。公司资本虽然不足但其仍然是真公司。虚假公司是其股东完全是在假公司之名自行其事,虚假公司的经营活动完全是骗局,通常我们称之为“皮包公司”。“皮包公司”的情形在我国非常普遍,其股东利用这类虚假公司,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公司情形存在时,当然要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直索”其股东承担无限责任。
3.企业“脱壳经营”行为。如在企业兼并、破产案件中,有些破产或被兼并企业的股东或主管部门,将企业中的积极财产剥离出来,新设独立的公司,以此绕开法律规定,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这称为企业“脱壳经营”。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地区以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为由,将企业中的积极财产剥离出来用于设立新的公司法人,使原有企业徒具形式。老企业通过“脱壳经营”,使原有资产转移到新法人,造成老企业在事实上已无偿债能力,而新法人又不承担原来的债务,导致债权人要债无门。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一分为二,一边是背着债务的老企业,只留下几张办公桌、几个人看家,而另一边则是“金蝉脱壳”后的新企业,然后新老企业按照《公司法》第185条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按所达成的协议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新老企业在协议中约定由老企业承担一切债务,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有必要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由新法人的股东或主管部门对债权人承担债务,或由分立后的新企业对老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为不合法目的,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的情形。这种情形通常是指股东对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规避,以获取更多的非法收益。如股东利用重复设立的公司避税、费等。这种情形的受侵害人往往是国家。
5.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规避契约或侵权债务的情形。这种情形有以下几种状况:(1)一套人马,数块牌子的情形;数块牌子也即是数个相互独立的公司,同一的股东设立数个相互独立的公司的目的在于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控制的每一个公司来对付债权人,在使用那一个公司进行业务活动对其有利时,就使用那一个公司;当使用其中一个公司对其不利时,其股东则可随意地放弃这一个公司,从而使债权人的债权落空,达到侵害债权人利益实现自己非法利益的目的。(2)按契约约定,负竞业禁止等不作为义务的主体,设立由自己支配的公司,并以设立的公司经营契约约定的竞业禁止业务的情形。(3)经营高度危险性作业的股东,为分散公司风险,而将一个公司的作业分散给其设立的数个公司进行经营的情形。以上情形都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应揭去公司面纱,把数个公司及其股东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追索。
6.母公司对子公司过度控制的情形。上述情形在我国较为普遍的是“二级法人现象”,即总公司下设的全资子公司,虽然具有法人资格,但往往被其总公司用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7.挂靠的情形。这里说的挂靠是指某些个人或非法人组织为享受或谋取公司法人的各种资质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从事经营活动、获取个人利益,而以交管理费的形式使用公司法人的资格进行经营活动的行为。挂靠者实际上是个人在从事经营活动,当对其不利时,或损害债权人时,挂靠者则以被挂靠之法人为挡箭牌,自己却溜之大吉。这种挂靠实质上是“拉大旗作虎皮”,一方面以法人形式取信债权人进行欺诈交易,另一方面又享有国家赋予法人的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所以当被挂靠之法人不能清偿债权人的债权时,就可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追究挂靠者个人的无限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8.搞“假法人登记”的情形。这些“法人”虽然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实际上是违规虚挂全民或集体企业法人之名,只是由个人、家庭投资或合伙人出资。这些“法人”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全民或集体企业的声誉,获得经营上的信用。开办者一方面利用国家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将经营收益完全据为已有,另一方面对外又主张承担有限责任,从而坑害债权人的利益。
四、对策研究
1.当出现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出资不足、公司解散未履行清算义务等情况,有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即可采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2. 当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则法院可以据此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而直接判令各出资的股东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或刑事责任。
3.当母公司对子公司过度控制,对子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人事任免予以干预或将母、子公司的资产混同,对子公司经营成果予以占有时,由母、子公司中的利益承受方承担对债权人的责任。
4.当股东以较少资本注册公司后从事高风险业务,而对债权人隐瞒事实时,债权人可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尽管现行《公司法》已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我们还应建立与《公司法》相互关联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从整体上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制度。公司制度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普遍发生,严重阻碍了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这一不良后果不单纯是由于公司法本身不健全所造成的,也不仅仅是源于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要在我国完善传统的法人制度,不是单纯依赖创设某一制度,或者修改某一部实体法就能解决问题的。是需要对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密切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如公司资本保持制度、公司重整制度以及公司破产制度等,并注重公司法人制度与金融法、税法、劳动法、侵权行为法、保险法、产品质量法等实体法的协调建设,从而使这些实体法充分发挥其协调各个公司主体依法经营,保证交易安全的作用,制裁公司违法行为,救济受损害的相关利益群体。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也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法律制度的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要共同建成一个能够有效规制公司法人行为的法律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而充分地发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传统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作用,既使公司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又能对公司的其他相关群体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同样予以有效的保护,实现公司法人制度的正常化。
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我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会逐步被修正和完善。在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正视我国现实的法制状况,又要注意吸收国外公司法律制度中关于公司法人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还要通过适用公司法之外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达到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完整效果;更要意识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对债权人进行保护的众多法律法规的规范措施中的一种。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对公司法人制度的维护,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交易秩序的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2]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南振兴、郭登科.《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学研究》.第19卷,第2期(总第109期)
食品企业法人履责报告制度 篇4
四川省遂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关于实行食品生产企业履责报告制度的意见
各区县质监局：
《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全市质监系统紧紧围绕落实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这条主线，通过大宣讲、大培训，召开现场会等有效形式，增强了食品企业法人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了社会各界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为质监部门有效履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能找到了切入点。为进一步推动全市质监系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工作深入开展，结合我市食品生产企业实际，按照省局工作部署，市局研究决定，在全市食品生产企业中实行企业履行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报告制度（以下简称履责报告制度）。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食品企业履责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链条长、环节多，涉及生产企业、监管部门、各级政府等诸多方面，但最关键、最核心的是企业。食品企业承担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这不但是法律的规定，更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而言，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关键在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只有时刻把食品安全牢记于心，付诸于行，牢固树立“质量是基础、安全是底线”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食品质量安全。近年来，全市质监系统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不断推进主体责任的全面落实，全市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水平逐年提升。但是，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和质量安全状况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企业落实《食品安全法》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主体责任意识淡薄，涉及食品质量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还时有发生，在生产加工环节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依然较大。因此，作为监管部门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进一步推动食品生产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履责报告制度是全面落实食品企业主体责任的新举措，通过定期组织企业面向监管部门、社会各界报告其落实法律责任，实施质量管理的做法，监管部门现场点评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将会使食品企业的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做到依法依规组织生产，以实现从源头上确保食品质量安全。
二、履责报告制度的基本形式和要求 食品生产企业履责报告制度的基本形式，就是由各级质监部门定期组织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质检总局《关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检查规定》([2010]第119号公告)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报告企业履行主体责任，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情况。
（一）履责报告的基本要求 1.履责报告的范围和频次
辖区内所有获证的食品生产企业，原则上每年应向质监部门进行不少于一次的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责报告。
2.履责报告的内容
（1）企业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09年第119号等法律法规情况。
（2）企业原料进厂把关、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问题产品召回等各项食品质量安全保证制度、体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3）监管部门发现和查处的涉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改情况。
（4）企业在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各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和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打算。
（二）履责报告会的组织
1.市、县（区）二级质监局要按照分工分别组织召开履责报 告会，市局组织高风险食品及大型食品生产企业的履责报告会，其他食品企业由各县（区）局组织实施。
2.由质监部门确定每次参加履责报告会议的企业名单、会议时间、地点和相关要求，并在十日前书面通知企业。企业收到通知后应由企业法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准备书面报告材料并在履责报告会召开前报当地质监部门。
3.履责报告的内容要客观、真实，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报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具体措施和做法；查找和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防止内容空洞、经验介绍式的报告。
4.质监部门应按照事先确定的时间、地点组织履责报告会，履责报告会原则上由质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主持。食品监管人员、稽查机构、检验机构负责人参加。履责报告人应是企业法人或主要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确有原因不能参加的，可书面委托他人进行。
5.每个企业履责报告结束后，主持人要指定一名了解情况的监管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书面点评。点评内容应明确具体、直指问题，杜绝空话、套话。点评材料经企业法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连同企业履责报告一起存档备查。
6.企业在进行履责报告时，应一并就前次履责报告会点评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报告。若问题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报告人应讲明原因。7.为扩大履责报告制度的社会影响，在组织履责报告会时邀请当地食安办、新闻媒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代表参加。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履责报告制度顺利实施 实施履责报告制度是今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区县质监局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确保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
（一）加强领导。各区县质监局要切实加强对履责报告制度实施工作的领导，将其作为今后食品监管工作的重点摆上议事日程。要根据意见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方案。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要定期听取汇报，协调解决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二）精心组织。各区县质监局要按照意见要求、工作计划和分工，精心组织好每次的履责报告会，要准确把握履责报告与监督检查的关系，不能相互代替，注重工作实效，做到企业报告要真实，部门点评要客观，确保不走过场、不流形式。
（三）严格考核。各区县质监局要加强对履责报告制度实施情况的督导和考核，市局将不定期抽查各单位履责报告会的存档材料（主要是企业履责报告、点评材料），并以简报形式通报工作开展情况。市局要将履责报告制度实施情况纳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内容进行考核，以确保这项工作取得实效。
（四）广泛宣传。实施食品生产企业履责报告制度是我市质 监系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监管工作有效性的新探索，各单位在抓好落实的同时要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工作思路，总结工作经验，争当先进典型。在制度实施初期，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食品企业的宣传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实施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强对履责报告制度的宣传，努力营造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食品安全的浓厚氛围。
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篇5
公司通过切实履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权、职责，形成了各司其职、协调运转和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建立、完善公司制度，约束和规范了员工的行为。
1、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执行机构（经理层）作为法人治理结构确立了所有者、公司法人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并在不断发展中建立完善了300多项管理制度，做到了每项经营活动、每个工作环节员工的行为规范有规可循，每个岗位的职责、义务、奖惩都有明确的规定，制度的执行情况严格与奖惩、升迁等挂钩。
2、经营中的重大问题由董事会充分讨论民主决策；经理层由股东组成，确保了投资者的利益；监事会列席董事会，从不同角度审查、监督董事会的各项决策活动和对经理层的经营活动，形成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管理创新，使各项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和提高。
3、通过保证投资者（股东）的投资回报，重视企业内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包括对经理层与员工的激励以及对高层管理者的制约，避免了因高管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管理创新、激励作用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法宝。
现代的竞争，资源不是优势，钱不是优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组织结构、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公司制胜必须发挥激励的作用。
1、没有创新的工作是没有成效的工作，缺乏创新精神的干部不是优秀的干部。公司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管理创新奖励实施办法，把“超越自、创新求优”确定为公司核心价值观。
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篇6
出路(1)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困境/出路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存在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腐败以及监管者越位等诸多问题。在对既有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产权观念、建构信义义务体系与社会合作关系等三个建设性方案。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称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暴露出诸多缺陷，如所有者的缺位问题、经营者的腐败问题以及监管者的越位问题，且“病情”有愈加恶化之势。为此，学界围绕如何“查找病因、对症下药”展开了激烈讨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论者的路径依赖，他们大多基于制度本身的逻辑论证，而并没有对问题原因进行深度探究，因此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笔者认为，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制度化的安排，这种结构实际上包括表象化的制度本身与深层次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就表象来讲，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消极一面，如因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但这是我们选择制度时所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而就深层次来看，制度设计则往往涉及到诸如产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以及农信社作为一个法律主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由此可知，如果仅依法律文本进行制度本身的逻辑推理，将远远无助于问题之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慎重审视法律背后的“故事”，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深度反思。鉴于以上思考，我们有必要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追问：这种制度表面瑕疵有哪些，我们是否应该无功而返？基于视角转换，我们能否从这些复杂表象中洞察到问题之实质，进而取得制度背后之“真经”，这些“真经”是否具有“药到病除”之神效？
一、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之评介
（一）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
笔者翻阅手头资料，注意到，学者对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之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具体。有的以所有者缺位为进路着重其理论研究；有的以经营者激励问题为切入点强调其效率价值；也有的以监督体系失范为视角加以制度救济分析，等等。（注释1：比如，有的从产权理论角度来研究（陈耀芳著：《农村合作银行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XX年版）；有的以委托代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制度分析（范静，孙立城：《我国农村信用社委托代理关系的缺陷及治理对策》，《经济纵横》XX年，第2期）；有的从金融监管角度，强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马忠富（《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XX年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者的学术背景大多出于经济学领域。而我国法学界对此则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但囿于选材，笔者仅就具有代表性的几类方案提出来加以讨论。
1.关于所有者问题。（1）所有者缺位说。该说认为，所有者缺位或者产权虚置导因有两个：一是社员入股的被迫性；一是农信社被集体化。随着历史发展，进一步演化为产权主体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农信社“内部人控制”现象：即使管理人员属于农信社社员，但其通过拥有股权所获得的收入与内部人控制所获得的收入相差甚远。在外部监督机制软弱的情况下，他们必然采取倾向于实现其自身利益偏好的行为方式。因此，这种产权主体的缺位严重影响了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治理效率[1]（）。（2）股权结构设置缺陷说。该说从检讨合作原则出发，认为，当下农信社股权结构设置极不合理：自由原则使得农信社在出现风险时社员容易退股，无法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实行一人一票制，社员入股金额较小，入股的积极性降低。因此，这种小股东不会去关心农信社的经营情况，更不会去积极监督农信社的经营者，从而形成了小股东“搭便车”、经营者独揽大权的内部人控制现象[2]（）。（3）股金功能异化说。该说从农信社股金本质出发，观察到股金存款化、贷款化现象，认为这是一种股金功能异化弊端，应该加以认真检讨：首先，存款化股金是一种既保息又分红的股金，因此，其本质为存款。但由于路径依赖，目前农信社股金存款化依然未见改观。其次，贷款化股金是指以贷款所获得资金入股。因为入股资金不是入股股东自己的资金，因此股东对股金运用效率关注不足，对经营者监督和激励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大量股金是由贷款资金构成的，导致农信社贷款规模大幅度增加，贷款风险加大，给其他真实股东及农信社本身带来严重伤害[3]（）。（4）股金性质异化说。该说从股金性质出发，检讨其异化所导致的危害。当下“增资扩股”措施使得农信社股金快速增长，但其风险也随之剧增：一是农信社的股金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资本金”性质。农信社为增强农户入股的积极性，强调股金入退自由，乃至“保息分红”。其后果，一方面，异化了股金的资本金的性质，混淆了资本金与负债的本质区别，并且淡化了股金持有者的风险意识，助长了农民社员投票权的“廉价”特征。另一方面，对出资者“退股”的软约束使股金不具有稳定性。由于农民不愿入股管理，更无法行使控制权，其退股成为常态，因此，农信社股金结构会向职工股倾斜。这样不仅造成了农民股金的弱势地位，而且使利益分配向经营者倾斜。一旦农信社出现支付危机，职工股金将利用内部人控制优势，率先退股，加剧支付风险[4]（）。（5）股金类型冲突说。该说认为，农信社同时设立资格股与投资股存在目标冲突。因为，这两类股金分别体现了合作制和股份制，不仅入股目的不同，而且存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风险的特征。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具有不同风险、权利与利益的股东很难休戚与共。双方在社员选举、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方面必然存在冲突，进而削弱了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5]（）。
2.关于经营者问题。（1）激励机制缺失说。该说认为，一个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但具有良好的制衡机制，还要具备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保持一致。但由于当下农信社缺乏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与公开的绩效评价体系，这使得管理层难以发挥潜能。从经济人角度看，以农信社主任为代表的管理人员必然会采取自利行为[6]（）。（3）职员素质偏低说。该说通过对职员素质的考察，认为由于历史及其他因素，农信社现有的低素质人员很难分流清理，因而高素质人才不能及时补充。这导致了职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老化，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进而严重制约了农信社的发展[7]（）。
3.关于监督者问题。有学者认为，当前农信社监督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监督者去功能化。该论分析认为，由于监事会不是常设机构，不能对理事会成员和社主任行使弹劾权，又没有建立完善的监事工作程序和保障制度，因而也就成为理事长（社主任）实施专权的工具。目前监事会中除监事长为专职监事外，其他监事皆为兼职或外部兼职监事。如县级联社监事会，一般只设监事长，通常由主管内审、稽核部门主任担任。日常工作由监事长负责，对下级机构的监督管理主要通过稽核部门发挥作用。监事会演变为农信社内部的审计部门，基本不能履行章程赋予的各项监督职责[8]（）。监事会作为监督者，其功能基本丧失。
4.关于监管者问题。（1）超经济权力说。该说认为，在现行“大政府”的格局下，农信社很难有所作为：微观上，如地方政府对农信社选择具体放贷对象施加压力；宏观上，如涉及农信社分立、合并、兼并事宜也必定进行干涉。然而政府与农信社的目标未必一致，甚至造成了对法人治理结构，乃至对出资者所有权的侵犯[9]（）。（2）政府行为介入说。该说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政府行为介入农信社的危害性。随着国有银行日益商业化和信贷管理日趋严格化，农信社经营状况愈加恶化。然而因为历史包袱等问题，农信社风险承受能力极其有限，因此，省政府就成为农信社的“当家人”。其结果：农信社主任的提名权、经营方向的主导权等重要权限已不同程度地被集中到省联社。随着更多权限的向上集中，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这无异有违改革初衷[5]（）。（3）外部治理错位说。该说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探求我国农信社治理制度的问题成因，认为，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农信社的外部监管存在着质的差别。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国外外部监督来自于监管当局、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特别是股东和债权人通过转移股权和债权来实现对经理人的激励；而我国外部监督则来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财税部门和党纪部门。这种超经济监管权力使得我国农信社不得不疲于应付之，而真正的普通经济监督主体——股东和债权人（存款人）却消极缺位，比如，农信社人事安排的核心权力在于提名权，目前操纵在各级行业管理部门手中，社员代表别无选择。再如，社员不能自主罢免经理人。由于存款人预期，政府不会置农信社的经营问题于不顾，关键时必然提供流动性支持，也即，由于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存款人外部监督失效[10]（）。
（二）对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的问题评析
首先，关于“所有者问题”。学界分别从政治与历史角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所有者问题之根本在于产权制度缺陷。但遗憾的是，该说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种产权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很难说它能够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下产权制度作深度剖析：（1）产权制度受各种物权观念之综合影响。我们认为，产权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上的能够形成一个人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易的合理预期的社会工具，与古老的物权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注释2：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化，新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创设，出现了“物权”与“产权”相互影响与相互补充的趋势（徐汉明著：《现代物权与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版，第1页）。为此，学界就二者具体关系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是从属论，该论主张产权包括所有权；一是同一论，该论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其中同一论占通说地位。）从物权方面看，19世纪前，个人主义成为世界主流思潮，具有标志性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以制定法的形式阐明了所有权的绝对性；而到20世纪，因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导致了社会生活的两极分化，所有权因此而受到限制，社会所有权支配了理论与立法[11]（）。物权概念本身已经发生了内在逻辑的演绎。而我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制国家，不可避免地也遭受到了这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与团体主义思潮的双重冲击，进而从观念上影响了我们对于物权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在接受日耳曼法物权之社会性、集合性的时候，却又忽视了其物权利用本位观；另一方面，我们在接受罗马法物权归属观时，又一直张扬自由主义理念。这种混乱的物权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团体组织的产权构造。这种产权构造直接体现为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并以追求成员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因此，该产权实际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绝非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注释3：笔者认为，只有当企业产权通过产权主体间的制约来保证各方权利实现时，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才会演化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有学者在谈到公司治理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经济学上公司治理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益；而法学上，强调的是公司的底线”（金锦瓶著：《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XX年版）。）而我国农信社正是在这种产权构造下才出现了诸如“所有者缺位”、“所有者消极”等问题。（2）我国农信社中，企业组织之核心法则——资产分割（AssetPartitioning）（注释4：所谓“资产分割”，是指资产持有者独立分割出来后新成立的法律主体，得以自己名义持有资产，且该法律主体的债权人就法律主体的资产，相对于法律主体的股东债权人具有优先的地位（王文宇著：《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7页）。由此看，资产分割实际上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法律主体的资产与原资产持有者的资产相分离的设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法律主体的地位独立存在，而且该法律主体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资产；二是赋予法律主体的债权人以优先地位，就法律主体的财产，法律主体的股东必须待法律主体的债权人满足债权后方能进行分配。）制度失灵，从而导致产权模糊。笔者认为，现行农信社法务并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该问题在资产分割法则较为完善的公司产权制度中却得到了极大缓解。因此，在没有资产分割法则对产权制度的技术支持下，我们很难奢望当下农信社产权关系能够清晰化。（3）至于股权结构设置缺陷说。笔者认为，该问题实际也涉及到农信社的产权制度问题。农信社基于社会弱者结合，通过互助而达到自助。因此，在社员经济条件未改善的条件下，反驳股权平均、股金较小，是不能成立的。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二战后，美国、日本等国一般持有一家公司5%以上股票就能够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或进行控制[12]（）。其股权结构与我国农信社非常类似，但这绝非股权结构设置的致命缺陷。因为，虽然社员股权微型分散化会使对农信社进行控制所需要股金额降低，从而使大股东地位相对上升，但大股东由于股权平均，而不能一股独大，从而就导致大股东控股难度加大了，稳定性差了。所以，这种股权结构设置的有效运作仍要依赖于产权观念的根本改变。（4）股金功能、性质与类型异化说均不成立。我们认为，股金存款化、贷款化完全符合农信社之宗旨，符合社员互助自助目的。从制度设计上说，如果农信社经营得不好，社员有权退股，股金与负债无异；农信社经营效益好，社员自然不会离开，并通过贷款获得帮助。而股金类型不同，并不意味着其彼此冲突。从法律属性上说，农信社是一种公益的私益法人[13]（）。农信社为了实现其公益性目标，作为一般社员入股的资格股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农信社又具有私益性，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通过投资股拓展自己的融资渠道，以求生存与发展。而农信社的存续，无疑为社员提供了一个持续服务的手段。从法律价值上说，股金类型冲突说显然仅看到了形式正义，但这种形式正义的背后却会给投资股东带来实质的不正义。而从制度功能上观察，这种投资股与资格股的差别设立，极有可能转变中国既有的静态产权观念。
其次，关于经营者问题。（1）论者就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的激励机制缺陷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具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有失深入与全面。一是，激励机制被异化。激励机制之适用必须要求经营者无利益外部性（即，经营者除为所有者经营外，不存在任何腐败诱惑、政治升迁等）。而在当下，我们有必要设问：如果一个农信社主任在无效约束下能够取得一千万元的职位利益（腐败、政治升迁等），他还会在乎微不足道的一元钱的薪酬价值吗？二是，过分强调经济人假设。我们认为，一个法人治理，首在兴利，次在除弊[45]（）。因此，要发挥经营者权能，采取激励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法。然而，我们根据经济理论进行制度设计时不能过分地强调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过分强调经济人自私、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存在利他与信任一面。我国经济学界乃至于法学界普遍认为，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就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因此，该理论和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就必然着重于二者之间的制约，从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然而，笔者认为，与激励机制比，信任关系更为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激励机制只具有促进经营者提高效率之可能，而信任关系则必然会使企业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因此，法律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对破坏这种信任关系的行为，科以“严刑峻法”。由此看，对于经营者问题，在当下，我们与其说是激励机制的缺失，倒不如说是信任关系的失范。（2）论者将农信社法人治理问题归因于经营者素质偏低，从现象层面来说，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在经营者素质偏低的背后，其真正原因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双失灵。试问，从经济人角度看，在一个没有激励竞争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保证每个职员会主动选择无偿奉献吗？在一个没有资格约束的条件下，谁还愿意主动的提高自己呢？因此，这种机制的双失灵必然导致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的弱化乃至丧失。
再次，关于监督者问题。笔者认为，论者对监督者去功能化仅限于对监事会构造现象之描述，并没有具体分析这种现象背后存在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我们通过考察两大法系对监事会的制度设计即可反观到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从法人拟制角度看，农信社不具有自然人那样的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因此，其目的事业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关加以实现，由此，法人便将其事务委托给他人代为经营。这就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问题。但围绕这种分离就出现了经营者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这需要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三会制度”来解决。然而，这种制度如何架构，两大法系形成了不同制约模型。在普通法系，重在“制衡机制”的运作，它并不刻意去设计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如美国，信用社的组织结构由会员大会、理事会与监事会组成。其监事会虽然为联邦信用社法定的必设机关（而美国公司组织机构并没有监事会机关），但其地位并不重要：其监事为志愿服务者，信用社不需要为监事会成员支付报酬，监事会成员按照法律由董事会任免（《美国联邦信用社法案》第111条）[56]（），这种监督职能之发挥有赖于理事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对向的单层“制衡模式”；而在大陆法系，则重在“监督机制”之建构，从而弱化了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如在德国信用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中，监事会地位非常重要，其代表合作社，负责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德国合作社法》第39、40条等），从而形成一种双层“监督模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借鉴了两大法系，既有普通法系的“制衡机制”，也有大陆法系的双层“监督机制”，可谓是一种“折中模式”。由此看，美国信用社的监事会虽也徒有形式，但其法人治理却能够正常运行，其原因在于其有一套“制衡机制”，形成理事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德国监事会在法律地位上高于理事会，形式一套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也达到了极佳的制度效果。而我国农信社监事会与理事会在结构上是一种双向制衡关系，但在功能上却又表现为一种监事会对理事会的单向监督关系。很显然，这种结构功能的冲突将监事会置于“非驴非马”之境地。
最后，关于监管者问题。由于农信社法人是一种金融机构，政府有责任实施金融风险监管；又由于农信社作为一种合作组织，具有社会属性，政府也有义务保证公共利益之实现。因此，对于农信社法人而言，监督权之实现呈现出与公司法人不同的特色，这主要体现于农信社法人制度更强调其外部监管。为此，两大法系无一例外地构筑了各自比较完善的信用社外部监管框架，如德国与荷兰单元金字塔式监管模式、法国半官半民式监管模式、美国多元复合式监管模式、日本组合监管模式等。这些监管模式以外部约束方式保障了信用社治理结构之有效运行[16]（）。（注释5：依据XX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之规定。）我国农信社采取由银监会监管，中央调控，地方政府管理，省联社负责的多头监管模式，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严重的监管者越位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农信社作为市民社会主体，其独立主体地位有待强化。所谓市民社会，是一种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社会，我国没有出现正式的市民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社会，我们社会渗透着国家意志与力量，依靠国家（通过政府）的控制与管理。但经验证实，这种控制缺乏效率。而另外一端，市场竞争却异常激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深。此时，为补正这种双失灵之尴尬，政府必须退出市场参与，于是，“第三部门”就在市场政府双失灵后得以崛起。我国农信社作为一种第三部门，正在调整与政府的关系，但遗憾的是，路径依赖给制度创新造成了障碍。由此看，现行监管者越位问题之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失灵的政府仍在主导着一个正在崛起的第三部门。（2）我国农信社尚未完成从法人“制理”到“治理”的转换。（注释6：依据XX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之规定。）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应有一种反对政府不当干涉的制衡机制。而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各方独立、平等与合作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应当正视农信社法律地位的“客体化”、“被集体化”现象依然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参与治理的现实。由此看，农信社并未完成从法人“制理”到“治理”的转换。
浅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篇7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与法人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性有直接联系, 又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一)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有关。
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确立了公司制度, 这一制度以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为基本特征,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直至无力承担。二是股东的出资额形成公司资本, 并且与个人财产相隔离, 尽享公司独立带来的无限利益, 却仅用这属于公司资本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2]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观念和制度上将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绝对化, 使其呈现为一柄双刃剑, 弊端与危害日益明显, 主要表现为:
1.有限责任忽略了债权人的利益。股东无疑是公司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既能在生意兴隆时坐享其成, 又能在经营失败时逃之夭夭。在公司经营失败无力偿债时, 债权人也只能追索至公司, 无法向股东请求, 债权人的利益只能受损, 没有任何保障和救济。
2.为股东滥用控制权提供了机会。虽然公司有其独立人格, 但公司具体的运作是靠股东, 尤其是大股东来操作的。这就不可避免的是控制股东的个人意图渗入公司行为之中。在某些情况下, 它可能迫使公司牺牲自身利益, 从事有利于控制股东的不正当交易, 致使公司少数股东或债权人蒙受经济损失;也可能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 从事各种欺诈行为, 规避公法义务, 为自己谋取非法所得, 或者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 从事隐匿财产、逃避清偿债务的责任等。[3]
3.成为规避侵权的工具。公司侵权的场合常常出现公司财产不足以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而由于有限责任的保护, 受害人也无法向有赔偿能力的股东追偿。因此, 有限责任制度过度保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 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的保护是不够的, 阻碍了侵权行为法的发展。
(二) 公司人格否认体现了立法者在利益冲突时的价值取向。
美国法官桑伯恩 (Sanborn) 曾在1905年的一案中阐述“就一般规则而言, 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人格, 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理由出现;然而公司的法人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 使非法行为合法化, 保护欺诈或作为犯罪抗辩的工具, 那么, 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4]由此可以看出, 当公司、股东的利益不能确认、维护公共利益, 反而损害了公共利益时, 立法者及时做出了反应和选择-保护公共利益。所以, 无论是在公司法人制度还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中, 立法者都力图平衡个人与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如果不能两全, 立法者则会保护公共利益, 这既是维护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正义公平的必然途径。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要件
综合各国的司法实践和现有理论, 笔者认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前提条件:公司有效成立已取得独立人格。这也是区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与公司无效成立的关键所在。只有公司有效成立并具有独立人格, 股东才能享有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所带来的益处, 其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 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5]
(二) 主体要件:拥有实质支配力的股东。只有股东才有可能构成公司人格否认的身份, 不具备股东身份的董事、经理不可能符合这一主体身份。因为董事、经理只是公司的雇员, 而非公司这种社团法人的成员。关于“实质支配力”的认定标准, 各国不一, 大部分国家以“持有多数股份”作为标准, 实践中却不好操作, 笔者认为应该综合个案, 考量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重大事务的管理权来衡量这一标准。
(三) 客观要件:股东有滥用对公司控制权的行为。一是因为对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作出准确判断极为困难。二是法官在具体操作上只需用某种行为标准来衡量主体的外部行为, 除去了检验主观心态的负担, 并且符合了民事责任功能从侧重制裁向侧重补救转化的世界性潮流。[6]
(四) 客体要件:股东的控制权滥用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内幕难以了解, 不能判断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的现象, 只能从结果中予以推断。而且, 只有产生了规避法律义务、规避契约义务社会责任的结果时, 才明显表明该公司行为已经违背了公司法人制度的本质和目的, 而又有否定之必要。[7]
(五) 限定条件:股东不能主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股东只能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关诉讼, 即使是小股东也不能提出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请求, 因为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 股东在享受公司独立人格带来优惠的同时, 也应该承担给予公司独立主体地位产生的法律后果。实践中, 只有公司的债权人和代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部门才有权作为权利主体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三、公司人格否认适用的情形
(一) 资本显著不足。
公司资本是公司经营及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如果公司没有具备与之风险相适应的足额资本, 实质上就把风险转移给了债权人, 公司也成为股东逃避债务的“空壳”。如何界定“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我国《公司法》中, 实行法定资本制, 公司资本只有达到法定最低数额或章程规定的数额方可成立。当公司资本显著不足低于法定最低数额时, 公司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只应适用公司成立无效, 不能适用公司法人否认制度。
(二) 利用法人人格规避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
较常见的情形包括: (1) 负有契约上特定的不作为义务 (如禁止的义务、不制造特定商品的义务等) 的当事人, 为规避这一义务而设立新公司, 或利用旧公司掩盖真实行为。 (2) 赋有交易上巨额债务的公司支配股东, 往往通过抽逃资金或解散公司或宣告公司破产, 再以原有的经营场所、董事会、顾主、从业人员等另设一公司, 且经营目的也完全相同, 致使公司空壳化, 来达到逃脱原来公司巨额债务之不当目的。 (3) 利用公司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8]
(三) 公司与股东或者与其它公司混同。
公司的财产和责任与其股东相对独立, 并且有不同于股东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名称、业务等。当公司与股东或与其关联公司在财产上、利益分配上、组织管理上、业务上出现混同时, 就丧失了作为法人的独立性, 理应否认其法人格, 让其背后的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这种情形在一人公司和母子公司较常见。一人公司人格之否认的原因通常有两种情形, 即财产混同和人格混同。其次, 母子公司中否定子公司人格的原因通常也是因为财产混同、人格混同和组织机构混同。通常表现为出资人用同一出资、同一从业人员、同一经营场所登记数个公司, 即所谓“一套人马、多块牌子”, 也是我国存在的一种典型法人格形骸化情形。[9]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在总则中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第64条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上这些, 虽然在制度层面对此制度作了规定, 但相对于实践中日益出现的利用公司逃避债务、欺诈经营、脱壳经营等现象显得微弱和单薄, 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新《公司法》为例, 笔者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 应增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可操作性。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以公平、正义的法理来补充公司法人制度的, 单单两条抽象的规定是不足以发挥这一法理的应用功能的。所以, 《公司法》应再增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节, 尤其将其适用要件和适用情形加以列举, 增加其操作性, 避免出现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逃脱对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现象。
(二) 在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责任。《公司法》第64条只对一人公司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基于相同法益给予相同保护的法理, 应对所有滥用控制权的行为加以规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无法搜集到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证据, 即使有时可以提供该证据, 也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可见, 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 由债权人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举证, 既困难又显失公平, 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也难以实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设计的目的。[10]
(三) 加强有关的司法解释。这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和惯例。鉴于《公司法》刚出台不久, 经过一定阶段的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会适时颁布司法解释。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制度而言, 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应该是《公司法》20条规定的“严重”一词, 以加强操作性, 为现实中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徐琼.揭开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面纱[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6, 6
[2].郭明, 李光, 阳飞.试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5, 37
[3].胡巍.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J].理论月刊, 2005, 91
[4].石守斌.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若干思考[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6, 66
[5].牛军栋.公司人格否认论新探[J].税收与企业, 1999, 2
[6].牛军栋.公司人格否认论新探[J].税收与企业, 1999, 2
[7].田东平.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和界定[J].法律适用, 2002, 11
[8].王英明, 陈晓云.论公司法人否定法理的适用条件[J].理论界, 2006, 1
[9].王成, 薛红燕.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6, 1
浅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篇8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特征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97-01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entity）在概念上并不是法定术语，在其他国家，这一概念也被称为“刺破公司面纱”制度（piercing the corporate’s veil）或者“揭开公司面纱”制度（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亦或是“直索”（Durchagriff）责任，指的是为了不让公司的独立人格被滥用以及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之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的独立的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或者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从而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而设立的一种法律制度①。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和特征
（一）“公司具备法人人格”为其前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会在有些场合中否认公司对其以自己的名义所实行的行为有着独立、完全的责任，因此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就被局限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公司之中。这不难理解，因为股东若是意图伺机假借公司独立人格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之名而反行损害公司债权人甚至社会公众利益之实，那其一定是在法人人格独立的公司的荫蔽之下。而当公司并没有获取法人资格，或者公司的法人资格被依法取消的情形下，法律对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着另行的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去适用人格否认制度是不必要，也是不合法理的。
（二）仅在个案中对于公司的法人人格予以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是公司的成立合法以及有效，但是股东时有滥用有限责任制度的荫蔽，进而逃避法律义务、合同义务，侵害债权人的利益等等，因此法律在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对公司的独立人格在这些场合之中予以否定而直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严格来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其实是对个案中的公司法人制度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予以否认，是一种例外，只在个案情况中适用，并不会波及到主体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也不会否认其在法律上的独立主体资格。也就是说，一个公司并不会因为其在个案中被否认了法人人格，就代表除了此个案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也能要求公司股东直接承担无限责任，他们应该对应相关的情况仍旧提起个别诉讼，而法院则会依照情况决定是否会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显而易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效力就好比“属人管辖”，只对人不对世；同时其也是基于特殊的原因在个案中适用，绝不是拥有普世效力的。有如国外学者所言一般，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有如在“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钻一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②。”
（三）是一种事后救济措施。为了应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以及有限责任制度的情况，法律中既规定了事先的防范措施，也准备了事后的救济手段。事前的防范措施多种多样，包括了合同法上的债权担保、公司法中的最低资本额要求以及盈余分配的规定等等，这些措施手段有助于防范股东利用有限责任制从事损害公司债券人利益的情况出现。然而由于这些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几乎皆以制定法的形式，一体适用于所有类型以及规模的公司，因此其缺乏应势而变的弹性，容易被小部分图谋不轨的份子钻了漏洞。
作为一种事后的救济措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通常被各国学界认为是最具有典型性的。纵观各个国家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依据，很难见到直接由制定法做出规定的情况，就连最早创设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并且对于其的适用也最为广泛的美国，也并未见其有统一适用之标准以及制定法规定，反之则是由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根据案件情况来决定是否引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布莱克法律词典》明确把“揭开公司面纱”定义为“一种司法程序”，一种在其中由法庭剥夺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的豁免权的司法程序③。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事后的、对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否定，这种否定将使股东受到其因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直接承担在这法律关系中所产生的特定之债务的无限责任。
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所以是事后救济措施，盖因实际操作中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的形式过于多样化从而十分难以将之类型化，当然也就让制定法在实践中异常难以施展身手。同时，以事后救济的方式加以规制，可以兼顾维护法人人格制度的普遍正义以及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平衡的个体正义。因此在可操作性上具有很大弹性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事先防范措施相辅相成，使司法机关能在不同情况下做出最适合的救济手段的选择。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及其意义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于19世纪后期，由美国的法院首创④。在美国，公司法人的人格否认是一个司法程序制度，由断案的法官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启用该制度去排除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适用。此外，这个制度有着一个比较广阔的适用范围，其中同样包括了欺诈债权人、侵权行为的效力，而不只是单纯的对于合同责任的适用。出于此制度对于克服因有限责任制所致的不公平情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很快便被德国、法国、英国等等国家效法，并且施以发展创新。
我们知道，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意义在于其存在承认了公司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公司本身具有法人人格，从而与公司的股东一起具有各自独立的人格，并且可以独立地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股东则以其各自的出资额度为限承担着有限责任。然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则是前文所述制度的一种例外情况，此制度的原则便是否定了公司的法人人格，使部分甚至全体股东直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可以说，如果没有公司法人人格制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在实际操作中被经常性滥用的情况存在，就不会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应运而生。在沒有该制度制约下的公司股东，往往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为己谋私，以己意为公司之意，以公司为私司，将之作为交易的工具以追逐利益，相反却不承担与利益相对应的责任，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的出资权以及自己在法人制度中的有利地位，从事各种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而在上述情形发生之后，当其受到自己因逃避法律或契约义务而导致的法律追究之时，却主张自己只承担出资额度之内的有限责任，从而导致债权人的利益甚至社会的公共利益遭到严重损害。
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之所在，就是通过戳破伪装从而使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股东直接面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无限责任，为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注释：
①朱慈蕴著：《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②陈现杰著：《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述评》，《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三期。
③Bryan A.Garner编：《布莱克法律词典》，Thomson West出版。
④朱炎生等著：《公司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