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市（共12篇）
农民工与城市 篇1
一、城市化的解读
城市化是指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 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作出了解释。
1. 人口学。
人口学上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 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6%左右, 因此,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 只是一种手段, 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3. 经济学。
经济学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 即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 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 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农村的落后也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 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 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很积极的意义。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各学科对城市化的内涵的规定其实是一致的, 即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为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 并不断向农村扩散。简而言之, 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
二、农民工的出现——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农民工是中国内地的特有词汇, 指身为中国内地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农民, 从农村进入城市, 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 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
从理论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是经济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远不够高的表现, 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西方的城市研究理论表明, 当区域城市化水平超过50%后, 区域社会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 开始向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 我国城市化率尚不足50%, 若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仍需转移大量的农民。在我国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未打破之前, 农民工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从现实角度来看:首先, 国际差距明显, 我国需要农民进城。国际上总是以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来评价它的发展程度。20世纪中叶,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其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2%, 英国89%, 联邦德国79%, 荷兰86%, 加拿大77%, 澳大利亚83%。这些国家已经从高度城市化转向了城乡一体化。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城市化进程几乎呈停滞状态。要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必然要加速农民的迁移。其次,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农民希望进城“分羹”。形式主义经济学家舒尔茨曾从人力资源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城乡的巨大差距正是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因。而新一轮圈地运动又造就了大批“三无”人员, 更壮大了中国农民工的队伍。
三、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原因分析
1. 农民工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 进城农民工以男性青壮年为主, 小学和初高中文化层次占比较高, 主要分布在低技能、重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他们的工作环境差, 收入、福利水平低, 工资增长幅度小, 是城市中的底层弱势群体。
2. 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关系。
应该说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农民也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 感受到了城市文化, 领略到了市场竞争, 提高了家庭收入和综合素质。但是, 由于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如此大规模、快速度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准备, 矛盾、缺陷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而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城市人的工作、生活, 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
一方面, 城市人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 农民工也应该与市民一样具有同等权力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 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另一方面, 城市人又认为农民工影响了城市卫生环境、市容;与城里人争饭碗, 减少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加;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和乱摆乱卖、贩卖假冒伪劣产品, 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而不希望他们与城市人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
3.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人关系的因素分析。
(1) 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距离的变化。近年来, 由于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改变了城市总体人口结构。在有些城市, 流动人口总体数量是当地人口数量的许多倍。在个别城市, 由于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不断迁往郊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由于上述原因, 在城市中心区域, 原城市居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由“户籍”关系转化为“利益”关系。话语权也因农民工的聚居化而发生了转移。失去话语主动权的城市居民会产生对农民工或外来人口的强烈不满。
(2) 政策因素是导致社会距离变化的重要因素。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到农村废除农业税, 再到即将开始实施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新政策不但营造了良好的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气氛, 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交往中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变化, 城市市民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适应过程, 对农民工的抱怨、嫉妒心理就是城市市民社会适应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心理状态。
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1. 国家制度层面。
(1) 改革过时的户籍制度, 让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本来意义, 即通过城市化使农民变为市民, 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 消除农民进城的障碍。因此, 国家应颁布新的《户籍法》, 彻底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 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将城市居民享有的诸如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户籍剥离, 强化个人信息管理, 削弱户籍利益关联;使农民工与市民地位平等, 享有市民拥有的一切权益, 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成为城市的主人。
(2) 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险范畴。一是加快农民工参与保险统筹的立法进程。通过法律规范企业和员工个人购买社会保险的行为, 使之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 成为农民工应有的权利, 以便使其享受和其他产业工人同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尽快实行全国统筹, 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三是采取适应农民工职业流动特点的灵活的缴费方式, 允许农民工以个人名义在家乡参加社会保险, 并凭缴费单据在打工企业报销企业应承担的费用。同时, 国家应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限制农民工最低工资水平, 适度调整东西部社会保险费征收差异, 帮助贫困地区开展社会保险工作, 扶助低薪者参加社会保险统筹。
(3) 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 创造“以人为本”的教育环境, 加大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首先, 要尽快立法规范教育体制, 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 使公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主体;适当减少农民工子女的求学费用, 缓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以人为本, 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德育教育, 防止形成心理、人格方面的缺陷。其次, 从政策、财力等方面为职业技术学校提供支持, 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业技术学校的作用, 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中高级技术人才。第三, 在就业方面, 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用工的审批和职业工种限制, 简化手续, 减少费用, 规范劳动力市场, 建立就业动态监测系统, 定期发布市场供需信息, 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2. 社会因素层面。
(1) 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是在政治方面, 赋予农民工参政资格。我国近三十年的城市化历程使农民工的参政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们初步接触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 受到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洗礼, 增强了组织能力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 也学会了怎样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并能够更容易地将自己的利益要求转化为政策要求。因此, 把拥有选举权的农民工纳入人大代表选举范围, 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维护自身的利益, 也将激发他们对“第二故乡”的主人翁责任感。二是在经济方面, 提高农民工的收入, 从政府到企业,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改变其“城市贫民”的现状。三是在文化方面, 通过政府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局面。
(2) 建立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工工会。在完成城市人蜕变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有着1.3亿人口的农民工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一个真正代表并维护其利益的劳工集体维权组织。当然, 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会将是由政府支撑的工会, 由农民工自我管理, 代表农民工的利益,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3. 农民工自身因素层面。
(1) 找准基点, 平衡心态。作为农民工自己, 要清楚认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性, 学会正视自己, 理性选择岗位, 踏实干好本职工作。
(2)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加强社会竞争力。农民工来源于农民, 在秉承了农民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的同时, 也继承了农民的一些旧的习俗。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 农民工要有忧患意识, 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筹划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预期。
(3)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农民工要了解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 要积极配合政府对农民工的保护性措施的实施, 主动参加企业和社会保险, 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增加自身的劳动安全保障;同时, 还要学会通过法律及专门机构寻求帮助。
综上, 迁徙至今, 农民工已经延续到了第二代。然而, 相对于他们子承父业、一代又一代地为城市发展作贡献, 城市又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他们?中国内地整体薪酬增长率达到7.94%, 而农民工的薪水却基本上没涨多少。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区别对待, 使得他们进入城市的门槛一再加高, 我们如何要求连生存都无法保障的他们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善待农民工, 有赖于全社会的积极响应, 城市人要以宽容的胸怀接纳农民工, 不要总用城市的生活规则来排斥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 城市要将农民工的权益纳入到城市的共享范围。没有道理让他们只参与建设却不享受发展成果。事实上, 农民工在为城市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在以自己的角色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有专家预计, 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估算, 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达到1960年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其中农民工的贡献率占到10%以上。反过来说, 如果农民工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生活标准, 或者说现代化的成果没有对农民工实现共享, 那就不是全民意义上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 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 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 是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80%的农业人口, 1亿多的农民工总量, 2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字已经告诉我们一切: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没有全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城市化, 就没有全中国的城市化。
农民工与城市 篇2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影响的逐步扩大和蔓延，国内企业经营环境趋于恶化，随之带来部分企业辞退农民工现象渐趋增多。为此，盐城市组织对辖区农民工提前集中返乡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农民工提前“回流”及其带来的影响和问题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近期农民工集中返乡的规模及趋势
1、已提前返乡的民工规模占比不大。据不完全统计，该市10月份以来累计已有51269名农民工提前返乡，仅占全市今年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2.95%，占市外转移就业总数的4.38%。显然，上述数据表明，盐城市民工提前返乡“回流”虽已露端倪，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返乡潮”。主要原因是相对于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而言，苏北盐城务工人员的技能较为熟练，工作效率较高，因此大多不在首批裁员失业之列。
2、提前返乡人员多来自于“个私”和“三资”企业。通过210份提前返乡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选择“外出务工所在企业性质”比例较高的依次为“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其占比分别为45.24%、27.14%和21.43%。这说明上述三类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较重，其裁员的幅度相对较大。
3、提前返乡人员的区域及行业特征明显。从地域来看，多集中务工于上海、江浙和广东地区，此三区域的务工返乡人员占比分别达34%、29%和25.46，合计占比近90%；从行业来看，多集中于服装和机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此两类行业的务工返乡人员占比分别达34.81%和29.34%，合计占比近65%。
4、提前集中返乡呈现加速积聚态势。尽管目前盐城市农民工提前返乡尚未形成强势的“集团规模”，但从时序进度和发展趋势上来 1
看，已呈现出明显的加速扩张和递进积聚态势。如：全市今年11月1—10日的10天时间返乡就达9355人，11—20日返乡人数增至14140人，21—30日则更是猛增至21832人，在同样的10天时间内，后期返乡人数比前期分别多增了4785人和7692人，增幅分别达51.15%和54.4%。
二、农民工提前集中返乡的主要原因
1、受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首要原因当属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其中主要包括所在企业停产或倒闭，占比为10.48%；所在企业裁员，占比为20.48%；所在企业减薪，占比为24.29%；以及一些企业由于产品滞销而被迫转行，占比6.19%，上述系列因素的合计影响比例高达61.44%。
2、受外出务工人员自身素质的影响。据对苏北阜宁县外出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在该县外出务工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23.6％，大专以上的仅占0.6％，即使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也大多缺乏就业所必需的专业技能，一般多从事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业及低层次的服务行业。
3、受企业正常生产周期调整的影响。调查反映，在本轮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中，诸多企业是属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如纺织、印染、服装、制鞋、玩具、家具等企业，当前的金融危机缩短并加剧了其转型与调整的周期，进而带来了提前返乡人员的增加。因此导致预期提前返乡人员的占比为10%。
4、受惠农政策吸引的影响。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对部分农民工的吸引力较大，经过盘算后认为回乡种粮食或搞养殖等，比在城里打工收益更高，风险更小，于是便选择了返乡。此外，外出打工使一部分农民工掌握了相关生产技术，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熟悉了市场规则，于是他们便借国家惠农政策放宽的机遇，利用多年
打工积累下来的资金、技术等资源回乡“还巢”创业，实现自我价值。
三、对明年的预期
调查发现，农民工对明年整体就业形势并不看好，认为外出务工人数较今年将有所减少，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认为明年将继续外出务工。还有三分之一农民工表示先观察一段时间，春节后再作决定。由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外出务工时，大部分农民工表示会先选择就业机会，然后再看收入多少。对于明年的收入，的近一半的农民工表示将可能与今年持平，还有近一半表示难以预计。对明年的整个家庭消费支出，半数农民工表示会持平，还有近一半表示将比今年减少10-29%。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铁路、公路建筑行业、与“三农”相关的行业将是明年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
四、对省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掌握基本情况。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问题，及时掌握农民工返乡的动态信息，对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掌握情况和趋势，了解数量和分布状况，以及各自的特长、想法、要求等基本情况。结合产业发展、劳动力需求、农业生产特点等，提出对返乡农民工培训、再转移务工、创业的对策措施。
第二，注重培训服务，提高职业技能。一是加大返乡农民职业培训力度。针对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技能单一的特点，及时将职业培训工作重心转向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帮助提升市场就业能力，增加技能储备。二是积极开展返乡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针对市场需求，调整职业技能培训结构，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品牌培训”和“项目培训”，落实培训补贴，提高培训后的转移就业率。三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培训。组织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鼓励和引导，帮助他们返乡创业。四是加强择业观念教育。帮助返乡农民工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
形势和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市场就业中去。
第三，主动搭建平台，促进市场就业。一是积极开展职业介绍。广泛收集和发布就业用工信息，积极通过各人力资源市场和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最新的就业信息；二是召开专场招聘会，广泛提供就业岗位；三是积极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和就近转移就业。加强与劳务输出合作协议地区劳动保障部门的联系，开展有组织的省外和国际劳务输出。通过企业安臵、农产品加工、灵活就业等形式实现就地转移就业。
农民工与城市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客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社会排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08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使他们很好地融入城市，如何使城里人不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农民工，对于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尤为重要。此外，关注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化进程。
本文拟以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运用文献法和问卷法收集资料，对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以揭示其质量的现状和特点，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导致其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方法
1.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方面的文献资料，对文献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进行系统的研读，并借鉴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为本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3份；问卷内容分为2部分，一是被访人的基本资料，二是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状况；问卷共设50个问题。在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选择的访问员都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以确保调查的质量。
3.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配额抽样，即根据农民工总体的内在结构与比例，按照性别和年龄这2个变量进行了配额。共发放问卷300份，其中向男性农民工发放问卷180份，向女性农民工发放问卷120份；向“80后”和“90后”农民工发放问卷180份，向其他年龄段农民工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3份，有效问卷率达到977%。（见表1）。
由表1可知，样本中男性农民工居多，占604%，女性农民工较少，占39.6%。这与农民工性别总体结构中的男性与女性比例接近。样本中21～30岁之间的农民工占33.4%，16～20岁农民工占28%，“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占61.4%，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占38.6%，这与样本总体结构中的年龄比例也接近。样本中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居多，占81.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6人，他们到郑州市打工后，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考而获得相应的文凭，这也反映了这部分农民工积极乐观、勤奋好学的精神风貌。
二、调查结果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之后西方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这与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更多地去关注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也就是生活满意度。198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3种观点，即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派。客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种客观条件；主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人们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与感受；主客观派则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评价的综合。本文较倾向于主客观派的观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
1.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
（1）居住环境较差
调查中发现，66.9%的城市农民工所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约19.8%的城市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这两部分农民工居住的条件一般都很简陋，面积不大。仅有4.4%的城市农民工是居住自己在城市中购买的房屋，这部分城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转变成了新的城市居民。
（2）收入水平较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关于“你打算换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24.7%的被调查对象打算换工作，41.4%的被调查对象不打算换工作，33.9%的被调查对象暂时未考虑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寻求稳定是城市农民工的首要目标。
在被调查的城市农民工中，月收入801～1 500 元的占58%。这样的月收入，扣除生活费和房租，所剩不多。关于“单位是否克扣过工资”的问题，18.1%的认为克扣过，631%认为没有克扣过。关于“法定的节假日能否享有”这一问题，32.1%的认为能够享有，67.6%的认为不能享有。关于“你与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问题，14.4%的回答“签了”，67.8%的回答“没签”，其他17.8%的被调查农民工是个体户，所以不存在是否签订合同的问题。
在技能培训方面，被调查对象中62.3%的农民工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有37.7%的确认自己参加过技能培训。城市农民工有技能培训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便能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另外，城市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不高，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当然，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差额部分一般由家庭贴补。这也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93名城市农民工中，有258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占88.1%，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11.9%。由此可见，城市农民工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更不用说享受工伤保险了。城市农民工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生活中出现一些意外事故，他们的合法权益便无法得到保障。
（3）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
在被调查的293名城市农民工中，已婚者占39.6%，未婚者占57%，离婚者占2.0%，丧偶者占1.4%。
调查数据显示，65.2%的是和配偶一起来城市务工，58.8%的是丈夫的月收入高于妻子的，37.7%的是夫妻双方的收入不相上下，只有3.5%的是妻子的月收入高于丈夫的。这与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然而从随后的两个问题即“在家庭重大事情上，夫妻俩谁做决定”和“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你赞同哪种观点”的回答中，我们又看到了区别于农村传统观念的现代观念。在家庭重大事情（如购买家电、孩子上学等）的决定权上，60%的认为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34.8%的认为应该由丈夫决定，5.2%的认为应该由妻子决定。这反映了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家庭的重大事情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在家庭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上，丈夫比妻子更有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男女平等”和“男主女从”的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在做家务这件事上，你赞同哪种观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同样体现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念的交织。66.9%的认为家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27.6%的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应该主要由妻子承担，只有2.4%的认为家务应该由丈夫承担。由这2组数据可以看出，现代家庭文化观念处于主导地位，这说明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受到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已逐渐地被市民化了。
在择偶条件方面，54%的认为人品好是其择偶的首要条件，22.1%的认为志趣相投是其择偶的首要条件，只有5.9%的认为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好为其择偶的首要条件。显然，城市农民工在择偶观念方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较差，但是，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择偶方面并未追求经济的富裕和家庭背景的优越，而是更多地注重人品、感情。
（4）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
城市农民工平时的交往对象涉及到家人、亲戚、老乡、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当问到“你平时主要和下列哪些人交往”这一问题时，50.9%的选择了“家人”，30%的选择了“亲戚”，43.7%的选择了“老乡”，52.6%的选择了“同事”，31.4%的选择了“同学”，17.4%的选择了“其他朋友”。由此可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既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也有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初次进城务工时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同时，家人和老乡也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经济帮助和情感支持。而基于业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调查中，69.8%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不多，30.2%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较多。关于“城里人会主动与你交往吗”这一问题，76%的认为“有的会，有的不会”，108%的认为“都不会”，只有13.2%的认为“接触到的城里人都会”。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不多，也不深。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居民的眼里是“他们”，是“陌生人”。可见，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陌生人”的身份使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落地未生根。更有甚者，35.5%的城市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打交道时，感觉到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5）业余生活单调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在闲暇时间，57.7%的看电视，34.8%的读书或看报，13.7%的参加体育锻炼，39.6%的睡觉休息，9.9%的唱歌，14%的打麻将，6.1%的旅游，25.9%的逛街购物，6.1%的谈恋爱，239%的无所事事，23.2%的进行其他活动。同时，调查显示，49.8%的在闲暇时间里有一种空虚无聊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乏味。
（6）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89.7%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74.9%的甚至在一个月内没有生过病，只有1.7%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差。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还是较好的。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如何呢？12.6%的表示经常会参加体育锻炼，61.4%的表示偶尔会参加体育锻炼，25.9%的表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并不强。
2.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
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可以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在问卷中，关于各个方面满意度的备选答案设定为5级，分别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在进行数据输入的时候，分别赋值为5、4、3、2、1。下面结合调查数据，分别对这些满意度进行说明和讨论。城市农民工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370；其次为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值为3.16；再次为闲暇生活满意度，均值为2.80。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均值依次为2.68、2.37、2.78、2.79。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最低。这反映出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是总体满意度为309。与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的生活条件较差，工作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较好，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见表2）。
三、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原因分析
与城里人相比，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高，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的社会排斥主要有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交往排斥。
1.政治排斥
城市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后，无法参加家乡的选举活动，很少有农民工专门为参加选举活动而返乡的。因此，城市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法实现。城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很多，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表达其诉求的有效渠道，因此，即使他们在城市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忍气吞声。
2.经济排斥
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都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多从事苦、脏、累、险等工作。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城市农民工刚进城找工作的时候，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太计较工资的高低，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行了，待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一般会寻找工资稍高的工作。城市农民工的工资除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之外，基本上是寄给家里，用于盖房、结婚等大事。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有一些变化，其消费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有的甚至是“月光族”，每月还需要父母贴补，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他们较低的消费水平。[1]
3.文化排斥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生活习惯、风俗、语言、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长大，因此，他们所接受或认同的农村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的有所不同。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然而他们满身的农村文化气息使得他们会不同程度地遭到城市居民的异样目光，从而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异类”。尽管城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时，也会尽量学说当地话，穿着打扮也会考虑流行、时尚，但是他们毕竟在农村文化氛围中长大，农村文化已经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城市农民工身上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时，城市农民工会感到很不适应，成为“边缘人”。
4.社会交往排斥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不大，主要局限在家人、亲戚及老乡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拓展，与同事、城市居民的交往也会逐渐增加。然而，由于城市农民工过去长期生长在农村，他们已经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即交往比较深、投入真情实感、注重礼尚往来，因此，当面对比较理性、交往比较浅、功利性较强的城市社会交往时，他们很难适应。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遭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认为他们是乡下人，看不起他们，这使得城市农民工无法正常地与城市居民交往，有些城市居民甚至不愿意与城市农民工交往，认为会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样，城市农民工就会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圈子之外。
四、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建议
鉴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结合对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的社会排斥问题分析，笔者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如下对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
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工作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生活质量，政府应该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例如，可以让一部分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符合一定条件的城市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富有活力，现代意识较父辈强，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政府可考虑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有选择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入市问题。
2.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没有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缺少社会保障。政府应逐步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城市农民工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按照“低门槛、便参保、广覆盖、易流动”的原则，逐步做好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坚持“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推行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2]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尤其要注意城市与农村、省与省之间的对接。
3.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
鉴于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影响其经济收入，因此应打破城乡用工制度上的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凭学历、技能在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就业。
4.积极进行城市农民工进城安居扶持
城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基本生活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租房或居住在单位宿舍或工棚中，居住条件较差。要改善其居住状况，有必要进行城市农民工安居扶持，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积极建设单位宿舍，改善单位居住条件；其次，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使城市农民工也能享受到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再次，把符合一定条件、收入稳定的城市农民工纳入到经济适用房的目标范围内。[3]
5.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培训
城市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力，在就业和转岗中会遭遇很多困境。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培训，不仅在农民工的输入地，也要在农民工的输出地即在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以提高其进入城市后的城市生存能力。当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鼓励第三部门和用工单位组织城市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改变城市农民工技能缺乏的现状，以提高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
6.用工单位或社区应积极为农民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较低，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势在必行。首先，用工单位或社区组织应积极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城市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丰富社区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其次，城市农民工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成思远.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11）：16.
[2]钟宜.农民工市民化转化中的政府责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79.
农民工与城市 篇4
1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冲突产生的原因
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本质特征。现代化社会阶层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而且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特征。当前,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属于“金字塔形”结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阶层结构的矛盾冲突凸显, 其原因是什么呢?
1.1 阶层之间固有的层级偏见
作为一个社会人, 人们会倾向于先把自己归类, 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群体的人, 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联系起来, 然后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 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城市居民亦是如此, 他们把自己归入城市居民这一类, 将自己这一群体与城市农民工群体进行比较, 他们偏爱着自己的群体, 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 而讨厌农民工群体, 对他们存在偏见。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群体评价很高, 并以自己是这一群体的成员而自豪。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 就是为了能够继续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而且他们也通过贬低农民工群体这种方式, 让农民工群体误以为自己群体确实很差, 从而阻止农民工群体的崛起。有的时候, 痛苦与挫折也会让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敌意, 产生“替代性攻击”。比如, 失业下岗工人自己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 就会将农民工当作“替罪羊”, 觉得是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 对他们存在歧视。持偏见的人会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内心虚弱, 于是把这些通过归究于那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们身上的方法来否认自己身上的存在的不足。有些能力差找不到工作的市民对于自己不适应社会竞争、文化素质差感到心理恐惧, 他们就会把这些弱点投射到农民工身上, 他们贬低、打击农民工群体, 以找一个更低的参照群体来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的目的。近年来, 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加速发展, 东部的返乡潮带来的受过发达地区城市社会教育过的农民工的大量涌入, 西部大城市的部分居民感觉到了逼近的危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 被城市居民视为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少数农民工在城市的某些不良行径, 如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 被城市居民视为对自己生活环境和安全的威胁。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到不公正待遇, 人身权利的失去, 劳动报酬被拖欠, 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得不到保证, 由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排斥。正如齐美尔所说:在群体中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排他性, 即竞争的本能。因而, 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1.2 阶层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在部分城市居民的心态中, 农民工被贴上愚蠢、落后、笨拙、低能的标签, 所以市民一般认为他们就应该做那些又脏又累又低级的劳动, 本身就应该处在社会的最下层。而实际上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不平等地位造成的, 从工业化开始, 国家就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 虽然现在提倡城市反哺农村, 倾向于城市的天平现在也不会一下子倒过来, 出于惯性, 政府在对待市民和农民工态度上, 依然是居民优先, 这一种已成为公共偏见的态度为大家接受并不被自己察觉。偏见帮助部分城市居民将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 同时, 人们对农民工形成的刻板印象又反过来导致农民工现在所处地位的合理化, 而现行的社会制度 (学校、政府、媒体等) 各个方面都有意和无意助长了这种偏见。社会制度是由社会的主流群体所制定和强制执行的, 社会制度所包含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也都是为主流群体所服务的。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 却也无法完全做到价值无涉, 教育的文化内涵是强调主流文化。在传播文化的媒体上, 有些读物、小说或者网络文献常常以农民或农民工为反面材料来误导学生, 这就在学生潜意识里塑造了农民工的丑角形象。作为新生代的青年学生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 自然无法避免对农民工的偏见, 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看不起农民工的市民了。
1.3 社会阶层人群的互动结果
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 帕森斯认为行动者的社会行动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其他行动者处在一定的互动模式中。这个模式不是行动者自己选择的, 而是由社会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规定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企业主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冷漠这样的社会行动并不是孤立脱离于社会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重农轻商”后, 可以说, 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商轻农”、“金钱至上”时期。农民天生是农民, 在中国城市人眼中, 对农民的评价是贫穷的, 愚昧的, 他们没有权力, 没有知识, 是一群不同于城市居民的“下等国民”。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 城市居民的大脑充满了对民工的歧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 农民工的正面形象越来越多地得到宣传、表彰, 但中国社会上千年来农民角色定位的传统思想还难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根除。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站稳脚跟后, 开始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 并为之奋斗, 城市人却从“天性”上排斥他们。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分析, 正如达伦多夫在阐述冲突的形成时说道: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利益的存在时, 它只是一种潜在利益, 只有当潜在利益被人们意识到, 转变为“外显利益”和自觉追求的目标时, 社会结构内部固有的利益冲突才会公开化。独立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争夺有限的资源, 冲突必然会激烈起来。[4]
1.4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影响
一般说来, 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是由此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决定的。谢晓明曾对1700多名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情况进行过调查, 结果如下:大专文化8%;高中文化10%;初中文化33%;小学文化20%;文盲26%;其他3%。可见, 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 因而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也不太高。在该调查中也发现:有将近35%的农民工根本不会讲普通话, 也基本不与外乡人或当地居民来往;有40%左右的农民工会说乡音很重的普通话, 但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时常常会碰到一些语言障碍, 需借助体态语等其他方式来辅助表达;只有不到1/4的农民工可以用普通话与外地人和当地居民顺利地进行交流。[5]农民工面临语言交际障碍, 这并不是简单的个别农民工的语言能力问题, 它对农民工阶层的群体心理和社会行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识文化水平较低, 必然导致接受新信息、新思想, 理解新观念和工作能力普遍会较低。在这种情况下, 也对农民工阶层真正地融入城市构成了阻碍, 从而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
1.5 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问题的干扰
由于历史的原因, 农村的教育一直比较落后, 农民工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多方面依然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而形成的, 也可以这样说, 他们思想、意识、文化、观念是与农业社会相契合的。这样的思想、情感带到以工业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城市环境中来, 必然会与城市的文化产生摩擦。在外打工的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在城市里, 他们的工作大多是脏活、累活, 干完了可能还会被骗, 农民工辛苦干了一年拿不到工钱。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不知道也不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绝望之时往往会做出极端的举动。同时, 也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社会的看法, 出现“仇富”、“反社会”的偏激心态。他们突然爆发出来的发泄不满情绪的方式会对社会治安带来困扰, 引发出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 从而使得少数农民工的不良表现, 在城市居民心中得到泛化、概念化,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异在心理上得到了强化和放大。这使农民工在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的过程中, 自身的心理也受到极大伤害, 出现许多心理问题。
2 建设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关系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观点, 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国家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构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指明了政策方向。按照帕累托的观点, 由于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权力与财富的分离, 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为“橄榄型”。无论是对于城市还是农村, 农民工都属于一个另外的群体阶层, 社会学理论认为, 阶层的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我们应尽可能推动社会成员, 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向上流动。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阶层冲突的原因, 我们需要从下面两个方面着力开展工作。
2.1 加强农民工阶层自身能力建设
第一, 转变农民工的意识, 促进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生活。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法制观念教育, 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境界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本领;农民工也应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学习, 克服困难, 摒弃落后观念和不良习惯, 增强市民意识和工人意识, 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树立新产业工人的形象, 把成为现代化城市中的新市民作为农民工自身努力的方向, 适应城市现代文明生活。
第二, 保护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首先, 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赋予农民工更多政治参与的体制空间, 加快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通过完善法制, 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将选举的各个环节规范化法制化, 不断完善选举程序和监督程序, 保障选举的公平和合理。其次, 加强农民工的组织建设, 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参与渠道, 让农民工通过组织参与所在地区或者行业组织的选举, 表达他们的意愿, 实现有序规范的政治参与。再次, 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素质。英格尔斯认为, 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 本身只是一些空壳,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 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6]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政治参与意识比较薄弱的现实, 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 采取易于被接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 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 对其进行现代民主的政治启蒙教育, 为政治参与提供主客观条件。
第三, 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的培养。各级政府要从上至下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继续坚持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多元投入机制, 抓好农民工培训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增强培训“实效”, 因为培训对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长效价值。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非盈利组织主导型三种农民工培训模式并举, 因地制宜地加以选择, 常态化地开展下去, 并建立高效的培训组织管理与激励机制。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培训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 实行目标管理;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工作推进机制, 通过制定政策和制度创新, 充分调动一切可利用资源, 抓好农民工培训。
2.2 继续建设畅通的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
第一, 健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 继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要修改《劳动法》, 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进一步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将农民工纳入其中;要尽快制订《劳动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劳动监察法》、《促进就业法》、《劳动保护法》、《社会保险法》等与《劳动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 从同工同酬、工资支付、劳动监察、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在制定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时要尽可能考虑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对农民工适当作出特别规定, 还可以制定适用于农民工的单项条例、地方性法规和行业性、区域性劳动标准。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 在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时, 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而应采取分类分层的保障办法, 优先解决突出的基本问题, 如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应急救助机制等。
第二, 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形成健全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议成立中共县委一级的农民工群体工作委员会等一类的农民工维权机构, 及时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时, 要改革“先裁后审”模式, 实行“裁审分离”, 劳资双方可以自愿选择仲裁或者诉讼形式保护自己权益, 有利于农民工节约成本和时间, 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加快建立代表农民工自身利益的团体组织的步伐, 如农民工工会等,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民工与雇主的抗衡能力, 以组织的形式保护其合法的权益。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逐步形成以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为基础, 多层次、全方位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实行真正意义的劳动合同制度。
第三, 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 在管理方式上继续实现由防范式向服务型管理, 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 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 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要加强舆论建设, 加强对城市市民的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教育, 创建温馨关爱农民工、友善的和谐的城市人文环境。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和社会舆论作用, 引导全社会尊重农民工的辛勤劳动, 树立农民工与城镇从业人员同等身份、同等地位和同等待遇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蒋美华乔香萍.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J].晋阳学刊, 2007 (1) :45.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谢建杜.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M].2007.
[5]谢晓明.关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状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 (4) :59.
农民工与城市 篇5
职业：年龄：性别：学历：
1.您最近一次涨工资是在什么时候？
1、离家工作年限：
2.你现在的月收入是多少？2从事过哪些职业，月收入是多少？
3.除了工资以外雇主是否为您缴纳其它保险或公积金。
4.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5.您是否经常加班？有加班工资吗？是多少
6.您每个星期工作多长时间？
6、是否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7.你现在是否具有某项技能或者特长能在实际工作中运用？
8.您的食宿是由雇主提供还是自己解决?如果是自己解决每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9.您有没有意愿新增一项技能？或自己创业（做生意）？
10.您平时生活中的主要娱乐方式？
11.您的月生活费是多少？子女就读情况?
12.您的住宿环境怎么样？
个人部分此部分针对社会和企业调查：
1.是否具有要求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2.你愿意为此工作支付多少工资和福利
3.你对这项工作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4.这项工作你们需要多少人？
5.网调西安市前几年农民工平均工资
6.西安市一些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工作，并调查此如需胜任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农民工与城市 篇6
（一）非正规就业的范畴
非正规就业是人类学者哈特在研究非洲经济活动时提出的，他根据工资雇佣（wage employment）和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的区别，提出了城市劳动力收入机会的二元模型，将非正式就业归为自我雇佣，强调此类活动的动力机制和多样性[1]。哈特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对城市过剩人口问题的讨论，之前被描述为绝望、缺乏自主性的社会边缘化的城市群体，转换为大众化的企业性格，以群体的创造力和动力弥补了资本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他回答了一个理论困惑，即贫穷的边缘团体如何在城市中适应和生存[2]。哈特提出非正规经济后，定义和范围都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争议。申杜拉曼（Sethuraman）认为，非正式部门服务生产的主要目标在于创造参与者的就业，而非极大化利润[3]。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萨士（Hernando de soto）根据拉美的经验，认为非正规经济活动并非是在工作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生存机制，而是在经济控制下产生的“市场力量”，这区别于现代化理论的阐释，形成新的解释力。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官方报告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将非正式活动定义为与贫困有着等同的意义，其特征是：（1）在技术、资本和组织方面的低门槛；（2）家庭所有；（3）小规模运营；（4）用过时的技术进行的劳动密集型生产；（5）没有管制的竞争性市场[4]。并进一步提出，“非正规经济”是指由（在法律或在实践中）未被正规安排、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工人和经济单位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未被列入法律，这意味着它们是在法律的正式管辖范围之外进行运作；或是在实践中未被覆盖[5]。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我国非正规部门的特点总结为：“小”、不固定、不稳定、灵活、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四个特征[6]。薛昭鋆提出“我国的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不同于传统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就业；（2）以及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7]。本文关注的是第一类。
（二）对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理论解释
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一直都占着很大的比重。拉丁美洲国家正式部门的就业人口占非农劳动力的比例，1996年时大约在40%-60%左右，ILO（国际劳工组织）在1991年认为“与先前的观点相反，非正规就业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消失。相反在以后，它会与城市贫困、拥挤一同增长”[8]。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逐渐滑落成为零，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迁入城市，出现大量的城市新移民。一方面，这些新移民由于各种限制，包括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不足，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程度跟不上城市化，无法吸纳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大批的新移民就形成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然而，现代化理论越来越被质疑，因为随着经济的成长，非正规经济并没有如预期中那样消失。就此出现了另外几种解释，一是认为这些地区过于苛刻的法律规范导致了非正规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中延伸；另一种观点将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增长，归因于全球化竞争下市场的自主选择策略[9]。
国际上对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研究对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这些研究都指出，如何管理非正规就业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挑战。
二、我国农民工的非正规个体经营活动
（一）个体经营活动的多样性
非正规个体经营的门类繁多，一是为满足特定人群的消费需求，如餐饮等；二是流动劳动力通常选择经营成本和风险最低的行业，很多行业由于工作性质，很少为本地人关注，同时处于管理的弱点领域。李春玲曾经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认为，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他们所能取得的较高的阶层位置是中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10]。表2显示了农民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业。
（二）非正规的长期性
研究发现，如果城市内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会导致即使有能力的移民，一旦进入非正式部门就业后就很难再移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间的流动率很低[11]，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李强透过数据分析，证明农民工在其初次职业流动中容易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而其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主要原因是其缺少地位积累、继承和社会资源[12]。王春光也分析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只能在相近的职业之间流动，他们的空间流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产业之间的流动（从农业向非农流动），并不意味着是职业地位的大幅改变和提升。最多的可能是从农业劳动者或工人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流动，向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的流动就非常之少”。王春光进一步提出长期处于非正规的原因不完全是行业的特点，更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使其不容易进入城市正规就业领域。换句话说，不论是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农村流动人口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属于非正规就业[13]。
（三）市场行为的临时性
城市非正规个体经营者无法与城市社会发展出长期的互赖关系，出现的是大量短暂的市场交易行为，使得这些非正规部门充斥了不规范、危险、欺骗等行为。农民工个体经营单位没有长期发展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许多单位或从业人员选择交易的短期性和临时性，出现大量不诚实的经营行为和市场行为，如缺斤短两、产品质量低劣等，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反过来，城市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的这种普遍性的短暂交易的市场行为，使得非正规个体经营活动难以向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也破坏了非正规经济在社会成员心目中的形象，从而不利于非正规经济长远的发展和转化。
三、非正规个体经营户管理：印度和香港的经验
（一）印度街头小贩管理
印度的大中城市也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面临较大人口迁移和就业压力，农民工非正规个体经营人数众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1月20日，印度政府通过了《关于城市街头小贩的国家政策》，要求民众重新认识街头小贩，理解他们的存在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采用相关“法规”的实施，进行有序化管理，该政策也被印度政府纳入城市扶贫的一项重要计划[14]。
第一，设立“城镇贩卖委员会”。每个城镇设立一个城镇贩卖委员会，由来自当地的民间小贩组织（各类联盟和协会）、地方政府等代表组成。该委员会负责磋商和界定贩卖区域、维护小贩正当权利、及时纠正小贩有违公共利益的行为等。
第二，划分贩卖区域。将城市划分为三类区域：小贩市场，小贩可选择以固定或流动的方式，自由地提供他们的商品或服务。政府则需为该区域配备固体垃圾的堆放场地、公共厕所，设计美观的移动摊位、电力、饮用水、冷藏设备等。自由区域，街头小贩可自由进行贩卖活动，但政府无义务提供任何相关设施。非贩卖区，该类区域禁止任何小贩进行贩卖活动。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与出路 篇7
一、破除收入低困境, 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支撑能力
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的工资包括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和抚养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部分。但一直以来, 农民工工资水平仅为生存工资, 这是造成他们不能融入城市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有学者分析, 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是城市在岗职工的50%~60%, 这就致使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大部分在40%~60%的区间, 说明农民工群体基本上处于半融入城市状态。[1]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若不能改变, 建立社会保障无经济支撑能力, 农民工干脏苦累险毒等工作的境况、受市民歧视和农民工自身的“认同”等就无法实现扭转。当然,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低的深刻根源还在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以及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及缺乏劳动技能。
1.化解劳动力供求失衡矛盾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的根本
(1) 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促进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增加劳动力需求的贡献主要在于:①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而且促使了农民消费方式发生变化, 增加了对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 从而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 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一个劳动力, 可以带动农业向第三产业转移1.5~2.9个劳动力, 而在我国却只带动转移了0.3~0.6个劳动力, 其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滞后。②进行大规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是城镇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 如交通网络建设、居民住宅建设等都必然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③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通过消费刺激生产,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目前重庆市的情况看, 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农村的3倍还多, 而消费的增长势必拉动经济的发展, 拓展就业空间。
(2) 提高农民在农村务农的净收益
提高农民在农村务农的净收益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是必然提高农民进城工作的预期收益, 从而不会轻易接受工资明显偏低的工作;二是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腰包中的钱相对较足, 农民也就不会因温饱问题所迫而无奈接受低工资。
提高农民务农的净收益需从两方面入手:①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 并使农民成为其最大的受益者。②重视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即是说, 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的同时, 积极引入新品种、新技术, 抓好蔬菜、瓜果、林木、牧草、花卉、养殖等特色农业, 建设规模基地, 培植主导产业。
3.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关键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 努力把供大于求的“力工”培养成供不应求的“技工”, 解决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矛盾。
(1) 整合各类办学资源, 争取在较少投入的情况下解决“在何处培训”的问题。将各级成人教育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主渠道现有的校舍、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进行整合, 建成培训基地, 实行校校联合、校企联合、优势互补, 形成理论教学——实习操作——上岗就业服务一条龙的模式。
(2) 以需求定培训, 以输出带培训, 确定“培训什么”和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在培训班开学之前, 应派出调查小组深入劳务输入地的企业和劳动力市场洽谈用工意向, 签订用工合同, 做到培训学校与用工企业紧密对接。培训还必须突出实用性、实效性和技能性, 只有这样, 拿到技术等级证书的“技工”们才会受劳动力市场的欢迎。
(3) 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层次开展培训。①因人施教。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主要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实行岗位培训, 使其掌握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②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培训的重点则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餐饮业、酒店服务业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③培训形式多样化。可以把课堂开在工地、车间, 因地制宜, 上门授课。在开课时间上可以采取脱产和业余相结合, 节假日、休息日、八小时之外, 只要有需要就开班开课;学制上也可以采取系统培训和一技一能的短训或超短训班结合的形式, 使培训的成果一点一点的积累;在教学手段上, 还应将传统的教学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制作教学光盘, 使农民工在工闲和农闲的时间自学。
3.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是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有效保障
工资低致使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另投他处。但是, 由于农民工缺乏组织, 也不懂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所以, 即便换个企业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而频繁“跳槽”流动, 不仅给农民工的利益带来损失, 也不利于企业用工。因此, 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
(1) 加强地方立法。以地方立法的形式, 为农民工工资增长提供法律保障, 使农民工工资水平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提高。当出现当地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 本单位利润增长等情况下, 应适时调整农民工工资水平, 让农民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 成立农民工服务机构。架起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沟通桥梁, 为农民工“讨薪”、“涨薪”建立一个正常渠道。
(3) 吸纳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的作用, 以工会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与企业进行工资水平的协调和协商。
(4) 创新考核指标。把农民工工资保障水平纳入地方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考核指标范围。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要看GDP的增长速度, 也要看农民工工资有无出现“欠薪”或工资水平过低的情况。
(5) 加强舆论和法律监督。对阻碍农民工正常获取收入的行为予以曝光;加大对企业进行《劳动法》的培训和宣传力度, 树立高尚的企业文化;弘扬“以人为本”理念, 创造和谐环境。
4.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渠道
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设, 彻底将进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采取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租赁等形式, 允许土地具体流转形式多样化。具体可考虑推行土地股份制, 农民以土地折股, 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制农业企业。允许农民将土地承包权一次性地有偿转让给第三者或村委会使用, 受让人同转让方的农户达成协议后即付转让费。还可以实行土地置换的办法, 即政府建立土地置换公司, 进城农民可将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与城市住房基地按照一定比例置换。有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离土又离乡, 为城镇扩容创造条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既有利于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效益, 又可以增加放弃土地的农民工收入, 提高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和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支撑能力。
二、破除城市门槛高屏障,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消除社会负担
1.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服务, 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积极做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信息化建设, 为双方提供准确可靠的供求信息, 减少劳动力交易成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劳动社会保障局、人事局、农业局等) 可以在主城区的所有街道、社区建立“综合就业指导和服务站”, 并及时公布全市联网的就业信息;鼓励社会中介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服务;还可以在主城区的社区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国际惯例) , 以便为社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等。
此外, 还应该降低农民进城工作在城市生活的必要开支。通过一些措施帮助农民摆脱在找工作过程中相对被动的局面, 使其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设立专门的进城农民招待中心, 提供相对便利和低价的食宿服务, 让在异地他乡的农民兄弟切实感受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解决现在普遍存在的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在招待中心的基础上, 定期开展进城农民工就业指导, 一则可以增加农民进城找工作的经验, 降低农民获取工作的搜寻成本;二则可以增加农民找工作过程中的权益保护意识;再者, 招待中心有助于进城农民形成有效的自身权益保护组织。
二是针对资方可以设立有效的用工制度, 提高资方辞退原工人寻找替代者的额外成本。具体手段有:由资方承担农民工上岗证的办理费用;规定一定数额的辞退抚恤金, 即资方在辞退工人时不仅要清付工资, 还应支付一笔与工作时间成比例的抚恤金, 以保障没有工作期间农民工的基本生活, 这一点还必须体现在农民工和包工头之间的用工合约中。
取消暂住证等各种准入限制, 如就业许可证、流动就业卡、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 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成本。
2.农民工子女无条件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
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使进城农民工无力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据重庆市有关调查显示, 农民工子女月均教育支出186.3元, 自主经营者子女月均教育支出234.4元, 均高于城市居民子女月均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 分别是城市居民子女月均教育支出的1.5倍和1.9倍。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中, 有子女随同外出就学的占26.5%, 每年人均向学校缴纳借读费和赞助费达841元, 占农民工和自主经营者年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6.8%和8.4%。[2]这就无端地加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
因此, 必须严格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 使农民工子女无条件地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 城区教育部门应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在城市, 应对已经印发的有关减免学校对民工子女征收额外费用的文件和降低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建门槛和收费标准的文件的执行情况通过群众进行有效监督, 保证落实。还应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 继续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那些为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服务, 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的民办简易学校,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降低办学门槛, 为其提供稳定的办学场所, 对办学所需师资和资金以及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予以支持, 促进其合法化, 以此鼓励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
3.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和经济实用房
在农民工比较密集的地区建立廉租房小区, 这不仅能减少城市的管理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种集中居住的形式, 还能为他们配套服务的职业与文化业余教育、子女学校建设、城市文明建设、市民文化培训等带来极大的促进, 实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功德无量的大事。政府应未雨绸缪, 在目前的城乡结合部、将来的城市内、规划中的公共交通便利之处, 由政府或社会建设大规模的廉租小区。小区房屋单套面积不求宽大, 但求适用即可。应该说, 在性别单一、社会关系单纯、文化程度和价值观念相似的“群体式”农民工小区建设公寓式集体宿舍, 其优点是价格易于承受, 管理方式简单, 适应农民工季节性变化的特征, 而外来人口在行动上也比较自由。
当然, 这就需要在税收、土地政策、融资渠道等方面制订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鼓励和帮助农民工在小城镇自建住房, 在城市通过住房合作社集资建房。
三、破除参保难困境,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不高。有关调查显示:26.1%的农民工遭遇过工伤事故, 其中, 只有13.2%的农民工得到了雇主的全额医疗等费用补偿, 得到一部分补偿的占61.8%, 没有得到补偿的为25.0%。农民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10.9%、18.1%。[3]与城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 (2009年已提高到了1200元) 相比,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水平还有待提高。以重庆市出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为例, 参保民工缴费15年以上其退休后 (15年后) 每月可领取360元养老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这一情况如不能改变, 届时那一定是城市新增的规模巨大的贫民!
因此, 笔者认为, 破除农民工参保难的困境, 关键在于加快分层分类建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1.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构建捆绑式综合保障金制度
对从事正规职业、已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5年以上的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构建捆绑式综合保障金制度。综合保障金包括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三项。综合保险费按月工资的20%缴纳, 其中, 用人单位承担14.5%, 个人承担5.5%;凡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了个人承担部分的农民工, 可以享受工伤、住院医疗和养老补贴;中止劳动合同的, 属于农民工个人账户的综合保险金全部余额, 可以转接到新的账户, 包括农民工的原籍, 统筹余额部分全部随之一道转移。
2.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构建社会统筹的低门槛社保制度
对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以及从事各种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应建立社会统筹 (不建个人账户) , 实行低门槛 (月30元) 、保大病、管当期的工伤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 建个人账户, 将本人的社会保障权益直接记入个人账户, 只规定缴费年限和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 不规定退休年龄, 参保灵活, 且低费率 (10%) , 允许间断性缴费;社会统筹部分由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3.建立农民工失业自助过渡中心
针对处于下岗失业的农民工应建立农民工失业自助过渡中心。城镇的每个企事业单位、社区每季度应规划出一部分急需完成的劳务工程项目 (如卫生死角、中小土建工程、绿化工程等) , 以这些劳务储备项目为基础建立农民工失业自助过渡中心。由有关部门以“公共劳动”的形式实施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 同时也将比较散乱的农民工纳入一定的管理体系。目前, 从市政景观来看, 公共服务很不健全, 街道上尘土飞扬、垃圾堆积、铺面不洁, 城市环卫劳力十分有限;然而, 大量年轻力壮的失业农民工却四处游荡、无所适从, 腰无半文, 生活无着, 极易选择铤而走险。如果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加公共服务型的劳动, 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还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特殊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1) 徐建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09) .
(2) 向晓华.重庆市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 农家科技[J].2007, (07) .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篇8
1 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 汗牛充栋。然而, 无论是国家政策, 还是现有的研究, 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 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 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 (RichardM.Titmuss) 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 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 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 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 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 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 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 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首先,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 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 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次, 如前所述, 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 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 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 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 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2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 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 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 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 (孙立平, 2001) 改革开放以来, 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 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 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 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 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2.1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 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 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 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 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 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 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 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为此, 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2.2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 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 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 白南生、何宇鹏 (2003) 认为,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 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上个世纪, 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 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 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 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 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 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3 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 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 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3.1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 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 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 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 但是, 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 (statusstigma) 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 “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 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 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 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 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3.2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性障碍
据调查, 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 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 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 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 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 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 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在韦伯 (Weber, 1978:PP.305—06) 看来, 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 也可能是地位垄断。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①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职业类型:“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②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 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世袭地位群体;③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 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是, 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 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 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 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 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 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 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 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 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 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 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 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4 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 群体归属感的培育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功能。我国的城镇社区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 已经开展了多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2006) 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 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 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 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 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 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 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 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 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 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 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 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阶段性解决, 防止出现“蜂窝效应” 。
农民工与城市 篇9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演进阶段, 也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农民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体不断涌进城市。截至2008年11月, 中国农民工数量为2.3亿, 大量农民工进城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及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 而农民工数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城市对农民工既有吸纳需求, 又有吸纳限制, 城市对农民工的容量有一定阀值, 研究城市吸纳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和解决“三农”等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从整体的高度和城市经济的视角考虑城市吸纳农民工的多个经济因素的关系。
2 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子系统构建
本文经济因素的选取主要考虑与城市吸纳农民工关系的重要程度, 通过对比分析将重要的经济因素归为四类, 分别是:城市产业子系统、劳动力子系统、消费子系统, 它们共同决定着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子系统的运行。
3 系统分析
3.1 产业子系统
3.1.1 第一产业。
农业生产在城市里主要有两种存在形态, 一是城中村农业, 二是现代都市农业。城中村是指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大, 不断把近郊的农村吞食, 原来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半包围, 逐渐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4]城中村农业由于受土地面积、地块质量和经营条件等限制, 很少进行农业生产, 一般都是农民自发分散经营种植业、养殖业等。城中村对吸纳农民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中村一般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首选居住地, 城中村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房、低成本的生活区以及在生活环境上的特殊归属感, 极少有农民工从事城中村的农业生产。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城郊结合部以及城市规划区而未建成区存在一定的农业生产区, 主要从事花卉苗木、蔬菜种植、观光休闲等直接服务城市的农业, 是一种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色与功能的现代新型农业, 这些都市型农业的发展, 需要一批熟悉农业技术、有文化的农民工。这就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由于经营方式先进, 农民的劳动量比自己在家乡分散经营时小, 并且收入高, 还能学到许多先进的种养殖知识, 对于以后回乡务农大有裨益, 因此进入城市的一产仍然能容纳一部分农民工, 但需求数量不多且需求人数趋于稳定。3.1.2第二产业。 (1) 工业。目前我国工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因此大量农民工加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代加工多, 工作门槛低, 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掌握等要求少, 员工大多从事机械重复的工作.2009年, 制造业吸纳的农民工人数达5682万人, 占外出农民工的39.1%, 占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2/3多。在制造业内部, 农民工逐步向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机械制造业等外向度较高的行业集中。采掘业由于自然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等特点, 大量文化程度低、吃苦耐劳、身强力壮的农民工 (绝大多数为男性) 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不二选择。 (2) 建筑业。我国约有17.3%以上的农民工分布在建筑行业。建筑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部分工作对知识技能的要求很低, 对身体素质尤其是体力的要求高, 这是因为建筑业的大多数相关工作都有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危险性高的特点, 而长期务农的经验使得农民工具有身强力壮、吃苦耐劳、能承受恶劣天气和嘈杂环境的能力, 大多数男性农民工相对容易在建筑业务工。 (3)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向全社会提供各种各样劳务的服务性行业。第三产业行业多, 门类广;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并存, 能够吸纳大量各类层次的人员就业, 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现象不严重, 出现“机器排斥人”的现象较少。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近年来, 第三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具潜力的产业, 农民工逐步向住宿、餐饮、娱乐、文化、教育、体育等城市服务业集中。
3.2 劳动力子系统
农民工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 有城市劳动力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 比如:相对廉价、能够承受更高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等, 而劳动力价格、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是与他们能否被城市容纳最密切相关的因素。
3.2.1 劳动力价格。
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发展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劳动力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的积极性。当劳动力供过于求, 劳动力价格会下跌;反之, 则上涨。我国农民工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 劳动力价格偏低, 工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但是由于沿海开放地区, 工资平均水平高于内地, 更高于农民在家务农的收入, 即使做着同等条件下比城镇职工更高强度和更长劳动时间的工作, 农民工仍源源不断的流入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区, 引发了东部沿海地区“民工潮”的出现, 而中西部地区吸纳的农民工相对较少, 流动速度较慢, 但劳动力价格的变化, 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等。但总的来说, 我国劳动力价格仍有较大上涨空间,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吸引农民工进城的有效方法。
3.2.2 劳动力质量。
劳动力质量指劳动者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技能水平及其在劳动生产 (工作) 中运用的熟练程度。农民工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进入的行业和工种, 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 质量的高低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对他们的吸纳。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较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小学、初中、高中文凭居多, 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较少, 技能水平不高。劳动力质量偏低的农民工从事的工种多为重体力劳动、技术含量低、就业进入门槛低的行业, 如建筑业、采掘业、餐饮服务、家政服务业等, 他们的收入和工作环境较差, 就业更加不稳定, 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 越容易回流。而劳动力质量高的农民工进入制造业、零售业甚至进入一些企业的中层管理职位。
3.2.3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随着传统技术生产向现代技术生产的转换, 资本开始积累和深化, 导致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之间出现替代, 这种替代约持续20～25年。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新型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 技术进步带来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但其吸纳的劳动力已趋近饱和, 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趋势明显。目前, 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吸纳的农民工人数最多, 但其吸纳能力在下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产、三产的比例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从目前中国的现状看总的趋势是二产吸纳农民工的人数相对趋于饱和, 城市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农民工最具潜力的部门。
3.3 消费子系统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既有联系也有差别, 他们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城市对农民工的吸纳。
3.3.1 城市居民消费。
城市居民的消费内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 它们决定了社会产品的种类和生产规模, 而相应行业的发展或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的就业工种和行业。城市居民购买力水平提高、消费内容丰富, 要求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和多样化, 结果不仅会为农民工扩大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还能带来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性和享受性方向变化、服务性比重提高引导农民工逐步有序的向第三产业流动;城镇居民住房支出增加导致建筑业需求人数上升。消费结构的变化可引导农民工向生产这些消费品的部门有序流动, 城市消费趋向于合理, 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也会趋向合理。
3.3.2 农民工消费。
改革开放之初, 农民收入低, 他们的收入大多用来购买满足吃、穿、住、行等生存资料消费。近年来, 农村看病、子女入学等成本急剧升高, 且随着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 农村消费品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手机、电脑、空调、汽车在农村开始普及, 农村居民的消费开始转向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 随着农村土地边际生产率的下降, 务农收入已难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学费和维持农村的高享受性消费。因此, 进城务工成为他们满足自己消费需求的可靠路径, 这是农村消费“推力”的结果。另外, 随着科技通讯的进步, 城市物资的丰富多彩和务工的较高收入更是吸引着成批农村人来到城市。
4 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
注:实线表示促进作用, 虚线则相反
如图2所示:产业子系统、劳动力子系统和消费子系统除各自在不同的方面对城市吸纳农民工发挥着各自特定的功能之外, 他们在吸纳力的贡献上存在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关系。产业子系统中,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产业,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 二产和三产需要的农民工增加, 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会升高;二产、三产的崛起说明人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基本生存要求转向追求优质的生活, 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趋向合理, 社会产品的生产向着人民消费的方向转变, 相应行业的农民工增多, 这表明城市容量加大。反之, 任何一个系统的衰退, 不仅导致该系统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下降, 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到其他系统的运行功能, 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5 结语
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系统中城市产业结构朝着第二产业方向转型, 城市工业、建筑业等行业对农民工的需求量还在上升, 第三产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成为吸纳农民工最具潜力的行业;目前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偏低影响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积极性, 劳动力数量供不应求和劳动力质量不高的现状暂时决定了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技术含量低、收入低、环境差的工作中;随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费内容的丰富, 社会消费资料将扩大和向多样化发展, 从而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
摘要：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正在给城市带来深刻的变化,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容量有限。影响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子系统中, 本文选择经济系统中产业、劳动力、消费等因素, 通过分析因素的内涵及关系, 构建了城市吸纳农民工的经济系统, 从系统学角度分析了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和各部分的关系。
关键词：城市容量,农民工,吸纳,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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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城市 篇10
一、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冲突
（一）农民工子女情感渴望与教师刻意严肃加大师生距离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乡土社会为“熟人社会”，那里的一切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孩子是熟悉而安全的。所以，农民工子女与乡村教师之间更为了解与亲密，而且非正式交流时有发生。农民工子女也希望得到城市教师的关心与照顾，缓解周围陌生环境带来的不安。但农民工子女实际对教师抱有既喜欢又害怕，既想获得关爱却又自我保护的复杂情绪。教师总是保护自己的权威者地位，他们认为，对待学生必须要严肃，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难以管理，所以在学生面前展现出的总是一种“不苟言笑”的形象。农民工子女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失望。
（二）学习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1. 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弱势与教师依赖家庭教育的观念形成差距。
教师认为家校配合才能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家长应该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但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文化背景一般处于弱势的地位，农民工子女家长或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或受自身教育水平限制，无力指导小孩。他们往往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教师身上，对小孩的教育一般是被动的、监管不力的，这常令教师感到无奈。另外，农民工子女家长往往倾向于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而教师则希望家长采取具有教育开导的方式，当孩子犯错时，家长往往会用权威和暴力逼迫孩子认错，这会增加孩子的心理抵触，影响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
2. 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观念略显狭隘。
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观念一般比较狭隘，缺乏远瞻性。“读书无用”的观念仍然存在，而且其普遍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与设想不清晰，对自己的出路感到迷茫。所以，教师认为他们眼界不够开阔，不能正视教育的意义与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很难改变或重新塑造，这会严重左右教学效果。
3. 农民工子女成绩弱势与教师唯成绩观形成冲突。
教师在教育领域的判断标准一般以学生成绩为核心，由于中学升学率的硬性“压迫”，教师依据成绩高低来评定学生的优劣，不太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文艺体育等多方面的成就，学生具有的多元化优点被成绩所掩盖。唯成绩观的教师会根据成绩不同对学生施行差异对待，从座位安排上便可窥见。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一般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成为了教师唯成绩观主导下被忽略的对象。但教师对“好学生”的偏爱，会造成农民工子女的不公平感，如果他们总感到自己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他们会渐渐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出现厌学现象。
（三）身份敏感与固有成见之间的冲突
城乡二元户籍制与城乡经济差异带来的文化差距，在市民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农民工子女被社会排斥并不鲜见，他们感到市民歧视和对自身优越感的炫耀，从而产生身份敏感。他们既向往着城市繁华，羡慕城市学生丰裕的生活条件；又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与城市人存在着悬殊差距，最终导致身份敏感与自我认同度下降。教师同样也对农民工子女充满了成见，如在教学评价上，一般是负面的评价，如不善交往、心理素质差等。一位学者曾提到：教学是一个与文化背景、情境相关的过程。当教师以特定的文化个体出现在课堂时，他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偏见和成见去感受学生———不同的文化携带者。教师带着成见去管理或教育学生，结果只能是他们越来越忽视农民工子女的存在。而处于班级弱势、边缘化地位的农民工子女心中强化了被歧视感，最终只会加深自卑感，不利于在城市、学校中更好地生活。
二、行为习惯层面的文化冲突
（一）农民工子女的内敛性格与教师课堂主宰式教学导致课堂交往阻隔
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学校，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陌生感。他们会对新课堂有些不习惯，性格表现内敛，如不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面对提问保持沉默，从不主动举手等。教师会认为农民工子女上课状态不积极，产生情感排斥。另外，教师作为课堂教学中的主宰者与控制者，他们会在主观期望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对他期望较高的学生施以较多的照顾，而农民工子女常常被忽略。一旦农民工子女感觉到这种“异样”，会越来越不愿参与到课堂互动中，积极性随之降低，教师和农民工子女互动只会越来越少。
（二）农民工子女知识层次差异与教师的整体化教学加大了学生差距
由于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师资、教学设施劣于城市学校。农村学生的基础知识不足、文化素质较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教师有针对性的施行差异化教学，可以弥补农民工子女的文化基础弱势。但实际上，大多数教师不会改变教学方式，仍然倾向于整体化教学，以不影响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师们总结教学经验和教育模式，在学生身上施行“自成体系”的流程与方式；同时积极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策略，“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均是按照培养专家、学者的要求进行设计。”这忽略了学生个体差异性和情况复杂性，学习基础较差的农民工子女很难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日后会出现力不从心、跟不上学习进度，最终只能是与城市学生的学习差距越来越大。
（三）农民工子女固有生活行为习惯与教师严格班级管理产生冲突
由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没有受过那么多的规则约束，农民工子女一般是不拘小节的行为习惯，比如在公众场合大声讲话、时间观念笼统等，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教师们的眼里却是要加以制止的陋习，否则不利于班级的整齐划一。教师倾向于严格控制，用班级规章限制学生行为，无时无刻不进行着行为规范的培养和强化。农民工子女并不愿受到城市文化的支配，无法很快改变或摆脱固有习惯，面对教师渴望控制一切的欲望，农民工子女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对教师的“强硬”要求不满。
三、物化表征层面的文化冲突
农民工子女原有的语言符号与教师的主流社会语言符号不相吻合。学校教育职能决定了教师在教育场域使用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规范语言，即精制编码。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所具有的“语言与符号资本”与学校“主流社会的语言与符号资本”存在差异。在语音上，农民工子女普通话水平一般都会与教师或城市学生存在差距，带有乡音的语调可能会遭到教师与同学的嘲笑，造成心理阴影。另外，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差，他们的语句逻辑构造、语言组织方面还有欠缺，甚至不能将想法流畅地表达出来，教师认为这是需要尽快补救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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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城市 篇11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农民法制信息需求；涉农法制信息传播
中图分類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0-0015-02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由于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村环境污染及基层干部腐败等引发的农村利益冲突或纠纷日益凸显，农民的法制信息需求与权益维护需要等也日渐迫切。因而，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法制信息需求与满足研究显得极有必要。为此，我们选择了苏北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以实证调查为依据进行了研究。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法制信息需求状况
1.农民关注法制信息的状况及动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对法制信息究竟有着怎样的需求？他们最关注或最需要什么样的法制信息；大众传媒及政府普法宣传部门等媒介或渠道会经常传递一些法制信息，但农村受众是否关注这些信息；关注的动机何在等等，值得深入调查分析。
上题中的选项共有12项。我们提供给受众五个选择项：“很关心”、“关心”、“无所谓”、“不关心”、“很不关心”。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分别给这五个量从“5”到“1”依次赋值，然后进行加权计算并按均值排序，后文中凡提供均值处计算方法皆同。从表1各项的排序来看，农民对有关土地征用、土地流转等土地权利及相关信息和房屋拆迁补偿、房屋买卖等信息，以及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信息最为关注，排在前三位；仅次于这三者的是揭露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方面的舆论监督信息；再其次是农村的政策信息，关注度也较高。这与长期以来政策在农村许多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不少农民对农村改革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感触很深；其它的诸如有关农村的打白条、乱收费、农民负担，农民工住房、养老、工资等一系列问题，村民选举、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农村治安问题、销假售假和农村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信息，也有相当高的关注度。
2.农民关注法制信息的动机。从表2的数据来看，农民比较集中的选项是“了解有关农村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信息”、“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解决自己类似的问题”，这两项的选择比率超过65%，可见，农民关注法制信息有着较强的“现实关注动机”或实用性特点；选择率较高、排在第三位的是“欣赏曲折离奇的法制故事，消遣娱乐”，这说明农民喜欢接触具有一定故事性、娱乐性的法制信息。不少农民喜欢看电视法制节目或涉案题材电视剧，往往就是出于这样的需求动机，这种动机也可称为“娱乐消遣动机”。由此可见，寓“法”于乐对于涉农法制信息传播致效的重要性。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选项“平时我不大留意法律知识或法制信息，只在用着的时候去找或关注”的选择比率相对较高，还有不少农民选择“不经意看/听到的”、“了解一下，免得其他人提起或议论时自己不知道”。这说明，不少农民对法制信息的主动关注或主动学习动机不足，这种动机倾向可称为“被动关注动机”。涉农法制传播者如何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如何能够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以获得良好的法制传播效果，值得深思。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获取法制信息的主要渠道及满意度
1.农民获取法制信息的主要渠道。从表3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民获取法制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大众媒介，其中电视占据主要的份额85.7%；选择“政府普法宣传”的占27.8%；通过“别人谈论”渠道获知的占32.1%；选择“日常工作、生产或生活”渠道的占10.7%，“其他”的占3.7%。从上述结果来看，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是农民获取法律法规及政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相比之下，通过政府普法宣传活动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较少，这说明政府在农村普法方面的投入不足或传统的政府普法模式在新的普法形势下存在一定的局限或问题。
2.农民对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的满意度。从1985年“普法”至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通过的六个“普法五年规划”中，都明确提出，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功能和优势。从这一层面上看，大众传媒是国家法制信息传播的专业机构和具体操作者。本次调查主要考察农民对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的满意度。
我们提供给受众的是“很满意”、“满意”、“说不好”、“不满意”、“很不满意”五个选择项。从表4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受众满意度最高的是“发布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方针”，而在其它方面的选项所得均值皆较低。也就是说，农民对媒介在“揭露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及时提供有关农村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医疗保障、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法制信息”、“及时反映农民群众的呼声或利益诉求”、“提供法律服务或法律援助”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太满意。
三、城市化进程中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与功能亟待加强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与普法进程的推进，我国传媒法制信息传播获得了空前发展与兴盛的机遇和条件。可以说，现代传媒在我国法制建设与普法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党、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与影响，大众传播媒体在涉农法制信息传播方面尚存在诸多缺失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贴近农村实际的涉农法制选题总量整体不足。近几年来，电视、报纸等媒介涉农法制节目或报道的选题数量有所攀升，但深入考察会发现，真正贴近农村的法制选题并不多。也就是说，大多数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内容仅仅是“涉农”而已，真正反映农村法制建设问题，或贴近农民生活、体现农村社会特点的“对农”法制节目或报道较少[1]。
2.涉农法制信息传播内容结构失衡，农村刑事题材比重偏大。目前媒体涉农法制报道或节目大多集中在刑事案件选题或故事性、可视性比较强的民事纠纷案例，而对于行政法、商法、合同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领域的宣传报道较为缺乏，尤其是忽视或回避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对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关注或批评监督不够。
3.多官方、警方立场及专家话语，农民主体地位体现不足。目前大多数媒体涉农法制报道或节目要么是传者本位的农村法制资讯的播报，要么是立足官方、警方及专家立场的涉农法制故事的单向讲述或评论，无论是农村选题，还是城乡共性选题，大都缺乏农村受众的互动与参与。这种以传者为本位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涉农法制信息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适用，甚至违背了法制信息传播的内在特点和要求，不利于涉农法制信息的传播致效[2]。
4.侧重故事性和趣味性，法理性开掘不够。法理性是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的灵魂和本质属性，它要求涉农法制报道或节目应具备一定的法律含量。然而，当前电视、报纸等媒体涉农法制报道或节目对故事性、趣味性或轰动效应的过分追求，往往导致涉农法制信息传播内容“法理性”的淡化或缺失。
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是推进农村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或方式，其在普及农村法律知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监督农村法律实施、推进农村立法进步和农村依法治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因而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与多元化功能也将愈发重要并亟待加强。如何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法制信息需求状况及特点，增强涉农法制报道及节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摆在媒体涉农法制信息传播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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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城市 篇12
从农民工发展的进程看,当前我国农民工内部已出现了代际更替,已进入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取代老一代农民工的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推算,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1]。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正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然而,他们依然面临着制度供给、政治参与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障碍,其父辈所遭遇到的就业歧视、工资拖欠、保障残缺、子女入学难、政治参与渠道逼窄等问题同样存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老一代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夹角现象”。
1 城市融入的困境
在二元结构体制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边缘化,其生活质量、医疗保障、教育、工资收入等缺乏保障,实际上处于一种社会“夹心层”的境地,不能融入城市主流,成为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的底层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
1.1 政治参与难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谋生活,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同城镇职工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其农民身份及其农村户籍的存在,使其不能拥有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一直被视为城市的边缘群体,缺乏表达意愿的渠道,难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城市社会遭遇了政治排斥,其政治参与的门槛较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切实保障。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民在享受选举和被选举权利时,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注册方能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政治权利。这就使在非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参与城市政治生活。这种政治参与边缘化特征体现为主人翁意识差,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无组织性,个体随意性强;信息匮乏,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具有浓厚的非理性因素,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趋势明显;参与能力不强,多流于形式。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参政意识和政治素养均比较低,政治参与意识冷漠,不能合法地表达和保障自身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当不能充分表达自身合法利益时,一些人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表达他们的利益需求,使他们的某些行为由合法走向非法,进一步加剧了其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1.2 经济融入难
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存在,以及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农民工遭受到了明显的就业歧视,只能进入次属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在城镇就业难、工作辛苦、工资收入低、生活贫困、缺乏保障。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报酬权没有保障,欠薪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工作条件差,缺乏最基本的安全防护;三是劳动权益遭到侵害,休息休假权没有保障;四是社会保障缺失,不能平等地获得就业权利和公共就业服务。一般的观点认为,农民工经济融入度低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的待遇较差,如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劳动环境恶化、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缺失等。尤其是其住房处于“无管制”状态,有些人甚至居住在非常简陋的工棚里。在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中,社区本地居民的收入和职业层次相对低下,已经偏离了城市主流社会[2]。因此,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贫困区位化,加大了城市外来人口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之间互动交流的机会,不利于农民工向流入地主流社会的融合,从更大范围内强化了流动人口的边缘状态。
1.3 社会保障难
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由于身份的差别,享受不到工伤保险权、失业保险保障权、医疗保障权和教育发展权,权益受损的事件、案件日益突出。虽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城镇职工养老、工伤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但一般都是些原则性的规定,大多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已经出台,但其所规定的养老、失业保险非征缴范围,并没有明确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征缴规定在内,其社会保障工作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从而造成侵害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现象屡屡发生。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的人数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在医疗保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偏低,平均不到30岁,在大病住院等保险范围下需求较少,而且其不稳定性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因此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较低;养老、失业保险也因其流动性特点造成不高的参保率;生育保险基本与新生代的女农民工无缘[3]。此外,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发展教育亦没有保障。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师资、校舍、资金等方面缺乏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生存及发展艰难。针对农民工的专门性培训更是乏善可陈,教育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培训机构只收取培训费用,至于成效则从不过问。
1.4 文化认同难
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希望通过现代媒体及时了解资讯以提高自身素质,但企业、政府和社会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文化生活设施和项目。受制于观念、语言、行为、风俗等文化差异的影响,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带有的乡土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互不信任乃至文化冲突,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打工之余的主要活动为睡觉、看电视和聊天,用于文化生活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相当低,而且有随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4]。调查发现,农民工自己认为称得上社会交往和联系的对象中,绝大部分属于农民工同质群体的成员,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工把城里的熟人和他人算作他们与之交往和联系的对象[5]。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吃住在工地,城市文化生活匮乏,生活方式单一而枯燥,形成了封闭的“孤岛化”的群体生活方式。李强调查证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而且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将一部分属于底层精英的农民工长期排斥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6]。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文化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情况极端者甚至引发了激烈的反社会行为。
2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严重缺位,忽视了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和救助帮扶。虽然政府也承认诸如户籍、就业、医疗等歧视性政策“不好”,但受公共财政资源的限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策制定者们还是选择并执行了这些政策。
2.1 公民身份的缺失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脱离了农村,从事非农工作,但在户籍上仍属于农业户口,农民身份没有实质性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界定,被人为地赋予极强的制度色彩,不能享有“公民”的合法权益,其利益诉求没有正式的表达渠道,也没有获取政治权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约85%不愿回到农村,75%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7]。他们无法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只能被动地接受城市给自己一个另类的身份。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的不彻底,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在城市中的无常感。调查中,7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而有24.8%的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惑和迷茫[8]。有些人把原因归结为农民工群体的观念落后,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不关注长远的利益。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给予其合理的收益,这是其基于利益的现实选择。
2.2 城乡二元制度的阻碍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强化了农民工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不再像农民,也难以摆脱农民的身份,致使市场能力弱化,深受社会歧视。秦海霞认为,农民工体制是一种歧视性的制度,既不能激励农民工学习技能,又不能促使企业重视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其上升流动机会甚少,能成为农民工就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所以几乎所有的农村精英都加入到了农民工队伍的行列[9]。新生代农民工屈居于城市底层,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维护和表达利益需求时失去了话语权,一般很难实现机会均等及向上流动,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心理失衡。城市中的某些媒体,把新生代农民工简单地看作劳动的符号代表,一度片面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对他们为城市所做的贡献没有深度地进行了解,致使他们仍被看作对城市的生活、秩序造成拥挤和混乱的流动人口。这种排斥与偏见,阻碍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交流,也加剧了农民工“自愿隔离”的心理。他们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属取向,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的定位,产生城市社区的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
2.3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素质的制约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法制意识和竞争意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适应现代产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结构与用工单位乃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素养还有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虽有提高,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从而陷入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斥与区隔之中,成为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的‘游弋者’”[10]。农民工自身与城市居民的客观差异,不仅包括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指标,还包括教育程度、生活习惯、价值观等一些文化方面的指标。由于在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大多处于较为明显的低下水平,直接妨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以及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接触。事实上,不同个体的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年限、受教育水平、所处的职业阶层、务工目的、收入水平及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农民工个体的城市融入程度。
2.4 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
通过一定的组织参与政治,是维护权益、增进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不能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无法依靠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自我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微弱。因此,尽管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数量庞大,但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对城市社会的影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对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只有被动的影响。加上信息渠道的不畅和流动的不确定性,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通过直接地与劳动信访部门的接触,宣泄利益受损后的不良情绪,表达问题解决的意愿,信访制度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但是,由于信访部门作为一个协调性机构,缺乏实际的行政权力,存在着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时效性不强、事后补救性等弊端。如今,劳资双方经济地位差别悬殊,其力量对比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况,工人个体没有力量与雇主抗衡,这就需要新的工会制度的出现,来抵制雇主的专断,进而保障农民工的权利。
3 对策与建议
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如何实现自身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转变,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从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我国今后的社会转型和变迁。“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专家建议,各地应编制农民市民化的一揽子计划,可采取放宽落户条件的方式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逐步将他们纳入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因此,要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环境,这就要创新城市现有的体制和机制。
3.1 推进制度变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为下一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在农民工的制度上存在合理性、合法性及公正性危机,要求我们在制定农民工社会政策问题上,·要重新定位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人群和发展话语的方式,变革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规范劳动就业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强化后续培训制度,走出制度困境,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和发展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本身决定了不同经济区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需要分类指导:应该进一步改革农村社区土地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培育城镇积累功能和自我发展机制,使已经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和过剩的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从而减轻有限的农地已经超载的农业人口负担,以保证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1]。
3.2 加强组织化程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组织保障
这里的组织主要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成熟的市场社会的标志,也许就是存在健全而有效的非政府组织。这种组织有三个特点:一是非官方性,是民间自发产生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二是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三是自愿性,参加这类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因此这类组织也叫公民的自愿性组织[12]。2003年,中国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把进城务工人员界定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并进一步规定要“重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会组建工作”。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农民工工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势必会加快中国农民工工会的建设进程。2010年初,北京建筑业组建了首家农民工工会,至今已覆盖八成以上建筑业的农民工[13]。当然,现在的农民工工会的象征意义还大于实质意义,农民工工会数量有限,没有普遍的组织结构、格局,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实现劳资关系的动态平衡,路还很长。因此,要不断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要把单个的农民工组织成群体化的力量,增强其获取其社会保障的能力。
3.3 整合培训资源,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培训水平
农民工培训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国家也意识到教育培训的不足,进一步加强了政策导向投入。先后出台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教育部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帮助农民工逐步成为掌握职业技能、具备职业道德、知法守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工人”、“新市民”。但是,需求评估调查反映,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介入仍然缺乏。由于农民工培训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需要国家对农民工培训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培训经费。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培训项目以项目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及厂区、企业、劳动局等资源整合,在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等方面对农民工实施培训[14]。这就提供了一种借鉴,即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鼓励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3.4 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质就是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关键是如何使他们平等地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劳动力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延续目前主要依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我国城镇化发展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明显放缓。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上已经产生了融入城市的愿望,并且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社会。这就需要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或者说以统筹城乡的方式吸纳农村人口进城落户,作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可以预见的是,倘若新农村建设搞好了,农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镇化”,农村社会充分市场化了,农民便自然而然地市民化了,也不至于出现现有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国内外发展经验证明,现代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使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和农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应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紧紧依托当地农村劳动力和农业资源优势,以市场化为发展导向,大力培育发展农副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与之配套的贮藏、运销业等,实现“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15]。
3.5 强化社会网络,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社会支持