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精选11篇）

法人代表 篇1

住建部于2009年12月1日印发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规则》共5章64条,印发实施后被业界称作是业主自治的最权威的“游戏规则”,其中有5条条款共计6处提及“业主代表”这一名称。

《规则》历经五年实践,一些在此之前长期困扰着业委会选举的种种问题,如开发商不配合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选举有始无终、业主大会投票率低、业委会选举过程存在暗箱操作现象以及业委会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等,基本上都给出了解答,业委会这一全新的自治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但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因为在“业主代表”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导致后续工作开展困难,甚至影响了业主大会的召开。《规则》中的六处“业主代表”,其实有着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业主代表”的不同含义

1、指筹备组的业主成员,即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的组成成员之一;

2、指参加业主大会会议的业主代表,即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人数较多时,以幢、单元、楼层为单位所推选出来参加业主大会会议的业主;

3、指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业主代理人,即在第二种“业主代表”的基础上,通过约定,以业主书面委托的形式,在一定期限内代为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业主代理人。

二、如何正确理解不同含义

同为“业主代表”,却有着三种不同的含义。应该如何来正确理解,首先看三者之间的区别:

1、产生方式不同。

第一种“业主代表”的产生,是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居民委员会组织业主推荐;第二、三种“业主代表”的产生则是由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通俗地讲,前一种是“老大”(即筹备组组长)说了算,后两种是“规定”说了算;

2、职责不同。

第三种“业主代表”由于获得了业主代理人资格,享有《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10项职责,其所拥有的权限在三者之中为最大;第二种“业主代表”可以说基本无权,只是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人数较多时,推选出代表去参加会议而已。无论业主大会会议采用集体讨论形式召开也好,还是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召开,根据《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凡需投票表决的,表决意见应由业主本人签名。推选出的代表由于未取得业主代理人资格权限,在业主大会会议上行使表决权,也仅是个人的意见,在统计投票权数时也仅能按一人和其拥有的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来计票。第一种“业主代表”享有《规则》第十二条规定的7项职责,其拥有的权限在三者之中居第二。虽然不如取得业主代理人资格的权限,但由于筹备组的工作中有一项为草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两种“业主代表”的命运和走向;

3、“有效期”不同。

筹备组中的“业主代表”最长“有效期”为90天;而参加业主大会会议的业主代表以及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业主代理人的,最长“有效期”为5年。

再看三者之间的共同点:

1、需要一定的程序产生。都需要经过业主推荐、推选,并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2、必须具备业主身份。非业主使用人无资格参选;

3、人数上有限制。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筹备组的业主成员普遍存在两种现象:

一是唯唯诺诺当“木偶”。反正自己是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居民委员会组织业主推荐出来的,领导怎么说自己怎么做,或者干脆只是挂个名而已;二是与组织者、指导人员“对着干”。这在一些由于业主维权而推动成立的筹备组当中表现突出,由于筹备组成员当中,除了业主代表热情高涨之外,其余成员都是被动型的,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很容易被维权业主认定为包庇开发商的罪证。

2、参加业主大会会议的业主代表同样存在缺位和越位现象。

不履行职责、不参加会议或是表决意见直接代签等现象比比皆是。

3、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业主代理人这一业主代表制度未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物业管理区域业主对业主大会制度、业主委员会制度认可度不高,或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或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都是无所谓或不信任的态度,自然而然不愿意以书面形式约定由其推选的业主代表在一定期限内代其行使共同管理权。

法人代表 篇2

问：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有的被称作法人，有的被称作法人代表，有的被称作法定代表人，这些称呼有什么区别？

答：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与自然人不同，是种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法人的实质，是一定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化。

企业法人是具有国家规定的独立财产，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组织章程和固定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经济组织。确立企业法人制度的好处，在于使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人格，象自然人一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企业法人的这种独立资格的意义在于：

一是独立于自己的主管部门，企业和主管部门之间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主体，不是隶属关系，双方只能按照等价、有偿、自愿、互利的原则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二是独立于企业成员，即企业法人与组成企业法人的成员互相分离，各自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参与民事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三是独立的财产权利，从而使企业法人能独立的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四是独立的财产责任，即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以企业自有的财产独立承担，同组成企业法人的成员的财产无关。

《民法通则》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这就是说，作为法定代表人必须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法定代表人可以由厂长、经理担任，也可以由董事长、理事长担任，这主要看法律或章程如何规定。

法定代表人代表企业法人的利益，按照法人的意志行使法人权利。法定代表人在企业内部负责组织和领导生产经营活动；对外代表企业，全权处理一切民事活动。

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是由法人赋予的，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正常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代表人的行为超出法人授予的权利范围，法人就可能为其承担责任。

因此，法人是指特定的社会组织，如作为企业法人的公司，称呼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为法人是错误的。法人是拟制的人，它必须通过自然人来表示它的意志，法定代表人由此产生，法定代表人就是能够代表法人的人，因此又称法人代表，在公司中就是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因此，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有的被称作法人是错误的，被称作法定代表人是规范的用法，被称作法人代表也是可以的。（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法人是拟制的人，它必须通过自然人来表示它的意志，法定代表人由此产生，法定代表人就是能够代表法人的那个人，在公司中就是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在老公司中则为总经理。而法人代表，从严格意义来讲，应为法人的代理人。

法人代表和法定代表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而一些诉讼当事人常常会混淆两者的涵义。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一、两者的概念不同：法人代表一般是指根据法人的内部规定担任某一职务或由法定代表人指派代表法人对外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而法定代表人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它是指依照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没有正职的，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设有董事会的法人，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没有董事长的法人，经董事会授权的负责人可作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二、两者产生的方式不同：法人代表依法定代表人的授权而产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就不能产生法人代表，而法定代表人则依法由上级任命或由企业权力机构依法定程序选举产生。

三、两者组成的人数不同：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法人，其法人代表可以有多个，而法人只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独立行使法人职权。

四、两者的权限不同：法人代表对外行使权力都要受到法定代表人授权的限制，他只能在法定代表人授权的职责范围内代表法人对外进行活动，他的行为不是法人本身的行动，而是对法人发生直接的法律效力；而法定代表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直接代表法人对外行使职权。

五、两者变更的法律程序不同：法人代表的变更没有一定的程序，他不需要登记；而法定代表人是法人应登记的事项之一，这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如有变更，应及时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手续。

“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 篇3

您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人口众多，人民行使权力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就是由广大人民选出代表，由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国家权力机关。请问：这里的代表是“人大代表”还是“人民代表”?它们是一回事吗?

学生

陈清

陳清同学：

你好!很显然，这里的代表是指“人大代表”，而不是“人民代表”。在我国，“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和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分别简称为“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市(自治州)人大代表、××县(市、区、自治县、自治旗)人大代表、××乡(镇、民族乡)人大代表”。简言之，只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才能称为“××人大代表”。这些人大代表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从广大人民群众中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是我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相关规定，“××人大代表”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特定政治用语，专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人民代表”则是相关部门、人员等针对某一具体事项，由一定范围内的人民群众推荐，通过某种方式产生的，一定范围内的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其含义是非常宽泛的。如参加××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的人民代表。一般来说，这些“人民代表”产生的程序和方式灵活多样，并不受法律的严格约束，这些“人民代表”一般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综上所述，“人大代表”当然是“人民代表”，是一类特殊的“人民代表”；但“人民代表”则不一定是“人大代表”，只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等法律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才是“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内涵研究 篇4

一、代表性的内涵

要弄清楚代表性的内涵首先要厘清人大代表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解释,“代”字因而有代替之义,隐含有代理者受被代理者操控之义。“表”,指把思想或情感显示、陈述出来。一般而言,代表是指受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委托,严格按照委托者意志行事或者表达意见的人。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政府机关的发言人,都属于这种含义的代表。而人大代表则是由人民授权,受人民所控,代人民表达意志和利益需求进行参政议政之人。

所谓人大代表代表性指的是人大代表代表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性及其代表人民的有效性即人大代表代表和反映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的程度。代表是代议机关的主体,是代议机关正常运行的组织细胞。人民代表连接着两端,一端是国家机关,一端是人民群众,代表把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人民通过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监督公职人员。在代议制度下,代表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民主就可能是镜花水月。因此人民代表是否具有代表性是人大制度落实民主,发挥优越性的重中之重。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我国必须由人民掌握并充分行使国家权力。但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公共事务纷繁复杂,完全的实现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代行自己的权力进而管理自身。[1]如果人大代表不能体现和表达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愿望,人民无法真正参政议政,人民的利益诉求无处表达,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就谈不上人民当家作主。代表性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大制度能否顺利运转,关系到人大制度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二、代表性之代表范围

代表性意味着在人大代表与人民之间存在代表与被代表,被授权与授权,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那么人大代表的代表范围究竟有多广泛?当人大代表仅对自己的工作单位、生活场所所熟知,而对其他地域的有关状况略知一二甚至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代表整个区域的人大代表,究竟怎样体现代表性呢?如果仅仅代表某地域方面的人民,又同自己是整个区域的人大代表的身份不相符合;如果着实代表完整区域,那么代表由于工作的局限与生活场所的限制无法对该区域的情况予以了解、关注,即无法现实有效的体现代表性。例如上海市人大选举出的代表,其代表的是上海地区的人民的愿望、诉求还是全国人民的意志?就国家整体而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各民族之间、各地域之间乃至各行业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人民利益在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之间存在着些诸多盾。也就是说,在众多因素的限制下代表的“代表性”往往显得十分模糊。

我国学界对于上述问题曾有过以下观点。第一,强制委托论,认为人大代表表达的是特定的选区或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笼统的全民利益。即代表必须完全服从选举他的各地区或各单位,行使权力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选民针对代表违背本选区或本单位利益的行为可予以罢免。第二,非强制委托论。该种观点认为,人大代表独立的行使职权,并不受选民的意志所约束,仅对选区和选举单位的利益予以考虑。第三,集中代表论,认为人大代表仅体现全体选民的意志和利益,与选区和选举单位而言没有代表性。[2]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第三种观点从利益层面上讲都忽略了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关系;第二种观点与我国的指导理论和现实情况相悖。

首先,对于第一种观点,不符合我国国情,反而适用于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代议制只为有产者服务,议会议员或是有产者或是代表有产者阶级。由此,立法机关很容被有产者阶级所掌控,使得该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其利益服务。美国国会议员是持选区利益至上观点的。他们更加注重选民的观点和本选区的实际利益,只要是事关本选区的利益,议员基本上会毫无例外地站在本选区的立场上。美中两国国体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代表(议员)代表性的差别。根据我国《宪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只要到达了法定年龄,任何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例如,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如果仅仅代表上海市,这是不符合其代表身份的。倘若代表本身仅能代表本选区的局部利益,而不能全面地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的话,极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本应该维护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权力出现异化,变为侵犯人民权益的手段,扭曲社会的公平正义。并且,当代表们各自为营,不以国家整体大局为重,狭隘地偏向于局部利益的实现,容易使得代议机关在工作中无法平衡国家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

其次,第二种理论又与我国现实严重脱节。在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度中,代表正式当选后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和选民的利益约束。马列主义理论指责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弊病之一就是议员当选后就不再与人民相联系,对人民的诉求置之不顾。否认选民对于代表所拥有的约束力是不符合我国人大现状的。

再次,第三种观点过分放大了人民代表所代表的民众。第一,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决定了人大代表必须高度重视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人大代表从哪里选举产生出来,自然就反映并代表那里人民的意志。通过与人民群众的朝夕相处,可以说代表们最了解当地群众的喜怒哀乐、意见愿望。第二,如果说代表全体选民的意志、利益是整体利益,代表原选区或工作单位的选民是局部利益。那么仅仅追求抽象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了具体的局部利益会导致在决策过程中,缺失局部利益所体现的民主意见的碰撞,从而导致本应由局部利益组成的整体利益全然得不到实现。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难选择会影响代表行使职权,有的代表只好采取弃权做法,对所议问题不表态,谁的利益也不代表。这种情况不仅对于人大制度作用的发挥是非常不利的,同样也极不利于立法民主性的实现。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对于人大代表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人大代表究竟代表谁,既没有地方人大代表的规定,“努力为人民服务”也显得过于模糊。根据我国代表法的规定,代表不仅仅要是本选区或选举单位的代表,要反映选举他们的选民或选举单位的意愿,而且还是全国人民或本行政区域全体公民的代表,还要反映全国人民或本行政区域全体公民的利益。诚然,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存在于每个部分或地方的意志和利益之中,每个地方和部门的人民意志和利益糅合在一起,就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自每个地区和部门的代表真实、充分地反映本地区、本部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通过各种不同意志和利益的碰撞、调和,就构成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人大代表在代表全体人民或本级行政区域人民的同时,特别要代表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人民。“政治就是将多元的具体利益综合化、一致化。”[3]由此看来,没有局部利益的真实表现和综合,是难以产生真实的整体利益的。

那么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冲突的情况又如何取舍呢?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集体行使职权的,因而不管每个人大代表反映的意志、利益如何,集中起来便形成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如果在民意集中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与碰撞,作为人大代表应站在维护全体人民长远利益的高度,必要时牺牲局部利益以保证整体利益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代表们也必须在代表大会上阐明其所代表选区或选举单位的意愿或诉求,让其他代表们知悉特殊的局部利益需求,以使最终决策更加科学与民主。

三、代表性之贯彻

人大代表又是如何贯彻代表性的呢?人大代表是选民要求和利益的传声筒?还是具有独立地位、独立承担责任、具有自主裁量权的“代理人”?在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现代西方国家与我国有着很大不同。代表责任说在西方国家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理论认为,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来选举代表,而被选出的代表完全依靠个人的素质、才华、经验进行政治活动,不受任何选民的约束且地位独立。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论述到,治理国家更需要智慧,选民应当选择有较高智慧的人当代表,那么就应该让代表按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行事,而不给代表行使职权加上事先的条件或作出事先的承诺。然而,实际情况并不绝对。由于议员来自各个选区,选民对于议员几年一次的当选影响巨大,因此议员在参政议政的过程当中必须考虑选区的要求与利益,取悦选民。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似乎更适用强制委托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代表必须要在选民的强制监督下完全代表选区或单位的利益,并绝对服从,否则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他们。“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4]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代表必须是选民忠实利益代表者,代表必须听命于选民,对选民负责。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有独一性、不可替代性。每个人的意志是自身的精神活动,他人是无法代替的。但是当这种意志表现为一种利益要求、利益愿望时,应该说它是可以由他人代为表达的。代表性是指对人民利益要求、利益愿望的代理而不是全然取代、替换。但是这种代理又不同于民法中的代理。民法中的代理指的是通过他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而使自己承担该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制度。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独立实施法律行为其效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即只要不超过代理人的权限,代理人可以不受被代理人意志的支配和影响而自主作出决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大代表的代理必须首先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基础代为阐述、表达人民的意愿。同时,这种代理也不同于民法中的使者(传达)。民法中的使者是他人的“传话筒”,其不能为独立的意思表示,仅能传达他人已经确定了的内容。“人大代表既是代为表达人民意志与利益的资格,又是以积极的行为,站在选民的立场为其办实事的职责。”[5]

人大代表的职责之一,就是收集民情、整合民意,对于社会问题能够敏锐的观察,对于不同意愿能够分析与整理。然而人大代表作为独立的个人参与政治生活,在与选民进行交流与反馈之后,汇总、整理选民方方面面、意见不一的信息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汇入一定的个人意志。这就决定了人大代表绝不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传话筒”。当然,在充分回归群众,对民意进行整合与归总后,代表必须以积极的行为,以选民的利益为基准进行政治活动。代表性的体现绝不仅仅是单纯表达民意,而必须以积极的政治活动为选民争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们虽然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但这并不能防止代表对选民利益的背离,不能保证代表们的绝对忠诚。因此,代表履职过程的公开,对履职过程的经常性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人大代表应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基础,兼具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真正实现代表性的价值。

四、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进程逐渐加快,我国人大制度实际运行当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从而为人大制度的良性运行埋下了隐患。而解决之匙就在于认识并提升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代表性的内容蕴含丰富,究竟什么是代表性?人大代表究竟代表谁?人大代表又应该怎样贯彻、体现代表性?笔者认为,对于这三个方面的探讨有助于厘清代表性的真正内涵,从而为我国人大代表代表性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思索。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人大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确实体现民意,与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密切相关。正确认识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对于我国人大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功能的有效发挥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代表性,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性

参考文献

[1]张慧敏.我国人大代表代表性缺失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2006(2).

[2]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90.

[3]邹平学.关于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身份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法学,1994(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5.

谢邦定政协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 篇5

核心提示：每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世瞩目，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如今的世界观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扇窗口。探寻“两会”的成长轨迹，描绘“两会”的绚丽篇章，不得不触摸首届“两会”的历史脉搏，聆听首届代表的亲历记忆。如今健在的代表已经屈指可数，他们曾经与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每一个人都为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顺着他们的记忆体味那时的人那时的“会”吧！

他是新政协筹备会正式代表，参加了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工作。他是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首席代表。在一届政协一次会议开幕式当天，他被选为89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闭幕式当天，他是由600多名代表选举出的180个第一届政协委员之一。他就是91岁高龄的谢邦定，从中国驻突尼斯大使的岗位上离休后，如今依旧气宇不凡，社交频繁。

政协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从这一天起到10月1日开国大典的109个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天都有令人难忘的事情。新政协筹备会中，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具体参会代表名单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3个月的工夫才确定。中国共产党是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政党。但在第一届政协45个参加单位中，共产党的代表名额和民革、民盟一样，都是16人，候补两人。这个比例让所有民主党派诚服。有些民主党派对自己选派的代表人选有争议，相持不下，就议定征求共产党意见来解决，有时要反复数次才能定下来。

政协第一次大会主席台不设座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式庄严、隆重。大会首先通过了89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接着在主席台上就位，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我记得那时大会主席台上没有座位，所以不说‘就座’，而是说‘就位’，主席团成员都是站在主席台上。我因为年轻，就站在后面。毛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奏乐、鸣礼炮54响。大家回到座位上以后，毛主席发表了激动人心、受到全场多次热烈掌声打断的开幕词。毛主席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至今仍刻在我的脑子里。

纪念碑碑文令代表们意外

1949年9月30日会议结束后，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了革命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之后，毛主席宣读了由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听到碑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代表都觉得有些意外。毛主席在政协开幕辞中曾说过：“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当时我脑海中浮现的这些先烈是1921年以来牺牲的共产党人，没想到主席撰写的碑文里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先烈悉数纳入了人民英雄的行列。

深入讨论研究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作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我在政协筹备会期间参加第三小组，即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工作，组长是周恩来同志。在政协大会召开后，我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也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为起草共同纲领倾注了很大心血。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后，他曾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以便专心起草。周恩来同志起草后让毛主席修改，毛主席几乎通宵在改。从最初的提纲，到给毛主席的送审稿，中间几经反复。

朱德同志设计的国旗草图

从政协筹备会我们就分组参加讨论国旗、国歌。很多人都想画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国旗草图。后来我曾把朱德同志画的草图制品保存下来留作纪念，保存多年了，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朱德同志画的草图，我记得是五角星、红底子，中间有一个黄杠。国旗上的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黄杠代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那时候我们把全世界各国的国旗、国徽都拿来研究，研究最多的是苏联的，也研究过美国的。镰刀、斧头、五角星、红底子，都是构图的重要元素。有一些人讲，有黄河的图案是好，可是红色旗面中间有一道黄的，好像把我们中国的整个大地隔成两半了，总之不是那么百分之百地接受。在国旗的讨论中，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确定了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徽里有麦穗还有稻穗

国徽是国家的标志，是民族的象征，要庄严、富丽。政协第一次会议征得的图案，可供参考和采择的较少，1950年的6月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才通过专项议案正式把国徽图案定下来，9月开始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五星红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当时我们研究国旗和国徽时，易受苏联国徽、国旗的影响。但我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国徽、国旗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表达出中国的特征、政权的特征。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国徽里代表农民的不光是有麦穗，还有稻穗。你仔细看看，我们的国徽里有两种作物，麦跟稻都有。

法人代表 篇6

近年来,高校分类问题持续发酵,成为高教界热点话题。可以说,它是伴随着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的社会背景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基于高等学校类型愈加多样、高校办学定位逐步分化的教育事实而呈现的一个时代议题,从而高校分类成为不容回避的世界性难题[1]。尽管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范式[2]、分类目的[3]、研究立场[4]开展了不懈的学术探索,但如何进行有效分类仍是一个棘手问题,这一点在我国高职院校中表现尤甚。2015年教育统计数据中,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2560所,其中高职院校以1341所占据半壁江山,其在校学生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数量庞大的高职院校在事实上奠定了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学术界对高职院校建立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仍普遍缺少应有的关注[5]。

无须辩驳,分类目的决定着分类方式,分类方式代表着研究立场,研究立场反映着学科思维。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视野下,高校分类强调的是办学定位的合理化、特色化,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在管理学的学科视域下,高校分类倡导的是组织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需要遵从一般管理思维;在评估学的学科立场上,高校分类弘扬的是院校评价的专业化、规范化,需要服从组织评价规则。也就是说,每一种高校分类方式都具有其存在的实践基础与理论价值,背后都蕴含着不同的分类目的、独特的研究立场以及独到的学科思维,它对未来高校发展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前途命运。在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上述高校分类方式均没有触及、也不能解决高校的法律地位及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这说明,法人分类在高校的分类家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从而法治思维将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共识。

何谓“法人”?我国民法学家江平教授认为:“法人者,团体人格也。”[6]大学法人意味着大学在法律上的人格独立,即大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这就为高校自主办学提供了一定的法律辩护。但今天的法人制度已经远远超过民法的范畴,因为真正落实大学法人的核心在于如何理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大学法人分类有助于管理者认清不同高校的法人属性并采取相应的法律监管措施。然而法人分类问题始终是我国高校发展过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而高职院校则成为这一问题的集中爆发区。原因在于,我国高职院校类型多样,既有公办高职院校也有民办高职院校,还有部分院校正在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道路。这对传统的法人分类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带来了诸多法律监管上的实践难题。

2015年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与“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收官之年。那么,“后示范时代”的高职院校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都是当前高职院校法人分类改革的现实基础。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及高等教育领域推进管办评分离则为高职院校法人分类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因此,法人分类是我国高职院校走向专业化、精细化、法治化发展道路的必要前提,它对透视我国高校法人制度改革具有“见微知著”“窥斑见豹”的功效,对深入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具有深远意义。

二、高职院校法人类型的历史演进

法人地位是我国高职院校法律地位变迁的核心观测点,也是高职院校管理制度逐步成熟的集中体现,更是我国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我国高职院校经历了“没有法人地位”-“一元法人类型”-“二元法人类型”-“多元法人类型”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据此来审视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从而为初步构划未来高职院校的法人分类体系提供一个历史分析维度。

1. 没有法人地位的时代(1949—1984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接管了一大批高职性质的学校,如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集美航海专科学校、苏州高等工业学校等,此时国家采取“允许保留、积极支持”的态度[7]27,但并未赋予高职院校明确的法律地位。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苏联模式的专门学院实力大增,承担起培养专门技术人才或管理人才的历史任务,高职院校则纷纷被裁撤、合并,只是保留或建立了少量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高职院校几乎不复存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适应地方对应用人才的迫切需求,各地相继举办了一批职业大学。如1980年创办的南京金陵职业大学、合肥联合大学、武汉江汉大学等7所学校都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诞生的第一批公办高职院校,至1984年已发展到82所[7]111。相比于普通高校,这一时期的职业大学在招生计划、培养方案、专业设置、学生分配等方面开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的高校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由于计划经济思维不断作祟,地方政府对公办高职院校的管控仍细致入微,学校自主办学权限较小,更遑论法人地位的确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是建国以来国家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民办高等教育合法性予以承认。在此之后,浙江树人大学、西安培华女子大学、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等一批民办高职院校开始涌现出来。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高职院校命运可谓跌宕起伏,改革开放之后虽获得了一定的法律保障、拥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但仍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2. 事业单位法人的时代(1985—1997年)。

我国高职院校步入规范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该《决定》不仅指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概念。尽管“办学自主权”与“大学法人”两个概念不能等同,但“大学法人”确实可以为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天然的法律屏障,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提出也为开启“大学法人”的改革征程做好了充分的政策铺垫。毫不夸张地说,如何适当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如何合理配置政府与高校的权力成为30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8]。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采取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9]。这对于我国法人制度的确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但也不可避免的因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而为日后埋下隐患。由于此时我国正处于特殊的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法人制度主要用于规范企业法人,而非企业法人并未引起法学界的足够重视,高职院校也不例外。直到1993年这一状况才发生转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根据我国关于法人的分类,高职院校从事的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拥有独立财产或经费的社会组织,理应属于事业单位法人。也就是说,不仅公办高职院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民办高职院校也应该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实际上,不加任何限定而将学校界定为“事业单位法人”是缺少严格的法律依据的[10]。尽管高职院校的法人资格在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等文件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法律确认,但高职院校具体的法人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尤其是模糊的法人身份始终困扰着民办高职院校。

3. 两大法人并存的时代(1998—2010年)。

伴随着1994年“三改一补”政策、1998年“三多一改”方针的出台[11],从根本上并不符合现阶段我国民办院校的发展现实。正因如此,潘懋元先生等学者提出民办院校发展的“第三条道路”———非营利性投资办学[12]。从理论上说,民办高职院校的法人属性至少包括营利性社团法人、私法财团法人以及非营利性社团法人三种。如此来说,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按照多元化法人属性进行差别化的分类管理也是必然趋势。

三、高职院校法人类型的逻辑反思

通过系统的历史反思,我们可以梳理出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属性演进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而通过审慎的逻辑反思,我们可以窥探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分类的现状与症结。这就为未来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分类体系的重构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关照与逻辑依据。

1. 事业单位法人:公办高职院校的双重身份。

公办高职院校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举办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高等教育机构。目前公办高职院校以1023所的庞大体量,占据高职院校总量的76.3%,所以这个群体成为高职院校法人制度改革的重点。尽管我国公办高职院校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时代,但其身上所带有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非常明显。从事业单位的性质来分析,公办高职院校事实上是地方政府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事安排主要听命于行政权力,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办学资产主要属于国有资产,从而自身没有独立财产权,也就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从产权结构角度来看,公办高职院校是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所有权与处置权都归政府,甚至具体的办学权也会受到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干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教育资源的供给与分配,公办高职院校自然是地方政府的依附性存在,从而二者在权力结构上是一种隶属关系。究其根本,我国独特的单位制度形塑了地方政府与公办院校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也造成了公办高职院校改革的困局[13]。在事业单位的框架下,公办高职院校的第一重身份就是地方政府的附属机构。

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文件都强调并确立了公办高职院校的法人资格,公办高职院校成为拥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这说明,公办高职院校的第二重身份在于,独立的法人身份。据此而言,公办高职院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理应具备相应的法人权利,当然应该包括最基本的法人财产权。但是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未明确事业单位法人的独立财产权[14],尤其是法人属性如何界定,这确实是一项不容回避的挑战。

从学理上说,所有制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混合所有制的核心问题则是产权配置。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多样[15],但在产权配置上不外乎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股权分配”,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互参,即民办高职院校引入部分国有资本或民间资本参与公办高职院校的股份制改造。就此而言,新建学校应该通过股权结构来判定整体的法人属性,并按照比例原则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非新建院校应根据大学传统来判断其法人类型。但教育现实是,南通紫琅职业技术学院在2012年因江苏省教育厅直属教育发展投资中心持有5%的股份而成功申请变更为“民办事业单位法人”,这种政策与做法在湖南、江苏等省市盛行,但“民办事业单位法人”于法无据,从而无法真正挽救民办院校。第二种方式是“委托管理”,委托方大多是公办高职院校,当然也可能是民办高职院校,而管理方则通常为民办教育集团或有实力的公办院校,其实质蕴含则是产权结构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第三种方式为“初步混合”,其基本做法是二级学院或学校项目引进企业资源,企业占有一定的股份。在这一点上,与英美国家不同,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不承认二级学院的法人资格,从而二级学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在我国不涉及法人属性问题。

总体来看,公办高职院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面临双重身份的困扰,民办高职院校作为“民办非企业法人”也陷入法律身份模糊的境地,而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人身份又颇为复杂,所以明确而合理的法人分类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家正在着力推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也在努力探索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大力倡导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这都将为高职院校法人分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高职院校法人属性的类型重构

大学法人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这是各国政府面临财政困扰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而做出的必然抉择。就我国而言,大学法人化改革最先取得突破的很可能是高职院校,因为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行业的联系更为紧密。进一步说,市场力量的崛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抗衡或者消解政府威权对高校的过分干预,从而为高校争取自治权力获得一定的博弈空间。这也正是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分类改革的优势所在。因为高校的法人资格具有较大的特殊性[16],所以当前重构我国大学法人类型的基本方向是,努力突破法人制度的民法范畴,更加着眼于行政法领域。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民法意义上讨论我国大学法人制度,则无益于高校根本问题的解决。因为大学法人制度设计的首要目的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明晰国家行政与大学自治之间的权力边界[17],即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高职院校法人分类还要妥善处理好世界经验与中国特色、一般法与特别法、法律稳定与教育改革三对重要关系。

从世界经验来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Civil Law System)强调高校法人属性的公私划分,更加推崇理性主义的法律文化。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往往通过判例的形式赋予高校不同的法人属性,大力弘扬经验主义的法律文化。由于我国在国家主义文化、法律思维方式及具体司法实践等方面都与大陆法系的基本精神相契合,因此重构我国高职院校的法人类型主要是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律思想。从学校办学层次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相当于德国高校四大类型中的职业学院[18]。从私法人角度看,德国的法人可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还包括“营利性法人”与“非营利性法人”。日本《民法典》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中间法人”,该法人类型适用于我国部分探索混合所有制的高职院校。不过,日本私立高职院校的法人类型属于公益法人中的“学校法人”[19]。尽管捐资办学的特征成就了日本学校法人制度的特色,但这种法人类型并不符合当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办学的阶段性特征,所以我国民办院校不宜盲目采用。

就法理而言,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区别在于法律调整范围不同,在法律适用上特别法通常优于一般法。反观教育现实,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分类应该在《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规定,但这些教育法律都只是赋予其民法意义上的法人主体资格,并没有确认其在特殊权力关系之下的行政主体资格,从而法律优先适用问题几乎无从谈起。进一步分析,虽然我国教育法律属于行政法法律部门,行政法却无法实现对高校法人分类的具体安排,然而民法上的法人分类模式又无法解答高校这类特殊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所面临的难题,那么这种法人设计也就很难为大学提供应有的制度保护。这使得我国高校法人分类陷入立法困境,高职院校自然遭遇搁浅。放眼世界,德国的《大学基准法》、法国的《高等教育法》以及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法》《私立学校法》都是在教育法规中明确高校的法人身份,这样就避免高校坠入法律身份模糊的困扰之中。这些例证体现了高校组织的特殊性。因此,我国高职院校法人类型既要考虑民法上的法人分类模式,又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同时还不能忽略高校组织的特殊性。

从上述分析来看,高职院校法人分类改革势在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推翻我国现有的法人分类模式,而应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法人类型调整,从而妥善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教育的变革性之间的矛盾。总体来说,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分类的改革思路为:第一,就公办高职院校而言,我国没有必要完全抛弃“事业单位法人”的帽子,而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管控与微观规制、健全大学法人治理机构,从而真正落实大学独立法人地位。第二,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可以尝试设立“公法财团法人”,民办高职院校可以设立“私法财团法人”,在我国现有的语境下可以统称“基金会法人”。这样不仅可以积极推动公办高职院校的管办分离进程,而且可以在法律上确立这类院校的受捐主体地位,从而极大扩充它们的办学经费来源,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奠定一定的制度基础与物质基础。第三,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身份模糊,应该予以废除。部分省市探索的“民办事业单位法人”虽然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了民办院校的办学困境,但在立法思想上难以自证,建议以“非营利性社团法人”或“私法财团法人”的名称替代。前者属于投资办学,后者属于捐资办学,二者均不能对办学盈余进行分配,均可享受与公办高职院校同等的优惠政策,其根本的不同在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差异。第四,为激发我国社会力量的办学热情,我国在现阶段应该允许部分以营利为目的民办高职院校的存在,它们属于“营利性社团法人”抑或是特殊的企业法人。尽管它们受到公司法的制约,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要享受比企业更优惠的政策。第五,对于采取“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国有资本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民间资本可以选择营利或非营利,那么可以将此类学校专门设立为“中间法人”。如此来说,公法社团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公法财团法人(基金会法人Ⅰ)、私法财团法人(基金会法人Ⅱ)、营利性社团法人(特殊的企业法人)、中间法人以及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很可能成为未来我国高职院校法人分类的基本范畴。(见图1)

法人代表 篇7

韩资背景的恪泰自动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OTECH”)早在1991年便开始专注于电子标签拣货技术的研发和解决方案的提供,持续开发了DPS (Digital Picking System)、DAS (Digital Assorting System)、CPS (Cart Picking System)、DRS(Digital Return Goods System)等拣货、分拣系统,以及最新自动化系统SORTER和AUTO PICKER,在韩国成功实施了多个大规模拣货项目。KOTECH上海法人代表/理事朴东俊先生结合服装行业应用电子标签拣选系统的具体案例,对电子标签拣货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

电子标签拣货技术及其特点

在电子标签拣货系统中,每一个物料货位对应一个电子标签并通过仓库管理系统(WMS)进行管理。其工作原理为:WMS根据订单需求发出拣选作业指令后,电子标签拣选系统根据指令信息自动点亮被拣商品货位对应的电子标签,并显示相应的拣选数量等信息,同时,被拣商品所处的货架会亮起信号灯,拣货人员步行(或者结合AGV等方式)至准确的货位,按照电子标签显示的信息进行拣货作业,然后按灭电子标签,从而完成拣货。电子标签拣货系统构成图如图1所示。

目前,常见的“人到货”拣选方式包括清单拣选、RF拣选、语音拣选、电子标签拣选四种。对于电子标签拣货系统的效率优势,朴东俊结合具体应用进行了对比。根据KOTECH客户——美国L公司在同样拣选环境下做的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电子标签拣选在效率方面明显更具优势。具体实验数据为:清单拣选127秒完成、RF拣选104秒完成、语音拣选96秒完成、电子标签49秒完成。

电子标签拣货系统在服装行业的应用

基于电子拣货标签系统的简便性及高效性,在拣货频率较高的连锁零售、化妆品、医药、服装等行业均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突出效果。通常来说,电子标签拣选解决方案主要有接力式、超越式、固定卖场分拣、流动卖场分拣等方式,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在选择适合自己的拣选方案时,必须分析产品特性、场地、人力、物流等因素。

针对服装行业季节性明显、库存位置需按季调整、新品需按季铺货等特点,朴东俊对KOTECH如何利用电子标签技术为服装行业提供拣选解决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

1.服装行业的需求变化

随着电商的迅速发展,服装行业的市场环境和订单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如单件出库比重增加,少量、多频率的配送要求,数据化快速配送要求等。为此,服装企业急需通过拣选效率的提高增强物流竞争力,解决出库准确率低、差异单数量多等瓶颈,同时实现物流数据透明化,完善库存管理,以减少退货、减少拣货人员和缩短拣选时间等。

2.电子标签拣货系统适合的服装企业类型(客户需求分析)

(1)单次出库数量少,款式多,有铺货及补货流程的企业;

(2)对当天出库的店铺集中拣货既准确又快捷;

(3)自动打印装箱明细以方便查验;

(4)引进称重复核技术,降低出库错误率。

3.电子标签拣货系统的应用效果

(1)人员调配及管理完善:经过简单培训,初学者也能执行所分配任务;淡旺季可差异调配人员。

(2)工作时间缩短及人员节约:拣货人员数量大幅下降,平均减少一半以上;无需加班,避免订单商品出库延迟带来损失。

(3)提高准确率,减少错误率:减少差异单、误出货、误配送等操作失误;出库准确性提高带动库存的正确性

(4)其他效果:差异单的自动处理,可节约修改时间,提高效率。

KOTECH的电子标签拣选解决方案

据朴东俊介绍,持续成长和发展的KOTECH结合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特点,不断对电子标签系统进行改良,目前陆续开发了LCD电子标签、小型电子标签、信号电子标签、方向电子标签、感应电子标签等,并以此为基础设备,进一步提供DPS、DAS等拣货及分拣系统。其中,DPS主要应用于连锁零售、医药、化妆品等行业;衍生于DPS的DAS则适用于服装行业。DAS系统以其独特的优势(见图2)在韩国服装行业占有95%以上的市场份额,并逐步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目前在中国物流中心使用DAS系统的服装企业包括衣恋、百家好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

如,中国某知名服装企业在其占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物流中心投入DAS及自动分拣系统DSS(Digital Sorting System)后,实现了完善的人员管理及库存管理,在提高订单商品出库效率的同时,提升了拣选准确度,具体效果见表1。

电子标签拣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趋势

电子标签系统经过多年的应用和发展,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技术较为先进的电子标签系统为无线电子标签及LCD电子标签,这些电子标签系统功能更加全面,同时安装维护也更为方便。在电子标签拣选技术已经发展到顶点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客户更高、更加多样化的需求,电子标签系统结合其他自动化设备及系统实现更高效率成为新的趋势。

法人代表 篇8

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国际互认《堪培拉协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墨西哥、中国和英联邦建筑师协会7个建筑学教育评估组织的21位代表以及国际建筑协会、亚洲建筑师协会、日本工程教育评估委员会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堪培拉协议》秘书处、各工作组及各成员组织的工作报告,修订了《堪培拉协议细则和程序》,选举了新一届主席,确定了下次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郭允冲会见了与会代表,部人事司、建筑市场监管司,教育部高教司,国务院学位办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见。

《堪培拉协议》是上述7国和地区建筑学教育评估组织于2008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共同签署的。其核心是各成员组织相互承认彼此的专业教育评估结论和学历学位,积极促进各国注册建筑师的国际流动。我国发起并参加《堪培拉协议》,表明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其学历学位实现了国际多边互认,这将有助于我国注册建筑师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建筑设计市场,为建筑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服务。(摘自:《中国建设报》2011年5月13日部宣)

法人代表 篇9

董事长刘日成 先生

执行董事杨利朋 女士

难忘吴江路

小杨谈起她的创业历程,首先对吴江路有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她说,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吴江路的哺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吴江路在沪上其它饮食专业街纷纷走下坡路时,却依然保持“长虹”,逐步形成小吃街,整条街集中了60余家食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小杨生煎处在吴江路的东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开在54号和60号的“小杨生煎”馆,更是人流涌动,店内座无虚席,小小店堂里有坐着吃的,还有站着等位子的;店外从早到晚排着两条长龙;许多等不及进店堂坐位子的顾客干脆就在马路边上吃了起来,还有许多顾客买好生煎就急匆匆赶路,趁生煎还没冷下来就赶回单位或回家与家人分享。这就是当时出现的盛况。

人们说做生意靠人气,这确有道理。当时的吴江路,人流来自于四方面:一是地铁2号线南京西路站出口,地铁可把其他地区的消费者送过来;二是南京西路金三角商圈就在旁边,进商圈购物的顾客可顺路而来;三是周围写字楼内的白领一族,解决吃饭问题既可口又简便;四是当地居民。这丰富的人流资源再加上整条街的小吃氛围,难怪生意越来越兴旺。这不能不佩服小杨在选址开店方面的眼力。

更可贵的是,吴江路还磨练了小杨的筋骨。小杨生煎做得顺风顺水,名气越来越响。由此带来了店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近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生煎而论,整条街上就有12家生煎店。小杨生煎店的兴旺引起了同行的嫉妒。吴江路上有一家最大的酒家,看到小杨生煎生意这么好,也开始做起了生煎生意。该店经理还找到小杨,称自己有背景,店才开得如此大。劝小杨别做生煎了,让给他们做,允诺每月给她2000元补偿(当时工人的月工资水平是300元),小杨没有理会。其后,该店的卸货车常常挡在小杨生煎门口,又有人把小杨放在门口的生煎炉子踢掉。第二天,小杨又摆出生煎炉,还是被踢,小杨面对这种恶势力不禁流下伤心的泪水。小杨生煎店隔壁的小吃店,原来不做生煎,可后来换了新店主,也开始做起了生煎的生意,甚至搞恶性竞争。隔壁店卖的比小杨生煎便宜,还送鸡鸭血汤。对方还放言:“我做不过小杨生煎,爬出吴江路。”好在时间一长,小杨生煎的老顾客还是回到了自己身边,他们说,货比货,还是小杨生煎好。

吴江路上发生的这一幕幕博弈,让小杨领悟到,天时、地利、人和是必不可少的,但一直以来都相信还要靠自己的努力,靠做事的诚实和感恩,才能将一个品牌做大做好。小杨告诉我们,回想创业走过来的这一路,有心酸、有困难、有无奈,更有想放弃的时候,但是每次当自己见到来吃小杨生煎的顾客,吃完以后露出的欢乐笑容与赞不绝口时,自己更来了劲,成为了自己前进的最大动力!

吴江路给小杨带来了商机,吴江路也锤炼了小杨的筋骨,为她造就了经得起风浪的硬身骨!

如果说吴江路是汇聚上海传统小吃的“植物园”,那么,“小杨生煎”也是诞生在其中的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现在,小杨生煎已经成为吴江路上的一种符号,一种代名词。近年来,上海许多街道上出现了“吴江路生煎”的店铺,其实就是想傍小杨生煎的名气。

艰辛创业路

生煎馒头是流行于上海、苏州及其他江南地区的传统小吃,简称生煎,亦有称之为生煎包的。其中尤以上海人对生煎情有独钟,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丰富味蕾的一道美食。

我们问起小杨当初怎么会定格于做生煎的?谈到这段经历,还颇有几分艰难曲折。小杨告诉我们,她是上海知青的子女,20岁从盐城来到上海时,在南京路上拎炉子卖过茶叶蛋;骑过黄鱼车来往于十六铺水果市场、城隍庙小商品市场,摆过水果摊、百货摊;学过裁缝,开过服装店。

那会儿,凭着小杨诚恳善良朴素,对顾客真诚的态度,她做过的生意几乎都是顾客盈门。但在小杨心中始终有一个做美食的梦想,她打开了生命中的特定的记忆,决定在吴江路上新开一家生煎店。她回想起刚到上海时,曾经跟着外公学做生煎,外公是静安饮食公司的点心师,掌握做生煎的窍门。她每天早晨5点上班,下午2点半下班,又赶到别家店干到深夜11点。一天下午下班后,她想再为下一班的姐妹搅拌些面粉,由于太劳累,一分神,打起了瞌睡,垂下的手指放进了开着的搅拌机里,立刻一阵剧痛把她惊醒,及时关机、倒车,但三根手指全部被轧断。后来,经抢救,手指被保住了,但全都严重弯曲,不能拿东西。正因为她有着这段曲折经历,她外公和老公都坚决反对她开店做生煎。她外公对她说,干这一行太辛苦,一个女孩子开店不合适。但小杨想来自己有着独特的优势,其一,积累了做生煎的经验,还可请外公做技术顾问;其二,曾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磨练了意志;其三,经过农村锻炼,吃得起苦。而且小杨自己爱做生煎,爱吃生煎,她有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是把这么好吃的上海传统小吃带给更多的人,于是她终于说服了外公,终于另起炉灶创业做生煎。

1994年10月17日那天,27岁的小杨去菜场买来10斤猪肉,花20元买来一只油桶,让外公帮她在里面糊上泥,装上钢筋改制成炉子,又找来一块不锈钢片覆盖在一张写字台的表面,雇了一个从未做过面制点心的男工,然后花500元月租费向隔壁邻居租来经营店面,就在吴江路开了生煎店,那时的店名还叫“王中王”生煎店,以表示一种自信和自勉,想做“生煎大王”。一周后,她又雇了四个员工,但都是生手,许多事情还得她自己上。那时候小杨每天清晨3点起床,从苏家巷住家骑车去菜场采购食材,然后回到店里精心熬制肉冻,拌肉酱,以保证6点开始摆摊、拌馅、和面、擀皮、包生煎,一直要做到晚上11点。

面对创业的艰辛,杨利朋没有胆怯。一种做好“生煎”事业的使命,让她内心变得愈加坚强。每天,她看着从四面八方前来吴江路买“生煎”包子的顾客,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天真活泼的孩子、年轻的职场人士,带着满足的笑脸离开店里的时候,小杨心中的苦闷、烦恼、劳累顿时全都烟消云散……

“我用良心做您可安心吃”

“小杨生煎”有句广告语“我用良心做,您可放心吃”,其实这就是小杨的心声,也是她立业的基石,创业的主心骨。

凭良心做事,本来就是做人的底线。但在生意场上,凭良心做生意谈何容易。有些人为了一己之利,什么丑事、恶事都干得出来,难怪社会上自古至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无商不奸”,当然这里讲的“商”,指的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商。

小杨从创业起步,就踏正了步子,用良心做事,靠勤劳致富,这原本就是中国老字号品牌的根本基因。小杨生煎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快速成长,成为新的老字号,就是因为植入了这个老字号基因,走上了发展老字号的同一条道路。

用良心做生煎,是怎么做的呢?小杨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

严把原料关。生煎的质量,取决于原料的质量。小杨说,我们用的原料都是市场上最好的品牌,无论是猪肉还是面粉,就是油料也都是老百姓信得过的品牌。比如猪肉,用的是上海的“爱森”牌猪肉;面粉用的是“中粮”集团的产品;油料是上海良友集团的“海狮”品牌。非品牌供货商经常会找上门来,给以种种利诱,我们也不为所动,都被婉言谢绝。原料的好坏,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我们现在做到在每个店堂里都公示原料品牌和供应商,让消费者的放心从原料开始。

坚守微利战略。做生意,总想快发财、发大财,这就会走上低成本、高利润之路。许多人就是在想赚快钱面前用良心作了交换。小杨说,我们恰恰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叫高成本、低利润。我们的原料因为是优质品牌,当然是“优质价”。比如“爱森”牌猪肉,纯精肉每斤19.8元,而一般品牌每斤12元,没有品牌的就更便宜了,两者的肉价就相差30%以上。而生煎的零售价,由于处于竞争状态,不可能按高成本提价,每客的价格高不了几角钱,所以只能微利经营。“微利”就是我们的良心所在。

从严规范管理。食品安全对于食品行业来说,是头等大事,一年365天,天天要绷紧这根弦,丝毫放松不得。小杨说,我们专门设置了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对每批次的原料都要进行详细检查,查验供应商的质检证明,对原料再做抽样检验;还设立理化实验室,对每一批猪肉原料进行瘦肉精的检测,并定期报送具备国家检验监督资格的机构进行第三方检测。员工每天进入工作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每位员工做好上岗前的个人健康检查。工作人员在进入生产车间前,必须通过鞋靴消毒池;用流动水冲洗干净并在消毒水中浸泡30秒以上;用烘干机烘干双手;最后通过风淋房进行严格的人体尘埃净化。在生产操作之前,生产所需的工作用具及容器注重加强清洗、消毒、保洁措施;严格按照一洗、二过、三消毒的清洗程序;确保工作用具及容器的安全清洁。所有加工制作完成后,工作人员每天都必须对运输车辆、电梯、生产器具及机器进行仔细的清洗消毒,甚至还要求员工“下班后簸箕底的背面也一定要擦干净”,真是要做到一尘不染。

建立中央厨房。为了更高标准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小杨在经营压力愈增的背景下,还是于2011年投资近1000万元,在上海市区建立了约3200平方米的高规格中央厨房。中央厨房在2012年3月正式启用,2013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及HACCP20002食品安全体系的双重认证,2014年又顺利通过了复审评核,并获得了上海市第一批示范中央厨房的荣誉。2014年又投入400余万元,扩建中央厨房800平方米面积,增加冷藏能力100吨、冷藏物流车3台。并购入德国进口的异物探测仪,要求每一包的原料均需检测后入库,更加大了产品的安全性。为确保小杨生煎中央厨房食品安全环节的质量风险控制,对人员岗位进行统筹管理,所有工作人员都持证上岗。目前50人左右的生产队伍中,拥有上海市食品经营人员食品安全资质认证的有16人(同规模的企业只有2~3人具备安全资质的人员,小杨生煎本着对消费者负责,对食品安全高标准严要求),具有检验员资格证书的有3人,并在厂区内配套电子化溯源系统和全程实时监控管理。在中央厨房,从原料到生产到仓储、物流,所有的流程都纳入食品生产管理网络图的严格操作规范中。小杨生煎从工厂加工到门店的生煎制作,已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安全食品加工链,肉馅包装好至成品库冷藏,再由冷藏车运送至各门店。

创业伉俪齐发力。老公刘日成曾出于心疼自己爱人,怕她太辛苦了,也劝过她放弃,当小杨执着地要去闯一闯的时候,丈夫刘日成义无反顾地与她齐心合力走上了共创之路。现在刘日成是公司董事长,小杨是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小杨生煎的肉馅是整个生煎环节中的精华,中央厨房是小杨生煎生产、制作的心脏,这些涉及小杨生煎核心竞争力的要害部门、关键活,刘董毫不犹疑地承担了下来,特别是拌馅料、发面等生产流程都有量化指标,都是刘董直接操持,确保每一只生煎包的质量万无一失。夫妻搭档,创业伉俪的合力,远远超出了两个人的单个能量。

顺势而为与时俱进

小杨生煎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品牌,以其个大、皮薄、肉实、汁多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钟爱与追捧。面对成功和喜悦,小杨生煎并没有止步,而是顺应着时代的节奏和消费者的需求还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公司市场部每年会进行客群调查访问,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对此进行相应的品牌调整。小杨告诉我们,从产品方面来说,增加了许多新口味的生煎:大虾生煎与荠菜生煎,让喜欢海鲜与素菜的消费者有了口福,让更多年轻的消费者与女性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还推出季度新品,来满足消费者的新鲜感。从品牌方面来说,由于吴江路小吃街东段因大中里房产项目启动而需动迁,两家“祖母级”生煎店只能关门。后来,于2009年1月16号又在吴江路西段的茂名经典湟普汇美食城开出了小杨生煎店,又重新回到了吴江路,成为小杨生煎的旗舰店。2014年,吴江路上的旗舰店又大胆创新变革、寻求突破,推出了小杨生煎的新概念形象店,潮流的配色、动感的主题曲、可爱的卡通形象,这一切的变化都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追捧。新概念店一经推出后,受到了许多电视媒体与美食杂志的采访,大家均对小杨生煎焕发的新鲜活力充满好奇。一位接收电视台采访的年轻女白领说道,“爸妈从小带我吃小杨生煎,生煎非常好吃,留给我很多童年的记忆。现在面目一新,变得高大上了,非常时髦,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

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人。小杨说,我们在做好品牌的同时,更注重做好人的工作。

引进人才。从2011年开始我们逐步引入富有餐饮经验的管理团队,对小杨生煎品牌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团队的成员均来自国际一线餐饮品牌,服务过不同类型的餐饮公司。比如我们的总经理楚连胜,食品技术专业出身,从事餐饮行业近20年,曾服务于百胜餐饮集团(KFC、必胜客)、麦当劳集团、棒约翰等知名国际连锁餐饮品牌,具有丰富的品牌管理经验。由于这些人员的加入,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就不断有创新,年年有发展。

随着餐厅店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对于小杨生煎的团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能的细分与管理变得更为重要,随之管理团队的人数也从20人增加到了60人。这支年轻的团队充分感受着企业文化的熏陶,“善良、谦卑、淳朴、诚实、感恩”这是每一位“小杨人”入职后记住的第一句话,也是小杨团队信奉的理念。

企业为了凝聚职工人心,还注力于企业的文化建设。推出了生日会、家庭日、运动会、达人赛、店长年会、资深员工国外游等等的文化活动,目的就是让大家成为家人,一声“大哥、大姐”均出自每位员工内心深处的自发情感。团队成员更多的像家人在一起,有欢笑、有争论、有分享。“大家可以在犯错中前进,但决不在无为中等待”,小杨说,正是这样的一种胸怀包容着每一位“小杨生煎”人,也激励着每一个“小杨生煎”人前进的步伐。

为了提高全体员工的素质,还借鉴其它先进企业的做法,加强员工的专业培训。小杨谈到,企业曾经把包括各店店长在内的几百位骨干全部派到专业培训机构分两期去培训,传授现代营销技能,品控技术,同时也培养了大家的企业精神。

让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小杨生煎

小杨在谈到今后的发展时,她充满希望地告诉我们,小杨生煎的梦想就是:“让小杨生煎成为一个让我们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亲朋好友为之感到荣耀的品牌,并且拥有在中国的餐饮业内最受人尊敬的团队,将小杨生煎开到全国各地,甚至东南亚、美洲与欧洲……让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小杨生煎。创建一所集家人、亲情、教育、培训、荣耀于一体的生煎学校。”

在小杨的规划设计蓝图里,我们看到了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宏伟目标,开业的门店数,要逐步达到800家。我们相信,小杨的这些梦想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因为她是一位充满大爱的人。她曾经告诉自己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来到小杨生煎的顾客都要像对待朋友和家人的热情接待,因为小杨生煎不单单是做给顾客吃,更是做给家人、亲人和朋友吃的!顾客就是我们的亲人!美味的食物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小杨讲到这里,更深情地说,我把自己的爱融入到小杨生煎这个品牌里,让每一个吃到小杨生煎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份感情。小杨流露的这番心声,让我们感受到小杨生煎这个品牌也是用小杨的爱心浇铸出来的。大爱就是她的本色。她致富不忘帮困,近些年来,她通过成立小杨爱心基金会,累计帮助23人次,支出金额近20万元;她还通过黄河路门店、愚园路门店、昌里路门店、天钥桥路门店,在重阳节开展敬老活动,共送出10000余份生煎。

法人代表 篇10

王志雄首先向石蒙宁先生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上海市工商联的发展历史、会员构成、主要职能以及正在发起成立的中国风险投资促进会等有关情况，他表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以及上海积极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以两地企业在经贸投资、科技交流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希望今后加强务实合作，有效推动两地企业间的资金和项目对接。同时，还就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探索民营科技银行建设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石蒙宁感谢王志雄主席的热情接待，并简要介绍了以色列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现状、以色列国民银行及其下属科技银行的基本情况。他表示以色列在科技创新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以色列国民银行集团多年来在服务初创型科技企业方面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希望今后与上海工商联进一步加强沟通，为以中双方企业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两会代表“话”安全 篇11

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 许多新兴职业出现, 新型职业病也在增多。职业病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 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至关重要。

针对职业病防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修法重点应锁定在健全体制机制和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上。尤其应确立“用人单位负责, 行业规范管理, 政府依法监管, 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卫生综合管理体制, 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三方协调机制和行业责任制体系, 规定职业病诊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等, 从而为职业病防治管理责任真正落实、劳动者维权和工会履行法定职责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让职业病鉴定无需“开胸验肺”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电焊分厂班组长赵玲英

“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 赵玲英就决定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促进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有关建议。为此, 她几乎把自己变成了研究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专家。

通过调研, 赵玲英发现我国劳动者在职业病鉴定中, 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现行《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 譬如, 组织机构代码、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这实际上给劳动者要求进行职业病鉴定设置了障碍。同时, 赵玲英还注意到, 张海超虽然加入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 但医院认为他是工伤, 不在医保范围, 也是迫使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原因之一。因此, 赵玲英建议, 修改《职业病防治法》中对职业病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有关证明的规定, 同时, 希望在职业病鉴定结果出来前, 工人的医疗费用能够纳入医保范围, 切实维护工人权益。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我国职业病防治检测不到位、职业病防治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仍存在盲区、职业卫生标准及其配套能力不能满足执法的要求等问题, 赵玲英建议, 进一步充分认识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进一步加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继续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制定和落实职业卫生政策措施, 建立完善职业卫生发展的大环境。

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

——张俊九与42名委员联名提案

我国已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7日, 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43位工会界委员联名提案, 呼吁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 明确责任、权益、义务明晰的职业卫生综合管理体制, 规定职业病诊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全面推进中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治进程。

张俊九作为第一提案人, 联合工会界42名委员一起提交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建议》的提案, 直陈我国职业病防治面临“潜在和累积的患病人数仍巨大, 一些行业患病人数仍在发展, 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大多不重视职业病的防治”的严峻形势。

据分析, 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认真履行法定的责任义务, 把危害后果转嫁给劳动者和社会;一些地方未依法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 控制目标措施未能落实;再加上上级政府部门的督导由于多头管理, 综合力度不够, 行业管理、群众监督地位不够明确等, 都加剧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难度。

农民工患职业病后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 是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典型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

农民工患职业病后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这一现象, 其实是城乡居民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典型现象。目前许多发达省份出现的“用工荒”, 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城乡用工环境、社会福利的“双轨制”。企业、城市没有给农民工合理的福利保障, 农民工就用脚投票, 跟用工企业说不。

职业病认定障碍过多, 应打破机构垄断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建议

首先应打破专门机构的职业病诊断“垄断”权。“尽管职业病的诊断要求有专业诊断水平和诊疗设备,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职业病防治医疗机构, 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 完全能够诊治职业病。因此, 应从法律层面允许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方便劳动者做鉴定。

职业病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如何对城乡一体化进行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职业病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如何对城乡一体化进行突破。首先要放开进城农民工的户籍, 农民工在城里工作多年连身份问题都解决不了, 收入和福利的起点就不公平, 难免引发很多矛盾和纠纷。同时, 应该让农民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

张海超的求医经历令人心酸, 但实际上类似的案例众多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

一些案件只有部分是因为劳动关系变动频繁、难以确定劳动关系原因导致, 绝大多数是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阻碍了职业病诊断和鉴定, 或诊断鉴定结论违背客观事实等原因所导致, 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立法设置不合理, 对诊断、鉴定职权的监管机制乏力。

《安全生产法》修订

修改《安全生产法》势在必行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

《安全生产法》已经实施7年多了, 许多条文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 暴露出的一些缺陷制约了我国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此外, 这部法律还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主体对象概念不清、法律保障措施缺乏、相关处罚措施过软等问题。

比如,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规定, 因投入不足导致事故后, 若主要负责人不够刑事处罚, 要给予撤职处分, 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实际上, 对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来说, 给予撤职处分毫无意义, 而经济处罚的额度又未细化, 就不利于妥善处理事故。

此外, 《安全生产法》未明确规定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利及责任, 导致安监部门责任与权利不对等。比如, 对于消防隐患的查处权归属, 法律就没有明确, 使安监部门在工作中常常遭遇尴尬。

虽然修改《安全生产法》目前尚未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但这是大势所趋, 尤其在基层单位、执法一线呼声很高。我相信, 今年“两会”期间, 一定还会有代表为此振臂高呼。

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

河南煤改首先以安全来衡量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省长郭庚茂

不管企业或者小煤矿有什么理由, 煤改首先应以安全标准来衡量, 因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在煤矿整合过程中遏制事故, 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

河南现有各类煤矿793个, 平均规模不足30万t, 且有670个是小煤矿, 占总数的84.5%。2009年, 小煤矿发生事故共造成94人死亡, 占全省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的65%。在煤改问题上, 河南着眼的思路主要有两点, 就是找出一个能够安全生产的合理标准, 包括一个合理的技术标准、一个合理的规模标准。

郭庚茂说, 围绕上述问题, 河南省有关方面研究了一个方案, 坚持以下几条:第一, 坚持以人为本, 体现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第二, 体现各种成分一视同仁, 只要达到标准, 不管省内、省外, 不管国有、私营, 都可以参与整合;第三, 由政府依法制定规则, 然后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第四, 维护整合双方的合法权益。

“我们要的是安全, 不是要的别的!”郭庚茂说, 不管企业或者小煤矿有什么理由, 都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开发、去生产。他表示, 这个方案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反复酝酿、论证, 最后经各方认可并出台, “我们既坚持了依法的原则, 又兼顾各方合法权益, 对成功抱很大希望。”届时, 河南全省600多家年产15万t以下的小煤矿, 都将退出市场, 400多家年生产15万t~30万t的煤矿企业参与整合。

要加强贫困地区在培训和救援设备、工具上的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吴忠市市长吴玉才

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因为查找隐患的工作不规范、应对不及时, 小事端最终酿成大事故, 要加大防范机制建设。因为救援工具、设备较差, 加上储备不足, 一旦发生大事故, 救援往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1月22日, 吴忠市太阳山隆能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按照突发事件预案, 第一时间, 吴忠市有关部门、救援队伍赶到事故地点。在积极开展救援的同时, 向新闻媒体及时公布真实的事故信息, 消除不良舆论。吴玉才认为, 我们要破除媒体参与就是“添乱”的错误思想, 要协调媒体, 依靠媒体公布真实信息, 一定要让媒体发出真实的声音。

同时他还强调, 应加强对预案的演练, 有些地方对救援行动不熟悉, 一到现场就乱, 不知所措, 导致救援的速度受制。贫困地区在培训和救援设备、工具上投入不足,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按照本地实际备足救援物质, 培训救援人员, 提高他们的救援能力。

经济“强身健体”不能缺少安全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林用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张科技创新, 科技手段的更多利用, 能有效进行事故预防。生产环节可以通过科技加强监控, 提升管理水平, 预防隐患发生。自动化、信息化以及避险设备技术的大力推广使用, 也是提升本质安全的良方。”他认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促进新兴的安全技术设备产业的发展, 这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啊!建议将安全生产的事后“一票否决”延伸到事前预防, 强制规定安全不达标必须一票否决。项目上马, 严格安全许可, 严把技改和新建项目的安全准入关。

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同时就在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深层次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 原甘肃酒泉钢铁公司董事长马鸿烈

只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了, 我国安全生产的人、机、环要素才能发生根本性提升。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同时就在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深层次矛盾。从投入驱动型到消费驱动型,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安全生产创造宽松环境。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煤炭、钢铁、水泥、化工等上游重化工产业的资源整合、产能控制, 现代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 大大降低安全风险、减轻安全管理的压力。

为安全、环保增加在发展决策中的地位砝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

最核心的利好是, 转变发展的观念, 不再一味单纯追求GDP, 而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追求质量和效益。发展观念的转变, 为安全、环保增加在发展决策中的地位砝码。

淘汰落后产能, 必先淘汰安全性能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淘汰落后产能, 必须首先淘汰安全性能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新增项目, 也必须首先进行安全评估, 安全生产要和社会经济同步发展, 否则无法实现真正的转变。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下, 国家更加重视安全、环保、质量等配套政策的建立, 这些领域的财政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国家财政资金对安全技改和重大隐患治理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

从源头上防止新的安全欠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纪昌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强化安全投入的约束性指标, 从源头上防止新的安全欠账, 要对企业加大安全投入进行积极引导, 将安全投入作为成本性投入出台优惠财政政策。

经济结构转变, 安全监管必须跟上步伐, 新兴产业在安全管理上缺少经验, 必须及时规范。例如物流、金融业、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核电、光伏、智能电网等新能源产业, 汽车、船舶、仪器仪表、生物制药、新型高能电池等现代制造业, 通讯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产业, 高铁、航空、管道运输等现代运输业, 尽管看似不都属于典型的高危行业, 但如果不强化安全管理, 也会带来新的事故隐患, 而如果一旦发生事故, 其波及面将远远大于现在的人员死伤, 危害程度甚至会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

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应统一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宋鱼水

宋鱼水向大会递交了一份长达29页的材料, 这是海淀法院所做的《交通案件调研报告》。她表示, 交通案件大多十分复杂, 审理难度大。交通案件经常涉及多方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法律关系方, 海淀法院曾审理过超过20个当事人的案件;由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伤残、死亡赔偿金及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事项缺乏统一赔偿标准, 使得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也不统一, 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宋鱼水建议, 应依据全国统一的标准或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死亡、伤残赔偿金的标准。如果简单地以“农村”和“城市”为标准作为区分, 赔偿的金额十分悬殊, 将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 最好的办法是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或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赔偿的标准。她同时建议统一精神损害抚慰金尺度, 法官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精神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 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适当调整。

她还建议将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两部分, 确保受害人的人身损害特别是治疗费用能得到充分保障。宋鱼水表示, 从司法实践看, 虽然交强险总责任限额已提高到12.2万元, 但仍然偏低, 所以应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

加强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治本之策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

近年来, 随着人、车、路各交通要素的急剧增长, 道路交通环境日趋复杂,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一直在高位盘旋。在交警部门的严管高压态势下, 尽管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逐步下降, 但挤压事故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所有安全事故死亡数据中,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80%以上, 2009年就有6万7 759条生命葬送交通事故。而这些交通死亡事故八成以上是由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因此, 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特别是广大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法治意识尤为迫切。

吴鸿强调, 实践证明, 加强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治本之策。公安部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在新闻媒体的广泛发动和宣传下,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广大群众大力支持, 禁“酒驾”从部门整治行动提升为全民抵制运动, 成效斐然, 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6.6%、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