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精选12篇）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1

“新生代农民工”指在1980年以后出生、成长的新生农民工。他们目前年龄16到30岁,户籍仍在农村,而在城市务工经商。这批人约占1.5亿农民工的60%,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1]。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近年来众多调查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堪忧,面临着很大的压力[2,3,4]。2009年以来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也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很大的压力[5]。压力过大会使个体身心受损,影响组织绩效。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压力过大还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研究如何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意义重大。

一、压力管理与国内对农民工压力的研究

(一)压力理论述评

压力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了解压力的作用机制(压力的产生及其后果),提出有效应对压力的策略。

1.压力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压力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压力定义。直到现在压力的定义仍然没有统一,但是学界共同趋向于认为压力是环境刺激与个体反应的相互作用的过程[6]。经过对多个压力定义进行分析,以及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对压力的界定为:压力是个体感知到环境刺激(压力源)而产生的一种身心紧张状态。压力不仅包括环境刺激对个体造成的紧张,也包括个体对环境刺激的主观反应和个体差异因素。国内外学者对压力研究多侧重在工作压力研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的压力除了工作压力还来自诸如婚恋等其他方面,所以本文所研究的压力内涵更为丰富。它其实更接近于“生存压力”,即来自生存环境中的压力。

2.压力源。

压力源即压力的来源,又称应激源或紧张性刺激。指导致压力的刺激、事件或环境,可以是外界物质环境,也可以是个体的内在环境及心理社会环境。压力源的分类方法很多,目前被学者们广泛采纳的是罗宾斯对压力源的分类。罗宾斯(1997)将压力源分为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

3.压力后果。

国内外许多压力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压力会影响个体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也有许多调查研究表明过大的压力会使组织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4.压力理论模型。

压力理论模型是指借助结构化、流程化的模型对压力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阐述。压力理论模型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刺激说理论模型、反应说理论模型和刺激—反应说理论模型[7]。刺激—反应说模型代表着一类模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Karasek的工作需求—控制(JDCS)模型、Lazarus的交互理论模型、Robbins的压力模型和四元模型。

本文主要借鉴的是罗宾斯的压力模型。该压力模型确认了环境、组织和个人三方面潜在的压力源。这几方面的因素是否会导致现实压力感的形成,还取决于个体差异,如工作经验与个人的认知等等。相应的压力结果包括生理症状、心理症状、行为症状[8]。但该模型没有提出系统化的压力应对策略,因此不能称之为压力管理模型。

5.压力的应对。

压力的应对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消除压力源;二是改变压力的调节变量。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压力的应对的论述也相应地侧重在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较少研究社会层面的压力应对策略。然而社会层面的压力应对策略却是本文所必须的。

(二)农民工的压力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的压力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其中一些文章做了实证调研,并且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9,10,11,12],而且表现出了焦虑、抑郁、失眠等压力症状。这些文章侧重于研究农民工的工作压力方面,并局限于提出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压力应对策略,没有从社会层面提出应对农民工压力的策略。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面临着一些相同的压力,本文在压力源构建以及压力应对策略方面借鉴了它们的成果;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一些特定的压力,本文需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研究对象来建立适用于他们的特定的压力源和压力管理策略。

二、新生代农民工压力管理模型

本文对罗宾斯的压力模型框架做了必要调整,提出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压力管理模型。本模型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源分析、压力调节变量分析和压力管理策略三部分(见图1)。

(一) 压力源分析

模型中的压力源体系包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共同面临的压力源和新生代农民工独自面临的特定压力源。其中,共同压力源有借鉴过往的农民工压力源研究;特定压力源是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群体特征进行分析而确定的。

1.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中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社会群体的压力水平,因为人们会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感到紧张和担忧。在中国现处的转型期中,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尤为显著,社会群体普遍感受到这种转型期的压力。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压力来源的社会因素细分为:社会转型、权益保障缺失、就业形势严峻三方面。

(1)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社会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整体性转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分配的调整、社会节奏的加快、各种思潮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因此,人们面对着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感到焦虑,为自己的利益保障而倍感压力。青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社会角色尚未定型。他们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时会更加紧张和担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在过往的社会转型的历程中存在利益受到忽视甚至损害的情形。根据强化理论,这种难过的经历会加剧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转型的担忧。因此,他们在社会转型期中的压力最大。

(2)权益保障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缺失问题严重。权益保障包括劳动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两方面。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工资拖欠,同工不同酬;第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第三,职业安全卫生不到位。而在社保方面,主要存在问题有参保率低和只参保部分保险[13]。权益保障缺失会让主体感到其安全需要受到了限制而出现压力反应。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群体的一项重要压力来源。

(3)就业形势严峻。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表明:我国近几年农民工过剩大约是1400万。另外,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职业素质无法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所以他们还面临结构性失业的压力。

2.组织因素。

毫无疑问,组织中个体的(工作)压力与组织因素密不可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压力来源的组织因素细分为:任务要求、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变革四个方面。

(1)任务要求。

任务要求,是指一些与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因素,包括工作环境、工作负荷、工作危险性等。工作环境恶劣、工作负荷过大、工作有危险性都是工作的压力来源。实证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超负荷、长时间的工作。而且,他们工作还存在一定危险性。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任务要求的压力。

(2)职业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获得职业成长。但他们在现实中普遍面临的却是组织内发展空间狭小的制约。调查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小组织中存在任人唯亲,重要职位被领导亲属占据的情况;在大组织中由于组织扁平化导致晋升空间也很小。新生代农民工多属于一线基层员工,很少数人获得了职业晋升。职业的停滞不前使得他们面临着被更年轻者取代的危险。

(3)人际关系。

组织内部不良人际关系是工作压力的来源之一。实证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组织内也普遍面临着人际压力。部分原因是组织本身存在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生成,比如专制的组织文化,领导对下属的疏离等;部分原因则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造成的。

(4)组织变革。

组织变革指组织因外界环境因素或组织内部因素变化而对组织的人员、结构、业务模式等进行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缺乏专业技能,工作很容易被取代,因而往往成为组织变革的牺牲品。因此,在组织变革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一项组织压力源。

3.个人因素。

本文所指的“个人”是指代表一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生存境遇的抽象“个体”。显然,个人因素也是个体的压力来源之一。

(1)身份归属问题。

上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最终回到乡村社会,他们认定自己的身份是农民,不存在身份困惑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既不认同城市社区,也不认同家乡的乡村社会。他们生活在城市,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却背负着农民的身份。退回农村,他们缺乏务农技能,做不了农民;融入城市,他们难以逾越现行的制度藩篱。他们成了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双重边缘人”,这促使和加重了他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4]。

(2)期望落差问题。

期望落差带来的挫败感受是新生代农工面临的一个压力因素。相比上一代农民工,他们成长的生活条件优越,没有经受多少苦难,接受了更多教育。因而,他们有着比上一代农民工高出许多的期望。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有较大的期许,多期望可以有体面的工作、理想的事业,最终立足城市社会。但现实却是,新生代农民工仍然缺乏立足城市的社会资本,处处面临着落差:工作不满意、发展受限制、生活太单一。相比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对在城市的期许很低,他们只要能够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就会有所满意。

(3)婚恋问题。

上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结婚成家,基于婚姻带来的家庭支持,他们大多可以在婚姻中获得压力缓解。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年纪,普遍感到婚恋压力的存在。男、女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分布差异显著。男性农民工多分布在女性极少的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女性农民工多分布在男性极少的纺织、玩具行业。由于工作时间长、休闲时间少他们很少能超出行业圈子进行社会交往。因此,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处于一种相互隔离的状态,难以有接触的机会,更难有机会恋爱和结婚了[14]。

(二)调节变量分析

“个体差异”起着压力调节变量的作用,即它可以调节潜在压力源向现实压力感受的转化过程。本文主要关注可控调节变量,像“年龄”、“经验”和“认知模式”等难以调控的调节变量对于压力管理策略的帮助不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可控压力调节变量包括:心态、期望目标、和社会支持三点。

心态的积极与否会影响到个体对压力感受。积极的心态会增强个体的活力,降低个体的压力感受。相反,消极心态会增强个体对压力的感受。

期望目标越高就越难以实现,面临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压力感受越强烈。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期望目标过高的情况。比如他们期望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在当前就不现实。在期望目标受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适当调整期望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社会支持良好的人可以有更好的压力疏通渠道来释放压力,从而减轻个体压力感受。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方面不够重视。因此,他们可以在扩大社会支持方面做得更好以舒缓自己的压力。

(三)压力管理策略

根据压力源的分类,本文将压力策略也按社会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层面展开。这三个层面的策略是一个策略体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社会层面压力策略。

(1)稳步推进社会转型,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利益。

稳步推进社会转型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促进社会转型中矛盾的化解和障碍排除。因此,稳步推进社会转型可以减轻社会群体的压力感受。另外,在推进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还应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利益最重要的是保障他们能参与和其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各项决策制订的权利,使其能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过去的改革中之所以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甚至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增加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很重要的一个渠道是促进相关组织和协会的建立。

(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形成了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这种排斥主要是由于户籍制度能够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关联资源,使农民工在体制待遇上与市民形成巨大的差距,进而成为农民工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被排斥的根源。因此,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改革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剥离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利益,消弱户籍的限制性功能,实现城乡人口的平等权利。

(3)完善劳动权益保护机制。

第一,建立劳动力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一是各地劳动保障、工商行政管理和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协调机制,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工资问题。二是切实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第二,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对未依法与员工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依法进行处罚,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第三,依法保障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对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做好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措施。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农民工纳入到统一社保体制之中。当前虽然有政策指导农民工可参加社会基本保障,但相关政策缺乏强制性,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都不愿执行,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将农民工纳人社保体系,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工办理各类社会保险。

(5)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

政府可以和企业、社会力量联合起来,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职业院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从而缓解其就业压力[15]。考虑到农民工难以承担培训费用的问题,可以将农民工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构筑起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为辅、农民工个人少量负担的投入机制。在培训内容上,除了注重工作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增强其心理抗挫能力。

(6)发展社会援助组织。

专业化的社会援助组织比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更加有效。社会援助组织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专业化且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对缓解农民工的压力问题非常有帮助。工会组织可以为他们提供维权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社工组织可以为他们提供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服务;社会心理咨询组织可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2.组织层面压力策略。

(1)依法保障员工劳动权益。

组织在农民工工作时间、环境、职业安全卫生、工资发放、合同签订等方面遵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即可缓解其工作压力。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企业组织无法达到法规标准。原因在于很多组织领导目光短浅,只注重短期利益,而没有看到员工权益受损不利企业长足发展。组织领导需要转变观念,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2)加强人员选拔和配置。

组织在招聘中应考虑应聘者的个性、能力与目标岗位的匹配情况,力求避免人员上岗后因无法胜任工作而给员工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目前,许多企业在招聘新生代农民工时随意性太强,以至许多农民工在不胜任的岗位上工作,从而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压力。通过加强人员选拔和配置,组织可以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

(3)加强员工培训。

员工培训不仅可以提升员工的技能更可以直接提升组织绩效。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组织仍然吝惜对员工的培训投入,只是开展一些简单的操作培训,无法满足技术更新的要求。新的《劳动合同法》已可以保障组织对员工培训投入的受益权,因此组织应重视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工作。考虑到新员工在适应新环境时压力大,组织需特别注意加强新员工的入职引导培训。

(4)支持员工发展。

组织需要认识到员工是组织的财富。小规模组织需要改变任人唯亲的弊端,为员工提供晋升重要岗位的机会;大规模扁平化的组织可以引入宽带薪酬体系,即员工的晋升不一定通过职位的升迁来体现,还可以通过工资的提高来实现。另外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其职业发展认识模糊,组织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职业规划。

(5)加强组织沟通。

良好的沟通不仅可以避免因人际关系紧张而造成的个体心理压力,而且可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凝聚力。组织领导应该注意营造开明的组织文化,积极与下属员工的沟通,建立一些沟通的渠道。

(6)开展文体活动。

文体活动是释放压力的好办法。通过举办文体活动,不仅能够让员工从生理上释放压力,同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员工之间彼此交流和互动。

3.个人层面压力策略。

(1)保持积极心态。

保持积极的心态可以增强个体的活力,减轻个体的压力感受。保持积极心态的办法很多,比如多和乐观积极的人接触,尽量回避消极的人;凡事振作精神,主动应对而不是消极对待等。

(2)调整期望目标。

个体应该正确认识自身需要和面临的限制条件,抛弃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太高的目标,建立现实客观的SMART式的目标,即目标应该是适合自己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实际的和基于时间的。

(3)改善生活方式。

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保持个体身心健康,从而可以减轻压力的影响。改善生活方式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注意协调时间,保障睡眠的时间;注意饮食,不吃有刺激性、高压力的食物;注意适量运动;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等等。

(4)扩大社会支持。

通过结交更多朋友、巩固同学、工友的友谊等可以巩固和扩大社会支持。扩大社会支持可以使个体得到更多压力疏通渠道,通过对方的倾听、安慰和鼓励和帮助得以舒缓压力。

(5)学习压力应对技术。

一些简单便于操作的压力应对技术,如肌肉放松、压力日志等可以改善个体压力的状况。

三、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压力源主要是由于其权益未受到保障或权益受损以及自身素质(技能、心理)偏低所产生。因此,本文也针对性地在这两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限于篇幅及研究深度所限,本文只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认识,在具体策略方面未深入论述。希望后续研究能够在本文基础上进行具体策略方面的深入研究以便指导实际工作。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2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一、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特征，他们与“父辈”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

1、比较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2、无务农经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

3、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维权意识较强；

4、外出动机多为寻求个人发展。

二、他们面临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1、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2、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解决方法

1、建立系统的培训机制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应该作出有效的指导，加大教育资源的投资，提供便利的服务。政府可以筹集资金，依托民办高校、职校技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批轮训方式。推动政府购买或企业委托培训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培训服务。或者政府可以联合工厂举行正式教育培训和非正式教育培训。

2、推进深入的维权工作

首先政府应依托社会有关组织和法律服务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法制宣传。其次，相关部门和组织需要切实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积极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建设的有效形式。最后，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组织，通过合法的渠道、合法的组织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反映他们对政府和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建议，让他们更广泛地参加国家和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

3、创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

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怀着执着的“城市梦”来到城市打工，大都不愿意甚至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务农。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人规划着学成技术积累经验后能自主创业，在城市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创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项目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却成了创业的重要障碍。因此，相关部门可争取银行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机构的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施行专项贷款，进行小额信贷，以资助的性质、贷款的形式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资金支持。

走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 篇3

可是,城市对于他们,却依然那样陌生。高企的房价,就业、就医和孩子就学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城里人有形或无形的“另眼相看”……这些,让他们感到有些迷惘,有时或许还会感到有些“受伤”。

那么,城市该怎样敞开怀抱,做好接纳这部分人的准备呢?他们的家究竟在哪里?未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家乡,他们该作出怎样的抉择?

期盼“同城待遇”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

2月3日,安徽阜阳火车站出站口,吕侠伟拖着一个行李箱快步走出来。与身边一些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相比,他显得很轻松。吕侠伟高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技校,现在江苏昆山打工快两年了。由于工资不是很高,他选择住工厂的宿舍,每天就在食堂吃饭,只要几元钱。

“我在家是独生子,从小也没干过什么重活儿。我还是希望将来有一份工作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能,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吕侠伟说。

在外打工,吕侠伟似乎总是缺乏“安全感”,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希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完善。有了更多保障,咱们也好安心打工。”他说。

虽然在杭州创业小有成功,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湖南岳阳的彭哲也有烦恼。“比如看病,杭州本地人每人都有医保卡,而我们外地人却一定要全部自己掏。”有一次为追小偷,彭哲直接从家里的二楼跳下,右腿摔伤,花去两万多元医疗费,由于是外地人,他无法享受杭州的城镇医疗保险。

和每个“80后”一样,彭哲也想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想要融入这个城市首先要有一个落脚点,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但中心城区动辄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房价,让他只能望楼兴叹。

而最大的问题是,彭哲总感觉无法融入当地。“无论是方言、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时时在提醒自己是外地人”。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在广东打工的李晓玲这样期待。

李晓玲的家在湖南安化县乐安镇。2004年,她读完中专后南下广东,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如今已在企业营销部得到一个不错的岗位。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城市不仅有太多的诱惑,还有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只有中专文凭,又没有一技之长,压力很大,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李晓玲说,“稍微有点差池,随时都可能下岗,还要面对和忍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她经常要加班加到凌晨,却没有加班工资。她也曾想放弃这份工作,可更好的工作又在哪里?

她的内心有些“纠结”:尽管在大城市有种种不顺心,但毕竟已经适应了,无论如何,她更愿意留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闯荡。

身份认同存在困惑

“说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说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民还是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而对他们的父辈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

河南固始县的务工青年王大毛,就经常困惑于这些问题:“说我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连犁把都没有摸过;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身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实际上,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种种差异依旧那样清晰,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许多打工者的奢望是周末能休息。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更多人希望自己被划归工人群体。可是,在总体上,或者说在很多方面,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老家河南驻马店的徐丽丽在郑州打了5年工,尽管她自己觉得已经融入郑州,可是“打工妹”的身份让她了无归属感。23岁的她现在迫切盼望找个好婆家,条件之一就是,对方一定要是郑州人。她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尴尬身份。

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由于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特别是初中后教育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说到教育,在重庆打工的田汶鑫感触颇深:“孩子已经4岁了,转眼就要上小学。他现在是跟着父母在老家四川武胜,但将来会到重庆读书,这里的教育肯定比老家好。周边的学校我都去了解过,有免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不知道教学质量如何;稍微好点的学校,赞助费又太高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三个矛盾: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工资水平不高的矛盾,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公共服务的矛盾,社会上的歧视冷漠与自我保护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政府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处长彭家海说。

“未来的路,未必都在大城市”

回家,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城镇也可以有大作为。

前几天,郑小寒收到曾经打过工的广东东莞一家企业发出的邀请,但已经不愿再去那里打工了。他在家乡的一个花炮厂已经工作一年了。

郑小寒的家乡在湖南临湘县。8年前,他南下东莞,开始在异乡闯荡。通过努力,后来在当地一家大型摩托车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这家企业遭受重创,面临停产,他不得不黯然返乡。

在临湘县就业服务局的帮助下,郑小寒凭借管理经验,在当地一家花炮厂找到了新的工作,而这家工厂的厂长李涛,也是一名返乡农民工。虽然花炮厂开出的工资不是很高,无法与沿海地区的薪酬相比,但农村消费低,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离土不离乡”的条件,仍然吸引着200多名从沿海返乡的年轻农民工。

李涛说,他之所以看重新生代农民工,理由很简单:他们在大城市中,既积累了市场经验,又有一定的技能。在他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生力军。

和郑小寒一样,当许多人选择留在城市的时候,也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家。

在湖南武冈县经营三轮出租车的王军曾在沿海地区打工。2007年中学辍学后,王军像村里大多数青年一样选择去广东打工,他从事的大多是重体力劳动,每月的工资也很微薄,只有300元。

2008年底,由于未能领到工资,没有凑足车旅费,他留在广东东莞。平生第一次在异乡过年,未免有些伤感,同时也让他思考未来的路。

2009年,王军回到家乡。正好赶上“家电下乡”,他买了辆三轮车,三轮车5000元,政府补贴了700元。“虽然三轮出租车的利润不是很高,但比我在外面打工肯定强。”王军说,“我们这一代农民工的路,未必全在大都市,小城镇也需要我们。”

为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岳阳市在汴河街打造了返乡农民工“创业一条街”,4个街区内共设160多个铺面,并出台了包括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小额贷款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市就业服务局局长姜继辉介绍,目前,汴河街的经营户由原来的64户发展到98户,就业人员也由620人发展到1000多人。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4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全国总工会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年龄在16岁以上, 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辈农民工相比, 有其自身特点。

1. 受教育程度方面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新生代农民比上一辈农民工相比要高的多, 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出生于1980年以后, 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涵盖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都普遍接受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从受教育的层次来说, 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28.9%, 远远高于上一辈农民工, 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大, 受教育结构层次也相对偏高。因此, 无论是从整体受教育年限还是从内部受教育结构的层次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相对较高, 受教育的结构也相对合理。

2. 消费观念方面

上一辈农民工消费观念保守, 挣钱而舍不得花钱, 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物质条件要求更高, 上一辈农民工的主要花销在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 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则有了更高的要求。上一辈农民工大多住在工棚或单位, 较少外出租房住, 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倾向于外出租房住, 这说明在住房要求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二是对新鲜事物渴求度较高, 也愿意和舍得在这上面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对mp4、化妆品、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拥有率很高, 新生代农民工也经常去电影院、去酒吧、去游乐场和网上购物。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 消费方式更加城市化。

3. 生活目标方面

上一辈农民工在城市外出务工的主要目标是回农村, 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目标是想留在城市, 成为一名城市人。上一辈农民工乡土情节比较重, 会干农活, 外出务工主要目的是赚钱养家, 最后还是想回到农村去。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不具备务农的经历, 基本不会做农活, 乡土情节淡泊, 外出务工的目标就是想留在城市生活。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是比较强的, 他们渴望通过一定的途径留在城市。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目标的转移对于中小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 因此中小企业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管理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生活目标, 要为他们提供一个长期留在城市的机会, 也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新生代农民工。

4. 维权意识方面

与上一辈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极强的维权意识。上一辈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 维权能力不高, 当面对不公平待遇时, 比如同工不同酬或者拖欠工资等, 上一辈农民工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更加倾向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 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 仅是上一辈农民工的一半, 采取投诉行为时, 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 新生代农民工为45.5%, 高出上一辈农民工17.6个百分点, 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更有信心和决心维权。综上所述, 与上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更强, 维权能力也更高。

二、兰州市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分析

课题组对兰州市中小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 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276份, 占全部问卷的92%。访谈中小企业管理者15人, 在职新生代农民工35人, 离职在职新生代农民工23人。问卷就薪酬福利、工作强度、晋升机会、职业培训等方面做了调查, 访谈采用开放式访谈的方式。

1. 对调查问卷的分析

(1) 不同性别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的调查分析。在回收的276份有效问卷中, 男性171人, 占有效问卷的62%;女性105人, 占有效问卷的38%。问卷结果统计表明, 薪酬福利因素是影响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首要因素, 比例为39%;其次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29%;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21%;最后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7%。在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 薪酬福利因素也是影响她们去留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52%;其次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21%;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16%;最后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11%。

(2) 不同年龄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的调查分析。在回收的276份有效问卷中, 年龄在25岁以下的有79人, 占有效问卷的28.7%;25岁~30岁有121人, 占有效问卷的43.8%;30岁以上的有76人, 占有效问卷的27.5%。问卷结果统计表明, 年龄在25岁以下, 职业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35%;其次是薪酬福利因素, 所占比例为34%;第三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18%;最后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13%。年龄在25岁~30岁的, 薪酬福利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42%;其次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26%;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20%;最后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14%。年龄在30岁以上的, 薪酬福利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失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40%;其次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26%;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20%;最后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14%。

(3) 不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的调查分析。在回收的276份有效问卷中, 制造业有85人, 占有效问卷的30.8%。建筑业有76人, 占有效问卷的27.5%, 批发零售业有66人, 占有效问卷的23.9%。住宿餐饮业有49人, 占有效问卷的17.8%。问卷结果统计表明, 在制造业中, 薪酬福利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失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40%;其次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26%;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20%;最后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14%。在建筑业中, 工作强度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失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34%;其次是薪酬福利因素, 所占比例32%;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19%;最后是晋升机会, 占15%的比例。在批发零售业中, 薪酬福利因素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流失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38%, 其次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23%;第三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21%;最后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18%。在住宿餐饮中, 薪酬福利因素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流失的首要因素, 所占比例为36%, 其次是工作强度, 所占比例为30%;第三是晋升机会, 所占比例为18%;最后是职业培训, 所占比例为16%。

2. 对访谈结果的分析

通过对受调查中小企业管理者、在职新生代农民工, 以及已离职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访谈, 总结出导致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主要来自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和企业。

(1)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通过与在职和已离职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自身原因主要是薪酬水平较低、对工作环境不满, 以及家庭婚姻等因素。通过访谈发现,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劳务派遣工, 虽然干着正式员工做着相同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福利待遇低于正式员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习惯于将其他同行业企业中处于的相同职位的人来做参照对象, 以此作为跳槽的依据;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对工作环境不满意;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结婚生育的年龄, 有的辞职回家结婚, 有的回家相亲, 还有的因为怀孕生孩子。

(2) 企业原因。通过与中小企业企业管理者进行访谈, 他们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薪酬福利待遇、企业缺乏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沟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不足等方面。部分管理者认为, 企业考虑到成本问题, 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薪酬福利待遇达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期望值, 导致离职率高;部分管理者认为管理人员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沟通交流特别少且沟通渠道不畅, 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多, 而且存在“以罚代管”的现象, 缺乏人性化管理;部分管理者认为人力资源部门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和培训, 企业一线人员晋升渠道不通畅。

三、兰州市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1. 招聘管理制度方面

有效的招聘规划、准确的定位、科学的测评方法、好的招聘策略和顺畅的招聘渠道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优秀员工, 也能增加用人部门对新员工的满意度和降低新员工的流失率。在“民工荒”趋势下, 企业如果仍然坚持被动的招聘方式, 就会丧失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企业必须改变“农民工无限多”的招聘惯性思维, 建立健全招聘管理制度, 采取主动出击策略。人力资源部门应主动参与企业和用人部门的规划, 深入了解人员的去留动向, 准确定位企业在各个阶段的用人需求。人力资源部门要制定完备岗位说明书, 采取科学测评方法, 确保“人岗匹配”。人力资源部门还要改革招聘方式和拓展招聘渠道, 制定科学合理的招聘方案。

2. 绩效管理制度方面

建立有效的绩效管理制度目的是使绩效得到真实地评价, 从而得到客观的绩效考核结果, 以便于绩效薪酬发放和采取相应的激励。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许多特点, 对上一辈农民工实习的简单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适合了, 中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绩效考核应该采取全方位考核的方式, 不仅要包括直接上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考核, 还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考核。不仅对工作结果进行考核, 还应要对工作过程进行考核,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绩效。另外, 中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考核标准要定量化, 以尽量做到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和可靠性。加强绩效考核结果的反馈与运用, 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竞争意识, 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绩效, 并以此推动企业绩效的持续改进。

3. 薪酬管理制度方面

中小企业内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偏低, 薪酬管理是控制新生代农民工流失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在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薪金管理制度时, 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同事必须坚持效率导向, 实行有差别的工资制度。中小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和工作完成情况给予差别工资水平, 这样可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技能, 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 企业要定时进行市场薪酬调查, 确保新生代农民工薪酬的外部公平性, 以防止员工流失。此外, 中小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实际,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样化的福利, 除了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外, 还可以提供宿舍住宿、儿童看护、老人护理和饮食服务等个性化福利, 以吸引和留住新生代农民工。

4. 激励机制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工作效率的提高仅仅依靠物质激励是不行的, 他们更需要精神激励。精神激励是与物质激励相对应的, 是从精神方面的一种无形激励, 例如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充分的授权、及时的信息反馈和绩效认可、建立弹性工作制度、给予职业生涯规划辅导等。中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物质激励方式, 建立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综合激励机制, 可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热情。另外, 企业要慎重使用批评、惩罚或者开除等负激励手段, 以避免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较大的精神打击, 造成其抵触和不满情绪, 导致其离职。

5. 培训制度方面

有效的培训制度可以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效率, 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中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岗前培训, 包括岗前一般培训和岗位知识培训, 一般培训主要包括企业概况、产品知识、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等的培训。二是岗位安全培训, 包括消防安全、设施安全和行为安全等方面的培训。三是技能培训, 包括运动技能培训与智力技能培训。四是建立工作岗位轮换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是生产类型的企业, 容易产生工作厌倦感。岗位轮换制的建立可以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种技能, 扩大其职业发展通道, 提高其满意度。

6. 职业生涯管理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其未来将会成长为城市工人,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职业发展机会。中小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性质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晋升措施,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晋升机制。由于中小企业是一个管理幅度较大而管理层级较小的扁平性组织, 所以中小企业要科学规划, 增加职位的设置, 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绩效考核, 大力从企业内部提拔管理人员。中小企业只有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的诉求, 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渠道, 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机会, 才能留住新生代农民工。

参考文献

[1]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 2010, 6, 21 (01) .

[2]黄丽云.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综述[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 .

[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 2003, (13) .

[4]彭珂.河南省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河南大学, 2012.

新生代农民工 篇5

从近几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近半年内发生了“十二连跳”系列自杀之后，“新生代农民工”也日渐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公务员申论考试入手，运用利益主体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供考生参考。何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指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轻群体，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1.5亿人里面占到60%，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很大困境，其产生原因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此外还有户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社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观念上的诸多歧视，使他们难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而他们在劳动供给和行业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使得社会出现了“用工荒”，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

企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视性待遇；或者给他们极低的工作报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视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他们在心态和观念上，对职业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较之第一代农民工高，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融入较高层次就业市场的本领，同时他们工作耐受度较低，缺乏父辈的吃苦耐劳精神，心理抗压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出台切实措施保障其利益，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区功能，为打工者提供劳动、生活权利方面的制度性关怀；

第二，全社会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机构要积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各种活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渠道，让他们处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人际关系网中；

第三，企业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劳动报酬，同时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同时要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发挥集体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要端正心态，不怕吃苦、不惧困难，在基础性岗位上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加强自身的敬业精神；同时，制定职业规划，脚踏实地去努力，不好高骛远，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分析 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6；G7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1-0445-04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衍生出来的新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社会生产建设中，逐渐取代上一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1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和发展，大规模进城务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也出现了代际之间的更替，许多学者如王春光、徐建玲、刘传江等都通过年龄来划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普遍认为1980年之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口，但在城市（镇）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身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首次被正式阐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2010年2月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即“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这批人[2]。

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并生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一代群体，虽然他们是传统农民工的延续，但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又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1生活目标的转变

老一代农民工始终挂记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并最终回归农村养老。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从小跟随父母在城市长大，有些甚至出生在城市，对农村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准备，相比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1.2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外出务工群体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高于文盲、半文盲、初中、高中、大专的比重。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则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最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而上一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26.5%[3]，通过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的人员比例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所以，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职业教育或培训。

1.3消费观念更加开放

新生代农民工的童年分为2种，一种是作为“留守儿童”跟随爷爷奶奶住在农村，一种是从小跟随父母在城市打工，甚至出生、生活在城市，但不管是哪一种，父母都尽量满足他们物质生活上需求。与老一代相比，他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是相对宽裕的，这些生活经历的转变使他们的消费观念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加开放，他们的工资不再像老一辈那样仅用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追求时尚并享受生活。他们会参加一些培训活动或娱乐性活动，增加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乐趣，受城市现代化消费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储蓄意识逐渐淡化。

1.4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地域更广，且行业分布集中

老一辈农民工因为有深厚的乡土情结，一般都就近选择务工地点，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不再仅限于本省市，而逐渐跨省务工，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如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其中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等服务行业工作人数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2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内涵

教育需求一般分2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从国家或社会的层面来看，主要是指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为社会、组织或个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产生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指个体认为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和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并在城市内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本研究所指的教育需求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出发，是指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进入工作岗位后，为了发展和融入城市生活而进行继续教育的愿望和需求。

2.1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在生活上的压力有所减轻，但在精神上的压力却逐渐增大，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顶着“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打拼，但因为身份问题得不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甚至合法的权益也难以维护，又由于学历、技术等条件制约只能干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收入低的工作，这就致使他们产生不平等的心态，甚至感觉“低人一等”。这些生活、工作以及价值观的冲突，往往会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

nlc202309040611

心理问题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心理压力和问题不被及时发现和化解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社会矛盾，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首要需求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与指导，通过心理方面的教育与引导，使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摆正自己的心态，正确面对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社会差异和不公平现象，教导他们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仇视社会，要学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2.2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但是面对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生产技术专业化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自己仍然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对职业培训要求强烈。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平均水平（表1）。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0.4%，而上一代农民工为26.5%。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虽然仍处在初中水平，但是类型较以往发生了转变，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员比例有所提高[3]。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用人单位需要的是一些接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还严重不足。由于技术问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面窄，就业机会少，工资低，迫使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不仅是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适应市场需求、在城市稳定生活的基础。

2.3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若干意见》中就强调“要十分注意做好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有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切实承担起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责任”。可见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和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想要融于城市，并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就必须强化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现代化的观念、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时对自己进行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道德观教育等，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升，观念得到更新，并且工作技能和整体素质都得到全面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完整的系统性。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早早结束学业投入到工作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接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完整的、阶段性的，并且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组织负责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便于提升他们的思想素质，为其顺利融入城市，成为新的市民打下基础。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3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现状和困境

3.1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教育存在现实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是生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有的甚至从小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他们渴望在城市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更期望在城市定居，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是由于综合素质偏低，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使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临时性的工作，这与他们的预想相差甚远。为了打破这一境况，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技能，以适用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急需接受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的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强调职业道德培养、着重进行适应社会发展和生产发展的实践动手能力的技术培训，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职业技术、技能教育[5]。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选择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通过培训掌握一门技术，以寻找更好的就业岗位。

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同父辈相比，更知道知识和技术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继续教育则成为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获得城市发展空间的必然路径。

3.2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困境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政府和企业作出了很多努力。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从宏观角度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出了部署。对此，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和计划，最有影响力的是国家2004年实施的“阳光工程”，全国免费培训农民工多达数千万人次。除政府部门外企业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某些大中型企业会定期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主要包括企业的历史、精神、工作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工作需要的技术等。虽然政府和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作出了努力，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困境。

3.2.1自身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必须以一定的文化与知识水平为基础。但是有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基本保持在初中水平，由于家庭及社会环境等原因使他们在上学期间对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有的甚至中途辍学，因此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让他们回到学校重新学习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有一部分人因从小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认为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不仅浪费时间，耽误赚钱，甚至容易丢掉正在从事的工作，得不偿失，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城市受到的某些不公正待遇和启示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鸵鸟”心态，使他们固守自己原有的岗位不愿前进，对参与继续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nlc202309040611

3.2.2缺乏资金支持，培训时间难以调控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事技术性较低的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因此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但是由于受城市生活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又比较超前，消费不仅限于基本生活费用，还注重享受生活和追求时尚，因此可供新生代农民工支配的剩余资金相对较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特点一般都是时间较长、强度较大、假期较少，这就使他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这些因素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资金和时间上都难以接受需要一定金钱和时间的再教育培训。

3.2.3缺乏统一正规的培训机构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一批人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潜在市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出现了大批就业培训机构。但这些培训机构大多以盈利为目的，缺乏统一管理，有些甚至不被政府和用人单位所承认。培训机构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再教育培训的主要实施载体，目前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主要是因为：从培训内容看，课程设置重复、单一、缺乏特色，层次较低，且与就业市场的需要严重脱节；从培训方法看，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没有采用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方式；从效果评估看，重理论、轻实践，致使很多学生抱怨在培训机构学不到什么东西；从后期的就业服务看，大多缺乏实效性，或者只注重就业的数量，而忽视质量[7]。

3.2.4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我国颁布了一些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文件，主要集中在针对农民工培训的措施和步骤，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训配套保障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效果[7]。如新生代农民工因继续教育而辞去工作所减少的经济来源和基本生活保障谁来承担等问题，这些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接受再教育考虑的问题。同时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城乡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存在差异，这就使新生代农民工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城市接受再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能够平等地享受当地的教育服务。

4政策建议

4.1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其在领导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中的统筹全局的领导作用，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

4.1.1制定并落实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工作意义重大，关乎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因此政府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并加强交流与合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制定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如对主动实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用人单位减免部分税款，对主动参加教育培训并且顺利毕业的优秀新生代农民工减免学费，推行教育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等，并且要成立专门的机构督促、监督这些政策法规的执行，切实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实效性。

4.1.2加大资金投入，并保证资金发挥相应的效力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放弃工作，进入全日制学校脱产学习，将有可能完全失去任何收入来源，将会使他们学习的成本增高[7]”。这会大大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当加大资金的投入，一方面加大对教育机构资金的投入，完善教育机构的硬件设施和教师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资金扶持，例如对参与继续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基本生活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在继续教育学习期间的生活压力。

4.1.3完善相关保障制度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最主要的是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化结构，清除附加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农民”头衔。改革并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限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渐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保障农民工在城市享有相等的教育权、医疗保险权等；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法可依。只有改善这些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才能让他们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到再教育之中。

4.1.4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电视、网络、手机报、广播等大众媒介，大力宣传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性，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到进行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让企业认识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员工素质和技能的重要性。

4.2充分发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活动的重要载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培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4.2.1强化培训意识与责任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工厂”，以廉价的劳动力和能源资源市场在世界经济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外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不断寻找合适的途径打破“世界工厂”这一称号。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这就要求企业增强对员工的培训意识与责任感，特别是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吸收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更应该根据企业的发展要求以及职工自身的需求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努力做到素质拓展与技能培训并重，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实现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双赢。

4.2.2加强企业与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的合作企业与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的合作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理论与技术的双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一大障碍是时间难以调控，企业主动与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进行合作，能够合理地分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与学习的时间，避免缺工或缺课的现象，这样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能够提供专业的教师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而企业又能够提供现成的场所进行实践操作，这种合作能够大大地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4.2.3鼓励发展，培养骨干人员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辈工人，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并且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并不仅满足于呆在生产车间做一些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未来。企业要认识到他们对自身发展的需求，并鼓励支持他们的发展。对此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平时工作的特殊表现，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对某些员工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育，并从中选拔优秀人员进一步培育，为企业的发展储备骨干人员。

4.3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观念，树立终身学习意识

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观念与老一代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因此应当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树立正确的继续教育观念，而不是“学习一门技术，找一个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应当从长远考虑，并对自己以后的职业和生活有一定的规划，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到进行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要认识到继续教育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无止境的，想要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这些都要靠接受继续教育来实现，只有掌握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知识和技术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立于城市的保障。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树立正确的继续教育观念，并为自己制定相应的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计划，大胆地设计自己的未来，同时也要克服生活和学习道路上的困难，积极利用身边各种条件参与到各种继续教育培训当中，通过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2010（8）：8-11.

[2]孙陈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教育需求与应对策略[J].职教通讯，2011（13）：39-42.

[3]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R/OL].[2014-09-05].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4]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姚蓉.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N].科技新报，2013-01-09.

[6]邓玲娟，刘巧花，吴红敏，等.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困境、原因及对策思路一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25）：53-55，99.

[7]王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需求研究——以福州市为例[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2.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7

一、当前社会管理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

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管理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没有从政治、经济管理解放出来, 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社会大众缺乏参与意识, 自我管理意识较低。在政治参与方面,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的认识和参与热情有了莫大的提高, 对在东莞务工的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访谈知晓 , 很多农民工对2013年召开的两会都给予很高的关注。但, 与此同时, 农民工的很多政治权利比如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等权利等没法得到保障。这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很不利, 影响到社会管理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一) 政治参与处于边缘化状态。

受国家特殊的二元体制的影响, 无论在对家乡还是务工所在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村民自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 但事实上, 农民工对户籍所在地政治事务的参与情况很不乐观。对村委会的选举及对村中重大事项的关心上, 很少农民工真正行使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另外, 很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离家很远, 回家一趟来回的路费和这期间耽误的工钱与选举来比, 得不偿失。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动机较为狭隘,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或者参加选举无法表达自身权益, 使其主动退缩到户籍所在地政治边缘地位, 对农村民主的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在务工所在地, 农民工的政治地位被边缘化。受二元户籍制度的深刻影响, 政治权利被打上了深深的权利属地的烙印, 很多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生活, 但依旧改变不了农村户籍的身份, 在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依旧无法参与到城市政治生活中。在居民区, 存在着外地人和本地人明显的分割, 在工作单位, 也存在着明显的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 农民工很难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

(二) 参与手段非理性化。

根据政治参与的是否合法可以分为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和非理性化的参与, 其中理性化的参与又称为制度性参与, 包括合法的投票、选举、游行示威等, 而非理性的参与方式又称为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 如绑架政府政策执行者, 贿赂上级领导、越级式的上访或者暴力对抗等。作为国家公民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在务工所在地边缘性的政治参与, 使其经济利益和自身相关权益受到阻碍, 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制度化的参与很难得到保障, 加之农民的小农意识, 一般会诉诸于非制度化的参与手段, 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工更是如此, 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 采取最多的是非制度性的参与方式, 而不是理性地诉诸政府等相关权威人士或机构解决, 迫使其把事情扩大化, 聚众上街游行以引起媒体或政府的关注, 更有甚者选择跳楼等极端化的行为。农民工参与方式的非制度化和不断翻新, 一定程度上引起媒体的道德同情和一些学者的关注, 但更多的是凸显城市生活中农民工政治经济生活之艰辛, 维权道路之长。

(三) 参与政治渠道无组织性。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渠道有很多, 但一般都比较零散, 很少有组织性的机构或团体为之呐喊。工会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上面理应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 我国工会的发展情况很不乐观。在全国较为发达的浙闽一带的城市中有很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企业, 其中这些企业中设置工会的只占百分之五, 在这为数不多的工会中, 只有一半的农民工参与, 工会的存在只是形同虚设, 并没有达成它的使命, 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并没有通过这一组织获取更多的利益, 甚至自身权益遭受迫害时都无法通过该渠道来表达, 导致农民工群体诉诸于非制度化参与手段。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工伤医疗费用无法得到报销、就业难等问题层出不穷, 各地的农民工之家和农民工自组织很少, 很多农民工甚至对这些组织不知晓, 当他们遇到问题或麻烦时,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向家人或亲朋好友倾诉, 缺乏组织性的机构为之维权。

二、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

长期以来, 我国形成了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 形成了有地域之分的农村人和城市人。这种二元结构体制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大部分考虑的是市民的利益, 政策毫无疑问地偏向了市民, 农民工无法享有这些政策带来的利益。这种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公民权利、信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这些差异相互交错, 阻碍农民工通过正式渠道进行政治参与。

(一) 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阻碍造成农民工制度化参与。形成于计划经济特殊时期的二元户籍制度, 在当时为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劳作, 为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虽然在发展市场经济, 但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完善,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发展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城镇发展的速度,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与社会公平严重不符。农村的落后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 农民工外出城镇打工就是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养家糊口, 依附在二元体制上面的社保、医疗、教育等福利政策对非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带有很大的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美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工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使其政治参与更加困难。由此看来, 二元体制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农民工参政困难的根本原因。

(二) 属地化的权利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沦于边缘而尴尬的地位。权利属地化是指各项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都是与户口所在地紧密相连。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决定了城镇优越的各项政策如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乃至住房都为所在地的市民享有, 对于农民工来讲, 这些权利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纸空文。现实中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权利属地而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在社会保障方面, 虽然有些企业为农民工交上了三险, 但大部分的农民工工作环境极差、没有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工讨薪的情况仍未得到解决, 工伤医疗保险没有, 工作中受伤的农民工只能拖着残废的身体回乡, 继续过贫困生活。因此权利属地化, 是农民工政治边缘化的重要因素。在城市, 农民工户籍在农村, 没有权利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 不能选举代表自己群体利益的代表, 无法通过这一合法的参与方式参与政治, 只能通过间接渠道如媒体的报道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农民工户籍在农村, 但人在城市, 人户分离、相对较高的政治参与成本使他们无心参与家乡村委会选举, 主动放弃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而对城市文明较为肯定的他们因为农民的身份, 政治参与也没有制度性的保障。

(三) 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化, 经济收入的薄弱是导致农民工成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的重要原因。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 使得农村更加贫困, 城镇更加美好。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边缘化, 很大原因是经济收入水平低。农村政治参与方面, 根据二元结构体制和权利属地原则, 农民工要参与政治, 就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 回乡选举需要很大的政治成本, 包括回家来回路费、这期间的务工费, 以及回家探亲朋好友花费, 对收入不高的农民工来讲是个很大的投入, 这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利益, 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目的相冲, 很多农民工因此放弃在家乡的政治权利, 成为农村政治生活的边缘人。

(四) 滞后的社会管理体系影响农民工有效政治参与能力。一方面, 城乡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造成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政治文化素质低和职业技能低下, 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态度和参与手段。农民工文化素质水平的劣势, 加之小农意识的影响, 对其个人发展和政治修养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同时, 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体制, 将农民工置于城市的政治生活之外, 使得农民工缺乏政治参与动机。农民工认为参与政治对自己没有吸引力, 没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农民工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是受挫的。在农村, 政治参与成本制约着农民工的参与, 农民工认为回乡参加选举与自己的利害不大, 缺乏参与动机, 农民工对参政态度冷漠。另一方面, 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大、可用的组织资源缺乏、农民工自己的组织尤其是弱势群体农民工的民间组织较少, 这样很难将农民工的利益要求协调起来, 凝聚成一股绳, 以强大的合力来表达, 造成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更加困难。

三、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就是要创新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转变政府以往控制管理为主的思想, 加强对农民工的政策支持、资金倾斜和法律保障, 为农民工子弟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放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 引导并培育农民工团体的社会组织, 从而提高农民工参政的热情和士气, 促进安定和谐社会的发展。

(一) 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一是要转变政府管理理念, 树立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政府应认识到农民工对城镇作出的极大贡献, 改变以往以控制为主的管理思想, 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引导和服务, 使农民工在为城市作出贡献的同时, 能享受到城市的美好。户籍改革的重点是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要改变农民工参与困境的现状, 从根本上就是要破除以户籍登记为依据的选举制度, 利用对公民的信息化管理, 对农民工进行身份管理, 而不是户籍管理, 进一步完善居民身份证管理制度, 使农民工实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二是要完善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配套机制。我国城市一些福利政策, 如住房、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社会福利是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 农民工因为户籍不在务工所在地, 而无法享有当地居民拥有的住房、社保、教育社会等福利。改变这一现状, 为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并对之产生归属感, 这不仅能解决农民工的生活之忧, 也能改变农民工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 使其参与政治的热情得到提高。

(二) 转变政府社会管理方式, 提高农民工组织化渠道。一是政府要转变本位管理, 克服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政府应改变以往对农民工的偏见, 由对农民工的控制转向服务, 在制定政策时, 抛弃本位观念, 多听取农民工的声音, 考虑农民工的利益需求, 使政策向农民工的利益倾斜, 使农民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利。二是政府应该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治理的主体不应只是政府, 政府在起到引导的作用时, 要发动人民大众的力量, 鼓励社会组织和团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使参与主体多元化, 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治理。要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参与到城市社会管理中来, 就要求政府放开对民间组织的控制, 适当地引导农民工组织的成长, 使其在代表农民工权益方面发挥作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关注, 增加农民工数量比例, 并把农民工权益纳入其组织中来, 积极发挥好协调作用, 为农民工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相关的信息。另外, 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自治组织, 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协会等组织, 做好农民工与城市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水平, 在改善农民工较为弱势的政治地位, 增加其话语权方面意义重大。

(三) 推进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 改善农民工参政的社会经济环境, 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 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政活动也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 也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反之, 会影响到其参政情况。在社会环境方面, 要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权益, 当农民工经济收入得到保障时, 应确保农民工真正地享有公民的相关权利, 主要表现在社保、就业、教育方面;在文化环境方面, 要克服传统文化影响, 使农民工树立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法治观念, 在务工城市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在文化环境方面, 要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一是要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在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同时, 优化教育投入结构, 将经费重点投入到初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方向, 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政府要鼓励民间资本流入教育行业, 鼓励民间对教育的投资, 对投资的企业或个人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不仅利于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 还能为农民工增加受教育机会。三是加大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引导高学历和科教水平较高的师资进入农村教育事业, 并给予优厚的待遇, 逐步缩小与城市师资力量方面的差距。四是要给予农民工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工职业水平, 农民工工资水平低, 很大程度上与其技能水平低下有关, 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职业素养, 在就业方面提高其竞争力。五是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参政能力培训。如在公共场所, 加大对政治文化知识和法治观念的宣传, 增强对法治的认识, 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 对农民工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使其充分认识到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 这对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热情极为有效。

参考文献

[1].孙怡芳.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J].现代经济, 2009

[2].姜安等.政治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牵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5].张跃进.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N].光明日报, 2007

[6].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转变中的中国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7].任中平, 刘刚.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不可忽视的“四农问题”[J].云南社会科学, 2006, 1

[8].艾丽颖.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状况[J].沈阳大学学报, 2006, 3

[9].刘炜.城市化发展需正视的八个问题[J].经济学家, 2006, 1

[10].陶明达.农民工与市民的分化与融合[J].城市问题, 2006

[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8

2010年, 中央以1号文件首次提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1]金融危机后经济虽回暖, 但劳资双方利益博弈却更加剧烈, 双方期望和诉求发生新变化, 雇佣双方原先形成的心理平衡被打破, 加之新《劳动合同法》的深入实施, 劳资关系有趋于紧张之势, 企业要想缓解双方矛盾, 管理好这批青年农民工, 就必须对他们的内心期望和诉求有清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

二、心理契约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 Argyris在《理解组织的行为》一书中首次使用“心理的工作契约” (psychological work contract) 来描述一个工厂中雇员和工头之间的关系, 强调在员工和组织的相互关系中, 除了正式的雇佣契约规定的内容外, 还存在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和理解。[2]1962年, Levinson等人注意到“心理契约”这一概念, 在《管理与心理健康》一书中称之为“未书面化的契约” (unwritten contract) , 指组织与雇员之间相互期望的总和, 强调产生于双方关系之前的一种内在的未曾表述的期望。[3]“古典学派”认为, 心理契约的研究有两个视角:组织心理契约和员工心理契约。以Levinson, Kotter, Schein, Guest, Conway, Herriot & Pemberton等学者为代表, 重点在对员工和组织间相互要求, 如组织对员工的理解、认同、工资保障和长期雇佣以及员工对工作的胜任和忠诚等方面的案例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 “Rousseau学派”提出心理契约狭义定义, 即“员工单方关于雇员和组织之间交换协定的个体信念”。[4]她首次从实证角度对129名MBA毕业生的心理契约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7项“组织责任”和8项“员工责任”, 反映了雇员信念中对双方责任共性的一面, 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成为后来国内外实证研究的基础。[5]Robinson、Herriot, Manning & Kidd、Guest & Conway等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6][7]还有不少学者认为, 心理契约是个复杂的结构, 作为一种主观的契约形式, 其内容可能包括千万个条目, 不可能全部列出, 加之其动态性特点, 心理契约会因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组织规模、企业性质以及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鉴于“Rousseau学派”对心理契约的定义更清晰, 在研究上更具有可操作性,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在学术界目前正处于主流地位, 笔者借鉴Rousseau对心理契约的狭义概念, 即员工所感知到的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契约现状、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和破裂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三、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现状实证分析

1.心理契约的结构和内容

本研究样本来自浙江省杭州萧山、临安和富阳3个区 (市) 经济开发区的7家民营企业, 年龄在35岁以下的生产一线工人, 企业涉及电缆、包装、服装生产、节能灯、造纸、电机制造等行业。在参考国内外心理契约量表的基础上, 深入企业实地访谈, 收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的组织和员工责任的具体内容, 经过对题项频次和重要性的排序、管理专家对项目合理性评定、问卷初试, 剔除CR值未达到显著水平和低负荷的题项, 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正式问卷中“组织责任”共有17项、“员工责任”共有14项, 采用李克特 (Liket) 5点评分法对“您认为企业/员工应该承担的责任程度”和“您认为企业/员工实际履行程度”进行测评。共发放问卷285份, 回收218份, 有效回收率76.5%。样本中男性工人占69%;年龄在25岁以下的占41.5%, 25～30岁的占44.7%;30～35岁的占13.8%;外地工人比例为69%;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占61.7%, 高中、中专或技校文化水平占25.5%。

笔者分别采用SPSS15.0和Lisrel8.7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发现, 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的“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的因子均为3个, 根据各因子所包含题项的意义分别命名为“基本责任”、“情感责任”和“发展责任”, 各题项归类得当, 共同度均在0.5以上, 总方差解释率大于63% (结果见表1, 详细的数据分析和验证过程在课题前期成果中有体现) 。[8]

2.心理契约的类型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类型的划分采用Shore & Barksdale (1998) 的分类方法, 以契约双方责任的“高”、“低”进行组合形成4种类型:高员工责任～高组织责任 (平衡型Ⅰ:共同投资高型) ;高员工责任～低组织责任 (员工投资过度型) ;低员工责任～高组织责任 (员工投资不足型) ;低员工责任～低组织责任 (平衡型Ⅱ:共同投资低型) 。[9]以探讨员工责任和组织责任的平衡与不平衡程度, 界定责任高低以正式问卷调查中“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承担程度”得分的平均值为标准, 大于或等于平均数的为责任较高、小于平均数的为责任较低, 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看到,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类型最普遍的是“平衡型”, 平衡I型 (占37.2%) 和平衡II型 (占39.4%) 所占比例之和为76.6%, 这符合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通过对不同工作时间的员工心理契约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工作时间在1～3年处于短期雇佣关系的员工多属于“共同投资低型”,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离职倾向和对高层管理者的信任会比较糟糕;[10]而工作时间在4年以上的员工属于“共同投资高型”和“员工投资过度型”, 说明处于长期雇佣关系的员工感到企业和个人有责任为对方履行范围更广的契约内容, 双方关系趋于达到义务履行程度较高的理想状态, 即使企业履行责任较低时, 他们对企业行为予以谅解和默许, 仍会以较高程度的工作表现和情感表现回报企业。

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的履行和破坏状况分析

1.心理契约的履行状况分析

心理契约的履行状况是指员工对其观念中认定的组织必须为他承担的和他必须为组织承担的责任义务实际落实程度, 通过员工对组织及自己在每项责任义务上实际履行的等级类型来确定, 它是员工对契约责任义务实际履行情况的主观认知和主观评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中组织和员工相互责任义务各项目的平均数进行排序 (见表3) , 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①“组织对员工责任义务”履行最好的3个方面是:“根据我的业绩按时发放工资和奖金、企业履行承诺讲信用和提供良好的工作指导”;履行得最不好的3个方面是:“组织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让员工与外界接触寻找其他事业发展机会和为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②“员工对组织责任义务”履行最好的3个方面是:“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勤俭节约避免浪费”;履行得最不好的3个方面依次是:“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寻求公司内部的培训和发展机会以及把个人前途与公司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

进一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对组织～员工相互责任义务履行程度在不同契约维度的平均数进行显著性分析, 结果见表4, 从中可以看到:①组织契约的“基本～情感”、“情感～发展”维度两两配对检验T值分别为2.084 (P<0.05) 和9.39 (P<0.001) , 两组检验结果差异显著, 表明组织对员工基本责任履行得最好, 情感责任履行得较好, 发展责任履行得较差。②员工契约“基本～情感”、“情感～发展”维度两两配对检验T值分别为8.293 (P<0.001) 和5.167 (P<0.001) , 两组检验结果差异非常显著, 也说明员工对组织基本责任履行得最好, 情感责任履行得较好, 发展责任履行得较差。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2.心理契约的破坏状况分析

心理契约的破坏是指契约双方相互责任义务的认知标准与知觉到履行状况之间出现偏差, 就员工感知到的责任义务与具体执行状况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来看, 可分为3种:喜出望外者、平和者和亏欠者。狭义的心理契约破坏是亏欠者, 即员工知觉到的契约责任义务的履行未达到员工的认知标准, 由契约具体项目上“必须承担程度”与“实际履行程度”得分之差来衡量, 取正值, 据此定义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的破坏程度进行排序 (以亏欠者的平均值为标准) , 并分析亏欠者在3种情况中所占比例, 结果见表5。

表5结果说明: (1) “组织对员工责任义务”破坏程度最严重的是:“组织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破坏最不严重的是:“按时发放工资奖金、企业讲信用”, 遭到破坏的比例在27.7%～63.8%之间。破坏发生最多的方面是:“组织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公平合理的待遇”;破坏发生最少的方面是:“让员工发挥技术专长、提供工作方面的指导”。 (2) “员工对组织责任义务”破坏程度最严重的是:“勤俭节约、培养新技能以增加自己未来的发展机会”;破坏最不严重的是:“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全力为企业创造效益”;遭到破坏的比例从20.2%～43.6%不等。破坏发生最多的方面是:“培养新技能以增加自己未来的发展机会、维护公司形象;破坏发生最少的方面是:长期为这家公司服务 (如5年以上) 、勤俭节约”。

表6为双方责任义务不同维度的破坏程度及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从中可以看到:①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组织对员工的“基本责任”破坏程度最严重 (平均数为1.57) , 且与“情感责任”配对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差异显著 (t=2.347, P>0.05) ;“基本责任”破坏发生的比例也最高 (“亏欠者”占到50.2%) ;“发展责任”的破坏程度和比例次之;“情感责任”的破坏比例最低、程度最轻。②员工对组织“情感责任”发生破坏的比例最高为36%, “发展责任”次之;从破坏程度看, “发展责任”遭受最严重的破坏 (平均数为1.33) ;其次是“基本责任”, T检验结果差异显著。综合比较双方之间的责任义务破坏状况发现:组织契约各个维度的破坏比例均高于员工契约, 破坏程度均比员工契约严重。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五、基于心理契约的新生代农民工管理对策

1.企业应加强人文关怀, 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对双方责任义务的期望内容主要集中在“提高工资待遇, 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给予工作指导和帮助”、“公平对待、受到尊重、互相信任”、“组织文娱活动”、“培训和发展”等方面, 他们主体意识和精神需求比父辈强, 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居民”, 但各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使其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 处于一种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双重边缘人”状态。他们关心企业发展, 但感受到企业对自身权益和职业发展的关心却较少, 认为“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是导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这说明他们渴望得到尊重和关爱。[10]因此, 企业应诚实、公平地对待新生代农民工, 建立沟通机制, 进行心理疏导, 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将其看作Y理论 (3) 的人推行参与式管理方法, 让他们参与企业重要事务的决策, 满足心理上被认可信任的需要, 建设文化娱乐生活设施,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丰富精神生活, 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2.企业应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存, 而更多的是以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找更好发展机会为目的, 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 被调查者大部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许多人还接受过职业培训, 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 在工作上有自己的想法、要求和期望, 对未来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 会在企业内外主动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非常重视“工作～生活”平衡、技能培训及职业发展。但据笔者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所接受的培训仅限于受聘时所具体规定工作的简单上岗培训, 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主, 在很短的时间就能掌握操作技能, 但缺乏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 笔者建议:将培训经费直接补贴企业, 让企业成为职业培训的主体, 让新生代农民工至少熟练掌握一门专业技能, 实现从“体能型”向“技能型”员工转变, 适当增加文化素养、城市适应性、竞争意识和正确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培训, 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 加速其向产业工人转变。

同时, 企业应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考虑, 根据他们的性格、兴趣、能力和技能等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将其职业生涯规划纳入到本企业的组织管理体系中, 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和不断壮大, 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和丰富的发展机会, 在企业内部开发多种职业发展的路径, 只有这样, 新生代农民工才会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中把自身发展纳入到企业的发展轨道上来, 积极寻求公司内部的培训和发展机会, 把个人前途与公司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 从而使双方关系更加牢固和长远。

3.企业应积极履行“情感和发展责任”, 建立和谐的“企业—员工”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契约类型以平衡型关系为主, “高员工～高组织责任”和“低员工～低组织责任”两种投资类型比例各占一半左右, 对工作时间和契约类型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工作时间越长的员工 (如4年以上) , 契约类型越趋于达到“共同投资高型”的理想状态, 双方“基本责任”履行得最好, “发展责任”履行得较差, 组织契约中“基本责任”破坏最严重, “情感和发展责任”破坏得较少较轻。这说明双方责任义务的履行还只停留在以经济为基础、保障双方关系的必要责任上, 企业员工关系水平和层次较低, 对情感和发展责任考虑较少、不重视, 或根本就没有涉及此类责任义务。同时, 由于个人主观偏见的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责任义务的期望和要求较高, 企业实际兑现和履行的责任义务却难以达到其心理的预期, 而员工会高估自己对企业责任义务的付出, 所以, 组织契约各维度的破坏程度比员工契约的要严重。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内部关系进行考察还发现, 组织承担的“情感责任”对于员工“基本责任和情感责任”具有显著预测力 (相关系数分别为0.465和0.522, sig.=0.000) , 这说明如果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投入更多关怀和尊重, 可以促使员工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承担基本责任和情感责任及义务, 有利于构建信任和相互支持的双边关系, 但是, 如果企业在情感和发展责任方面做得不够好的话, 员工可能连最基本的责任都不会履行, 导致心理契约破裂和员工流失。

总之,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后危机时代和“民工荒”背景下, 企业员工雇佣关系发生着变化, 影响着他们对组织和自身相互责任义务的感知和认识。在企业员工双边关系中, 企业是主导, 处于强势地位, 企业应该在建立双边关系和缓解相互矛盾中起到主要作用, 积极主动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和诉求, 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 将他们个人前途与企业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 增加其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减少流动, 创造和谐的雇佣关系。

摘要：本文采用自编的心理契约问卷对浙江省285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的现状与所感知的双方责任履行、破坏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心理契约由“基本、发展和情感责任”三个维度构成;心理契约类型以平衡型关系为主;双方“基本责任”履行得最好, “情感责任”次之;组织契约各维度的破坏程度比员工契约严重。基于此, 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履行状况,破坏状况

参考文献

(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 (03) .

(2) Argyris C.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Homewood, II:The Dorsey Press, 1960.

(3) Levinson H, Price C.R, Manden K.J, MandleH.J, Solley C.M.Managenet and mental health[M].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4) Rousseau D.M.Psychological and implite contractsin organizations[J].Employee Responsibilites and RightsJournal, 1989, (02) .

(5) Rousseau D.M.New hire perceptions of their ownand their employers’obligations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contract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1) .

(6) Herriot P, Manning W.E, Kidd J.M.The Content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08) .

(7) Guest D.E, Conway N.Motiv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R].Issues in people management.London:Institute of personnel directors, report No.21, 1997.

(8) 范丹, 洪琳等.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结构维度实证研究[J].软科学, 2011, (11) .

(9) Shore L.M, Barksdale K.Examining Degree of Bal-anced Level of Obligation 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aSocial Exchange Approach[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8, (19) .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9

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是指拥有农业户口、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80后、90后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农民工群体的代际交替, 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和主要力量。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 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 占到了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 533万人来推算,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 487万人。[1]有人预测,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还将以每年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要不了10年, 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将会突破2亿甚至更多。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之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所谓市民化, 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2]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个人生活特色化的时代, 随着城市居民闲暇意识的日渐增强, 他们的闲暇活动内容也日益丰富多彩。然而对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他们的闲暇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课题组对来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和个案访谈对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在北京打工或经商的农村青年进行抽样调查。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86份, 有效回收率为93%。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后输入计算机, 利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为了深入分析, 课题组还对6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 以此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资料。调查结果和分析如下:

1. 闲暇价值观:淡漠且呈世俗性

调查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价值观普遍淡漠, 如有41.2%的人不知道在闲暇时间里要做什么;另有36.1%的人随心所欲地度过闲暇时间;而能够合理地有计划地安排闲暇时间的仅占8.6%。正因为闲暇价值观念淡漠, 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忽视了对闲暇时间的合理规划, 使得他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处于无意识和不自觉状态。

闲暇作为社会时间的存在,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曾将闲暇的价值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休息和娱乐;二是促进人的发展。充分而又合理的闲暇生活不仅可以愉悦身心, 而且还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据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做的—项调查显示, “对未来10年最重要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的选择”排在前几位的是:自我支配的自由时间、工作与娱乐的统一、对个人创造力的认可、非金钱的回报、对社会的回报。这表明了闲暇对于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然而本次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闲暇价值理解得并不深刻。在“闲暇生活最主要的目的”的选择中, 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放松休息 (38.2%) ;娱乐 (29.4%) ;愉悦精神 (20.1%) , 而选择“自我发展和提升”的仅占10.6%。可见,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意识不到闲暇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而是将闲暇价值的理解放在放松身心, 追求快乐等直觉体验上, 进而呈现出对闲暇认识的世俗性特征。

2. 闲暇活动方式:多样但层次不高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诸如旅游、健身、度假、社交、文艺欣赏、学习研究等多元化的现代休闲方式已成为当下都市生活的常态。有研究者根据调研, 把闲暇活动分为:大众传媒及阅读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书籍等) ;社会交往活动;各种娱乐和爱好活动 (看电影、玩电脑、养花鸟鱼虫等) ;闲呆和闭目养神;不以购物为目的的逛街、逛商店等;健身运动;休闲学习和教育活动 (自学、上网获取信息等) ;从事有收入的活动 (炒股票、咨询等) ;参与社会工作或公益活动;其他休闲活动 (如从事宗教活动) 等十大类, [4]足见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的丰富多彩。对于在城市里努力打拼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他们大多已适应了城市生活, 并喜欢上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渴望能够像城市人那样享受现代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之余已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单纯地睡觉、聊天、打牌, 而是更多地开始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然而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虽然较为丰富, 但层次却不高。美国学者纳什根据人们在闲暇时间内所从事活动的价值, 将闲暇活动分为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活动、纯官能享受性活动 (如赌博、沉溺网络游戏等) 、被动消极观看活动 (如看电视、心不在焉翻看小说等) 、情感投入观看活动 (如看演出等) 、积极地参与活动本身 (如运动、学习等) 、创造性地参与活动 (如发明、创作等) 六个层次。根据纳什的闲暇层次理论,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大多集中在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 即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上。调查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排在前三位的是:上网 (46.7%) 、看电视 (38.1%) 、看小说杂志 (24.7%) ;以下依次是:玩手机、听音乐、和同事老乡聊天、睡觉、逛街购物、学习文化技术、游览、K歌、其他活动。在上网活动中, 排前三位的是玩游戏 (58.1%) 、看电影电视剧 (39.6%) 、网络聊天 (32.8%) ;以下依次是:听音乐、进恋爱交友网站、看新闻、发贴、学习知识。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活动中是以消遣娱乐型活动为主, 而“积极参与活动”或“创造性活动”层面的活动不容乐观。

3. 闲暇心理体验:满足感和幸福感缺乏

休闲是人的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也是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当人们体验休闲时, 总会涉及某些具体的行为, 而这些具体的行为至少会被参与者本人认作是独一无二的。当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越来越具备休闲的性质的时候, 它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将不是深思熟虑, 而是—种直觉。当人们因为休闲本身而体验它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和一条富有启发的线索, 它表明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世界, 表明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表明了生活所带来的欢乐。[5]正是这种快乐, 使人们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梦想来到城市, 他们渴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的生活。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使他们备感无奈。调查显示, 有73.2%的人对闲暇生活感到不满足, 缺乏幸福感。究其原因:一是工作时间过长。超过8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8小时, 加班2个小时以内的占59.1%, 加班2-4小时的占36.6%, 另有4.3%每天加班超过4小时。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休息权益基本得不到保障, 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 加班成了常态。闲暇时间是衡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超负荷的工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身心疲惫,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闲暇活动。“一天活干下来, 再坐近2个小时的车回家, 累得不行了, 常常是电视还开着就睡着了, 哪有时间干别的呀” (小郝) 。二是经济收入不高。调查显示, 在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基本上在1 000-3 000元之间, 远低于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 (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 2010年本市职工年均工资为50 415元)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 它不仅决定着消费支出的数量, 还决定着消费支出的结构。当收入较低时, 人们花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支出会更多一些, 而收入提高后, 旅游、娱乐、教育等的支出就会加大。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各种消费休闲场所很少光顾, 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 重视闲暇生活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休闲已经成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根据王琪延等人2001年的调研, 北京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 成为生活时间的主要组成部分。[6]休闲使得人们“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 返回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 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 并因此而使生活富有意义。”[7]

当城市居民享受闲暇活动带来的快乐时,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却出现了“问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方式, 然而工作时间长、闲暇时间少、收入水平低等现实因素制约着他们闲暇生活的质量。

闲暇生活“问题化”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问题, 更是关系到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城市社会发展与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 健康而合理的闲暇生活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得到放松, 恢复体力和精神,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让他们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同时, 由于是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身心发展的特点、习惯等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方式, 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其潜能和天赋, 这无疑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 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城里人”。另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希望和梦想来到城市, 然而“边缘人”的地位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生活和心理压力。健康而合理的闲暇生活, 不仅能够缓解压力, 保持身心健康, 而且当新生代农民工对闲暇生活感到充实和满意时, 淳朴的本性则会使其自觉地维护城市的公共秩序,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2.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需要教育和引导

拉格内森认为, 改变了某个民族的闲暇品性就可改变这个民族的整个个性和这个民族的效率, 因此, 闲暇教育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是一个附带的任务。作为教育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闲暇教育能够告诉人们如何“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 并引导人们开展充实个人生活、发展个人兴趣的活动。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思想更为活跃, 受教育水平普遍更高, 但一直以来由于学校、社会和家庭很少重视对青少年进行闲暇教育,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赚更多的钱, 以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即便有时间休闲,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也将闲暇时间主要消耗在消遣娱乐活动上, 而真正属于能提高自身素质的发展提高型活动则很少。J·曼蒂指出, “无能力处理好闲暇是造成酗酒、吸毒、自杀、趋从社会上不良行为以及其他种种变态疾病的主要原因。”[8]因此, 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闲暇教育, 以帮助他们提高闲暇生活质量。

首先, 要通过宣传,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念, 主要包括如何认识闲暇的本质, 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个体发展的关系, 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等。只有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对自己的闲暇行为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和评价。

其次, 要通过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技能, 如交际技能、文艺技能、体育技能、旅游技能和鉴赏技能等。只有培养良好的闲暇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 丰富自己的闲暇生活, 增强自己的精神体验。

最后, 要整合多方资源, 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教育的运行网络。政府要努力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环境, 积极创新休闲资源的配制机制, 增加适合农民工需求的休闲资源;社区要积极吸纳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 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农民工所在单位也要强化责任, 处理好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等。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2]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4) .

[3]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 2003, (5) .

[4]王雅林.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50-51.

[5]章海荣, 方起东.休闲学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183.

[6]马惠娣, 张景安.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159.

[7][美]托马斯.古德尔, 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成素梅, 等, 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19.

管理新生代农民工 篇10

有学者指出, 所谓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家有承包土地, 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员, 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身份的农民工, 广义的农民工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和跨地区出务工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是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工是指“脱离了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 改变了生产技能, 由普通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的一类社会群体”。该定义强调农民工从身份来定是农民, 但是从他们的劳动行为来看, 是工人。

尽管以上定义各有侧重, 但却包含着以下相同的内涵:

第一, 就农民身份而言, 尽管他们已经不从事农产业, 但他们身份上仍属于农民身份, 他们的户籍仍然是农民;

第二, 从职业而言, 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 具有工人的工作性质, 但却不享有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

第三, 从地域看, 农民工一般是跨越了一定的地域进行了空间流动, 即从农村移动到城市, 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城市, 从这一意义而言, 农民工可区分为狭义农民工和广义的农民工。广义的农民工泛指离开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可包括“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狭义的农民工即指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即“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

2 农民工的分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民工这一群体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一方面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群体的内部开始分离, 出现了异质化趋势。这种现象在学术界称为“农民工的分化”。农民工的分化主要沿着两个路线:

第一, 基于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就业层次等体现经济地位的分化。由于农民工个体存在的各方面差异, 他们在频繁的流动过程中, 逐渐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针对这一方向的分化,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将农民工划分为业主、个体劳动者和打工者。

第二, 基于农民工不同的年龄特征和生长时代等特征的代际分化。目前这种代际划分的方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 (1) 年代是一种自然且直接的划分方法, “代”体现了农民工的自然属性, 这种划分方法简单易行, 而且不会产生概念的交叉或者歧义; (2) 从表面上看, “代”是从年龄这一自然属性来区分不同人群, 但更深层次的是由于不同“代”的人群会因为生活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导致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内涵、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

既然确定了按“代”来划分农民工的标准, 那么按照人类学理论, 10年为一代,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进城打工的农民, 到现在已有近30年, 因此应当存在三代农民工, 但学术界对于这一点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一种观点是按照外出打工的时间进行划分, 如表1:

还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按照出生时间进行划分, 如表2:

从上表的代际划分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这种“三代”的农民工划分标准中, 在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具有文化程度较低、都有过务农经历、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基本上都已组建家庭, 有子女等共同特征。

而与之相对的, 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具有与其完全不同的特征。因此还有一种观点是按照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代背景成长背景进行划分, 将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 认为这两代农民工在生活背景、文化、观念以及行为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 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自此, 关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名称之争告一段落, 大多数专家学者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 特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本文作者在论文中采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更为普遍的名称, 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 户籍在农村, 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群体。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 绝大多数在80年代从农业分离出来并加入打工者行列的那部分农民工, 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3 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1月31日, 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 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词汇首次出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之中。据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 今年上半年, 山东外出农民工达919万人, 比上年同期增加32万人, 增长3.6%。

4 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

根据之前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农民工代际分化过程产生的一个新的群体,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特征、行为特征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有较大差别,

4.1 社会背景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成长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 尤其是进入21世纪, 我国社会转型加速, 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逐渐消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相对富足, 社会价值观多元化, 整个社会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文化资料生产两方面都极大丰富。基于这样的国家社会背景, 相对于其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在温饱的物质环境和宽松开发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 这就使得他们获得较好的教育, 既追求精神生活的高格调, 又追求物质生活的高质量、高档次、高消费, 在个性方面比父辈更为自信、自主, 且富有进取精神, 不安于现状, 但却普遍缺少父辈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与此同时,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社会逐渐过渡到信息社会, 相对于物质和能源, 信息逐渐成为社会生产主要的生产资料。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对人类的学习、生活、工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这种环境下,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比父辈更广的视野, 接受的信息量也远远超过去了他们的父辈。这就使得他们个性化更强,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但也容易受到不良社会习气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价值观呈现多元且稳定性较差的特点。

三是互联网快速普及让这一代接触到了大量的来自于不同社会的文化和知识。所以, 新生代员工的价值观和个性可以说是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冲击影响, 更为复杂和多元。

4.2 家庭背景不同

从整体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物质基础较好, 家庭的子女数较少, 还有一部分是独生子女, 大多从小衣食无忧, 倍受父母和亲人的呵护。因此,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心理发展等方面获得了较高的综合发展。这种成长过程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 维权意识强烈, 但却往往缺乏责任心和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 整体上缺乏耐挫能力, 对于物质生活有较高的要求。

4.3 教育背景不同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高中、技校甚至高职、大专、本科毕业, 出来打工不只是以赚钱为目的, 或仅满足于物质报酬, 机械性提供劳动, 而是更看重人文关怀和发展空间, 有较强的个人主见和思想, 更倾向于融入城市, 取得在城市的上升空间。

5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5.1 身份特征

过半新生代农民工未婚, 生活经历简单;

多在东部、沿海就业, 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

绝大多数从业于非公有制企业;

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 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 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创业意识、忧患意识强烈, 渴望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

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不熟悉农业生产, 吃苦精神与忍耐力远不及父辈。

5.2 人力资本特征

5.2.1 受教育程度较高, 文化基础较以往好。

来自多方的调查数据均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结构和特点的数据调查。从结果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仍以初中为主, 占64.4%, 但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8.9%, 而上一代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5.9%。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为9.8年, 上一代农民工为8.8年。

文化程度仍以初中为主, 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仅占三成左右。

5.2.2

职业技能较低, 仅有少数接受过职业培训, 从参加培训的情况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 而上一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26.5%。

5.3 就业与发展特征

5.3.1 外出地区以省内为主, 近八成选择中小城镇就业。

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中 (以山东为例) , 80%选择在省内就业。其中, 在乡外县内就业的占40.4%, 在县外省内就业的占39.6%。从外出地区类型看, 在中小城镇 (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 就业的占78.8%;在大城市 (省会城市及直辖市) 就业的占21%;其他地区从业占0.2%。

5.3.2 六成以上从事第二产业, 制造业人数最多。

从产业结构看, 外出农民工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62.5%和36.6%, 第二产业是主要的从业方向。从行业来看, 从业最多的是制造业, 占37.6%;其次是建筑业, 占19.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8.8%;批发和零售业占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0%;住宿和餐饮业占4.6%。这几大行业由于门坎相对较低、人员需求大, 便于农民工就业和流动, 共吸纳了83.4%的农民工。

5.3.3 近六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层次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外出农民工中, 新生代农民工占59.6%。其中, 80后占41.5%, 90后占18.1%。新生代农民工在眼界、观念、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就业层次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在生产一线工作的比重下降, 经管、技术和服务类工种的比重上升。外出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占24.9%, 比上一代高5.5个百分点;从事商业服务业类的占23.9%, 比上一代高7.4个百分点;而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设备操作及其它工种的占47.6%, 比上一代低12.3个百分点。

5.3.4

在未来的打算上, 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 “尽量留在城市, 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从婚姻状况看,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从性别看, 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 “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 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6 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 也是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在农村, 却常年工作生活在城市;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和边缘;他们希望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不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但却诸多方面备受歧视,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正处在人生与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但受种种因素的制约, 无法得到应有的引导与扶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 其自身特点和职业诉求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 希望对此方面的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注重这个群体的现状与发展未来。

摘要：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多,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内部产生了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农民工代际分化过程产生的一个新的群体, 相比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 在身份、人力资本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 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就业与发展特点。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代际分化

参考文献

[1]韩长斌.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篇11

由于代际转换引发的对收入与闲暇之间选择的变化、收入与精神愉悦程度之间选择的变化、收入与劳动强度之间选择的变化、收人与工作条件之间选择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使他们的社会融入存在诸多障碍，具体表现为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生活上的融入矛盾，收入低，支出多，使其生活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当前农民工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均衡性。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是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由于无法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然微薄，导致住房条件差，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影响到广大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二是自身素质上的融入矛盾，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接受教育时间较老一代农民工大幅提升，但技能方面的欠缺制约了自身发展。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2155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5.7％，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知识贮备不足，缺乏技能，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稳定就业。

三是社会权利上的融入矛盾，对外表现为缺乏平等交流，在单位内部表现为同工不同权。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公民。在就业上体现为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农民工得到的仅仅是“裸体工资”，得不到工资之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交融、互动与对话。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社会融入，以及社会融入程度的关键。这需要解决分配不公、培育劳动者维权组织、破除户籍藩篱和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作为企业，最为迫切要做的是，从工作、生活上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让员工看到希望。江苏红豆集团在此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并取得良好效果。

在解决经济生活的融入矛盾上。红豆22000多名员工中有一半以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来自祖国各地。为了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首先对一线员工实行包吃包住，减少他们的生活开支，也就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仅包吃一项，企业每年支出8000多万元。集团还专门投入8000万元，建造了12幢员工宿舍楼、夫妻楼，房间设有卫生间，配备有电视机、空调，所有农民工夫妻都住上了夫妻房。

为了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就医，红豆还投入投资建造了职工医务室，共三层楼，配备了相应的医疗设备。红豆职工享有一定的福利，只收取医药的成本费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一定的优惠，享有同样的待遇。此举不仅解决了员工看病难，也为他们节约了看病支出，也就增加了他们收入。

除了包吃包住外，红豆还不断提高员21131资，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仅在2010年，红豆就三涨员工工资，员工工资平均增幅达49.6％，2011年节后一上班，红豆集团一线员工就收到涨工资的喜讯——熟练工年收入要超过4万元。为了将这一举措落到实处，红豆集团董事局以文件形式作出规定，企业生产一线熟练工年收入必须达到4万元以上，对于生产一线熟练工月平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企业，集团总部给予相应奖励，而对于生产一线熟练工月平均收入低于3000元的企业，集团则给予相应处罚。

在解决自身素质的融入矛盾上，红豆采取给员工大量培训，从根本上破解这一矛盾。首先，利用红豆学院这一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岗前各类培训，培训注重实用性，强调参与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工序，举办形式多样的操作比赛，让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都参与进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大量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员工不仅快速掌握了操作要领，而且使企业整体生产水平同步提升。集团一线员工先后在全国服装操作、制版大赛中斩获冠、亚军，而且参加比赛的员工全部进入前十名。

另外，通过操作比赛和理论测试，对优秀员工给予适当奖励，并评定为星级员工，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以此进一步调动和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增强工作技能。红豆有许多打工妹，她们很聪明，可为什么没有上大学?不少人是因为家庭贫困为了弟弟妹妹而放弃上学机会，但到了红豆，就给她机会，只要努力，被评为三星级员工，红豆就免费送她上大学。

在解决社会权利的融入矛盾方面，红豆采取竞争上岗和提供沟通渠道措施，保障他们的权利得到具体落实。在红豆，任何一个岗位，上至厂长经理，下至车间班组长，都实行竞争上岗，都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红豆给每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不管你来自哪里，什么学历，只要你有能力，在红豆就不愁没有机会，就有机会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目标。

2009年伊始，红豆集团在全集团进行了团干部竞争上岗演讲比赛，16个团总支(支部)，69个三级企业团支部，总计286名团干部，全部实行了竞争上岗。竞争上岗采取现场打分，当场公布成绩，得分最高者当选。这种用人机制使每个人都看到“职业希望”，不仅最大程度激发了个人潜能，也使得团队竞争力大大加强，为企业发展注入了不懈动力。

胡宪安，一名外地农民工，在红豆工作十几年，从一名一线员工，一步一步成长，车间组长——车间主管——生产厂长。在一步步的成长中，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胡宪安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红豆，像胡宪安这样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员工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红豆一直以来大力推行“权利平等”的结果。

在提供公平竞争机会的同时，红豆还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疏通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回音壁。回音壁设在衣帽间没有人的地方，每个职工如果对领导有想法，都可以写了之后贴在上面，如果员工提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厂里就采纳，如果提的是错误的，或是误会，那厂领导要解释给员工听，如果仅仅是发发牢骚，听到也就可以了，绝不去追究他。这样一来，职工的疏通渠道就畅通了。其实，回音壁就是为员工提供一个“权利表达”的渠道，这也是实现“机会平等”的基础。如果连正常的权利诉求都难以表达，何谈实现“机会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篇12

一、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一) 年龄和性别分布特点。调查显示, 26%的被调查人员年龄在16~25 岁, 74%的被调查人员年龄在25~30 岁;同时, 男性占比远高于女性, 分别为78%和22%。

(二) 职业流动快、文化程度总体偏低。调查显示, 超过7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水平, 其中初中及以下水平占42%, 高中毕业占31%, 达到大专及以上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不足27%。因此,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主体。而且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 亦没有取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同时, 他们的职业很不稳定, 工作流动较快。

(三) 收入水平及消费方式。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1, 000~1, 500 元的占65%, 1, 500~2, 000 元之间的占28%, 月收入达到2, 000 元以上的仅占7%。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其消费的主要方向和内容集中在基本生活消费和娱乐方面, 其中上网、看电视、唱歌等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四) 对政府的主要诉求。调查显示, 4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期待政府在就业创业方面给予有效支持。希望政府能多创造就业机会, 并能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另有34%的新生代农民工期待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就业权益保障。

(五) 社会福利保障。调查显示, 沈阳市超过85%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与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一是用工企业担心增加成本而不愿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上述福利保障;二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收入较低无力缴纳相关费用。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当前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的区域性统筹不适应农民工工作跨省流动性大造成的。

(六) 城市认同感及未来目标。调查显示, 1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目前在城市里生活幸福, 81%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认为城市和家乡幸福感相差不大, 只有5%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认可目前的生活状态。另外, 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城市的回报成正比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9%, 另有3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正比。综合来看, 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较为认可城市生活。

从上述调查情况看, 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在自身经济条件、素质、社会排斥等条件影响下, 仍存在较大困难。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障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农民工流向城市势不可挡。但是,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很多困难,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经济因素障碍。经济条件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工劳动付出与收益报酬的不对等性, 以及农民工对社会发展贡献率与收益分享增长率的非对称性。两者集中体现在薪金收入普遍偏低且增长缓慢。调查显示, 我国制造业用工的人工成本仅是发达国家的1/10, 甚至更低。因此, 农民工很显然没有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益水平。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很微薄, 未获得与城市用工同等的经济权, 造成他们在住房、就医、子女受教育等诸多方面支出超过当地城市居民的经济成本,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仍很困难。

(二) 素质因素障碍。由于受教育程度普度偏低, 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和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是其真正实现市民化身份转换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 文化素质越高, 社会融入越容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与老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但由于其职业技能素质的缺失,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处于职业阶层的最低端, 城市就业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劣势地位。

(三) 社会权利因素障碍。由于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教育、人事、组织、住房等一系列领域的差别, 形成了客观上对农民的社会歧视, 也因此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和排斥, 造成了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不平等, 甚至缺失, 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换。当前农民工仍然仅是付出劳动的劳动力,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民。

(四) 社会交往因素障碍。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职业, 与城市居民平等交往、交流的机会很少, 社会资源也因此积累较少, 其社会融合程度也相应较低。通常, 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程度与好坏, 决定着其就业和生存状态的好坏与差异, 也间接会影响他们定居城市的效果。调查显示, 沈阳市66%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朋友, 另外, 只有34%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过一点“泛朋友”交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隔离, 直接导致其在城市生存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阻碍了他们城市社会资源的积累, 更无法借此在就业、生活等方面获取帮助和情感支持, 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囧境, 以及生存与发展的困难。

三、建议

为尽快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需要大力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改革并尽快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只有尽早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才能真正创建一个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换身份的宽松和谐的环境, 也才能真正使城乡居民共同平等享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回报。户籍制度改革, 是从根本上革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障碍的前提和基础。同时, 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孤立进行, 必须要与其他相关改革合作配套进行, 完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机制。尤其应尽快改革城镇社会保障机制, 不再以城镇户口为提供社会保障的前提条件, 切实改善农民工身份转换环境。因此, 应大力推动以居住地为依据登记户口的制度, 及早推进城乡户籍一体化的实现。

(二)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和机制。首先, 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条件出发, 以其职业状况、收入水平、定居意愿等条件为依据,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展开层次细分, 以便更深入地分类、分层次地加强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措施。其中, 一类是已长期生活在城镇, 收入尚可, 并有定居意愿的, 可按富裕型农村社保水平, 为其提供相对较高级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停留在城镇生活的农民工, 需要提供相应的短期的社保和福利措施;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 需要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之内。因此, 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医疗、失业、工伤、养老保险等的全方位、覆盖广的多层次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并实现各层次之间的逐步融合。其次, 从辽宁省现实情况出发, 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之后, 进一步依次解决其生育保险、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 完善和加强政府政策和措施,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发展需求, 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切实扶助他们融入城市, 完成市民身份的转换。首先, 政府应逐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相关社保体系中, 切实降低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负担, 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 同时进一步加快薪金制度的改革, 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水平;其次, 不断完善住房福利政策改革, 为其“量身打造”住房福利政策, 缓解安居困难。为此, 可以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 分类分层次地逐步将其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公租房制度, 开发建设农民工公寓, 将农民工纳入地区经济适用房保障范畴, 探索构建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住房政策, 有效扶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此外, 在大力完善新生代农工社保福利政策的同时, 还要切实采取措施, 努力解决其子女受教育问题, 解决他们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

(四)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就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来说, 他们强烈地渴望文化知识素养的提高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以便参与社会竞争, 但经常会因为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参加培训。对他们来说, 最适宜的培训方式是直接在受雇企业接受技能培训, 既可以有效提升岗位能力, 胜任工作;又可以稳定职业选择, 减少过快的职业流动, 保障他们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因此, 尽快转变职业培训观念, 创新职业培训模式, 吸引农民工主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并逐步认识和接受培训的益处, 激发他们参加培训的热情, 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五)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能力。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70%的新生代农民工心怀创业理想和愿望, 创业意愿强烈。但调查也显示, 沈阳市45%的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资金不足是创业最大的障碍;此外, 还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创业经验不足也是阻碍他们实践创业的障碍之一。同时, 绝大多数富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创业培训经历。而创业活动是要承担风险的, 仅有激情是不够的, 需要拥有创业的能力、知识和素养。因此, 应加强创业宣传, 引导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识,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创业理念、企业管理、市场拓展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培训, 并及时向他们提供财务、金融、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咨询等服务, 以实际行动支持创业农民工了解市场、掌握技术、寻求商机、规避风险, 大力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此外, 应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金融与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为其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为他们成功创业创造有利条件。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 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制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着极大困难。本文以辽宁省为例, 对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歧视

参考文献

[1]周国红, 张艳.浙江沿海地区农村新生代创业现状与思考——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的问卷调查与分析.华东经济管理, 2008.11.

[2]程浩.职业教育对农村新生代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研究卷) , 2006.1.

[3]杨宜勇, 杨欣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困境与脱困.中国发展观察, 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