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调查研究

农民工调查研究（通用12篇）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1

引言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支新生的劳动大军, 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群体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高危险性行业, 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大部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仍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参阅了大量文献基础上, 课题组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庄进行了实地调研, 与农民工进行了接触访谈, 了解情况。自行研究设计了“农民工医疗保障调查问卷”, 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427份, 其中有效405份, 有效率为94.8%, 运用Excel软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完成此文。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

随着近年中国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还存在问题。调查显示:参加人数最多的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达到64.6%, 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险的都为6.8%, 8%的农民工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13.8%的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

首先, 参加人数最多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达到64.6%。这与新农合自身的特点与中国政府的大力推行是分不开的。新农合是一项以政府资助为主, 针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农民投入少, 受益大。截至2008年, 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 (市、区) 数达到2 729个, 已经覆盖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 (市、区) , 参加新农合人口8.15亿, 参合率为91.53%, 当年基金支出662.3亿元, 补偿支出受益人次5.85亿[1]。新农合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农民工参加人数多。然而, 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区域, 农民工医疗保险报销地与工作所在地距离远, 新农合对于农民工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其次, 8%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6.8%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中国现有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只适用于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由用人单位代替农民工申报, 并要提供劳动合同或形成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而调查显示:50.7%的农民工未与劳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另外,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纳, 但是保险关系不能转移, 退保只能退个人账户的部分, 社会统筹部分则留在当地。

最后, 各地虽然纷纷出台了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 然而在城市级别较低的地区, 这项制度还不够完善。调研数据显示, 各地的参保率普遍不高, 而且随着城市级别的降低而降低。资料显示, 农民工就业地分布在直辖市的务工人员仅占9.6%, 省会城市占18.5%, 而地级市以下的农民工占绝大部分, 为71.9%[2]。通过以上数字, 不难看出农民工参保率较低, 各地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并没有切实解决问题, 尤其是地级市以下地区的农民工。

通过以上对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现状分析, 我们将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 大多数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女合作医疗制度, 这部分群体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异地报销;第二, 参加城镇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主要是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而这部分群体面临的是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第三, 参加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比例低, 尤其是地级市以下的农民工。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医保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民工自身特点以及政府和体制方面的原因。

1. 农民工的低收入与医保高消费之间的矛盾。调查显示:

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比例达到92.4%。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 他们很难迈入高收入、高层次工作的门槛。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大多是一些非正式职业或边缘职业, 如建筑业、服务业等, 调查显示, 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 而这部分收入通常要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 如子女教育、住房等, 他们难以拿出多余的钱参加医保。

2. 农民工的流动性决定其参保困难。

农民工外出寻求工作具有较大的盲目性, 一般从事技术含量低容易进入的行业, 工作稳定性差。我们对农民工务工计划的调查中, 30%固定在原城市长期打工, 70%几乎处在流动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使得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查、宣传、制定、管理等异常困难;另一方面, 医疗保险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制度, 由于不同流入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巨大差异, 使得农民工的高流动与社会保障地区的小统筹产生矛盾。

3. 政府方面的原因。

政府及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是产生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根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城乡严重分离, 户籍制度将人民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 造成城乡严重不平等, 农民工受到歧视, 享受不到应与城镇职工相同待遇的医疗保障。第二, 政府对于农民工的信息掌握不够, 导致监管力度不够, 造成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更拒绝为其缴纳医疗保险, 以降低生产成本。第三, 宣传力度不够。在对农民工关于各种医疗保障制度了解程度的调查中, 71.2%的人表示不了解, 在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中, 有41.9%的人表示缺乏这方面的信息, 不知道怎么办理。

三、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对策

根据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和困境分析, 我们提出了以下六点建议:

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及流动程度不同, 可将农民工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职业稳定, 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 也就是30%在原城市长期打工的农民工, 这部分与城市居民差别不大;第二类为职业不稳定, 也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工, 此类一般流动性较强。针对第一类, 应该尽量降低户籍壁垒, 将其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2. 以新农合为基础构建中国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筹资高, 政府补助多, 农民受益面大, 为患大病的农民建立了保障, 已深得民心, 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可行性更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 》规定, “允许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统筹区域内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简化到县域外就医的转诊手续。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 探索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就地就医、就地结算办法。”目前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区域, 由定点医疗机构组成医疗网络, 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网络链接, 以户籍所在地的账户作为报销账户。运行的过程中加强部门合作, 做好监督工作, 逐步形成以新农合为基础, 全面覆盖农民工的医疗保障网络。

3. 探索基本医疗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模式。

基本医疗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是解决流动人口医疗保障问题的长远措施, 也是中国未来基本医疗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

跨制度主要是指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而第一大障碍就是城乡居民在获得医疗保障质量与水平上的差距, 政府应加大卫生资源在投入中向边远山区倾斜的力度, 只有城乡差距缩小, 医保的衔接才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 探索城乡医保衔接的有效模式。

跨地区则主要指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建立农民工可转移、可折算的永久性个人账户, 当农民工流动时, 个人账户随之转移到新的城市, 按流入地的标准将缴费额和缴费年限折算后转入当地农民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4. 加强对于农民工基本信息的掌握。

中国流动人口的“弱势”既来自于户籍制度, 又源于流动人口的频率迁移。国外没有“户籍”的概念, 流动人口问题大多源于跨国迁移, 而跨国迁移人群存在“国籍”问题, 与移民国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可能存在差别, 比如说, 是否给外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本国人可以获得免费服务的公立医院是否也对外开放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都是对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有一个很好的掌握。

与中国目前的状况相比, 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并没有掌握足够信息, 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也不能进行有效管制, 导致企业未能履行为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的义务, 这不利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长期发展。因此, 应该尽量掌握农民工的基本信息, 尤其是在地级市以下的地区, 掌握这些信息的部门应该与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通力合作, 推动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

5.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

农民工的观念相对滞后, 医疗保障意识薄弱。农民工是医疗保障的责任主体, 他们的认识关系到医疗保障的实施效果, 必须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参加的重要性。但由于农民固有的传统观念, 当务之急是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

6. 同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降低医疗费用。

在农民工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必须探索降低门诊费用的有效方式。除了要通过大力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并以合理的价格将门诊疾病解决在基层社区医院, 降低农民工医疗的支付费用, 还要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科学管理, 推进医药分离, 管办分离, 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降低医疗费用, 使农民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是一切医疗保障能够顺利推行的前提, 只有医疗费用下来了, 医保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3.

[3]房莉杰.农村流动人口医疗保障研究综述[J].甘肃理论学刊, 2006, (5) .

[4]刘苓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理论与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5]简伟研.国外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管理[J].海外传真, 2008, (2)

[6]王如冰.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与制度构想[J].今日南国, 2009, (3) .

[7]罗俊.农民工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农村经济, 2009, (11) .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2

一样的童年，不一样的世界 ．．．．．．．．．．．．

----凉凉山山州州外外出出民民工工子子女女生生存存现现状状调调查查调查时间：2012年5月1日至6月5日。调查地点：昭觉县、美姑县、普格县、金阳县。

调查人员：雅安职业技术学院2011级医学影像七班的吉施约色、所比木乃、白依林、曲比马曲，刘明旺。

编写人：吉施约色

调查主题： 凉山州外出民工子女生存现状。从繁华都市到西部贫困县城，到处都有这么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搞建筑，送牛奶，卖小吃，当服务员，做清洁工„„他们不知疲倦风雨无阻，承担了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脏活、苦活、累活;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从农

村流入到城镇的劳动力；他们，就是为生活而四处奔波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被人们约定俗成为“农民工”，简称“民工”。置身繁华都市，漫步大街小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忙碌而又不知疲倦的身影，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艰辛与工作的劳累，可以看到他们在追寻梦想和希望中洒下的辛勤汗水，但我们却看不到与他们相隔千里、缺少父爱母爱的孩子，这些“留守孩子”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他们的身体、心理、教育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今年五月，浙江大学社会实践服务团走近凉山州昭觉县、美姑县、普格县、金阳县，深入凉山州农村，与这些孩子进行面对面地接触，零距离地交流，去倾听一个个辛酸而又无奈的故事„„

凉山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孩子在凉山州广大农村，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里，大都由爷爷奶奶照养，农村里的这部分老人，不仅年龄大，与孩子之间存在较大的代沟，而且他们中的教育程度偏

低，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局限性，他们欠缺教育孙辈的能力，有的甚至扭曲了孩子的教育，他们往往只能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却在其他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隔代教育”现象。2012年5月1日，我们来到凉山州昭觉县解放村进行采访，全村共1400人，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就达378人，其子女大多由爷爷奶奶照管。现读一年级的吉木尔日，是一个典型的叛逆男孩，其父母在山东打工，与爷爷奶奶相依生活。他身体强健、皮肤黑亮，第一眼给人的印象就是很顽皮、很霸气。由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孙子，因此被奉为掌上明珠，倍加宠爱，大有“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了，要月亮不敢给星星”的意思，这导致了他放纵、狂妄、蛮横的性格。周围的小朋友都很怕他，家里家外是个小霸主，听奶奶说，去年吉木尔日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欺负别人，没想到对方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就打了起来，慌乱中被对方手中的金属钉刺伤了眼球，后经医生检查右眼已

失明，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前途，家中花了好几万元在成都为他做眼球移植，即便如此，奶奶还是担心的说：“小小年纪就做出这种事情，长大了怎么得了啊？村里人会怎么评价他啊？恐怕连媳妇也难讨啊！”就因为这件事，妈妈和爷爷奶奶大吵大闹了一场，埋怨其管教不力；也因为这件事，学校劝其退学回家，可是没有别的学校愿意接收他，如今仍辍学在家，看着别人快乐的上学放学，这个昔日的“小霸王”忍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经过这件事后，爷爷奶奶也开始意识到应对他加强管教了，每天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以消磨他任性、霸道的性格。如今，理菜已经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终于听到好消息：经与校方多次请求，吉木尔日又可以重返他向往已久的课堂了。

该村的日火拉达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上小学一年级，日火拉达在三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他到西昌打工，如今已有5年了，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他对父母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常年的分离而越来越浓，反而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淡，他说父母不疼他，他也不喜欢自己的父母。把“凶狠”这个词用在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身上本身就是残忍的，但我们所见的一切却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这个词：他和比他壮一点的孩子发生了矛盾，在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先是装输，然后又乘对方不备的情况下拿起板凳向对方砸去，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亏得我们及时制止，才避免了不良后果的发生。让我们费解的是，听村里人说，这种危险的事情经常发生，却得不到爷爷奶奶的阻止，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别人，他说，是爷爷教的，爷爷曾经用一把铁叉把他和姐姐扎得浑身是伤，他说：“不这样就会遭别人欺负，包括我爷爷！”说着说着，指着头上的伤疤说：“看，这就是我在学校和别人打架留下的。”二婶告诉我们说，日火拉达今年数学考了48.5分，爸爸认为这样子与他的名字出入太大，长大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准备让他辍学回家，放牛放羊，家里的情况不是很好，一方面，祖父母岁数大了，生活很拮据，舍不得花钱买菜吃，甚至连油也舍不得放；另一方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客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社会排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08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使他们很好地融入城市，如何使城里人不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农民工，对于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尤为重要。此外，关注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化进程。

本文拟以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运用文献法和问卷法收集资料，对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以揭示其质量的现状和特点，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导致其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方法

1.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方面的文献资料，对文献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进行系统的研读，并借鉴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为本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3份；问卷内容分为2部分，一是被访人的基本资料，二是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状况；问卷共设50个问题。在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选择的访问员都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以确保调查的质量。

3.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配额抽样，即根据农民工总体的内在结构与比例，按照性别和年龄这2个变量进行了配额。共发放问卷300份，其中向男性农民工发放问卷180份，向女性农民工发放问卷120份；向“80后”和“90后”农民工发放问卷180份，向其他年龄段农民工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3份，有效问卷率达到977%。（见表1）。

由表1可知，样本中男性农民工居多，占604%，女性农民工较少，占39.6%。这与农民工性别总体结构中的男性与女性比例接近。样本中21～30岁之间的农民工占33.4%，16～20岁农民工占28%，“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占61.4%，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占38.6%，这与样本总体结构中的年龄比例也接近。样本中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居多，占81.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6人，他们到郑州市打工后，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考而获得相应的文凭，这也反映了这部分农民工积极乐观、勤奋好学的精神风貌。

二、调查结果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之后西方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这与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更多地去关注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也就是生活满意度。198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3种观点，即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派。客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种客观条件；主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人们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与感受；主客观派则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评价的综合。本文较倾向于主客观派的观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

1.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

（1）居住环境较差

调查中发现，66.9%的城市农民工所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约19.8%的城市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这两部分农民工居住的条件一般都很简陋，面积不大。仅有4.4%的城市农民工是居住自己在城市中购买的房屋，这部分城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转变成了新的城市居民。

（2）收入水平较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关于“你打算换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24.7%的被调查对象打算换工作，41.4%的被调查对象不打算换工作，33.9%的被调查对象暂时未考虑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寻求稳定是城市农民工的首要目标。

在被调查的城市农民工中，月收入801～1 500 元的占58%。这样的月收入，扣除生活费和房租，所剩不多。关于“单位是否克扣过工资”的问题，18.1%的认为克扣过，631%认为没有克扣过。关于“法定的节假日能否享有”这一问题，32.1%的认为能够享有，67.6%的认为不能享有。关于“你与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问题，14.4%的回答“签了”，67.8%的回答“没签”，其他17.8%的被调查农民工是个体户，所以不存在是否签订合同的问题。

在技能培训方面，被调查对象中62.3%的农民工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有37.7%的确认自己参加过技能培训。城市农民工有技能培训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便能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另外，城市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不高，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当然，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差额部分一般由家庭贴补。这也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93名城市农民工中，有258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占88.1%，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11.9%。由此可见，城市农民工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更不用说享受工伤保险了。城市农民工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生活中出现一些意外事故，他们的合法权益便无法得到保障。

（3）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

在被调查的293名城市农民工中，已婚者占39.6%，未婚者占57%，离婚者占2.0%，丧偶者占1.4%。

调查数据显示，65.2%的是和配偶一起来城市务工，58.8%的是丈夫的月收入高于妻子的，37.7%的是夫妻双方的收入不相上下，只有3.5%的是妻子的月收入高于丈夫的。这与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然而从随后的两个问题即“在家庭重大事情上，夫妻俩谁做决定”和“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你赞同哪种观点”的回答中，我们又看到了区别于农村传统观念的现代观念。在家庭重大事情（如购买家电、孩子上学等）的决定权上，60%的认为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34.8%的认为应该由丈夫决定，5.2%的认为应该由妻子决定。这反映了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家庭的重大事情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在家庭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上，丈夫比妻子更有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男女平等”和“男主女从”的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在做家务这件事上，你赞同哪种观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同样体现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念的交织。66.9%的认为家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27.6%的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应该主要由妻子承担，只有2.4%的认为家务应该由丈夫承担。由这2组数据可以看出，现代家庭文化观念处于主导地位，这说明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受到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已逐渐地被市民化了。

在择偶条件方面，54%的认为人品好是其择偶的首要条件，22.1%的认为志趣相投是其择偶的首要条件，只有5.9%的认为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好为其择偶的首要条件。显然，城市农民工在择偶观念方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较差，但是，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择偶方面并未追求经济的富裕和家庭背景的优越，而是更多地注重人品、感情。

（4）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

城市农民工平时的交往对象涉及到家人、亲戚、老乡、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当问到“你平时主要和下列哪些人交往”这一问题时，50.9%的选择了“家人”，30%的选择了“亲戚”，43.7%的选择了“老乡”，52.6%的选择了“同事”，31.4%的选择了“同学”，17.4%的选择了“其他朋友”。由此可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既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也有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初次进城务工时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同时，家人和老乡也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经济帮助和情感支持。而基于业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调查中，69.8%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不多，30.2%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较多。关于“城里人会主动与你交往吗”这一问题，76%的认为“有的会，有的不会”，108%的认为“都不会”，只有13.2%的认为“接触到的城里人都会”。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不多，也不深。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居民的眼里是“他们”，是“陌生人”。可见，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陌生人”的身份使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落地未生根。更有甚者，35.5%的城市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打交道时，感觉到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5）业余生活单调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在闲暇时间，57.7%的看电视，34.8%的读书或看报，13.7%的参加体育锻炼，39.6%的睡觉休息，9.9%的唱歌，14%的打麻将，6.1%的旅游，25.9%的逛街购物，6.1%的谈恋爱，239%的无所事事，23.2%的进行其他活动。同时，调查显示，49.8%的在闲暇时间里有一种空虚无聊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乏味。

（6）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89.7%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74.9%的甚至在一个月内没有生过病，只有1.7%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差。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还是较好的。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如何呢？12.6%的表示经常会参加体育锻炼，61.4%的表示偶尔会参加体育锻炼，25.9%的表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并不强。

2.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

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可以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在问卷中，关于各个方面满意度的备选答案设定为5级，分别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在进行数据输入的时候，分别赋值为5、4、3、2、1。下面结合调查数据，分别对这些满意度进行说明和讨论。城市农民工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370；其次为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值为3.16；再次为闲暇生活满意度，均值为2.80。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均值依次为2.68、2.37、2.78、2.79。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最低。这反映出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是总体满意度为309。与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的生活条件较差，工作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较好，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见表2）。

三、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原因分析

与城里人相比，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高，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的社会排斥主要有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交往排斥。

1.政治排斥

城市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后，无法参加家乡的选举活动，很少有农民工专门为参加选举活动而返乡的。因此，城市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法实现。城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很多，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表达其诉求的有效渠道，因此，即使他们在城市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忍气吞声。

2.经济排斥

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都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多从事苦、脏、累、险等工作。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城市农民工刚进城找工作的时候，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太计较工资的高低，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行了，待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一般会寻找工资稍高的工作。城市农民工的工资除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之外，基本上是寄给家里，用于盖房、结婚等大事。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有一些变化，其消费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有的甚至是“月光族”，每月还需要父母贴补，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他们较低的消费水平。[1]

3.文化排斥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生活习惯、风俗、语言、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长大，因此，他们所接受或认同的农村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的有所不同。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然而他们满身的农村文化气息使得他们会不同程度地遭到城市居民的异样目光，从而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异类”。尽管城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时，也会尽量学说当地话，穿着打扮也会考虑流行、时尚，但是他们毕竟在农村文化氛围中长大，农村文化已经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城市农民工身上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时，城市农民工会感到很不适应，成为“边缘人”。

4.社会交往排斥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不大，主要局限在家人、亲戚及老乡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拓展，与同事、城市居民的交往也会逐渐增加。然而，由于城市农民工过去长期生长在农村，他们已经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即交往比较深、投入真情实感、注重礼尚往来，因此，当面对比较理性、交往比较浅、功利性较强的城市社会交往时，他们很难适应。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遭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认为他们是乡下人，看不起他们，这使得城市农民工无法正常地与城市居民交往，有些城市居民甚至不愿意与城市农民工交往，认为会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样，城市农民工就会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圈子之外。

四、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建议

鉴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结合对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的社会排斥问题分析，笔者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如下对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

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工作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生活质量，政府应该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例如，可以让一部分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符合一定条件的城市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富有活力，现代意识较父辈强，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政府可考虑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有选择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入市问题。

2.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没有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缺少社会保障。政府应逐步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城市农民工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按照“低门槛、便参保、广覆盖、易流动”的原则，逐步做好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坚持“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推行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2]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尤其要注意城市与农村、省与省之间的对接。

3.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

鉴于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影响其经济收入，因此应打破城乡用工制度上的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凭学历、技能在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就业。

4.积极进行城市农民工进城安居扶持

城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基本生活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租房或居住在单位宿舍或工棚中，居住条件较差。要改善其居住状况，有必要进行城市农民工安居扶持，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积极建设单位宿舍，改善单位居住条件；其次，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使城市农民工也能享受到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再次，把符合一定条件、收入稳定的城市农民工纳入到经济适用房的目标范围内。[3]

5.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培训

城市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力，在就业和转岗中会遭遇很多困境。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培训，不仅在农民工的输入地，也要在农民工的输出地即在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以提高其进入城市后的城市生存能力。当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鼓励第三部门和用工单位组织城市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改变城市农民工技能缺乏的现状，以提高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

6.用工单位或社区应积极为农民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较低，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势在必行。首先，用工单位或社区组织应积极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城市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丰富社区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其次，城市农民工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成思远.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11）：16.

[2]钟宜.农民工市民化转化中的政府责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79.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4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体育健身,权利保障,健身现状

长期以来,作为弱势群体的我国的城市农民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自身的很多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基本保障,其中包括体育权利。现实生活中,由于广大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健康保障意识,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公民和劳动者应该享有健康保障的权利。城市农民工群体体育权利意识的自我缺失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已经开始危害到了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城市农民工体育权利不仅当前群众体育工作无法回避的难点,同时也是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对体育的必然需求[1]。

1研究对象与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归纳法等对湖南省城市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分别从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张家界、吉首、怀化、常德、娄底、岳阳等10所城市随机发放农民工调查问卷。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在长沙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其余城市均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在每所城市选取3~6个施工工地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50份,回收问卷1302份,回收率为84%,其中有效问卷1180份,有效回收率为90.63%。

2结果与分析

2.1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农民工中18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居多,占总人数比例的58.8%, 见表1。

从表1被调查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的基本信息来看, 城市农民工中男性比例远远大于女性,而且随着年龄段的提高,男女人数比例差距逐渐拉大。因此从年龄段上判断,大多数农民工比较年轻,是完全有健身需求的。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14.3%的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00元以下,62.7%的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00~ 1000元之间,只有23%的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以上,能够基本达到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2。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公布的数据,2014年湖南省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 收入17622元,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2657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707.5万人,平均月收入2998元,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

2.2城市农民工体育锻炼的参与现状

2.2.1城市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概况

农民工闲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方式的调查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的闲暇时间主要是看电视和聊天,所占人数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6%(899人)和72%(850人),偶尔参加健身锻炼的农民工只有13.2%(156人),坚持每周至少进行1次以上体育活动的农民工只有16.6%(196人),70.2%(828人)农民工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健身活动。可见,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民工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健身行为,而且这种状况已经到了足可以引起全社会关注和忧心的地步。

2.2.2城市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频数和持续时间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也被称作是“体育人口”,是指每周参与体育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锻炼时间持续时间30分钟及以上,每次锻炼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群。从该次调查结果来看,虽然有352名农民工表示曾经参加过体育锻炼活动,但是统计结果也显示,即使在不考虑锻炼强度的情况,能够坚持每周3次及以上、每次锻炼时间达到30 min以上农民工只有73人,仅仅只占总人数比例的6.2%,可见,城市农民工中能够勉强算为体育人口的人数比例严重偏低,城市农民工体育权利难以得到保障[2]。

2.2.3城市农民工参与的体育项目

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暂时还无法接受“花钱买健康”的城市生活理念,因此,城市农民工在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时候更多地会选择对场地器材、锻炼装备要求相对比较低的项目,农民工多数选择跑步、全民健身路径器械健身、室外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广场舞等,极少数农民工选择去健身房参加健身锻炼。

2.2.4城市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锻炼场所与农民工选择的运动项目相适应的,公园、公共休闲广场、社区和工业园区运动场是城市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主要场所,而这些场所的体育设施比较简陋, 场地条件也比较差,可进行的锻炼项目非常有限,只有3%的农民工选择去收费场所进行健身锻炼,这也从另个侧面反映了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公共体育服务严重缺失,是造成城市农民工体育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的重要原因。

2.3城市农民工体育锻炼现状成因分析

2.3.1薄弱的经济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74.5%的城市农民工认为家庭经济水平不高是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之一。虽然,湖南省城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2998元,但是77%的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以下,对于一些喜欢打篮球城市农民工来说一双价格在300元左右的普通球鞋都属于一笔很大的开支。那些年费在1000元左右的中档健身房、一次收费几十元的乒乓球、羽毛球、游泳池等场馆,对于这些收入不高,但劳动强度很大的城市农民工来说更加难以接受和承受。面对现代城市中体育健身消费,城市农民工体育健身权利在经济上无法得到保障。

2.3.2超长的劳动时间

有的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城市农民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之不顾,不少城市农民工休息休假难以保障。城市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 休息时间少,难有余闲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调查数据显示,55.4% 的城市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体育锻炼。城市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 d,每天工作8.6 h,城市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无法从时间上得到保障,他们对体育锻炼的指望度并不高[3]。

2.3.3可供城市农民工使用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不足

免费开放使用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是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而目前,我国在公共体育资源建设的资金投入相对不足,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对群众体育公共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我国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还难以满足广大群众体育锻炼的需求,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参与健身锻炼的权利从物质上无法得到保障。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农民工体育锻炼参与现状不容乐观

从研究结果看,被调查城市农民工中只有6.2%的勉强符合“体育人口”的标准。农民工对体育知识了解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和能力。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非常有限,主要以跑步和进行器械健身,从事锻炼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公园广场和社区运动场地。农民工的体育消费能力低;体育权利意识和锻炼意识都非常淡薄。

3.1.2农民工体育锻炼权利保障的影响因素众多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少, 缺乏相关体育知识和专业人员的指导、体育锻炼意识淡薄、政府管理措施的缺失、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是影响我国城市农民工体育权利得到保障的主要因素。

3.2建议

3.2.1以组织建设为重点,健全农民工体育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还较欠缺,这就决定了政府仍要扮演重要角色,将农民工体育服务作为一种福利制度进行落实,并保证体育服务资金直接分配给开展农民工体育服务的相关机构,铸造农民工体育硬件环境;以体育指导人才为保障,组织专门队伍和专业人员,对农民工健身活动予以指导。

3.2.2完善相关法规和管理制度是保障农民工体育权利的主要途径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篇5

您好！我们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项目组的调研人员，如果您方便，现在耽误您十分钟的宝贵时间，协助我们填写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问卷的所有信息将会被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用途。问卷的相关调查结果可能会被相关决策部门采用，以便为您的创业和就业工作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帮助。谢谢您的大力配合！

问卷编号：调研员：

调研时间：调研地址：省（市、区、县）镇村

第一部分：受访者基本信息（单选）

1、请问您的姓名是，性别是，年龄是岁。

2、请问您的文化程度是（）

A、小学B、初中C、高中D、中专E、本科F、文盲

3、请问您的家庭状况是（）

A、已婚并有小孩B、已婚但没小孩C、未婚但有对象D、单身且没对象

第二部分：受访者的返乡创业意愿（第10、11题可多选）

4、请问您外出打工有多长时间（）

A、1—2年B、3—5年C、6—10年E、11年以上

5、请问您外出打工的区域是（），具体城市是。

A、县内B、县外市内C、市外省内D、省外

6、请问您外出打工时经常从事的产业是（），具体职业为。

A、第一产业（农业）B、第二产业（制造业）C、第三产业（餐饮、零售、运输、家政服务等）

7、请问您最近几年外出打工时的月平均工资收入是元。

8、请问您最近几年外出打工时的月平均生活成本（包括房租、水电费、伙食费、交通费、医疗费、子女教育费等）是元。

9、请问您认为在外打工好还是在家乡附近就业好（）

A、在外打工好B、在家乡附近就业好

10、如果您认为在外打工好，那么其原因是（）

A、在外打工工收入远远高于务农收入，且比较稳定

B、在城市打工能够学习到很多技能和本领，对将来有用

C、在城市打工能够接触到很多新鲜事务，比较好玩

D、在城市打工能够使子女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对娃娃发展有利

E、现在城市户籍制度逐渐放宽，有希望某天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

F、他原因

11、如果您认为在家乡附近就业好，或者有有返乡创业的打算，那么其原因是（）

A、金融危机后在家乡附近就业创业机会多，收入高

B、在家乡附近就业创业能够与妻儿老小团聚，享受亲情

C、在家乡附近就业创业能够摆脱城市工作中的压抑气氛，获得自由发展

D、在家乡附近就业创业能够利用身边的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源，转化为财富 E、其他原因

12、请问您目前是否有返乡创业的打算，或者已经投身于返乡创业活动中？

A、是B、否

◆如果第12题回答“是”，请继续第三部分的访谈，如果回答“否”，则终止以下访谈 第三部分：返乡创业者的行业分布（全部可多选）

13、请问您返乡创业的时间是（）

A、2007年以前B、2008年C、2009年D、2010年以后

14、请问您返乡创业的所在的区域是（）

A、本村B、乡（镇）C、县城（含县级市）D、地级市E、省会

15、请问您返乡创业后所从事的行业为（）

A、工业（木材加工、塑料加工、金属制品加工、农产品加工、委托加工等）

B、商业（超市批发、摊点零售、餐饮酒店、蔬菜贩销、卤制品摊点、制作蛋糕面条米粉馒头榨油等服务）

C、建筑建材业（建材贩运、建材开采、装修装饰、制砖烧瓦瓷砖等）

D、农业及农村服务业（养鸡、养猪、养兔、养羊、养牛、养鱼、养蚕、养其他动物；蔬菜大棚、四季水果、山林开发；农药、化肥、种子销售；播种、收割、脱粒服务）

E、运输业（城乡公交、载客出租、载客三轮、货物运输、建材装卸）F、其他行业

16、请问您之所以选择这些返乡创业项目的原因是（）

A、以前打工时所从事的也是这个行业，有前期经验

B、与以前打工时的厂子和老板有联系，我这是加工订货

C、通过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这个行业比较看好

D、家乡有大量的免费自然资源，可以就地取材

E、亲戚朋友中有能干的、有关系的，可以相互关照

F、其他原因

17、返乡创业后的预期年收入多少元。

18、您认为在农村进行创业，最需要条件和资源为（）

A、经济资源（资金积累、实物资产、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

B、政治资源（与村干部、乡镇干部、县级干部、市局级干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C、文化资源（良好的教育、专业的技术、快捷的信息获取能力、熟悉互联网）

D、社会资源（广泛的人脉、大量的朋友、良好的声誉、亲戚朋友的鼎立支持）

19、金融危机过后您在农村创业出现了哪些机遇（）

A、东部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给中西部地区的创业就业带来更多机会

B、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低，返乡创业的要素使用成本较低

C、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就近创业就业的收益水平开始提升

D、国家开始实施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参与西部投资建设的机会增多 E、其他原因

第四部分：返乡创业者的风险与挑战（全部可多选）

20、您认为在农村进行创业，最大的挑战和风险为（）

A、自然风险（由于天气、气温、降水、病虫害、传染病引起的种养殖风险）

B、经济风险（由于市场供求、价格变动、资金链供应引起的经营风险）

C、政策风险（由于税收加重、信贷紧缩、土地审批严格、环保要求引起的风险）

D、社会风险（由于合伙人撤资、倒戈，管理部门吃拿卡要引起的风险）E、其他风险

21、您认为在农村进行创业，最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扶持政策为（）

A、创业培训服务、劳动技能提升

B、市场信息提供、创业平台搭建

C、放宽贷款条件，提供金融支持

D、放宽用地限制，降低使用成本

E、降低税负水平，提供税收减免

F、其他支持

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对策建议

农民工是个社会学概念，“农民工”一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在1983年提出来的。目前对农民工概念的确定还没有统一明确的说法。我们可以概括地界定“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民的身份、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被临时雇佣为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没有稳定的职业或稳定的工作岗位的社会劳动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矛盾的综合概念，是一个边缘比较模糊、内部非常复杂的群体。

一、研究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的意义

农民工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民的又一次解放，它使亿万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工群体只能朝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迈进，不可能再倒退回农民。因此，集中清理排斥与歧视性规定，建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法规政策体系已迫在眉睫。城市人作为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与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两者的利益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迅速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与地域歧视，让农民工获得合理的工资报酬，确保这种报酬符合分配正义的原则。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牵涉到5亿以上人口群体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解决了农民工的问题，意味着中国真正迈上了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以亿计的流动群体权益全面受损，并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综合问题。现阶段，各地政府既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却又将其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政策制定上，从维护城镇居民利益出发，对农民工实施以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消极政策取向，被边缘化的农民工其个人风险在不断累积并必然演变成社会风险，进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农民工流动趋势，正由过去的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大中城市流动，转变为全国性大流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代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开始由繁重的体力劳动岗位向其他领域扩展，一些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白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除关心自身经济利益外，开始关注社会公平，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关注民主政治权力。农民工追求平等就业、分配公平和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强烈，必然带来由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收益向追求安居乐业转变。

二、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第一，农民工的社会保护与维权机制缺失。一方面，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代价与所获经济收益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农民工权益意识高涨与维权机制不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社会保护机制缺乏，在工伤、疾病医疗、养老、贫困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极多，而维权机制因法制不完善、监察机制不健全而依然处于缺失状态，这意味着农民工权益受损后的社会风险在高速积累。

第二，观念偏见、政策歧视与利益冲突，是当前导致农民工问题日益严重的关键原因。农民工问题首先是城乡分割、分治的意识与观念问题。其次，现行法规政策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政策中，存在一些仅仅适用于本地户籍居民或明确排除农民工的规定，如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在一些地方仍未全面解除，将农民工排斥在劳动管理与劳动监察视野之外，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政策农民工无法享受。在传统户籍制度背景下，一些法规政策有意无意地遗漏了农民工，留下了法规政策规范的真空 。

第三，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农民工劳动强度大、报酬低、劳动条件恶劣。公平、正义、共享、和谐是时代的主旋律，农民工维权意识正在觉醒。第一代农民工正在消退，新一代农民工正在快速壮大，他们的民主意识持续快速强化，要求在全面升级，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应对的挑战。

三、农民工就业保障的法律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政策，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当务之急。要努力实现农民工“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工资有保障，伤病有保险，维权有渠道，环境有改善”的目标，确保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稳定就业，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1．统一农民工就业管理。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改变多头管理的现象，确定农民工就业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实施。加大财政投入，集中政府分散的就业扶持经费、发挥其最大效应，并且健全“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

2．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局面，认真构建劳动力统一市场。所有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免费开放，农民工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入任何一家劳动力市场。各行业和工种尤其是特殊行业和工种要求的技术资格、健康等条件，对进城就业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不得以城乡身份设置门槛。

3．建立广覆盖的信息公开制度。各级劳动力市场信息中心、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服务系统，构建劳动力供需信息公共网络，完善信息发布渠道。使农民工普遍能够平等获取可靠、有效、优质的就业信息。

4．建立平等的就业激励制度。采取补贴或奖励等办法鼓励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对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介绍服务；鼓励农民工自谋职业或回乡创业，对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给予定额的税收减免，免缴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自筹资金不足的，还可提供小额担保贷款与贴息。

5．建立公平的就业援助制度。将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分别纳入现行的再就业政策扶持范围、困难就业援助范围、残疾就业援助范围、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范围等,依照城镇居民的相关规定相应享受再就业政策，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对困难人群免费进行技能培训、免费提供就业岗位及生活救助等援助。

6．建立开放的就业培训制度。建立一站式就业培训与多种模式技能培训相结合的全员培训教育制度，加强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对通过技能鉴定或获得技能资格证书的给予补助或奖励，对技能培训合格的优先推荐就业。

7．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所有用人单位实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负责制，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直接与农民工本人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不得以劳务派遣合同、集体合同或与包工头的合同代替与农民工个人的劳动合同；明确与之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也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实行同工同酬和“一金一卡”制度，必须将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本人。

8．实施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名册备查，并应到登记注册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如实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手续。

9．建立城乡真正统一的户籍制度。除保留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外，其他证件一律取消，依据合法固定住房与出生地来决定户口所在地，切断户口与利益之间的关联，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二）健全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最有效手段是法律手段，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建立有序和有效的法治环境，这既是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1．修改并完善现有的法律规章。清除现有法律规章中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平等性规定。修改有关职工权益保障规定，将农民工纳入其调整与保护的范围。修改就业与再就业规定，将农民工纳入其调整与扶持的范围。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与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专门针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修改程序法律制度，制定切实可行、高效的程序规定。精简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加强队伍建设，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依法简化程序、减少环节、缩短时限，及时受理，快速审理，减免费用。

2．加紧制定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和完善保障农民工就业的法律法规规章体系，让进城农民工就业权利、就业过程和权益保护等有法可依。第一，各地制定或完善《就业促进法》实施办法。根据《就业促进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将各级政府近年来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劳动待遇、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和行政措施加以总结、分析和论证,将其上升为法律制度。第二，制定《非正规就业管理条例》。非正规经济是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做过如下概括；容易进入或没有进入障碍；主要依赖于本地资源；家庭所有制或自我雇佣；经营规模小；采用劳动密集型的适用性技术；劳动技能不需要在正规学校获得；较少管制和竞争比较充分。非正规就业具有灵活、自由、进退成本相对较低等特点，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巨大的就业和生存空间。农民工转移到非农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和较长时期内，要以非正规就业方式来实现其充分就业，因而有必要就非正规就业进行立法。第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落实工伤保险，实行“同命同价”政策，农民工受伤或死亡，赔偿标准与城镇居民一样；解决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和疾病住院医疗保险，确保农民工看得起病；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取消户籍限制；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将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范围。第四，制定及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对农民工的就业、劳动报酬、文化教育、健康、生命、人格尊严、居住、民主政治等权益做出全面具体规定，明确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监管主体、监督职责及监管失职的法律后果，以及农民工权益救济机构及方式、途径等。

3．强化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执法力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突出的首要原因，也是我国法治社会难以实现的根源所在，更是政府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农民工，也包括社会其他组织与个人都盼望政府的政策与承诺要稳定兑现。因此，政府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与责任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依法严厉惩罚违法行为等各种有效措施。确实履行职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全社会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孙晓飞《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9

[2]陈际华、韩振燕《论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9（1）

[3]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雷育胜《金融海啸下两代农民工就业选择差异研究》．广东农业科学，2010（3）

[5]程志强、潘晨光《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10

[7]张清泉《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7

西安市是陕西省吸纳农民工最多的区域, 也是陕西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方, 农民工总量约为110～140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13%～17%。未来10年西安将进入一个城市化加速发展期, 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 已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 本文对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1 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历时3个月, 以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进行个案访谈, 因缺乏精确的西安农民工总体统计资料, 行业分布也只是大致情况, 因此在问卷调查时采用近似概率抽样的方法, 在西安市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内进行随机发放问卷、当场回收、当场审核的方式。问卷共计792份, 收回779份, 有效问卷553份。主要就西安市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方式、支出、满意度及需求供给的匹配情况进行了调查。

1.1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

调查时发现, 大多数农民工闲暇时主要是睡觉 (51%) 、看电视 (46.7%) 或去网吧上网 (23.3%) 。看露天电影 (3.3%) 、看文娱节目实况表演等文化活动 (6.9%) 都明显匮乏, 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几乎没有。有四成以上的农民工不知道有社区文化活动或从未受邀参加社区文化活动, 52.2%的农民工没参加过企业组织的文化活动。

1.2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式

大多数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没有交往, 人际交往仍限于同乡, 经常是几十个清一色的男 (或女) 青年农民工生活在一起, 过着性别失衡的集体生活, 形成封闭的群体性生活。工作之余, 他们经常三五成群的去喝点酒、逛逛街、聊聊天。

1.3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支出

问卷数据表明, 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平均每月消费支出几乎为零的占23.7%, 10元以下的占4.2%, 11～50元的占10.5%, 51～100元的占16.5%, 101～200元的占20.8%, 201～500元的占14.6%, 500元以上的占9.7%。

1.4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观念

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 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仅限于花钱不多或根本不用花钱的有限项目, 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 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更少, 如用于购买书籍等文化学习用品而进行自我充电、教育、参与技能培训等有偿消费所占比例仅为18.6%。

1.5 农民工对现有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

问卷中得到, 西安市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以前更高、更强烈、更迫切, 只有6.5%的农民工表示不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文化活动, 有44.1%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满意。

1.6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供需匹配情况

从下面两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的项目还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现象。调查中还发现西安市公益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南郊和市内繁华地带, 而在农民工居住较多的东郊西郊就难以找到适合他们需求的公益性文化设施。

2 西安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数据整理分析发现, 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存在观念落后;消费内容单一、层次低;设施覆盖面不广;供给内容单一;供需不配比等问题。我们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2.1 社会方面原因

2.1.1 西安市农民工社保政策实施难度大。

社会保障是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社会福利, 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 西安市已逐步建立了“国家主导、企业参与、低门槛、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政策制定已惠及到农民工头上, 但很多行业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仍呈现虚拟化、条文化, 无法落实。到目前为止, 陕西企业中大约只有不足10%的农民工即技术人员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 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解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或工伤医疗补助等。

2.1.2 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消费虽然是农民工个人的消费行为, 但更多的却是依赖于社会的公共供给, 诸如公共图书馆、城市阅报栏以及必要的职业培训等等。从调查来看, 所有这些本应由西安市政府、企业、社区提供的消费品, 都存在严重不足。40.5%的西安市农民工表示没有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企业组织或者社区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 61.8%的认为自己的居住地不适宜休闲娱乐。由此可以看到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长期使得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文化孤岛”上。

2.1.3 一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调查发现5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中经常遭到白眼、受到歧视;不但农民工自己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和使用社区的文化少, 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极少使用社区的文化设施。这说明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低下,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应该享有的权利。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排斥性, 他们瞧不起农民工身上的“泥土气息”, 不肯接受这种“外来文化”, 不愿意和农民工一起参与文化活动。调查还发现, 27.1%的农民工表示自己感到很孤单, 48.8%觉得偶尔孤单, 只有24.1%人觉得不孤单, 他们仍然是这个城市的边缘群体, 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融进城市精神文化活动中去。

2.2 企业方面原因

2.2.1 农民工工作时间过长。

调查中发现西安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及不足8小时的占40%, 工作8～12小时的占47.2%, 工作12～16小时的占4.9%, 16小时以上的占7.9%。79.6%的农民工表示从未修过法定的节假日, 工作时间在6～7天, 经常加班加点。由于劳动时间长, 农民工被迫放弃一些可以参与的文化活动。

2.2.2 农民工劳动强度过大。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由于自身知识及技能水平低, 再加上企业主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 使得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五最”, 即最苦、最累、最脏、最险、最差的体力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 高强度的体力支出, 会消耗农民工大量的精力, 53.3%西安市农民工感觉平时工作中的劳动强度很大或较大。这样睡觉休息自然就成了很多人选择的最好休闲方式, 从而成为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的一个重要原因。2.2.3农民工工资收入低。调查中发现, 西安市有49.2%农民工月薪在1600元以下, 一些企业主往往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农民工的工资标准, 农民工工资水平与物价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 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此外,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拖欠比例仍然高达35.3%, 其中拖欠1个月的占34.8%, 拖欠2～3个月的30.8%, 拖欠4～6个月的达10.4%, 拖延欠一年以上的仍有20.4%。除了工资收入低及不同程度地拖欠之外, 西安市农民工的工作极不稳定, 其中只有33.2%人没有换过工作 (换过4份以上工作的占11.4%) 。面对低收入、不稳定的生活状态, 他们没有也不敢拿出更多的收入去进行精神文化消费, 对娱乐场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3 农民工自身方面原因

2.3.1 农民工文化素质低。

由于受文化素质低的影响, 西安市农民工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性也不高。在本次调查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 一些西安市政府出钱免费提供的培训, 而受训的农民工反而索要所谓的误工费。由政府主办的职业技能培训发放了多份免费培训通知, 而实际参与培训的农民工极少。另外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 法律意识不强, 也不知道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使得合同中一些与农民工权益密切相关的必备条款难以兑现, 农民工的权益必然受到损害。

2.3.2 农民工自我不认同的心理障碍严重。

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动力既来源于个人收入水平, 同时又来源于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定。调查中发现西安市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对自身的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定和自我评价较低。他们会把自己定位于在权力、地位、社会声望方面处于劣势的城市边缘人, 致使众多农民工在自身“自尊”或“自卑”心理的驱使下, 对他们的精神文化消费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他们会尽其可能地主动减少与城里人的接触机会, 50.6%农民工主要与自己相同群体的人交往, 这不仅造成了他们的文化交往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积极性自主性低, 而且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精神文化消费的层次。

3 改善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建议

要改善西安市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总体上讲, 要注重“三个依靠”和“一个结合”, 即:依靠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政策支持, 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依靠农民工自身的自强自立、自我保障, 发挥农民工的主动参与作用;依靠社会力量的精神关怀、文化服务, 发挥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全面提升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质量。

3.1 加强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3.1.1 把农民工精神生活建设纳入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范畴之中。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贫乏问题, 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 应把其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来抓, 除了制定切实可靠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措施, 应该使关心、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一种制度, 并将其纳入西安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架构中, 大力建设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公共文化和文化市场在内的文化体系, 真正实现还文化于社会, 还文化与大众。在经费方面政府可以调整公共财政政策, 落实农民工文化专项经费, 设立农民工文化发展基金。在短期内充分发挥现有公共文化艺术单位的作用, 可以实施诸如“工艺文化进工地示范工程”。在中长期内, 实施“农民工文化共享工程”, 拓展现有文化系统的公共服务渠道, 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文化发展权、文化参与权、文化创造权和文化享受权。

3.1.2 营造良好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氛围。

针对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忽视, 市政府要带头营造良好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氛围。首先要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正面宣传, 如市政府可以对来自各行各业的农民工授予“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 旨在动员全社会尊重和关心农民工, 形成全社会关心关注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大力兴建农民工文化活动设施, 如图书阅览室、娱乐室、健身室、球场等公益性文化活动场所的投入, 对西郊和东郊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区域, 则建立文化俱乐部或者文化活动中心, 以服务农民工文化生活的需要, 倡导农民工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最后要动员社会团体和民间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民工文化工程建设, 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文化产品, 例如鼓励西安市的各大剧场和影院每个月至少举办两场公益性演出, 最高票价不超过30元。

3.2 发挥社会各界的推动作用

农民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需要来自各方的更多关注和关爱, 要动员全社会都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使农民工能够自信、自强、自尊、自律, 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3.2.1 社区方面。

在解决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消费方面的问题, 还应该以社区为主体, 既要保障社区文化设施的数量和质量, 又要保障其开放性;既要发挥社区组织的积极性, 又要切实提高农民工自身参与能力。

首先针对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参与力相对较弱的特点, 借助于社区夜校、职工业余学校、农民工俱乐部等阵地, 对农民工开展文化知识、劳动技能等内容的培训, 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适应性, 提高农民工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能力。其次针对社区文化基础设施短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 要加强社区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 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提供文化设施。同时要保证社区文化设施的开放性, 保证农民工与社区居民具有同等分享这些文化设施的机会和权利。最后针对居民对农民工的隔离和排斥, 社区组织机构必须有意识地举办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 如周末广场音乐会、周末剧场演出, 免费向农民工开放, 并将年轻人喜欢的流动演出、流动电影等形式送到新生代农民工身边, 改变农民工文化交往的封闭性, 使其逐步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3.2.2 工会方面。

要解决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方面的问题, 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强化农民工的自身组织能力, 提高农民工社会文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但是农民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是一个高流动性的群体, 使得农民工工会会员流动频繁, 工会组织体系脆弱。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不同于传统工会的新的管理方式来维系农民工自身的组织体系。如建设“项目工会联合会”, 通过建立基层工会会员档案, 逐步实现会员动态管理。通过农民工工会组织加强与企业业主的沟通, 借助工会组织的力量, 主张自己的文化权利, 如要求在施工工地建立图书室、配备电视机等。工会也可以经常为农民工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比如提供类似“露天电影”、“纳凉晚会”、“广场演出”等文化活动。

3.2.3 企业方面。

用工企业是农民工工作、生活最为集中的场所, 所以企业在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企业要把解决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纳入成本开支, 在企业农民工生活、工作区域, 建立多功能娱乐厅 (室) 、文艺场所和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阅览室等文化设施, 按时按质向他们开放, 让农民工有时间、有场地、有节目、有伙伴参与文化生活。其次要按照西安市政府制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规定, 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后要把农民工按照正式员工看待, 增加其工资水平, 降低其工作强度, 使他们有一定的能力和精力去进行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

3.3 增强农民工自我保障能力

农民工要注意加强自身修养, 勤于学习, 积极参与政府及企业组织的各类培训, 提高技能, 提升自身素质, 提高自身的收入, 逐步改变自己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树立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决心, 遵纪守法, 主动适应城市文明, 进一步融入城市文化。

摘要：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运用行业配额抽样方法, 通过对西安市792名农民工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西安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在消费观念、消费内容、消费层次、供需匹配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 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要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 政府、企业、社区、农民工四位一体必须共同参与, 方能活跃和繁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关键词：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查,对策

参考文献

[1]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 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

[2]卫凌月、杜路,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研究一以西安市为例[J].榆林学院学报, 2010 (01) .

[3]刘彤、杨晖、江波, 加强西安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对策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1) .

[4]何静, 建筑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问题新思考[J].广东农业科学, 2009 (10) .

[5]任丽新, 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 2009 (7) .

[6]蔡洁明、黄奇、周飞,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J].法学与实践, 2009 (02) .

[7]袁书华, 西方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别理论与我国农民工的劳动报酬[J].劳动保障世界, 2009 (01) .

[8]王桂新、罗恩立, 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调查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 .

[9]王婷,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西安市为例[C].西北大学硕士论文, 2011 (6) .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8

关键词：农民工,新城镇化,需求,满意度

1 研究背景

城镇化也被称为城市化, 是工业化社会大分工的发展推动着农村人口不断大量涌入城镇的过程,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21世纪里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2]。“十八大”明确指出新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社会现实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3]。在此背景下, 本项目组选取广东省佛山市高新区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从他们的视角对当前进行的新城镇化建设进行调查和分析。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由于本项目组成员工作所在地为广东省佛山高新区, 而佛山高新区是佛山市乃至广东全省产业集群高度发展的地区之一, 有大量的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在这里聚集。故本项目组选取了园区内8家企业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调研。在调研过程中, 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调查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2月, 共回收有效问卷128份, 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9%, 女性占31%。下面将对本次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

3 结果分析

(1) 城市生活的整体感受。为了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总体状况, 受访者首先被问到对当前城市生活节奏的满意度, 结果表明超过半数 (53%) 的农民工认为是“一般”, 其他的选择依次是满意 (19.7%) , 不满意 (17.3%) , 非常满意 (6.6%) , 非常不满意 (3.4%) 。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为一般, 但是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受访者选择非常排斥, 说明佛山这座城市是一座包容性较强的城市。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受访者对这座城市的整体融入状况和满意度, 受访者又被问到是否希望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这时的结果表明希望继续留在这里的比例高达70.6%。通过以上三个问题的综合判断可以初步了解到农民工在已经基本融入并且适应了当前城市的生活。

(2) 新城镇化建设相关配套情况。新城镇化建设现在是我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农民工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所受访的农民工对当前所在城市进行的新城镇化建设了解程度却不是很高, 64.7%的受访者表示“知道一点”, 还有25.7%的认为“完全不了解”, 没有一个受访者认为自己“十分清楚”。根据相关文献以及以往的研究发现,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社保、户籍和子女教育这三方面的问题。本次调查也对受访者从这三方面开展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82.35%的受访者都买了所在城市的社保, 覆盖面积是非常大的, 这也可见当前硬性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购买社保的政策颇有成效。

有关新城镇化建设中佛山市推出积分入户的户籍政策, 具体见图1。

由此可见, 虽然佛山市在新城镇化建设上做了较多的工作, 在农民工的城市化配套条件上也有一定的政策扶植和优惠, 但是广大的农民工对佛山市的新城镇化建设认知程度较低, 相关的配套政策的了解不够, 享用政策照顾的比例也就非常低了。

(3) 其他需求。在调查与访谈过程中, 有很多的受访者都提到了佛山市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工业园区环境好, 漂亮等描述。在对受访者最希望附近能够修建的公共设施调查过程中,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公园、学校和购物中心。受访者对佛山市生活环境最满意的地方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环境绿化、交通和商业服务”, 而最不满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住房、医疗和治安”。由此可见, 在农民工的视角里, 佛山市新城镇化建设中最突出的成绩应该是城市的绿化改造和交通的投入, 但在住房、医疗和治安方面还需要更加多的投入和关注。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结果分析, 可以看出当前佛山市的新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农民工在也基本上融入和适应了当前的城市生活,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对此本项目组从对佛山市未来的新城镇化建设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 需要加大对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政策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工对新城镇化建设照顾政策的认知程度, 并且要落实政策的实施。其次, 在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措施以及医疗、治安方面还需要加大投入。最后, 也要肯定佛山市在城市绿化和城市改造方面的成绩, 应该要继续把这个优势保持下去。可以肯定未来的佛山会是广大农民工安居乐业的福地。

参考文献

[1]吴小狼, 杨智雯, 郝佳惠, 等.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深度发展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 2014 (7) .

[2]新育言.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前景透析[M].北京:国家行政出版社.2013.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9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返乡、消隐, 以及大量年轻农村青年的进城, 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趋势正逐渐加快, 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结构特点与行为方式。第二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并且出现了代际间的变化, 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与其父辈存在很大差别, 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同。例如在文化程度、工作期望、生活方式、打工的主要目的, 城市认同感等方面与其父辈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第二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是“亦工亦农”、“寻求谋生”式流动, 而在向“全职非农”、“融入城市”转变, 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让第二代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地创造力, 他们在追逐自我价值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但是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 历史发展过程中二元的社会结构与严格的户籍制度客观造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经济上接纳、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现象。

阻碍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乃至市民化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既包括制度层面上的障碍, 也包括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意识形态间的障碍, 做此次调查的目的就是通过了解进杭农民工的生活状态, 关注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 本身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希望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城市经济生活, 在逐步融入社会的同时提升对自身的认同, 帮助解答他们在融入社会过程中的心理问题, 最终实现向市民化的成功转变。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次调查引起市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提出针对农民工政策的改进意见, 以促进农民工相关制度的完善。

二、第二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讲, 国家制度的障碍是造成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状态不佳的关键性障碍。二元户籍制度的设置, 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都没有对农民工问题做出根本性的改革。2006年3月,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明确了“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的基本原则, 规定了循序稳妥、因地制宜的改革方向。但面对农民工如今面临的融入城市困难以及市民化进程相对缓慢的现实,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行动。

通过调查发现, 拖欠或变相压低农民工工资问题非常严重, 一些用人单位采用不及时兑现、久拖不解等办法克扣农民工工资, 这背后隐藏了深刻的制度漏洞隐患。劳动保障部门执法监察力度不够, 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为农民工讨薪提供正规的法律途径, 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每当年底都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农民工讨薪现象, 极端的也会引发群体性暴力事件, 这为城市的整体建设与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建议建立健全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按具体情况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劳动保障部门要重点监控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对发生过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 强制在开户银行按期预存工资保证金, 实行专户管理。如果利用上述手段还是不能解决农民工工资发放问题的, 就需要诉诸法律的武器。对屡教不改, 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特别巨大, 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用人单位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对于那些特别严重的, 甚至可以动用刑法的手段。

另外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也是引发一系列纠纷的根源之一。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会造成发生工伤等事故后, 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由于农民工人员流动性大、企业用工随机性强,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在配备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同时, 也需要农民工自身提高法律素养, 首先明确在建立劳动关系时签署劳动合同, 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提出主张。事实上, 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设置, 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经济利益上的不平等。近年来, 许多地方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 但总体看对农民工而言门槛还是太高, 只有极少数有特殊贡献的农民工解决了落户问题。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改善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异。除了前面提到的将农民工的经济待遇拉升到与户籍居民大致相当的水平外, 另外一条途径就是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 从社会福利方面对农民工提供支持。

构建健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是解决农民工消费后顾之忧的保障。制度设置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 考虑到如何顺利完成保险关系和待遇转移的问题, 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另外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 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 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同时制定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是解决这个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 作为城市中共同的一元, 城市居民需要从思想意识上转变对农民工的看法, 不能单纯认为他们就是外来的务工人员, 而要从心底里接纳他们, 公平地看待他们。而对于农民工自身而言, 需要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与维权意识, 在城市的生活中能够入乡随俗遵守城市的交通法规、城市管理规范等等, 从观念与行动上融入城市群体。

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调研活动, 能够让社会上各种层次的人都参与到关爱农民工活动中来,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 让农民工消除对城里人的偏见主动地与城里人交往, 消除置身城市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 消除他们内心的孤独寂寞。让城市的经济建设更加稳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1] 、刘博:《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重构》[J], 《青年探索》, 2008年第6期。

[2] 、刘传江, 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 2008年9月第5期。

[3] 、韩俊:《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前景与路径选择》[J],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项目》, 《中国发展报告》2010年, 第76期。

农民工调查研究 篇10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鉴于工作搜寻既是经济行为又有浓厚的社会色彩,社会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工作搜寻问题了。研究发现,通过社会网络进行工作搜寻,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会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城镇化现象,又伴随着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实际上,城市吸纳农民工的过程,可以还原为农民工在城镇搜寻工作的过程。农民工为了获得满意的工作,往往会通过诸如广告、报纸等渠道收集有关工作的信息。除此之外,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网络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资源。借助社会网络,不仅能够获取更多的工作信息,更能够提升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因此,在研究农民工的工作搜寻问题时,考虑到社会网络因素是极其必要的。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在郑州市的农民工,通过访谈式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考察农民工求职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态势及对其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2 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工作搜寻的研究,二是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2.1 关于工作搜寻理论的文献回顾

关于工作搜寻的研究,最初是从Mc Call(1965)开始的。Mc Call将搜寻理论运用在解释求职者找工作的行为方面,并提出了序列访问模型。Mc Call认为,求职者只会接受高于或等于其保留工资的工作机会。Pissarides(1979)发展了匹配函数,他设定存在两种工作搜寻途径,利用匹配函数分析求职者的搜寻活动及匹配结果,并得出了不变规模报酬的匹配函数。对于求职者而言,只要搜寻活动有利可图,就会激发搜寻的动机。Cahuc与Zylberberg(2007)认为,工作搜寻的最佳次数取决于求职者的保留工资,保留工资又取决于搜寻成本等因素。因此,失业就是求职者以搜寻成本为代价,从而换取工资报酬的活动。何亦名与朱卫平(2008)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大学生的工作搜寻行为,结果发现大学生工作搜寻周期较长、效率偏低、搜寻成本偏高。罗智渊(2011)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影响毕业生工作搜寻的因素。发现,网络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选途径,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是影响大学生工作搜寻行为的显著因素。调查还发现,经济发展形势对工作搜寻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王勇(2014)从心理资本角度分析了工作搜寻偏好对工作搜寻绩效的影响。

2.2 关于社会网络里的文献回顾

社会网络理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德克利夫·布朗在1940年发表的《论社会结构》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社会网”一词。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一书中,格兰诺维特系统考察了社会网络对工作搜寻的影响,肯定了弱关系对就业的积极作用。边燕杰(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工作搜寻及劳动力供给过程中,强关系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个结论进一步得到了边燕杰(2005)的证实。另外,Cahuc与Fontaine建立了基于社会网络的匹配模型,发现在这种模型框架下,待业人员和雇主可以通过社会网络的方式达成匹配。董占奎等(2013)通过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实验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个体择业以及劳动力市场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文献回顾可见,本文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文献基础,这为本研究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当然,本文的研究也有与以往文献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更深入地考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状态;②以在郑州市工作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将采用访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使数据获取更加便利也提高了数据的可靠程度。

3 研究数据及处理结果

为了获得在郑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状态及其工作搜寻的真实情况,作者于2015年11月至12月对在郑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100份,回收100份,有效问卷95份,有效率为95%。根据SPSS17.0的检验结果,α系数为0.881,样本KMO度量为0.872,说明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了检验,所得数据能够用于对问题的分析。

3.1 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在郑农民工的调查样本中以男性为主,所占比例为83.2%;年龄主要为青壮年,所占比例为83.2%;主要来源地为河南省内,所占比例为68.4%;主要文化程度为初中,所占比例为70.5%。

3.2 被调查者在工作搜寻时使用社会网络规模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研究的关注点,在访谈和问卷调查时,着重了解求职者在搜寻现职时使用社会网络资源的情况。借鉴童星(2004)对社会网络的划分,本文以帮助求职者的人数来衡量其社会网络规模。在调查时发现,95名被调查者中,在搜寻现职时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社会网络资源。由表2可见,被调查者在搜寻现职时,得到1人帮助的比例为49.5%,得到2人帮助的比例是33.7%。整体而言,在郑农民工在搜寻现职时,平均得到1.8人的帮助。显然,利用社会网络资源是农民工求职时的重要渠道。

3.3 被调查者在工作搜寻时使用社会网络强度分析

根据调查得知,在郑农民工在工作搜寻时使用社会网络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那么,求职者在搜寻工作时所借助的社会网络的强度是怎样的呢?笔者在调研时对此问题也有所关注。由表2可见,农民工在进行工作搜寻时主要借助的是亲戚关系,占41%的比重。除此之外,依靠同乡介绍也是农民工搜寻工作时常用的渠道。根据调查数据和实际情况,本文将血缘关系和亲朋定义为强关系,把同乡和熟人定义为弱关系。整体而言,在郑农民工在搜寻现职时主要使用的是强关系。

3.4 被调查者使用社会网络获得现职后的满意度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郑农民工在搜寻现职时主要使用了强关系网络。那么,通过强关系网络获得工作后,其满意度如何呢?本问卷调查对此也有关注。由表3可知,使用强关系获得现职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的满意度非常高,其中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6.1%。相反,使用弱关系获得现职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非常满意的比例仅有8.6%。由此可见,通关强关系网络获得工作后,求职者对工作的满意度也较高。

4 结论及启示

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可知,在郑州务工的农民工,在搜寻现职时主要依靠的是强关系网络。同时,通过强关系网络获得工作机会后,农民工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普遍较高。

实际上,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农民工很难通过制度化的信息渠道搜获工作机会。即使能够得到工作信息,其成本也相当高(赵延东,2003)。对农民工而言,在其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当地还是转入地,都无法低成本地通过正式渠道(职业中介、政府机构等)获取就业信息。因此,当农民工难以从正式制度渠道实现就业时,他们会更加依赖非正式渠道,即成本相对低廉的社会网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在搜寻现职时都使用了社会网络。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作信息搜寻与岗位匹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社会网络与工作搜寻的相关文献,对在郑州市务工的农民工搜寻现职时的社会网络现状与特点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强关系网络是农民工搜寻现职时的主要渠道。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络,工作搜寻,嵌入

参考文献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问题研究 篇11

关键词：农民工；工资；公平正义；保障机制

一、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问题的提出及分析

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群体，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张作出巨大贡献，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问题仍然突出，这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以下简称《意见》）的总体目标中即可窥见，《意见》中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定增长。由此可见，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民工工作的重点。自2005年以来，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大多学者都是从分析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状入手，分析其被拖欠原因，最后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意见。在分析其原因时，无非是二元化的经济体制，相关法律的不健全，社会各方面监督不够，政府管理错位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等五方面，在提出对策建议时，也只是围绕制度、法律、监督、管理等方面来研究。这些关于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及对策并无不妥，只是在思考角度上缺乏一定的系统理论性。

诸多学者在研究分析工资支付保障这一问题时，大都是分析现象，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忽视了对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问题背后法律理念分析。鉴于此，笔者认为，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应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

（一）主观方面

相关法律政策及政府工作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刻按照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去指导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实际难题，主观上缺乏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的指导，只能短期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却不能长期保障农民工工资得到合理支付。例如在政府工作方面，2014年11月1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监察局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中指出专项检查重点对象是招用农民工，使得广泛的农民工群体权益依旧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专项检查内容也主要是着眼于农民工工资拖欠后的一系列情况，这种善后处理的方式过于单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不能全面合理的解决好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预防和拖欠后的安排工作，治标不治本，难以使农民工工资支付得到长期有效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得到实现。在法律政策方面，《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将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经工会同意后即可延期支付工资的情况排除在“无故拖欠”的情况之外，然而，现实中农民工基本没有自己的工会，该项规定明显偏于用人单位一方，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

（二）客观方面

农民工工资拖欠直接涉及的当事人是雇主与农民工，双方的信息传导不匹配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一重要客观原因。张凤霞在《基于博弈论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研究》中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与雇主的博弈关系，他认为农民工在雇主信誉度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不会进入城市，如果信誉度有高低之分，农民工也会趋向于信誉度高的雇主，而只有不拖欠工资的雇主才会信誉度较高。因此，如果农民工没有得到有效信息來辨别雇主的信誉度，就会误选到信誉度较低的雇主，从而直接引发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建议

坚持用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引导相关法律政策制定和政府处理农民工工作的开展，防止相关法律政策制定过程中盲目的一刀切思维，要让农民工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追回其拖欠工资。在农民工工资支付遇到问题的时候，本着对农民工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处理。例如恶意欠薪问题中“恶意”标准的认定，在法律界定模糊的情况下，法官就要依照公平正义的理念自由裁量，确保结果公正的同时，保证社会的公平，如此才能实现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保障。

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披露和传导机制，合理引导农民工的市场流向，一方面建立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并在公众平台上加以展示，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信息进行披露，对企业用工以及工资发放情况进行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信誉度，方便农民工通过信息披露平台对雇主进行正确选择，也利于农民工通过信息筛选找到适合自己的信誉度较高的雇主，降低工资拖欠风险，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另一方面，加强农民工和雇主的信息交流，使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得到合理分配，也便于雇主对农民工劳动力分配信息的了解，从而制定出合理的用工政策，充分发挥农民工的最大劳动力优势。

三、结语

农民工流动意向研究 篇12

关键词：农民工,回乡意愿,Ordered Probit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变过去老一代农民工挣钱回乡发展的现象,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并融入城市发展。然而,许多大城市招工难、民工荒、农民工返乡潮现象严重(刘林平等,2006)[1]。2008年底以来,在金融危机、国家相关惠农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农民工返乡趋势显现,外出农民工纷纷回乡就业。其原因之一是东南沿海部分企业倒闭停业,加上当地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企业新增较多,用工需求猛增,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迫于无奈或者其他原因返乡再就业(白南生等,2008)[2]。近几年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农民工返乡趋势不但没有得到逆转,反而进一步加快。

本文在实地预调查阶段了解到,部分农民工已经回到家乡或者附近县市就业,部分农民工打算再赚几年钱就回乡。面对这一情形,不禁心生疑惑,毕竟大多数农民工所在家乡企业所给的工资与北上广等大城市还有一定差距。虽然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进入城市、再融入城市要经历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钟摆现象”(邹永红等,2009)[3],即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就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本文调查的农民工多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20~30岁这个青年阶段,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回乡或者几年后回乡。

本文以2013年江西、安徽、湖南三省的外出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农民工的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力图以第一手数据和有力的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政策提供基础依据。

二、样本问卷的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一)调查对象及方式

本次调查由预调查与正式调查两部分组成,调查对象以自江西、安徽、湖南来广东务工的农民工为主。

在预调查阶段,选取广州市增城新塘工业区为调查地,该区以生产牛仔服装为主。预调查采取在工厂旁边随机拦截工人访问的方式。预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来广州务工人员的基本信息、工资待遇、近几年的流动情况及对未来的打算。

在正式调查阶段,选取江西、湖南、安徽三个省的外出农民工为对象做问卷调查。问卷由三部分、26个问题构成,主要询问农民工个人基本情况、流动过程、流动原因、未来是否有返乡打算及其原因等内容。问卷发放与实施由暨南大学统计学系老师和学生分3个小组深入江西、湖南、安徽三省农村地区进行,问卷填写采用本人自行完成和访员按问卷内容对农民工逐一读题、被访者回答、访员记录答案两种方式进行。

(二)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问卷有286份,有效回收率95.3%,样本的人口特征如下。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170人,占59.44%;女性116,占40.56%。从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的有15人,占5.24%;20岁到30岁的有194人,占67.83%;30岁到40岁的有45人,占15.73%;40岁到50岁的有29人,占10.14%;50岁以上的有3人,占1.05%。从婚姻状况看,已婚者129人,占45.1%;未婚者157,占54.9%。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共有140人,占48.95%;高中学历共有75人,占26.22%;专科学历共有55人,占19.23%;本科及以上学历16人,占5.60%。样本就业部门分布如下:民营企业占62.24%,国有企业占7.34%,外资占9.44%,个体工商户占13.29%,其他占7.69%;286份有效样本中,有82人为普通技工,有43人为管理者,一般文员为48人,生产工人为59人,54人为其他。以上可以看出虽然本次调查样本量较为有限,且采用的是非随机调查方式,但调查对象的特征分布比较符合实际,样本对总体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农民工福利待遇情况分析

对于样本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工资众数在1500~2000元区间。2012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1920元,与之相比,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偏低。37.41%的农民工的工资仅满足日常开销,几乎没有剩余。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相近(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全国中小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达到65%),达到63.99%。从企业购买保险的角度看,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或者企业拒绝支付。从企业提供培训看,大部分企业还是提供岗前技能培训或其他培训,说明企业也开始重视农民工素质的提升。

(四)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对于问题“您将来的打算是什么?”的回答,表示坚决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占3.85%;努力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农民工占13.29%;钱赚够了就回农村的农民工占44.41%;坚决回农村占22.38%还不确定的农民工占16.07%。只有17.14%的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较为强烈,而66.79%的农民工返乡意愿非常明显。至于回乡的原因,第一是照顾家庭,第二是城市生活压力大和城市消费水平高,第三是没有归属感,第四是子女教育问题(此因素排在较后,与外出农民工大多数是未婚有关)。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城市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其背后的家庭因素。是否决定留在城市,不仅仅是考虑自身的发展,还要综合考虑家庭的整体发展和需要,如果在城里生活压力大,没有归属感,所得收入又不足以弥补其“背井离乡”的孤寂,那么他们理性的选择就是与其背井离乡挣不到钱,还不如回家乡和家人在一起。

而对愿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进一步追问,发现他们选择留在城市的原因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大城市相对来说工资水平较家乡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大城市的生活依然是他们所向往的。他们力图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融入城市,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子女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三、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影响农民工流动意向的因素分析

(一)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有序多项变量,而自变量为虚拟变量和离散变量相结合的数据类型,因而适合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模型是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拓展,其中因变量表示等级分类,选项之间有一定的顺序关系。假定有一个隐变量与自变量列向量xi成线性关系,其关系式如下:

(二)变量选择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4-9]以及预调查阶段农民工选择回乡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以下15个影响城乡归属意愿选择的变量,具体见表2。

(三) 基于Ordered Probit的城乡归属意愿预测模型

根据Ordered Probit模型,建立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预测模型,其中因变量为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对表2选取的影响农民工归属意愿的因素通过Stata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观察拟合模型的残差图可以发现,其残差基本上为同方差分布,说明用Ordered Probit模型可以很好地对数据进行拟合。从表3的数据可知,性别、高中学历、民营企业、普通技工、生产工人、工资区间小于1500元和1500~2500元区间、提供培训、企业为其购买保险、回乡次数等因素都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说明以上因素对于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的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

(四)逐步回归筛选变量及最终结果分析

通过Stata统计软件运用向后逐步剔除法进行变量选择,最终选出以下变量再次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逐步回归后的模型总体效果更好。最终,女性、学历为高中、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企业为其购买保险、企业提供培训、外出农民工回乡的年均次数通过了0.05显著水平下的统计检验,说明以上因素对于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

(五)模型结果分析

1. 个体因素中,女性 、高中学历 、工资水平为1500 元以下对于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影响显著。

女性以及工资水平为1500元以下的变量系数为正,说明这两个变量对农民工回乡意愿具有拉力作用。而学历为高中的变量系数是负,说明其对回乡意愿具有阻力作用,学历为高中的农民工更趋向于留在城市。

从性别看,女性更倾向于照顾好家庭,这与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女性农民工更趋向于选择回乡。从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的概率为87.33%,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的概率仅为13.47%,绝大多数选择回乡,说明学历对农民工对未来的选择影响非常大。因为学历是一道门槛,是用人单位引进人才的一项硬性条件,高学历往往意味着高起点,拥有高学历的人对自己也有更高的期望。从工资水平看,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的农民工有92.3%选择回乡。这些农民工基本上拿的是最低工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办法将自己融入城市生活。随着家乡经济日益发展,回乡也能很好地解决就业,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回乡。

2.企业因素中,为农民工购买保险及提供培训对于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影响显著。

由于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前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培训,他们的就业领域往往被限制在那些对技能与素质要求不高的低层次岗位,从而削弱了农民工的竞争能力。农民工外出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培训,他们外出后接受培训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而培训对于农民工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更容易找到满意、收入高、声望好的工作,也更趋向于留在城市继续发展。

3.其他因素中,一年回乡的次数与回乡意愿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相符。

而消费观念对回乡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也许是由于该变量受到更多其他因素诸如外出务工地点与流出地的距离、从事工作的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首先,统计分析表明,66.79%的农民工返乡意愿非常明显,说明在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方面,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回乡。在回乡原因统计中,第一位的原因是照顾家庭,第二是城市生活压力大和城市消费水平高,第三是没有归属感,第四是子女教育问题。

其次,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预测的Ordered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农民工回乡的年均次数、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女性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以下的农民工、企业是否为其购买保险、企业是否提供培训因素对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显著影响。从长期看,外出农民工回乡的次数、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女性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回乡选择成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对农民工回乡的长期意愿有明显的拉力。相反,学历为高中、企业为其购买保险、企业提供培训与农民工回乡意愿负相关,也就是对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明显的阻力。

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城乡比较利益所致,未来几年农民工流向仍将主要从农村向城镇特别是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集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仍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入地(吴兴陆等,2003)[10]。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逐年提高,而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对农民工吸引力有所减弱。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将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从而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提供新的选择。一些农村劳动力将选择在本地、本省或其他相邻地区的城镇就业,流向将趋于多元化。基于这种形势,社会应给予农民工更多关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更应制定和创造更多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以及留住现有农民工的政策和有利条件,否则“用工荒”的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

调查分析表明培训对于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具有拉力作用,而且工资收入达到2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上从事技术类工种,如高级技工、文职人员以及高级管理员等。这部分人更趋向于留在城市。培训对于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找到回报更高的工作。在大量涌入城市打工谋生的农民工对职业培训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日益提高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吴兴陆,2005)[12],研究农民工培训市场、了解并清除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开辟更多成本不太高的专业化培训市场,加强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本,这是由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所决定的(陈卫等,2003)[13]。因此,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农民工的竞争能力,是农民工尽快适应城市,提升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关键。

第二,在影响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方面,要更加注重企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