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精选12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1

当前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量集聚,为此,我国提出以人为核心、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农民工无疑是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惊人,目前已达到2.69 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70%,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1]。他们能否很好地市民化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城乡的和谐稳定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农民工市民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及特征

2010 年元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首次提出。此后,作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被广泛地关注和研究。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6 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3]。他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后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的农村转移人口,一类是自小跟随身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进城,长大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转移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有了相当的改善,再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方式及消费行为等方面都体现出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巨大差别。

1.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高中毕业,甚至有些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文化教育,即“大学生农民工”。相关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十一年,受过中等教育的占71.7%,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4%,其父辈对应比例分别是61.9% 和2.33%[4]。

2.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留在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在农村务农的经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淡漠,向往并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亦渴望扎根于城市。据调查,有“不打算回乡就业的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到了70%以上,同时有“在城镇定居的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80 后占39.7%,90 后的占35.6%[5]。

3.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和未来有更多期待。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自己和未来有多重期待。他们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甘心从事那些脏、苦、累、差的工作,希望抓住机遇、凭借能力得到体面的工作,获得更良好的发展。

4.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上一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自我保护及权利意识较为薄弱,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权利很容易受到侵害,如不重视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被公司拖欠甚至不给工资等。除此之外,上一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也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重视权利保护,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往往通过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或走法律途径等方式加以解决。此外,他们希望真切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能够公平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当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二)农民工市民化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它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工从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由农业生产劳动转变为非农业生产劳动、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及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得以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社会权利,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将由农村范式转向城市范式并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的过程。由此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结果。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

(一)制度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并渴望实现“城市梦”,希望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然而诸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制度体系却直接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它们在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及城市融合方面设置重重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走得异常艰难。首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完善使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保留了自己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此举的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彻底斩断自己与农村土地的联系,从而给他们向城市市民身份的彻底转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给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极大的挑战。虽然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但是其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城市边缘,无法走进城市社会的制度藩篱。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这种尴尬的境遇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挫败感和相对剥夺感,也降低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另外,户籍身份的差别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享有,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入托入学、医疗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带来困难。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预防公民年老、疾病及失业等风险的制度安排,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力保障。然而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仍然有覆盖面有限、给付能力低等方面的问题,很难有效地帮助农民工抵御各种风险,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二)经济困境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受教育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与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青年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再加上较轻的年纪、对辛苦的耐受力有限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一些工作环境差、工作强度高、工资收入低的工作,而不高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仅仅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城市的公共资源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的条件下,一旦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疾病、失业、工伤等状况,将严重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城中村等城乡结合部租住,那里生活环境复杂,以流动人群为主,空间上的阻隔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妨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三)文化困境

正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由农村范式转向城市范式,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完全地市民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困境亦影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文化素质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身份、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决定了其在文化素质上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其在工作之余很难挤出时间加强自身修养,在这个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行业竞争无比激烈、社会需求更加多元的时代,这无疑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和快节奏。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阻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非自小在城市长大,他们在进城务工时已经成年,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带着深深的乡土烙印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以浓厚的乡土人情、自由散漫的农村生活等为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与城市价值观有很大差距,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带来困难。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多方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条件,企业可以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能力方面有所作为,社会可以建立多重社会支持系统,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加强自身修炼以适应城市生活,促进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

(一)政府:制度改革和创新

政府具备调节社会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职能,它有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制度支持和政策保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首先,要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形成农民退出农村和农业的有效机制,帮助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其次,改革与完善户籍制度,逐步切断户籍制度与教育、就业等制度的联系,恢复户籍制度的原存的管理功能,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待遇。同时,进一步松动户籍制度的管控,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准入门槛”,以让更多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有稳定工作和合法住所的公民能够进入城市。最后,完善并创新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全面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工伤、疾病、年老等风险时的抵御能力。

(二)企业:培养职业发展能力

企业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企业无疑是获得职业发展能力的重要场所,是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能力的“第一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能力后,可以与城市居民同样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以支持自身的城市生活,促进其市民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培养职业发展能力上,企业责无旁贷。为此,在新生代农民工初入职时,企业要根据工作岗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不仅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更要培养他们的职业操守。另外,企业要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合理地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同时,企业要打造积极、和谐的企业文化,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到企业中。再次,企业要畅通内部流动的渠道,以定期培训和激励机制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我价值。最后,企业要以身作则,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正当劳动权益,增加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对整座城市的认同。

(三)社会: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首先,在城市中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鼓励城市居民合理地看待和对待新生代农民工,不因为其户籍身份、生活习惯、受教育水平等原因而歧视他们。在这个方面,大众传媒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媒体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充满正能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展示给城市居民,进一步增加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另外,媒体可以通过自身的优势为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搭建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促进二者进行互动沟通,从而逐渐地消除横亘在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间的“文化鸿沟”,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次,调动城市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如鼓励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机会较多的社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鼓励非营利组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维护其正当、合法权益等。

(四)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自我修炼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汲取知识、尝试学习新的职业技能,加强对自身的职业培训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圈,改变乡土社会因血缘、地缘、人缘结成的人际交往关系,适应城市社会以业结缘的人际交往规则,增强对城市的社会适应性,更积极地融入城市社会。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正确途径。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制度、经济及文化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政府改革与创新制度,企业培养职业发展能力与社会建立支持系统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修炼加以实现。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路径

参考文献

[1]白天亮.农民工月均收入2 069元,总量达2.69亿人[N].人民日报,2014-02-21(08).

[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EB/OL].东方财富网:财经频道,2009-12-31.

[3]董臣.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N].新京报,2011-02-21(03).

[4]马钦麟.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前程[EB/OL].人民网:宁夏频道,2014-03-26.

[5]李海啸.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超七成农民工不愿回乡就业[EB/OL].中国网:河南频道,2013-11-05.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2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尽快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尽快融入城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字：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生存现状；解决路径

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是我国体制转型时期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特殊群体，其基本特征是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城乡分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尽快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各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文件精神高涨，探索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措施得力，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化依然步履维艰。因此，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1、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界定及其现实意义

1.1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界定

目前已有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较为明确地规定和阐释了农民工一词，如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概念。可见，农民工是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口和身份的特殊人群，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实施，农民工必将融入城市社会，真正成为城市的工人阶级，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转变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口。农民工市民化

是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建设过程中，凭借农民工己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优势，使其在身份、地位、心理、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

1.2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

一是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但是农村人多地少，农业又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的任务重，困难多。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多年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1997年提高了84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98元，比1997年提高了483元。1997年到2004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5%提高到了34%。尽管如此，要想富裕农民还是要靠减少农民，使农民真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通过大幅度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现代化，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大多数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1.2.1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城镇、农村2种社会身份的户籍制度的形成，二元户籍制度把我国的劳动力彻底地分离开来：城市市民和农民工。这2个群体问存在着劳动力供给、需求的不一致，也存在着就业和工资待遇的巨大差异，其中农民工始终处于就业弱势地位，这违背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理念。伴随城市化悄然而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平等就业，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工在某些行业可以激发潜能，可以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有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当然，农民工市民化也必然会对现行的城市用工制度产生强大的冲击，但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和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1.2.2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大力推广农业现代化。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人多地少，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导致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市民化一方面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通过从事非农产业，增加了家庭收入，逐步带领农村走出贫困；另一方面，部分农民不再依靠土地，进入城市定居，并在城镇中获得稳定的收入，其将土地有偿转让给其他农户，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的规模效益，促进农业的发展，这必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2.3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从而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现状。平等地对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目标要求实现平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和各种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这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2、我国农民工的现状

生活状况差。目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普遍较低，在生活水平方面，除了吃、住、子女教育这三项必需的消费支出外，农民工在衣服、家庭设备用品等方面的支出很少，生活质量较差。

就业安置困难。生活无保障大部分农民工通常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但是由于城市的就业岗位有限，加之农民工自身原因和金融危机等影响，大部分农民工正处于待业或半待业状态。(1)就业保护缺乏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就业弱势群体，很多正当权益在就业中得不到保障，常常处于不利位置，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工资拖欠现象严重，国家虽然制定了《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等基本法规，但是在部分地区或部门没有很好的执行。(2)失业保险保障缺位在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并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体系中，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但是目前有些地方的农民工亦未被纳入其中，即使有，也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遇职业歧视。大多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受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大多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和本地人不愿干的“脏、重、累、险”的职业。他们经常遭受雇主的态度、语言、劳动时间、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在公共场所，农民工也经常遭受城市市民的歧视。

精神文化生活单调。在文化娱乐方面，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休息时间较少，加之受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用于文化支出、娱乐支出的费用极少，很少去享受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

难以享受市民待遇。目前，由于身份的不同，农民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就业、居住等方面都不能与城市市民相比，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市民的待遇；在城市文化、物质文明、精神生活等方面也难以享受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

3、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难

3.1农民工自身原因。

(1)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十分薄弱。人力资本水平和工资收入是反映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标准，但目前农民工在这两方面的水平都较低，难以适应城市生存竞争加剧和生活成本较高的要求。一是农民工整体文化知识和就业技能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差。二是大部分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城市生活压力大，工资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支出，难以负担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

(2)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我国，由于长期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城乡两个系统分别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且对照鲜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对城市新的社会环境还不能够适应，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上与城市市民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农民工行为的多重性。农民工行为是在外界自然、经济、社会等环境变化的刺激下所采取的反映活动。由于农民工本身的特点，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业生产，既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又是商品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经济职能集于一身，因而其行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并具有兼业性和目标的双重性、思想意识的传统性、行为多重性、不科学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阻碍了市民化的进程。

3.2现行社会制度的影响

(1)户籍制度构筑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工市民化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公民失去了迁徙自由，因此，户籍制度从根本上使平等的公民身份不复存在。而且，户籍制度根据户口这一特点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使之无法享受市民待遇，对农民工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从而严重的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2)传统的就业制度缺乏开放性和平等性，使农民工丧失了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制度使得进城农民工只能通过次属的劳动力市场寻找那些工作稳定性差、收入低、劳动力强度大、福利低、无保障、无晋升机会等市民看不上眼的边缘性职业和岗位，他们因此难以进入城市正规体制之内，实现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传统的就业制度使整个劳动力市场处于诸侯割据的非开放的不公平状态，这种情况必然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使农民工根本不具备市民化的经济基础。

(3)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没有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将其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虽然实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但是由于政策、资金等因素。仍然无法满足农民社会保障的需求，迫于生计，大部分的农民工最终还

是会选择回归农村。这样从客观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

(4)土地制度的内在缺陷制约着土地流转。长期以来，我国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土地流转市场得不到发育，土地不能正常流转，即使一些农民工想将土地流转，但是他们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以至于不能不保留那么一点土地并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边打工边种田，而无法完全脱离土地，融人城市。这种土地制度，在体制上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是与新时期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的。

3.3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能够带动整个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并且通过提高外来农民工的收入，改变其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通过以城带乡，逐步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然而，受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制约，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呈现出低水平、不均衡、功能不健全的特点。这种城市化水平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影响城市的容纳能力，客观上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4、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和建议

4.1对现行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我国的二元体制是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与之息息相关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加深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如果不加以改革会危及广大农民工的权益，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全面破除二元户籍管理的制度壁垒，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统称为居民户口，打印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时，“户别”不再区分农业、非农业，一律按规定打印为“家庭户”或“集体户”，切实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必须尽快把公民的迁徙自由重新纳入宪法，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严加保护，以实现农民工迁徙自由。改革现行户籍制度，降低准人门槛，真正实现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双重转变，使更多的农民转为市民。

4.2 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

为农民工市民化搭建平台深化与农民工相关的就业制度改革，其目标取向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制。通过建立现代劳动就业制度，各级政府改变过去在就业问题上重城镇轻农村的观念，从农村就业和城镇就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逐步把全国就业工作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级政府应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的种种限制，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征收的各种费用，如暂住证、就业证等，将农民工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在一些特殊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应当对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一视同仁，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劳动力可以合理流动，农民工可以和城市居民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就

业竞争，并使农民工的就业合法化，可以减少农民工的盲目流动，这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必经之路。

4.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畴，是一个不断创新、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设立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的专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多元化的，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另外，还要建立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救援制度，包括农民工遭遇天灾人祸时的紧急救济、特殊情形下的贫困救助、合法权益受侵害或遭遇不公平对待时的法律援助等。针对农民工的这些社会保障制度都只是过渡性的，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因此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的步骤是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4.4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1)要大力培育完善的土地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土地转让机制，同时积极发展为耕地流转提供中介服务的市场组织，规范耕地流转市场的运行。(2)改革失地补偿制度。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对失地农民工可以采取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进行安置，并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让农民工在失去土地后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照一定比例让农民工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住房等形式融人城市。

4.5政府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动力

各级政府应按照中共十七大要求，充分认识新阶段作好进城农民工的管理服务的战略意义，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注重对农民工的尊重与爱护，努力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改变。各级政府应正确认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培育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亲和感、认同感，逐步营造出对农民工的尊重氛围，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同时需要认识到农民工向市民转变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问的转移，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只是农民工市民化进城的“外部特陛”，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而这些只能靠城市政府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上给予安排和保障。因此政府必须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改变，充分运用自身的公共权力，在社会资本再分配过程中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帮助农民工向市民转变。

4.6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夯实基础

农民工自身文化基础比较差，需要不断地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应深化改革农村的教育水平，一方面，农民工可以参加政府主办的各类职业学校，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提 6

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教育培训制度，为我国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发展的平台。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教育培训制度，把农民工纳入教育培训体系，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才能切实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为农民工市民化打好基础。

5、十八大中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方向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可以说，顺应了亿万农民工的新期待。

5.1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

让农民工真正转移成市民，不仅关乎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未来，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杨志明说，关于户籍问题，还有住宿问题，以及技能提升问题，党和政府都从制度层面努力加以解决。通过提升、创新、发展，实现大部分农民工由普工转变为技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就地落户，部分转为新市民。国务院已经在这方面作了部署，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解决外来工融入当地的问题，关键是实现教育、就业、医疗等权益均等化，这些都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十八大代表、农民工洪刚说：“报告提出的要求，让广大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看到了希望。”

5.2从“义务教育”到“教育”带来新希望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可以说，顺应了亿万农民工的新期待。“十八大报告中两个字的消失，也许很多人不会注意，但对于我们农民工群体来说却是巨大的希望。”作为出席党的十八大的26名农民工代表之一，广东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闫文静这样对记者说。从全文64页、近3万字的十八大报告中，闫文静十分准确地找到第39页倒数第三行：“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十七大报告中，与之相对应的表述是：“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从义务教育到教育，“义务”二字的消失，意味着从就学层次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乃至高等教育阶段的大门，都要向农民工子女平等敞开。

5.3就业：把上亿农民工由普通工培养为技工

就业是民生之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城镇新增就业增幅自4月以来有所下降，企业招聘岗位有所减少，全国登记失业人数有所增加。下一步，相关部门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第一，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包括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包括引导更多大学毕业生到急需的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创业；第三，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第四，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将上亿农民工由普通工培养为技工。

5.4迎接“全覆盖普惠时代”维护农民工权益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出席中国民生领域工作情况中外记者招待会时表示，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新的诉求。政府将努力做到“10有”维护农民工权益。杨志明称，“10有”包括第一，进城有工作；第二，劳动有合同；第三，上岗有培训；第四，干活有报酬；第五，参保有办法；第六，住宿有改善；第七，维权有渠道；第八，生活有文化；第九，子女有教育；第十，发展有目标。

5.5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诉求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研究 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重点强调了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并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因此，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变化

目前学界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由于这部分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如下：

1.1 就业倾向寻求更好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动机早已突破了对“生理需求”的满足，更多是基于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有的甚至开始关注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渴望自我实现。

1.2 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渴望受到市民的待遇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渴望受到人们的尊重，渴望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在受访者中，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强烈的表明他们未来要过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尤其在精神层面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

1.3 政治诉求不断提高 在调查对象中，36%的样本是非党团员的普通群众，有45%是共青团员，有18%是党员，其他占1%。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愿意积极参与到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有较强的意愿和领导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从而提高自己在组织和社会中的地位。

2 新生代农民工满足需求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生活、文化、政治等方面较第一代农民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据市民而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他们的市民化需求之路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从而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步伐。

2.1 不平等的工作待遇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较过去有提高，但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仍存在差距。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2.2 融入市民生活较难 融入一个城市的生活不仅仅是居住在该城市里，更多的是需要在文化追求、价值观、共同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共同语言等方面与城里人融合。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居住在单位或雇主提供的职工宿舍、合租住房、独立租赁住房、自购房、直接居住在生产经营场所等，而这些居住地较为分散，并没有同城市市民有持续的、长期的交际圈，在精神追求上也没有共同的交集，使他们的“市民梦”变得遥不可及。

2.3 参与政治的途径缺乏 目前，我国社会政治参与存在网络不够发达，参与途径有限，参与程序不够科学等问题，使得农民工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获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当下更为迫切的是先满足其物质层面的需要。

3.1 满足物质需要的途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呢？笔者认为解决前面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待遇的不平等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等相关部门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分配、晋升、培训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使其同城市工人有同等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首先，应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制度。其次，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教育和培训力度。政府应在教育培训方面给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政策倾斜与导向，给其搭建教育培训平台，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技能提升的培训项目以及培训模式，从而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工作能力。第三，积极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各级政府应科学制定城镇规划，在编制城镇规划和进行城镇建设时，不仅要考虑当地户籍人口，还要兼顾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的居住生活问题。

3.2 满足精神需要的途径 一是积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为此，政府应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范围，通过积极发展社会组织、社团组织，为农民工政治参与创造平台和必要条件。另外，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政府还应在城市社区选举、农民工民意通道等方面让广大农民工积极参与。二是坚决改革户籍制度。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主要瓶颈，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发展必须由政府为主导，积极改革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方式，创立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当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需要很长时间去努力的，任重而道远。但我们相信按照以上途径解决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

参考文献：

[1]冯海芳.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建构[J].劳动保障世界，2011(7).

[2]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刘文烈，魏学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J].东岳论丛，2010(12).

课题来源：陕西省教育厅2013年基金项目，名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研究——基于西安市的调查与分析，编号：2013JK0198。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 篇4

80年代末以来, 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务工经商所形成的“民工潮”已经持续了近20年。如今这一特殊群体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亿, 且数量还在增长, 其流动的范围也在继续扩大。与此同时, 在这一群体内部, 由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初次流动时间、就业类型、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的二次社会分化也在不断扩大, 从而使民工群体的异质性不断增强, 相应地使民工问题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在民工群体的二次分化中, “新生代民工”的成长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些年龄在25岁以下, 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 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指他们还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 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1]根据抽样调查, 该群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龄轻, 未婚率高。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0.86岁, 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2.99岁, 两者相差7.87岁。就婚姻而言, 前者81.8%的人已婚, 而后者只有24%的人已婚。其次是受教育程度高。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2.91年, 新生代则达到3.28年。80年代农村流动人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分别比新生代高8.1个百分点和7.6个百分点。第三是务农经历短。第一代流动人口中约有54.5%的人有过务农经历, 新生代中只有39.2%的人曾务过农。他们大多是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民、不务农的农民 (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 。第四, 从外出动机看, 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 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表现

狭义的市民化可以指城市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 (市民权) 的过程, 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过程。广义上的市民化还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它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 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所涉及的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 很显然, 完整的农民市民化应该是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决定了他们是农民工队伍中最具市民化意愿、距离市民化最近的群体之一。

(一) 身份认同。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 对土地的眷恋, 依赖程度大大下降, 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 对乡土文化的疏离和对城市文化的热衷, 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愿意回乡。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把自己界定为打工一族, 而对把自己认同为农民工的身份无法接受。

(二) 城市归属感。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主要指其对所在城市在心理上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城市归属感强弱程度会影响到他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以及将来是否选择留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轻, 受教育层次较高, 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一旦客观条件允许, 他们大多选择在城市定居。据调查, 有71.4%的女性认为如果条件允许, 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而男性做出这种选择的比例为50.5%, 由此可见, 他们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

(三) 城市化的消费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思维敏捷, 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 他们积极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消费习惯, 谋求城市人的形象。在消费习惯上,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 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 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工资很少寄回家。在服饰消费上, 他们有着强烈的品牌意识。其次, 信息化的消费。主要表现在对手机的拥有上, 在他们当中, 绝大部分都是用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超过半数的人去过网吧。在闲暇时间的安排上, 在下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 他们除了有时候看电视外, 还经常光顾网吧、结伴去唱卡拉OK、溜冰、蹦迪, 完全融入一种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我们应该看到两点,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最具市民化意愿的群体之一。有关调查表明, 来自农村的流动者, 除非受到强迫, 多数不打算再回到农村, 他们可能移居到另一个城市, 农村似乎只是最后的养老之地。大约50%的农村流动人口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 而只有不到10%的人愿意返回农村的家乡。从这样的意义上, 李路路教授提出这样的命题:向城市移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2]另一方面, 从文化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看, 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农民工队伍中距离市民化最近的群体之一。当然并不是只要开放城市户口他们的城市化和市民化就会自然达到, “农村居民进入城市, 就犹如爬一座多层高楼一样, 需要一阶一阶的台阶才能上去。而要居住到这高楼当中, 有的甚至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3]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 深化制度改革, 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保障。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缺陷造成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长期受到整体排斥, 致使农民工权益维护缺乏制度性的长效保护机制。改革现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保障各项权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 创新住房制度改革。在我国, 随着城市“单位制”体制的改革, 居民住房开始走向商品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从此从住宅市场退出, 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是各级地方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在我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必须让一部分人优先在城市长久入住, 使他们居者有其屋。为此, 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 应适当扩大廉价房的供应范围, 或者在城乡结合部或在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规划建设一批经济适用房, 供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购买居住。其次, 要加大教育制度的改革, 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可以建立一种机制, 互通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有关学龄儿童的信息, 靠政府推动, 开辟打工子女的绿色通道, 靠家校互动, 共同负担教育责任, 并通过民办教育缓解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对于随父母在城市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城市政府要尽快整合现有教育资源, 合理安排其子女就近入学, 针对城市不同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 加大财政投入, 调整资源配置, 鼓励民间办学, 动员社会捐赠, 确保农民工子女不会失学。再次, 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权利, 获得合理的社会保障是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 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为此, 各级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 在农民工就业集中的工伤风险较高的行业实行强制参险, 动员企业和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使他们病有所医, 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素质支撑。“贫困人口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 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 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4]研究表明,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 其重要性几乎不亚于正规教育的作用, 那些在近五年内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比没有接受过培训者的收入明显高出许多。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教育等人力资本需要经过培训的方式进行补充和转化, 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农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计划》, 现在许多地区启动了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的“阳光工程”, 对千百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技能教育。需要指出的是, 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不应该仅仅限于岗位培训和职业技能教育, 还要包括对城市的制度和规则的教育和学习。因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 意味着进入了另一种社会和文化, 甚至是另一个时代。适应乡村社会的的制度和规则并不一定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 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农村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在农村养成的习惯等, 也许会成为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因此, 通过教育和培训, 帮助他们学会适应城市的制度和规则, 了解并具备城市生存和生活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和修养,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 加强城乡居民的互动, 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布劳认为, 异质群体之间的交往, 即使不亲密的交往也能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 促进宽恕精神的发扬。[5]因此, 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重大贡献的宣传力度, 营造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社会氛围;要进行社会平等观念的宣传教育, 一方面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沟通、消除隔阂、和谐共处;另一方民引导市民调整心态, 积极主动地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 从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宿感。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诉求,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也为这种诉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在于个人的努力, 还存在诸如制度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等深层次障碍, 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帮助和支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诉求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 2001, 3

[2].李路路, 李培林.农民工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C].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胡鞍钢, 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3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篇5

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市民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本文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及其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从而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现实意义、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

城市化为我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冲击了部分群体的生活，城市务工的农民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城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市民化这一社会事件悄然而生。农民工市民化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必然出现的一个过程。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

对于农民工一次含义的阐述，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概念。可见,农民工是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口和身份的特殊人群。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实施，农民工必将融入城市社会，真正成为城市的工人阶级，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转变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

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

1、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现实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劳动力已成为城市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们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他们的医疗、社保等问题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仍然很严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面对这些困难,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享有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现实困境。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消费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市场风险的加剧，各国外贸出口的难度加大，我国也相应的转变政策。国民经济的增长由原来的投资、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中消费的重要对象就是农村的消费。然而，由于进程打工的农民，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们在城市从事的又是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即使是 1

这样的工作却仍然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享有城镇居民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他们往往会吝于消费。他们每天只会进行必要的支出，消费水平低下。据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显示，2007年农民工消费的倾向仅为35.91%，比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要低40多个百分点。如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他们的收入,解决他们的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也会相应的增加消费投入。又由于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的解决,会进一步增强他们消费的倾向,逐步接近并达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说,城镇化将成为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

3、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社会生产力不断由农村向城镇聚集，带动城镇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岗位。这将吸引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减少部门之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从而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目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民工不能与城镇职工平等享受劳动权益保护和公共服务，其工资增长和地位提升还面临制度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待遇、劳动权益，并且有机会通过教育、培训、升迁等途径向社会上层流动，依靠职业、社会地位的改变带动收入增长。

4、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农村劳动力不完全转移将使农业处于兼业化经营状态，对农业生产会产生消极影响。在中国部分地区，随着农户非农活动增多，农地利用呈现粗放经营的趋势，耕地利用水平不断降低。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并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耕地资源就可以向专业农户集中，从而改变农地经营细碎化的状况，提高农业的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农民向城镇集中还能避免村庄过度膨胀，有助于集约利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

1、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及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其他制度的阻碍我国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实行的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这是农民流动的最大的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户籍制核心一是属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农民工融人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性障碍在农民工身上就表现为现实身份与制度身份的错位。可以说，实际上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已经由农民转变为工人，由从事纯体力的劳动到从事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劳动。即农民工实际上已经扮演了城市人的角色。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模式化行为，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通常的情况下，角色转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但这一过程在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扮演角色的角度讲，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但就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未被现行户籍制度认可，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认同。造成农民工现实身份与制度身份

转换的2、社会排斥加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

农民工进入城镇后在很多方面会与城市原住居民产生竞争关系，城镇既得利益集团可能通过各种形式施加压力，反对给予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很容易被边缘化。此外，由于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原住居民还对农民工存在多方面排斥，导致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政治排斥方面，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经常被排斥在政治参与活动之外，处于政治体制的边缘，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居住模式方面，农民工主要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和在乡村的自建聚居区，与城市原住居民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导致老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隔离。社会支持方面，农民工的社交网络仍然没有突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网络边界，社会支持网络缺乏，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原住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难度很大。

3、文化与素质的差异，使他们很难融入市民社会。

社会群体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农民工和市民虽然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但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体系。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使他们产生一定的隔阂。这种隔阂有进一步引起了相互间的不信任。本地人不信任外来人，他们认为是这些农民工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导致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外地人对本地人也抱有一定的成见。他们觉得城里人没有人情味，觉得他们不好接触，总是高高在上。不像农村人热情好客，表里如一。这些都造成进城农民很难融入市民文化之中。加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使他们对城市居民更加敬而远之。要想推进市民化进程，就要不断加速农民与市民文化的融合。改变对农民工的偏见，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欢迎，使农民能够有尊严的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市民化推进的另一个障碍就是素质上的差异。由于素质不高，他们只得从事工资低、环境差的工作，这样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

1、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户集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性障碍。我国的二元体制是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与之息息相关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加深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如果不加以改革会危及广大农民工的权益，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全面破除二元户籍管理的制度壁垒，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户别”不再区分农业、非农业，建立全国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只有改革现行户籍制度，降低准入门槛，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双重转变，使更多的农民转为市民。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方面，一是要加强对城市用人单位的监管，改革农民工劳动合同制度，保证农民工的参保率。要以养老保障为重点，全面推动农民工的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建立适合农民工收人水平、就业特点的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如缴费费率低，覆盖面广，养老金待遇水平总体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高于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农民工个人终身保险账号，形成全国统一的信息化网络，政府投入按人头定额补助，计人农民工养老账户；在管理和运作方面，既要适应农民工全国流动，又要方便企业和农民工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二是鼓励农民工中断工作期间封存养老保险账户，简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打破地区间的隔离。为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接续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促使农民工达到缴费年限，避免退保现象的发生。

3、实现教育权利公平

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条件。因此，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举措。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应该出台并贯彻相关政策，加强流人地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容纳能力，消除因户籍问题引起的入学歧视。同时，也应鼓励和支持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政策扶持，满足农民工子女的多层次就学需求。另外，解决学籍问题，逐步允许在居住地办理学籍，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管理系统。最后，要从社会文化、校园文化等多个方面切人，减少直至消除农民工子女在入学资格与入学过程中的各类歧视。

4、推动城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住房较为紧张，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是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城市低收人群体的构成部分，向流动性强、暂居城市的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廉租房，允许新生代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鼓励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在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有效的管理，而且大大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5、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首先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改革，由重视学历教育转到以培训服务应用为主的教育上来，增加职业技能教育的内容，以使劳动力各有所得，各取所需。其次，大力发展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教育，提高已有职教中心的利用率，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的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转岗培训，同时有效利用远程网络教育，学习国内外先进科技知识，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务工的技能。另外，要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由政府公共财政提供支持以减少农民工的投入成本。各级政府应把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纳入议事日程，制定农民工培训的计划，并编制好相关预算；城市的职教、成教机构应实行灵活多样的办学理念，把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企事业单位应该把农民工技能培训纳入培训范围，与市民同等对待，统筹安排。

6、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加大农民工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宣传力度，营造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社会氛围；要进行社会平等观念的宣传教育，一方面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沟通、消除隔阂、和谐共处；另一方面引导市民调整心态，积极主动地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从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

归宿感。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符合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建设要求，而且对于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有促进作用。目前，虽然农民工市民化困难重重，但这个趋势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总之，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坎，而农民工的市民化又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只有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和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才能实现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2.蔡禾等.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刘应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30期

4.高君.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06期

5.黄锟.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22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述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生，于90年代中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都偏高、对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他们外出务工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城市生活带来的享受而不是仅仅为了生存；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们不再继承老一代农民工的自然择业行为，而是以多元化的就业价值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最终实现自己的职业期望，获得社会的尊重；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也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消费倾向较高，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文化生活，在工作闲暇之余还会选择一些娱乐方式去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乐趣 ；在维权意识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很大的进步，当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利益诉讼的欲望很强。总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促使了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加强烈的市民化需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一）促进农民工的素质提升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民已经开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农民转变，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还比较落后。而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表，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在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深刻的变化，整体素质得到很大的提升，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二）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问题，农民工是这一问题的主体性元素。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使具有时代积极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解决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富裕农民，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繁荣农村，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城市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差距较大，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性等因素影响下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维权意识相对较高，工作耐受力和心理承受力较低，在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往往会产生自卑、愤怒的心理危机，严重时还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打击报复，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因素。因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合理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问题

（一）户籍制度基础上衍生的各种制度的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有的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但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始终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市民公平的待遇，农民工难以形成市民意识，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很难在城市落脚，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二）低经济收入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期望

从消费和生活方式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显示出了市民化的表层内涵，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较高。但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仍处于低级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没有保障，收入水平偏低，与城市职工相差甚大，这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是租住在环境恶劣的城市边缘，物质水平低下，同时也失去了融入城市的精神纽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性消费和市民化的生活方式。

（三）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的需求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只能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工作，他们想通过进城学到更多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但现有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不能问他们提供足够的培训。另外，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也是一大问题，不少学校拒绝接受外来务工农民的子女入学，或者是通过收取较高的费用，或者是学籍问题，农民工子女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严重限制了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四、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户籍制度，放宽获得城市户籍条件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是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统一和开放的新型户籍制度，放宽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条件。对于大城市，可以根据收人来源和稳定的住房、职业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有条件地放宽落户政策；对于发展相对缓慢的中小城市而言，可以尽可能扩大户籍范围，通过调节人口的流速和流向，适当给予引导，积极鼓励大中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型城市和农村乡镇转移，增强中小型城市的吸引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要对各地区市民化意愿强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有条件的倾斜性政策，提供便利条件，使他们优先转化为市民。

（二）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和城市市民公平的社会保障权利，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统筹城乡方面迈出新步伐，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相关策略来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三）加强教育和培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农民工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和公平的就业机会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领导，建立政府、用人单位、个人以及社会捐助等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投入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围绕市场的需求开展各种广泛的就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并帮助他们获得更加广泛的就业机会和更加宽广的就业平台。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应该明确只有提高了自身的职业技能和知识水平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化生活，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唐踔.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析[J].前沿，2011（11）.

[2]李敏.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J].北京职业学院学报，2010（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方法 篇7

(一) 新生代农民工。

张雨林 (1984) 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词汇, 随后“农民工”这一词汇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使用。王春光 (2001) 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 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着很大差别, 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差异明显, 从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 认为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刘传江、徐建玲 (2006) 则基于两代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各自文化、观念及行为上差异, 从人口学和经济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 认为其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 具体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用年龄作为划分标准, 将其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虽然学者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上存在着差异, 但绝大部分学者认同其是出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 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 职业期望值高, 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城市务工农民。

(二) 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市民化”指农民、外来移民 (城市农民工) 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 (市民权) 过程, 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这些均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市民化过程。广义“市民化”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 使现有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 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些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农民市民化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

目前,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市民化程度如何, 采取什么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测定, 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相比其他问题的研究文献而言不是很充分。构建一套全面、准确测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困难。现有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传江和王桂新两个学者的研究。

马用浩等 (2006) 认为完整的农民市民化是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 相应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内容。但该文并没有进一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刘传江等 (2008) 构建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 其中农民工个体市民化程度的综合指标由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中居住时间和自我认同这四者的几何平均数构成, 结果显示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50.23%。王桂新等 (2008) 从微观主体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 设立了一个指标评价体系, 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5个维度。研究表明, 在5个度量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中, 居住条件的市民化水平最高, 为61.5%, 经济生活、社会融合和心理认同是农民工市民化的3个重要维度, 而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但是, 该方法的工作量相对较大, 而且5个维度的权重赋值相等, 这点有待商榷。

刘传江等 (2009) 采用层次分析法, 分别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赋值测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558、0.258、0.096、0.096, 这避免了王桂新等 (2008) 各个指标权重均等的缺陷。他们测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45.53%, 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42.03%, 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评价。

周密等 (2012) 采取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估计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市民供给的条件下具有市民需求的概率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1) 市民需求, 即农民工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的市民意愿; (2) 市民供给, 即打工者所在城市给予其市民身份。

三、不同测度方法比较

(一) 几何平均方法。

几何平均法最早由刘传江等 (2008) 采用, 该方法采用微观调研数据, 通过市民意愿与市民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测得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程度。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31.3%, 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50.23%。

(二) 指标评价体系法。

王桂新等 (2008) 运用指标评价体系法对上海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了测度, 他们构建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系统, 分别从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5个方面进行了评价, 分别赋予每个指标的权重为0.2。结果显示, 上海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达到53.9%。该指标评价体系法的工作量较大, 而且赋予权重的主观性较强。该方法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于周密测度的市民化程度,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测度的农民工群体包括了上一代农民工, 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是要高于上一代的, 而且上海地区的生活成本较高, 市民化程度低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AHP层次分析法。

根据刘传江 (2009) 的研究结论, 他们采用层级分析法 (AHP) 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了测度, 他们选择了四个方面的指标, 分别是: (1) 生存职业指标; (2) 社会身份指标; (3) 自身素质指标; (4) 意识行为指标。这些指标的数值都是在0~1之间, 能较清晰地体现农民工朝着市民目标转变的进度, 当其达到1的时候, 便可判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四) 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

周密 (2012) 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了余姚和沈阳两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测得的余姚和沈阳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62%和81%。

周密的模型令y*s代表农民工市民供给意愿的隐含变量, ys代表农民工是否愿意供给的决策变量;y*d代表农民工市民需求意愿的隐含变量, yd代表农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决策变量;X1为影响农民工市民需求的解释变量, X2为影响农民工市民供给的解释变量。假设ε1和ε2服从联合正态分布, 建立联立模型。

四、结束语

目前,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的测算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 研究还比较薄弱, 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如何?怎么选择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来测定其市民化水平?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其市民化进程中政府、社会机构、个人等不同层面宏观和微观主体应各自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开展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市整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 2001.3.

[2]马用浩, 张登文, 马昌伟.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初探.求实, 2006.4.

[3]刘传江, 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 2008.5.

[4]刘传江, 程建林, 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5]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 2008.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8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难,对策

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话题之一, 其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新生力量, 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 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又是青年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他们既具有农民工的一般特点, 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制约, 需要帮助和支持, 又凸显出作为青年的一般特点, 需要引导和扶持。

作为素质较高和有较强市民化动机的农民工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占到其总量的1/3左右, 并日益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先行者和主要群体。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的界定,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 到城市就业但户籍仍在农村的青年[1]。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 大多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没有像父辈一样吃过太多的苦。另一方面, 他们中的多数人受过一定的教育, 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因此, 与过去单纯为了解决温饱、维系生活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了较大的不同, 他们身上体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1. 对待工作的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 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单纯出于养家糊口的目的, 他们更多地是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可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有着更多选择工作地点的机会, 而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 拘泥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一个企业里工作, 已不单单是为了赚钱, 更多地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 在企业里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 同时, 他们还会考虑企业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 等等。

2. 文化素质提高, 权利意识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 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 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 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另外, 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网络和影视的影响, 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 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了。新生代农民工面对某些企业提供的低廉工资待遇和恶劣工作环境, 敢于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说“不”。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较高, 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3. 消费观念转变

老一代农民工赚了钱以后, 常常寄回家里, 很少舍得自己在城里消费, 在他们心里, 外出打工就是一个目的———养家糊口。如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也不例外, 他们当中往家里寄钱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多数人为自己配备了手机, 甚至电脑, 抽的香烟也不再是廉价的, 他们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4. 吃苦耐劳精神欠缺

在过去, 城市里脏、累、差的工作大多由农民工承担, 如今却只有少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1980年以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出生在农村, 但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 甚至连农活也不会做, 他们进城之后往往不会选择那些脏、累、差的工作。

农业劳动经历缺乏, 在务农方面, 他们较少务农经历。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经商的征途的, 没有正式干过农活, 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表现

(一) 身份认同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 对土地眷恋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 对乡土文化的疏离和对城市文化的热衷, 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愿意回乡。关于个人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们认为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不愿意自己处于可怜被动的地位, 他们认为打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二) 印象管理

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印象管理”策略。所谓印象管理, 就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印象[2]。“80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塑造时尚的外表, 表明自己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渴求, 谋求城市人的形象。他们首先着手于改变自己的服饰言行。第一, 语言。“80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从学校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 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 不管是来自于国家的哪一个省市, 他们都能自由交流, 没有语言障碍。第二, 服饰。外出打工使“80后”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脱离父母的约束, 有了自己设计生活的选择权, 他们学着在服饰形象上向城市靠拢。

(三) 城市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主要指其对所在城市在心理上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城市归属感强弱程度会影响到他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以及将来是否选择留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轻, 受教育层次较高, 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一旦客观条件允许, 他们大多选择在城市定居。

(四) 价值观的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思维敏捷, 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积极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消费习惯, 谋求城市人的形象。在服饰消费上, 他们有着强烈的品牌意识。信息化的消费, 主要表现在对手机的拥有上, 在他们当中, 绝大部分都使用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超过半数的人去过网吧。在闲暇时间的安排上, 在下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 他们常光顾网吧, 结伴去唱卡拉OK、溜冰、蹦迪, 完全融入一种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外出打工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外面的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些不合实际的想法在他们那里逐渐淡化, 许多人相信“有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只要吃苦耐劳, 一定会取得成功”[3]。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 户籍等制度的障碍

众所周知, 户籍管理制度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它又极大地阻碍了进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分为彼此分割、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 把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上, 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即使是已经进城多年的、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工, 也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居民之外, 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 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 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二) 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不公平待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城市政府出于代表辖区市民集团利益的考虑, 既需要大批的农民工进城, 弥补城市产业结构的不足, 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促进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的发展, 又担心让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具有无限供给潜力的庞大群体充分进城, 转化为城市市民, 自由而平等地与城市市民进行全方位的竞争, 从而对城市市民带来巨大的冲击, 不利于城市经济体制的平稳转轨和城市社会的稳定。为此, 城市政府宁可牺牲新生代农民工的长远利益, 也不愿丧失城市市民的眼前利益, 危及城市的稳定与发展。

(三) 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阻力

对于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单位来说, 新生代农民工的优势不仅是易于管理, 能够胜任苦、脏、累、险的繁重体力劳动, 而且在于使用单位可以采取与城市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方法, 延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 最大限度地压低其劳动报酬, 而同时却又不用为其提供住房、劳动保护和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福利和保障。他们希望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 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而在不需要农民工或农民工无法再出卖劳动力时, 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地将其推回到农村。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分割与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 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一些市民的潜意识中, 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 甚至市民化,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部分市民的利益, 损伤他们的虚荣心。

(四)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障碍

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差距, 人们观念还较为落后, 农村的各种思想和生活方式同现代文明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国城乡社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明时代。这种差距, 使在农村中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自身素质, 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 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在进入城市的激烈市场竞争中, 新生代农民工就只能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 只能从事繁重的, 别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的体力劳动。

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及其策略

(一) 改革户籍制度, 还新生代农民工国民待遇

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有两项:一是证明公民身份;二是提供人口信息。而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却把户籍与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直接挂钩, 使户籍制度上附着了一系列的附加功能。因此, 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 取消户籍附加功能, 使户籍返璞归真, 恢复其本来面目和社会功能, 彻底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功能和利益, 消除因户籍而产生的社会待遇的不平等。

1.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放开户籍的难点在于社会保障在全国不是均衡的, 其支付是有界限的。过去是职工所在单位负责, 现在是地方政府负责, 而且仅限于缴纳社保基金的就业人口。必须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的均一性和全覆盖问题。建议对社保、失业保险、低保等三项制定全国统一的低标准支付标准。地区差, 纳入商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范畴综合考虑。不同所属单位的个人账户, 建议与商业保险挂钩, 脱离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医保和教育问题, 单独制定保障的政策。

2.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改革现行的户籍登记办法, 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户籍自由登记, 以合法固定住所和相对稳定职业或合法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 由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地或生活地作为自己的户籍登记地点, 改变当前在农民工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地与户籍登记地分离的局面。实行属地化管理和职业登记,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使户籍登记如实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身份状况, 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 以及各种宏观决策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

3. 户籍制度管理动态化

要实现以“户”为中心的静态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动态管理的转变;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 加强居民身份证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个人为单位、以身份证为形式的登记, 属于动态管理的范畴, 更能适应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的现实需要。这种做法与当前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相似, 也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下实行人口信息化管理。

(二) 改革就业制度, 构建城乡统筹就业体系

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就业。将农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 取消各种就业准入制度, 拆除对本地劳动力就业采取保护的“壁垒”, 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实行劳动力凭学历、技能竞争就业, 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就业的机会, 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

(三) 注重法律保护与行政管理

政府要制定完善的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法规, 采取有力措施, 坚决打击各种侵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 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程序、管理办法和管理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体系。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的新移民, 城市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 树立服务“移民”意识, 保障移居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 在子女受教育、医疗、计划生育、救助、妇幼保健、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 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同等待遇。

(四)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

1.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针对农村教育条件有待提高等问题,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 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 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更新教育思想, 转变教育观念, 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2. 加强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

要发展职业技能教育, 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 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 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 要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但是目前, 我国专门为进城农民开设的职业学校很少。要加大财政投入, 充分依托公办职业院校, 切实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五) 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观念障碍

加强教育和引导, 消除原有市民对刚刚转化为新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和歧视行为。作为城市政府有必要加强对市民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引导, 大力宣扬新市民对城市建设的作用, 宣传新市民对实施城镇化战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摈弃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危及城市就业和社会治安、加大基础设施承载量等错误认识, 批判乃至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行为, 逐步形成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合法劳动的社会氛围, 不断培育城市原有市民与新转化市民的亲和感和认同感, 逐步实现二者的同质化。

五、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 并逐步实现市民化, 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而来的, 在市民化进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打破身份与职业的分割, 完全地融入城市。只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和谐共存, 才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才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客观条件的创造而言, 社会或政府的干系重大, 政府应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就业、居住及成长的环境。主观上, 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以促进较快融入城市。

所以, 以政府为主的来自社会提供的柔性关怀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 是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城市文明的双行线。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全方位演进为市民, 曾经附着在“农民工”这个词语上的屈辱感才会成为历史陈迹。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97.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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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益龙.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28-3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9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对策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然而在市民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一时难以克服的主要问题。

1 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的困境

1. 1 身份归属不明确

当前,在经济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跟随父辈一起加入到城市的务工队伍中去。虽然改革开放的大潮日益削弱了户籍在限制城乡人口迁徙方面的作用,但就现阶段来看,城乡二元化体制仍在施行并基本很难打破。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城市各类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及其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虽然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其身份依然是农民,他们享受不到城乡一致的政策待遇。因此,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问题。

1. 2 文化素质及个人素养水平偏低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方面都远胜父辈,但他们普遍缺乏系统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在社会中缺乏与人竞争的知识与技能储备,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只能靠吃青春饭挣得与城市职工相差很多的收入。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就业的稳定。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很难适应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和新兴第三产业的要求。相对于传统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即便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素养仍难以通过供过于求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层层筛选和考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会使他们因产生地位劣势而引起“二等公民”自卑心理和过度敏感,使得他们处处抱着谨慎思想,自觉和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人交往。

1. 3 社会歧视依然难以消除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着“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巨大的困境。首先是经济歧视: 许多城市在农民工城市化融入上人为设置壁垒。当前徐州农民工的落户条件之一是每户每人不低于30平方米。当前房价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这种以货币构筑的经济壁垒对普通农民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实际上是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障碍。其次是身份歧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来自政府对农民工最精确的定位。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城市也并没有敞开胸怀,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非城非乡十分尴尬的身份处境。

1. 4 就业问题仍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阻碍

就业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的问题,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更加困难。目前他们面临的就业困境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就业途径受到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通过熟人介绍来就业,有一部分学历较高的会通过学校或劳动培训机构推荐。二是缺乏职业技能培训。调查发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年中不会参加任何技能培训,虽然有一些会参加培训,但职业技能掌握也有限。三是劳动就业权缺乏保障。据调查,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工资收入在2500元以下,不少一部分在1500元以下,可见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保证他们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需要。工资收入偏低已成为他们就业问题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经常加班,还有一部分加班后领不到加班工资,拖欠工资的现象依然存在。

1. 5 法律体系不健全和维权保障难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央文件也明确要求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中去。在20世纪90年代,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还没有向农民工开放,而现在有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参与到城镇社会保险,这表明农民工在城市享受更多的权利。但是,还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尤其是2 /3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参与到城镇失业保险。就目前来看,相对于适用城市职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多而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关于劳动者权益,特别是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体系建设仍大多漠视当前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现实需要,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进度仍十分缓慢。

2 解决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的对策

2. 1 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都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根本原因。户籍改革的目标就是在保证对人员流动进行规范管理的同时,能够保证居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户籍上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差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起城乡有序流动的机制,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问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

2. 2 建立和完善城乡就业制度,规范劳动力就业市场

按照城乡统一平等就业原则,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门槛。取消其就业的行政审批、职业工种限制以及专为农民工设置的各种办证和收费,彻底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对于各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进行清理,要大力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使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普遍向农民工开放,让符合规定的公私中介组织进入公共市场场所,进行“一站式和零障碍”服务。在健全和完善农民工就业市场时,各地政府部门应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培育劳动力市场,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

2. 3 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术培训,加速其城市化融入速度

首先是新生代农民工应加强自身层次的提高,加强培训的主动性与长期规划性意识。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强烈的职业培训需求愿望,政府及各级主管部门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也越来越重视,各级农民工培训机构纷纷成立,且基本是免费或低收费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注意收集相关信息,勇于抓住机遇,合理安排工作、学习时间,利用相关政策,积极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其次是切实搞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发挥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以及相关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和优势,共同做好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工作。同时加大力度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使参加培训项目的农民工经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2. 4 要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要和实际可行性出发,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财政与用人单位的承受能力,实行不同的政策和分阶段逐步推进的原则,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点的社会保障度,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优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最迫切、最急需、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需求,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这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这就要政府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2. 5 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识的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10

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在年龄结构上,还是在文化程度、意识结构、利益诉求上,都与以往的农民工群体存在一定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但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结构上都比较年轻,在文化程度上都相对较高。从调查来看,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农民工文化程度在不断提升,新一代年轻化、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慢慢取代老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现代城市乃至当今社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活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获得较高工资。同时,解决了城市众多工厂、企业劳动力的问题。另外,由于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使多种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利于提升城市化水平,推进现代化进程。他们定居城市能够促进城市建筑规划合理化、城市制度合理化以及公共资源分配合理化。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利于缩小发展差距,构建和谐社会。通过收入的提高,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通过身份认同的提高,缩小了阶层差距。从而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原因

2.1 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力

一是经济原因。由于农村收入较低,农产品价格低廉,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因此,他们希望在城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增加收入。二是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由于农村教育水平远远赶不上城市教育水平,很多家长都选择把孩子送往城市接受教育。三是土地制度原因。由于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中,农民只有一定期限内的土地经营权,因此就给土地转让、承包以及土地买卖造成阻碍。农民没有太多土地,而且土地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收入当然也就不高,因此就不得不进城务工。

2.2 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吸引力

从城市的吸引力来看,5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是城市的发展空间更大;47.41%的看法是城市可以享受更多的资源;25.86%的看法是城市工资高,收入高,23.28%的看法是城市生活条件好。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眼里,城市的最大吸引力是城市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资源,收入和生活条件也是两个重要的吸引因素。因此,国家就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并且尽可能使他们能够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资源。同时国家要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最低工资保障,满足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的最低要求。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困境

3.1 制度因素

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有56.9%的人认为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最大阻力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46.55%的人认为是城市住房太贵;25%的认为孩子教育遇到困难;12.93%的认为是户口转变难度大;12.07%认为是不能享受到和原城市市民同等社会保障。稳定的工作、住房、孩子的教育以及户口是首要的四大阻碍因素。因此,合理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显得尤为重要。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高,由于政府对医疗保险的重视,使得医疗保险的比例相对而言要高于其他保险。因此,政府是促进社会保障向前推进的主要力量,政府要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国社会保障水平。

3.2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

第一,农村身份认同的桎梏。在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0%的人认为自己还是习惯农村生活,仅12.93%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不习惯农村生活了。这既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表现,同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阻碍。说明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程度还非常低,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生活观念,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他们市民化进程。另外,从他们的身份认同来看,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仅占5%,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占86%。还有少部分人认为自己两者都不是和说不清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介于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需要经历的一个身份认同的转变过程。但从调查结果来看,这类人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第二,城市认同感的缺乏。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有33.62%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意自己在城市的地位很低,21.55%不同意,9.48%非常同意,5.17%非常不同意。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认为自己在城市的地位很低,这种观念和看法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阻碍其市民化。另外,从在城市的居住状况来看,50.86%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与家人一起居住,28.45%的单独居住,20.69%的住在集体宿舍。由此可见,他们的交流对象是相对比较单一的,这将不利于他们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也就不利于他们选择继续在城市生活。

3.3 社会环境外部因素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交往程度较低。在与城市人的交往情况中,52.59%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交往较多,关系融洽;43.1%的很少来往,关系一般;4.31%的几乎没有来往。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新生代民工融入城市的速度,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同时,也说明城市中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城市人大多和城市人交往,农村人大多和农村人交往,这将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来自政府的关怀。当在经济上或生活上遇到麻烦或解决不了的困难时,仅3.45%的选择求助相关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还需提高。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对待每一位公民时,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只对本市的居民服务,对于“外地”来的就不管不顾甚至提出苛刻的要求,这不是人民政府的表现,而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

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61.21%的认为成为城市市民最先要解决的是工作,52.59%的认为是住房,22.41%的认为是社会保障,21.55%的认为是孩子教育,9.48%的认为是户口,3.45%的认为是家乡的土地。工作是在城市赖以生存的保障,也是居住在城市考虑的首要因素。其次,便是住房,这是一个较为直接的因素。接下来便是社会、孩子的教育、户口以及家乡的土地。因此,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市民化,就要针对这些方面,既要全面改善,也要有重点突破。根据轻重缓急把握重点,逐个改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多条件。

4.1 完善相关制度保障

4.1.1 完善就业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提供保障。

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6.9%的认为影响他们就业的障碍是文化程度,53.45%的认为是社会关系,51.72%的认为是技能。可以看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最主要的几个因素是文化程度、社会关系和技能。社会关系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又一重要因素,有几位新生代农民工还把这项因素单独列出来,可见他们对这项影响因素感受深刻。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就业市场还很不完善,就业制度还存在缺陷,依靠关系进入岗位的现象普遍存在,当然这种关系也有可能是一种良性的人际关系,但我们这里主要是理解为一种“走后门”式的,不正常进入工作岗位的手段。这必然会导致不公平就业,一方面不利于发掘有能力的人才,造成人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会增加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

要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就要完善就业制度,规范就业市场。在员工招聘、任用、奖惩、权益保护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确保真正有能力的人得到重用。对于在用工方面不公平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或者相应负责人,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处罚,为社会公平用工创造良好制度条件。同时需要国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鼓励新生代工自主创业。

4.1.2 完善住房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居住提供保障。

由于经济方面以及当今房价不断攀升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购买理想的住房。因此,完善住房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为廉价的住房成为国家一项重要任务。一方面,国家要出台相应政策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压力,适量提供一些保障性住房和廉价公租房等。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制度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也就是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变为购买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4.1.3 完善社保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稳定生活提供保障。

一方面,国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保险的重要因素,国家通过再分配将财政更多的倾向社会保障,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率。另一方面,我国的商业保险水平还不高,国家可以采取相关措施提高商业保险业的积极性,激发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活力,形成良性竞争态势,激发社会保障活力,从而提高整体社会保障水平。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充分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提高他们在城市居住的信心。

4.1.4 完善户籍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定居提供保障。

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打破户籍壁垒,使我们的人民无论在我国的哪个角落,都能享受到和当地人民同等的权利和社会资源。一方面,当今我国社会出现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其直接因素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在务工当地就读。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不再像农民,也难以摆脱农民的身份。要改变这种现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就要完善户籍制度,使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4.1.5 完善土地制度,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稳定生活的阻碍。

一方面,国家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交易市场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自行处置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另一方面,国家要确保农民工土地收益,制定相关土地承包制度,保障土地承包后农民工能够得到稳定充足的收益。在对于土地承包后的不同用途类型,也应规定不同的价格标准。同时,要考虑给予农民工土地适当补偿,保护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4.2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

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他们长期在城市以打工为生,但他们普遍存在着身在城市又不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心态。一方面通过完善户籍制度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农村身份认同,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减少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身份的差别;降低户籍转变难度,使新生代农民工也可以拥有城市户籍,减少由于户籍带来的身份剥离感。另一方面加强城市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交流,打破阶层固化,企业可以开展相关联谊活动,营造融洽的城市生活环境和企业工作环境,给予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管理的机会,提高他们城市主人翁精神。

4.3 增强政府服务水平,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政府要秉承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承担起对人民负责的责任。一方面,要整合城乡各种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无论在哪儿都有学可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真正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另一方面,城市政府与农村政府要加强沟通,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也要协调工作,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有效协商,妥善解决。借助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技术,大力推行电子政务,精兵简政,加快推进“大部门制”体制改革,共同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和更多帮助。

4.4 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的发展,岗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这里的文化程度主要指综合能力。一方面,就需要国家和企业对员工进行有效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业务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要提高教育质量,有针对性地培养“专才”或“通才”,与社会紧密接轨,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韩玉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1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372-04

收稿日期：2013-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编号：12YJA790085）。

作者简介：张洪霞（1981—），女，四川射洪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人事测评工作。E-mail：zhanghongxiasc@yeah.net。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据统计，在2.4亿农民工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6%[1]，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体制下，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拥有市民身份，陷入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成为漂泊于城乡的“边缘人”，这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然出路在于稳步推进市民化，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表现在：（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问题。王桂新等以上海为例，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2]。张华等通过对339户新生代农民进行实证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做出抉择”的结论[3]。（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问题。刘传江等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4]。张斐通过建立1个包括 8 个二级指标和 9 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计算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5]。（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路径问题。胡杰成指出户籍分割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的市场弱势是新生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市民待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加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力度等解决对策[6]。胡江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指出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7]。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水平以及障碍的关注颇多，而且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研究者将已经市民化和尚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来剖析制约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制约市民化的障碍研究也多集中于制度体制层面，很少有研究者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内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已市民化和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采用Logistic逻辑回归方法，着力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建议。

1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描述

1.1样本选择

2013年1—3月，课题组成员对全国84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824份，回收率达到824%，剔除不合格问卷27份，有效问卷为797份，问卷有效率为79.7%。对搜集的数据采用SPSS 17.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2样本基本特征

由表1可见，在调查的79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32人，占受访总体的54.2%；已婚者占大多数，达到7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主体，约为73.8%，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46.9%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以从事体力性劳动为主，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占68.3%，这使得农民工在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捉襟见肘；打工年限为3年及以下的外出短期打工者居多，占55%；80.6%的受访者来自东部较发达地区。

2研究变量、假设与模型

2.1变量选择

2.2研究假设

2.2.1新生代农民工背景信息特征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的角度看，女性由于劳动参与率不高及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其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其实现市民化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已婚的农民工且配偶在同城打工者较之于未婚者或已婚农民工但配偶在家乡或在其他城市者，其市民化的可能性更大；月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倾向更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其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层次越高，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2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技能证书是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操作变量，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市民化；打工时间是农民工工作经验的操作变量，打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市民化倾向越强；接受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提升的手段，接受培训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市民化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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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对市民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异质的交往对象越多，其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用“遇到困难时可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这2个变量来对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社区活动参与情况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量化指标，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2.3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本研究就“您是否已经在城市落户”作为受调查对象市民化实现与否的表征，定义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11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运行结果

本研究运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剔除标准水平α=0.10），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0.05%及以下水平上统计显著，得模型2。由表3可见，模型1和模型2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这2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模型2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差异，模型2中“打工时间”与“社区参与情况”这2个变量的显著性均优于模型1。因此，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3.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分析

3.2.1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月均收入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且在已经实现市民化和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影响显著。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系数为-0.653，在0.01统计水平下显著，男性比女性实现市民化的倾向更大，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劳动参与率较女性更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机会更多。平均月收入也是制约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素，影响系数为0.364，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水平越高，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也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推进市民化的实现。

个体背景特征变量中“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市民化实现作用不显著，说明婚姻现状与从事的职业类型并不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3.2.2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人力资本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时间2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模型。首先，受教育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0.534，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实现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与研究假设一致，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物质资本的获取能力更强，这为市民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打工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95，且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也与研究假设一致。打工时间越长，市民化的实现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在城市打工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必然增加；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这有利于推进其实现市民化。

技能证书和接受培训时间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或仅有初级工证书，而且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闲暇时间参与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在调查中近5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仅有2.6%的农民工参加过3月以上的技能培训。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识总体上较低，故其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不明显。

3.2.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中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均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主要交往对象的影响系数为-0.61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交往对象以城市人为主，即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这一变量影响系数为0.367，该变量与市民化呈正相关，表明求助人数越多，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市民化的实现倾向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的状况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514，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也呈正相关，社区参与越频繁，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多，越能推进其实现市民化。社会资本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均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程度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指标。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过程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构和再生的过程，超越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构筑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次级社会资本，在与城市社会不断加深的互动过程中，次级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直接地学习市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增强农民工动员和调动城市社会资源的能力，故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异质性强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关键因素。

4小结与讨论

利用全国797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据，从个体背景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方面阐释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人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这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大于女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人为主，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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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为成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需要从以下2个方面加以努力：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政府应着力加大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提高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对已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种职业培训机会，增加他们的知识含量和技能素养，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培训，这不仅能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含量，增加自己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而且能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利于其实现城市社会的融入。

（2）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集聚特别是异质性社会资本的集聚，对实现市民化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工自身要摆脱封闭、同质性强的社会网络的桎梏，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城市社区组织和用工单位也需要通过开展群体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满足他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扩大其社会交往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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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杰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J]. 中国经贸导刊，2011（4）：38-39.

[7]胡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123-128.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篇12

关键词：社会遗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一、对社会遗传的理解

从性质上, 遗传可分为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生物遗传是亲代的性状在后代中得以表现的现象, 这是动物和人所具有的共同属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不仅是生物属性的简单复制, 还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 传承着社会属性。正是由于社会遗传, 人类才有了发展, 社会才得以延续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遗传对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生物遗传。

既然社会遗传对人类发展和科学研究意义重大,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遗传?尼·彼·杜比宁把社会遗传看成“是这样一种动力, 它把人类生产力、整个文化的发展结果都集中在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中, 从而被纳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机制中。”这既分析了社会遗传的哲学基础, 又揭示了社会遗传的社会学意义。从哲学上讲, 社会遗传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对象化和内化的过程;从社会学上看, 社会遗传是人类自身社会再生产的延续, 是历史经验的积累和发展。这是对社会遗传偏重宏观的解释。本文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 因此在社会遗传的宏观基础上, 关注社会遗传的微观理解。社会遗传就其表现形式体现为社会通过一定媒介向个体社会成员传递价值观、知识、技能等, 从而使个体具备由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适应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各种条件。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遗传分析

一般地说, 生物遗传可以影响下一代, 而社会遗传不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认社会遗传的作用, 社会遗传仍以间接的方式延续着。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这类似滕尼斯提出的由“乡土社会”到“法理社会”, 抑或是雷德菲尔德的“小型俗民社会”到“大型城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 依靠传统、习惯为控制手段的社会转变为以非正式组织为联系媒介, 依靠规范、法律为控制手段, 成员价值标准多元化的社会, 这些概念和范式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如果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接近于“乡土社会”或“小型俗民社会”, 城市社会类似正在形成的“法理社会”或“大型城市社会”, 那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应该就是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了。从社会遗传的环境载体上看, 社会遗传有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和城市环境的社会遗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既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生活或工作在城市之中, 因而这种划分对于分析社会遗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有着积极意义。

(一) 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 但是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仍旧影响着他们。这主要是基于亲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的影响。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恩格斯认为, “个体婚制 (家庭) 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 根据这种形态, 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从社会整合的角度, ‘家’或‘家族’是执行整合功能的文化———伦理单位。”中国的家庭的功能是强大的, 它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功能外, 还有文化传播、教育、娱乐等功能。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家庭这个媒介接受着带有政治色彩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的农村社会遗传, 身份意识、乡土文化被强化认同。然而, 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社会遗传的认同受到城市环境的冲击而呈现出矛盾性, 他们在怀疑中接受, 在彷徨中认同。

(二) 城市环境的社会遗传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生活在城市, 并且在城市中长期生活的意愿大大强于老一代农民工。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家庭的经济的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替代, 家庭的教育功能也由于教育的社会化而仅保留了部分功能。新生代农民工远离家乡、亲戚, 甚至有的远离父母, 通过家庭为媒介而发生作用的农村社会遗传的影响被弱化, 他们接受社会遗传的环境重心也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种正式组织接受城市环境的社会遗传, 受到先进科学技术、多元化价值观、现代文明成果的冲击, 他们对农村原有保守的乡土价值观和文化遗传的认同度降低。社会进步需要有先进的理念代替落后的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的影响, 有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如此分析问题似乎过于简单化, 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根据笔者主持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文化教育需求研究”课题组的调研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也受到了阻滞:他们虽然有较强的文化教育需求, 但却不能把有效的需求转化为实际行动;他们对城市的繁荣和先进文化有着无限地向往, 但自身的娱乐生活单调、文化资源匮乏, 不能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先进手段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些现象也直接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遗传的低认同, 在价值观上恪守着更多的保守与落后。

新生代农民工本应受到更多的城市社会遗传因素的影响, 但是由于我们人为地强化某种社会遗传的意义, 使社会遗传带上某种自然遗传的属性, 整个社会阶层就会处于顽固的稳定状态, 积累隐性的社会矛盾。老一代农民工生于农村, 长于农村, 遗传着农村的社会遗传也不足为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生于农民或农民工, 从小更多地接触的是城市生活。就社会遗传而言, 他们更多地遗传着城市因素, 但是传统社会身份的固化与滞留阻碍了他们的身份转变与心理认同。

三、进一步的思考

上述分析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脱离了农村环境的社会遗传, 向他们父辈一样“农民化”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他们虽然待在城市却由于环境阻碍了有益的城市社会遗传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传递, 他们要享受城市的公共物品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市民化过程困难重重。有学者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层次、社会层次和心理层次。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在城市中工作获得经济报酬而实现经济层面的市民化, 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实现社会层面上的市民化, 最终实现心理文化层次的市民化, 即内化城市的价值观, 对城市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实现了第三个层次的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从农民身份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上的适应能力较强, 现有的制度也给予了他们很多便利, 如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险、维权帮助甚至养老保险等等。他们实现经济上的市民化已经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初级阶段, 但是社会层面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市民化进程却停滞不前。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曾提出文化滞后的解释, 他认为文化的各部分变迁速度是不一样的, 物质文化比非物质文化变迁早, 非物质文化各部分变迁也有先后, 一般总是制度首先变迁, 其次是风俗、民德, 最后才是价值观。虽然价值观的转变不可避免地要落后于制度的转变, 但是如果二者差距过大就会产生诸多矛盾和不适, 影响城市化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这需要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有所侧重, 用支持性政策缩短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完全意义上市民化的进程。从社会遗传角度分析, 我们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提供有效的途径, 如: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 利用公益性教育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资源短缺而造成的弱势地位;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公共图书馆,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逐步地让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条件接触网络资源, 避免“数字化区隔”造成的信息占有和利用的弱势。通过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有利的城市社会遗传环境, 提高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能力, 增强他们自我支持和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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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四卷) [M].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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