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养老保障

2024-06-09

农民的养老保障(精选11篇)

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1

一、当前中国被征地农民面临的养老风险

1.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仍作为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方式而存在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主要表现为: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四二一”的家庭模式逐渐增多,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必然随之而减弱,如果缺乏有效确实的保障力量的加入将会给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带来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年轻一代受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孝敬赡养老人的道德价值观念也发生着淡化,新一代年轻人也深受社会竞争压力等问题的困扰而成为影响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与否的因素;再次,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空巢”老人的出现,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工作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切实下降。被征地农民中很大一部分都表现为年龄较大,身体素质较差,受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在缺乏土地切实保障状况下家庭养老功能基本难以持续。

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不完善。全国各地在针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的缺失积极探索制定了相关政策,具体可分为六种类型:一是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二是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三是就这一特殊群体建立具体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五是将其纳入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六是将其纳入商业保险模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对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视,这些政策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农民解决了一定的后顾之忧,基本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被初步确立,但由于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在中国各地初步尝试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仍存在一些实际持续运转等困难。

3.缺乏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在土地征用之初,被征地农民的生活还是可以在一次性补偿的支持下安稳度过,但随着时间推移,受农民收入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和年龄等的影响,被征地农民的后续养老保障问题较大。一方面,不少农民个人缴费能力是很有限的,持续性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政府出资支持的话具体责任难以到位,在出资机制上政府所缴纳保险费用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取,加上各地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大量投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物价上涨,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也必须做出相应提高,这样无形中带来了很大的资金短缺漏洞,这个问题也是影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4.立法滞后与相应保障机制缺失。立法滞后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督监管运行体制,由于受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影响,中国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目前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尤其是在制度的运行,资金的管理监督和资金的保值增值方面都难以达到法律层面的规范。此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层次过低,除了有借用商业保险之外各地的养老保障制度试行还处于村级范围,再加上部分村组干部素质不高,村务事项公开流于形式,财务公开缺乏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土地征用费用以合法或不合法的形式流失,严重损害了这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应法律规范的滞后和保障机制的缺失也影响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攻坚阶段,城市化的发展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化的滞后会影响到中国人地关系趋于紧张,导致农业劳动生产力降低,导致中国城镇第三产业缺乏动力。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又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之间是一种紧密联系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其相互促进的积极效果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保障体制更加完善和谐。近年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被征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合理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到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有效征用。

其次,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关注到占广大多数农民的切身利益,增加农民收益,健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近年来由于被征地补偿安置引起的争议屡见不鲜,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音符,征地是社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一种必然现象,却成为引起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好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利益的补偿及后续的养老保障问题。

此外,完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根本出发点是要维护农民切实利益,实现中国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发展。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差较远,鉴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快速实现城乡同等的社会保障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不断缩小差距逐渐接轨才能最终实现城乡养老保障的一体化发展。

三、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体系

(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原则

1.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较快发展,因此对建设用地保持着较高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造成了建立和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现实需要,但在较短时期内以较低征地成本获得土地的现状也是必须面对的,在建立和完善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初期只能从低水平广覆盖开始,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的欠发达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开展必须以当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现状为基础而展开。

2.坚持集中管理下的分类指导原则。在中国建立统一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基本需要,但必须在此前提下根据中国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则进行分类指导,制定出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需要。

3.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实行三方分担原则。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养老保障资金如果全部依靠国家来拨款会在无形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无法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建立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在土地的征用过程中,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集体和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征地补偿金,这就要求在保护被征地农民的保险权益是,当地政府和集体以及个人必须共同分担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保证兼顾效率与公平。

4.确保城乡制度相衔接原则。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最终归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与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应该是相区别体现各自特殊性,又应在两者之间保留一定的相通与兼容,以便实现最终意义上的衔接与统一。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确保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基本需要。

(二)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

1.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目前来看中国的土地征地制度有失公平,主要是因为中国征地补偿是根据土地的原有用途即农业用途来补偿的,这显然是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背道而驰的,因此对于征地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应该是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在原来的征地补偿制中包括土地原有用途补偿损失、附着物和青苗损失补偿和迁移安置补助,因此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几项补偿,包括社会保障费用补偿,鼓励建立专项社会保障基金并由政府集体和个人集体出资保障其顺利运行;其次还包括土地新用途的增值补偿费用,现实表明,这些土地被征用后会较之前农用时期产生巨大的级差地租,并且农民应该享有这部分增值后的收益,以便用于由于通货膨胀后的生活贫困带来的养老保障等问题;最后还可以针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相关教育培训,及时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信息普及和技能培训,真正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合理确定缴费及待遇水平解决资金问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与平衡是确保此项制度顺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落实养老保障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及保值增值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实行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模式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模式,实行三位一体的部分积累制,政府出资不低于保障费用总额的30%,并且资金直接从土地出让金中直接划拨到统筹账户;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费用总额的40%;个人缴纳部分则可以从安置补助费用中抵缴,并且在缴纳时间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收入的不稳定等因素,实行有一定弹性制度的保障金缴纳,可以按月、按季或者按年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缴纳。

3.建立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在中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强制实行的,但政府仍有责任对这部分农民参保进行有效引导,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向被征地农民宣传该制度的意义及农民参保后的受益情况,消除农民心中的怀疑态度,增强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变被动消极参保为主动参保。需要确保被征地农民在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让他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尊严,有效促进其再就业。

农民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时,安置这一部分农民实现农民土地换保障的转变尤为重要。政府在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生存保障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其发展保障,增加其社会竞争能力,逐渐改革中国目前的农地产权制度,还以农民最大限度的保护,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普惠养老的三重考验 篇2

但是,如何保證国家养老这一惠民政策早日落到实处,还有不少让人忧心的地方。

首先是财政支持力度让人忧心。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我担心的是地方财政能否及时足额支付。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后,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如果不能保证地方出资,国家养老的政策就会打折扣。

其次,基础养老金是否每分钱都能进入到农民口袋?之前,关于农保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国务院以及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曾多次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依然发生了云南省红河州民政局原局长罗理诚挪用6000余万元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这样的丑闻。基础养老金能否做到专款专用,能否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也是对新农保的考验。

其三,国家财政保障之外,能否促进农民积极参保也关乎新农保政策的效果。要想缩小城乡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仅靠政府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必须想方设法鼓励农民个人交一部分费用。在城市职’工有雇主,可以通过法律强制性地去约束雇主,但农民大部分是自雇农,没有办法强制,只能采取鼓励措施。

这些问题必须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以便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中国农保历程

截至去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1.2亿,而此前中央财政对农民养老的投入几乎为零。上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农民养老保睑,贫困农民才有社会救济。

1 986年,国家“七五计划”提出建立农保,当时开始有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有所增加,国家先在江浙一带的乡村试点,建立了养老基金。

1991年,国家选择山东的5个县进行农村养老保险试点。1995年到1 997年,全国2900个县中有2123个县引进此项制度,参保率为9.47%。

1998年,国家整顿保险业,农村养老保险进入暂停时期。第二年,国务院提出要在农村搞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收费较高,难以吸线绝大多数农民参加。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2008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我国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意见》上报国务院审批,指导意见体现了“会安排部分中央财政,用于农民养老保险”的主导思想。

2009年6月底,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2020年前将覆盖全国。“老有所养”的新农保体制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浅谈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工作 篇3

一、主要做法

福清市是以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或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数据为基础, 将被征收土地面积达70%以上的农户或村 (组) 集体、年满5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范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式有两种:养老保障和养老补助。选择养老补助的, 个人不缴费, 年满60周岁后, 每月可领取70元/月;选择养老保障的, 个人或村集体需缴费5400元, 年满60周岁后, 每月可领取115元/月。

这种保障方式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及被征地农民的认可, 也使福清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据统计, 全市共有19个镇 (街) 146个村和1个国有农场 (太城农场) 开展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申报工作。截至2011年3月底, 共有33160名50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核准参加养老保障, 其中选择养老保障方式的有24名, 选择养老补助方式的有33136名。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发放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 共有19212名60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领取养老保障金, 累计发放养老金3224.92万元。

二、存在问题

(一) 养老保障金发放标准较低。

根据规定, 选择养老补助的被征地农民, 在年满60周岁后, 每月可领取70元;选择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 在年满60周岁后, 每月可领取115元。所领取的保障金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一定差距, 与最新公布的福清市最低工资标准相距更远, 在物价突飞猛进的今天, 如果仅靠这点钱确实难以维计。

(二)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结构比例失调。

第一, 选择养老保障方式的人数极少。据统计, 绝大部分的被征地农民选择了不需要缴费的养老补助方式。而选择需要缴费的养老保障方式的目前全市只有24名, 仅占参保总人数的0.07%。选择养老保障方式的, 需一次性或分五个年度拿出5000多元钱缴纳养老保障金。由于大部分村集体财力有限, 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补贴被征地农民, 使得农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缴纳这笔费用。农民很现实, 不愿意为了未来年满60周岁后每月多领45元而现在支出一大笔钱。第二, 未满50周岁的不能列入保障对象。根据福清市规定, 土地被征收时, 未满5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不能列入养老保障范畴, 即使过几天达到50周岁也无法参保, 只有待下次征地时达到条件的才能重新参保。而若没有再征地, 则此部分人员就无法参保。这些无法参保的被征地农民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隐患。

(三) 被征地农民保障措施简单。

失地后, 除了年满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可以按月领取养老保障金外, 大部分农民无其他生活保障措施。由于农民长期依赖于土地, 且无一技之长及无年龄优势, 重新就业存在困难, 失地农民只能靠征地补偿款坐吃山空。部分农民自谋职业, 但所从事的都是工资较低的岗位, 与其期望值差距较大。从目前现状分析, 当前简单的保障措施只能维持一段时期, 并非长久之计, 一旦这些失地农民意识到社会对其不公时, 势必产生不满情绪, 将引发新一轮社会矛盾, 直接影响安定稳定。

(四)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预留标准不规范。

自2008年起, 根据福建省政府要求, 福清市上报农转用和征收土地建设项目需按征收耕地面积30000元/亩预留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金。2009年8月起, 福清市又改按保障对象每人预留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12600元/亩, 保障人数比例按被征地人数48%测算。2011年1月起, 福清市规定按不同用地类型分别预留不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工业用地、基础设施项目和公共建设项目用地按14000元/亩预先缴纳, 经营性用地 (含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用地) 按60000元/亩预先缴纳。预留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由于预留标准不规范, 将影响社会保障资金的收入, 进而影响到今后的保障金支付能力。

(五) 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由于福建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滞后, 福清市被征地农民保障业务工作都是通过手工录入来完成, 效率低。

(六)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被征地农民无法参保。

第一, 档案遗失。在办理参保中, 被征地农户或被征地村集体组织需要提供第一轮农业承包或第二轮农业承包资料和征地数据。但大部分农民未能保管好相关证件, 同时村集体组织也因为负责人更迭, 造成承包或征地档案资料遗失或难以查找。由于无法提供有效的资料, 部分被征地农户无法顺利参保。第二, 用地批准文件缺失。根据规定, 征地项目需提供有效的批准文件, 由于部分村公共设施、道路用地未审批, 此部分征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无法参保。

三、建议与对策

(一) 建立养老保障金动态调整机制。

第一, 确定最低发放标准。根据各县 (市、区) 经济发展状况, 应参照最低工资标准模式, 确定各县 (市、区)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最低发放标准,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第二, 实行动态调整。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和物价增长幅度等因素, 应参照耕地年产值和征地补偿标准调整模式, 在地方政府财力许可的情况下, 序时对养老保障金发放标准进行调整, 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二) 调整养老保障结构, 适当扩大覆盖面。

第一, 要加大宣传力度, 鼓励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村 (居) 动员参保对象选择养老保障方式, 特别是被征地农民系村两委干部的要求起带头作用。也可对被征地村采取奖励措施, 提高符合条件的农户选择养老保障方式的比例, 使保障结构更趋合理。第二, 要逐步扩大参保面。建立被征地户档案,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征地后年满5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逐步列入参保对象。同时在做好16~50周岁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就业的基础上, 让35~5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也通过缴纳一定的养老保障金来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

(三) 落实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安置工作。

第一, 加强就业培训。为保证被征地农民失地后的就业竞争力与创业能力, 各地市应加强对这些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 特别是35~50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群体。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 开展调查摸底工作, 制订就业培训计划, 邀请技术专家, 有的放矢实施免费技能培训。第二, 加强与辖区内的征地企业联系, 引导被征地农民与当地企业进行对接, 优先安排, 指导就业。第三, 实行奖惩措施, 将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安置工作纳入各镇 (街) 年度绩效考核范畴, 奖优罚劣, 让全社会共同关心被征地农民安置。

(四) 规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

如何确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链安全, 不仅关系到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稳定。第一, 立足当前, 谨慎规划, 制订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金预留标准, 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充足。第二, 应确保各建设项目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留。对一些不能留足保障资金的建设项目应暂停上报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第三, 应提高用地成本, 由用地单位缴纳社会保障金。将被征地农民养老资金纳入用地成本, 而不是单纯的由政府预留。“招拍挂”出让的用地项目应将社会保障资金纳入出让成本。交通、能源、水利等单独选址的建设项目, 要做到未雨绸缪, 在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时, 应将社会保障资金足额列入工程概算。第四, 加强保障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截至2011年3月, 福清市共预留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达23610.19万元, 扣除已发放的保障资金3224.92万元, 实际尚余20385.27万元存于财政专户。随着保障人数和保障资金的增多, 基金支付能力和基金安全风险加大, 财政部门要确保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第五, 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落实情况列入各县 (市、区) 国土资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内容加以考核, 确保社会保障资金预留规范、有序。

(五) 加快信息系统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

加强与上级业务部门沟通合作, 争取早日实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信息系统建设, 实现网络化管理。做好劳动保障相关保险间的衔接工作, 建立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间的衔接, 同时也可结合福清市即将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做到联网发放。

(六) 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4

各村、社区委,镇直各单位:

为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x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x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办法的通知》和x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x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x镇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领导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事务所。

一、目标任务

(一)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有关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工作;

(二)积极做好符合参加养老保障被征地农民登记、审核、申报工作;

(三)积极做好与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相关的其他工作。

二、实施步骤

(一)宣传摸底阶段。镇政府抽调专人对全镇被征地农民情况,包括已批、未批用地进行梳理、登记,宣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有关政策;

(二)实施阶段。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人员逐户登记,填写参保农民登记表和审批表,村、社区和镇政府各公示一次,完成被征地农民参保审核、申报工作;

(三)总结阶段。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工作进行书面总结,有关材料收集归档。按时按质完成工作的村、社区给予表彰;不能按时按质完成任务且存在问题的村、社区给予通报批评;对工作不力、不实,造成恶劣影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相关部门职责:

(一)劳动保障事务所:负责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的宣传、业务培训和档案管理工作,负责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格审核和养老保障金的存折发放工作。

(二)国土资源规划建设所:县级以上单位征地,征地前通知劳动保障事务所,共同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土地现状调查;征地后,对养老保障对象耕地征用情况进行确认,向劳保所提供相关征地资料。

(三)农经站:负责对被征地农民耕地承包权的确认。

(四)财政所:负责设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财政专户,负责对当年由镇承担的养老保障金一次性缴入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专户,负责被征地养老保障金的管理、调度和对基金运行过程的监督。

(五)派出所:负责对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人员的出生年龄和被征地时在册的农业人口户籍的确认。

(六)农 办:负责向农委上报相关材料。

(七)党政办:联系各部门,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协调工作。

(八)纪检会:负责对参保对象确认程序、参保人员资格审查、养老保障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监督。

四、工作要求:

(一)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相关村、社居委主要负责人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第一责任人,配备专人专抓此项工作,落实专项工作经费。镇分工干部协助工作。

(二)党政办、劳保所、国土资源规划建设所、农经站、农办、财政所、派出所、纪检会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对村、社区委上报材料共同审核。

(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办公室组成人员定期到劳动保障事务所集中办公。

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难题 篇5

2014年4月5日,当东莞裕元鞋厂的工人得知因为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工人退休每月只能拿到四五百元养老金之后,3万名工人参与了一场持续20余天的停工表达诉求。

50岁的红玲,自从18岁那年从湖南邵阳老家出来打工,已在广东各地辗转工作了30多年。这期间,除了结婚生孩子那几年,她都没有中断过打工生涯。她和裕元鞋厂的工友们一道参与了集体抗争,为自己争取社保的权利。原因是工厂只为她交了5年多的社保。

众所周知,养老保险只有交够15年才能领取退休养老金。如果不补缴,红玲不能想象自己的退休生活会是怎样。然而经过了一系列的行动,当企业也答应为他们补缴的时候,一个制度性的障碍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被告知,按规定只能补缴两年社保。这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红玲来说,简直是一盆冷水从头淋了下来。

红玲的情况不是孤例。2014年,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对电子、服装和食品3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5家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这5家代工厂坐落在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和东莞,课题组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工人社保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调查发现,从工人提供的工资单来看,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工人足额购买社会保险。

苹果、优衣库、可口可乐这些工厂的工人,社保覆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即使是按法律规定缴纳了社保,具体运作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许多问题,让农民工根本无法享受到社保带来的福利。在制度性障碍、强大资本拉扯和工人对社保认知缺失三重阴影笼罩下,社保最终成了部分农民工的一个“美丽的空梦”。

摘自《百姓生活》

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6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阶段,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 因而形成了失地农民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中国将一直面临失地农民及其社会保障问题的困扰。其中, 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本文试图从我国土地与养老保障的关系、目前我国失地补助的形式与内容以说明我国失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 进而提出对策分析。

2 土地与农村养老保障的关系

土地与养老保障关系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养老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家庭收入是家庭保障和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就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而言, 农民从土地上取得的收入是家庭收入中最稳定的部分, 这就使得农民养老保障与土地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 丧失了现有的养老保障基础, 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将更加突出。虽然绝大多数地方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 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然而, 由于现行补偿标准偏低, 加之大多数农民在现金消费上存在的短期行为及其理财能力的低下, 货币补偿对失地农民的生活难以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 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就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3 现有失地补偿方式对养老保障的缺失

国家明文规定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是征地前必须作好的工作。安置失地农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土地换保障的过程, 农民失掉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 失地农民应该随之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成果。在具体实践中, 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 对农民的安置方式目前主要有货币安置、招工安置、留地安置等基本形式, 以货币安置为主, 其他安置方式为辅。这些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其中仍存在很多弊端, 使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面临威胁。

(1) 货币安置也就是将安置补助费一次性发放给征地农民, 让其自谋其路。货币安置可以简化失地农民的安置过程, 纯粹地以土地换货币, 出资方只要保证安置费到位就结束了安置工作, 无须对失地农民的出路与发展负责。失地农民可以获得一笔资金, 从短期来看, 农民依靠这笔安置费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也可以将这笔资金作为另谋其路的资本。但是, 仅仅依靠安置费是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的, 补偿数额不足以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货币安置中政府出钱进行一次性买断的“强制购买”把农民“一脚踢开”, 这是对农民极大的不公。

货币安置存在以下几个弊端:首先它是一种生活指向性安排, 而非就业指向性安置。失地农民在得到生活安置费后, 就被永久地推向了劳动力市场, 这留下了严重的失业隐患, 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其次, 货币安置着重考虑了征地“农转非”人员眼前的生活安排, 并没有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步衔接。“农转非”人员对自身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 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社会保障力量单薄, 渠道单一, 势必导致保障效果不理想, 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再者, 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支付安置费, 经济发达地区稍高一点, 而欠发达地区一般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元, 这样低水平的安置, 实际上就是不安置。这种一次性发放安置费的方式是无法保证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得到解决。

(2) 留地安置是较为常见的安置形式, 是为了使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 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 支持被征地的农村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安置方式, 是货币安置的重要补充方式。留地安置实质上就是创办集体企业, 发展集体经济, 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与发展”问题, 失地农民可以加入村办企业或自行创业, 避免失地又失业。但是集体或村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常常会受到资金、技术的限制, 无法保证经营活动顺利进行, 一旦村集体经营的产业运营不良甚至破产, 农民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了保障, 将来的养老保障就更缺乏保证。

(3) 在失地农民安置过程中还有招工安置方式, 即地方政府或用地单位依据征地数量有比例地安排“农转非”人员就业。在招工安置中, 用人单位虽然可以暂时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但由于农民自身文化层次低, 缺乏专业技能,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 一旦用人单位裁员时, 这些失地农民又将重新面临失业的问题, 可见招工安置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4 关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政策建议

在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过程中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其中政府作为社会宏观调控者和政策制定者起着核心关键作用, 国家应当积极建立失地农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失地农民可持续的保障。同时, 社会组织和失地农民个人在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中也是重要力量的来源。

(1) 构建政府主导型社会保障要考虑失地农民失地、身份转变等因素对他们生存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遵循社会保障与市民生活水平相适应, 资金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促进城乡统筹就业等原则。在具体内容上主张构建“三维”社会保障体系, 这一体系既能够很好地贯穿以上原则, 又能够体现失地农民对社会保障的多层次需要。

①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所有人, 可参照本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各个地方经济发达的程度由政府统一制定缴费标准及其最低生活补偿标准。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金由个人帐户部分和社会统筹部分组成, 个人帐户部分资金主要来源于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和集体资金, 地方政府根据集体的经济实力确定集体与个人的出资比例;社会统筹部分资金由政府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的百分比给予专项财政补贴, 这部分作为调剂之用。对于超过劳动年龄和丧失劳动力的人, 在一次性交足保险金额后, 可以直接实行养老保障。而对于在劳动年龄之内的失地农民, 在没有就业之前, 由政府安排一定年限的就业过度金, 征地补偿费出一部分, 集体和政府按一定的比例出大部分。就业后转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其个人帐户资金按实际转移, 缴费年限按城镇职工和失地农民缴费时的比例折算, 也可以采取补缴的办法, 补足差额和规定的利息后, 缴费年限按实计算。

②补充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在国有、集体和企业里就业, 政府以政策指导和政策优惠为导向, 用人单位和员工共同出资, 为其建立一种辅助性的养老保险。可以采用分级缴费制, 用人单位根据失地农民工作年限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缴费比例, 工作年限越长, 缴费比例越高, 超过一定的工作年限缴费标准达到城市职工同等水平。这既能引导失地农民不断强化自身素质以期留在企业, 单位能够降低用人成本, 又可以提高农民就业率, 促进社会发展。对于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 由所在的集体核实后, 给予政策优惠, 鼓励他们购买补充养老保险。

③医疗保险。医疗问题是老年人的大问题。因此, 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险, 应实行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鼓励个人购买基本医疗保险, 凡是个人购买基本医疗保险的均享受统筹基金。个人帐户部分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享受的额度按照不同的等级缴纳。失地农民就业者统筹部分由个人、企业、国家按比例共同负担, 对于其他人统筹部分由国家和集体按照本地经济状况负担一部分, 并动员社会、慈善机构、个人捐助, 引入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个人帐户用于一般性的医疗支出, 而医疗费超过一定的比例, 由社会统筹基金按照个人享有的比例支付, 不足部分由个人负担余额。

(2) 社会组织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里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非营利的第三部门。在建设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 社会组织是将政府与社会公众连结起来的纽带。它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通过社会组织可以获得企业和其他方面的捐赠。第三部门与其他组织和社会公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与联系, 这样可以获得多方捐赠, 尤其是企业捐赠占很大的比重。在可行的条件下不妨建立一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会, 将受捐赠的资金专款专用, 以最大限度地支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使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

社会组织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为失地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与指导。第三部门可以根据失地农民具体的自身素质条件, 结合社会需求, 对失地农民实行有针对性的再就业培训与指导。这样可以提高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能力, 同时也向失地农民传递再就业信息, 将具有适应能力的失地农民推向市场, 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发展空间, 又满足了社会特定需求, 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源。失地农民再就业可以重新获得收入来源, 这样失地农民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 进而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3) 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是从体制上给予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是从宏观角度架构制度体系, 那么, 从微观角度上来看, 也需要失地农民个人的努力。失地农民要积极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 从原有的靠地吃饭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提高失地农民通过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和其它途径实现就业的意识, 主动地参加再就业培训, 提高自身就业能力, 这样失地农民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同时, 失地农民应该积极的配合失地农民政府主导型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 提高保险意识, 主动参与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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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祥智, 王志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补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 (5) .

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7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海域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随着XM市产业布局调整及区域城市建设开发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海域被用于建设城市建筑、工业区厂房和基础设施等,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渔民因此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成为了无地、无业、无保障的“无产阶级”。为保障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生产、生活,保证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TA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每年拨付大额的养老保障财政支出来保证政策的实施。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保障政策,它的财政支出绩效高低直接影响着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情况,影响着TA区农村的和谐稳定和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才能评判每年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的支出水平是否合理,为下年支出规模和结构提供调整依据,增强TA区对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的公共财政养老支出效果。

1 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概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实现政府职能,获取所需的物品和劳务必须进行必要的财政资金支付,其中养老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环节,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是养老支出的核心模块。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以及建设用地需求预测,2000—2030年被征地农民数量增长迅速,预计到2030年,中国失地农民规模将超过1亿人。TA区近几年的征地拆迁步伐也逐步加快,符合条件的被征地或海域退养村庄从2009年的54个上升到2013年的80个,上涨幅度达48.45%。中国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这一社会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引发了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迫切需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然而,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虽然对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做出相关规定,却并未明确规定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保险问题。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规模的日益壮大,基本养老保障需求的日益加大,无不催化着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诞生和完善。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是TA区人民政府加强宏观管理,促进提高政府资金运行效率,增强TA区公共财政养老保障支出效果的关键手段。

2 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制度的特性

针对失地农民及退养渔民的法律制度缺失情况,TA区人民政府出台并实施了BZ政〔2006〕45号、BZ人劳〔2008〕56号、BZ政〔2009〕107号、BZ政〔2011〕63号、BZ委〔2013〕42号和BZ人社〔2013〕63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不断根据TA区实际情况对《TA区被征地人员和海域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探索、修订和创新,致力于规范TA区失地农民及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和养老金、保障性就业补贴与养老补助发放方面内容,解决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工作无岗”和“养老无着”问题,保证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数量和质量。

2.1 优化保障程度,增加参保数量

通过降低门槛,区分年龄段,设置参保档次,提升补助标准和给予贷款补贴等方式,不断提高参保人数,全面提升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保障程度。

2.1.1 低门槛进入,扩宽参保范围

失地农民参保被征用土地范围由BZ政〔2006〕45号文的60%降低到40%,并将《办法》适用范围延伸至退养渔民、竹坝华侨农场及其他国有农场被征地人员,使得更多被征用土地和渔场的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村民有权利参保。《办法》中不仅完全被征地农民有权参保,部分被征地农民也享受应有的保障,这相较于“江西省婺源县模式”体现了更多的政策制定的公平原则。

2.1.2 多年龄段缴费,多档次养老选择

对不同年龄段被征地人员参保实施不同的缴费标准,年龄选择范围广,男、女满18周岁即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缴费标准参保。同时,《办法》中将BZ政〔2006〕45号文的“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修订为明确的月缴费基数,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更便于参保人员计算养老保障情况。个人自愿选择参保的不同档次,养老保障多样化,如:男年满45周岁不满55周岁、女年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的被征地人员可选择月缴费基数60%~100%的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费比例为22%、一次性8~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2.1.3 资金筹集责任明确,政府补助力度加大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由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筹资,更多的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有能力负担基本养老保险的缴交。个人缴交部分先从征地补偿款中的劳力安置补助费支付,不足部分再由个人缴交,极大减轻了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缴费负担。村(居)委会(或小组)统一制定集体补贴金额,土地补偿款优先安排至被征地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中。区财政参保补助金额亦从BZ政〔2006〕45号5000元、BZ政〔2009〕107号6000元一直提升到BZ委〔2013〕42号和BZ人社〔2013〕63号文的15000元、20000元等。

2.1.4 参保贷款贴息规范,参保补贴充实完善

为解决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参保资金缺乏困难,提高参保积极性,区财政对符合条件选择一次性缴交15年基本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给予全额贷款贴息,并在BZ政〔2009〕107号和BZ政〔2011〕63号中修订完善了贷款金额和贴息期限。此外,区财政在独有特区补贴的基础上,对参保对象的补贴不断修订,新设并规范了对退养死亡、低保对象、独生子女户、二女户、保障性就业和困难家庭老人养老补贴标准。

2.2 规范政策实施,提升参保效率

通过统一管理、职责分工和规范流程等方式,规范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提升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参保的办理效率。

2.2.1 实施统一管理,强调相关部门职责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纳入全市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统一管理。同时明确规定了TA区政府相关责任部门的具体职责,并根据实施情况增设对应的责任部门,以全面保障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管理工作。如BZ政〔2009〕107号新增区财政局负责被征地人员参保补助、补贴款拨付及管理、监督工作。

2.2.2 梳理补助申报流程,提升参保办理效率

为进一步改善被征地人员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工作的实施,BZ人社〔2013〕63号文的实施细则对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助、保障性就业补贴和困难家庭老人养老补助的申办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梳理,提升了参保办理效率,减少了纠纷和扯皮发生的概率。

3 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是指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管理工作所取得的实际效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关键在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和评价程序的制定,以全面衡量政府为满足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管理的需要,制定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设置职责分工、实施统一管理活动的效益。

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问题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设置主要考虑基本养老保险筹集、营运和发放的效率性、经济性和有效性。鉴于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基本情况,初步选择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具体指标体系见下表)。

4 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TA区2013年被征地人员和海域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重点着眼于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的效率性、经济性和有效性,最终评价结果为86.1分,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良好。

4.1 养老保障财政支出效率性

TA区被征地人员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的组织实施工作成效显著。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镇政府和各村(居)委员会等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责任部门均根据不断健全和更新的《TA区被征地人员和海域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各负其责、积极稳妥”的要求,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农民群体受教育水平低,对国家、XM市和TA区推行的政策关注度不足,只关注眼前利益。部分年轻一辈的失地农民认为社会发展太快,变数太多,缴纳一大笔养老保险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享受不符合他们当前利益。多数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费和其他社会保障费价格偏高,村集体和政府给予的补贴金额过少甚至没有补贴,一次性支付金额过大,个人筹资率达61.63%,参保积极性较低。鉴于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参保的重点关注因素,BZ政〔2009〕107号文规定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由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筹资,个人缴交部分优先从征地补偿款中的劳力安置补助费支付。村(居)委会(或小组)统一制定了集体补贴金额,政府参保补助由2006年的5000元提升至6000元、15000元、20000元一直到2013年的22000元,政府补助力度逐步加大。被征地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助、保障性就业补贴、困难家庭老人养老补助和其他相关补助资金实施专项管理,由会计核算中心统一核算,并在固定时点及时地拨付至各村(居)委员会账户和个人账户,以确保参保人员养老保障福利的享受。

截至2013年年底,TA区超额完成被征地人员和退养渔民参保目标,参保目标完成率达205%,参保覆盖率达21.7877%,超过国家劳工组织制定的养老保险平均覆盖率占劳动人口20%的标准。

4.2 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经济性绩效评价

BZ政〔2006〕45号、BZ政〔2009〕107号和BZ人社〔2013〕63号等均对被征地人员和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助、保障性就业补贴和困难家庭老人养老补助等的分配对象、分配方法和分配标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工作严格按照申请申办、村(居)委会初审与公示、相关部门审核、镇(街)财政拨款、村(居)委会缴费和发放等政策流程规定执行。

2013年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人均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支出达11063元,贷款贴息补助支出率达6.1587%,保障性就业补助支出率达4.9984%,困难家庭老人养老补助支出率达3.3363%,基本养老补助支出占社会保障财政补助支出的比例达16.4606%,高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支出率3.64个百分点,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支出较前几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4.3 养老保障财政支出有效性绩效评价

TA区人民政府采用同天津、安徽、浙江等省市一致的个人账户制被征地人员和退养渔民保障模式,被征地农民和村集体可依据不同的参保标准一次性向政府主管部门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被征地农民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按缴费基数的11%一次性记入被征地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同时,为防止个人账户资金不足而无法支付被征地人员的养老金,其余缴费部分纳入XM市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参保的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达到法定领取年龄后,可按月从个人账户中支取一定数量的养老金,切实保障了该群体的老年生活,保证失地农民与退养渔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可持续影响效益好,群众满意度较高。2013年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3076人,累计人数达16331人,参保比率达34.9838%,比2012年环比增长13.80%,增幅较大,切实保障了更多失地农民与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工作。

然而,参保人缴纳一大笔养老保险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效益,时间跨度较大,项目产出时效一般。此外,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在退休无法工作时,部分人员仍可通过自建房收取房租或者摆摊等方式进行自主营生,亦可由子女养老或者自行购买保险等方式养老,故项目的基本养老金贡献率和替代率一般。

5 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障财政支出展望

随着BZ人社〔2013〕63号等新政策的出台,TA区财政局预测2014年TA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参保人数将大幅提升,新增参保人员将提升至11784人,人均补助标准(含参保补助和贴息)将提升至2.2万元/人,2015年及以后新增参保人数与人均补助标准逐步趋于稳定。

鉴于各地被征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差异度过大,为更好地与国家和地方政策接轨,保障TA区失地农民与退养渔民的权益,真正做到“养老有着”,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该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被征地农民和退养渔民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保险模式和补贴形式等,为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法律支持。TA区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制定符合TA区实际情况的被征地人员和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险办法。

同时,TA区应对征地补偿方法进行改革,尽量采用市场化补偿标准,提高征地补偿额度,同时将征地补偿款应划分模块,一块用于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险费,一块直接发放给被征地农民和渔民,以避免很多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一旦拿到征地补偿款,就不愿意再拿出大笔资金来缴纳养老保险的现象。

6 结论

TA区人民政府根据TA区经济承受能力和农民实际状况构建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极大地保障了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生活,既有本质上的普遍性又有个别的特殊性,体现着区域的特色与创新。根据绩效评价情况,TA区2013年被征地人员和海域退养渔民的养老保障工作实施良好,今后工作的重点仍在于如何根据政府政策变动方向进一步完善科学的、客观的、可操作的管理实施办法,以更好地保障失地农民和退养渔民的老年生活,推动TA区城镇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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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8

一、大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

大连市于2006年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辽宁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大政办发[2006]171号) , 要求各区市县建立专门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资金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担, 以待遇标准确定缴费数额, 个人专户与统筹账户、专项调剂相结合。其中, 集体和个人缴费资金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一次性划拨和抵扣, 与利息共记入个人专户;政府资金从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 与利息和其他收入分别记入统筹账户和调剂资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标准要求不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相关规定的出台使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利益基本上得到了保障, 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大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 养老保障资金统筹层次低

大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实行县区级统筹管理, 层次偏低、范围过小不能在各县区间调剂使用, 导致互济性较差, 降低了分散风险的能力, 不利于形成规模投资养老基金, 带来了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难的新问题。

(二) 养老保障待遇给付水平低

按照国家要求,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水平“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大连城市居民低保标准于2013年提至530元/月, 根据171号文件要求, 以低保标准的100%~120%确立被征地农民待遇为530~636元/月。据2013年统计, 这一待遇水平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238元的21.0%~25.2%, 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717元的35.9%~43.1%, 都达不到60%的国家规划目标养老金平均替代收入水平, 养老保障效应较为有限, 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三) 养老保障账户资金管理效率低

大连市对养老保障账户资金采取的是社会保障财政专户记账管理模式, 养老保障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的收支两条线管理机制, 确保了养老保障账户资金安全, 但由于管理方式相对简单, 仅按银行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记账, 导致养老保障资金收益率较为低下, 面临账户资金贬值的风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从生存保障功能角度上看, 年贬值率高达2.3%, 面临的资金账户贬值程度较大, 不仅威胁到账户资金的安全, 还进一步推升了农民要求提高养老保障待遇的支付压力。

(四) 养老保障账户资金返还界定难

部分农民在征地之前曾按照个体户或私营企业打工等身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了一定期限养老保险费的, 应按个人缴费标准予以返还到“双保账户”。但由于社会保障参保信息平台不健全, 参保信息安全共享机制不完善, 导致对这部分资金缺乏有效的界定和返还机制。

三、进一步完善大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 建立统一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衔接机制

为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 建议应将其纳入现行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管理。一是对已经领取原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原待遇继续领取, 筹资渠道和资金来源不变;同时可自愿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 两种待遇合并发放。二是对已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 由“双保”账户变待遇“出口”补贴为缴费“入口”补贴, 划入其相应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同时个人可以自主选择继续参保或转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三是对已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员, 由“双保”账户变待遇“出口”补贴为缴费“入口”补贴, 划入其相应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二) 逐步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统筹管理层次

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统筹层次, 一是对现行制度统筹管理层次提升, 由县区级统筹一次性划归为市级统筹, 纳入市级财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专户, 在县区之间调剂使用;二是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筹管理层次提升, 实现市级统筹, 并视国家政策安排逐步提升至全国统筹管理。三是对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提升, 主动参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程, 逐渐过渡到全国统筹管理。

(三) 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金正常指数化调整机制

养老金的正常指数化调整机制应与农民人均收入、基本生活消费、预期寿命、财政收入等因素挂钩, 确定以“60岁以上人口期望余命平均变动率、上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率、上年人均纯收入平均发展速度、上年基本生活消费关于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的连乘积作为年度养老金待遇调整系数, 将系数调整法作为一个正常自动调整机制。同时还要相应建立长期精算平衡分析制度, 确保养老金给付的可持续与可负担性。

(四)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准备金制度

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准备金是一种战略储备资金, 性质上类似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的社会保障战略储备资金。建议对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出让的, 按出让收入10%的比例提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储备金并纳入市级财政养老保险储备金专户统一管理, 专款专用。

(五) 建立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信息共享平台, 一是要实现经办管理电子化, 建立参保缴费与给付的流程电子档案, 以便于快速查询参保相关信息。二是要普及社会保障卡制度, 将社会保障卡芯片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电子数据库联网共享。三是发挥金融服务网点作用, 使参保居民可以通过银行、邮局、电信部门等网点刷卡查询参保信息。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信息平台建设可逐步推广至全市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统一信息平台。

参考文献

[1]陈尔彪.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劳动, 2011.9.

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9

我国农村正面临日趋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1〕因此, 寻求有效的养老保障成为农民生存发展不断追求的目标之一。与城市更多地依靠单位与社会来解决养老问题不同, 农村养老的重任几乎完全落在了家庭之上。〔2〕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推进, 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家庭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3〕同时, 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 〔4〕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5〕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化。

在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化的背景下, 制度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成为了政府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6〕于是, 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老农保”) 之后, 为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 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开始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 试点。这样, 在旧有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而新农保又刚开始起步的复杂背景下, 农民是否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的养老担心?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农民的养老担心又称养老风险, 是指农民基于自身条件, 对自己老年基本生活所面临问题的一种主观上的合理估计与担心程度。〔7〕分析已有研究发现, 针对特定群体, 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担心的研究相对较多。风笑天利用对全国五大城市1005名准老年人的调查资料分析表明, 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养老生活的担心程度基本相同。〔8〕王树新、张戈则讨论了影响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焦虑的因素, 分析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身体健康的自评水平及有无配偶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担心度都有显著影响。〔9〕在城乡二元化结构背景下,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农村和城镇的覆盖面、保障水平等都存在天壤之别, 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截然不同, 〔10〕所以, 更应关注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担心。一些研究认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比非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大的养老担心, 〔11〕但也有人研究发现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担心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12〕与对农村独生子女研究比较相似的, 还有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研究, 李建民分析了农村计划生育夫妇面临的养老问题, 〔13〕

相对于农村特定群体的研究, 针对普通农民群体养老担心的研究并不多。乐章研究发现, 农民对养老的担心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 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表现为农民面临着一些远比养老风险更为严重的风险形式与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较为传统的养老观念及其从来都不敢对国家与社会解决养老保障途径抱有预期的影响。〔14〕于长永基于2009年的调查研究发现, 个体层面的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 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 社区层面的农户类型和职业类型, 地区层面所在区位和是否试行新农保等10个自变量对农民养老风险有显著的影响。〔15〕

在既有的关于农民养老担心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已有研究自变量的选择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及社区特征等方面, 而忽略了亲子关系对农民养老担心的影响。二是虽然有研究将农民是否参加老农保这一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但是却极少有人对参加新农保对农民养老担心的影响进行研究。新农保与老农保存在巨大差异, 新农保中政府的补贴更高, 农民的收益更大, 保险的保障能力也更强, 所以新农保对农民养老担心的影响应该不同于老农保。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尝试在描述农民养老担心的基础上, 从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 对影响农民养老担心的因素进行分析, 探讨农民养老担心的个体差异以及新农保的养老保障效用,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借助风险与保障框架进行分析。农民的养老担心是对养老风险的感知, 应对养老风险需要相应的保障, 如果保障充足, 那么养老担心程度应该相对较低, 而如果保障缺失, 那么农民便可能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产生担忧。一般认为, 老年保障体系包括三大部分, 即社会保障、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16〕但是, 从养老资源的供给角度来看, 自我养老的资源仍然来自家庭内部, 所以这里认为农民的养老保障主要来源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 (见图1) 。家庭方面的保障即家庭养老, 通常认为是指家庭所具有的让老年人通过家庭的赡养安度晚年这样一种功能。〔17〕家庭养老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古老因而也是最基本、最重要, 同时也是最富生命力的养老方式;就其形式来看, 传统家庭养老的基本特点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的结合。〔18〕所以, 这里认为家庭方面的保障来自家庭经济和子女两个方面, 而子女方面又包括子女数量和亲子关系两个方面。

在社会保障中, 社会救济是低层次, 社会福利是高层次, 而养老保险则是最基本的。〔19〕新农保推行之前, 农村中存在的社会保障包括五保供养、低保等针对特定群体的保障制度, 这些保障制度基本属于社会救济层次, 并不具有普惠性, 因此也不太可能成为农民基本的养老保障选择。2009年我国开始试点推行新农保, 从此新农保作为一种普惠性的养老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截至2012年9月底, 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部开展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这标志着我国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20〕新农保的推行改变了农村中长期存在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 新农保成为农民可以选择的新保障。因此, 这里的社会保障特指新农保。基于以上分析, 这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说1.经济基础假说, 即家庭经济基础越好, 农民的养老担心程度越低。

假说2.子女保障假说, 即子女数量越多, 农民的养老担心程度越低。

假说3.亲子关系假说, 即亲子关系越好, 农民的养老担心程度越低。

假说4.参保受益假说, 即与没有参保的农民相比, 已参保农民的养老担心程度较低。

假说5.制度评价假说, 即对新农保制度评价越高, 农民的养老担心程度越低。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1年12月对湖北省孔镇农村居民开展的问卷调查。孔镇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中部, 辖35个行政村和2个社区, 全镇现有人口12.8万人, 版图面积126.5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9万余亩, 水面积2万余亩。研究之所以选择孔镇, 一是因为孔镇地处中部地区, 是比较典型的内陆农村。二是因为孔镇所在的黄梅县是我国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 早在2010年便开始推行新农保试点。当地新农保试点实施时间较早, 课题组进行问卷调查时, 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已经发放一年多, 农民也已经较好地感受到了新农保的作用。因此, 可以较好地评价新农保对农民养老的影响。本次调查从孔镇抽取了4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

2011年12月中旬, 由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组成的调查团队赴孔镇进行了为期3天的集中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80份, 收回有效问卷373份, 有效收回率98.2%。根据研究设计, 剔除具有缺失变量的问卷, 剩余问卷343份。对于调查数据, 笔者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 综合运用频次分析法、交互分析法和有序Logistic回归统计模型等进行分析。

3. 变量测定

计量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四、结果分析

1. 农民的养老担心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 非常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样本有25人, 占样本总量的7.3%, 比较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有70人, 占样本总量的20.4%, 也即有近三成的样本存在明显的养老担心;选择一般的有41人, 占样本总量的12.0%, 不太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有120人, 占样本总量的35.0%, 不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有87人, 占样本总量的25.4%。相较乐章、于长永的调查结果而言, 这里的调查结果显示,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农民的比例并不太高。

2. 影响农民养老担心的因素

本文利用SPSS17.0软件, 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估计影响农民养老担心的因素, 结果见表2。综合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1) 家庭经济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劳动力数量这一变量在5%的统计水平上与农民的养老担心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家庭经济状况的层次这一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与农民的养老担心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所在家庭劳动力数量为0~2人的样本中, 有33.8%的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所在家庭劳动力数量为3~4人的样本中, 有26.6%的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而所在家庭劳动力数量在5人及以上的样本中,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比例下降到了15.1%, 明显可以看出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 农民越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同时可以看到, 家庭经济状况层次越高, 农民对自己的养老越有自信, 越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家庭经济状况处于最下层的样本中, 有42.9%的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层的样本中, 有25.8%的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而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上层的样本中, 只有12.7%的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 假说1得到了验证。

(2) 子女数量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子女数目和儿子数目2个变量与农民的养老担心相关关系不显著。虽然调查统计显示78.5%的样本会选择“养儿防老”作为自己的养老方式, 但显然回归模型并未证明“养儿”可以明显降低农民的养老担心。因此, 假说2未得到验证。

(3) 亲子关系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反映亲子关系的子女孝顺程度变量与农民的养老担心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子女越孝顺, 农民越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子女不太孝顺的样本中,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比例高达71.4%, 而子女很孝顺的样本,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比例只有23.9%。因此, 假说3得到了验证。综合来看, 相对于子女数量, 子女是否孝顺, 即良好的亲子关系才是农民养老保障的关键。

(4) 参保状况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统计模型显示, 是否参加新农保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不显著, 假说4未得到验证。一方面可能因为新农保推行时间较短, 大部分适龄参保农民尚未达到享受养老金的年龄, 新农保的保障效用尚未明显地显现;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新农保养老金, 尤其是基础养老金偏低, 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为55元, 如果不考虑个人账户利息、基础养老金调整和政府补贴标准提高等因素, 以最低缴费档次100元计算, 缴纳15年, 到达60岁以后每人每月可领取69.3元养老金。我们的调查显示95.3%的参保农民选择的缴费档次为100元/年, 也即大部分参保农民将来领取的养老金每月不足70元。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87.7%的样本认为新农保不能满足当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其中82.7%的样本认为现行的新农保养老待遇标准离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差距很大和较大。

(5) 制度评价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农民对当地新农保实施效果的评价在1%的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农民的养老担心。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认为当地新农保实施效果不好的样本,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比例为50%, 认为当地新农保实施效果一般的样本,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比例为27.8%, 而认为当地新农保实施效果非常好的样本, 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比例仅有5.3%。因此, 假说5得到了验证。总体来看, 新农保实施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农民的养老担心, 调查也显示, 如果让自己做主, 有51.3%的样本会选择新农保这种养老方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并不高, 仅是有限保障。

注:①N=343;②Nagelkerke R2=0.239;③***、**分别表示变量在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6) 社会人口学变量与农民养老担心的关系。社会人口学变量对农民的养老担心在特定方面有一定的影响。统计模型显示, 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收入来源为打工对农民的养老担心有显著的影响, 但年龄、收入来源为打工的影响是正向的, 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为负向的, 即年龄越大的农民越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收入来源为打工的农民相对于收入来源为务农的农民更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越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同时还可以发现, 年龄对养老风险的影响呈倒U型 (年龄对养老担心的估计值为正值, 而年龄的平方为负值) , 即年龄最小和年龄最大农民的养老担心较低, 而中等年龄农民的养老担心较高。这可能因为年龄最小的群体, 尚未考虑养老问题, 对养老没有较清晰的认识, 所以并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年龄最大的群体, 已经步入老年, 拥有丰富的老年生活经验, 所以也不太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相反, 中等年龄的农民, 尚未步入老年, 却即将步入老年, 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状况、劳动能力等越来越差, 对自己老年生活的顾虑较多, 所以更加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对湖北省孔镇343个农民的问卷调查, 本文考察了农民的养老担心, 发现农民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可以说农民并不存在明显的养老风险。通过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的养老担心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 家庭经济状况是农民养老的基础, 而相对于子女数目和儿子数目, 良好的亲子关系才是保障农民养老问题的关键。“养儿”仅能“防老”, 子女孝顺才能真正减轻农民的养老风险。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农民的养老担心, 也即新农保发挥了一定的养老保障效用, 但是保障水平并不高, 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即新农保仅是有限保障。农民的养老仍然主要依靠家庭, 新农保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研究还发现, 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人越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收入来源为打工的人相对于收入来源为务农的人更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而年龄对农民养老担心的影响呈倒U型, 即中等年龄的农民相对于年龄最小和年龄最大的农民更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百万收入家庭的保障养老方案 篇10

高先生

44岁,原在一家大型国企任中层干部。8年前辞职自主创业,创办一家进出口公司。目前,企业运营良好,利润丰厚。每年的纯利润在80万元左右。因是私营企业,高先生将盈利中的70%投入到再生产中,剩余的部分用于家用。辞职前,高先生的单位曾给他办过养老保险,但辞职后因忙于生意,一直没有续保。在医疗方面,原单位没有保险,实行报销制度,因此,高先生辞职后无任何医疗保险。目前,高先生没有其他任何保险。

高太太

40岁,外企中层管理人员,年收入10万元。单位有四险一金。

女儿

12岁,小学6年级。参加北京“一老一小”医保。

儿子

3岁,参加北京“一老一小”医保。

资产状况:

房产4套,一套用于自住,其余3套约合市值500万元,现出租,租金每月大约有6000元,夫妻两分别有1辆车,各种费用合计为每年5万元,生活开支每年约10万元,无负债。

保险问题

问题1:家庭资产相对来说比较丰厚,是否还需要购买商业保险?

问题2:如果想准备足够的养老费用,用哪种方式来准备?

财务状况分析

针对高先生的家庭状况,理财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作为一个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风险是来自方方面面的,面对风险,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是风险自留还是风险转移?其实,不论人们是否拥有商业保险,都已经投保了,所不同的是,采取风险自留方法的人们是向自己的“钱包”投保,当风险发生时,用自己的积蓄和资产去应对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而采取风险转移方法的人们是向保险公司投保,当风险发生时,用自力结合他力来应对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

影响人们拥有商业保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在什么情况下认为钱的价值更高?一个人是愿意在遭受损失后有更多的资金支持,还是愿意在没有发生损失时拥有更多的资金?尽管人们希望在两种情况下都有更多的资金,但为了能够在损失发生时获得额外的补偿,人们必须在损失没有发生时减少财富。大多数人愿意在损失没有发生时放弃一些金钱用于支付保险费,以便风险来临,能够从保险公司获得补偿,原因是人们在遇到困难、遭受损失时,钱的价值更高。

从高先生家庭的现金流量表1可以看出,高先生家庭目前的结余比例为64%(年结余/收入总计),即高先生家每年的税后收入有64%能节省下来。这说明高先生家庭控制支出的能力较强,同时累积资产的能力也较强。

东方人喜欢储蓄,以备万一情况不时之需,在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和个人单独地进行这样的自我积累式保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高储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消费和投资。通过投保商业保险,在发生风险时,由保险公司来支付相应的高额费用,就能保证人们自信地进行消费,享受没有后顾之忧的现时美好生活。

保险保障建议

一个家庭周全保障的设计思路应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保障范围要全面。应覆盖安全、健康、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大小风险都要覆盖。第二,保障期限应长短结合、重点突出。因为家庭和个人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风险不同,对各类保险的需求程度也是不同的。第三,身前身后的资金安排要兼顾。对于家庭的经济支柱而言,一旦风险发生,身前要使生活质量不受影响,身后能完成家庭责任。第四,费用预算应合理。一般保障型保险产品的预算应控制在年收入的10%~15%左右,理财及投资型保险产品的预算应控制在年收入的15%左右。家庭1年的总体保费支出以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0%为宜。

根据这个原则,针对高先生的家庭财务状况,具体的保险规划如表2所示。

高先生

高先生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占70%(24万元/34万元),且没有社保,因此他的保障应重点针对意外、医疗及重大疾病风险,投保目的是弥补风险发生后的收入损失,完成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责任,以备一旦发生人身及健康风险,家庭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而养老问题建议夫妇二人联合准备。

针对以外风险建议用消费型意外险种,同时附加医疗报销及住院津贴保险,这样组合的好处是保费低、保障额度高,同时还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责任和保障需求调整保障额度。

意外险的需求测算假设高先生60岁退休,若因意外事故造成身体残疾或身故,保障额度应为:高先生每年对家庭生活费的贡献×剩余工作年限+子女教育费用=24万元×16年+[30万元(女儿教育费用预算)+49万元(儿子教育费用预算)]×70%=440万元

针对重大疾病风险保障额度应等于医疗费用加未来5年的收入总额。为什么是5年?医学上对重大疾病的统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5年生存率,这是指人们罹患重大疾病后的5年内最易旧病复发,死亡率高于常人。对于患者而言,这5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治疗和休养,无法象常人一样正常工作,安全度过这5年后身故机率与健康人群没有区别,视为痊愈。

重大疾病保险的需求=30万元(一股情况下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24万元(用于家用的年收入)×5年=150万元

由于高先生没有社保,退休后的医疗费用问题应重点考虑,建议用保险产品准备307/元的医疗基金,用于弥补非重大疾病住院发生的经济损失。

高太太

高太太已有社保,但社保的保障特点是广覆盖、低保障,且对非工作期间的意外事故没有保障。社保的医疗以报销为主,但不能报销自费药,且有自付比例。同时对于药费很高的重大疾病没有赔偿功能。因此高太太可适当补充意外险、重疾险和能报销自费药的健康险,保障重点应联合高先生的养老需求投保养老险。如表3所示。原因是:第一,高先生没有社保养老金,要通过商保来补充。而以高太太为被保险人,年缴保费会较少。第二,按照中国人寿命的一般规律,女性比男性的寿命长,高先生又比太太年长,因此一般情况下,女性在老年时会独自生活相当长的一段相间,所以女性养老金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保障额度测算:

意外险需求=10×(55-40)年+(30+49)×30%=69万元

重大疾病险的需求=30+10×5年-17(社保最高报销额度)=63万元

高太太目前40岁,计划55岁退休,那时高先生已59岁,也到退休年龄。假设费用增长率为3%,现在每年生活费用15万元,假定退休后花费减少30%,人约为10万元,那么15年后每年生活费用=10万×(1+3%)15=15.58)/元,

假设55岁后投资回报率与费用增长率相等,则:退休后共需养老费用=15.58×25年=390)万元

高先生的两个子女

两个子女已参加北京“一老一小”医保,再分别补充30万元重大疾病保险和5万元医疗及意外保险即可。这是为了买个安心,同时教育金的准备一定要着手进行。

高先生夫妇养老费用的筹措

养老规划属于长期规划。在高先生夫妇需要准备的养老金中,我们可以将其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基础养老金,用于解决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前面推算的390万元就属于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是保命钱,安全最重要,一定要用收益确定的渠道去准备。真正的基础养老金应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的、不可挪用的现金,具有安全、现金、月领的特性。能满足上述特性的基础养老金准备方式只有两种:社保养老金和商保年金保险。养老金的另一部分叫品质养老金,是为养老生活锦上添花的资金,数额随个人需求而定,这部分资金的准备,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考虑使用一些有一定风险,同时也会带来更高收益的方式,比如股票、基金、以及投资连结保险等。

农民的养老保障 篇11

近年来, 上海市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镇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58.7%提高到2011年的89.3%。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产生很多失地农民。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由于失地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自身掌握的技能又比较少, 难以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养老金收入直接影响到征地后的基本生活。在构建上海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高低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关系到失地农民征地后的基本生活, 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的调查, 反映调研地区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调研地区选择依据

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 就需要选择失地农民数量较多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 才能够获取比较详实的一手资料。近年来, 佘山镇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大力实施“阳光动迁”政策, 相继完成了上海辰山植物园、天马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佘苑路1号地块、横山花园4队、佘山天文台、武警政治学院、鼎源路高压走廊、翠鑫苑等地块的居民动迁工作, 征用了大面积的土地。五年来, 已累计动迁农村居民2 600户, 产生很多失地农民。因此, 本调查选择佘山镇作为调研地点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由于征地时间的不同和征地安置政策的调整, 佘山镇的失地农民可能会出现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并存的情况, 不同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还存在着差距, 通过对参加不同保障制度的失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 能够详细地了解他们对现行政策的一些看法, 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 回收问卷580份, 其中有效问卷556份, 有效率达93%。

三、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 失地农民的土地征用状况分析

1. 失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情况。

问卷数据显示, 在被调查的失地农民中, 有81%的失地农民土地已经被完全征用了, 10%的失地农民土地被部分征用, 仅有9%的失地农民土地没有被征用。

2. 征地补偿标准调研情况。

虽然上海市的征地补偿标准从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 农用地的补偿标准已经达到每亩4.5万元。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 现行的补偿标准仍然难以满足失地农民的要求, 有接近50%的失地农民认为目前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不合理的。

3. 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制度的看法。

为了能够详细地了解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制度的一些看法, 我们对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不满意的失地农民也进行了调研。调查显示, 大部分的农民都认为补偿标准低,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7%, 还有占样本总数27%的失地农民认为居住在同一区县但补偿标准却不同, 认为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的占样本总数的19%, 认为征地过程不透明的占样本总数的17%。

4. 失地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

(1)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耕地的补偿标准

针对建设用地和未利用耕地的补偿标准, 调查数据显示, 认为补偿标准达到3.5万元/亩的,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8%, 补偿标准在4万~5万元的,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9%, 认为补偿标准在5万元以上的,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3%。

(2) 农用地补偿标准

失地农民对于农用地的补偿标准, 期望在4.5万元/亩的占样本总数的31%, 期望4.5万~5万元的,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1%, 期望农用地补偿标准在5万元以上的,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8%。

(3) 粮棉地补偿标准

在调查的样本中, 18%的失地农民认为粮棉地的补偿标准应该达到1 600元/亩, 49%的失地农民认为粮棉地的补偿标准应该在1 600~2 000元, 还有33%的失地农民认为补偿标准应该达到2 000元以上。

(4) 蔬菜地补偿标准

30%的失地农民认为蔬菜地的补偿标准应该达到3 000元, 46%的失地农民认为蔬菜地补偿标准应该在3 000~4 000元, 另有24%的失地农民认为补偿标准应该在4 000元以上。

5. 土地征用后担心的问题。

对于失地农民土地征用后最担心的问题, 我们也进行了调研, 调查显示, 有307人选择了养老问题,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55%;104人选择了就业问题,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9%;96人选择了教育培训问题,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7%;41人选择了生活水平下降,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8%;仅有1%的人选择了其他。可以看出, 失地农民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养老问题。

6. 失地农民期望的补偿方式。

在对失地农民期望的补偿方式进行调研时发现, 有236人选择了期望解决养老问题,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2%;207人选择了期望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7%;另外, 还有51人选择了一次性支付足够的钱,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2%, 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他们主要是缺少创业启动资金, 希望用获得的土地补偿金去创业;还有62人选择了提供教育培训, 占样本总数的9%, 这些人多处于中年, 由于自身掌握的技能少, 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 期望政府提供教育培训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水平。

(二)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调查

1. 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情况。

在调查的失地农民中, 大部分人参加的是“镇保”,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78%, 另有8%的失地农民参加的是城保, 14%的失地农民参加征地养老, 如图1所示。

2. 失地农民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待遇标准。

在所调查的失地农民群体中, 大部分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待遇标准在851~950元,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51%, 领取750~850元的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4%, 养老金水平在951~1 050元的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2%, 领取1 050元以上的仅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

(三) 失地农民就业培训调研情况

1. 失地农民就业状况。

从调查的情况看, 他们在失去土地后, 仍有51人从事务农,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9%;有118人从事保洁员,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1%;有97人从事保安,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7%;从事个体经营的有106人,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9%;成为工人的有117人,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1%;失业的有38人,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7%。

2. 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程度调研情况。

在调查的失地农民中, 47%的失地农民认为再就业是非常困难的, 37%的失地农民认为再就业一般困难, 只有16%的失地农民认为再就业是没有困难的。

3. 失地农民未能就业原因的调查情况。

针对失地农民未能就业的原因也进行了调查, 问卷数据显示, 有39.75%的失地农民认为是自身的文化素质低不能够顺利就业, 27.7%的失地农民认为自身掌握的技能少, 难以找到工作, 18.35%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的年龄大无法找到工作, 也有14.21%的失地农民在失地后不想找工作。

四、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调查结论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松江区佘山镇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还存在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了解到, 上海市现行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仍然没有达到失地农民要求的标准, 51%的失地农民对目前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是不满意的, 22%的失地农民对保障水平非常不满意, 只有7%的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是非常满意的, 20%的失地农民基本满意 (见图2) , 可见提高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通过对上海市已经颁布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进行梳理, 也可以看出来,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历年调整幅度并不大, 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失地农民难以对目前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满意。

自2003年上海市颁布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至今, 上海市每年都会根据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予以调整, 如表1所示。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可以发现每年的养老金增长幅度差别较大, 增长最多的是2008年每月增加100元, 增长最少的是2005年每月只增加35元, 不固定的增长金额难以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的自身利益。

自2007年开始, 上海市人保局每年都会下发一个补充通知, 适当地提高失地农民养老金标准 (见表2) , 但增加的金额并不多, 2007年和2009年每月只增加了15元, 增长幅度最多的是2011年, 每月增加55元。在生活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目前每年增加的养老金已经难以满足失地农民的要求, 有必要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金标准。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二) 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从调查情况来看, 失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大部分人只具有小学或初中学历, 分别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0%和38%, 高中文化水平的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3%,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样本总数的12%。另外, 各个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文化水平差别较大, 5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基本属于文盲和半文盲,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7% (图3所示) 。由于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低, 而且掌握的技能少, 增加了他们就业的难度。

(三) 失地农民再就业难

目前针对失地农民实施的很多养老保险政策, 都只是一种生活指向性的安排, 而并不是一种就业指向性的安排[1]。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能够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 但并没有解决失地农民生产方式转变和职业转换的问题。调研发现有大部分的失地农民都能够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 但大部分从事的都是很低级的工作, 保洁员、保安和建筑工人是失地农民的主要就业方向。这种劳动方式对从业人员要求低, 竞争人数多也使他们再就业遇到了很多困难。另外, 许多失地农民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培训, 他们想自主创业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多数的失地农民都希望政府能够对他们进行培训, 掌握一门技术受益终生。

五、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成因分析

1999年以来, 我国针对失地农民采取的政策是一次性货币补偿, 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将失地农民的长远生活考虑在内, 而且在征地的过程中, 容易发生侵犯失地农民利益的情况, 这严重地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一) 征地补偿制度不合理

目前我国采取的征地补偿制度还存在很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 在市场经济逐步健全的情况下, 如果土地补偿标准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进行, 显然是不合理的。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计算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也是根据土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这种补偿方式不仅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也难以准确地反映土地市场的供求状况, 更不能保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活。上海市的征地补偿标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是比较高的, 各区县粮棉地的征地补偿标准是相同的为1 570元/亩, 蔬菜地的补偿标准各区县是不同的, 闵行区、徐汇区华泾镇和长宁区新泾镇补偿标准较高为3 260元/亩, 而崇明县的蔬菜地补偿标准在上海市各区县中是最低的仅为2 750元/亩, 其他各区县补偿标准是一致的为2 900元/亩。但我们还要看到目前上海市征地补偿制度的不足之处, 上海市在征地过程中实施的补偿办法是上海市物价局和财政局在2006年制定的, 已经难以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如果仍然按照现行办法来补偿失地农民, 是很难满足失地农民的愿望, 更不能提高他们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所以, 应该结合近几年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尽快制定新的征地补偿制度。

(二) 政府保障措施不到位

通过调研发现, 一半以上的失地农民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 一方面, 这与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低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责任缺失有关。在受调查的失地农民群体中还有34%的人没有参加过政府的培训 (图4所示) , 这表明政府的培训工作还不到位。失地农民由于长期从事务农, 基本只会种植和养殖技术, 很难接受到专业的技能培训。即使那些有工作经验的失地农民, 他们在企业所做的也都是体力劳动, 没有学到真正的技术。他们也期望政府能够提供培训, 在接受调查的失地农民群体中, 27.88%的人选择了计算机培训, 16.91%的人选择了家政服务培训, 16.01%的人选择了厨师培训, 13.85%的人选择了家电维修培训, 13.13%的人选择电焊工培训, 12.23%的人选择了美容美发培训, 见图5。

总之, 失地农民面临很多就业难和创业难的问题, 他们很难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 政府应该承担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和创业难问题的责任, 把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从制度上和政策上予以落实。

(三)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调整体系不科学

上海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虽然在逐年地得到提高, 但是这种调整幅度仍然难以确保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权利的充分实现。上海市已经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每年都会根据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予以调整, 但这种调整幅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的年份每人每月增加40元, 有的年份每人每月增加100元, 现行的养老金调整方式, 一般是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浮动或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进行的,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未能将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结合起来, 缺乏科学的精算, 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化指标或标准体系, 从而也无法保障调整后的养老保险待遇标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 采取合理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动态调整机制, 对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让失地农民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六、完善上海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随着上海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土地非农化现象仍会存在, 还会产生很多失地农民。因此, 如何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保障失地农民利益将显得尤为重要。

(一)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 不能仅仅考虑到土地征用前的价值, 更应该考虑到征用土地后由于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影响下的土地增值部分[3]。土地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 它对农民而言不仅仅只具有简单的生活保障功能, 更具有就业保障功能, 因此, 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还要考虑到农民失去土地后产生的再就业成本及物价上涨增加的生活成本。当然,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上海市各区县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 所以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也要充分考虑到各区县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科学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

与此同时, 对现行的征用土地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很有必要的, 政府征用土地后将其卖给开发商, 这中间产生的利润是巨大的, 但农民只获得了很少的一部分, 大部分都被政府和开发商获取, 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不仅容易滋生腐败, 还会造成土地要素市场产生不合理的交易价格。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使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大,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对征用土地分配制度改革, 就要坚持维护失地农民切身经济利益的原则, 在对土地收益进行分配的过程中, 要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土地收益, 这不仅能够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 还能让失地农民分享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

(二) 加强教育培训, 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 由于失地农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偏低, 掌握的劳动技能少, 他们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失地农民的自身素质, 鼓励他们参加教育培训, 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的要求。政府部门还应健全现有的就业培训体系, 根据失地农民的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 以便顺利地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在此基础上, 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指导,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失地农民顺利就业。考虑到失地农民的自身文化水平, 政府要大力扶持第三产业, 鼓励其吸收失地农民, 对于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政策优惠, 同时还要在政策上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给予特殊的照顾, 以实现失地农民的多渠道就业。

(三) 促进征地养老制度与“镇保”制度并轨, 提高失地农民“镇保”待遇标准

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后, 上海市已经由原来的五种社会保险制度转变为三种社会保险制度, 即“城保”、“居保”和“新农保”, 不仅面临着新老被征地人员之间社保待遇的比较, 也将面临着被征地人员与外来从业人员社保待遇的比较[4]。所以, 政府可以从制度设计方面提高失地农民的社保待遇。

由于上海市征地养老制度是各区县负责实施, 它的预防风险能力并不高。同时各区县的失地农民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标准差距也各不相同, 因此, 要逐步将征地养老制度与“镇保”制度并轨, 以保障上海市失地农民能够适用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 “镇保”待遇标准相对较低, 有的甚至低于征地城保人员。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实施, “城保”、“镇保”和“综保”的并轨, 造成部分失地农民享受的养老待遇标准还没有外来从业人员的待遇标准高, 导致社会成员的不公平,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拿出部分土地收益, 进一步提高失地农民的“镇保”待遇标准。

(四) 构建科学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调整机制

通过调研发现, 上海市现行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待遇调整机制未能将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结合起来, 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只是根据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予以调整, 这种待遇调整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缺乏科学的精算, 无法保障调整后的养老保险待遇能够满足失地农民的生活需要。因此, 要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构建科学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调整机制, 养老保险待遇的调整要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人口预期寿命和基金预算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到一起[5], 才会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翟年祥, 项光勤.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及政策支持[J].中国行政管理, 2012, (2) :50-51.

[2]何宏莲, 王威武.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关联分析[J].商业研究, 2011, (12) :207-211.

[3]郭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分析及政策改进[J].中国行政管理, 2012, (5) :75-76.

[4]章慧琴.上海深度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 2012, (3)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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