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精选12篇)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1
长期以来, 中国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个体、分散的小农经营形式来进行, 但是分散、孤立的小规模的个体经营无法利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经营机制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通过规模效益来提高生产效率, 当前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土地流转才可能实现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一、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及问题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引力逐渐加大,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与城镇转移, 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弱、妇、幼, 这些留守人群无力以及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不愿对承包的土地进行耕种, 各地均出现土地流转的现象。
(一) 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 各省市均存在土地流转的情况, 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促进和规范土地流转的政策, 当前, 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转包, 主要是承包农户将自己承包的土地的部分或全部根据协议以一定条件发包给第三者。二是出租。通过收取一定的租金将土地出租给其他承租人。三是换。承包方之间为了方便土地耕种, 对同属于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交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四是转让。土地所有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或无偿的转给其他人。五是股份合作。农地承包方自愿联合起来, 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农民全部或部分放弃土地经营, 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专业的土地经营者统一支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农民分享土地股权收益。六是其他形式。除以上几种形式以外的农地流转形式, 例如, 土地信托以及土地季节性流转。
土地流转一方面盘活了存量土地, 使稀缺的耕地资源得以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 土地流转同时又促进了土地的集约经营, 使土地的规模效益得以发挥出来, 使农地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土地流转在现实的运转过程中, 流转形式不仅呈现多元化趋势, 流转方式也开始逐渐规范化, 农户在流转过程中, 普遍通过书面承包协议来确认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二) 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土地流转后耕地性质发生变化
一些土地流转后, 承包经营土地的农业公司以及种粮大户, 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将流转后的土地不再种植粮食, 而是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或者是进行其他非农性质的使用。一些土地流转的需求方为了短期内提高收入,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不对耕地进行轮作、休耕等保护性使用, 使耕地的肥力下降。一些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甚至将流转后的土地搞所谓的农业特色旅游以及变相的房地产开发。土地流转后, 农村耕地的粮食种植性质以及非农用途的改变, 将会逐渐减少粮食的耕种面积, 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份, 农民的粮食供应将会出现困难, 并且, 由于粮食种植面积的下降以及耕地非农用途的使用, 对农民的雇佣将会减少, 严重影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对农民的权益造成损害。
2. 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受到损害
农民通过让渡土地承包使用权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就是土地流转权益。土地流转一般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 土地流转收益主要根据土地流转市场的价格来确定。农民获得的土地流转收益既可能高于自己的种粮收入, 也可能低于自己的种粮收入, 无论是何种情况, 只要是按照市场价格获得土地流转的对价, 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即可确认获得公平保证。但是, 在实际的土地流转过程中,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均衡价格无从知晓, 一些大的农业公司以及种粮大户对于市场信息的获得充分性要远大于一般农户, 这些农业公司以及种粮大户在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占据明显的主动地位, 他们往往压低土地流转交易价格, 诱使农民低价转让土地。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的转包费和租金甚至不到100元,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农民为了不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将耕地无偿转让给他人的情况。有些代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村组织, 还擅自违规截流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这些都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造成了损害。
3. 农民土地流转的长期利益诉求受到忽略
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是否能够公平合理的享有土地流转的收益, 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是实现土地规范有序流转的基础和前提。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 农民的就业、养老、医疗的实现主要依靠土地来实现。农民的土地流转主要是获得短期的较少的收益补偿, 收益形式主要是租金收入, 很少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参与企业经营或者获得企业长期利益分享的机会, 农民土地收益的长期性受到忽视。
三、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对策
土地流转是实现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 也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改变当前土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撂荒、粗放经营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途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如果忽视农民权益的保护, 将会极大地挫伤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推进土地流转的规范、健康、有序的进行, 就要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严格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制定和完善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和法规
土地流转过程中, 农民权益有效保护的核心是法制建设。我国关于土地权属的主要法律有《宪法》《物权法》等, 在我国1982年《宪法》中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 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土地承包、流转的相关政策。虽然这些政策法规建立了农村土地权利关系, 但是, 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 在城市扩张背景下的土地强行征用, 使农民的土地权益享有成为幻想。特别是国家关于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造成土地一级市场的转让收益仅仅是政府享有, 农民不能合法的开发自己的土地来获得相应的权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2004年10月28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规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村庄、集镇, 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12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到“集体收益分配权”, 并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两类用益物权并称, 予以中央政府的政策强调以及进一步保护我国农民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而享有的收益权能。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但是, 目前关于土地的立法以及政策性规定, 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上还没有形成突破, 而所有权是农民享有一切权益的基础和源泉。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农业经济的基础, 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权益是维护农村以及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目前, 关于土地征用后的补偿缺少细化的规定, 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制定《补偿法》, 依法、合理、规范补偿征地农民的权益损失,
(二) 培育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
土地流转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都需要一个规范、具体、明确的土地流转程序。当前的土地流转主要是转让个体与承包个体私下通过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合同完成。由于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 合同条款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归属不明确, 合同一般不会经过公证, 一旦发生纠纷, 农民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损害。由于土地流转的信息不对称, 农民对于土地租赁方信息的获得仅仅依靠邻里、朋友、亲属之间的交流获得, 对于土地流转的市场价格仅仅依靠自己的经验判断, 由于农民的信息有限, 在土地流转的谈判过程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农民的权益常常受到损害。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需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为土地流转的转让方以及租赁方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农民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获得关于土地流转的各项交易信息以及了解关于流转交易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可以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极大地促进土地流转的公平交易, 并且通过中介组织的专业化的服务, 使土地流转工作依法、规范、有序的进行, 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一个高效运作、服务周全、管控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
(三)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促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农村土地自由流转的关键环节, 农村的土地承载着太多的责任和功能, 一旦失去土地, 农民的生存将会面临极大的问题, 农民很难在这种情况进行土地流转、放弃土地。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建立城乡统筹的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 但是, 由于区域性的平衡, 城乡之间的养老保障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 农村医疗保障、生活保障水平距离现实以及农民的期望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合理划分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 根据财力合理安排、筹划、有计划地推进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逐步减弱和消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解除农民和社会相关利益主体对土地自由流转的顾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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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博文, 李静, 陈勉乔.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土地流转[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0 (7) :67-68.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2
华 音
2013-4-5 6:29:15来源:2013-4-5 经济日报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征地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分配、农民安置等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在特殊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方式下土地管理制度的局限,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一面。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使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突出表现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可谓切中要害,温暖人心。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3
关键词:土地流转;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6.10.021
1 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不签订流转合同。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大多数是在亲朋和邻里之间的流转,多数只是口头约定,不签订书面合同,认为都是多年的亲属或朋友用不着签订书面合同,有的认为签订合同比较麻烦。
二是合同内容不规范、不合法。有少数农户签订了书面合同,但内容较为简单,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有的转包起止年限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年限;有的改变了耕地用途;有的私自签订买卖土地合同;有的房屋买卖合同包含土地流转合同等。
三是土地流转主体错位。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中,对农户已经承包了的集体土地,又由发包方(村集体)作为流转土地的主体对第三人进行转让或转包。如某镇某村将村委会已经发包的草原又发包给第三人,同一块草原签订了两份草原承包合同,出现两个承包方,导致三方发生经营权纠纷。
四是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是一种民事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为无效合同。在农村这种流转合同也不乏存在。如某镇某村王某与张某签订了一份流转合同,张某是村里的“五保户”,同时患有智障。王某明知张某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还与其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双方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五是土地流转合同的程序不合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时,首先,当事人双方要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要报发包方备案。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的,要经发包方同意,并盖上发包方公章。在农村大多数都是以转包和互换方式流转的,但几乎都没有按照政策规定程序操作。有的虽然经发包方同意,但没有报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审核进行登记。特别是互换方式流转,双方只是经营权的互换,多数是口头协议,一旦土地被征占,双方必然发生纠纷。
六是土地流转的必要要素不齐全。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中,许多要素是必须写明的,如签订合同的日期、土地流转起止期限、土地面积、四至、流转价款等必要的要素都没有写明。由于合同过于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发生纠纷的几率越来越大,上访纠纷也越来越多。
2 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的主要成因
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形成的原因较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合同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由于历史原因,合同基础档案等资料不够健全,县、乡、村三级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土地流转信息网络,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
二是法律意识淡薄。很多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多数是熟人、邻居、亲朋好友,碍于情面觉得没有必要签订合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三是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不同的土地流转方式,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许多农户对土地流转的几种方式及其含义没有弄清楚,就马虎地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特别是转包和转让两个概念混淆不清。
3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国家将取消粮食保护价,激发了农民流转土地的欲望。同时,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农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为了有效地避免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行为,在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管理,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的政策在广大农民中已经家喻户晓,但对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基本政策及遵循的原则、流转方式、流转程序、权益保护等政策,农民知道较少。要通过新闻媒体、专题讲座、会议、案例等多种形式进行讲解宣传,让农民掌握土地流转基本知识,减少土地流转过程的纠纷。
二是加强合同管理,使用标准文本。流转合同是证实土地流转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原始、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土地流转管理中,合同监管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严把签订关、鉴证关,只有严格使用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标准文本,才能有效地杜绝不规范流转合同,避免或减少土地流转合同的纠纷。
三是健全合同管理体系,及时处理土地流转合同纠纷。农村土地流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纠纷是保护农户合法利益的有效措施。首先,村级要设立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纠纷调解员,负责本村内土地纠纷的初步调解;其次,乡(镇)设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开展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发布、土地评估、经营权抵押、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工作;再次,加强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的体系建设,从基本设施到制度建设、从仲裁程序到法律政策上、从人员培训到工资待遇上都应完善和提高,向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并轨。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障 篇4
1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容与现实意义
1.1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容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即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 保留承包权, 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 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 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 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 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有土地互换、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宅基住房、股份合作五大模式。
1.2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意义
1.2.1 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
农村土地流转缓和了人地矛盾, 把许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转移到二、三产业, 使农民不但可以获得一定数目的土地租金, 而且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获取收入。河南省荥阳市王村镇丁村通过大力推进土地流转, 成功流转土地66.7hm2。以生产黄瓜为例, 每667m2大棚年产量2万kg, 产值达4万元。扣除成本后, 净收入2.5万元。比大田作物增收1.6万元左右。2012年这样的大棚数量将达到450座, 净收入840万元。2012年后每年净收入可达1200万元, 年产蔬菜可达到9000t, 产值1800万元。出让土地的农户每667㎡每年可得到l000元租金的同时还可得到公司纯利5%的分红, 另外还有不低的劳动务工收入, 农民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土地流转政策得到了村民广泛认同。
1.2.2 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在农业不断向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当前, 传统的分散种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土地流转使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化和组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 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方式的普及, 大幅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使农作物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化大背景下更具竞争力。
2 农村土地流转中保护农民权益的主要内容
2.1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基本概念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年修正) 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规定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 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则规定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 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解释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根据2006年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示, 农村土地流转应该健立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并且不得搞强迫命令, 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
2.2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主要内容
2.2.1 农民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 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所享有的对于国家机关、公共机构要求公开信息的权利, 以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受妨害地获得各类信息的自由。对于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而言, 知情权具有基础地位和特殊性价值。
2.2.2 农民的决定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坚持农户自愿的原则, 确保农户在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农民是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 因此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农民应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最终决定权, 即流不流转由农民说了算。
2.2.3 农民的收益权。
农民的收益权是指, 土地转包和出租后, 农民获得转包费和租金等土地流转收益的权利, 收益权是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最重要的权益, 应该把落实农民收益权放在保障农民权益的首要位置。
2.3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及原因
2.3.1 某些地方政府部门违背农民意愿, 采取不当手段干预土地的正常流转。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市郊和远郊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 土地价格日趋上涨, 当地农民土地流转也越来越多。于是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己之私利与工商企业联手, 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有的地方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借口, 低价强租农民承包地, 再以高价承包出去;有的地方随意调整承包地, 将本该分给农民的承包地由村集体或个别村官掌握, 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有的转包费和租金的标准过低, 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收入;有的基层组织暗箱操作, 截留补偿款, 从中渔利。
2.3.2 土地流转过程中操作无序, 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行为。
当前土地流转中不规范行为“四多四少”:农民自行流转多, 报村镇批准备案少;口头协议多, 书面协议少;双方约定不明的多, 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 内容规范的少。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依法转让意识缺失, 另一方面则是农村土地的流转程序和管理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
2.3.3 土地流转中的“非农化”倾向影响了农民的长远利益。
由于粮食补贴政策的不完善和农产品价格体系的不合理, 种粮比较效益低下, “非农化”后土地效益高, 导致原本种粮的土地, 被流转为养殖业、高效经济作物种植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例如, 在江苏省赣榆县墩尚镇银河村, 现在养殖667㎡泥鳅产出效益比种2hm2水稻还要高, 所以附近几个村的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过来养泥鳅, 全镇9800个农户, 有6000户被协会组织起来养泥鳅, 流转土地1400hm2 (全镇耕地2266.67hm2, 流转土地中含部分水面) , 产值12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泥鳅产业就增收5470元, 占比为68.6%;种粮收益只占总收入的4.5%。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增加了农民收入, 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 但从长远来看土地“非农化”使粮食产量降低, 粮食价格上升, 并可能导致土地、土地可耕作性降低, 危害我国的粮食安全的同时也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
3 维护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障措施
3.1 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构
各级相关部门领导要开展好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明确每一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工作, 配备专门人员和力量开展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 并建立起明确的工作责任制和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工作规程, 把流转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不断提高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水平, 加强培训, 不断提高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积极为基层开展流转管理和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不断改进和强化工作手段, 保障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顺利开展。
3.2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意识
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由于各种原因, 很多农民思想保守, 文化水平较低, 缺少相关的法律意识, 自我保护能力弱。因此, 必须深入开展土地流转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法律意识。通过电视、广播、宣传画报等形式普及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 提高农民的法律知识, 让农民充分了解土地流转政策, 以及自身权益。
3.3 加强技术指导, 疏通流转渠道
政府要做好土地流转的引导工作, 不仅在流转意愿方面进行宣传, 还应在流转程序方面做出积极地规划和指导, 比如明晰土地流转的程序等。这些配套的做法无疑对于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要全面掌握土地流转动态, 及时总结交流农民群众在土地流转实践中创造的好形式, 注重研究土地流转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强工作指导。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机构等以疏通土地流转渠道。
3.4 加强法律建设, 配套管理制度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 实现农村土地确权全覆盖。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 规范合同签定和鉴证程序。稳定和完善种粮补贴政策, 进一步加大对规模化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健全农村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工作机制, 健全登记备案制度。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要对流转合同及有关资料进行归案并妥善保管, 建立流转情况登记册, 及时记载和反映流转情况。对以转包、出租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的, 及时办理相关备案登记;对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的, 及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手续。
摘要:随着我国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 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快速发展, 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却令人堪忧。土地是农民的赖以生存的根本, 土地及其收益是农民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权益所在。保护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本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容和现状入手, 分析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缺失的原因,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权益
参考文献
[1]金伟.土地流转架起了农民致富桥[J].河南农业, 2012 (11) .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5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经验
陈辞 马永坤
摘要: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关系到经济社会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科学发展能否切实得到保障,然而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在其进程中有效保障农民的权益。本文在统筹城乡背景下,总结成都经验,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土地整理和耕地保护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
关键词: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民权益保障
一、土地制度变革下的农民权益保障
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整个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贯彻中央关于“多予、少取、放活”、“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保护农民财产权益的关键。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价值不断显现,农村土地产权纠纷Et益增多,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也存在诸多难点问题:一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义务尚不清晰。行政管理权侵犯土地财产权现象比较严重。二是集体成员资格的界定不一,因村民待遇引发的农村地权冲突日趋增多。土地产权不明晰、不对等和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缺陷分别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城乡土地市场割裂和城乡空间形态不合理,城乡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首先,土地市场发展滞后以及农地价格的扭曲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城乡统筹的进程。其次,农地价格严重扭曲与其产权价值相背离,导致农地资源城乡之间配置的不合理。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置、权属关系不清,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
自上世纪90年带以后,中国城镇建成面积的扩大速度快于城镇化率。在利用资源的积聚与集中、释放更多级差土地收入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余地。成都启动了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使经济资源的积聚和集中所带来的土地级差收入,在分配上更好地兼顾城乡人民的利益。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根本途径,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在平等和效率两个方面都有损失,并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土地改革的基本逻辑即是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尽可能完整的界定给农民,并允许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交易。而有限的产权交易和利益保护无疑具有特殊的制度特征,因而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则正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理论困境。
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城镇化的发展要求未来几十年内,农村人口要向城镇转移。如果按照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5%的水平,我国将有8亿左右的人口进入城镇居住和就业。200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5.7%,城镇人口为6亿。未来12年间,还要转移约2亿农村人口,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进城落户农民的居住和非农就业用地如何解决。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集体利益的保护,但是对农民利益的重视和保护仍然普遍不够。在新形势下,本文从保护农民权益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作为重要市场资源的土地交易行为如何既体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又保护集体所有权下农民的利益,通过完善与创新农村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
(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需要解决的问题
1.明确产权主体代表。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核心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了集体所有者或者是农民的最大权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虚拟” 的所有者,这种状况造成农村土地流转会出现诸多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确定为村民小组,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代表也就是村民小组。理由是:在村民小组这个小范围内,保存着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最完整信息,现实中最清楚的状况(包括地块面积、分布及土地质量等)最清楚的是在这一级。同时,作为产权主体的村民小组对于屏蔽形式的侵犯产权行为比较有利,也更能体现现代产权制度建设所要求的产权交易必须符合交易费用小而效益高的原则。
2.城乡建设用地规划的统一。规划是土地管理的“龙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目的之一是集约高效利用土地,建设用地流转后的用途决定了土地流转后的价值,尤其是城乡土地统一市场的建立必须要有城乡建设用地规划作为基础。与会代表们认为统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是科学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快我国现有的规划体系的改革,应当注重规划的引导性,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功能的扩展,并向“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设计”模式转变。在编制农村土地规划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合农村实际,因地制宜保持农村特色,保持乡村功能和文化风貌。同时要与上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与产业发展、村镇建设、基础设施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相协调。
2004年以来,成都市大力实施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坚持规划先行,依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规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编制土地整理规划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实施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统一规划有利于农村建设用地价值的显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有利于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
(二)成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情况
2008年,成都市以市委一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在全市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还权赋能,把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让农民拥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目的是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允许其流转,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主要措施有:
1.以产权明晰为基础,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一是坚持政策先行。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他相关法规政策出台了《成都市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暂行规定(试行)》、《成都市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实施意见》、《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暂行规定(试行)》等文件,明确规定确权登记的原则、范围、条件、程序、要件、技术要求及完成时限,建立了全市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体系。二是坚持农民自主。充分依靠基层自治组织,由村民自主协商解决问题,有效化解了确权登记的诸多难题。三是坚持协同推进。将确权登记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同步部署、协调推进,利用高分辨率卫星等先进技术开展农村承包土地实测工作,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2.以流转顺畅为核心,推动集体建设用地有序
流转。一是积极促进依法有序流转。制定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确保集体建设用地依法规范有序流转。二是积极搭建土地交易平台,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纳入国有土地市场统一管理,公开交易。三是积极完善配套服务政策。成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抵押、担保等金融服务方式,加快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中介服务、信息平台、风险补偿和纠纷调处机制等配套服务,在维护交易双方合法利益前提下,努力推动农村产权顺畅流转。
结合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的具体情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全面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长效机制,加强失地农民权益保障” 的基本思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为成都城乡发展提供支持,也为全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实验经验和借鉴。
三、农村土地整治问题的应用与探索
农村土地整治是依据规划对一定区域内田、水、路、林、村等进行的综合治理,包括农田整理、村庄整治、建设用地开发、复垦等活动。实践证明,土地整治在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土地整治在有效拉动内需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
(一)农村土地整治定位破解两大难题
城乡统筹、新村建设、耕地保护“三位一体”;村庄建设已购现象明显,而实现“异构协同” 难度大。推进中心村(社区)乡村空间重构,具有战略性与创新性。
1.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的指标约束。由于体制、管理和历史原因,我国农村建设用地的布局分散、面积偏大、比例偏高,而且几乎游离于市县土地管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政策创新,而村庄用地的巨大潜力是其重要前提;村庄土地整治成为解决城镇用地指标和耕地补占平衡“双重”约束的重大战略选择。成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验存在与相关规划的协调和衔接、实施进度及土地复垦保障的问题。
2.农村建设集约用地的现实瓶颈。农村建设用地普遍散、大、乱的状况,导致土地闲置、利用低效,甚至成片村庄空心化。落实两个“最严格”制度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其中能否创新机制,建设现代中性化社区,实行空心化村庄整治还田,是深入开展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用地集约化的关键。
(二)农村土地整治的现实选择与多目标模式创新
1.农村土地整治现实选择。在农村土地整治过程中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部门协调机制。农村土地整治涉及的政府行政部门众多,不利于农村土地整理工作的全面开展。在进行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详细”分析基础上编制详细规划,规划包括:区域城镇化的成长规律和新型乡村空间的演替规律;经济上是否可行,农民是否愿意接受,生态上是否安全承载;产权调整方案是否明晰,农户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村民自治组织是否健全,保障措施是否有力和有效,权、利、责是否明确和对等。
实践证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一个“撬动支点”,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农村土地整治制度改革来说,必须转变一组制度设计理念:(1)将现有的“供给型”转变为“需求型”。要看农民到底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农村社区意见领袖有哪些想法。(2)将现有的“惩罚型” 转变为“激励型”。使所有参加农村土地整理的行为人,只要工作努力,都能得到相应的激励。(3)将现有的“理型”转变为“道型”。制度设计应该更重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更加重视细节的表达。
2.农村土地整治多目标模式创新及战略研究。村庄整治需规划先行,特别应以县域为单元,研究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建立阶段性土地整治模式;村庄整治建设要“踩准节拍”、经得起时间考验。强调规模化,确保所建新村不至于很快成为明天的“空心村”。农村土地整治还要遵循农村发展地域差异性,凸显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原则,实行多样化的技术标准、目标要求、管理模式与保障措施。在功能导向上强化“一整三还”,即依托村庄整治增地,实行还田、还林、还园。从农村土地整治的宏观性、全域性、基础性、系统性特点出发,国土管理部门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理应确立全局性、战略性研究与管理的基础地位。
四、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和征地制度改革
(一)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规模效益,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扶持力度。这就需要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切实调动农民积极性,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显著提高耕地利用综合效益,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推动耕地向大户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按照同地同价的原则,推进建设城乡统一土地市场。
全社会共同消费的保护耕地的成本不能只由管理土地的县、乡(镇)地方政府、拥有耕地的村民集体和承包耕地的农民来全部承担,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也承担相应的成本,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们都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因而,必须建立耕地保护全社会补偿的共同责任机制,由全社会分担耕地保护成本,减轻农民耕地保护负担,协调城乡、区域和代际公平发展。
成都市按照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指导思想,出台了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给予保护耕地农民经济补偿的政策,促进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参照成都的做法,推动建立中央、省、地市三级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基金”主要来自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占用税、土地出让收益等。“补偿的接受主体” 主要是农民,即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提高他们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还应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补偿,主要补偿其耕地保护及其相关方面发生的一些必要的开支。“补偿标准”还要考虑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征地制度改革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既要改变国家强制性低价征地侵害农民权利,又要防止超越实际的制度安排加大征地矛盾和困难,影响正常建设。董祚继认为如何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征地范围;如何落实同地同价原则,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如何拓宽安置渠道,解决长远生计等,亟待研究明确。
1.土地收益不合理,主要是国家征地。从现象看,是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现象背后则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例如,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垄断了,这与不承认农民土地的财产权利,有直接关系。改革征地制度,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从农民这头,是要赋予完整的土地财产权;而从政府的角度,则是切实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整合部门关系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改革过程。
2.土地征用制度改革。(1)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将征地权的行使严格限定于公共利益范围,而且公共目的应该是直接的。对非盈利性用地,可采取征地的方式并实行公平补偿。对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要打破政府土地征用垄断坚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的控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2)从征地补偿到征地市场定价。中国土地征用补偿改革不仅要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而且要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逐步探索征地市场化补偿机制建设的可能性。征地制度应当从用途管制和价格管制向单一的用途管制转变。(3)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公众参与。首先,要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制,坚决克服随意突破、调整、修改土地总体利用规划的现象;其次,要加强对土地征占的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合法性调查、审批和监督程序。再次,要建立土地征用的事前公告程序,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最后,要强化土地登记工作。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三农” 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核心和基础。为了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的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充分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资产。以确保农民真正享有土地财产权,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谭术魁,彭补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流转的支撑体系研究[J].财经研究,2002,(10).
[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 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践的调查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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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继瑞.论绝对地租Ⅱ的来源及形成机理[J].国土经济,1996,(3):11—18.
关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思考 篇6
关键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3)-24-08-1
我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由土地地主占有制转变成现在的土地国有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斗争。农民在历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性作用。然而为什么要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怎样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直是我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国家和社会真正认识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农民的土地权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稳民心,促发展,才能使农村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使社会稳定,国家进步。
1 为什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是保证农业稳步发展的前提。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产业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阶级关系怎样变化,农民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农民以土地为生,以往土地发挥了其生产功能和保障功能,但要想使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就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更要发挥农民的财产功能。
首先就要让农民的土地确权,让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其次,要改变农民固有的观念和想法,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会大力推动农业的发展,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以保证人们对粮食的需求。
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区域。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会带动城乡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如果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犯,农民将失去生活的主要来源,农民将失去对政府和国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果将不堪设想。轻者会破坏社会治安,重者可能发展成为游民现象。
2 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有哪些障碍
首先,旧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使农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的土地权益需要更多的保护,然而现行的土地制度却让人们依然按照原有的模式和路径进行规划和执行,政府的改革力度不够,常常出现令行禁不止的现象,因此发生了许多不和谐的事件。这是我们所不愿意也不希望看到的。我们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作为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成本,我们国家的城乡贫富分化会更加严重,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另外,也会造成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低消费状态,不利于扩大内需。总之,我国旧有的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进程,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旧土地制度,到了必须要改的关口。
其次,旧有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业快速发展的步伐。以往政府通常通过低廉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获得土地增值后的大部分收益,并用来进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的规模,甚至填补政府的财政亏空。使得农民不能在土地增值收益中获得自己应得的收益,最终使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打破这一固有的观念,着重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确保农民的土地收益,让农民能真正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得到收益和实惠,使他们在城镇发展中真正成为前进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3 如何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首先,国家要给予政策支持。国家应及时修改和出台相关的土地政策,以确保政策能与发展时局相匹配、相吻合。法律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的财产权利,将农民的权利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让农民心有所依,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无论他们是否需要以此来作为基本保障,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体制和政策在发展过程中要起到引领和保障的作用。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固有的理念。我国还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土地红利”的依赖。改变固有的理念,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开拓农民的视野,使农业实现产业化、信息化。让农民意识到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的必要性和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打破旧格局,规范政府行为,在民主与监督中行使政府职能,并赋予农民土地的处置权,实现让农民真正拥有对土地的处置权,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切实得到保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吴越.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与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制度选择.法律出版社.
[2] 王惠玲,王瑞霞,陈宏宇.农民土地权益维护简明读本/损害赔偿与公民权益保障丛书.中国社会出版社.
[3] 周训芳.生态公益视野中的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7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不仅如此,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亦为农民财产权益保障的核心之所在。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日渐深入, 乡村土地所有权产生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与义务尚未准确地界定, 经常出现行政管理权侵犯土地财产权的问题。其二, 集体成员资格没有得到准确的界定, 由于农民待遇问题而导致的乡村地权矛盾愈演愈烈。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 乡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 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我国很多地方进行了与土地制度有关的改革, 但是在总体上看来, 现行土地制度导致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均有损失, 并有悖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
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一)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亟待处理的事情
1. 对所有权主体代表予以明确。
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的关键是对集体所有者的最大权益得以保障所达到的程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掌管着农村集体土地产权, 然而该组织为实际上不存在的所有者, 于是即导致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不少问题。于是, 对所有权主体代表予以明确成为当务之急。
2. 对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规划予以统一。
对国内当前规划系统的变革, 须要重视规划的指导作用, 完成土地使用宏观规划功能的拓展。在对乡村土地规划予以编制的时候, 须很好地听取弱势群体的意见, 一切从农村实际出发, 发挥农村定位中的功效。不仅如此, 还应该同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配套规划相适应。
(二) 郫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情况
1. 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 对农村集体土地予以确权登记。
其一为奉行政策先行。按照《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规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文件, 形成了整个县集体土地产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体系。其二为奉行农民自主。真正地依靠基层自治组织, 由农民自己协商处理问题, 很好地处理了确权登记的不少难点。
2. 为求确保流转畅通, 促使集体建设用地有序流转。
其一, 很好地建设了土地交易平台, 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纳入国有土地市场统一管理。其二, 很好地对配套服务制度予以了健全。开创了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扩展了多种金融投融资渠道, 完善了农村所有权流转的相关服务。
三、农村土地整治与农民权益保护
(一) 农村土地整治定位的意义
1. 破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标准约束难题。
国内非城市建设用地的布局不集中、面积偏大, 还时常在市县土地管理里游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改革是以村庄用地非同小可的潜力作为基础的, 村庄土地整治是处理城镇用地标准与耕地补占平衡两大障碍的重大战略选择。
2. 破解农村建设集约用地的现实瓶颈难题。
贯彻执行政策的重难点都在农村。这当中进一步开展城乡土地管理政策变革, 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用地集约化的关键在于创新机制与否, 打造现代中性化社区。唯有在创新机制上取得了成功, 才可以为破解农村建设集约用地的现实瓶颈难题带来可能。
(二) 农村土地整治的选择与创新
1. 农村土地整治的选择。
农村土地整治关联到的行政机构很多, 对农村土地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造成消极影响。在对经济、社会和生态进行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制定具体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推进城市和农村统筹发展不可或缺的方式。就乡村土地整治制度革新来讲, 务必对部分制度设计思想予以转变。
2. 农村土地整治的创新。
土地整治应该规划先行, 尤其当用县域作单元, 探索乡村空心化生命周期, 形成程序式整治模式;土地整治建设应该把握好时间节点, 并经得住实践考验。重视规模效应, 保证刚建村庄不会马上变成未来的空心村。乡村土地整治也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采用多种技术指标以及管理方式。
四、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与农民权益保护
(一)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 增强第一产业规模效益, 加大力度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这即要求形成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从而调动农民积极性,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 形成适当的规模经营。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保护耕地的费用不应该仅由管理土地的县乡级地方行政机关以及承包耕地的村民完全承担, 中央与省级行政机关亦要担负有关的费用, 从事非第一产业的人们均须担负一部分的费用。
(二) 土地收益现状与征地制度的革新
1. 土地收益欠合理。
从表面看来, 是征地和卖地价格存在剪刀差, 实质上却是运作机制的问题。站在农民的角度看, 是应该享有全部的土地财产权;但是站在政府的视角看, 却为着实转变职能, 对部门以及不同级别行政机构间的关系予以整合。
2. 革新土地征用制度。
其一, 对公共利益予以清晰的界定, 对行政机构征地活动予以规范。对于不是经营性的用地, 可使用征地的方式同时予以合理补偿;对那些经营性用地, 应该在土地使用宏观规划等的管控下很好地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效。其二, 从征地补偿到征地市场定价。要不断深入地探究征地市场化补偿机制发展结论的成立性。土地征用制度需要从用途、价格双管齐下转向仅有的用途管。
五、结论
本研究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 对成都市郫县的已有经验予以了总结。郫县根据城乡统筹、城市带动农村以及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思想, 为保护耕地的村民提供经济补偿, 催生了城乡社会和谐发展。只有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很好地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以及资产, 才能更好地使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谭术魁, 彭补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流转的支撑体系研究[J].财经研究, 2002 (10) .
[2]杨继瑞.城乡统筹视角下郫县住宅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R].西南财经大学, 2009 (12) , 11.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8
一、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 土地流转制度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50年, 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改革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从而真正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农民拥有的土地享有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使农民权益得到最大保护, 极大释放农村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据统计, 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28%, 1952年比1949年增加40%。所以, 第一次土地改革是成功的。
第二阶段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 1952年到1956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运动, 农村经历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到完全归农民集体所有的过程。特别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 完全消灭了农村土地的私有制, 实行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中在国家手中, 农民与土地不再存在任何的关系, 也就无所谓的土地流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一些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 影响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阶段是在1978年, 我国实行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出现分离, 建立了农村集体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制度。1984以后, 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方式, 国家从法律上确定了土地流转制度。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这在实践和制度上拉动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因此, 改革三十年来,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都在坚持农村集体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 始终比较关注农民权益的问题, 不断完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尽管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但应该说是成功的。
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过程看, 土地制度改革的设计, 主要是看其改革是否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能否解放农村生产力,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 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程度。只要能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确保农民在土地经营权上的自主性, 农民生产积极性就高, 农业生产就能稳定发展。反之, 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发展, 甚至出现停滞。这就是从土地制度改革演变过程中所得到的启示。
二、基于土地制度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分析
(一) 制度及土地制度的作用。
所谓制度是由人类设定的, 制约人们经济行为成文规范。现代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制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样, 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和农民权益保护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当前, 我国土地制度面临诸多矛盾。一方面我国土地资源紧缺,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 不及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全国有600多个县 (区) 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全国7亿农民生存需要依靠土地, 而耕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 我国耕地净减少6, 000多万亩, 大量耕地的撂荒又加剧我国耕地紧张状况。同时, 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采用“普占”或“均分”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 农业生产基本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为基础, 土地规模小、每户农户平均经营面积不足0.5公顷, 大体相当于日韩的三分之一, 欧盟的四十分之一和美国的四百分之一。从根本上无法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 这就形成我国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农业生产率不高的原因。因此, 需要进行对土地制度进行创新, 突破制度性障碍, 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另一方面, 土地是“三农”中重之重的问题。土地不仅涉及国家、农村集体与农民间、以及农民与农民间、农民与企业间各种的利益关系, 而且还关系到农村稳定、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从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关系中利益的摩擦, 尤其是对农民权益损害的问题。因此, 如何协调好土地流转中的各种关系和保护农民权益, 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完善的土地制度。
(二) 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表现。
农民的土地权益主要有:一是与土地征用相关的权益, 主要是各种土地征用补偿金。主要存在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期限短、补偿形式单一等问题。一是土地流转中的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益是指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上的发展, 农民土地流转的权益受到侵害现象越来越多, 其主要表现为:
1.农民作为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失去其独立性。《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流转应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强调土地流转主体是农户,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同时对土地流转进行限制, 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但在实际中, 普遍存在村集体随意缩短土地承包期限和增加土地承包费用、强迫农民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等违约侵权现象屡屡发生。有的地方基层政府和村民组织为了地方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 与民争利, 以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调整农业结构为名, 不经农民同意强制农民承包地进行流转, 甚至以行政命令手段, 对土地流转下达指标、限制土地流转完成时间与面积, 一些基层政府为了政绩, 借土地流转之名, 长时间和大面积地把土地租给工商企业, 改变土地农业用途。这种完全不顾农民意愿的行为, 严重损害农民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所应享有的利益。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益低, 没能体现土地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税费负担增加以及粮食价格下降, 一方面出现农民卖粮难和种粮亏本不赚钱, 土地收益下降, 严重挫伤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同时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特别是在农村传统产粮区, 农民间土地流转相当一部分是无偿的, 即使是有偿的, 其流转费、租金是很低的, 根本不能体现土地的价值, 造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另一方面, 由于土地大量撂荒, 出现了土地收费难的问题, 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积极介入农民土地流转, 出现了土地反租倒包和土地股份制等种种土地流转方式, 这些土地流转方式也存在对农民权益损害。如土地反租倒包, 先是集体组织把农民土地租过来, 再以农民名义与其他农业经营者签订合同, 集体组织从中获取租金差额。由于农民与集体组织间信息不对称, 这种土地级差地租主要由集体获得, 农民所获的土地收益很有限。
3.土地延伸的权益保护得不到保障。在我国, 土地承载农民诸多社会保障的功能。首先土地具有生存、医疗和养老的功能。据报道, 2008年农民纯收入不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改革初期的2.57∶1扩大到现在3.23∶1。农民低收入必然影响农民的生活、医疗和养老。而在农民收入中外出打工收入即工资性收入约占38%, 农民70%收入主要是依靠土地而获取的。所以在农村土地不仅是农民从事生产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为农民生存提供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 而且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是农民医疗和养老的最主要保障。其次, 土地具有就业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有近一亿多农民转移到城镇。但是农民工在职业选择、儿女教育、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一旦经济发生波动, 农民工就无法在城市生存, 必须回到农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2, 500万农民回乡就是一个例证。在我国近几年的土地流转过程中, 却很少或不考虑土地这一社会保障功能的作用。一是土地流转收益中的转包费、租金和转让费, 没有含有这部分农民的土地延伸的权益。二是各地实行“土地股份制”, 搞农业规模经营, 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 土地所能接纳劳动力越来越来少, 造成农民既失地又失业。据统计我国每年有200至3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已高达4, 000万人~5, 000万人, 其中有30%左右处于无业或离岗状态。
(三) 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原因。
我国现有土地制度主要体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上。农民土地权益受到损害主要源于土地制度本身缺陷和制度性障碍。
1.土地产权关系不清晰。
首先, 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置、所有权不完全。在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物权法》对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作相应的规定, 都确立了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这里集体土地所有的主体就有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等。但在法律又没有明确界定集体是谁, 如何组成, 谁来代表, 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农民又如何行使权益。造成实际中把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 而真正又是由村主任或村干部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实际的代表者。这种土地产权混乱和所有权主体不清, 必然会损害农民权益。同时国家对集体土地享有太多裁量权, 因此, 农村集体组织对拥有土地所有权又是不完全的、残缺的, 这也会损害农民权益。其次,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不整、不明确。有关法律对土地承包期限规定过短, 使农民对土地无法产生预期利益, 农民承包土地无法象“四荒地”进行抵押, 农民承包土地向本集体组织外的单位和个人流转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 一项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包括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 而实际上农民对土地拥有有限的处分权。
2.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
《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在自愿前提下, 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土地如何进行流转, 法律上对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程序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 并没有在制度上设计一套统一、规范、具体、可操作性的程序。这样在实际土地流转中形成了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土地流转过程暗箱操作等违法违规现象, 从而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
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农民土地权益受损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制度缺陷与缺失。因此, 解决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消除制度性障碍和解决制度性缺失的问题, 多角度强化农民土地的权益保护。
(一) 构建和完善土地的法律及政策体系。首先, 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有人认为改革土地制度, 就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不适应中国国情,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条件下, 土地的私有化会使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农业, 加剧土地兼并, 造成土地大规模集中和土地排斥农民, 使农民既失去土地又失业, 从而引发许多社会矛盾, 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所以, 土地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前提下, 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其次, 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界限。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必须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 强化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 使农民真正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益。再次, 农民土地权益受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自身法律水平低, 法律意识薄弱, 缺乏对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因此, 加大对《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自身法律水平和对自我权益保护意识。同时, 推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约束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土地权益行为。
(二) 规范和完善土地流转程序和土地流转方法, 保证农民能够在自愿条件下依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不仅关系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而且关系到农民自身利益, 所以在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前提下, 按市场要求建立合理土地流转机制, 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首先要建立一套规范、具体、可操作性的土地流转程序, 防止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暗箱操作和违规操作, 确实保证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不受剥夺、不受截扣和克扣。其次,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市场。政府主要通过土地流转服务市场为农民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农民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服务市场了解土地供给与需求、土地价格和土地质量等相关的信息, 促使土地流转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能直接交易和公平交易, 以减少土地交易违法和违规的行为, 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权益不受侵害。
(三)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据统计全国农村人口社会保障覆盖率仅达到30%, 面临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严重缺乏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土地承载农民的生存、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 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了更好保障农民权益, 首先, 在土地流转中必须考虑土地保障功能。通过或把土地流转的租金、转让费和征地的补偿金一部分, 或以土地作为入股等方式作为建立农民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制度的保险资金重要来源。其次, 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就业能力低。要加大免费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程度, 提高就业的能力, 减少由于失地而失业现象。第三, 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多, 据统计, 目前全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只有20%左右, 近80%农村人口无法享受任何医疗保障。同时, 大多数农民尚无养老保障, 只能依赖土地来养老。因此, 国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 以减弱土地保障功能, 保证农民权益。
(四) 发展农民各类组织。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与土地权益问题上长期处于博弈状态。但集体经济组织一方力量过于强大, 而农民一方力量过于弱小, 没有自己的代言人, 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首先, 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 实行农村民主自治, 通过民主选举, 使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替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其次, 发展各种农民专业合作化组织, 国家在财政、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扶持, 促进各类农民专业化组织发展。
四、结语
随着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 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问题主要在于土地制度的缺失和障碍。因此, 突破制度的瓶颈, 进行制度创新, 是解决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的关键, 也是促进我国土地流转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毛育刚.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郭大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梅付春.失地农民合理利益完全补偿问题探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9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9
关键词:农业,农村土地流转,对策研究
一、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土地流转的市场还不够健全。
在当前农村, 还没有建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机构。农村土地转让信息的传递方式也很滞后, 主要靠亲戚、朋友或村组干部的交流, , 经常是要转的转不出去, 要租的租不到, 信息错位, 土地流转交易缺少一个必要的平台, 难以形成有效流转。同时, 土地流转还涉及土地评估、谈判、签约、公证和登记等诸多环节, 而这些并不是农民和村组干部就能够完成的, 它还需要各类中介服务组织的参与, 才能使土地的流转行为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目前农村这方面的中介组织几乎为空白。
(二) 土地流转的程序还不够规范。
农村土地哪些可以流转, 哪些不能流转, 怎么流转, 要办哪些手续才能合法化, 目前还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规定或可操作性办法。
(三) 土地流转存在违背农民意愿的现象。
有的地方政府以加快城市工业化、调整农业产业化为由, 动用国家机器, 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将农民的土地征过来, 将生地变为熟地, 再转手卖给开发商, 用于经营, 与民争利, 激起民愤。对土地流转所得也没有公开透明, 没有按标准补偿到位, 擅自将资金滞留村级挪作它用, 很多村民土地流转后就业、养老保险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四) 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滞后。
解放后, 我国市民的医疗、劳保、丧葬、抚恤、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已逐步建立起来, 而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却远未形成。所以很多农民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 仍然觉得根在农村, 农村的承包地宁愿抛荒也不放弃或流转,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流转。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意义
(一)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土地流转, 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入股、转让、出租等流转形式, 将连片抛荒地集中由少数人来开发经营, 既可以防止土地抛荒, 又可以达到合理利用土地, 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二) 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通过土地流转, 使土地相对集中, 部分农民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 有利于解决土地使用权的分散化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过去主要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生产、产品都形不成规模, 市场竞争往往处于劣势, 一些有一技之长的种田能手要求扩大规模经营或经营项目, 却缺乏土地。土地规模化经营, 弥补了土地分散经营的缺陷, 有利于大中型机械和高新技术的推广, 降低农产品的单位成本,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从而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 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水平, 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
(三) 有利于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土地的流转使一部分农民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到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土地流转还将改变部分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化状态, 解除土地对这些农民的束缚, 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洗脚上岸, 成为彻底的工商业从业人员。
三、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点思考
(一) 坚持正确的土地流转原则。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前提是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原则, 允许土地流转, 不是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否定, 而是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发展和完善。推进土地流转, 要正确处理土地流转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 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二)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法律法规。
中央已经明确允许土地流转, 承认农民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 但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 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一条款明显与《土地承包法》相悖,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也与当前中央的精神相悖, 建议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 将其中有关限制土地流转的内容予以删除。
(三) 培育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运作, 可以使土地流转由地下走向阳光, 由无序走向有序, 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减少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的空间, 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从而客观真实地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为此, 一要规范流转程序。二要建立土地流转机构。三要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
(四)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一是改革农村户籍制度, 打破农民身份的限制, 农民进入城市, 只要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居住场所, 就可以依法办理城市户口, 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小孩上学等方面就享有其他市民同等的待遇。通过政策引导, 减少农民对土地的直接依赖, 鼓励农民离土离乡, 进镇入城安家经商。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大力发展劳力密集性产业, 引导农民就地就业, 减少城市吸纳人口的压力。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城市化进程, 着力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四是培植农业龙头企业,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不断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五是加快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 彻底解决农民依赖承包土地养老防病的保障功能, 消除农民离土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田宝玉.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农民利益的保护[J]农业经济, 2004 (9)
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 篇10
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属性及功能
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拥有的各种权利类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总和,也有学者称其为地权。[2]
土地的属性决定了土地所具有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土地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土地具有经济的功能;而土地的资源属性则决定了土地具有环境、生态、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其最重要功能一是财产功能,二是生产资料功能,三是社会保障功能。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以及小农经济背景之下,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功能以及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土地的这一特性直接对建立于其上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属性与功能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土地财产权与作为其客体的土地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是由土地财产权的结构因素决定的。[3]土地财产权不仅包括作为其主体的人的因素以及作为其客体的物(土地)的因素,还包括主体对客体评价的价值因素。土地财产权客体因素的特殊性(土地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决定了土地财产权区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其负载了更多的信息,承担了更多的功能。
而对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而言,其属性与功能与作为其客体的农村土地的属性与功能是一致的。但是,农民土地财产权不仅其客体因素具有特殊性,主体因素以及价值因素也与一般的财产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而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为农民,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事实上,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现在的社会现实均表明,农民仍旧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歧视,受到制度性的歧视,[4]从农村土地的五次变革中可以看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质上是土地承包格局的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至于变革之缘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认为,前四次变革更多是政治推动的结果,而第五次变革则更多是农民自主尝试的结果;前四次变革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而第五次变革则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满足,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农民对土地财产权的享有。“任何土改,都不过是国家权力介入农村土地产权的政治进程,这个政治进程是暴力的革命抑或是和平的改良,不过是不同资源和环境下的历史选择。”[5]
2. 变革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从权利的视角来看,农村土地的五次变革反映在农民土地财产权上则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的变革。对于所有权而言,其发展趋势为“农有”到“公有”,农民很难通过所有权享受到土地的利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上;而对于使用权而言,前四次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更多是“公用”,[6]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收益,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民开始分享到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即“农转非”后所获取的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日益受到重视。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随后的改革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开始萎缩,一方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身的缺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家政策或法律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限制所致。前者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不明。尽管新颁布的《物权法》明确了其物权属性,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给予其充分的物权待遇,其强调的是行政上的管制,而非对私权享有的保障。对于后者,主要表现在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和政府征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的设立以及农业服务于工业的政策指引,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的收益的权能很大一部分被剥夺了,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是其收益主体却并不是农民,而是房地产商或者政府,对于农民而言,其土地财产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权利。“21世纪上半叶,保护中国农民权益的首要任务应定位于实行具有法治意义的、包含公平正义价值的具体权利立法,依法有效地保障农民之经济社会权利。”[7]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现状分析
1. 静态的权利冲突现状
静态的权利冲突其本质是在现行体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可以分为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
外部冲突指的是农民或者农民集体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在权利上具体表现为国家地权与农民地权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由国家实行“土地一级市场的国家垄断制度”引起的,即农村土地只有通过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其直接结果便是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及增值被国家合法剥夺了,农民只获得微薄的补偿,其土地财产权的收益权能无形中被限制或者剥夺了。尽管现实中农民采取了各种方式尽量地实现其土地财产权(如小产权房现象),但由于与国家法律与政策相抵触,此种收益具有很大的风险,农民土地财产权依旧很难发挥其财产功能。
内部冲突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个体与集体的权利冲突,二是农民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首先,农民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体现在农民个人的成员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农民个体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体现在对如何保护作为一种身份权的个人成员权缺乏充分的法理基础以及法律支持,例如农民个人在集体中享有什么权利,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享有什么样的决定权,法律对此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表现在以集体的名义进行土地调整时经常会损害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征收补偿是以补偿个人为基础还是以补偿集体为基础,农民个人处分土地与集体利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其次,农民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一是体现在农民身份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对于以此身份为前提而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因此也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此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家庭承包和家庭成员个人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主要是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和近现代民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制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农民个人拥有的地权在分家析产、继承、权利转让等过程中,农户家庭内部出现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8]
2. 动态的权利变动现状
动态的权利变动现状主要是指因农村土地的流转引起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变动。这主要可以从流转的主体、客体以及流转的规模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对于流转的主体,可能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农户以及集体。农民与农户主要为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其存在的问题在于其具有身份属性,而此种身份属性,如以上所论述,会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变得不确定,因此会影响到其权利的享有;而对于“集体”而言,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模糊的,现实情况是村民小组、党支部、以至村干部都有可能成为实际的权利主体,这就容易造成权利纠纷。其次,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自由流转的农村土地基本上不存在,只有四荒土地允许以较多的形式进行流转,其他土地则设置了较多的限制或者根本就禁止其流转。此外,对于流转的规模而言,由于各地之间土地集中程度不一致,许多地方土地的流转是分散的,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的要求。因此,受户籍制度和土地承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以及法律规定的限制,土地的财产权职能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土地流转并不充分。
三、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体系构建
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属性与功能以及其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与分析,其根本目的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首先必须确立保障的宗旨以及原则,其作用在于确保保障具有更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其次,在抽象的宗旨与原则的指导下对农民财产权进行具体的保障。
(一)保障体系构建的宗旨与原则
1. 保障体系构建之宗旨
笔者认为,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之根本目的在于让农民能够自主充分地分享到最大化的土地收益。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要能够让农民分享到土地的收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指农民能够自主地分享到土地收益。所强调的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即应该立足国情,充分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其利益;三是农民能够充分分享到最大化的土地收益。这里所强调的“充分”与“最大化”,本质上是应该发挥土地的最大价值,这就需要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一个相应的配套制度,确保农民享有完全的土地财产权。
2. 保障体系构建之原则
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对其保障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保护原则;二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与政策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国家管制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强调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国家经常以政策和立法歧视农民,在土地权利上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其最突出的表现为土地征收的公益性泛化,土地征收程序的透明度低以及征地补偿不公正等。尽管《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但在现实中却依旧积重难返,因此,坚持贯彻此原则依旧任重道远。原则二也是针对我国现实国情所提出的。对于国家而言,其对农业的治理依靠的是政策而非法律,而相当一部分政策缺乏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如此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是相当不利的;对于农民而言,其对农业的经营经常是依据乡规民约,即学者所称的民间法,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排除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依据所谓的乡规民约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这是应该禁止的。由此可见,不管国家还是农民,法律的作用都被忽视了,其根本后果便是农民土地财产权被侵害。因此,只有在遵守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够灵活运用政策与民间法治理与经营农业。原则三之所以强调国家管制,这是由农村土地的特殊属性与功能所决定的。但是,管制应该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与村民自治相结合。这里的村民自治,从狭义上理解即是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让农民自主行使其所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国家土地改革与相应的政策立法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性和意见,不能将其排斥在外。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体系的构建
1.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静态保障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静态保障其目标在于解决如上所述的农民土地财产权静态的权利冲突问题,其关键在于确权。确权问题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确权之依据问题;二是确权之内容问题。对于确权依据,有学者认为,“依据一是国内外现代所有权理论内涵的新发展,即西方‘权利束’概念及我国学者孟勤国教授‘物权二元结构论’的提出,为个人所有权在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提供了现实理论指引;依据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其历史渊源,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都是依靠强制力维护公有土地以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对土地私有权予以确认,而且还以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保护;依据三是经济学从利益角度也专门深入探讨了权利,利益的保障来自于利益主体法律权利的有无以及权利的大小。”[9]对于确权之内容,其关键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种类、主体、客体、内容进行梳理与确认:
第一,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种类,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之下,主要以农地物权为核心,包括农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农地抵押权等物权,也包括农地承租使用权、借用权等债权。[10]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种类的完善,在《物权法》颁布后,现阶段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对现行法律确认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种类依据其性质修改或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
第二,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主要包括所有权主体以及使用权主体,具体表现为集体、农民、农户。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集体的虚位问题,二是农民与农户作为一种身份的不确定性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应该认识到其不仅为法律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应该综合考虑,一体解决。此外,“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后,农民应成为土地交易的谈判主体。这样一来农民既可以从土地增值、交易中分享或者直接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1]
第三,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客体的确认,主要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的,在《物权法》将其确立为物权之后,应该强化其物权性质,保障农民对其承包地的支配权,禁止随意地调整承包地,损害农民的利益。
第四,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内容的确认与保障,关键在于解决农民对其土地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的协调问题。正如以上论述所示,土地所具有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其权利主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国家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也必须进行相应的限制。但现实表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由于国家政策或立法的管制,其权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被合法地剥夺。具体表现在农民土地财产权处分权能以及收益权能的缺失,其直接后果便是农民大量抛荒耕地,取而代之的则是小产权房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违反法律与政策的权利行使情形不断产生。“法律若不被信仰,便形同虚设”,[12]对于农地立法而言,其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国家的管制不应该改变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私权属性。其解决之道,从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国家基于农地的正外部性(公共利益)对其用途进行管制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对于此种外部性所产生的成本(农民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而丧失的可得利益)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才能保障农民享有完全的土地财产权。
2.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动态保障
首先,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动态保障关键在于构建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流转有利于土地财产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在市场机制之下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本化收益。但在现行的制度体制之下,农村土地的流转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其关键在于对农村土地流转所获取的土地资本化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此种利益分配格局主要涉及到政府、中介组织、集体、农户、房地产商。相对于政府、中介组织、房地产商,农村集体以及农户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利益分配时,弱势一方的利益必定会遭到侵害,因此,此种分配格局的改变关键在于增强弱势一方的实力。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家应该对以政府为代表的强势一方的权利(力)进行限制与约束,另一方面应该保障农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即应该完善作为农民利益代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从经济学的视角而言,由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一直没有第三方的保护,所以土地的流转过程也就只是国家和农户之间的博弈。在此背景之下,面对拥有巨大暴力潜能的国家,农民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与国家抗衡。但是,国家的干预仍旧是无孔不入,这体现在传统上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在此思想的主导下,国家就能以一纸命令达到国有化的目的,而不用采取诸如赎买等有偿的方式。或许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言,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国家之意志,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土地权利就要改变,此时的土地权利更像是由国家施舍的而非当然享有的。因此,建立与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从法律视角而言,应该对其主体地位及享有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便充分发挥其作用。
此外,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还应该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这主要包括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和其他制度。前者主要指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登记与确认制度、地价评估制度、地价公开制度、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后者主要指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13]
摘要:土地的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决定了土地财产权不仅具有财产(经济)功能,还具有环境、生态、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以及价值因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具有区别于一般财产权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过去受到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开始受到重视,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关键在于静态的确权保障以及动态的权利变动保障。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篇11
最高人民法院前不久下发了《〈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为人民法院更好地审理涉农案件,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流转行为,要依法确认为无效。以股份合作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着重审查入股行为是否符合农民意愿,严防因股份合作导致农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法律规定的征地用途和目的,将是否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对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予以合理补偿,将是否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作为认定征地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北京 袁定波)
中央投资支持农村
邮政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前不久安排2亿元用于支持西部农村地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包括西部农村营业投递网点建设、西部农村邮路和投递网路建设、西部农村网点信息化建设和基层机要通信网建设等。
土地流转与农民的社会保障 篇12
一、概念澄清
1.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主要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主要形式包括转包、互换、转让、租赁、反租倒包、入股、拍卖等。
2. 农民的社会保障。
农民的社会保障, 主要强调面向农民群体。其内涵和外延与一般的社会保障一致。指国家 (以政府为主体) 和社会依法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 在农民年老、疾病、失业、灾害、伤残或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 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使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制度体系。
二、“土地流转与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
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 主要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通过土地流转, 可以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撂荒和闲置问题,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对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土地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但是在我国特殊经济制度影响下, 长期以来, 土地也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保障载体存在于农村社会。农民的就业、基本生活、养老、医疗仰赖于土地。费孝通先生描述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时对于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特殊关系和感情的阐述很清楚地指明了这一主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中国农民“离不了泥土”, “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他们“粘着在土地上”, “向土里讨生活”。即“农村土地承载着农业生产与农民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然而,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就像它必然成为我们的重点生活“话语”一样, 土地流转成为农民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土地流转过程中, 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如何从流转的土地上剥离?土地流转后, 这种土地保障功能又如何能够在农民身上保持延续?如果无法延续, 我们有何替代性选择?如果替代性选择成为可能, 那么它的具体路径和框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农民的制度性社会保障安排长期缺失的情况下, 土地流转直接加速了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求解的迫切性。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论述, 对于土地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 主要有两种观点。土地制度改革研究者普遍从促进土地流转的角度出发, 认为农民制度性社会保障的缺失阻碍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制度性社会保障制度解除这种障碍, 从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加速农村土地规模化,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益, 推进城市化进程。制度变迁研究学者何·皮特也指出, 在农村土地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就业和“最基本生活保障”等社会福利保障情况下, 为了保证公平性, 政府会频繁地调整土地, 并分块处理。“这样做导致土地使用权的高度分散, 农业的经济规模效应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当然, 他还指出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面临的困境, 即可信度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可信性降低, 土地流转加速, 政府无需继续频繁地“再”分配土地。但我们认为在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合理地转化, 即他们没有完整地转化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 政府依然需要继续频繁地“再”分配土地。因为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 农民工依然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承包权。也就是说, 农业生产要实现规模化经营, 必须先解决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剥离问题。另一部分研究者则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 认为农村的土地保障功能阻碍了农村制度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一方面, 政府会以土地具有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职能为借口放慢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 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心放在城市;另一方面, 农民由于土地具有的保障功能而降低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影响了农民社会保障的参保率, 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因此, 将土地流转看作为农民建立制度性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契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缺乏和农民筹资能力的低下, 土地流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即“土地换保障”。这两种观点角度不同, 但都基于“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 而且这种保障功能必须剥离”这样一个共识。因此, 问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着眼点:土地流转后如何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归纳学者们的建议和设计, 主要有五种:第一种, 通过城市化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种, 通过土地私有化制度挤出农民。第三种, 让企业进入农业兼并土地, 形成规模经营。第四种, 以村社制度为基础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第五种, 通过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流转的步伐, 用土地流转的收益建立农民社会保障, 即土地换保障。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几种设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建立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代替土地的保障功能, 如第一种和第四种设计。这种类型实际上是指通过城市化的发展将所有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其主体是政府。该方案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的实践中面临很多问题, 包括制度性的限制、政府公共资金来源的不足等。第四种村社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 是温铁军以我国是“典型的东亚小农村社经济”为制度基础提出来的。它的实施也面临很多制度性障碍, 例如土地制度、纳税制度等。这种类型是尽可能地实现土地保障功能的存续, 如第二、三、五种设计。这三种设计都将尝试从土地上寻找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 即通过土地的收益实现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目的。而且, 都以土地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和产出率为基础。其中, 第二、三种由于涉及意识形态 (1) 的问题和我国农村土地、人口方面的特殊性, 受到众多的批评, 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第五种“土地换保障”, 既是一种设计, 也是一种实践。1993年始于浙江嘉兴, 主要用于失地农民, 后以不同的方式逐步扩展到东部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发展到如今, 随着土地流转进程的发展其实质也从是用农民被征用土地时获得的补偿为其建立社会保障, 扩展至农民在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所有的流转形式让出承包土地时获得的收益为其建立社会保障。由于它基于土地的收益和地方的财政能力, 从长远来说也由于这两个因素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财政压力问题、保障项目和范围问题等。另外, 农民群体对于土地流转的认识和流转收益的安排也会影响土地换保障的实现。例如, 根据陕西省西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西安许多被征地农民并不愿意参保。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城镇职工退休待遇增长较快, 被征地农民以其为参照进行比较, 认为自己养老保险的待遇偏低,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状况下, 基本生活缺少长远的保障, 所以不愿拿出钱来参保。
三、控制关键因素之后的“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社会保障”
综上所述,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紧密相连, 互相影响。土地流转过程中和流转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兼具制度和现实的复杂性。既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涉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既涉及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问题又涉及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问题。而且, 与我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密切相关。但是, 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那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控制了这个关键变量, 我们土地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会以更为清晰的图像呈现出其间的关系变化。
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的职能。土地流转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密切相关:有效、快速的土地流转需要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通过有效的土地流转利于农民社会保障的创新。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农民的就业、基本生活、养老、医疗、教育问题, 最终都指向农民、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目前,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比较成功地将农村的社会保障从土地上剥离出来, 也比较好地处理了土地流转和农民的社会保障之间关系的途径和方式无疑是“土地换保障”。但是, 由于该方式基于土地的收益和地方的财政能力, 它的可行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实际上取决于实施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如果实施地经济发展迅速, 财力充足, 农民群体对土地流转受益的安排预期满足程度高, 就会顺利实现土地对农民社会保障职能的剥离。土地顺利流转, 实现规模经营, 效益提高;农民通过土地的流转, 获得更高的收益, 基本生活、养老、医疗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解决。长远来说, 也为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例如, 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城市的市郊地区, 大部分农民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就业和更好的收入, 自愿离开土地, 又具有良好土地经营实力的土地流入主体进行承租、经营, 确保收益。通过其他途径和就业机会的收益和土地流转的收益维持基本生活、积累养老资金、提供医疗和教育经费等等, 农民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相反, 西部地区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则不然。在这些地区, 经济发展缓慢, 就业机会偏少, 土地是农民的主要就业载体。在土地能够获得带来稳定收益的地区, 大部分农民不愿转出土地;在土地效益不高和非适生区, 又缺乏有力量和能够确保双方收益的转入主体。不仅土地流转规模小, 而且数量少。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的实际收益的影响, 少部分转出了土地的农民, 其获得的收益也非常有限。在甘肃某些地方, 转租一亩地每年仅仅100元钱。而且土地承租方租种这些土地, 继续使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作物的种植。他们承租土地的原因主要有下面两种:一是本人因身体、家庭等原因无法外出务工, 通过增加土地面积和自身劳动增加家庭收入;二是家庭或家族, 甚至亲戚方面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代为耕种。有“助人”的性质, 有的已经代为耕种土地十多年, 从来没有付过任何费用。除了村组的公有土地之外, 他们承租土地的另一个来源是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户转出的土地。通常, 这些农户都是外出务工十多年, 在外有很好的就业和发展基础的青壮年。
土地流转, 需要土地的转出方和转入方, 即供方和需方。而土地流转实现的基础是保证参与流转的双方都能够获益或者“有利可图”。地方的经济发展迅速, 居民生活水平高, 各项公共设施完善, 社会保障发展水平高, 土地流转市场就会活跃;土地流转渠道畅通、发展迅速, 就会增加农户收入, 促进当地的经济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反之, 则不然。由此可见, 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 在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剥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鉴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是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社会保障建设相互促进, 是“土地换保障”能够良性运行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 在经济发展迅速、财力充足, 土地收益基本确定, 医疗、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繁荣的区域, 可以借鉴和创新“土地换保障”的经验, 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的收益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前所述, 尽可能更好地保持土地保障功能的延续, 逐步推进土地流转的实现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在不具备上述良好条件的区域, 特别是经济发展迟缓、各项社会事业都比较落后的地区, 可以尝试以政府的力量为主建立适合当地最低水平的、普惠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可以通过逐步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 还原土地纯粹生产资料的性质和减轻农民对土地的过分依赖促进土地流转的实现, 也与政府近年来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取向相一致。
摘要:长期以来, 土地承载着农民的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土地流转成为农村土地改革的核心内容。土地流转后, 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办?鉴于此问题, 文章在精心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尝试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变量之后探讨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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