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精选12篇）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农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总体而言, 农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 所以对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工作势在必行。要发挥相应规章制度的作用,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将“三农问题”的解决落到实处, 最大限度的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

一、基于利益的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

经济权益是农民权益与经济法的基点。经济权益是农民的基本权益, 是农民享受其他权益的基础。人类生活需要通过各种经济活动来实现。生产农产品是农民的基本经济活动, 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农民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社会的发展需要农民的推动, 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否则农业就会止步不前,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农民权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当下, 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现象日益突出, 农民的利益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需要国家给予特殊保护, 经济法在协调利益范围等方面具有天生的优势。法律是用来调整利益关系的,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经济法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物, 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协调, 最大限度的追求社会利益, 从外部协调和内部整治两个方面规范市场行为。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产生矛盾时, 经济法优先考虑集体利益, 维护好社会的经济秩序, 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二、基于利益机制的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

农民权益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

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并且受到经济利益的驱逐。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 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人的活动三者相结合, 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建立相关的利益机制时, 有必要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无论是分配方式还是经济体制,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保障社会和谐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法规定了人们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用于调整农民的经济利益, 推动经济的发展, 保障社会的和谐。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明确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权利对人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义务对人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强制作用, 两者联系起来, 共同发挥对经济利益的调整作用。

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的过程中的作用受到相关法律机制所确定的利益机制的影响。利益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决定农民权益保护程度的关键。要最大限度发挥经济法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作用, 约束人们的行为, 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念, 保证良好和谐的经济秩序。

所有的人不可能获得完全一样的权益,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社会的发展程度都直接影响着人们利益获取的多少,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利益的获得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也就产生了矛盾冲突, 所以发展生产力势在必行,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农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原因是农民利益代表的缺乏。在社会主义市场中, 想要切实保障每个农民的利益是困难的, 农民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利益机制一旦建立, 其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也随之建立, 通过健全利益机制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同时也要建立起利益协调和保障机制。要切实关注群众的利益, 要通过经济法对利益进行合理配置, 对各个层面的利益给予全面考虑, 对城乡矛盾进行调解, 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三、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对策

(一) 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享有的权益内容

正是由于农民在土地使用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权利, 因此在土地使用过程中不受到应有的保护。因此, 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工作迫在眉睫。要尽力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明确土地的所属权。

(二) 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

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的界限应有明确的规定。因为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概念没有明确的认知, 不能对公共利益进行准确的判断。但是法律可以用它特有的强制力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从而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 调整土地征用中的补偿依据, 改善土地征用的程序

应当以市场的标准对农民的征地进行补偿, 采用合理的标准保证农民的正常生活。要切实实施惠民政策, 确保农民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知情权。要改善土地征用的程序, 让农民参与其中。农民可以选派自己信任的代表与政府进行沟通交流, 为实现自身的切身利益而据理力争, 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四) 构建完善的司法体系

要在法律上对农民的基本权益实施保护, 确保农民有法可依。对当地人民政府决定不服的可以由上级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 仍然得不到解决的, 可以借助人民法院的力量, 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 对农民的权益实行保护。

四、小结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导下, 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 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准则, 落实为民服务的宗旨。在经济法的法律允许范围内, 农民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 同时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应当完善利益保障机制, 切实保证每项经济活动都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保障社会的持续发展。

摘要：三农建设要求将农民权益放在首要位置上。农民权益保障需要相关法律共同发挥作用, 为其顺利实施提供支撑。其对策是: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享有的权益;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改善土地征用的程序;构建完善的司法体系。

关键词：利益,利益机制,农民权益,经济法

参考文献

[1]李长键.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 2010, 10 (3) :16-17.

[2]刘军.经济法基于利益与利益机散对农民利益的保护[J].黑河学刊, 2012, 11 (2) :12-13.

[3]杨兆芳.农民权益保护在经济法中的体现及其规制[J].南方论刊, 2012, 14 (1) :19-20.

[4]王伟.试析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J].2010, 14 (1) :67-68.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2

摘要：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在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其就业权益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现状及主要表现，通过分析找出农民工遭受权益缺失的原因，探究出解决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对策。①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保障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②对于农民工自身方面，培养和提高其一定的职业能力，提高其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科技技能素质，能够使得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在遭受破坏的时候提供最本质的支持。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护调查与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大量的农民工纷纷进入城市务工，农民外出务工的比例也不断增加，2009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与上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436万人，增长1.9%。1然而，农民工在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的状态使得其的社会地位既有别于乡村人口，也不能归于城市人口，而成为跨越城乡界限，但是与城乡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庞大社会群体。这也使得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及其生存状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面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低，其权利得不到保障等诸多问题，政府加大了一系列对于农民工的保护政策的制定力度。但是在我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还具有许多的缺陷，尤其是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政策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需要我们加以改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仅需要社会的支持，政府的帮助，更加需要大部分人的共同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论述：

农民工权益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还与广大农民工个体息息相关。这也使得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生存状态受到越来越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如何转移等方面，随着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权益保障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研究和讨论得较多的社会问题。现有的研究着重从现象上分析探讨了农民工劳动权受侵害的现状，对农民工就业状况进行了描述，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揭示了农民工就业的困境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相关的解决对策。如张国英、汪阔明（2009）《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及构筑》，罗华荣（2005）《当前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问题》，张智勇、梁东新（2009）《政策冲突与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基于户籍制度的视角》等。

因此，关于进城民工的权益保障研究极具现实意义，解决农民工权益问题，既是给予他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促进社会更加稳定的重要保证。

研究的方法：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运用的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本文利用了上海电视大学图书馆、中国期刊网和互联网，搜集了2003年以后的相关资料，在学者们研究们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2、定性分析法。本文主要对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为研究对象，通过归纳、分析与概括，对获得的具体材料进行加工，试图找出农民工就业权益缺失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与分析：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差

用人单位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置农民工的权利于不顾，使得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较差，在择业、就业等方面遭遇了不平等的待遇。

另外，农民工的人堪忧。一些企业的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再加上农民工的超过

生理极限的不断加班以及保护措施不力，导致企业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农民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自身的基本人生安全都无法保障，平等的就业权从何谈起？劳动报酬权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农民工普遍工资水平较低、同工不同酬、工资拖欠等，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企业把农民工和廉价劳动力化为等号。他们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关于每年年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的新闻屡屡爆出。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一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甚至个别单位拖欠、拒付农民工工资，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忙碌一年，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对此却无可奈何。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能按时发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可是事实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却与实际上农民工劳动报酬的获取形成鲜明反差。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权和劳动福利权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得不到保障。尽管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要首先把医疗、工伤两种保险列入农民工范围，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执行，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3，离《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差甚远。甚至大多数农民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在合同中规定“如果发生意外一切后果自负”的生死合同，将农民工合法权益置之不顾。农民工一旦受到伤害，其人身健康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能自己承担。

分析：

1不平等的制度因素是农民工就业权益缺失的本质原因

城镇化进程中不断突显，将农民工排斥在城镇户口的铜墙铁壁之外，成为制度的牺牲品。现行农民工就业权益法律法规不完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

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然而这些不可操作的法律规范，根本无法完全消除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歧视，更加谈不上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以及就业权的保障了。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直接妨碍了法治的统一和尊严。观念上的惯性思维是农民工就业权益缺失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城市化的进程的不断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换取利益和达到目标已经是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惯性思维。城市象征着财富，城市发展必定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获得和保护，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甚至有可能会“外来人”采取一定的保护和限制措施。农民工自身缺乏就业权益保障意识

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另一方面，加之用工单位能够给予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少之甚少，导致其合法权益被侵犯时因为难有相应的维权意识而不能得到合理保护。据统计，2009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多数，外出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较低。

结论：

维护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主要对策：逐渐消除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平等的制度因素、首先，必须进行社会结构调整，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够一步到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次，必须改革现有就业制度和就业政策，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通过出台一系列保护农民工就业权益，重点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生命安全权和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福利，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和谐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

2加快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农民工劳动法律法规

首先应该针对我国现行《劳动法》及相关法律存在的缺陷，根据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借鉴国外有关劳动立法经验,应该对《劳动法》进行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其方向是使它能够保护更广泛的劳动者。

其次，我们可以建议政府尽快制定发布《农民工就业促进法》、《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欠薪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企业工资支付等行为。政府应该尽量推动地方加快立法进程。

3加强舆论宣传，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必须借助新闻，报纸等传播媒介向城市居民宣传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加强和针对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弱势全体的正面宣传。使得大家了解和熟知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让大家一起关爱农民工。

另外，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人人民等的观念，逐渐减弱和消除对农民工歧视的惯性思维。加强农民工对自身就业权益的维权意识

对于农民工自身方面，培养和提高其一定的职业能力，提高其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科技能素质，能够使得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在遭受破坏的时候提供最本质的支持。我认为应该及时为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比如开展“送法下厂”活动，深入农民工集中地，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其次，可以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解答，增强农民工的法律保护意识，加强诉讼指导，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提供有效的法律途径。

结束语

浅析农民工劳动法律权益保护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权益；自力救济

农民工是我國现代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流入地城市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时被忽视乃至被侵害。其原因有农民工自身的劳动法律意识淡薄等主观因素，更有法律制度的不足等客观原因。现行劳动立法虽然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做了诸多的规定，并在受到侵害时提供了各种救济途径。但由于公力救济的高成本和事后化，不能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因此，为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有效地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培养其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自力救济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所以，明确劳动关系，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

1缔结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基础

“基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考量，劳动法确立了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大调整模式，在制度领域，则体现为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基准三大制度调整劳动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由于个体自治是劳动关系治理的基础，因此劳动合同的存在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根本。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在实践中，为规避法律责任，不少用人单位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急于找到工作的现实，回避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从法理角度来看，劳动合同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法律表达，只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通过合同明确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更好地约束当事人双方，保护劳动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农民工劳动权益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与雇佣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因为只有建立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农民工的权益才有最基本的保护，一旦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者所有的权利救济都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小。究其原因既有农民工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及其法律规定的认识不足，更是农民工天然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所导致的劳动关系不平衡所决定的。这种不平衡的劳动关系不仅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的比率较低，而且还导致劳动合同的内容粗糙，以及有对农民工不公平的条款。这一方面需要严格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用人单位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进行制裁从而督促劳动合同的签订，另一方面更需要提高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的法律意识，增强其谈判磋商的能力，以求在劳动合同中争取更多的利益。

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意对劳动合同相对人的选择和甄别，保证劳动合同相对人的实际履约能力。这就要求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提高意识，在选择用工单位时要尽量选择正规、信用良好的用工单位，必要时可以进行基本的信用调查。这样，可以降低劳动合同缔结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风险，以及用人单位违约的风险，从而提高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可能性。第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前，要仔细阅读关于相关岗位的工作要求、劳动纪律、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因为这些文件作为劳动合同附件，从性质上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与劳动合同书具有同样的法律约束力。而且，这些文件均涉及到农民工多方面的权益，不可忽略。第三，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和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签订劳动合同时，对以上各条要做到尽可能详细、具体、明确，比如劳动报酬，一定要写明工资支付标准、支付项目、支付形式以及支付时间等内容，如劳动合同文本条款表述不清、概念模糊的，应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说明修订。第四，劳动合同至少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农民工应妥善保管，将来一旦发生劳动争议时能够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以及判断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的存在，从而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注重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搜集

事实劳动关系广泛存在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事实劳动关系是与劳动合同关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已经在客观上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其本质是一种没有法律关系属性的劳动关系。将事实劳动关系直接纳入劳动法调整范畴，可以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已经确定了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应地位。例如，《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11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可见，只要建立了劳动关系，劳动者即能获得劳动报酬，也就是说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不以劳动合同的存在为条件，即事实劳动关系在我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由于事实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其存在需要依赖相应证据的证明。但农民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时，在举证方面受到诸多限制，绝大多数农民工证明劳动关系最有可能收集到的证据是工友的证言，言词证据的片面性和单一性通常是不能够完全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所以农民工如果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留意收集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书证，可较有力地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参考文献：

[1]谢德成.《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2]蒋慧.《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实现与政府责任》，《河北法学》，2006年第2期.

[3]谢良敏.《劳动法条文新释新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4]叶知年，李金森.《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讨》，中国法律网.

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篇4

1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内容

1. 1经济权益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征用补偿上,通常征用补偿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土地补偿费和土地征用费。土地补偿费是指对被征地农民因土地征用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 土地征用费则一般按照征用时的土地市场价格给予补偿。农民经济权益在财产权方面主要体现为财产所有方式的转变,我国农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本质是用益物权,当农地流转后,这种用益物权便转变成财产所有权。转变成财产所有权后,农民以占有动产的方式支配土地,既丰富了土地处置方式,也拓宽了农民财富增值的渠道。

1. 2政治权益

从政治利益方面来讲,农民在土地流转前后所享有的参与村集体管理的基本政治权益不得发生变化,不能因为农地流转而削弱或者剥夺农民参与集体事务管理的权利。

首先,农地流转影响农民参政权,包括农民选举参与权利、农民参与村集体管理权利、土地流转知情参与权等。我国选举制度规定,选区中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数量以户籍制度为前提进行统计,然而目前的户籍制度会对失地农民参与选举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

其次是农地流转的自由权,体现为土地流转自主选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地方政府不得限制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谈判,农地流转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重视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自主权和监督权。

1. 3社会保障权益

土地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流转之后,这些保障便相应转嫁到政府和承包方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应当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以及法律援助、子女受教育权等。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失地农民再就业; 二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三是教育,包括自身受教育和子女受教育; 四是住房问题。

2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2. 1产权界定模糊,土地集体组织能力不足

农村土地产权界定模糊,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模糊; 二是农地产权主体的权利模糊; 三是农地使用权模糊; 四是土地产权边界模糊。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组织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组织主体易变、管理能力低下以及专业性不强。农村土地组织受其人员素质差、职能权限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专业化程度低等因素的限制,不能高效合理的配置土地资源,不能最大限度地为农民争取利益,也就不能适应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要求。

2. 2政府行为不当,与民争利

政府在征地发包过程中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不当或违法行使土地审批权,对流转土地审查不严、胡乱批地、审批程序繁杂。二是征地程序不规范,没有严格执行 “两公告一登记”制度。三是信息不透明,谈判过程没有完全公开。四是对流转后的土地跟踪监察不够,易滋生寻租行为。五是政府依赖 “土地财政”低征高卖,牟取暴利,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

2. 3流转操作不规范,流转价格过低

农村土地流转牵扯集体、农民、承包方三方的利益, 涉及流转的主体、流转内容、适用范围、权利义务以及各种流转操作方式、具体程序、利益分配等问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交易过程。各地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和合同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范式,由于农村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形成了不健全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也缺少一批符合市场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流转主体,使得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付出过高的合同成本。

由于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导致土地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滞后,在地方土地流转过程中,部分承包方协商压低租金,损害农民经济利益,农民出让土地得不到合理可观的补偿,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积极性,部分农户宁愿闲置土地也不愿流转,甚至出现无偿、倒贴流转土地的现象。

2. 4失地农民保障条件缺失

现今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体现的是一次性收益,并没有包含土地价值,更没有考虑到土地市场价值上涨、农民承包土地的种植收益以及以土地耕作为基础的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性文件和法律条文规定的一次性补偿只能增加当前农民的经济利益,但却使得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在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既没有得到与其土地社会保障权益相对等的补偿收入,也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各种政府福利和生活保障,其生活的经济风险很高,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就会沦落到穷困潦倒的惨境。

2. 5农民土地权益受损

农民土地权益除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外,还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主选择权、流转收益权、知情参与权、求偿救济权等。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只关注土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给自己带来的补偿收益,容易忽视其具有的其他土地权益。

3健全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机制的思路

3. 1明晰土地产权归属,提高集体组织服务能力

首先,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主体。地方政府职责权限宽泛,限制了其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作用。由农民自行成立的村民小组,由于农民自身知识文化程度低且管理能力不足,也无法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应确定村委会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代表农民行使土地权利,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其次,健全农民土地财产权制度。第一,明确土地使用权,做好确权登记工作。第二,明确界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第三,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赋予农民持久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农民长期规划,合理利用土地,增加农民受益。

再次,加速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土地流转市场能够匹配流转双方的信息,降低流转谈判、调换土地等流转成本,集中分散的土地,达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目的。建立 “土地流转委托中心”、 “土地信托中心”等市场中介,将农地流转信息上网,协调农民调换流转土地,把分散的农地集中起来并提供流转农地的位置、价格和数量等信息。

3. 2合理定位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

为了维护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

一是政府的土地流转设计者角色。政府要继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完善土地流转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定完备的土地流转交易规则,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补偿机制,实施完备的就业保障配套政策。

二是政府的土地流转服务者角色。政府既要为农地承包方提供资金支持和土地流转信息,改善农村投资环境, 也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三是政府的土地流转监管者角色。虽然我国农地流转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展开,但仍缺乏可操作性的法规,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不健全。政府应当以监管者的身份,监督土地流转过程中各方主体的交易行为,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法利益。

3. 3规范土地流转操作程序

第一,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农地流转必须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要加强对 “一个证书,两个合同”的管理,明确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合同签订和鉴证程序,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成立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组织。由市( 县) 级政府成立土地流转指导委员会,负责制订全市( 县)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规划,开展业务指导、培训等工作; 镇( 乡) 成立土地流转管理服务站,负责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咨询、指导合同签订、调节土地纠纷以及对相关信息的登记、变更等工作; 村( 组) 设立土地流转服务点, 负责收集土地流转信息,协调土地调换与集中,指导与监督流转合同的签订,及时统计农地流转情况。

第三,健全土地流转纠纷处理机制。在已成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基础上,扩大法院对土地纠纷的受理范围,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土地纠纷,拓宽土地纠纷处理渠道。

3. 4健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之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不是农民生活保障的全部,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为农民提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职责。

第一,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内容上应包括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并且要因地制宜地设定社会保障体系的标准。

第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农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能增加政府资金筹集渠道,缓解政府资金压力。专项基金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土地出让收益、集体土地补偿、农民个人缴纳等渠道筹集。

摘要：在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农民土地流转问题是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进行简要分析,探讨了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健全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基本思路。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5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民间非讼机制研究

李长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当前对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而在我国农村，国家法与民间行为规范之间的共存、冲突与融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法规范的定义出发，可以否认民间行为规范这种非正式化规范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由于传统上国家法的调整范围有限，加之传统民间诉讼文化对民众直接兴讼所持有的消极态度，使得多元化诉讼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此时研究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重视民间非讼机制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具体运用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围绕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应答的思路。

一、现状解读：民间非讼机制存在的实然性分析

(一)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内涵及特征

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早在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民间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概念源于美国，它是指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或制度的总称。简而言之，即审判外(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自人类社会产生时起，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利益冲突与纠纷，于是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就出现了。由于影响农村法治的因素也很多，而且地域不同法治水平也相距颇大。就我国目前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来看，依然是传统的以“习俗为法”、“以礼为法”，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求助于法律，以法律来最终判明是非的渴望并不强烈，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于求助于非诉讼解决的私力救济。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一起构成了农村社会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在现阶段，非诉讼的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我国农村民事纠纷。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实体上，不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在程序上，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在执行上，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合意一旦达成，当事人也愿意执行。这就使得非讼程序具有了简易性、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灵活性和低成本性、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非对抗性和自觉履行性等特点。当然其也存在诸如缺乏规范性、可能失于公正、且不具有终局性等缺点。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上为集中性、纠纷标的的小额性、纠纷所涉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纠纷发生的空间范围的有限性等特点。通过以往的经验总结，可以看出非讼解决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它更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权利义务的行使和承担，并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形式灵活，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纠纷，预防新矛盾的产生。从而使农村纠纷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最快速度被解决。与诉讼相比较，其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更加方便群众。在农村推行诉讼外解决，也极大的减轻法官的负担，减少累讼。

(二)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民间纠纷的现实依据

可是说，民间非讼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第一，农村利益冲突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寻求包括诉讼在内的民间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农村而言，由于经济活动增多，利益分配不公及现代思潮的影响，导致农村社会的民事纠纷比以前明显增多。由于农村地区总是充满了这些复杂的利益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在性质、形式和激烈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这必然要求解决这些民间纠纷和争议的方式、途径、手段的多样化。第二，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比较近，而且大部分农民都很纯朴宽厚，在他们之间发生民事纠纷的多数时候，他们更重视的是纠纷能得到永久性的解决而又能维持原有的邻里、亲情等社会关系。第三，在解决民间纠纷的问题上，法律与诉讼具有不少的缺点，这需要采取法律或诉讼外的方式及时补救。由于农村社会的转型，加上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滞后性，这必然导致规范失控区间的大量存在。对于在此失控区间里所发生的民间纠纷，法律与诉讼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第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考察，由于长期受“惧诉讼”，“怕见官”，“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等思想的影响，多数农民在发生纠纷时是不愿去“吃官司”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内生与民间的非讼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第五，从法理上看，法律救济使权利取得法律上的力，产生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制性，司法保护能真正实现权利的平等保护，维护社会正义。与私力救济相比，司法保护更符合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1]然而，由于现阶段司法保护的制度化、成本、主体自身因素等诸多弊端原因，我国农民权益的司法保护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总之，非讼机制在农村社区的存在，是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的，同时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制度的不足。

(三)基于弱视群体存在的理论

要使每一个人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权追求的最高境界。显然，在一个层级立体化而非单层平面化的社会中，人权首先指涉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2]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3]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中，需要寻求对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与城市市民相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农村当事人弱势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弱势，还有在纠纷中的弱势以及由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某些特殊性而形成的弱势。目前，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着利益表达失真、无法表达、不愿表达等多种情况，[4]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合法有序的制度化农民诉权表达机制，是维护农民具体权益，切实保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保证。诚然，现代的、作为制度化的法律或法治只是也只能对社会的权利作一种大致的公正的配置，它不可能保证一切损害都得到绝对公正的赔偿，它所能实现的只是制度的公正，而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无讼”或绝对地在每个案件中令各方面都满意的那种公正。现代法治的实施更多的是需要一片适宜法律生存的土壤，而这一条件的具备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5]目前，我国法治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广大公民之间尽可能地实现制度公正，对农民的权益保护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给农民以公正的制度待遇。同时，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根本，也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人天生都是经济人，人们在选择和取舍的时候总会本能的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而在诉讼成本的考量上，农民进行诉讼的成本显然比较高，其中包括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成本、参与诉讼的经济成本、司法官僚主义和司法腐败带来的成本等。而目前的法治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独立得不到有效保障、司法腐败问题严重、法官的素质低下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诉讼成本以及当前法治环境的阻碍，致使农民选择了“息诉”。农民的利益代表与诉权表达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民间非讼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理性分析：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纠纷重要方式的多维考量

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而未来现代社会尚处在形成之中。在农村社会，不仅由于生产生活的相互依赖抑制着农民的诉讼动因，而且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诉讼心理。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农民之间发生纠纷后，大多求诉于私了。在此，本文将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精神

“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古代中国的“和谐”世界而言，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与个人权利的实现，而是无争、无讼。中国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理想在诉讼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当代学者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或圆通)为最大特征。因为圆通，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体系，法律也好，宗教也好，科技也好，艺术也好，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将他们一一剥离出来，用现代人的眼光将他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体系去考察，他们都带有缺陷，但这些缺陷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整体和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礼正是这种和谐文化的核心。”[7]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沉淀，作为一种“本土资源”，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他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仅被视为一种抑制私欲、消灭争诉的工具，而从不被认为是维护个人权利、解决纠纷的手段”。[8]而中国农村非讼解决的广泛适用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因此民间非讼机制的存在也是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的。

(二)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纠纷符合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西方法治的多元化价值观认为，多元化的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应为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治、自律和传统保留更多的空间，避免以统一的国家权力过多地限制和削弱其他社会规范和自治的使用。这一理念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深刻的价值观，它不仅正面支持非正式的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而且主张在现代社会扩大自治和自律的空间，以克服法治的局限性，同时，肯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应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社会调整的主要依据。这种理论不限于承认非正式、非诉讼方式的正当性及其对法治的辅助、补充作用，而且将它们的作用提高到与法治并行不悖，甚至高于法治本身的地位。[9]现代法治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法治现代化的成熟标志之一。从法治理想出发，求证出“多元化模式”的结论，是中国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实际反映。由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单一的司法救济已经不能完全承担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重担，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要求非讼机制的广泛参与，当然我国广大农村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模式，必须在倡导法治主义同时，积极倡导以合意为基础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从乡民的权利出发，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极力建构和运用以当事人合意为条件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也即弘扬非讼机制，是乡民权利自治理念支配下的结果。

(三)非讼方式的优点与农村纠纷特点具有契合性

与社会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始终是多元的。一般的，纠纷解决方式最直接的功能就在于解决纠纷，而且一种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功能。由于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诉讼时间长、成本高、对抗性强，而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讼机制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方面的优越性：第一，启动阶段便易，可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并且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第二，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恰如罗伯特?F?尤特所言“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持者与其家族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10]有时候，由于纠纷的不当解决，世代为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农村中的人们无疑极其不利。而非讼方式则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讼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看法与要求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讼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当然，非讼方式的采用也是与农村纠纷小、需要和谐解决等现实特点相契合的。不难看出，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具有正当性，尤其对于转型中的我国农村而言，和谐的农村需要更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讼方式应成为农村民间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四)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按照现在对和谐社会的政治定义，其内涵包括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包括了农村问题。而建立和谐农村是整个和谐社会建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已经被政治家所认同，而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规则。国家法所确立的以公力救济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不能消除主体的心理对抗。不仅如此，诉讼中的对立地位有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个别纠纷经过诉讼后反而扩展为后续长期的对抗，在周围社会中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而非讼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农村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契合了和谐理念。此外，从诉讼能力上讲，由于农民的天然弱质性，使其权益很难诉诸于司法，因此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是从和谐观念和农民的具体诉讼能力考量的，具有必然性。

三、发展创新：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具体回应

(一)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总体发展思路

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份正义也针对农村弱势当事人，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深化改革，加强农村弱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司法权能更好地保护农村弱势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创造条件。当事人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诉讼权利保障也是社会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或者人权保障的社会需要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具体体现。[11]同时，人权作为人生而有之以及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意味着它并不仅仅是对利益、主张和主体地位的渴望，而是对于权利和资格的正当要求。当然任何一种机制均不可能完美，非讼方式也不例外，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等。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与国家司法权协调互动。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非讼方式的合理发展就可能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相应地，也就很难与司法制度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和秩序。这样，非讼方式甚至可能成为与国家司法权相对峙的权力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民间非讼机制，既需要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使纠纷主体积极认同和配合，也需要培养农民维权意识和法治人格，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机制和环境上的保障。

(二)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合理构建的路径选择

合理的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应该从多维角度进行构建，首先，加强立法方面的完善，并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农民权益由法律化走向现实化的保障除了国家制定良善的法律法规、提供农民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民对人权的认识、享有和行使外，更重要的保障是对农民受侵害后的救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而简洁、方便、高效的非讼机制是对传统诉讼制度的突破与发展。由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推动农村利用和发展非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制度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着剧烈复杂的变化，且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此时，司法诉讼面临的压力也最大，也最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辅助。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价值理念来引导和改造民族的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家能否正确认识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出相应的非讼方式发展战略，不仅对农村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思维模式和路径选择具有示范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非讼方式的正当性和效力就得不到保证。其次，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并注重主体因素的影响。非讼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决定其成效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中立者的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高学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门知识，而往往更重视调解员的道德水准、解决特定纠纷方面的专业水平、经验和技巧，以及对社会、人生和特定领域的惯例的熟悉程度等等。此外，代表性也是必须的，中立者必须能代表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因此，村庄里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和热心公益的老年妇女往往比精明的律师更善于解决邻里纠纷。同时，由于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归根结底建立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上，纠纷主体的自律意识和理性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合理选择能力和诚信水准，与合议的达成直接相关。非讼性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事人的诚信参与度，以及建立必须的制约机制和提供达成和解的条件。()当然，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也可以从法律援助角度进行补充构建。再次，权利划分机制的完善，并要正确处理当事人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关系。非讼方式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私法自治”的原则，国家公权介入的较少。一方面，这有利于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与国家司法权的对峙。在我国农村，由于长期诉讼文化传统使然，私权自治的范围是较广的。因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公权与当事人自治的关系。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必须保证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和主导地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应以不违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为原则，不能随意扩大。在具体纠纷解决中，“私法自治”应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理由;在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对传统的诉讼文化进行更新。最后，注重权利意识的培养，并培养法治人格。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因为以“契约关系”或非血亲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连带组织，代表了一种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的高信任的文化。而高信任的文化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并建立在分化了的个体价值和利益基础上的，因此，它不但不会对“个人主义”和“社会精神”造成压制，而且还会大大激发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社会精神和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以及参政能力和民主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农民独立法治人格的表现，只有这种现代化的个体人格才是真正的法治主体。此外还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非讼方式的法律地位、程序、效力和原则，并投入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加以合理配置。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6

摘 要：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问题也一直是我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农民工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权益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社会的发展。本文分四个部分对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究，首先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然后总结了政府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中所做的努力和探索，并进一步对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实际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护；政府政策；经济发展

农民工作为新兴产业工人阶级，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并准备扎根城市，面临着一次全新的再社会化过程。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他们在城市中的劳动经济权益卑微、政治权益逐渐边缘化、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和文化教育权的不公。针对农民工问题，做出如下调查及分析。由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可知，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2012年农民工总数达到1470.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外出农民工达1056.9万人，比上年增加37.4万人。本地农民工413.9万人，比上年增加25万人。

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不断转移的趋势。我省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 2012年湖南省农民工数量达1470.8万人，2013年湖南省农民工数量达1679.2万人，2014年湖南农民工人数达1707.5万人，分别增长了12.4%，1.7%。

农民工的数量在不断地递增，但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衍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身份上的农转非的问题，工资待遇上的同工同酬和拖欠工资问题，以及在社会认同方面的持续被歧视问题，都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瓶颈。长此以往，这些社会问题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也将削弱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活力。本文着力于研究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的系列问题，给出合理化的建议，这对于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的现状分析

1.1 经济利益方面的缺失

一直以来，农民工讨薪运动纷纭四起，对于农民工来说，工资不仅没有起到保健或者激励作用（双因素理论），更使得他们深陷“干活苦，不拿钱”的怪圈。我国《劳动法》第50条明文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而现实社会中许多农民工由于自己无法按时拿到工资而使家庭失去经济来源，甚至有诸如非法劳务中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取农民工的介绍费、报名费等，这些现象对农民工的经济利益造成巨大侵害，让本就贫困的农民工的生活更加困难。

1.2 社会权利方面的缺失

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均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事实上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未得到实现。外出务工的农民既无法享受农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由于户籍身份限制无法在城市中享有政治参与权益；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可在许多省市的现行的制度体制之下，城市就业准入机制门槛很高，就算是基层岗位也排斥有农民这一身份的群体，国家所倡导的劳动者就业公平在很多城市大打折扣，毫无公平和正义可言。

1.3 社会心理归属方面的缺失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于农民工来说，能在工作的城市得到认可和尊重是城市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实际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社会地位、身份、职业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在城市人心中不仅是“工资低”的群体、还有“素质低”的偏见，更经常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代名词。种种因为怀疑而被否定的现状让农民工如芒刺在身，不止精神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对于城市更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2 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缺失的原因分析

2.1 制度层面

反观我国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为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国民素质，我国对城市有相当的倾斜和优惠政策，以及我国在城市的公共设施的建设上远远超过农村，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比农民享有更多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均等。此外，我国虽然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关于劳动者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还很不成熟。

2.2 企业层面

经济学认为，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主要是粗放型经济运行模式，由于缺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制造业中广泛地存在着以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来获取高产出，而不是倾向于提高自己的技术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家自身素质也并未达到一定高度，持续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节点，缺少人本管理和人文关怀。

2.3 农民工个人层面

由于既定的生活坏境的影响，农民工缺乏良好的教育设施和服务，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不仅没有较高的学历，也缺少技能方面的训练。并且受农村大环境影响早早外出务工，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缺乏，其在城就业往往都是熟人介绍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

3 我国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进展

3.1 培训工作方面

政府持续关注农民工问题，致力于培训农民工和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调查统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二三产业的比例超过半数。因此，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下，必须加快培养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步伐，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3年，据国家统计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比上年提高1.9%，各年龄段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这充分体现了在整个农民工工作中，政府促进农民工培训的工作效果显著。

3.2 农民工收入的增加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快速，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的状况也在我国良好的经济环境下得到合理的回归。农民工外出务工月收入水平持续显著的提高，2010年增长19.3%，2011年增加21.2%，2012年增长11.8%，2013年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达到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长13.9%。探其根源，多方面因素的联动作用推动了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显著的提高，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水平标准不断提高的背景下，2013年有27个省（区、市）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被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和维护，促使了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成本迅速上升，这些现实的情况都对农民工工资起了正向引导作用。

3.3 其他方面

农民工其他权益保障也在不断发展中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得到明显的提高，分别提高了4.4%、5.4%、4.6%、5.4%和4.5%；工资拖欠问题在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下，也得到有效抑制和改善，2008年工资被拖欠的外出农民工所占比重由原来的4.1%下降到0.8%，下降了3.3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不断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广泛性和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没有缓解超时劳动问题，依然存在工资拖欠问题，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依然不高。因此，政府和企业以及农民工个人更应该在已有的进步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探究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出路。

4 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出路

4.1 制度创新和改革

第一，具体、全面和充分地落实宪法赋予所有公民的各项权利，在这一问题中，农民工并不特殊，他们依法享有各种权利。政府应加大力度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第二，加大劳动监察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实行职权责相统一的管理机制，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定期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并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予以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把月清月结作为工资发放的标准，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第四，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改革户籍制度有利于培养农民和农民工的进城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归属感，使得一部分工作稳定和有能力的农民工逐步在城镇落户，其户口上由农转非农，这大大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和减少农民数量，消除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二元现象。

4.2 完善企业责任制度

第一，从根本上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企业和企业家应本着平等并适当照顾弱势农民工利益的原则签订劳动合同，善待关爱每个农民工，极力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地位；第二，把创建安全的生产环境作为头等大事，企业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起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由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明确他们的责任，加大力度改善农民工的生产和作业环境，重视安全隐患的日常排查，建立安全事故预警机制；第三，完善企业工资制度，逐渐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和工时待遇，企业要从多方面考量，不仅应把新农村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前提，而且高度关注本企业内部和谐发展和避免社会责任国际贸易壁垒的需要，压制逐利欲望，维护贫弱农民工的利益；第四，认真履行企业社会保险的义务，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为农民工缴纳和代扣养老、工伤、医疗以及生育等各类社会保险。

4.3 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

农民工自身素质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方面。虽然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有一定差距，但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技能和学历，并且只有当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和谋生手段，才能与城市居民进行竞争，以在城市中占得一席之地。由于农村落后的现实性和历史性问题的存在，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极其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着生存现状的问题，需要他们付出不懈努力，最终使自己的素质与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满足城市基本的需求。

农民工作为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面考虑农民工权益缺失问题下，我们要大力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从社会、企业及农民工自身方面去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将会推动农民工取得新的进展。

政府也于2015年“两会”上提出将大力做好结构调整、过剩产能，化解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以及统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增加社保幅度，同时降低失业保险、工商保险等缴费率等。我国正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上多措并举、稳步推进，这些措施必将带来我国就业市场上的新局面，也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有着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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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河清.劳动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基金项目：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7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一) 公共利益界定不明, 征地特权被滥用

由于法律条款中缺乏“公共利益”规范, 导致在征地活动的落实过程中, 土地是否“公共”完全由行政机关界定, 加之没有科学的流转机制, 行政机关很难科学有效的区分土地的公益性与经营性。由于公共利益的抽象不明确, 公益经营难以有效区分,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地方政府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征收土地, 农民合法权益不可避免的遭受损害。

(二) 安置不合理

征地的补偿、安置不合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征地补偿原则缺乏法律相关的明确规定, 法律强调了补偿, 可是在细节上没有明确说明“该怎么补偿”;第二, 补偿标准与安置标准脱离时代, 严重偏低。土地被征收之后, 不是按照“市价”进行补偿, 而是按照政府福利分配, 土地补偿与社会保障混为一谈;不完善的补偿、安置措施配合着极其不合理的补偿、安置标准, 都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继而造成社会矛盾, 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 补偿主体严重缺位

1. 由于农民集体不具备法律人格和诉讼主体资格, 因此, 农民集体无法成为独立的补偿主体。这一规定直接导致征地补偿缺乏主体或是错位主体的后果, 本该由农民个人享受的土地补偿沦为集体补偿, 农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

2. 由于农民个人不具备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更不是独立补偿主体, 因此相关法律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与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农户, 而不是农民。农户在土地征收补偿的过程中, 作为集体获得相应的补偿, 可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与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合法利益却不一定能够被保障。

3. 在法律界里, 作为土地权利主体的农民个人和农民集体的地位还存在争议, 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 更没有这两者作为土地权利主体的可操作性规范。在理论研究上, 操作领域还属于空白阶段;在实践上, 无法可依的现状更是无法满足市场化的根本要求。

(四) 征地客体相对狭窄

1. 征地法律中规定的征地客体仅仅局限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土地承包经营以及其他用益物权均属于非独立的征地客体;集体土地所有权虽然属于独立的征地客体, 但由于补偿主体易缺失、错位, 集体土地所有权这种模式下的独立征地客体保障权益很难实现。

2. 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 含集体成员权和社会保障相关的各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没有被区别对待, 集体所有权下农民的土地补偿落实了, 可社会保障也被忽略了。

3. 法律规定农民不能享有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亦不能与国家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等同的法律地位。这一规定直接导致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补偿中客体狭窄的结果, 农民合法权益根本无法保证。

(五) 法律程序缺失

1. 征地前缺乏协商程序, 农民表达是否同意征地的意愿被剥夺。

2. 征地过程缺乏完善的法律程序。现行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征地流程的基本模式, 却没有对征地过程进行细化, 很多细节问题缺乏有效的指导, 致使征地过程难以有效掌控。

3. 征地补偿争议司法裁判体系缺乏, 法律中没有对补偿争议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规定, 致使征地过程中包含的征地决定、征地补偿、补偿争议都由行政机关处理, 农民的心声无人注意, 农民财产的司法保护无法落实, 更在无形中增加了行政机关贪污腐败的概率, 影响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六) 土地补偿利益分配考虑不周

按照现有的土地制度, 无论采取那种方式的补偿, 均为一次性补偿。即一次性发放补偿项目之后不再进行补偿。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利益分配的可持续问题。而农村土地不仅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它同样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功能。按照现有的城中村土地征收补偿模式, 土地一旦被征收, 其补偿的对象仅仅是当代人, 后代人的利益完全没有纳入征收补偿考虑的范围之内。显然, 意味着农民后代无法再利用农村土地获取价值, 无法再享有相应的土地权利。

(七) 两级分化严重贫富悬殊

补偿极易导致暴富向暴穷的转化, 这也是补偿缺少可持续性的后果之一。前已述及, 现实情况是多倾向于一次性发放农民土地补偿款。而土地补偿款的一次性发放导致的一个负面效应则是被征收人的一夜暴富。但是由于村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缺少相应的理财能力, 使之难合理有效地使用征收补偿款。其结果往往导致部分村民在短时间内将补偿款挥霍一空, 最后重新走向贫穷, 产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八) 利益冲突没有得到平衡

通过国家征收土地的手段改变集体土地的性质, 使之变为国有土地, 再在此基础上将其改建为工业区、商业区或旅游区等。而无论是改变农用地性质还是改变集体建设用地之土地使用性质, 其必然导致土地价值的巨大解放。增加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 补偿问题的主要争议就集中在增加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没有在政府、开发企业以及村民之间得到合理的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村民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

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是农民土地权益受侵害的根本原因

(一) 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依赖法律途径, 在没有相关法律作为依据的时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授权于国务院, 使之根据具体情况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制定相关法规。然而在征地的具体过程中, 征地往往被划归为公益活动范畴。农民财产权益保护缺乏, 现存的诸多规定更多是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而制定的, 土地征收之后, 农民财产保护很难有效落实。

农村土地产权是以农村土地为产权而发生的产权关系, 强调各个权益主体共同指向农村土地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是有关农村地产的一切权利的总和, 它与其他产权关系一样。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界定各个权益主体, 在农村土地利用方面的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系统规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决定着农民与政府、集体及他人的关系取决于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即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同时也决定着农地资源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有待完善, 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导致农村土地资源资产负责的所有权主体缺位, 集体土地产权权利束残缺, 是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土地产权制度未明确农民占有资源的排他性及资源占有的边界, 难以形成对农村土地资源真正负责的所有权主体。造成对农民土地产权的随意侵害, 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主流的产权经济学原理认为, 产权模糊不利于产权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最终损害了分配机制。

现行法律对农地所有制性质界定不清, 农地所有权主体虚置且多元化, 作为农民集体构成要素的单个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模糊, 再加上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权益不完整, 使得农民的土地权益缺乏应有的法律基础。

(二) 农民未能分享土地发展利益

因商业性或经营性用地而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必然发生土地用途的变化, 土地用途改变则产生发展性利益, 这种发展性利益一般表现为土地价值的巨大提升。而这种利益并未分配到农民手中。从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现行立法规定来看, 征收农民集体土地补偿费包括四部分内容, 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土地上的附着物补偿费。上述四部分补偿费中, 并没有对因农民集体土地使用用途改变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给予的补偿。近些年来, 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政府征地方式获得了大量农民集体土地, 而且征收的这些农民集体土地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其中, 政府获取了土地一级市场的巨大经济利益;而房地产开发商将征收来的农民集体土地, 通过资本的注入和市场的运作, 几乎是独享了土地与商业资本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发展利益;而农民集体和农民未能分享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发展性利益, 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和已经定好的补偿条件。这样一来, 农民自然对城中村改制和征收存在抵制, 造成了城中村改造困境的产生。

三、保护被征地农民土地权益的对策分析

(一) 改革农地产权制度

权经济学认为, 财产的保护有赖于明确产权。只要是产权界定清晰, 就可以减低维护产权的成本, 使效益最大化并产生激励作用, 使资源配置合理。因此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需要进一步调整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明确界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一要明确意义上的所有权。《物权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 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所有人对自己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要从法律上界定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地位, 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享有问题, 界定到底土地所有权是归集体还是归个人, 如果归集体, 那么要明确农民作为个体如何分享集体中的权益, 改变目前集体所有者位置虚化, 农民对土地产权不清, 导致政府随意征收土地, 低价补偿现象不断发生。只有才产权清晰的条件下, 才可能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真实的价格。

二要进一步明确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 允许农民按经济规律、市场变化去自主经营, 以及处置土地财产的权利。

三要进一步明确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是形式享有还是实质享有, 真正把土地视为农民的财产。

四要明确界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 确保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权统一, 使农民在征地中能真正实现土地财产权的价值。

(二) 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 确保征地目的的正当性。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的前提下, 要确保土地征用权只能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 其他非公益性用地。

规范征地程序, 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保证征地工作顺利开展, 要扩大征地信息的发布渠道, 加大征地前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 完善政府征地政策的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 保证被征地农民及时、全面、正确地了解有关征地的政策法规, 增加政策法规的透明度, 农民行使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防止土地征收的腐败行为, 严格规范土地征收程序。通过具体的征地程序, 可以避免征地主体在行使征地行为时行为的随意性, 从而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 进而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征地的顺利进行。为此, 要建立公平、公正和高效的土地征收管理体制和程序。

四、实现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利益保护的相关策略

(一) 保证征地补偿合法性

征地的实质是剥夺农民合法的土地权, 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 公民的合法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因此, 在进行土地征收的过程中, 需要严格遵照法律程序。从农民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的角度出发, 改革、完善法律法规:首先, 明确补偿原则, 规定补偿争议诉讼程序;其次, 完善物权法, 强化农民集体土地的独立支配权;最后, 制定专门的法律, 对物权法做出补充。

(二) 健全公益征地相关的法规制度

对公益性征地条款进行细化分析, 落实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原则, 在立法的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免空泛与抽象, 尽最大可能避免公益征地滥用情况的发生。在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经营性与公益性建设的区分点, 排除纯国库利益, 地方政府利益、私人利益等经营性征地假借公益征地名号滥用征地特权。

(三) 完善补偿安置法规

吸取国外先进的司法经验, 在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下, 完善补偿安置法规;修正宪法, 完善物权法, 制定补偿安置原则, 全面落实“公正原则”与“事先原则”;建立专门的土地征收补偿法, 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以维护农民的生存和就业。

(四) 建立补偿主体的法律制度

完善物权法, 建立补偿主体的法律制度, 确定农民集体独立的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资格, 使农民集体成为独立补偿权主体;完善农民独立补偿权主体的法律人格, 建立农民的“非法人合有共同体”, 使农民有资格站在与国家同等高度上就土地征收问题进行“讨论”, 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确保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效落实。

首先, 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农民独立民事民主地位, 使农民成为土地财产权益独立的补偿主体。其次, 在征地过程中, 明确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联系, 保障农民充分享有各种实体性权益, 如失地保障以及社会保障等。

(五) 完善征地客体法律制度

首先,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完善征地客体法律制度, 确保集中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能够有效落实到个人, 继而落实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 确保其生存无忧;其次, 明确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自留农地的独立客体地位, 并将他们纳入土地征收的范围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补偿;最后, 建立土地抵押的独立客体地位, 保障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

(六) 构建完善的征地补偿程序

首先, 制定出土地征收前的协商程序。在土地征收补偿法中对土地征收前的协商程序进行强制规定, 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基础, 保证农民有效参与;其次, 对征收过程中的正当法律程序进行规定。及时对征地相关的信息做出通知、公告, 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及听证权;最后, 建立征地补偿争议裁判程序, 对征收及补偿施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解决机制, 并在相关法律中规定明确的程序, 用司法手段给予私人财产保护权, 确保农民救济权的有效落实。

(七) 注意土地补偿利益分配的可持续性

土地利益分配的可持续性是指, 土地补偿不仅要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 还应考虑到后代人的权益。

农村土地具有浓厚的社会保障意义, 这是说, 农村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生活生产资料, 其还承载着一定的社会保障效果。然而, 根据现有的土地制度的规定, 土地征收补偿款是一次性发放, 既没有考虑到土地利益分配的可持续问题, 也没有考虑到后代人的土地利益、土地发展利益纳入征收补偿的考虑范围。现有制度反映出土地征收后, 农民后代无法通过利用农村土地补偿为后代提供社会保障, 被征收的农民子孙将不能获取土地利益。可行的办法是注意土地补偿利益分配的可持续性, 例如在集体土地补偿款中预留相应的可持续基金, 以保障子孙后代的利益, 实现土地发展利益的可持续性。

(八) 防止土地补偿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

防止土地补偿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 可在正确区分土地价值中的自然增值与社会增值, 合理分配土地发展权益的基础上, 通过改变过去较为单一的、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为多样化的, 持续性的补偿模式上进行解决。其中, 正确区分土地价值中的自然增值与社会增值, 合理分配土地发展权益可以解决城中村土地补偿中的“暴穷”问题;而变过去较为单一的、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为多样化的, 持续性的补偿模式, 则可破解城中村土地补偿中的“暴富”问题。

五、结语

只有保证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有法可依,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财产权益不受损害。建立以农民权益为主体的保障体系, 完善农民权益保护法, 注意农民征收利益的持续性;坚持行政、司法职权分立, 确保农民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规范公共利益, 建立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统一市场流转机制, 平等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给予农民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及诉讼主体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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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8

1 征地制度层面的相关研究

1.1 公共利益界定、补偿标准、收益分配等不合理

钱忠好, 曲福田 (2004) 指出, 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 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确定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及组织保障等几个因素致使征地中农民权益屡遭侵害。为保障农民权益, 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及提高补偿标准,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黄征学 (2006) 认为, 征地中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 表现在征地收益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及征地补偿费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在征地中, 土地增值收益以各种税费的形式被各级政府及部门享有, 而失地农民则无法分享增值收益。而且, 征地补偿费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政府之间的分配又进一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最终失地农民仅得到征地收益的5%～10%。二是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不合理, 征地补偿标准偏低, 低估或是忽视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和就业等功能, 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在此基础上, 黄征学提出, 为保障农民利益, 要循序渐进地提高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及相关法律体系。冀名峰 (2004) 指出, 在征地中, 由于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导致的征地过度, 安置补偿政策不合理及监督检查机制不完善等原因, 使农民权益遭受侵犯。为维护农民权益, 应当建立严厉的征地节约机制、合理的失地补偿安置机制、有效的征地工作实施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

1.2 制定合理补偿标准的方法及意义

一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如:陈波翀, 郝寿义 (2004) 认为, 征地补偿应包括失地农民风险规避的补偿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补偿、土地持续性收益的贴现补偿。持续性补偿主要指农地转非后的增值收益。为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参考水平, 中国应实施土地评估制度, 依据被征地的区位条件、生产力水平及土地征收后的用途, 进行全面的估价。蔡继明, 苏俊霞 (2006) 指出, 征地补偿费 (按市场价值) 的适度提高, 表面上看会增加征地的直接成本, 但实际上仅仅是将政府、开发商和腐败官员享有的原土地增值部分直接转移到本该享有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所有者农民手里, 这不但符合公平原则及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 有助于缓和城乡矛盾和对立, 使亿万农民切实享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 而且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征地环节所频繁发生的腐败行为。

对于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最具争议的便是农地转非后, 土地自然增值部分的归属问题。一些学者秉承“涨价归私 (农) ”论, 认为农民应当拥有完整的农地产权, 即除了拥有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项权利外, 还应当拥有完整的“非农开发权”, 农地无论以何种方式转变为非农用地, 原所有者都应当获得完整的“非农开发权价格”, 即农地转非之后的自然增值部分应当完全归失地农民所有。相反,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涨价归公”论。这种理论于我国最早体现在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文献之中, 其理论渊源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 (1837～1897) 关于土地增值是由社会发展创造并应由社会占有的观点。在我国研究土地开发权的学者中, 大多数赞成农地转非之后的自然增值部分应基本归国家所有, 他们认为, 土地增值来源于社会, 使其回归于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且国家是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管理的主体, 国家拥有土地发展权, 利于土地供应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等。而周诚 (2006) 在借鉴了“涨价归私 (农) ”制的“充分补偿失地者”、“涨价归公”制的“土地自然增值源于社会”“美国开发权转移制”的“土地开发权益均等”等合理内涵的基础上, 提出了“私公兼顾”论, 即在公平补偿失地农民, 使其不只是保持原生活水平不下降, 而是能够达到当地“小康市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 将土地自然增值的剩余部分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 (主要包括“对重点在耕农民的支持”和“普遍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后者意味着间接地支持在耕农民) 。另外, 周诚进一步指出, 在土地市场交易中, 政府适度征收土地增值税, 在客观上也可不同程度地体现“私公兼顾”的精神。

1.3 征地程序缺乏公正合理性

梁亚荣, 刘燕 (2008) 指出, 现行中国土地征收程序存在被征收方知情权、参与权、听证权、司法救济权缺失等问题, 致使征地无法符合公共利益目的和给予被征收方公平合理补偿的两大要求, 所以, 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从确保征地程序公开及被征收方充分参与、引入征收目的合法性及征地补偿合理性的司法审查程序、实现程序内在价值等方面完善土地征收程序, 以有效维护土地征收中的农民权益。而晋洪涛, 史清华, 俞宁 (2010) 通过构建征地谈判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研究发现, 政府通过不公正的征地程序安排占据了与农民谈判中的“先发优势”和“后动优势”, 致使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处于非常被动不利的地位, 而地方政府对基本社会准则藐视下的违规操作及代理人村民委员会对农民利益的背叛, 更为加剧了农民利益的受损。为保障征地中的农民权益, 未来征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确保程序的公平, 具体思路是:通过立法限制政府在公益性征地中的强行征地权, 赋予农民对非公益性征地的拒绝权, 取消政府首先提出补偿方案权、允许农民自由委托征地谈判代理人等。

1.4 实施征地制度创新以保护农民权益

许英 (2012) 认为, 应在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基础上, 针对公益性建设, 构建农村集体土地征购制度, 即以土地市场价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 而且还应适当考虑对权利人相关权利剥夺的补偿。而针对因非“公共利益”的经营性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情形来说, 应当由受到影响的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一方与用地方自主协商谈判确定交易价格, 用地方可通过购买、租赁或允许集体土地参股等市场方式取得集体建设用地。袁铖 (2009) 认为, 农民对现行征地制度不满, 有很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将经营性项目纳入征地范围, 政府应该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前提下, 采取有效措施, 逐步消除各种妨碍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法律障碍, 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 允许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不经征收环节直接入市。而入市的价格, 应当以农业用地收益的资本化价值为参照系, 这样既能保证农民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又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公共利益建设用地, 政府可以以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价格作为征地补偿的参照标准, 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2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层面的相关研究

2.1 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王志彬, 张丽丽, 宋俊丽 (2009) 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 使农村集体土地带有“准公共品”的性质, 即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状况使农村集体土地及其增值收益成为一种界限模糊、可以共享、分配方式和分配主体均不确定的“蛋糕”, 这使得各行为主体, 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门致力于对这一“蛋糕”的攫取。王桢桢 (2010) 通过分析失地农民权益遭受侵害的现状, 指出农民土地权益受损源于产权主体模糊、产权内涵模糊及产权处分模糊。这种产权模糊与“锁定”源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路径依赖, 而阻碍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实现创新的重要因素是政府对模糊产权的默认和维护。只有政府重新界定产权, , 破除对土地的垄断, 还权于民, 三农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突破原有农地制度的“锁定”, 农民的土地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保障。靳相木 (2008) 认为, 在中国征地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 其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模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模糊造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开发商、政府之间模糊的利益边界, 进而引发了政府、开发商、集体、农民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为获取利益而展开博弈。只要征地制度树立在模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 单纯秉承提高征地补偿安置水平即“让利于民”的做法, 将无异于化解征地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要保护农民权益, 未来征地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将实现从“让利于农民”到“尊重农民的土地物权”的转变。

2.2 农地产权公共域的大量存在

一些学者从农地产权存在大量的公共领域角度分析了征地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罗必良 (2011) 通过扩展巴泽尔 (Y Brazel, 1989) 的“公共领域”概念, 根据产权“公共领域”形成的原因, 将产权“公共领域”分为五个部分:纯技术层面的“公共领域I”, 法律层面的“公共领域II”, 法律歧视制造的“公共领域III”, 行为能力不完全所形成的“公共领域IV”及行为能力受约束所形成的“公共领域V”。在中国, 农地产权同样存在五个方面的公共领域。正是由于歧视性的法律设计, 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 进而“弱化”了产权的排他性。而且根据法律规定, 征地是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惟一合法途径, 且土地征用应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目的, 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 政府利用歧视性的法律设计, 把一部分有价值资产属性的权利放置到“公共领域III”中, 从而获取垄断性租金。进一步地, “征地价格剪刀差”, 极大地刺激了政府征用土地的欲望, 进而加剧了对农民土地产权的掠夺, 致使农民在国家征地中权益受到极大侵害。高丹桂, 张志强 (2008) 将产权公共领域分为两种:一是在平等交易双方之间没有得到完全界定的剩余权利, 或没有建立起完全排他性的利益模糊空间, 称其为产权公共领域Ⅰ;二是国家 (或其代表政府) 运用政治强权通过强制转移私权所创设的权利空间, 称其为产权公共领域Ⅱ。并在分析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国情特征时指出, 国家通过土地规划编制和用地指标控制等手段及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垄断供给者身份, 基本上垄断了农地发展权, 其实质是既得利益集体团通过政治强权创设了公共领域Ⅱ, 即利益集团通过权力, 改变博弈规则 (排他性权利本身就是资源利用规则) , 通过实施征地从产权所有方 (农民集体) 攫取财富。而韩江波 (2012) 指出, 在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 农地所有权主体处于虚置状态, 且农民个体拥有的是受限的经营使用权、转让权及局部收益权, 即中国农地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等核心权能存在产权被稀释问题, 农地所有权稀释导致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强制征地, 农地收益权稀释造成地方政府在征地中实行低价补偿。进一步地, 农地产权稀释必将导致产权不完整, 使大量农地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 从而在相关利益主体的寻租过程中, 引起农地租值的消散。刘祚祥, 黄权国 (2008) 指出, 在农业社会中, 只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耕种权, 即只要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的土地使用权被清晰地界定给农民, 那么, 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农地的产权就是均衡的。对于农地转为非农用地所显现出的价值, 农民并不知晓, 即使农民认识到农地处置权的重要性, 在没有城市化所呈现出来的巨大土地增值利益以前, 农民是不会耗费大量的成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这样, 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所显现出来的价值就被置于了公共领域, 而政府则凭借着自己对土地的处置权获得了这部分租值, 农民权益则遭到了侵犯。

3 总结

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 国内学者基本上分别从征地制度和产权制度两个层面对征地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缺少对征地制度缺陷、产权制度缺陷、产权公共域内在联系的清晰阐述, 实际上, 正是在因为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残缺与产权主体虚置) 才产生了大量的产权公共域, 在国家征地中, 地方政府及相关强势利益集团利用征地制度的不合理设计获取了产权公共域中的农地资源, 使农民权益遭到了严重的侵害。因此, 今后的相关研究应关注征地制度与产权制度两个层面原因的内在联系, 在全面细致把握征地中农民权益受损制度原因的基础上, 探讨如何完善征地制度与产权制度, 以促使制度间的协同改进, 使征地中的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摘要：国内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从征地制度和农地产权制度两个层面展开的, 在征地制度层面, 强调公共利益界定、征地补偿标准、收益分配及程序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农民权益受损。在产权制度层面, 认为产权制度缺陷、公共域的大量存在使农民权益遭到侵害。进一步地, 提出今后相关研究应关注征地制度与产权制度两个层面原因的内在联系。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9

一、失地农民产生的背景和现状

千百年来农民和土地就像是唇齿之间的关系, 无法让他们分开。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我们把实现小康社会的希望放在走城镇化的道路上时, 城镇化、工业化就会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掀开新的篇章。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 改变了土地上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 出现了一个新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失去土地这条生存底线的农民, 非常希望能和城市人一样获得工作机会, 通过社会保障来支撑起未来的生活, 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失望。据有关资料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 十几年来的圈地运动至少造成我国农村2000多万农民“下岗”。以前搞开发区, 最高峰时开发区多达8000多个, 全国当时每年流失耕地数量大约为1000万亩以上, 十几年来全国失地农民数量大约达6500万人次。我国东部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人均耕地只有几分, 失地农民的数量就更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字表明, 1987年至2001年, 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万亩, 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征地, 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276万亩耕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国家所有。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0年至20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 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

客观地看, 在城镇化的早期, 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 农民能够在国有企业内转为产业工人, 过上吃“皇粮”的日子。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农民失地并转变身份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表现, 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 因为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 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把农民推进企业, 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突显出来。而且,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失地这一现象还将继续。第一, 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提速, 这在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有关专家估计,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征用土地规模逐步扩大, 失地农民数量还将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递增。第二, 失地农民平均生活水平较低。按现阶段主导安置方法货币补偿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经市、乡、村三级截留后到农民手中已所剩无几, 如得不到其他的补偿, 农户的收入自然会逐年降低。第三, 失地农民就业条件较差。农民失去土地后, 受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小农经济意识较深、缺乏非农劳动技能和外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当地政府不采取措施, 大多数失地农民在城市就业将十分困难。第四, 失地农民就业难, 并且就业后下岗、失业现象严重。据国家农调队对云南的调查表明:高达24.6%的失地农村劳动力处于“赋闲在家”的状况。另据四川省劳动保障厅的调查, 截止到2003年底, 全省134.12万征地农转非人员中, 仍处于就业年龄内的有88.08万人, 其中从征地后一直未就业的有45.64万人, 占征地农转非劳动力人数的51.8%。2001年, 北京近郊城乡结合部地区因土地被征占, 共有“农转非”人员20.5万人, 其中劳动力11.4万, 获得就业安置的5.3万人, 仅占46%, 其余的都是自谋出路。而获得就业安置的人员由于自身文化程度比较低, 在企业减员增效时成了第一批下岗者。第五, 失地农民劳动技能普遍偏低, 结构性失业严重。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知识型人才紧缺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以及失地农民不断提升的就业期望值与现实可提供的就业机会值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增加了失地农民就业的难度。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一些企业招不到想要的员工, 而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 这种用工不匹配的情况是“结构性失业”的体现。第六, 缺乏对失地农民全方位的长期保障。目前国家没有在农村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土地作为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 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 也就失去了医疗、养老、求学、发展等全方位的长期保障。

二、失地农民安置途径情况分析

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 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把失地农民转为国家职工, 农民很欢迎。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深化, 我国失地农民安置的主要依据是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2004年11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各地方政府的地方法规。据了解, 目前安置失地农民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采取一次性货币安置的方法;二是通过留地安置, 保证被征地集体的长期收益;三是通过集体土地作价入股方式, 给被征地集体提供较为可靠和长远的生活保障;四是通过劳动技能培训, 招工安置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五是引导失地农民从事非技术性工作, 保证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失地不失业;六是帮助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异地租赁土地发展高效农业;七是通过社会保障方式安置被征地农民中的老、弱、病、残者;八是通过住宅安置, 尽量保证被征地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这些安置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适应性。

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主要安置途径是货币安置, 现有其他的安置途径因其本身的局限性或条件不成熟, 加之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政府的措施不到位, 从而没有广泛施行。采用货币安置途径对失地农民来说, 则意味着有限的安置补助费是他们失地后最为现实的生活、再生产和养老保障, 如果将安置补助费在短时间内消费完毕之后, 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将面临生活和养老风险。加之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当失地农民步入老年, 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 其养老问题将更加堪忧。总体来说, 一次性货币安置的利用价值极小, 只是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短期生存问题, 如不与其他方式相结合将难以长期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重新择业安置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是可行的, 对于经济落后的地区来说也许就难以消化。农业生产安置虽然安稳, 但只适宜于人均耕地较多的地区, 且可能会延缓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入股分红安置,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快, 从长远来看相应风险也很高。异地安置由迁出地人民政府和移民协商, 签订协议, 办理有关手续, 迁出地人民政府将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交给安置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 经安置的移民不得擅自返迁。这种方式在促进资金、劳动力流动, 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时因面临较强的政策性、经济性、社会性和群众性带来的重大关系的调整, 其具体操作也存在困难。分析以上这些问题, 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我国现行的制度存在缺陷

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存在弊端, 征地补偿往往采取一次性货币安置, 失地农民拿到征地补偿金如同国有企业职工买断工龄一样, 其实质均是失业。货币安置简单、易于操作, 农民心理上也容易接受, 但它却不利于失地农民尤其是大龄失地农民的就业。许多农民只注重眼前利益, 没有合理利用这部分资金。据一些地方的调查表明, 超过半数的失地农民将领到的土地安置补偿费用来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而真正将这笔钱用来发展和投资从事个体经营的只占一成。

(二) 土地管理制度不严格

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和基本方向。在这一进程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解放土地, 解放土地的过程实质上是解放农民的过程。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这个过程不是能在短时期实现的, 而将是几代中国人努力奋斗的过程。因此, 在当前的城镇化过程中, 不应过多地强调对农村土地的占用, 而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因为这种土地被占用的速度已大大超过了社会对农民的吸纳能力。

(三) 没有从政策上调整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在整个用地成本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

总的来说, 一个项目的征地费用有5项:征地补偿安置费 (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 、地上附着物、地方税费 (新地开发建设基金、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基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70%、耕地占用费的50%) 、国家税费 (耕地占用费的5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 、其他 (勘仗定界费、规划选址费、征地管理费、安置管理费) 。这些都是很早以前制定的, 与社会的发展相比,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在整个用地成本中所占比重过低。

(四) 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 也是重要的生活保障, 土地的资产属性直接体现了利益问题。征地时没有认真对待和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是征地范围没有明确界定, 征地范围过宽;二是征地补偿没有充分考虑土地所有权及其经济属性, 标准偏低;三是征地安置缺乏妥善安排, 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有效保障;四是征地程序不规范, 极易滋生腐败。

(五) 我国就业形势严峻, 市场就业竞争激烈

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 使我国当前和今后若干年内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有专家估计, 我国实际的失业人口已超过世界12%的警戒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 转业退役军人的安置及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等就业群体庞大, 就业竞争激烈, 失地农民进城就业处于不利地位, 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即使找到工作, 大部分人从事的是临时性、稳定性低、收入少的工作。而且现在许多企业都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小。

(六)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在近年针对被征地农民安置工作的实践中, 各地政府根据地方实际, 出台了一些不同的安置措施和设想。在以货币安置为主的模式下, 积极探索招工安置、农业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方式, 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各地的总体情况看, 绝大部分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没有解决。国家在制定和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时往往偏重于城镇, 农民的社会保障缺失, 当农民同国有企业职工一样处于下岗的情况下, 农民则无法享受社会最低保障。

三、失地农民安置长效机制建立的路径

失地农民安置既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随着城镇化不断深人发展, 农民失地尤其是城郊农民失地现象不可避免, 在失地农民的安置上要从提高执政能力的高度,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群众观, 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 使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 建立优化组合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优化组合机制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创造条件, 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 从而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因此要明白, 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让农民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 不仅符合政府的愿望, 也是多数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城镇化建设中对城郊土地的征用也是对现有土地利用率的提升和优化组合, 有利于农民富裕,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要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对土地的征用必须达到能使土地完全优化组合、充分合理利用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必须做好补偿安置工作, 并充分考虑到失地农民今后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问题。因为这个优化组合是全方位的, 不是只考虑征地方的利益, 而损害被征地方的利益, 要把重头放在后者才行。土地补偿安置费是农民的“保命钱”, 政府对其分配和使用的监管必须到位。

(二) 建立思想工作机制

过去各级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安置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使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了安置, 但是仍有部分失地农民从自身利益出发, 对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策理解不透, 提出了一些过分要求。因为长期以来, 农民存在着小富即安的思想, 从联产承包制中尝到甜头, 他们满足于温饱, 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针对这些问题, 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应加强组织领导, 对失地农民进行思想和政策教育, 帮助失地农民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一些开发区地处城郊, 作为当地经济的载体, 外向型经济发展拉动了区域经济总量的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区域强了当地农民才有富的可能, 所以, 已经做了规划的就应如期开发。但对那些尚未开发的要通过农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 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 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 使部分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 实现农民增收, 这也是新时期农村、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必须要先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 使开发工作变成农民的自愿行动, 不能搞强迫命令式的开发。只有农民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了, 才能树立致富的信心;农民收入增加了,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就能有效地减少各类社会矛盾的发生, 稳定才有基本发展。

(三) 建立配套制度机制

一要尽快制定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办法。同地不同价、资金不到位、村集体滥用补偿费等, 是征地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关键问题。在城镇规划区内, 凡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 要根据不同地段、地型、人均耕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划定区片, 统一制定分片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

二要制定土地补偿金管理制度。土地补偿金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要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杜绝乡镇 (街道) 等其他任何单位截留或变相截留。

三要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 彻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性政策, 清理各种乱收费, 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政治生活及社会保障待遇。在就业安置中, 要大力鼓励用地单位和企业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并建立使用被征地农民数量与用地规模挂钩的制度, 规定进园区企业每使用一定亩数土地后, 相应安排一定数量的被征地农民在本企业就业。

四要制定和完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被征地农民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工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 支持一时找不到就业门路的被征地农民发挥其农业生产技能, 承包经营农业园区、基地等, 继续从事种养业, 壮大镇村集体经济, 使其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五要建立为失地农民再就业服务的制度。把失地农民培训纳入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体系, 由各地总工会、劳动局牵头, 个人、镇、村共同出资,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把劳动保障、农业、水利、科技、建设、社会团体等有关部门和行业现有的培训基地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 开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 落实培训职责和任务;或者在劳动力市场内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先对开发区企业需求的工种进行全面调查, 由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提供“菜单式”的技术培训项目, 失地农民凭政府发给的“免费培训券”自行“点菜”, 接受技能培训, 然后到企业应聘上岗。企业也可根据需要向培训机构下“订单”, 与培训机构签订定向培训就业协议, 以法律形式明确双方职责, 使失地农民就业有法律保障。同时, 积极探索创立政府和农民携手合作、利益分享的机制, 鼓励投资兴办民办培训机构。要定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

六要制定规避投资风险制度。严格限制村级集体资产投资一般竞争性行业, 对已经介入的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 努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要鼓励土地连片征用, 要求连片征用的土地按照项目落实情况分期开发和投入使用, 不得抛荒闲置。

七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各类征地主体无论是进行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 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部分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 并由专户储存、专门机构管理。要根据农民的需求、承受能力和目前条件, 按分类分层保障原则扩大农村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引导农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 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出资补贴一点, 政府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 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 以提高参加社会保险费率的基数。要在完善农村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基础上, 尽快把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基本社保项目建立起来, 保证失地农民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权益、劳动安全等方面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 并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并入城乡一体化的轨道。

(四) 建立以人为本机制

以人为本, 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一是坚持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搞城镇化、开发区建设, 必然要占地, 占地必然涉及群众利益。在开发建设与群众利益二者关系上, 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搞开发区建设, 要用关爱下岗职工的思路去关爱失地农民, 像“亲商、安商、富商”那样“亲民、安民、富民”, 从群众的衣食住行入手, 积极开展工作, 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把“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让失地农民有干头、有盼头。

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安置失地农民。把促进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推进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制定出台就业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政策措施的同时, 注重建立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 避免简单地“一分了之”、“一推了之”、“一安了之”, 切实做到让失地农民失地不失利、不失业、不失居, 终身有保障。

三是坚持用创新的办法解决实际问题。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 立足本地实际, 不一味与发达地区比补偿标准, 不单纯追求政策一步到位, 注重用先进的机制、发展的眼光、市场的手段打破常规, 针对不同农户, 灵活运用政策规定, 创造富有人情味的灵活工作方法, 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和路子, 让失地农民在发展中享受开发区建设的成果, 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加速农民向市民、农村向城市、单纯务农向务工经商的“三个转变”。

(五) 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机制

为解决失地农民能够长期劳有所养, 病有所医等问题, 就必须深入研究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新机制, 改革和完善各项制度, 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依据政策引导失地农民积极投身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失地农民启动“低保”政策, 按城镇居民待遇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城市, 为推进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余额的不足部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不足部分由政府财政和国有资产变现收入来弥补。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 农民也应有分享其变现所得的平等权利。因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 在基金的筹集方面可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方式, 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以及安排专项财政拨款, 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积累中提取, 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 可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果失地农民既参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当符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时, 可从二者中自愿选择一种待遇。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作相应的调整, 使失地农民既有履行应尽的义务又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在领取养老金时, 失地农民的工龄可用土地被征用前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和就业后的工龄相加来计算, 因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些时间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金应该委托金融机构实行社会化发放。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如遇死亡, 其个人账户本息金额, 应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继承。要继续推行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对于生大病、重病的人员, 应纳入困难群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体系, 优先享受医疗救助待遇。

(六) 建立法律服务机制

失地农民与城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一样同属社会弱势群体, 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 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所需的成本 (包括金钱、必要的法律知识等) 。但政府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 为其能够接近法律, 平等享有行政救济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在土地立法方面, 尽快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 主要包括: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身份, 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明确国家关于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的政策, 从法律上严格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对土地的征用等, 使农民对土地权利的行使得到法律保护。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各地应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尽快修订关于失地农民的地方社保法规。对侵犯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利益的地方政府和单位, 应该依据法律查处, 严惩影响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有关人员。与此同时, 还要建立健全群众上访、领导下访制度, 强化信访受理和办结机制, 集中依法处理征地补偿安置中的突出信访问题。对历史遗留的各类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等问题, 在排查、梳理、分类、排队的基础上, 采取集中与分散处置相结合, 依法妥善处置征地补偿信访案件, 对与拆迁安置政策有偏差的行政行为和违法行为应进行及时纠正, 有效杜绝新征地补偿安置中不到位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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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篇10

1 CNKI有关“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研究数据分析

我们在CNKI上分别通过对“农民环境权益保护”及“农民环境权”两个主题进行了主题搜索, 以下是CNKI上近10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数据统计:

据CNKI上有关数据统计, 以“农民环境权益保护”为主题的研究文献近十年来累计达到568篇, 其中2012年的研究文献最多, 达到了82篇, 占近十年研究文献总数的14%。而与“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研究密切相关的“农民环境权”研究近十年研究也颇多, 以“农民环境权”为主题的文献近十年来累计达到852篇, 其中, 2013年的研究文献最多, 达到123篇, 占近十年研究文献14%。可以发现, 伴随着农村环境的不断恶化, 针对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2 CNKI有关“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的研究现状分析

不同的学者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对“农民环境权”展开多角度的研究。目前最多的是从法律学角度着手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 法律的不完善是农民环境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一个最大原因, 不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 这些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致使农村环境问题出现“无人管”的现象, 学者们从法律学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期海明2011;于彦梅2012等) 。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认识和理念, 有助于研究者从社会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进行制度层面的探讨, 有学者从农民弱势群体的身份入手, 指出农民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 农民的环境权益很难得到重视, 这种恶性循环在一直持续着 (余泉2008;曾彩琳2009等) 。有的学者从环境公平正义的角度, 认为现阶段农民所承担的环境义务与其所拥有的环境权益是不对等的, 他们指出这是一种环境不正义的表现, 农民急需一套环境赋权理论来实现环境公正 (贾凤姿2010;李淑文2013等) 。管理学一些知识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如徐建雪 (2013) 针对农村发生的突发性环境事故, 研究农民环境权益保护;郭瑞雁 (2012) 指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依靠主体存在错位现象, 各主体单打独斗、力不从心, 导致农民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除此之外李长健 (2011) 从经济学角度, 提出外部不经济是农民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理论依据分析

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的实现是环境公平的需要。环境公平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美国, 我国的洪大用教授对环境公平这一议题展开过不少研究。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农村污染可以归结为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移, 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普遍面临着污染排放总量大的难题。污染企业为了生存大多搬迁至一些地租便宜、人员稀少的农村, 污染排放也更毫无顾忌, 农村外来人员的涌入打乱了整个农村的发展进程, 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涌现, 可以说现阶段的农村, 环境保护设施还很不到位, 很多农村几乎没有环境保护设施。这种城市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生存环境也失衡的状态,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发展下去, 农民只会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 所以说, 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的实现是实现环境公平的需要。

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的实现是农村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如果农村发展不健康, 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变得畸形。农村环境污染导致农田产量锐减、农作物的质量下降,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很多农民由于土地的产量下降放弃了耕地, 开始到工厂上班, 后来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工厂征用, 能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便宜、劳动力廉价, 所以越来越多的污染企业会搬迁至农村, 这种恶性循环在农村不断持续。表面上农民的生活收入是上升了, 农村的整体GDP也上涨了, 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国内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农村环境污染现状, 他们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呼吁要保护农民的环境权益, 他们认为, 保护好农民的环境权益, 才有可能实现农村的健康发展。

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的实现也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环境权是农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保障。对于靠土地吃饭的农民来说, 他们的环境权益是维持其生活生存的基础, 如果丧失了这一基本权利, 就会发生严重的生存问题和面临生存危机。在CNKI检索的文献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农民铅中毒事件、PX项目、癌症村进行研究的, 可想而知, 当环境污染达到某个极限的时候, 农村的这些污染会对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造成多大的威胁。农民由于自我维权意识比较低, 政府给予农民的关注度又不够, 农民环境保护权益受到威胁时, 农民大多数是忍气吞声, 即使有部分人发出声音, 也往往得不到响应。所以保障农民的环境权益也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

4 农民环境权益实现的障碍分析

从CNKI的搜索结果中我们发现, 大部分学者把农民环境权益实现的障碍放在了法律层面上。他们认为农村有关环境保护, 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在立法、司法、执法中都存在问题。如黄黎敏 (2015) 就认为, 仅仅依靠《环保法》是远不够的, 完善综合法和单项法结合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构建才能更有效保障《环保法》的实施。郭瑞雁 (2012) 认为, 农村环境问题执法主体不明确, 并且执法不力, 很多时候无人管, 农民表达利益诉求得到的回应多是“不归我们管”这句话, 导致农民投诉无门的现状。此外, 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农民环境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因素。

还有部分学者将农民环境权益实现的障碍归结于社会结构问题上。他们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从而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根源所在。他们指出, 农村由于发展次于城市发展, 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及城市, 导致了城市污染的嫁接, 农村慢慢变为城市的“环境殖民地”。贾风姿 (2010) 指出, 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环保资金匮乏、环保设施滞后。徐丽媛 (2006) 表示, 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 农村很难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民还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这必将导致农民在环境问题及权益问题中需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农民环境权益实现还与农民的环境意识以及权益意识息息相关。由于农民具有小农的天性, 生活和受教育水平比较低, 所以他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而言比较薄弱。黄黎敏 (2015) 在对湖北省荆州市秦市镇的农民进行调查时发现, 农民在环境权益保护上, 为“低意识低行动”的消极状态, 农民缺乏环境信息来源, 同时环境权利意识淡薄, 只有将“睡眠”中的权利意识“唤醒”, 农民才能为自己的环境权益保驾护航。岳超 (2013) 指出, 农民往往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放弃自身所处的环境, 比如, 农民常常会接受当地一些污染企业的入住, 只因为企业会给他们带来就业的机会, 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环境也是他们的无形利益。所以, 农民环境意识淡薄也造就了他们自身环境权益无法实现这一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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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前路 篇11

关键词：农民权益；经济法；法律保护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农民在社会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更新，出现了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农民的社会地位、农民的经济收入、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社会竞争力、农民的就业、农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都说明农民的社会地位还需待提高。

一、基于利益的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

农民权益和经济法就是社会经济权益的基础，经济权益是保障了农民拥护和享受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各种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农民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想要社会向前发展就必须推动农业的生产力，就必须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破坏，而农民的权益要以农民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当下，受社会利益不协调性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权益收到普遍損害，所以需要国家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上对农民的权益给予支持和保护。运用法律协调利益的关系，经济法就是专门协调有关经济方面的关系。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作用是协调各种经济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并规范经济市场的行为。

二、基于利益机制的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

农民权益就是农民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民的权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并且对其进行分配。在利益机制的鞭策下，利益的主体、利益的客体和利益的内容即人的活动三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共同努力，方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运用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机制，改变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保障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权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向前发展。经济法律关系中明确规定农民享受经济的权利和承担经济的义务，有利于协调农民的经济利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条纹，明确肯定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赋予权利，是对人的精神世界一种激励、是对人能力的一种肯定；应尽义务是对人行为能力的一种制约，将二者连续在一起，对经济利益具有调整的作用。

想要使经济法发挥保护农民权益的作用，就必须好好的约束农民的行为，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保障优良的经济秩序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机制体系对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保护农民权益的关键是利益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因为人们所处的社会层次不同，所以获取的利益就不相同，导致了矛盾的产生。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力量不同，生产力的水平差异，社会发展的程度也不相同，获取的权益就不会相同。这些情况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其所获取权益的多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各界层次的发展，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农民权益的保障，需要农民选取自己的代表，来代表农民维护合法权益。农民处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弱势地位，权益难保障。建立相应的利益机制，通过法律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运用经济法保护农民的利益，确保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对策

（一）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享有的权益内容

土地是农民的根，农民如果没有了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农民使用的土地并没有明确法律条纹规定农民的使用权利，在土地使用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因此说，集体土地使用权要明确规定农民的权益，国家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工作重点。设立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明令确认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

（二）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

农民公共利益的界限，是有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决定。由于农民对公共利益的概念意识比较模糊，思想行为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导致了不能准确的判断公共利益关系。这就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强制性规定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以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三）调整土地征用中的补偿依据，改善土地征用的程序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时会用到农民所使用的土地，在对农民土地进行征用中，要相应的对农民进行补偿。补偿的标准要依据社会经济市场的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保障农民的正常生活不被影响。认真贯彻惠农政策，保证农民的自主权和知情权，在开展土地征用工作中，农民有参与的权利。农民可以委托代表进行与相关部门的谈判，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构建完善的司法体系

运用法律的武器对农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使农民做到有法可依。如果对地方人民政府有不满意见时，可以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上访和复议，如还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可申请人民法院的帮助和介入，从而构建了完善的司法体系，对农民的切身利益进行有效的、合法的保护。

四、结束语

农民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篇12

1. 签订好劳动合同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作为农民工, 在签订劳动合同中, 应该了解如下内容:劳动合同的期限、做什么具体工作、工资是多少、工作环境怎样、违反劳动合同有什么责任等等。还应该知道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不得随意变更劳动合同、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订立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以及任何形式的押金, 不得扣留劳动者的身份证;正常情况下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等。当然,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期内也不得随意离职, 否则, 要承担因此给单位造成的损失。

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其权益有可能难以得到全面保护: (1) 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不能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 则各种劳动保障权益将难以得到保护。 (2)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就难以证明双方有关工资等事项的口头约定, 会使这些口头约定的劳动保障权益难以得到保护。所以, 劳动者应当坚决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2. 了解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权益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第七十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 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七十二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 5日。《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制度。另根据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40小时。对此, 用人单位安排农民工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即8小时以外的工作原则上都属于加班加点, 所以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农民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还享受带薪年休假, 用工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安排劳动者正常休假, 这与单位的其他所谓的正式职工没有任何区别。对于加班加点, 法律条文上还有详细规定:即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正常工作日加班) , 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 (即星期六、星期天等休息日) 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 0 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 (即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 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劳动者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标准3 0 0%的工资报酬。在这方面用工单位常常把招用的农民工称作临时工, 刻意制订出诸多霸王条款, 侵害农民工的利益。其实从1995年《劳动法》出台, 就已经取消了临时工和固定工的概念, 而被统称为合同工。

3. 掌握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