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共12篇）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篇1

一、引言

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解决“三农”问题是建设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到目前为止, 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 并且开始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随着国家逐渐重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政府部门推出了一系列保证他们合法权益的措施以及对策, 用于解决他们务工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但是, 政府部门的这些工作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问题, 无法满足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 无法保证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能够得到良好的维护。所以,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分析并探索更加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制, 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 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公益行为, 做好这项工作能够为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是政府相关部门必须重视的工作, 其重要意义如下:

(一) 能够加快和谐社会的实现速度

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社会的安全稳定, 目前正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 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情况相对复杂的纠纷或矛盾, 其中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二) 能够促进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在我国的社会建设中, 一直秉承着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 只有坚持这一基本方针, 才能够将社会建设成民主和谐的法制社会。

(三) 能够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权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已经是宪法的一部分。而对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样是国务院提出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现状

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在工作与生活中实现, 实施法律援助的原因是有些公民在诉讼时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承担诉讼费用, 因此要采取法律援助的方式来为其提供免费的服务, 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护合法权益时需要法律援助的概率较高, 这种情况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较多

近年来, 在我国的进城务工人员中, 80后农民工的数量逐渐增加, 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据了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是他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农民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的法律援助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与农民工有关的案件中, 当事人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有很多。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高, 接受能力强

在大部分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援助中, 当事人受教育的程度较高, 一些人受到过高中教育, 这些人的法律意识明显高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务工人员, 使他们能够应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据不完全统计, 在全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 渴望得到法律援助的人员有千万人之多。

(三) 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意识到社会中的不公平待遇

新生代的农民工与早期的农民工不同, 他们具有一定的自身权利保护意识, 并且对于社会中的不平等待遇具有更加积极的处理方式。这些农民工能够意识到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积极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并且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维权活动。

四、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援助机制的中存在一定的缺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系统中, 还没有确立一套完整的与法律援助相关的法规。在目前实行的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中, 主要的缺陷有以下两点:首先, 这些机制的立法层次相对较低, 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然而, 法律援助机制属于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关键环节, 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而确定的。但是, 我国现在实行的法律援助机制是以《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无发完全发挥法律的全部作用。其次, 现行的相关制度不完善,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实行的法律援助机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范围、目标以及程序的相关标准不一致, 导致在援助中会出现一些问题, 无法实现正常的功能, 有时还可能形成同一种情况在不同的时间或区域内处理方式不同的情况。再次, 法律援助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 无法实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目标。法律援助想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为存在经济困难的人们提供应有的法律服务。但是,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不仅需要利用法律援助的形式来维护, 而且需要与其相关的规定作为有力支持,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就无法真正实现。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援助的效果不佳

在我国目前的农民工中, 只有极少部分人员能够对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劳动合同法有一定的了解, 大部分人只是听说过这项法律, 甚至有人根本对这项法律没有最基本的认识, 无法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这种情况导致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对与自身在务工过程中拥有怎样的权利, 如何才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一无所知。

(三) 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没有保障

在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援助案件中, 案件的办理质量由于没有具体的制度约束, 导致办理质量没有足够的保障, 降低了法律援助的有效性。为了促进案件办理质量的改善, 我们应该设立相关的法律援助方面的协作制度, 保证法律援助的有效性。虽然有些法律援助协作制度已经在我国实行。但是, 在这些制度执行的过程中, 这些协作的方式以办案人员与对方相关人员联系为主, 援助单位之间能够建立联系的情况少之又少。此外, 办案人员对于这些职责外的工作不会十分重视, 导致协作质量的降低。

(四) 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数量少, 不利于此项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中, 法律援助单位很多都属于参公事业单位或者是行政机关, 也有一部分的单位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是属于政府部门的职责, 想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质量, 用优质的服务来维他们的基本权益, 政府中的相关部门必须为这些单位配备充足的人力资源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全国范围内大部分的县区法律援助单位的人员数量不足3人, 甚至有些地区还未建立当地的法律援助单位。这种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地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全面展开。

五、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 健全法律援助方面的立法

健全法律援助方面的立法是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环节, 只有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才能够改善工作中具有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中, 具有一定的立法滞后的问题, 所以, 建立健全立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在目前的法律援助工作中, 相关部门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 改善工作中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 还需要根据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与程序来健全立法。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相关规定中, 用人企业如果和劳动者签署了雇佣合同, 劳动者能够通过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或其他人员的证词来举证。但是, 如果双方未签署雇佣合同, 大部分的务工人员则无法拿出相应的证据。所以, 想要解决这种问题, 需要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 也就是说当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时, 即便是务工人员提出主张, 同样需要用人企业拿出相应的证据。

(二) 提高法制宣传力度

在当今的社会形式下, 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方面要明显偏弱, 与此同时, 他们经常处于辛苦劳动的状态, 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因此, 在他们中间实现法律普及的难度较大。但是, 他们必须了解并掌握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 为实施法律援助提供相应的保障。由于以上这种现象的存在, 我们必须提高法制宣传力度, 在新生代农民中宣传与他们工作相关法律, 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教育他们更加熟练的利用法律知识来武装自己, 使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利用法律来保证自己基本权益, 同时提高降低他们违法行为的发生概率。

(三) 建立新的法律援助制度

为了更好的为新生代农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提高案件处理质量, 我们必须为法律援助工作建立一系列新的制度, 并将这些制度落实在相关的规范中。在造成案件处理质量低下的原因中, 没有对案件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管时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 想要提高案件处理质量, 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与此同时, 对于协作案件的办理也要遵循这一制度。只有在案件处理中形成良好的监管体系, 才可以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四) 建设好法律援助单位

只有建设出人员配备合理, 工作能力过硬的法律援助团队, 才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提供更多的帮助。想要建设好法律援助单位,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设立专业的援助单位。法律援助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从事这项工作的单位必须是专业的援助单位。但是, 现阶段这种专业的援助单位较少, 相关部门应该增加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 建立更多的专业单位。与此同时, 法律援助单位的规模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而定, 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地区增加单位人员编制, 提高单位工作能力。第二,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是提高案件处理质量的根本因素, 只有提高法律援助单位工作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才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援助。因此, 援助单位不仅要重视编制内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 而且要面向社会招募一定数量的志愿者, 壮大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队伍。

六、结语

总而言之,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过程中, 农民工群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我们要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服务, 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使他们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 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态, 并且推出了相关的措施来消除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 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中, 会遇到许多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 无论是相关的法律援助机制还是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都不是非常完善, 使他们的权益保护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 我们必须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进行分析和探索, 并根据具体的情况健全这些法律援助机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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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梅, 彭博文.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人民论坛, 2013 (14) .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篇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

调适

2010年10月28日09:58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8期 作者：徐新林 浏览：

106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人，占到全国1.5亿外出打工农民的60%，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从成长环境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一类是随父母在城市出生或成长的。不管哪类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都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与父辈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生存发展所遭遇的非传统挑战，不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必然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

1.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融不进城市。从职业上讲，农民工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快融入城市。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区，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有3.8%。另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但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所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对农村日益疏远。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

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真正做“城里人”。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由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心在城市，“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无根的一代”。

2.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职业选择上却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面对的形势和要求却大不相同。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只要肯出力就能生存。新生代农民工却面临着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新生代农民工欲顺利就业，必须二次培训，全面提高自身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另一个庞大群体———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种非传统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技能不精并存，他们普遍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家庭的溺爱中长大，独立性差，团结协作和包容性不足，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低，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闹别扭，提要求，甚至辞职。过于频繁地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

3.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受到社会歧视。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装束、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第一代民工看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诉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还与城市存在一定隔膜，制度层面、市民层面等都对他们有不客观的认知和明显的歧视，致使他们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向上流动的诉求难以实现。4.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时，41.7%的人选择愿意，42.4%的人选择无所谓，只有15.9%的人选择不愿意。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很愿意和城里人交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远离主流社会的居住点，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共同亚文化，并对处于其中的农民工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扩展性和传递性，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也会造成极其不

利的影响。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非传统挑战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实质上是其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显性的制度的障碍，也有隐性的文化的制约。

1.生活环境的变迁。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文化背景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自身涂上基本的底色，对其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产生着隐性的排斥作用。脱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置身喧嚣的现代城市文明，从第一次社会化必经的“生理断乳”，到新环境下的将要面对的更为痛苦的“心理断乳”，城乡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使得他们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对城市文明接受度更高，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撼，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走向堕落的道路。

2.制度设计与社会歧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户籍制度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58年，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成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的载体和核心。近年来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完全打破。而由户籍制度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已逐步演变成了对于边缘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为身份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就业政策歧视、文化歧视、人格歧视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依然把他们排斥在外。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换和重新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互为主体性的交往。人类透过生活世界所达到的沟通，不单使得人类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可能，而且进一步发展、改进和更换其在社会的角色和自我的认同。从农村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重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通过交往融入主流城市文化。但他们不少人仅活动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有的接受城市文化的做法只是停留于简单模

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层次，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急于得到文化认同的心理期待被深深埋藏;有的难以抵御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把农业文明中的好的传统也扔了。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打破旧的角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不适应。多数不能在精神上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

新生代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软肋。除专业技能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却基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普遍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但对未来心理预期过高，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因失望而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的社会调适

超过1亿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温家宝总理说：“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全局来考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项制度改进的单兵突进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根本解决之道，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1.制度层面。首先应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歧视，分步骤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要创建平等的就业制度，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权利，不断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尽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政府、社区、市民层面。加大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要在就业方面对进城农民多加指导，推动市场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要在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建设和分配方面，逐步向农民工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居有其所。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社区作为联结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纽带，向农民工传递着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

变着农民工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此，我们要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功能、教育功能、互助功能等，使之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接口。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养成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在城市社区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必须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培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要调整好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各种市民活动，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真正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

4.社会层面。进一步关爱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积极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咨询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化解其心理压力和郁结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实际问题，改变其不合理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使他们逐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参考文献：

新生代农民工 篇3

新生代农民工的五个特点

一是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二是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三是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四是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五是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特点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半数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忧心子女教育

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更明白知识的重要性，普遍十分重视子女教育。调查显示，子女教育成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关切的大问题，超过半数人为此忧心。

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反映，由于时间和知识水平有限，随着孩子成长和年级提升，为孩子提供学习上的辅导越来越吃力。同时，幼儿教育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短板，公办平价幼儿园有限，给农民工子女入园造成很大不便，这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偏高。在生活方面，房租逐年上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能惠及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面临很大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

应对目前出现的民工荒形势，一是要继续健全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二是要改进政策，调整劳资关系，加强劳动保护。应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放宽户籍登记、降低房价等措施吸引劳动力留在本地工作，坚决反对以行政措施阻碍本地劳动力外出。应加速农业现代化，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村更快地释放劳动力。应全方位推进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冗员，逐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私营企业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

在某种程度上，“民工荒”事实上成为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有希望的自发性力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本质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时下利益博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只有这种自发的、结构性的变迁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重整。东西部争夺农民工的倒逼将使东部要么放弃目前的发展模式，要么彻底被西部超越，而不是依然靠以前的廉价劳动力的模式生存。东西部对农民工的争夺，是肯定要写入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事件。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

要在强调多向分流的前提下，把中西部农村城镇化作为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要让农村城镇化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还能让农民收入再上台阶。农民实现就近创业、就业，把部分农民变成市民，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放开城镇户口限制，农民变成了市民，用工荒的问题才不会再存在。

资深评论家杨亚军：

德國一直把职业教育作为立国富民的“秘密武器”。“德国制造”的成功也归功于这个国家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给予技术工人们的高水平待遇。而我国普遍存在的盲目追求高学历，鄙薄职业技能教育的倾向，加剧了人才教育的畸形发展。因此，转变观念，重视职业教育，解决技术工人长期短缺的问题很重要。中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培养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良好社会氛围。

网友付瑞生：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篇4

他们又同于父辈, 他们仍然还是农民, 还不能得到城市的认可, 有区别于市民, 他们仍然属于农村, 得不到城市的接纳;他们的权益一样得到“社会”的漠视, 仍然是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权益仍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城市的“创造者”, 但其公平权却受侵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的取代了他们的父辈, 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大军, 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一些制度及“社会习惯”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权”屡被侵犯。“二元户籍”仍然将他们与市民区分,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享有跟市民平等就业权和劳动权, 甚至只能进入收入低、待遇差、就业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2]他们也难以享有城市社会的基本福利和公共服务, 如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制度、医疗体制等。

其次, 产业的“建设者”, 劳动权却难以得到保障。劳动权是法律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活动, 进行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大军的“建设者”, 其权益却难以得到保障。他们不但就业受歧视, 难以拥有就业竞争权和自由择业权;劳动报酬保障权受到侵害, 难以实现“同工同酬”, 甚至还存在有拖薪欠薪的情况;工作强度大, 休息休假权利屡被侵犯, 劳动超时、加班加点得不到加班工资已经成为“便饭”;工作环境差, 劳动安全得不到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仍时常面临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威胁等等。

最后, 城市化取向, 但文化素质低, 维权观念淡薄。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父辈的一大特色是他们虽是农村但是却远离农村, 具有强烈的在城市生活发展的愿望, 具有城市化的取向。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仍跟市民具有较大差距, 受过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比例仍低, 人力资本存量低。文化素质低弱直接导致利益达成的困难, 也使农民工难以正确认知自我价值及对民主权利进行诉求, 维权意识淡薄, 即使权益受到侵害, 也难以通过正确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二)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侵的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也有显示利益权衡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机构客观造成了城市居民的不平等, 从社会因素看, 劳动力市场雇佣双方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的不利地位。除此, 更重要的是, 关于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缺位, 尤其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法律资源相对滞后;农民自身维权意识淡薄, 农民法律知识欠缺, 维权手段缺乏, 难以及时的利用合法有效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者, 工会组织职能欠缺, 行政职能部门监察力度不够, 以及现有社会制度的不完善, 都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市民, 权益屡受侵害的原因。

二、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基本途径

(一)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已经得到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从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到山西省《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已经提到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高度。首先, 去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边缘人”, 有助于促进统筹发展, 破解“三农”难题, 减少城市差距;其次, 也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得健康成长, 有助于缓解社会对立和矛盾, 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后, 也有助于消除城乡二元机构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利于从更多方面保证他们与市民享有同等社会待遇。

(二)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基本途径

第一, 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 设立农民工,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性法律。重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 针对农民工维权特殊情况, 减少农民工权益保护盲区,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设立专门的章节规定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深化立法力度。

第二, 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减少农村与城市的差别, 贯彻宪法的“公平、平等权”, 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落户条件, 积极促进农转非, 使农民工享有同市民一样的权益。同时, 深化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 减少社会保障歧视、就业不平等及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第三, 加强工会以及行政力量监督维权。农民工维权意识、维权手段因其自身的原因还远远不足, 加强工会和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力量, 也有助于在根本上杜绝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出现, 也有助于利用工会等的力量, 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提高其基本素质。

另外, 要加强对二代农民工的普法教育, 增强其法制观念, 提高其维权意识。尤其是《劳动法》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的, 有助于他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 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防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司法意识和司法观念, 让他们懂得在权益受害时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摘要：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 了解了该群体权益保护的现状问题, 分析其原因, 并进行了相应的法律途径的思考探索。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吴燕.解决农民工二代就业的必要性及其对策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 2009, 13 (2) :133-134.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篇5

摘要：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逐渐凸显，接二连三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得仔细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呢？本文通过网络搜集大量资料并采访了部分农民工和一些城市居民，就这个问题从社会问题导致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方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 农民工 心理压力 生存压力

正文：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想的是挣钱回家盖房，但新生代农民工想的却是扎根城市。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一同的教育环境

2010年8有29日，1名新生代农民工杀害妻子后自杀。怀着扎根城市的梦想，这对“80后”农民工来到西安打拼。当他们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时，一场琐事引发的争吵，将他们的城市梦想彻底击碎。夫妻之间的争吵本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这对夫妻的争吵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很明显这次争吵导致了一次压力的释放。是什么样的压力对这对新行代农民工夫妇有如此大的威力呢？这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转化而来的心理压力。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有很强的融入城市的愿望。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巨大的困难。有人自嘲道 ：“也许，我们现在还算不上城里人，尽管有房了、生意也做大了，很快还会买车。我总觉得自己的个人素质和外在修养，与城里人还是有差距的。”“或许在别人眼里‘暴发户’这个字眼最为合适”。也有人很迷茫：“我现在很迷茫，自己和这座城市还有多少差距，我应该做些什么，使得自己不再和城市格格不入。”“还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所谓矛盾，到底该如何缓解和消化„„”

2010年5月4日，台州三个新生代农民工相约自杀。5月4日是一个燥热的初夏，三个年轻人相约，来到台州街心的草坪上。这是他们常常相聚的地方，距离他们租住的房子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谈天说地的。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服了毒药，药力很快发作，其中两人抢救无效身亡，而活下来的阿友曾想二次自杀。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目前情绪稳定。他们是“贫二代”。三个90后，都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境遇相似，也都曾怀揣梦想。而他们的青春记忆，却带着苦涩和残酷。事发后，阿友在ＱＱ空间写下了“生命怎么如此脆弱，为何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才知道后悔”，“你们走了，我一个人活着好痛苦”等话语。阿友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贫二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存在着急需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心理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背井离乡，人际关系缺乏，家境贫寒，今后生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他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父辈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更多。他们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着父辈在城里辛苦、肮脏的活计，同样深受着工头、老板的盘剥，同样深受着城市人的歧视，而且他们还面临“腹背受敌”的双重压力。首先，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新生代农民，绝大多数是有户口无田地的。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城里劳命奔波之后，可以踏踏实实回家种那份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们一开始就是一无所有，根本没退路，进城打工是唯一的出路。再就是，不是“城中村”的苦命孩子就是农村里的“留守儿童”出身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小不仅缺乏文化基础课教育，更缺乏农民最基本的技能教育。他们面临着是农非农、似城非城的身份尴尬。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这些正处于年轻力壮的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很多。2009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

市失落感”导致他们中一些人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他们走上不归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什么会面临着重重困境？其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是不是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使这一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密码 篇6

今年23岁的潍坊农民高金平，上月初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个人电脑。对于这项开销，高金平认为并不算奢侈。她说：“我不光要学电脑，将来有条件的话，我还要学开车。”高金平透露，和她一起出来打工的小姐妹平时开销比她还高，每月基本上没剩下多少钱。当被问到对现在工作的看法时，高金平认为，她只是把现在的工作当成融入城市的跳板，不在乎赚多少钱，只在乎工作是否体面，能否学到东西。

事实上，和高金平年龄相仿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渐渐成为了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与此相应，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游走于繁华市区的林立高楼之中、身穿时尚服装的靓男靓女，你能猜到他们的身份吗？你能想象出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年轻的农民工吗？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在你心目中农民工一直是乡土气息厚重的形象。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生代农民工正在用新型的消费行为向世人表明：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已经开始崛起。

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达到58.4%，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大。另据2010年7月深圳市总工会发布的《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深圳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838元，月平均消费1211 元。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区别于其父辈（老一代农民工）而言的。当老一代农民工逐渐安定下来后，其中绝大部分攒够了钱从容返乡，小部分挣足了钱在城市安家，这时80后、90后农民工便接替了父辈们的岗位，悄然登上了社会舞台。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生活环境同他们的父辈明显不同。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最显著的社会特性就是“似是而非”。他们在户籍上是农民，且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他们又不是农民。他们中绝大多数的成长环境得天独厚，童年虽谈不上富裕，但也很少有父辈们经历过的饥荒、贫穷等苦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不懂农业生产，从小就被父母宠着，在学校接受教育，很少到田间地头进行劳动生产，从学校毕业后他们来到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与城市人一样，都是典型的“农盲”。

其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了许多。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相当一部分还接受过高中、中专甚至大专及以上教育。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趋势不同于父辈：他们更容易接受现代生活观念，更乐于享受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也更愿意尝试各种新产品等。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他们绝不会重走父辈的路：在城里赚钱，回农村消费。

再次，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一个整体趋势就是，在建筑、运输等工作条件差、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中就业人数明显减少，而进厂（工厂）或进店（小店、商店、饭店等）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并且各行各业里都有其身影。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制造业中，你能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加班加点，无怨无悔；在长江三角洲的先进制造业里，你能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操作先进的机械设备，从容大方；在大城市的星级宾馆里，你能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待来自各方的宾朋，热情自信；在全国各地的小餐馆里，你同样能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如同机器一样不停运转，任劳任怨。工作领域的百花齐放，既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视野有别于父辈，也在购买力方面让父辈自叹弗如。

最后，老一代农民工出门打工最重要的目的是养家糊口，因而他们赚到钱后会省吃俭用，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农村老家。如今，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需要独自承担养家的责任，尽管外出工作的年限不长，积累的工作经验很少，收入也较低，但他们仍然愿意把大部分甚至全部收入用于消费，以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和精神生活的丰富。

从“边缘人”到“核心人”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再单纯地以“攒钱——寄钱——攒钱”的资金移动方式呈现，他们也成了强有力的消费群体，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生代农民工只将少部分收入寄回家，大部分都用在了自己的吃穿住行，比如饮食、服装、应酬、业余娱乐、房租、通讯、差旅费以及进一步学习培训等，这与普通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相差无几。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模式也日趋现代化，网上银行、刷卡消费等先进的消费理念已经被他们接受。可见，这个群体的消费心理已经由保守转向了前卫，消费结构也由简单转向复杂，消费模式更是由传统转向了现代。

第一，边际消费倾向居高不下。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不知道节俭为何物，更谈不上节俭意识，甚少有存钱的习惯。他们会倾其所有购买名牌手机、笔记本电脑、流行服装等商品，也会支出“巨额”资金用于通信费用特别是网络通讯与游戏，更会动用有限的收入去旅行、K歌……因此，中国大城市白领阶层中的“月光族”现象在这一群体中也颇为流行，有些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入不敷出，以至于找亲朋好友包括父母借（要）钱，维持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水平。

第二，品牌意识初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面对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他们热切地期望融入城市，被城市主流社会接纳。反映在消费方面，他们像城市年轻人一样，对品牌和时尚有着比较明确的偏好，尽管收入十分有限，但他们依然力所能及地追逐名牌，希望品牌能赋予他们一定的身份象征与心理满足感。当然，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一线品牌对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第三，消费行为从众效应突出。由于多种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的城市中呈现出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虽然总体上散居于各个大中城市，但由于户籍、住房、工作等原因，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聚居的群体。这个群体收入水平相近，年龄相仿，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来自同一个故乡，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很容易受到彼此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从众效应。

第四，通信与上网支出持续上升。目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用在食品与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比较少，而在衣着、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其向通信、网络等方面倾斜的趋势尤其明显，成为最重要的支出项目。目前，手机、计算机等产品在国内已十分普及，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人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自己的QQ账号和自己的娱乐项目——网络游戏。

把握新机遇，创造新商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虽然背离了父辈的传统，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种消费观念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塑造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城市富者愈富，农村贫者愈贫！农村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城市先进，农村落后”、“城市富裕，农村贫穷”、“城市领风气之先，农村处边缘之地”的话语普遍流行，城市文明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方方面面。这种社会制度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他们会在潜意识里与城市人攀比，并诱发“向城里人看齐”的消费行为。既然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企业就应该把握机遇，创造商机，培育并满足这个市场。

首先，市场细分是根本。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并非一个小群体，他们具有共同或相似的特征，比如生于农村但不谙农事、来自农村但主要生活在城市、追求时尚但收入水平有限、拥有城里人的消费意识……。因此，企业可以从市场细分这一根本着手，识别并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兴消费市场，在此基础上研究群体的消费特性，如产品偏好、购买渠道、购买决策等。

其次，品牌策略是王道。新生代农民工出于追求时尚以及模仿城市人生活方式的心理，对品牌（名牌）有着天然的偏好，他们希望名牌产品能够减少城市人眼光里的异样与歧视，带来对其身份的认同与些许的归属感。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品牌作为一种符号，其内涵也被进一步放大了。然而目前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并不算很高，对他们而言，国外顶级品牌以及一线品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反而是二、三线品牌会成为其现实选择。因此，广大国产品牌可以抓住这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有针对性地设计品牌策略，扩大细分市场的竞争力。

再次，广告宣传偶像化。年轻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显著标签，虽然工作比较繁重，但他们青春时尚，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与城市青年一样，偶像明星极大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从众化的消费趋向十分明显，企业如果能够找到影响这个群体的明星作为代言人，适当地进行偶像化，并充分发挥广告的传播效应，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开拓整个市场。

最后，营销渠道本地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比较繁忙，时间对他们而言十分稀缺。同城市职工相比，他们通常不能有很多的假期，因此就没有大把的时间逛街消费。企业有必要根据这种特点，适当地调整营销渠道的设计，例如在新生代农民工聚居较多的区域，设置专卖店、便利店等。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更加便利、更加节约时间的E化的营销渠道也有必要提上企业的日程。更为重要的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是国内最大的候鸟群体。每年春节到来时，数亿农民工会离开城市回到故土，掀起大规模的返乡潮，这对企业而言可谓是商机无限。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追求“衣锦还乡”的氛围，会尽其所能地向“城市化消费”靠拢，从而带动农村春节市场的繁荣。所以，企业有必要将营销渠道也追随产品下乡，至少在全国各地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进行本地化的渠道设计，将产品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接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一消费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还将会持续提升。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在这一新兴市场的竞争中不落伍，就必须努力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密码，不断寻求消费新热点，如教育培训、职业辅导、美容健身等，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作者来自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编辑：王 放fangwen118@126.com）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得到城市的认可，尽管只领会到了城市文化的表面，但他们的消费行为却正在由城市“边缘人”向城市“核心人”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篇7

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是指拥有农业户口、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80后、90后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农民工群体的代际交替, 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和主要力量。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 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 占到了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 533万人来推算,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 487万人。[1]有人预测,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还将以每年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要不了10年, 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将会突破2亿甚至更多。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之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所谓市民化, 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2]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个人生活特色化的时代, 随着城市居民闲暇意识的日渐增强, 他们的闲暇活动内容也日益丰富多彩。然而对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他们的闲暇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课题组对来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和个案访谈对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在北京打工或经商的农村青年进行抽样调查。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86份, 有效回收率为93%。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后输入计算机, 利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为了深入分析, 课题组还对6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 以此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资料。调查结果和分析如下:

1. 闲暇价值观:淡漠且呈世俗性

调查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价值观普遍淡漠, 如有41.2%的人不知道在闲暇时间里要做什么;另有36.1%的人随心所欲地度过闲暇时间;而能够合理地有计划地安排闲暇时间的仅占8.6%。正因为闲暇价值观念淡漠, 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忽视了对闲暇时间的合理规划, 使得他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处于无意识和不自觉状态。

闲暇作为社会时间的存在,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曾将闲暇的价值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休息和娱乐;二是促进人的发展。充分而又合理的闲暇生活不仅可以愉悦身心, 而且还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据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做的—项调查显示, “对未来10年最重要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的选择”排在前几位的是:自我支配的自由时间、工作与娱乐的统一、对个人创造力的认可、非金钱的回报、对社会的回报。这表明了闲暇对于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然而本次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闲暇价值理解得并不深刻。在“闲暇生活最主要的目的”的选择中, 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放松休息 (38.2%) ;娱乐 (29.4%) ;愉悦精神 (20.1%) , 而选择“自我发展和提升”的仅占10.6%。可见,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意识不到闲暇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而是将闲暇价值的理解放在放松身心, 追求快乐等直觉体验上, 进而呈现出对闲暇认识的世俗性特征。

2. 闲暇活动方式:多样但层次不高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诸如旅游、健身、度假、社交、文艺欣赏、学习研究等多元化的现代休闲方式已成为当下都市生活的常态。有研究者根据调研, 把闲暇活动分为:大众传媒及阅读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书籍等) ;社会交往活动;各种娱乐和爱好活动 (看电影、玩电脑、养花鸟鱼虫等) ;闲呆和闭目养神;不以购物为目的的逛街、逛商店等;健身运动;休闲学习和教育活动 (自学、上网获取信息等) ;从事有收入的活动 (炒股票、咨询等) ;参与社会工作或公益活动;其他休闲活动 (如从事宗教活动) 等十大类, [4]足见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的丰富多彩。对于在城市里努力打拼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他们大多已适应了城市生活, 并喜欢上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渴望能够像城市人那样享受现代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之余已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单纯地睡觉、聊天、打牌, 而是更多地开始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然而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虽然较为丰富, 但层次却不高。美国学者纳什根据人们在闲暇时间内所从事活动的价值, 将闲暇活动分为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活动、纯官能享受性活动 (如赌博、沉溺网络游戏等) 、被动消极观看活动 (如看电视、心不在焉翻看小说等) 、情感投入观看活动 (如看演出等) 、积极地参与活动本身 (如运动、学习等) 、创造性地参与活动 (如发明、创作等) 六个层次。根据纳什的闲暇层次理论,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大多集中在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 即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上。调查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排在前三位的是:上网 (46.7%) 、看电视 (38.1%) 、看小说杂志 (24.7%) ;以下依次是:玩手机、听音乐、和同事老乡聊天、睡觉、逛街购物、学习文化技术、游览、K歌、其他活动。在上网活动中, 排前三位的是玩游戏 (58.1%) 、看电影电视剧 (39.6%) 、网络聊天 (32.8%) ;以下依次是:听音乐、进恋爱交友网站、看新闻、发贴、学习知识。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活动中是以消遣娱乐型活动为主, 而“积极参与活动”或“创造性活动”层面的活动不容乐观。

3. 闲暇心理体验:满足感和幸福感缺乏

休闲是人的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也是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当人们体验休闲时, 总会涉及某些具体的行为, 而这些具体的行为至少会被参与者本人认作是独一无二的。当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越来越具备休闲的性质的时候, 它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将不是深思熟虑, 而是—种直觉。当人们因为休闲本身而体验它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和一条富有启发的线索, 它表明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世界, 表明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表明了生活所带来的欢乐。[5]正是这种快乐, 使人们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梦想来到城市, 他们渴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的生活。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使他们备感无奈。调查显示, 有73.2%的人对闲暇生活感到不满足, 缺乏幸福感。究其原因:一是工作时间过长。超过8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8小时, 加班2个小时以内的占59.1%, 加班2-4小时的占36.6%, 另有4.3%每天加班超过4小时。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休息权益基本得不到保障, 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 加班成了常态。闲暇时间是衡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超负荷的工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身心疲惫,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闲暇活动。“一天活干下来, 再坐近2个小时的车回家, 累得不行了, 常常是电视还开着就睡着了, 哪有时间干别的呀” (小郝) 。二是经济收入不高。调查显示, 在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基本上在1 000-3 000元之间, 远低于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 (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 2010年本市职工年均工资为50 415元)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 它不仅决定着消费支出的数量, 还决定着消费支出的结构。当收入较低时, 人们花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支出会更多一些, 而收入提高后, 旅游、娱乐、教育等的支出就会加大。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各种消费休闲场所很少光顾, 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 重视闲暇生活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休闲已经成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根据王琪延等人2001年的调研, 北京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 成为生活时间的主要组成部分。[6]休闲使得人们“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 返回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 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 并因此而使生活富有意义。”[7]

当城市居民享受闲暇活动带来的快乐时,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却出现了“问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方式, 然而工作时间长、闲暇时间少、收入水平低等现实因素制约着他们闲暇生活的质量。

闲暇生活“问题化”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问题, 更是关系到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城市社会发展与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 健康而合理的闲暇生活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得到放松, 恢复体力和精神,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让他们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同时, 由于是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身心发展的特点、习惯等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方式, 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其潜能和天赋, 这无疑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 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城里人”。另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希望和梦想来到城市, 然而“边缘人”的地位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生活和心理压力。健康而合理的闲暇生活, 不仅能够缓解压力, 保持身心健康, 而且当新生代农民工对闲暇生活感到充实和满意时, 淳朴的本性则会使其自觉地维护城市的公共秩序,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2.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需要教育和引导

拉格内森认为, 改变了某个民族的闲暇品性就可改变这个民族的整个个性和这个民族的效率, 因此, 闲暇教育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是一个附带的任务。作为教育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闲暇教育能够告诉人们如何“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 并引导人们开展充实个人生活、发展个人兴趣的活动。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思想更为活跃, 受教育水平普遍更高, 但一直以来由于学校、社会和家庭很少重视对青少年进行闲暇教育,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赚更多的钱, 以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即便有时间休闲,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也将闲暇时间主要消耗在消遣娱乐活动上, 而真正属于能提高自身素质的发展提高型活动则很少。J·曼蒂指出, “无能力处理好闲暇是造成酗酒、吸毒、自杀、趋从社会上不良行为以及其他种种变态疾病的主要原因。”[8]因此, 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闲暇教育, 以帮助他们提高闲暇生活质量。

首先, 要通过宣传,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念, 主要包括如何认识闲暇的本质, 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个体发展的关系, 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等。只有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对自己的闲暇行为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和评价。

其次, 要通过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技能, 如交际技能、文艺技能、体育技能、旅游技能和鉴赏技能等。只有培养良好的闲暇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 丰富自己的闲暇生活, 增强自己的精神体验。

最后, 要整合多方资源, 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教育的运行网络。政府要努力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环境, 积极创新休闲资源的配制机制, 增加适合农民工需求的休闲资源;社区要积极吸纳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 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农民工所在单位也要强化责任, 处理好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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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 篇8

有学者指出, 所谓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家有承包土地, 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员, 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身份的农民工, 广义的农民工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和跨地区出务工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是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工是指“脱离了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 改变了生产技能, 由普通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的一类社会群体”。该定义强调农民工从身份来定是农民, 但是从他们的劳动行为来看, 是工人。

尽管以上定义各有侧重, 但却包含着以下相同的内涵:

第一, 就农民身份而言, 尽管他们已经不从事农产业, 但他们身份上仍属于农民身份, 他们的户籍仍然是农民;

第二, 从职业而言, 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 具有工人的工作性质, 但却不享有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

第三, 从地域看, 农民工一般是跨越了一定的地域进行了空间流动, 即从农村移动到城市, 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城市, 从这一意义而言, 农民工可区分为狭义农民工和广义的农民工。广义的农民工泛指离开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可包括“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狭义的农民工即指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即“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

2 农民工的分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民工这一群体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一方面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群体的内部开始分离, 出现了异质化趋势。这种现象在学术界称为“农民工的分化”。农民工的分化主要沿着两个路线:

第一, 基于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就业层次等体现经济地位的分化。由于农民工个体存在的各方面差异, 他们在频繁的流动过程中, 逐渐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针对这一方向的分化,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将农民工划分为业主、个体劳动者和打工者。

第二, 基于农民工不同的年龄特征和生长时代等特征的代际分化。目前这种代际划分的方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 (1) 年代是一种自然且直接的划分方法, “代”体现了农民工的自然属性, 这种划分方法简单易行, 而且不会产生概念的交叉或者歧义; (2) 从表面上看, “代”是从年龄这一自然属性来区分不同人群, 但更深层次的是由于不同“代”的人群会因为生活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导致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内涵、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

既然确定了按“代”来划分农民工的标准, 那么按照人类学理论, 10年为一代,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进城打工的农民, 到现在已有近30年, 因此应当存在三代农民工, 但学术界对于这一点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一种观点是按照外出打工的时间进行划分, 如表1:

还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按照出生时间进行划分, 如表2:

从上表的代际划分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这种“三代”的农民工划分标准中, 在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具有文化程度较低、都有过务农经历、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基本上都已组建家庭, 有子女等共同特征。

而与之相对的, 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具有与其完全不同的特征。因此还有一种观点是按照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代背景成长背景进行划分, 将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 认为这两代农民工在生活背景、文化、观念以及行为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 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自此, 关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名称之争告一段落, 大多数专家学者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 特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本文作者在论文中采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更为普遍的名称, 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 户籍在农村, 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群体。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 绝大多数在80年代从农业分离出来并加入打工者行列的那部分农民工, 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3 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1月31日, 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 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词汇首次出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之中。据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 今年上半年, 山东外出农民工达919万人, 比上年同期增加32万人, 增长3.6%。

4 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

根据之前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农民工代际分化过程产生的一个新的群体,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特征、行为特征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有较大差别,

4.1 社会背景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成长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 尤其是进入21世纪, 我国社会转型加速, 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逐渐消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相对富足, 社会价值观多元化, 整个社会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文化资料生产两方面都极大丰富。基于这样的国家社会背景, 相对于其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在温饱的物质环境和宽松开发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 这就使得他们获得较好的教育, 既追求精神生活的高格调, 又追求物质生活的高质量、高档次、高消费, 在个性方面比父辈更为自信、自主, 且富有进取精神, 不安于现状, 但却普遍缺少父辈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与此同时,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社会逐渐过渡到信息社会, 相对于物质和能源, 信息逐渐成为社会生产主要的生产资料。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对人类的学习、生活、工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这种环境下,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比父辈更广的视野, 接受的信息量也远远超过去了他们的父辈。这就使得他们个性化更强,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但也容易受到不良社会习气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价值观呈现多元且稳定性较差的特点。

三是互联网快速普及让这一代接触到了大量的来自于不同社会的文化和知识。所以, 新生代员工的价值观和个性可以说是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冲击影响, 更为复杂和多元。

4.2 家庭背景不同

从整体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物质基础较好, 家庭的子女数较少, 还有一部分是独生子女, 大多从小衣食无忧, 倍受父母和亲人的呵护。因此,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心理发展等方面获得了较高的综合发展。这种成长过程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 维权意识强烈, 但却往往缺乏责任心和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 整体上缺乏耐挫能力, 对于物质生活有较高的要求。

4.3 教育背景不同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高中、技校甚至高职、大专、本科毕业, 出来打工不只是以赚钱为目的, 或仅满足于物质报酬, 机械性提供劳动, 而是更看重人文关怀和发展空间, 有较强的个人主见和思想, 更倾向于融入城市, 取得在城市的上升空间。

5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5.1 身份特征

过半新生代农民工未婚, 生活经历简单;

多在东部、沿海就业, 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

绝大多数从业于非公有制企业;

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 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 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创业意识、忧患意识强烈, 渴望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

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不熟悉农业生产, 吃苦精神与忍耐力远不及父辈。

5.2 人力资本特征

5.2.1 受教育程度较高, 文化基础较以往好。

来自多方的调查数据均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结构和特点的数据调查。从结果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仍以初中为主, 占64.4%, 但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8.9%, 而上一代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5.9%。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为9.8年, 上一代农民工为8.8年。

文化程度仍以初中为主, 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仅占三成左右。

5.2.2

职业技能较低, 仅有少数接受过职业培训, 从参加培训的情况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 而上一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26.5%。

5.3 就业与发展特征

5.3.1 外出地区以省内为主, 近八成选择中小城镇就业。

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中 (以山东为例) , 80%选择在省内就业。其中, 在乡外县内就业的占40.4%, 在县外省内就业的占39.6%。从外出地区类型看, 在中小城镇 (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 就业的占78.8%;在大城市 (省会城市及直辖市) 就业的占21%;其他地区从业占0.2%。

5.3.2 六成以上从事第二产业, 制造业人数最多。

从产业结构看, 外出农民工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62.5%和36.6%, 第二产业是主要的从业方向。从行业来看, 从业最多的是制造业, 占37.6%;其次是建筑业, 占19.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8.8%;批发和零售业占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0%;住宿和餐饮业占4.6%。这几大行业由于门坎相对较低、人员需求大, 便于农民工就业和流动, 共吸纳了83.4%的农民工。

5.3.3 近六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层次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外出农民工中, 新生代农民工占59.6%。其中, 80后占41.5%, 90后占18.1%。新生代农民工在眼界、观念、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就业层次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在生产一线工作的比重下降, 经管、技术和服务类工种的比重上升。外出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占24.9%, 比上一代高5.5个百分点;从事商业服务业类的占23.9%, 比上一代高7.4个百分点;而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设备操作及其它工种的占47.6%, 比上一代低12.3个百分点。

5.3.4

在未来的打算上, 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 “尽量留在城市, 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从婚姻状况看,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从性别看, 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 “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 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6 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 也是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在农村, 却常年工作生活在城市;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和边缘;他们希望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不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但却诸多方面备受歧视,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正处在人生与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但受种种因素的制约, 无法得到应有的引导与扶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 其自身特点和职业诉求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 希望对此方面的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注重这个群体的现状与发展未来。

摘要：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多,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内部产生了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农民工代际分化过程产生的一个新的群体, 相比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 在身份、人力资本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 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就业与发展特点。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代际分化

参考文献

[1]韩长斌.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篇9

一、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一) 年龄和性别分布特点。调查显示, 26%的被调查人员年龄在16~25 岁, 74%的被调查人员年龄在25~30 岁;同时, 男性占比远高于女性, 分别为78%和22%。

(二) 职业流动快、文化程度总体偏低。调查显示, 超过7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水平, 其中初中及以下水平占42%, 高中毕业占31%, 达到大专及以上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不足27%。因此,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主体。而且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 亦没有取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同时, 他们的职业很不稳定, 工作流动较快。

(三) 收入水平及消费方式。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1, 000~1, 500 元的占65%, 1, 500~2, 000 元之间的占28%, 月收入达到2, 000 元以上的仅占7%。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其消费的主要方向和内容集中在基本生活消费和娱乐方面, 其中上网、看电视、唱歌等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四) 对政府的主要诉求。调查显示, 4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期待政府在就业创业方面给予有效支持。希望政府能多创造就业机会, 并能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另有34%的新生代农民工期待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就业权益保障。

(五) 社会福利保障。调查显示, 沈阳市超过85%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与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一是用工企业担心增加成本而不愿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上述福利保障;二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收入较低无力缴纳相关费用。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当前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的区域性统筹不适应农民工工作跨省流动性大造成的。

(六) 城市认同感及未来目标。调查显示, 1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目前在城市里生活幸福, 81%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认为城市和家乡幸福感相差不大, 只有5%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认可目前的生活状态。另外, 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城市的回报成正比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9%, 另有3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正比。综合来看, 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较为认可城市生活。

从上述调查情况看, 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在自身经济条件、素质、社会排斥等条件影响下, 仍存在较大困难。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障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农民工流向城市势不可挡。但是,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很多困难,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经济因素障碍。经济条件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工劳动付出与收益报酬的不对等性, 以及农民工对社会发展贡献率与收益分享增长率的非对称性。两者集中体现在薪金收入普遍偏低且增长缓慢。调查显示, 我国制造业用工的人工成本仅是发达国家的1/10, 甚至更低。因此, 农民工很显然没有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益水平。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很微薄, 未获得与城市用工同等的经济权, 造成他们在住房、就医、子女受教育等诸多方面支出超过当地城市居民的经济成本,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仍很困难。

(二) 素质因素障碍。由于受教育程度普度偏低, 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和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是其真正实现市民化身份转换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 文化素质越高, 社会融入越容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与老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但由于其职业技能素质的缺失,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处于职业阶层的最低端, 城市就业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劣势地位。

(三) 社会权利因素障碍。由于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教育、人事、组织、住房等一系列领域的差别, 形成了客观上对农民的社会歧视, 也因此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和排斥, 造成了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不平等, 甚至缺失, 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换。当前农民工仍然仅是付出劳动的劳动力,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民。

(四) 社会交往因素障碍。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职业, 与城市居民平等交往、交流的机会很少, 社会资源也因此积累较少, 其社会融合程度也相应较低。通常, 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程度与好坏, 决定着其就业和生存状态的好坏与差异, 也间接会影响他们定居城市的效果。调查显示, 沈阳市66%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朋友, 另外, 只有34%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过一点“泛朋友”交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隔离, 直接导致其在城市生存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阻碍了他们城市社会资源的积累, 更无法借此在就业、生活等方面获取帮助和情感支持, 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囧境, 以及生存与发展的困难。

三、建议

为尽快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需要大力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改革并尽快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只有尽早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才能真正创建一个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换身份的宽松和谐的环境, 也才能真正使城乡居民共同平等享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回报。户籍制度改革, 是从根本上革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障碍的前提和基础。同时, 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孤立进行, 必须要与其他相关改革合作配套进行, 完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机制。尤其应尽快改革城镇社会保障机制, 不再以城镇户口为提供社会保障的前提条件, 切实改善农民工身份转换环境。因此, 应大力推动以居住地为依据登记户口的制度, 及早推进城乡户籍一体化的实现。

(二)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和机制。首先, 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条件出发, 以其职业状况、收入水平、定居意愿等条件为依据,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展开层次细分, 以便更深入地分类、分层次地加强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措施。其中, 一类是已长期生活在城镇, 收入尚可, 并有定居意愿的, 可按富裕型农村社保水平, 为其提供相对较高级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停留在城镇生活的农民工, 需要提供相应的短期的社保和福利措施;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 需要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之内。因此, 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医疗、失业、工伤、养老保险等的全方位、覆盖广的多层次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并实现各层次之间的逐步融合。其次, 从辽宁省现实情况出发, 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之后, 进一步依次解决其生育保险、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 完善和加强政府政策和措施,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发展需求, 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切实扶助他们融入城市, 完成市民身份的转换。首先, 政府应逐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相关社保体系中, 切实降低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负担, 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 同时进一步加快薪金制度的改革, 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水平;其次, 不断完善住房福利政策改革, 为其“量身打造”住房福利政策, 缓解安居困难。为此, 可以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 分类分层次地逐步将其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公租房制度, 开发建设农民工公寓, 将农民工纳入地区经济适用房保障范畴, 探索构建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住房政策, 有效扶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此外, 在大力完善新生代农工社保福利政策的同时, 还要切实采取措施, 努力解决其子女受教育问题, 解决他们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

(四)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就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来说, 他们强烈地渴望文化知识素养的提高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以便参与社会竞争, 但经常会因为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参加培训。对他们来说, 最适宜的培训方式是直接在受雇企业接受技能培训, 既可以有效提升岗位能力, 胜任工作;又可以稳定职业选择, 减少过快的职业流动, 保障他们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因此, 尽快转变职业培训观念, 创新职业培训模式, 吸引农民工主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并逐步认识和接受培训的益处, 激发他们参加培训的热情, 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五)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能力。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70%的新生代农民工心怀创业理想和愿望, 创业意愿强烈。但调查也显示, 沈阳市45%的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资金不足是创业最大的障碍;此外, 还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创业经验不足也是阻碍他们实践创业的障碍之一。同时, 绝大多数富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创业培训经历。而创业活动是要承担风险的, 仅有激情是不够的, 需要拥有创业的能力、知识和素养。因此, 应加强创业宣传, 引导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识,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创业理念、企业管理、市场拓展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培训, 并及时向他们提供财务、金融、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咨询等服务, 以实际行动支持创业农民工了解市场、掌握技术、寻求商机、规避风险, 大力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此外, 应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金融与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为其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为他们成功创业创造有利条件。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 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制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着极大困难。本文以辽宁省为例, 对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歧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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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探究 篇10

48.8%。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 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 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 但却因为思想文化等诸多的因素而被拒之于“婚姻”大门之外。

1、受职业限制难以找到爱情。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 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 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 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是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行业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都是非常脏、累、苦的工作, 并且工资待遇差, 难以得到女孩子的欢心, 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从社会生活中可以了解到, 在很多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企业里绝大部分都是新生代女农民工, 从而导致她们接触的群体中男性很少, 婚姻就更加难以想象了。这些工厂里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加上女性一般在恋爱中比较矜持, 不太愿意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 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我们可以感知到, 职业选择受限正束缚着这些寻找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

2、经济条件制约爱情的发展。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 从收入水平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来说, 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一定的经济条件已成为衡量爱情和婚姻的标准。所以, 他们总是被拒绝又总是在期待, 但是现实条件却阻碍着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二) “有钱无钱, 娶个媳妇回家过年”

案例:了解不多, 结婚仓促。Lct和Gwq在两个月前经媒人牵线, 纷纷从打工地回来, 初次见面, 两人并没有明显的好感。可是通过他们电话交流, 两人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过春节回来结婚!他们说:“通过交流感觉对方还可以, 我们没有太长的时间来相处, 只有先结婚, 让父母放心。具体合不合得来还要看以后相处再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风笑天教授认为, 青年人最根本的两件事就是成家和立业。如今, “有钱无钱, 娶个媳妇回家过年”已成为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时尚”。由于受打工生活的种种限制, 所以不少返乡青年选择了“速配”婚姻, 即经媒人介绍后, 在外打工的他们主要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流感情, 得到父母同意后便趁春节回家迅速完婚, 不少青年从认识到登记时间很短, 结婚登记时间也都集中在春节前后。

(三) 受现代思想文化影响

“城市经历对于现代性量度有很强地间接影响”, 即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校教育、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 很容易受周围人以及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近两年, 有学者开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或80后农民工的婚姻观念, 研究表明, 他们很多没有务农经历, 文化水平比前辈高, 婚恋观既不同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又不同于城市居民, 与老一辈农民工也有差异, 还夹带着市民的现代性特征。在他们的意识中, 年轻人27岁左右结婚刚好, 他们埋头于自己的个人事业, 而不过多在意个人的婚姻问题, 从而与外界交往很少, 交际圈小致使婚姻发展受限。但是其父辈们看着周围同龄孩子相继结婚, 就会担心子女的婚姻问题。

(四) 结婚双方带有目的性

许传新通过一项调查发现, 被调查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同城市居民恋爱结婚的想法, 其中性别、城市生活体验、社会交往、社会距离感对其通婚意愿有显著性影响。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很多女性农民工潜意识地认为自己将来的丈夫在收入、学历等各方面比自己优秀出色, 使得她们看不上那些和自己一样在外务工漂泊的男性, 而是期待着自己可以找到一个城里的丈夫, 从而落户城市。在现实社会里, 很多年轻女性把嫁给“城里人”看成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对爱情有着不切实际的功利追求。现实中, 许多男性倾向于娶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略低于自己的女人, 这样, 丈夫拥有相对较高的地位;也就是说, 男性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时, 常常是“下向婚”, 而女性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时, 常常是“上向婚”。许传新研究发现, 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加愿意与城市居民缔结婚姻, 女性农民工在结婚意愿上的积极态度可能与当代中国婚姻市场中存在的“婚姻挤压”有关。

(五) 结婚后长期的分居生活

由于外出务工, 新生代农民工夫妻不得不分开居住。长期或短暂的分居, 夫妻双方之间不仅仅是距离上的问题, 最为严重的是长此以往造成双方的感情淡化, 那么离婚问题也成了常见之事。根据河南省商丘市司法机关的一项调查显示, 农村地区的离婚率远高于城镇地区, 80%的农村离婚案件都是因家人外出务工或经商而导致的。婚姻维持时间短暂现象在近些年呈上升趋势。

(六) 离婚自由受限

离婚自由的限制表现在没有爱情的婚姻, 却因为现实因素不得不维持的现象。而离婚困难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传统观念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思想观念仍旧在流行, 离婚被视为不光彩的事, 有损家风、名誉等。

离婚后再寻找配偶难。一般情况下, 未婚的不愿意找已婚的人为配偶, 离婚后的女人再嫁、男人再娶都有一定的难度。

农民没有固定的收入, 农活重, 女子的自立能力差, 离婚后的生活无法保障, 因而不得不继续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

农民文化素质低, 离婚后再闯天下困难, 因而不得不固守农村, 固守原来的家庭。

变相的买卖婚姻使女人离婚后无法清偿财礼钱。孩子问题无法解决, 由于农民经济条件差, 收入低, 生活压力大, 离婚后一个人无法照料孩子。这一切都导致了婚姻的僵硬, 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争吵、更大的伤害。

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对策

(一) 加强法制宣传与道德教育

各级司法、普法等部门, 应以“五五”普法为契机, 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普法教育的重点, 送法进工厂、进工地, 以案释法, 在他们中树立遵纪守法、明理讲法、知荣明耻的观念, 培养他们健康的人格和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广泛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倡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的家庭美德, 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 自觉抵御各种腐朽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侵蚀。

(二)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关怀

作为政府部门, 在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 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子女入学方面给予平等的权利保护。同时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不同形式的健康文明的文化娱乐场所, 实行各种优惠政策, 引导他们进行健康的文化消费, 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周末夫妻房, 为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团聚创造条件。例如社会可以组织专业人员在广场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性知识, 组织职业培训, 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坏境, 并且帮助和引导他们正确地处理婚姻问题。而单位可以开辟夫妻住宿楼;媒体宣传上按实际制定出切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娱乐节目;另外可以组织未婚打工男女见面会, 或者通过专业婚介机构为他们寻找恋爱对象。慎重妥善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

(三) 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

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得人口流动受到很大的制约, 特别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造成了诸多的麻烦和障碍。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则可以减少很多阻力。农村人口流动的家庭模式是指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 能够携妻带子、能够在城市居住下来、其子女能够方便地就学, 此外还包括老人进城等。“家庭模式”的流动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 维护婚姻的稳定, 促进家庭幸福;也可以避免“留守儿童”问题, 为儿童成长提供温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还可以净化社会风气, 减少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最后还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效率, 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城市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转变必须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强有力支持, 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 充分发挥城市各部门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宣传部门等的积极作用。例如, 对城市发展状况的评估, 不仅看其经济效益, 还应评价其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还应包括就业人员的配偶状况。

摘要：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面对婚姻问题, 他们的思想观念、婚姻观念与60年代、70年代的人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 他们既受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又受到传统思维的束缚, 在婚姻问题上显现出多重问题, 要通过多种途径关注和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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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你幸福吗？ 篇1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影响因素 社会保障

我们首先就课题本身研究了它的背景与意义。一方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了解到两方面的背景内容。（1）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与客观现状是他们虽已成为社会主体，但身份仍然尴尬。之所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广东地区农民工。虽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并且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2）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略低于传统农民工。他们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城镇居民，而且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另一方面，我们从各种媒体新闻杂志了解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意义。农民工幸福感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晴雨表”，是幸福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在吸纳农民工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要考虑如何为农民工们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从另一个方面讲，随着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关系的复杂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日益复杂微妙。各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幸福感，都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某些矛盾的存在和本阶层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要受到威胁，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就要受到影响。

接着我们就这个课题提出了课题研究计划。我们确定了课题的重点难点并明确了我们的创新之处。我们认为这个课题的重点难点在于心理健康问题、家庭状况及成员分布、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以及农民工的收入支出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力。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课題上有创新，因而我们会从正面与侧面同时进行分析，并且会通过走访、网上问卷及实际调查问卷多种方式力图得出覆盖较为全面的结论。

然后我们便开始了实践调查。我们的实践调查历时四个月，共分为四期。

第一期调研的形式采取上门走访的形式，通过走访广东汕头非城区一带的新生农民工的留守家庭成员，从侧面了解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来源因素。这也是我们本次调研的主要特点，即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而不拘泥于只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探究问题的答案。而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家庭成员的走访，我们发现以家庭成员的角度，他们认为收入、职业性质、未来前景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第二期的调研采用采访的形式，通过采访了广州天河区龙洞当地一些环卫工人、校内保洁员、校内纺织女工等一些农民工群体，从正面直击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来源因素。我们发现收入、社保、子女教育是他们最重视的评定幸福感的三个因素，同时我们也察觉这一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较为令人担忧，存在不少过度自卑及过度忧虑的心理问题。这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三期的调研我们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目标是社会中各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看法。我们一共在网上收集了八十份问卷，从而从侧面了解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看法。网上统计数据显示近95%的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社会保障。而对于当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问题，30%的人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对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33%的人认为无所谓什么地位，众生都是为了生存各谋出路，而3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较底层只能从事高强度低技术工作出卖劳动力。

第四期的调研我们采用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在广州黄浦区及珠江新城一共发放了一百二十份调查问卷，询问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关于他们幸福感的问题。问卷中我们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各方面的因素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基本情况如下：（一）文化程度方面接近80%的人有中学及大专文凭；（二）户籍方面超过90%非本地；（三）社保方面在我们调查范围内居然有1/8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而余下80%中78%的人五保也不齐全；（四）月收入方面除了极少数少于1000元，大部分收入在1000～4000元每月，并且超过50%的人认为物价及房租可以勉强承受，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用在当前消费；（五）政策方面多数人都选择毫不关心的选项；（六）交往圈方面数据分布均匀，没有特定对象；（七）职业方面数据分布也较为均匀，但转工频率也较高，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与没有的各占一半，多数人表示在工作中遭受过性质较轻的不公平待遇；（八）生活压力方面大多数人生活压力较大但表示可以忍受；（九）未来前景方面75%的人觉得担忧但少数有明确规划。（十）总体的幸福感自我评分中32%的人是5～6分，45%的人是7～8分，20%的人自评满分。

综合以上四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及走访采访等深入了解，我们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中，收入、社保、工作状况排在前三位。我们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各方面问题时，若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也应当从这三方面入手。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小组的成员感受到，庞大民工群体一直都是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高强度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高频率的工作转换，不公平的工作待遇，给了这个群体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又由于他们学历低，技术水平有限，所以一些民工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基本满意。但大多民工明确表示在大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甚至有的已经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认为做什么努力都是徒劳的。所以庞大的民工群体潜藏着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治安问题。由于低收入又保障不足，背井离乡，必然存在心理失衡，接而各种极端行为的出现挑战着整个社会的治安。

我们认为民工群体需要社会的足够认同和关怀，需要的是一份温暖，一份平等的对待，而不是干巴巴的冷漠。给予农民工应有的保障，善待民工，减轻民工的心理压力，确确实实提升民工的幸福感，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从而也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篇12

1 影像:“土包子”、“城里人”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形成了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点的第一次“民工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弱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激活了农民致富的意识, 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入经济发达城市, 形成蔚为壮观的第二次“民工潮”。紧接着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催生了第三次“民工潮”。如果把推动前两次“民工潮”形成的核心力量称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话,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成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主力, 也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已有较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述, 如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如:缺乏务农经历、

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对工作和城市化都有较高期望。从动机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不仅注重工资水平, 更看重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及自我发展。然而, 城市需要农民工提供劳动资源, 却不能接受他们在没有适应城市生活之前存在的行为以及对于城市各方面带来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取得城里人对他们存在于城市的认可与理解。大多数城里人都对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抱有偏见和歧视, 认为农民工不注意形象, 没见过世面, 为人小气等。“乡巴佬”、“土包子”、“盲流”在一些城市人眼里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同样, 农民工对城里人也并无好感, 觉得城里人瞧不起人、不够义气、缺乏人情味。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里同龄人一样追求时尚、崇尚自由, 但他们在根本上却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调查显示:有24.83%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友善, 以至于心理与行为上排斥他们。是什么原因让市民与他们有如此大的隔阂?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一种和人相联系的叫做身份的称呼。《辞海》中的身份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由此可见, 身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还代表一种地位和权力, 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 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时他们产生了迷失, 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如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农民角色的认同, 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城市打工者的序列之内, 即“打工族”。对于“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并不认可, 认为这只是城市强加给上一代农民工的。有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有25.7%;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有5.4%;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的有26.9%;说不清自身身份的有41.9%。“半个城市人”和“说不清”都是不明确的身份认同, 共占被调查者的68.8%, 也就是说, 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趋于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这种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他们在归属感中彷徨, 身份不断模糊, 常常陷入“我是谁, 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的追问。这种主观认同困惑使他们表现出行动上的对抗性, 情绪上的抵触性, 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2“农民”、“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城务工过程中习惯了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在城市实现而不断徘徊;他们对城市寄予了希望和梦想, 但却不清楚未来自己在城市里的方向;希望外出寻找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 却在身份体制上又时时不得不提醒自己隶属于农村的现实。成为“农民”还是成为“市民”, 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时所处的两难困境, 这种尴尬处境中最受夹击的要属“新生代农民工”, 尤其是那些出生、成长在城市, 不会务农, 与农村联系很少, 户口不在生活的城市, 但其身份又是农民, 在农村有一份责任田的成年新质农民工。面对通过读书、参军、婚配、买房等途径获得“体制内”非农户口的现实, 尤其是无数昔日打工仔发家致富后在城市买房买车转变为“城里人”的时候, 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不这样认为:只有改变农民身份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用资源, 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事实上,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身份的渴求, 不再把“农田”看作谋生的根基, 经过城市生活的熏陶, 他们已不再谙熟乡土社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务农意愿低, 未来愿望倾向于融入城市, 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可见,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希望自己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过客”, 而希望通过身份转型能找到城市主人翁的感觉。但他们这种“转型”的愿望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据笔者在杭州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和休闲方式已经趋于城市化。从消费内容看, 吃饭、通讯、衣服、租房和购买高档消费品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开支, 但他们仍会把工资的部分存起来或邮寄给家里。这种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购买欲望, 但他们也在理性消费, 在不妨碍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存钱;另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并试图以消费方式或休闲方式去融入城市。特别是现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主动吸纳、自觉内化、外显行为仿效, 如他们购买手机、mp3、笔记本电脑等消费品。在休闲方式上也丰富多彩, 如唱卡拉OK、溜旱冰、逛公园、上网等。这种追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推崇, 对乡土文化的遗弃, 赶“潮”成为掩饰他们尴尬身份的面具。毋庸置疑,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被调查者仅有1%表示今后愿意回乡务农, 他们普遍认为, “农民”户籍让他们目前面对既难融入城市、又难回归农村的尴尬, “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他们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意识, 打工的目的已不仅仅出于生存的考虑, 更主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潜能与外在优势, 但基于群体性偏见和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排斥, 市民拒绝与农民工平等认同。同样, 不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产生偏见或误解, 资料显示有22.4%新生代农民工人为城市居民冷漠, 5.1%的认为城市居民心肠很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推崇情愫渐渐转化为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发展态势, 他们以老乡、朋友等关系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 他们互相关心支持, 沟通情感, 形成一个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亚文化圈。于是,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摩擦性互动使得两者在交往中愈发产生距离感, 甚至产生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 这反过来又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步伐。

眼下, 尽管呼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 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加之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成的整体排斥环境, 他们的身份转型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在撕去身份标签的过程中受阻了, 困惑了。

3“农村人”与“城里人”: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排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的眼神, 城市政府也很无奈, 因为它们同样是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承受者。新生代农民工陷入成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困扰, 是因为我们仅仅限于思考该如何选择, 哪个选择更值得, 而忽视了这样的追问: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安排?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金 (Frank Parkin) 的“社会屏蔽” (socia closure) 理论, 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 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 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社会屏蔽”下, 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 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 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 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终身性的, 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农民和城市身份的划分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所特定历史时期应国情进行人口管制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建国初期, 农村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和城市“旱涝保收”的工作提供的优越生活使大批农村人纷纷涌向城市。经济学家们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多番论述, 如舒尔茨 (T.Schultz)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而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认为, 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的城市—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和在城市成功取得就业的可能性。无论经济学家从何种角度对乡—城流动进行原因剖析,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新中国正处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 国家急需发展工业以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 这就形成了以重工业为前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在以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 事实上就形成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限, 这种分界最终以1958年1月公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划出了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住区, 形成了城乡分割的“身份制”。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将农民群体与城市人严格区隔开来。从此, 以限制城乡人口 (主要是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被构建起来, 并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采取不同政策对待。至此, 差异迥然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形成, 可以说, 正是这种对农民身份的歧视才演化为今天农民工被歧视的现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应该被主流社会乃至国家所忽视, 进而受到歧视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能引导我们走出农民工身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户籍管理制度曾经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炉的政策如今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及人的自身发展, 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促成了社会的不公, 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最大路障。

4 结语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有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其中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 但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及政治权利。尽管提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农民身份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重性决定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固有的户籍制度及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制约与牵制使这一服务于城市的年青群体倍感身份尴尬, “农村人”、“城里人”的认知困惑令他们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今日,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也将成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亮点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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