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农民工

新生农民工（精选12篇）

新生农民工 篇1

摘要：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 从其自身因素出发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途径, 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涉及到婚姻、身份认同、健康以及流动等方面。如周文伟, 侯建华 (2010) 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城市化与婚姻的互动与关联问题进行探讨, 并将这一问题纳入社会结构体系中来展开研究。李蕾 (2010) 则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分类矛盾和未来归属矛盾两个方面。齐爱华 (2010) 从法律需求角度出发, 研究如何改善其生存状态。颜琴 (2010) 从职场压力过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危害问题入手提出如何重视和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身心健康调试。柴海瑞 (2010) 较全面地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工资拖欠,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职业技能水平低, 社会保障水平低等方面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分析

2.1 性别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 女性占56%, 男性占44%, 且行业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批发和零售业从业比例为女性67%和男性42%, 住宿和餐饮业从业比例分别为女性14%和男性8%。这加剧了这些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借鉴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理论, 从性别角度出发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更有利于就业的稳定和发展。

2.2 年龄特征

根据样本数据, 我们计算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2.5岁, 标准差3.1岁, 即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年龄集中在18.4~25.6岁。从年龄角度分析, 由于年轻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多时间用来学习新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还有很多机会, 就业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潜力。

2.3 工作稳定性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自由度很高, 具有明显的就业流动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1年以内换过工作的占31%,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性更高。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得出,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的达34.5%, 而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的仅占23.3%。由于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以及工作乏味等问题时, 更倾向于进入其他工作单位或行业工作。过于频繁的就业流动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积累行业技能, 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

2.4 文化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大部分集中在初中和高中这两个阶段, 而受到中专和大专教育的人数则较低。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但是工作技能较低。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愿选择较低层次的工作, 而不具有工作技能又使得他们很难找到满意的高层次的工作。

2.5 工龄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龄大多数只有1~4年, 熟练工人的数量较少, 新生代农民工还不具备某一行业的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专业技能的缺乏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某些行业, 削弱了该群体的就业能力。

3 提升就业能力的政策建议

3.1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新生代农民工应充分了解自身的相对优势, 选择具有一定就业优势的行业。例如, 女性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就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男性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就业具有一定的优势。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批发零售业也不乏男性农民工的现象, 启示我们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男性流动到这些行业可能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

3.2 树立正确的从业观, 积累行业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未婚人员占绝大多数,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 工作流动性较高。频繁的就业流动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行业技能的积累, 不利于城市生活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应学习老一辈认真负责的从业精神, 多积累相关行业的经验, 以谋求在某一行业的长远发展, 而不应频繁变换工作。

3.3 利用文化水平, 加强技能学习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 但就业技能低, 影响到该群体的就业发展。农民工大量拥入城市就业, 而城市建设仍缺乏高技能、高水平的技术工人, 这一现状反映出高技工的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应利用自身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 积极主动学习各项工作技能, 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 争取早日成为高技能、高水平的技工, 拥有更高的就业能力, 为今后在城市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J].中国劳动力, 2010.

[2]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 2009.

[3]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0

[4]罗霞,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学, 2003.

[5]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J].人口研究, 2010.

新生农民工 篇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

调适

2010年10月28日09:58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8期 作者：徐新林 浏览：

106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人，占到全国1.5亿外出打工农民的60%，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从成长环境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一类是随父母在城市出生或成长的。不管哪类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都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与父辈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生存发展所遭遇的非传统挑战，不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必然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

1.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融不进城市。从职业上讲，农民工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快融入城市。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区，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有3.8%。另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但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所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对农村日益疏远。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

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真正做“城里人”。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由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心在城市，“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无根的一代”。

2.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职业选择上却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面对的形势和要求却大不相同。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只要肯出力就能生存。新生代农民工却面临着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新生代农民工欲顺利就业，必须二次培训，全面提高自身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另一个庞大群体———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种非传统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技能不精并存，他们普遍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家庭的溺爱中长大，独立性差，团结协作和包容性不足，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低，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闹别扭，提要求，甚至辞职。过于频繁地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

3.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受到社会歧视。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装束、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第一代民工看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诉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还与城市存在一定隔膜，制度层面、市民层面等都对他们有不客观的认知和明显的歧视，致使他们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向上流动的诉求难以实现。4.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时，41.7%的人选择愿意，42.4%的人选择无所谓，只有15.9%的人选择不愿意。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很愿意和城里人交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远离主流社会的居住点，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共同亚文化，并对处于其中的农民工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扩展性和传递性，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也会造成极其不

利的影响。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非传统挑战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实质上是其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显性的制度的障碍，也有隐性的文化的制约。

1.生活环境的变迁。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文化背景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自身涂上基本的底色，对其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产生着隐性的排斥作用。脱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置身喧嚣的现代城市文明，从第一次社会化必经的“生理断乳”，到新环境下的将要面对的更为痛苦的“心理断乳”，城乡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使得他们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对城市文明接受度更高，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撼，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走向堕落的道路。

2.制度设计与社会歧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户籍制度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58年，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成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的载体和核心。近年来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完全打破。而由户籍制度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已逐步演变成了对于边缘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为身份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就业政策歧视、文化歧视、人格歧视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依然把他们排斥在外。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换和重新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互为主体性的交往。人类透过生活世界所达到的沟通，不单使得人类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可能，而且进一步发展、改进和更换其在社会的角色和自我的认同。从农村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重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通过交往融入主流城市文化。但他们不少人仅活动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有的接受城市文化的做法只是停留于简单模

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层次，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急于得到文化认同的心理期待被深深埋藏;有的难以抵御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把农业文明中的好的传统也扔了。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打破旧的角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不适应。多数不能在精神上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

新生代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软肋。除专业技能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却基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普遍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但对未来心理预期过高，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因失望而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的社会调适

超过1亿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温家宝总理说：“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全局来考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项制度改进的单兵突进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根本解决之道，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1.制度层面。首先应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歧视，分步骤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要创建平等的就业制度，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权利，不断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尽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政府、社区、市民层面。加大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要在就业方面对进城农民多加指导，推动市场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要在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建设和分配方面，逐步向农民工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居有其所。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社区作为联结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纽带，向农民工传递着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

变着农民工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此，我们要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功能、教育功能、互助功能等，使之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接口。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养成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在城市社区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必须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培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要调整好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各种市民活动，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真正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

4.社会层面。进一步关爱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积极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咨询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化解其心理压力和郁结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实际问题，改变其不合理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使他们逐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参考文献：

走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 篇3

可是,城市对于他们,却依然那样陌生。高企的房价,就业、就医和孩子就学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城里人有形或无形的“另眼相看”……这些,让他们感到有些迷惘,有时或许还会感到有些“受伤”。

那么,城市该怎样敞开怀抱,做好接纳这部分人的准备呢?他们的家究竟在哪里?未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家乡,他们该作出怎样的抉择?

期盼“同城待遇”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

2月3日,安徽阜阳火车站出站口,吕侠伟拖着一个行李箱快步走出来。与身边一些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相比,他显得很轻松。吕侠伟高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技校,现在江苏昆山打工快两年了。由于工资不是很高,他选择住工厂的宿舍,每天就在食堂吃饭,只要几元钱。

“我在家是独生子,从小也没干过什么重活儿。我还是希望将来有一份工作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能,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吕侠伟说。

在外打工,吕侠伟似乎总是缺乏“安全感”,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希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完善。有了更多保障,咱们也好安心打工。”他说。

虽然在杭州创业小有成功,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湖南岳阳的彭哲也有烦恼。“比如看病,杭州本地人每人都有医保卡,而我们外地人却一定要全部自己掏。”有一次为追小偷,彭哲直接从家里的二楼跳下,右腿摔伤,花去两万多元医疗费,由于是外地人,他无法享受杭州的城镇医疗保险。

和每个“80后”一样,彭哲也想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想要融入这个城市首先要有一个落脚点,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但中心城区动辄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房价,让他只能望楼兴叹。

而最大的问题是,彭哲总感觉无法融入当地。“无论是方言、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时时在提醒自己是外地人”。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在广东打工的李晓玲这样期待。

李晓玲的家在湖南安化县乐安镇。2004年,她读完中专后南下广东,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如今已在企业营销部得到一个不错的岗位。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城市不仅有太多的诱惑,还有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只有中专文凭,又没有一技之长,压力很大,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李晓玲说,“稍微有点差池,随时都可能下岗,还要面对和忍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她经常要加班加到凌晨,却没有加班工资。她也曾想放弃这份工作,可更好的工作又在哪里?

她的内心有些“纠结”:尽管在大城市有种种不顺心,但毕竟已经适应了,无论如何,她更愿意留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闯荡。

身份认同存在困惑

“说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说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民还是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而对他们的父辈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

河南固始县的务工青年王大毛,就经常困惑于这些问题:“说我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连犁把都没有摸过;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身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实际上,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种种差异依旧那样清晰,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许多打工者的奢望是周末能休息。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更多人希望自己被划归工人群体。可是,在总体上,或者说在很多方面,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老家河南驻马店的徐丽丽在郑州打了5年工,尽管她自己觉得已经融入郑州,可是“打工妹”的身份让她了无归属感。23岁的她现在迫切盼望找个好婆家,条件之一就是,对方一定要是郑州人。她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尴尬身份。

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由于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特别是初中后教育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说到教育,在重庆打工的田汶鑫感触颇深:“孩子已经4岁了,转眼就要上小学。他现在是跟着父母在老家四川武胜,但将来会到重庆读书,这里的教育肯定比老家好。周边的学校我都去了解过,有免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不知道教学质量如何;稍微好点的学校,赞助费又太高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三个矛盾: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工资水平不高的矛盾,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公共服务的矛盾,社会上的歧视冷漠与自我保护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政府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处长彭家海说。

“未来的路,未必都在大城市”

回家,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城镇也可以有大作为。

前几天,郑小寒收到曾经打过工的广东东莞一家企业发出的邀请,但已经不愿再去那里打工了。他在家乡的一个花炮厂已经工作一年了。

郑小寒的家乡在湖南临湘县。8年前,他南下东莞,开始在异乡闯荡。通过努力,后来在当地一家大型摩托车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这家企业遭受重创,面临停产,他不得不黯然返乡。

在临湘县就业服务局的帮助下,郑小寒凭借管理经验,在当地一家花炮厂找到了新的工作,而这家工厂的厂长李涛,也是一名返乡农民工。虽然花炮厂开出的工资不是很高,无法与沿海地区的薪酬相比,但农村消费低,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离土不离乡”的条件,仍然吸引着200多名从沿海返乡的年轻农民工。

李涛说,他之所以看重新生代农民工,理由很简单:他们在大城市中,既积累了市场经验,又有一定的技能。在他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生力军。

和郑小寒一样,当许多人选择留在城市的时候,也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家。

在湖南武冈县经营三轮出租车的王军曾在沿海地区打工。2007年中学辍学后,王军像村里大多数青年一样选择去广东打工,他从事的大多是重体力劳动,每月的工资也很微薄,只有300元。

2008年底,由于未能领到工资,没有凑足车旅费,他留在广东东莞。平生第一次在异乡过年,未免有些伤感,同时也让他思考未来的路。

2009年,王军回到家乡。正好赶上“家电下乡”,他买了辆三轮车,三轮车5000元,政府补贴了700元。“虽然三轮出租车的利润不是很高,但比我在外面打工肯定强。”王军说,“我们这一代农民工的路,未必全在大都市,小城镇也需要我们。”

为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岳阳市在汴河街打造了返乡农民工“创业一条街”,4个街区内共设160多个铺面,并出台了包括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小额贷款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市就业服务局局长姜继辉介绍,目前,汴河街的经营户由原来的64户发展到98户,就业人员也由620人发展到1000多人。

新生农民工 篇4

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是指拥有农业户口、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80后、90后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农民工群体的代际交替, 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和主要力量。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 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 占到了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 533万人来推算,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 487万人。[1]有人预测,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还将以每年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要不了10年, 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将会突破2亿甚至更多。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之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所谓市民化, 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2]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个人生活特色化的时代, 随着城市居民闲暇意识的日渐增强, 他们的闲暇活动内容也日益丰富多彩。然而对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他们的闲暇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课题组对来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和个案访谈对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在北京打工或经商的农村青年进行抽样调查。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86份, 有效回收率为93%。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后输入计算机, 利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为了深入分析, 课题组还对6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 以此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资料。调查结果和分析如下:

1. 闲暇价值观:淡漠且呈世俗性

调查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价值观普遍淡漠, 如有41.2%的人不知道在闲暇时间里要做什么;另有36.1%的人随心所欲地度过闲暇时间;而能够合理地有计划地安排闲暇时间的仅占8.6%。正因为闲暇价值观念淡漠, 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忽视了对闲暇时间的合理规划, 使得他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处于无意识和不自觉状态。

闲暇作为社会时间的存在,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曾将闲暇的价值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休息和娱乐;二是促进人的发展。充分而又合理的闲暇生活不仅可以愉悦身心, 而且还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据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做的—项调查显示, “对未来10年最重要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的选择”排在前几位的是:自我支配的自由时间、工作与娱乐的统一、对个人创造力的认可、非金钱的回报、对社会的回报。这表明了闲暇对于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然而本次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闲暇价值理解得并不深刻。在“闲暇生活最主要的目的”的选择中, 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放松休息 (38.2%) ;娱乐 (29.4%) ;愉悦精神 (20.1%) , 而选择“自我发展和提升”的仅占10.6%。可见,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意识不到闲暇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而是将闲暇价值的理解放在放松身心, 追求快乐等直觉体验上, 进而呈现出对闲暇认识的世俗性特征。

2. 闲暇活动方式:多样但层次不高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诸如旅游、健身、度假、社交、文艺欣赏、学习研究等多元化的现代休闲方式已成为当下都市生活的常态。有研究者根据调研, 把闲暇活动分为:大众传媒及阅读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书籍等) ;社会交往活动;各种娱乐和爱好活动 (看电影、玩电脑、养花鸟鱼虫等) ;闲呆和闭目养神;不以购物为目的的逛街、逛商店等;健身运动;休闲学习和教育活动 (自学、上网获取信息等) ;从事有收入的活动 (炒股票、咨询等) ;参与社会工作或公益活动;其他休闲活动 (如从事宗教活动) 等十大类, [4]足见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的丰富多彩。对于在城市里努力打拼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他们大多已适应了城市生活, 并喜欢上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渴望能够像城市人那样享受现代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之余已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单纯地睡觉、聊天、打牌, 而是更多地开始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然而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虽然较为丰富, 但层次却不高。美国学者纳什根据人们在闲暇时间内所从事活动的价值, 将闲暇活动分为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活动、纯官能享受性活动 (如赌博、沉溺网络游戏等) 、被动消极观看活动 (如看电视、心不在焉翻看小说等) 、情感投入观看活动 (如看演出等) 、积极地参与活动本身 (如运动、学习等) 、创造性地参与活动 (如发明、创作等) 六个层次。根据纳什的闲暇层次理论,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大多集中在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 即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上。调查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排在前三位的是:上网 (46.7%) 、看电视 (38.1%) 、看小说杂志 (24.7%) ;以下依次是:玩手机、听音乐、和同事老乡聊天、睡觉、逛街购物、学习文化技术、游览、K歌、其他活动。在上网活动中, 排前三位的是玩游戏 (58.1%) 、看电影电视剧 (39.6%) 、网络聊天 (32.8%) ;以下依次是:听音乐、进恋爱交友网站、看新闻、发贴、学习知识。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活动中是以消遣娱乐型活动为主, 而“积极参与活动”或“创造性活动”层面的活动不容乐观。

3. 闲暇心理体验:满足感和幸福感缺乏

休闲是人的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也是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当人们体验休闲时, 总会涉及某些具体的行为, 而这些具体的行为至少会被参与者本人认作是独一无二的。当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越来越具备休闲的性质的时候, 它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将不是深思熟虑, 而是—种直觉。当人们因为休闲本身而体验它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和一条富有启发的线索, 它表明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世界, 表明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表明了生活所带来的欢乐。[5]正是这种快乐, 使人们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梦想来到城市, 他们渴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的生活。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使他们备感无奈。调查显示, 有73.2%的人对闲暇生活感到不满足, 缺乏幸福感。究其原因:一是工作时间过长。超过8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8小时, 加班2个小时以内的占59.1%, 加班2-4小时的占36.6%, 另有4.3%每天加班超过4小时。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休息权益基本得不到保障, 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 加班成了常态。闲暇时间是衡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超负荷的工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身心疲惫,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闲暇活动。“一天活干下来, 再坐近2个小时的车回家, 累得不行了, 常常是电视还开着就睡着了, 哪有时间干别的呀” (小郝) 。二是经济收入不高。调查显示, 在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基本上在1 000-3 000元之间, 远低于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 (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 2010年本市职工年均工资为50 415元)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 它不仅决定着消费支出的数量, 还决定着消费支出的结构。当收入较低时, 人们花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支出会更多一些, 而收入提高后, 旅游、娱乐、教育等的支出就会加大。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各种消费休闲场所很少光顾, 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 重视闲暇生活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休闲已经成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根据王琪延等人2001年的调研, 北京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 成为生活时间的主要组成部分。[6]休闲使得人们“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 返回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 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 并因此而使生活富有意义。”[7]

当城市居民享受闲暇活动带来的快乐时,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却出现了“问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方式, 然而工作时间长、闲暇时间少、收入水平低等现实因素制约着他们闲暇生活的质量。

闲暇生活“问题化”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问题, 更是关系到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城市社会发展与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 健康而合理的闲暇生活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得到放松, 恢复体力和精神,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让他们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同时, 由于是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身心发展的特点、习惯等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方式, 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其潜能和天赋, 这无疑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 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城里人”。另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希望和梦想来到城市, 然而“边缘人”的地位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生活和心理压力。健康而合理的闲暇生活, 不仅能够缓解压力, 保持身心健康, 而且当新生代农民工对闲暇生活感到充实和满意时, 淳朴的本性则会使其自觉地维护城市的公共秩序,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2.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需要教育和引导

拉格内森认为, 改变了某个民族的闲暇品性就可改变这个民族的整个个性和这个民族的效率, 因此, 闲暇教育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是一个附带的任务。作为教育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闲暇教育能够告诉人们如何“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 并引导人们开展充实个人生活、发展个人兴趣的活动。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思想更为活跃, 受教育水平普遍更高, 但一直以来由于学校、社会和家庭很少重视对青少年进行闲暇教育,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赚更多的钱, 以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即便有时间休闲,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也将闲暇时间主要消耗在消遣娱乐活动上, 而真正属于能提高自身素质的发展提高型活动则很少。J·曼蒂指出, “无能力处理好闲暇是造成酗酒、吸毒、自杀、趋从社会上不良行为以及其他种种变态疾病的主要原因。”[8]因此, 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闲暇教育, 以帮助他们提高闲暇生活质量。

首先, 要通过宣传,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念, 主要包括如何认识闲暇的本质, 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个体发展的关系, 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等。只有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对自己的闲暇行为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和评价。

其次, 要通过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技能, 如交际技能、文艺技能、体育技能、旅游技能和鉴赏技能等。只有培养良好的闲暇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 丰富自己的闲暇生活, 增强自己的精神体验。

最后, 要整合多方资源, 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教育的运行网络。政府要努力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环境, 积极创新休闲资源的配制机制, 增加适合农民工需求的休闲资源;社区要积极吸纳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 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农民工所在单位也要强化责任, 处理好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等。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2]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4) .

[3]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 2003, (5) .

[4]王雅林.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50-51.

[5]章海荣, 方起东.休闲学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183.

[6]马惠娣, 张景安.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159.

[7][美]托马斯.古德尔, 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成素梅, 等, 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19.

新生农民工 篇5

摘要：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逐渐凸显，接二连三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得仔细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呢？本文通过网络搜集大量资料并采访了部分农民工和一些城市居民，就这个问题从社会问题导致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方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 农民工 心理压力 生存压力

正文：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想的是挣钱回家盖房，但新生代农民工想的却是扎根城市。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一同的教育环境

2010年8有29日，1名新生代农民工杀害妻子后自杀。怀着扎根城市的梦想，这对“80后”农民工来到西安打拼。当他们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时，一场琐事引发的争吵，将他们的城市梦想彻底击碎。夫妻之间的争吵本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这对夫妻的争吵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很明显这次争吵导致了一次压力的释放。是什么样的压力对这对新行代农民工夫妇有如此大的威力呢？这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转化而来的心理压力。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有很强的融入城市的愿望。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巨大的困难。有人自嘲道 ：“也许，我们现在还算不上城里人，尽管有房了、生意也做大了，很快还会买车。我总觉得自己的个人素质和外在修养，与城里人还是有差距的。”“或许在别人眼里‘暴发户’这个字眼最为合适”。也有人很迷茫：“我现在很迷茫，自己和这座城市还有多少差距，我应该做些什么，使得自己不再和城市格格不入。”“还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所谓矛盾，到底该如何缓解和消化„„”

2010年5月4日，台州三个新生代农民工相约自杀。5月4日是一个燥热的初夏，三个年轻人相约，来到台州街心的草坪上。这是他们常常相聚的地方，距离他们租住的房子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谈天说地的。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服了毒药，药力很快发作，其中两人抢救无效身亡，而活下来的阿友曾想二次自杀。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目前情绪稳定。他们是“贫二代”。三个90后，都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境遇相似，也都曾怀揣梦想。而他们的青春记忆，却带着苦涩和残酷。事发后，阿友在ＱＱ空间写下了“生命怎么如此脆弱，为何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才知道后悔”，“你们走了，我一个人活着好痛苦”等话语。阿友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贫二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存在着急需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心理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背井离乡，人际关系缺乏，家境贫寒，今后生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他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父辈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更多。他们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着父辈在城里辛苦、肮脏的活计，同样深受着工头、老板的盘剥，同样深受着城市人的歧视，而且他们还面临“腹背受敌”的双重压力。首先，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新生代农民，绝大多数是有户口无田地的。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城里劳命奔波之后，可以踏踏实实回家种那份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们一开始就是一无所有，根本没退路，进城打工是唯一的出路。再就是，不是“城中村”的苦命孩子就是农村里的“留守儿童”出身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小不仅缺乏文化基础课教育，更缺乏农民最基本的技能教育。他们面临着是农非农、似城非城的身份尴尬。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这些正处于年轻力壮的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很多。2009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

市失落感”导致他们中一些人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他们走上不归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什么会面临着重重困境？其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是不是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使这一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分析 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6；G7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1-0445-04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衍生出来的新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社会生产建设中，逐渐取代上一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1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和发展，大规模进城务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也出现了代际之间的更替，许多学者如王春光、徐建玲、刘传江等都通过年龄来划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普遍认为1980年之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口，但在城市（镇）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身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首次被正式阐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2010年2月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即“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这批人[2]。

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并生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一代群体，虽然他们是传统农民工的延续，但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又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1生活目标的转变

老一代农民工始终挂记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并最终回归农村养老。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从小跟随父母在城市长大，有些甚至出生在城市，对农村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准备，相比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1.2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外出务工群体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高于文盲、半文盲、初中、高中、大专的比重。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则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最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而上一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26.5%[3]，通过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的人员比例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所以，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职业教育或培训。

1.3消费观念更加开放

新生代农民工的童年分为2种，一种是作为“留守儿童”跟随爷爷奶奶住在农村，一种是从小跟随父母在城市打工，甚至出生、生活在城市，但不管是哪一种，父母都尽量满足他们物质生活上需求。与老一代相比，他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是相对宽裕的，这些生活经历的转变使他们的消费观念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加开放，他们的工资不再像老一辈那样仅用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追求时尚并享受生活。他们会参加一些培训活动或娱乐性活动，增加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乐趣，受城市现代化消费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储蓄意识逐渐淡化。

1.4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地域更广，且行业分布集中

老一辈农民工因为有深厚的乡土情结，一般都就近选择务工地点，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不再仅限于本省市，而逐渐跨省务工，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如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其中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等服务行业工作人数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2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内涵

教育需求一般分2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从国家或社会的层面来看，主要是指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为社会、组织或个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产生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指个体认为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和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并在城市内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本研究所指的教育需求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出发，是指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进入工作岗位后，为了发展和融入城市生活而进行继续教育的愿望和需求。

2.1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在生活上的压力有所减轻，但在精神上的压力却逐渐增大，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顶着“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打拼，但因为身份问题得不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甚至合法的权益也难以维护，又由于学历、技术等条件制约只能干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收入低的工作，这就致使他们产生不平等的心态，甚至感觉“低人一等”。这些生活、工作以及价值观的冲突，往往会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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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心理压力和问题不被及时发现和化解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社会矛盾，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首要需求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与指导，通过心理方面的教育与引导，使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摆正自己的心态，正确面对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社会差异和不公平现象，教导他们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仇视社会，要学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2.2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但是面对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生产技术专业化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自己仍然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对职业培训要求强烈。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平均水平（表1）。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0.4%，而上一代农民工为26.5%。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虽然仍处在初中水平，但是类型较以往发生了转变，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员比例有所提高[3]。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用人单位需要的是一些接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还严重不足。由于技术问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面窄，就业机会少，工资低，迫使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不仅是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适应市场需求、在城市稳定生活的基础。

2.3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若干意见》中就强调“要十分注意做好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有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切实承担起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责任”。可见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和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想要融于城市，并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就必须强化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现代化的观念、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时对自己进行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道德观教育等，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升，观念得到更新，并且工作技能和整体素质都得到全面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完整的系统性。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早早结束学业投入到工作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接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完整的、阶段性的，并且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组织负责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便于提升他们的思想素质，为其顺利融入城市，成为新的市民打下基础。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3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现状和困境

3.1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教育存在现实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是生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有的甚至从小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他们渴望在城市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更期望在城市定居，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是由于综合素质偏低，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使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临时性的工作，这与他们的预想相差甚远。为了打破这一境况，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技能，以适用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急需接受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的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强调职业道德培养、着重进行适应社会发展和生产发展的实践动手能力的技术培训，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职业技术、技能教育[5]。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选择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通过培训掌握一门技术，以寻找更好的就业岗位。

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同父辈相比，更知道知识和技术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继续教育则成为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获得城市发展空间的必然路径。

3.2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困境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政府和企业作出了很多努力。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从宏观角度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出了部署。对此，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和计划，最有影响力的是国家2004年实施的“阳光工程”，全国免费培训农民工多达数千万人次。除政府部门外企业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某些大中型企业会定期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主要包括企业的历史、精神、工作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工作需要的技术等。虽然政府和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作出了努力，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困境。

3.2.1自身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必须以一定的文化与知识水平为基础。但是有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基本保持在初中水平，由于家庭及社会环境等原因使他们在上学期间对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有的甚至中途辍学，因此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让他们回到学校重新学习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有一部分人因从小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认为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不仅浪费时间，耽误赚钱，甚至容易丢掉正在从事的工作，得不偿失，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城市受到的某些不公正待遇和启示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鸵鸟”心态，使他们固守自己原有的岗位不愿前进，对参与继续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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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缺乏资金支持，培训时间难以调控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事技术性较低的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因此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但是由于受城市生活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又比较超前，消费不仅限于基本生活费用，还注重享受生活和追求时尚，因此可供新生代农民工支配的剩余资金相对较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特点一般都是时间较长、强度较大、假期较少，这就使他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这些因素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资金和时间上都难以接受需要一定金钱和时间的再教育培训。

3.2.3缺乏统一正规的培训机构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一批人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潜在市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出现了大批就业培训机构。但这些培训机构大多以盈利为目的，缺乏统一管理，有些甚至不被政府和用人单位所承认。培训机构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再教育培训的主要实施载体，目前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主要是因为：从培训内容看，课程设置重复、单一、缺乏特色，层次较低，且与就业市场的需要严重脱节；从培训方法看，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没有采用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方式；从效果评估看，重理论、轻实践，致使很多学生抱怨在培训机构学不到什么东西；从后期的就业服务看，大多缺乏实效性，或者只注重就业的数量，而忽视质量[7]。

3.2.4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我国颁布了一些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文件，主要集中在针对农民工培训的措施和步骤，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训配套保障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效果[7]。如新生代农民工因继续教育而辞去工作所减少的经济来源和基本生活保障谁来承担等问题，这些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接受再教育考虑的问题。同时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城乡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存在差异，这就使新生代农民工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城市接受再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能够平等地享受当地的教育服务。

4政策建议

4.1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其在领导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中的统筹全局的领导作用，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

4.1.1制定并落实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工作意义重大，关乎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因此政府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并加强交流与合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制定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如对主动实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用人单位减免部分税款，对主动参加教育培训并且顺利毕业的优秀新生代农民工减免学费，推行教育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等，并且要成立专门的机构督促、监督这些政策法规的执行，切实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实效性。

4.1.2加大资金投入，并保证资金发挥相应的效力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放弃工作，进入全日制学校脱产学习，将有可能完全失去任何收入来源，将会使他们学习的成本增高[7]”。这会大大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当加大资金的投入，一方面加大对教育机构资金的投入，完善教育机构的硬件设施和教师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资金扶持，例如对参与继续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基本生活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在继续教育学习期间的生活压力。

4.1.3完善相关保障制度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最主要的是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化结构，清除附加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农民”头衔。改革并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限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渐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保障农民工在城市享有相等的教育权、医疗保险权等；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法可依。只有改善这些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才能让他们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到再教育之中。

4.1.4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电视、网络、手机报、广播等大众媒介，大力宣传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性，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到进行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让企业认识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员工素质和技能的重要性。

4.2充分发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活动的重要载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培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4.2.1强化培训意识与责任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工厂”，以廉价的劳动力和能源资源市场在世界经济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外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不断寻找合适的途径打破“世界工厂”这一称号。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这就要求企业增强对员工的培训意识与责任感，特别是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吸收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更应该根据企业的发展要求以及职工自身的需求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努力做到素质拓展与技能培训并重，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实现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双赢。

4.2.2加强企业与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的合作企业与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的合作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理论与技术的双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一大障碍是时间难以调控，企业主动与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进行合作，能够合理地分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与学习的时间，避免缺工或缺课的现象，这样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能够提供专业的教师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而企业又能够提供现成的场所进行实践操作，这种合作能够大大地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4.2.3鼓励发展，培养骨干人员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辈工人，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并且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并不仅满足于呆在生产车间做一些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未来。企业要认识到他们对自身发展的需求，并鼓励支持他们的发展。对此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平时工作的特殊表现，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对某些员工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育，并从中选拔优秀人员进一步培育，为企业的发展储备骨干人员。

4.3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观念，树立终身学习意识

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观念与老一代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因此应当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树立正确的继续教育观念，而不是“学习一门技术，找一个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应当从长远考虑，并对自己以后的职业和生活有一定的规划，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到进行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要认识到继续教育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无止境的，想要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这些都要靠接受继续教育来实现，只有掌握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知识和技术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立于城市的保障。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树立正确的继续教育观念，并为自己制定相应的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计划，大胆地设计自己的未来，同时也要克服生活和学习道路上的困难，积极利用身边各种条件参与到各种继续教育培训当中，通过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2010（8）：8-11.

[2]孙陈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教育需求与应对策略[J].职教通讯，2011（13）：39-42.

[3]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R/OL].[2014-09-05].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4]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姚蓉.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N].科技新报，2013-01-09.

[6]邓玲娟，刘巧花，吴红敏，等.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困境、原因及对策思路一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25）：53-55，99.

[7]王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需求研究——以福州市为例[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篇7

一、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一) 年龄和性别分布特点。调查显示, 26%的被调查人员年龄在16~25 岁, 74%的被调查人员年龄在25~30 岁;同时, 男性占比远高于女性, 分别为78%和22%。

(二) 职业流动快、文化程度总体偏低。调查显示, 超过7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水平, 其中初中及以下水平占42%, 高中毕业占31%, 达到大专及以上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不足27%。因此,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主体。而且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 亦没有取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同时, 他们的职业很不稳定, 工作流动较快。

(三) 收入水平及消费方式。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1, 000~1, 500 元的占65%, 1, 500~2, 000 元之间的占28%, 月收入达到2, 000 元以上的仅占7%。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其消费的主要方向和内容集中在基本生活消费和娱乐方面, 其中上网、看电视、唱歌等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四) 对政府的主要诉求。调查显示, 4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期待政府在就业创业方面给予有效支持。希望政府能多创造就业机会, 并能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另有34%的新生代农民工期待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就业权益保障。

(五) 社会福利保障。调查显示, 沈阳市超过85%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与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一是用工企业担心增加成本而不愿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上述福利保障;二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收入较低无力缴纳相关费用。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当前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的区域性统筹不适应农民工工作跨省流动性大造成的。

(六) 城市认同感及未来目标。调查显示, 1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目前在城市里生活幸福, 81%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认为城市和家乡幸福感相差不大, 只有5%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认可目前的生活状态。另外, 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城市的回报成正比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9%, 另有3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正比。综合来看, 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较为认可城市生活。

从上述调查情况看, 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在自身经济条件、素质、社会排斥等条件影响下, 仍存在较大困难。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障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农民工流向城市势不可挡。但是,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很多困难,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经济因素障碍。经济条件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工劳动付出与收益报酬的不对等性, 以及农民工对社会发展贡献率与收益分享增长率的非对称性。两者集中体现在薪金收入普遍偏低且增长缓慢。调查显示, 我国制造业用工的人工成本仅是发达国家的1/10, 甚至更低。因此, 农民工很显然没有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益水平。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很微薄, 未获得与城市用工同等的经济权, 造成他们在住房、就医、子女受教育等诸多方面支出超过当地城市居民的经济成本,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仍很困难。

(二) 素质因素障碍。由于受教育程度普度偏低, 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和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是其真正实现市民化身份转换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 文化素质越高, 社会融入越容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与老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但由于其职业技能素质的缺失,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处于职业阶层的最低端, 城市就业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劣势地位。

(三) 社会权利因素障碍。由于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教育、人事、组织、住房等一系列领域的差别, 形成了客观上对农民的社会歧视, 也因此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和排斥, 造成了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不平等, 甚至缺失, 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换。当前农民工仍然仅是付出劳动的劳动力,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民。

(四) 社会交往因素障碍。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职业, 与城市居民平等交往、交流的机会很少, 社会资源也因此积累较少, 其社会融合程度也相应较低。通常, 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程度与好坏, 决定着其就业和生存状态的好坏与差异, 也间接会影响他们定居城市的效果。调查显示, 沈阳市66%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朋友, 另外, 只有34%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过一点“泛朋友”交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隔离, 直接导致其在城市生存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阻碍了他们城市社会资源的积累, 更无法借此在就业、生活等方面获取帮助和情感支持, 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囧境, 以及生存与发展的困难。

三、建议

为尽快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需要大力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改革并尽快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只有尽早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才能真正创建一个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换身份的宽松和谐的环境, 也才能真正使城乡居民共同平等享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回报。户籍制度改革, 是从根本上革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障碍的前提和基础。同时, 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孤立进行, 必须要与其他相关改革合作配套进行, 完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机制。尤其应尽快改革城镇社会保障机制, 不再以城镇户口为提供社会保障的前提条件, 切实改善农民工身份转换环境。因此, 应大力推动以居住地为依据登记户口的制度, 及早推进城乡户籍一体化的实现。

(二)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和机制。首先, 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条件出发, 以其职业状况、收入水平、定居意愿等条件为依据,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展开层次细分, 以便更深入地分类、分层次地加强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措施。其中, 一类是已长期生活在城镇, 收入尚可, 并有定居意愿的, 可按富裕型农村社保水平, 为其提供相对较高级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停留在城镇生活的农民工, 需要提供相应的短期的社保和福利措施;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 需要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之内。因此, 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医疗、失业、工伤、养老保险等的全方位、覆盖广的多层次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并实现各层次之间的逐步融合。其次, 从辽宁省现实情况出发, 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之后, 进一步依次解决其生育保险、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 完善和加强政府政策和措施,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发展需求, 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切实扶助他们融入城市, 完成市民身份的转换。首先, 政府应逐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相关社保体系中, 切实降低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负担, 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 同时进一步加快薪金制度的改革, 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水平;其次, 不断完善住房福利政策改革, 为其“量身打造”住房福利政策, 缓解安居困难。为此, 可以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 分类分层次地逐步将其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公租房制度, 开发建设农民工公寓, 将农民工纳入地区经济适用房保障范畴, 探索构建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住房政策, 有效扶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此外, 在大力完善新生代农工社保福利政策的同时, 还要切实采取措施, 努力解决其子女受教育问题, 解决他们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

(四)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就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来说, 他们强烈地渴望文化知识素养的提高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以便参与社会竞争, 但经常会因为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参加培训。对他们来说, 最适宜的培训方式是直接在受雇企业接受技能培训, 既可以有效提升岗位能力, 胜任工作;又可以稳定职业选择, 减少过快的职业流动, 保障他们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因此, 尽快转变职业培训观念, 创新职业培训模式, 吸引农民工主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并逐步认识和接受培训的益处, 激发他们参加培训的热情, 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五)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能力。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70%的新生代农民工心怀创业理想和愿望, 创业意愿强烈。但调查也显示, 沈阳市45%的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资金不足是创业最大的障碍;此外, 还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创业经验不足也是阻碍他们实践创业的障碍之一。同时, 绝大多数富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创业培训经历。而创业活动是要承担风险的, 仅有激情是不够的, 需要拥有创业的能力、知识和素养。因此, 应加强创业宣传, 引导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识,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创业理念、企业管理、市场拓展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培训, 并及时向他们提供财务、金融、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咨询等服务, 以实际行动支持创业农民工了解市场、掌握技术、寻求商机、规避风险, 大力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此外, 应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金融与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为其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为他们成功创业创造有利条件。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 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制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着极大困难。本文以辽宁省为例, 对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歧视

参考文献

[1]周国红, 张艳.浙江沿海地区农村新生代创业现状与思考——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的问卷调查与分析.华东经济管理, 2008.11.

[2]程浩.职业教育对农村新生代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研究卷) , 2006.1.

[3]杨宜勇, 杨欣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困境与脱困.中国发展观察, 2008.2.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探究 篇8

48.8%。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 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 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 但却因为思想文化等诸多的因素而被拒之于“婚姻”大门之外。

1、受职业限制难以找到爱情。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 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 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 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是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行业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都是非常脏、累、苦的工作, 并且工资待遇差, 难以得到女孩子的欢心, 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从社会生活中可以了解到, 在很多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企业里绝大部分都是新生代女农民工, 从而导致她们接触的群体中男性很少, 婚姻就更加难以想象了。这些工厂里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加上女性一般在恋爱中比较矜持, 不太愿意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 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我们可以感知到, 职业选择受限正束缚着这些寻找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

2、经济条件制约爱情的发展。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 从收入水平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来说, 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一定的经济条件已成为衡量爱情和婚姻的标准。所以, 他们总是被拒绝又总是在期待, 但是现实条件却阻碍着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二) “有钱无钱, 娶个媳妇回家过年”

案例:了解不多, 结婚仓促。Lct和Gwq在两个月前经媒人牵线, 纷纷从打工地回来, 初次见面, 两人并没有明显的好感。可是通过他们电话交流, 两人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过春节回来结婚!他们说:“通过交流感觉对方还可以, 我们没有太长的时间来相处, 只有先结婚, 让父母放心。具体合不合得来还要看以后相处再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风笑天教授认为, 青年人最根本的两件事就是成家和立业。如今, “有钱无钱, 娶个媳妇回家过年”已成为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时尚”。由于受打工生活的种种限制, 所以不少返乡青年选择了“速配”婚姻, 即经媒人介绍后, 在外打工的他们主要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流感情, 得到父母同意后便趁春节回家迅速完婚, 不少青年从认识到登记时间很短, 结婚登记时间也都集中在春节前后。

(三) 受现代思想文化影响

“城市经历对于现代性量度有很强地间接影响”, 即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校教育、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 很容易受周围人以及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近两年, 有学者开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或80后农民工的婚姻观念, 研究表明, 他们很多没有务农经历, 文化水平比前辈高, 婚恋观既不同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又不同于城市居民, 与老一辈农民工也有差异, 还夹带着市民的现代性特征。在他们的意识中, 年轻人27岁左右结婚刚好, 他们埋头于自己的个人事业, 而不过多在意个人的婚姻问题, 从而与外界交往很少, 交际圈小致使婚姻发展受限。但是其父辈们看着周围同龄孩子相继结婚, 就会担心子女的婚姻问题。

(四) 结婚双方带有目的性

许传新通过一项调查发现, 被调查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同城市居民恋爱结婚的想法, 其中性别、城市生活体验、社会交往、社会距离感对其通婚意愿有显著性影响。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很多女性农民工潜意识地认为自己将来的丈夫在收入、学历等各方面比自己优秀出色, 使得她们看不上那些和自己一样在外务工漂泊的男性, 而是期待着自己可以找到一个城里的丈夫, 从而落户城市。在现实社会里, 很多年轻女性把嫁给“城里人”看成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对爱情有着不切实际的功利追求。现实中, 许多男性倾向于娶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略低于自己的女人, 这样, 丈夫拥有相对较高的地位;也就是说, 男性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时, 常常是“下向婚”, 而女性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时, 常常是“上向婚”。许传新研究发现, 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加愿意与城市居民缔结婚姻, 女性农民工在结婚意愿上的积极态度可能与当代中国婚姻市场中存在的“婚姻挤压”有关。

(五) 结婚后长期的分居生活

由于外出务工, 新生代农民工夫妻不得不分开居住。长期或短暂的分居, 夫妻双方之间不仅仅是距离上的问题, 最为严重的是长此以往造成双方的感情淡化, 那么离婚问题也成了常见之事。根据河南省商丘市司法机关的一项调查显示, 农村地区的离婚率远高于城镇地区, 80%的农村离婚案件都是因家人外出务工或经商而导致的。婚姻维持时间短暂现象在近些年呈上升趋势。

(六) 离婚自由受限

离婚自由的限制表现在没有爱情的婚姻, 却因为现实因素不得不维持的现象。而离婚困难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传统观念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思想观念仍旧在流行, 离婚被视为不光彩的事, 有损家风、名誉等。

离婚后再寻找配偶难。一般情况下, 未婚的不愿意找已婚的人为配偶, 离婚后的女人再嫁、男人再娶都有一定的难度。

农民没有固定的收入, 农活重, 女子的自立能力差, 离婚后的生活无法保障, 因而不得不继续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

农民文化素质低, 离婚后再闯天下困难, 因而不得不固守农村, 固守原来的家庭。

变相的买卖婚姻使女人离婚后无法清偿财礼钱。孩子问题无法解决, 由于农民经济条件差, 收入低, 生活压力大, 离婚后一个人无法照料孩子。这一切都导致了婚姻的僵硬, 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争吵、更大的伤害。

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对策

(一) 加强法制宣传与道德教育

各级司法、普法等部门, 应以“五五”普法为契机, 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普法教育的重点, 送法进工厂、进工地, 以案释法, 在他们中树立遵纪守法、明理讲法、知荣明耻的观念, 培养他们健康的人格和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广泛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倡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的家庭美德, 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 自觉抵御各种腐朽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侵蚀。

(二)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关怀

作为政府部门, 在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 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子女入学方面给予平等的权利保护。同时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不同形式的健康文明的文化娱乐场所, 实行各种优惠政策, 引导他们进行健康的文化消费, 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周末夫妻房, 为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团聚创造条件。例如社会可以组织专业人员在广场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性知识, 组织职业培训, 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坏境, 并且帮助和引导他们正确地处理婚姻问题。而单位可以开辟夫妻住宿楼;媒体宣传上按实际制定出切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娱乐节目;另外可以组织未婚打工男女见面会, 或者通过专业婚介机构为他们寻找恋爱对象。慎重妥善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

(三) 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

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得人口流动受到很大的制约, 特别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造成了诸多的麻烦和障碍。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则可以减少很多阻力。农村人口流动的家庭模式是指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 能够携妻带子、能够在城市居住下来、其子女能够方便地就学, 此外还包括老人进城等。“家庭模式”的流动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 维护婚姻的稳定, 促进家庭幸福;也可以避免“留守儿童”问题, 为儿童成长提供温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还可以净化社会风气, 减少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最后还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效率, 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城市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转变必须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强有力支持, 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 充分发挥城市各部门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宣传部门等的积极作用。例如, 对城市发展状况的评估, 不仅看其经济效益, 还应评价其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还应包括就业人员的配偶状况。

摘要：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面对婚姻问题, 他们的思想观念、婚姻观念与60年代、70年代的人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 他们既受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又受到传统思维的束缚, 在婚姻问题上显现出多重问题, 要通过多种途径关注和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对策

参考文献

[1]、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 2006 (1) .

[2]、白南生.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4]、罗建英, 胡双喜, 谭银花.“八○”后农民工婚恋观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 (8) .

[5]、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青年研究, 2006 (9) .

[6]、刘淑华.家乡的“归根”抑或城市的“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取向问题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08 (1) .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篇9

1 影像:“土包子”、“城里人”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形成了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点的第一次“民工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弱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激活了农民致富的意识, 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入经济发达城市, 形成蔚为壮观的第二次“民工潮”。紧接着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催生了第三次“民工潮”。如果把推动前两次“民工潮”形成的核心力量称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话,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成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主力, 也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已有较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述, 如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如:缺乏务农经历、

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对工作和城市化都有较高期望。从动机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不仅注重工资水平, 更看重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及自我发展。然而, 城市需要农民工提供劳动资源, 却不能接受他们在没有适应城市生活之前存在的行为以及对于城市各方面带来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取得城里人对他们存在于城市的认可与理解。大多数城里人都对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抱有偏见和歧视, 认为农民工不注意形象, 没见过世面, 为人小气等。“乡巴佬”、“土包子”、“盲流”在一些城市人眼里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同样, 农民工对城里人也并无好感, 觉得城里人瞧不起人、不够义气、缺乏人情味。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里同龄人一样追求时尚、崇尚自由, 但他们在根本上却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调查显示:有24.83%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友善, 以至于心理与行为上排斥他们。是什么原因让市民与他们有如此大的隔阂?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一种和人相联系的叫做身份的称呼。《辞海》中的身份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由此可见, 身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还代表一种地位和权力, 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 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时他们产生了迷失, 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如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农民角色的认同, 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城市打工者的序列之内, 即“打工族”。对于“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并不认可, 认为这只是城市强加给上一代农民工的。有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有25.7%;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有5.4%;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的有26.9%;说不清自身身份的有41.9%。“半个城市人”和“说不清”都是不明确的身份认同, 共占被调查者的68.8%, 也就是说, 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趋于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这种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他们在归属感中彷徨, 身份不断模糊, 常常陷入“我是谁, 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的追问。这种主观认同困惑使他们表现出行动上的对抗性, 情绪上的抵触性, 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2“农民”、“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城务工过程中习惯了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在城市实现而不断徘徊;他们对城市寄予了希望和梦想, 但却不清楚未来自己在城市里的方向;希望外出寻找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 却在身份体制上又时时不得不提醒自己隶属于农村的现实。成为“农民”还是成为“市民”, 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时所处的两难困境, 这种尴尬处境中最受夹击的要属“新生代农民工”, 尤其是那些出生、成长在城市, 不会务农, 与农村联系很少, 户口不在生活的城市, 但其身份又是农民, 在农村有一份责任田的成年新质农民工。面对通过读书、参军、婚配、买房等途径获得“体制内”非农户口的现实, 尤其是无数昔日打工仔发家致富后在城市买房买车转变为“城里人”的时候, 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不这样认为:只有改变农民身份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用资源, 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事实上,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身份的渴求, 不再把“农田”看作谋生的根基, 经过城市生活的熏陶, 他们已不再谙熟乡土社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务农意愿低, 未来愿望倾向于融入城市, 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可见,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希望自己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过客”, 而希望通过身份转型能找到城市主人翁的感觉。但他们这种“转型”的愿望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据笔者在杭州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和休闲方式已经趋于城市化。从消费内容看, 吃饭、通讯、衣服、租房和购买高档消费品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开支, 但他们仍会把工资的部分存起来或邮寄给家里。这种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购买欲望, 但他们也在理性消费, 在不妨碍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存钱;另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并试图以消费方式或休闲方式去融入城市。特别是现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主动吸纳、自觉内化、外显行为仿效, 如他们购买手机、mp3、笔记本电脑等消费品。在休闲方式上也丰富多彩, 如唱卡拉OK、溜旱冰、逛公园、上网等。这种追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推崇, 对乡土文化的遗弃, 赶“潮”成为掩饰他们尴尬身份的面具。毋庸置疑,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被调查者仅有1%表示今后愿意回乡务农, 他们普遍认为, “农民”户籍让他们目前面对既难融入城市、又难回归农村的尴尬, “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他们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意识, 打工的目的已不仅仅出于生存的考虑, 更主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潜能与外在优势, 但基于群体性偏见和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排斥, 市民拒绝与农民工平等认同。同样, 不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产生偏见或误解, 资料显示有22.4%新生代农民工人为城市居民冷漠, 5.1%的认为城市居民心肠很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推崇情愫渐渐转化为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发展态势, 他们以老乡、朋友等关系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 他们互相关心支持, 沟通情感, 形成一个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亚文化圈。于是,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摩擦性互动使得两者在交往中愈发产生距离感, 甚至产生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 这反过来又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步伐。

眼下, 尽管呼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 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加之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成的整体排斥环境, 他们的身份转型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在撕去身份标签的过程中受阻了, 困惑了。

3“农村人”与“城里人”: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排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的眼神, 城市政府也很无奈, 因为它们同样是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承受者。新生代农民工陷入成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困扰, 是因为我们仅仅限于思考该如何选择, 哪个选择更值得, 而忽视了这样的追问: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安排?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金 (Frank Parkin) 的“社会屏蔽” (socia closure) 理论, 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 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 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社会屏蔽”下, 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 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 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 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终身性的, 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农民和城市身份的划分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所特定历史时期应国情进行人口管制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建国初期, 农村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和城市“旱涝保收”的工作提供的优越生活使大批农村人纷纷涌向城市。经济学家们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多番论述, 如舒尔茨 (T.Schultz)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而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认为, 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的城市—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和在城市成功取得就业的可能性。无论经济学家从何种角度对乡—城流动进行原因剖析,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新中国正处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 国家急需发展工业以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 这就形成了以重工业为前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在以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 事实上就形成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限, 这种分界最终以1958年1月公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划出了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住区, 形成了城乡分割的“身份制”。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将农民群体与城市人严格区隔开来。从此, 以限制城乡人口 (主要是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被构建起来, 并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采取不同政策对待。至此, 差异迥然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形成, 可以说, 正是这种对农民身份的歧视才演化为今天农民工被歧视的现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应该被主流社会乃至国家所忽视, 进而受到歧视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能引导我们走出农民工身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户籍管理制度曾经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炉的政策如今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及人的自身发展, 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促成了社会的不公, 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最大路障。

4 结语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有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其中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 但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及政治权利。尽管提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农民身份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重性决定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固有的户籍制度及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制约与牵制使这一服务于城市的年青群体倍感身份尴尬, “农村人”、“城里人”的认知困惑令他们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今日,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也将成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亮点工程之一。

参考文献

[1]王艳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07. (5) :40-41.

[2]李强, 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8) :17.

[3]刘俊彦、胡献忠, 新一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 2009. (1) :54-55

[4]殷娟,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6) :43.

[5]豆小红, “新质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制度性机会[J].青年研究, 2006. (3) :1-2.

[6]潘旭调查:55.9%新生代农民工准备在打工城市买房[EB/O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1003/0329_17_1589958.shtml, 2010.

[7]胡嘉莉, 深圳发布首份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期待身份认同[EB/OL].http://www.chinanews.com.cn/cj/2010/07-20/2412727.shtml, 2010.

[8]许传新, 许若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7. (5) :30.

[9]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6. (5) :20.

[10]李路路, 中国非均衡的结构转型[C].裘方, 社会学家的眼光.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208.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分析 篇10

一般说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 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镇里生活和工作的特定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和父辈相比, 尽管户口本上仍是农民, 但他们中多数人缺乏基本的农业常识, 从未接触过农业生产, 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 多半是中学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城市打工, 也有的一直跟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里长大, 他们甚至连自己家里有几亩田都搞不清楚。他们对城市的依恋程度明显较强, 他们渴望在城里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买房、结婚、生育, 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从而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社会根基和生活保障, 但没有多少实现的机会。由于农村户口的制约, 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无法在城里安居, 又不甘心回到农村, 于是, 只好选择在不同的城市间漫游。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十分复杂的心理和人格特征, 主要表现为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劳动能力差等。

在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生力军的今天, 他们的素质问题已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现代化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为此, 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 提高他们的教育素质, 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重要性

(一) 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

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目标, 是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强烈愿望。我们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知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力队伍。由此引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培训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加。

教育的追赶一定要优先与经济的赶超。我国经济已经走上信息化关键时期, 新生代农民工科技文化的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 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由产业工人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 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本支撑。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农民工,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又占绝大多数, 因此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 就没有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 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要求

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缩短甚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是目前亟须探索和实践的主题。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为城市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保持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而且还为城市直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从而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各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证明,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没有什么能挡得住城市化的步伐, 没有城市化,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很难实现。可以说,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已经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而城市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口的城市化, 没有人口的城市化, 显然称不上真正的城市化。因为, 严格说来, 只有市民才是城市社会的真正主体, 城市化的一个最本质的表现就是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纯粹务农的农民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虽然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 他们在整个城市社会中仍然处于最底层。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 这势必影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要使农民工转化为非农民工, 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就必须大力提高农民工及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技术能力, 让那些有条件、有意愿、有能力接受非正规教育、各种培训的人有机会接受再教育, 只有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 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本,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才能彻底变农民工为市民, 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中去, 进而推进我国的迅速健康发展。

(三) 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现实要求

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技工, 是时代的呼唤, 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产业工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日益重视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发展环境, 切实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 弥补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相对不足的缺陷, 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现在, 由于产业竞争形势越来越激烈, 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加快产业升级的需求日益强烈, 由此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加快由体力型向技术型转变, 而技术工人供不应求, 出现技能性民工荒。作为现代化建设主力军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 个人素质的高低, 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还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竞争力。这就要求必须通过教育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将理论上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

(四) 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更好的生活, 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正因为他们有梦, 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面对他们的困惑, 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 安心务农;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们得寸进尺、欲壑难填。我们应该关注农民工的利益, 特别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 因为他们是时代发展的生力军。只有不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营造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 才能实现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和谐。

三、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可行性

(一)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教育需求的前瞻性与务实性

现代社会的贫富差距实质是“人的能力”的差距, 而缩小这种差距只有靠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需求的认识更深刻、更具前瞻性, 共同体现出尊重知识、重视教育。他们不仅舍得在教育上投入, 甚至通过高投入来提高自身素质。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教育是实现他们理想的有效途径。在教育上的投入是缩小差距必须付出的成本, 但这种投入却是一种生产性投入, 他们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收益。同时, 他们的智力水平、受教育程度、接受能力和生活成长经历为他们接受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教育需求的强烈性与节制性

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知识匮乏而遇到的困境更多, 大多数仍然还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 这与他们的梦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所以他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 他们迫切需要接受教育来改变困境。他们明白接受较多的教育可以改变他们的境遇, 提高自身竞争力、实现他们的理想, 因此, 他们更渴望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对教育的需求更强烈。

(三) 政府的政策扶持与社会的积极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务工者的主体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扶持农民工教育培训, 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系统安排已纳入到各级政府的规划范围。各教育机构、慈善团体等也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增加了农民工培训体系的支持力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提供有益的社会氛围。近些年来, 关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层以及农民工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这无疑给农民工教育研究提供宏观理论背景, 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深入开展指明方向。

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转化的困难

(一)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仍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从我国目前颁布的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文件来看, 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培训的措施和步骤,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训的配套保障措施, 而且也没有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培训政策, 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渗透到了教育领域, 城乡教育差距明显。人们能否享受某些教育资源往往是以户籍归属作为依据。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投入在城乡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由于城乡两种教育资源的长期分离, 导致两种教育背景难以衔接, 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时面对两种不同知识背景的转换难以适应。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的发展, 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对于青年农民工个体而言, 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使他们慢慢发现自己的教育需求, 但由于制度的影响, 大多外来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平等享受当地的教育服务。

(二)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机构的培训内容脱节滞后现象严重

对某个群体实施的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将直接决定该群体的职业领域与就业层次, 从而决定其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向上自由、和谐发展的程度。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大都是指向获得一份好的工作, 对技能和一般技术的需求反而相对较弱。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政府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 都难以预计进城以后的情况, 使得流动前的教育培训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暂时性。目前教育机构提供的培训内容狭隘片面, 较为单一、低层次。

(三)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是短期合同, 甚至没有劳动合同, 而且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这种就业的非正规性导致其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缺乏积极性。工资不仅微薄, 而且往往被克扣, 甚至被拖欠, 除去日常的消费支出以外, 能用于教育培训的非常有限。工作不仅苦、累、脏、险, 加班时间也过长, 而且不稳定, 具有边缘性。务工单位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 距离城市比较远, 参加教育培训很不方便, 这些都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教育培训, 影响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四) 城市人的歧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自卑心理

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 但是就业限制、社会歧视、拖欠工资和缺乏劳动保护等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特别是城市人对农民工形成的社会歧视,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人口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 使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普遍的偏见。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常常受到排挤刁难, 遭受各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在城市中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也随之受挫。

五、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问题的对策

(一)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通过制定法规支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 依据法律规定规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但其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还要建立在各类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中国是正在走向知识型、创新型的国家, 教育应该公平、公正地为每个人开放,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付不起学费而不能进一步地接受教育、从而被排除在终身教育体系之外。应该完善教育资金的投入机制,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 形成多元化投资机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教育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 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识。推行行业准入制度,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教育培训, 提高自身素质, 增加就业竞争力, 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持久开展下去。

(二)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的有效渠道

充分发挥各类成人文化学校及社区学院等各类教育机构的主渠道作用, 开展引导性、城市适应性教育。着眼于加强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教育, 传授必要的法律法规、安全知识、文明礼貌和城市生活知识,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文明水平。充分发挥各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的技能教育培训主体作用, 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根据他们的特点, 以为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培训急需的技能人才为龙头, 全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作用, 提升农民工的学历层次。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目前的城市生活状态, 普遍产生潜在的教育的需求, 成人教育是满足农民工教育需求的最佳途径。我国的成人教育事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教育形式也逐渐多样化, 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的办学体制。

(三) 充分发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活动载体, 应该承担起提高其综合素质的责任。企业坚持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并重的原则, 做好统筹规划, 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坚持按需培训, 加强市场调查与预测,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坚持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 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坚持引导培训与职业技能、素质培训相结合, 扩大培训覆盖面, 全面提高参训者的综合素质;广泛利用多种教育培训资源,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实现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现有优质教育培训资源的作用。根据自身需要和农民工现状, 制订中长期培训规划, 确定年度培训目标, 制订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 落实培训经费。充分发挥企业地处培养一线的优势, 降低培训费用, 提高培训质量, 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分化出的一个特殊群体, 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不同于原有农民工之处。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完成市民化、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不断增强教育需求, 从知识技能、心理、思想道德等方面提高自身素质。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的潜在教育需求顺利转化为现实的教育需求、转化为教育行为, 就需要政府、社会、用工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力合作。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教育培训,对策

参考文献

[1]陆海华.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探讨[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6, (11) 80-8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篇11

由于代际转换引发的对收入与闲暇之间选择的变化、收入与精神愉悦程度之间选择的变化、收入与劳动强度之间选择的变化、收人与工作条件之间选择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使他们的社会融入存在诸多障碍，具体表现为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生活上的融入矛盾，收入低，支出多，使其生活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当前农民工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均衡性。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是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由于无法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然微薄，导致住房条件差，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影响到广大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二是自身素质上的融入矛盾，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接受教育时间较老一代农民工大幅提升，但技能方面的欠缺制约了自身发展。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2155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5.7％，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知识贮备不足，缺乏技能，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稳定就业。

三是社会权利上的融入矛盾，对外表现为缺乏平等交流，在单位内部表现为同工不同权。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公民。在就业上体现为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农民工得到的仅仅是“裸体工资”，得不到工资之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交融、互动与对话。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社会融入，以及社会融入程度的关键。这需要解决分配不公、培育劳动者维权组织、破除户籍藩篱和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作为企业，最为迫切要做的是，从工作、生活上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让员工看到希望。江苏红豆集团在此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并取得良好效果。

在解决经济生活的融入矛盾上。红豆22000多名员工中有一半以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来自祖国各地。为了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首先对一线员工实行包吃包住，减少他们的生活开支，也就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仅包吃一项，企业每年支出8000多万元。集团还专门投入8000万元，建造了12幢员工宿舍楼、夫妻楼，房间设有卫生间，配备有电视机、空调，所有农民工夫妻都住上了夫妻房。

为了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就医，红豆还投入投资建造了职工医务室，共三层楼，配备了相应的医疗设备。红豆职工享有一定的福利，只收取医药的成本费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一定的优惠，享有同样的待遇。此举不仅解决了员工看病难，也为他们节约了看病支出，也就增加了他们收入。

除了包吃包住外，红豆还不断提高员21131资，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仅在2010年，红豆就三涨员工工资，员工工资平均增幅达49.6％，2011年节后一上班，红豆集团一线员工就收到涨工资的喜讯——熟练工年收入要超过4万元。为了将这一举措落到实处，红豆集团董事局以文件形式作出规定，企业生产一线熟练工年收入必须达到4万元以上，对于生产一线熟练工月平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企业，集团总部给予相应奖励，而对于生产一线熟练工月平均收入低于3000元的企业，集团则给予相应处罚。

在解决自身素质的融入矛盾上，红豆采取给员工大量培训，从根本上破解这一矛盾。首先，利用红豆学院这一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岗前各类培训，培训注重实用性，强调参与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工序，举办形式多样的操作比赛，让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都参与进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大量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员工不仅快速掌握了操作要领，而且使企业整体生产水平同步提升。集团一线员工先后在全国服装操作、制版大赛中斩获冠、亚军，而且参加比赛的员工全部进入前十名。

另外，通过操作比赛和理论测试，对优秀员工给予适当奖励，并评定为星级员工，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以此进一步调动和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增强工作技能。红豆有许多打工妹，她们很聪明，可为什么没有上大学?不少人是因为家庭贫困为了弟弟妹妹而放弃上学机会，但到了红豆，就给她机会，只要努力，被评为三星级员工，红豆就免费送她上大学。

在解决社会权利的融入矛盾方面，红豆采取竞争上岗和提供沟通渠道措施，保障他们的权利得到具体落实。在红豆，任何一个岗位，上至厂长经理，下至车间班组长，都实行竞争上岗，都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红豆给每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不管你来自哪里，什么学历，只要你有能力，在红豆就不愁没有机会，就有机会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目标。

2009年伊始，红豆集团在全集团进行了团干部竞争上岗演讲比赛，16个团总支(支部)，69个三级企业团支部，总计286名团干部，全部实行了竞争上岗。竞争上岗采取现场打分，当场公布成绩，得分最高者当选。这种用人机制使每个人都看到“职业希望”，不仅最大程度激发了个人潜能，也使得团队竞争力大大加强，为企业发展注入了不懈动力。

胡宪安，一名外地农民工，在红豆工作十几年，从一名一线员工，一步一步成长，车间组长——车间主管——生产厂长。在一步步的成长中，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胡宪安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红豆，像胡宪安这样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员工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红豆一直以来大力推行“权利平等”的结果。

在提供公平竞争机会的同时，红豆还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疏通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回音壁。回音壁设在衣帽间没有人的地方，每个职工如果对领导有想法，都可以写了之后贴在上面，如果员工提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厂里就采纳，如果提的是错误的，或是误会，那厂领导要解释给员工听，如果仅仅是发发牢骚，听到也就可以了，绝不去追究他。这样一来，职工的疏通渠道就畅通了。其实，回音壁就是为员工提供一个“权利表达”的渠道，这也是实现“机会平等”的基础。如果连正常的权利诉求都难以表达，何谈实现“机会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作用 篇12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被有关专家归纳为“三高一低”, 即受教育程度高, 职业期望值高, 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工作耐受力低。其实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 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欲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 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 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 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与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上代民工相比, 明显有了较大的进步。另外,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 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

不同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 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有了明显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抱着发展的目的来到城市, 希望通过进入城市打工离开穷苦的农村, 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

为了通过进城打工而获取与城里人一样的地位、尊严、权利和机会, 在求职和工作过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他们的职业期望值都比较高, 他们对恶劣的就业环境敢于说“不”, 表现出了较强的“反叛”精神。特别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较高。同时他们还有更高的生活期望, 敢于追求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 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

但是,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在较为优越的环境中长大, 没有经历过缺衣少食的生活困扰, 进城前又都是从学校这个单纯的环境里出来, 许多人在进城前没有务农甚至劳动的经历。这一方面使他们工作能力相对较差, 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另一方面, 他们又普遍承受力弱, 自尊心强, 感情丰富而又脆弱, 当面临非工非农的社会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权益被侵害时, 他们的内心不断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 一旦遭遇挫折就有可能一蹶不振、破罐破摔, 稍有不慎甚至可能酿成犯罪案件。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我国对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认识不足, 工作滞后, 致使农民进城务工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发生严重冲突, 造成了今天的“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快速形成以及这个阶层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应当认真调查研究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 准确把握其规律性, 并加以规范和引导, 从而使他们巨大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广大新生代农民工也要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氛围, 进一步发挥自身具有的各种长处, 克服存在的不足,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爆发出力量, 并把自己的人生绘制得更加绚丽多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日显不足, 这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现代化思想观念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运而生, 面对当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 我们首先应根据他们比较年轻, 接受能力较强的特点对其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培训, 促使他们积极参加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技术培训, 学习现代科学技术, 特别是生产急需的科技知识, 并做到学有所用、学用结合, 把他们锻造成为符合现代企业生产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使我国的人力资源拥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也只有这样, 新生代农民工本人才能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找到并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职业。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 也是我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当前正努力破除各种制度障碍, 鼓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推进这一重要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点对象。因此, 社会各界应当加强宣传引导, 使他们正确认识这一历史趋势和当前的有利社会形势, 在较为开放的价值观念基础上, 积极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 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和风俗时尚, 主动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自觉遵守城市社会秩序和各项法规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要求相适应, 快速地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城市公民, 以快速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成功机会, 这种机会也呈现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 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普遍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 树立起了现代市场意识, 个人责任感、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都大大增强;又受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冲击和塑造, 工业文明的秩序感、计划性、时间观念和科层制原则都已在他们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的优势, 促使其在学习现代科技的同时有意识地学习现代管理经验和理念, 帮助他们敏锐、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机会, 将会打开新生代农民工广阔的发展空间。

党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我国广大农村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这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又一个充分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由于我国农业生产长期比较利益过低, 大量民工的外出造成了农村经济中的“386199”现象 (即主要由妇女、儿童和老人从事农业劳动) , 农业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成为我国今后的一个政策重点。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 熟悉农村的社会生活环境, 又经过了城市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 牢固树立了现代文明意识和现代市场意识, 掌握了先进的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当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家乡, 就会在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 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 使农民工与企业劳资关系紧张, 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 与社会管理不和谐, 有的地方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而引起, 也与有些农民工素质差, 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意识相对较强, 他们渴求获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权益, 因此要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 使他们掌握一定的法律常识,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通过正当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使其成为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力量。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作用正在释放, 也理应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新生代农民工, 必将和我们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一起载入中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