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利的保护

私权利的保护（通用4篇）

私权利的保护 篇1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共存于法律之中

公权力与私权利共存于法律之中, 但这里的“法律”究竟何指, 是指实在法还是自然法?这关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问题。如果认为“法律”仅指实在法而不包括自然法, 那么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利都是实然权利, 不存在法外的权利。其界限也就被限定在实在法的框架内, 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二者的界限进行明晰即可。相反, 如果认为“法律”不仅仅指实在法, 还包含了自然法, 那么我们就得首先探究公权力与私权利是否皆包含在自然法的领域内, 然后再明晰其二者的界限。

笔者认为, 此处的“法律”应该包含了自然法。对于公权力而言, 其应严格遵循实在法的规定, 将其限定在实在法的领域内。若将其纳入自然法的范围内, 则必然会衍生出自然权力, 而这则不利于实现限制和规范公权力, 保障私权利的目的。但是, 依良法之治的要求, 公权力在行使时也要遵循自然法, 否则, 会导致公权力强权或政治化的一面。对于私权利而言, 笔者认为, 完全可以包含在自然法的领域内, 并衍生出公民的自然权利 (应然权利) 。对于私权利来说“法不禁止即权利”。在自然法的概念下, 我们从保障私权利的角度出发, 实现私权利的完美状态应是:应然权利:实然权利:实有权利=1:1:1。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行使的界限

(一)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权力来源于权利。即无权利就无权力。权力的产生, 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运转, 皆是源于权利的让与及需要。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 (权利) 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1】所以, “在终极意义上, 权利是权力的基础”。【2】笔者认为, 权力来源于权利只是权力合法性的一种假设, 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实证的。但是, 这在给权力披上合法性外衣的同时, 也将公权力引入了宪政的轨道, 以权利制约权力, 也使得我们在评价公权力享有和行使时有了标准, 这是该理论的伟大之处。

权力保障权利, 即公权力是私权利的后盾, 没有公权力的保障, 私权利便很难实现, 尤其是当私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由于公权力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 它有巨大的规模效益, 可以通过强制手段使义务得以履行, 因而公权力是保护私权利最有效的工具, 是其他权利保护措施无法比拟的。”【3】这也是公权力存在的价值, 即以保障私权为己任。

权力侵害权利, 即公权力往往又是私权利的侵害者, 没有保障的权利很难实现。如果分析私权受到的侵害的来源就会发现, 最大的威胁者便是来自于公权力。公权力作为一种优越的社会资源, 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 容易造成了腐败。这即影响了私权利的实现, 又制约了整个公权力体系的运作, 违背了赋予公权力的初衷。

(二) 公权力行使的界限

如果我们把规范公权力作为实现宪政的目标, 则整个机制设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即事前, 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行政立法为主要任务, 从源头上将行政权纳入到依法治理的轨道上来。立法既是对行政机关的一种授权, 又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监管。中游即事中, 这一阶段对行政权的规范是让行政权的行使严格按照行政程序的要求进行, 程序的规范性, 有助于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做到公开透明。依照行政程序执法, 畅通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以私权利监督公权力的运行。下游, 即事后, 完善事后的责任机制。当公民的私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 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以此达到规范公权力的目的。

其次, 公权力介入私权利必须是正当的。公权力产生于私权利的授权和需要, 私权利需要得到公权力的保障时, 公权力的消极行使就构成了对私权利的间接损害。因此, 公权力主体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积极地行使权力, 不得放弃, 也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除了合法性要求外, 公权力介入私权利还必须是合理的、正当的。笔者认为, 有必要在规范行政权时, 借鉴德国法上的比例原则, 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最后, 对于公权力的界限问题, 笔者认为, 在常态与非常态下, 公权力的界限有所不同。这里说的“常态”与“非常态”是指社会状态处于稳定和非稳定的情况。在社会处于稳定时期, 一切社会关系正常运转, 私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也应该是最充分的。由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社会处于常态的情况下, 必须充分体现出私权优位, 公权力必须给私权利留有更大的生存和自由空间, 以体现“小政府, 大社会”的理念。而在社会处于非常态的情况下, 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私权利需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允许公权力的介入, 是对私权利的最好的保障, 若此时过多的限制公权力则会削弱对私权利的保护。比如, 在非典时期, 对疑似病例者和某些人群的隔离, 对其财产的限制, 则是为了保护更大的利益。在战争状态下, 公民的私权利也会得不到充分的行使。这种常态与非常态的划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晴天法案”和“雨天法案”。

(三) 私权利行使的界限

固然我们对公权力的行使需要划定界限, 以保障公民的私权利, 但是, 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利必然有其滥用的可能。因此, 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私权利的界限。私权利也有滥用的可能, 其滥用的结果, 会导致两个对象受损, 一是私权利。二是公权力。首先, 私权利之间也有界限, 民事诉讼便是涉及私权利主体之间的纠纷。其次, 私权利的滥用对于公权力可能造成的损害不如公权力对私权利造成的损害大, 但是私权利的滥用则足以妨碍公权力的有效行使, 在非常态的状态下, 则构成了对公权力的限制, 反过来会损及私权利自身。因此, 私权利的界限也有常态和非常态下的区分, 并体现出一种收缩性。

私权利的界限问题, 还应考虑的问题是, 私权利并非仅是实在法赋予的实然权利, 还有自然法赋予的应然权利。实然权利行使的界限, 需要实在法的确认, 即满足合法性要求即可, 而应然权利如何规范则是个问题。笔者认为, 在私权领域内应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 私权利主体可以享有实在法以外的权利, 但是公民在行使私权利时, 对于他人的私权利给予尊重, 公权力应止于公共利益。

三、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界限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中, 公权力表现出强势的一面。这种不对等性, 使得私权利的话语权十分微弱, 公权力行使时必然需要限制。但是, 除了权力对权力进行限制外, 以私权力制约公权力, 这既是民主宪政的要求, 也涉及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界限问题。如果我们将公权力严格限制在实在法的范围内, 以此给权力画个圈, 并以列举的方式授予其权力, 则权力圈的外围以及列举之外所保留的权力, 就是私权利的范围。那么, 公权力的界限就是止于私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沟通的桥梁就是公共利益。即, 当公权力需要介入私权利的时候, 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公权力机关必须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才可对私权利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干预。否则, 便构成了对私权利的侵犯。反之, 私权利的行使也应止于公共利益,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否则, 公权力便可以对其进行干涉。这在常态与非常态的状态下同样适用, 所不同的只是权利与权力的范围会呈现出伸缩性。

四、结语

法治社会的趋势是遏制公权力的膨胀, 使公权力在民主宪政的领域内行使。因此, 有必要弱化公权力, 强化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弱化, 主要体现为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由强权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强化私权利, 则需要公民行使结社权, 将利益诉求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社会中介组织向公权力机关表达, 在公权力机关和公民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治国家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年6月第1版。

[2]姚蕾.《中国行政公权力对私权利侵害的现状分析——由深圳扫黄案引发的思考》200兰州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私权利与公权力有限性的法学思考 篇2

1. 对“权利”概念的思考

“权利”英文是“Rights”, 有“资格”的含义在其中。将“权利”拆开来看:“权”代表某种资格或权限, 而“利”则表征这种资格给权利人带来的显性或隐性的利益。正因为有了利益性, 权利的基础得以建立, 权利的内容更加充实与完善。人们之所以乐意享受权利, 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利益目的, 实现一定的利益诉求。当然, 是否选择享有权利, 对于权利人来说应当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选择享有权利, 也可以选择放弃权利。可见, 权利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结果, 允许人们用自由的主观意识决定是否获得它所带来的客观利益。

我国不少法学论著对“权利”的解释各有千秋, 有人认为:“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 对法律关系主体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 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也有人认为:“法律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 它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以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 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还有人的观点是“权利是指特定社会成员依照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享有的利益和自由。”

2. 从“自在”权利到“自为”权利

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时代, 将封建皇权放在了最神圣最崇高的位置。荀子曰:“君子者, 天地之参也, 万物之总也, 民之父母也。无君子, 则天地不理, 礼义无统。”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西方在公元5世纪末的“双剑理论”, 则认为“上帝将权力分别授予教皇和君王, 并使两者相互掣肘, 以承天意。”这其实与中国皇权思想异曲同工, 只是西方多设置了一个教皇来与君王分享神圣的权力。上帝的旨意成了君主头上的光环永不褪色的最好理由, 任何普通民众争取一己的私权都可能被认为是对神或者上帝的违抗与亵渎, 他们要与君主享受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的想法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想。

为了反对这种维护封建特权的“君权神授”学说, 资产阶级提出了“天赋人权”与之对抗, 不管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声称“人人生而平等”。资产阶级将公民权利提到了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无法达到的高度, 用这个有力武器反对封建统治。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 将基本人权上升为宪法原则, 这无疑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认识也存在着缺陷:他们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权利问题, 认为私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来源于造物主, 无法用科学观点来阐释权利的真正根源。

其实, 权利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独有的“专利”, 而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和自由, 这些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绝不是某个造物主或神明赐予人类的。

从人的本性来看, 人天生有着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追求意志自由的内在动力,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也会产生对权利的要求, 这是人们天生的利益内动力的外在表现和反映, 是“自在”的权利, 马克思称之为“已有的权利”或“习惯权利”。这种“自在”的应有权利是权利范围最为宽泛的存在形式, 也是立法者规定法律权利的基本依据, 它是法定权利产生的根源。

由于外界的压力, 人本身的这种内驱力不能或不能完全释放出来, 于是对应有权利的追求就不能或不能完全实现。外界的压力来自于很多方面, 如历史发展的局限性阻碍了人们对权利的前瞻性思考与开拓, 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人们对权利的认知与追求程度不一致, 经济发展水平使人们对权利的要求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等。因此, 作为人自身的意识和要求, 权利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还需要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自在”权利进行筛选与整理, 形成“自为”权利, 即法定权利, 以此来适应历史发展、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并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推动这些外在因素发展与进步, 继而不断扩大法定权利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内在与外在因素的交替影响和作用产生“自为”权利, 它的内容、范围与“自在”权利相比缩小了不少, 可视之为系统化、规范化的“自在”权利,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结合自身实际需要对权利进行主观追求的结果。

3. 法定权利的有限性

法律在赋予人们权利的同时, 需要考虑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等情况, 限定法定权利的范围和内容, 这是在立法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限制。

孟德斯鸠说过,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自由了, 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个人的法定权利都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行使, 必须遵循法律的原则和尺度, 还需要考虑自己行使权利对别人的权利是否造成了干扰或侵犯, 若有则不得不对自身权利有所限制。

权利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有限性还表明了:真正的权利与自由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义务基础之上的。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矛盾体, 但任何割裂它们之间内在统一的联系的观点都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一个人在社会中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 他还必须同时承担相当的义务来平衡权利。这种享有法定权利的相对性、权利与义务的总量平衡性等特点都反映了法定权利实施过程中的有限性。

二、公权力及其有限性

1. 公权力产生的根据

所谓公权力, 指国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享有的治理国家、实施公共管理的权力。这是一个相对于公民私权利的概念。在近现代社会中, 公权力不是孤立存在的, 也不是与私权利格格不入的。权力产生的根据是来自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力行使的认可。”近现代社会所提倡与追求的法治社会, 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根本目的和内容的, 不容许任何强权、特权存在, 体现了近现代社会对民众权利的重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 人民享有治理国家、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是“人民主权”的应有之义。但是, 现实情况是所有的国家大事不可能全部都交给全民公决, 必然需要由被人民授权的组织来代为行使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 这就产生了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来执行公权力。任何国家的公权力都是由民众的私权利让渡的, 且得到公众认可的, 即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从属于公民的权利。所以, 法治社会中权利与权力在本原上是统一的。权力乃是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基础和赖以产生的源泉, 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实际指向和界限。

2. 公权力的有限性

首先, 绝对的权力势必导致特权、专制。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就是将统治权力集于一身的最极端表现, 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实行的是行政首长制行使一方土地的社会管理权, 以及在社会最小的单元——家族中也有严厉的家长制约束、压制个人私权。中央、地方乃至家族的权力在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中不断膨胀与扩张, 自然而然演变成特权;普通民众的私权利在重重公权力的强大阵势压制下显得极为渺小, 且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和压抑。所以, 权力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 权力的范围若没有严格界定就会恶性膨胀。

其次, 公权力是带有支配的力量, 且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帮助执行, 以达到令相对方服从的目的。公民的个人力量是无论如何都无力对抗强大无比的国家公权力, 如果不对公权力进行必要限制, 这种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和强制手段的公权力一旦被滥用, 公民权利如何保障和维护?

再次, 权力要顺利实施, 需在人们心目中建立权威。若权力的行使反复无常, 朝令夕改, 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 易激起人们对这种权力制度的反感。再如权力的行使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 不仅降低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而且也会使人们失去信任感。

3. 法治社会中法律对公权力的限制作用

法治国家实质上就是依法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国家, 法治社会是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一系列环节抑制专断的公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 最大限度的实现宪法赋予个人的各种权利的社会。邓小平在论述法治社会的构建时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说明要运用法律手段对国家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 同时约束权力的滥用和任意扩张, 更好的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行使和公民私权利的实施。

首先, 应通过法律监控权力被授予的情况, 即权力来源的合法化。因为法治社会的权力是由人民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授予相应的执行机关行使。权力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取得方式上依赖于人民的授权, 而且还需要满足法律上规定的程序要求, 得到法律的确认和民众的认可。授权法定原则摒除了通过法律以外的其他任何方式获取权力的途径, 用法律监控权力获得的入口, 防止各种非法权力的产生。

其次, 应运用法律监控权力的实施情况, 即权力实施的合法化。权力主体主观上出于为自己的私利着想, 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求非法利益的行为是防不胜防的, 社会上也客观存在着众多利益诱惑易导致权力行为腐败, 所以须采取一定手段对权力进行严格限制和约束。

如在立法时, 应明确规定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职能、范围和权限, 其中不仅包括授权性的条款, 还应包括限制权力和制裁方法的条款, 可依此判断公权力是否滥用、越权, 并对这些行为规定法定制裁手段, 从源头有效制约权力失控。

另外, 司法机关的裁断对于维护相对较弱的公民权利也显得至关重要, 裁判结果直接体现公民的法定权利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 所以司法过程对于不合法的公权力实施行为又是一个重要的制约环节, 且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进行有效控制、对公民合法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

最后需强调的是, 除在实体上对公权力执行机关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予以严格的约束和限制外, 还需在程序上有完整的规定, 更加全面的建立起公平有效的法律监控权力的制度。只有通过合法有效的程序实现正义才真正符合法治原则。

摘要：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规定或认可公民的私权利, 使公民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定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使以不妨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公共利益为限度。相对于公民的私权利, 国家的公权力显然更强大和更权威, 而且更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有滥用权力、超越权力、权力腐败等不良倾向。因此, 法治社会需要设置有效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从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关键词：私权利,公权力,法治

参考文献

[1]文正邦.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法理学论丛 (第一卷) , 法律出版社, 1999.

[2]刘作翔.法治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利定位.转引自.理学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1999.

[3]高鸿钧.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演进.转引自.走向权利的时代.夏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4]王人博, 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5]林喆.权利的法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6]卓泽渊.法治国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

[7]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426.

私权利的保护 篇3

与公民私权利的博弈, 必然涉及到公权力干预与私权利自治的界限。如何在这种博弈中取得相对平衡,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从而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 这是研究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机制的关键。

一、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一) 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正当性证成

公安机关拥有的警察权包括行政权和司法权, 属于典型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最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家庭暴力案件中加害者侵犯的受害者的人身权等属于典型的私权利。

社会契约论是对国家与公权力产生的阐释, 也是对公权力介入私权利正当性的解释。国家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的让渡, 因为私权利所有者在享有私权利时彼此之间出现冲突无法解决时, 必须求助于公权力来解决。“政治、法制悉以人性恶为根据, 围绕着一个‘恶’字做功夫, 或堵或导, 亦扬亦抑, 倒也酣畅淋漓。”[1]为避免人性的弱点这也是公权力介入私权利正当性的解释。

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自古就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与冲突中, 由于边界不清晰, 极有可能出现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利的领域, 导致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 在公权力介入私权利正当性的前提下, 如何注重保护私权利, 从而达到二者相对的平衡则成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关键, 也是公安机关警察权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关键。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正当性证成也解释了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的正当性。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公安机关民警对家庭暴力案件必须接处警的同时, 更应注意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 不可过度干涉私权利。

(二) 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必要性研究

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具有正当性, 不仅如此, 公安机关作为反家庭暴力的一线机关以及在家暴发生时唯一具有强制力的机关, 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尤其必要。

1. 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公安机关成为家暴发生之时的唯一有效干预机关。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 这种性质决定了家暴发生时受害人求助的对象首选公安机关。因此《反家庭暴力法》第13条、15条规定了家暴的受害人向公安机关的报案制度以及公安机关接警的应当及时出警制度。公安机关民警对家庭暴力的态度直接反映了社会对家暴的容忍度。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安机关是制止家庭暴力的第一道防线。[2]不仅如此,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还是制止家暴的最有力的一道防线。原因有二, 一是公安机关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机关, 在接处警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时, 可以进行处置, 制止家庭暴力和对受害人予以紧急庇护。二是鉴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公安机关在先期介入家暴案件时的取证往往成为后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理案件的关键, 成为家暴受害者维权的关键。

2. 家庭暴力案件的特征决定公安机关成为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家庭暴力案件的主体的特定性, 维系家庭关系的存在往往是家暴案件主体的共同愿望, 尤其是受害者。这种感情容易成为施暴者多次、反复实施施暴行为的原因, 也导致了客观行为的多样性、隐蔽性、反复性。如果在第一次施暴者在实施行为时公安机关能有效介入干预, 通过公安机关的威慑力量与强制手段予以控制, 不仅能够减小危害, 甚至能够挽救整个家庭。如安徽省合肥市2016年3月2日发生女律师遭丈夫家暴致重伤、其母颅骨被敲碎的恶性案件, 而且受害人是颇具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律师, 更让人无语的是在年前施暴者就曾有过多次暴力行为。笔者研究了多个家庭暴力案件, 无一不是由于第一次暴力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和干预, 才使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二、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现状

由于国家公权力天生的扩张性, 极易侵犯公民的私权利, 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权尤其如此。如何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中取得适度平衡, 防止公权力尤其是警察权的异化侵犯家暴主体尤其受害人的权益, 制度的设计尤为关键。

《反家庭暴力法》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确了公安机关的职权:1.赋予公安机关家暴案件的管辖权;2.调查取证权。警方的调查取证成为处理家暴案件的依据;3.制止家暴, 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4.协助受害人就医, 协助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虽然《反家暴法》的出台首次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公安机关在反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职责, 但纵观这部法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意见, 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比较原则, 不利于操作。家庭暴力案件实际涉及到民事、治安和刑事案件三个领域, 公安机关究竟如何在程序上处置这种案件, 如何对这类案件涉及到民事、治安、刑事三个领域的无缝对接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国外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大致有三种:1.积极介入模式。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为代表。2.有限介入模式。如韩国。3.法定介入模式。这三种模式是否适应我国传统文化和我国国情, 有待考证, 但是, 笔者认为, 鉴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特征和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在我国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案件机制至关重要。

三、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框架下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机制的构建

目前,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只有38条, 其中涉及公安机关的有17条之多。可见, 公安机关尤其是派出所成为新形势下反家庭暴力的主体是必然的选择。这38条规定在6章之中, 规定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主要在第2章和第3章, 即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置, 尤其是家庭暴力的处置。为尽快适应新法, 避免公安民警在执法时“不作为”、“不会作为”以及防止“乱作为”, 有公安机关出台相应的执法提示, 如蓝田县公安局。当然, 这种执法提示没有法律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 应由公安部出台相应的细则或规定, 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机制。

(一) 明确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原则

1. 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家庭暴力案件的反复性决定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历经民事纠纷 (夫妻等家庭成员间吵闹等轻微家庭暴力行为) 、治安案件 (达到治安处罚的家庭暴力) 、刑事案件 (达到刑事标准的家庭暴力案件如轻重伤害、虐待等) , 在这三个层级的家暴案件中,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 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 而是纠纷的预防者、制止者和制裁者, 这一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能有效控制纠纷的发展。但是家庭暴力案件的私权性质, 决定公权力不宜过度干预, 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尤其是在家暴案件的民事纠纷与治安案件这两个层级。即使是在达到刑案的立案标准, 也应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这一原则也凸显在《反家暴法》第5条。

2. 程序正当原则

正当的程序是防止私权利被公权力侵犯以及通过公权力实现私权利的最佳手段。因此,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无一不规定程序正当原则。在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中, 正当的程序尤为重要, 不论是在家庭暴力案件发展的哪一层级, 严格依照程序不仅有效防止公安机关滥用权力, 限制了警察权的边界, 同时有效地排除了与家暴当事人之间交流的障碍。程序正当是实现警察权与公民私权利相对平衡的法律保障。

3. 法定介入为主、有限介入为辅, 二者相结合原则

我国传统的“和为贵”的习俗, 以及家暴当事人希望挽留婚姻的愿望, 决定了积极介入模式在我国并不适用。而单纯的法定介入与有限介入也并不契合我国实际。因此, 法定介入与有限介入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反家暴法》15条的规定实际也是采取了这一原则。

4. 客观、全面、合法收集证据原则

公安机关真正起威慑作用的一个方面是公安机关的强制力, 另一方面在于公安机关具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而公安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在后期的家暴案件处理甚至是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以及离婚财产的处理中都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因此, 在《反家暴法》的处置一章着力强调公安机关取证的权力和义务。

(二) 预防程序

家庭暴力案件作为家庭隐私案件, 其预防甚于打击, 因此《反家暴法》第5条做出明确规定。而家庭暴力案件的预防实际是一个全社会联动工作, 需要建立全社会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各部门的联动机制方能完成。而对于公安机关而言, 在预防机制中主要完成的是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等服务工作。这项工作必须依托于公安院校方能完成。因此, 必须在各公安院校内开设相应反家庭暴力课程, 加大对公安民警的反家暴的培训工作。

(三) 处置程序

1. 接处警程序

接处警程序实际也是公安民警先期处置程序以及反家暴案件的分流程序。根据《反家暴法》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 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 控制施暴人, 同时对受害人予以援救;2.保护现场, 通过询问加害人、受害人、证人, 做好笔录, 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等手段予以取证。3.告知受害人“人身保护令”制度, 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等, 4.认真填写《接处警登记表》, 接处警民警必须充分认识到《接处警登记表》也是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之一。5.根据案件情况分别予以处置。

2. 属于民事纠纷领域的家暴案件的处置程序

公安民警接处警之后, 根据《反家暴法》16条的规定, 对家庭暴力情节较轻, 不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可以予以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告诫书》虽然只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对家暴加害人的行政指导, 不具有行政强制力, 但它是成为后期人民法院处理家暴案件的证据, 对于预防家暴案件民转刑以及制止加害人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地方公安机关对于《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式样有所规定, 但公安部并未统一模式。但不论是哪种形式, 告诫书中都应当包括加害人姓名等身份事项、查明的案由以及事实、依据的法律规定、禁止加害人实施加害行为以及出具的机关等事项。开具告诫书后应送交加害人、受害人, 同时通知居委会、村委会, 公安机关同时应留存一份备案。这一程序的设置, 对于公安机关解决最棘手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情节轻微的家暴警情作出了规定。

3. 属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的家暴案件的处置程序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予以处置。

4. 属于刑事案件领域的家暴案件的处置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处置。

乔根斯在其所著的《多元论法学》中指出, 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需要不是解决冲突 (Settlemenet of Conflicts) 而是防止冲突 (Prevention of Conflicts) 。在法的功能序列中, 防止冲突的任务被置于第一位。[3]这一见解可以理解为法的最终目的实际在于修复、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家暴案件中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最终目的都不应是打击施暴人, 而是修复、维护正常的家庭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祥和。公安机关干预家暴案件的机制的构建不外如是。而在公安机关干预家暴案件中, 实际有处罚权的主要在治安领域的处罚, 但不管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案件, 证据都是基础和裁判的依据, 因此, 在家暴案件中公安机关所有工作的重心之一在于证据的收集工作, 但这其中涉及到行政证据、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性质的转换, 在此不予赘述。

参考文献

[1]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2]蒋月.家庭暴力的成因与反暴力对策[J].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169.

私权利的保护 篇4

关键词：暴力拆迁,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与协调

一、“暴力拆迁”概述

(一) 房屋拆迁的种类

我国房屋拆迁的种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民事拆迁, 一种是强制拆迁即所谓的行政拆迁。民事拆迁指平等主体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就拆迁事宜依法进行约定, 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行政拆迁指由开发商或拆迁公司等主体执拆迁许可证进行的强制拆迁。

(二) “暴力拆迁”的定义及缘由

纵观现实生活, 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暴力拆迁”是行政权力利用的不合法或不合理, 并借助公权力的支撑使用暴力进行强制拆迁, 损害公民个体或部分群体私权利的现象。造成暴力拆迁的缘由有二:一是在民事拆迁中, 被拆迁人无法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合意, 此时作为私法主体的拆迁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拆迁。由于私法主体不存在公权力之说, 故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二是在行政拆迁中, 也是最常见的暴力拆迁, 即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的代表盲目追求某项建设项目的指标, 偏离公共利益而追求经济利益, 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的形式强行介入了房屋拆迁。公权力的滥用便会派生暴力。而被拆迁人在诉诸无门时, 被动地选择了“反暴力拆迁”。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一) 暴力拆迁中的公权力、私权利的表现

公权力指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包含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私权利指个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与私权利主要体现为行政权和人身权、财产权的利益冲突。暴力拆迁的根源不在于公民的不合作, 而在于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以卵击石般的利益抗争中, 恰恰是先有行政权力基础上的“公权暴力”, 才有救济渠道阻塞下的“公民反暴力”, 而这种暴力一再上演, 折射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法治困境:政府公权与个体私权发生严重对抗, 公民权利的生存空间受到公权力的无情挤压。1当然, 除了行政权干预外, 公权力在暴力拆迁中还表现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

(二)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房屋拆迁中, 由于融合了暴力因素, 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进行暴力拆迁, 体现了公权频频侵犯了私权。而被拆迁人在反暴力拆迁过程中, 采取了或许不适当的方式对政府公权力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行政权力侵犯私权利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人身权。在暴力拆迁中, 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难免会有身体接触、冲突, 甚至出现械斗而导致的伤亡事件。暴力拆迁中会侵犯被拆迁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身权中的首要权利, 有赖于生命权、健康权的存在。二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暴力拆迁不仅违背被拆迁人的意愿强行侵犯其私有财产, 而且在后期的补偿和安置中也可能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

私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公权力造成影响。一是私权对公权力的制约。二是私权利撼动了公权力的绝对权威。

三、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打造和谐拆迁

放眼中国, 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在近年来不断升级, 和谐拆迁的任务刻不容缓。笔者认为规范拆迁行为、构建和谐拆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 提高立法层次, 加强拆迁的相关立法。面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冲突的协调, 社会需要喘息的空间, 被拆迁人更需要生存的空间, 这“仍然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 2而“法律是暴力与制度失灵的替代品”3。比如, 提高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层次, 上升至立法层面。

第二, 严格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如在今后的拆迁中要遵循合理行政原则, 贯彻比例原则, 进行公正补偿及合理安置。比例原则也称为合理行政的适当性和最小损害性, 即行政措施、手段应当必要、适当, 若是存在多种方法应当选择其中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法。

第三, 严格拆迁程序。在拆迁过程中, 权力未受到适当的约束而给了暴力以可乘之机, 所以应当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性, 如在拆迁之前举行听证程序或者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等。法制程序化的本质是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规范间进行最佳选择, 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的制度问题。4

第四, 搭建和谐对话的沟通平台。

第五,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于协调公权力扩张与私权利萎缩的现状,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能有效地制止暴力拆迁, 从源头上遏止暴力拆迁所造成的严重的集体暴力事件。

参考文献

[1]吴亚辉、凌云:《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暴力拆迁之法经济学思考”》, 载《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

[2][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论 (上册) 》, 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版

[3][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 高鸿钧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