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选举权利保护（精选6篇）
农民工选举权利保护 篇1
1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现状与问题
1.1 高危行业的界定
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高危行业界定的标准和范围不尽相同, 因此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在我国, 高危行业通常是指生产危险系数较高, 容易对人身、财产以及环境等造成较大危害性的行业。国内对高危行业最早作出相关规定的是《民法通则》第123条, 根据该条规定, 高危行业主要限于“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行业”。此后, 高危行业的适用范围开始不断扩大。根据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高危行业包括:煤矿开采行业、非煤矿山行业、烟花爆竹行业、危险化学品行业、民用爆破行业、建筑行业和交通行业。2012年, 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将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纳入了高危行业的范围, 从而使高危行业的数量增加到了9个, 即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 (含民用航空及核燃料) 。
1.2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现状与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民工正成为高危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 2010年底, 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 在高危行业, 农民工占到了总用工量的60%以上, 在建筑行业更是高达80%以上。与此同时,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 高危行业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得不到有效保障。近几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高危行业农民工死亡占到总数的七成, 每年职业伤害、职业病新发病例和死亡人员中, 半数以上是高危行业农民工。另一方面, 高危行业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屡遭侵害, 高危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 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 劳动强度大, 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 劳动条件差, 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部分企业随意克扣工资、欠薪逃匿的现象大量存在。
从宁波市来看, 在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煤矿山等高危行业中, 农民工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其中建筑施工行业中农民工比例达到80%以上, 而非煤矿山和烟花爆竹行业农民工比例高达90%以上。近年来, 宁波市加大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力度, 但农民工尤其是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仍较为突出。以建筑行业为例, 宁波市先后实行了工资保证金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工资担保制度等措施, 相关部门也加大了执法和监督力度, 但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仍十分突出。据宁波市审计局2011年的审计调查显示, 宁波市建筑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比例较低,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劳动时间超时, 按月发放工资难以保证等问题。在其他高危行业, 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总的来说, 目前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政治权利被边缘化、社会经济权利不平等、文化权利缺失严重。
在民主政治权利方面, 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 农民工同样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权利, 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 农民工的这些民主政治权利实际上已经虚无化了。首先, 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缺席。一方面, 农民工背井离乡, 受时间和经济所限, 根本无法回家参加村委会选举和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成为乡村选举中的边缘人,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 受户籍限制, 农民工实际上是城市政治生活的“局外人”, 作为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城市中没有体现出来, 没有资格参与城市的各项管理生活。其次, 农民工维权组织缺位。绝大多数高危行业农民工在城市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 即便有, 也都是临时性的, 并且难以得到相应的扶持。此外, 农民工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渠道, 其权益通常只能通过其他阶层和间接渠道表达出来, 缺乏可以与其他阶层进行平等对话的话语权。
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劳动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高危行业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 劳动安全无保障;自由择业权和平等就业权受到诸多歧视;不按时发放工资甚至随意克扣工资现象突出, 劳动报酬权受到严重侵害;没有节假日、超时劳动现象严重, 休息休假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以宁波市建筑施工行业为例, 农民工劳动安全保护得不到有效保障, 工资未能按月足额发放,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社会保险基本没有办理。
在文化权利方面, 农民工文化权利缺乏基本保证。文化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 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本前提。目前, 高危行业农民工文化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 实现机制运行不顺畅, 突出表现在:第一, 高危行业农民工的自身职业教育缺乏制度和经费保障。第二, 高危行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在城市得不到保证。
2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剖析
造成当前我国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制度、体制、观念方面的社会原因, 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当然, 社会原因是根源。
2.1 社会原因
首先,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缺失的最根本原因。这种二元结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 涵盖了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投入等各方面, 人为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制造了两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及支撑其的诸多制度安排给农民工的流动造成了极大的体制性障碍, 造成对我国农民工的诸多歧视性待遇。
其次, 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和实施不力是导致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一是现行立法不完善。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存在缺陷, 缺少针对高危农民工权利特点的具体规定, 并且法律规定的保护力度不够。二是行政执法不力。劳动监察执法不到位, 执法程序和手段不完善,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不当直接影响了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三是司法救济不力。现实中却存在着诉讼费用高、诉讼周期长、举证难、执行难等障碍, 造成救济的成本高昂和效率低下, 高危行业农民工维权成本很高, 对司法救济的信心不足。
此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等级观念根深蒂固, 缺乏平等的法治理念, 这也使得高危行业农民工的权利容易受到忽视, 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2.2 农民工自身原因
从事高危行业的农民工年龄基本在四十岁以上, 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大部分在初中及以下水平, 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专门的劳动技能训练, 劳动能力较低, 他们的就业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 通常只能从事脏、乱、差的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 高危行业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 社会组织化程度低, 找工作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而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又缺乏工会等权利保护组织的必要救助。此外, 高危行业农民工的权利保护意识十分缺乏。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法律知识欠缺, 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概念模糊,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 无法判断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和程度, 也不太清楚权利救济的渠道和方式, 当然更谈不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3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长效机制的构建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保护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的长效机制。
3.1 法律机制
当前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的突出问题是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力和司法救济不力,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 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体系内加以解决。因此,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长效机制的基石性问题是构建多层次的法律架构, 关键在于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以强化政府责任为重点, 以司法救济为后盾, 构建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一体化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律体系。首先是要修改和完善国家与地方相关立法, 废除对农民工歧视性的法律规定, 恢复农民工在法律上的平等主体地位;其次是要强化政府责任, 明确政府和相关企业在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上的义务, 切实维护高危行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后是要完善救济制度, 使高危行业农民工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获得公平有效的及时救济。
3.2 组织机制
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保护长效机制的组织保障是工会职能的复位和职工代表大会地位的提升。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 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长期以来, 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制度性障碍未能得到根本的清除, 各级工会组织不太愿意将农民工纳入这一组织系统中, 工会也未能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导致工会对高危行业农民工基本上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为此, 各级工会组织必须转变理念, 创新农民工入会方式, 完善会员会籍管理制度,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机制, 最大限度地将高危行业农民工吸收工会组织中来, 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的代表者。此外, 在农民工相对固定的高危行业企业中, 进一步提升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 工会要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3.3 社会保障机制
当前, 高危行业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不高,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险覆盖率不高, 工伤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安平责险、雇主责任险等多个险种并存, 各个险种功能单一且存在重复交叉;社会救济渠道不畅通;社会福利基本上享受不到等。针对这些问题, 必须加快建立符合高危行业农民工特点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核心内容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一是要整合现有的保险品种, 建立统一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二是构建以工伤保险为基础, 强制雇主责任保险为核心, 意外伤害保险为补充的高危行业保险保障体系。
3.4 救济机制
救济机制是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时的重要弥补手段。具体包括:行政救济、合同救济和司法救济。在行政救济方面, 应该不断强化政府的执法责任, 切实加强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劳动仲裁部门应简化仲裁程序, 积极探索高危行业联动制度, 为权利受侵害的高危行业农民工提供有效的行政救济渠道。在合同救济方面, 建立和完善集体合同制度, 纠正劳动合同中的“霸王条款”, 切实保障高危行业农民工的平等地位。在司法救济方面, 完善司法救助制度, 建立适当的律师法律援助和诉讼仲裁费用的减免制度, 简化劳动案件的诉讼程序, 实行劳动仲裁、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无缝对接, 使高危行业农民工接近司法的权利能够得到切实的实现。
3.5 监督机制
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群众安全生产监督机制, 健全高危行业农民工内部安全监督网络体系, 发挥人大代表、新闻媒体等的外部监督作用。高危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督管理, 检查其与工人的合同签订情况, 强化信息公开制度, 建设诚信体系, 对违法企业及负责人进行依法惩处。
摘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工已经成为煤矿、建筑施工等高危行业的主力军。与其他行业相比, 高危行业农民工普遍存在年龄、学历等方面的劣势, 权利保护意识十分淡薄, 权利保护问题更为突出。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保护高危行业农民工权利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农民工,权利保护,高危行业,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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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 篇2
一、农民土地权利的物权保护
农村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在法律层面的展开。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为此,农民土地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必须置于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之下。集体所有制财产进入市场,就要按照产权标准重新实现资源配置。物权法是市场经济下对产权关系的法律表达。探寻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现实路径,就须将市场体制下农民对集体所有制财产(主要是土地)的权利以物权法规范重新予以界定,并在此界定过程中,克服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集体所有制与改革开放后建立的市场经济存在的内在摩擦。
1. 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性质为用益物权,并规定其享有用益物权人应享有的一切正当权利。
《土地承包法》虽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地位,但并未将其界定为用益物权。梁慧星《物权法》建议稿亦未界定。王利明《物权法》建议稿、人大法工委征求意见稿,虽作了界定,但在学界仍存争议。
笔者认为,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用益物权是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1]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突出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中的专有身份,其次用益物权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可以限制来自乡、村干部的公共权力干预。第三,可以凸显用益物权本身具备而土地承包法缺位的权利。
2. 明确所有权主体。
用益物权是支配他人之物的一种物权,这就表明用益物权与他人之物的所有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有权是确定财产归属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述,只有财产的归属关系明确,财产的利用才存在可能。在财产归属不明的情况下,财产的利用也不可能存在法律的保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乃经济表达而非法律表达。以法学方法与法学思维视角,以物权法定之主体特定而客体不特定标准审视,宪法、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均属无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缺乏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未明确产权结构及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
笔者认为,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必须将集体经济组织改造为法人,确立农民的成员权(股权、社员权)。以日耳曼法的总有形式改造集体所有权,即土地由一定农村社区组织所有。农民通过其代表机构或一定民主程序行使所有权,单个农民使用土地必须设立农地承包权或地上权。
3.
依承包合同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确定排他性支配权利,对抗一切觊觎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
二、制订《土地征收征用法》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威胁,主要来自政府的征地,乡村干部卖地及利益集团的圈地,而这方面势力之所以能轻易搞到土地,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利益空间极大而获得土地的成本极小。极随意的土地征收制度使最严格的耕地制度形同虚设,要变更此局面,必须摒弃旧有征收征用规范,制订《土地征收征用法》。
1. 明确“公共利益”内容与范围。
罗马法以及近代私法认为,所有权是天赋权利,上帝赋予所有个人对财产予以绝对支配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权的个人本位为社会本位所代替。耶林认为,所有权形式之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目的,同时也应为社会目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个体权利应服从于公共利益,进而实现土地权利的社会性。而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他有权委托其行政机构按法定程序和条件剥夺个体的权利。[2]基尔克、狄骥等皆持此说。受此影响,我国宪法第13、20条,《土地管理法》第58条,《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民法通则》第7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均将公共利益作为征收征用的当然条件。公共利益之规定本为善举,然而在近年来圈地运动中却被滥用,成为悬在个人权利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市场经济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市场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公共利益不应成为剥夺个人权利的当然借口。[3]罗尔斯说:“在不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力求兼顾社会大多数,特别是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利益。”[4]“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逾越。”[5]社会资源应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的公平,以便使每个人能够过上自尊的生活。“法律制度只要能恰当地保证个人和团体追求利益行为的自由,即能够保证资源使用的效率。”[6]我国应谨慎引用公共利益,借鉴日本、台湾模式,采用列举方式明确公共利益内容与范围,不给恶意征地、圈地以口实。
2. 改进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补偿对象由所有权人改为面向使用权人。即将补偿款直接交给农民本人而不是集体组织。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定价为主,即参照土地开发后,房地产区位价格确定补偿价格。补偿范围不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附着物损失,应扩大刀营业明损失、社会保障补偿、租赁损失补偿等等。补偿方式不仅包括现金补偿,而且包括置换地安置、留地安置、土地债券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等等。
3. 引入正当程序原则。
现行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督、缺乏公平裁决、事后补偿等问题。《土地征收征用法》应健全土地征收程序,增强征收的公开性、公正性。首先征地以前应与农民协商,举办听证会,保证农民具有平等的谈判权与交易权;其次应有中立的专业机构对农民土地进行评估,以之为基础对农民给以公平补偿;征地方案确定后应公告公示,告知农民复议、诉讼的权利与期限。
4. 转变政府职能。
圈地运动来自地方政府的推动,地方政府推动圈地运动的原因:其一在于地税分流以后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其二在于唯GDP是举的政绩评价标准。要根除这种基于升官发财的圈地运动,根本的措施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变强势政府为弱势政府,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变管理政府为服务政府,将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运作的空间。
三、为农民土地权利提供政治保护
1. 限制乡村干部权力,
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集体所有制产权模式下,所有权人不特定,导致管理人代行所有权人的权利,即乡村干部成为对农民土地行使处分权的拍板角色,严重威胁农民的土地权利。为此,村民自治法应还原村干部公共事务召集人的服务角色,坚决地削弱乡村干部的权力,按民主程序确定和调整土地权利与义务关系,使土地承包的私权利优位于乡村干部的微观行政权力。
2. 裁撤乡镇,扩大乡村政治空间。
除非乱世,中国“自古皇权不下县”,千百年来,农村均实行村民自治。当今世界,也只有我国县下设乡,省下设市,实行五级政府管理体制,其结果是全国333个地区级市、44800个乡镇平添3000多万行政干部,以农养政,极大地增加了农民负担。乡镇政府已是人浮于事,走入历史性的拐点,裁撤乡镇的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裁撤由上派专任干部组成的乡镇,建立由村干部、村民组成的社团性、合议制乡镇是村民自治的未来趋势,当然,鉴于我国国情及稳定需要,此举措须循改良、务实的路径徐步图之。
四、完善土地承包权利的救济机制
1. 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
法律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却未能纳入司法救济范围,致使农民穷无所告,抑不能伸。为使正义能泽被阳光下的每一个人,应扩大法院受案范围,使农村土地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获得司法之最后解决。
2. 仲裁机构独立化。
公平的前提是独立与中立。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构为准司法机构,其法律地位应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以其专业知识和自由心证独立作出判断。
3. 减免诉讼费用。
农民最大的问题是贫困,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然而目前高额诉讼费用常常使他们望而却步。为此应降低诉讼门槛,使农民不因无钱而放弃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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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选举权利保护 篇3
1.1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阐述和分析
借鉴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土地流转的特点, 从中可以看出土地流转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为了扩大土地规模经营, 这种扩大都是基于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的城市化推拉作用。为此, 西方学者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 而国内许多学者也热衷于依据西方理论来讨论中国农村土地问题, 认为, 只要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化, 就会有利于土地买卖、自由流转、兼并集中, 一方面使农业有可能出现土地规模经营、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取规模收益;另一方面, 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会自然被城市化吸纳。但事实并非如此, 欧盟和日韩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并没有完全凭借“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等制度安排, 反而取得较为成功, 相反, 一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因照搬“私有化+市场化模式”而失败。因为, 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 使社会资本强势介入土地流转, 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和对农民土地权益损害与剥夺, 最终可能引发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 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2]
理论上有关“土地私有化”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假命题,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 多是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偿转让。所以, 保护土地使用者和经营者的权益成为土地流转过程中一项主要的、迫切的任务。基于此, 我国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国家可以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途不变的原则下, 允许权利人合法自愿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流转, 并明确规定对农民权益保护。但是, 在我国土地流转实际过程中, 更多的人仍然重视和关注只是如何通过“土地私有化”来加速土地流转发展的问题, 而往往忽视了农民权益保护的问题。
1.2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需要和分析
1.2.1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要求农村土地流转
上世纪80年代, 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解放了生产力, 推动了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 需要向农业外部转移。一是土地零散分割、农户经营规模狭小, 难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缺陷, 已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障碍。而要突破这一瓶颈, 就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来实现, 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出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初期, 福建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基本上是农业经济, 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在3/4以上, 务农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随着福建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 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后来出现的“三资企业”, 以及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导致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 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与非农产业相比较低, 从而导致大量农民不愿从事农业劳动, 农村许多地方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了, 出现弃耕、抛荒的现象。因此, 土地的流转又可使那些无力或无心经营土地的农民能自主、自由地转出土地, 愿意种地的又能自主地吸纳土地进行种植, 在总量上保持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1.2.2 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农村土地流转
随着生物技术、高效技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运用, 迅速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从而带动了农业各技术密集产业的兴起,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农业技术只有在规模生产基础上, 或较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才能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 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因此,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迫切需要农村土地流转, 实现规模经营。
1.2.3 政府的引导、鼓励有利于土地流转
目前, 解决“三农”问题是政府的重要任务, 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各级政府在帮助农民改进技术, 传播农业生产成功经验, 引进和推广外国优良品种等方面建立起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通过拨款资助兴办灌溉工程, 加强农地改良工作等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各级政府从发展当地经济出发, 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大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加以支持和鼓励, 并已取得了明显效益。在“反租倒包”和股份合作制的农业发展模式中, 在各地试点的土地整理工作上政府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形式没有政府的鼓励引导是难以发展的。
1.2.4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高, 农业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 但岛内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市场环境等问题严峻;台湾农业发展需要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外移, 降低生产成本。福建具有与台湾自然条件相似、资源要素互补性的特点, 通过闽台优势互补, 共同提升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 避免恶性竞争实现双赢。1997年开设海峡西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以来, 到2009年国务院通过《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后, 闽台农业合作呈现快速发展。但建设现代农业合作区要对农田进行科学布局, 平整土地, 实现“田成方, 路成网”, 配套水电设施等需要土地流转。因此, 《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规定:闽台农业合作项目, 需要使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 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通过流转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使用其他农村集体土地的, 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荒山、荒滩等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使用海域的, 可依法申请取得海域使用权。
2 福建省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
近几年来, 福建土地流转在速度、规模上都有一个较快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诸多原因, 在当前的土地流转过程中, 出现了许多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
2.1 许多地方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 使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农村土地流转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在土地发包和转包方面, 一些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 以行政强行推动土地流转, 严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一些村干部没有按照规定公开招标发包, 私下与承租者达成交易, 甚至与承租者事先串通搞假招标, 蒙骗群众。在土地流转手续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据有关报道, 福建省一些农村如宁化邓坊村和沿溪村、龙海东园、莆田江东村、安溪联盟村、南安莲塘村等地土地流转形式没有签订规范的合同[3]。由于多数土地流转农户间存在亲属朋友或是屯邻关系, 基本上采用口头约定, 较少办理书面租让合同。即使有书面合同, 只是在土地转包转让时找个中间人, 一张白纸, 象征性地写点条款, 合同内容不完整, 在流转双方权利与义务、流转年限及违约责任等条款都不明确, 部分合同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 也没有报合同主管部门备案等等。 这些问题给今后的土地利益纠纷埋下了诸多隐患。
2.2 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制的缺失, 农民的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
土地流转过程中, 农民担心受让方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项目是否有长效性, 担心租金兑现难和土地恢复现状难;受让方也担心农民法制意识淡薄, 单方毁约。农业投资存在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 土地流转若没有建立相应的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制度, 既影响土地投资经营者的积极介入, 又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据调查, 一些企业 (或个人投资者) 开发、租赁农民和集体的土地, 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预期, 对农户和集体土地收益的补偿绝大多数都采取一年一给付的办法, 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很大, 一旦经营失利, 多数情况下是逃之夭夭, 没有兑现农民的承包和补偿费用。许多地方在转让、租赁土地时价格定得偏低, 而且一定就是20年、30年、50年, 虽然农民得到了眼前实惠, 但从长远看, 在企业 (或个人投资者) 经营收益大幅度增长时, 农民的土地租金却只能维持原来的水平, 必然影响农民的长远利益。有的企业 (或个人投资者) 成片租赁土地后, 擅自在耕地上建造建筑物, 租用耕地办厂, 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
2.3 土地流转的服务制度不健全, 导致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当前土地供需信息网络平台尚未完善, 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缺失, 中介服务组织机构匮乏, 土地流转信息渠道不畅, 供需双方信息未能有效沟通, 出现了出租方找不到承租方, 想扩大经营的种植大户、企业又难以找到有流转土地意向的对象, 流转渠道不畅, 流转空间狭窄, 增大了流转成本。在一些农村调研中发现, 有的山村里土地流转主要依靠有开发需要的企业自己找上门, 缺乏土地流转信息, 选择面较少。还有的乡村土地流转信息传播主要是依靠农民之间相互介绍;由于农民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对市场行情不能充分把握, 导致流转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土地的价值, 造成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混乱。也因为土地流转没有确定可操作的价格标准, 容易出现竞相压低价格, 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2.4 土地流转过程中过多地行政干预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
近年来,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受经济利益的诱惑, 许多地方的农地流转都是由村级组织和地方政府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一些外来企业不愿与村社及众多农户打交道, 如在莆田江东村, 一种植大户仅流转78亩土地, 就涉及农户近50户, 流转期限为1年, 流转农户还要求种植户必须保留原有的土地边界不动[3]。因此, 大部分地方解决土地流转需要依靠乡村组织帮忙, 因而屡屡出现乡镇政府急于招商引资, 不经农户同意擅自与企业 (包括个人投资者) 签订土地包租合同, 并代企业先行垫付土地租金;还有一些村社以集体的名义随意终止承包合同, 无偿收回或强迫农民转让、出租承包地, 从而使承包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使用权无形中被基层政府剥夺了。据有关报道称, 福建省一些县市的调查, 由政府出面的土地流转占到流转总数的40%, 由村集体组织出面的土地流转比例甚至高达55%以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本应是农地市场的主体, 有权决定所承包土地的生产经营。但由于农地制度的不合理、政府的干预, 致使农地流转中农民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
3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农村土地的流转是土地制度上的创新, 体现农业改革和发展方向, 出现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农民没有明确的土地权利保障
农村土地制度中在产权方面仍存在缺陷。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农业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 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的定义不够具体, 如《宪法》简单地界定为集体所有, 《民法通则》界定为乡村两级, 《农业法》界定为乡 (镇) 、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到底属哪一级, 主体是谁, 农民的使用权如何保障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律体系所界定的集体土地主体模糊和不同法律规定的不统一、主体代表法律地位不明确, 权利和义务不清, 也表现在实践中操作上的多样性, 导致集体所有权权能残缺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缺失, 致使农民土地财产权不断遭到来自政府、村委会、企业等势力的剥夺和侵犯[4]。土地的权属不清, 土地承包权客观上又需要变更, 乡、村集体组织很自然地就依法享有了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包权, 进而掌握了土地产权中的让渡权和处置权。理论的难点和法律的缺陷为乡镇政府、村级“准政府”的侵权提供了便利, 乡 (镇) 、村基层组织往往可以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做出土地流转决策, 自然不会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关心农民的利益, 实际上农户也无法拒绝各级“土地所有者”对流转土地收益权利的任意分享。
3.2 相关现行土地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到损害
缺乏完备的法律规定和规范的操作程序是制约土地流转、侵害农民权益的重要原因。目前, 农村土地立法缺乏规范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如对集体土地流转中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主体地位、权利义务、受让人资格、收益分配等问题均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土地流转合同与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在现行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及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中也无明确而详实的规定, 以致当事人合同行为成本过高和任意性太大, 大大提高了解决司法纠纷的难度和成本。特别是法律规范的缺失, 使一些乡 (镇) 、村基层组织的干部利用权力大打法规上的擦边球, 借土地流转名义, 侵害农民利益。
3.3 土地流转中政府职能的定位不当出现农民土地权益受到损害
在土地流转和土地流转管理中, 土地一方面寄托了农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 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经营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 在利益诱惑面前都想去争夺土地的利益, 必然和农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发生冲突。地方政府的职能与作用主要是克服市场失灵和促进社会公平, 为土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制度、法律保障, 维护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为土地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宏观和微观环境。但是在实际农村土地流转管理中, 地方政府的这些作用却没有充分体现, “不管与管死、小有所管”等现象大量存在, 有些地方甚至是“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乱管”, 甚至有的土地流转就是政府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驱使的。政府管理缺位和错位并存, 导致一些企业和个人钻空子, 趁机扰乱城乡土地市场, 非法转让、租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也使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3.4 闽台农业合作要求土地流转期限长且较为集中, 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保障成难题
台商在福建的农业投资, 多为设施农业、精品农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农业;投入资金数量较大, 需要一定的时间回收成本, 不稳定的农地租赁使用权, 将严重影响他们投资的预期收益。如某台商租赁的3 000亩荒地中, 由于各种原因只开发了千亩, 还有近2 000亩待开发, 因为租期已经过去10多年了, 现在投入等到开始盈利时茶山可能就不是自己的了, 追加投入产生犹豫。《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中提出让农民以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模式, 台商作为投资方可以和当地农民合作, 永续经营, 同时吸收农民进果园工作, 减少投资的风险;即使承包土地到期, 有当地农民入股, 续租也容易些, 不用担心使用期限问题。但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 因为当地村民想法各异, 要一一沟通达成一致有难度;村民们的认识不一, 并不认为种台湾水果能够给他们带来好收益, 许多村民更看重现实收益, 宁愿选择租地获取租金的方式, 而不愿担风险。而农地租赁价格高低直接影响双方合作发展, 过高的农地租赁价格只能导致双方合作关系的终止, 土地流转金过低会使农民的生活难以得到长期保障, 影响了社会稳定。
4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保障农民权益的对策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成败主要看老百姓是否自愿、受益;资源是否增加, 生态是否得到保护。因此, 农村土地流转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规范,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确保农民权益放在首位,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快速向前发展。
4.1 坚持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要坚持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不变, 才能保证农民的承包地, 流转出去不会丧失。30年承包期内, 无论农民是否从事农业, 是否仍以农为生, 除非他主动放弃土地承包权, 否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通过任何手段使农民失去承包地。土地流转的关键是在土地确权, 应进一步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权利, 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完善, 农民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已享有了更多的权利, 但土地处分权却从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因此, 促使农户真正享有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 应是政策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4.2 构建土地流转综合服务平台, 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农村土地流转低效率、秩序混乱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规范的组织协调机构和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实行土地流转委托管理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实现土地高效率、低成本、有秩序流转的有效途径。如在土地管理部门指导下建立“土地流转委托中心”或“土地信托中心”等中介机构, 利用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 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资料, 定期对外公布, 接受供求双方咨询, 沟通供求双方的相互联系, 以提高土地流转的成功率。
4.3 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坚持规范管理, 做好服务
农村土地流转是以农户为主体的, 是农户自愿的市场行为, 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来实现的。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不应代替农民直接经营, 不应以管理者名义去分享地租。当然, 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 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定位应该是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如建立农地产权交易市场, 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对流转行为进行规范, 搞好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档案管理等工作, 有效地堵塞漏洞, 消除隐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发现土地流转纠纷苗头, 及早介入, 耐心调处, 完善土地流转纠纷仲裁、调解机制;制定土地利用与流转的长远规划, 做好土地的集中连片和整理工作, 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4.4 积极推进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改革, 需要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积极推进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如果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 政府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提供救济制度, 救济措施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应考虑制定出台《农民权益保护法》等特殊时期的特殊法律, 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增强农民借助国家法律实现自我保护的能力, 使农民的维权行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降低农民在法律缺失状态下发生对抗性行为的频率;使农民在与包括乡村干部在内的地方强势群体的关系中获得政治支持, 从而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 走出政策落实难的困境。出台有关土地流转监督法律, 明确对行政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明确土地监察的监察权能和失察责任, 强化土地监察, 严格执法, 堵住可能使农民权益遭受伤害的法律漏洞[4]。
4.5 利用市场机制介入社会风险管理, 发挥其维护农民权益的作用
在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的地方, 政府常常成为问题和矛盾的焦点, 管理难度大;市场机制完善了, 很多矛盾就可以通过市场化机制化解, 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和管理压力, 群众也能得更多实惠。例如推行社会保险, 农业企业推行了安全生产保险, 不但强化了企业责任, 也提高了对事故受害人的补偿, 能从制度上遏制“企业发财、政府埋单”现象。承包企业实行了保险, 避免出现自然风险或因经营不善给土地流转造成的风险, 无法兑现农民的承包和补偿费用;同样可以避免出现从事养殖业的农户, 在养的牛、猪和鸡因病大批死亡, 整个家庭就陷入生活困境的状况。政府应着力推进“三农”保险发展, 努力为低收入的农民群众提供价格低廉、手续简便的小额保险服务, 通过开展保险, 在化解民事纠纷、缓解社会矛盾和保障农民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6 加强再就业培训和扶持, 保障土地流转后“剩余劳动力”的农民权益
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把农民从小块土地的经营中不断地剥离出来, 吸收和安置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据专家统计, 我国每年要消失上万个自然村, 一千多个农村集市, 农民大量地涌入城市, 1978年, 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8.19%, 现在达到了45%。据测算到2030年有60%的城市人口。大量的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是两手空空进入城市去当贫民, 还是再带着土地资本以某种转换的方式进入城市?土地流转应该使农民通过土地收益成为有产者, 不是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土地市场化使农民变成通过土地资本化来从事创业的人。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到了城市后, 职业前景是不确定的。因为福建的外贸出口贸易占GDP的40%以上, 制造业严重依赖出口, 当世界经济发生变化,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时造成大批制造企业倒闭, 农民工失业。失地农民提供保障是政府不应回避的责任, 地方政府提供有实际用途的免费职业培训, 把获得职业培训、创业扶持等应作为农民权益保障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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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福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调查分析[EB/OL].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in-dex.ht m.
农民工选举权利保护 篇4
一、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权利保护体系
1. 生存权和发展权
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 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广义的生存权, 是指包括生命在内的诸权利总称;中义的生存权, 是指解决丰衣足食问题, 即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狭义的生存权, 系指社会弱者的请求权, 即那些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生活来源而向政府提出物质请求, 政府有义务来满足其请求从而保障其生存尊严的权利。发展权是指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是安身立命之本, 是保障生活的基础, 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土地的失去, 意味着他们的收获市区依托, 生存失去保障, 不仅关系这一带人的生存与发展, 也关系着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大量的城郊失地农民在获得巨额补偿款的喜悦过后, 会发现由于缺乏城市生存技能和生活成本的提高等原因, 仅凭一次性的补偿款很难实现生活水平的持续发展。生存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发展的基础就会受到限制和挑战。
2. 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不受任何差别对待, 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平等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权利主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 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公民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原本就没有也不应该贴上其他任何形式的特殊“身份”标记。但在事实上, 长期以来因为城乡二元制、社会分工甚至地域的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不同的“身份”标记, 并成为我们走向政治、经济、社会舞台的“准入证”, 可以说, 这种“身份”标记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 是对另一部分公民正当权利的剥夺。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 离开了世代耕种的土地, 失去了“农民”原应享有的权利, 但在向“市民”迈进的过程由于政策、法律、传统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而没有享受到“市民”的待遇, 而仍是以一种“非市民”的身份出现在城市里, 以至于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也无从谈起。因此, 平等权是失地农民权利保护的核心内容, 是其他各项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3. 人格尊严权
人格尊严权是民事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与其在社会上享有的最起码尊重的结合。判断自然人人格尊严是否受到侵害, 不能仅考虑该自然人的主观自尊感受, 更要从客观角度考虑其在通常社会范围内所享有的作为“人”之最基本尊重是否被贬损;如果是, 则其人格尊严遭受侵害。农民和市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 谋生基础和手段有很大的差别。农民虽然离开了土地, 住进了楼里, 身份转变为市民, 但其原本所依存的生活手段没有变, 传统的农业劳作模式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状态。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依旧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当地城市打短工, 做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大部分则是无所事事, 守着一笔赔偿款过日子。这种既没有田种, 又没有城市生存技能;既没有土地作为坚强后盾, 又没有市民的生活保障的尴尬境地, 使他们成为了城市工作和生活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这种工作和生活状态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失地农民群体的了解和认识, 极易形成误解和偏见, 从而极大的侵犯了他们的人格尊严。
4. 社会经济权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据宪法的规定享有的具有物质经济利益的权利, 大体包括了公民的财产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等具体权利。对于失地农民来讲, 财产权、劳动权和获得物质帮助权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农民失去土地, 从本质上看, 不仅仅是失去对土地的使用权, 还包括从土地上获取的各种各样的利益, 中国当前已经出现的诸多失地问题, 其实质上是由农民失去的多种利益与国家不能较好的补偿这种利益损失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其次, 城乡二元制的结构下, 身份的差异是一道明显的社会烙印, 失去土地的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 但其身份的特殊性也仍然限制了他在城市中的劳动和就业, 再加之自身没有技术、没有文化使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严重匮乏, 导致就业范围十分的狭隘。最后, 土地曾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为农民的基本生活、直接受益、劳动就业、资产增值、财产继承等许多方面提供了保障, 而随着“失”的到来, 一切保障随之而去, 置身于崭新的工作生活环境中, 失地农民对来自自身之外的社会物质帮助的需要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5. 诉求权
诉求权就是指公民在遇到各种法律问题时向法律人士或司法机关寻求帮助的权利。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失地农民在他们的权益和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 绝大多数会采取回避或消极接受现实的态度和做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法制文化中“无讼”思想的影响, 缺乏司法救助途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失地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 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 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所需的成本, 故而选择放弃诉求的机会。这样势必会造成矛盾的潜化和升级, 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隐患, 因此, 诉求权对于失地农民向市民方向的平稳转化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合法权利的战略意义
1. 加快群体角色转变
在当前社会制度大变迁的背景下, 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 开始扮演市民的“角色”, 由于对两种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的不了解往往容易出现角色不清与角色中断两种情形, 究其原因在于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全力保护不够, 导致大家对“农民”与“市民”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异不清楚, 对自身转化过程中努力的方向不清楚, 对转变的目标价值不清楚, 从而极大的影响了转变的进程。因此, 通过各种措施加大失地农民的全力保护力度, 让他们清楚转变的距离、方向和价值目标, 可以帮助这个特殊群体加快角色转变的速度, 增强角色转变的适应度。
2.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从经验数据来看, 一般每征用0.067公顷 (1亩) 耕地, 就产生1.5个失地农民。据推算,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应在6 000万左右。失地农民虽持有城市的“通行证”, 却缺乏在城市的生活基础, 缺乏在城市的谋生手段, 缺乏城市市民的认可度, 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 被排斥在真正的市民之外, 而农民的身份也一去不复返了。正如陈锡文所言:“农民失去了土地以后, 他当不成农民了, 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 也当不成市民, 既不是农民, 又不是市民, 只能是社区游民, 社会流民”。如果对这一群体的基本权利保护不力, 则必然引起群体的骚动和混乱, 波及城乡的稳定, 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3. 促进经济统筹发展
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进程中, 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欠缺而大多从事了第二产业中的采掘、建筑各业或第三产业中的流通业、个体经营业, 基本处于城市产业链的底层。加大对他们的生存、就业等诸项权利的保护, 可以保障他们的职业稳定性, 繁荣城市的产业链。一来实现了人口结构的调整, 使农村农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 并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实现富裕;二来可以将农民“失地”而置换来的城郊土地集中起来, 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三来也可促使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
4. 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市民的文明建设是城市文明建设的灵魂。失地农民原来由于农村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资源流动的有限性, 整体素质与城市市民有一定的差距, 全面提升在农村本身地域范围内也较难实现。因此, 在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对他们各项权利的保护, 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的实施, 大力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融合度, 使其在现代化的城市中自然地接受文明的熏陶.则将使他们无论是在价值观念、言谈举止、思维逻辑, 还是在心理素质、竞争观念等各方面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得到很大的提高。从而, 反过来也有效推动了整个城市市民群体的素质提升, 为城市文明的建设增加了一份有力保障。
中央各级会议多次指出, 要继续坚持不懈的抓好“三农”工作,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对于越来越多的“种田无地, 上班无岗, 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来说, 只有理顺他们的权利保护体系, 明析权利保护的重点, 加大权利保护的力度, 才能及时缓解利益主体间的现实矛盾, 安抚民心稳定社会, 才能加快他们向市民转变的进程, 同时也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徐素琴: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社科纵横2010.8.
[2]马晓姝:法律视野下的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硕士学位论文
农民工选举权利保护 篇5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保护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以下简称新《农合法》) , (1) 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 与国务院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自2007年7月1日起一并施行后, 农民合作组织逐渐被规范并顺利地发展。
一、农民合作组织实际运行情况与法定规则差异明显
新《农合法》与新农民合作组织的差异主要表现:
1.法定社员权利的减损。第一, 关于新农合组织社员权利的法律规定与新农民合作组织章程中对社员权利的规定不完全一致, 农民合作组织章程规定的社员权利略少于新《农合法》规定的社员权利。新《农合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享有五项权利:①参加成员大会, 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按照章程规定对本社实行民主管理。②利用本社提供的服务和生产经营设施。③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分享盈余。④查阅本社的章程、成员名册、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记录、理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⑤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分别称为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主管理权、接受服务权、分享盈余权、查阅权, 还有其它权利。而 (四川省成都市) 邛崃金利猪业合作社章程第九条规定的社员权利有①参加社员大会, 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表决权。②享有合作社提供的各项服务。③对合作社工作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④享有政府给于合作社的优惠政策。⑤有权拒绝不合法负担和未经全体社员表决的收费项目。该企业章程规定的农民合作组织社员权利归纳为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接受服务权、批评建议权、享有政策优惠权、拒绝不合法负担权。 (2)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实际运作中的新农民合作组织的社员权利缺少了社员的民主管理权、分享盈余权、查阅权。章程是企业的宪法, 规定法人生产、经营、分配财富的基本规则, 农民几项法定权利的偷换就说明农民个人参与农合组织程度低, 话语权少, 剩余价值索取权小, 对农合组织发展壮大后的支配、参与管理程度会更低, 经济权利也小, 对农民争取经济利益不利。
2.盈余分配权之争。新《农合法》和各个农民合作组织章程中还规定了社员的退社自由权。例如新《农合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了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四川省成都市) 邛崃金利猪业合作社章程第六条规定“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 社员退社时的分享盈余权规定还不相同, 新《农合法》第二十一条:成员资格终止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 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而实际工作中, 龙头企业领办的农民合作组织章程规定的社员退社时退还社员入股本金, 没有提分配当年盈余和累计盈余。实际的操作中, 很多新兴的农民新合作组织刚开始运行不久, 或者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和独立核算的账户, 根本就没有盈余和没有办法计算盈余和亏空, 初办阶段总是亏空, 还没有多少盈余。及时分配盈余的权利在实际的操作中本身也存在矛盾。新《农合法》的宗旨和条文规定是要求农民合作组织是一个自发、自愿的民间成立、运作, 政府保护鼓励的社会组织, 目的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新《农合法》第一条) 。法律规定农民的退社自由权利, 并且退社时与农民合作组织分割清楚经济瓜葛, 避免某些组织强迫或者引诱农民参加合作组织, 侵犯农民的经营生产自由权利。并且新《农合法》还细致地规定了农民合作组织经营过程中每一年都把入社农民在该组织中的盈余资金数额计算清楚并且量化到每一个社员的账户上, 如果社员提出退社, 则可以及时顺利地退还给该社员的盈余金钱, 不存在社员数量众多的新农民合作组织如果出现零星退社社员而不停地计算社员在该组织经营期间能够分享的资金盈余, 或者农民合作组织借口没有决算和量化社员个人资金盈余而不退还退社社员经营盈余的情况出现。这个规定的麻烦是:比较及时、顺利地保护退社社员的盈余分配权, 但对新农民合作组织生产经营保护并不有力。每个入社的社员在新农民合作组织中的盈余资金是分年度计算清楚了的, 似乎社员可以随时 (最多三个月前告知) 提取, 相当于存在银行的活期存款, 新农民合作组织的生产经营控制人如果担心社员可能随时可能提钱走, 队伍根本不稳定, 怎么有办法有心思努力合作发展组织, 为合作组织谋利出力呢?对一个资金有限、没有多少经济实力的法人组织, 人员和仅有的资金很不稳定, 又只是承担有限责任的组织, 其它法人和经济组织怎么跟它们做生意, 进行生产业务往来呢?即使法律给了新农民合作组织法定的法人地位, 但这个法人所能够进行的经营和给交易对方显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保护和促进新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规定是市场经济运作中几乎无法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 保护措施变成了损害措施。
3.独立法人地位的缺失。新《农合法》第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 取得法人资格。而实际的新农民合作组织多数是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四川省成都市) 邛崃市金利猪业合作社是 (四川省成都市) 邛崃市金利实业公司是一级财务, 金利猪业合作社是二级财务。很多以“龙头企业+农户”成立运行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是主要依靠龙头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对外签订合同, 进行交易。合作组织是龙头企业进行宣传, 连接农户, 应对政府等时的一个牌子, 在需要时出示一下, 而实际工作还得龙头企业本身来完成。
新农民合作组织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具体的运作和法律规范管理内容都还需要摸索, 对该组织的性质认定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后, 农户实际是分散的个体独立的经营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 自由贸易制度激发了人们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同时, 分散农民经营的弱点与市场经济规模化、品牌化、资本强势化特点冲突剧烈, 农业生产、农产品经营发生困难, 一方面是农户个体生产的无序, 也无力参与市场经济的角逐。另一方面是农产品的质量不高, 农业技术的没有办法推广。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农户需要联合生产, 规模化经营, 农户之间有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的愿望和要求, 于是新的农户合作组织应运而生, 新的合作法律法规顺应了局势发展, 促进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规范了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和经营, 为农民合作组织增加政策鼓励提供了制度支持。
二、农民合作组织与公司、合伙企业的法定意义区别明显
根据纯正的合作概念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区别与公司、合伙等性质的组织的。
从表1可以看出合伙组织、公司、农民合作组织几个市场经济中法定的经营主体之间的区别和特点。说明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和期许是不一致的, 这也是要求政府推动农合组织发展中应该尊重法律规定, 保护农民合法权利。
三、政府推动新农合组织发展应该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最近, 笔者调研了几个农民合作组织, 访谈部分农合参与人, 搜集新农合组织的章程、简介等资料, 观察《农合法》的实际运行状况,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思考, 发现新《农合法》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以下方面的缺陷, 现在的争议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新《农合法》法律条文、规则与实践中运行的农民合作组织有差异, 那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异化, 有的是被其它因素 (例如大型企业参与) 扭曲,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矫正和教育, 以让其回归正轨;另一方面, 有的认为这种现象是我们的法律规定不切合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 是立法时理想化色彩浓重或者是移植国外法律的结果, 应该让法律主动契合现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需要, 至少是现阶段主要以发展为主, 有差异今后再应对, 走先发展后规范的道路。
我国农民知识水平有限、农业发展低程度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农户自己联合形成的实体的经营层次低。农民自己的经营能力有限, 长远打算的少, 谈判和妥协能力差等现实与市场经济中经营管理重品牌、效率、质量的要求差距大。而市场经济社会复杂, 要求具有专业、高深的经营知识者从事商业经营, 长期努力塑造绿色、环保、诚信等品牌, 形成无形资产, 农产品减少污染, 生产时保护环境, 社员自身提高自己的生产、经营水平。专门针对农民自己制定的新《农合法》而很多普通农民并不很感兴趣, 倒是从事农产品加工、生产、运输、销售的企业和政府对此兴趣盎然。因此, 形成一个新的形势是新农民合作社发展高潮中企业和政府身影重重, 裹挟着想发财致富的农民成立大量的新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经营主体和实际控制人, 主要推动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新《农合法》的初衷和针对农民自己成为经营主体进行规范的内容与实际现实不符合了。有不少专家都认为这是新农民合作社的扭曲和异化, 但对扭曲和异化的态度和对待方式不同。理想主义者认为我国很多新农民合作组织已经不是新《农合法》规定的、要求的经营实体了, 也有很多人认为, 坐在办公室制定的法律规则与现实差异大是必然的, 现实中的新农民合作组织有大量企业参与, 新农民合作组织法人地位缺损、社员民主管理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程度低等现象是可以接受的。以经营主体发展迅速, 促进市场繁荣、农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提高, 消费者受益, 增加了社会总的福利, 这样的经营实体的变异是可以接受的。笔者认同后者的观点, 但同时认为应该在尽可能遵从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促进新农民合作组织的繁荣和发展。但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主要以落实现在新《农合法》精神、规则不断推动、鼓励新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带头、主动遵循法律, 根据法律提供的规则进行活动是政府的义务, 新《农合法》主要是对农民自己办理、主持农民合作社的行为进行规范, 是促进农民之间的互助。政府大力宣传新《农合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 主要援助符合法律要求的新农民合作组织, 并主要对农民自己组建新农合组织给于指导和帮助。
2.对许多公司、企业利用新农民合作组织进行生产、经营的现实适当地提醒保护农民自身的合法权益, 要求公司、企业在发展生产、促进经营中注重新《农合法》规则的实施。公司参与兴办新农合组织, 提高社会生产力, 不宜禁止, 但不可忽视公司、企业自身私利性, 政府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法律尊严, 更注意关注新农民合作组织中公司企业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平衡保护。提醒公司企业在制定农合组织章程, 混合运作中注重新《农合法》中农民参与经营权利的维护和盈余分配权、退社自由权的落实。
3.制定龙头企业参与办新农民合作组织的相关规则, 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避免伤害农民权益的现象出现, 预设纠纷处理规则, 推动新《农合法》的实施。2008年8月, 云南孟连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起因是橡胶公司与当地农民组办新农民合作组织过程中, 二者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 没有采取法制的协调方式解决而采用“暴力为王”的传统观念支配下解决冲突, 该事件也进一步提醒政府推动新农合组织发展, 建立公司企业与农民利益调节机制, 预防矛盾, 减少纠纷, 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1 这本身是我国农民合作组织方面的第一部法律, 1955年, 国务院曾经发布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类似的法规, 以及中共中央颁布的促进当时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决议》等规范性文件;实务方面也早就搞过合作社组织, 例如农村的农民合作社, 现在还存在的供销合作社就是那时遗留的产物, 但那是一个过时的产品, 农民早就不愿意搞那种性质的农民合作组织, 1980年代, 有许多农业技术协会纷纷产生, 但农民根本不愿意取名为“XX合作社”, 他们说:“有工资的, 国家要发放钱的, 有饭吃, 而我们再搞农业合作社绝不答应, 我们要吃饭的嘛!”可见曾经的农民合作社给农民的负面影响之深。为显示区别, 本文决定把2006年颁布, 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称新《农合法》。
农民工选举权利保护 篇6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城镇化过程中, 宅基地遇到纠纷时, 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 这与有关宅基地保护的法律不健全有直接的联系。有关农民宅基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宅基地侵权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研究、农村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研究、农村宅基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及针对土地征收问题提出的建议等方面。
第一, 关于农民宅基地产权的法律规定与不足的研究。《侵权责任法》关于村民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讷建宏与侯莉霞 (2011) 认为第二条的规定对于作为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太过于原则化, 在诉讼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张木生 (2006) 认为,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即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 所有权主体缺位;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使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土地流转不畅, 经营规模零碎。
第二, 关于农民宅基地的使用管理制度及改革思路的研究。赵树枫 (2009) 认为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一宅两制模式存在弊端, 并提出改革的两种思路:一是恢复宅基地的私有性质, 给农民一个包括房屋和宅基地的统一完整的产权;二是主张继续实行宅基地集体所有, 但把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物权赋予农民。欧阳安蛟 (2010) 认为, 按照“用途管制、分类管理”原则, 建立农村宅基地无偿使用制度与有偿有限期使用流转制度相结合, 兼顾保障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新型农村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
第三, 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夏祥林 (2012) 认为, 从法律层面上讲, 造成我国农村房屋流转问题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同部门法之间存在法律规范冲突, 限制流转的行政管理措施违反了法律规定, 农村闲置房屋收回的立法空白造成了相关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朱新华 (2011) 认为, 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是:通过还权赋能, 赋予宅基地以资产属性和完善宅基地产权权能, 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宅基地资源, 从而提高和保障农民利益集团的可行能力, 限制和规范强势利益集团的行为能力, 改变政府的利益博弈参与者为仲裁者角色。
第四, 农村宅基地侵权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研究。付坚强, 陈利根 (2008) 认为, 在实践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这项权利的绝大部分, 而且由这项权利所产生的利益的绝大部分也被村委会所占有。李抗抗 (2009) 认为, 宅基地侵权纠纷的现有解决途径:调解是解决村民之间宅基地侵权纠纷的主要方式;行政调解是解决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宅基地侵权纠纷的主要方式;行政复议是解决政府与村民宅基地权利纠纷的主要方式。
由上面的各学者对于宅基地各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如何盘活和重新配置宅基地资源成为统筹城乡土地利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民的主要物权, 相关的法律对其产权的确认和保障不完善, 加之现今相关政策的不到位, 改革迫在眉睫。另外从宅基地涉及的相关当事人可以看出, 宅基地使用、流转的每个步骤都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限制。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的制度建设, 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2 农民宅基地权利保护的调查及其问题
2.1 调查情况简介
本次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 在笔者所在及周边的农村随机发放了62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62份, 有效回收率100%, 数据采用SPSS软件分析处理。农户的性别比例方面, 被调查者69.35%为男性, 女性的比例为30.65%。来自常州的农户占到了样本总量的80.65%, 剩余的19.35%来自苏州。因此在地域方面, 农户均来自苏南地区的农村。
2.1.1 宅基地的分配方式。
大多数宅基地分配是按户口人口综合考虑的, 有27.42%的是按户口考虑, 另外还有14.52%的儿女成家并分家后可以申请宅基地, 只有1.61%的情况中分配宅基地, 就要减少本户的承包地。可见, 在苏南地区, 宅基地分配是以按户口人口综合考虑为主, 按户口或者按儿女成家并分家后可以申请宅基地或者分配宅基地, 就要减少本户的承包地为辅 (见图1) 。
2.1.2 农民对宅基地权益的诉求情况。
在关于对宅基地权利希望时, 最多的农户希望不管是否进城宅基地永远是自己的, 有这种诉求的达47户;有29位希望可以继承;希望可以抵押、可以有偿转让祖传的宅基地所有权是我的, 新分配的宅基地只有使用权都各有12位, 还有一些希望连同土地上的房屋一起抵押 (见图2) 。这些诉求表明农民需要处理宅基地的更多自由。
当前村民的土地所有权其实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护。目前, 大多数农村宅基地分配是按户口有所调整, 有的宅基地没有证, 没有证的宅基地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万一出现纠纷极易出现扯皮, 官司难打。这也是导致宅基地交易纠纷不断的原因, 随着农村房屋买卖的出现, 宅基地转让不可避免, 但这些宅基地的转让行为并不受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 属于私下流转。双方一旦发生矛盾和纠纷, 法院只能要求双方自己协商解决, 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国家应该颁布给予宅基地“身份证”的条例, 使村民的宅基地得到法律的保护, 避免交易纠纷。还应该加强对宅基地交易的相关法规建设, 使村民在进行宅基地转让时受到法律的保护, 减少交易纠纷, 让村民在合法有序的环境中完成宅基地的交易。
2.1.3 宅基地贷款或是失去宅基地带来的影响。
在询问是否想过用宅基地到银行抵押贷款时, 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想过, 只有12位想过, 占比21%;还有16位说不清, 占比26%。可见农民对于宅基地抵押贷款不敢尝试, 或者不知道宅基地有抵押贷款的权利。农民对于自己的权利不甚清楚, 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政府对农民享有权益不作为,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法律宣传不到位, 中国应该在农村中普及有关宅基地的法律知识, 使村民清楚自己享有的权力。
抵押后, 农民失去承包地或宅基地带来的影响中, 41.9%的人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而且失去了生活保障与觉得对自己没有影响都占到29% (见表1) 。据此, 近七成的失地农民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来源。出现这种情况, 与在征收土地时, 政府强制征收土地, 村民补偿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近几年来, 苏南地区村民的宅基地大量的被政府强制性征收, 政府给予他们的只是房屋的补助, 没有给予相应的宅基地的补助款, 大量的宅基地补助款被政府扣留、贪污, 村民不了解宅基地的补助款的相关内容。除此之外, 安置方式单一、易诱发不稳定因素。当前, 对被征地的村民安置方式主要以货币为主要手段, 这使得大多数文化偏低、年龄较大的、缺乏技术的被征地村民, 一次性领取有限的安置补助费用以后, 失地直接导致失业, 一旦土地补偿款被花光, 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生活失去保障, 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
所以, 政府应该颁布安置条例, 除了一次性给予土地补偿外, 还要给予一些村民就业机会, 村委会可以划分一部分土地给村民继续耕种, 也可以成立新农村, 村委会集中管理土地, 种植大规模的果园, 保障农民生活。另外每月还要给一些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发放生活费, 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政府还应该颁布有关宅基地补助的相关法律内容, 使村民的宅基地得到保障, 以保障村民的权益, 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建议政府在征收完土地时, 不要只是给予农民一些货币上的补偿, 应该给予农民一些就业的就会, 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2.2 农民宅基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2.2.1 闲置的宅基地无法复耕, 导致市郊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 一些富裕起来的市郊农民纷纷进城购房。他们留在农村的宅基地, 受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 不能进行公开合法的转让, 但这些宅基地是通过合法途径得到的, 村集体组织也无权收回进行处置, 闲置的宅基地无法复耕, 导致市郊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村委会无法对这些土地合理利用, 不能利用这些土地给村民创造财富, 反而使这些土地成为了一片荒地, 一方面不能使村民得到收入, 另一方面也使农村无法进一步发展, 所以国家应该发布有关对宅基地公开转让的相关制度, 这样可以让村集体组织有权收回进行处置。
2.2.2 村、镇建设规划难以落实, 被征收的宅基地成为荒地。
我国虽然多次制定过中心村、镇建设规划, 但由于涉及农村宅基地置换、转让这一难题, 中心村、镇建设规划落实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苏南地区, 大家随处可见一片一片的荒地, 这些荒地以前大多数是一个个村庄, 政府把村民的宅基地征收后没有合理的利用, 反而使他们闲置在一旁, 成为一片一片的荒地。所以, 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 警告政府征收人员, 在征地前想好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然后再征地, 另外, 村民在被征地时有权知道被征土地以后的发展方向, 村民也有权对不合法的征收土地说“不”。另外, 政府应该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使村民的宅基地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分配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学校区, 完善生活基础设施, 提高居住质量, 实现村镇一体化。
2.2.3 各级国土管理部门监督不到位, 集体土地资产流失严重。
在一些农村里, 村民宅基地测量时, 完全由村民或村委会代量, 这就导致了村民少批多占, 一户多宅甚至占用耕地建房等问题, 同时, 也有村民私自搭建、扩建、变换宅基地用途。另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无法制止, 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 导致当前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因此, 我们需要完善集体土地的转让制度, 抵制“暗箱操作”、随意定价的转让行为, 防止本来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收益在隐形交易中大量流入买卖双方手中, 造成了集体土地资产收益的大量流失。要想改变这种乱占土地的现象, 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要派专业的人员去测量土地, 除此之外, 国家要完善土地分配制度, 要告知村民划分宅基地标准、条件, 如果家里新增人口, 可以划分到新的宅基地, 保障新人住房。
3 针对当前苏南地区农村宅基地现状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村土地的高度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越来越显得珍贵。而农村宅基地是农民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取得的一项重要财产, 它关系着农民一辈子的切身利益。近年来, 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无论是商品房还是房改房, 其所有者都可以将住宅连同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起上市转让, 进行自由交易。但是, 受现有法律法规的约束,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尚未形成, 农民宅基地尚无法进行合法流转。因此加强农村宅基地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宅基地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土地产权与土地治权, 实现产权的对等和统一, “按份共有”。
3.1 加紧制定规章制度
第一, 允许村民对宅基地公开合法转让, 防止出现交易纠纷, 使宅基地转让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第二, 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避免市场失灵;第三, 完善集体土地转让制度, 抵制“暗箱操作”、随意定价的转让行为;第四, 颁布安置条例, 保障农民生活;第五, 加强国土管理部门监管力度, 完善土地分配制度;第六, 确定宅基地身份, 给宅基地一个身份证明;最后加强法律监督,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3.2 做好土地利用规划
首先, 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避免出现大量的荒地;其次, 对土地利用做出科学的规划, 不要为了经济利益, 加大房地产建设或者厂房建设, 应该注重保护环境, 合理分配利用土地;最后, 要落实村、镇建设规划, 加快从农村转变为城镇建设步伐, 为实现和谐美丽的城镇而不断努力奋斗。
3.3 保障农民经营收益权能
我们可以将原农村经济合作社改造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 然后村民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宅基地占地面积平均分配获得股利, 从而可以保障村民失去土地后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 我国目前实施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定标准被认为普遍偏低。即使是这个较低标准的补偿在实际实施中还常被打了折扣。第一, 应当参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失地农民最后拿到手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往往比法定标准计算结果还要少, 这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第二, 应当进一步完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式。目前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大概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三部分组成, 其中后两项费用由于属于农民的直接成本理所当然归农民所有, 作为土地补偿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则需支付给村集体。这是因为按照我国 (宪法) 规定,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所以村集体被推论为享有土地补偿费所有权的当然主体, 现在的问题是, 由于村集体获得了土地补偿费的所有权, 村集体就拥有这部分经济利益的支配权, 虽然从理论上村集体视为具体的全体村民的总和, 但在这部分经济利益的分配过程中, 某些个体利益往往成为村集体民主决策的牺牲品。
4结论
目前, 国内对农民宅基地权益的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 在法律论证和阐述上, 也都有实际的调查研究数据作为支撑, 可谓是百花齐放。但对于宅基地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不尽相同。我认为应当适当放宽对宅基地流转的自由, 切实明确农民宅基地的利益, 赋予农民完全的宅基地物权, 限制和减弱村集体和政府对农村宅基地的实际控制权和控制能力。对于农民的征地补偿应当从制度上提高补偿的标准, 并且按照补偿的实款发放到农民手中。在今后探索的道路上, 可以新形势下我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为宏观背景, 从公共治理视角出发, 完善法律及其相关配套制度,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定性分析等方法, 真正做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摘要：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 镇政府和村委会都倾向于最大化追求土地开发利益, 农民的宅基地权益遭受严峻考验, 国家在征收土地时, 隐藏的问题日益显现, 社会矛盾不断扩大。保护农民合法的宅基地权益, 必须加紧制定规章制度、完善土地科学规划、保障农民经营收益权能, 加速城镇化推进, 推动依法治国,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