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子女

2024-08-21

城市农民工子女(精选12篇)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1

农民工子女有特殊的文化形态,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由于早期的文化习得与城市学校文化之间存在异质性,当他们进入城市学校时,必然面临文化冲突与压力。其与公办学校教师文化冲突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冲突

(一)农民工子女情感渴望与教师刻意严肃加大师生距离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乡土社会为“熟人社会”,那里的一切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孩子是熟悉而安全的。所以,农民工子女与乡村教师之间更为了解与亲密,而且非正式交流时有发生。农民工子女也希望得到城市教师的关心与照顾,缓解周围陌生环境带来的不安。但农民工子女实际对教师抱有既喜欢又害怕,既想获得关爱却又自我保护的复杂情绪。教师总是保护自己的权威者地位,他们认为,对待学生必须要严肃,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难以管理,所以在学生面前展现出的总是一种“不苟言笑”的形象。农民工子女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失望。

(二)学习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1. 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弱势与教师依赖家庭教育的观念形成差距。

教师认为家校配合才能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家长应该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但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文化背景一般处于弱势的地位,农民工子女家长或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或受自身教育水平限制,无力指导小孩。他们往往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教师身上,对小孩的教育一般是被动的、监管不力的,这常令教师感到无奈。另外,农民工子女家长往往倾向于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而教师则希望家长采取具有教育开导的方式,当孩子犯错时,家长往往会用权威和暴力逼迫孩子认错,这会增加孩子的心理抵触,影响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

2. 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观念略显狭隘。

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观念一般比较狭隘,缺乏远瞻性。“读书无用”的观念仍然存在,而且其普遍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与设想不清晰,对自己的出路感到迷茫。所以,教师认为他们眼界不够开阔,不能正视教育的意义与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很难改变或重新塑造,这会严重左右教学效果。

3. 农民工子女成绩弱势与教师唯成绩观形成冲突。

教师在教育领域的判断标准一般以学生成绩为核心,由于中学升学率的硬性“压迫”,教师依据成绩高低来评定学生的优劣,不太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文艺体育等多方面的成就,学生具有的多元化优点被成绩所掩盖。唯成绩观的教师会根据成绩不同对学生施行差异对待,从座位安排上便可窥见。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一般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成为了教师唯成绩观主导下被忽略的对象。但教师对“好学生”的偏爱,会造成农民工子女的不公平感,如果他们总感到自己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他们会渐渐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出现厌学现象。

(三)身份敏感与固有成见之间的冲突

城乡二元户籍制与城乡经济差异带来的文化差距,在市民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农民工子女被社会排斥并不鲜见,他们感到市民歧视和对自身优越感的炫耀,从而产生身份敏感。他们既向往着城市繁华,羡慕城市学生丰裕的生活条件;又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与城市人存在着悬殊差距,最终导致身份敏感与自我认同度下降。教师同样也对农民工子女充满了成见,如在教学评价上,一般是负面的评价,如不善交往、心理素质差等。一位学者曾提到:教学是一个与文化背景、情境相关的过程。当教师以特定的文化个体出现在课堂时,他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偏见和成见去感受学生———不同的文化携带者。教师带着成见去管理或教育学生,结果只能是他们越来越忽视农民工子女的存在。而处于班级弱势、边缘化地位的农民工子女心中强化了被歧视感,最终只会加深自卑感,不利于在城市、学校中更好地生活。

二、行为习惯层面的文化冲突

(一)农民工子女的内敛性格与教师课堂主宰式教学导致课堂交往阻隔

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学校,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陌生感。他们会对新课堂有些不习惯,性格表现内敛,如不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面对提问保持沉默,从不主动举手等。教师会认为农民工子女上课状态不积极,产生情感排斥。另外,教师作为课堂教学中的主宰者与控制者,他们会在主观期望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对他期望较高的学生施以较多的照顾,而农民工子女常常被忽略。一旦农民工子女感觉到这种“异样”,会越来越不愿参与到课堂互动中,积极性随之降低,教师和农民工子女互动只会越来越少。

(二)农民工子女知识层次差异与教师的整体化教学加大了学生差距

由于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师资、教学设施劣于城市学校。农村学生的基础知识不足、文化素质较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教师有针对性的施行差异化教学,可以弥补农民工子女的文化基础弱势。但实际上,大多数教师不会改变教学方式,仍然倾向于整体化教学,以不影响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师们总结教学经验和教育模式,在学生身上施行“自成体系”的流程与方式;同时积极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策略,“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均是按照培养专家、学者的要求进行设计。”这忽略了学生个体差异性和情况复杂性,学习基础较差的农民工子女很难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日后会出现力不从心、跟不上学习进度,最终只能是与城市学生的学习差距越来越大。

(三)农民工子女固有生活行为习惯与教师严格班级管理产生冲突

由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没有受过那么多的规则约束,农民工子女一般是不拘小节的行为习惯,比如在公众场合大声讲话、时间观念笼统等,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教师们的眼里却是要加以制止的陋习,否则不利于班级的整齐划一。教师倾向于严格控制,用班级规章限制学生行为,无时无刻不进行着行为规范的培养和强化。农民工子女并不愿受到城市文化的支配,无法很快改变或摆脱固有习惯,面对教师渴望控制一切的欲望,农民工子女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对教师的“强硬”要求不满。

三、物化表征层面的文化冲突

农民工子女原有的语言符号与教师的主流社会语言符号不相吻合。学校教育职能决定了教师在教育场域使用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规范语言,即精制编码。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所具有的“语言与符号资本”与学校“主流社会的语言与符号资本”存在差异。在语音上,农民工子女普通话水平一般都会与教师或城市学生存在差距,带有乡音的语调可能会遭到教师与同学的嘲笑,造成心理阴影。另外,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差,他们的语句逻辑构造、语言组织方面还有欠缺,甚至不能将想法流畅地表达出来,教师认为这是需要尽快补救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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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荣杰.人际关系本质论[J].社会心理研究, 2003, (2) .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2

随着新春佳节的到来,许多农民工纷纷携子女返乡与家人团聚。我们也借此机会深入农村,鼓起勇气走进了那些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用我们的视野去观察和感受那些孩子在城里时的生活和教育。

此次调查问卷包括家庭总收入、总人口、用于子女教育的投入、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对未来子女升学打算以及对现行政策的建议等十五个问题,均由我们逐个口述让他们现场回答并现场记录。关键词:关键词

1、农民工,关键词

2、教育,关键词

3、生活状况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主要从事与产业工人一样的工作,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农民工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住所后,开始将配偶、孩子带到身边,于是在城市里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随着新春佳节的到来,许多农民工纷纷携子女返乡与家人团聚。我们也借此机会深入农村,鼓起勇气走进了那些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用我们的视野去观察和感受那些孩子在城里时的生活和教育。这次调查共涉及周边地区的近百个进城农民工家庭,调查问卷包括家庭总收入、总人口、用于子女教育的投入、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对未来子女升学打算以及对现行政策的建议等十五个问题,均由我们逐个口述让他们现场回答并现场记录。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调查中的一些统计数据:他们平均一个家庭有3--4人,每个家庭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中收入最高的家庭每月可有2500元以上,最低的在700元以下,其中仅有20%的家长表示自己经常关心子女的学习情况,会定期主动和孩子、学校谈论学习,其他家长由于工作繁重,基本对孩子的教育持放任自流态度。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对学校的教学情况持不满意或不了解的态度,许多家长抱怨这里的教学质量远不如老家的公办学校,孩子空闲的时间很多,不过他们都对学校教师的敬业、负责和认真的态度给与了积极的评价。30%的孩子会主动和家长谈论学习情况,约80%的孩子会向父母主动提出有关学习的要求,如购置文具、书本等,几乎都能得到满足,20%的孩子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课外兴趣小组,如英语、美术等。调查中的所有孩子基本上都觉得学校的课程不难,自己可以应付,作业负担也很轻。70%的家长认为现行政策考虑了他们的困难,并在积极扶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但仍需改进完善。令人欣喜的是,调查中的所有家长都坚决表示现孩子接受的教育是绝对有用的,有必要的,只要孩子愿意,自己会竭尽全力支持孩子的升学,一:步履蹒跚的花朵—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

据估计,全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超过1.3亿,约有300多万农民工子面

临受教育的问题。有关部门总结了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中面临的问题: 1,由于收入和生活地点的不固定,农民工子女辍学现象严2,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突出。3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情况不尽人意。4,公办学校的高收费令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虽然中央一再要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但城市公办学校的潜规则依然存在,借读费,赞助费的门槛仍然没有取消

二:追根溯源的探究—被人淡忘的公平原则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主要从事与产业工人一样的工作,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农民工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住所后,开始将配偶、孩子带到身边,于是在城市里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经历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拒绝排斥,到后来的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被有限接纳,经过了10多年。为何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会经历这么多年的曲折和困难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艰难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愿意造成?我们讨论出了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农村的经济发展滞后,这是根本原因。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第二,我国户籍制度的硬伤—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公平。我国居民户口长期以来就被人为地打上了城乡的烙印,不客气地说,这就如同把全国居民分为了两个

等级,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难找出第二例。第三,一些政府部门对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态度不热心,措施不得力。教育应该属于公共资源,理应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当农民工子女教育出现问题时,政府要负主要责任。

感想: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青年学生的历史使命

作为国家政策长期照顾和扶持的大学生,更应该关注这些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我们可能是今后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农民工子女也可能在更远的将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与国家的命运相连,更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告别那种“充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方式,积极了解我们周围这些问题的现状,深入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就是相应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目前,中央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让人与人之间达到平等,不仅是财富分配制度的平等,更包括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生存机会的平等。其中教育机会是关键,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也一定能够在其他方面获得和他人平等的机会,相反,如果一个人连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都不能获得,那么他也很难得到其他平等的机会。可见,教育的平等性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站在平等的原则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地区平等。二,建立一套一致的义务教育经费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现有体系。三,大力扶持民办教育,鼓励个人或团体面向进城农民工子弟办学。四,加大政策执行力度,从制度上保证这些公平原则的实现。以上这些建议是我们向政府提出的,除此之外,我们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提出以下倡议,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给他们带去一点温暖。1,用善意的眼光和言语去对待这些辛苦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永远不要歧视他们,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2,尽可能的告诉你周围的人,农民工不是肮脏、穷、没文化的代名词,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也想成为受尊重的人; 3,在生活不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向农民工的子女捐赠一些有用的东西,哪怕是一支笔,一本书,一元钱,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4,有机会的话,去农民工子弟学校走一走,看一看,教一堂课,和孩子们谈一谈,他们清澈的眼神会让你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5,在学校尽力做好自己的事,不要占用着宝贵的教育资源而虚度光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强者,才能在今后改变自己和更多人的命运。希望广大和我们一样的青年学生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倡议,做到了这些,不仅会在你大学的经历中写下有意义的一笔,更让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事业,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后记—明日曙光乍现

本届政府在关注普通民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部部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相继出台,这将大大的改善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许多大城市都为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出台了许多优惠扶助措施,一所所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出现在了他们的聚居区,许多辍学的农民工子女又重新回到了书声朗朗的校园;部分省市已经开始试行城乡合一的户籍制度,摒弃了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居民享有了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居住、教育、就业机会;许多大学生在毕业后志愿到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支教工作,为农村落后的教育现状带去了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知识,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学校园里开始经常出现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募捐的活动,一批批大学生在课余时间主动走向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课、调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多的温暖,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和谐、美好。

看着这里的孩子们那充满求知欲的明亮眼神,我们感到了作为大学生应该承担的那份厚重的责任,同时,我们也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致谢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及问题 篇3

关键词 农民工子女;家庭式流动;教育情况

一、农名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1.就学过程不平等

(1)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不足,而且不少学校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教育为目的。所以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师资力量不高、管理水平太低、教学设备奇缺以及很多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农民工子女虽然能够上学,但是享受的待遇并不是很好;当地主管教育部门有严重的以城市为主体的观念,不但没有落实国家的政策,不对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补贴,改善教学环境,完全不考虑流离失所的学生。

(2)与城市的子女同处于一个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户籍的原因,要比城市子女多缴纳更多的费用,尽管他们的经济条件很低。能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公立学校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城市中基础薄弱的学校,第二种就是城郊结合的乡镇学校。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通常都是“单独编班”或者是“插板”。因为户口不在本地,经济条件很低,经常被学校里的城市子女排挤;甚至有的时候无法参加学校或者当地举办的活动,和三好学生的评选。有的教师素质不够高,会歧视农民工子女,剥夺了和城市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利。

2.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就学渠道上。农民工子女的主要就学渠道有:第一,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第二,在公立的中小学借读。第三,在家乡接受教育。很多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六十五的适龄儿童都在家乡接受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都不在身边。

3.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目前仍然是选择民工子弟学校,这就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非常狭窄。公办学校的容纳量是有限的。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短缺,公办学校大部分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的常住人口数目来确定班级人数,因此,大量的农民工子女的涌进,会给本地的公办学校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里的公办学校借读,只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1.相关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虽然各地都对城市农名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实际中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治理上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农民工子弟学校正处于一种自发办学状态,比较混乱。

2.《义务教育法》不能够适用于人口活动趋势的发展

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的规定了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治理的体制。这样,户籍就成为了享受义务教育的一个主要依据,然而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是分离的。这种地方负责的治理体制,使各地的教育行政部分在对待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处于一种无责任呢状态。

3.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低

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但是农民工却常常遭遇到拖欠工资的不公平待遇,收入非常的微薄。许多农民工都生活在郊区,城市学校的费用非常昂贵,这就导致了很多农名工子女上学难。

4.目前一些地区政策落实不力

很多农民工子女无法入学,入公办学校的歧视性收费仍然存在,众多民工子弟学校处于未被承认的状态。原因是受城乡分割体制影响,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不负责的思想观念仍在起作用。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认识农民到城市和发达地区就业,与本地劳动者和其他要素形成经济发展合力,给农民、企业、地区、国家都带来了利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不是按户籍人口数量划分,而是对地区财政总量按税种按比例分成,地区财政总量中有农民工直接间接做出的贡献,让其子女在教育上分享公共服务,是合理的。有的城市一年放在城市建设上三四十亿元,拿一些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事业是可能的。农民工流出地多是不发达地区农村,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少,这些地区财政困难,要把不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经费转到城市来,不现实,也不合理。

三、解决城市农名工子女教育的对策

1.协调疏导农民工的流动。

农民工的流动有一定的规律性。任何城市的资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来控制流动人口,通过实施区域政策,来解决农民工的流动,这也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享受義务教务的根本途径。另外,可以与欠发达的地区建立用工信息发布机制,减少农民工流动的成本。

2.明确政府的责任。

明确政府在农民工教育中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加强教育部分之间的沟通;其次,要明确政府各个职能的职责,并且要密切合作;最后,在教育经费中要专门设立活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的专项拨款,这些款项要用于资助农名工子弟学校,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

3.拓展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

拓展农名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给农名工子女良好的教育,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源。

(1)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提倡本地教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其根本在于实现城市农民工和城市子女的同等教育。我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地区存在着很大差距,许多农民工把子女带到城市来,就是希望能够子女可以接受城市高质量的教学。所以国家应该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和边缘地区,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多增加一些教育机会,缩小与城市教育的差距。

(2)充分利用公办学校的资源。城郊结合的一些学校被合并后的教育资源可以改造成民办公助学校,专门接收农名工子女。另外,在公办学校,还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招收农名工子女的班级。

四、总结

农名工子女的文化素质关乎着社会的教育水平,也关乎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水准。农民占据着我国人口的大部分,我们必须要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农民工子女可以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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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磊.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解决途径探析[J].天津教育,2005,(8).

[3]张立忠.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J].理论月刊,2006,(11).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农民工子女成为一个日趋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城市融合及其市民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各级政府也日益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实质上是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的双向互动所共同决定的。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问题的影响,在南京、苏州和无锡进行实地调研,采集城镇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接纳态度的数据。

二、城市居民态度的基本调查

本文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已经有子女的成年城市居民。受时间、人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主要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城市为江苏省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三市,每个城市都抽取一定量的城市市民。

调查采用了自填问卷法。问卷由调查员将问卷发到被调查对象手中,尽可能按“集中填答,当场完成,当场检查,当场回收”的方式完成。调查共发出问卷360份,收回问卷360份,获得有效问卷358份,有效回收率为99.4%。

信息样本基本结构大致如下:男性受调查者占比35.2%,而女性受采访者则占比64.8%;在年龄分布上有近90%的受调查者年龄小于等于35岁;在工作单位上则分布较为均匀,国企、外资、机关、私企等均有相对等值的占比;在家庭构成上大部分是三口之家,有少许部分家庭抚养了两个或以上的子女;在子女的年龄分布上绝大多数家庭子女都在19岁或以下,9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一半;在受调查者的教育程度上则绝大多数都具有高中或以上的学历,少部分人具有初中以下或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大体上呈正态分布的规则;在家庭年收入上,则大部分家庭都处于5万-12万之间,少数家庭年收入高达20万以上。总体来说,由于是简单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得到的基本信息样本的分布也均相对符合常态,对于后期的研究分析有着正确的方向和帮助,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到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三、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状况

1、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直接接触较少,但8成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是比较正面的,7成以上的人同意农民工子女是勤奋好学,独立性较强并且淳朴善良的,同时接近4成的人认为农民工子女缺乏家庭教育。在负面印象(比较邋遢、不爱学习)的选择中,多数人持保留意见。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上,具有偏见的城市人可能较多。相较于对父辈的印象,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态度更加宽容。这表明在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形象在近年是有所改善的,其原因是由于更多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接受教育,自身素质提高,或者大众传媒报道的风向变化。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状况

在小组对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地的城镇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态度调查所获取的总样本中,经过数据筛选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城市居民是乐于接纳农民工子女和其一同在城市生活的。在对于农民工子女是否能享受市民待遇的问题上,近8成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享有与市民同等权利都持着积极的态度,只有2.6%持不支持的态度。

(单位:%)

在对于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的态度上,50.0%的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对其生活产生了好坏两极的影响,38.5%的人认为并没有影响,7.8%的市民认为有好的影响,只有3.4%的市民认为有不好的影响。(如表2所示)。这说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的态度喜忧参半,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流入的。

(单位:%)

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上,城市居民是比较宽容的。近九成的人愿意分享医院、图书馆、公园等设施。近六成的人同意取消户籍限制,让农民工子女自由流入城市。这一结果表明,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与其共享城市资源还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当利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时,城市居民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的程度还是极高的。

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上近几年来国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关注对农民工群体政策,使得城市居民对这一群体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观,也越来越愿意将农民工子女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纳入到城市生活中来。因此,对农民工子女在共享社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接纳的态度较为明显,已经不把享有城市的各种资源作为市民独有的权利,并且愿意农民工子女和城镇居民享受同城待遇。

在对教育资源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大的差异。在对待公立学校的分享上,城市居民中有83.5%的人持赞同分享的态度,被问及是否同意农民工子女获得同城考试的资格时,只有76.8%的人赞同,赞同者的比例在“是否同意农民工子女在自己子女的学校上学”上下降到了58.0%。随着教育这一层面共享层次的深入,城市居民的共享意愿是在下降的。

这其中可能有诸多因素。每个地区的教育资源有限,而大量的农民工子女的流入为公立学校带来了较大的入学压力,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子女入学,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自家子女的入学名额。同时,由于家庭教育背景不同,农民工子女的素质和城市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家长对自家子女和农民工子女共校还是有一定的排斥,担忧自家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交往会受到不良影响。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交往的接纳程度呈现比较乐观的趋势。55.6%的市民赞同子女同农民工子女的交往,仅有3.9%的人持反对态度。这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是一致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印象是正面的,也影响着其与之开展社会交往的意愿。但是,也可以发现有40.5%的市民持中立态度,说明其对农民工子女还是缺乏更多的信任,这其中包含一定的社会偏见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的结论

城市居民乐于接纳农民工子女,但随接纳层次深入接纳度在下降。我们依据对南京,苏州,无锡三市355名市民的调查结果,得出以下结论:8成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是比较正面的,77.3%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享有与市民同等权利都持着积极的态度。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上,城市居民是比较宽容的。近九成的人愿意分享医院、图书馆、公园等设施。从对教育资源的共享态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资源共享层次的深入,城市居民的共享意愿是在下降的。在社会交往方面,有极大部分的市民持中立态度,认为对农民工子女的交往需要慎重。

2、建议

首先,政府应该大力促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城市化进程,打好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制度基础,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户口问题;并且围绕着该制度的变革同步实施相关制度的改变,如对教育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

其次,政府应该加强思想宣传工作,将农民工子女现有的积极向上的状态展现给城市居民,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固有印象。

最后,要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协调转型,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资源供社会大众使用,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子女。大力加强公共资源的建设,如图书馆、少年宫等。政府要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做好协调保护的作用,要做大蛋糕公平分配,实现效率与公平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

五、总结

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个双向过程,他们的融合程度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身份认同感,更包括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从我们调研的结论来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已经呈现出逐渐开放的态度。但由于现有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尚未打破,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衍生群体仍留有一定的歧视观念,农民工子女较城市同龄人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现象在短期内尚不具备产生颠覆性变化的条件。但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健全、经济物质的丰富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农民工子女终究会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其市民化。

摘要:随着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入,其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为了有效帮助农民工子女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本文将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问题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南京、无锡和苏州三市的调研数据,探究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和决定机制。主要采用描述性的分析,得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状况,从而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是可以接纳农民工子女的,但随接纳层次的深入,接纳度不断下降,本文针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城市居民,城市融合,接纳态度,接纳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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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雪筠:“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实证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8(5).

[3]邵彩玲、张莅颖、赵岩: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逻辑、功能与政策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4]朱晓斌: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J].教育评论,2003(2).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5

外语系

2007级英语(1)班

蒙晓红

《关于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的参加者:蒙晓红

社会实践的主题:城市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调查 社会实践的时间:2010年9月——2010年12月 社会实践的地点:贵阳市

(一)入学机会不平等

1.缴纳费用高

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学校收费仍然对农民工子女实行“双轨制”的歧视性政策。此外,除了教育部门规定的课本费及杂费外,公办学校的隐性费用高。因此,农民工子女往往被高费用的“门槛”挡在了校门外。

2.入学条件高

农民工子女入学还存在非经济因素障碍。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要办理繁琐手续,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而且未必能够顺利办成。如果没有这些手续,当地公办学校则以此为由拒绝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

(二)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

1.教育形式不同

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少年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重点学校就读的比例(9.2%)远远低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72.2%)[1]。并且,有些学校将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人为地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加以区别对待。这种基于家庭背景

对学生群体进行强制性分类,实行“同城隔离”的分校教育或“同校隔离”的分班教育,使得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难以与城市学生平等地共享教育资源。

2.教学和评价的不平等

有幸插班到混合班的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在同一时空下学习,面对同一教师,理应享受平等的教育。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待遇。并且,在评奖评优、参加竞赛和课外活动中也受到限制,无法和城市学生享受平等的机会。

(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平等

进入公办学校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由于学习基础差,加上教学环境改变,教材进度和难度的差异,教学方法的不同,影响其学习效果。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普遍偏低。并且,由于我国现行的是“户籍管学籍”的升学制度,农民工子女还面临着升学问题。受到非户籍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往往不得不回到原籍所在地继续升学。

二、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变迁

1.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rkin)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排斥方式有两种:“集体排他”和“个体排他”。[2]我国的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排他”性的屏蔽制度,阻止农村人口总体与城市人口总体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天然的制度身份差异导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不同国民待遇。在“户籍管学籍”的属地管理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与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平等接受教育的“瓶颈”。

2.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制度

社会转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是,义务教育体制的调整滞后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下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依赖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城市普及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市、区教育财政负担,教育经费按户籍学生数下拨。因此,一些学校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对于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仍持排斥态度。可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的问题实质上是“政”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地方政府利益矛盾的表现。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的出台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从政策执行角度解读现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发现它还存在一些欠缺之处。

第一,合法性不高。教育政策只有被利益相关人所接受、认可,才具有了合法性,并能够有效地执行。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需要对当地的教育资源和利益重新做出调整和分配,这必然将打破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平衡而引起利益冲突。同时,有些流入地政府担心会产生“盆地效应”,难以接受、认可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其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第二,政策资源的不充足性。任何政策的执行,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没有新资源支援,面临经费、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流入地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不高。第三,欠缺必要的明确性。政策的具体明确性是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是政策执行者的依据[3]。但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缺乏明确性。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政策失真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三)“城市中心”价值取向下的学校教育

农民工子女入学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学校教育经费不足和教育资源短缺,给学校教学管理、教育质量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公办学校为维护自身利益,以各种借

口来少收或拒收农民工子女,致使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入学机会上不平等。对于受教育过程机会不平等和取得学业成功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下文将运用一定的社会学理论加以探讨。

冲突论教育社会学创始人韦伯认为,社会成员之间或因经济状况,或因权利地位或因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身份集团,这些身份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公民划分为制度身份等级不同的“乡下人”和“城市人”两大利益集团。城市居民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占有上处于绝对优势,使得城市居民形成了身份优越感和对农民的排斥、歧视的文化心理。如今,城乡二元结构变为了城市内部的城市居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隐性二元结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由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制造”的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和社会排斥、歧视,加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语言等方面也存在差别。一些城市教师和学生以“城市人”的优越感自居,误解、歧视、排斥来自群体之外的“他者”——农民工子女,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遭受了不平等待遇。

(四)弱势状况的农民工子女家庭资本

据有研究调查表明,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家庭中,可以用来帮助子女获得教育机会或较好学业成绩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体力劳动者三方面的资本都相对较少[4]。相对于城市家庭,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处于弱势状况,强化了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

1.弱势的经济资本及其影响

面对公办学校各种名目的收费,农民工家庭无力承担,家庭经济资本低下成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机会平等的重要障碍。并且,经济资本的弱势状况,限制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由于缺乏学习的物质保障和学习场所,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学业成就的取得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弱势的文化资本及其影响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

(1)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期望来自习惯,是人们对客观可能性的主观内化和领悟。每一个个体的选择行为是考虑其社会阶级客观机会结构的结果,他们把自己从某种教育机会中排除。但有调查显示,与城市学生的父母相比较,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相对比较低[5]。农民工子女关于教育的抱负又深受父母的教育经历和文化生活机会的影响,不利于他们取得学业成功。

(2)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耐用品拥有量可以反映出家庭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状况。有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电子设备和图书、报刊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低于1999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中的农村儿童的情况[6] 显然,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民工子女家庭拥有的客体化形态文化资本则更处于劣势状况,无法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物质资源。

(3)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据某项调查显示,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文化程度有约半数左右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少,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较小比例,且仍有一定比例的文盲或半文盲[7]。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家长自身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对其子女的教育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3.弱势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

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社会资本可分为外部的社会资本和内部的社会资本。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主要指父母与学校、教师的关系;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主要指亲子关系。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8]。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交往上呈现出油水不沾的分离状态,这将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的父母与教师联系。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难以有效地形成教育合力,不利于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同时,作为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重要构成的亲子互动对学生学业成有重要影响。但是,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整日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和子女进行亲子互动,致使亲子关系疏远,甚至对立,家庭的教育功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实现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对策

(一)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提供制度保障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就近入学制度

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就是要求取消黏附在户口上的利益差别,逐步建立“自由迁徙、自主定居、籍随人走、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二元社会格局。依据新《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农民工子女具有在法定监护人的工作或居住地就近入学的权利。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常住人口取代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实现受教育权利由“身份制”转化为“公民制”。

2.从法律、政策上明确教育责任主体,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修订现行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法律、政策,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教育责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针对流入地政府行政不作为行为,实施问责制,督促流入地政府履行管理职责。并且,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为农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义务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国家的公共财政应该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给予支持,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资金,分担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农民工在流入地履行了纳税人义务,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可以从农民工交纳的税额中按一定原则和培养费用比例转拨给教育部门,以补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不足。

(二)构建平等、多元、无歧视的学校教育

1.实施“平等且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求”的教学和课程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要树立平等的教育观,既要在行动上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更应从心理上接纳农民工子女,构建平等、无歧视的学校教育环境,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同时,应该包容和尊重农民工子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学校和教师应结合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经验、学习基础、心理特征和学习需求,研究具有接纳性、适切性的教学内容,编制符合他们特殊需求的校本课程,实施“平等且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要”的差异教学。

2.采取多元化评价和灵活的管理办法

教师应该依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实行多元化评价,发现农民工子女身上体现的闪光点。同时,学校在制度层面上也要取消在评优奖励、参加竞赛等活动中的身份限制,实现平等的教育评价。并且,学校应该尽量简化入学手续,实行灵活多样学籍管理和收费制度,以适应农民工子女的特殊需求。

3.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课外活动和教育辅导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交往,结成“一对一”的伙伴关系,增强城市学生对农民工子女的理解和接纳,改变农民工子女交往的封闭性。并且,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后出现的学习、心理适应性等问题,采取教育辅导和心理咨询等措施,促进农民工子女更好地适应、融入新的教育环境。

(三)改善和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家庭资本

1.改善家庭的经济资本

政府和社会需要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清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并且,对农民工实行教育关怀,提高其整体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改善其经济生活状况。从而解决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造成的“上学难”的问题,为子女创造良好的物质教育环境。

2.提升家庭的文化资本

农民工应该自觉地接受继续教育和家庭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从而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同时,社会支助系统尤其是社区、学校,应为农民工子女家庭提供咨询服务,促进其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合理化。此外,应该整合社区、学校的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共文化资源、活动设施和场所,来弥补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

3.加强家庭的社会资本

建立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加强家校合作。教师应该定期开展家访和组织家长会,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改善亲子关系;家长也应主动与教师进行沟通,积极参加学校活动。这既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信任、理解,也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形成教育合力,对农民工子女采取一致的持续性教育行为,保证教育教学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6

【关键词】法社会学 城市边缘 农民工子女 犯罪

前言:

农民工这个词在我国并不新鲜,但它是我国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物。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同样也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不断的城市化建设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的进城,而他们的子女一般也跟随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中。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除了农民工自身的问题需要重视以外,他们的子女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一、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犯罪现象及其特点

1.农民工子女犯罪现象

从犯罪类型上看,农民工子女犯罪主要表现为侵财型犯罪,尤以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等罪种表现突出。据某地实际调查数据显示,在该地农民工子女犯罪的案子中有89.1%的属于侵财型犯罪,其中,以盗窃罪为主,占了68.3%,抢夺罪占15.7%,抢劫罪占1.8%,余下的是其他罪种。在众多犯罪类型中,暴力犯罪在农民工子女犯罪中呈现增长趋势。

2.农民工子女犯罪特征

有相关事实表明,在发生犯罪行为的农民工子女中,14岁以上16岁以下的年龄段所占比例逐年提升,到2015年这个比例已经过半。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的犯罪问题十分严重,而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正逐渐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人群。

但是毕竟农民工子女年龄小,所以他们在作案时一般为团伙作案。如在施行盗窃案时,他们往往要事先明确各自的分工,或望风,或行窃,或分赃;抢夺通常发生在偏僻的路段特别是转角处,针对的对象大多是女性或者老人,也有在校的学生。在对此类案件的侦破工作中,由于事发现场处于偏僻地带,而且他们的作案时间短,造成了调查的困难。

二、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犯罪动机及其原因

1.农民工子女犯罪动机

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底层的工作,更由于缺乏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当中大部分都厌倦既辛苦收入又低的工作。较低的收入、较差的工作环境以及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失落和厌倦,不良的情绪直接成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导火索。迫于生活的巨大压力,以及对金钱的渴望和利益的诱惑,一些农民工子女选择走上了一条违反法律的不归路。

2.农民工子女犯罪原因

在文化程度上,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都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学历多为初中及以下。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大多数都缺乏对城市的深度认识,与社会的融合度低,很容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寻求刺激,随心所欲。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往往行事冲动鲁莽,喜欢逞能好强等都是导致他们犯罪的因素。当面对别人挑衅的时候,容易被激怒,缺乏控制力,心理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往往会不考虑后果有出格的举动。

由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成天为了生计奔波忙碌,早出晚归,平日里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问题,更加疏忽了对他们的管教。父母在家中的时间少之又少,每天与孩子在一起几乎不超过8小时,所以常有孩子独自在家的情况出现,甚至一些年龄过小的孩子都无人照看。同时,父母为了务工,平日里就忽视了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父母不能与自己的孩子的想法同步,也从不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或是人际交往情况。在如此情况下,学校与家庭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就会有明显的断层出现。此时的农民工子女就会很快感受到一种孤独的感觉,当他们身边出现不良的事物时,他们极有可能会受到其负面影响,导致做出一些违法的事。由于他们大多年纪轻,文化程度低,判别力差,遇事易冲动,缺乏理性,稍有不如意旋即转化为暴力。

三、以法社会学思考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犯罪预防措施

对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的犯罪问题的控制,我们不应该把眼光集中于犯罪者本身,而应针对导致其犯罪的社会因素寻求对策。

1.减小城乡差距,公平对待农民工及其子女

改革户籍制度,减小城乡差距,可以有效地使农民工子女获得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比如我国今年更新的法律法规中,我国部分城市的农村户口已经被取消,规定只有城镇户口是被认可的。

除此之外,城市公民应树平等对待的理念,从感情和心理上接受、容纳农民工及其子女,尊重他们的人格,使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善良的个性。只有在不同的孩子之间建立起平等尊重、和谐互助、温馨友爱的正常关系,才能为安宁有序的社会提供前提和保障。

2.完善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体系

加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扩大公立学校办学规模,落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使农民工子女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农民工子女入学应实行“同城待遇”,明确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取消赞助费和其他不合理费用,做到借读手续的简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积极扶植己具备一定办学实力的民办学校,以多种方式减少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壓力。与此同时,家庭的教育才是重中之重,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夫妻间恩爱就是最好的家教,所以农民工要注意家庭和睦,尽量减少矛盾,要给子女起榜样作用,带个好头。

结语:

总之,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犯罪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制度、家庭教育以及个人原因等,因此,站在法社会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仍然要从这几个方面去深入发现预防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犯罪的办法。

【参考文献】

[1]于群.对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犯罪的法社会学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7

一、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基于冲突的制度性阻抗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除了要具备父母任何一方与劳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外, 还要出具流出地没有监护人等证明, 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还要向公立学校支付高额的赞助费。笔者于2009年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重庆等主要流入地对农民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关于“您为孩子就读所选择的学校是?”一题, 67.5%选择全日制公办学校, 16.9%选择民工子弟学校, 14.0%选择民办学校。从上述数据来看, 一方面这与家长带孩子进入城市接受教育的初衷相一致, 全日制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教师素质以及教学管理的规范性都要优于民工子弟学校和民办学校, 很多农民工家长才甘愿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 选择全日制公办学校。另一方面可以看出, “两为主”政策自2003年出台到现在已有数年的时间, 但是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工子女难以进入到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两为主”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制度, 是基于对国民平等教育权的尊重, 更是出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子女平等教育权的保障。然而, 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 产生于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 而不是取决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客观的社会力量。[1]“两为主”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是侵犯了流入地区政府、城市原居民、城市公立学校以及教师的现实利益, 他们也必然表现出对这一制度的消极甚至是抵抗的态度。罗尔斯在论述有关制度的形式正义问题时提出:“一个社会体系即使其各种制度单独地看都是正义的, 但是从总体上说它却是不正义的, 这种不正义是各种制度结合成一个单独的体系时所产生的结果。其中一种制度可能孤立或辩护为另一种制度所否认或无望的愿望。”[2]“两为主”制度可以说是正义教育制度的代表, 但是现行户籍制度、教育管理制度以及一些非正式教育制度根深蒂固地根植于城市原居民、公立学校校长以及教师的观念之中。正因如此, 各制度之间的冲突才是阻碍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制度冲突分析

1. 教育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冲突:“两为主”制度与中国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维持社会稳定、平衡城乡发展、控制人口以及协调社会资源分配的角色。中国的户籍制度对不同阶层成员的身份、教育、就业以及生活水平都起到一定的钳制作用, 与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福利与权益相关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更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儿童就近入学, 主要指的是户籍所在地的就近入学, 仍然没有突破以户籍为主的入学原则。“两为主”制度虽然规定“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 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但是一种教育制度的有效运行总是需要以社会制度的支撑为基础的。由于“两为主”制度与中国户籍制度缺乏某种程度上的契合, 最终对流入地政府、城市原居民以及城市公立学校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的不是“两为主”制度, 而是我国的户籍制度。城市公立学校可以打着“户籍”的旗号, 把进城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 抑或是收取高昂的借读费。

2. 教育制度内部的冲突:“两为主”制度与教育管理制度

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该体制是同现行的户籍制度相适应的, 是以城乡分割、区域封闭为基本特征的。按照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管理制度, 流入地政府负有保障本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按“两为主”制度的“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要求, 流入地政府将独自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 而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中并没有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补助项目, 这对流入地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而按“两为主”的“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要求, 将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公立学校, 对流入地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承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城市公立学校的校舍、师资、教学设备以及教材等都是按照学区内的适龄儿童的数量配备的, 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 其资源日益显得捉襟见肘。“两为主”政策关于经费分担机制的问题没有涉及, 而经费问题是制约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主要瓶颈。所以, “两为主”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经费投入主体不明的问题。“两为主”制度与教育管理制度的冲突是“两为主”制度难以有效实施的关键。每当一种新的教育制度试图激励或者约束人们的行为时, 原有制度又往往让人们做出试图维持现状的策略选择。面对“两为主”制度, 流入地区政府、城市公立学校、城市原居民更倾向于使城市教育资源为“自己人”所用, 避免“外来人”倾入。

3. 正式教育制度与非正式教育制度的冲突:“两为主”制度与城市非正式教育制度

著名学者康永久在其著作《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中把教育制度分为非正式教育制度、正式教育制度和教育制度实施机制三种要素。非正式教育制度是一些观念形态、习俗形态、惯例形态且与教育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教育制度。非正式教育制度往往比正式教育制度更加根深蒂固, 更加深入人心, 在社会生活中会起到更加久远的作用, 因此更加不易改变。非正式教育制度的变化最终会触动正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从而引起教育制度的冲突或形成某种制度壁垒。[3]

在我国,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和乡村的非正式教育制度虽然风格迥异, 但基本可以做到互不干涉、各自为政。然而当携带着“异质文化”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公立学校时, 刺激了城市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习俗的空前活跃, 城市非正式教育制度表现出了潜在的强大力量,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正式教育制度 (“两为主”制度) 的效力发挥。所以, 在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上, 非正式教育制度的力量虽然边界模糊, 但却真实地影响、制约、塑造着城市原居民、城市公立学校校长以及教师对待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行为。城市原居民认为农民工子女是城市的“外来人”, 不应该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 而且城市教育评价标准往往给农民工子女贴上了标签:农民工子女讲的是方言, 穿得邋里邋遢, 道德品行低下, 学习习惯也不好, 学习成绩也差。[4]于是许多城市居民反对自己的孩子跟农民工子女在一个班级学习, 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农民工子女的不良影响, 而且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也给学校教师的教学和班级管理带来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较差的学习成绩往往会拖教师的“后腿”, 损害教师的利益。就这样, 保守的城市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习俗使得城市原居民没有把农民工子女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义务教育的对象, 而是视其为城市教育体系的入侵者。

三、消除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制度性阻抗的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知, 制度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基于各方利益的冲突, 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教育发展和变革中居于核心地位。“两为主”制度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 不仅仅是要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而且也要与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基本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我国学者樊纲认为:“任何一种体制改革, 说到底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改变, 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 没有人受损就没有人受益。”“两为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保障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益,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城市原居民以及城市公立学校的利益。当制度的实施导致社会各成员利益难以均衡的时候, 就需要一种基本的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教育价值取向的调和作用。为此, 我们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 让我们的民众认识到农民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未来, 同样可以是民族未来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的民众达成这样的默契: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我们国民的共同使命。我们应该秉着这样的教育价值追求:公立学校以机会均等观念为基础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 其目的不是对贫困者进行施舍而求得道德上的宁静, 而是基于对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尊重, 对彼此唇齿相依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生活的维护, 对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的追求, 对人类文化科学与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教育质量与效益的郑重承诺。虽然这样的价值追求在现在的中国还难以实现, 但是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进步,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名词终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将是同处一片蓝天下的儿童。

参考文献

[1][3]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2]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8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谋取生存和发展, 据统计, 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数量超过1.2亿, 随父母在流入地居住、进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占整个流动人口的25%, 也就是说全国有2 000多万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政府当前的注意力在于如何保证农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 学生的心理变化容易遭到忽视。这些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正处于学知识、长身体、增智力的关键时期, 稳定的环境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但是他们却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面临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 使得这些子女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农民工子女优良率和城市学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城市学生优良率20.6%高出农民工子女近10个百分点。所以, 掌握和了解这些心理问题和其产生的根源, 对症下药, 就成为学校和老师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一、农民工子女常见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一) 自卑感

自卑就是低估自己的能力, 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这是一种心理和性格缺陷, 表现为对自己能力、品质评价过低。根据蒋玉芝等人的发现, 弱势群体子女的抑郁成分比正常人群高, 从而导致自轻自贱等心理疾病。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更容易出现出自卑现象, 表现为做事不用心, 情绪低落, 不愿意与人交往等。产生自卑现象的原因:一是来经济层面, 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家庭没有稳定工作, 收入不高, 给予子女的经济资源无法达到城市子女的平均水平, 表现为缺少零花钱、着装陈旧、学习、娱乐用具不齐全等。二是生活方式层面, 农民工子女来自于农村, 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 表现为没有城市卫生习惯、饮食品种单一等, 有可能被同学冠以“乡巴佬”“土老帽”等称号。三是来自于思想层面, 因为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子女的思想追求会表现出差异性, 农民工子女以满足初始生活、学习需求为基础, 城市子女以追求潮流为主, 容易造成自卑现象, 此外, 性别不同的农民工子女也会表现出差异性, 男孩子容易忽视这些差距和不同, 而女孩子却比较敏感, 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二) 无归属感与自我封闭

归属感是指个人自觉被别人或者团体认可与接纳时的一种感受, 心理上具有安全感和落实感。也就是自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团体或者组织。缺乏归属感往往对工作或学习缺乏激情, 社交圈子狭窄。进城的农民工子女特别是初中及其以上的农民工子女相对容易产生自我封闭倾向。当长期差异难以克服, 学生会在班级或学校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 他们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背景, 通常以其他农民工子女或者城市下岗工人为对象, 如果一段时期内没有遇到这样的对象或者经受了同学嘲讽, 就会表现出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与缺乏归属感相伴的心理问题是自我封闭, 当找不到适合的群体对象并遭受到同学们的嘲讽时候, 就容易产生自我封闭。自我封闭是一种环境不适应的病态心理现象, 通常自我封闭是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 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社交活动, 不与他人来往。自我封闭和自卑心理有一定关系, 当农民工子女产生自卑心理又无法很快改变这种差异, 就容易产生自我封闭现象。这些差异中有些属于短期差异, 比较短时间内可以进行改变, 如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语言差异等, 有些属于长期差异, 一个特定时间内难以有较大改变, 以经济差异为主。当以经济差异为主的长期差异一直在表现在外, 就可能对农民工子女特别是其中的女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三) 情感失落

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初次进入城市, 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新鲜感、好奇感。对待每一件事情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 他们希望融入这个新的环境, 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关注。可是慢慢地他们发现现实与其渴望大相径庭, 自己父母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 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关注, 反而受到了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父母的无精力关心, 缺少家庭关爱, 产生消极的心理, 导致情感失落。从而影响学习积极性和对生活的热情。

(四) 敌视心理

敌视心理是对某一同学或者群体产生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一般是家庭或者自身受到了人身攻击或者耻笑, 比如父母受到城里人耻笑, 自己受到身边同学耻笑产生了羞辱感, 从而对某个同学或者某个群体产生仇视心理。对单个人的仇视表现为不与之接触并可能伺机报复。对群体的仇视心理表现为保持与该群体的封闭。仇视心理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会影响到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严重的会造成犯罪, 是学生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一种, 老师的及时排解显得十分重要。

二、如何破解心理问题

农民工子女入学后容易产生上述心理问题, 这些心理问题对于孩子的学习和人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老师不加以关注甚至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对于这些学生心理问题的破解, 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 社会方面:高度关注, 实现社会融入

现在社会许多人对农民工存在歧视和偏见, 认为农民工低人一等, 对农民工子女印象同样不佳, 城市居民不愿意让孩子和农民工子女做朋友, 也不愿意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做客, 认为农民工子女素质低, 生活习惯差, 生怕孩子沾染不良习惯, 导致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辈将往变少, 直接影响其融入社会。农民工子女的交际圈缩小, 使得农民工子女孤独, 所以要加强农民工子女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交往, 增进其城市社会认同和城市社会适应。

(二) 学校方面:优化学校教育质量, 引导学生确立平等意识

学校在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常起到推动、主导、监督作用。在学校层面必须首先认识并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 并采取相应办法避免心理问题的发生, 针对其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 其可采取的方法有如下几种:针对学生的经济差异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学校可号召大家穿校服, 不允许携带高档物品进入学校;开展多种课外活动, 促进各班级之间的交往, 使学生找到与自己性格相仿的同伴, 避免自我封闭现象产生;创造关注农民工子女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要求班主任和老师多关心新入校的农民工子女, 班主任还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了解, 进城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长, 难以关注到孩子心理成长, 班主任要和家长沟通, 提醒家长与孩子多交流, 关注心理变化;清理学校周边环境, 使学生免受不良环境影响;开展青春期教育活动,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避免走入歧途。

(三) 家庭方面:增强家庭关爱, 配合学校教育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孩子是否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教育却是农民工群体的薄弱环节, 农民工家长没有过多精力和能力进行家庭教育, 甚至家庭教育意识本身就很淡薄。农民工工作较繁重, 家庭经济情况一般不好, 平时除去繁重的工作后并没有过多时间或精力去关心子女的学习情况和心理变化, 农民工群体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导致了他们对于教育子女力不从心, 认为教育工作应该由学校、老师进行, 这种心理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家庭层面首先家长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想法, 重视家庭教育, 不能以一种放任的心态对待子女。还要拿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关心孩子, 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关爱。其次农民工家长要与学校沟通, 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互动活动, 尽快地发现女子存在的一些问题, 加强家庭教育。最后是农民工要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和一些小型的、非正式的教育咨询、讲座, 阅读一些家教方面的报刊、书籍, 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 才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会力不从心, 以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

总结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 这些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心理问题将会逐渐显露出来。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的地方,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重要作用, 学校、老师和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了解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 问题原因, 并针对愿意你采取方法化解这些心理问题, 使这些农民工子女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在学校快乐地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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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小萍, 龙军, 刘敏岚.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现状反对策研究[J].教育探索, 2006, (10) :42-43.

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9

(一) 入学机会不平等

1.缴纳费用高

目前, 大多数城市的学校收费仍然对农民工子女实行“双轨制”的歧视性政策。此外, 除了教育部门规定的课本费及杂费外, 公办学校的隐性费用高。因此, 农民工子女往往被高费用的“门槛”挡在了校门外。

2.入学条件高

农民工子女入学还存在非经济因素障碍。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要办理繁琐手续, 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 而且未必能够顺利办成。如果没有这些手续, 当地公办学校则以此为由拒绝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

(二) 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

1.教育形式不同

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少年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重点学校就读的比例 (9.2%) 远远低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 (72.2%) [1]。并且, 有些学校将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 人为地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加以区别对待。这种基于家庭背景对学生群体进行强制性分类, 实行“同城隔离”的分校教育或“同校隔离”的分班教育, 使得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难以与城市学生平等地共享教育资源。

2.教学和评价的不平等

有幸插班到混合班的农民工子女, 和城市学生在同一时空下学习, 面对同一教师, 理应享受平等的教育。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待遇。并且, 在评奖评优、参加竞赛和课外活动中也受到限制, 无法和城市学生享受平等的机会。

(三) 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平等

进入公办学校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 由于学习基础差, 加上教学环境改变, 教材进度和难度的差异, 教学方法的不同, 影响其学习效果。与城市学生相比, 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普遍偏低。并且, 由于我国现行的是“户籍管学籍”的升学制度, 农民工子女还面临着升学问题。受到非户籍身份的限制, 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 往往不得不回到原籍所在地继续升学。

二、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变迁

1.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美国社会学家帕金 (Frank Parkin) 认为, 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 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排斥方式有两种:“集体排他”和“个体排他”。[2]我国的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排他”性的屏蔽制度, 阻止农村人口总体与城市人口总体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天然的制度身份差异导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不同国民待遇。在“户籍管学籍”的属地管理体制下, 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与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 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平等接受教育的“瓶颈”。

2.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制度

社会转型以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 劳动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是, 义务教育体制的调整滞后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目前, 我国的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下的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依赖于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城市普及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市、区教育财政负担, 教育经费按户籍学生数下拨。因此, 一些学校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 对于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仍持排斥态度。可见,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的问题实质上是“政”的问题, 是中央与地方, 城市与乡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地方政府利益矛盾的表现。

(二) 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但是, 政策的出台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从政策执行角度解读现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发现它还存在一些欠缺之处。

第一, 合法性不高。教育政策只有被利益相关人所接受、认可, 才具有了合法性, 并能够有效地执行。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流入地政府需要对当地的教育资源和利益重新做出调整和分配, 这必然将打破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平衡而引起利益冲突。同时, 有些流入地政府担心会产生“盆地效应”, 难以接受、认可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 其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第二, 政策资源的不充足性。任何政策的执行, 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是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没有新资源支援, 面临经费、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 流入地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不高。第三, 欠缺必要的明确性。政策的具体明确性是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 是政策执行者的依据[3]。但是, 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缺乏明确性。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出现政策失真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三) “城市中心”价值取向下的学校教育

农民工子女入学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学校教育经费不足和教育资源短缺, 给学校教学管理、教育质量带来一系列问题, 因此公办学校为维护自身利益, 以各种借口来少收或拒收农民工子女, 致使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入学机会上不平等。对于受教育过程机会不平等和取得学业成功机会不平等的原因, 下文将运用一定的社会学理论加以探讨。

冲突论教育社会学创始人韦伯认为, 社会成员之间或因经济状况, 或因权利地位或因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身份集团, 这些身份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公民划分为制度身份等级不同的“乡下人”和“城市人”两大利益集团。城市居民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占有上处于绝对优势, 使得城市居民形成了身份优越感和对农民的排斥、歧视的文化心理。如今, 城乡二元结构变为了城市内部的城市居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隐性二元结构, 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由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制造”的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和社会排斥、歧视, 加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语言等方面也存在差别。一些城市教师和学生以“城市人”的优越感自居, 误解、歧视、排斥来自群体之外的“他者”——农民工子女, 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遭受了不平等待遇。

(四) 弱势状况的农民工子女家庭资本

据有研究调查表明, 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家庭中, 可以用来帮助子女获得教育机会或较好学业成绩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 体力劳动者三方面的资本都相对较少[4]。相对于城市家庭, 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处于弱势状况, 强化了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问题。

1.弱势的经济资本及其影响

面对公办学校各种名目的收费, 农民工家庭无力承担, 家庭经济资本低下成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机会平等的重要障碍。并且, 经济资本的弱势状况, 限制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由于缺乏学习的物质保障和学习场所, 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学业成就的取得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弱势的文化资本及其影响

布尔迪厄认为, 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

(1) 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期望来自惯习, 是人们对客观可能性的主观内化和领悟。每一个个体的选择行为是考虑其社会阶级客观机会结构的结果, 他们把自己从某种教育机会中排除。但有调查显示, 与城市学生的父母相比较, 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相对比较低[5]。农民工子女关于教育的抱负又深受父母的教育经历和文化生活机会的影响, 不利于他们取得学业成功。

(2) 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耐用品拥有量可以反映出家庭客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状况。有调查结果显示, 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电子设备和图书、报刊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低于1999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中的农村儿童的情况[6]。显然, 与城市家庭相比, 农民工子女家庭拥有的客体化形态文化资本则更处于劣势状况, 无法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物质资源。

(3) 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据某项调查显示, 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文化程度有约半数左右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少, 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较小比例, 且仍有一定比例的文盲或半文盲[7]。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家长自身文化素质较低, 他们对其子女的教育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3.弱势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

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社会资本可分为外部的社会资本和内部的社会资本。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主要指父母与学校、教师的关系;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主要指亲子关系。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8]。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交往上呈现出油水不沾的分离状态, 这将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的父母与教师联系。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难以有效地形成教育合力, 不利于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同时, 作为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重要构成的亲子互动对学生学业成有重要影响。但是, 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整日为生计而奔波, 无暇和子女进行亲子互动, 致使亲子关系疏远, 甚至对立, 家庭的教育功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实现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对策

(一) 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 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提供制度保障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实行就近入学制度

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就是要求取消黏附在户口上的利益差别, 逐步建立“自由迁徙、自主定居、籍随人走、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 打破二元社会格局。依据新《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 农民工子女具有在法定监护人的工作或居住地就近入学的权利。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常住人口取代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 实现受教育权利由“身份制”转化为“公民制”。

2.从法律、政策上明确教育责任主体, 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修订现行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法律、政策, 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教育责任, 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针对流入地政府行政不作为行为, 实施问责制, 督促流入地政府履行管理职责。并且, 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为农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义务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 国家的公共财政应该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给予支持, 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资金, 分担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 农民工在流入地履行了纳税人义务, 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 可以从农民工交纳的税额中按一定原则和培养费用比例转拨给教育部门, 以补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不足。

(二) 构建平等、多元、无歧视的学校教育

1.实施“平等且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求”的教学和课程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要树立平等的教育观, 既要在行动上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 更应从心理上接纳农民工子女, 构建平等、无歧视的学校教育环境, 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同时, 应该包容和尊重农民工子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学校和教师应结合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经验、学习基础、心理特征和学习需求, 研究具有接纳性、适切性的教学内容, 编制符合他们特殊需求的校本课程, 实施“平等且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要”的差异教学。

2.采取多元化评价和灵活的管理办法

教师应该依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实行多元化评价, 发现农民工子女身上体现的闪光点。同时, 学校在制度层面上也要取消在评优奖励、参加竞赛等活动中的身份限制, 实现平等的教育评价。并且, 学校应该尽量简化入学手续, 实行灵活多样学籍管理和收费制度, 以适应农民工子女的特殊需求。

3.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课外活动和教育辅导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交往, 结成“一对一”的伙伴关系, 增强城市学生对农民工子女的理解和接纳, 改变农民工子女交往的封闭性。并且, 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后出现的学习、心理适应性等问题, 采取教育辅导和心理咨询等措施, 促进农民工子女更好地适应、融入新的教育环境。

(三) 改善和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家庭资本

1.改善家庭的经济资本

政府和社会需要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 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清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并且, 对农民工实行教育关怀, 提高其整体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 改善其经济生活状况。从而解决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造成的“上学难”的问题, 为子女创造良好的物质教育环境。

2.提升家庭的文化资本

农民工应该自觉地接受继续教育和家庭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 从而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同时, 社会支助系统尤其是社区、学校, 应为农民工子女家庭提供咨询服务, 促进其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合理化。此外, 应该整合社区、学校的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 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共文化资源、活动设施和场所, 来弥补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

3.加强家庭的社会资本

建立学校与家庭的联系, 加强家校合作。教师应该定期开展家访和组织家长会,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改善亲子关系;家长也应主动与教师进行沟通, 积极参加学校活动。这既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信任、理解, 也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形成教育合力, 对农民工子女采取一致的持续性教育行为, 保证教育教学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摘要:目前, 城市公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就学的主要途径。但是, 农民工子女在入学、受教育过程中、取得学业成就等方面均存在机会不平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落后的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 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的欠缺, 以城市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以及农民工子女家庭资本的弱势状况。要解决教育平等问题, 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 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提供制度保障;构建平等、多元、无歧的学校教育;改善和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家庭资本。使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平等地共享教育资源, 实现教育公平。

关键词: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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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子女 篇10

关键词:城市心理学,内隐联想测验 (IAT) ,小学教师,农民工子女,刻板印象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仅要从硬件上缩小城乡差别, 同时也要从心理上缩小城乡之间的隔阂,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美国心理学会号召心理学工作者积极研究都市心理学, 帮助解决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例如歧视, 犯罪等[1], 这一研究方向对于中国也许更加迫切。

在我国的都市化过程中, 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问题。本文不讨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问题。我们要探讨的是, 已经在城市入学的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的群体, 他们能够在城市的环境中幸福地成长吗?教师们都说自己不会歧视农民工子女, 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几十年前, 很多美国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种族偏见和歧视, 即使到了今天大部分人仍为这样的情感感到羞愧, 并且否认有这种情感。但研究却表明, 他们很多人仍然存在隐性种族偏见, 这种偏见的后果仍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结果。例如, 隐性偏见使得“为你提供的帮助减少……更少的信任……过分估计你的敌意”[2]。因此我们自然会问, 教师是否存在对农民工子女的隐性歧视?如果此种歧视确实存在, 它将会严重损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使农民工子女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是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内外仍然缺乏足够的研究。为了消除偏见, 使祖国下一代有一个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本文试图利用IAT这一信度、效度俱佳的方法[3]来揭示小学教师对农民工子女的隐性歧视。

一、方法与对象

1. 被试选取

随机选取广东省珠海市金峰小学 (以下简称“金峰小学”) 教师120人, 其中男教师28人, 女教师92人;低年级教师56人, 高年级教师64人。所有被试者均自愿参加实验, 电脑操作熟练, 矫正视力正常且达到实验要求 (可清晰地看到屏幕上的所有词条) 。金峰小学是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 地处城乡结合部, 有较多农民工子女。

2. 实验假设

(1) IAT实验可检测到小学教师 (以下简称小教) 对农民工子女的评价存在内隐成绩的刻板印象。 (2) 小教的任教年级和性别差异, 会显著影响其对农民工子女的刻板印象。

3. 基本设计

本实验采用2 (男/女) ×2 (高年级教师/低年级教师) ×2 (相容任务/不相容任务) 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因素1教师性别 (男/女) 和因素2教师所处年级 (高年级教师/低年级教师) 为组间变量, 因素3任务类型 (相容任务/不相容任务) 为组内变量。

4. 仪器和实验材料选取

金峰小学电脑室奔腾系列计算机, E-prime软件编写的IAT内隐联想态度程序。

内隐评价成绩刻板印象IAT测验包含类文字材料:概念词和属性词。

概念词选取方法:先由金峰小学的5名教师提供10组形容农民工与非农民工的反义词汇。然后由金峰小学另外10名教师从中各选5组, 最终得出得票最高的5个形容非农民工子女学生的词汇, 它们分别是:本地、都市、本土、本地人、城市;得出得票最高的5个形容农民工子女学生的词汇, 它们分别是:农民、外来、乡下、农民工、外来工。

属性词选取方法:先由金峰小学的5名教师提供15个褒义词和15个贬义词。然后由金峰小学另外10名教师从中各选5个褒义词和5个贬义词, 最终得出得票最高的5个褒义词是:和平、友爱、愉快、美妙、快乐;得票最高的5个贬义词是:可怕、肮脏、糟糕、失败、恐怖。

5. 实验程序

实验要求被试者对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的概念词和属性词进行分类, 总共有7个步骤:

(1) 被试者对概念词 (非农民工类型词和农民工类型词) 进行分类 (非农民工类型词按f键, 农民工类型词按j键) 。

(2) 被试者对属性词 (褒义词和贬义词) 进行分类 (褒义词按f键, 贬义词按j键) 。

(3) 被试者对概念词和属性词进行联合分类, 把非农民工类型词和褒义词归为一类 (按f键) , 把农民工类型词和贬义词归为一类 (按j键) 。

(4) 任务 (4) 与 (3) 一致, 取消对按键是否正确的反馈, 实验次数增为 (3) 的两倍。

(5) 被试者对概念词 (农民工类型词和非农民工类型词) 进行归类 (非农民工类型词按f键, 农民工类型词按j键) 。

(6) 被试者对概念词和属性词进行联合分类, 把农民工类型词和褒义词归为一类 (按f键) , 把非农民工类型词和贬义词归为一类 (按j键) 。

(7) 任务 (6) 与 (3) 一致, 取消对按键是否正确的反馈, 实验次数增为 (3) 的两倍。

其中, (1) (2) (3) (5) (6) 为练习步骤, 对反应是否正确做出反馈, 不导出数据; (4) (7) 为正式实验, 不对反应是否正确做出反馈, 导出数据。 (3) (4) 中涉及概念词和属性词是相容任务, 所用反应时间短。 (6) (7) 中涉及概念词和属性词是不相容任务, 所用反应时间长。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 采用抵消平行法, 一半的被试者第 (1) (3) (4) 步与第 (5) (6) (7) 步对调, 既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顺序对调。

6. 数据处理

数据由E-prime程序自动导出, 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年提出的数据处理方法对IAT测验进行处理, 具体步骤如下:

(1) 取第 (4) 步、第 (7) 步数据反应时数据进行处理。

(2) 删除正确率低于75%的数据。

(3) 删除反应时间大于10000ms和小于400ms的数据。

(4) 求两个测量阶段的反应平均数和标准差。

(5) 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反应时平均数之差除以相容与不相容任务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即是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值。

获得120名被试者的数据全部有效。用SPSS17.0做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 内隐评价成绩刻板印象的IAT效应值

被试者对相容任务 (非农民工-褒义词, 农民工-贬义词) 的平均反应时为M=870.87, SD=426.871, 被试者在不相容任务 (非农民工-贬义词, 农民工-褒义词) 的平均反应时为M=1217.6, SD=593.522。对被试者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两种测验的反应时差异显著 (t=-7.373, p<0.001) , 不相容部分的反应时显著高于相容部分。结果见表1、表2。

2. 被试者性别、所教年级对内隐评价成绩刻板印象测验IAT的影响情况

做2 (男教师/女教师) ×2 (所教低年级/所教高年级) 的二因素方差分析, 分别考察被试者性别和所教年级对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间差异的影响, 结果发现:两种任务的反应时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所教年级的差异。结果见表3。

3. 分析和结论

对IAT所作的元分析表明, 它具有令人满意的预测效度, 而且这种效度独立于相应外显测量的预测效度[3]。相比于传统的显性的自陈方法, IAT对于社交敏感情境的行为 (例如歧视) 也是一个较好的预测指标[4]。其效果优于传统的显性自陈式的测量[5]。研究也表明, IAT具有令人满意的内部一致性和再测信度[3]。小教对农村学生刻板印象的IAT实验研究发现了显著的IAT效应。说明被试者在意识水平上把农村学生与贬义词、城市学生与褒义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本研究第一个假设一致。而这种偏见不因为小教的性别或所教年级的不同而改变, 这与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相反。这说明小教对农村学生存在刻板印象, 会把城市学生看做好学生, 农村学生看做坏学生, 从而说明在小教中普遍存在对农村学生的偏见。

三、讨论

农村人与城市人相比, 固然存在一些差异, 但是农村人有很多宝贵的优点, 例如朴实, 耐劳等。遗憾的是城市人只会注意到农村人一些显眼的短处, 而对农村人某些同样明显的长处却会“视而不见”, 这就不仅是认知上的误差, 同时也是偏见。这类偏见可能源于某些不良的普遍心理, 例如排外或高人一等。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小教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问题时我们看到, 这是城市人对农村人歧视的一个具体例子。农村孩子在穿着上与城市孩子有差异, 较为“土气”, 卫生习惯较差, 在学习成绩上平均而言可能比城市孩子差, 这就使教师对“乡下人”的歧视似乎获得了更多的证据。但是这些教师没有充分注意到农村孩子的优点, 例如勤奋, 对家庭更有责任感等, 同时这些教师也未能清醒地认识到, 孩子的缺陷, 恰恰主要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而不是孩子的过错。

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也可能与盲目排外心理有关。人们似乎更容易认同和信任与自己类似的人, 而对相异者则会有一种莫名的疑惧, 更多地聚焦于他们与自己的差异, 特别是那些消极的差异, 从而对他们加以排斥。而在成人中, 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排斥则可能源于生怕自己的生存空间被外来者挤压的心理。

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可能也与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有关。人们往往容易将弱势与无能联系在一起, 担心弱势群体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他们没有意识到, 弱势群体恰恰是社会发展不足造成的。其实弱势群体中同样蕴藏着巨大的优势和潜力, 只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条件和帮助, 他们就可以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因此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不是负担, 不是你赢我输的局面, 它最终会创造出双赢。

四、建议

(1) 让小学教师和城市的孩子更多地了解农村和农村的孩子, 尽可能地体验农村的生活和劳动, 也可以让农村学生报告农村的生活, 使城市的教师和学生能体会农民的艰辛和了解他们的闪光点。

(2) 让小学教师更多地了解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 了解他们艰苦的付出和较低的待遇, 而不是只关注于极少数农民工的犯罪行为。

(3) 帮助小学教师确立人才评价的多元价值观, 不再单纯以成绩来判断人。

(4) 让小学教师充分认识隐性偏见造成的危害, 提高其排除偏见的自觉性。

(5) 为农民工子女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农民工子女作为外来群体, 其文化和口音都与本地学生大不相同, 同时他们也往往是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 容易受到包括同班学生在内的各种群体或个人的歧视。这种状态既是“危”, 也是“机”。教师应该对农民工子女给予更多的扶持和关注, 包括教育全体学生更加理解和体谅农村学生的境遇, 为农民工子女创造更友爱的班级和学校环境;表彰其优点, 使全班同学认识到农村孩子所特有的积极面;让农村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班级活动, 以彰显他们的责任心和乐于助人等方面的品德, 同时也给他们更多自我表现的机会, 以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等。这样做的结果会让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都拓宽视野, 提高自信, 获得成长的机会。

(6) 在学习上给农村学生更多的帮助与辅导, 可以让城市孩子中成绩优良的学生去帮助农村孩子。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相互帮助, 共同成长的结果。

如今, 我们正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 但是由于我国原本是一个城乡差别非常大的国家, 对农民工的差别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无奈的, 消除这种差别需要时间,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心理上对他们歧视的潜在依据。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尽快消除这种歧视, 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Veronica G.Thomas, Susan Saeqert, Dorothy W.Cantor, etal.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Urban Psychology[EB/OL].http://www.apa.org/pi/ses/resources/publications/urban-taskfore.pdf, 2013-01-01.

[2]James W.Kalat.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M].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3][5]Greenwald, A.G., Poehlman, T.A., Uhlmann, E.L., &Banaji, M.R.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II.Meta-analysis of Predictive Validit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 :17—41.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 篇11

关键词:小学教育;农民工子女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1-352-01

我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于是,在出现农民工这一过度性群体的同时,他们的子女也加入了“民工潮”这一行列,且“流动人口家庭化”也成为这时期的产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新时期社会建设“学有所教”的重点和难点,为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社会进步的高度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下面从自己工作实践中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分析

1、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现实不够协调,造成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解决这一特殊群体的就学问题上定位不明、责任不清”,即户籍制度是关键。由于这个原因,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公办学校时,都有一道很高的门槛——借读费。这就使得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

2、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问题

对于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其子女的教育经费往往失去了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支持而由他们自己独立支付,而这笔费用对于他们而言往往不堪承受,很多农民工子女都辍学在家。

3、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一是经济贫困

农民进城后,有的工作较稳定,还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他们的收入普遍比较低。而且比较流行“流动人口家庭化”,有时就为生计奔波,怎么能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呢?二是观念落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过读书的方式改变父辈贫困、落后的状况,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时下城里的工人纷纷下岗,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孩子即使读了书,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好的工作,还不如早点为家里减轻负担。三是文化素质低下。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都较低,没有具备教育孩子应有的条件,这就会很容易导致子女由于学习受到极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结局。

二、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对策

1、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户籍制度,逐步削弱户籍制的身份定位功能,解除教育 体制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传统模式。允许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 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 户口, 尽快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 逐步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 籍制度,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在政策上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性,降低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门槛,创造有利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多的向“上”流动的 机会。同时配套改革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制度,淡化包括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 、 社会保障等政策规定中对户口的特殊要求, 逐步剥离在“城市户口”这一身份标签上附着 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福利, 实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主体平等。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合理配置国有公共教育资源,完善社会捐赠机制,多渠道 筹措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要由“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以县为主”调整 到“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 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的体制上来,全方位 地把农民工子女教育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解决的渠道应该以公办学校为主,民办教育为 辅,调整现有教育资源的分布,实现现有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建立健全捐赠机制,完善 捐赠立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让有爱心的先富者,将一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投 入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农民工使企业获得利润,政府增加了税收,因此,还可以通 过适当的方式,让用工企业分担农民工子女的部分教育费用,并安排一部分城市教育附加费 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

3、消除法律上的歧视。按照联合国《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的规定,教育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 惠受教育者的行为。上面提到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从法理上讲,明显存在对 流动少年儿童的歧视性条款,造成了流动儿童在选择受教育权、缴费、享受教学资源等方面 与流入地儿童的不平等。现行的一些教育法律规范中也出现了诸如“农民工子弟学校”、“ 附属教学班(组)”、“借读费”、“临时学籍”等内容,实际上是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 隔离开来进行教育。这些做法在形式上违反了《世界人权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等 许多国际人权法文件所确立的禁止歧视原则。所以应消除这些歧视性的条款和语言。同时政 府还应禁止城镇针对农民工制定各种不平等的政策或设定不平等的用工条件,尽可能为农民 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工种和工资待遇。

农民工子女犯罪问题分析 篇12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犯罪,社会融合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 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截止2013年底, 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69亿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 他们的子女一部分作为留守儿童与亲友一起生活, 而另一部却跟随他们的父母来到城市学习、工作。近年来, 农民工子女的犯罪问题日趋严重, 在青少年犯罪中, 接近八成是农民工子女犯罪, 探究背后的原因, 更多凸显的是社会融合的问题。

一、农民工子女的犯罪特征分析

(一) 犯罪低龄化呈上升趋势

未成年人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很高的比例, 而有近八成的是农民工子女犯罪。并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据统计, 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 14~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在逐年提升, 至2013年已突破50%。从中可以看出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十分严重, 而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正逐渐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人群。

(二) 团伙性犯罪严重

根据最新调查显示, 在未成年人犯罪中, 有83.6%为共同犯罪, 团伙性质的犯罪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由于他们对社会难以适应, 几乎没有朋友圈, 生活中最信任的人除了父母之外就是老乡, 再加上兄弟义气等不良习气的“熏陶”很容易在盲从的心理下加入犯罪团伙,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 财产型犯罪日益普遍

农民工子女的文化程度较低, 收入水平也不高, 在进入社会后经济压力增大, 心理也存在落差, 微薄的工资无法支撑他们的实际生活, 甚至有些根本找不到工作混迹于社会之中, 因此他们的主要犯罪类型一般为侵犯财产型犯罪。这一类型犯罪的主要特点是掠夺他人财物以满足自身的谋财目的, 通常是盗窃、抢劫、抢夺、敲诈、勒索、诈骗等暴力侵财型犯罪,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经济利益。

二、农民工子女的犯罪成因分析

(一) 自身原因

1. 文化程度低

在文化程度上, 农民工子女大部分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 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居多。一些孩子从农村来到城市, 跟不上教学的进度, 久而久之就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逐渐开始逃学, 甚至是辍学。这些辍学的学生大部分流散于社会中, 处于学校不再管、社会无人管、家庭无力管的状态。

还有一些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就辍学了, 跟随父母亲友进入城市打工或一起生活, 他们就是所谓的“农民工第二代”。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 没文化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子女很难找到工作, 他们无所适从, 面对用人单位所需的高文凭人才, 他们无业可就, 游手好闲地在混迹社会上, 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容易使过早进入社会的青少年迷失自我, 这种情境下很容易走向犯罪边缘。

2. 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低

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都是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智发育不成熟, 对外界事物充满了好奇心理, 辨别是非的能力差, 尤其是农民工子女与社会的融合度低, 很容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寻求刺激, 随心所欲。另外一方面, 行事冲动鲁莽, 喜欢逞能好强等都是导致他们犯罪的因素。当面对别人挑衅的时候, 容易被激怒, 缺乏控制力, 心理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往往会不考虑后果有出格的举动。也会因为盲从心理的驱使, 跟随他人一起实施犯罪, 但通常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 家庭原因

1. 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

农民工家庭的居住条件比较艰苦, 居住面积狭小, 孩子基本没有自己的学习空间, 也很难保证在安静的环境里好好学习。另外一方面, 不断地流动给农民工家庭子女的正常读书带来了许多困难, 随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很难适应城市中的教育体系, 尤其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不平衡导致了他们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 不利于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

其次, 农民工家庭的生活圈很小。尽管农民工子女生活在城市里, 但是一般都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者郊区等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们的实际活动空间相对封闭, 每天的接触范围十分有限, 再加上就读的多为农民工子弟学校, 在与人交往的空间上也存在局限, 这些都降低了他们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感。

2. 父母的教育方式单一

一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高, 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也呈现出单一的倾向, 有的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采取简单粗暴, 棍棒结合的方式, 让一些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很容易对这种行为产生逆反心理。

家庭应该是温暖的避风港, 让孩子有归属感和依赖感, 但是不当的教育方式往往失去了教育的作用, 还会加大负面效果, 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并间接催生其反社会化的行为, 使他们沾染上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3. 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

由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成天为了生计奔波忙碌, 早出晚归, 平日里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更加疏忽了对他们的管教。父母在家中难以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角色, 经常出现孩子独自在家的情况, 没有人看管现象, 双方之间很少有互动, 同时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样, 本该在孩子成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家庭教育功能大大被削弱了, 父母很难知道孩子的思想动态, 在校学习状况以及与人交往的情况, 也难以及时有效地与其进一步沟通。在这种情形下, 学校与家庭之间,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就会出现断层, 农民工子女很容易陷入孤独的状态, 一旦受到周围有不良品性的同伴的影响, 他们很可能会误入歧途。

(三) 教育因素

1. 教学资源的匮乏

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学习的孩子一般就读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类学校由于办学条件有限, 资金缺乏等原因, 在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上均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加上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 老师也难以安心教学, 同时社会也没有给予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注, 致使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了“边缘”地带。

2. 学校管理的缺位

农民工子弟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缺位, 与农民工家庭的联系不紧密, 这样很容易在孩子出现问题后, 不能及时与家长沟通。另一方面, 在学生管理和教育上松懈, 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青年的交往中极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在这个时候应该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并没有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 防微杜渐, 这样一些孩子被社会上的不良势力拉拢, 逐渐走上了犯罪的深渊。

(四) 社会原因

1. 人口的流动

基于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 导致城市犯罪率的急剧增加。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群体对于社会的不适应感, 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中, 亦或生活和文化等都不能与主流社会相融合, 也就使他们常常处在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子女也会跟随父母来到打工的城市学习、工作, 离开了原来生活的地方, 会对新的环境产生不适应。其中一部分孩子很难跟上城市学校的教育, 心生厌学的情绪, 继而就开始逃学、辍学。他们的父母因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 因此这部分农民工子女就处于流动的状态, 混迹于社会中, 学校和家庭很难对他们进行管教。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结交了不良的朋友就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2. 网络文化的冲击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们的心智不成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辨别和判断, 网上的不良信息会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此外青少年很容易因沉溺于网络世界, 荒废学业;其次许多网络游戏带有暴力和色情, 在现实中青少年因好奇而模仿导致的犯罪也时有发生。

参考文献

[1]李健, 金小红.情感互动仪式链下的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探究.青少年犯罪问题[J].2013 (4) :57~62.

[2]李锡海, 盛兆林.流动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2010 (6)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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