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精选12篇）

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篇1

引言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支新生的劳动大军, 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群体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高危险性行业, 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大部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仍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参阅了大量文献基础上, 课题组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庄进行了实地调研, 与农民工进行了接触访谈, 了解情况。自行研究设计了“农民工医疗保障调查问卷”, 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427份, 其中有效405份, 有效率为94.8%, 运用Excel软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完成此文。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

随着近年中国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还存在问题。调查显示:参加人数最多的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达到64.6%, 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险的都为6.8%, 8%的农民工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13.8%的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

首先, 参加人数最多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达到64.6%。这与新农合自身的特点与中国政府的大力推行是分不开的。新农合是一项以政府资助为主, 针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农民投入少, 受益大。截至2008年, 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 (市、区) 数达到2 729个, 已经覆盖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 (市、区) , 参加新农合人口8.15亿, 参合率为91.53%, 当年基金支出662.3亿元, 补偿支出受益人次5.85亿[1]。新农合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农民工参加人数多。然而, 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区域, 农民工医疗保险报销地与工作所在地距离远, 新农合对于农民工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其次, 8%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6.8%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中国现有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只适用于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由用人单位代替农民工申报, 并要提供劳动合同或形成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而调查显示:50.7%的农民工未与劳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另外,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纳, 但是保险关系不能转移, 退保只能退个人账户的部分, 社会统筹部分则留在当地。

最后, 各地虽然纷纷出台了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 然而在城市级别较低的地区, 这项制度还不够完善。调研数据显示, 各地的参保率普遍不高, 而且随着城市级别的降低而降低。资料显示, 农民工就业地分布在直辖市的务工人员仅占9.6%, 省会城市占18.5%, 而地级市以下的农民工占绝大部分, 为71.9%[2]。通过以上数字, 不难看出农民工参保率较低, 各地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并没有切实解决问题, 尤其是地级市以下地区的农民工。

通过以上对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现状分析, 我们将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 大多数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女合作医疗制度, 这部分群体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异地报销;第二, 参加城镇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主要是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而这部分群体面临的是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第三, 参加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比例低, 尤其是地级市以下的农民工。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医保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民工自身特点以及政府和体制方面的原因。

1. 农民工的低收入与医保高消费之间的矛盾。调查显示:

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比例达到92.4%。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 他们很难迈入高收入、高层次工作的门槛。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大多是一些非正式职业或边缘职业, 如建筑业、服务业等, 调查显示, 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 而这部分收入通常要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 如子女教育、住房等, 他们难以拿出多余的钱参加医保。

2. 农民工的流动性决定其参保困难。

农民工外出寻求工作具有较大的盲目性, 一般从事技术含量低容易进入的行业, 工作稳定性差。我们对农民工务工计划的调查中, 30%固定在原城市长期打工, 70%几乎处在流动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使得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查、宣传、制定、管理等异常困难;另一方面, 医疗保险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制度, 由于不同流入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巨大差异, 使得农民工的高流动与社会保障地区的小统筹产生矛盾。

3. 政府方面的原因。

政府及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是产生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根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城乡严重分离, 户籍制度将人民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 造成城乡严重不平等, 农民工受到歧视, 享受不到应与城镇职工相同待遇的医疗保障。第二, 政府对于农民工的信息掌握不够, 导致监管力度不够, 造成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更拒绝为其缴纳医疗保险, 以降低生产成本。第三, 宣传力度不够。在对农民工关于各种医疗保障制度了解程度的调查中, 71.2%的人表示不了解, 在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中, 有41.9%的人表示缺乏这方面的信息, 不知道怎么办理。

三、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对策

根据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和困境分析, 我们提出了以下六点建议:

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及流动程度不同, 可将农民工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职业稳定, 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 也就是30%在原城市长期打工的农民工, 这部分与城市居民差别不大;第二类为职业不稳定, 也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工, 此类一般流动性较强。针对第一类, 应该尽量降低户籍壁垒, 将其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2. 以新农合为基础构建中国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筹资高, 政府补助多, 农民受益面大, 为患大病的农民建立了保障, 已深得民心, 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可行性更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 》规定, “允许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统筹区域内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简化到县域外就医的转诊手续。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 探索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就地就医、就地结算办法。”目前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区域, 由定点医疗机构组成医疗网络, 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网络链接, 以户籍所在地的账户作为报销账户。运行的过程中加强部门合作, 做好监督工作, 逐步形成以新农合为基础, 全面覆盖农民工的医疗保障网络。

3. 探索基本医疗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模式。

基本医疗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是解决流动人口医疗保障问题的长远措施, 也是中国未来基本医疗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

跨制度主要是指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而第一大障碍就是城乡居民在获得医疗保障质量与水平上的差距, 政府应加大卫生资源在投入中向边远山区倾斜的力度, 只有城乡差距缩小, 医保的衔接才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 探索城乡医保衔接的有效模式。

跨地区则主要指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建立农民工可转移、可折算的永久性个人账户, 当农民工流动时, 个人账户随之转移到新的城市, 按流入地的标准将缴费额和缴费年限折算后转入当地农民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4. 加强对于农民工基本信息的掌握。

中国流动人口的“弱势”既来自于户籍制度, 又源于流动人口的频率迁移。国外没有“户籍”的概念, 流动人口问题大多源于跨国迁移, 而跨国迁移人群存在“国籍”问题, 与移民国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可能存在差别, 比如说, 是否给外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本国人可以获得免费服务的公立医院是否也对外开放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都是对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有一个很好的掌握。

与中国目前的状况相比, 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并没有掌握足够信息, 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也不能进行有效管制, 导致企业未能履行为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的义务, 这不利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长期发展。因此, 应该尽量掌握农民工的基本信息, 尤其是在地级市以下的地区, 掌握这些信息的部门应该与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通力合作, 推动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

5.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

农民工的观念相对滞后, 医疗保障意识薄弱。农民工是医疗保障的责任主体, 他们的认识关系到医疗保障的实施效果, 必须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参加的重要性。但由于农民固有的传统观念, 当务之急是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

6. 同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降低医疗费用。

在农民工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必须探索降低门诊费用的有效方式。除了要通过大力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并以合理的价格将门诊疾病解决在基层社区医院, 降低农民工医疗的支付费用, 还要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科学管理, 推进医药分离, 管办分离, 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降低医疗费用, 使农民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是一切医疗保障能够顺利推行的前提, 只有医疗费用下来了, 医保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3.

[3]房莉杰.农村流动人口医疗保障研究综述[J].甘肃理论学刊, 2006, (5) .

[4]刘苓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理论与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5]简伟研.国外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管理[J].海外传真, 2008, (2)

[6]王如冰.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与制度构想[J].今日南国, 2009, (3) .

[7]罗俊.农民工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农村经济, 2009, (11) .

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篇2

[摘要]农民工权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农民工权益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劳动契约“法定”与“约定”的双重面相聚合，为构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统一分析框架提供了可能。劳动契约分析框架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和实现首

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决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的拉锯博弈，最后还有赖于政府的裁决或保护。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契约；劳动合同法；权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1-0190-03

[作者简介]张云河，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管理学。(江苏无锡214153)

一、问题的提出

“我深深地期望着：在同一蓝天之下的同胞和公民，能够有着同样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能够有着同样的发展机会；对社会做出了不同贡献的社会成员也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应有的回报；‘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恩格斯语)，使富裕群体利益的增进同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能够实现同步化；中国不但能够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农民工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亦为一个理论问题。我愿秉承开篇之夙愿，建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分析框架，希冀为我国农民工群体权益之法律保护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开展添砖加瓦。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殊群体，其具有流动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相对独立性、弱势性和边缘性的特征。针对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及农民工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实境，对农民工权益需求与缺失(need and lack)进行深入探讨显得尤为迫切。然遗憾之处在于，现有文献对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研究缺乏统一之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某种视角的预设，这种预设形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影响着研究者的分析和叙述模式，从而潜在地支配研究全局。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中也不例外。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劳动契约视角，从而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架设了统一的分析框式。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统一分析框架的建构

(一)劳动契约的历史发展梳理。劳动契约即劳动合同，源于罗马法的雇佣契约社会化的结果，对劳动契约理论历史发展的梳理，有利于对劳动者倾斜性保护理论的提出。第一阶段是雇佣契约的萌芽。现代契约发轫于古罗马，罗马雇佣契约又衍生于其独特的“卖子”活动。在古罗马法律制度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重要的是家父权，“父对其子有生死之权，他可以用收养的方法把子女转移到其他家族中去，并且可以出卖他们。”这里的“出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子女。“卖子”实为家子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在制定《十二铜表法》的时代，罗马的经济并不发达，法律也不成熟，还没有产生雇佣制度，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在收获季节需要充济劳动力，而按照“罗马市民不能做罗马人的奴隶”的规定，注重实际的罗马人只能通过向劳动力富裕的家庭购买其家属劳动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买主即对买进的家属取得了买主权。罗马的法律文献中称其为“准奴隶”。他们在买主的指挥下进行劳动，所得均归买主所有，买主对其有惩戒处罚权。第二阶段是雇佣契约的产生。公元前2世纪后，随着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罗马经济空前繁荣。罗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罗马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多样化的贸易关系促进了契约法的发展，丰富了法学理论，对当时纷繁的经济关系和民商事流转形式都有所反映。此时，新的劳务租赁契约出现，买卖劳动力的办法也就随之消失了。租赁契约在罗马法中称为“赁借贷”，是一种双务合意契约，据此，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允诺在接受一笔报酬之后使后者暂时享用某物或者向其提供一系列服务或特定的劳作。因此，罗马租赁契约的标的并不限于现代法上的物，还可以自己的劳动为标的订立“赁借贷”，即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即罗马雇佣契约关系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第三阶段是劳动契约的产生。发端于英国而后及于西欧大陆的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客观上带来劳动关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18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则对雇佣关系的发展在思想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即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化为劳动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然而劳动者的自由人格却是劳动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因为，只有当劳动力所有者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并摆脱对他人的人身依附和控制从而获得自由的前提下，职业劳动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自然法思想认为要将一切对人羁束、压迫的法律制度予以撤废，努力将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格之绝对。于是在法律上产生“全然自由对等的人格间之契约关系”思想，劳动关系亦承其一贯理论，逐渐丧失其身份要素，慢慢渗入债权要素，成为两个人格间劳务与报酬之交换关系，劳动成为买卖关系中之商品。也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与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奇妙结合而形成的“任何人都有权和任何人缔结他们所想要的契约，他们也有权选择订立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条款”的自由主义契约论是劳动关系在债法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基础。自由主义者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所以，在新的立法中均以新的契约类型规定，而舍弃原有的租赁契约制度。

(二)劳动契约的双重面相聚合。关于劳动契约的概念，学界、实务界见仁见智。《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定义为：“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就劳动管理、工作条件、工资、津贴和奖惩做出的约定”。我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定义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鉴于“约定”或“协议”，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有义务完成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并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章制度；而用人单位则有义务支付劳动报酬，提供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及其他待遇。然而，上述对于劳动合同界定的共同点是都仅把劳动合同看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约定，这样的分析特征是在主体上没有考虑政府的存在，同时没有考虑到劳动合同的契约自由的现实困境。依凭劳资关系专家黄越钦先生的研究可获知，虽劳动契约仍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订立，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为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给予必要的法律保护，故劳动基准法系规定劳动契约基本事项条件之最低基准之法律，要求责任主体不得低于此基准，并不鼓励责任主体以此基准为已足，更不禁止相对主体争取更有利之基本事项条件。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劳动契约当事人之间可对诸如工资、工时、工作场所、休假等契约项目合意，然事实上，在商业资本组织庞大、劳动契约附合契约化等情势下，劳动者根本无法抗拒大企业的优越经济地位而处于被迫订约状态。因此，在劳动契约上，不但应强调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主观平等

性”，更应重视契约内容的“客观平等性”。为此，必须采取劳动基准法定机制，即“国家对工资、工时、休息等劳动条件之基准以法律定之”。国家为了维持劳动契约当事人自由，仍允许当事人为一定的台意，但重要的内容必须以“劳动基准”作为劳动契约的限度范围。“基准法定”的目的在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民意审查，才能综合各种利益取得平衡，不容个人间恣意任性，也不能以命令方式由行政机关决定。易言之，劳动契约是一个包括劳动基准契约与劳动约定契约的契约体系，劳动基准契约体现了“法定”之特质，劳动约定契约体现了“约定”之特质，正是“法定”与“约定”的双重面相聚合，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统一分析框架构建提供了可能。是故，劳动契约主体涉及劳方(劳动者)、资方(用人单位)以及官方(政府)，其内容包括在劳动契约的缔结、履行和终止过程中发生的劳方与资方、劳方与政府、资方与官方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基准契约就是指劳资双方在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内容时不得违背已经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条款，也就是传统的劳动基准法，而劳动约定契约则是指劳资双方，在劳动基准契约的基础上就双方的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及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三、劳动契约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联结

基于以上分析，得知劳动契约主体涉及3方：劳方、资方和官方，具体到农民工劳动关系角度上，其表现为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3方。劳动关系的这一特征为从法学角度对农民工的劳动契约权利受到侵犯进行保护提供了切入的视角。劳动契约中农民工权利的保障和实现首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决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拉锯博弈，最后还取决于政府的裁决或保护。从农民工自己维权的角度看，其主要问题在于单个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地位的悬殊，使得他们没有力量实现其权利。集体谈判制度就是为了平衡劳资力量设计的一种社会安排，因而，农民工只有组织起真正的工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工个体单个面对强大的用人单位组织时的弱势地位，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合法权益具有强大的组织保障，一定程度上能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不均衡格局。但我国历史上普遍缺乏“小共同体本位”，分散的农民缺乏组织性。在农民工主动保护自我权益的进程中，难以得到自保，劳动法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倾斜、主动保护劳动者的职责，即如果农民工劳动契约总是不能有效履行，那么，我们应该从农民工自己维权的角度来认识，并从政府第3方的“作为”来探究其缘由。在农民工、用人单位、政府这3方主体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如果把农民工一方作为权利主体，那么，政府和用人单位可归为义务主体。同时，如果就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政府也是公权力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一方面可以改正和处罚用人单位制定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内部劳动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制裁和处罚用人单位的具体违反劳动法，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而这种行政管理权实施的相对人主要是用人单位，一旦发现政府即负有依法“作为”义务，因此，政府和用人单位都是法律责任主体。

首先。关于政府的契约责任设定。政府是广义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政府以公权力为手段介入到具体的、个别的劳动关系之中，这些手段包括劳动立法、劳动行政、劳动监察、劳动谈判与协调、劳动仲裁等，介入的目的就是以国家强制力来平衡不对等的劳资关系，进而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的权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西方，由于雇主和工会组织较成熟，劳资关系一般也已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或惯例，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减弱。比如德国，近几年来正渐次废除一批劳动法规，并提倡由劳资双方的自由约定，政府不予干预。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劳资双方的发育和组织程度均尚处幼稚时期，劳资完全“自治”还不具备条件。所以，现阶段政府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运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当然，应重点加强政府的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和劳动争议的调停者的角色。

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制度障碍；就业保障制度；法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1-0028-05

Study of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innovation for peasant-workers to work in a city

TANG Kai-e1，WEI Lian-hong2，LI Zhong-yun3

(1. Chongqing Technical School，Chongqing 400043，China；

2. Shenzhen Municipal Nat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Estate Management Bureau，Guangdong Shenzhen 518031，China；

3. Chongqing Municipal Economic Committee，Chongqing 400015，China)

Abstract：The key to promoting overal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guaranteeing peasant-workers’ stability in a city is their employment，however，peasant-workers are restricted by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employment selection and system of working and employers and so on. Currently，institutional barrier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ifficulty of peasant-workers to work in a city and for their insufficient insurance. Bold innovation and reform for breaking current system barriers is needed，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are helpful to the peasant-workers to work in a city should be rapidly made and perfected in order to create good legal environment for the peasant-workers to work in a city and for guaranteeing the stable employment of the peasant-workers in the city and for promoting harmonious society development.

Key words：peasant-worker；employment；institutional barrier；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legal environment

农民工进城既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客观要求，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给农村和城镇带来了双重变化。但事实上我国城镇对农民工的态度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农民工一直处于城镇社会的最底层，其应有的权益往往得不到有力的维护。农民工问题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焦点话题与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有效推进和保障农民工进城稳定就业，不仅会有效缓解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发展农村经济，而且有利于加强城市经济建设，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交流与统筹发展。重庆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笔者以重庆调查为主，对全国及其他诸如四川、北京、江苏等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1][2][3]，就如何打破现行制度障碍，建立保障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有效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旨在促进农民工顺利地、稳妥地进城就业，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一、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现实困难

进城就业成为农民工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农民工能吃苦、不怕累，工资低廉，甚至不买社会保险，但农民工进城就业仍存在困难。

1.庞杂的主体无组织。据统计，全国进城农民工达1亿以上，以重庆市为例，2006年，农村劳动力转移706.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51.7%，小学以下文化占43.2%，初中文化占47.6%，高中及以上文化占9.2%，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6.8%。目前，进城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大多数是没有经过组织的，是以亲友老乡介绍外出就业为主，在城镇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单位，各做各的事，各找各的工作，最多是以少数的乡缘、地缘、血缘等联系在一起。

2.就业机会相对有限。就业渠道与信息不通，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对于农民工更多的是摆设，农民工难以自由地进入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对职业的选择性较窄，主要集中在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工作。

3.从事职业危险性较大。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脏、累、险、差、难、苦的岗位中，有1/3从事建筑劳务，工作条件恶劣，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措施不落实，时刻受到职业病与工伤事故的威胁。

4.工资待遇不平等。农民工工资普遍低下，同工不同酬，缺乏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至少1/3的农民工月工资在1 000元以下，工作时间超长、却没有加班工资，被拖欠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43%的农民工有过同工不同酬或没有基本劳动安全保障等不公正待遇(据重庆晨报2007年7月31日报道)。

5.就业不稳定。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把农民工作为廉价的临时工使用，随时可以解雇；农民工经常面临失业的窘境，一旦突然失业就会出现全面生活危机。

6.权益难保护。农民工的就业权、休息权、获得报酬权、伤残获得医治权、人身自由权等屡遭侵害，39%的农民工有过被无辜克扣工资或恶意拖欠工资的经历，15.60%的农民工则遭遇过打骂等人身攻击(据重庆晨报2007年7月31日报道)，但农民工受人欺侮、权益受到侵害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由此产生。

二、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在城镇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封闭的城镇体制抛向城镇公共政策和城镇管理的社会边缘，被限制享有城镇的公共资源，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多种原因，但最严重的莫过于制度障碍。

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篇4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病,健康保障,保障缺失

1 导言

2009年7月, 一起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一事件也再次把城市农民工的健康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一系列农民工职业病的陆续曝光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 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农民工群体的职业病发病率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举世瞩目, 在改革开放、城市化和工业化逐步推进的大背景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步子迈的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快。但是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遭受着工作过程中噪音、粉尘的侵蚀, 农民工的健康正在被被职业病吞噬, 一系列的数据如铁证般证实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 我国尘肺病患者已达60万人, 死亡17万人, 并且每年新增1万人, 其中80%以上患者是农民工。尘肺病死亡人数是矿难与工伤和其他事故的3倍还多。2004年6月湖南某市职业病防治所对某村98名打工农民进行了x射线拍片检查, 经确诊有76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如果包括17例可疑尘肺, 只有5个农民是健康人。尘肺病发病惊人, 同时发病年龄也下降了, 过去40～50岁患尘肺病, 如今降至30～40岁。浙江泰顺县有一个“尘肺村”, 有20多个年轻患者, 已是3期尘肺病了。所以当时有人预测, 到2010年前后, 尘肺等职业病将成为中国农村面临的严重问题, 而眼下的情形, 也正好证明了这个预测是对的, 职业病真的已经是伴随着农民工打工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2 我国农民工健康保障体系的现状和成因

2.1 我国农民工健康保障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期, 因为政府和个人对健康的关注不够等原因, 人们的发病率很高, 死于疾病的人也多, 改革开放之后, 虽然对于疾病给予的关注越来越多, 但因为人口流动的频繁, 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又节节攀升, 而农民工群体作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是传染病在城市传播和流行的重要载体, 一些农民工本身既是疾病的患者, 也是疾病的重要的传染源。潘国庆 (1995) 等人的研究显示, 流动人口是城市里感染和传播急性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

在我国, 人们往往把健康保障简单的看做是医疗保险, 其实并不然, 健康保障指的是具有减轻乃至消除健康脆弱性作用的公共行动。而健康不仅包括生理上的健康, 更包括心理上的健康。但一系列的调查却表明我国的农民工存在着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

首先, 农民工的生理健康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职业病。因为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造就了他们脏、乱、差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 从而导致了职业病的高发, 现阶段农民工所面临的职业病主要是三大类:

粉尘类职业病, 主要就是尘肺病, 这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建筑、水泥、采石等农民工聚居区, 在现阶段的医疗水平下, 尘肺病的治愈率低、死亡率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 患上尘肺病也就意味着死神的降临。

工业毒物质类职业病, 最常见的就是装潢用的油漆还有其他的一些材料里面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 工人在装潢的时候一般都住在装潢的屋子里, 长期如此, 就会造成工业物质的中毒。

噪声引发的疾病, 农民工进行的工作当中, 很多都有着大型的机械设备, 如凿岩、爆破、铆接、锻压等等, 而这些设备运转起来会有很大的噪音, 工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 不仅会对听力造成影响, 而且噪声超过一定的分贝, 还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

第二, 传染病的发病和流行。农民工来自全国的各个城市, 高频率的流动性给传染病的流行创造了环境。农民工群体中广泛存在着肝炎、大三阳、小三阳这类现在还无法治愈的疾病。

第三, 生产事故的频发。山西煤矿漏水透水导致工人被埋压, 并导致部分工人死亡的这一类生产事故频频发生, 与其说是新闻媒体更透明了, 不如说我们的生产安全应该警钟长鸣了。

第四, 食品安全问题, 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 卫生条件很差, 食物中毒的现象时有发生。供应农民工餐饮的食堂基本都是挑最不好的菜, 就餐环境也很差, 饮食安全堪忧。

其次, 农民工也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农民工迫于生计, 离开家乡和亲人, 来到举目无亲的城市打工, 心理和感情上存在着极大的压力, 一方面他们要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 另一方面, 还要饱受别人歧视的眼光。农民工融入社会的问题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大多数农民工从闭塞的农村来到开放的城市, 面对陌生而崭新的环境, 他们会感到无所适从, 加上生活、工作上的巨大压力, 精神生活的严重缺乏, 有的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 恶劣的生活条件, 在城市社会地位的低下, 备受城市人鄙视等, 都会导致农民工产生很多心理健康问题。农民工无论在交往对象或范围上都极其有限, 一般在农民工之间互动, 很难与城里人融合, 一方面他们渴望享受城市文明, 一方面对城市敬而远之。久而久之农民工这个群体被边缘化,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农民工”这个称号正形象的反映了他们的尴尬处境。

2.2 城市农民工健康保障缺失的成因

造成我国农民工健康保障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体制、文化、宏观方面的原因, 也有法律方面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 也有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农民工自身健康风险意识的缺乏, 因为农民工大部分是青壮年, 所以他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比较高, 认为自己患病的概率很小, 而且他们在城市打工主要是以挣得更多的钱为目标, 他们害怕对企业或者单位提出健康保障的要求会丢了饭碗, 所以即使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也是绝对不会提出来的。

第二, 农民工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 有着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 俗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就是他们感情的真实写照, 当他们为健康感到无助的时候, 他们会返回家乡, 寻求亲人的帮助来解决健康问题, 而不会寄希望于健康保障。

第三,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永远是人们提及有关于农民工话题时最常见的一个名词, 的确, 难以打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使农民工的权利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这种格局使农民工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在城市做着最脏、乱、差的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 农民工的生活完全是一种“鲁滨逊式“的生产生活方式, 他们所享受的权利和城里人完全不一样, 是一种游离于体制外的权利, 根本就没有他们要享有健康保障的余地, 而且伴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 农民工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

国家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 也是导致农民工健康风险的体制性因素, 虽然有“大病统筹”的政策, 但是相对来说落实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只局限于口号上而已。

此外, 信息不对称也对农民工的健康造成了影响, 现代社会, 信息就意味着财富, 而农民工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少, 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权益。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事农民工自身寻求信息的动力不足, 另一个就是农民工有这方面的意识, 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 基础设施不完备, 或者是基础设施完备, 但是农民工不会用, 他们缺乏这样的技能, 所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3 对策建议

3.1 完善农民工健康保障的各项制度

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关心弱势群体健康的同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城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不能只关注如何管理农民工, 视农民工为危害社会安定的洪水猛兽, 而应该更注重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关心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状况。

其次, 要建立农民工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 定期定点取样调查, 全面研究农民工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对其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保健就医情况产生的各方面影响。

与此同时, 要不断健全劳动保障制度。在农民工劳动保护方面, 督促用工单位按《劳动法》的规定赋予农民工相应的地位和权利, 调解农民工与雇主间的纠纷。对违反劳动法的情况进行纠正和处罚, 对生活困难者或者是一时陷入生存困境的人进行救济, 在农民工开展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工作。

最后还要注意的一点事要建立农民工健康档案制度, 为每一个农民工建立一个健康档案, 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跟踪记录, 为以后的调查或者是补偿提供依据, 免得有些不法份子钻空子。这项工作的成本比较大, 但是一旦建成, 将惠及很多人。

3.2 建立大病统筹医疗和大病医疗救助体系

构建大病统筹医疗和大病医疗救助体系是完善农民工健康保障体系的当务之急, 但是国家能投入的资金毕竟是有限的, 不可能建立全面的、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障, 所以这些有限的资金必须要用于最急需的地方, 帮助受到重大疾病威胁的农民工渡过难关。

3.3 从法律层面上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虽然我国历来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工作就非常重视,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 使得一部分私营、个体和部分国有企业放松了对劳动保护的要求, 而且由于腐败的存在, 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也不够。所以,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强执法力度, 因为“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比“无法可依”更加可怕。

3.4 进行健康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工的卫生保健意识

城市里的农民工是健康教育的盲点, 因为他们正处于城市健康教育活动和农村健康教育行动的交叉点。因此, 有必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行动, 采取多种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 对农民工进行健康宣教和普及工作, 以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卫生保健意识, 增强自我保健的能力, 让他们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是真理。

4 结语

农民工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研究已经历时很久, 这就足以证明农民工问题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城市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亦农亦工的特殊身份使他们的处境很尴尬, 做最累最苦的活, 拿最低的工资, 受最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连身体健康都没有保障, 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群体却占了当今社会人口的很大比例, 所以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 即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也是为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钱振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工健康问题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08, (6) .

[2]蒋长流.就业身份锁定下的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J].中国卫生经济, 2006, (12) .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篇5

摘要：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几乎被我们遗忘的群体，那就是农民工群体，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近你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维护备受社会关注，其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所指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城市的视角和需求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就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并以此分析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从而提出建设并完善此制度的一些建议，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一个公平、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他们家在农村，年龄在l6至3O岁之间，在上世纪末外出打工。目前，我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l亿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被排除在城市政策体系之外，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夹心层”。虽然他们外出打工不是纯粹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是对长时问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具有感情，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但是，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家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发展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识初步觉醒，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工作耐受力低；有很强接受和学习能力：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当然，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品质，有很强的耐心和毅力。

除了生存，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平等的权利同样重要。“不是新一代的农民工要求太多，而是企业以前给得太少”，“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但因为“时代不同，要求自然就不同了”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要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惠及。然而，现实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十分的薄弱，甚至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投保率都比较低。同时，农民工也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体系，他们只能偶尔得到基于同情的照顾和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及私人援助，他们认同城市文化，渴望市民待遇，尽管这一切一定还很遥远。

就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而言，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一种社会流动，这个群体在农村属于中上阶层而在城市却属于中下。由于体制上的隔阂，农民工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他们支撑了城市的发展，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并受到歧视 一方面，他们所从事 的职业本身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另一方面，流动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权利，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社会福利待遇方面，而且体现在住房、医疗、就业、孩子上学等社会服务的获取上。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横亘着许多历史的、人为的障碍。他们缺乏技术上的竞争力，希望摆脱低级就业的状态，但是他们却不能选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工作岗位也已越来越少。另外，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成熟的市场和完善的劳务经济下，各种劳动者应该可以公平地获得同样的社会保障。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权益。最后，就是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的障碍。他们已经离开农村，但是城市却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之间。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歧视与排斥使农民工对社会产生的失望和不信任的情绪。这种不信任影响了第一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也世袭给了第二代农民工。

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必然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影响下，强烈的愿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而且，农村新生代和城市的工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人研究发现，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有一至两项非均衡的、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参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有人分析指出，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尤其在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农民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另有人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第二，某些地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做了一定的规范，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但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另外有人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这种滞后现状，会导致一系列的隐患和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是社会稳定的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处于中低层职业，还面临着失业风险，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时容易铤而走险，从而积蕴社会不安定因素。其次，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推进到逐步将城市户口各类劳动者涵盖于其中，是否能进一步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包括进来，关系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能否最终形成；再次，不利于实际推进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城农民工如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就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四，不利于推进城乡居民实质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场分配的基本原理。农民工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在再分配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但城市再分配却基本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被考虑到[8].针对这些隐患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存在着必要性和紧迫性, 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具有其政治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城市居民同时要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应有的保障[12].（2）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如果因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劳动关系不稳定而不考虑其保险问题，那么今后再解决比现在就应对成本要大得多[13].（3）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14].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表现在：（1）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15].（2）是城市化战略推进的需要。合理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难题，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要给农民工相应的社会保障[16].（3）农民工得失悬殊、进退两难的处境使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亟待为其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机制，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17].（4）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导致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18].第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引导农民工放弃兼业型转移、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可以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2）为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盖所有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要求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19].（3）可以引导农民工对劳动力流动的投资。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减少了他们流动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动的间接收益和净收益现值，从而有利于农民工的流动投资[20].（4）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21].（5）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雇佣农民工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的发展与长期利益最大化[22].第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具有积极意义。（1）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时期弥补国有企业职工可能出现的保险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23].（2）农民工虽然持农村户口，但他们已与城镇职工一样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体现其公平性[24].（3）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他们应有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25].（4）从长远来看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既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社会保障一元化目标，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

[26].第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农民工自身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数量众多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的；（2）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苦、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可能性非常大，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关爱和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人群的需要，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4）有利于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引导，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兼顾其长远利益[27].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其得到的薄弱的社会保障，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城市管理者应当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策创新力度，从教育、社保、医保和住房等领域入手，层层为其筑起生活保障，因势利导切实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最容易城镇化的一批人，有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推动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政府出台这些一系列的好政策，试图推动农民工在输入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作。但是，输入地与输出地政策未接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农民工收入涨幅滞后于保险金缴纳额度涨幅等因素，部分抵消了政策利好，一些农民工甚至将养老保险当作定期存款，在年底集体提取。多部门、各区域应摒弃小利益，站在宏观角度深层次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留城生活的保障需求，以实惠的举措落实中央精神。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可尝试为这一群体“量身打造”住房政策，缓解安居难题。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最难的就是寻找一个稳定的住处。商品房是他们中多数人难以问津的奢侈品；经济适用房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的定位亦将其排斥在外；廉租房地理位置偏僻，保障范围小，资金缺口大，供不应求。缓解安居难题，可通过租赁商品房资金补贴、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在打工者密集区建新区等灵活措施，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打造”住房政策，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安居城市。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代的劳动力主体，他们的安定对现在以及未来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只有处理好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和遗留的问题，真正维护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的权利，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只 有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城市，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樊平．2007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新发展，新问题，新挑战．社会学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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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董理。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5）。

[15]郑杭生，洪大用。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学术交流，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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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郑杭生，洪大用。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学术交流，1994，（5）。

[23]李迎生。从分化到整合：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源、改革与前瞻。教学与研究，2002，（8）。

[24]王玉玫。建立健全城镇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

[25]魏丽艳。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探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3）。

[26]杨辉。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天府新论，2003，（2）。

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篇6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然而其权益的缺失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障碍。安徽省应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为农民工建立积分制，将积分与相关权益的发展与维护联动起来。探索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权益保障制度，在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组织、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子女教育公平制度等是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权益 积分制 联动机制

一、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现状与权益诉求

（一）权益保障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内部开始了代际更替，80后的“新生代”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在完成基本学业后即进城打工。与父辈相比，他们受到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大多初中或高中毕业，思维新颖，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较快。目前，安徽省外出打工农民工约有1000万，新生代群体约占67%，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城务工，对农业、农村并不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不愿成为城市边缘人；因为身处权利觉醒时代，他们正在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困惑、迷茫甚至自卑。这与中国推行城乡覆盖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严重不符。[1]所以，必须从顶层开始设计，探索出一种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长效机制，让他们活出劳动者应有的尊严，帮助他们实现“城市人”的梦想。

参与养老保险的权益是相关权益的核心，要想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必须以养老保险为突破口。安徽省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较高，但实际参与率较低，愿意参与养老保险的比例占78.4%，而实际参与养老保险的比例为38.6%。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性别与婚姻显著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男性养老保险参与率多于女性，已婚的养老保险参与率多于未婚的；第二，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没有显著影响，反而未来养老资金来源与缴费比例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关心的，目前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比例为4%—8%，新生代农民工可接受的是缴费比例的下限；第三，新生代農民工对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会显著影响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对养老保险政策信任度较高，会促进该群体对养老保险的参与。一个乐观的预期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未来养老选择在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模式逐渐被社会养老与商业保险模式所替代。[2]

（二）权益诉求

四分之三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更注重个人的职业生涯长期发展，更愿意选择较为轻松、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更注重个人和家庭生活品质的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更强。他们的权益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宽裕，同时对稳定的居住场所、享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也有较高的需求。而实际上，有5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各种社会保险的参保水平依然很低。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改善劳动者待遇的能力有限，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较为普遍。[3]

二、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缺失及其原因

（一）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诸多因素影响他们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的缺失。这些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的基本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

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他们找不到与自己的特长相匹配的工作，或是两次工作之间难以做到无缝衔接。尽管我国建立并试运行了“全国招聘信息公共服务网”，但成效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信息体系不够完善，信息呈现碎片化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包括家庭情况、受教育程度、基本技能、从事的行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这些基本信息大多数地方没有采集归档。

2、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缺乏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单一，难以得到有效拓展与提高，这制约着他们的发展空间。因劳动技能缺乏，造成了一边是“农民工荒”，用人单位招不到工，另一边是新生代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现象。随着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调整，新型产业需要高知识、高技能的产业工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良好的技能教育，形成了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失业。

3、子女受教育权利的缺失

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正是适学年龄，可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不平等，他们受到的教育待遇和当地的孩子相比差距甚大，就读学校办学条件差，或是要缴纳高额赞助费等。

4、社会保险的缺失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中养老保险又是社会保险的核心，养老问题是每个公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而实际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低。这种情况受到中央与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城乡所有居民，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选择的主体，其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不仅是基于自身合理权益的诉求，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5、城市居住权利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生活时仍面临着住房、租房等方面的障碍，他们通常居无定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很难寻找一个稳定的住处，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难以问津，而廉租房地理位置偏僻，保障范围小，供不应求。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希望尽可能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就是他们在城市有个“家”。目前，这个“家”成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心中的梦想。[4]

（二）权益缺失的原因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有关权益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个方面：第一，缺乏有效组织，他们大部分人单打独斗，没有自己的组织或组织化程度较低，当单个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由于没有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有效传递，很难与拥有地缘优势的输入地用工单位相抗衡，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当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偏离其利益时，或者所在企业不为其缴纳、少缴纳和逃避缴纳社会保障费时，单个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的被动地位。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单一，或是技能不够娴熟，缺乏行之有效的培训机制，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的性质不明晰，无法使他们学到真正的专业技能。第三，“隐性户籍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隐性户口”是指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关于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这种“隐性户口”的存在，让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有不公正待遇，让他们无法摆脱后顾之忧。[5]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思想意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因素，它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具备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能否适应城市生活等具有直接的影响。

三、建立联动机制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

（一）联动机制的基本思路

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安徽省应从省级层面设计出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质的权益保障联动机制。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庞大，权益诉求广泛而复杂，如果追求一步到位，立即满足所有农民工的所有权益诉求，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本着差别化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对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小的地方应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对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应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积分制，为他们的落户建立公开透明的通道。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和对生产建设活动所做出的贡献大小等核心因素为他们建立积分，然后以积分为支点，将积分与其他权益联动起来，带动其他相关权益的发展与维护。通过建立这种新型的联动机制，可以帮助我省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早日融入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让他们摆脱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处境。

（二）积分制的设计

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联动机制是建立在积分制的基础之上的。积分制的基本思想是：分八个大项目累计积分，每个大项目又划分若干个档次，赋予每个档次不同的分值，最后累计各项分值，就是单个农民工的积分，夫妻双方的积分可以累加，累加的结果作为家庭积分总值。根据家庭积分总值的大小，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排队，对于积分高的农民工家庭，他的权益诉求应优先得到解决。积分制的基本设计思想如表1所示。

（三）建立积分与权益联动机制

建立积分制的目的是要将积分与其他权益联动起来，带动其他相关权益的发展与维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缺失的问题，我省应该将有关措施与对策与积分制有机结合起来，逐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

1、建立有效的组织

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城市新观念的影响，他们愿意投资于未来的保障，只是在强势的企业面前，获得社会保障的能力较弱。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太分散，没有一个能代表他们权益的组织与用人单位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谈判。因此，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积极承担组织农民工的责任，通过组织建立并完善积分制，在农民工群体中营造积极积累积分的良好氛围。有了自己的组织，就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凝聚新生代农民工的力量，真正让农民工对自身权益有发言权，在劳资博弈中孕生出和谐、共生的新型劳资关系。[6]

2、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安徽省可以用积分制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实现积分与社保的联动效应。当农民工的个人积分达到规定的标准，用人单位应优先考虑为他购买各种社会保险。政府和工会组织要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管，确保积分制的公平性，逐步实现养老、工伤、医疗、失业保险全覆盖，减少农民工因伤因病返贫的现象。

安徽省应统一省内各地区社保标准，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养老保险政策碎片化形式。同时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的特征，可适当降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的缴费水平。以养老保险为例，必须建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实现在转移接续过程中不仅是个人账户，还包括企业缴纳形成社会统筹账户的城乡无障碍转移，才是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的根本途径。

3、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当务之急在于提高劳动者自身的职业素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增强竞争力，改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不仅是他们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更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既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 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从人口大国加速转变为人才大国。可见，职业技能培训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理应承担起主要投资主体的责任，应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但是在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所有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只能分步进行，对于积分分值较高的农民工，可以享受培训的优先权利。[7]

4、实施积分与子女义务教育挂钩

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正步入适学年龄，如何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权利，破除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制度障碍，是现阶段迫在眉睫的课题。安徽省可以采取将新生代农民工取得的积分与其子女的义务教育权益相挂钩的办法。当农民工个人或家庭的积分达到一定的分值，就可以申请子女义务教育的权益，逐步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与城镇青少年一样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既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又免除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加强了其务工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5、加快户籍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一直以來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壁垒，这一城乡二元壁垒终于得以破题。2014年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得以面世，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将为我省户籍制度改革指明方向。但是户籍新政如何落地收效，仍有诸多难题待解。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农民工不愿意用土地换户籍，因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要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条件，而要尊重农民工的意愿，让他们进退有路，这样才能使得改革过程更加平顺，更加和谐。

笔者认为，安徽省可以尝试将积分与户籍制度联动起来进行改革，尽快消除城乡居民的等级差别，给予城乡公民同等待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将新生代农民工取得的积分与城市居住证进行捆绑，当个人或家庭积分达到规定的分值就可以申请城市居民居住证，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享有子女义务教育、申请廉租住房或经济适用房、申请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权益和公共服务。[8]

6、建立积分与住房保障联动机制

安徽省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把进城落户农民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首先要调动各方力量增加农民工住房的供给，政府应鼓励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住宿，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集中建设农民工公寓，对于积分分值较高的农民工可以优先申请公寓。其次，政府应牵头建设农民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然后根据农民工获得积分的高低进行排队申请。第三，对于积分较低的农民工，要执行租房补贴政策，提高房租补贴标准，以减轻农民工在租房方面的经济压力。最后，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以鼓励企业为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尽量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入住房公积金体系，允许住房公积金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自住住房。

四、结语

笔者创新性地提出了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积分制，以积分带动相关权益的发展与维护。建立积分联动机制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和提倡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基本养老保险，不再出现以前那样大面积退保的现象；第二，鼓励和提倡用人单位积极为农民工投保，因为在同一单位工作时间越长，所得分值就越高，这样便于用人单位留住人；第三，建立积分制可以让部分农民工安心留在同一城市或同一单位工作，这样既增强了他们的爱岗敬业精神，又能减少他们过于频繁的流动，从而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第四，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再教育，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素质；第五，建立积分制可以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徐璟，何如海.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2）：111—114

[2]杨哲，王茂福.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调查数据[J].社会保障研究，2013（5）：62—67

[3]刘铮.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发生明显变化[J]，新农村，2013（13）：30—31

[4]王倩，张军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保权益与实现路径[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3（11）：40—41

[5]罗小锋，段成荣.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吗[J].农业经济问题，2013（9）：65—71

[6]龙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探索[J].金田，2012（12）：239—240

[7]许丽英，王跃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探析[J]，行政论坛，2014（2）：74—77

[8]丁静.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学术界，2013（1）：215—226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年课题“安徽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2014003）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研究 篇7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和特点

目前理论界对新生代农民工有不同的理解, 如王春光把年龄在25岁以下, 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看作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新一代农民工。笔者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老一代或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 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和21世纪初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户籍仍在农村的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这个时间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所处的大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 他们身上必然会呈现出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特征。

第一, 文化程度高。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各方面素质基础较好, 以初、高中毕业生为主。据2004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 在新农民工流动就业人群中, 文盲占2%,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6%,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5%,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

第二, 职业期望高。从就业趋向上来看, 新农民工敢于“挑肥拣瘦”, 就业意向多在于“白领阶层”, 不愿从事脏、累和收入低的工作, 从而引发了“民工荒”。

第三, 打工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的发展。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为了温饱, 而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数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求得自己甚至后代能拥有和城里人基本一样的生活条件, 生活场所, 文化背景, 发展方向和基本权利。他们对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向往, 希望能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

第四, 对生活品味有所追求。与第一代农民工保持农民艰苦朴素的本质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的追求时尚。将打工的工资用来购买品质好的食物、生活用品, 追求时尚的服装、发型, 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手机等电子产品。

第五, 具有一定的维权意识。在城市中, 农民工处于边缘地位,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属于社会低层。同父辈们相比, 新农民工不堪忍辱负重, 如劳动强度大、长年加班、工伤得不到补偿、同工不同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得不到保障等。

第六, 社会身份特殊。虽然在家乡有承包地, 本人脱离了农业生产, 但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 身份依然是农民。

2.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

发展权是指个体和集体基于持续而全面的发展需要而获取的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1986年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由于这种权利, 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 在这种发展中,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够获得充分实现。”由此可见, 一国之中的任何个人都有权享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 并促进和实现自己更好的发展。可以说, 发展权关注的不仅是人权在量上的落实和取得, 更着眼于人权在质上的提升和飞跃。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权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权在城市务工和生活过程中进行一系列参与、促进发展的活动, 并且从中争取发展机会、获取发展利益, 从而维护自身尊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权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国家公民, 应当享有和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 它既包括农民工享有享受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并促进其自身发展的权利, 也包括其有权平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机会。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1. 就业竞争力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善于接受新的事物, 更具有自己的思想及追求。然而, 相对于城市里的青年人来说, 其受教育程度相差甚远。新农民工在就业竞争中落后于城市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劳作的经历, 所以在高强度农业劳作基础上的吃苦耐劳方面的品质上, 新生代农民工要逊色于老农民工们, 加之在进城务工也缺少必要的技能及经验, 使得他们在需要技术以及强劳动力的行业方面的就业竞争中落后于老农民工。

2. 就业信息渠道有限

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就业信息大部分来自于非正规渠道, 多是通过熟人、亲戚介绍工作, 或是自己上网获得就业信息, 只有少数通过正规的职业介绍机构找到工作。虽然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 但存在落实难的问题。一方面输出地的就业信息难以及时合理的对接, 另一方面, 输出地政府只起到信息提供的作用, 其效果远没有经熟人介绍理想。

3. 就业起点与自身理想差距较大

作为有文化的一代农民工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平等的需求更为强烈。他们希望与同龄的城市青年一样, 共同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等资源。从农民工身份转化的角度来看, 他们正处于农民身份职业化, 公民化的转变。然而, 由于知识水平, 就业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新近接触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起点很低, 工作范围多数都在第三产业。试图通过目前的考试、竞争取得稳定的工作或编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加以正确的就业引导, 可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工作的动力, 但如果放任这种现象的存在, 势必会影响生产力的科学管理, 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4. 劳动权益保障不足

由于农民工在社会上还处在弱势地位, 在就业时一些企业会通过签订不合法的劳动协议, 以身份证作抵押, 克扣工资, 同工不同酬等形式, 侵害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从南方网记者刘志毅发表的《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员工签自愿加班切结书》可以看出, 通过签订自愿书之后, 打工者的加班时间就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又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 2009年外出的农民工中, 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 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 劳动强度最大的是餐饮业, 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而《劳动法》明确规定,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这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还很多, 并且长时期的存在。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由于年纪轻, 阅历浅, 多数心理承受能力十分有限, 在遇到困难时缺少依靠和帮助, 很容易走向极端。震惊一时的富士康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 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在14起跳楼事件中, 死者年纪最大的仅为25岁, 有的跳楼者刚刚入职两个月就走向了极端。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 不仅要严格的从法制上给予他们保护, 更要在心理上给予他们支持。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措施

1. 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1) 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会组织。工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 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 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常委会, 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新《工会法》实施十二年来, 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大, 受关注程度不高, 以及就业中不公平及歧视现象严重, 农民工从工会中获得的利益与保障十分有限。

目前的工会组织形式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 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有以下建议:

第一, 打破以企业、单位为界限的组织形式, 在农民工聚集的城市, 以城市或城区为单位, 建立区域农民工工会组织。对该区域的农民工进行统一登记、管理。

第二, 在农民工管理中坚持管理为辅, 保障为主的原则。在就业合同, 劳动保障以及劳资纠纷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第三, 农民工工会除必要的岗位需要专业人员外, 可吸纳农民工作为工会的工作人员。这样农民工更明确自身的特点、需求及困难, 使农民工工会的工作有的放矢。另外, 可为农民工设立专门的公务员岗位, 从政府层面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重视与尊重, 逐步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

(2) 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劳动法》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在实际操作中, 大多数用工单位并没有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有些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 过多强调用人单位的权利以及农民工的义务, 是不平等的合同。因此, 应严格规范农民工用工制度, 制定统一、规范的合同样本, 在合同中应详细体现工作岗位, 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保险缴纳等相关内容。将合同交由农民工工会备案, 并由工会负责审查、监督。

2. 完善就业培训机制

目前, 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培训的途径有很多, 但其在培训内容、手段以及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存在不足。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以及农民工就业培训出现的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合理利用开发教育资源。目前的中职、高职技术学校有着良好的师资力量以及教育实训资源。打破学与工的界限, 打破传统的授课模式, 设立新生代农民工进修班, 在教学内容、授课时间上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减轻由于学习给农民工带来的负担。

第二, 优化培训内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以及实际的用工需求, 应设置实用性强的培训内容, 如餐饮服务、车工、钳工、数控、汽修等课程。并在课程设置中多一些操作, 少一些理论, 切实地培养一技之长。

第三, 建立企业定向委培的培训模式。由政府牵头, 建立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定向委培机制。企业负责提供一部分的培训经费, 支持培训机构设立专门的课程, 定向培养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 从而增加农民工就业的目的性。

3. 完善就业信息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有限的, 导致了务工难的局面。有时新生代农民工还会陷入黑中介的陷阱中。因此就业渠道建设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至关重要。

第一, 强化农民工工会的就业指导职能, 设立专门的就业信息交流平台, 将农民工的职业特长与企业用工需求归类, 合理推荐工作, 提高就业效率。

第二, 建设公益的就业信息网站, 招工与务工双方面都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网站的建设还应强调权威性, 稳定性, 防止钓鱼网站欺骗农民工, 侵害其权益。

第三, 加强就业市场监管, 坚决取缔黑中介, 完善各种职业介绍机构。

第四, 建立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就业信息联系, 使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时间获得就业信息。

参考文献

[1]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 2008 (1) .

[2]杨玉华.马克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评论, 2007 (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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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军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公共需求指标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2.

[5]中国统计摘要 (2010)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53.

[6]肖瑞, 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J].经济管理文摘, 2003 (2) .

粤湘籍农民工权益保障变迁研究 篇8

关键词：湘籍农民工,权益保障,变迁研究

0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不断推进和全球市场需求的不断加大, 出口导向型三资企业在中国沿海地区迅速壮大, 尤其是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珠江三角地区, 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本投资设厂, 同时也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外出农民工前来寻找就业出路。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这突出表现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具体来说,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包括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和市民权, 其中劳动权是指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择业、分配, 以及禁止使用童工、严禁强迫劳动等, 而社会保障权则包括各种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卫生以及职业培训等等, 而市民权则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和权利问题。在现有的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 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很难在短期内一篮子全部解决, 本文重点讨论农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变迁过程。为此, 本文计划以湘籍农民工为代表, 对2010、2011和2012年在珠三角地区3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如此不仅可以窥探湘籍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权益保障状态, 而且可以帮助了解广东省外来工群体的权益保障整体水平和变迁历程。

1 湘籍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变迁情况

湘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主要包括工资、工时、社会保障和劳动合同四方面,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1 工资制度与工资水平

湘籍农民工近三年的工资制度的一般情况显示:2010年有23.1%的人没有加班工资, 2011年有25.3%的人没有加班工资, 2012年有27.8%的人没有加班工资;2010年有15.9%的人被克扣工资, 2011年有16.4%的人被克扣工资, 2012年有22.7%的人被克扣工资;2010年有8.8%的人被拖欠工资, 2011年有6.3%的人被拖欠工资, 2012年有7.3%的人被拖欠工资。而2010年湘籍农民工工资的总平均值为1062.63元, 2011年为1606.84元, 2012年为1682.74元。

1.2 工作时间

湘籍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调查显示:2010年每周工作6.37天, 每月休息3.637天, 每天工作9.636小时, 连续加班最长为15.14天, 每天加班为3.257小时, 每天最长加班时间为6.146小时;2011年每周工作6.17天, 每月休息3.626天, 每天工作9.25小时, 连续加班最长13.78天, 每天加班为2.97小时, 每天最长加班时间为4.973小时;2012年每周工作6.09天, 每月休息3.865天, 每天工作9.166小时, 连续加班最长13.53天, 每天加班为2.976小时, 每天最长加班时间为4.928小时。

1.3 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湘籍农民工的保险和福利情况所示:2010年有病假工资的占20.5%, 2011年为29.3%, 2012年为26.6%;2010年有带薪休假的占29.1%, 2011年为44.3%, 2012年为41.8%;2010年有产假工资的占18.8%, 2011年为30.4%, 2012年为27.9%;2010年有医疗保险的占32.5%, 2011年为44.7%, 2012年为48.3%;2010年有养老保险的占24.1%, 2011年为33.4%, 2012年为35.4%;2010年有工伤保险的占40.3%, 2011年为50.5%, 2012年为46.8%;2010年有失业保险的占9.5%, 2011年为14.3%, 2012年为16.1%;2010年有生育保险的占4.5%, 2011年为11.9%, 2012年为10.5%。

1.4 劳动合同

不同年份湘籍农民工的合同情况所示:从劳动合同的签订比例来看, 2010年为44.2%, 2011年为58.6%, 2012年为62.7%;从合同期限来看, 2010年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13.3%, 2011年为16.5%, 2012年为21.3%;从对劳动合同的评价来看, 2010年劳动合同的满意度为62.5%, 2011年为52.6%, 2012年为35.8%。

通过比较三年湘籍农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湘籍农民工的一般工资制度不断改善, 工作时间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从2010年到2011年再到2012年, 湘籍农民工加班没有工资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被克扣工资的比例在逐年上升;相比2010年, 2011年和2012年拖欠工资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2012年比2011年拖欠工资的比例有所上升。从2010年到2012年, 湘籍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 每周工作天数减少了半天, 每天工作时间减少了0.5小时, 连续加班最长天数减少了将近两天, 每天加班最长时间减少了将近1.2小时。

(2) 社会保险享有比例在逐年增加, 社会保障覆盖面在逐年增大。相比2010年的各项社会保险, 2011年和2012年的各项社会保险比例都有很大的增长, 其中, 2011年超过一半以上的湘籍农民工享有企业提供的工伤保险;2011年的病假工资比例、带薪休假比例、产假工资比例、工伤保险比例和生育保险比例比2010年和2012年都要高, 2012年的医疗保险比例、养老保险比例和失业保险比例比2010年和2011年都要高。

(3) 劳动合同比例在逐年增加, 但劳动合同满意度在逐年降低。从劳动合同的签订比例来看, 劳动合同的签订比例逐年提高;从合同期限来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比例不断增加, 但绝大部分劳动合同依然是固定期限;从对劳动合同的评价来看劳动合同的满意度在逐渐下降, 从2010到2012年下降了26.7个百分点。

2 政策与建议

2.1 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推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知识的普及, 不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劳动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为提高湘籍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和技术水平, 省委、省政府可以统筹利用全省各地的职业高中、技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加强对新生劳动力的初次技能培训和返乡农民工的再次技能培训, 不断提高新生劳动力和成熟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素质。除此之外, 政府还应加强对他们的法律意识、劳动权益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培养。

2.2 出版和印刷针对农民工的劳动维权宣传小册子, 开办政府主导的、针对农民工合法维权的教育网站, 加强利用网络培训的方式传授农民工“依法维权”的途径。在培训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观念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维权能力的基础上, 政府更加需要教会农民工选择合法的途径和合理的方式进行维权, 尤其需要帮助农民工熟悉维权程序和维权方式。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 网络变得越来越普及, 农民工上网的比例和上网时间在不断提高。政府可以建立关于教育农民工如何进行劳动维权的网络, 利用网络教育的方式巩固和提高农民工的合法维权意识和合理维权能力。

2.3 加强粤湘籍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技能和劳动权益培训, 湖南省各级政府驻广东办事处和派出机构作为培训粤湘籍农民工的实施部门, 将承担培训湘籍农民工的工作列为政府评估各级办事处和派出机构的考核指标, 保证湘籍农民工在广东的技能和劳动权益培训制度化和长期化。调查结果显示, 湘籍农民工在打工地进行的技能培训很大一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培训费用, 而家乡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时间有限, 与实践结合的效果较差。政府可以利用驻广州的办事处和各种派出机构开展针对湘籍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劳动权益培训。这需要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从制度上和组织上对办事处和派出机构的工作职能进行改革, 不仅从组织和职能上, 而且从绩效考核上改革, 将承担培训湘籍农民工的效果列入各级政府在广东的办事处和派出机构的考核指标, 这样才能保证培训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2.4 改革农村地区参政议政制度, 发挥外出务工人员对政府绩效的监督作用, 从制度上和组织上保证湘籍农民工社会求助渠道和维权求助的有效反馈机制。湘籍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制度设置等因素的影响, 参与家乡政府的政治活动不够, 很难发挥参政议政的影响, 这就造成湘籍农民工容易被家乡政府忽略。湘籍农民工的权益诉求和政治表达游离在家乡地和打工地, 他们的要求和愿望自然就不能成为政府的公共问题和政策主题。因此, 我们需要改革现有的参政议政方式, 为农民工参与家乡政府或打工地政府的政治活动提供制度保证, 确保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诉求得到政府的重视并且成为政府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更好地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参与权和劳动权。

2.5 建立湘籍人大代表或湘籍政协委员与外出务工农民的制度化联系渠道, 人大代表或政府委员要关注和听取湘籍农民工在外打工过程的生存和发展情况, 并在每年的“人大会”和“政协会”上发布关于湘籍农民工权益问题的提案, 建立改善湘籍农民工劳动权益问题的参政议政机制。

农民工权益问题的解决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支持作用, 而传递农民工问题的声音除了媒体和学术界以外, 更加需要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作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利用每年的“人大会”和“政协会”的提案机会将湘籍农民工的生存情况上达给湖南省委、省政府, 从而可以有效监督政府解决和改善农民工权益问题。

参考文献

[1]蔡禾, 李超海.农民工权利变迁:基于政策文本的讨论.载蔡禾、刘林平、万向东等著.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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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R].2011年5月27日.

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篇9

90后农民工是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朝阳力量, 也即将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精锐, 却又因为各种因素成为社会生活中弱势群体。当前国内对于农民工群里社会保障的研究大多只是着眼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 对于90后农民工这一新生群体的研究少之甚少, 使得90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重视, 也使得专门针对于90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及时地颁布。对于90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现状的学术科研研究, 将有效解决上述相关问题, 对于这一独特群体的特殊社会保障需求做出恰当分析。

二、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供给滞后的主要原因

(1) 政府方面。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整个社会的保障问题愈发突出, 政府开支不断加大, 收不抵支的现象已不少见。在这种状况下, 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利益考虑, 并不愿意对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提供过多的支持, 或者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中发生政策性偏移, 并不能很好的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另一方面, 政府如果强行要求当地用人企业和单位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 势必会影响当地招商引资的进程进而有损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为了照顾企业的利益, 就会忽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甚至牺牲他们的利益。这种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思想尤其体现在近几年“唯GDP论”上, 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或消除。

(2) 企业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体, 每一个企业追求的目标都是企业利益最大化, 在另一方面就要尽量减少企业开销降低成本。因此企业自然不愿意建立任何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与社会责任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用人企业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不高。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 企业的这些做法毫无疑问加剧了农民工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亟需有强力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

(3) 农民工个人方面。除了政府和企业的利益选择因素外, 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素质条件也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社会保障的优越。具体而言, 农民工自身的限制条件包括其群体的法律意识、维权保障意识淡薄、工种限制引起的其收入微薄、流动性大等原因。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 影响现阶段农民工社会保障供给滞后的原因有很多且复杂, 往往牵扯到多方利益, 因此国家在改革与重建的道路上会遇到重重阻力。

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行长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它不但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和冲突, 同时也使新生代农民工丧失了很多就业机会和依法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这种城乡户籍的壁垒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 并使得没有城市户口使农民工根本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社会权利, 比如医疗、住房及教育等, 这些和农民工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公民待遇, 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

三、相关结论与建议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正在经历转型的社会阶段, 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中, 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并且不断扩大, 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农民工特别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变得日益严峻, 解决它刻不容缓。解决这一问题将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差距,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1. 政府方面

(1)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 以居民身份证号码登记为个人账户, 将全国公民 (包括农民工在内) 所有人的社保信息均录入该系统,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民工劳动档案登记制度。每一位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劳动档案以及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情况均能在该系统中准确查到。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是目前阻碍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流动性带来的信息残缺、信息滞后让农民工无法及时地入保或享受社会保障, 也使政府无法得到农民工的准确信息, 无法及时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社会保障。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保障系统可以让政府较准确地了解到农民工的工作现状, 便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管理和落实。

(2) 建议适当调低农民工社会保障缴费年限, 如从15年降低到10年。农民工是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群体, 这样的不稳定性使农民工很难保证在一个工作单位做满15年。适当程度地降低农民工15年的缴费年限, 将其调整为10年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上述不稳定性带来的缺漏, 让更多的农民工可以在固定的缴费年限后领到其保险的反馈额, 享受到社会保障, 老有所依, 病有所医。

(3) 实行弹性的缴费比率。根据农民工劳动年限和工资收入的不同, 实行弹性的缴费比率。工作年限低的农民工缴纳比率比工作年限高的农民工缴纳比率高;随着自己劳动年限的不断增加, 缴纳比率不断降低。同时根据农民工不同的收入水平确定不同的比率, 对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实行较低比率的缴费政策, 收入较高的农民工群体缴纳较高的比率。

(4) 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相对于城镇居民, 农民工来自农村地区, 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 这使得他们缺乏工作技能并且对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无法进行合理的规划, 盲目地选择务工地区和务工企业。这不仅使农民工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也使得他们的生活工作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旦因为某些原因停止或失去工作, 无法及时找到下一份工作, 生活立刻受到影响, 严重时基本生存都可能发生问题, 这时政府可能需要提供相应的救助, 这也一定程度增加了政府的压力。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 帮助他们获取工作技能、进行职业规划, 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 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2. 企业方面

(1) 积极配合政府方面进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尤其为90后农民工账户的建立。尤其作为企业单位的负责保障制度的各级部门要牢固树立“为农民工服务”的理念, 为农民工个人的参保、缴费、转移、接续、停保、退保等最大限度的提供方便快捷通道。

(2) 处理好劳动派遣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劳动派遣工为现在企业及高校用工的大部分来源, 其社会保障的空白来源于法律的空白, 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与用工单位的互相推诿极大程度上导致了其用工的保障力度不够、覆盖面不广的问题。企业应当与其派遣单位协商得当, 积极地配合或者主导其用工的社会保障基本水平。

3. 农民工自身

(1) 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社保培训计划, 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90后农民工应当积极参与进政府的培训计划中, 在培训中了解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参加基本的社会保险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农民工应享受的权利, 农民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如何办理相关保险转移和衔接等。提升自己维护社会保障权利的意识, 学习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和知识, 体会到社会保障对于自身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2) 提升自身能力, 寻求更稳定的就业单位和收入待遇。就业岗位的不稳定, 导致了各类劳动者流动性较大, 90后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则更为突出。90后农民工应当通过努力拼搏, 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 踏实肯干, 让雇主看到自身的价值, 获得长久的发展机会。雇主要想留住人才, 就必须提供更高的薪酬。经济收入是农民工生存的源泉, 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民工队伍中稳步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可靠保证。

摘要：近年来, 随着进城务工的90后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 该群体已逐渐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该群体以其不同于父辈的鲜明特点在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 其社会保障问题已越来越多地得到关注。本文立足于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社会背景, 针对90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 分析了其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与该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交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并重点探讨了现阶段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供给滞后的阻碍因素与根本原因, 最后根据现有政策框架, 给出建立过渡时期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90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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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 2010-6-21[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 2010-6-21

[4]李广芹, 李琳.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意义[J].中国集体经济, 2010 (3) [4]李广芹, 李琳.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意义[J].中国集体经济, 2010 (3)

[5]Aaron, Henry.J.Should we retire Social Securtiy?Grading the reform plans[J].Brookings Review, 1999 (7) :6一11.[5]Aaron, Henry.J.Should we retire Social Securtiy?Grading the reform plans[J].Brookings Review, 1999 (7) :6一11.

农民工薪酬保障实证性研究报告 篇10

农民工欠薪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的难题, 国家制定实施了很多政策法规, 但欠薪现象年年发生, 其中引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更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 中增设了一款恶意欠薪罪。这是首次将农民工欠薪问题由民事范畴转向刑事范畴, 此次将恶意欠薪入罪, 对打击遏制恶意欠薪的不法分子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并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回应了民意。同时通过刑事途径解决欠薪纠纷来维护农民工权益, 也呼应了刑法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的目的。但是就其条文本身而言, 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对“数额较大”和“政府有关部门”等并未明确, 应该制定一些配套性措施以方便执行。农民工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通常处于弱势地位, 其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主张。而现行的政策比较重叠复杂, 具体实行效果不佳。在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上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农民工自身之间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本文尝试通过对农民工欠薪保障体系的构建, 更好地维护农民工权益。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首先开展了一项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1份, 其中有效问卷150份, 调查的内容围绕农民工欠薪的一系列问题展开, 所显示的部分主要数据统计如表1所示。其次, 我们收集了大量的信息, 查阅了许多参考文献, 通过筛选整合信息以支撑本文叙述的观点。最后, 我们在以上准备工作的帮助下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完成了这篇文章。

2 农民工欠薪的主要原因

2.1 政府执法力度不够强

据调查显示, 46%的民众认为在处理农民工欠薪纠纷时政府最应该介入以发挥其效用。但55%民众认为政府对于农民工欠薪问题重视程度一般, 甚至38%的民众认为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 到目前为止民众仍然把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但是政府在处理农民工欠薪问题上并没有很好的取信于民, 所以政府的执法力度还有待提高。具体来讲:

2.1.1 政府本身就存在欠薪行为

据了解, 全国660个城市和2万多个镇中有五分之一存在“形象工程”, 有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缺少工程款或者根本没钱的情况下搞工程, 最终导致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其中2003年11月底, 由于拖欠民工工资, 陕西省府谷县政府被法院强制执行720万元;领导行政干预引咎辞职。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不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等。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 (国发 (2002) 13号) 精神, 在开展对《城市规划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活动时提出, 地方政府未能解决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问题的, 除极特殊原因外, 一律不再批准其新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2.1.2 政府的被动执法

目前, 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农民工欠薪问题时采取的是近似于民法上的“不告不理”原则。基本上是在已经发生了欠薪事件后且当事人举报后才进行干预,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进行调查取证往往都有很大困难。其实政府往往可以在平时就把工作做到位, 据深圳晚报报道, 深圳劳动部门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一次欠薪大检查活动, 为91.17万名员工追回欠款6700多万元。可见, 主动执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政府对于农民工欠薪问题却总是在逼近年关时进行“大检查、大治理、大整顿”, 每次通过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成绩证明政府的措施确有成效。这就说明不是政府办不到, 也不是政府办不好, 而是愿不愿意主动去办的问题。

2.2 用人单位的政策性缺失

用人单位是欠薪纠纷的主要根源, 只要用人单位按照法律法规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也就不会发生欠薪事件了。但大多数的现实却正好相反, 究其原因,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2.2.1 用工体制不规范[1]

就以欠薪事件最严重的建筑行业来说, 违法转包、分包的现象是农民工欠薪的一大重要原因。《建筑法》第29条第3款明确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但在现实情况中, 还存在大量的违法转包, 分包现象。从《农民工欠薪案件研究报告》中我们收集到以下数据:在对1068名农民工的援助中, 有929人是跟随包工头干活的, 所占比例为87.0%;而在从事建筑工程的976名农民工中, 905人是跟随包工头干活的, 这一比例占到建筑工程从业农民工的92.7%, 所占比例之高令人担忧。

2.2.2 用人单位欠薪成本低

尽管用人单位明知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违法行为, 却依旧置法律于不顾,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政策对其处罚力度不够大, 用人单位欠薪的成本很低。试想当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时,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时间是因为用人单位清楚, 农民工要想主张自己的权利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而且还会面临很多困难, 到最后胜诉的几率也不是百分之百。万一败诉, 自己就会免去这笔债务;即使农民工胜诉, 自己也只用偿还工资, 交一点赔偿金而已。但是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 虽然自己的权利得到主张, 但由此而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诉讼费等还是要自己承担;从社会资源上来讲, 各部门为了追讨欠款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最后同样也是自己承担。为了用人单位不履行自己应负的责任而让农民工和有关部门承担损失这也有违公平原则, 所以对用人单位的惩处还应加大力度。

2.3 农民工自身的因素

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按照其居住地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在权利、义务与社会保障上不对等的社会集团。农民工从最开始就是以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 而在发生欠薪纠纷以后农民工接触的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是与自己相较而言的两个不平等的主体。所以当农民工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时, 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另外, 因为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所以大部分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不强。据调查显示, 61%的民众认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较差, 33%的民众认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一般, 6%的民众认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高。因为这些因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农民工选择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了。

3 农民工欠薪的保障性研究

3.1 事前预防

3.1.1 做好普法宣传工作

俗话说“知法守法”, 只有当我们了解一定的法律常识时, 才能更好地敦促自己守法, 当然也才能把法律作为捍卫自己正当权益的武器。所以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可以有效地约束部分妄图钻法律空子的行为, 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维权意识和法律法规保护意识。具体来讲普法宣传工作应该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用人单位, 另一方面针对农民工。在对用人单位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时, 政府可以和工商部门配合做好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宣传教育工作, 加强用人单位诚信制度建设。在对农民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时, 要根据其自身的特点采用操作性强、易于接受的方式。其中太原市在这方面就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10年, 太原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培训用人单位法人及劳资人员、主动检查用人单位等活动, 督促其依法兑现民工工资, 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情况。据了解, 今年, 该区共处理农民工工资投诉80起, 为1 684人解决拖欠工资651万元。

3.1.2 推行“两金一卡一档案”制度

“两金一卡一档案”制度即工资保证金、应急周转金、实名制建卡和企业诚信档案等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即通过让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来预防农民工遭受欠薪后得不到劳动报酬。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在中标后、办理施工许可前, 必须按比例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及时足额交存。这一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不按月支付农民工工资、在建设工程结束时拖欠工资严重等问题。应急周转金制度是指要求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应急周转金, 在发生用人单位确无能力支付、逃避支付农民工工资等情况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时, 动用应急周转金先行垫付部分农民工工资或基本生活费。这一制度可以保障不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及严重社会治安事件。实名制建卡即用人单位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办理实名制工资卡, 推行一卡通系统, 将建设工程信息、农民工考勤信息、银行发布工资信息、行政监管等功能整合到系统中, 实现农民工工资发放的系统化、信息化, 同时也有利于欠薪纠纷中的调查取证。企业诚信档案是指根据企业在农民工欠薪的信用问题上所做的记录, 并记入档案进行企业信用评级, 规范市场秩序。

3.2 事中监督与帮助

3.2.1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

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就能做好的, 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 可以有效的缩短农民工的维权时限, 并且不定期的开展部门之间的联动行动也会对用人单位起到很好的督促作用。首先, 通过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开展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力肯定比单个部门单独行动大;其次, 当各部门联动行动时由于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 对于侦破案件所需要的证据、资料等都非常有利;最后, 当部门之间经常合作处理欠薪后, 也会逐渐对欠薪问题积累一些经历, 在长期的磨合下必定会在处理欠薪纠纷时提高效率。比如,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共同组织实施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自2009年11月中旬此项检查开展以来, 江苏、浙江、广东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已为将近70多万农民工补发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10亿多元。由此可见,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将会在农民工维权之路上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3.2.2 拓宽法律援助平台

对于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农民工来说, 在处理欠薪纠纷时往往不清楚应该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极端无奈之时, 也只能采取极端方式。由此引发的一些暴力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而且最终也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 甚至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宁夏民工王斌余被包工头恶意欠薪, 在讨薪时又被殴打, 激愤之余, 连杀四人被处死刑。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在欠薪纠纷中农民工急需法律上的援助。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农民工也享有此项权利。所以司法机关和工会组织要积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为依法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3.3 事后救济

3.3.1 加大经济制裁力度

就目前国内的欠薪现状而言, 大部分用人单位欠薪行为的性质属于贪利性行为, 那么在进行处罚时就应当对症下药, 在经济制裁上加大处罚力度, 使用人单位在担负欠薪责任时得不偿失, 这样就会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了。具体来讲, 可以对那些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 责令其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 直至吊销营业执照。面对类似恶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迅速行动。对8家企业给予了3个月内不得在天津参加投标活动的行政处罚;将辽宁鹤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5家外地企业清出天津建筑市场, 并将其违规行为通报企业注册地建设主管部门;将杜占平等20人清出天津劳务市场, 任何建筑企业不得雇用上述人员。此举对天津市建筑企业起到了震慑作用。2009年, 天津市建筑业劳务费投诉中心受理投诉和涉及拖欠金额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3.5%和30%。

3.3.2 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效用

媒体作为最贴近民众生活的机构, 担负着事实报道, 揭露社会阴暗现实的监督职责。在许多农民工欠薪纠纷中媒体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许多用人单位都不敢招惹媒体, 因为要担心自己的信誉问题。2005年12月, 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推出的血汗工厂榜有20家企业“入围”。上榜的20家企业中, 除了8家企业因破产或老板逃匿等, 另外12家尚在经营的企业已经把工资补给了工人。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 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 因此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正确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效用, 并将其推广, 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然而, 媒体监督是一面双刃剑, 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 从另一侧面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所以在开辟和媒体合作的新道路时也要有科学的分析评估和祥实的策划组织。

摘要：就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成因从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自身三方面进行分析, 结合社会调查的数据, 建立农民工欠薪的事前救济、事中救济和事后救济的保障体系, 以达到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目的。

关键词：恶意欠薪,欠薪成因,农民工维权,欠薪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任亮, 华蕾蕾.劳动纠纷[M].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4:135.

[2]王建.也谈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J].工程经济, 2007, (11) .

[3]曾咏梅.劳动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165.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篇11

关键词：失地农民；利益；对策

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该如何保障的问题，一些学者分析了产生利益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一些学者经过实际调研以个别事件为例分析利益保障问题。总体来说，国内关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以徐静、刘艳红等为代表，对不同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一些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徐静、刘艳红对烟台市莱山区失地农民的概况进行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利益保障存在补偿水平较低、补偿方式单一、分配方法混乱等主要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季洁通过对南京市G街道一起失地农民集体上访事件进行剖析，发现政府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及安置不合理、失地农民转业和就业困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是当前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了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缺失给农民家庭和社会治安造成的不良影响。朱明芬通过对杭州市郊100户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杭州市在征地过程中就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存在补偿水平较低、补偿方式单一、分配方法混乱、失地劳力失业率偏高等主要问题。并且分析了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刘爱君、赵诤以城乡结合部为研究对象对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由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拆迁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民因失地而引起的利益受损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剖析现今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望妥善解决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

第二、以徐文敏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了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的意义。他们认为能否保障好失地农民的利益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事关政府的公信力。范铁中认为，能否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陈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城市建设用地、外商投资开发用地、乡镇企业用地数量日益增加，因土地被征用而导致的失地农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养老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安定、和谐。杨振、牛叔文、常慧丽等认为城市边缘区农地城市流转是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文章就制度创新方面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和措施。

第三、以刘军为代表的学者不仅分析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表现，而且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从长期和短期，制度和机制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保障对策。刘军认为，失地农民利益的损失不仅是巨大的，也是综合的、全方位的，通过分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体现，剖析了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分析了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重要意义，并从完善土地征地制度、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机制、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对策。

国外关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很多，而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问题，比如研究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农民失地问题。

Carlos Pestaa Barros，Ari Francisco de Araujo Jr.，andjoo Ricardo Faria在2013年刚刚发表的《巴西的土地使用与冲突：巴西失地农民的运动》文章分析了在巴西2000年到2008年这八年间土地占有和土地改革问题。土地占有和土地改革问题涉及政治，体制，冲突和社会经济变量。政治和制度变量对土地占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社会经济变量是一个与农村人口密度增加和土地占有相关的混合效果因素，而贫困和土地生产力的低下降低土地的占有率。

Chen Shaojun， Zhang Yiquan， Zhang Huashan， and Yang Ruijuan根据实地调研X村被征地的农村居民，分析了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和自我认同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关注点主要是农民自身的心理利益。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被迫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剥离。这些不得不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并在一个新的城市移民社区中生活的人们就是失地农村居民。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失地农村居民群体中，农村生活的社会记忆会影响年龄较大者的生活道路，为了获得或寻求就业，年纪较大者显示出众多的缺点，与他们的邻居交往中，他们不清楚作为城市居民应该有的权利和利益，他们不愿意融入城市环境，这是与农村生活最大的不同。而且他们的自我认同度很低。然而，被征地农村居民的新一代显示出成为城市居民有相当强烈的愿望，他们很早就撇清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Vergara-camus，Leandro回顾了一些文献结论，根据目前在巴西土地上的农民冲突和墨西哥农村无地工人运动（MST）。他认为，任何斗争，不应该都被定性为“准封建”，也不该算作保守的反应，而应被理解为试图创建自给自足和自主的基础。他提出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作为一种替代的解释概念。

参考文献：

[1] 徐静、刘艳红、曲艺 烟台市莱山区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及对策分析[J]. 现代商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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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劳动保障研究 篇12

(一) 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指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概念, 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对农民工的界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职业属性是工人;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属性是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过渡型群体;从劳动关系上看, 农民工受雇于用人单位并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换取收入报酬。

(二) 住房保障。

2003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 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提出“住房保障”概念。住房保障是一个外延丰富的概念, “宅基地”、“福利分房”都是住房保障制度的具体形式。市场经济条件下, 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政府实施一些特殊的具体政策措施, 帮助单纯依靠市场解决住房困难的群体, 这个政策体系的总称, 就叫做住房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都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农民工住房保障的现状描述、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现状描述。

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现状从整体上看, 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 难———租房难和买房难。

由于经济条件和自身的流动性大, 农民工大都以租赁为主, 同时也是由于经济原因, 他们一般很难在工作场所 (通常在市中心) 附近找到租金便宜的租住屋。因此, 他们不得不去更远的郊区等地去租住房子;但也有因农民工租不到房子而不得不睡工棚或挤在十几甚至几十人的集体宿舍。此外, 租房难还表现为有房租不到。农民工买房难最主要的原因是:遥不可及的市场房价, 把那些有想法的农民工又打回到现实, 他们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另一种原因是:即使农民工在城市通过辛苦的工作和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物质经济条件, 但他们却不愿住进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公寓里, 他们感觉在城市很难找到适合自己长期居住的房子, 而且农村的父母也表示不习惯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搬进城市公寓楼居住。因此他们会得觉在城里找不到适合农村人的生活区, 也使得买房成为一个难题。

2. 差———居住条件差和环境差。

恶劣的生活条件表现在:一是房间面积小, 通常是两人共用一个房子且面积不超过20平米, 有的甚至只有10平米;二是装修差, 一般他们居住房间的墙面都只有简单的水泥粉刷, 防水、防潮、防寒、隔热、隔音性能都较差, 到了夏天房间会格外炎热, 冬天就会又潮又冷;三是采光通风较差, 农民工的住房通常集中在“城中村”等地, 建筑密度较大、通风屏障等原因允许自然通风也不太可能, 经济条件又决定了机械通风的不可行性;四是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差, 如果居住在租用房, 其用水用电量都受房东的严格限制。如果住的是类似工棚的地方, 其用水用电及相应的配套生活设备就更难实现了。居住环境差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活环境差, 通常, 农民工住房的周围往往是臭气熏天、垃圾成山、整天机械加工声、汽车鸣笛声不断。而那些所谓的“工棚”、贫民窟的环境就更加恶劣;二是社会环境差, 由于农民工素质相对低、业余生活单调乏味, 农民工聚居地也往往较容易成为黄、赌、毒的滋生地, 其社会治安较差以至于城里人很多都不敢与之为邻;三是交通环境差, 较多农民工居住在远离城市的郊区, 出行很不方便。对于不可能有私家车甚至不愿花公交车钱的农民工来讲, 自行车或电动车成了主要选择。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保障性住房稀少。

一是原来的房屋被大量拆除:在各地老城区进行“火热”的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 很多人的老房子, 一些群众租住的旧公房被拆除;许多企业破产或重组改制时, 将职工的住房连同厂房等一并卖掉。二是考虑到经济利益,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项目被边缘化, 各地建设速度步履维艰, 因此,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成的数量有限。

2. 保障性政策难行。

自1994年以来, 国家房改政策中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措施, 即建立了住房公积金、住房货币补贴、实施廉租住房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然而, 在各地这些惠民的国家政策的实施较为艰难, 贯彻、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公积金缴存不公平;住房货币补贴不均匀;廉租住房是“雷声大, 雨点稀”;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进展缓慢等。

3. 农民工的住房金融支持力度较弱。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不包括大多数农民工,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金融支持。然而, 对农民工而言, 筹集在大中城市购房的首付款比较困难, 而且由于缺乏工作保障, 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很低。

(三) 成因分析。

1. 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境地。

农民工属于第三元群体, 在占有城市资源上, 是介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非正式城市群体, 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改革开放以来, 大批农民工为养家糊口进入城市务工, 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 其农民的固有身份无论是在人们的心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得到改变, 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 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 收入却少, 在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等各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被城市居民“边缘化”, 被排斥在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政策之外。

2. 农民工自身方面的因素。

一是收入水平低, 这是造成农民工住房贫困率高的根本原因之一。收入水平决定着农民工家庭对于住房的支付能力。收入限制使他们无力自购商品房, 并且出于节约的考虑在租房时往往会通过减少居住面积、降低居住质量来削减租房费用。二是农民工自身素质和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 由此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一定的歧视和偏见, 认为农民工是外来的流动人口, 不属于这个城市, 很多同样租住房屋的其他租房者也都不愿意让农民工作为他们的邻居, 导致有的房主不愿租给农民工房屋, 或者租给他们的房子地势环境都不好, 甚至房租可能会比其他人更高。三是城市归属感低, 农民工在住房消费方面表现出来的低标准以及尽量降低住房成本与其“过客心理”有直接关系, 由于现存的制度性壁垒, 使得农民工对城市抱有复杂的边缘人心理, 既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希望留在城市居住, 又对是否有能力留在城市抱有疑虑。

3. 政策因素。

(1) 户籍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政策, 严格对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户籍加以区分并附加各种福利于其上, 是导致当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就业、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巨大差距的主要诱因之一。二元社会体制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各项保障政策之外, 使农业户口成为一种固定身份, 甚至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割、封闭的思维定式。进城务工工作的不稳定, 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难以市民化, 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发展机会和社会认可, 甚至缺乏基本的安全感,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 他们在城市赚钱, 但不是在本地消费而是寄回农村, 又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原有的二元结构,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2) 住房公积金制度。2006年3月,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方, 城镇单位用农民工, 用人单位和个人可缴存住房公积金, 用于外来务工人员购买或租赁自住住房。住房公积金制度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 只是局限于有条件的地方和城镇单位。而农民工工作的高流动性加大了实施的难度, 最重要的是, 很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支付房贷首期的经济能力, 按期偿还公积金贷款基金的风险较高。因此, 住房公积金并不能完善地保障农民工的住房权益。

(3) 住房保障制度。我国地方政府在财力上相对不足, 加上城市建设用地又有限, 而且建设保障性住房没有直接和明显的投资回报, 因此, 实际上各地政府对建设保障性住房是不积极的, 扶持过低。另外, 由于房价逐年上涨造就了住房供应体系供给不合理的趋势, 很多主流房屋都是以大户型为主的高层楼房, 而对于农民工或者是城市中低收入者所需要的小户型商品房可以说是不常见的, 即使有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 但是由于需求量过大导致这种房源供不应求。尤其是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套房 (不含经济适用住房) 面积所占比重仅为开发建设套房总数的30%左右, 远远低于国家要求的70%以上的标准。

三、完善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实施路径

(一) 消除农民工因自身因素造成的种种障碍。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一个最根本因素就是收入过低, 所以政府和企业应做的包括: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工作搜寻和为获得就业的技能培训, 拨取农民工专项培训资金, 与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共同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关于计算机、互联网知识的获取, 城市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学习和培训, 及提供就业指导, 为就业打好基础;二是对企业而言, 不应该以户籍、学历、地域等为借口, 故意压低农民工的工资, 降低农民工的福利待遇。企业在招收农民工时, 如果不提供住房就向农民工发放住房补助。

(二) 消除户籍制度性障碍。

1. 消除户籍制度壁垒, 创建动态的户籍管理。

迁徙自由化是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黑龙江大庆市2011年出台了新的户籍政策, 符合规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为本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 (年龄限25周岁以下) 在当地落户, 即在市区有合法、稳定职业及住所 (含租赁) , 连续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超过3年, 年龄在45周岁以下 (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年龄可放宽到60周岁) 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庆出台的户籍政策, 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2. 住房政策与户籍制度相匹配。

没有放开户籍政策的城市, 应将农民工住房政策与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政策明确分开, 不能一概而论, 各自设定住房资源的分配规则与比例。

(三) 完善农民工的住房金融支持政策。

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担保, 降低农民工家庭购房的支付比例, 采取贴息、优惠贷款利率等措施提高支付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 同时也能减轻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国外经验表明, 住房保障政策和市场的并用之策是解决住房问题非常有效的方法。

(四) 放慢旧城的拆迁速度, 为农民工提供过渡住宅。

就目前而言, 政府的住房保障还不能解决大部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农民工只有在市场中寻找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房源, 即他们需要低租金、低质量的“过渡房”, 实现收入的积累, 逐步改善生活环境。应适当减缓旧城的改造速度, 确保低租金的房源, 为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家庭提供过渡性房屋。

(五) 推广以货币补贴为主的住房保障模式。

经适房保障性住房模型的建设, 资金投入量大, 建设周期长, 而且也不能避免政策管制盲区和开发商等利益团体为寻求利益而降低施工质量, 导致投资大笔资金, 却只能解决很少的住房困难的家庭。如果政府发放住房货币补贴, 农民工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中寻找房源, 短期内改善居住条件。这不仅能够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 还能促进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郭玉坤.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设计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