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精选10篇）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步, 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职业转换阶段, 接下来, 则是如何由农民工变成市民的问题。这种分阶段市民化,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转换的同时进行身份转换的一步到位模式的突破。但在理论上,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第二阶段的任务, 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1]一种主张激进的路径, 即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迁, 让农民工迅速转换为市民;另一种主张渐进的路径, 即要求让农民工顺其自然地实现市民化, 在理论上某个农民工达到条件则接纳这个农民工入城, 一个地方达到条件则这个地方先行。在现实的实践中, 激进的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的实验出现了挫折, 渐进的有条件将农民工转换成市民的政策却形成了普通农民工现实的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尴尬境地。由此各界提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如何对两种农民工市民化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 并在这种评价中进行学术创新, 找到突破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新路子。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 无论是理论阐释, 还是实践说明, 都可以有两种研究的态度, 即从外部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从社会与政府责任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即以农民工为主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鉴于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外部介入的探讨, 我们就从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虑到学术创新必须要有实践的依托, 我们又从一种具体调查的实证研究来展开。

二、调查及结果

1.调查方式

首先是关于问卷设计, 我们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的观念, 从农民工的现代化的角度设计问卷。由于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变迁, 所以, 问卷设计的具体问题就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入手, 以便在调查后通过这些问题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并透过这种现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就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来说, 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就业或工作, 也就是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面;二是人的生命延续相关的方面, 即家庭生活;三是人的社区生活, 也就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的方面。显然,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人的生存具有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交织的现实状态。考虑到本研究的政策取向, 在这三个层面的调查上, 总体上都设置包括农民工在这一层面生存的现状或问题、解决办法、发展目标、及政策需求等问题。每一个问题, 则根据在调查前对农民工的掌握与其他文献的描述, 提供若干选择答案供被调查的农民工挑选。由于农民工生存的整体性, 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前还设计了一项一般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情况的问题,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性别、职业等。

其次在调查操作上, 我们选定一家能体现农民工所进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分布特点的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某针织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当时共发放问卷35份, 一个月后实际回收35份, 其中有效问卷32份。

2.调查结果

(1) 样本社会经济情况。

年龄29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9.4%, 其他80后的农民工占40.6%;初中文化包括未毕业的农民工占71.9%, 高中专的占28.1%;男性农民工占64.5%, 女性占35.5%;75%的农民工是熟手, 18.8%为师傅, 主管与生手都各占3.1%。这种状况说明农民工人口学上的自我更新不明显, 前几年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 样本就业状态。

在就业途径上, 依赖亲戚的农民工占43.8%、依赖老乡的18.8%、依赖朋友的6.3%、自己找的31.3%。关于待遇问题, 75%的农民工反映企业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50%的农民工选择“工作时间太长、周末不放假”, 其余反映工资低的农民工占46.9%, 反映缺少文娱活动的占37.2%, 反映管理不公及以罚代管的分别占28.1%与21.9%, 其他反映升职机会、工伤、职业规划与工资发放时间等方面问题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 向亲戚、老乡、同事、朋友等求助的比例分别为46.9%、37.5%、21.9%、18.8%, 其他途径都在10%以下。在职业发展规划上, 46.7%的选择做生意, 16.7%的想学一门技术, 13.3%的为回家务农, 其他如开厂、从事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等都不到10%。在职业发展上, 选择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占53.1%, 找朋友帮忙的占28.1%, 遵纪守法踏实工作的占25%, 跟工作管理方搞关系创造机会的占6.3%。在就业政策需求上, 靠前的加强劳动执法与办理社会保险都占到46.9%, 要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与每周放假一天的也都占到了40.6%, 然后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占34.4%, 提供打工者做生意或开厂贷款优惠的占21.9%, 要求技能培训的占18.8%。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在多年之后仍然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权益保护仍然有待加强。

(3) 样本生活方面。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能在家照顾父母与子女占65.5%, 看病贵占53.1%, 社会保障不健全占40.6%, 开支压力大占37.5%, 两地分居占21.9%, 治安占15.6%, 买不起房占12.5%, 其他如子女读书与找对象都在10%以下。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中, 自助的占84.4%, 向亲友求助的占18.8%, 没有人选择向政府救助或其他途径。在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上, 50%的农民工要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46.9%的要求控制物价, 要求提供面向农民工住房体系的占34.4%, 要求解决子女读书的占31.3%, 要求建立夫妻探亲假的占28.1%, 在家乡建立帮扶留守父母与子女制度的占25.8%, 要求解决户口迁移的排在最末占21.9%。这些调查数据都体现了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模式, 以及提升生活保障的愿望。

(4) 样本社区参与方面。

农民工在交往互动对象上排在第一、二位是亲戚朋友与房东, 分别占65.6%、43.8%;其次是老家的生产小组与村, 分别占12.5%、9.4%;城市社区与管理机构中只有派出所达到12.5%, 其他如居委会、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等都在10%以下。交往互动中涉及的事项, 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占65.6%, 租房占40.6%, 如计划生育、子女读书、治安、劳动争议、保险、承包地等都不到10%, 其他如参与培训、党团工会活动、社区与村里的治理活动等都是0%。在互动交往的障碍上, 反映城里人冷漠的占46.9%, 政府未能主动服务的占40.6%, 劳动法执法不力的占37.5%, 其他因户籍原因不能参与城市社区自治与利益分配的都不到5%。在克服障碍上, 自己努力的占75%, 求助亲友的37.5%, 求助政府的6.3%。在社会交往政策需求上, 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城里人改变冷漠态度占50%, 要求官员主动为打工者服务的占43.8%, 要求在社区分红的占15.6%, 要求参与社区会议及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都达到12.5%, 要求在打工地入党占9.4%。农民工这些社区生存状态表明:城市对普通农民工处于排斥状态, 农民工与城市及农村社区之互动凭借的是一种利益交换模式。

三、样本资料分析与结论

1.样本资料分析

分析样本资料, 可以推断与发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生存中发展的需求。

就农民工的需求来看, 还总体上处于一种生存的低端, 同时又有向上延伸即发展方面的需求这样一种状态。农民工需求的生存性体现在:他们面临与希望解决的问题, 包括就业、生活与社区交往等层面, 都是一种大体上与个体维持生命延续相关的, 如就业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加班工资发放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问题, 生活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家人的照顾问题, 社区交往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里人的冷漠。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生命的维持——通过工资发放形成对物质资料占有的状态、生命的延续——通过家人照顾对生命延续质量、生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城里人互动生成农民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等。在这样低端的生存之下, 农民工发展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低层次的。如在就业方面, 虽然合起来一半以上的人想做生意或学技术, 但其政策需求中排在前列的还是维护就业权益及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自己的劳动力与职业安全。从生活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排在相关政策需求前列的都是关于生活安定的与生活保障有关的, 至于政府与学界讨论很久的户籍问题则现实性的排在末位。从社区参与来看, 主要的政策需求也是改善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主动性。

(2) 半封闭自助的资源。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源来源可以分析为三种:一方面是农民工自己拥有的资源, 如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拥有的体力、智力、经验、技能、资产等, 这些也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主体能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资源, 主要是社会资本, 即可以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的资源;第三是作为社会宏观环境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形势等提供的资源。从这些资源来看, 第一个资源是农民工自己可以创造与自主使用的, 第二个资源是农民工可以主动建构的, 第三个资源则是外部环境, 是需要农民工适应的。从总体上讲,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具有半封闭自助的特点。从宏观外部社会环境与政策制度来讲,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但在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则处于一种限制状态;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在2000年前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在理念上是当作一种管制的对象, 在2000年后则逐步向善待农民工转变, 但受户籍制度等制约, 仍然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2]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写照是:职业上基本实现了流动, 身份转换上则踌躇不前。作为这种半封闭资源的表现, 在调查中发现样本农民工反映其社区参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里人的冷漠, 在冷漠之下农民工与城市的互动范围十分狭窄, 调查揭示的最多的互动就是租房及与房东的往来, 而这种调查中最多的互动也是通过一种同样冷漠的方式——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半封闭, 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问题时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样本农民工找工作就是通过熟人这种次级社会关系达到的;遇到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与社区参与问题, 首先求助的也是这种关系。通过社会资本解决城市生存问题, 这是农民工自助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相关研究揭示与强调了的。只是这些研究没有指出或突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自助性质, 即:通过农民工自己努力建构关系来解决问题。作为自助的另一种常态的也是主要的且被多数社会资本研究掩盖了的形式是农民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在找工作中有31.3%的人是自己联系, 在生活上84.4%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问题, 在社区参与上75%的人自己克服障碍。

(3) 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环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必须适应面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各种可用的资源。就现实的环境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作为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它向农民工提供的资源与机会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面讲的农民工半封闭自助的资源特征。这种选择性激励环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改革以来, 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劳资关系上主要照顾的是资方的利益。尽管2000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 但由于政策执行的时滞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性,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并未彻底转变。体现在调查中, 就是样本农民工反映的社区参与问题前三甲中二、三名都是讲政府的, 要么说政府服务不主动, 要么讲政府执行劳动法不力。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农民工务工的城市社区利益分配上, 本地人对外地人——农民工的冷漠, 城市社区利益只与农民工实行“平等”的交换——以租房租金等方式, 作为城市社会价值主要创造者的农民工很难参与社区各种收入的分配。造成这种普通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政策与制度原因, 就是一种有条件地让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即将农民工中的上层或优秀分子, 通过购房、交税等条件, 迁移户口, 变成市民, 参与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与利益分配中。由于这样的机制, 致使农民工应该在城市享有的同等就业、同等教育、同等社保、同等居住、同等服务以及同等政治参与等权利都打了折扣。由于环境提供给农民工的资源的有限性, 农民工在适应环境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现实的基于利益驱动的“寄居”生活;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逃离”念头;第三是遭遇生存问题时的“自助”模式。“寄居”是多数研究揭示了的, 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自助”在本文前面已经说明, 这里只指出一下调查反映出来的“逃离”问题。调查在了解样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状况时设计了一道问题, 让农民工讲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统计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做生意、学技术与回家务农, 选择坚持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合计起来等于回家务农的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了农民工对自我职业提升的愿望, 也体现了农民工对现在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的不满, 由于这些愿望与不满, 农民工才有在未来“逃离”的计划。事实上, 伴随农民工“寄居”生活的高流动率与一波一波的“返乡潮”与“创业潮”, 也体现了农民工在自助中“逃离”的方式。这种“逃离”即有向上的市民化的发展, 也有向下的回归农业念头。因而, 这也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2.结论

根据上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发现,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1)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进军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般历史趋势, 但在当代中国那种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模式是缺乏现实性的, 在实践中必然是要碰钉子的。同样, 在当代中国各地现实性选择的渐进市民化模式也是不道德的, 在实践中难以达到政策初衷的。

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在于, 从逻辑上讲,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代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 要变成各个国家具体的现实, 必须根据各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条件来推行。也就是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来说, 会走向城乡一体, 会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但这种规划的落实必须依条件有步骤地实施。首先, 从宏观的财力、农民工的地位等判断与提出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道路就不现实,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实施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中央可能集中了更多的财力, 有的地方可能财力就不足;在整体上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 但在局部主要是后发地区可能条件就不成熟;在中央与全局可能更关心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 在地方与局部可能更关心发展与户籍人口相关的本土利益。其二, 农民工规模庞大, 几亿人想同步通过制度变迁一下实现市民化,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就农民工群体来讲, 现在有一、二亿, 而在农村还以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储存了几乎同样的规模的数量。所以, 不光市民化规划巨大, 而且当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转变成农民工加入这个行列, 因而这种进程必然是有比较长的期限的。其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不可能简单地以激进改革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涉及城市, 也关联农村;不光与农民工有关, 也与工厂有关;不光与农民工家庭有关, 还与社会参与有关;不光是一个户籍改革问题, 也是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 对于这样复杂系统的工程, 最好先试验, 符合条件, 取得经验再推广。

以上是从一般性的角度、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证了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从本研究的立场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因此, 对激进模式也可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 本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激进模式的不切实际。首先从政策目标来说,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具有回应性、反映社会要求。从调查揭示的农民工需求来看, 还处于一种低端的生存性需要, 生存放在第一位, 发展只是次要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从政策执行来讲, 市民化需要农民工发挥主动性, 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却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第三是城市通过选择性激励那种有条件让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政策与自利机制呈现的半封闭与社会排斥状态。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 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市民化居于一种自助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孤独的自助, 也就是说, 农民工就是有市民化的念头, 也受到自身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在现实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至于渐进模式的非道德性在于:它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一方面中央在总体上原则性地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方向, 并授权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执行;另一方面, 地方在执行时, 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规定农民工迁移户口转变为市民的硬性指标, 如购房、稳定就业及文凭、技能、投资或缴税等条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正如本调查揭示的样本农民工75%的为熟手、初中文化的占71.9%, 处于一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租房或住工厂房过日子的状态, 根本无法达到资产或技能文化等方面的地方政策门槛, 实际上造成了多数农民工都被阻挡在市民化之外。这样, 对中央政府来说, 通过向地方放权, 实际也放弃了宏观政策上的政府责任。这是这种渐进模式不道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既要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创造财富, 又不想为多数农民工提供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将多数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管理之外, 这明显的是一种自利的行为, 显然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 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这样的渐进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民工产业工人与农村户口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 渐进模式作为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实际上成了一条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难进模式。

(2) 由于安排的激进模式不现实、放任的渐进模式又不道德, 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走适应性市民化道路。

所谓适应性市民化, 就是改变安排的激进模式那种市民化忽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的缺限, 以及克服放任的渐进模式那种市民化政府不负责任的弱点, 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 利用市场利益机制, 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 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 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提出这样的思路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从历史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第一步是农民由农村到城市就业, 就是农民发挥其主体性,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条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因此,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发挥, 应该继续立足这种主体性。二是要发挥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大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素质偏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不足, 所以, 需要通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为农民工主体性发挥与市民化创造必要条件。三是当前实践中渐进模式中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恰恰是一种技能与资本型,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正好可以突破这道农民工市民化的紧箍咒, 从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化上的飞跃。四是之所以突破市民化紧箍咒后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化, 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利益机制, 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实现农民工与户籍人口、农村与城市的双赢。过去农民工实现职业转换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因为可以为城市带来财富而城市接纳了这个陌生群体, 现在如果农民工通过素质建设工程变成技工或其他城市需要的价值创造者, 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型农民工而被城市接纳, 开启市民化的大门。五是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结构中中央财力较多及中央政府承担着事关全局的公共事务主要责任的特点以中央为主来承担, 解决过去农民工培训教育中资金短缺问题与提升相关工作的效率与水准。六是适应性市民化可以适应与利用国家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分类分步骤推进。我们的调查样本显示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呈现做生意、学技术、回家务农、继续打工等多元化色彩, 因此, 可以针对不同的农民工需求进行分类市民化的政策帮助。如对于愿意做生意与开厂的农民工可以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资金与税费政策优惠支持使之向个体户与企业主发展;对于想学技术和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主要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使之转变成城市欢迎的技能型农民工, 即使农民工回家务农也要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使之能最终转化成现代化的农民。具体步骤就是先教育帮扶提供就业创业能力, 分散经济危机下就业风险, 稳定就业与拓展就业空间, 提升就业创造价值。同时, 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探索与扩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方式, 改善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提升农民工公共管理的能力与社会资本,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为市民化价值分配提供条件, 同时通过参与型和谐社区建设为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减少阻力。第二步, 根据已经存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打开普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门, 利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需要,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有规模地让培训出来已经转变成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核心是进行具有利益分享性质的户籍改革和有利于农民从农业中退出与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进行与这两种改革相应的能够保证社区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的城市与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分类分步骤的方式,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一批批实现农民的转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代化。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到底该走激进的制度变迁之路, 还是渐进的有条件进城方式, 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农民工具备的生存中发展的需求、半封闭自助的资源、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渐进与激进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激进模式,渐进模式,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红茹, 王太元, 蔡日方, 周孝正, 陈端洪.拆除户籍藩篱:滞后还是超前?[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4) .

[2]刘小年.农民工政策的阶段新论:兼与胡鞍钢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 2006, (03) .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2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农村分散的劳作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适时提出城镇化的战略。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现象。这种现象，改变了传统观念对农民的认知水平。在市民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承德农村中，城镇化建设起步是比较早的。本文着眼于对承德失地农民的现状进行阐述，以期对农民市民化提出有益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化；瓶颈；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9.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126-01

前言：在我国，农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位置。城镇化进程需要失地农民向市民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经济条件、身份转型、意识形态、社会保障的改变等相关方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能影响市民化的发展，从而影响城镇化战略健康有序的发展。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对农民市民化的问题重视起来。

一、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概念简述

农民市民化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有概念，城镇化简单说来，就是农民生活由农村特色向城镇特色转移，这种转移包括空间位移和生活方式转移以及熟识、观念等的转化，还包括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的流动。市民化，市民是与农民相对的一个概念。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民由农村转入城市，并且在各方面接受城市的现代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元素，并通过长期的磨合和实践，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市民化通常包含着两层的含义，一是角色定位的转变，二是角色定位转变的同时，农民通过适应性的努力和外部因素的作用成为具备城市特征的合格市民。失地农民，所谓的失地农民从本质意义上说还是农民的范畴，只是在前面所加的这个定语，决定了它成为独立于农民和市民之外的特殊群体。失地农民有两个特征，一是具备农村户籍，二是所使用的土地因为国家的需要而被征用，从而丧失了对土地的使用权。

二、承德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

研究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现状，离不开对问题的基础性分析，离不开抽象问题具体化研究。本着就近原则本文笔者对承德地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过程进行了访问式调查。通过对土地补偿、就业、社会保障、观念等问题的渗透式了解大体把握了承德地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和相关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1.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状况简述

承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较早，到目前为止很多农民在城市环境或者类城市环境中生活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的历史变迁中，很多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市民化”的农民对当前经济条件表达了自己不满，描述说甚至还不如再回到以前。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受征地补偿、就业、社会保障三方面的制约。通过走访，很多农民反映置地补偿的费用较低，而且到位不及时。而在拆迁过程中，这部分征地补偿不能即时应用，很多农民必须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就业条件，承德是我国闻名的避暑圣地，造就了承德地区的旅游胜地的地位。然而失地农民职业定位却很不稳定，职业虚化造成了很多农民虽在城市中生活却独立于城市职业体系之外。很多农民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干一天撑死，明天闲一天愁死。就业前景不容乐观。社会保障功能的不健全也造成了承德失地农民的经济窘境。“农转非”后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保障，社会保障成为他们维系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却不具备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福利和权利。

2.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现状概述

在我国每个人都有身份证，身份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但身份这个词却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身份有时候更象征着社会位置的认可和承认。承德地区的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可曲折而多桀。户籍身份与所得到的权益不匹配，是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最大的问题。其次，权益的差异造成了很多农民对户籍身份的排斥和抵触。另外城乡生活的各种文化因素严格来说确实是不同的，巨大差异性文化特征，造成了市民化的农民与城市文化契合度极低。城镇化速度的推进，拉近了城乡的距离，但某种意义上市民化的进程却远远的脱节于城镇化。这种差异性是很多农民难以接受的。

三、承德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瓶颈分析及相关对策。

农民的市民化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已经有了一些市民的影子。然而总体上来说，城市中的农民市民化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如经济条件不足，身份认同障碍观念落后等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一直处于一种非市民非农民的尴尬境地。根据前文对市民化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市民化的瓶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或者缺失，导致了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的下降

2.农村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的错位

3.社会责任的缺失和原市民对失地农民低包容度造成失地农民难以契合进城市生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市民化的对策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首先要建立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耕者已经失其田了，失田的前提就应该建立在原有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土地流转的程序要进一步科学化合法化。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农民耕地的使用情况，还要考虑农民进城生活的成本。另外对于不法的土地流转要在法律层面进行界定，并加强打击力度。其次，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失地农民的生活铺好路。第三，要出台行之有效的就业制度，职业的转换是农民角色转换的最重要的一环，只要职业稳定了、城市化了，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农民才能真正的城市化、市民化。第四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理念的现代性教育，从失地农民自身的角度，来改变影响市民化的心理和观念。第五，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对失地农民生活的影响，从生活细节上关心失地农民，帮助失地农民，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

四、结束语

城镇化是我国向现代化进军的必经之路，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也是农村工作中的重点。我们应该正视市民化中出现的问题，抛弃畏难情绪和应付心理，将失地农民的相关工作做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保障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3

这些年，关于农民工的各种讨论从来没有消停，人们从农民工的身上看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甚至由此诱发了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多归因于早已过时的户籍制度。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伴随而来的各项改革也到了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的时候。户籍制这一纸诞生于计划经济的制度，在历经市场经济的冲击后，已经沦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过时之物”。然而，30多年来，户籍改革呼声不断，具体实践却遥遥无期。到底难在哪里？究竟是谁的城镇化？户籍改革的主体人群是谁？农民变市民，到底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打工有时感觉像坐牢一样”

在张霞的记忆中，进城打工，有时感觉“像坐牢一样”！

那一年，她的孩子病了，看病欠下很多外债。在农村，要想还完欠债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张霞一狠心，丢下一岁多的孩子，跟着亲友进城打工了。

“刚去时，厂里还没开工，每天一大早起来搞训练。顶着大太阳，站了21天，腿肿得老粗。”在农村闲散惯了，这种军事化训练，对张霞来说是种折磨。可是，更苦的还在后面。

开工后，工厂近乎苛刻的管理制度，曾一度让张霞难以忍受。

“太吃亏了！”张霞抱怨道，上厕所不能超过6分钟，还要通行证。她所在的生产线有30个人，30个人只有1张通行证，附近的两个厕所总共5个位置，每次都得排队。

“有一次，我们那个厂流行一种传染病，是痢疾，工厂连续两个月不让开门，要出厂门，得请假啊，组长签字，科长签字，要4个人签字才放行。晚上下班要出去，也要这么多人签字才可以。”

因为不能随便外出，打工近四年来，张霞很少出去。有一次，老公来探望，她没有请到假，两个人隔着厂门，近在咫尺，却难以相见。

“那个门啊，有个小缝儿，他站在外面往里望，我站在里面往外望。实在不行，就隔着院墙说话，他在院墙外面，我在院墙里面，还要扯开了嗓子大声说话，不然都听不到。”

为了多挣钱，张霞每天加班，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几年来，她只去过一次溜冰场。“那些男的有打篮球的，我们有些女工买了羽毛球，可没得心思玩，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下了班就想睡觉，哪还有精力去玩。”

张霞说，厂里包吃住，一开始，每个月只有300多块钱的工资，三年后，涨到了900块。还完欠债后，她就返回了家乡。

张霞老家原本在四川山区，因生存条件差，一家人迁居湖南益阳县沅江镇，虽然仍然是农村，但当地是平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除了经营十多亩田地之外，农闲时，张霞的丈夫还打一些零工。

对张霞来说，进城打工，可以赚到在家乡赚不到的钱，但她从未奢望过留在城里，也并不后悔当年中断打工而返乡。事隔十多年，张霞还清楚地记得，那年丈夫像“探监”一样去看望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生产线劳作，以及对孩子撕心裂肺般的思念。

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

在中国，像张霞一样，被迫丢下孩子、离乡离土进城讨生活的农民工不计其数。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却常年在城市务工，并最终将打工所得用于在农村的家的建设，这是国内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缩影，也是人户分离的典型。

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人户分离人口指的是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在2.71亿人户分离人口中，流动人口为2.3亿。（流动人口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中，除其他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外，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是在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经济中就业，他们从事的多是城镇居民所不愿做的最重、最脏和报酬最低的工作。

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

去年，《支点》杂志社联合武汉大学扶贫调研组，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调研时发现，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社会保护，很多农民工经历着频繁的工作变动和职业流动。他们身处繁华都市，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因为户籍的规定，他们缴纳的社保、养老基金经常落空，不能转化为保险和养老方面的福利。

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土地大多被自行流转。伴随出现的是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在农村，隔代抚养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子女随迁，不仅上学多交钱，还要回原籍高考；医疗方面，农村是合作医疗，在城市看病不能报销；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购房、购车等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对此，有专家不无担忧地说，这一系列问题，将引发社会矛盾的加剧。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在没有健全、健康的教育环境下，何以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与心理的人？而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生活在充满制度性歧视的城市里，又如何保证不成为社会的火药桶？

众多专家和媒体多次指出，以上种种问题均源于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

谈起户籍制度，著名经济学者、《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回顾道：“1958年我国搞‘大跃进’运动，当时有大批农民进城。到了1960年左右，发现城镇人口这么多，大批人口又开始回迁。这期间，通过当初‘剪刀差’的政策，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距也就体现出来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诞生了一些超级大都市，这些城市的经济水平与二三线城市拉开差距，这时，大都市的户籍开始固化，开始升值。随之拉大的还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户籍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户籍，价值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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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星斗表示，现有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相矛盾，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户籍制度本质上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把城市居民固定在各自的城市。但市场经济却要求人口流动，人力资源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而公民社会更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要真正做到“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聚合与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势在必行。

市长的难题

除了农民工，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户口问题，大多经历过一段曲折、辛酸的故事。这些有关“愤怒的户口”的故事，屡次见诸报端，户籍改革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

实际上，我国的户籍改革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从1980年公安部推行“农转非”政策，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到2001年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再到2011年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文件出台，历经30余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但真正落实却仍旧遥遥无期。

2012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此调研组的成员包括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等众多中央部委参加，从设置规格上不难看出，决策层对此次调研颇为重视。

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内需，要推动城镇化，就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诸多改革，这是中央近年来决心大力实施的规划。然而有趣的是，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却始终难以落实，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反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称，地方政府反对的原因，是户籍制度改革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如上海等大城市有超过千万的流动人口，解决这些人的户籍问题，当地政府需要多提供千万人口的教育、就业等社会保障支出，资源明显不够。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还多，当地政府肯定反对户籍制度改革。

现如今，城市拥堵、适龄儿童入学难、医院人满为患等现象，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因此，地方政府反对的背后，还暴露出城市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难以调配等诸多矛盾，这些问题让户籍改革变得更加敏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重点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如果真的如邱爱军所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到底是谁的城镇化？户籍改革的主体是谁？

先行先试

对地方政府而言，先把本地户籍农业人口变成市民，的确可以减轻压力。然而，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的主体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先来看一下国内一些城市的户籍改革情况。

在众多城市中，成都被称作是“最彻底的户籍改革”。

2010年10月20日，成都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试行）》，宣布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改革最大的突破是放宽了到成都市落户的户口政策，放宽条件包括：成都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户口在城市租房一年以上，可在实际居住地办理常住户口；成都市外人员购买9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或暂住满3年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可办理成都常住户口；大学生只要落实工作单位即可在成都市办理常住户口。

成都市政府一位官员认为，成都实际上距离打破户籍制度的迁移障碍只有一步之遥，在全国特大城市中，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说走在最前面。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政府公布《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明确提出：为适应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求，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

从2002年，上海市出台《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到2012年12月，上海公布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方案。上海的户籍改革走过了十年历程。

2010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曾一度引起热议。深圳和广州是该省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也都相继出台了放宽落户资格的规定。比如，在广州，只要在当地企业投资500万元人民币（合78.4万美元），就可获得20分，在广州拥有房产者，也可得20分。

自今年7月起，申请深圳户口者如拥有发明专利，可获得额外加分。18-35岁之间的人也可获得更多积分，所以处于这个年龄段的打工者具有相对优势。此外，攻读大学学位或者拥有广东农村户口的人也可获得更多积分。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广东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66.2%，居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率超8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可否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出台的户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也饱受诟病，一些言论指出，这些大城市给出的户籍优惠政策，几乎都是针对具有特殊技能、高学历等优秀人才或到本地来投资的财富人群。对学历不高、没有特殊技能的广大农民工来说，要想在城市落户，仍然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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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城镇化？

为城市引进人才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我们把重心回归到城镇化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可忽视：谁的城镇化？伴随城镇化进行的户籍改革，主体人群是谁？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一些城郊接合处的农民，其土地变得炙手可热，“这些农民依靠不断升值的土地，日子比城市居民还滋润。”城镇化的主体是城郊结合处的农民吗？

如上文所述，很多一线城市为吸引高学历和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推出种种优惠措施。还有的规定，外来投资人员投资金额达到一定标准，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均可在本地落户。这类人群是社会的精英，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的主体是他们吗？

201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的座谈会指出，统筹“新四化”发展，需要平衡多方面关系。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李克强所说的“人的城镇化”，具体指哪些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是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加速了农民工城镇化步伐，并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逐步转移的过程（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2010）。

如今，这些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此起彼伏的户籍改革声中，到底处于怎样的状态？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告诉本刊记者，早在2003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公安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民政厅等部门曾联合进行户籍调研。调研发现，在七八十年代，城市社会保障高，很多人都想转为城市户口。现如今，除了一线大城市外，二三线城市及地级市、县级市的社会保障含金量不高了。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想进入的城市进不去，比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户籍开放很有限，农民工要想转户很难。而一些地级市、县级市等，虽然户籍门槛低，但农民不愿意去。这些城市的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都不到位，更何况农民。”

值得期待的是，2012年5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户口性质相脱离，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样的目标让亿万人期待，同时也说明目前的户籍制度变革正在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突破口。

改革思路

为推动户籍改革顺利进行，针对改革中的几大难题，各路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户籍改革涉及面广，改革成本不可小觑。胡星斗教授说，如果真要给农业转移人口安置工作，解决低保、小孩上学、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问题，恐怕人均几十万元的成本打不住。“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其实不是制度设计的调整，而是利益的调整。改革越往后推越不利，风险也越大。因此，中央的改革决心很重要。”

近几个月来，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多次公开力推城镇化及户籍改革，决心很大，但具体落实还需要逐步推进。郑风田教授说，一步到位取消户籍制度不现实，那就逐渐淡化户籍制度，先淡化与之配套的政策。比如在北京，办理护照、签证已经不用回原籍，可在居住地办理。再者，高考与户籍也应慢慢脱钩，比如以后孩子在大城市上学，只要你在这个城市工作一定年限，即可就近入学，如果从小在大城市上学，可在这里参加高考等。

有调查显示，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胡星斗教授主张建立国民信息系统，代替户籍制度管理人口，相当于建立一种人口登记制度，然后再分步走，分年限让外来人口取得本市的各种待遇，比如3年、5年、10年分别是一种待遇，将这些待遇与户籍剥离开来，而与劳动、就业等信息联系起来。

然而，一旦公共福利与户籍剥离，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怎么办？胡星斗教授称，市场是一个调节的过程，如果人太多，工作不好找，房价太高，他们自然又会离开。福利待遇是分年限给的，并不是一步到位，户籍制度改革不会引发迁徙潮。此外，中国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迁徙，“想来的多数都已经来了，并不是你不给福利保障他们就不来。”

如前所述，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反对户改，大多是源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对此，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央应该对外来人口多的城市进行财政补贴或者财政转移支付，使得这些城市有改革的积极性。郑风田教授的观点是，对于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可以给外来人口解决户籍等相关福利，让外来人口拥有住房，而他们在原籍的土地由国家有偿收回。同时，中央根据收回土地的指标，给解决农民户籍城市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也就是说，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起来。

要保留进城农民返乡的权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通过大量调研发现，如今，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后，他们的土地大多流转给了亲戚或村里的种田能手。流转费用非常低廉，他们的要求有两个，一是田地不能荒芜，二是返乡时能随时收回土地。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虽然无法从土地上获得满意收入，但他们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土地。

如今，农民进城是越来越容易了，进城的农民在体验了城里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生活后，很多人不愿意再返乡，而目前一些政策设计也越来越倾向于让农民进城。

该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告诉本刊记者，农民在年轻时进城，比较容易获得相对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条件。到了年老，再在城市生活下去就颇为不易；有些懂技术、运气好的农民可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的生存机会，而大部分农民进城，很难获得在城市成家立业的就业与收入条件。

“一旦进城农民发现在城市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希望返乡时，我们的制度安排就应该让他们可以返回农村。”贺雪峰称，返乡的权利应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城乡二元结构的化解，不是取消城乡，而是保留进城农民返乡的权利。九亿农民的返乡权利，构成了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春节前后，全国各省市先后召开地方“两会”期间，国内很多城市都对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等做了深刻讨论，并相继出台了很多措施。其中，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力争全年转移农民工60万人以上。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目前，湖北省城镇化率已达到53.5%，未来5年，城镇化率将提高至58%。

可以预见，从中央到地方，城镇化及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成为未来几年的重点工作。农民变市民，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关键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改革力度和具体落实。

南京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篇4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 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 其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城市化过程中, 一方面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且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 这使得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进一步转变为市民的拉力变大;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限制以及城市有限的土地、住房、交通等社会资源难以承受大量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带来的压力, 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面临很大的阻力。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和返乡致富的可能性提高又对农民工产生了一种反向的拉力。而南京作为东部沿海较发达的省会城市之一, 吸引了全省乃至全国众多的农民工。本文从政府、社会和农民工个人的角度对南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 并试图探索对其可能有效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

(一) 相关概念。

农民工, 是指那些由农村迁往城市并常年在城市工作、生活, 但仍保留农村户籍的, 集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于一体的劳动力人口。这一群体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城镇常住和工作, 以务工所得为主要的谋生手段, 却持有农村户口, 同时没有放弃自身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又被称为“农民工”或“农村外来务工人员”, 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市民化, 指原先生活在农村的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长期从事非农产业, 并逐步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 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其中农民工完成向城市居民转变的重要标志是拥有城市户籍, 并且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

(二) 已有研究及有待探讨的问题。

根据有关调查显示, 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已达到24564.7元, 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只有7916.6元。也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乡-城人口流动的加剧。而乡-城人口流动往往意味着职业的转换:由农民转为非农民, 从空间角度来看, 是居住地域的变换。从产业角度来看, 是现代产业吸纳了越来越多来自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者。这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早已被国内外学者所研究。如刘易斯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的三部门人口流动模型等, 都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原因、流动方式等, 对发达国家早期的乡城人口流动以及城市化现象作出了解释, 并总结出了一系列人口流动的相关理论。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如宋晓芳、徐增阳、古琴和钱正武都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责进行了研究, 发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影响因素。宋晓芳和钱正武都认为需要通过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进、创新来加以修正, 而徐增阳和古琴则强调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创新, 提高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水平, 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张华则从农民工家庭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包括农民工从业技能简单、工作稳定性差、经济收入少、住房影响城市归属感等方面的因素。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与现状

发达国家最早提出了传统的城市化概念, 是指市场经济体制下,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说, 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发达国家主要存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转移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迁移模式”。前者是就业和定居同步完成的单向家庭式的。后者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阻力小、与全国人口流动同步同向的特点。与之相比, 我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过程有着显著的循环性、自发性。

至2012年底, 不考虑城市化统计中的虚高成分, 南京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0.23%。与此同时, 南京市农民工规模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职业技能较差、年龄受到限制, 使得农民工群体以青壮年体力劳动者为主, 且因农村女性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要低于男性, 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此外, 农民工维权意识的缺乏导致该群体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因此, 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 南京应更注重提高城市化质量, 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利益。

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一) 从政府层面看。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仅表现在户籍制度上, 更表现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措施上。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各项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差异。

在户籍制度方面, 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严重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2013年南京规定非南京户口, 在南京买房超过六十平米即可落户。这样的落户门槛看似不算高, 但对于很多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还是有不小难度的, 因此, 城市的高房价是他们在城市落户的一道坎。此外, 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土地制度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2008年南京就出台了相关政策, 鼓励优秀农民工落户南京, 但却存在一些农民工即使在南京买房也不太愿意在南京落户的现象。究其主要原因是一旦在城市落户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有在农村的土地, 这让部分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意愿不那么强烈。

在就业方面, 受户籍制度的影响, 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会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根据有关调查显示, 农民工求职的途径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 其中有47.5%的人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工作, 而通过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仅占6.8%。而同等条件下, 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面临相同的求职需要时, 用人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会优先录用本地人。如果城镇居民的技术水平比农民工要稍高, 用人单位的选择就更不用说了。这使得农民工不能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只能在较为有限的行业寻找就业与生存的空间。

从社会保障方面, 有关调查显示, 南京近八成新生代农民工月薪在2, 500元以下。他们难以承担社会保障支出以致其社保参与率较低, 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社会保障待遇。同时企业对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金持消极态度以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不同地域之间的社会保障转移接续还不能顺畅实现等也是农民工社保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较大, 一般一至两年就会更换一个工作地, 有些甚至更加频繁, 就业的不稳定同样造成了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低。

(二) 从社会层面看。

1. 社会认同感方面。

从“农民工”及部分地区对市民化之后的农民工的称呼 (新南京人) 上看, 农民工与原有的城市居民还是有区别的。延伸开来, 称呼的差异与农民工所从事的收入较低的脏活、重活、累活的现状相结合, 必然会导致一些社会歧视现象的滋生。城市居民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受益者, 而人们往往会忽视农民工的诉求与境遇以及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部分外来人口对南京人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他们认为南京人经常以城市居民自居, 不易相处。这会在无形中增加农民工与原有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 使农民工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圈, 这很不利于农民工和新市民顺利地融入所在城市。

2. 社会资源利用方面。

虽然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给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但在一定时期内, 现有的城市交通设施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争夺会加剧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和谐,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阻碍。

(三)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看。

一是农民工从业技能普遍偏低, 相互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性, 这会导致农民工的工作产生较大的不稳定性, 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产生阻碍。二是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交际制约着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群体。受工作生活场所的影响, 他们平时交际的圈子主要集中在家庭成员、工友以及相熟的老乡等较为有限的群体。而工作的高流动性、与城市居民生活习性和语言习惯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之间的交流甚少, 加之许多农民工思想保守, 极少参与社会活动, 这使得他们很难与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三是部分农民工自身对市民化的意愿不够强烈。一方面, 有些农民工只是在农闲时进城务工, 本身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他们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和返乡致富的可能性提高加大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很多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 在不少户籍改革试点的地方, 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另一方面,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尤为突出, 根据现有政策即便有了城市户口, 农民工子女高考时还是要回到原户籍地, 这就意味着落户并不等于得到户口附着的生活资源和社会福利保障。

五、结论与建议

(一) 从政府角度。

1.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弥合城乡二元结构。

必须进一步深化落实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失衡, 加快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积极做好城乡劳动力的引导和管理工作, 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 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 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平等就业。逐步取消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权方面的差异, 推动深化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2.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相关教育体制。

农民工是一个介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边缘群体, 且数量在不断增加。所以, 相关部门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和特点, 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接轨, 让这些为城市的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们享受到他们应有的权利, 同时要加大对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保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此外, 要加快推进异地高考的改革方案的出台, 加大对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 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3.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的分摊机制。

一是要促进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增长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 使农民工具有分摊私人成本的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加强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与财政补贴, 弱化户籍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 推动政府的公共财政承担外部成本。

(二) 从社会角度。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支持,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也很关键。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要使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融入城市, 更要使农民工在心理上能够融入城市。因此, 社会各界都应转变观念, 平等地对待农民工, 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生活和工作待遇, 坚决抵制那些歧视农民工的行为。同时做好社会宣传, 积极引导城市居民平等对待农民工群体。这方面南京可以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或以高校为基础的志愿者队伍等方式来帮助农民工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在解决南京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争夺社会资源的问题上, 应大力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改善管理服务质量和效率, 尽最大可能缓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带来的城市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

(三)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

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各个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工要加强自身素质, 提高职业技能, 增强就业竞争力。二是农民工不要把自己的社会交际圈仅仅局限于工友、老乡等局部社会群体, 要注重扩大交际圈, 多和城市居民进行交流, 参与相应的社区活动, 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 增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三是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 积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城乡二元结构得到弥合, 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提高,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的意愿自然会得到提高。

在全球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运行放缓的大背景下,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还可以扩大内需,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加快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 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使农民工市民化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比较缓慢,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以南京为例, 从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角度说明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国内外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些成功案例, 探索解决其所存在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2] .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N], 2013-4-22

[3] .南京市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R].2011

市民社会公德现状及思考调查问卷 篇5

您好！万分感谢您在白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忙填写调查问卷。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公德现状”的课题研究，希望借此分析社会现状，了解现代社会公德现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本次调查问卷只单纯用于学术研究，请放心填写。

1.您的性别：B

A男B女

2.您的年龄：B

A 15岁以下B15岁至35岁C35岁以上

3.您所受的教育程度：C

A初中及初中以下B高中C大专及大专以上

4.在公交车上你会给老人、妇女、小孩或残障人士让座么？ A

A会B偶尔会C不会

5.在别人都在插队的时候您会插队么？C

A 会B偶尔会C不会

6.您会为公益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么，例如献血等？A

A会B没想过C没做过，但会依照情况会尽力而为D不会

7.您会有意识的在需要安静的公共场合把手机调位震动么？A

A会B偶尔会C不会

8.在路边，您看到一个人把垃圾随手扔到路上，您会？A

A让他自己捡起来扔进垃圾箱B自己捡起来扔进垃圾箱C视而不见

9.对待学校及社会举行的爱心募捐您采取的态度是？C

A应该积极响应，帮助他人B这是别人的事情C中立

10.在过马路时遇到绿灯变黄灯时您一般会怎么做？C

A赶在红灯之前过去B停下等绿灯C不一定，视情况而定

11.当看见有人破坏公共财物时，您的态度是？A或B，视人而定

A阻止B抱怨C视而不见

12.如果您看到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个人的钱包，您会？C

A装作没看见B挺身而出抓小偷C用眼神或动作示意被偷的人

13.当您发现他人遭受不法侵害时，您会？A

A马上进行现场录像，并迅速拨打110报警

B事不关己

C量力而行，尽量帮助他人将犯罪分子制服，并在必要之时拨打110报警

14.您在急需要钱的情况下，捡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您会怎么做? B

A自己先用，过后再找失主说明并归还B坚决不用，及时归还失主或交给警察 C捡到就是自己的15.对于马路上乱贴广告的现象，您怎样看待？C

A无所谓B表示理解C有损社会形象，应当限制。

16.您是否经常阅读关于一些时事政治和国家大事？B

A非常喜欢B偶尔C没有兴趣

17.您对在公共场所光膀子、脱鞋、抽烟等行为的看法 A

A不赞同，影响市容B无所谓C很正常，有时自己也做过

18.你认为违反社会公德的不文明现象在？B

A大多数人身上B少数人身上C极个别人身上

19.您认为决定公民社会公德意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C

A社会环境B家庭陶冶C学校教育D舆论向导E其他

20.您认为改善社会公德现状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可多选)AA加强监督管理、宣传各类文明公约，并制定相应措施用以改善现状 B开展大型社会德类活动，推广社会道德意识

C公民加强自身社会道德意识

D其他 有必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如立法

21.您认为目前存在违反社会公德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可多选）ABCA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B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较弱

C有关社会公德方面的思想教育不被重视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您认为当前社会存在哪些最主要的不道德现象？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据统计,在2.4亿农民工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即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80后、90后青年农民工群体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6%[1],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体制下,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拥有市民身份,陷入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成为漂泊于城乡的“边缘人”,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然出路在于稳步推进市民化,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问题。王桂新等(2010)以上海为例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 [2]。张华等(2011) 通过对339户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3]。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问题。刘传江等(2008)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4]。张斐(2011)通过建立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计算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5]。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路径问题。胡杰成(2011)指出户籍分割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的市场弱势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采取渐进方式逐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市民待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加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力度等解决对策[6]。胡江(2011)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指出,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7]。

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水平以及障碍关注颇多,而且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研究者将已经市民化和尚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研究,剖析制约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而且目前大多数对制约市民化障碍的研究多集中于制度体制层面,很少有研究者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内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已市民化和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着力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益建议。

二、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描述

(一)样本选择

本课题组成员于2013年1月到3月对全国84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824份,回收率达到82.4%,剔除不合格问卷27份,有效问卷797份,问卷有效率为79.7%。对搜集的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样本基本特征

从表1中可以发现,在所调查的79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32人,占受访总体的54.2%;已婚者占大多数,达到7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主体,约为73.8%,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46.9%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以从事体力性劳动为主;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68.3%,这使得农民工在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捉襟见肘;外出短期打工者(打工年限为3年以下)居多,占55%;80.6%的受访者来自东部较发达地区。

三、研究变量、假设与模型

(一)变量选择

本研究选取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落户城市作为市民化的指标,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主要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背景特征(性别、婚姻状况、月收入水平、职业类型4个变量)、个体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技能证书、打工时间、接受培训时间4个变量)和社会资本(求助的城市人数、主要交往对象、社区参与情况3个变量)。解释变量说明见表2。

(二)研究假设

1.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对其市民化有显著影响。

首先,从性别角度看,女性由于劳动参与率不高及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原因,其人力资本积累受到限制,其实现市民化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其次,已婚农民工且配偶在同城打工者较之于未婚者或已婚农民工但配偶在家乡或在其他城市者,其市民化的可能性更大。月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倾向更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其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层次越高,其市民化可能性就越大。

2.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

技能证书是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操作变量。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倾向越明显。打工时间是农民工工作经验的操作变量,打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市民化倾向越强。接受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提升的手段,接受培训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市民化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3.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对市民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交往对象越多,其市民化倾向越明显。“遇到困难时可求助的城市人数量”和“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代表的是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社区活动参与情况代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社会融入程度越深,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

(三)Logistic 回归模型建立

本文就“您是否已经在城市落户”作为调查对象市民化实现与否的表征,定义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10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影响,可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Y是一个二分变量,Y =1表示已经实现市民化,Y=0表示未实现市民化,假设Y与自变量X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由式(1)变形可得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与否的Logistic模型:

其中P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概率,自变量取值在0~1之间,m为自变量的个数,βj代表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ij为自变量,α为截距,u为随机扰动项。

四、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到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变量 (剔除标准水平ɑ=0.10),直到所有变量都在5%及以下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得到模型2,结果见表3。这两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但模型2中“打工时间”与“社区参与情况”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优于模型1。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从表3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差异。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

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月均收入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且在已经实现市民化和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呈显著影响。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系数为-0.653,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男性比女性实现市民化的倾向更大,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主要是由于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劳动参与率较女性更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机会更多。平均月收入也是制约市民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影响系数为0.36,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水平越高,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也与研究假设相一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推进市民化的实现。

注:** 表示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个体特征变量中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市民化实现作用不显著,说明婚姻现状与从事的职业类型并不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

人力资本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时间最终进入回归模型。首先,受教育程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起显著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0.534,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实现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与研究假设一致。这是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物质资本的获取能力更强,这为市民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次,打工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起关键作用,影响系数为0.29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与研究假设一致。打工时间越长,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在城市打工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越强;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有利于推进其实现市民化。

技能证书和接受培训时间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调查中近5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仅有2.6%的农民工参加过3个月以上的技能培训,并且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或仅有初级证书。这是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闲暇时间参与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上技能培训的参与意识较低,故其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不明显。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中,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居民的数量和参与社区活动情况对市民化的实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主要交往对象的影响系数为-0.61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交往对象以城市居民为主,即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居民数量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367,该变量与市民化呈正相关,表明求助人数越多,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市民化的实现倾向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状况的影响系数为0.514,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社区参与越频繁,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多,越能推进其实现市民化。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均与研究假设相一致。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程度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指标。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构和再生的过程,超越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构筑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次级社会资本。在与城市社会不断加深的互动过程中,次级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直接学习市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增强农民工动员和调动城市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异质性强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关键因素。

五、建议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政府应着力加大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提高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对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种职业培训的机会,增加他们的知识含量和技能素养,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改变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培训,这不仅能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含量,增加自己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而且能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利于其实现城市社会的融入。

2.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7

关键词：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Logistic模型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合法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9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为1.25亿,约占46.6%,将近达到一半。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外出目的和自我认同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积极促进和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刘传江等,2008)。许多研究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不愿意回乡务农,希望在城市定居。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相对于大城市来说,中小城镇具有更低的市民化成本,中小城镇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选择(孟习贞,2011)。因此,本文以中小城镇居多的江西为例,探索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对进一步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意愿,进而推进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理论研究逐渐获得一致的看法,制度安排、政策排斥、认同归属、自身素质等是学者们集中强调的因素。制度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原因,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也得到农民工的认同(高君,2008)。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着一种制度性排斥,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这种排斥的根源(钱正武,2005)。各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核心层次的制度,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教育等制度是配套层次的制度,而行政规划、产业、税费等制度是关联层次的制度(王竹林,2010)。除制度这一首要因素外,学者还普遍认为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和农民工的自身素质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何晓红,2005)。一些学者还从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管理和社会成本等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赵立新,2006)。

在理论研究渐趋成熟之后,学者们把目光转向实证研究,但结论却差异很大。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但由于研究区域、调研方式和计量方法各不相同,各个因素在不同研究中显示出的重要性也不一样(王桂新等,2010;陈延秋等,2014)。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开始涉及到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如黄锟(2011)利用武汉大学入户调查数据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表明,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能力和进程都有明显的阻碍作用。除关注全国或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之外,中西部地区的相关研究也相继展开,如夏显力等(2011)、任娟娟(2012)和赵雪梅等(2013)分别对西北、西安和安徽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总体上来说,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较为一致,实证研究由于数据来源不同而结论各异。现有研究将制度因素考虑进去的较少,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的相关研究相对偏少,更鲜有对江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运用江西调查数据,充分考虑各类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的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筛除部分变量后,运用Logistic模型考察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政府优化农民工市民化扶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及政府支持政策研究——以江西为例”课题组进行的省实地调查数据。本次调查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进行,覆盖江西省各地区,除了11个地级市外,每个地区还随机抽取若干县进行调查,南昌市、景德镇市、新余市、萍乡市和鹰潭市各抽取1个县,其余地区各抽取4个县,共计29个县市。调查严格遵循随机抽样原则,调查地点主要是劳务市场、工业园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私人企业、餐馆等场所,调查方式采用调查人员与农民工一对一问答填写方式,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调查对象为1980年以后出生16岁以上在打工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经济特征、制度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等7个方面。本次调查共填写问卷1200份,剔除不合格样本后,有效问卷1056份,有效率为88%,样本特征见表1。

注:卡方检验列括号内数值为卡方检验的 P 值。

从表1可以看出,在调查的1056个有效样本中,男性618人,占受访总体的58.5%;已婚者556人,占受访总体的52.7%;25~34岁的青年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年龄区间,其中25~30岁的人相对较多,占样本总数的42.4%;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占样本总人数的91.3%,其中初中以下的占69.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二者占样本总数的55.3%,而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人员较少,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以体力劳动为主;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到82.2%,使其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较为吃力;新生代农民工打工年限以1~3年为主,占45.6%,3年以下的占一半以上,说明他们以打短工为主,将影响市民化效果。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以“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作为市民化意愿的考察指标。表1统计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65%左右,说明受各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看: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差不大;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平均为65.0%,两者相差1.5%;已婚和未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平均为65.1%,两者相差3.6%;不同职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平均为66.1%,最大差距为9.4%;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和不同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明显差异,农民工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月工资收入越高、打工年限较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

2.自变量。

本文拟在模型中引入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7类26个变量作为自变量。首先通过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初步了解各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遴选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表1中列出了农民工基本特征卡方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婚姻和职业类型的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72、0.39和0.61,远远大于0.1,说明这3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显著。通过同样的方法,本文对其余19个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配偶是否同城、子女随迁、失业次数、职业技能、户籍、子女上学是否困难、是否签订合同、求助人数和社会接纳等9个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筛除以上12个变量后,将剩余14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变量类型、定义及方向预期见表2。

(三)模型选择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样本“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作为因变量,愿意定义为Y=1,不愿意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则其回归方程为:

P/(1-P)称作发生比,在本文中代表样本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和不愿意的发生比,整理得:

其中,P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概率,βi表示回归系数,m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xik是自变量,表示第k种影响因素,α表示回归截距,μ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通过卡方检验的14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到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变量(变量剔除标准水平a=0.1),直到所有变量都在10%及以下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得到模型2,结果见表3。这两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两个方程都通过检验,但模型2中“受教育程度”“参加社保数量”及“土地处置方式”这3个变量的显著性优于模型1。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各类因素综合影响,影响方向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

在进入回归模型的14个变量中,参加培训次数、月工资收入、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5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等9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可以看出,有显著影响的9个变量涉及到所有的7类变量,说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另外,通过检验的9个变量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方向也并非与预期一致,年龄、工作年限与参加社保数量等3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预期相反。

一般认为,随着年龄增加,在城市居留时间越长,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市民化意愿会越强。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年龄都在35岁以下,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强,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挑战和尝试新事物,城市也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农民工越年轻,进城时间越短,在城市奋斗实现市民化的美好愿望越强烈。相反,年龄越大,打工年限越长,就会有更强的漂泊感,对自己农民的身份认识更深刻,如果长时间没有实现市民化,其信心会减小,预期会降低,市民化意愿会减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保数量之所以与预期相反,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要与企业共同承担甚至独自承担社保费用,参加社保数量越多,成本就越大,增加其生活压力,削减了其市民化意愿。

(二) 制度和经济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最显著,家庭和社会因素影响较小

在制度和经济因素中,参加社保数量、土地处置方式和月消费水平在1%的水平下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最显著,而住房和月工资收入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一般来说,农民工对土地越不重视或者土地被征用,其市民化意愿越强。因为对土地越不重视,说明其打工收入越高,越不在意由家人耕种或有偿转包带来的收入;而土地一旦被征用,就能获得一定的土地补偿,使得必须走出家乡的农民工增强了市民化经济能力,提高了市民化意愿。消费水平越高,说明其经济收入较高或者得到了家庭的适当支持,受经济制约因素较少,其来城市打工更多是为了体验适应城市生活,而不是为了获得现金收入后返回农村,因此其市民化意愿更强。而住房类型之所以影响不显著,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自购房或者享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很少,大部分都选择租房或住单位宿舍,住房情况相差无几,因此市民化意愿受住房影响不显著;月工资收入对新生代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收入水平普遍集中在1500~2500元之间,工资偏低且差异不大,对城市高额的生活费用望而却步。

在家庭和社会因素中,抚养子女数和交往对象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较小,而社区参与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一般来说,由于当前抚养子女费用普遍较高,家庭需要抚养的小孩越多,家庭开支越大,生活压力越大,因此市民化意愿也就越低。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对象以同乡为主,这种以血缘、地缘、亲缘为核心的初级资本会阻碍其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如果他们交往对象以城市居民为主,则社会支持中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社区参与之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数情况下都忙于工作,工作之余也以自娱自乐为主,总体参加社区活动不多,因此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大。

(三)个体、工作和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

在个体、工作和心理因素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城市融入都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而参加培训次数和自我认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城市就业能力和物质资本获取能力越强;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农民工对工作和未来生活的期望有所提高,心理迁移成本会降低,市民化意愿就会更强。而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态越好,其对现状的满意度越高,城市融入感越高,市民化意愿就越强。

参加培训次数之所以没有通过检验,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参加的培训大多是一些简单而非专业精细化的技能培训,而且随着培训次数增加,培训费用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因此参与培训次数并不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自我认同之所以没有通过检验,则可能是因为认为城市居民不如自己的农民工会表现出更高的自尊感,而这种自尊感会产生更多对于城市同龄群体的排斥感,形成与城市同龄群体的隔阂与距离,影响其融入城市的意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江西省11个地级市及29个县市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制度和经济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在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的14个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最大,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也具有较大影响,抚养子女数、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影响较小,而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各因素影响方向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年龄、工作年限与参加社保数量等3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预期相反。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8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之间户籍制度的放松和城镇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市民化转变,“离土不离乡”的两栖化流动仍是当前的主要特征(安凡所等,2014)。

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考察个人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宏观经济变量等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影响(潘泽泉等,2015),而较少关注到工作时间、业余生活等对市民化的影响。现有研究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张航空,2014);收入水平越高,与当地人交往越密切城市定居意愿越强(续田曾,2010);户籍制度虽然并非是当前流动人口无法定居城市的唯一原因,但户籍制度确实加剧了流动人口被边缘化趋势。

当然,上述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前农民工生存的基本状况,掌握该群体整体的变化趋势,但是缺少对农民工个体生活交往层面的考察,将导致很难准确把握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如若不同,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本文将利用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梅奥的霍桑实验表明,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经济因素只是排第二位的东西,社会交往、他人认可才是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类似地,进城的农民工也是社会人,他们经历了再社会的过程,由最初地域、生产、生活空间的转换到最终城市身份的转换。因此,对于农民工而言,影响其市民化意愿的驱动力同样包括经济因素和社会交往两部分,并且社会交往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杨春江等(2014)认为,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当地人相当是立足城市生活的基础,只有实现经济层面的融合,才会进而实现城市身份的转换。石智雷等(2015)进一步指出,工作时间和业余生活是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潘泽泉等(2015)则指出加大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促进农民工的交往,对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安凡所等(2014)利用广东省的调查数据论证了当前我国“半城市化”和外来务工两栖化的原因,即由于劳动休息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他们即使有迁移动机,但现实存在的制度压力也会导致其身份模糊感的加强。

鉴于此,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受到收入因素和工作时间的双重影响。获得与本地居民类似的收入是经济融入的基础(孟颖颖等,2011),有充足时间参与当地人社会层面的交往是融入城市生活的深入(檀学文,201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

假设2:工作时间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负向关系,即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弱。

假设3: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交互作用对其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即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时间的负向作用越显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课题组在北京市开展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综合就业质量的专项调查。该项数据随机抽样的依据是在京务工人员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以及性别构成。其中,批发零售业占比20.0%,住宿餐饮占比15.7%,建筑业及制造业占比38%,社会服务占比10.0%,与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报告中行业占比大体相同。调查内容涉及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工作与居住环境、社会认知以及社会融合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实际回收1130份,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1028份。全部样本的年龄在16～3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57岁。其中,男性(55%)和女性(45%)大约各占一半,23%的样本未婚,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38%)和高中(36%)所占比重较大。

(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状况

1. 农民工超时工作现象严重。

我国《劳动法》第4章第36条规定,劳动者日均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而本文的统计分析表明,55.04%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超时工作现象,并且超过22%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周工作时间在5天以内的样本不足1/3,大约有一半的样本每周连续工作7天。所以,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超时工作现象十分严重。

2.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

数据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4523.7元,其中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25.3%,6000元以上的样本占总数的15.7%。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

(三)研究策略

1. 因变量。

本文通过D13题“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以及D14题“对于以后的生活,您的打算是什么”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D13题共包括3个选项,是、看情况而定、否。由于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模糊,因此将进一步追问D14题,将D14中留在城市继续打工和留在城市创业的样本合并到D13题的选项“是”中。虽然市民化意愿不能代表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市民化行为,但却较好表明了自选择理论中迁移的动机。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市民化意愿可能比市民化行为更具说服力。

2. 自变量。

本文重点考察工作时间、收入水平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模型中引入的工作时间的变量为C8题“您平均每周工作多少天”和C9题“您平均每天工作多少小时”的乘积项。收入水平为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水平的对数形式。除此之外,模型还控制了可能对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具体见表1。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属于离散选择问题,因而采用二元Logistic概率预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分析中,除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还加入了劳动时间和收入水平,看其是否对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如果两者确实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将对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分别考察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时间与市民化意愿的关系。

四、结果分析

(一)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从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水平、工作时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行业、交往意愿等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模型1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即收入水平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相对而言,高收入水平(月收入6000元以上)、中等收入水平(月收入为3000～6000元)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别是低收入群体(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1.90倍和1.69倍,并且这种差异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2验证了本文的第2个假设,即工作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就业特征之后,周工作时间每增加1个小时,市民化意愿下降2%,并且这种差异在5%的水平下显著。

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较男性而言,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更强烈,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中已婚的比例较高,并且市民化意愿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因而性别对其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年龄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呈现倒“U”型影响,开始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验相对不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市生活趋于稳定,城市定居意愿也会随之增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市民化能力也就越强。行业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一般而言,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最低,这可能与制造业本身的工作特征有关。社会交往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倾向于与本地人交往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二)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时间对市民化意愿影响

模型3、模型4、模型5分别是针对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回归结果,这些模型中解释变量“工作时间”的系数差异验证了本文的第3个假设,即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交互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影响。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低收入水平群体而言,工作时间对其市民化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或者高收入群体来说,周工作时间每增加1个小时,市民化意愿就分别下降3%、5%,并且这种差异在5%的水平下显著。从模型3到模型5工作时间的影响作用来看,工作时间的延长并未给低收入群体的市民化意愿带来明显影响,但却给中、高收入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明显的负效应,并且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时间对其市民化意愿的负向作用越显著。

五、结论

第一,工作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周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低。

第二,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也有所增加。

第三,在考虑收入水平与工作时间的交互作用以后发现,中、高等收入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工作时间延长的影响下降的更为明显。

上述结论表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不仅有物质因素,还有工作时间等精神感受,尤其是在现阶段,随着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作时间已经日益成为影响市民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本文认为在有序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固然重要,但相关部门也要关注他们的工作时间和业余生活,以保证他们有充足时间体验城市生活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休息时间短和无休止的加班势必会阻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安凡所,吴红宇.劳动权益、时间适应与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来自广东调查的证据[J].广东社会科学,2014(3).

[2]潘泽泉,林婷婷.劳动时间、社会交往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5(3).

[3]张航空.梯次流动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14(3).

[4]续田曾.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0(6).

[5]杨春江,李雯,逯野.民工收入与工作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城市融入与社会安全感的作用[J].农业技术经济,2014.(2).

[6]石智雷,彭慧.工作时间、业余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4).

[7]孟颖颖,邓大松.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9

一、调查过程与结果

1. 调查对象、方法与经过

本研究选择在某地级市原郊区由村改造过来的社区进行落户农民家庭情况调查。一方面, 放开大中城市户籍是国家现行户籍改革政策;另一方面, 也符合农民工流入城市分布的实际。在调查方法上, 则采取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以在量的获取与质的把握上相结合, 更好地反映被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具体过程:设计好问卷后由一个被调查社区落户的原农民亲戚在社区一户户上门当场填写表格并收回, 15天时间共发放与收回有效问卷26份。同时, 以该亲戚为对象, 分2次分别了解了该社区落户城镇农民家庭的整体情况及农民入户后的社区大事。

2. 调查结果

(1) 落户时间。上世纪80年代10户, 占38.46%;90年代3户, 占11.54%;本世纪13户, 占50%。

(2) 落户原因。购房迁入的13户, 占50%;来此种地迁入的12户, 占46.15%;拆迁1户, 占3.85%。

(3) 家庭户口。一家户口全迁入的4户, 占15.38%;部分迁入的22户, 占84.62%。

(4) 福利分配。社区可分配福利包括菜地、出租收入及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调查对象中有12户分到了地, 占46.15%;其它都享受部分分红与公共服务, 即在出租收入分配与养老等公共服务上比户口全部在社区的福利要差。

(5) 社区自治。偶尔参加开会的有18户, 占69.23%;从不参加的有7户, 占26.92%;未作回答的1户, 占3.85%。原因:回答曾受老住户阻扰的16户, 占61.54%;没兴趣的8户, 占30.77%, 未回答的2户, 占7.69%。

(6) 家庭就业。找合适工作难的11户, 占42.31%;工作不稳定的8户, 占30.77%;办厂难的2户, 占7.69%;工作待遇低的3户, 占11.54%;未回答的2户, 占7.69%。

(7) 家庭收入来源。种地的12户, 占46.15%;打工的5户, 占19.23%;办厂的2户, 占7.69%;未回答的7户, 占34.62%。

(8) 家庭生活水平。收入渠道增加, 生活水平上升的16户, 占61.54%;开支大, 生活水平下降的3户, 占11.54%;比老住户差的2户, 占7.69%;生活没什么变化的1户, 占3.85%;未回答的4户, 占15.38%。

(9) 社区交往。选择与新住户互动多的19户, 占73.08%;新老住户互动一样多的1户, 占3.85%;与老住户互动较多的6户, 占23.08%。认为与老住户互动没障碍的7户, 占26.92%;选择老住户瞧不起新住户的8户, 占30.77%;认为社区有地位的多为老住户, 有11户, 占42.31%。

(10) 少数人的体验。选择社区活动中有少数人经历的19户, 占73.08%;无此经历的7户, 占26.92%。具体少数人经历的情形, 选择与老住户有矛盾的9户, 占34.62%;与新住户有矛盾的2户, 占7.69%;选择刚迁入本社区的有10户, 占38.46%;未回答有的5户, 占19.23%。作少数人时权利受损的有17户, 占65.38%;不知道有没有损失的有9户, 占34.62%。26户全部反映本社区没有对少数人权利受损情况进行补偿救济措施。

(11) 社区发展。选择完善就业与公共服务的有23户, 占88.46%;要求提高福利的有21户, 占80.77%;要求改进选举的有19户, 占73.08%;选择和谐人际关系的有15户, 占57.69%。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落户农民家庭半移民状态

调查显示:农民以家庭形式进城的市民化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虽然他们的家庭都有成员在城市社区落户, 但样本中84.62%的家庭并没有将全部家庭成员的户口迁进来。其原因: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 即这些移民家庭, 原来本来是农民, 在农村有土地、房屋、祖先的坟墓, 完全放弃农村, 在利益与感情上割舍不下;二是城市社区对农民落户的排斥, 购房者要上一个户口需向社区交5000元, 多迁户口要多交钱。由此使农民落户城镇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现象, 即一般将子女户口迁进来, 自己的户口则留在老家。这样, 一家子既可以享受城市福利 (子女以就学就业等形式) , 也可以享受乡村政策优惠 (父母在老家领取各种“三农”补贴等) 。

这种农民家庭市民化未完成状态还表现在职业上, 即样本中那些未将户口全部迁入城市社区的家庭都在老家有责任田需要打理, 因而家庭内部就形成了有人打工有人种田的现象。在现实中, 这种责任田大都租给别人耕种, 而自己则在城市社区从事非农产业。也有少数人亲自耕种, 主要是节约劳动力投入把原来的双季稻变成一季稻。这种家庭亦工亦农的现象, 在调查社区的典型表现是, 作为由原城郊供应蔬菜的村落转变而来拥有大量菜地的社区, 调查样本中有46.15%的家庭落户时分到了菜地, 种菜成为这些家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此外, 公共服务上也有反映。由于这些落户家庭在户口职业等方面的特殊性, 公共部门即城乡政府与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 他们也都分享了部分。如养老上, 有户口的在调查社区办的是城镇养老保险, 无户口的则是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上, 有城镇户口办的是城镇医疗保险, 没有的则是新农合保险;福利分配上, 户口在城镇的可以每年享受社区经济分红, 没在城镇的则在农村领“三农”补助。由于国家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政策, 没有城镇户口的, 也可以享受部分城镇公共服务, 如子女就学、就业、社区治安等, 在调查的社区有户口的与无户口的都是一样。调查数据亦显示, 53.85%的家庭认为自己只享受了所在城镇社区的部分公共服务。

农民家庭市民化未完成形态表明, 农民进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是流行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入那种直线的三阶段模式。[1]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民进入城市落户大多都不是一次性全家落户城镇, 而是子女迁入、父母留在农村。这种形态也不是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共鸣的半城镇化现象。[2]因为半城镇化指的是在城镇没有户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情况。

对于农民家庭市民化这种新现象, 本研究拟以家庭半移民来称呼它。即这种家庭中成员户口迁到城镇在城镇务工享受城镇福利的基本完成了移民过程, 户口未迁入的则其市民化并没有完成, 因此, 整个家庭的移民也未完成。

家庭半移民现象也启发人们, 以为政府放开城市户籍就可以解决农民工问题如半城镇化问题, 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2. 落户农民家庭半移民引发的问题有3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①

(1) 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化问题。所谓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化, 就是指那些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有较多留恋的人, 其市民化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完成, 因而农民的市民化实现在现实中只能寄希望于其子女如下一代。这样讲的依据在于本研究的调查揭示, 尽管政府放开了中小城镇的农民落户限制, 有一定比例的农民也符合落户城镇条件, 但他们就是选择将户口留在农村, 形成了一个自愿保留农民身份的城市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来解释, 即在现有城乡条件下, 农村户口仍然能给农民提供一定的土地等保障, 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如“三农”补助等。所以, 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后, 也有那种将户口迁入城市的又将户口再迁回农村的现象。但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 即农民从城市回流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这涉及到本研究主张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化的另一个依据。笔者因为出生在农村, 经常有机会跟从老家外出打工的人群接触, 他们不管在城市发达不发达, 纷纷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年老不能工作后, 想回老家养老, 并且还采取实际行动, 在老家盖起了一栋栋设计精致的楼房。当然, 还有一个在学术界得到相当认可与较多研究的依据, 那就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些现象表明, 农民进城如务工经商可能其市民化程度提高了, 但不一定会一辈子沿着这种方向发展, 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回到农村或者以某种方式保留农村的属性。这样, 其市民化就难以彻底实现。代际市民化现象的背后是农民在农村的根的影响及其如何处理的问题, 以及对那些难以在一代之内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如何在政策上服务的问题, 同时, 对于留城意愿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如何促进其市民化问题。

(2) 移民家庭的政策支持问题。由于调查中这些落户城镇的农民家庭有部分人员未将户口迁入, 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家庭, 即由农民与市民混合成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如何在政策上进行支持, 显然是一个新问题。因为政府的政策长期以来要么是针对城镇家庭的, 要么是针对农村家庭的。如这些居住在城镇的人, 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拿着农村待遇却要享受城市生活水平, 应该由谁以及如何填平这种城乡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福利差距呢?另外, 城市政府与社区能否出台特殊政策来减轻这些有农村户口的城镇家庭负担呢?以及城乡如何配合 (如以分工负责) 来解决这种特殊家庭问题呢?等等, 这些都有待探索与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3) 城镇农民移民社区的治理创新问题。现有政策框架下, 城镇社区治理基本上是以户籍人口为对象的, 由于农民迁移出现了既有城市户籍又有农村户籍的混合家庭, 社区管理难度无疑增加了。一是基于家庭的作用, 可能家庭内户籍人口会要求社区将服务向家庭内非户籍人口延伸;二是在社区自治决策如选举与开会上, 户籍人口肯定会受到家庭内非户籍人口的影响;三是在社区交往与社区和谐上, 原来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模式即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会受到挑战, 社区户籍人口必然要与社区家庭内的非户籍人口逐步发生经常性互动, 社区那种封闭观念也将受到挑战, 社区和谐将受到新考验。此外, 由于农民移民进入, 城镇社区还面临老人与新人关系问题, 如调查显示, 新迁移进来的住户习惯跟新住户交往, 甚至认为老住户对其有歧视, 跟老住户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距。这样下去会不会像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形态一样形成一个封闭的新住户交往圈子, 从而造成相关社区的分割呢?且这种新老住户的矛盾还会在社区治理如选举上表现出来, 即原来社区是以老住户组成的, 社区权力也从其中产生, 利益分配也以老住户为对象。现在新住户进来后, 基于利益的考虑, 会在政治上要求改变现状, 如通过选举让新住户当选, 进而改变现行福利分配机制, 让新住户获益。而老住户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 必然会阻扰新住户参与社区治理, 如调查中有61.54%的新住户反映在参加社区会议上受老住户阻扰。在社区大事调查中也了解到, 由于移民逐年增加, 新住户最终超过了老住户, 因而在2006年时, 通过选举新住户中有人当上社区主任, 并在年终分配时, 将土地出租收入向新住户分配。结果引发老住户不满, 一些冲动的老住户跑到主任家要打人, 上级政府介入调解后才缓和了矛盾。由于社区新住户已占据了多数, 又有政府支持与社会道义优势, 因而新住户年终分红就保留了下来。而这种新老住户之间在选举与分配上的矛盾不光调查的社区有, 在全国其它的移民社区也存在, [3]可以说, 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需要重视解决。在社区治理上, 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新住户与老住户有矛盾外, 还有一个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问题。调查数据也显示, 73.08%的家庭有成为社区少数人经历, 或者在其刚迁移来社区时, 或者与老住户有矛盾时, 这种少数人经历中有65.38%的住户反映权利有损害, 且所在社区没有任何救济措施。这个问题无疑影响到社区公平与和谐, 也需要重视应对。

3. 落户农民家庭相关问题的政策建议

对于农民代际市民化问题, 需要完善形成对市民化进程中群体有所区分的具体政策。如新生代农民包括农民工因为市民化意愿强, 主要是放松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一种促进市民化的政策。具体如放松户籍限制, 加强职业培训, 将城市公共服务向其覆盖等。至于老一代农民, 既包括第一代农民工也包括本研究调查中发现的移民城市农民家庭的许多父母长辈, 可以通过调查针对性采取帮助措施:对其中愿意进一步市民化或在市民化上态度未确定的, 从国家有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 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一方面, 将城市公共服务向其全覆盖;另一方面, 对其农村的根, 包括住房、土地等进行适当处理, 如完善农地流转与宅基地权益保护等, 保障其权利不致因市民化而受损, 并逐步促其完成从农村退出。至于老一代农民中不愿意进一步市民化的, 则尊重其选择, 重点是保护其在农村权益不受损, 并应通过促进城乡一体化来保障其退休后可能要在农村的生活。另外, 对于市民化进程中那些想返乡创业的农民, 则在促进城乡一体化之外, 还应针对性进行创业扶持。

对于移民家庭问题, 应在城乡一体化精神下处理:对选择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籍家庭成员, 城镇应逐步提供不论户籍都一样的养老、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对于无城市户籍年老后想返乡的, 则应发展农村公共服务, 将其纳入统一的养老机构之中, 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无人照顾问题, 并在治安、医保、基础设施等方面向城镇看齐。在公共服务供给上, 应考虑这些家庭结构中的城市人口, 建立城乡协调合作机制, 如城乡相关机构共同研究、投入资源并相互配合等。从实践来看, 目前在城镇居住老年后选择回乡养老的, 包括第一代大多数普通农民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此, 笔者建议, 国家在战略上应制定相关规划, 筹集资源, 落实有关措施。

对于城镇社区治理问题, 应创新社区管理政策。对于社区内非户籍人口在社区决策与利益分配上的影响问题, 由于现实的家庭结构, 决策上非户籍人口的影响是无法排除的。因此, 应在城乡一体化思想下, 根据社区财力与社区居民家庭中非户籍人口情况, 适当在利益分配上满足这部分人的要求, 并在社区开展各种活动促进非户籍人口参与, 以构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良好关系。对于新老住户关系问题, 社区应主动安排, 根据社区移民情况, 对本社区内新住户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保障新老住户户籍人口权利平等, 包括维护新住户的选举权与分配权等。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新老住户矛盾与冲突要有预见性, 未雨绸缪, 控制矛盾升级。对于农民移民社区自治上的少数人问题, 一开始肯定新住户最有可能成为少数人, 而随着新住户的不断加入, 老住户有可能变成少数。所以, 应完善社区治理制度, 建立保护少数人权益机制, 如保障其平等参与决策与分配, 保护其不受歧视等, 在实践中需要形成符合社区特点的少数人权利受损后的事后救济机制。考虑到农民市民化是大势所趋以及半移民家庭的普通性, 在社区治理上, 国家应突破原来针对户籍人口的政策, 适时出台相应行政法规, 以指导应对社区自治中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新住户与老住户、少数人权利等问题。在国家政策出台前, 社区与地方政府也应探索这些新问题的妥善处置办法。

三、结论

笔者发现, 农民落户城镇的家庭许多具有半移民特点, 即其成员身份上有市民有农民, 职业上有务工有种地, 公共服务上有城市也有乡村。由此产生农民市民化的代际过渡问题、城镇半移民家庭公共服务问题及农民移民城镇后社区治理新问题等。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创新。而农民家庭半移民现象, 不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或半城镇化概念所能涵括的, 相关问题在实践上都具有普遍性, 需要学术界进一步重视与研究。

摘要：户籍改革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但极少有人研究农民家庭落户城镇的具体情形。本文通过分析调查资料, 发现这种家庭具有半移民特点, 即其成员的身份有市民也有农民、职业有务工也有务农、公共服务供给有城市也有乡村, 其市民化可能要通过代际过渡来完成;因此, 需要农民市民化、家庭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政策创新。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落户城镇,家庭半移民,政策创新

参考文献

[1]刘传江, 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 (01) .

[2]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6, (05) .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论文 篇10

一、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丁伙镇正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

随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伟大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入, 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在江苏南部, 部分农民生活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水平。即使在江苏中部地区, 农民就地市民化的进程也在加快推进。借着暑期社会实践, 调查组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农民生活现状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 发现该镇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变小。

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位于江都区中西部, 是扬州市的近郊镇, 坐火车到扬州车站仅半个小时。毗邻南京、上海, 坐客车到达南京是1个小时, 到上海是2个小时。与苏南实现了零距离对接, 通过长江大桥、沿江高等级公路和国道, 直通苏南。可以到南京、上海和泰州坐飞机, 飞机通往全国各地。丁伙镇面积80.13平方公里, 辖两个社区和16个行政村, 人口5.01万人, 集镇常住人口2万余人。

在市场经济大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丁伙镇利用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 接受上海、南京和扬州的城市辐射, 主动融入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中,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加速转型。丁伙镇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再是传统的农耕经济, 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 在机电、化工、环保、建材机械等方面拥有着独特的优势。规模企业30家, 其中亿元以上企业5家, 镇工业园区面积5平方公里, 各项基础设施完善, 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全国第三批乡镇企业示范园区”、“全国科技园区”。

工业文明推动了城镇化, 城镇化进程成效显著。丁伙镇的花木在全国享有盛名, 是扬州乃至整个苏中地区有名的“花木名镇”, 已成为江苏地区最大的绿化苗木生产基地之一。丁伙镇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乡镇, 高度重视社会服务的提供, 秉承“服务大家”的理念, 这里的社会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拥有一座15 000平方米的休闲娱乐广场, 是省政府命名的“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示范镇”、“省新型示范小城镇”、“省30家重点中心镇联系乡镇之一”、“省发展乡镇企业先进镇”、“省花木之乡”、“省文明镇”。丁伙镇这个既有现代气息、花木特色, 又有水乡风韵的现代化城镇, 已成为苏中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2]。

二、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农民现代生活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丁伙镇的村容村貌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民生活水平逐渐缩短了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1. 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丁伙镇, 现代发展观念已经根植于丁伙镇村民的内心、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譬如经济快速发展观念、日常生活习惯文明观念、和谐政治观念、子女教育观念等等, 这些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不断普及, 正深深影响村民行为。特别是经济发展观念的牢固树立, 对丁伙镇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叫李桂兰花老奶奶是这样描述着以往大家的态度, “有的吃有的住, 这样就挺好的”。但是现在不同了, 丁伙镇早已摆脱了原来那种“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 过去那种“自扫门前雪”、小富即安的观念俨然已经与丁伙镇经济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 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正成为青年农民新的梦想。正因这样, 越来越多乡镇企业在这片土地上崛起。

2. 农村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丁伙镇临近京沪高速、启扬高速, 本身地理位置不错。据当地一位农民伯伯回忆, 20世纪90年代初, 丁伙镇乡村以泥土路为主, 步行几乎成为了绝大多数农民出行的唯一选择。每到下雨天, 行人都会陷在泥淖中, 在泥浆中蜗行。而如今, 路况得到彻底的改善, 马路平均有3米宽。路况改善, 带动了新式交通工具走进农村, 电瓶车、摩托车、小轿车、客车等等, 在丁伙镇已不再罕见。倘若交通能够更加便利, 定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投资, 增加村民收入。

3. 农村的通讯工具有了快速的发展。

在丁伙镇, 人手至少一部手机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固定电话安装率达到60%。随着手机、固定电话的普及, 村民们之间和外界加强了交流。拥有相对完善工业体系的丁伙镇, 每天都有大量的客户需要洽谈, 这时, 手机、固定电话的作用可见一斑。拥有大量花木种植基地的丁伙镇, 倘若没有现代通讯工具, 就没有广大的市场, 这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总之, 丁伙镇的发展离不开这些通讯工具的支持, 丁伙镇通讯事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使得村民们离城市梦越来越近。

4. 农村的家用电器普及做到了全覆盖。

财政补贴家电下乡政策的贯彻实施, 使得村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政策激活了农民对诸如彩电、空调、冰箱之类家电的购买能力。在此次调查中, 我们所走访的数十户农民家中, 彩电的普及率是100%, 这里基本上接通的是有线, 数字电视机顶盒还没安装, 还有少部分农户通过卫星接收信号。在农村信息消费中, 彩电的地位不言而喻, 农民主要通过它来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实施。空调、冰箱等家电的普及率差不多为35%, 略低, 不过其增长趋势还是可观的。

5. 农村工业化体系初步形成。

通过调查走访发现, 丁伙镇已基本形成了机电、化工、环保、建材机械等四大产业优势, 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业园区。正是因为这一点, 使得农民就地市民化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样的话, 很多村民无需外出务工, 可以在镇上工作, 天天回家, 和市民一样。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可能因为是花木名镇的关系吧, 这里特别注重工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和谐, 保护生态环境。

6. 农民在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与市民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走访中发现, 目前来看,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比较低, 文化水平比较低, 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 不少年长的农民文化程度只有小学, 高中及以上的劳动力微乎其微。由于农民知识水平低下, 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 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完善。虽说如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不断地加速, 但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 农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远远低于市民。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缩小农民与市民差距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注定要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 是一场深刻的沧桑巨变, 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综合分析认为, 缩小村民和市民之间的差距, 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1. 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力度。

大力推进农村教育,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缩小村民和市民差距的根本出路。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改善农村教育的硬件设施, 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水平;要推广农民的职业教育, 做好科技下乡工作, 培养农民新的经营理念和市场意识;要提高村民的科技文化水平, 用科技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效益。

2. 充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正确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二是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新农合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增加农村医疗室药品品种。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正确规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和缴纳方式, 切实做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及保值增值工作。

3. 实现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公平化。

当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因此, 缩小村民和市民之间差距, 可以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持续不断地投入, 彻底改变农村电信、供电、供水、道路等基础设施远落后于城市的局面。

4. 大力发展农村信息消费。

首先要在农村贯彻实施“宽带中国”战略, 进一步加快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 这是实现农村信息消费增长的基础。其次需要不断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要面对农村的市场, 开发适合农民使用的产品, 开发出一系列实用的客户终端, 便民和利民。最后要构建安全可信的农村信息消费环境。当下, 信息欺诈屡见不鲜, 动摇了农村部分群众对信息消费的信心, 因而, 在农村建立良好道德信息监督机制迫在眉睫。

如今, 社会上将“80后”、“90后”的农民工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这些人远离农村, 对农村的感情不是很深, 与此同时, 又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这些人往往会陷入对生活的迷茫。静下心来想想, 倘若农村有足够的工作岗位, 不错的薪酬, 他们可能更愿意留下来, 作为新生代的农民, 相信他们可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

参考文献

[1]刘吉双.区域开发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律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