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共12篇）
城市农民工 篇1
1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民工达到1.64亿人,其中约60%是80、90后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以18岁到25岁之间为主体,具有“两高两低”的特征:职业期望值、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耐受力低。他们既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也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应当有权参与社区管理并享受社区服务。农民工涌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仍将是城市劳动力重要来源,在城市各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农民工融入城市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
(1)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促进农民工融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要求不仅停留在“食果腹、衣蔽体”层次,而是向往城市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汇聚了各地名吃、各种美食、各种特色服装的城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农民工,结束了学校生活,他们便迫不及待涌向城市。城市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农民工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在满足其自身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又反过来刺激了城市需求。
(2)追求社会尊重促进农民工融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乡土情结渐渐淡化,试图摆脱乡俗,在城市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在城市中扎根,得到市民的尊重与认同。反过来说,如果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城市生活对提高他们综合素质也大有帮助。
(3)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促进农民工融入。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多挣些钱、有房住、有车开,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城市定居,拥有城市户口,对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工来说,就是一种人生的成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他们走出学校大门,便义无反顾地涌进城市,促进了农民工数量的膨胀。
(4)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了机会。相比大中专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等人才,农民工要求低、能吃苦、具有实干精神,劳动力价值比较低廉,比城市劳动力更具有吸引力。况且,农民工生活资料多由其本人支付,其医疗、子女入托入学、娱乐的支出又增加了城市消费,这点为城市居民看好,刺激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需求,给农民工进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5)政策出台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良好机遇。近年来,中央政府把农民工问题摆上重要议程,并出台系列政策给予保障。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进城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中央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2014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上述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良好机遇,客观上刺激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数量。
2 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但他们融入城市仍然面临社会分层、城乡二元结构、保障机制区别对待等障碍,放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
(1)社会分层带来的阻碍。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对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事物,反映了社会的一种结构性不平等。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生,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身份、心理等方面产生不平等,无形中与农民工产生隔阂,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2)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阻碍。二元社会结构,指城市为一元、农村却为另一元的城乡分隔状态。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以户籍划分为标志,把人口分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两大块,实行区别对待的城乡分治政策。户籍制度影响着居民(村民)对公共资源的获得,成为影响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和生活的现实问题。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农民工进城务工条件更加宽松,但是,以户籍为限制的部分保障制度并没有消除,如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使得“市民”和“农民”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很难获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以至于无论是生活状态还是心理上农民工都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之中。
(3)社会排斥带来的阻碍。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辛勤劳动弥补了城镇劳动力的不足,但由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居民总认为农民工素质比较低,加之农民工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让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另眼相看,并产生排斥意识。这种排斥给农民工心理造成伤害,部分农民工选择了“候鸟式”务工,在他们心里,城市可以让他们赚钱,却容不下他们长期定居,也由此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4)社会保障机制带来的阻碍。首先是住房保障机制。虽然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但他们挣来的血汗钱主要用来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给老人治病,能用来购买住房的资金很少。目前政府推出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主要是供应城镇居民,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无力购买住房,农民工只好租住商品房或住工棚,使得他们成为城市的“过客”。其次是医疗保障。目前异地就医报销机制尚未完善,使得进城的农民工就医仍需个人掏钱。加上农民工工作强度大、工种危险,容易受伤及遭遇疾病侵袭。一些农民工面对高昂的住院费只能选择放弃治疗,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的同时,也让他们放缓了融入城市的步伐。第三是养老保障。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限制,农民工尚未纳入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机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偏低,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农民工参与更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
(5)农民工自身条件不足带来的阻碍。农民工一个主要特点是接受教育层次低。据调查,进城农民工超过70%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5%左右,多数农民工没有受过专门的技能训练,只是靠“学徒”会些简单手艺。这就导致农民工就业面较窄,收入不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
3 加快实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建议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增添力量的同时,也享受着城市文明与富足,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期盼。为此,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既是加强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1)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便利。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格局,户籍问题是关键。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确定实行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议以此为契机,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区别,对进城的农民工,只要居住满一定期限,发给居住证,让农民工与市民获得同样身份,享受跟市民同等的就业、教育等权利,引导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保障。探索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取得居住证的农民工,实行市民化待遇。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的失业保险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失业登记范围,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推行农民工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生殖健康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3)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营造关怀关爱农民工良好氛围。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歧视心理和行为让农民工心灵上受到创伤,而城市为他们提供的就业机会又使得他们收入偏低,生活状况艰难。这样势必给他们造成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为此,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提倡全社会都关爱农民工,重视农民工,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同时,引导城市居民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与农民工多沟通,为农民工的融入创造良好氛围。
(4)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有足够的就业岗位。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重点靠二产、三产。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正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结构转变,无疑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机遇。要增强第二产业就业吸纳力,大力发展城市建筑及制造业,增加就业岗位。要提升第三产业,从一般性的生活服务业拓展到物流、家政、金融等现代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扩大农民工就业范围,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5)强化劳动力市场管理,增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后,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为给农民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当地人社、公安、住建、工会等部门可以定期开展农民工用工、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专项检查,督促用人单位实行农民工与常住人口同工同酬。同时,人社、工商等部门可以为农民工发布用工信息,组织农民工参加“岗位推介会”,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
(6)农民工不断强化自身素质,为融入城市做好准备。农民工融入城市,除了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其自身努力也十分重要。农民工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职业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可以参加各种网络学习、成人高考等,获得更高层次的学历。同时要自觉学习城市各种规章制度并模范遵守,提高自身形象,在思想上、行动上具备融入城市的条件。
4 结论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融入既加快当地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主动决策、积极作为,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有利条件,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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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 篇2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上出现了农民工这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能否真正融入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很多的问题。笔者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关键词：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问题已被提上了日程，我国的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是指农民中进城务工的那部分人。“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人”，其“农民”已不表示职业，而是从政策或制度意义上代表一种身份，“工人”才是现实的职业。所以“农民工”更确切地说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1]刘向红.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4）.农民工向城市的融入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之一。“十一五”时期，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速度缓慢，成为城市“边缘人”。使农民工更好的融入现代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农民工在城市里辛勤劳动，不畏惧劳动环境的脏、乱、差，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如果能采取有力措施，将极大地激发农民工创造活力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地区的协调发展。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业产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民工融入城市将为农民的非农转移创造就业机会，能够很好的带动农村的发展，城市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地向农村扩散和渗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统筹了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关系和谐，而区域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会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能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认识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的重要性，必须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内需严重不足，国内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需带动。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导致出口下降，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因此，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供需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弹性较小，启动消费、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应是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1.耿雁冰.扩内需突破口：1.4亿农民工城市化[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7-8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促进了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增加了城乡人民的收入，扩大了消费储备能量，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消费心理和行相应的会刺激城乡消费，必然拉动经济增长。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由分散的农村逐渐向城市集中，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渗透和扩散的过程。刘家强.中国人口城市化———道路、模式与战略选择
[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随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这一经济战略的实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的动力。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从现在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于荣春 孙玉国(山东德州学院经管教研室，山东德州253015)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现状看，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大批的农民走出农村，走向城市，从而形成对第三产业的规模需求，同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从另一个方面看农村人口的转移，促进城乡经济的良性发展，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最终会完成市民化，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受到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城乡关系的显著特征。户籍管理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把整个社会一分为二:农村人和城市人分别具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且不能随意转换。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40，33，156.因而城市和农村陷入了相对孤立的状态，造成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巨大差别，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农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他们仍然是农村户口，以城市户口为基础的城市劳动就业把他们排斥在外，至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就更是天方夜谭。这种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与城镇市民平等的权利，例如就业机会、居住权利，受教育权利、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的权利。笔者认为，农民工的身份不合法化，他们的权益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于荣春 孙玉国(山东德州学院经管教研室，山东德州253015)2010年第16期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遭受歧视和偏见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近30年，他们虽然为城市的发展建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但依旧改变不了他们在城里生存的卑微的身份，和受到歧视的社会现实。偏见是一种基于某种信念上的认识态度，歧视则是一种基于偏见上的外显的行为，不能说有偏见的人必定有歧视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两者相连。这种思想意识的存在，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个别农民工的不良行为，会使城里居民以偏概全，从心理上把农民工孤立起来，从而，使农民工成为整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生活状况实在是令人担忧，却又不断地受到来自城市的各种歧视。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06.虽然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他（她）是一个农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视。“我国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管志慧，彭兆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2004.2无论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城市的管理者都存在对农民工的偏见，他们认为农民工的融入，加重了交通堵塞，房屋紧缺，教育资源缺少，卫生状况每况愈下以及社会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都与农民工有关。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在心理上是农民工饱受自卑感，因而从心理上形成了无形的屏障，使农民工和城市之间形成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无法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由于农民工不能改变他们农业户口的现实，所以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同等的权益。农民工收人低下。据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大多在300~500元之间，在400元以下的占45.7%。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相比，工资待遇相差悬殊，城市工人的工资收人相当于农民工的1~3倍。马广海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田.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农民工的收入普遍较低，而且工作环境都比较恶略，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工人应得的福利待遇，甚至存在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近些年，农民工年末得不到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劳动法》规定，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很多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使用都超过规定，有些单位无限制延长工时，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多在10小时左右，有的达13—14小时，且每周工作多为6~7天。青平.农民工的苦楚川乡镇论坛，1997，(8).可见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有多长，劳动强度有多大，有几人能设身处地的为农民工兄弟想想，只见他们坚实的臂膀，却不见他们背后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责任，超人体负荷的劳动压力，是他们身心疲惫。至于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和福利待遇更是没有相应的政策加以保障。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一方面农民工的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低。曾经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人口的工资差别有60%可以用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特征来解释，其余的40%可以认为是歧视造成的，即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纪韶，《我国西部农民工流动就业现状的实证研究——对2004年12月—2005年7月我国西部地区调研数据的分析》，2006年第二届国际社会政策论坛会议论文。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物，至今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有调查显示，75%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只有10%左右。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张乐2007年5月19日。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好坏、收入的高低，都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农民工的专业技能也影响着他们的就业，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愈发的显示出适者生存的理念，所以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技能使他们很艰难的融入城市生活，同时影响着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另一方面农民工心理障碍和社会关系匮乏。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亚生态环境，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与认同程度，也降低了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农民这一角色在农民工的心里根深蒂固，且他们的状态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这使得他们对城市缺少安全感和认知度，他们一心想着进城务工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等挣够了钱再回到农村种地生活，他们无形中成了城市的匆匆过客。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43，411.大多数农民工都利用过社会上的亲戚朋友关系来帮助就业，由于农民工几乎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很有限，多集中于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社会资源关系质量较低、异质性较差，很难以为农民工提供较好的工作机会。
三、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基本对策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整治背景下，促进地区和谐，统筹城乡发展势必不可少的，这就要要创造适于农民工生活生存的环境，使农民工成为为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而不是破坏的力量。从而要是农民工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平稳的完成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障碍。
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扫清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制度性阻挡，彻底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身份障碍；贯彻落实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户籍制度把我国农民在城镇落户条件限制在拥有自有住房的范围内，规定农民工只有在城镇购买住房，拥有住房的产权才能在城镇落户。农民工城市化的意义和路径选择罗正月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州350108）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现在多数城市要在买房首付超过15万元的情况下，才可以办理落户，这一落户政策把大部分的农民拒之门外，可见门槛过高阻碍了他们的迁移，是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此我国是时推行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这样我国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需要我国权力部门应下大力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因附在户口上的不同的权益，从而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服务和权益，与此同时应注意制度改革的循序渐渐，防止“蜂窝效应”。所谓“蜂窝效应”，就是一旦政策缺口打开而没有限制的话，大批农民工及其子女势必蜂拥到城市中来使户口仅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以此降低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还要疏通公共信息渠道，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就业服务.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于荣春孙玉国(山东德州学院经管教研室，山东德州253015)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82-02。使农民逐步脱离户口的限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二）消除清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改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外部环境
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氛围，能够使农民工更容易接近他们所在的城市，会很容易从心理上接受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使他们有归属感，能更好地为城市工作。所以城市的管理部门应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职业工种限制，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解决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要和城市居民同等对待，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建立劳动者权利平等的就业机制。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民工可组织成立合法的农民工组织，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户政
管理部门应统筹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真正还给企业，禁止以任何形式歧视农民工。刘尔择改革我国户籍制度，实现城乡统一劳动市场［j］+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2。（2）。6城市居民要在心理上认同、接纳农民工，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包容，真正的实现城乡合家欢的局面。
（三）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I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城市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只有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工建设城市经济的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民工平稳融入城市。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1）加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宣传力度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通过各类传媒及舆论工具，开展对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尊重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和所作的贡献，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2）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法律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好武器。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法治手段必不可少，只有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相关部门应尽快修改《工会法》，允许农民工建立自治性的合法工会组织，切实保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有关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制度也应尽快的建立起来，这样农民工可以踏踏实实的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加强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使农民工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有法可依。
（3）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权益
各级政府和关部门要把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放在一定的高度上加以重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并采取具体的措施付诸行动。强化执法和司法的工作人员始终要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记在心间，严惩那些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人或企业，真正做到立法为公，执政为民。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I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使农民工平等享有参与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以此来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4）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劳动用工制度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根据不同的城市确定不同的工资最低标准，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调整的时候，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指导，是制定的制度符合实际。其次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要坚决杜绝发生，城市劳动保障部门要时时监督和检查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工资支付情况，严惩那些拖欠甚至不给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最后要为每位农民工享有完整的保险制度保护，其中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疾病医疗保险制度，孩子教育保险制度，有了这些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农民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中都可以安安心心，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增加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
（四）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以更好的融入城市
农民工大多文化程度较低，而且缺少劳动技能，这使得农民工在求职和工作的工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创新培训途径，建立农民工学校或增加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多渠道的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与此同时虑到农民有限教育支出，相关部门应重新定位，从学历教育转向培训服务，为农民工的再教育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建立终身的培训制度和特殊人才的培训制度，是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强就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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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 篇3
“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当初钱钟书先生用此形象地影射婚姻，如今看来，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真实写照。城外的人不断地“冲进”城里，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面积越来越大，城市化的建设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过于追求城市化的扩张与速度，而忽视了城市的内涵发展。
有数据统计，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9%，但很多现象表明，这种城市化并不完整，农民进城变成了统计意义上的居民，而非真正的市民。大部分农民仍面临着住房、教育、医疗等无法解决的难题，此外，还普遍存在限制户口迁移、限制购房、限制承包土地和住宅交易等不利于城市化的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也指出，进城门槛高、同城不同待遇、社会隔离感强等，都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已成为我国最突出的民生问题之一。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市化的必解之题
城市化是否等同于去农村化、去生态化？农民或农民工是否自愿参与到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和焦点是什么？农民工待遇如何解决？
为探讨这些问题，2011年9月24日，在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求是《小康》杂志社与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在杭州天元大厦隆重召开。
为期两天的高层论坛围绕“迁徙•户籍•待遇——农民工的户籍与市民化问题”的主题，对当下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发展和管理进程等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和交流。与会者普遍认为，应冷静对待市民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长王国平在论坛上指出，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市化的难解之题、必解之题。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就农民工论农民工，必须立足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放到国家结构的大背景下，一揽子谋划国民（居民、农民、移民）待遇问题。王国平还提出了构建国民待遇体系，他建议，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三元社会结构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应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加强顶层设计，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七大国民待遇结构，即构建“2+3+7”结构。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移民问题、国民待遇问题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加此次论坛的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徐匡迪；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长王国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王梦奎；国家文物局局长、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单霁翔；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程炜；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裴长洪；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贾立政；求是《小康》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舒富民；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郭献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代表、文化部项目专家龙凡欧博士；杭州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以及国内城市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城市代表等。
揪出城市的“隐形杀手”
城市化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建设时间短、发展快。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截止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9.86%。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今年六七月份的一场大雨让北京等十几个城市成为汪洋,网民戏称：来城市看海；春节、中秋等节假日，北京等大城市交通几近瘫痪；备受网民关注的增城事件竟是由一件小事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上述案例说明我们在城市的管理体制、发展理念、城市政策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 《小康》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舒富民在论坛上首先就指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难题。
在他看来，我国现阶段城市管理和发展中存在三大问题。首先不少地方城市发展的理念存在很大问题。有些地方城市规划不“以人为本”，而是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追求民生工程，不追求可持续发展。其次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政策与城市化的目标相矛盾。限制户口迁移、限制购房、限制承包土地和住宅交易等不利于城市化的政策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存有诸多阻碍。第三，诸多城市病已经影响到城市化的品质和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也认为，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失衡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要有序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城乡双向流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些重大问题需要国家顶层设计，也是每位城市管理者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国民待遇体系亟待构建
杭州一直秉承着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扎实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新型城市化、新兴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市的实力、功能、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新的提升。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5947亿元，常住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美元，市区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035元，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186元，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0%。
但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看来，杭州的城市化、现代化在推进过程当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阶段性新特征和新的挑战。有许多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其中包括农民工问题。
“作为对接我国东部沿海的特大型城市，杭州是我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十大城市之一，农民工人数众多，比如说萧山，户籍人口一百来万，流动人口一百来万，整个人口就业人员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杭州建设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对我们城市的社保、教育、住房、交通、环境等各方面的适应能力、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黄坤明说。
在经过一系列调研和反复论证后，杭州市政府提出了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七大国民待遇结构即“2+3+7”结构。王国平对此认为，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其必然性，并将长期存在。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既要抓产业结构转型、生产力发展，也要抓社会结构变动、生产关系调整；既要抓城镇化推进，也要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协调发展。
“中国已进入了市民、农民、移民（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三元社会结构时代，且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强化，构建一个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和谐、稳定、繁荣、可持续的三元社会结构，创造性地解决移民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要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三元社会结构特点，科学设计待遇菜单，构建国民待遇结构，完善待遇载体，推动待遇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公开化、法制化。”王国平说。
观点碰撞 >>
城市化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如何解决农民工的迁徙、户籍、待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首要问题，农民工有加工制造业的农民工、基本建设行业的农民工、社会服务业的农民工等不同类型，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不能以“一刀切”的思路解决问题，要尊重农民工群体走向分化的事实和趋势，研究不同类型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让农民工逐步适应城市、融入城市。同时，城市也要接纳农民工，创造政策环境，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本质上是两个问题。第一，它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所有城镇里服务业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根子在服务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还没有顺利地推进。第二是中国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模式问题。怎么解决这种有效供给不足呢，一条道路是完全按照国家财政包下来的道路，全部由财政去解决，教育、医疗等都由财政去解决，如果完全依靠财政解决，财政负担不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市场化的道路。都是市场化，那可能也有点问题。因此要区分哪些是私人品，哪些是公共品，哪些产品既有私人品的性质和元素，又有公共品的性质和元素，是需要研究的。我们的讨论应当深入到服务业领域的体制改革，增加服务业产品的有效供给。
求是《小康》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舒富民：
城市化的建设越来越快，但普遍存在“重硬件建设，轻公共服务；重形象工程，轻基础设施；重产业布局，轻人文历史；重大干快上，轻社会保障”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城市发展非市场化、社会保障差别化等不符合民生、不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的现象，已经影响到城市化的品质和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城市化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应该化解目前存在的限制户口迁移、限制购房、限制承包土地和住宅交易等不利于城市化的政策，这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解决。
户籍改革绝不能单一化
【通过户籍制度推动城市化的做法和主张历来都备受推崇，但现在我们已经发现，户籍制度并不是城市化的根本问题，仅仅依靠单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遇到的问题。】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
农民工融入城市并不是简单的户口转换或身份改变，还涉及城市的就业、住房、社保、公共服务以及农村的土地制度等方面，涉及农民工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户籍制度处于松动的状态，但是这种松动不是城乡的，而是多重的面向城市之间、城乡和城市之间、农村的不同地域之间、全国的地域之间，显示了户籍的多元性。在进行户籍改革时，我们应加强户籍立法建设，规范户口管理，继续弱化和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附加利益，逐步使户籍管理恢复到本来的民事登记功能，并建立由户口登记、身份证管理等制度构成的人口管理系统，实现人口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
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大量的城市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大大挫伤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每个大城市在解决待遇问题上都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与户籍相挂钩的福利在区域之间的分布差异太大。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实行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打破用地指标不能跨区域流转的限制。我们应该使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特别是当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后，他们的宅基地指标所对应的非农业用地的使用权能跟着他们走。这不仅可以缓解沿海地区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也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民进城，缓解民工荒。同时，对农民而言，收入提高，并且土地指标可以用来为他们在城市里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浙江省余姚市农办副主任陈清波：
要突破耕地转建设用地不得跨省域占补平衡的限制。农民工外迁户口可以附带用地复垦指标，让那些已经在外地城镇实现就业的农民，再就业地政府允诺有条件地为其建造“农民工经济适用房”的前提下，推出其原有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将户籍连同复垦指标迁往就业地城镇，迁入地政府负责为转移复垦指标的家庭提供多项社会保障性补贴。
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个领域，涉及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的配套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也要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积累经验。】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刘志军：
应该坚持底线公平理念，实行农民工分类分层保障，要取消“低保”的户籍限制，实行属地管理，将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将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之前，政府可以考虑建设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机制”，让那些遭遇失业困扰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实现过渡性就业。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张国胜：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福利待遇的市民化，即均等化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么是逐步取消城市居民享有而农民工不能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要么是逐步给予农民工未能享受而城市居民正在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农民工市民化只能采取后者的推进方案，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压力与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我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农民工无力负担全部的市民化成本，因此需要有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分摊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可以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同时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土地制度等的改革筹措市民化所需的资金，并通过农民工所在地政府、中央政府、农民工所在企业与农民工共同分担社会成本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改革，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助教佀传振：
城市农民工 篇4
自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王春光教授提出“半城市化”这一概念来刻画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状态时, 第二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也随着半城市化的浪潮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线。近几年来, 政府也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来维护广大第二代农民工的权益, 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等政策来推动城市化发展。有的政策在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得很好, 但同时, 我们也发现, 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一是保障体系并未真正落实到位, 政府过于注重他们的物质保障, 而缺少一定的心理辅导, 本身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就不习惯, 又不能与城市居民共同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很容易被边缘化;二是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缺少知识更新和再教育的机会, 导致第二代农民工从根源上就处于弱势地位;三是户籍制度不合理, 很多应有的待遇如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等有关城市居民权益的各类制度构享受不到;四是法律意识淡薄, 作为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第二代农民工, 对于城市规则和制度的认知还相当模糊, 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规则缺乏必要的认识, 基本停留在渴望阶段。这些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未来。虽然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响, 但并未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2 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原因
第二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后出生并在城镇打工务工的青年农民工, 社会上称“80后”、“90后”的一部分。他们心中有着“城市梦”, 对城镇的认同感, 可能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感。他们迫切的很想融入城镇, 但制度和文化之墙又横亘在他们面前;如果他们想退回农村, 却又做不了一个合格的农民。他们想融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体验生活、追求梦想是他们的主要就业动机, 这和第一代农民公以“改善生活”为外出就业目的有了重要的转变。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社会认同感有了较大转变。第二代农民工由于长时间的在校学习, 接受知识的广阔度不断增加, 导致他们几乎不会任何农业生产, 脱离了对乡土的眷恋感, 从而对农村的认同感远远低于对城市的认同感。三是维权意识大大提高。随着视野的开阔, 民主意识的增强, 第二代农民工当遇到不公平待遇时会主动地选择法律途径解决, 敢于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生存平等等各项权利。四是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 从关注工资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前途的转变。
3 解决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境的意义
3.1 有利于社会稳定
第二代农民工集中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 地域上分布比较集中, 大部分集中在南方, 和一些大中型城市,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们生活以及权益的保障等等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是我们国家建设法治社会一股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 并且农民工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伸出援助之手来关心帮助第二代农民工, 全社会都要有真诚和善意为他们排忧解难, 共同关心第二代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 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
3.2 有利于经济发展
第二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 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第二代农民工, 是建设未来中国的主要力量, 是社会上农民工的精英, 是中国未来的支柱, 正是他们的劳动, 我们的城市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总而言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意义, 第二代农民工可以说从根本上推动这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建设的中流砥柱。坦然地说, 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的解决与路径, 关系到整个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
4 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4.1 结合时势及自身状况选定自己的方向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民生, 关于物价、房价的政策不断出炉。作为第二代农民工, 应当时刻关注国家政策, 适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及计划, 不与时代脱节。要乘着改革的步伐前进, 抓住时机创造美好生活。
4.2 加强自身教育, 锻造社会需要之才
如今科技不断发展, 社会进步改革日新月异, 科技与教育成了人才竞争和经济竞争的关键。而且现今学习机会与方式多种多样, 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适时给自己充电才不会被飞速进步的时代抛弃, 这也是提升自己就业竞争力的一个有效方式。因此第二代农民工很有必要进行再教育, 提升自身实力。比如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技校等, 虽然会很辛苦, 但对于未来却是大有裨益的。另外, 企业也应适当进行职业培训, 让他们能更好地适应较难的工作, 符合企业、社会人才竞争的需求, 在提高自我同时也能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
4.3 相关政策的完善与落实
政府应该尽快的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 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落实一些措施, 平等地对待第二代农民工, 消除社会偏见, 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营造一种公平的社会氛围。同时, 政府也应落实和完善医疗、教育以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权的政策体制, 并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这些都将有利于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4.4 关注第二代农民工心理状况, 增加社会认同感
与老一辈农民工有很大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更在乎精神层面的需求, 比如尊严。很多第二代农民工都提到尊严是他们的底线, 是谁也不可以侵犯的。除此之外, 他们也会有很多精神层面的追求, 要有年轻人都喜欢的各种娱乐和一定的休息自由的时间。对于这些, 政府有关部门非常有必要出台相应的政策, 给予他们精神层面的帮助和心理辅导。同时也要完善法律法规, 对于像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某些企业侮辱人格尊严 (比如广东某外企要求员工给领导下跪, 如果不就立即炒鱿鱼) 甚至体罚农民工等事件要予以重视, 必要时要予以法律的制裁。另外, 企业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在精神层面上给予他们支持和尊重。不能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心理上, 让第二代农民工活得更有尊严, 尊重他们的权利, 提升他们的信心, 同时要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能力, 与他们心理的宣泄方式, 提供相应的心理服务帮助, 建立一些机构, 帮助他们健康的成长。文化上加强文化认同感, 让第二代农民工, 在成长中顺利接受主流价值观, 而且让他们融入其中的社会, 同时我们特别要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完善体制外的管理, 对他们支付一定的人文成本。
4.5 加强法制教育, 维护他们的权益
从社会法制层面来说, 第二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困境的解决, 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及法制的完善, 切实加强法律方面的建设, 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让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社会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第二代农民工, 对他们予以平等对待, 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
4.6 解决住房问题, 保障其福利水平
毫无疑问, 在城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定的房子是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所期盼的。但是房价太高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 因此他们不得不沦为都市的过客。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 比如经济适用房, 对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给予一定的优惠补助, 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大城市, 这样同时可以给各个公司工厂解决“用工荒”提供了依靠。另外, 用农民工的企业也应当适当给予他们一些补助, 只有他们在大城市真正安定下来他们才会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另外, 大城市的消费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也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他们中的很多对大城市望而却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此大城市应该不仅仅有奢华的物质文化, 也应该有适合这些第二代农民工消费的场所, 由此看来, 政府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安排, 多鼓励低消费场所的设立, 为第二代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
摘要：“第二代农民工”, 主要指80年以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区别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入城打工, 并且对工作的期望程度比较高。他们渴望融入城市, 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 但由于缺乏实践操作能力, 工作耐受力低, 现实与期望差别比较大。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表示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且“着力解决第二代农民工问题”, “第二代农民工”概念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据此, 在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 分析第二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 并针对出现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
关键词：第二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研究,民生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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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篇5
获取经济收入作为首要的目的。他们只要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有了一份可以维持最低消费的收入，解决了住宿、吃饭等日常必需消费问题，就有了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的开端和立足的资本。我们把进城农民工在经济层面上的适应，称之为生存适应。农民工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较强的。1994年2月3月，《中国青年报》在全国8省(甘肃、四川、新疆、江西、山东、黑龙江、江苏、广东)10地(流出地与流入地各5个)的调查，把农民工消费支出作了分析。
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第一，农民工的.主要收入均寄回了家，收入越是低的地区，寄回家的收入比重占的越多。第二，农民工自己的生存消费被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这时用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其生活质量的状况。第三，富裕地区的农民工用于学习、娱乐的费用比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费用要略高。尽管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有提高(注：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调查，农民工年均收入达7407元，达8048元。)，但是，这种消费结构却没有大的变化。
农民工主要有居住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租赁农民房屋三种形式居住。同其他消费一样，进城农民工在住房方面的消费也是处于维持最低消费的状态，减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大多数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只是暂时的栖身地，这样农民工对于住房的要求主要是满足其休息和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住处没有什么奢望。只想有个能挡风避雨、存放少量物件的地方就满足了。
农民工生活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节俭性。在消费上，进城农民工基本上奉行“能省则省”的原则，除了衣、食、住、行生活必需费用，每月用于其他消费的费用极少。根据南京大学19农民工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年均收入是8048.2元，月平均收入是670.7元，月均消费为319.6元，其中，吃饭是一项最主要的开支，平均为177.9元，其次为衣物，平均为52.5元，住宿的开支为42.5元，生活用品为22.9元。交通费用为22.3元，每月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平均仅为1.5元。消费支出占收入的47.7%。另据李强研究：有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款。从汇款比例来看，将自己收入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17页。)可见，大多数农民工除了用于生活的必须消费之外，几乎不花费什么钱。大部分收入用于汇回家。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基本限制在“必须消费”上，对生活的要求较低，他们的生活参照系不是城市市民而是家乡的农民，这种较低的经济参照系的选择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的经济适应，可以说，农民工只要找到了工作，有了基本的收入，在经济上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最低消费，就有了立足之本。这种适应还处于一种生存适应状态。农民工由于需求低，在经济层面的适应是较容易的。
2.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生活的形式与特点，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在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乡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进城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随之发生变化，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可以称之为进城农民工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农民工进城后，最表面、最简单的适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模仿行为。农民工首先是从外在的形象上，如言谈举止与服饰上对城市人进行模仿。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能力很强，男青年学会了穿西装，女青年学会了化妆。在言谈举止上，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城里人，在与老乡之外的人交流时，一般都会说普通话，有些年轻的农民工还学会说几句当地话，在买东西、讲价钱的时候使用。农民工情侣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大众场合下卿卿我我。日常生活模仿是一种外部形象上的整饰，它实质上反映的是农民工观念上的变化。城市行为方式模仿已经展示了农民工在生存需要之上的更高需求，显示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动性。
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时间的安排。在南京大学年调查中，有一道问题“您工余时间干什么”?(多种选择)回答依次有10多种：打牌38%、看电视37%、听收音机36%、聊天35%、逛街30%、看书报20%，这是排在前六位的休闲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消费支出，也能放松身心，可以说是节俭和实用的结合。其余的还有睡觉、搞卫生、干家务、找工作、上舞厅、找老乡等。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但民工们很少涉足。农民工闲暇时间主要是群体内部娱乐或仅仅是自我消磨时光。虽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闲暇时间的利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带上了一些城市人的色彩，如看书报、杂志等，但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闲暇时间的利用仍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一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对都市中动辄数十元的娱乐、休闲场所敬而远之。二是与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分不开，没有精力娱乐。三是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缺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四是缺少消费、休闲引导，农民工与当地人接触并不多，他们的消费方式几乎是沿袭早来一步的朋友、亲戚的。农民工能够在八小时内的工作上与城市人同步，但八小时外的生活却与城市人相脱节。
有的农民工认识到了自己要适应城市生活，要在城市中发展，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并抓住可能的机会。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在城市打工的人中，正在继续学习的人占样本总数的14.48%。交往是要靠语言的交流，在我们对南京市迈皋桥农贸市场的一个团体个案(共141人)调查发现，有53.5%的人表示愿意学南京话，同时有38%的人不愿意学说南京话。那些不愿学南京话的人表示，自己本来就是安淮人(安徽省五河县安淮乡人)，“根”在农村，过几年就得回家，所以没有必要学南京话。“城市过客”意识造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识障碍。
与城市人的交往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要途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基于生存适应之上的更高的需求，是适应城市的一种较高的层次，这显示了民工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英克尔斯(AlexInkeles)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注：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我们认为这种接触的经验也会带来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南京大学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在其打工的城市，平均拥有老乡人数在30人左右，在农民工的内部交往中，几乎所有的进城农民工都和老乡频繁交往，与老乡很少交往的占20%，仅有0.4%的民工不与老乡交往。进城农民工是以何种方式结交新朋友的?工作交往的占76.20%，居住地交往的占18%，娱乐交往的占0.40%，其他的占5.40%。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结的，随着城市适应性的增强，业缘关系也成了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的纽带。另据济南调查，在回答“进城打工后最亲密的朋友是谁”时，55.7%的进城民工认为是“一同来打工的老乡”，21.8%的民工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民工朋友”，另有21.5%的人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注：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总体而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两个特点上。内倾性指他们交往的对象指向为同乡和从其它地区来的农村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果出现问题，更多的是找同乡帮忙。交往的表层性是指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交流。除去业缘联系，他们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点，因此这种表层性的交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城市中的经历使农民工了解了城市运作的法则，懂得怎样与城市人交往，怎样适应身边的事物，通过不断的学习，在城市中立稳脚跟，融入城市社会。一般而言，来城市时间越长的农民工能结交更多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评价越高。收入高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年龄低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与城里人联姻或希望联姻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也较高。
3.心理层面适应。“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为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就是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文化背景的适应。否则，心理活动不协调，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农民工的深层适应要求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在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之后，最基本的生存适应也随之完成。但是他们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缩小。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这种心理的适应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认识是否正确，与城市人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
农民工进城后，必然对城市与城市人作出反应，但由于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的局限与滞留时间的短暂，他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观察与接触中对社会环境作出反应、作出评价，而这种评价与反应是多样化的。在农民工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上，有正面的评价，也有负面的抱怨。他们认为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主要有：(1)生活节奏较快，时间观念强。农村的劳动与生活的节奏较慢，时间概念弹性很大。而在城市生活中，人们的工作节奏快，时间的精确性高，并且要严格遵守。农民工由没有时间制约的劳动变成了受时间严格控制的上下班制度，由自己决定每天做什么变成了服从安排，往往有不自由，受约束的感觉。(2)交往的形式上偏重于业缘关系，情感淡漠。在农村社区中，人际交往中带有很强的初级人际关系的感情色彩，以熟悉与信任为交往的基础。在城市居民中间，人们以业缘关系为主，交往的基础是合理的自我利益。进城的农民工往往不适应这种以功利性为主的人际关系，认为城里人太势利，不重人际感情。(3)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强。在农村社区中，社会结构简单、新事物不多，人们按照传统行为规则行事。而在城市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与事，面对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传统的知识与规则已经无法指导，需要人们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才能在新环境、新情况、新事物面前作出选择。农民工进城后，被迫学习种种城市社会的行为准则，学会各种抉择。应该说，进城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建立在对自身的传统角色的认知和对当前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奈认同基础上的。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农民工认为农民与居民的根本差别是户口的占53.9%，是社会关系的占16.9%，是稳定的工作的占11.2%，是房子的占11.2%，认为是其他因素的占6.7%。显然，户口仍然是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产生心理认同的一条天然鸿沟。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暑假农民工调查中，对进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定位一项显示(总体样本388个)，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定位，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只有3%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在调查中对“如果有可能，你将来想留在本地吗?”的回答是：想留下的占44%，说不上的占25%，不想留在城里的占31%。进城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将自己定位在农民这一身份上(回归型)，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存在着复杂的边缘人心态(摇摆型)，仍然对留在城市抱有希望，自我定位与理想存在着矛盾。明确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城市的比例十分小(滞留型)。滞留型从心理上认可自己是“城里人”，对城市和城市人都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并为自己的将来而作着各种准备，整个心境总体上来说是明朗积极的，因此是适应最好的一种类型。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主要是经济上能够站稳或年轻好学具有发展潜力的两部分人。这部分人为留城作积极的准备，在经济上、社会交往上、心理上全面适应城市。回归型，认为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自己的归宿还是家乡，即使有可能，自己也不愿留在城市。对于回乡的打算和计划，一般都很明确，如再做几年或挣够多少钱就回去，对回去后的出路也有考虑或安排。尽管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偏向负面评价，但因为已经有回归的思想准备，心理上反而比较容易稳定。摇摆型对去与留都没有明确的打算和安排，虽然说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愿意留在城市，但又觉得这种可能实在太渺茫，自己归宿可能只是家乡。可是回到家乡又无事可做。因此他们常常会回到家乡住一段时间，呆不住了又出来打工，出来也往往干不长，只能在城市与家乡之间徘徊。从适应的角度来说，摇摆型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完成心理上的适应。他们觉得自己毕竟有了一段城市生活经历，已经不能算作“农村人”了，应该算“半个城里人”吧，可是又处处感觉城市与自己的距离，因此只能“说不上”。这种与城市、与家乡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常常让他们迷惘怅然。文化冲突在这一部分“边际人”身上反映十分强烈。
适应中的障碍
在西方的移民理论中，主张同化模式的学者大多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接受国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设法落脚立足，以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生。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依靠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帮克服困难，由此可以形成移民小社区。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少数成功者可以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注：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同化模式与我国的农民工进城的适应十分相似。同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可能完成。我国进城农民工的适应总体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短时间内，进城农民工很容易完成经济层面上的适应，然而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进城农民工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也感受到城市制度的排斥力量，这使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存在文化边缘性的特征。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亚生态环境，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与认同程度，也降低了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农民工阶层在适应城市中的主要障碍因素有：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户籍制核心一是属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中国社会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障碍传递到农民工身上，主要表现在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状况上。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模式化行为。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通常的情况下，角色转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职业，他就具体地扮演这个社会角色，随之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但这一过程在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角色看，农民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农民工劳动方式由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由野外到工厂，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与社会的认同。尽管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已经基本像市民一样的生活、工作，但就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认同，造成农民工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分离。农民工总是一群被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的群体。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无论多长久，土地仍然可以保留。土地保障既为农民工化解了他们外出时特别是失业时的风险，但也使他们无法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土地牵制效应使农民工对城市没有产生根本性依赖的条件，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这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居民与农民两个不同的群体第一次在城市空间的大规模的直接互动，难免产生群体性磨擦。在城市体制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然的具有获得的社会资源与占据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一等公民”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许多有偏见或歧视行为的市民，他们按照几十年来演化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事物，将农民工视作“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将“他们群”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职业歧视、教育歧视、人格歧视这种不平等现实，使民工在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和地位低劣感，这从社会心理上形成了无形的屏障，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与市民的认同、靠拢与适应。市民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生存在同一空间中，表面上是有所交往的，但在社会心理上，农民工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成为游离于城市的、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同，归根结底不是农民工的素质问题，而是机会不同所致。
农民工在城市构成的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进城的农民工能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同类之中，形成了“城市中的村庄”与“城市中的老乡”这一特殊的居住场合与社交圈，使农民工与市民减少了互动的广度，而经济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农民工与市民缺少生活中的感情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弱与城市的排斥力量迫使他们固守在狭隘的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使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中的村民”。而“村民”心态使农民工对城市无法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觉;而“过客”心态使农民工思想上对城市先进的新事物、新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主动地接受，而是被动地适应。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教育问题探析 篇6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就业 农民工 融入 城市 城乡统筹
一、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
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当城乡统筹发展进入更高阶段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将成为一种必然。
1、农民工进城就业参与城市建设，推进“三化”进程
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即以工业化支撑城市化，以城市化提升工业化，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推进了工业化、产业化进程，而且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从就业的行业分布上看，农民工几乎覆盖了各行各业，尤以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为主。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其中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占68%。可见，农民工在二三产业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不仅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且有效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农民工以就业的方式融入城市，对推进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村人口最多的大国，据统计，从1982年至2010年，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约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成为了城市经济社会建设的参与者，而且成为了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动者，对城市化有着直接的贡献。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动新办乡村工业向镇区集中”，工业的适当集中，势必要求工业人口的适当集中，这就为农村劳动力往城市转移就业创造了必要条件。农民工进城就业推动了城市工业化发展，而工业化又为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内在动力。党中央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方针，既包括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也包括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规划和培育城市群体的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会反过来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条件，而农民进城就业一方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可见，农民工进城就业既是他们融入城市的表征，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现城市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商品化运作的根本条件。农民工进城就业可以使城市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增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凝聚城市间的区域依存，提升城市创造更强、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2、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农村建设，带动“三农”发展
当城乡统筹进入较高阶段，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任务就更加突出，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拓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一步延伸，对于带动“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架设城乡生产要素流通通道、带动“三农”发展的重要力量。城乡统筹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架设起一条生产要素流通通道，并以此将“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城乡互补、工农互动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农民工群体代表着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他们接受过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个人素质、理念等都比较超前；另一方面他们源于农民情结，有着带领家乡致富的创业热情。只有农民工才能承担起并完成架设生产要素流通通道的任务，真正开拓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小城镇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子。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既有到外地打工的异地转移形式，也有在本土打工的就地转移形式。前者农民工“离土又离乡”，尽管长了见识，学了技能，挣了本钱，但长期无法照顾家庭是需要做出很大割舍的；后者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尽管对家庭可以有更多照顾，但毕竟发展的空间有限。而农民工返乡创业兼有上述二者之长，不仅可以将打工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家乡尽情施展，而且可以为家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增加收入。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熟悉自己家乡的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可以开发利用的商机，在外打工的过程也是把谋职的城市与家乡进行比对的过程，有心者除了通过打工积累资本，更多的是思考如何用所学知识和本领在返乡创业时去弥补那些家乡没有或者做得不够好的行业。查缺补漏或是提升品质的创业活动不仅能够优化家乡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而且可以加快城乡产业链的对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提出的教育要求
农民工以就业方式融入城市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具备能在城市谋求职业岗位的技能，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技能需要围绕“三化”来培养，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本领需要围绕“三农”来拓展，无论是技能的培养还是本领的拓展都对教育培训提出了要求。
1、推进“三化”要求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更好地融入城市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历史进程是城乡统筹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大方针，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围绕的主题之一。“三化”对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更好地融入城市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
首先，“工业化”要求加强农民工掌握现代工业技能的教育培训。在中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主要采取的是以乡镇企业拉动农村工业发展的方式，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解决农业人口往非农产业转移确实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整个工业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乡镇企业因其生产条件、企业成本和产品质量等问题，在市场竞争中多数失去了优势，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着极大挑战，伴随现代工业化脚步的加快以及城乡统筹的助推，农民进城就业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现代工业是采用现代生产技术设备的工业生产，主要包括生产工艺过程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化学化等，要求拥有大量素质高、技术熟练的生产工人、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无疑对农民工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一，工业生产技术现代化要求农民工掌握机械化、电气化、强速化、精密化和自动化等劳动手段的操作技能；其二，工业生产组织现代化要求农民工具备高度集中化、专业化、协作化和联合化的生产观念和意识；其三，工业企业管理手段和方法现代化要求农民工适应现代管理的节奏。
其次，“城镇化”要求加强农民工建设现代城镇能力的教育培训。伴随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现代城镇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建设问题，而是一个城镇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外在体现，是一个城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外在标志，同时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内陆有特大城市80个，大城市209个，中等城市254个，小城市119个。从全国662个城市的城市人口机械增加值的发展趋势看，这些城市都是接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渠道。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区位特点和资源禀赋相异，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工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东部地区要重点提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要求农民工掌握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保工程建设的相关职业技能；中部地区要提高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要求农民工具备建设粮食、能源新型材料、装备制造业和综合交通枢纽等相关职业技能；西部地区要围绕大中城市，进一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要求农民工从事旅游业、内陆边贸等职业技能；东北地区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要求农民工掌握交通设施、能源电力、节水节能工程建设的职业技能。
最后，“农业产业化”要求加强农民工服务现代农业的教育培训。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也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着力点。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农业产业化的重点工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推进城乡统筹的重要抓手，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连接城乡共同发展的主要纽带。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需要加强农民工服务现代农业的教育培训，培养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能够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掌握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的现代农民工，运用“企业+基地+农户”、“专业协会+农户”等运用模式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工融入城市。
2、服务“三农”要求农民工提高创业本领更好地反哺农村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主要体现为一种经济上融入城市，而农民工返乡创业则体现为行动上拉动城乡建设，创业的人越多能够拉动城乡发展的幅度就越大，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也就越快。创业需要资金更需要本领，提高农民工的创业本领对教育培训提出了升级的要求。
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要求教育部门为他们提供创业能力培训。创业意味着开拓创新，既需要掌握相关的技能，也需要学会营运的本领。由于创业需要政策的支持，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鼓励政策会有所不同，决定了教育部门需要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解读培训服务，明确哪些创业活动属于政策倾斜范围内的，哪些创业计划尚无条件。由于创业的范围很广，涉及一二三不同的产业、关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决定了教育部门需要服务的领域必须宽广，能够为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的创业技能提供教育培训；由于创业涉及的部门多，从申报到审批到实施都需要相关部门支持与配合，决定了教育部门需要为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创业路径的指导性培训，尽可能避免创业过程中走弯路；由于创业有风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决定了教育部门需要为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心理培训和预防风险的应急处理方法。如此等等，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教育为其铺路搭桥。
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要求教育部门为他们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单纯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一项大家共同协作的群体行为。从生产加工到市场营销教育部门为其培养各个环节的技术人才，特别是创业中接纳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仍然偏低，据统计，他们中有91%的人从没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64%的人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满意，64%的人要求接受技能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传统农民工大量在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的现状，他们期待进入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领域，职业培训的需求十分强烈。在信息时代，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有效信息的获取，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比起父辈的农民工更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服务，但也需要提高信息处理能力，这就需要教育部门为其提供信息类人才。此外，人、财、物合理配置需要教育部门为其培养相应的管理人才，就创业的农民工本身来说，也需要随时代和市场的变化不断充实自己，适应生产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的要求，这同样给教育部门提出了继续教育的需求。
三、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实现行为上融入城市
农民工就业创业的能力与其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开拓本领和维权方式密切相关，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给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也将提升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的教育培训推到了前台。
1、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打牢融入城市的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乡统筹步伐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已成定势，各行各业对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为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就业提供了很多机遇。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关单位招聘的就业岗位大多要求文化程度初中以上，而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最高，达到52.2%，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为24.2%，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3%，不识字的人占10.3%。这决定了进城农民工文化程度和城市居民相比普遍偏低，这就直接影响到他们进入城市的可能性，也影响到他们在激烈的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就业范围。为给农民和准备进城发展的农民工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教育部门和相关培训机构可利用农村职业教育的优势，为他们提供相关内容的教育培训，使他们全面“提素”，打牢融入城市的基础。
2、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加大融入城市的砝码
目前，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大多数农民工的职业都是技术含量偏低的劳动密集型工种，而城乡统筹中“三化”对农民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要使农民工顺利就业，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砝码。一是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宣传力度，让那些想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的农民和那些因各种原因失业的农民工，能够及时获得培训信息，并与相关培训部门联系上，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培训机构学习职业技能；二是加大政府部门提供高技能培训的力度，满足以中青年为主的农民工想通过培训来提高自己，找到好工作，想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取得职业发展的农民工的愿望；三是完善企业培训员工的相关条例和规定，一方面满足那些在岗位上努力工作，又有进一步提高技能要求的农民工的愿望，另一方也给因流动而带来的新农民工提供就业与转岗技能培训，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对高技能农民工需要的新形势。
3、提高农民工的创业本领，创造反哺农村的机会
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以产业为依托，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中去。从目前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实际来看，由于受市场、区位、政策环境等因素制约，非农产业发展要么数量少、要么规模小，难以挑起大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大批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且乐于扎根农村的创业个体或群体充实到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中去，而大批外出打工后具备了一定发展能力的农民工无疑是最佳人选。2006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引导掌握了一定技能、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对此，相关教育部门不仅要向农民工大力宣传国家政策的导向，让更多的农民工加入到返乡创业的行列中来，扩大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成果，而且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民工创业本领的作用，通过调整专业结构、补充创业内容、采取多样方式的途径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提升机会，推动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统筹和兼顾城乡在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方面的教育人本主义体现为：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样接受政府和企业的职业培训和成人教育。教育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铺路搭桥，起到了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作用；教育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起到的则是助推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无论是引导、扶持、服务农民工就业还是创业，都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农民工从观念上接纳城市，从行为上融入城市。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test/2006—02/22/content_207406.htm，2006—02—22.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7
城市化是指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 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作出了解释。
1. 人口学。
人口学上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 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6%左右, 因此,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 只是一种手段, 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3. 经济学。
经济学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 即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 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 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农村的落后也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 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 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很积极的意义。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各学科对城市化的内涵的规定其实是一致的, 即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为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 并不断向农村扩散。简而言之, 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
二、农民工的出现——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农民工是中国内地的特有词汇, 指身为中国内地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农民, 从农村进入城市, 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 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
从理论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是经济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远不够高的表现, 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西方的城市研究理论表明, 当区域城市化水平超过50%后, 区域社会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 开始向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 我国城市化率尚不足50%, 若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仍需转移大量的农民。在我国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未打破之前, 农民工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从现实角度来看:首先, 国际差距明显, 我国需要农民进城。国际上总是以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来评价它的发展程度。20世纪中叶,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其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2%, 英国89%, 联邦德国79%, 荷兰86%, 加拿大77%, 澳大利亚83%。这些国家已经从高度城市化转向了城乡一体化。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城市化进程几乎呈停滞状态。要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必然要加速农民的迁移。其次,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农民希望进城“分羹”。形式主义经济学家舒尔茨曾从人力资源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城乡的巨大差距正是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因。而新一轮圈地运动又造就了大批“三无”人员, 更壮大了中国农民工的队伍。
三、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原因分析
1. 农民工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 进城农民工以男性青壮年为主, 小学和初高中文化层次占比较高, 主要分布在低技能、重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他们的工作环境差, 收入、福利水平低, 工资增长幅度小, 是城市中的底层弱势群体。
2. 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关系。
应该说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农民也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 感受到了城市文化, 领略到了市场竞争, 提高了家庭收入和综合素质。但是, 由于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如此大规模、快速度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准备, 矛盾、缺陷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而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城市人的工作、生活, 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
一方面, 城市人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 农民工也应该与市民一样具有同等权力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 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另一方面, 城市人又认为农民工影响了城市卫生环境、市容;与城里人争饭碗, 减少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加;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和乱摆乱卖、贩卖假冒伪劣产品, 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而不希望他们与城市人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
3.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人关系的因素分析。
(1) 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距离的变化。近年来, 由于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改变了城市总体人口结构。在有些城市, 流动人口总体数量是当地人口数量的许多倍。在个别城市, 由于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不断迁往郊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由于上述原因, 在城市中心区域, 原城市居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由“户籍”关系转化为“利益”关系。话语权也因农民工的聚居化而发生了转移。失去话语主动权的城市居民会产生对农民工或外来人口的强烈不满。
(2) 政策因素是导致社会距离变化的重要因素。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到农村废除农业税, 再到即将开始实施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新政策不但营造了良好的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气氛, 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交往中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变化, 城市市民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适应过程, 对农民工的抱怨、嫉妒心理就是城市市民社会适应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心理状态。
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1. 国家制度层面。
(1) 改革过时的户籍制度, 让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本来意义, 即通过城市化使农民变为市民, 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 消除农民进城的障碍。因此, 国家应颁布新的《户籍法》, 彻底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 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将城市居民享有的诸如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户籍剥离, 强化个人信息管理, 削弱户籍利益关联;使农民工与市民地位平等, 享有市民拥有的一切权益, 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成为城市的主人。
(2) 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险范畴。一是加快农民工参与保险统筹的立法进程。通过法律规范企业和员工个人购买社会保险的行为, 使之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 成为农民工应有的权利, 以便使其享受和其他产业工人同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尽快实行全国统筹, 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三是采取适应农民工职业流动特点的灵活的缴费方式, 允许农民工以个人名义在家乡参加社会保险, 并凭缴费单据在打工企业报销企业应承担的费用。同时, 国家应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限制农民工最低工资水平, 适度调整东西部社会保险费征收差异, 帮助贫困地区开展社会保险工作, 扶助低薪者参加社会保险统筹。
(3) 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 创造“以人为本”的教育环境, 加大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首先, 要尽快立法规范教育体制, 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 使公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主体;适当减少农民工子女的求学费用, 缓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以人为本, 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德育教育, 防止形成心理、人格方面的缺陷。其次, 从政策、财力等方面为职业技术学校提供支持, 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业技术学校的作用, 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中高级技术人才。第三, 在就业方面, 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用工的审批和职业工种限制, 简化手续, 减少费用, 规范劳动力市场, 建立就业动态监测系统, 定期发布市场供需信息, 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2. 社会因素层面。
(1) 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是在政治方面, 赋予农民工参政资格。我国近三十年的城市化历程使农民工的参政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们初步接触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 受到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洗礼, 增强了组织能力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 也学会了怎样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并能够更容易地将自己的利益要求转化为政策要求。因此, 把拥有选举权的农民工纳入人大代表选举范围, 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维护自身的利益, 也将激发他们对“第二故乡”的主人翁责任感。二是在经济方面, 提高农民工的收入, 从政府到企业,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改变其“城市贫民”的现状。三是在文化方面, 通过政府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局面。
(2) 建立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工工会。在完成城市人蜕变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有着1.3亿人口的农民工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一个真正代表并维护其利益的劳工集体维权组织。当然, 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会将是由政府支撑的工会, 由农民工自我管理, 代表农民工的利益,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3. 农民工自身因素层面。
(1) 找准基点, 平衡心态。作为农民工自己, 要清楚认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性, 学会正视自己, 理性选择岗位, 踏实干好本职工作。
(2)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加强社会竞争力。农民工来源于农民, 在秉承了农民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的同时, 也继承了农民的一些旧的习俗。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 农民工要有忧患意识, 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筹划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预期。
(3)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农民工要了解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 要积极配合政府对农民工的保护性措施的实施, 主动参加企业和社会保险, 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增加自身的劳动安全保障;同时, 还要学会通过法律及专门机构寻求帮助。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城市愿景 篇8
2002年, 初中毕业的叶新 (化名, 其子) 带着对父母的思念以及对城市的向往也来到了这个省会城市。过了几个月, 叶新的女朋友小刘也从广州辗转来到了福州, 她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他走到哪, 她跟到哪。
都说, 只要家人在一起, 到哪都是家, 就这样, 一家四口在福州定了下来。十几年过去了, 物质水平提升了, 他们也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活, 虽然有时也会想家, 但习惯了这么多年, 他们与城市已经难解难分了, 尽管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然而现在的他们还是对城市抱有期许, 用他们的话说是“也像个城里人”。
趁年轻走出去
“趁还能干点, 出去吧。”这就是当时张红和丈夫的唯一想法。张红一家居住在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刘云镇的一个小村庄里, 村里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主, 种植水稻, 饲养牲畜。在张红看来, 这样的生活也挺简单, 相对自由, 但唯一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要看天吃饭。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 要是运气不好, 那么今年主要的收入就受影响了。再加上身边同龄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 灌输给夫妻俩的观念是:还是出去做事吧, 赚的多, 咱们农村人不怕苦, 能行!
可以说, 他们来到城市, 更多是受身边人的影响。张红说, 他们那个年代出去的人不少, 很多都是一带多, 她还生动地打了个比方, 就如“串烧”似的, 就这样, 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前人的带领下走了出去。他们也动过心, 当时她的妹夫在城里干得好, 挣得多, 于是让在家务农的哥哥和嫂嫂也来城里。但那时, 他们的儿子叶新是他们最大的顾虑。“那时候小孩还小, 我们也不放心让他在家, 他爷爷奶奶也要人照顾, 我们怎么走得出去。”于是外出的想法就这样搁置了。直到后来儿子上了初中, 夫妇俩才决定这个时候走出去。对于进城的生活, 他们没有想太多, 因为他们还是奔着要过好生活的念头去的。“其实村里人像我这样年纪出去的很多, 他妹妹和妹夫也都在福州, 过得不错, 于是我们就琢磨着自己也还年轻, 小孩儿也大了, 那就走出去看看吧, 能多赚点是一点。”就这样, 夫妇俩背着行囊, 从此踏上了他乡之旅。没想到的是一去就是十几个年头。
如果说父母是因为要赚更多的钱, 改善家里的生活, 那么叶新的想法就单纯许多, 也许是因为自己对于父母的挂念, 也许是因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有好吃的, 好玩的等等。在这些诱因下, 两年之后, 这个毛头小伙决定去城市感受下外面不同的世界。他憧憬着, 既然学业无成, 就去城里学一门技术, 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城市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初到福州, 夫妇俩明显感到了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差异。首先就是住的, 为了省钱, 当时夫妇俩就只能租一个破烂的民房, “我们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 到城市里就要租房子, 房子的价格都很贵, 所以只能住的差点。当时生活条件是艰苦了点, 但刚开始肯定是不容易的, 后面习惯了就好。看, 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说完张红笑了起来, 可以看出她乐观的背后是有着一颗坚强的心和对生活的热情。
对于他们来说, 最难的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 而是对远在故乡的儿子的挂念。张红回忆道:“一直习惯儿子在身边, 后来去福州后就只能通过电话诉衷肠, 以前又不像现在这样用手机这么普及, 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 每次我都得掐着时间给儿子打电话, 打不了多久又得挂了, 越说只会越想念。其实有时候想想是不忍心, 可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只能暂时忍受。”
所以叶新初中毕业后, 向夫妇俩表明了要来福州的意愿, 夫妇俩考虑再三, 最终同意了儿子的想法。那时张红在公交车站做保洁工, 丈夫在另一个车站做洗车工, 儿子在修车行学修车。一家人在一起, 各有各的工作, 互相有了照应, 日子也开始有了起色。就在2006年的时候, 叶新和小刘结了婚, 成了家。人多了, 房子就不够住了, 当时房子正好面临拆迁, 为了改善住房条件, 夫妇俩决定去更远的地方租两间房子, 这样一来可以住的更舒服一些, 二来也可以省一些费用, “现在的生活环境虽然不算太好, 但我们知足了, 吃好点就行, 我们已经明显感觉现在生活的改善。”张红还说:“现在家里电器也比较齐全了, 生活挺方便的, 我们生活得挺舒心。”好在一家人齐心协力, 并没有为生活的琐事所牵绊, 那时简单的想法“我们农村人能吃苦”一直让他们坚持到了现在。
我们能留下来吗?
从农村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从事的都是基础服务行业, 他们给城市带来了许多便利与服务。在很多人看来, 张红现在从事的工作———公交总站的保洁员是一份不起眼的工作, 但城市的运转都离不开像她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勤劳、质朴与踏实的农民工们, 他们足以值得被尊敬。
和她一样, 她丈夫也在公交站清洗车辆。遗憾的是两人在不同的地方, 难得的是, 这份工作需要一年365天的默默付出, 但为了能多赚点钱, 张红还主动承担了其他的工作, 她爱人也主动承担洗两条线路的公交车, 这样一辆100快, 一条线路有十几辆, 那么一个月就能增加1000多的收入, 两人合起来就有5000多的收入。工作量的增加, 换来的一定是收入的回报。“其实, 在城市也好, 都是靠自己双手挣钱, 只怕你不做, 勤劳的话一定能好好生存下去。”张红也一直相信, 城市里打工要比在农村种地强, 因为这样不用担心颗粒无收没有收入, “只要每个月踏踏实实地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我就有工资。这也是我一直留在城里最大的动力。”
都说人往高处走, 但在他们夫妇俩看来, 在城里生活就要稳定与踏实, 夫妇俩都是60年代的人, 或许着是他们这个年代人所特有的品质。今年已经是他们两人在城里的第12个年头。十几年如一日, 但随着时间流逝, 很多事都会发生变化。“随着年龄的增大, 体力是渐渐吃不消了, 我想我们再干个几年吧, 等干不动了, 我们就只好回家了。”说到回去, 张红眼神里透露出一些无奈与不舍, 可以理解, 十几年的青春都给了这座城市, 这种情感是对城市的眷恋之情逐年累积而成的。
但现实是, 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城市里当然好, 我们也想留在这啊, 但我们在这买不起房子啊, 而且我们始终是四川人, 落叶归根,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回到原处。”张红的话也说出了当下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真实感受。
各有各的期盼
现在的他们, 工作稳定, 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但在张红心里, 有一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 她说:“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只买了医保, 没买社保, 后来来城里, 由于是私人公司, 他们没给我买, 直到现在我也没买。我也不懂怎么操作。我老公也没买, 我在想, 等我们老了, 干不动了, 我们该怎么办?”这确实是摆在他们面前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现下, 由于工作的性质、工作的调动等因素, 使得农民工参保率很低, 有些是政策的不完善, 有些也是因为参保意识薄弱, 对于有关社保知识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 张红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总担心年老以后的无依无靠。张红夫妇俩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政策能够有所改变, 随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提出,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是说, 无论生活在农村, 还是城市, 都能够享受到统一的养老保险保障, 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这无疑是让社会保障体系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一种进步。统筹城乡, 受益最大的是城乡流动群体, 包括农民工及其家属, 因此有理由相信, 这对于张红多年的心结的打开是一个重要的福音, 像张红一样的农民工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梦想将不再是梦。
与张红不同的是, 作为新生代的叶新在目前的工作上蒸蒸日上, 最早是修车师傅, 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无师自通学会了开车, 后来轻松拿到驾照。现在的他主要是司机, 附带着帮助公司装货卸货, 一个月也挣得不少。在叶新看来, 眼前自己已经有一门技术, 并且自己还在学习相关物业管理的知识, 他希望以后能自己买部车子, 然后专门作运输的生意。而其妻小刘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 或许是宅家的缘故, 使小刘觉得自己和社会有些脱节, 有些融入不了城市里的生活。她还是想念老家, 于是和叶新在是否留在城市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在城市好好发展几年, 等到掌握了一定技术就回老家发展。就在前几年, 他们一家四口通过在福州多年的积蓄在老家的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在他们看来, 城市生活是好, 但是压力也大, 尤其是房子、子女教育方面。同时也考虑到, 父母老了也还是要回家, 那他们也得照顾两老。因此城市, 最终只是追逐梦想的地方, 考虑到现实也只能妥协。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与出路 篇9
一、破除收入低困境, 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支撑能力
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的工资包括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和抚养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部分。但一直以来, 农民工工资水平仅为生存工资, 这是造成他们不能融入城市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有学者分析, 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是城市在岗职工的50%~60%, 这就致使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大部分在40%~60%的区间, 说明农民工群体基本上处于半融入城市状态。[1]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若不能改变, 建立社会保障无经济支撑能力, 农民工干脏苦累险毒等工作的境况、受市民歧视和农民工自身的“认同”等就无法实现扭转。当然,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低的深刻根源还在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以及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及缺乏劳动技能。
1.化解劳动力供求失衡矛盾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的根本
(1) 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促进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增加劳动力需求的贡献主要在于:①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而且促使了农民消费方式发生变化, 增加了对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 从而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 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一个劳动力, 可以带动农业向第三产业转移1.5~2.9个劳动力, 而在我国却只带动转移了0.3~0.6个劳动力, 其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滞后。②进行大规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是城镇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 如交通网络建设、居民住宅建设等都必然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③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通过消费刺激生产,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目前重庆市的情况看, 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农村的3倍还多, 而消费的增长势必拉动经济的发展, 拓展就业空间。
(2) 提高农民在农村务农的净收益
提高农民在农村务农的净收益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是必然提高农民进城工作的预期收益, 从而不会轻易接受工资明显偏低的工作;二是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腰包中的钱相对较足, 农民也就不会因温饱问题所迫而无奈接受低工资。
提高农民务农的净收益需从两方面入手:①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 并使农民成为其最大的受益者。②重视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即是说, 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的同时, 积极引入新品种、新技术, 抓好蔬菜、瓜果、林木、牧草、花卉、养殖等特色农业, 建设规模基地, 培植主导产业。
3.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关键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 努力把供大于求的“力工”培养成供不应求的“技工”, 解决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矛盾。
(1) 整合各类办学资源, 争取在较少投入的情况下解决“在何处培训”的问题。将各级成人教育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主渠道现有的校舍、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进行整合, 建成培训基地, 实行校校联合、校企联合、优势互补, 形成理论教学——实习操作——上岗就业服务一条龙的模式。
(2) 以需求定培训, 以输出带培训, 确定“培训什么”和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在培训班开学之前, 应派出调查小组深入劳务输入地的企业和劳动力市场洽谈用工意向, 签订用工合同, 做到培训学校与用工企业紧密对接。培训还必须突出实用性、实效性和技能性, 只有这样, 拿到技术等级证书的“技工”们才会受劳动力市场的欢迎。
(3) 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层次开展培训。①因人施教。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主要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实行岗位培训, 使其掌握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②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培训的重点则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餐饮业、酒店服务业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③培训形式多样化。可以把课堂开在工地、车间, 因地制宜, 上门授课。在开课时间上可以采取脱产和业余相结合, 节假日、休息日、八小时之外, 只要有需要就开班开课;学制上也可以采取系统培训和一技一能的短训或超短训班结合的形式, 使培训的成果一点一点的积累;在教学手段上, 还应将传统的教学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制作教学光盘, 使农民工在工闲和农闲的时间自学。
3.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是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有效保障
工资低致使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另投他处。但是, 由于农民工缺乏组织, 也不懂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所以, 即便换个企业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而频繁“跳槽”流动, 不仅给农民工的利益带来损失, 也不利于企业用工。因此, 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
(1) 加强地方立法。以地方立法的形式, 为农民工工资增长提供法律保障, 使农民工工资水平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提高。当出现当地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 本单位利润增长等情况下, 应适时调整农民工工资水平, 让农民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 成立农民工服务机构。架起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沟通桥梁, 为农民工“讨薪”、“涨薪”建立一个正常渠道。
(3) 吸纳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的作用, 以工会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与企业进行工资水平的协调和协商。
(4) 创新考核指标。把农民工工资保障水平纳入地方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考核指标范围。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要看GDP的增长速度, 也要看农民工工资有无出现“欠薪”或工资水平过低的情况。
(5) 加强舆论和法律监督。对阻碍农民工正常获取收入的行为予以曝光;加大对企业进行《劳动法》的培训和宣传力度, 树立高尚的企业文化;弘扬“以人为本”理念, 创造和谐环境。
4.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渠道
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设, 彻底将进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采取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租赁等形式, 允许土地具体流转形式多样化。具体可考虑推行土地股份制, 农民以土地折股, 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制农业企业。允许农民将土地承包权一次性地有偿转让给第三者或村委会使用, 受让人同转让方的农户达成协议后即付转让费。还可以实行土地置换的办法, 即政府建立土地置换公司, 进城农民可将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与城市住房基地按照一定比例置换。有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离土又离乡, 为城镇扩容创造条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既有利于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效益, 又可以增加放弃土地的农民工收入, 提高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和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支撑能力。
二、破除城市门槛高屏障,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消除社会负担
1.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服务, 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积极做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信息化建设, 为双方提供准确可靠的供求信息, 减少劳动力交易成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劳动社会保障局、人事局、农业局等) 可以在主城区的所有街道、社区建立“综合就业指导和服务站”, 并及时公布全市联网的就业信息;鼓励社会中介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服务;还可以在主城区的社区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国际惯例) , 以便为社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等。
此外, 还应该降低农民进城工作在城市生活的必要开支。通过一些措施帮助农民摆脱在找工作过程中相对被动的局面, 使其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设立专门的进城农民招待中心, 提供相对便利和低价的食宿服务, 让在异地他乡的农民兄弟切实感受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解决现在普遍存在的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在招待中心的基础上, 定期开展进城农民工就业指导, 一则可以增加农民进城找工作的经验, 降低农民获取工作的搜寻成本;二则可以增加农民找工作过程中的权益保护意识;再者, 招待中心有助于进城农民形成有效的自身权益保护组织。
二是针对资方可以设立有效的用工制度, 提高资方辞退原工人寻找替代者的额外成本。具体手段有:由资方承担农民工上岗证的办理费用;规定一定数额的辞退抚恤金, 即资方在辞退工人时不仅要清付工资, 还应支付一笔与工作时间成比例的抚恤金, 以保障没有工作期间农民工的基本生活, 这一点还必须体现在农民工和包工头之间的用工合约中。
取消暂住证等各种准入限制, 如就业许可证、流动就业卡、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 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成本。
2.农民工子女无条件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
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使进城农民工无力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据重庆市有关调查显示, 农民工子女月均教育支出186.3元, 自主经营者子女月均教育支出234.4元, 均高于城市居民子女月均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 分别是城市居民子女月均教育支出的1.5倍和1.9倍。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中, 有子女随同外出就学的占26.5%, 每年人均向学校缴纳借读费和赞助费达841元, 占农民工和自主经营者年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6.8%和8.4%。[2]这就无端地加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
因此, 必须严格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 使农民工子女无条件地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 城区教育部门应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在城市, 应对已经印发的有关减免学校对民工子女征收额外费用的文件和降低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建门槛和收费标准的文件的执行情况通过群众进行有效监督, 保证落实。还应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 继续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那些为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服务, 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的民办简易学校,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降低办学门槛, 为其提供稳定的办学场所, 对办学所需师资和资金以及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予以支持, 促进其合法化, 以此鼓励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
3.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和经济实用房
在农民工比较密集的地区建立廉租房小区, 这不仅能减少城市的管理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种集中居住的形式, 还能为他们配套服务的职业与文化业余教育、子女学校建设、城市文明建设、市民文化培训等带来极大的促进, 实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功德无量的大事。政府应未雨绸缪, 在目前的城乡结合部、将来的城市内、规划中的公共交通便利之处, 由政府或社会建设大规模的廉租小区。小区房屋单套面积不求宽大, 但求适用即可。应该说, 在性别单一、社会关系单纯、文化程度和价值观念相似的“群体式”农民工小区建设公寓式集体宿舍, 其优点是价格易于承受, 管理方式简单, 适应农民工季节性变化的特征, 而外来人口在行动上也比较自由。
当然, 这就需要在税收、土地政策、融资渠道等方面制订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鼓励和帮助农民工在小城镇自建住房, 在城市通过住房合作社集资建房。
三、破除参保难困境,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不高。有关调查显示:26.1%的农民工遭遇过工伤事故, 其中, 只有13.2%的农民工得到了雇主的全额医疗等费用补偿, 得到一部分补偿的占61.8%, 没有得到补偿的为25.0%。农民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10.9%、18.1%。[3]与城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 (2009年已提高到了1200元) 相比,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水平还有待提高。以重庆市出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为例, 参保民工缴费15年以上其退休后 (15年后) 每月可领取360元养老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这一情况如不能改变, 届时那一定是城市新增的规模巨大的贫民!
因此, 笔者认为, 破除农民工参保难的困境, 关键在于加快分层分类建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1.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构建捆绑式综合保障金制度
对从事正规职业、已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5年以上的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构建捆绑式综合保障金制度。综合保障金包括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三项。综合保险费按月工资的20%缴纳, 其中, 用人单位承担14.5%, 个人承担5.5%;凡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了个人承担部分的农民工, 可以享受工伤、住院医疗和养老补贴;中止劳动合同的, 属于农民工个人账户的综合保险金全部余额, 可以转接到新的账户, 包括农民工的原籍, 统筹余额部分全部随之一道转移。
2.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构建社会统筹的低门槛社保制度
对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以及从事各种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应建立社会统筹 (不建个人账户) , 实行低门槛 (月30元) 、保大病、管当期的工伤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 建个人账户, 将本人的社会保障权益直接记入个人账户, 只规定缴费年限和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 不规定退休年龄, 参保灵活, 且低费率 (10%) , 允许间断性缴费;社会统筹部分由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3.建立农民工失业自助过渡中心
针对处于下岗失业的农民工应建立农民工失业自助过渡中心。城镇的每个企事业单位、社区每季度应规划出一部分急需完成的劳务工程项目 (如卫生死角、中小土建工程、绿化工程等) , 以这些劳务储备项目为基础建立农民工失业自助过渡中心。由有关部门以“公共劳动”的形式实施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 同时也将比较散乱的农民工纳入一定的管理体系。目前, 从市政景观来看, 公共服务很不健全, 街道上尘土飞扬、垃圾堆积、铺面不洁, 城市环卫劳力十分有限;然而, 大量年轻力壮的失业农民工却四处游荡、无所适从, 腰无半文, 生活无着, 极易选择铤而走险。如果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加公共服务型的劳动, 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还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特殊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1) 徐建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09) .
(2) 向晓华.重庆市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 农家科技[J].2007, (07) .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10
(一) 融入趋势不强。
农民放弃在乡村种地的生活, 在进城后, 身份从农民变成工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消费能力一直处于城市的最低端。农民工多数选择建筑行业, 因为准入门槛偏低。但是工作量极大, 而且工资不高。再加上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水平普便较低, 人们对农民工又存在思想上的歧视, 而农民工自身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准也很低。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二元结构”。
(二) 融入条件缺乏。
农民工之所以难以融入城市, 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不完善。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区别对待, 造成数量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没有社保, 不能享受相关保障政策。这与城市居民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也让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户口的居民被人为的割裂开来, 成为了身份不同的分水岭。
(三) 暂时性融入明显。
在城市, 农民工没有亲戚朋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工作, 过年过节要回到农村的家中与亲友团聚, 从这个意义上说, 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地方, 只是一个暂时的落脚之处, 更谈不到融入城市生活了。
(四) 融入过程中各种排斥叠加。
农民工在城市的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被排斥”的现象, 制度上不被纳入, 生活中不被尊重, 文化上不被衔接, 这种种的“被排斥”动摇了很多农民工的决心。.
(五) 缺少维权的工会组织。
从古至今, 工会的产生过程, 就是人们渴望对共同权益进行维护的过程。但是我们不难发现, 制度不完善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并不完全信任工会, 这就让一些无良商家有了可乘之机, 随意的取消保险, 甚至取消劳动合同, 导致农民工的权力严重弱化。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 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几乎没有交流与来往, 在社会方面融入度很低。
农民工之所以放弃种地, 来到城市生活打拼, 目的就是为了多赚些钱, 但他们的收入普遍偏低, 这会使得很多农民工在物质方面没有得到满足, 又不甘心回到农村, 所以在心里方面融入度很低。农民工往往是跟着工地走, 随处搬迁, 居住环境简陋, 面对这个花花世界, 自己却居无定所, 在归属感方面融入度很低。城市追逐的娱乐活动, 与农村有着极大差异, 农民工不愿意主动接受城市的文化与审美, 所以在文化方面融入度很低。
(二) 想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必须打破现有的户籍制度。
目前的相关制度并不完善, 但管理却越发严格, 越是这样, 就越会造成更加明显的两极分化, 差距也就越来越大。而对于保障生存权益的社保也显得并不那么的公平, 这说明了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保措施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缺乏条件。
(三) 农民其实无法彻底摆脱土地, 他们来到城市很难长久的居住下去, 很多事情对他们不利, 因此他们不愿意也无法长期在城市居住。因此, 在农村种地后来到城市打工, 成为了很多农民工的选择, 这也使得这种迁徙展现出季节规律性, 所以说, 这样的融入城市其实是非常短暂的。
(四) 在市场经济中, 农民工往往没有资本, 只能靠出卖劳动力。
他们受教育水平低, 不掌握高精尖技术, 因此, 择业面也相对窄很多, 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 还会受到城市居民的误解与社会排斥。而已经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 更是人为的把身份分出高低尊卑。城市居民处在上等阶层, 受人尊敬, 而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里是下等人, 成了很多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文化方面, 农村的文化娱乐方式, 被城市居民看成是很老很旧的一套, 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快节奏的生活。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对现有的户籍制度必须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向一元结构转变。这样才会让进城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应有的待遇, 在制度上真正的接受农民工, 才会产生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因此, 制度上的阻碍必须被打破!这样一种不符合当代发展潮流的制度, 就像一道无形的墙, 阻挡了外来务工人员进城的步伐, 让他们顾虑重重, 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来。一项制度必须顺应潮流, 顺应时代的发展, 才能造福当下的人民。
(二) 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要实现农民工真正地融入城市, 必须改革现有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普及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二次分配成果。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民工工伤和医疗保险体系, 确保农民工的最基本的健康权益;其次是建立进城农民工城市失业保障制度, 再次是建立起覆盖面广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只有逐步实现农民工生存型保障才能从最低层起促进其融入城市。
(三) 提高农民工在初级分配中的待遇。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农民工成为城市劳动力一大群体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政策的上扶持, 所以出台针对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是势在必行, 这样才能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促进农民工在物质基础上先融入城市当中, 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四) 减少对农民工的歧视。
浅析农民工与城市化的联系 篇11
关键词：城市化 农民工 以人为本
农民工，通俗的理解即为农民工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在就业、住房、医疗、交通、食品供给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而且近年来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使农民渴望向城市流动。同时，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大批长期潜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露出来，亟待需要转移，同时“人多地少”的矛盾长期困扰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果剩余的劳动力得不到利用，他们会变得一文不值，其机会成本等于零，这就决定了农民工势必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1 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
1.1 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
1.1.1 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的，尤其要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而在当代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五分之一的当代中国，要实现全面的、广泛意义上的城市化，必须把城市的更快更好发展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紧密地结合起来。
1.1.2 农民工本身的特点
农民工是城市化必然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身上具备的一些在大多数城市居民身上看不到的勤恳，本真，吃苦耐劳等素质。当然，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的具有一些与当代社会发展相悖的缺点，比如守旧，保守等，但这不能成为其发展成为城市新生力量的障碍。这便使得农民工成为了城市建设的重要角色。
1.2 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产出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他们的消费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农民工的收入可以界定在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但他们的消费水平还基本上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这样，收入提高了，但消费还滞留在过去的年龄段。因此解决农民工的消费与产出之间的失衡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解决了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主要部分。
2 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变为城市居民已成为在城市化最终不可逆的潮流，但这条融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毕竟两个文化，素质，人文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的阶级在融合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中总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无法逾越的问题。这个融合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必然需要我们通过特定的手段去解决。
2.1 教育程度
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在农民工当中普遍存在着素质差等现象。
2.2 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健全
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大都具有脏，差，累，苦，险，重等特点，主要集中在建筑，纺织，印刷，化工，环卫，保卫等领域。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他们仍然收到歧视，属于城市二等公民和边缘人群，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安全感。但是传统的城乡户籍壁垒和城市与城市之间划地为牢的户籍控制政策，以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城市化发展的一大障碍。
3 保证农民工很好的融入城市中的几点建议
3.1 强化对农民工的素质教育
市民化最终的目的是要转变为城市居民，但是农民工首先要能够成为现代产业工人以作为过渡模式。这就要求在新型工业化的需求下重新整合教育资源，动用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力量，努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同时利用农民工工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观念，从而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工资谈判的能力。
3.2 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一些重大进展的时期，然而，改革却仅仅停留在“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上，这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因此需要将户籍制度改革再推进一步，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同时配以相关一系列住房、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他产业中去，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实行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
3.3 完善对农民工的政策
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和政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我国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却没有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因此，在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劳动关系上要一视同仁，同时要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变行政性管理方式为非行政性服务方式。
4 结语
城市化发展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公平原则，城市化不是要以牺牲农民和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的，而应该统筹兼顾，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民进入城市其生存条件应该得到更好的满足和基本权益应该得到根本的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以主人翁的角度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化，城市化发展的洪流中去，并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最终推动社会和城市化向更高阶段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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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爱军，苏莹荣.三峡移民社区整合与社会适应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0(12).
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融入城市 篇12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等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 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他们更喜欢被叫做“打工族”而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有着和大学生、年轻白领一样的青春模样的他们, 对于留在城市依然憧憬, 只是多了几分忐忑。
谈到未来的打算, 记者调查发现, 在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 仅有两成多明确表示未来打算在城市定居, 另有两成多打算先赚钱再回农村老家, 近半数人持观望态度。而即使是将来在城市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家乡承包地、宅基地的意愿也十分强烈。
调查发现,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会将近八成的工资花掉, 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 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工资很少寄回家, 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喜欢享受, 注重攀比, 非理性的消费观念甚至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陷入困境。
在困境中的煎熬使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有了犯罪行为。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有近亿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的现象比较突出。
西安社科院研究员张永春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只是个别现象, “事实上, 农民工整体心态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调查发现, 90%的农民工都在为融入城市而努力”。张永春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 融入城市, 对于农民工个人发展前途、提高经济收入、享受更丰富的文化生活、获得多样化的职业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