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益保护（共8篇）
农民权益保护 篇1
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从社会公正视域
摘 要：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问题的产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迈进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中，挂会公正基本规则要求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新的诠释。针对失地农民构建确保扛会公正的土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是当下失地农
民问题的初步解央之道。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公正；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法；社会法
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迈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要考察一下当今世界较发达国家走过的社会发展轨迹，我们就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上述结论。所以，社会各界大可不必为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而‚莫名惊诧‛，在研究此问题时，需要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其实，细致考察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就可以发现该问题也是符合上述规律的。因为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真正产生是在20世纪80一90年代，而其最初发源地也是在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只是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失地农民问题几乎成为全国都在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公正的视域来对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闯题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社会公正基本规则与失地农民问题
现代社会中社会公正基本规则的完整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的理念依据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1p6其中，平等理念要求政府应将失地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看待。应该充分重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重视失地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特殊贡献和牺牲，并通过诸如失地农民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的消除、面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社区管理的转变等印姻诸多方面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自由理念要求尊重失地农民对于国家所做的贡献和牺牲，并要求国家在土地征用和征收过程中应在法律及政策制定上，体现出对失地农民的特殊照顾。详言之，就是要改革目前征地补偿费分配机制混乱、补偿机制单
一、差别待遇明显、产值计算不准确以及实现角色转换的各种机制缺失等弊端，日】充分尊重和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合作理念要求失地农民在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靠相互的合作和沟通始能完成。‚个体人只有在社会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竹【啦!失地农民亦应适当理解和包容政府，并积极支持政府合法合理的社会发展规划。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包括基本权利的保证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以及社会调剂的规则。【lp2瑾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现代社会所讲的基本人权亦即生存权的规则。
显然，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就像马斯洛在其著名的‚需求五层次论喇中所讲的第一层次亦即‚生理需求‛～样不可或缺。机会，‚实际上是指社会成员发展的可能性空问和余地‛。{113，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保障其失去土地之后的基本发展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保障才有可能使其拥有基本发展的权利，不至于因为国家的‚土地征收‛或者‚土地征用‛的公权行为而阻隔或者‚断裂‛。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和社会调剂的规则，显然要求由国家对失地农民因做出了特殊贡献和牺牲而进行符合其比例的分配。这种分配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中，还包括在第二次分配中，甚至也包括在最后的‚结果公平‛条件下不遗余力的照顾失地农民的权益。从某种程度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从社会公正的视
角而言，是部分地违背社会基本公正价值目标的。因此，任何一个致力于为公民谋福利的政府，都应高度重视在城市化或者说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各种民生问题，失地农民的问题即其中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作为最广大人民谋取社会福祉的政府，亦不例外。当然，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才有可能从本质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无天才地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嘲
二、社会公正视域下失地农民问题的化解之道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范围内实现机会公平，尤其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制度构建，尤显重要。笔者认为。构建以下法律制度对于失地农民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完善土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对于土地征用实行‚保证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降低生活水平的征地补偿原则‛。同时，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臵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挨言之，征地补偿安臵费用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补偿。土地补偿费应该归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即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所有；安臵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应该完全归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失地农民所有，用于生活安臵和安排生产。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三部分补偿费用的具体受益对象，但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推论出：受益的对象主要包括失地农民和集体。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受益对象已惠及到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另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补偿安臵标准推算，即使不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计算在内，仅安臵补助费按底线算也已达到征地总费用的40％，若加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地农民至少应得到占征地总费用50％的安臵和补偿费用。可实际情况却是，最拥有发言权和最应该受益的群体——失地农民所得的收益反而最少——据有关资料统计，各补偿对象所占的比重为：农民5％一10％，农村集体25％一30％，政府及各部I-J60％一70％。啊见，现在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把上帝的归还上帝，把撒旦的归还撒旦‛，土地各利益分享主体之间各得其所，并在最大意义上保障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牺牲的失地农民的权益。第二，完善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我国长期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按照两种不同的模式和水平来安排就业，从而人为地将社会公民分为两类不同的群体，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要求的呼声此起彼伏，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可以说，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与这样的一种二元经济结构紧密相连。所以，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就注定了我国社会改革的脚步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而非‚激进的‛和‚猛烈的‛。对于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必须与这样的一个宏大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我们认为，任何不联系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亦即社会背景基础上所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都是缺乏现实语境的。而以笔者拙见，此机制的建立，政府作用的发挥亦即政府‚有限政府‛作用的发挥，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详言之，此机制的建立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以下但不限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其一，政府应该努力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建立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之问的统一的就业市场。陋增先。从制度上消除对失地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为此就应该对失地农民给予‚国民待遇‛并赋予其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其次，需要相关立法加速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目前我国关于就业歧视的法律主要体现在《劳动法>中，但<劳动法>仅列出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四项，而将现实中失地农民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问题排除在法定的就业歧视之外，从而使得我国的反就业歧视缺少法律依据。尽管在目前<就业促进法(草案)》
中有相关的反就业歧视的内容，但其细化程度以及保障力度远远不够。再次，可成立失地农民工会，依靠失地农民集体的力量来消除就业歧视。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切实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并明确要求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不论其户籍是否在本地区或工作时间的长短，都有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但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政治权利诉求渠道不顺畅等固有的特点，使得各地区吸收失地农民加入工会～直存在操作困难的问题。其二，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培训失地农民，使其在同等条件下亦有就业之可能。17212,1．-25根据人力资源学的基本原理：劳动力素质高的个体，由于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较强，故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较劳动力素质低的个体要强的多。从失地农民自身因素来看，提高进城失地农民的自身素质是解决进城失地农民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事实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适应市场规律需求的当务之急。那么，如何提高失地农民素质呢?以笔者拙见：首先，从宏观上讲，对失地农民采取各种优惠的政策，使其完全融入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主流中来。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只顾火车头，不顾火车尾‛之现状，以经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目前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基尼系数‛超警戒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现状。同时赋予教育‚机会公平‛，从而奠定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人力基础。详言之。就是政府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发挥基础教育、正规教育、社会力量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的作用；建立农村教育专项基金；吸引优秀人才，并能最终留住优秀人才，改变目前‚孔雀东南飞‛的现状。其次，从微观上讲，就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农民技能培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就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为目标，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实施。啪根据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联合颁布(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政府各有关部门应该制订中短期培训计划，根据失地农民文化层次差异、居住情况等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使每个失地农民工都能接受职业培训，从而掌握-r]以上的实用技术，提高他们进入市场进行就业竞争的能力。同时，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网络。利用现有劳动力培训资源，建立以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各乡镇成人学校为补充的两级职业培训网络，并为失地农民职业培训提供资金保障，从而奠定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现实基础。
第三。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事实上，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不仅仅是针对失地农民而言的，在当下中国大规模的失业语境下，这种法律机制应该是针对所有劳动者的。目前，劳动利益受到侵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造成劳动报酬差距过大、劳动工资增长乏力、拖欠工资现象严重等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建立劳动报酬差距的合理标准体系及预警机制、完善最低工资保障法律制度和解决劳动薪酬方面问题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圈第四，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失地农民人数的庞大，构建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来说至为重要，尤其是在失地农民普遍感到生活被主流社会‚剥离‛、利益被‚剥夺‛、心理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加剧了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具体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再教育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项目。第五。建立并完善针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法律机制。我国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步表现出其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弊端。其中，农村土地产 权不清晰是这种流弊的最重要表现形式。要从本质上解决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失地农民建立一种合理的政府引导机制。而这种引导机制的历史重任毫无疑义的落到了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的建构中。农村的土地市场制度应包括诸如土地产权流转基本规则、市场调控体系、市场运行机制以及土地市场法律和政策规定等等。
三、结论
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社会公正的视域考虑和探讨此问题，对于当下中国所出现的失地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事实上，中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各个系统相互配合的产物。显然，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只有解决了与失地农民问题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阶段基本人权保障问题、土地所有制改革问题、市场机制在社会各环节中的运作问题等，才有可能从最终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那种认为：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靠一种机制或者一种制度就完全能够解决的想法，即‚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所以，对于目前学术界有学者提出的诸如对现有的各种制度的刁难以及不顾我国基本国情的‚诋毁‛和‚煽情‛，从社会的整体发展角度而言是不可取的。社会的发展靠社会各个阶层的通力合作，即狄骥所主张的‚社会合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阶层需要一些。合理的‛和‚谨慎的‛宽容。宽容在当下确实是一种美德。诚如考夫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宽容原则——多元风险社会的法律哲学‛。嘲 翻
参考文献：
[1]吴忠民．社会公正论[H]．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李春斌．失地农民安臵和保障法律问题研究[D]．兰州大
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3]李春斌．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
甘肃为例[EB／0L]．中国公共监督网，http：／／／ztjJ／ShowArti C1 e．asp?Arti cl eID=
3644，2007-01-10．
[4]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1]．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H]．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7．
[6]鲍海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管
理世界，2002，(10)．
[7]毛禹明．农民工培训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培训．
2004。(7)．
[8]李昌麒，黄茂钦．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现代
理念[J]．社会科学研究，2006，(4)．
[9][德]考夫曼．法律哲学[H]．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3：408-476．
农民权益保护 篇2
在城乡互动关系中, 劳动力受客观经济规律作用自由流动时, 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一)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各种待遇基本相当
城乡居民间的对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如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法等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 农业投资收益与工业基本相当, 农民待遇与产业工人基本相当, 人员对流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
(二) 农村居民待遇优于城镇居民, 劳动力由城镇流向乡村
这一般只是特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我国煤炭行业整体亏损, 一部分矿工回流到农村当农民。
(三) 城镇居民的待遇优于农村居民, 劳动力由乡村流向城镇
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城乡对比中, 农村远比城镇差。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低, 农业增收十分困难,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有很大变化, 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
显然, 目前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属于第三种情况。
二、政策原因
(一) 漏洞百出的社会保障政策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性社会地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息息相关。尽管国家为了保护劳动, 通过《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违反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企业的行为, 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是, 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 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是城市职工, 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制度安排, 使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成为边缘群体, 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使其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保障、安全工作条件没有保障、疾病工伤治疗没有保障、福利没有保障、养老没有保障、子女的教育没有保障。对广大的农民工而言, 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的漏洞, 这些漏洞使得少数不法企业肆无忌惮地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 力不从心的法律援助政策
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理念还停留在单纯的管理上, 服务的观念, 尤其是为农民工服务的观念还没有形成, 这种观念的缺位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政府的社会管理政策上来。比如, 在外来人口的法规管理问题上, 目前的法规过于繁琐, 如北京要求“五证齐全”缺一不可, 法规“过量”使得多数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了违规者。所以,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法规数量少但能更好地得到执行, 比法规数量多而得不到执行或者很少有人执行的情况要好得多。此外调查数据表明, 大约每四个农民工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 或者被拖欠, 问题确实异常严重。可能人们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被克扣工资的农民工不运用法律手段告雇主, 而宁愿采取个人报复、私了的方式呢?这显然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 不懂法有关系。但是当农民工的利益受到侵犯时, 我们的管理部门都干什么去了呢?对比城市管理人员对农民工罚款的“主动性”, 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意识到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国家法规政策的缺位。
三、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完善措施
宪法应明确公民迁徙自由权, 它是直接涉及到农民工权益的宪法权利, 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亦规定“合法居住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所限制外, 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除联合国有关人权约法确认和保护迁徙自由外,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有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日本国宪法第22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 任何人都有居住、迁徙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权利。
在我国, 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模式, 剥夺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将城乡居民明确地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 使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曾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权。而在1954年宪法起草的过程中, 最初对于迁徙自由的问题并没有加以规定, 但最后还是在宪法中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内容。真正开始从法律上明确限制迁徙自由的, 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它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建立, 事实上杜绝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往城市的可能性。这种制度的核心作用, 就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 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 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1975年修改宪法的时候, 正式从宪法文本中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 1978年乃至1982年宪法修改时也都没有予以恢复。
可以说, 没有宪法保障下的迁徙自由, 在实际生活中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农民工即使进入城镇, 其一系列权利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 我们认为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公民在境内有依法自愿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 也是保障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农民工合法权益, 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治理念的自由公民, 进而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建构人格独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农民外出务工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农民工却是我们社会中的又一新型弱势群体, 农民工作为劳动者, 理应享有各种劳动权益,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他们的合法权益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致使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及各种侵害农民工劳动权益问题十分突出, 严重困扰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 分析农民工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 提出了加强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一些完善措施。
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篇3
关键词：农民工；监察机制；诉讼费用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3602
1“农民工”之争
农民工这个称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当时主要指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学者王春光认为应该从四个层面来界定农民工：(1)职业层面，即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的职业；(2)制度身份层面，即农民工是农业户口，在身份上是农民；(3)劳动关系层面，即农民工是被雇佣者；(4)地域层面，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按照这一界定，农民工指的是受他人雇佣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而其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所提及的主要是指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
对于农民工这一称呼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有人认为该词带有歧视性。全国人大代表朱玉明认为，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产业工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他们被视为工人阶级，而此后进工厂当工人的农民则背上了农民工的称呼，这显然是一种歧视。(2)有人认为该词本身就错误。农民和工人本来是职业称谓，把两个职业称呼合并在一起，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持此种观点的有湖南老人萧一湘和学者章立凡。(3)有人认为该词是中性词，本身并无歧视之意，之所以会对农民工存在歧视，并不在于其称呼上，核心问题在于户籍制度上，因此应当废止的是对农民工造成歧视的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邹农俭教授就持此观点。作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虽然在现实中农民工确实受到歧视，但受歧视的根源在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的不对等上，农民工在有些人眼中被视为“二等公民”，要使农民工不受歧视，只是废除农民工一词显然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从法律制度上来保障农民工的权利才是消除歧视的根本所在。
2农民工工资保护现状
在国家加大农民工保护力度的条件下，在全国上至国家总理下到贫民百姓为农民工讨新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环境改善了吗？农民工讨新道路通畅了吗？他们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没有？我们先看几篇报道：
（1）包工头卷款逃跑,七农民工讨薪不成集体自杀。2006年10月5日上午，沈阳市急救中心医院急诊室里一片忙碌，7名农民工因包工头卷款逃跑，而得不到应有的劳动报酬，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被送到医院抢救。
（2）农民工讨薪遭殴打。2006年11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某工地，讨薪的25名工人被锁在工地院子里。随后30多名便衣男子持铁棍，拿砖块对讨薪者一顿毒打。其中有3人还用灭火器向工人喷射干粉，造成多名民工受伤。
（3）四川农民工父子讨薪遭群殴，儿子当场死亡。2006年12月20日下午，在宝鸡打工的四川农民工谢友远父子被包工头通知去“结算工钱”，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顿暴打，儿子被殴身亡，父亲重伤住院……
（4）2007年1月7日，43岁的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农民李培岩因讨要阜阳某酒店欠其的工程款和工钱，被酒店副总领人殴打后死亡。
不必列举更多的例子了，打开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农民工讨薪，你将看到有关农民工的悲惨事实扑面而来。
目前，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工作量大、工资低且常被拖欠等几个方面：
（1）工作量大。
当前，一些大城市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在选择职业方面的优越权，采取一些行政措施甚至规章，严格地对农民工务工经商进行限制，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城市出台了“职业保留法”。如在《武汉市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中把武汉的行业工种划分为三类进行管理，这三类分别为可使用外来劳动力类、控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类，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类。而且，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常常难以实现。据调查，在我国南方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中，每天工作多达十二到十四小时的，占到46%；根本就没有休息日的，竟然会占到47%。
（2）工资较低且常被拖欠。
农民工虽然干的是最脏、最累、最险的活，但工资待遇与他们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但工资水平却一直以来都较低，多年来工资基本保持在一千元左右的水平上。随着物价的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却增长缓慢，“有调查显示，年初，在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在1100元左右，几年来只提高了68元。如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在内地，农民工的工资甚至低至500-600元。然而，即使这点微薄的工资公民工却常常那不到手，这一点我们在上文的案件中已充分认识到了。
3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分析
3.1政府对农民工漠视
（1）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在身份上受到歧视。因为农民工的失业是不统计在国家失业率中的，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竟然无理由的辞退一些农民工，以给城镇中的人就业机会。很多政府官员将本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多位对外招商引资的优势，担心政府治理企业欠薪会影响投资环境，所以对拖欠工资的行为漠然视之。
（2）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农民工维权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地方政府出于秩序管理的需要，对农民工的权利侵害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准司法”的态度对待农民工的保护问题，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
3.2我国对欠薪行为没有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行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就会沦为一纸空文。农民权利屡遭侵害，说明政府在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存有不当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没有建立农民工权利保护的长效机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应该是一贯的，不应该是今天通过领导出面解决某个问题，明天又通过突击检查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否则会使农民工的权利保护处于不稳定状态，今天权利得到了保护，明天又被侵害了。
（2）对侵权行为处罚力度不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政府对侵权行为的处罚提供了一个弹性的空间。根据公共选择的理论，政府同样也是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政府所作的行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些侵犯农民工权利的用人单位可能就是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户，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只对侵权单位给予警告或处以比较少的罚款，很少吊销或扣押其营业执照。这样，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的“成本”很低，从而使欠薪行为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并呈蔓延势头。
3.3农民工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在农民工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讨要工资时，人们呼唤农民工应当加强法律意识，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使自己的权益获得最终的救济。然而，对农民工来说，却是“打官司难，难于上青天”，这缘于司法救济效能的低下，也因为农民工自身经济能力的不足。
（1）诉讼程序繁琐。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必须先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算下来，农民工打一个劳动争议官司，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现实中农民工打这样的官司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2）诉讼费用过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其发行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 可见，农民的维权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维护的权利本身的价值，许多农民工会因诉讼费用过高而在诉讼维权面前却步。
（3）判决执行力不够。有些农民工“费时、费力、费钱”地打赢了官司，却落的个空欢喜一场，欠薪单位往往以资金短缺为由，拒不兑现生效的判决。据《华商报》报道，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农民工们当街叫卖判决偿付万元的判决书，叫卖价只为万元。农民工叫卖判决书是出于无奈，但它折射出的问题是判决书的执行没有得到公权力的有力保障。
4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完善
（1）建立农民工工资制度监管的长效机制。
在建立健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要建立帮助农民工讨薪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对企业的工资发放进行统一的监管，可以考虑在银行为企业专门开立农民工工资账户，企业按时将工资存入账户，由政府统一发放工资。另外，可以考虑开立专门的农民工服务电话，每天设专人24小时值班，并进行电话录音，对于不及时处理问题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处分。
（2）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欠薪行为的处罚，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现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已对这一条做出了规定。另外，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应当加大罚款的力度，建筑法建议稿建议将这一数额最高可处以30万元的罚款。
（3）司法程序上，对于农民工，应当适用诉讼费用减免的规定，在农民工起诉时，不需缴纳诉讼费用，诉前财产保全也不许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农民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另外，应当建立律师的法律援助计划，由律师无偿的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1］晓光.农民工这个称谓［N］.黑龙江晨报，200646
［2］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J］. 学习与探索，2005，(1).
论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篇4
摘要：
部分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已沦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土地的丧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的缺失，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因此，用刚性法律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不仅是对法治社会的要求，更是防范和化解
社会矛盾的需要。承认并正视失地农民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挖掘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制定刚性法律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乃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稳定和谐之重要任务。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严峻的政治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地征用社会保障法律刚性民生之本
一、失地农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农民群体
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已沦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失地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已经显得十分尖锐。由于土地的丧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欠缺，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他们缺乏的是事实上的权利平等。平等权利的缺失，已经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政治权利，这不仅是体现现代法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的要求，更是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承认并正视失地农民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挖掘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使他们能够得到与其他社会阶层得到同步发展的机会，乃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稳定和谐之关键所在。
回望中国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人们可以认识到：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衰亡，除了原于吏治腐败外，必然存在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权问题”的发育程度也历来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权益得以保护，农民就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发展，农村就繁荣；什么时候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就萎缩，农村就凋敝。
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失地农民能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将失地农民的期望及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既有政策和成功的经验更具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并通过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法律服务，自觉主动地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当代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应当也必须成为被关注的权利主体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当然共享者。现阶段失地农民的各项实然性权利尚很幼稚，保护这一群体权益的法制路径和诉求渠道极为短缺。
全社会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失地农民群体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当前如何对待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乃是事关国家社稷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在研究失地农民权益问题时，需要怀有极大的社会良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以多维视角和立体方法加以研究并谋求公允的对策。
二、失地农民生存发展保障受到行政的多元威胁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背离科学发展观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把目光转向农民的土地，以公共利益为旗号，以开发建设为名，过度地使用对土地的“征用”权，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此类问题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与调控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大量乱占滥用耕地，违法违规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严重，有的甚至危及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有的地方低价出让土地往往是以压低、拖欠征地补偿费，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结果直接侵犯了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有的已引起农民的群体抗争。
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同时，土地又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而“征地”与“买地”的不同在于，“征”是强制性的攫取，而“买”是平等的谈判，“价格”是买方与卖方市场搏弈的结果。当前各地征地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无不因“征”而起。
调查表明，农民因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且在土地征用方面，确实存在着违法行政和过多过滥和严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
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个人政绩而将局部利益放在第一位，层层下放土地审批权，越权批地，激发了各地乱圈乱占土地，导致土地供应失控。（2）大量征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地，且基本上属于失地又无恒业者。（3）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保障被征
地农民参与的协商机制不健全，被征地者难以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辩权，直接引发了大量的征地补偿和安置纠纷。（4）对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有效安置。目前对征地后失地农民普遍采用“货币安置”的办法，且多数系安置补助费一次性发放给失地农民后，让失地农民自谋出路，致使许多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5）滥用行政强制征占农地。不少地方是在农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征地，所谓“征地公告”实际上是要求农民到指定单位办手续的“通知书”。“公告”之后，不管农民有什么意见、农民的生活出路有没有解决、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会造成什么影响，均强行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上访或阻止施工，征地者再调集公权强力部门实施强制手段进行打压。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完全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土地资产的市场价格得到显化并不断增值，同时，征地补偿标准低也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留下更大空间，从而驱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建设用地。
尽管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国土生态仍不容乐观。最新资料显示，2005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比上净减少了542.4万亩。全国人均耕地1.40亩。2005年减少的耕地面积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灾毁耕地80.2万亩；生态退耕585.5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8.5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耕地1002.4万亩。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建设用地4.79亿亩。2005年当年新增建设用地427.4万亩，比上年增加6。2005年，东、中、西部当年新增建设用地分别为242.4万亩、57.2万亩、127.8万亩，各占当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的57、13和30。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区域内总体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厚此薄彼，片面单向发展，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普遍受益原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土地资源使用、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和劳务关系以及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致使城乡、工农等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各种矛盾集中反映到深层的利益关系上。有的地方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趋于恶化，谈不上共同富裕的问题。现阶段的农村土地纠纷已成为农民维权的焦点，也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中严正指出，大量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而且通过土地征用和出让，为城市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也是以对农民补偿偏低、牺牲大批良田为代价的。由此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给农村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仍然是影响农村乃至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6年9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加强土地调控通知，问责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出让价格，调整土地收益分配。然而在一些地方，中央有关土地调控政策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还有的地方，违法圈地出现了严重反弹。现实表明：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收紧地根”，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变换手法“囤积土地”。2005年，国土资源部对16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数占新增建设用地的近60％，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用地面积的约50％，个别地方高达90％。因此，国土资源部要求，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直接立案查处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并从2006年起，把办案和案件查处率、结案率作为考核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些措施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的失地农民出现，而这些年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步由体力型转向专业型、技能型，失地农民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但工业化城市化绝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要改善农民生态。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忽视农民权益问题而引发矛盾凸显的敏感期。在这一特殊时期，能否努力消解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使失地农民得以安居乐业，避免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就显得意义尤为重大。
三、失地农民权益的刚性法律保护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和农业立法，特别是减免征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重点粮食品种确定最低收购价，稳定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等。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农村发展现状比较还相对落后，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不懈努力。
（一）完善刚性的土地和物权法律制度来保障农民土地权利
1、完善立法赋予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权利以强有力的保障。应当断定，现有的土地制度难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的生存风险水平上升，自我保护能力下降。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各地刮起的“圈地运动”之风即为明证！在土地立法方面，应尽快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主要包括，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身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国家关于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的政策，从法律上严格区分“公共建设用地”与“商业建设用地”的法定界限，严格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对土地的征用，大幅度提高法定的土地补偿费、人口安置费的补偿标准或者按照市场化规则采取“随行就市”的方式议价，使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第一，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的现状，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在政策上尽快结束因土地所有制不同而被赋予不同权利的二元结构，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遏止地方利用行政区划调整、“公共建设用地”、“村改居”等手段，强行征用、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导致农民的失地、失业、失权。
第二，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对行政划拨的公共建设用地的用途和比重进行严格限定，以减低稀缺土地的不经济利用；另一方面，尝试政府放弃对工业用地的垄断供应，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
第三，尽快颁布《物权法》，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将作为农民对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利而在《物权法》中得到严格界定和明确规范。
第四，修订完善《土地管理法》中有关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的法律条款，制定和颁布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专门法律法规。
第五，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发布即将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这一标准是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补充文件。该《标准》明确了最低价标准与土地等别挂钩的政策，即对应于全国划分的15个土地等别，最低价标准从最高等别一等的840元/平方米递减至最低等别十五等的60元/平方米，约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6倍。以土地等别为基础确定的最低价标准，随土地等别的降低呈明显下降趋势，体现了区域土地利用政策。《标准》的下发实施，是运用土地价格手段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抑制工业用地的低成本扩张，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秩序，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对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稳定住宅用地价格等将产生重要作用。
2、依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害所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一部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家庭承包制，初步建立了一套基本适合中国实际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空间只能沿着这一方向推进：一是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寻求更有效地实现形式；二是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农地资源有效地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地利用形式。土地承包权已经真正成为了农民可以依法处置和支配的财产权，而不再是模糊不清、无法掌控的权利。以立法手段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的进程，是完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必由之路，也是对旧制度框架和财产权理论的巨大突破。而依法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是执政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也是执政党农村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3、立法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以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转让价格的谈判权。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就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能否使农民得到更多看得见的利益，是能否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关键。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可以说，物质利益不仅决定着农民是否有积极性，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取舍。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他们最清楚自身的状况与需求，也最有资格对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生产资料和诸种政策措施进行选择和评估。他们也农村的建设者和最终结果的承担者。所以，任何一项协议和措施都必须落实到农民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涉农法制建设不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而要依据农民的选择来发展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之所以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从法律上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农民要致富，就必须让土地流转起来。否则，农民将永远徘徊在温饱线上。
现阶段明晰农民对耕地的产权，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从我国的现实看，农民的耕地产权，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目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充其量只含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转让权仍还在政府手里。政府征地为何能够不给农民足额补偿，原因即在此。所以，要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就要赋予农民土地的转让权，并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否则，政府征地行政行为随意性和对农民补偿的随意性无法根本解决。长此以往，不仅耕地要大量流失，农民也永远是吃亏受损的一方。明智的选择，只能在保护耕地的同时，规范它的配置方式，提高它的配置效率。
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
推动土地流转，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保障农民权利的过程。如果农民的基本权利尚无保障，他们在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上就少有选择的余地，“尊重”一说就更无从谈起。事实表明，农民的贫困根源于农民权利的贫困，只有农民权利的日渐饱满，农民的富足生活才成为可能。
（二）优先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专门社会保障制度
以“拉美陷阱”为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未能妥善的安置好失地农民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别过大；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农民与大庄园主之间的土地冲突日益加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异很大；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离开土地也就意味着失业和贫困。拉美的许多城市，是现代化的高楼与大片贫民窟并存，进城农民是贫民窟的主要营造者。他们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需要一头连着工业化，另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挤出来。工业化则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一头“吐出”，一头“吸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地域转移，而农民身份不能改变，则是危险的、有害的。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制结构的根本差异，从理论上提供了我国避免类似“拉美陷阱”发生的可能性，但既往的部分农民群体性事件也给我们诸多警示。化解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能否兼顾农民现实和长远的利益，尤其是能否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目前我国短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如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因此而产生的城市化阻力。但是，由于农村和农民的现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尚不具备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也不现实，即使是部分费用，也超出了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因此要使失地农民享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必须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
1、立法建立起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在基金的筹集方面，可仿照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集体承担的部分从土地补偿费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必须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果失地农民既参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符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时，可从两者中自愿选择一种待遇。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作相应的调整，使失地农民既履行应尽的义务又享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在领取养老金时，失地农民还面临着如何计算工龄的问题，土地被征用前，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按照公平原则，同样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段时间应当记入重新就业后失地农民的工龄。
2、立法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须体现了公平、公正、互助、自立等文化特征，尊崇普遍性原则，关心每个人的需求，赋予每个人享受平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而，社会保障具有“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以往人们所提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般盖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由政府对城市中的贫困居民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救济制度。其保障对象：主要为城市中无固定收入、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家庭中有在职人员，但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失业保险期满后不能就业且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居民；其他原因造成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其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一是由市、区两级财政负担；二是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共同负担，对确实无力承担的单位由财政兜底。其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核定：各地根据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和市场价格等因素，计算出每月人均最低消费金额，结合财政承受能力和资金来源情况，划定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线，由政府授权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同时对保障对象确定和保障金领取方法制定出相应的管理细则和实施办法，以便于执行和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可见，以往人们所提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将亿万农民排除在外的。
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可以吸收山东省五莲县的“五莲模式”和海南省的“海南模式”，他们均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地方化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在此客观地讲，山东省五莲县也罢，海南省也好，在我国尚属于欠发达县或省，至少不会列入发达地区，财力均属相对落后。尽管他们的财政有限，但可贵的是，它们的主政者却能把极为有限的资金用在农村群众的“低保”事业上，这充分体现了执政者以困难群众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现了执政者兼顾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可喜的是，2006年岁末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2007年我国将积极探索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想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历史性的重大举措。这将记入史册。
3、为失地农民提供平等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的渠道和机会。失地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所需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必要的法律知识等），故国家和社会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提供平等的享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权利的渠道和机会。
总之，国家应尽快对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订关于失地农民的全国性的社保法规。要把解决好失地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一定要善始善终，扎扎实实地做好补偿资金落实、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雪中送炭的工作。
（三）立法加强土地规划法律制度的刚性，切实保护民生之本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扩张性与规划的约束性构成了一对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土地规划的核心是对土地资源的公正、合理与高效的分配与使用。
人类社会实践早已不断证明，某些对一国经济发展基础和社会安定造成较大威胁的因素和问题，往往会导致该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非安全的状态”。长远地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基础的基础”（我国的粮食生产是经济发展和社火生活的“基础的基础”）某种程度上已遭到威胁。我们必须保有足够数量的可耕土地，维持一定数量的在耕土地。
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纵向土地规划与使用督察员制度，将土地利用、保护与工业和城市规划、发展和管理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切实保护我们的民生之本。
综上，农民安，则国家安，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富，社会富。反之，农民权益缺失，则社会难以和谐。解决好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有很多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三农”的发展；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农民的希望。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民权益体系与特别法律保障》（批准号05BFZ12）的一部分。
本文所称之“农权问题”，盖指中国农民基于生存权和发展权项下和宪法精神内在要求之上所必须享有的具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
参考文献：
林英、田雅婷：《2005年耕地面积净减少势头有所减缓》，2006年4月13日《光明日报》。
吴玲：《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王东京：《关注耕地问题》，摘自《中国经济观察》2004年卷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参见韩俊等《关于巴西贫民窟问题的透视与思考》，《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范剑青《“拉美陷阱”令人深思》，2005年2月4日《环球时报》；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作法》，《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
参见潘莉：《社会保障的文化价值理念》，《学海》2006年第3期。
资料来源：邢兆远徐健：《山东五莲县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6年9月4日《光明日报》。
资料来源：王晓樱魏月蘅：《海南省全面实施农村低保制度》，2006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
论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 篇5
汤涛灌云电大2011春法学专科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显著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开始了进城务工的生活然而这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他们的保护成为了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农民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工资被拖欠、劳动条件恶劣等。而在其权利被侵害之后,维权道路的艰辛又使他们望而却步。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我国法治的不健全所导致。这提醒我们应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问题的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其法律上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制度权益保护
正文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涌现农民工现象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农民工群体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日益凸现。但是当这个传统体制下的庞大劳动力在一个特定的转型期释放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认同、制度供应和城市主流经济文化的接纳以及存在社会歧视性政策必然会形成与城市主流生活格格不入的“另类”成为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期的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特殊时期里市场经济和传统制度结合产生的特殊产物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应和体制安排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处于无法律屏障保护的一种状态。政府对农民工的态度也是只“接纳贡献”而“排斥参与”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同和接纳。现有的法律体系在面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缺位、滞后和乏力反映出现有法律落后于社会发展己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无论是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来说政府都有责任加强对农民工的保护。
一、社会中存在的农民工问题
要想更深层次地了解农民工这么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要想切实地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首先就要了解社会中到底存在哪些农民工问题。所谓农民工问题就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针对农民工问题如今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家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
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二、农民工及其权益保护现状
农民工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概念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据农业部统计,/十五0期间,农民进城务工人数每年增加442万人, 2005年达到10 824万人,比2004年增加564万人,增长5.5%。目前,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这些渴望脱贫致富、向往城市文明的农民工却承载着太多的歧视与不平等。他们的合法劳动权益屡遭侵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主要表现如下。1.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均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2.一些行业仍存在拖欠、克扣、拒付农民工工资现象。这是近年来引起中央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从全国来看,建筑、制鞋、制衣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比较严重。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的统计数字, 2000年全国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达366.9亿元, 2001年上升到400多亿元, 2004年初,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 000亿元左右[2]。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只能向社会发泄不满,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由原始的反抗、绝食等逐步演变为停工、罢工、上访等形式,还发生过农民工因讨要工资被雇主暴力殴打的恶性事件。3.农民工劳动保护措施不受重视。农民工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重、脏、苦、累、险等工种,如施工作业、井下采掘、化工有毒有害、环卫清洁等岗位。有的企业经营者为了减少成本,在有毒有害岗位大量使用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不配备必须的安全防护设施和用品,造成农民工普遍处于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的工作环境中,致使劳动者健康受损、伤残丧生的比例比社会其他群体偏高,尤其是经常面临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的危险。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和全国总工会调研组发布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 1.工资报酬拖欠问题严重。仅2004年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超过1000亿元。2.劳动时间长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城市农民工每天工作9-10小时的占26.28%每天工作11-12小时的占10.70%。有2.91%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46.90%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36.7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6天。另外,因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存在瑕疵
而造成的伤亡事故也屡屡发生,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劳动利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受侵害后难以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农民工在遭受就业歧视以及工资拖欠等问题时,寻求法律救济途径较窄。对农民工实施歧视的用人单位和城市的有关部门,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如果没有公力的救济,很难和侵害他们劳动权益的单位及有关部门相抗衡。而在出现劳动纠纷时,他们又常常很难在短期内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实践中,在仲裁前置的仲裁阶段,劳动者不能依据相关法律申请财产保全,这势必会给恶意逃薪者提供宝贵的时间。而这些对农民工来说时间上耗不起、经济上也承受不起,使得他们与资方的谈判能力降到最低。
三、法律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缺陷
农民工不只是一个劳动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它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也夹杂着户籍管理制度的因素。对农民工从法律上重新定位是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必要前提。农民工首先是劳动者其次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产业劳动后便与用人单位发生了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确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从对上述农民工权益损害来分析目前我国的法律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
（一）现行的法定劳动合同制不利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劳动合同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从目前的《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规定看存在许多问题如对劳动合同的条文规定过于简单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劳动合同的形式规定过于严格。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受法律意识、自身知识能力及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影响目前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存在雇佣关系却绝大多数并无书面的劳动合同即使有也难以具备《劳动法》规定的条件。但就农民工的权益保护而言这些法律又难以起到劳动法的作用。
（二）现行的劳动纠纷处理机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途径有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机构有三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者的关系学术界有单轨制和双轨制二种主张。“调、裁、审”依次进行的体制称为“单轨制”其中仲裁是法院审理的前置必经程序。“裁审双轨、各自终局”即“双轨制”。既未能和解的当事人又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在仲裁或审判中自由选择其一作为争议解决的最终方式。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在司法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单轨制”即“先裁后诉”。实践证明该种制度存在明显的弊端不利于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劳动法》在工会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失
工会作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组织无论其在阶级属性的规定、《劳动法》对工会组织发展适应的滞后和法律责任的缺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保护。
四、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几点对策
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往往在权益维护方面处于不利境地。因此要真正保护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除了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关心他们的外部环境外还需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及法律援助体系。
1）、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责任的追究
农民工工资问题是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重中之重从2003年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民熊德明追讨工资开始在全国范围清欠农民工工资的行动迅速展开取得了显著成效拖欠工资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前清后欠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与此同时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与城镇职工相比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问题相当突出没有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对现阶段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切实加强对《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加大执法力度。
2.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我国地区差异较大不仅要确定一个地区性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逐步制定行业性、工种性最低工资标准。改变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关起门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作法要吸收行业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以及农民工代表参与确定最低工资标准。
3.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形成正常支付机制要加快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对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发放工资情况要实行重点监控。对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强制在开户银行按期预存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专账管理并由劳动主管部门或工会监管。当用人单位发生克扣、拖欠工资现象或没有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的可先用工资保证金进行支付再进行调查处理或劳动仲裁等处理。
2）赋予农民工选择诉讼的权利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复杂不利于及时解决劳动争议。因此劳动者损害赔偿可以灵活选择诉讼方式保证农民工诉讼的简便高效进行。以追讨工资为例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手段主要还是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因为以行政手段追讨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工作重点的变动追讨农民工工资的工作力度会有所减弱。追讨工资不是复杂的劳动纠纷应当尽量简便程序使农民工不为过于繁琐的程序所累。由于农民工
往往都不在户籍所在地工作想要取得相关部门的一些证明文件比较困难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因此有必要给予农民工选择权使其可以选择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程序也可以直接选择诉讼程序而不必进行仲裁。由于诉讼程序有二审终审制的保障直接选择诉讼程序并不影响案件的公正性。这样既可以简便程序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缩短了诉讼期间加快了农民工权益的实现有效地节约了诉讼资源也不影响案件的公正性。
3）实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举证倒置
劳动争议的双方农民工实际处于弱者地位举证不能、举证困难使农民工很难在仲裁或诉讼中获得法律支持。因此对有关工资拖欠、职业病及工伤的劳动争议这些都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具体有:工伤认定中劳动者人身伤害与用人单位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职业病认定中劳动者人身伤害与用人单位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工资拖欠案件中用人单位对其已付工资的举证责任。劳动立法及相关单行法规应确立推定用人单位有过失而农民工无须举证的诉讼制度。我国《劳动法》第52-5条规定了有关用人单位须提供的符合要求的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以及用人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大多农民工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不能通过违约来处理纠纷基于劳动法的规定及价值理念也可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但是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又要经过仲裁前置等繁琐的程序以及被害人要负举证责任。这些对于受侵害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承担了太多的诉讼成本也不能及时有效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我们应分情况来选择处理纠纷的方式如果需要繁琐的公伤认定又难以取证的情况下不如摆脱开雇佣劳动关系换个角度以人身损害赔偿来处理反而更有效简便。建议立法及司法解释将那些既存在劳动关系又明显可见民事侵权的所谓“工伤”赔偿纠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归民法调整。中国是世界上劳动者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农民工又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法都被视为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因此我们的《劳动法》更应该多从如何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加以重视并修改完善。
4）创立适应农民工需求的社会保险体制
在我国《劳动法》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专章中对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它要求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可靠的帮助和补
偿。但现阶段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险发展的一个瓶颈应当引起重视。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特别是有回乡务农的可能性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险有可能中断。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险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民工社会保险无法向农村转移。如果不能转移农民工社会保险就不能持续农民工只得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就业地时用一次性领取的方式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这实际上起不到社会保险的作用。
因而“一次性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做法应当由社会保险转移来取代。对那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如个体商贩等主要以个人储蓄和参加商业保险的方式取得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障。对那些在正规部门就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应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就业单位应在支付工资报酬之外为这些流动性极高的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统筹费。
5）大力支持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在组织上的保障，我国《宪法》、《劳动法》、《工会法》都对公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和加入工会组织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国工会十三大提出“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必须建立工会组织”的建会原则旨在要求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来。此后又不断加大力度对新建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建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要求这些都为各级工会、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工会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发展符合条件的城镇农民工入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导是做好这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运用工会组织所特有的手段和途径在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开展工资谈判、保障民主权利、监督劳动保护、组织劳动争议调解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特殊群体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维护农民工作为一个平等公民的合法权益既是法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全社会的认同、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与对策 篇6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是对务工农民的一种称谓。他们是一种保留农民身份的城镇务工者。在我国的传统户籍制度中，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十分困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寻找出路;但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改变其农民的固有身份，农民工现象由此而存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队伍也空前壮大，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日显突出。
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实行改革，打破了传统集体化生产经营方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对农民的束缚逐渐削弱，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大量引进外资获得了飞速发展。寻找出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迅速发展的新兴城市，成为农民工。在未来的发展中，城镇化、规模化是一个主流方向。“大城市不仅将继续是人居中心和经济增长的极核，而且仍将是知识、技术创新的中心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航空母舰’。面对繁重的城镇化任务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不仅需要大大增加中小城市的数量，而且需要大大增加大城市的数量。”[1]在这种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必然加剧。“按照规模经营的要求，我国实际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仅为4，000万至5，000万人。据此测算，在未来中，将有3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若加上需要赡养的人口，则将有4.5至5亿的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39.1%，比前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年新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超过1，500万人。”[2]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地方就业人数在一亿人左右，且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
但是，对照《劳动法》的有关要求，当前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十分堪忧，主要表现在：
1、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在湖北鄂州汀祖镇，有小铁矿17家，500多名矿工，签了劳动合同的不到一半。去年11月，一名李姓矿工在井下被砸伤，律师和劳动部门前后调查了半个月，才弄清矿工是谁。类此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比较普遍。这为雇主逃避责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工资增长缓慢。在我国南方外来劳动力集中的某省，过去农民工年工资增长率不足百元。有的地方农民工10年间月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有倒退，“过去在东莞打工，月工资一般600-1000元，如今降到了500-800元。”这么微薄的工资，还被拖欠克扣。20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多亿元，当年劳动监察部门仅追回14亿元。许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连过年回家的钱也得不到，更不用谈养家糊口了。
3、培训参加率低。杨叶乡某厂的50名技术工人，只有10人有资格证书，培训率仅为20%;有的根本就不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4、安全防护措施差。汉口永清片一民工在拆迁旧房时，被水泥楼板砸中头部，不治身亡。据该工地工头姚安友介绍，去年11月，该工地就曾发生了起事故，造成两死一重伤。
5、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在不太规范的中小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基本没有休息权的概念，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如一家生产季节性产品的小厂，本小利大，产品畅销时为扩大生产量，农民工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
6、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向劳动保障部门支付每人一年1000元的社会福利保险金。为了不出这笔钱，有人就瞒报、少报人数。如某镇容器厂，实际用工120个，但向劳动部门只报20个，社会福利保险金的缴纳仅为1/6.
7、乱收费现象严重。城市政府为自身管理利益出发，对农民工的进城设置了种种制度上的障碍，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乱收费，如暂住费、卫生费、治安费等。例如，南京市政府于年取消了针对农民工的7项行政性收费，其中仅暂住人口管理服务费、就业调节金和就业管理费三项金额就达4500万元之巨，从中可见农民工面对收费承担了何种巨大的压力。
面对保护状况很差的现状，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困难很大。①招收农民工的单位多为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本小利薄，市场上的生存竞争迫使它们不顾一切地节减成本;②近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镇，城市中还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劳动力明显地供过于求，每一个岗位的竞争都十分激烈;激烈的就业竞争迫使农民工服从雇主(企业)的需要而放弃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恶性循环增加了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困难。③执法不公现象依然存在。有的企业可以通过与执法人员的特殊关系来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没有这种执法资源的企业则只有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利润，增强市场竞争力。④城市政府出台了许多限制甚至剥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出于方便城市管理的需要。废止或放弃这些规章制度，会加大城市管理的成本。
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及时和强有力地保护，所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当前进城打工的基本上是青年农民，他们民主意识和反抗意识强，对社会不公平的忍耐性差，思想上容易走上极端。农民怨言：在家里没有出路，而进城又无门路，干的是脏、累、险的活，受到的却是歧视待遇;遇到困难没人管，打官司又没有钱。甚至有人公然地说：“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像垃圾一样，生不如死，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湖南常德张君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不能不要求我们的政府引起高度的重视与警惕!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强力保护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现实的利益权衡的结果。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传统的自然经济造
就了城乡及乡村各村落之间的相互隔离局面。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传统的隔离局面不仅没有根本性改变，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反而扩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质上是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城乡平衡。从条件差的农村流出的农民工作为理性人，即使在城市受到低于城镇居民的差别待遇，也不会因此而放弃打工机会回家务农。因此，农民工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只有通过这一社会背景，才能看到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产生的根源。
基于经济法的农民权益保护 篇7
一、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分析
法之价值主要指法律所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正面意义, 涵盖了自由、正义、公平以及安全等各项内容。通常情况下, 各个部门法基本上包括了以上价值追求, 仅仅是因为各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存在差异性, 所以应用调整的方法以及原则也不相同, 所以各部不同的部门法在展示法之价值时也应当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经济法主要是以秩序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的, 目的在于运用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所进行的干预以弥补当前市场机制所具有的不足之处, 以协调相关各方之关系, 引领社会经济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进而形成人和社会和谐而全面发展的货真价实的秩序。所以说, 经济法中的秩序建立于社会总体利益基础之上, 这也让经济法在切实保护农民群体权益时具备了巨大的优势。
一是经济法孜孜以求的秩序是为了维护好社会的总体利益的一种秩序, 而保护农民群体之利益也是有效维护社会总体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业经济活动可以说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活动, 而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则是现代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活资料。农业之发展以及农产品之生产均依赖于有效调动起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而要调动其主观能动性的最好方法无非是增加其经济利益。一旦缺少了农民利益的合理增加, 自然也就谈不上国家与社会的繁荣稳定了。经济法为了保护好全社会的总体利益, 当然需要努力保护农民群众的切身经济利益, 从而能够让农民群体分享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果。
二是经济法努力追求的秩序是为了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秩序, 但是对于农民群体权利之维护同样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做到的。我国作为在全球富有影响力的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数量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七成以上, 而农民群众的自身发展则是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常常成为权利被侵犯甚至剥夺的弱势群体的原因除禀赋上差别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由于权利贫困而产生各类机会上的不平等。所以, 千方百计确保农民权利发展之平等性, 加快社会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 是经济法保障农民权益甚至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做到的。
二、农民权益保护下的经济法主要理念
(一) 社会公平正义理念
公平问题不但是人类价值领域的问题, 更是人们的永恒追求目标和政治生活中价值体系所致力于达到的最高目标之一。始终坚持利益协调这一基本的公平原则,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形成一整套更加公正、更为合理、更趋完善的新型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处理好农民问题可视为对我国公平制度的一次重要考验。法律不但给予农民们以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公正, 而且还应当赋予其以实质上的公平、公正。与此同时, 还应当兼顾到机会公平以及分配公平。在公平与效率如何平衡的问题上, 应当始终坚持公平为效率之基础与保障, 全面反对过于追求经济与社会的的高速发展而牺牲了广大农民群体的经济利益。因此, 唯有在落实各经济法主体权利、机会、规则以及分配公平的基础上, 保障社会的总体发展, 如此才能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
(二) 维护社会总体利益理念
经济法应当以社会责任为其本位, 但是对于社会关系之调节均应立足于社会总体, 从而维护好社会的总体利益。社会总体利益之实现包含了期待社会上各类利益实现的一种价值追求。但是这样一来又会造成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主体间的一种平衡。经济法作为倡导利益平衡的法律, 一定要反映与保障最大多数群体的经济利益, 所以在利益问题上必须始终坚持兼顾之原则。农民群体社会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农民群体的利益也是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注重于保护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 不仅能够保护农民个体之利益, 而且还能更好地保障社会总体利益。
(三)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
经济法应当以社会为其本位, 致力于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切实维护社会的总体利益以及效益, 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一价值观以公平、公正为重点, 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进行有效联结, 能够让农民群众享受到具体而又实在的利益。依据社会可持续发展之理念, 唯有实实在在地改变农民群体不良的务农环境与较为低下的收入状况, 才能保障其生存与发展所需之权益, 进而实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目标。
三、经济法背景下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 大力改革现行金融体制以及财税体制
一是实施金融体制改革。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以及城市往农村进行流动的体制途径还没有形成,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农村资金大量流出, 进而造成农村有效投资的不足。依据反哺农业与大力支持农村建设之原则, 我国必须大力改革财政以及金融体制, 从而为金融资源往农村加以流动创设出合理的机制。政府应当致力于增加农业与非农产业合理发展必须的资金投入, 从而形成适合于现代农业生产特色与农村企业发展所必须的金融组织。例如, 政府应当对民营金融机构创设出相应的准入机制。这理应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实施财税体制改革。自从本世纪初全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 农村税费改革之重心就从规范农村地区的税费制度转为创建公共财政制度。要从切实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转为有效加大农民群众的投入, 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如今我国已全面取消农业税十多年, 但四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均为流转税之承担者, 但和城镇居民比较起来, 农民无法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 必须继续健全完善当前的税收政策, 建立起城乡一元化的新型税收体制以及各产业均适用的税收管理体系, 从制度层面上保障不再专门设置面向农民群体的税种, 让农民们作为纳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和别的社会成员一样的纳税地位, 切实解除其经济负担。唯有如此改革, 才能真正符合经济法所具有的公平、轻税以及宏观调控等原则。
(二) 在社会保障领域加强对农民合理权益的保护
农村群众的社保问题、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农村五保户救助问题等涉及到农村群众的重要社会保障问题均需逐步形成较为健全完善的社保管理机制, 逐步将在城市中已较为完善的现行社保制度推广应用到广大农村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应当让农民群众得到相应的文化、医疗以及教育等。一旦农村在此方面能够有切实改进, 那就不会出现大量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了。然而, 现实之中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门槛非常高、转移难度十分难, 由此而造成了农民群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这也是当前我国农民社会保障中的一大难题。面对农民群体社会保障领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国家必须加大建立符合农民群体特点的社保立法, 比如, 形成适合于具有不稳定就业等特点的农民群体养老保险新机制;为农民们设立大病医保, 从而健全完善我国的农村社保机制, 真正实现农村社保和城镇职工社保制度的有效对接。
(三) 通过加快立法进程强化对农民群众权益的保护
一是加快《农民合作社组织法》的立法工作。如今, 我国农村中的新型合作化方兴未艾。这一合作化往往是自发形成的, 也就是是农民自身加以组织的, 且其名称多种多样, 一些地方将其命名为专业协会。这样做的的优势是能够确保农民群体的切实权益。原先农村当中所存在的经营模式是企业加农户, 前者是强者, 而后者则是弱者, 在强弱分明的状况之下, 弱小一方的农民自然会吃亏。如此一来, 农民群众就自发建立起自身的协会组织, 其经营模式也就成为了协会加公司, 通过协会直接与企业打交道, 以保证农民群体的切实权益。同时, 原先农村生产在定单农业体制下运行, 农民群众只享有生产上的优势, 到了流通领域之中就无法享受到好处。在协会产生之后, 农民群众不但能够分享流通领域之好处, 而且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之投入, 提升其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在新形势下, 全国人大开始了制定《农民合作社组织法》的立法工作。该法实施之后必然有利于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经营。
二是加快《农民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会产生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状况, 由此而导致大量农民采取集体上访的方法维权, 甚至还会产生群体性事件。所以, 很有必要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创建消费者协会一样, 形成表达农民群体合理诉求的法律机制。这就需要制定出能够保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农民权益保护法》, 给予农民群众以土地权利为中心的财产权, 从而让农民群体权益保护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四、结论
浅析农民工劳动法律权益保护 篇8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权益；自力救济
农民工是我國现代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流入地城市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时被忽视乃至被侵害。其原因有农民工自身的劳动法律意识淡薄等主观因素，更有法律制度的不足等客观原因。现行劳动立法虽然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做了诸多的规定，并在受到侵害时提供了各种救济途径。但由于公力救济的高成本和事后化，不能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因此，为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有效地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培养其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自力救济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所以，明确劳动关系，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
1缔结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基础
“基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考量，劳动法确立了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大调整模式，在制度领域，则体现为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基准三大制度调整劳动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由于个体自治是劳动关系治理的基础，因此劳动合同的存在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根本。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在实践中，为规避法律责任，不少用人单位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急于找到工作的现实，回避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从法理角度来看，劳动合同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法律表达，只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通过合同明确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更好地约束当事人双方，保护劳动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农民工劳动权益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与雇佣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因为只有建立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农民工的权益才有最基本的保护，一旦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者所有的权利救济都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小。究其原因既有农民工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及其法律规定的认识不足，更是农民工天然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所导致的劳动关系不平衡所决定的。这种不平衡的劳动关系不仅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的比率较低，而且还导致劳动合同的内容粗糙，以及有对农民工不公平的条款。这一方面需要严格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用人单位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进行制裁从而督促劳动合同的签订，另一方面更需要提高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的法律意识，增强其谈判磋商的能力，以求在劳动合同中争取更多的利益。
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意对劳动合同相对人的选择和甄别，保证劳动合同相对人的实际履约能力。这就要求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提高意识，在选择用工单位时要尽量选择正规、信用良好的用工单位，必要时可以进行基本的信用调查。这样，可以降低劳动合同缔结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风险，以及用人单位违约的风险，从而提高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可能性。第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前，要仔细阅读关于相关岗位的工作要求、劳动纪律、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因为这些文件作为劳动合同附件，从性质上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与劳动合同书具有同样的法律约束力。而且，这些文件均涉及到农民工多方面的权益，不可忽略。第三，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和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签订劳动合同时，对以上各条要做到尽可能详细、具体、明确，比如劳动报酬，一定要写明工资支付标准、支付项目、支付形式以及支付时间等内容，如劳动合同文本条款表述不清、概念模糊的，应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说明修订。第四，劳动合同至少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农民工应妥善保管，将来一旦发生劳动争议时能够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以及判断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的存在，从而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注重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搜集
事实劳动关系广泛存在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事实劳动关系是与劳动合同关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已经在客观上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其本质是一种没有法律关系属性的劳动关系。将事实劳动关系直接纳入劳动法调整范畴，可以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已经确定了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应地位。例如，《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11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可见，只要建立了劳动关系，劳动者即能获得劳动报酬，也就是说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不以劳动合同的存在为条件，即事实劳动关系在我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由于事实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其存在需要依赖相应证据的证明。但农民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时，在举证方面受到诸多限制，绝大多数农民工证明劳动关系最有可能收集到的证据是工友的证言，言词证据的片面性和单一性通常是不能够完全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所以农民工如果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留意收集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书证，可较有力地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参考文献：
[1]谢德成.《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2]蒋慧.《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实现与政府责任》，《河北法学》，2006年第2期.
[3]谢良敏.《劳动法条文新释新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4]叶知年，李金森.《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讨》，中国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